Community & Reflections
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远比一般人更具影响力。而事实上，除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外，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左右这个世界了。许多务实之士自以为能免除知识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为过时的经济学者所摆布。”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人只要生存于世，就无法回避几个带有终极意义的人生问题：生和死、贫和富、爱和恨。一个人终其一生，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这几个问题的不断解构和回应。大多数人的解构都平淡无奇，只有少数具有大智慧和深沉之爱的人才能将自己的回应化作地球上最美的思维之花，润泽人类的心灵。随着人类历史的延伸，上述几个问题被不同的学科分解为不同领域的话题，生和死成为宗教垄断的基本问题，爱和恨化为文学诗歌中永恒的主旋律，贫和富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 其实，翻检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流氓致富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点。而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之一，并且也是检验历代思想哲士人格的试金石。这方面最有意思的例证是19世纪两位思想家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这两位哲人一位是斯宾塞，一位是凡勃仑。前者的思想让当时美国的富人们欢欣雀跃，而后者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却迫使美国的富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公众形象。 比较这两位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颇觉意味深长。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一生刚好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始终。他的一大主要思想往往被后人误解为达尔文的思想，那就是“适者生存”。据他自己说，他只是将达尔文解释动物王国中死亡与生存的“适者生存”观点用来说明充满挑战的人类经济世界：“所有生物都必须接受‘生计日艰’的事实，而这个压力造成了普遍的进步，因为‘只有能够进化的物种才能生存’，并且‘能够生存的又必定是生物中最优秀的种类’。”他这样解释富人产生的合理性：贫富差距形成是自然力无可避免的结果，富裕者之所以富裕，是他们高度适应能力所带来的成就，富人只是自身优越性的受益者。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富有，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有了斯宾塞对财富形成的这种解释，富人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财富以及财富为他们带来的种种乐趣。这一观念也有力地保护了财富，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政府能对富人们获得及扩充财富的方式加以干预，如果要干预，就等于干预了人种改良的基本规律。 对穷人的冷漠是斯宾塞思想的一大主要特点。斯宾塞是这样看待穷人的存在：帮助穷人，就等于要中止一切的社会进步，因为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对自己生存环境无知，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结果。斯宾塞的思想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有如天启福音，因为他的思想完全符合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因为过去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有这么多的富豪可以这样充分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所以他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自1860年出版后的40年间，在美国总共销售了36.8万多册。 这一为富者进行伦理辩护的思想被萨姆勒（Willianm Craham Sumner）加以发展，遂有了下面这些“名句”：“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他们就是经过精选的，所以财富在他们手中会累积起来……他们很可以被看作是选来担任某种特定工作的社会代理人，因此他们能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不过这种交易对社会是有益的。”而生存竞争正好是对穷人的鞭策，使穷人以努力工作来克服天生的劣势。美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两位哲人的思想非常之欢迎，在积累财富的竞争中大获全胜的约翰洛克菲勒，就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自己优胜劣汰的观点：“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在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观赏者带来芬芳。”同样在商场上，也只有牺牲别人才能给洛克菲勒家族带来荣耀，“这并不是商业上的罪恶现象，而只是自然律或上帝旨意的具体化而已。”而萨姆勒执教的耶鲁大学，成为当时富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首选名校。 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的道理予以接受，“天择”观念对于贫穷问题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说明，但它衍生出来的观念却与欧美社会的宗教信仰发生剧烈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牧师们说教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这种宗教精神对斯宾塞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尽管在斯宾塞之后也还有一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辩护，但那种辩护词通常都不怎么理直气壮，只能重复“尽管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没有制度比这更好”一类的词语。 但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接受斯宾塞礼赞的同时，却在另一个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那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尖锐的嘲笑，制度学派的始祖凡勃仑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1899年出版），使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现除了财富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125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互相残杀得你死我活的竞赛，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目为是正当的消费。 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他的《有闲阶级论》甫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仑：“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一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是针对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在理论探究的终端，凡勃仑阐明了这样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对于经济人与有闲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究。在他们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顶，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失败者因自己的无能而忍受贫穷，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仑却认为这种人类观没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将社会束缚在一起的力量是出于“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他更不认为闲暇本身比工作更为人所喜好。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现在这种原始的单纯经济形态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闲阶级，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社会皆不视为低贱。这种原始民族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不是盈亏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自然的敬业精神及对后代的一种长辈关爱。人人都力求在他们份内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头地，偷懒（闲暇）虽不会受到责备，但却绝不会赢得社会尊敬。 凡勃仑还注意到另一种前工业社会，即古代冰岛、日本幕府社会。这种社会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有闲阶级，但这种阶级却不是无所事事的懒人，而是社会上最为忙碌的人群，但他们的工作却是掠夺性的，他们凭着武力或狡黠地掠夺财富，本身并不靠技艺或劳动从事工作。虽然这些有闲阶级取之于社会，而且也没有贡献出任何生产性的服务以作回报，但是他们的行径却得到社会默许。因为这些社会富裕得足以养得起一种不事生产的阶级，而习俗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一般人对这种阶级格外推崇，因此这种阶级不但未被视为寄生虫，反而被奉为能者与强者。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便有极大的改变。有闲阶级的活动即用武力赢取财富就被视为一种荣誉而为社会所推崇。相反，依靠出卖劳力的穷苦劳工却遭到社会鄙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天性，而凡勃仑却认为，这是人类生活方式在掠夺精神影响下堕落的一种表现，因为一个崇尚武力和掠夺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尊重人类劳动。 凡勃仑的眼光继续往前延伸，他在现代生活里看到了人类劣根性的久远遗传。现代社会里，有闲阶级改变了它的职业，改良了它的方法，但是它的目标──不事工作而专事掠夺却同样不变，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它们专门寻求女色或战利品，而现在代之以起的是追求金钱和积累财富，而炫耀财富或穷奢极侈却成为挂在印地安人帐篷上的人头皮的现代仿本。有闲阶级不仅因袭着古老的掠夺习性，他们个人的劫掠力量也仍然如以往时代一样备受社会推崇。凡勃仑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求在社会上受尊重，一个人必须要获致某种标准以上的的财富；正如同较早先的掠夺性阶级一样，野蛮人必须要获致部族里体力、武艺与狡黠的标准。”同样地，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亦必须以力服力，才能赢得其他人的敬畏，而在这种“力”的竞赛过程中，凡是从事于非掠夺性工作的人，往往自觉低下。 凡勃仑的贡献不仅止于此，他的关于现代人只是未十分开化的野蛮人的观点，不仅说明了有闲阶级存在的现实，而且暗示了一种社会内聚力的本质。因为早先的经济学家并未能十分清楚地说出当社会组成阶级的利益发生重大分歧之时，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束缚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当无产阶级毫不妥协时，是什么力量消解了革命？凡勃仑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自己独特的解答。他认为，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受限于一种看不见但十分坚牢的共同态度：工人阶级并不企图取代他们的管理者，他们只是试着去模仿他们。他们本身皆默认，他们所做的工作，比他们主人的工作要不“体面”得多。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除掉较高的阶级，而是设法让自己成为较高阶级的一员。正是这种心态，使社会得以保持平衡稳定。 凡勃仑对富人社会行为的研究颇为辛辣，《有闲阶级论》就是围绕富人因自己的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写的。凡勃仑认为，在19世纪，富裕的最大问题就是阶级结构的不良，富人的精神特质总让人感到荒谬。富人要炫耀自己的财富，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优越，而只有两件事情才能让他达到这一目的，大量的闲暇和大量的消费。在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的世界中，大量的闲暇是富人所能造成的唯一与众不同的特点：富人自己也许需要工作，但他们的妇女却可以享有闲暇，而表现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他们进行大量消费时，总是强调购买物品所支付的高昂“价格”来加深大家的印象，而购买时的鉴赏力却非常粗俗。与此同时，财富被大量花费在“官能娱乐”──美食、饮酒和各式各样的性关系上。但是一个人的饮食作乐有一定的生理限度，这种限度也一样适用于性爱。经历过一定时日以后，暴饮暴食逐渐地不再为人所赞赏，反而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同样，一度被认为最能显示财富所带来的乐趣──性杂交最后也成为大众的娱乐，甚至成为一种“保健疗法”，这时候富人在官能上的娱乐终于不再是令人羡慕的“专利”，于是富人开始尝试用财富创造尊敬，下列两种方法通常是最为便利的手法，一是购买爵位，如理发学徒阿克莱特（Dick Arkwright）因发明了旧式纺织机致富以后，他便花了大量金钱购买爵位，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理查爵士（Sir Richard），混迹于贵族之中；二是通婚，到1909年，美国已有500位富豪之家的女继承人，为了改善她们家族的声望而被远嫁外国，与她们一起嫁出去的是2亿美元。其中最有名的是凡德别特家族与马波罗公爵的联姻，这次联姻花了1000万美元左右，而联姻的“成就”也非常圆满：凡德别特家族抛弃了他们的强盗传统，他们的后代也从此变成极有声望的上层人士。这种情况表明，尽管这个世界多姿多彩，但它毕竟仍然与欧洲世界有着血缘关系，欧洲社会的传统依然起着作用，一个人仅仅有钱还不能创造尊敬，世界上有一种比单纯凭财富所获致的东西更高的荣誉。 自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一出，再没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凡勃仑本人也博得巨大社会声誉，不过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社会激进分子与知识分子们推崇他，而其他经济学家则不断探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在怀疑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值得严肃对待。不过越到后来，人们越认识到凡勃仑的研究的确触及到他所处时代的中心过程，而在同时期经济学家的探测之中，这一各种矛盾暴露得特别充分的过程却出奇地受到忽视，可以说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别于同时代其它的经济学家，以一双新的眼睛看世界，这里且不说他在别的方面的巨大贡献，只以他对有闲阶级的刻画为例，资本主义财阀是强盗大王这一点虽然令人不寒而栗，但却接近真实。他的学生──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威斯雷米歇尔曾对他的先师作过如下评论：“凡勃仑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他象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象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其他一个心智的解放者，能象他一般地摆脱环境的微妙箝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领域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象他一样锲而不舍的人。” 距离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出版的时代已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美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素质已发生了巨大改变，造成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也一直在改变，如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财富的简单炫耀已经不再象过去一样获得社会尊敬。现代政治家就比富翁有更特殊的社会地位，根据官方的统计，许多富翁愿意花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去担任驻小国的大使，以获得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一个人的尊严必须与音乐、艺术或慈善事业相结合。富人除了钱之外，必须在某些领域创下相关成就，否则根本无法获得社会尊敬。 观念本身往往是既得利益的试金石，人们往往会用观念来证明社会行为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里曾写下了有关金钱的千古名篇。自他以后，也不断有人在批判拜金主义和金钱迷幻症。但其实仔细深究，就会发现一点，历代哲士对金钱的不满，其实并不是对财富本身的不满，而是对富人们致富方式的不满，对他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无视穷人苦难的不满。每每翻看历代哲人有关财富与贫富差距的讨论时，我常常感到他们那种对人类那种深沉的爱，感受到他们那种深刻的学理自信和道德自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两本书，体现了两位大思想家深厚的人文精神。马克思曾给予两本书极高的评价，后者的问世，他认为对当时的欧洲来说，“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无畏的战士和批判家、杰出的艺术家所作出的真正的发现。” 在财富与贫困已成为困扰当代中国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时，我国的思想界又是如何诠释“财富与贫困”这一人类的基本问题呢？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历史在这20多年的脚步是如此匆忙杂乱，几乎浓缩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忧虑，即便是最有心的人也来不及思考这20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基本上被摒弃在知识界主流人士的视野之外。但到了今天，谁也不能再无视中国当代富裕阶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已构成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他们那种巧取豪夺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劳致富等观念成为过时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方式已从各个层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他们的消费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无一不对社会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无处不在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统计数据和各种事实已确切无疑地向社会表明，最多再过5~10年，私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形态的经济形式。在财富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诗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都没有办法反抗金钱的优越性。而政府官员们无法反抗金钱优越性的结果，就是贪污贿赂公行，权钱交易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这些富人们唯一没有拥有的就是真正的知识。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也确实以为金钱可以购买知识，于是开始以他们的方式污染着圣洁的知识殿堂，如购买文凭与博士、硕士学位，花钱找人作枪手写书之类。 世态变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个睁大眼睛看现实的人忽视这些现象，但有关财富与贫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国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已有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但没有包括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如今，富裕问题只是在少数作家笔下以漫画形式出现，始终未能成为学者们的专题研究对象，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一直缺位。仅以最基本的问题而言，不少富裕阶层的致富方式，即他们的“登龙术”一般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人们除了从那些不断被曝光的贪污腐败分子们的劣行中，想象富裕阶层的“登龙术”之外，真还没有办法对当代富人们的致富之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有几个基本问题还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富人们究竟是根据什么道德法则进行生活？这种道德法则如何影响财富的攫取和使用？他们是用什么思想与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社会各方面对金钱巨大优势的反抗，仅仅只体现在对富人们财富积累方式的谴责上。而这种谴责与整个社会巨大的金钱饥渴感相比，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已经尽了一个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驱使下，对弱者利益的漠视与对强者的无耻献媚。但就在梁晓声进行反抗的同时，最能介入中国国情研究，实际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经济学，恰好又基本上放弃了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对腐败问题所发的高论：如腐败现象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是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种方式等等，为腐败行为的大规模蔓延进行辩护。由于“寻租”活动之类的腐败行为是中国当代聚敛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宽恕腐败就是赞美富贵。这种“理论”在当今理论时空中照耀的结果，只会使腐败者不需要再对自己积聚财富的方式产生罪恶感：一切都是转型过程中无可避免要发生的，只是他们抓住了机遇而已。一个人之所以富裕，只是因为他曾占有某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另一些无聊文人常用有偿新闻的形式对这些富人的能力进行赞美，从能力和道德上把富人特殊化为与众不同的优越者──其实往往不久以后这些被赞美的“优越者”又东窗事发，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对财富与贫困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考，是检验每一个思想家人格的试金石。如果说前辈思想家对财富与贫困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而使他们同情的天平倾向于弱者，今天的“现代人”可以讥笑这种同情心的廉价与不合时宜，那么我们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当代思想家们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如吉尔德的名著《财富与贫困》完全是从经济增长根源方面来研究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尔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 （原载于《读书》1998年第1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美国科技人才国际化的得与失
何清涟 6月15日，美国《科学》杂志披露NIH（美国国立卫生院）一项为时约两年的调查。该调查于2018年启动，调查内容是针对研究人员外国关系，结果有两点令人吃惊，一是在对87个机构的189名科学家的调查中，发现约70%科学家没有向NIH披露他们获得了外国资助，约54%没有披露他们参与了外国人才计划。二是在绝大多数调查案中，被调查的都是50多岁的亚裔男性。隐瞒参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千人计划”是主要问题，隐瞒的资金中有93%来自一家中国机构。 与其说这是中国造成的问题，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自身的严重问题，这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美国疏于防范，二是本国基础教育未能提供足够多的科技人才储备。 美国的防范措施流于形式 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是个老问题。目前臭名昭著的“千人计划”于2008年设立，美国研究型大学不少教授与顶尖研究人才都参与了这个计划，而且在任职机构是公开的。如果说参与者向NIH这类联邦机构隐瞒，基本是与其任职机构合谋，任职机构多半假装不知道这事。为什么说是假装不知？因为参加“千人计划”有个基本要求，每年在中国国内工作一般不少于６个月（《中央组织部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问答》），除了几年一次的学术休假之外，几乎没人能向其任职机构隐瞒真实情况，离开美国赴中国去工作半年或哪怕三个月，因此，这些人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其实是任职机构在配合。 为何会配合？常见方式是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帮助其任职的美国机构从中国拿到研究赞助，已经披露的不少“千人计划”调查案例，都有这样的情节。从美国另一个调查中亦可略见端倪。今年2月，《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披露，美国教育部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展开调查，这是一项持续评估的一部分。该评估发现，美国大学至少有65亿美元来自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外国资金没有上报。根据这份文件，官员们指责学校积极向外国政府、公司和已知对美国怀有敌意并可能在寻找机会窃取研究成果和“散布有利于外国政府的宣传”的外国人募集资金。 上述问题因哈佛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系主任李柏（Charles Lieber）遭受联邦指控并于今年1月被捕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起诉书称，李柏在自己的美国研究团队从美国相关机构处获得逾1,500万美元资助的同时，通过“千人计划”接受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中国资金，还在这一问题上撒谎。让外界浮想联翩的是李柏还涉及在武汉的一项生化合作。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据美联社报道，2019年12月19日，位于密歇根大急流市的范安德尔研究所（Van Andel Research Institute）向美国政府申请资助时，以“故意忽略或草率无视”的态度，未披露该所研究人员已从中国政府获得资助。该研究所拥有一个具有尖端技术的癌症研究机构。 千人计划于2008年建立，直到2016年以前，美国大学、研究所接受中国政府资助蔚然成风，千人计划在美国招募人才畅行无阻，完全公开，美国知识产权被中国各行业低成本分享（成本主要花在研究者个人及其供职机构），对美国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美国也算设了篱笆，比如要求大学获外国资助超过25万美元必须申报，但形同虚设，人们将篱笆轻轻一提就扔一边了，面对中国这种时刻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视国际规则如儿戏的国家，不设防就等于开门揖盗。 美国为何必须吸纳外国科技人才？ 美国科技人才国别构成说明，美国科技研究对中国人才依赖甚大。这种依赖基于两点，一是信任，二是确实本土人才不够。 美国依赖外国人才，对利益对立的国家的人才也一概欢迎，首要原因是制度自信，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也很富裕的超级大国，既能为外国培养人才，也能为这些人才提供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美国大学研究机构也对外国人才持极为开放的欢迎态度。其次则是美国不太愿意正视的问题，美国的中学大学教育在20余年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引导之下，培养的青年越来越巨婴化，在公民责任与权利方面，几乎只谈权利，极少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感。在知识学习方面，逐步降低中学与大学的教学要求，其理由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种以快乐主义为理念的教育，是对教育平权的错误理解。教育平权，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降低水准的劣质教育。 以知识学习而论，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放弃了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事故以及包括同性恋、变性等等在内的性教育，已经越过青少年性教育的边界，很难分清是色情还是正常性教育。早在十年前，我作为家长去听过一位中学物理教师（他是新泽西州的年度优秀教师）的讲座，他谈到公立中学尤其是黑人社区的公立学校，不少已将物理、数学从高中课程中剔除，一些学校将其作为选修课。这位教师用大量图表与数据比较十国的中学教育，美国列为倒数第二。他指出美国中学教育放弃知识学习，对美国的未来人才培养非常不利。事实证明这位中学物理教师的担忧是有远见的，中学放弃或者减少数学物理教育，导致美国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国际化趋势明显，尤其是中国学生偏多。中国在美国学习的人才多，留在美国研究机构的人自然也多，2019年著名人工智能学术会议NeurIPS接受了超过1400篇论文，从中随机抽取了175篇论文的671名作者的教育和工作背景， 结果发现，其中有近30%是在中国大学读的本科，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但有超过一半的人后来在美国继续学习、工作和生活。 美国大学教育的弱点，在今年的武肺疫祸中再次显露。全球化基于比较成本学说，形成了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握研发及核心技术，其余的产品则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生产。这种全球化的生产链构想，在今年武肺疫情时期，由于中国因掌握防疫用品、呼吸机的生产而对世界各国趾高气扬之时，各国才开始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研究开发能力确实强大，比如这次在武肺病毒的核酸检测方面，已经升级了6代设备，一代比一代精细可靠。但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却不得不将呼吸机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让其他国家去生产，其中包括中国。原因是：疫情紧急，美国人有知识产权却生产不出呼吸机，据说呼吸机的1,400多个零件，有1,100多个要在中国生产，包括最后总装。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问题，有高科技，没有生产手段，没有生产能力，缺乏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工程师与熟练工。简言之，美国缺乏培养工程师的土壤，缘于不少中学放弃了数学、物理的基础教育。2019年10月10日，斯坦福大学教授、军事史学家Victor Davis Hanson在Fox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学习方面，2020年的大学毕业生掌握的知识只有1950年毕业生的一半。 吸引国际人才是把双刃剑，中国的科技精英在为美国贡献智力的同时，确实也为美国带来了科技安全问题。人才培养不易，一旦涉及这类科技泄密，对美国与人才都是损失。因此，美国应该开始考虑教育改革。当然，数理化基础教育不够，只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弊端之一，真正的大问题来自于培养了信仰共产主义的左倾青年，而且日益Far Left，这些弊端，在余波尚存的2020美国文革中已经暴露得非常充分，今后还将影响美国国运。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6月19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1920201148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东南亚各国历史教科书折射的政治焦虑（一）
今年如果不是中南海那波谲云诡的宫廷斗争抢去了世人的眼球，中国的教科书问题肯定会成为热门话题。 香港人反对中共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其核心就是反对使用大陆强加给香港人的政治教科书。在这问题上，香港人算是抓到一个根本问题了。教科书对成长期的青少年影响有多大？请看美国经济学界泰斗保罗•萨缪尔森的名言：“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他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至今被奉为经典，真正将我带入经济学之门的书就是萨缪尔逊这本《经济学》。 香港人抵制的是中共用于洗脑的政治教科书，中国的东南亚邻国面临的“中国问题”之一则是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观察已经有若干年，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教科书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一、如何构建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包括该国是否曾位列中国的藩属国，20世纪与中国的关系是友好还是对争。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牵涉到中国过去的尊荣；从现实利益看，则有个领土疆域问题。 二、如何评价1949年以后的中国，包括“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这里牵涉到其它国家是否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即是否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 本来，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一般都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用来教育本国青少年，并不关其他国家的事情，也很少成为外交关系中的大问题。但任何事情遇到中共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中共的特点是喜欢统一思想，看到别人说的、想的与自己不一样就不舒服。这不舒服，有机会就要发作，是否发作则是看实力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闭关锁国，自成一体，别国的教科书如何编，它管不着；在改革开放早期，翅膀没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经济上互利互惠。但21世纪零年代以后，中国（或者说预期自己将）“和平崛起”，中国要向周边国家推广“软实力”了，东南亚各国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自然也都出现了。 近年来，中国在与东南亚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时，总是强调一条听起来很生猛的理由：“某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愤青们还不忘记补上一句“某国在历史上，向中国明朝、清朝纳贡称臣”，仿佛一说出这句话来，自身腰板就直了起来。但中国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从来就不告诉国人，这些邻国就自身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各有一套说法，这些说法，与其说是对历史真实的叙述，还不如是折射了某国对自身与中国关系的现实政治焦虑。 以越南为例，在40-60前半期出生的中国人，一定还记得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中越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解放军如何帮助越南兄弟抗击美国侵略者，将穷凶极恶的“美国狼”（有时候美国军人又被说成是不能打仗的“少爷兵”）打得鬼哭狼嚎，取得了抗美援越的胜利。后来越南忘恩负义，于是邓小平大人又果断领导中国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狠狠教训了一下越南人。徐良那首《血染的风采》成了这场战争最炫目的标记。 对历史熟悉一些的人，还会知道到19世纪为止，大清是越南的宗主国，对中国要纳贡称臣，这种宗主与藩属国的关系直到1883年12月中法战争后才结束。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清政府同意对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但这段历史如今被越南说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大西洋月刊》2012年6月号发表一篇“The Vietnam Solution”，记述了作者见闻。在河内的历史博物馆，地图、图画和硕大的灰色石柱，纪念的是焦虑不安的越南人于11世纪、15世纪和18世纪抵抗中国宋、明和清朝帝国的入侵。罗伯特•坦普勒在其1998年有关当代越南的《影与风》一书中写道：“越南官方历史绝大多数讲的是抵抗外敌，几乎都是抵抗中国。越南担心被中国控制，这种心理跨越任何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越南人某种敏感的焦虑和警惕。”正如一位越南外交官所说：“历史上中越交战有17次。而美国入侵墨西哥只有一次，你看看墨西哥人对美国入侵多么敏感。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都在讲抗击中国的民族英雄的事迹。”对于越南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的霸权。即使目前越南与美国关系修好，越南人还是担心美国有一天会出卖越南，如同当年尼克松向中国打开大门，为中国进入越南提供了地缘战略条件——其实，越南讲述“中国侵略越南”的历史并非始于两国关系恶化后，一位曾于上世纪60年代末带兵援越的前辈曾对我讲过，军队开赴越南之后，团级以上军官都被越方请去看过中国侵略越南历史展览，每个人回来都气鼓鼓地。 由于越南现在不买中国的帐，昔日“鲜血凝成的友谊”曾降到冰点，现在也就是高那么几度而已。北京就只好对越南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假作不见。先解决在经济关系中渐居被动状态的日韩两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关专家专门研究了日韩两国教科书有关中国内容存在的问题（见《国外中小学教材有关中国内容的研究》，人教网，http://www.pep.com.cn/kcs/ktgl/gj/zg/201010/t20101021\_939832.htm）最严重的当然是日本，从远古到对“六四”事件性质的判断，全有问题。这里先列举韩国教科书被研究出来的“问题”。 据研究者叙述，发现韩国教科书对于中国内容的描述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十大问题，它们分别是：（1）高句丽和族源问题；（2）间岛问题；（3）渤海国问题；（4）满洲考证；（5）宗藩关系；（6）抗日战争；（7）朝鲜战争；（8）民族、国家与疆域的问题；（9）历史地图中存在的问题；（10）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部分行文中不当之处，等等。 这十个问题当中，高句丽族源问题确实是人家的“内政”，你要人家接受你的解释，就好比某家生了个儿子，母亲说由自己在某天某地生下的不算数，一个不在场的邻居的认证才最重要。最实在的可能是8、9两个问题。至于高丽与明清两朝的宗藩关系，并非高丽一国的问题，清朝廷的藩属国就有20来个，泰国、缅甸、尼泊尔全是，人家不一定都认帐，如越南就将这种关系硬说成是侵略的结果。如果要认真计较并让这些昔日的藩属承认、纠正这些“问题”，那真会成为影响现实外交关系的因素。 让这些国家的历史学者与教师聚集在一起，合编教科书，是不是会减少歧见？这个有创意的想法终于被近年来与中国文化交流合作甚多的斯坦福大学付诸实行。 结果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textbooks/）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谁说埃及民主失败了
面对埃及局势，有个奇特的现象，中共人民日报的调子，跟海外某些反共人士的调子，竟然不谋而合∶都是强调埃及民主失败了。很明显，中共媒体是通过渲染埃及混乱，来明示还是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好。而海外异见人士强调的“埃及军政府还魂”、专制又降临埃及，不仅结论太早，客观上跟中共官媒唱和，更重要的是，这种看法和结论，不符合埃及的真实情况。 共产党媒体的说法不值一驳。异见人士强调的两点理由——埃及临时政府最近任命的25名省长多是退役军官（说明军人干政），被关押的穆巴拉克被释放（证明独裁势力复活）——也是由于对埃及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只凭表面现象而得出的误判。 埃及临时政府任命25名省长，17人为退役军官是事实。但背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当选总统后，把17省的领导人撤换，任命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现在穆尔西被罢黜，临时政府更换这些省长，是对穆尔西倒行逆施、往政教合一方向发展的一个纠正！ 为什麽换上很多退役军官？因为军方是埃及世俗化的强力主张者，甚至可说是大本营。这些军官在局势动荡、国家遭受伊斯兰势力威胁之际，出任地方首长，起码能坚定地推行军方支持的临时政府的世俗化方向，而不向伊斯兰势力妥协。 另外，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主要在乡下、地方省份。从上次总统大选结果可看出，穆尔西的穆兄会，在开罗等大城市的得票并不高，他们主要赢在乡村。因为地方省份的居民和乡下人教育程度不高，更容易被伊斯兰分子蒙蔽住，整天阿拉真主的，而不懂得国家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意义。那些退役军官被派去做了省长，起码有利于稳定地方省份的局势，因为穆兄会势力只要不从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就闹不到哪里去。 判定埃及临时政府是不是独裁，军政府是不是还魂，最主要根据，应该看埃及是否还举行全民选举。至今为止，埃及临时政府并没有取消已宣布的三项重要的民主程序∶公投新宪法（去掉穆尔西们强加的伊斯兰条款），选举国会，总统大选。在公投和大选之后，包括25省的地方首长，也要通过选举产生。如果临时政府取消了所有这些选举，到那个时候再来说埃及军政府要独裁，还有点根据。而现在就下结论，明显妄断。 穆巴拉克被有条件释放，也不能成为军政府还魂的充分证据。因为穆巴拉克被赶下台后就遭拘捕，去年被判无期徒刑。后来穆巴拉克上诉，今年埃及最高法院重新审理，因检方的指控证据不足，所以没有被定罪。这些审理和裁决，都是在穆尔西当总统时发生的。最后这项贪污罪（接受金字塔报主编贿赂）也被法官判决无法成立。这些司法程序，并不是穆尔西被罢黜后进行的，穆巴拉克已经历49次庭审。而且根据埃及法律，嫌犯在候审期间临时拘押期限最长为两年，而穆巴拉克已在押2年4个月，所以在穆巴拉克没有被定罪情况下，再继续羁押就属违法。但埃及军方已表态，即使穆巴拉克被判有条件释放，也会对他在家“监视居住”，禁止离境。而且穆巴拉克涉嫌的其他案件还要审理，他还要出庭。当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让穆巴拉克走出监狱，对埃及军方和临时政府的形象明显不利，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埃及有独立司法，没有在时间上配合当局。所以，把穆巴拉克被有条件释放当作埃及军方复辟的证据，既不充分，也不正确。 我在之前的“如果埃及成为第二个伊朗”等文章中强调过，现在埃及发生的事件，既不是单纯的，也不是仅限于这一个国家的，它是“伊斯兰主义”和“世俗化”两大势力在中东这个战场的较量的一个体现。硬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党派之争来套用埃及情况，是南辕北辙；而用民主和专制的概念来划分，也是不得要领。 这从国际社会，尤其是穆斯林国家，对埃及事件的分歧反应就可清楚地看出。现在强烈谴责埃及军方的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卡塔尔这三个国家；非洲国家基本沉默，大国只有曼德拉的南非呼应土耳其。而强烈支持埃及军方的则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这个“分野”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土耳其所以强烈谴责埃及军方，是因为目前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跟穆尔西一样，是个伊斯兰分子，他上台后，明显要把凯末尔将军创建的世俗的土耳其推向伊斯兰化。以往土耳其出现这种倾向，土耳其军方就跟埃及的赛西将军一样，出面推翻这种要伊斯兰化的政府，然后重新选举。这种情形在土耳其已发生过三次。但这次埃尔多安上台后，开始时小心翼翼（不像穆尔西那麽鲁莽著急），待稳定脚跟后，就把土耳其军方强烈反对伊斯兰化的高层军官几乎一网打尽，以“阴谋政变”罪，把多达250名军官逮捕判决，其中最高军事首长被判终身监禁。所以，无论是从对伊斯兰的狂热，还是对世俗化军方的反感，土耳其总理都会对埃及军方镇压伊斯兰的行动痛恨。所以他才会近乎歇斯底里地呼吁联合国制裁埃及军方。 马来西亚支持穆尔西，也是从宗教角度，因为马来西亚把伊斯兰立为“国教”。美国被称为世俗化、同时又特别保护宗教自由的民主国家，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不可立任何宗教为“国教”，同时又规定不可限制任何宗教自由。这种立法，是对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最好平衡。而马来西亚之所以至今民主之路都很艰难，很大程度跟他们把伊斯兰立为国教有关。马来西亚的邻国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2.4亿人口中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穆斯林）占88%。但印尼即使在苏哈托专制时代，也没把伊斯兰立为国教，而是走世俗主义。印尼的民主转型比较平稳顺利，跟这个国家没有宗教化有直接关系。而马来西亚的安华（前副首相）领导的民主力量，在近年几次大选中，虽然比分越来越接近，但还是输给伊斯兰化强烈的执政党，这跟马来西亚的宗教环境有相当的关系。执政的伊斯兰政党，仅靠散布安华是同性恋这一条，就可以影响很多穆斯林的投票选择。 卡塔尔是个很小的穆斯林国家（只有170万人口），在世界战略格局中不构成多大意义。但是卡塔尔政府有钱，因为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卡塔尔的统治者也是强烈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办了知名的“半岛电视台”（卡塔尔是个半岛，所以如此命名），恐怖分子抓到人质要砍头了，就把录像交给半岛们，由他们导播到世界。现在这个半岛电视在美国招兵买马，最近就要正式开播（被指为要渗透美国）。这样的政权支持穆尔西，也很说明问题。 南非政府支持穆尔西，反对埃及军方，也不奇怪。因为曼德拉们掌权后，一直实行反美反西方的政策，并明目张胆地支持世界的独裁者们。曼德拉曾去拥抱卡扎菲，歌颂卡斯特罗，赞美江泽民，吹捧毛泽东（多是他当了南非总统之后）。在卡扎菲要被人民推翻之际，世界上最支持利比亚独裁者之一，就是南非政府。因为曼德拉是卡扎菲的朋友，卡扎菲曾发给曼德拉“国际人权奖”（奖金25万美元），曼德拉则赞美卡扎菲是“革命偶像”。卡扎菲的幕僚长巴希尔·萨利赫掌管利比亚政府的“非洲基金”400亿美元，卡扎菲被击毙时，这个幕僚长逃到南非躲藏。经过利比亚民选政府多次催要，曼德拉的继承人祖马总统才答应还给利比亚10亿美元，只是400亿的小零头。虽然萨利赫在国际刑警的通缉名单上，但他今年三月还公开出席南非班德举行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因为受到曼德拉们的保护。 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被视为西方盟友的开明的阿卜杜拉国王领导的约旦等，都力挺埃及军方。他们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本身立足中东，非常了解穆斯林兄弟会这种曾跟哈马斯一样的前恐怖组织对中东的祸害能力和作用。这些国家虽然都不是民主国家，但他们都反对政教合一，反对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因为那不仅跟他们信奉的世俗主义冲突，而且伊斯兰兴起，也威胁他们本身的世俗君主体制。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和战略考量，所以在穆尔西被罢黜、尤其埃及军方强力清场时，这三个国家联手向埃及临时政府提供多达120亿美元的援助（沙特阿拉伯50亿，科威特40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0亿）。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对埃及的每年13亿美元的军援，但即使取消，也对埃及军方不构成重大压力，因为美国的13亿还不到沙特等三国提供的120亿的一个零头。 另外沙特阿拉伯等国向埃及提供的援助，不像美国、欧盟那样要求制定项目，定期检查，有复杂的程序和要求。沙特阿拉伯等直接把钱汇到埃及国家银行，随埃及临时政府自由使用，没有条件和要求。 奥巴马政府迟迟没有取消对埃及的军援，因为有很多战略和技术问题难以解决。首先从技术层面，《纽约时报》报道说，如果现在取消的话，美国政府将因违反跟军火商的合同而被罚款高达20亿美元（超过对埃及的年度军援数额），因很多武器，都是按埃及军队的需要特制的，并已提前订购下单，订单已到2018年；而且军援中有15%是埃及战机坦克需要的零件，美国军方也用不上。 另一个技术（也涉及战略）问题，就是取消对埃及军援，等于跟埃军决裂。那麽埃及主控的苏伊士运河，美国航空母舰等就无法再通过。苏伊士运河是连结欧洲跟亚洲的南北双向水运，而不必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节省很多航程。一直以来美国都是靠这条运河，向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提供军火和物资。在埃及军方强制清场后第三天，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和4艘驱逐和巡洋舰，还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阿拉伯海。 另外更重要的是，埃及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取消军援，不仅等于断绝跟埃及军方关系，降低自己对埃及的影响力，而且会引起倾向走世俗化的埃及民众的反感，认为在埃及关键的“世俗化”和“政教合一”较量的时刻，遭到美国抛弃和冷落。奥巴马政府几次谴责埃及军方，已引起埃及民众反感，埃及临时政府也发表声明反驳，认为奥巴马政府根本不了解埃及的真实情况，不是在事实基础上做判断。 目前美国国内呼吁奥巴马政府取消对埃及军援的多是反对党议员，尤其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埃及军方武力清场前，麦凯恩跑去开罗“调停”，和赛西将军等多次会面，要求他们以释放两名穆斯林兄弟会领袖为条件，跟穆兄会做交易，因为穆兄会答应会因此将其两个抗议营地缩小一半。 但这个建议被埃及军方拒绝。很显然，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头子放出来，等于放虎归山，那麽穆兄会目前这种群龙无首局面就等于结束。那很可能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而且穆兄会说把他们的抗议营地缩小一半，并不构成实质意义。如果他们有诚意，起码应该结束占地抗争，尤其是停止暴力袭击政府机构和基督教堂等。 麦凯恩的调停失败后，可能有点恼怒，回到华盛顿后，就扬言推动取消美国对埃及军方的援助。而原来在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时，麦凯恩是支持的。 另外麦凯恩等反对党议员，也想用要求取消对埃军援，让执政的奥巴马政府难办，也有利用埃及事件搞政治、反奥巴马的意图在里面。其实遇到这种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事件，国会议员不应该再以党派为重，而应该以国家利益、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为重，尤其应该看重埃及等中东国家向世俗民主转型、保住中东茉莉花革命成果等重大利益。从这个插曲来看，麦凯恩也只是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最近沙特阿拉伯的特使（王子）到了巴黎，跟法国总统等举行了会谈，详细阐述了沙特对埃及局势的看法，尤其是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看法。据报道，法国被沙特王子说服，已决定支持欧盟对埃及的援助。实际上，只要真正了解埃及的局势，尤其是对穆斯林兄弟会来龙去脉深入了解，都会倾向支持埃及临时政府和军方。 今天，埃及局势展示三种体制选择∶世俗民主，世俗专制，政教合一。最好的选择是世俗民主，最坏的是政教合一，因为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恶劣、最黑暗的制度。在基督教和政权联手的时候，也出现过中世纪的黑暗。今天任何文明人，都不愿看到（被毛拉们统治的）第二个伊朗出现在中东。 有人说，世俗专制的共产主义难道不比政教合一的专制更坏吗？这个问题里其实有一个重大的误区，那就是∶共产主义是世俗吗？表面上看，共产主义者不信上帝，但共产主义却完全是一个宗教，只不过它的“上帝”是地球上的活人。 共产制度，尤其是毛的中国，金家的北朝鲜，那种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难道不是对“上帝”一样吗？如果反对了这种“活上帝”所遭到的惩罚，难道不比对天上的上帝不敬要严重多了吗？毛泽东的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北韩金家三代搞“主体思想”和“三位一体”，都完全是最反动的政教合一模式。 政教合一不仅更残酷，对本国和世界的危害更大，而且从“政教合一”跨向“世俗民主”也比从“世俗专制”到“世俗民主”更艰难。所以，宁可世俗专制，也不要政教合一。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现在还远不能下结论说，埃及民主失败了，军政府还魂了。 从目前埃及局势来看，穆斯林兄弟会的气焰已经被压下去了。埃及政府正在研究是否取缔这个前恐怖组织，恢复原宪法中的条款∶以宗教为诉求的政党不可参选。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近日在《纽约每日新闻报》撰文，也是这个看法，认为应阻止穆斯林兄弟会进入埃及的民主进程。他说，就像欧洲国家在二战后不允许共产党进入这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一样。因为共产党的目的是夺权、建立自己的专制社会，而根本不是你上我下轮流执政的制度。穆斯林兄弟会的目的也是获得权力后建立一个本质上和共产主义同样的政教合一社会，那是一个无数中国人经历过的、手举小红书，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毛教黑暗时代。 《纽约时报》说，经过军方武力清场、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力示威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击、并逮捕这个组织的高层领袖之后，穆兄会已“陷入混乱和溃退”“几近瓦解”。 当然，埃及的民主之路还很艰难，但应该相信8400万埃及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他们第一次革命，推翻了世俗专制；第二次革命，推翻了要政教合一的总统。如果埃及恢复专制，埃及人民会起来第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时，埃及人就在开罗广场说，谁要独裁，我们就起来革命，我们已经有经验了。现在他们更有经验了。 2013年8月22日于美国 2013-08-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陈布雷长孙陈师孟为何成了台独大将
在当今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的三角战中，蒋介石当年的「文胆」陈布雷竟没有被任何一党恶评，对於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来说，实在罕见。 国民党推崇陈布雷有其原因，因陈跟随老蒋逾二十年，是蒋介石主要文稿的撰写人，直到四八年自杀。共产党方面，近年中国大陆出版多本陈布雷传记，有很多正面评价。像根据陈布雷的二十九本日记写就、去年出版的《陈布雷大传》就是其中之一。该传记指出：陈布雷不贪婪权势，不谋求高官厚禄，是一个品行端正的知识份子。而民进党方面，或因陈布雷的长孙陈师孟成了台独大将，不便置评，或因陈布雷和民进党隔世隔代，没有任何交集。 在台湾的蓝、绿政治分野中，当年撤到台湾的国民党高官显贵的後代，几乎清一色支持国民党。而陈布雷的孙子陈师孟却选择了支持民进党、赞成台独，并且出任过民进党中央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其独特性，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几年前就在台北结识了颇有陈布雷温文尔雅之风的陈师孟先生，但一直没机会就他的身世长谈。最近他和夫人到美国度假，邀朋友们到他们位於新泽西的住宅聚餐畅谈，而我则把这次聚会变成了一个专题采访。 ●「当代完人」不许子女从政 陈布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确实是个独特的人物，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虽处权力中心，但他却不争名逐利，始终谦恭、低调，一直保持著传统中国文人的淡泊、清高之风。在抗战胜利之际，很多国民党大员争相中饱私囊，他却两袖清风，甚至在物价飞涨、国库严重吃紧、人人争储黄金之际，把家里的金银兑换成国家的金圆券，以助国家解决危难。他死时床下只有七百金圆券，当时只够买两袋米。虽然他的自杀使正处於败境中的蒋介石难堪，但蒋仍亲写挽联「当代完人」，并办隆重葬礼。 陈布雷有七子二女。虽然陈卷入中国时代巨变的政治漩涡，但他却不许孩子们从政，要他们学务实的专业。所以，他的七子全部听从父训，均学医农理工。只有二女陈琏，其母因生她过世，被起小名「怜儿」而受骄宠（「琏」是怜的谐音，古之祭器，陈布雷要女儿不忘生母），中学时代遇到共产党老师，再加上丈夫是中共学运领袖，因此她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中共建政後曾任团中央少儿部长（其夫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陈琏被迫离婚，并不堪批斗羞辱而跳楼自杀，年仅四十八岁（和其父自杀相差19年零6天）。 陈布雷的九名子女，只有长子陈迟（陈师孟父亲）到了台湾，还是偶然所致：国共内战之际，陈迟在美国攻读农业硕士。在他毕业後乘船返回上海、途径日本之际，听到共军占领上海的消息，当时中共广播要船直开上海，不要改航。但船长却当机立断，把船开向了基隆，由此改变了陈迟一家的命运。而陈布雷留在大陆的子女，则都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 ●祖孙选择有异曲同「理」 1948年秋，陈师孟在美国出生整整一百天时，他的祖父陈布雷在南京自杀。但对於这个长孙，陈布雷还相当有感情，亲自为其起名「斯孟」。後来在台湾注册户籍时，被写成了「师孟」。陈师孟很有其祖父之儒风和内秀。他以法商组「状元」的成绩考入台大，後来留学美国，获俄亥俄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陈师孟十八岁就加入了国民党，父母自然也是倾向国民党。五十年代初，蒋介石曾「召见」陈迟，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目前的工作是否满意，二是有无困难，需不需要帮助？当时在一家糖厂工作的陈迟回答说「没有」。召见虽简短，并只有一次，但它说明蒋仍记得陈家後人，想予帮助。以这样的政治背景，以及他本人的资历，陈师孟如果像祖父一样跟随国民党，在两蒋时代会很有政治前景。但陈师孟却走了另一条艰难的人生之路：支持台独。 在这一点上，陈师孟似乎继承了祖父的一种气质。陈布雷并不喜欢政治，去世前还说，不懂政治。陈布雷能进入权力中心，是因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被蒋介石器重礼聘。蒋的主要文告等，均出自陈布雷手笔。像抗战周年时蒋发布的著名《告全国军民书》，写得颇有古代《出师表》之磅礴气势。连中国当时另一个政论文高手、《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深为折服，赞为「琳漓酣畅，气势旺盛，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徵也。」 在当年国共两党的选择中，陈布雷选择了国民党，这在当时是一种真正的智慧，因为国民党起码保护私有财产、遵守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共产党以暴力和欺骗起家，後来建立了邪恶帝国。而国民党撤到台湾後，则实行欺压台湾人的专制殖民统治，相比之下，民进党代表的是民主进步的力量，因此陈师孟今天选择民进党，和当年陈布雷选择国民党，本质上有异曲同「理」之处。 ●走出「大中国」的迷障 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任何有基本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人都会反对。当年在反国民党独裁中，有很多外省知识分子，像李敖、柏杨等等。但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大中国」的迷障，都反对台湾独立，其实就是反对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但陈师孟为什麽不同？ 首先，由於父亲在台湾南部的糖厂工作，所以陈师孟的青少年时代不是住在台北国民党的「眷村」，而是在南部和台湾孩子们一起长大。所以他不仅能说一口地道的台语，而且他的朋友也多是台湾人。因此在心理上他视自己为台湾人，而不像那些眷村长大的外省子弟那样，有一种自身优越感，也和本地人有心理距离。这种和台湾人的亲近感，使他日後没有多大障碍和「转折点」就走向了尊重台湾人民自决权的道路。 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件，使他对国民党专制的恐怖有了切身体验。七十年代初，他从台大毕业、也服完了军役，正考虑何时出国留学。突然有一天，他被「警总」约谈，劈头就是一顿谩骂般的训斥。後来他才明白，原来是母亲从海外寄信来，希望他尽快到美国深造，主要的考虑是，学业最好是不间断地一气念完。当时所有的海外信件都被警总拆开检查。母亲劝儿子尽快出国留学，就被视为「不爱国」，「想逃跑」，并被痛斥。这事实在让陈师孟震惊不小。当时蒋介石政府刚被驱逐出联合国，政治气氛更是紧绷。 许多台湾人都是到美国留学後，对民主有了直接感受，对台湾问题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也更无法忍受蒋家的专制。陈师孟在美国期间，更接受和信奉了自由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等人民自决的思想。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後，作为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没有「不爱中华民国」，而是回到了台湾，到台大教书。当时正值卡特政府和中共建交，许多台湾人往美国大逃亡，而陈师孟却率全家回台湾定居。他去中华民国驻美领馆办理手续时，领事非常吃惊，特地出来向他表示敬意。 回到台湾後，陈师孟则受到了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的外省知识分子傅正的影响。人所共知，雷震当年主张建立「中华台湾国」；而傅正则写过「中止一党专政」、「国库不是国民党的党库」等文章，进而跨越反专制，主张民族自决，并成为民进党创党「十人小组」成员。陈师孟认同傅正的思想理念，钦佩他的道德勇气，也追随了他的选择，退出了国民党，进而加入了民进党。九十年代初傅正去世之际，陈师孟陪伴在他身边。 ●蒋带到台湾的黄金成「古董」 由於学经济出身，陈师孟对中共对台湾的经济统战和打压感受强烈，他认为台湾要健康、繁荣地生存下去，必须摆脱中国。不少反台独的中国人强调，台湾的经济腾飞，主要靠当年蒋介石带到台湾的黄金；台湾要独立，先得把那些黄金还给中国。对於国民党带到台湾的那些「神秘黄金」到底用在了哪里，担任过中央银行副总裁的陈师孟，曾去过位於新店山洞的「金库」查看。他说当年蒋介石带去的黄金，估计只有三百多万两，迄今仍有不少储放在架子上，它们形状不一（因多是当时用金圆券从民间换来），且成色不足（很多只有九二），根本达不到九九．九九的可用标准。如果说那些金条对台湾最初的经济稳定起到了作用，那也多半是心理上的，而并不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陈师孟曾建议把那些黄金运到瑞士等地成色加工，但被高层否决，担心泛蓝炒作，演变成政治风暴。 身为外省人而支持台独，在国民党天下，不仅处境艰难，更会被外省人视为「叛徒」而遭责骂，甚至仇视。台湾人主张台独还「有情可原」，而外省人支持台独则「天理不容」。陈师孟曾收到过二百多封黑函，有侮辱恐吓，有破口大骂，甚至还有威胁要杀掉他全家。很多黑函中还塞有诅咒的冥纸等。陈师孟说，黑函绝大多数来自外省人。就连他家的邮箱都遭殃，被人灌进剩饭剩菜，还有用过的保险套等。他父母也反对他的选择，母亲辞世前还不谅解，劝他「赶快退出民进党吧！」 ●不是血缘和种族的「台独」 但陈师孟对民进党的支持却更进了一步。他不仅进入民进党高层，而且在1994年陈水扁选上台北市长，邀他做副手时，毅然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可谓「舍命陪君子」。在陈水扁二千年当选总统後，陈师孟再次应陈水扁之邀，做了总统府秘书长。但由於他在立法院表示国号、国旗都是可以改的，遭到泛蓝攻击，同时由於内部政策意见相左而离开总统府。 民进党执政後，由於权力分肥难以均衡，无数台独前辈、大老、各路曾流血、牺牲、坐牢的英雄等等，都等著分享胜利之後的一杯羹；一不满足，有人就反戈一击。诸如民进党内出现了许信良、陈文茜、施明德等一波又一波的脱党、倒戈者。但陈师孟失去权力位置之後，却没有那种失意和逆反心理，反而仍热情、执著地为台湾人仗义执言。在施明德领红衫军倒扁时，陈师孟不仅没有应和，反在台湾发行量最大的《自由时报》发表痛斥施明德的长文，指出蓝军红军要用街头运动推翻民选总统，就是摧毁台湾的民主。该文写得逻辑缜密、论理透彻，文字也有气势，颇有陈布雷之风。 陈师孟的「台独」，不是出於血缘、种族，而是一种理念认同。因此他显得比台湾人还要「台独」，还要坚定。 从陈布雷到陈师孟，祖孙选择了不同的政党，走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但如果陈布雷九泉有知，以他的正直个性，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也没准儿会赞成长孙的选择呢！ 2007年7月21日於纽约 ——原载《开放》2007年9月号 2007-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笔杆子 - 智囊 - 公知 - 帮闲——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一）
说明：本文涉及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热心于政治、社会事务并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群体，那些虽然依附在体制上、但只埋首本职工作的不计在内，因为他们从来未曾主动想过要如何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 最近发生在吴法天身上的约架事件，起因是在什邡事件上，吴为党与政府做帮闲做得太过于无耻。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自己时常在想、却不想下笔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一、从毛皮关系到精神独立的尝试 如果要为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梳理一个大的脉络出来，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1976年以前的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是“毛皮关系”。在剥夺了全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并将所有人置于中共的政治-经济双重控制之下后，毛经常教导知识分子的就是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中共政权是“皮”，知识分子只是附在皮上的“毛”而已。知识分子整体上是被改造利用的对象，文革中甚至被贬为“臭老九”。少数精英分子的利用价值较高，尤其是那些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好、文笔好的高端人才，可以被毛纳入麾下，成为笔杆子，有的编写各种教科书，有的为毛撰写各种宏文，如九评苏联共产党之类。毛对他们的称呼有两种，爱之恨之都称为“秀才”（科举制中的最低阶，学问有限），官称则有时是笔杆子。视之为“工具”，非有独立人格的人。 1970 年代末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社会角色合法性的开端。这段时期中共执政集团作出前所未有的接纳知识分子的开放姿态，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的社会等级提高到与工人同等了。知识分子很感谢，郭沫若写了篇“科学的春天”表示自己的激动与感恩。这一时期，以作家、记者为主体，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文革”进行反思，这些作品因之得了个特殊的名称，伤痕文学。这段时期的典型文学形象是“爱国知识分子”，其特点除了刻苦勤勉和专业成就之外，还要强调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的忍辱负重，最终被国家政治承认接纳而感恩戴德。这种知识分子形象确定了知识分子与党国一体的政治权力之间的从属关系。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体制内外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改革，甚至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这段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之上的知识分子以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群为主体。在朝在野均十分活跃，在朝有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为主的群体倡言改革；在野则有以编著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等人文知识分子策应。中国的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地位之变化从名称的变化可见一斑，上世纪 80年代第一次出现了“智囊”这一称呼（从西方借用），表示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并建言了。在媒体也有一群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如《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读书》、《文汇周报》、《书林》等，即使是官方的《光明日报》，那时也很有看头。 这是中共建政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尝试用本身专业知识与社会经验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公共事务，并影响政府决策。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都希望与党内“改革派”合作，通过党内改革派践行自己的一些主张，因之其命运不可避免地必然与党内改革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六四”之后，不少人被迫辞国，在国内的人也历经磨难，不能再介入国内公共事务。近三四年对这类人士稍有放松，但其言论已很难产生大的影响力。 二、利益格局严重分化下的知识分子分化 到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加速进行，社会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利益分化。部分知识分子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化，尝试对改革过程中的权力市场化与权贵私有化进行批判。这一轮的特点是发言者不再直接触及政治改革等话题，也不再寄希望于党内改革派，而是将公共利益，比如国家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权力腐败产生的恶劣影响、收入分配、农村问题、贫富差距及权力对市场秩序所起的严重腐蚀作用等，作为重新构建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话语基础。笔者的《现代化的陷阱》算是这方面的开路之作。此后，中国的政治腐败及民生等课题成为媒体报道与现实研究的重心，前者受到的限制较多。有了我这个例子，禁止在谈腐败时出现“制度性腐败”字眼。但民生等问题讨论空间较大。必须指出，这一时期，批判意识仅存在于少部分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明显地形成对体制的强烈归附，但社会公众还只是对知识群体中风头最健、话语权最强势的经济学者群体表达不满。这个群体公开鼓吹“腐败有理”、“是改革必须要付的成本与代价”。因此这个群体被看成是为权贵群体剥夺人民的吹鼓手与辩护者，网络上经常出现对经济学家的批判。 21世纪零年代，中国已经进入“丛林法则”盛行、赢者通吃的年代；这十余年，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已成定局，改革共识日益破裂。经济上已经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状况，贫富差距已成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就业日益艰难，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政府对民众的生存权肆无忌惮地剥夺。我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这段时期伯中国政治状况：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行为合法化。原来在80年代形成、90年代前期尚 存一息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群体呈现明显的利益分化。国内人喜欢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划分知识群体。“体制内”的是指在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大学、社科院等各类研究机构、官办媒体等机构供职的知识人，“体制外”的则指受过大学、研究生教育，但却因各种原因而不在上述几类机构供职的知识人，这些人的特点是愿意并喜好就公共事务表态（或可称作“好管闲事的人”）甚至参与。并希望通过自身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或行动来影响社会。他们与体制内一些同样有就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一道，被社会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就是这段时期出现的。从2005年《南方周末》开始评选之后，以后几年一些民间机构组织评选，甚至还有个人评选。但越到后来评选标准越滥，随着入选者的滥化，最后是“公共知识分子”被谑称为“公知”，成为舆论嘲弄的对象。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身份角色。命运注定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两种无法回避的社会关系：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其二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也就是利益受损者）的关系。说得直白一些，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凡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必须选择是为权贵集团说话，还是为民众及公共利益说话。 身处这两种关系的纠结之中，知识分子面对未来政治社会发展，越来越难于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2008年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以前，知识分子还可以选择“蝙蝠型”生存方式，在两大对立面当中游走。到后来，在政治权力与民间呼声的夹击下，这种生存方式的空间越来越狭小。部分原来比较活跃的人物躲进了书斋，淡出了公共视野；还有部分则心甘情愿地俳优化，做了权力的帮闲（新左派最为典型）；部分想走中间路线的虽然还在公共领域内发言，但稍有不慎，立刻成为网络舆论唾骂的目标。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2期，2012年7月12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648）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评《人民论坛》社会病态调查：党有病，自知否？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近日发表《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第十大社会病是“自虐心态”，并注释为“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 这一病情“注释”引起网民很大反感，该项调查的其它内容反而被忽视了。 \病态调查是扇半开门的舆情窗口\ 《人民论坛》经常在网上做一些随机调查，据其网站自述，该刊每期杂志被送至中央、国家部委及各地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案头。出于这一原因，该杂志有时会打开一条门缝，让领导层看到一些真实舆情。 那么，通过《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人民论坛》究竟想向中共领导层传达什么信息？ 主题当然是中国社会患了病，而且患得不轻。但如果只止于这点，《人民论坛》的调查就没有意义了，重要的是要点出病因。这活儿可不好干，因为这好比御医给皇上看病，就算皇上病入膏肓，随时可能“龙驭上宾”，话也不能说透，得说圆乎了。说得不好，龙颜大怒，顿时从医生变成阶下囚，成为华佗第二。 且看《人民论坛》怎么给社会病态把脉。调查指出，“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 位列当今社会病态前三项。调查解读说，近九成的受调查者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 ，而且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超过半数的网友（占比57.5%）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信仰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50.8%的网友认为，“制度层面，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为一些人效仿的对象”，是造成这一病症最主要的病因。 分析“习惯性怀疑”产生的原因时，调查指出，“政府公信力下降”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的主要祸根，然后列出“政府说什么都不信”（41.2%），指出“今天，这种‘不相信’、怀疑一切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公正……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等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在笔者看来，这三不信其实都源于不信任政府，因为专家主要就职于财政供养的研究教育机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延伸至一切与政府有关的部门及任职者。 《人民论坛》巧谏的苦心于下可见：在看起来与政治最不相关的“娱乐至死”的各种问题设问中，加进了“人群”这一选项，结果是：61.0%的受访者认为，“娱乐至死”是社会流行的病症，官员群体和青少年群体是最易感染人群。官员本是负有政治责任的群体，居然与最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的青少年一样，中国社会责任感缺失病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调查分析最后指出，“社会之病”是“人心”之疾，“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集‘素养、心性、价值观’等为一体的文化问题，需要执政党对症下药”，要想治愈，“还需从执政党做起”。间接承认由执政党、体制、官员构成的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有病，并将治愈的责任放在执政党身上，就是《人民论坛》这篇调查分析的主旨。 \北京的自我诊断：是肿瘤不是癌症\ 《人民论坛》这篇调查指出中国社会有重病，也委婉指出病源在体制、官员与政府，但没敢说出到底是癌症还是肿瘤，将这一判断权留给了“英明的党中央”。习近平执政以后的高调反腐，涉及朝中文武两班要员，这表明他知道中共有病，而且病情不轻；但是，他用的是切除“肿瘤”的办法，虽然不少人盼望他下一步下药（政治体制改革）“治癌”，但目前并未看到他对民主政治表示过任何兴趣。腐败究竟是可以切除的肿瘤，还是已经渗透到中共体制的癌细胞，通过王歧山管下的中纪委这把手术刀，能够一举削除腐肉、挖掉肿瘤，从而实现中共统治的“中兴”吗？ 十年前，我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出现失败国家四大病症的前三项，公共权力 的私人化、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及暴力行为（含政府及个人二者）的普遍化，唯一没出现的就是国家军队私人化（党化还不算私人化）。腐败只是上述三项病症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现在部分切除腐败肿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为中共赢得一段时间，这就是我说过的习近平向天再借十余年的由来。需要指出的是，在反腐延命的这段时间里，比如习执政的十年内，如果只是继续强化一党专制，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一小群人，即依靠体制生活并在这十余年中平安辞世者，至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与中国的未来，还得继续生活在受“癌症”折磨的痛苦之中。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人民论坛调查将第十大社会病“自虐心态”注释为“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为什么骂？因为一个人无论在中国社会里如何努力向上，最后都不容易摆脱厄运。比如，公门中人经过激烈竞争，好不容易爬到厅局级甚至省部级，弄得不好，也会一头栽进监狱里；商界人士在商海沉浮多年，苦心结纳政府官员，好不容易积攒起巨额财富，靠山一倒，不仅财富烟消云散，还落个家破人亡。这两类人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往往是一只脚留在国内继续为官经商，不放过任何发财机会；另一只脚却踏在国门之外。他们私下里“骂共产党、恨体制”，皆缘于这个体制让他们富贵无常，祸福不定。 至于弱势群体恨体制、仇官仇富，那是因为他们早已被甩落在“中国现代化列车”的一、二等车厢之外，只能坐在简陋的敞篷货车里，捡一等车厢“贵宾”们食剩的一点残余物质求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首次公开披露，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居于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居于底端的25%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种基尼系数，想来应该居世界之首，不仅让本阿里统治时期的突尼斯与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汗颜，就连恶名昭著的卡扎菲与萨达姆都会自愧不如。 《人民论坛》通过问卷设计，委婉地告诉中共：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已经严重动摇，骂共产党、恨体制的人当中，有大量自家人。虽然这是“自虐心态”的表现，但还是请党了解这种“自虐心态”背后的真相吧。 然而，党是否能体会到《人民论坛》的一片苦心，还真不好说。只要党未放弃使用五毛队伍，用这些低价购买来的虚假民意混充真实民意；只要党继续将任何批评声音当作“寻衅滋事”，就说明党还是讳疾忌医。如此，则亿万民众齐骂党的“社会病态”就只会日益严重，而党对“寻衅滋事”的恐惧担忧也越发增强，至于用割肿瘤之法医“体制癌症”能否见效，就唯有祈求马克思及毛邓在天之灵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9月1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survey-20140916/245189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两个西方，你选择哪个？
在中国刚刚打开大门的时候，年轻人对西方充满了渴望、羡慕和推崇，因为西方意味著共产世界的对立面：自由的社会、民主的政治、开放的思想、繁荣的物质。想像中的西方是一个对抗独裁专制社会的整体。当年我们对西方的崇拜，首先是出於对专制世界的憎恨，其次是由於铁幕阻碍了中国人和外部的联结，我们很清楚自己不了解西方。 今天，随著中国的开放和突飞猛进的电讯发展，大量信息涌进了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已经没有多少好奇心；相当一大批人崇拜的是西方的各式名牌，西方的各种时髦思潮。同时，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开始好转，政治上也远比二十多年前松动，不少人对专制世界的痛恨也开始淡漠。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似乎唤醒了许多文化人压抑已久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情怀，於是他们开始蔑视西方。和当年崇拜西方者正相反，今天蔑视西方的人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於他们自认为非常了解西方。 ●传统的西方 Vs. 时髦的西方 那麽西方到底是什麽？她是应该被推崇，还是应该被蔑视？华文世界的人们（无论是否居住西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长期密切关注西方的人会发现，事实上有两个西方： 一个是传统的西方：那个产生了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狄更斯、亚里士多德、亚当．史密斯、华盛顿、林肯的西方；那个人们捧著《圣经》上教堂、唱著铃儿响叮当欢度圣诞节的西方；那个赢了二战、冷战，正在和恐怖主义作战、承担人类道义责任的西方┅┅那个被称为保守派的、右派的西方。 而另一个则是当代时髦的西方：那个产生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萨特们的西方；那个给共产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攻击把柄的西方——腐败堕落、玩世不恭的西方；那个当年推崇共产主义、今天惧怕恐怖主义的西方┅┅那个被称为自由派的、左派的西方。 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多是那个当代时髦的西方，而罕见那个传统的西方。这并不是由於传统的东西离今天远，当代的东西离今天近，而是由於推崇传统西方价值的，绝大多数是由沉默的中产阶级组成；而代表当代时髦西方的，则是全方位掌握著话语权力的所谓知识份子——记者、作家、大学教授、法官、律师、演艺界人士等等。他们的声音以最快的速度、最响亮的分贝在媒体、校园、法庭和银幕舞台上被表达出来。而且，推崇传统保守主义价值的中产阶级，在民主国家不「闹事」，他们对国家领导人或政府政策不满意，倾向用选票和法律程序来「平静」地表达。而倾心时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左派人士，则热衷煽动街头抗议来发泄各种不满情绪，诸如反战、反经济全球化、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等等。所以，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那个喧嚣热闹的西方，多是那个左倾的西方。 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界基本上是被左派主导的（所以导致了一系列人类的重大灾难），大部份名声震天响的文化界人士都是左翼；右翼保守派一直是极少数，而且在媒体、大学、研究所等各个领域都遭到冷遇和杯葛。但是，在西方左右派的激烈较量中，从来都是保守主义的主体价值胜利。为什麽？就因为它right（正确），就因为它是经过了人类千百年生命的体验，所凝聚出来的、符合人性的价值。所以，尽管步履艰难，尽管全方位地遭到声势浩大的左翼自由派的阻碍，西方右翼保守主义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动著。而西方左翼，在输掉了冷战这个廿世纪最大的战役之後，不仅没有吸取任何教训，现在又成为廿一世纪人类战胜恐怖主义的长久战争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恐怖主义并不可怕，因为它根本没有实力；可怕的是那些阻止你和恐怖主义战斗的西方左派。 ●左派以「善」的名义剥夺「权利」 在廿一世纪的今天，西方左右派的争斗主要表现在外交、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三大方面： 在对外政策上，面对伊拉克战争、北韩和伊朗发展核武等问题（包括如何对待共产主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恐怖份子等），左派总是主张沟通，谈判，对话，对邪恶有浪漫情怀和幻想，不坚持原则，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这种浪漫的结果，不仅不能坚定地抵抗邪恶、战胜邪恶，反而在多数情况下由於姑息邪恶（或因恐惧不敢应战），而成为邪恶的帮凶或同谋。 右翼保守派则清晰邪恶的本质，强调不可姑息邪恶；主张强大国防，通过发展军事来保障和平，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铲除邪恶。 在经济政策上，左派基本都是「大政府派」，尽管没有胆量承认，但他们所做的，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要建立福利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总想由政府包揽一切，管理经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以建立均贫富的所谓平等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因为只要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掌控，并用高税收（再分配给穷人）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就一定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越分配，政府就越大，腐败会越严重；最後既没有平等，更无自由。用与哈耶克齐名的自由经济思想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话说，左派就是倡导「善」高於权利，其结果一定是以善的名义剥夺了权利，践踏了自由（选择）。 而右派强调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尽量降低税收、削减福利，重视充分的市场经济，看重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让经济在自由竞争和市场的调解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灾难根源——「道德相对主义」 主张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进行种种干预的西方左派们，在社会问题上，诸如婚姻、家庭、堕胎、同性恋、非法移民、犯罪等等问题上，却全方位地推崇自由。他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不强调家庭价值，对离婚不那麽苛刻，对单亲家庭十分宽容（甚至赞美），支持堕胎、同性恋，主张毒品合法化，以自由的名义纵容个人行为；为违法、犯罪者争取权益不遗余力（这点比较容易让来自独裁国家的人倾心，因为经历了政府制度性地迫害个人的情形，他们容易忽略在民主法治社会，违法者基本上都该受到惩罚）。这点和他们在国际问题上对恐怖主义的妥协是一脉相承的。 而右翼保守派则主张严以律己，严惩罪犯。他们绝大多数有信仰，推崇来自上帝的绝对道德标准，倡导家庭价值、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不支持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不欣赏单亲家庭；不支持非法移民（左派支持非法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将来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党的票源），主张移民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居留权；对违法者更强调法治，而非滥用同情心。在西方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每当遇到任何犯罪问题，主张严惩罪犯的基本上都是右派；而为罪犯进行种种辩护、争取赦免和轻处罪犯的基本上都是左派。 概括说来，左派除了个人行为要全方位自由以外，其他什麽都要政府来干预：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等。而右派除了强调个人道德和社会的法律、秩序以外，其他全方位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因而右派才是传统（或古典）自由主义者。 ●中国铁幕後的古典自由主义呼声 所以说，西方是两个西方，左派的西方和右派的西方，两者一直在进行著激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西方右翼在和共产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全世界所有独裁国家战斗的同时，更耗费了最大的精力和自己内部的左倾思潮战斗。但是在西方以外的媒体上，却很难看出这两个西方的激烈角逐。 在独裁国家，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索取西方的新闻和意识形态内容，以达到强化其专制统治的目的；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选择西方左派的言论，因为左派更倾向反西方基督文明、反资本主义。而在民主国家，由於从西方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左倾的东西，所以想亲西方、跟西方，也很容易就追随了那个左倾的西方。 西方以外的民主国家，大多是近年来才摆脱了专制，一般来说，更容易接受西方左派的所谓「自由思想」，因为专制制度总是和压抑人性联在一起的，所以在那些刚刚苏醒的人性抗争中，如果没有清晰的道德规范导向（尤其是在无神论的地方），自然而然就会倾心西方左派所推崇的东西。这种现象在中国和台湾的表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由於中国是专制国家，媒体仍几乎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而西方的左倾社会主义思潮，正符合中共官方，他们可以用「西方的理论」来攻击那些推崇西式民主道路的观点。虽然今天的网络世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往日的铁幕，人们可以得到来自外部世界爆炸般的信息，但只要政府主导舆论，不仅新闻只选对中共统治有利的，而且如果没有多元的评论跟上去，人们仍然很难有选择和鉴别的余地，仍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可能把握一点真正西方的脉搏。 尽管如此，在中国仍十分可喜地产生了一股追随西方保守主义价值的思潮，或者说，有相当一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追随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而且，有些中国国内的人，对西方（尤其美国）左右派之争非常清晰，有读者在给我的电子信中，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地表示喜欢某某美国当红右派评论家，简直比住在美国的华人还关心、还清楚。可惜他们的声音根本无法在官方媒体上发出来，而只能在网络或其他「小众」媒体表达。 ●右派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方 台湾的情形则比较令人沮丧。尽管台湾已经有了新闻自由，但无论泛蓝、泛绿的媒体，只要牵扯到国际事务的报导和评论，几乎全都跟著西方左派的调子走。曾经最反共的《联合报》，今天不仅跟左派旗舰、对自由世界俱有相当破坏力的《纽约时报》的调子跟得最紧，其高层领导人甚至跑到北京去拜访《人民日报》社长，组团向《人民日报》取经。统独问题已经把他们弄到神经错乱的地步。 台湾文化界是以泛蓝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前中国人为主体的。在统独问题不像今天这麽激烈的时候，他们一直是反共的，或者说是自然右倾。由於台湾历来都是美国的盟友，文化人们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陆续来到美国。以他们的反共立场，以他们反感共产党的造反作风，以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式的人性摧残，以他们一直推崇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哲学，并一直主张自由经济，早就应该有一批文人，出来向华人世界介绍和推广西方右翼的保守主义理念。但我在美国十八年，却没有看到一个来自台湾的清晰的右派撰文宣扬西方保守主义价值，那些稍有点名声地位的来自台湾的文人学者们，几乎都跟著西方左派的调子走。为什麽会出现这种情形？我认为和胡适当年并没有传播任何真正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我会另文再论。 而海外的华文媒体，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我对其他国家华文媒体的情形不太了解），华文印刷媒体不仅基本上和美国的左右派之争几乎毫无关系，而且近年来更几乎是一片倒亲共了（在曾被共产专制奴役过的国家的移民中，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像海外华人这般亲共，中国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实在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华文网络媒体上也鲜见对西方两大势力激烈角逐的反映，所以，只是流览华文媒体的人，很难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之间的巨大不同和根本冲突。而懂外语的文化人，则又很容易随主流媒体的影响而左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推崇西方保守主义理念的华人，联手创建了一个「右派网」（youpai.org），鲜明地举起了海外华文世界第一面保守主义的旗帜，提供一块倡导保守主义价值的阵地。这种声音尽管现在看来还很微弱，但它点点滴滴地向中文读者提供真实的关於西方的信息，使人了解一个更全面的西方，尤其是那个创造了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最繁荣的经济、最民主的制度的传统西方。对传统西方文明的捍卫和传播，就等於是往通向自由中国的道路上铺垫石子。 （原载《开放》2006年6月号） 2006-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邓府驸马吴小晖演绎的“裙带经济学”
何清涟 这几天，安邦公司CEO吴小晖经历了一番暴风骤雨般的媒体洗礼，继《南方周末》1月29日系列报道轰传之后，北京的财经、财新、北青周末都在加班加点，围绕吴小晖与毛晓峰这一对财界奇才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有关吴小晖的报道，以财新网的《安邦大冒险》最有看头。 安邦难安：“孙驸马爷”身份已成往事 《南方周末》2月1日登了篇道歉声明：“本报1月29日关于安邦保险的相关报道，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就此对安邦保险集团及主要负责人致歉”。 1月29日报道整整四版，信息极为丰富，道歉声明未指明“不实之处”究竟指哪条信息，只能让人猜测，《南方周末》受到极大压力，才勉强做出这一道歉。 对照财新《安邦大冒险》一文，就可明白《南方周末》道歉声明的所谓“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可能是指吴小晖与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苒（邓楠之女）的婚姻状态。财新文章有段点睛之笔：“吴小晖有过三次婚姻，第二任为浙江省一位卢姓副省长之女，第三任妻子是在陈小鲁的公司标基投资集团工作时邂逅的卓苒——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楠之女，两人有一子，但目前夫妻关系已确认中止。2014年，因海外媒体多渲染安邦与邓家的关系，邓家曾小范围开会讨论过安邦的事宜，确认已与邓家无关。”该文提供婚姻关系中止的另一证据是： “安邦集团31家股东中本有两家公司间接有卓苒的持股，但在2014年12月，显示卓苒已经从这两家的股东名单上退出”。也许，卓苒持投退出之日期，就是她与吴小晖婚姻关系中止的日期。 通观全文对吴小晖经商的不诚实与任性的描绘，以及吴对裙带关系背景的超级发挥，《安邦大冒险》一文谈的其实是两点：一、吴小晖已经不是邓府“孙驸马爷”，因此，吴的产业并非邓府产业；二、朝廷如何处置这位邓府前孙驸马，与邓府无关。总之，全世界沸沸扬扬传闻吴小晖是邓府孙驸马好几年，直到事发之后，邓府才借财新文章澄清，其实是认栽。 就在前十来天还牛气冲天的吴小晖，被财新一篇文章打回原形，从第一铁帽子王府孙驸马还原为一位温州商人。这件红色蟒袍的剥落，比帅府公子陈小鲁借微博发声明以示切割带来的打击沉重得多。 当年赖昌星一案，曾牵涉到贾庆林夫人林幼芳，据传说是江泽民让贾与林离婚以示切割，这次邓吴婚姻中止也算有前例可循。邓吴婚姻结束于何时？文章没交待，即使对这段婚姻缔结非常了解的陈小鲁，在1月29日南周文章轰传之后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还在证实吴是邓公外孙女婿，只能说“侯门深似海”，即为密友亦难知晓侯门之事。 吴小晖证明：投胎要靠运气，附凤亦可升天 吴小晖非常能干，除了婚姻的选择上眼光独到，心想事成之外，还善于运用这份婚姻资本。吴小晖的第二次婚姻是他蚕蛹化蝶的关键一步，因为有了浙江省卢姓副省长千金下嫁，吴才能够在浙江做汽车销售成功，并有机会结识帅府公子陈小鲁，然后才有结识邓府“孙公主”机缘，喜结连理，结下了于他当时至关重要、眼下事关公司生死的裙带关系。 近年来，资本的“跨世代转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种跨世代转移主要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但有不少亦发生于岳父母与女婿之间。这一研究注重“家族关系”（kinship）对个人成功的影响，尤其适用于亚洲文化，因为亚洲国家的人治色彩非常浓厚，裙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通观有关吴小晖的所有报道，吴之所以牛气冲天，乃是他有这一裙带关系，他与安邦的成长与壮大，充分证明了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里，除了“拼爹一族”可以大展身手之外，还可以创造条件，攀龙附凤，成为“靠岳父一族”。在中国、台湾、香港，包括日本，都知道“娶富家千金（官家小姐）可以少奋斗二、三十年”这一事实。 吴小晖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善用婚姻资本，《安邦大冒险》专门为此写了一节“将‘背景’杠杆到极致”，其中有几件事实不可不提，其一是“吴小晖控制的基建公司在浙江名声不是很好，在浙江的几个公路项目路况很差，只赚钱，不舍得投入。但因为有背景，浙江也拿他们没办法。”此事可见吴的傲气，仗着第一铁帽子王府孙驸马身份，不将地方政府放在眼中。其二是“安邦有那种能力，可以推着监管往前走，包括修订法规。”这一点，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以金融行业这条食物链为例，一家金融机构将部分租金上供给更上端位置的人，为的是从一些金融监管机构和某些政府部门那里获得商业机会或换取对其违法违规行为的放纵、赦免，或者形成对寻租者有利的法规，最后形成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共谋腐败。吴小晖用以寻租的本钱，除了利益之外，更多的是他的孙驸马身份。中国金融行业至今仍然保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特点，这种政治身份有广阔的寻租空间。 “红色商业圈”将何去何从 “孙驸马爷”被打回原形，还原为一位贪婪无度的温州商人，安邦的命运就看“运气”了。所谓“运气”，就是朝廷的意思。安邦的事情，说大就大，比如安邦曾从事过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活动，最近举牌收购民生事件，都可往“扰乱国家金融秩序”上靠；说小就小，因为有些事情是十八大之前做的。最近王岐山再度敲警钟，澎湃做成的标题是“十八大后仍不收敛的，你已成纪委的VIP了”。 但本朝红色家族经商带来的危害，其实早就不是草民“嫉妒”的问题，而是动摇党本国本的问题，否则习近平也不至于率先垂范，拿自家两位皇姐作法。财新网在《陈小鲁独家回应：我不是安邦实际控制人》一文的结尾中，说“陈小鲁微信称在安邦并无股份，但标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安邦集团股东，持22.68亿股，持股比例3.664%，而工商资料仍显示陈小鲁为标准投资集团的股东之一。对此，陈小鲁模糊地回应称，标准投资里的一些人，年龄也都大了，差不多该准备考虑不干了。根据陈小鲁的回答，无法判断这是否代表陈小鲁等人打算或已将股份套现，还是从来就是替吴小晖代持”。“考虑不干了”，也许是陈小鲁等红二代已经嗅到危险气味，不想成为中纪委的VIP，准备金盆洗手，退出商界。但如何平安退出，则要看朝廷意旨了。 吴小晖这种平民出身的驸马，其商业冒险成功，得益于其苦心结成的裙带关系；其冒险之旅行将终结，也与其“裙带”被斩断有关。雁过留声，吴小晖在权力金钱场中“潇洒走一回”的经历，为世界留下了一个中国“裙带经济学”的经典样本。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2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wuxiaohui-20150201/262421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张艺谋是文化秦始皇
张艺谋导演的《杜兰朵公主》来台湾演出，引起争议，因被揭出，演出地的台中市长胡志强的手下竟事先发公文，要台电、中油、台糖、台水等国营单位为其提供赞助款，强迫认捐。且不说一部来自中国的歌剧（并是商业演出），凭什麽要台湾国营单位提供补助，这个导演张艺谋，恰恰是强力鼓吹秦始皇的武力统一，威胁台湾的中国官方文化宠臣。 张艺谋近年在中国爆红，因他拍出默契官方意识形态、推崇秦始皇以强权“统一天下”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还导演了歌剧《秦始皇》，直接美化这个暴君，由此成为宣传中共专制盛世的北京奥运会总导演，其地位如同共产文化的“紫禁城总教头”，成为权力者的“宠物”。 任何暴力统治中，都有文化帮凶。在希特勒时代，就有女导演莱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摄《柏林奥运》和《意志的胜利》，宣扬法西斯主义。今天的张艺谋就有这种隔代遗传。他拍的《英雄》，直接歌颂秦始皇的统一“天下”，血腥杀戮。 如果说瑞芬斯丹的镜头，放大的是德国的崇高，日尔曼的优越，希特勒的伟大；那张艺谋的镜头，则是渲染“天下”的至圣，群体的辉煌，胡锦涛们的威严。在这种“世界”，个体的存在、个性的声音、个人的自由等等，都不仅微不足道、毫无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败、灭亡的命运。在《英雄》里，那个要杀秦王的刺客，被朕要统一天下的雄心伟业感动，竟放弃到手的机会，选择被万箭穿心，成全那个“天下”。这简直像《一九八四》中那个反抗者史密斯最後被改造得对“老大哥”含著微笑死去一样恐怖。 张艺谋把秦始皇拍成《英雄》还不够，前几年还导演了歌剧《秦始皇》，拿到美国演出。当时报导说，中国当局投资数百万美元。但美国评论界恶评如潮，各大报几乎众口一词，批评该剧“乏味”，不仅冗长（三小时二十分钟），令人昏昏欲睡，更指出它回避了秦始皇用杀戮建立帝国的血腥史事。美国《费城探询报》的乐评说，这出歌剧虚张声势，没有内涵；事先宣传成一苹大象，而实际上只生出一只老鼠。 後来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则完全是《英雄》和《秦始皇》的翻版，也是极力渲染整齐划一、群体威严的大场面、大阵势，以及皇权统治下的“和谐中华”。它和《英雄》中统一的秦王大军万箭射杀、统一的“杀不杀，杀！”的喊声、统一的“风，大风”的吼叫是一样的。在张艺谋的世界，什麽都是统一的，在他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宫女制药、送水的动作都是统一的，甚至连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被挤成统一规格。 张艺谋这种推崇国家、维护天下、荣耀暴政、歌颂群体、泯灭个人的电影，毒化了无数的中国人，使他们更深陷於“国家荣耀高於个人自由”、“群体利益大於个体权利”的思维之中。今天网路上那些叫嚣武力攻台的中国“狼孩”和教授们，不知有多少是因为喝张艺谋的这种“狼奶”而成为叫兽的。 今天，张艺谋带来的是《杜兰朵公主》，如果台湾人民怂恿、赞助这种文化统战，下一步，他就会带来《秦始皇》，宣扬为统一与天下，牺牲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暴君文化，直接给台湾人民洗脑。最後就不用共产党放飞弹了，因为张艺谋和胡志强们，已经足够完成统一大业了。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3月29日“曹长青专栏” 2010-03-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星期专论∶台湾人应拒绝唱专制的国歌
陈水扁总统日前呼吁大声唱中华民国国歌，引起绿营人士反弹。这让我想起两周前在哥斯大黎加参加「中南美洲全侨联盟年会」时，听国歌的感受。 会议开始时，包括首次参加全侨联盟会议并致词的陈水扁总统在内，全体起立，聆听哥国和中华民国两国国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听中华民国国歌，说句实话，它在曲调上，远远不如哥斯大黎加的国歌令人振奋、昂扬，体现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蓬勃朝气。中华民国的国歌，开始调子相当缓慢，而且渗透一种哀怨之情。当然更不同的是歌词，首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任人皆知，那个「党」是指曾长期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实质上，这是一首歌颂专制、赞美党国之歌。今天，台湾注册政党已超过百个，在如此多党政治的民主台湾，再唱「吾党所宗」，已近乎玩笑了。 不要说「吾党所宗」和今天台湾政治现实已完全脱节，而且「三民主义」这种理论也完全落伍於时代。别说今日之民主台湾，即使未来中国民主了，也不会再以「三民主义」作立国之本，因为其中两项（民族主义，民生主义）都是强调国家和群体主义，而不是个人自由。 台联有人提出，应把首句改为「台湾主义，吾民所宗」。但在民主国家，没有把哪种主义列入国歌的，再说，什麽是「台湾主义」呢？如果美国国歌里有「资本主义，吾民所宗」的字样，恐怕连最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士都得反对。 总统府资政彭明敏和老作家柏杨联手提出，至少要修改国歌首句。但仅仅修改第一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国歌，从歌词到曲调，都已落伍，应完全扬弃，重立国歌。现行国歌词句，不仅观念陈腐，而且歌词是中国还没有白话文改革的时代产物，因而都是文言，不仅绕口，且今人多难以理解，例如「咨尔多士」「夙夜匪懈」这种句子，对今天不懂文言的年轻人来说，根本不知所云。而不知所云的情况下，怎能唱出对自己国家的情感呢？另外不仅全部歌词都是四言韵文，更是干巴巴标语口号，像「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之类。这种空洞的党组织宣传条幅语言，既不优美，更不抒情。难以想像谁在唱这种歌词时，能对一片美丽的土地产生感激之情。 来美国多年，一个强烈印象，是美国人唱国歌时的庄严、感恩和骄傲。不管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还是西裔，移民美国之後，都在尽情高唱「这片自由人的土地，这个勇敢者的家园」中，体验和抒发做这块土地一份子的自豪和感激；同时唤起一种要捍卫、并使这个家园更美好的责任感。 「吾党多宗」的国歌，完全和党旗在中间的中华民国国旗一样，都是专制思维的产物。今天这些旧时代的象徵物仍然存在，是台湾权力和平转移的後遗症之一。在独裁政权被推翻的国家，原来专制的象徵物，会被立即淘汰。而台湾是权力和平转移，国民党作为一个大党不仅仍在，还利用立法院多数，杯葛任何要扬弃旧时代象徵的议案。 按理说，如果今天的国民党认为自己已脱胎换骨，成为民主政党，那麽它应该主动提出，改革原来那些专制的象徵，包括「吾党所宗」的国歌，包括「党旗」在其中的国旗；这样才能向选民证明，今天的国民党确实和过去一刀两断，不再认同党国一体的制度、观念和做法，要做一个真正追求民主的政党。即使为了避嫌，国民党也应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 但从国民党的表现来看，距离一个民主政党实在还有很长的距离，因为他们连这麽一点点的民主改革都拒绝。其表面理由是「反台独」，说取消这些象徵物，台湾就会进一步走向独立；但实际上的考虑是，要通过保留这些旧时代象徵物，来保留被国民党长期洗脑的台湾人对旧时代的记忆，通过这种记忆，来连结过去，粉饰蒋家统治的时代，从而争取选票，重新掌权。他们反台独理由是表面，夺回权力才是目的。 这种表现说明，国民党仍在相当程度上局限在蒋家时代：为一党之私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全民利益，甚至牺牲台湾的前途（就像当年拒绝和中国同为联合国成员）。 面对这种局面，台湾人民所能选择的，就是用手里神圣的选票，对维护旧时代的政党说「不」。在国民党杯葛，国歌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每个台湾人，都应该拒绝唱中华民国国歌；因为只要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人，就不能再唱宣扬专制价值的歌词。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5月21日「星期专论」） 2006-05-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9👍 0💬 0中美两国相遇于“振兴制造业”
何清涟 2月28日，北京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上提出的2017年几大工作重点，去产能、防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都是承接去年之势，只有振兴制造业是新提法。无巧不成书，美国川普总统的经济发展蓝图中，振兴制造业也是主要方略之一。 世界各国当中，GDP超10万亿美元的只有美中两国。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如今两国都要力拼“振兴制造业”，两国都欢迎的国际资本环顾东西两半球，最后钟情于哪一国？决定资本流向的当然只能是谁更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力成本低廉不复存在 中国从2001年中国入世开始，作为“世界工厂”曾经辉煌了不到十年。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土地与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低廉优势早在2005年开始就逐渐丧失，如今更是连人力成本低廉这一优势都不复拥有。 2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在《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拉美》这篇报道中，援引欧睿国际（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研究数据，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欧睿将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统计局（Eurostat）和各国统计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汇编整理，然后将其转换为美元，并进行通胀调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整体的收入水平在上升，涵盖所有经济部门的中国平均工资（小时）从2005年的1.50美元涨至2016年的3.30美元，高于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泰国和菲律宾水平。 就中国的劳动力队伍整体而言，每小时收入现在已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国，且已达到较弱的欧元区成员国水平的70%左右。在工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中国，制造业工人属于收入较高的人群，平均小时工资在2005至2016年间翻了三倍，达到3.60美元，而同期巴西制造业的时薪从2.90美元降至2.70美元，墨西哥从2.20美元降至2.10美元，南非从4.30美元降至3.60美元。葡萄牙的制造业工资已从每小时6.30美元大幅降至去年的4.50美元，使该国工资水平低于东欧部分地区，而且只比中国高出25%。 各种成本的综合比较 国内网上流传一篇《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文章指出，2015年浙江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办厂，第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根据“江南化纤”反映，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江南化纤”测算比较了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并提供了部分成本构成对比表，中国成本高于美国的共计8项：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美国高于中国的成本有两项：折旧成本：美国是中国的1.7倍；厂房建设成本：美国是中国的4倍； 人工成本的比较上，该厂认为，尽管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才用工180人。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不具备任何优势了。 税收方面：美国的比较优势 “江南化纤”的老板只笼统说了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没给出具体数据，但另一位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家给出了具体数据。201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号侠客岛发表《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企业税收负担太高》，其中有两段话涉及中国税负之重：一是福耀玻璃的老板曹德旺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二是介绍了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的数据与结论：中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死亡税率”的说法引发了一番极大的争论，官方当然坚决不承认“死亡税率”的存在。12月23日，中国国税总局网站上发表了李万甫《关于“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公众》一文，网易号自媒体《知道》借这个缝隙发表对李炜光的采访 。在这篇《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捅了马蜂窝 以后啥也不说了》的采访 中，李炜光再次强调，根据他的调研结果，2013年—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一税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特别强调劳务税即五险一金在税收中占比太大：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以上还只是2016年以前的比较。如果川普降低美国企业税收的承诺最后落实，美国在税收方面的比较优势更大，仅仅少交的税就能够为企业提供极大的盈利空间。 制度环境：中国只有劣势 令外商最头痛还有中国的制度环境。政府行为导致的监管成本过高，几乎是外商进入中国以后就一直抱怨的老问题。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外资眼里具有不确定性，一些业务的获准往往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所需要的耗费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作代表，美国是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纠纷最多，也花费最大力气打官司的国家，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不断的侵权问题。 然而，在美国投资则没有中国的类似问题，政府办事按照规则。在美国建厂，除了原材料之外，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税收、物流、银行贷款、能源等，但这些资料，都可以在相关部门的网站上查询。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历年研究报告，2013年，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荣鼎集团经济学家韩其洛（Thilo Hanemann）称，过去五年里，中国公司在美国新生产设施方面的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一些企业正转向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业务。如果川普政府大幅上调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出现的中国公司在美建厂及扩张的趋势加快。2月27日，《华尔街日报》那篇《中国公司在美建厂趋势或加快》正好证明这一点。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美两国在“振兴制造业”这一产业政策上相遇，美方胜算铁定，中国能够在不用行政手段强制的前提下保住本国资本不大量外迁，就已经算是胜利。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7年3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enocomy-20170305/37506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非洲新动向：美国退出，中国进入？
程晓农，2018年09月13日 最近的两则有关国际动向的消息把全球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非洲，其一是中国大融资，其二是美国撤军。世界两大国在非洲的这一进一出，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此时此刻非洲国家对中国变得如此重要呢？中国对非洲国家突如其来的慷慨，其实是中国即将失去部分美国市场之时的未雨绸缪。但这一安排可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中国对非洲国家“投之以桃”，却未必能等来非洲国家的“报之以李”。 本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宣布，将用融资和援助的方式，在未来3年里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经济资助。而上个月初《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有一批军人在若干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进行反恐训练，目前美国正计划大幅度削减在非洲国家执行上述特别任务的部队，其人数在今后3年内将减少一半。这是美国逐步淡化对非洲介入的一个信号。 一、美非关系的启示 美国曾经努力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比如，奥巴马任内曾专门通过了《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但非洲国家的产业结构仍然相对停滞在以农矿产品出口为主的状态。为了与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区分开来，国际上通常把黑人为主的非洲国家称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下面所谈的非洲国家均位于这个地区。 一个地区如果经济发达程度低，那就会出现三个特征：一是以出口矿产、农产品为主；二是出口对象通常是相对发达的国家，以换取外汇进口所需消费品和工业设备；三是本地区各国之间没有多少相互贸易的需要。至今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依然如此。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70亿美元的技术、融资和投资，同时为部分非洲国家的对美出口全免关税。在这样的优惠条件下，非洲国家的对美出口并未出现明显改善，其对美出口的八成仍然是石油，而美国的外贸当中与非洲国家的贸易还不到2%。另一方面，美国也曾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移民机会，2000年在美国的非洲移民只有69万人，到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72万，增长了1倍半；同时，非洲国家在美国的移民对母国的汇款从2004年之前长期只有每年50亿美元，猛增到2015年的350亿美元，增长6倍。这每年350亿美元的汇款成了支撑部分非洲国家国内需求的重要支柱，其效果远远大于外援。看来，奥巴马的非洲政策对非洲国家的最大贡献并非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是进口非洲移民所产生的汇款效应。 非洲移民的汇款猛增还说明，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和家乡亲属的生活。但在他们的祖国，政治专制、腐败、内乱、社会的落后传统等都阻碍著国家的进步；相反，美国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有了努力的机会。显然，非洲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外国的经济援助帮得了一时，却很难改变当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传统，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国家的落后状态。 二、把非洲拉进经济全球化？ 当今天中国谈开发非洲市场和面向非洲推行“一带一路”计划时暗含着一种设想，即通过把非洲国家拉进经济全球化，实现中国和非洲的双赢。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忘了不发达世界究竟是什么状况，因而把自己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频繁的贸易往来当作是全球的普遍规律。这种观念对非洲其实并不适用。 衡量一个地区整体经济的工业化或发达程度，可以用这个地区内各国之间贸易额占这些国家总贸易额的比例来衡量，地区内各国之间的贸易额占这些国家总贸易额的比例越高，说明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经济越发达。20世纪中叶经济全球化开始之前，西方社会科学界流行的左派理论认为，拉美国家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农矿产品出口经济，是不发达的象征。 那么，经济全球化之后，拉美国家是否摆脱了这种状况呢？据《经济学家》杂志几年前的数据，中南美洲国家彼此之间的贸易占他们全部进出口贸易额的比例仅提高到27%；而作为对比，同样的比例在欧洲国家是63%，在亚洲国家是52%。 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经济全球化确实缩小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制造业发达，产业互补，所以地区内各国彼此之间的贸易额占他们的全球贸易额的比重相当高。但非洲的情况远非如此。2016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非洲大陆内部的出口额仅占其总出口额的18%。 这个比例说明，非洲国家的经济目前仍然严重依靠对欧美和亚洲国家出口农矿产品，而他们进口消费品和工业设备的能力取决于出口创汇的多少。 中南美洲国家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这个比例提高到27%；非洲国家若要达到拉美国家目前的水平，从现在开始，可能至少需要半个世纪；即便如此，半个世纪之后的非洲仍然不过像目前的中南美洲国家一样，还是主要靠出口农矿产品换取有限的外汇而已。难道中国在非洲的大规模融资计划要指望2070年以后的有限回报吗？ 三、东向不通改西向：以非洲市场替代美国市场？ 中美贸易战预示著中国可能逐渐失去美国这个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市场，中国急需为过剩产能找到新市场。前中国商贸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表示，未来5年中国希望每年出口非洲5,000亿美元的商品，从而让非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问题是，非洲国家能如中国所愿吗？ 尽管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外贸占GDP的一半多，但它们的外贸额仅占全球外贸额的2%不到，其中，从1995年到2014年，农矿产品占出口的比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2个百分点。这些国家对矿产品出口的依赖加重，说明了三点。其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矿产品出口有很大关系；其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变动趋势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兴衰冲击极大，石油价格已从2014年6月的每桶140美元下降到目前的70美元，而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加将长期遏制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于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明显萎缩；其三，这些国家未来的进口增长潜力也随出口换汇的收缩而相应下降。2016年中国对所有非洲国家（包括阿拉伯非洲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出口总共才922亿美元，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仅569亿美元，要指望非洲国家在未来5年内把从中国进口的数额增加4倍，看来明显是镜花水月。 对中国来说，稍稍扩大非洲市场并不难，借钱给非洲国家就能办到；但绝不可能在几年内把非洲市场扩大数倍；而更难的是有借不还，这种生意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吗？ 发表于大纪元时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9/13/n10712179.htm， http://e-paper.epochtimes.com/NewYork/20180918\1204B/usEast\1204B\A09\BW.jpg.html
何清涟2025-11-06 09:12👍 0💬 0中美经济战：双方手中各握什么牌？
何清涟 中美即将开幕的经济战，与其说像棋局，不如说更像牌局，因为高手对奕，棋手得神定气闲，想好了再落子，步步为营。如今当选总统川普及其团队更像是打牌，而且觉得自己握有一手好牌，正在向对方频频亮牌。本文盘点一下中美双方手中各握有什么牌。 川普人事布局与外交谋划 正如我在《川普时代中美关系新棋局》中说的，川普的战略思想是：对内，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放弃意识形态之争。从他最近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中可以看出：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是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理由是他“有与各种外国政府成功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这一任命遭受诟病的是他与普京私交过密，曾获克林姆林宫授予的友谊勋章——这证明川普的外交确实不以意识形态为念。在新设的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中，川普任命因反对美中贸易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皮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主席，则充分说明他的外交将围绕美国经济利益为中心，并以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为贸易战主要对象。 川普最在意的是中美贸易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巨大逆差，因为中美贸易失衡不仅具有巨额的单向不平衡特征，而且持续了30年之久，从1985年的39亿美元一直扩大至2015年底的3657亿美元，创下国际双边贸易的逆差纪录。面对这种情形，川普作为今后的美国总统，想不在意也难。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对这类情况如此描述：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果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 美国奥巴马政府其实已经在反击中国的倾销了。从对中国出口的钢铁征收巨幅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到对中国产品发动11次“337调查”，再到第13次将中国推到WTO的被告席位上。总之，在不扩大贸易战事态的范围内，美国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包括在中国加入WTO十五周年之际，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川普则发出警告，要中国今后在贸易中守规矩。 川普亮的牌，哪几张是必胜牌？ 那么，候任总统川普手中究竟有哪几张“必胜牌”？大概有这么几张： 一、贸易制裁。如果提高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的关税，效果会是这样：如果是替代性不强的产品，除了中国产品别无其他，结果就是美国消费者买单；如果是替代性强的产品，则是中国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降低，慢慢被挤出市场。“中国制造”基本都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性及其初加工产品：如纺织服装、机电、钢铁、有色金属等，替代性很强，这方面中国处于不利境地。中国可能采取的就是报复性措施，增加美国产品进入中国的关税。美国依赖出口的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航空产业以及工程领域制造设备的产业，结果会导致这些行业的出口减少。川普面临的反对者不是中国，而是这些美国产业。这些产业的游说公关能力都相当强。 二、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中国的外汇市场实行汇率肮脏浮动，被定为汇率操纵国名至实归。给定这个名号后，可以依据美国1974通商法第310条（即美国综合通商竞争力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第1302\[a\]），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 自美国《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Exchange Rat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Act of 1988）出台后，美国财政部每半年会向国会提交一份国际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书，并通过国会发布。从1989年至1994年，中国、南韩都曾被美国评为“汇率操纵国”，但1994年之后，美国财政部就没有再将其任何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评为“汇率操纵国”了，美财政部官员也曾公开表示“这种称谓过于政治化”。 如果川普总统想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修改标准也许是可易可难之事（共6项指标）。但我更感兴趣的是：1994年之后，美国国会时不时总有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动议，却始终未能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背后究竟是出于哪些考量？如果这些考量因素没有消除，这张牌虽然是“必胜牌”，但掣肘因素可能太多。 中国手中握有哪些王牌？ 中国媒体现在的感觉很好，已经从“中国或成最大赢家”进化到“中国成世界乱局稳定器”。但这些虚头巴脑的说辞只能安慰自己，还是看看在中美经济战中，中国手中握有什么王牌吧。 一、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关键时刻可成制胜法宝。 这个说法我没查到官方来源，但每当中美发生摩擦时，都会成为爱国青年搬出来的必杀利器。只是今年形势早已非昨日可比，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正在经历“汇率破七外储保三”的紧要关头。为了让人民币不要贬值过快，保住外汇储备不跌破3万亿，今年8-9月，中国共抛售了28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到10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债数额降至1.12万亿美元，为近6年以来的最低点。 但中国抛售美债之后，美国债市却一直向好。这个“必杀利器”看来不太管用。 二、中国是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国，引进外资缺了中国资本这块，川普的引进外资大业要大打折扣。 这话乍看有道理。但细思却有诸多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正想方设法限制资本外流。说起来有趣，中国相关政策变化赶不上时势变化快的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对外投资这点。今年9月，中国商务部宣称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对外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正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没想到才三个月不到，央行就正式宣布“向资本外流宣战”。缘由实在再简单不过，因为对外投资还有一个消极说法，那就是资本外流。9月份商务部沉浸在“资本净输出国”的骄傲当中时，可能没注意到当时中国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其实已经陷入痛苦之中，因为8.11正是中国汇改一周年，人民币却面临持续贬值，央行从中嗅到了资本持续外流的危险气息。 此后中国不断出台各种措施，限制本国民众换汇，但是，外汇储备还在急剧减少。最后为了货币维稳，中国政府不得不于11月出台新规，跨国企业500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汇出须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此外，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与外国附属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汇入汇出金额也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如今各公司只能将相当于他们中国资产30%的金额汇出国外。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之前指引下的100%。 外汇储备减少迫使中国限制资本外流。面对美国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怒气，中国智库本来已经想出“以中美资本项目顺差对冲美中经常项目逆差”这一招来平息，现在也没法实施了。 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外输出巨大产能，而川普的经济政策包含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中美一供一需，正好契合。 但这真不是中国手中的王牌，一是那产能是中国过剩产能，其中与建材有关的几大行业，正好是全球五大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完全是由需求方话事的“买方市场”，由美国说了算。二是全美贸易委员会新科主席纳瓦罗先生，正是《致命中国：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Death by China: How America Lost its Manufacturing Base）一书的主要作者，他还亲自执导了一部同名纪录片，采访了大量美国制造业的CEO、中小企业主、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成员、国会议员等，通过统计数字展示了中国的各种问题，从中国政府操控汇率、不遵守贸易规则，到使用奴工、不顾及环保，历数中国如何通过与美国不平衡的贸易，偷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作机会，无所不包。可以想象，今后中国与这位彼得·纳瓦罗先生打交道，会遇到多大困难。 从中美两国现在各自握有的牌来说，美国占的优势要大一些。但是，川普出手更象是美国的拳击，习近平迎战时更象太极拳，很可能不会正面迎击，而是“借力打力”。川普虽然在大选中胜选，但各种反对力量例如民主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K街游说集团，以及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力量对他的对华政策都有批评声音，有的还非常尖锐。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再加上媒体这第四权力，它们都有影响华府政治的可能。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6年12月23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us-economy-war-20161223/36483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二选一的难题：保房地产或开征房产税
何清涟 最近，中国财长楼继伟公开发言，要义无反顾地征收房产税，方案已经在路上，大概将于2017年公布或开征。以楼财长之智，当然早就想到一点：在维持房地产市场兴旺与开征房产税之间，政府其实只能二选一。但中国政府现在是“鱼”与“熊掌”想兼得，既想让地方政府继续卖地以维持土地财政，又想从老百姓的钱包里挖出一块房产税，只因知道房产税一开征，依靠投资保值来维持的巨大房地产泡沫就有破裂的危险。 房产税离中国人还有多远？ 中国政府征税从来是想征就征，想加就加，毫不犹豫。但在房产税开征上，却是多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目前为止，只有上海、重庆于2011年开始试点征收房产税，但税率低，自住房一定面积免征。2013年5月国务院曾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但截至目前，除上海、重庆仍在试点外，房产税试点范围未有扩大。 其间原因有二：一是有多套房的主儿，多是公务员群体尤其是处局级以上官员，还有富人。体制内的官员有足够的能力对政府施加或明或暗的影响。二是负责制订相关政策的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这两个政治利益集团出于部门利益，一个得让政府继续卖地，一个要让房地产市场继续兴旺，楼财长钱袋告罄与他们痛痒相关度较小。三是中国现在待售房产太多，房产购买者早就不是出于自住需要，而是投资资产保值需要。一旦开征房产税，不要说房屋积压严重的二、三线城市的房子卖不动，就连目前少数几个房价坚挺上扬的大城市，其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也难维持。 有这么多复杂的盘算，楼财长的“义无反顾”只能在G20会议上隔空喊话，什么时候开征，还得中央最高层权衡之后下决心。早在2008年，开征房产税之说就已经出现，但征收时间上一推再推，先是从2013年推至2015年，如今又推至2017年，会不会再推到2019年，只能等着瞧。 在房产税开征中，有房者是沉默的缺席者。中国城市居民当中有87%拥有房产，其中的69%只拥有一套房。政府决不给他们开通表达意见的渠道，他们对此也并不着急，心中想的是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有那么多当官的拥有多套住房，害怕征收的是他们；只要自住房免征，这房产税征与不征，就与己无关。而剩下的那拥有多套以上的人想的是：最好是按房征税，谁也别想逃。实在负担不起，就卖掉一些。 房地产泡沫有多大？ 中国的房地产早就绑架了中国经济，号称“大而不能倒”的产业。已建成的“鬼城”到底有多少，恐怕连住建部的数据也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以前我引用过《房地产真实库存98亿平 完全消化需10年》一文的数据。该文经过计算，将一些遗漏部分相加，得到了相对接近真实的行业库存，即总库存约98.3亿平方米，其中待售面积6.86亿平方米，尚未开工的企业拿地42.3亿平方米，在建商品房库存约49.1亿平方米。澎湃新闻曾在《院士透露国务院调查：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34亿，严重失控》中透露的信息更吓人：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其中一个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某一个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据接受采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透露，“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 这个调查说明，房地产泡沫已经膨大到中国无法承受之重。 为了维持这个泡沫，当局竟然将主意打到最没有购买力的社会底层头上，农民工一度被当作消化库存的主力军。比如全国一度很火的四川“眉山经验”，其内容就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采用补贴买房者与房产公司的方法，促进农民工进城定居，通过农民工购房“去库存”。不少地方学了“眉山经验“，逼农民进城当游民，威胁利诱，强拆农房，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人权灾难。 房地产市场与房产税，政府只能选一样 中国政府深知，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日，就是中国经济破产之时。而开征房产税，必将影响到房地产市场，因此在征与暂时不征之间纠结多年。 从政府方面来说，并非不知保房地产市场与开征房产税中只能是二选一。目前百业不旺，政府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财政上始终无法摆脱房地产依赖症。主张缓征派的理由就基于一点：征收房地产税将导致房地产投资减少，最后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衰退（泡沫破灭的委婉说法）。房地产市场衰退有两个不堪承受的严重后果，一是会引发资产泡沫破灭，形成巨额银行坏帐，诱发金融系统危机；二是随着民众的资产将严重缩水，社会矛盾会尖锐化。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城市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65%，农村家庭也达到54%，这意味着中国家庭一半以上的资产以房产的形式存在。一旦资产泡沫破灭，中国人的家庭资产将迅速缩水，从而引化社会不满，激发各种矛盾。考虑到这些后果，政府只好缓征。 但是，面对数亿套住房不征税，等于让政府看着一只金鹅不断下蛋，那些蛋却不能收进自己的篮子里，心中甭提有多别扭。在政府眼中，这只金鹅实在太肥了，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居民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1.2套住房，其中69%的家庭拥有1套住房，15%的家庭拥有2套，3.6%的家庭拥有3套以上。面对数亿套住房产生的巨额税金，政府无法任由房产税白白“流失”，因此，楼财长最近声称将“义无反顾”地征收，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对于房地产的购买者来说，目前早就不是自住需要，而是因为央行货币严重超发，人民币贬值预期升高。为了资产保值，住房成为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主要品种，其中一部分购房者是将原来的储蓄养老变为买房养老。根据经验，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中，投资需求的比例越大，对房产税的反应就越敏感，因为房地产税会挤压投资需求。 房地产泡沫要穿，在各地已经有了小的预兆，《江西去库存惨烈：6成地产商将倒闭 银行被绑架》（《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6月7日）一文谈到，当地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楼盘停建、购房者和农民工上访，形成大批银行坏帐，政府不得不想法善后。几个省份的局部性问题，中国政府尚有办法应付，但如果是全国性的泡沫破裂，政府就无法兜底，将会引发汇率市场风险。 所以，开征房产税迟迟未成行，并非中国政府俯从民意，痛惜老百姓的钱包，甚至也不是在保资产还是保汇率当中二选一的问题，而是政府实在无从抉择。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不仅资产不保，还会带动汇市下跌，金融堤防决口。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7月31日， http://www.voachinese.com/a/344367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埃及清场不是中国六四翻版
埃及局势再次引起全球关注，因警方对长期占地抗议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强制清场时发生冲突，有五百多人丧生，二千多人受伤。 有批评者把它称为“埃及版的中国六四屠杀”。也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等）就此批评埃及临时政府和军方违反民主程序原则（罢黜民选总统）。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等，为所谓埃及混乱窃喜，更可渲染“民主就是动乱”，而歌颂共产党的“专制压倒一切”。 但事实上，埃及清场跟中国六四清场根本不是一回事；两者在性质上至少有五点不同∶ 第一，穆斯林兄弟会原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曾长期进行恐怖活动（暗杀埃及建国总统纳赛尔失败，但杀死了继任总统萨达特）。而参加天安门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和市民从来都不是恐怖分子，甚至之前也没有组织。 第二，穆斯林兄弟会一直有武装，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党，而是武装集团。埃及驻美大使说，近日穆斯林兄弟会攻击了21个警察局（导致43名警察丧生），烧了七座基督教堂。而中国的学生从来没有武装，更没有施暴。 第三，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是把埃及伊斯兰化，要政教合一。穆尔西总统被罢黜，就是因为这个前穆斯林兄弟会领袖当了总统後就推行伊斯兰主义，要把埃及变成第二个伊朗。而中国天安门运动的学生市民既不是宗教徒，更谈不上什麽政教合一，甚至都没提出推翻政府，他们只是和平请愿，仅仅要求反腐败而已。 第四，天安门运动被武力镇压，暴力来自共产党，是为了“保住”独裁专制而进行的武装暴力。而埃及恰恰相反，军人使用武力，为的是“阻止”埃及走向专制，尤其是阻止其走向极端黑暗的政教合一的专制。这两者的性质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迎头相撞的对立面。 第五，中国的学生所以占据天安门广场抗议，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没有任何政治表达渠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选举、投票表达意见的机会。而埃及不仅有言论自由，临时政府也早就制定和宣布了全国大选时间表，包括公投选择宪法，选举国会，总统大选。穆斯林兄弟会要表达意见，既可以通过媒体等正常的言论表达渠道，也可以使用选票展示政见，而不应长期占据首都的公共场所，制造混乱，挑战法治。如果任其继续，整个埃及就会进入无政府状态。埃及警方的清场，是不得已的选择。而中共政权面对学生、市民，以及整个中国都强烈要求改革的巨大民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妥协让步，更别谈天方夜谭般的选举了。学生最後的要求已经降到只要“不秋後算帐”就撤离。但连这个卑微的要求中共都没给！而且毫不手软、用铁拳“秋後算帐”了。所以说，把埃及清场跟天安门清场相提并论，表面上看来是谴责所有的暴力，事实上是在贬低、践踏了中国学生和市民的同时，误导一部分人认为中共镇压也有它的合法性。对暴力“性质”的认知错误，导致的是更血腥的结果。 海外有民运人士认为，穆尔西被罢黜“不符合民主程序”。但事实是，首先是穆尔西们违反了民主程序。他们竞选时，承诺不把埃及带向伊斯兰主义，不实行政教合一。但获得权力後，行为跟诺言相反，就是要把埃及往伊斯兰国家、往伊朗第二的方向推动。无论政教合一还是伊斯兰化，本身都违背民主程序，因为民主原则是政教分离。埃及过去一直走向世俗化，所以多数埃及人不接受伊斯兰化，百万人民走向街头抗议，军方罢黜穆尔西是迎合民意，或者说，是对穆尔西们首先“违反民主原则”的一个“纠正”。 埃及自开国总统纳赛尔，到萨达特，以及穆巴拉克，都主张世俗主义，同时又强人统治，即“世俗专制”，结果被埃及人民推翻。随後穆尔西虽通过选举上台，但上来就推行宗教主义，要走向“宗教专制”（如同毛拉们统治的伊朗），结果被埃及人民再次推翻。埃及人不要“世俗专制”，更不要“宗教专制”，他们要的是“世俗民主”。埃及发生的这场冲突，是中东以至世界范围的“宗教专制”和“世俗民主”这两大力量的较量∶是走向伊朗式政教合一，还是走向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为代表的世俗民主。 有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朗，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德黑兰不仅发展核武，还成为全球恐怖分子的基地。如果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成为“伊朗第二”，两相呼应，那後果更不堪设想。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在《纽约每日新闻报》刊文说，如果穆尔西掌权再稍微久一点，很可能把1979年埃及跟以色列签署的《戴维营和平协议》完全废除。穆斯林兄弟会一向反对承认以色列，萨达特总统就因为跟以色列签署了这个和平协议而遭到伊斯兰分子刺杀身亡。所以一旦埃及跟以色列为敌，那将严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重创中东茉莉花革命以来的民主成果。 博尔顿预测，一旦埃及与以色列为敌，双方再次冲突而导致苏伊士运河像当年那样数年关闭，将对埃及、欧洲、美国等世界商贸构成重大损害。当然也影响到相当依赖中东石油的中国等国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埃及军方迎合民意而罢黜了穆尔西，都是个正确决定，不仅是拯救埃及，也避免中东局势的可能恶化。 北京《环球时报》采访所谓的埃及历史学者说，“这是埃及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距内战仅几步之遥”等，人民网和新华社都纷纷转载此文，渲染埃及似乎到了末日。但这只是中共文人的一厢情愿。埃及内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主要因为∶ 第一，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训练有素（许多军官由美国培训出来），装备先进（一直得到美国军援）。穆斯林兄弟会用武力对抗，不是对手。 第二，埃及军方的行动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据路透社的引述，70%的埃及人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很多原来投票给穆尔西的选民後悔，认为穆尔西把国家带入歧途。所以埃及不仅有强大军力，埃及军方和临时政府的做法更有民意基础。 第三，虽然埃及清场造成很大的流血死亡，但国际社会不可能倾向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现在除了土耳其总理（他跟穆尔西是同一种理念的伊斯兰主义者）、马来西亚（伊斯兰被立为国教）等强烈谴责埃及军方外，其他国家的反应没那麽强硬，像英国法国德国，都是说谴责暴力冲突，同时还特别呼吁双方都要克制，从这个遣词造句也可看出，他们知道穆斯林兄弟会也是造成冲突的一方，也要负责。 第四，整个国际大趋势，不是政教合一，不是伊朗化，而是走向世俗民主。这个大环境对穆斯林兄弟会是不利的，他们即使发动内战，也会是失败。 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可能付出流血的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民主午饭。利比亚人民推翻卡扎菲专制，有几千人牺牲。正浴血奋战的叙利亚，已超过10万人丧生，但叙利亚人民还是要走利比亚的民主之路，要推翻阿萨德专制。 从东欧推翻共产专制，到中东茉莉花革命，人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流血，而是专制被推翻，民主价值获得胜利。这些都给中国人以信心和希望。所以埃及事件，给中国人的，更多的是积极的信号，而不是相反。如果说埃及清场让人想到中国六四的话，那就是提醒中国人，要像埃及人民那样，有勇气推翻世俗专制（和宗教专制），迎来中国的真正民主！ 2013年8月16日於美国 2013-08-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香港人占中的成与败
对于香港人民争普选（民主）的占中事件，有人担心中共可能像“六四”那样动用军队坦克镇压。这确实也造成部分港人和海外支持者的恐惧和担忧。但实际上今天香港的情况跟八九民运时的北京有很大不同，从下面这几个常理判断，中共不敢采取军事镇压。但如果北京一意孤行，也根本无法达到屠杀后那种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刺激人民揭竿而起，从香港到内地，民主风暴卷起，摧垮中共统治。 第一，新闻环境不同。 八九民运的高潮，是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出“新闻可以适当放开一些”的指示，导致“新闻松动100小时”（从5月16日到20日李鹏宣布戒严）。赵紫阳的“指示”等于绿灯，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从中央到地方）都公开报导天安门学运等，前所未有地让整个中国正面地知道了天安门事件，导致更多人参与。 而六四镇压后，中国所以没有爆发全国性抗议（抗暴），很大原因在于媒体被封锁，人们不知道屠杀真相。无法产生全国性的情感和政治共鸣（力量）。 而今天香港的情况不同，有民营媒体和相当的新闻自由，北京无法完全封口（中共军队难以直接占领香港报社电视台等）。这等于香港一直有比北京当时的“新闻松动100小时”更为广泛持久的“新闻松动”（松动到自由程度）。在这种新闻环境中，中共的任何军事镇压，都没法像北京时那样掩盖住。而只要有新闻公开，就会刺激人民强烈反弹，造成更大的抗议浪潮。这也就是北京迟迟不敢公开动武的重要原因。所以传说中共有六字方针∶不妥协，不流血，就是不敢让港人大规模流血，因这个后果是北京的不可承受之重。 第二，网络科技不同。 与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相比，更大的不同，是今天有了电脑网络。手机/脸书/推特等现代通信，涵盖世界，前所未有地限制了政府控制新闻的企图与能力。每个拿手机的人都可是记者，现场拍照，立即上传（网络）。这更导致统治者投鼠忌器，不敢为所欲为。例如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学生占领立法院后，立即架起电脑现场直播，导致当局不敢调军队镇压，因为那个被直播的血腥画面，将是国民党的不可承受之重。 也许有人会问，六四屠杀不是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了吗？为什麽中共不敢在香港复制？关键就在于，当时对六四屠杀虽有国际报导，但中国民众无法看到，再加上官方媒体一面倒对八九民运的歪曲报导和洗脑宣传，以及随后的逮捕造成的恐怖气氛等，都使当时的中国无法形成（激发出）大规模的民众反抗。 而今天香港的情况不同，内有自由媒体，外有国际报导（尤其画面）通过网络等可进入，所以港人不会像当年北京那样被信息锁住，如中共派兵，港人看到屠杀场面，情绪会被强烈刺激，整个香港都可能暴动。如果当时中国内地有香港这种程度的新闻自由，对六四屠杀公开报导，那整个局面会完全不同，解放军用坦克杀孩子的场面，会刺痛无数人的良知神经，中国人也可能大规模反弹（抗议）。 第三，军队反应不同。 在当年六四那样的没有网络和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还有中共38军军长等将领抗命，拒绝杀害学生。今天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环境下，中共将领们还敢入港杀孩子？他们的子女亲属等都可能不答应。因为这有个血债（被报导和公布）要被追究的问题。 第四，领导人不同。 当年下令屠杀的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具有毛那样的绝对权力和狠毒。今天的习近平们（包括胡锦涛等）权力没有那麽稳固，更缺乏第一代掌权者的权威。他们敢像邓小平那样蛮干，也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今天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连结也比当年密切很多，如中共开枪，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就会跌得稀里哗啦，中国经济会被重创，股市可能崩盘，中国的老百姓就凭这点也可能造反。所以从政治到经济，更有中南海掌权者的权力位置，都有不可承受之重的压力制约。 第五，屠杀后局面不同。 六四后，中国人纷纷写检查，台湾作家柏杨曾讽刺说“中国人都是好演员。”因为几天前还慷慨激昂支持学运，面对镇压（高压）则马上改口。这中间当然有生存问题，因中国当时几乎没有民营，八九民运参加者都是学生或国营（政府）人员，出于保住饭碗的考虑等，也被迫写检查，而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反抗。 而香港的员工多是民营机构的，北京当局没法逼迫他们写检查（反省告饶）。解放军全面接管香港的局面是难以想像的，十步一哨地军事管制？而且港人跟中国内地人还不同，他们没经过反右、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和迫害，没有那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或者说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锐气和胆量。所以才会不惧北京的可能镇压（他们还没尝过什麽叫直接迫害）。这跟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很相像，台湾的老一代，因经历林义雄被灭门、陈文成教授从美国返台后被杀害，更不要说绿岛政治监狱的恐怖，总是心有余悸。而年轻世代，没有经历这些，他们就没有那种历史积淀的恐惧与老成，而朝气蓬勃，勇往直前。香港青年的背景则是比台湾更加宽松自由的，所以他们的反抗，将会一直有勇敢的特质。 有人说，即使中共不调军队镇压，港人占中环的目标（直选）也没实现，连特首梁振英下台也没达到，等于运动失败了。其实这是对香港局势的误读。 港人争民主（直选）是长期的，不是一次运动就可解决的。中共提出六字方针（不妥协，不流血），前三字就是担心一旦允许香港直选，他们就难以控制局面，还可能民主之风吹到内地，这是中南海更恐惧的。但中共又不能直接派兵镇压，所以港人的占中行动，不管进展如何，都是取得胜利。因为经过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让世界听到了香港的声音——人民不满中共统治，不满被剥夺选举权，起来抗争了！而且通过广泛报导，等于让中共丢丑（一国两制的面具被摘下），让港人要自由尊严的声音传遍全球！ 在这场抗争中，人民没失去什麽，主要领导人没被逮捕关押，广大学生市民仍在，经过这场民主洗礼，他们将更加成熟。以后任何契机，仍可揭竿而起，再次云集。这个火种还在，人心还在，经过大规模（最多时15万人）民主力量集结，等于一次大练兵，使那种对民主的渴望，对自由的热情，对香港的责任与信心，达到空前的高度。这不仅从心理上促进香港走向民主，并连带促发中国的变化（港人的勇气鼓舞更多人）。所以，这次港人的占中环行动，其实是占领中国人的人心的活动，它的意义和成果，是潜在而不可估量的！ 2014年10月8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10-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拜习通话，中美关系有何变化？
程晓农 美国时间9月9日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10日上午，拜登打电话到中南海，与习近平通话。这是拜登试图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举动，那么，双方通话当中谈了些什么，通话之后美中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西方国家和印太地区各国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笔者分析了双方关于这次通话所透露的信息，认为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拜登出马：改善美中关系？ 今年以来，中美双方高层外交官先后在阿拉斯加和天津会谈，中国提出了相当强硬的要求。中国外长王毅在7月26日的美中天津会谈上向美国提出了“2份清单”和“3条底线”。“2份清单”列举的是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反制措施，中国要求全部取消。所谓的“3条底线”是：1，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的道路和制度；2，不得阻挠中国的发展进程；3，不得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这第1条实际上是要美国承认中国的现存制度不可批评；第2条是要美国充分满足中国的经济需要，包括盗窃技术机密；第3条是要美国不得过问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当然美方不会全盘接受这样的要求，于是天津会谈无果而终。 8月底拜登又排气候特使克里第二次访华，先后与王毅、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对话。拜登认为，气候问题也关系到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政治无关，中国应该会配合美国，合作改善二氧化碳排放，以此为突破口，或许可打开美中关系的僵局。但是，中国把气候问题当作可以对美国施压的杠杆，要求美国先取消上述清单中的要求。中国的说法是，中美要在气候问题上合作，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幅滑坡，面临严重困难，原因是美方对中国作出了重大战略误判；所以，美方应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结果双方的气候问题会谈也毫无结果。 由于美中高层官员的数次会谈都没取得任何进展，拜登决定自己出马，通过双方最高层的直接交流，希望能达成一些共识。这就促成了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 二、中美关于通话内容的官方新闻稿 拜登与习近平通话90分钟，扣除翻译时间和客套话，两个人每人可分别讲20分钟，通话的内容会涉及到不少方面。白宫关于这次通话的新闻稿很短，总共才二百字，几乎没透露什么实质性内容。以下是9月9日夜间白宫发布的新闻稿： 拜登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交谈。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战略讨论，他们讨论了我们利益交汇的领域以及我们的利益、价值观和观点分歧的领域。他们同意开诚布公地处理这两类问题。正如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的那样，这次讨论是美国为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强调了美国对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久兴趣，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两国确保竞争不会陷入冲突的责任。 双方通话结束之后，新华网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9日晚上11点立刻发表了关于这次通话的新闻稿。其通稿说，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习近平还引用了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新华网的通稿指出，拜登表示，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形成更多共识。 新华网的通稿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三、美中媒体各自介绍通话情形 上述官方新闻稿套话很多，从中看不出多少奥秘，倒是两国媒体披露了不少相关内幕。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引述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这次通话是拜登发起的，通话的重点是经济话题、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这名白宫高级官员指出，周四的通话“不是为了找到某种突破性协议”，而是“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并结束以往关系忽冷忽热的周期。这位官员进一步透露，这次通话中拜登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希望确保“动态保持竞争”，在未来不会出现任何情况使双方转向“无意的冲突”。这位白宫匿名官员告诉媒体：“我们欢迎激烈的竞争，但不希望这种竞争转向冲突。” 中国官媒透露的相关信息比白宫多一些，从中国官媒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拜登谈到的部分内容。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刊登了多篇关于这次通话的报道，其中一篇报道指出，两国关于这次通话的通稿，各自的内容和目标定位有明显差异。中方通稿强调，要恢复以往的合作，互利共赢；而美方则关注如何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希望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笔者注意到，这次通话中，习近平虽然不象王毅在高层外交官会谈中那样划出红线，咄咄逼人，但仍然是寸步不让，那就是，美国必须在对华政策上全面纠错。而拜登则避免谈到去年中国点燃中美冷战、今年以来外交上对美国全方位施加压力的做法，只聚焦在“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从中方报道看，似乎习近平在气候问题上谈合作谈得比较多，讲了些空话。拜登则没有提新疆、台湾、西藏、香港和人权等议题。中共的外宣官媒承认：中美领袖通话，不会不谈台湾问题，具体谈了些什么，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至于官方发出的声明和通稿，不过都是各取所需。 中国的官媒表示，习近平强调合作与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明显是针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分法”（指拜登当局把美中关系的相关领域按照合作、竞争、对抗区别处理）；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不可能既要对抗和竞争，又要和北京合作。而拜登讲的避免冲突，保持竞争，其实是变相地强调对华政策“三分法”。可以看出，双方仍然是“鸡同鸭讲”。拜登这次通话，并未得到中方任何实质性的避免中美冲突的承诺。 四、北京的不满和失望 《多维新闻》关于这次通话的报道分析中有一篇的标题是，《习近平、拜登的话外之音》。这篇分析点出了一个被外交套话掩盖起来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的期望与双边关系的现实有巨大差距。 首先，这篇分析表示，这次通话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触底反弹的重要对话。在此之前，双方的私人特使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太多的铺垫和“筹备”工作，首脑通话可谓得来不易。这段叙述表明，中国非常看重这次通话，希望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有利于中国的转折点，就象股市触底之后的反弹。但该官媒认为，北京早已不耐烦了，而华盛顿“还没想好”。 其次，这篇分析进一步指出，虽然新华社和白宫的通稿都强调这是一次“战略性”交流，但通话内容相当空洞和务虚，双方回避了具体问题或分歧，这也意味着，并不会解决任何实际性的问题。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是，现在两人之间的友好气氛为继续接触创造了机会。 最后，这篇分析还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有两句话，用外交辞令表达了对拜登的不满。据新华社通稿，习近平在通话中讲了两句关键话，提醒拜登；这实际上暗示，拜登的消极态度导致中美关系原地踏步，迟迟无法走出谷底。其中一句话是，“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这实际上暗示，拜登上台至今，仍停留在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否搞好”的阶段，而“如何搞好”中美关系则不在拜登考虑的范围之内。另一句话是，习近平明确提醒拜登，“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指责拜登当局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无法抵御美国国内的反对派质疑。 上述分析还提到，拜登像“小脚女人”一样，总是希望不急不躁地迈着“小碎步”来推进中美关系……这只能说太保守了，中美民间贸易真的等得起吗？《多维新闻》的这段话透露出一点，北京当局现在相当着急，急需拜登取消所有的对中国的遏制措施，帮助中国扭转其经济上的困境。 五、拜登的国安团队对中国大战略的反思 习近平之所以着急，不仅与国内经济困境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对中国战略意图的重新认知和对美国30年对华政策的反思有关。习近平知道，如果此刻不能扭转中美关系，以后恐怕就越来越难了。 谈到美国国内对中共战略意图的重新认知和对美国30年对华政策的反思，当然首重白宫国家安全团队的看法。今年7月8日拜登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而川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最近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的9月/10月号发表文章，标题是，《北京的美国喧嚣：中国的大战略如何盘剥美国的实力》（“Beijing’s American Hustle, 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 杜如松和博明的书和文章分析的重点都是中国对美大战略，这两人的看法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白宫本届国安团队和上一任国安团队的观点。他们两人虽然分属现任和后任，但各自的书和文章显示出六个共同点：一，两人都关注到中国的对美进攻型大战略，而不是拘泥于双边关系中的小事；二，两人对中国大战略的分析都倒推30年，直到老布什时代；三，因此两人都看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是为了掩盖对美大战略的实质；四，两人都聚焦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五，两人都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对抗阶段；六，两人都是文官，因此都没谈到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 博明的文章对美中关系有更坦率、深刻的反思。博明认为，从美苏冷战结束的时候开始，以后的30年里美国对北京当局的认知一直存在严重偏差。不仅仅是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也同样如此。博明指出，美国两党都没充分认识到中国战略中最具威胁性的一个因素，即北京利用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对中国战略企图的错误认知，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盲目信任作为武器，来为北京当局的国际野心服务。博明强调，重要的美国机构，特别是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坚持几十年来的“接触”政策，造成了自我毁灭的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华盛顿把经济合作和贸易置于一切之上。 杜如松的观点不如博明的观点那么鲜明，但他与博明的看法有个基本点一样，那就是，今后中美关系基本上是一种“零和格局”。所谓的“零和格局”，是指一方如果得益，另一方必然损失，因此双方无法真正地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就杜如松的书采访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保罗·海尔(Paul Heer)，海尔指出，杜如松这本书所反映的对中国方略暗示了一种几乎是敌对的、完全竞争的战略。 博明的看法比较系统地厘清了川普团队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但他所属的团队已脱离决策圈；而杜如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大战略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拜登的中国政策团队除了杜如松之外，其他人都没发表比较系统的对中国战略的说法。杜如松的观点表明，白宫国安团队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开始清晰化，这个变化应该对今后美国的对中共战略和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影响。 原载：澳广，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what-has-happened-after-joe-biden-and-xi-jinping-s-recent-talk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达沃斯论坛：中国为什么孤独？
程晓农 不久前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了年度世界经济论坛，有些媒体的评价令人深思。英国《金融时报》 拉娜·福鲁哈尔的文章认为，“与达沃斯的许多会议一样，该会议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最紧迫的问题”；而中国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的文章则说，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留下的身影略显孤独，象征着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同样略显孤独的境遇。中国自认为在经济发展上非常成功，为什么这样的成功换来的却是孤独？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与北京的行为有关，还需要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当中去寻找。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美国发起的对华经贸谈判，并非对全球化的“破坏”，而是一种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果的校正尝试。 一、经济全球化的正反两面 去年11月2日的《大纪元时报》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洪都拉斯大篷车暴露了全球化思潮的弊端”，谈了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三个基本观点，即经济全球化有税收流失和纳税人钱包失控两个负面效应，以及受益国和受损国的政府“看门人”立场不同。现在我结合最新的媒体议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推动的全球化产业链重组过程，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相关各国经济、社会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技术、订单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一些发达国家的税收减少、失业上升、经济发展停滞。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全球经济总的发展，但受益国的发展并不能补偿受损国面临的困难；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全球化产业链的转移也不断产生新的受益国和新的受损国。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最近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哈塔托对媒体表示，僵持不下的中、美贸易战给印尼创造了生机，我们是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当然了，相对于得益的印尼，中国就是受损者。然而，印尼会因为自己得益而给中国补偿吗，当然不会，就像中国从来认为，自己从全球化得益时，它并不需要对美国这个受损者补偿，因为那是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是中国自己的本事。显然，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是相关各国的双赢格局，产业链从哪些国家外移，这些国家就开始品尝全球化的苦果。 不管是苦果，还是甜果，在每个相关国家，都涉及到三方，企业、政府和居民。企业只关心成本和利润，哪里便宜，就把产业链转移到哪个国家；但是，在失去产业链的国家，政府能向得到“甜果”的外国收税，来支付本国失业者的社会福利吗？绝无可能。在这一点上，跨国公司作为私营企业，从来不为其母国政府或国民着想，当然不可能为了缓解其母国政府的财政困境，就减少产业链外移。所以，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负面后果就是，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政府和居民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而在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冲突会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要求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缓解这样的问题。 那些左派学者和媒体把这样的民意称为“民粹主义”，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全球化“政治正确”了，他们认为，谁批评全球化，谁就是政治不正确。其实，全球化与政治正确无关，全球化不过是一个本身隐含着正反两面效应的经济过程，不该用“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去夸大全球化的正面效果，同时又用“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去压制全球化负面效果的社会反弹。经济可以全球化，国家却是地域性的，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不会为了就业，就带着自己的家庭在全球流动、随时迁居；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常生存，他们对政府提出改变经济政策的要求，具有完全的正当性。西方的一些左派人士为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主张取消国界、让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自由流入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只占少数、而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全球现状下，这样的人口流动全球化，必然导致发达国家的衰败，因为需要社会福利的低技能人口的大量流入，肯定会加重发达国家原有居民的税务负担，最终产生对后者的“共产”效应；也许，这样的“共产”效应正是上述乌托邦理想的内核。 二、中国为什么孤独？ 说达沃斯会议避谈重大议题，以及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上身影孤独，这两个评价谈的是同一件事。这次世界经济论坛避免谈论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中、美之间正在紧张磋商的经贸谈判；这场谈判的结果，无疑对全球化的走向有重大影响，但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们只在走廊上私下议论纷纷，却不愿意到讲台上就此发表意见。 达沃斯论坛的“门票”很昂贵，只有大公司才能作为会员参会，基本会员的年费是6万瑞士法郎，再加上每个出席者要交2.7万瑞士法郎，合起来相当于一个参会者每次开会要交8.7万美元。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各国企业界精英们，“昔日在这个年度盛会上总是踌躇滿志，而今年与会者普遍怀着一种担忧”（引自英国《金融时报》社评），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全球化，且深为其前景担忧，却又不愿意公开讨论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问题呢？或许，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的公司可能与美、中两国都有业务，两边都不敢得罪；其二，因为他们就是这些问题的当事者之一，比如，造成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因素之一，恰恰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逃税问题，对此，他们当然不喜欢研讨了。 批评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居民有他们的道理；避谈全球化弊端的跨国公司精英们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那么，与全球化关系密切的中国政府，面临的又是什么难题呢？无疑，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但是，舞台上的“角儿”，并不一定只听到掌声，被“喝倒彩”也是常事。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所以中国正在努力地维护全球化；但中国孤独的根源，也与全球化有关，原因在于，全球化并不是一套完美无缺的制度框架，而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到体制结构都漏洞百出的现实存在。 中国的孤独不仅仅在政治制度层面，那是过去七十年来的常态；中国的孤独还在于，北京当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知，是一种单维度思维，只看经济全球化带给自己的好处，同时从不承认自己的获益与他国的受损有直接关系。它有一种典型的辩解方式，即全球化让美国消费者买到了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所以是两国的双赢。这种辩解的尴尬在于，当全球化的新趋势正在把产业链从中国向印尼等国转移时，中国是应该为了维护全球化而赞扬印尼的获益以及中国的受损，硬把这种局面称为中国和印尼的“双赢”，还是应该反对全球化新趋势对自己的“伤害”？其实，美国消费者并不在乎印尼产品取代“中国制造”，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工资买日用品；而恰恰在这点上，最近两年美国消费者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而感受到了工作机会的增加，现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 事实上，在不断变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永久的获益者。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必然会随着“世界工厂”的形成而不断上升，由此引起部分产业外移、失业增加。北京当局的孤独在于，与民选政府不同，当局的正当性和经济繁荣绑在一起了；经济下行不仅仅令当局格外紧张，而且还面对对内宣传上的困境：曾经的经济繁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就，那今后的长期经济萧条是否就是政策的败笔呢？这是一个自己挖出来的“坑”。 三、“做蛋糕”还是“偷蛋糕”？ 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只有“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切分蛋糕”。在这方面，北京当局也面临一种孤独的处境，因为很多国家都在担心，除了有“做蛋糕”的，还有“偷蛋糕”的。当前中、美经贸谈判当中的核心议题是侵犯知识产权，这就涉及“偷蛋糕”问题。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早就加入了《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83年）、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1989年），但同时却使用各种手段，大规模地侵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如此作为，北京确实是“孤立无援”的，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站出来说，我们支持“偷蛋糕”。 但客观地看，在其它领域，北京当局倒不是唯一的“偷蛋糕”者，在欧盟成员国里也有类似现象。最近欧盟发出警告，马耳他、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亚公开“出售”其公民身份。以马耳他为例，来自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亚洲或南美洲的申请人不必居住在马耳他，他们只要在马耳他购买了房产且保留5年，期间来岛上探视1次，就达到了申请入籍的条件。而持有马耳他这个欧盟成员国护照的人，作为欧盟公民，可以自由居住在欧盟任何成员国，并享受居住地的医疗和养老金，还可以作为游客，免签证进入美国。 据德国之声报导，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和“全球见证”在去年秋季的一项研究报告中估计, 过去十年中一些欧盟国家为了赚钱，已发放大约10万张“黄金签证”（指投资移民签证），其中6千人已经获得欧盟公民身份。这些签证的大部分是西班牙、塞浦路斯、葡萄牙和英国签发的。仅塞浦路斯就通过出售护照获得48亿欧元，在塞浦路斯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 这个地中海岛国便开始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资金。其实，欧盟 28个成员国中，20个成员国都允许以不同数额的投资换取长期居留权。 问题在于，对想要移民欧洲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的投资移民国未必是他们真正的移民目的地；他们最喜欢的居住地并非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马耳他，而是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利用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马耳他作为跳板，轻而易举地获得欧洲公民的身份后，就可以在法国、德国、英国长期居留。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马耳他通过“卖公民身份”，获得了一笔无需偿还的“买路费”，而法国、德国纳税人却要为这样的外国移民支付各种社会福利开支；也就是说，法国、德国的“蛋糕”被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偷”走了一块。称其为“偷”，是因为如此“出售”其公民身份，是白占其它国家的便宜。 这个例子说明，在欧盟这个区域“全球化”试点地域，制度上无数的漏洞为“偷蛋糕”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制定公民法以及发放签证，本来是每个国家的内政，但“人口流动全球化的欧盟试点”却为“偷蛋糕”开了大门。对这个问题，全球化的无条件赞同者往往避免谈论。直到一些国家的“蛋糕”被“偷”得太多了，这些国家的原有居民才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两难”话题。英国退欧过程中，这就是个重要因素；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长期以来形同虚设，直到洪都拉斯“大篷车”队云集边境，矛盾才爆发出来，而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国家无疆界”思维，至今仍然阻碍着边境筑墙的计划。 欧盟的上述问题显示，“偷蛋糕”的行为，不只是外国移民的个人行动，也包含其成员国政府的不当作为。同样，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北京当局除了通过技术间谍、网络入侵等非法手段获取技术，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掩护下，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来获取知识产权。中、美经贸谈判的僵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侵犯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得不到实质性解决。 经济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就没有“政治正确”可言，也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不能反思的经济现实，因为它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系列上面谈到的问题。美中经贸谈判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破坏”，而是一种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果的校正尝试。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国民党和黑社会——从张戎的书在台湾无法出版谈起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四十周年。那场文革，导致二百万人丧生，七百万人伤残。外国专家推算，在毛统治下，可能有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因而毛已成为「暴君」「恶魔」的同义词。 但由於中国至今仍是毛式统治，关於毛泽东真相的书，仍无法出版。在西方，由於很多对共产主义有浪漫情怀的左派主掌媒体，因而对批毛也不热心。在这种情况下，旅居英国的华裔作家张戎（和她丈夫合作）揭示毛罪恶的英文专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去年出版，起码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白。文革时曾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乔治．华顿在英国《每日新闻》上发表书评，称它为「关於二十世纪最嗜杀、最腐败的独裁者的最权威传记」，并预测这本书的内容，「绝对能永远结束对毛泽东的时髦崇拜」。香港最後一任总督彭定康则说，这本「最具说服力」的书告诉世界，二十世纪最邪恶的暴君不是希特勒和史达林，而是毛泽东。 张戎是全球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其代表作《鸿》在全球卖了一千万册。这本被称为「毛传」的专著，也是一出版就登上畅销榜，在英澳新西兰三国都是非小说类排行榜之首。连美国总统布希也读了此书，并推荐给来访的德国女总理。无数英文世界的读者，像美国总统一样，因张戎的「毛传」而更了解胡锦涛统治的当今中国，因毛式专制在那里仍无本质上改变。 ●驻新加坡代表胡为真「胡来」 这样一本批毛力作，在中国无法出版，人们可以理解，因它直接挑战中共的毛式统治；但在被称为「亚洲民主样板」的台湾，其译本却被阻 问世，则是莫大的讽刺，甚至荒唐透顶。 主要原因是该书提到已故国民党将军胡宗南可能是共产党的红色间谍，胡的长子，前台湾国安局副局长、现驻新加坡代表胡为真则杯葛出版商，胡的旧部黄埔军校「将星」们也云集出版社抗议，逼迫已签约的「远流出版社」毁约，不出此书。台湾其他出版社要出，据张戎的弟弟张朴撰文披露，也遭到胡为真的「警告」，连一些发行商也不放过。结果中文世界的读者，尤其是对共产中国没有第一手经历与认知的台湾新一代，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到此书中文版，失去一个了解和认清共产中国的机会。 支持国民党的泛蓝媒体，热衷於捕风捉影的「爆料」，当人们指出爆料不实，他们就祭起「新闻自由」大旗，但面对就在眼前发生的如此剥夺人民知情权的践踏新闻自由事件，台湾的泛蓝媒体不仅不高声谴责，甚至连追踪报导的兴趣都缺乏。 胡为真不是一个街头痞子，他是政府官员，是驻外代表，但他的做法，让人想到国民党曾热衷的黑社会。因为胡为真如果对此书的内容有质疑和不满，起码可以采取三种理性方式：一是法律方式，告到法院，请法院下「禁制令」，不许此书进入台湾。事先禁出虽是比较恶劣的一种（这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起码是寻法律途径。二是等书出版後，和作者及出版社打「诽谤官司」，也是循司法渠道。三是最正常的方式，那就是用言论对付言论，写文章或著书，反驳书中的所谓「不实之词」，最後让读者做出裁判。但这三种方式胡为真都不选择，而是用「黑社会」的方式，威胁出版商。据报导，远流出版商说，由於不出此书，他们将损失三千万台币。出版商宁可损失重大，也要毁约，可见他们遭到多大压力；同时可想而知，胡为真们的恶霸势力在民主的台湾仍横行到何等地步！ ●国民党将军「大闹」出版社 据媒体报导，张戎为化解分歧，使译本能出版，展现了高度诚意，同意在有争议性的「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之後加添「这并非定论」字样，同时在书中附上远流公司网址，刊载胡氏家人见解。但胡为真们还是坚持阻止这本书在台湾的出版。 按理说这是一本英文书，已在西方出版，如果胡为真认为这构成诽谤和伤害，他应该和出此书的英国出版社打官司，讨「公道」；但胡为真为什麽不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在法治的英国，他根本无法赢得官司。即使在台湾，他都不敢走司法渠道，而是用什麽黄埔军校「将星们」聚众抗议，动用他的私人关系威吓。据媒体报导，远流出版商说，胡为真几乎找遍他的所有朋友，阻止他出此书。 张戎的「毛传」八百页，其中涉及到胡宗南的只有八页，才百分之一，但就因为胡宗南後人的威吓，该书中译本迄今无法面世。张戎的弟弟最近还披露说，张戎本人也受到威胁。一位异常积极为胡为真效力的人士曾在电话里对张戎说∶「我认识胡宗南的儿子、侄子，我都认识。他的侄子还在国家安全局做。」「国家安全局是什麽局？那是个什麽地方，你应该明白。」这种赤裸的恐吓，简直和国民党蒋家王朝的时代毫无两样。 ●胡宗南的後人为什麽这麽嚣张？ 有朋友为张戎担忧，因为二十年前，居住美国的台湾作家江南因写《蒋经国传》，就被台湾当时的国安局长汪希苓指使黑帮暗杀了。此事在美国警方追查下，最後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认账，但那个国安局长在监狱呆了几年就出来没事了；而江南则赔进一条命。最後蒋经国的私生子章孝严出面和江南遗孀「谈判」了结，只赔了一百多万美元。 国民党动用黑社会搞政治，早就有历史。蒋介石和上海青红帮头子称兄道弟，利用黑帮杀害异己，有详细的历史记载。蒋介石的安全局们，在国共内战期间，在昆明暗杀诗人闻一多等，更是臭名昭著。虽然闻一多思想左倾，但用暗杀这种方式，完全是流氓、恶棍行为。而这些恶行，也把更多年轻人推向共产党。 也许正是由於长期靠暴力专制的国民党本身就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它才那麽热衷和黑社会结盟。後来林义雄家遭灭门，陈文成教授被暗杀，背後都有清晰的国民党和黑社会的影子。即使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权力之後，在群众集会上，也发生过穿黑衣黑帽的黑帮份子殴打绿营民众事件。 今天，国民党虽然下台，但其长期专制、实行黑社会统治的毒菌，仍在台湾社会无处不弥漫。早已像恐龙一样遥远的「胡宗南」的後人们，今天仍在台湾如此嚣张，这和国民党的势力仍主导媒体、出版、司法等上层建筑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国民党人还在「专制後遗症」中持续发昏。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如果能在台湾出中译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稀释国民党的黑社会遗毒。也许正是看到了这点，国民党的将星和前安全局们，才这样杯葛这本书。但明摆的事实是，这本书的中文本迟早会和全球的华人见面，胡宗南的後人们，除了给自己留下一个阻止言论自由的恶名、给他们那个不那麽光彩的祖宗再抹黑一笔之外，什麽也得不到。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2006年7月号） 2006-07-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