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为了中国不再沦为修罗场 - 介绍谭合成《血的神话》等“文革”研究
乡贤谭合成这本《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记录了被中国、当然更被屠杀发生地湖南省当局刻意掩埋的一段历史。在我这个曾经目睹类似惨案发生的人心中，这不只是历史，而是经历了一场地狱之旅，这场地狱之旅永久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死亡人数共计为210万人左右。专研“文革”的学者宋永毅曾写过一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比对了各种说法，最后仍然无法得出确数——这让人再次想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中国是记者的天堂 ，统计学家的地狱”，信然。 在难以计数的“文革”死难人数中，我的乡梓之地湖南省在“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惊人。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群体大规模地死于所谓“群众专政”，事实上处在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凭借毛泽东给予的“革命同盟军”地位，对中共政府划定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实施大规模屠杀。湖南省境内这一屠杀浪潮，从1967年一直延续至1968年，在相对落后地区均有发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经有道县、邵阳县与溆浦地区等地。 为什么这三地的屠杀能够确认？那是因为有三位身份及处境完全不同的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他们是：谭合成、林启山（陆芒）与苏阳。我本人年幼时曾亲历邵阳县“黑杀风”，一直希望有纪录湖南“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问世，因此，这三篇作品当中，林、苏两位作者的文章都经我推荐、编辑并发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 谭合成先生有关道县大屠杀的文章在海外流布很广。我早在9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读到相关连载，其时作者署名“章成”。我当时就为作者那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有关“文革”的研究，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也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此后更是被列为学术文化禁区，不容触碰。在湖南省内，1967-1968年发生的大屠杀，地方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记得当年邵阳市有人在地处市中心的邮电局墙上贴出大字报要求追查邵阳县“黑杀风”的元凶，结果是当局不去追查凶手，反而将贴大字报的人投入监狱。可以想见，为了将道县“文革”屠杀真相揭橥于世，谭合成数至道县，采访许多亲历者，并得到了当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的书即依据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资料写成。若非本着历史良知，怀有尊重生命的大爱，很难冒政治风险，孜孜于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天日的挖掘历史的写作。 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是湖南省邵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他曾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在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工作。根据其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他在晚年写成了初稿，并将其收于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张贴于国内天涯网上。当年邵阳县“黑杀风”猖獗之时，我还年幼，但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地处下资江下游，万人空巷去看沿江漂流下来的尸体的“盛况”，以及当时邵阳市被这股百里之外刮来的“黑杀风”搅得惊恐不安的日子。9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上。因此，当我看到陆芒先生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与其联系，征求其同意后，将这一章改写并编成“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上。 苏阳先生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是其英文著作《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组成部分。苏阳先生曾在中国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地方志中披沙沥金，选取了若干个样本研究。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叙事式，其价值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苏阳的研究则在于学术领域。该书对屠杀时间（即为何发生于那段时间）、屠杀地点的政治地理特征、屠杀发生的原因都做了探索性的分析。对于海内外“文革”研究中“非正常死亡”这一重要课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界碑性的意义。 中国“文革”的大屠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坚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在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中国找出的“敌人”之多前所未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的军、政 、警、宪、特等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当时在中国至少达一亿左右，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 在世的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深重罪孽也被全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反思与批判。但波尔布特的老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所制造的巨大罪孽，不仅在中国本土未被认真清算，在国际社会也未能形成公开谴责。在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改组，现称人权理事会）虽经多次尝试，至今还未能通过谴责中国“文革”的决议。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的死囚档案库，让世界看到了红色高棉的确切罪证。 中国当局曾多次下令销毁“文革”档案，中国今后就算等来了民主化实现的时刻，也很难对“文革”这一国家罪错有完整的档案纪录。但有了上述三位作者留下的三份文献，算是为死于湖南1967-1968年间集体屠杀的中国人树立了几块文字纪念碑。尽管这些作品至今都未能在中国境内正式出版。但我相信，它们总有回到其其精神故乡中国的那一天。 谭合成写下《血的神话》，意在对“文革”屠杀事件进行良心的拷问，其目的不仅是要让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一段极为可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国人通过反省而提升文明程度。现阶段，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暴力蔓延的国度，政府过度迷恋政治暴力，民间屈服于政治暴力并盲目崇拜其他种类的各种暴力。追根溯源，缘于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亲手制造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同谭合成在书中所说：“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对中国“文革”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几本著作就能了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合成等人的著作，已经为“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铺上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奠基石。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键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2月2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tan-hecheng-book/）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普京铁腕扫腐，黑恶之根难除
5月中旬，普京再次动用铁腕反贪，俄情治部门与检察院的十几位高官身陷囹圄，舆论一片称快，似乎只要普京这位铁腕总统下定决心，俄罗斯铲除腐败就有了希望。 但只要熟悉俄罗斯社会现状，了解腐败与黑社会势力渗透社会之深广，以及普京任总统以来反腐指向多在于铲除政治异己，而不在于根治腐败，人们对此次俄罗斯的反腐败至少不会有这么高的期许了。 腐败生产了无数俄罗斯富翁 俄罗斯人民痛恨叶利钦自有其道理。因为在普京接任俄总统一职时，当时的俄罗斯之腐败已经与中国在伯仲之间： 一是政府高官与商业、能源工业及金融寡头形成了相互勾结的紧密关系。前苏联解体后，20多个俄罗斯前官员以超低价购入国家工业和天然资源而立刻成为亿万富翁，他们又成为寡头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一数量后来还在增加，美国《福布斯》有报道说，据估算，在俄罗斯有四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约一百名富翁手中，排名最末的也拥有两亿美元资产。这些人多是苏共时期的政治精英。及至普京接任总统大位时，莫斯科据说已经云集了33位亿万富翁――而美国富翁云集的纽约也仅有31位富翁。这些在一夜之间暴富的新权贵和金融寡头，凭借巨额财富的威势，在政治上左右政局，众多议员对这些富豪唯命是从，多款法律因他们需要而生；在经济上他们呼风唤雨，公共财富和资源成了这些人巧取豪夺、任意瓜分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些富翁还垄断了舆论工具，媒体成为他们的喉舌，民意被他们引导和操控。 黑社会势力猖獗 二是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国土上黑社会组织的迅速崛起并非偶然，这一现象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腐败有着密切的联系。俄罗斯的政治现实是，政府权力几乎完全听任新权贵的摆布，而黑社会组织的幕后保护伞通常都是这些新权贵。俄罗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光头党和黑手党已由90年代初的占地为王、欺行霸市发展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跨国犯罪集团。它们涉足走私贩私、毒品买卖、军火买卖、洗钱交易、开设赌场和妓院、收取保护费和人口买卖各种非法行业，控制着全俄国4万家公司和1/3以上的国有银行，俄国80％的企业都程度不同地要受其“保护”，其势力还延伸至世界50多个国家。 “强盗资本主义”伸出掠夺之手 三是腐败集团结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大网，笼罩了整个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每年行贿受贿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各级政府权力机关及海关、税务、警察等执法机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普遍和公开化。在财政和金融系统，仅2000年头10个月就查出经济犯罪案件5万多起。政府中的许多高官和公务员，警察、司法和税务机关中的许多工作人员与金融寡头和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组成了一个以腐败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 在多个国际组织排列的腐败国家名单上，俄罗斯的名次都只略后于它的亚洲邻居中国。2002年6月，国际廉政组织公布了“腐败国家”调查结果，俄罗斯在被重点调查的91个国家中排名第11位，被列入“最腐败国家名单”；联合国国际调查组织在2004年6－9月对60多个国家所作的调查，世界各国的平均贪污水平为10％，而俄的贪污水平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为21％。在该组织对全球133国政府清廉程度的排名中，俄政府在2003年排在第86位，2004年更排在第90位。另据莫斯科某基金会的估算，俄官员每年收受的贿金超过300亿美元，约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10％。俄某工业家协会领导人马卡申在2004年2月说，俄企业每年要将7－8％的利润用于向官员行贿。俄国民主思想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五成五的居民深受腐败之害。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人们每年不得不拿出三十亿美元去送“好处费”。 国际学术界也纷纷指责俄罗斯经由政治腐败手段实现的资本主义，将其称之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犯罪资本主义”、“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 腐败浸透了政府机构 对官员的腐败，作为总统的普京认识得非常清楚。早在2002年4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俄罗斯官僚人数众多、办事磨磨蹭蹭”；“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行政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收受贿赂的人的级别就越高”。据俄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在2004年初估计，俄80％以上的官员有腐败行为。俄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2003年6月开始的“猎狼行动”中，在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系统抓捕一大批包括1名上将、6名上校在内的高级警官，破获一个涉及130余人的警察犯罪集团。这些腐败警官伪造证据，栽赃陷害，敲诈企业家，帮助要犯外逃，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而普京也认识到腐败严重已迹近黑社会的敲诈勒索。在2004年1月12日召开的反腐败工作会议上，普京曾说：俄的腐败现象不仅仅是行贿受贿问题，俄的腐败阶层实际上已经组成一个个黑社会，不仅官员腐败，各行各业都有腐败现象。 腐败渗透军队 在俄罗斯，军官盗买军火、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等行为层出不穷。据俄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在2003年5月透露，这一年前5个月因涉嫌贪污被立案调查的将级军官已近20名。他还说，2002年俄有500多名军官因腐败被判刑，还有25名将军因受贿被起诉，其中11人被判刑。军官腐败在俄罗斯并非新闻：1997年俄国防部副部长科别茨大将、海军第一副总司令赫梅利诺夫上将等20余名将领因涉嫌腐败被解职，多人被判刑；1999年有14名将军因贪污腐败被判刑。另据俄媒体2003年8月报道，俄国防部自1992年3月成立以来，已有2名副部长、1名陆军总司令、1名陆军副总司令、1名海军副总司令以及数百名将军因腐败被罢官甚至进了班房；而2002年俄武器出口收入的10％竟然不知去向。 法律系统时时卷入腐败丑闻 在俄罗斯，交通警察敲诈勒索、边境守卫人员出售假护照等行为屡见不鲜。2004年9月，俄媒体在总结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原因时说，这同护法机关的腐败有直接关系。涉嫌制造两架民航客机坠毁事件的两名车臣妇女，是通过贿赂航空公司雇员登上飞机的，两人在登机前一度被警方扣押，但很快就被放行。北奥塞梯的边防及公路检查士兵都执法不严，只要有贿赂就放过行人和车辆，安检形同虚设。匪徒绑架人质的许多武器弹药，也是透过护法部门的腐败分子之手中获取的。所以，普京在别斯兰事件后说，腐败已经“侵蚀我们的司法和执法圈”。 海关的“灰色清关”吞噬黑钱无数 在世界各国的海关当中，俄罗斯的海关堪称最为腐败。 中俄贸易在俄罗斯对外贸易占主要地位。但在俄国海关，中国商人拿不到正规报关单，货物也遭随意没收。许多中国商人被迫选择“灰色清关”，即委托俄罗斯的清关公司帮助通关，有“包机包税”“包车包税”“包船包税”等各种形式，其中“包机包税”由于贸易形式手续简单、货量不限、税率比正式通关要低，所以中俄两国的商人基本上都采用这种贸易形式。 清关公司的背景都很复杂，腐败官员与黑社会组织均有参与。清关公司之间互相倾轧，为了多一点收入，往往报低数量、价格和品名，以从中获利。但是，“清关公司”在货物通关后，通常不给货主出具正式的海关报关单和税单。因为没有报关单据，俄罗斯警方就很容易扣押这些货物。据说2001年以后几年，中国商人损失都很大，每年都有几亿到十几亿。 中俄贸易年年磨擦不断，症结之一就是“灰色清关”。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采取计谋打击灰色清关。但事隔不久，灰色清关又卷土重来。因为俄罗斯的很多政府部门都和‘灰色清关’有关，甚至有些部门就靠它存活，牵涉的就业人数达到几十万。各行各业都和它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教育系统亦腐败 世界上教育系统腐败的国家不多，但俄罗斯与中国均有严重的教育腐败。一项调查披露，在问到“校园腐败”的相关问题时，80％的被访者表示，在自己的子女上中学时，家庭“经常”向学校提供“经济援助”，90％的家长承认曾给孩子的教师送过礼物。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大学里，这种“金钱”关系更为紧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和大学教授都承认“上大学时的行贿和受贿”这一事实。据称，要想上大学，平均每个学生要准备1,200美元左右的“礼金”。如果分数不够，每加一分要付1,000美元。上了大学后，学习不好的学生还要花钱买学分，每一科考试的“通过”值25-100美元不等。有35％的被访教师透露，有些大学生为了不因“成绩不好”而被开除，需向校方交纳400美元。 检举腐败者遭到黑恶势力的报复 与中国一样，俄国的政治黑幕与腐败的揭发者也没有好下场。早在1996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就曾指责受到叶利钦重用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买凶杀害了一名敢于揭发黑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2002年4月29日，俄罗斯《陶里亚蒂评论》主编瓦勒里•伊万诺夫“因揭露政府高官腐败、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交易”的黑幕而遭到暗杀。2004年，俄裔美籍《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编辑保尔•克列布尼科夫也因长期坚持揭发叶利钦政府与金融寡头勾结的内幕而遭到暗杀。 普京的铁腕反腐 普京2000年5月履任之时，俄罗斯正好陷于“国家失去方向，民众失去信仰，生活失去保障，社会失去和谐”的困境，人们甚至已经开始争论“是民主化重要还是面包重要”这类问题。 从普京的反腐成绩单来看，他对腐败的打击与其说是要肃清腐败，还不说他想为自己肃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普京是个非常强硬的铁腕人物，不喜欢有人干预操纵俄国政治。在他上台不久之后，就对商人发出警告，如果企图干涉政治，他们的商业行为将被调查。此后普京开始对付寡头政治集团成员，其手段也与中国政治的玩法一样：以腐败作为政治清洗的理由。而在俄国与中国这两个国家里，精英集团几乎全都是贪腐之徒，只要睁开眼睛，就没有找不到劣迹的。 普京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两大传媒大亨贝雷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古辛斯基被指控在圣彼得堡一家地方电视台的私有化过程中有1,000万美元的欺诈行为，但实际上俄舆论普遍认为，古辛斯基之所以遭受整肃，缘于他旗下的出版物曾激烈批评普京在车臣的战争。此后这两位大亨被迫流放国外。通过打击这两大传媒大亨，普金将几大主要媒体控制在自己手中，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仅让刚学会批评政府的俄罗斯媒体重新对政治权威唯命是从，还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为削弱其它寡头势力打下了基础。此后，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的CEO、拥有150亿美元财富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指控逃税等多项罪名系狱，一度引发经济动荡，也使国际社会猜疑普京是想否定此前的私有化道路，而且因大多寡头政治集团成员是犹太人，引发外界怀疑普京有反犹倾向。 可以说，普京任总统的这几年，俄罗斯的反腐斗争完全服从于他的政治需要，时而雷霆大作，时而风和日丽。每一个受打击的富豪，罪名虽然都与贪污腐败有关，但究其实质只是普京翦除政治对手的斗争罢了。俄罗斯腐败问题盘根错节，其深度和广度都很惊人，普京其实也未将反腐败提高到国家安全有关的重要地位来认识。从他的反腐败手法来看，与其说与民主国家的反腐手法接近，还不如说更象专制政权下的独裁者凭借个人威望开展的整肃。 （写于2006年6月上旬） 原载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6年6月8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ZT 官话∶中国官员的谎言根源
曹长青网站编者注∶ 这是居住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内维尔—哈德利（Peter Neville-Hadley）发表在2013年9月19日《华尔街日报》上的书评“中国官员的谎言根源”（Roots of Chinese Officials’ Lies），评论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新书《解析中文∶韵律，隐喻与政治》（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哈佛大学2013年5月出版）。 亚马逊网络书店上介绍说，内维尔—哈德利曾撰写并出版过有关中国的六本书，包括2013年8月第三次再版的《北京和上海∶中国最热门的城市》（Beijing & Shanghai: China’s Hottest Cities）。 这篇书评的中文为《华尔街日报》所译，刊登在该报中文版（2013年10月8日）上。原文把Perry Link音译为“佩里.林克”。本网统一改为Perry Link自己用的中文名“林培瑞”。以下为该文的译文—— 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根据自己30年对汉语奇诞现象的研究记录，勾勒出一幅揭示中国政治圈内人思维方式的生动图景。长达一个世纪的思想斗争或许已使中国分裂出很多派别，但“官话”（一种极为圆滑的表达方式）却将相互争斗的各派联合在一起。 林培瑞剖析了中国现代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用语言使民众服从的机制。这对当下不管在哪个级别上与中国打交道的人都有重要的启示。 以对使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的偏好为例。那些提醒人们横穿马路时要小心，或上卫生间后要冲水的中文标志，经常为“七言”结构，使用“二、二、三”节律。这是诗歌基本结构中的一种。在中国人听来，这种节奏感不仅听上去“对头”，而且赋予口号本身以权威性。 因而这种结构深受宣传部门的欢迎。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之时，红卫兵声讨着一切传统事物，毛泽东却仍然在使用这种古典的形式∶“灵魂深处干革命”。 林培瑞认为，可能是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毛泽东甚至并未意识到他在用“旧”思维攻击“旧”思想。疯狂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年轻信徒们可能也没意识到这点。 林培瑞接着讨论了隐喻的使用，但该书最为出色之处是最后一节，他在其中揭示了操纵性语言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内在作用机制。在乾隆年间，“官话”只在官员中普遍使用，然而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它却日益毒害人们的日常谈话。 1958年至1961年，在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大跃进”运动中，尽管身边饿死了数千万人，人们仍不得不说着“大丰收”这种“官话”。他们学会了反着来解读报纸上的“官话”，就像今天他们仍在做的那样∶宣称腐败已经减少的消息，表明腐败比想像中更严重。声称100家妓院被关闭的新闻标题，则意味著成百上千家妓院还在营业。 “官话”喜欢用笼而统之的话做挡箭牌，形成了政治评论员曹长青所称的“水果语言”。正如林培瑞所解释的∶“如果一位官员说‘水果很好’，结果上级认为香蕉不好，那麽这位官员就可以说‘我指的是苹果’。水果语言让官员保留回旋余地，甚至能保住他或她的仕途。” 用模糊而矛盾的“官话”表达法规，并偶尔实施这些法规，纵容了随意的指控，掩饰了专制的行为，并让几乎每个人都可能被冠上罪名。外国商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根本无法遵守所有的地方法规；好在他们欣慰地发现，多数法规都没有得到执行。 但当贪婪的官员突然指出他们没有遵守某条法规，要求缴纳罚款甚至乾脆要求接管企业所有权时，他们毫无抵抗之力。 判断官方声明正确性的标准，不是看它们是否真实，而是看它们是否服务于官方利益。“官话”比普通谎言更可靠，因为它不仅表明了说话者希望听众相信什麽，而且表明了说话者的利益所在。 言语与内心真实想法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超出政治领域并渗入到其他许多领域的？对这个问题，林培瑞并未详加探讨。来到中国的人（不管是发现导游的话不可信的游客，还是必须抛弃对合同约束力所持信仰的商人）都必须迅速学会看穿谎言。 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不妨略过机场书店中的《孙子兵法》，而拿起林培瑞的书。一个人可能花一生时间学习中文，却仍然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关键还在于破解“官话”密码。 内维尔—哈德利（Neville-Hadley）是一位温哥华作家。 下面是内维尔-哈德利的文章原文∶ Roots of Chinese Officials’ Lies To understand China’s politics you have to learn how her officials speak. By PETER NEVILLE-HADLEY Princeton Professor Emeritus Perry Link draws on 30 years’ worth of notes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s quirks to construct a revealing picture of how Chinese involved in politics think. The country may have been torn apart by a century of ideological struggles, but the maddeningly malleable manner of expression known as guanhua or "official language" has united the warring factions. Mr. Link dissect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modern rulers of China both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use language to club the populace into submission. There are important lessons here for those who deal with China on any level. Take for example the tendency to lapse into sloganeering. Chinese signs recommending caution when crossing the road, or reminding lavatory users to flush, often use seven-syllable 2ˉ2ˉ3 rhythms called qiyan, one of the building blocks of poetry. To the Chinese ear this meter not only sounds "right" but the rhythm lends their instructions authority. This has made it popular with propagandists. Even at the he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Red Guards condemned all that was traditional, Mao Zedong used the same classical form, Linghun shenchu gan geming: "Make revolution in the depths of your soul." Mr. Link suggests that the pull of tradition was so strong that Mao probably wasn’t even aware that he was using "old" ways of thinking to attack "old" ways of thought. Nor were the crowds of youthful acolytes who ecstatically chanted Women yao jian Mao zhuxi: "We want to see Chairman Mao." Mr. Link goes on to discuss the use of metaphor, but the book’s triumph is the final section in which he reveals the inner workings of manipulative language 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s. Whereas in Qianlong’s time guanhua was the domain of officials, since Mao it has increasingly poisoned everyday conversation. During Mao’s disastrous 1958ˉ61 Great Leap Forward campaign, people had to speak in guanhua of "great and bountiful harvests" even as tens of millions starved around them. They learned to read their newspapers’ guanhua upside-down as they still do today: A claim that corruption has been curtailed indicates that it’s even worse than thought. A headline saying 100 brothels have been closed means that there are hundreds more that are still open. Guanhua loves to takes refuge in generalities, leading to what political commentator Cao Changqing calls "fruit language." As Mr. Link explains, "If an official says ‘fruits are good’ and it turns out that a higher-up decides that bananas are bad, the official can say ‘I meant apples.’ Fruit language preserves an official’s options and might even save his or her career." Intermittently enforced regulations expressed in vague and conflicting guanhua permit arbitrary accusation, disguise authoritarian behavior, and make almost everyone potentially guilty. Foreign businessmen quickly realize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abide by all local regulations and tak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most are not enforced. But they are left with no defense when greedy officials suddenly cite lack of compliance with a particular rule to demand a fine or even outright ownership of the business. The standard by which the rightness of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is judged is not whether they are true but whether they serve official interests. Guanhua is more reliable than ordinary mendacity as it indicates not only what the speaker wants the listener to believe, but where the speaker’s interests lie. Mr. Link glosses over how the gap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really thought has spilled beyond politics into so many other spheres. Visitors to China must quickly learn to see through falsehoods, whether they are tourists who find they can’t trust what their guides tell them, or businessmen who must unlearn their faith in the power of contracts. Foreigners heading to China would do well to skip the copy of Sun Zi’s "Art of War" in the airport bookstore and pick up Mr. Link’s book instead. One can spend a lifetime learning Chinese and still not understand the country. The key is to crack the guanhua code. —Mr. Neville-Hadley is a Vancouver-based author. September 19, 2013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127887323808204579083211630945186.html 2013-10-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从东海到印度洋，中美加紧攻防
程晓农 最近，面对中共日益严重的海上威胁，美国正在加紧与盟国合作，形成新的防卫体系。而中共也快速推进其侵略性的印太战略，北到钓鱼岛和台海，南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以及东印度洋，无处不呈现出其军事扩张的踪迹，因而造成上述广大海区没有一处还能平静。 一、美国关注台湾的安全 最近，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即将换人，现任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卸任后，将由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将军接任。两位将军交接之际，对台湾海峡的防卫问题展示出一致的判断。 曾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陆军退役将军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最近表示，台湾是“目前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的最重要的爆发点”。在关于阿奎利诺将军任命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阿奎利诺将军表示，他同意麦克马斯特对中国可能夺取台湾所构成威胁的评估。阿奎利诺将军说，“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的部队，不仅仅是我们的部队……还包括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结合在一起的部队，这将使我们的威慑力更强。”阿奎利诺还说，关于中共攻击台湾的时间估计，美军“有很多数字，我知道戴维森说了6年（内），从今天到2045年都有跨度。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接近。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并在短期内紧迫地部署威慑能力。” 阿奎利诺也谈到了台湾的国防能力问题。他指出，台湾对鱼叉导弹系统的投资，可以帮助增强防御能力。他说，“他们拥有的资源要求以正确的方式使用它们，以最有效地应对可能的威胁。他们购买了其中一些功能，这让我感到鼓舞。” 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在台北的外交部签署了共同成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未来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海巡署将进一步合作。 去年12月，美国海军完成了一个关于海上多军种协同防卫的专门报告，题目是《海上优势：全面整合海上力量以取胜（Advantage at Sea：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这个报告讨论的是，把美军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这三个军种的力量整合起来，维持美国对中国的海上优势。其中海军以舰队和潜艇为主；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冲绳，将以美利坚号中型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运送，形成流动的海基打击力量；海岸警卫队则负责一系列海上巡逻和保障任务。 美国海岸警卫队隶属于国土安全部，但近年来与五角大楼的合作不断增加。以前美国海岸警卫队主要是保护美国的海上边界，但也参与对海军的支援活动。2019年以前，海岸警卫队支援海军的任务平均每年50到100天；但2019年，却用了326天参与支援海军的任务，其所有部署都集中在印太地区。最近美国海岸警卫队已将2艘最先进的巡逻舰部署到关岛基地，近几个月还要再派1艘巡逻舰到关岛。 台湾的海巡署所辖海上船只和美国国土安全部所辖的海岸警卫队往往被看作是“第二海军”。实际上，台美双方的海巡部门过去就互动频密，每年都有战斗技术交流活动，美方还派特勤教官赴台教练海上登船检查等，台湾也派人到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海岸警卫学院及其基层单位受训实习。 中国从今年2月开始实施《海警法》，允许海警部队对外国船舶使用武器。其海警船2月18日到钓鱼岛海域巡航，加剧了东海的紧张局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3月26日表示，中共片面制定《海警法》，使用武力，造成周边国家紧张，压力很大；台湾和美国基于共同的理念价值，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一起从各方面协力来维持和平。 现在看来，美台可能开始海上巡逻和海上搜救的协作，这既是对双方以往“准军事合作”的延伸，也是反制中国以《海警法》的名义派遣大型海警船威胁台湾海域的举动。 二、日本准备协防台湾 美国最近和日本达成了共识，日本准备参与对台湾的协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东京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时，提出了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问题，双方同意在中国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密切合作。 长期以来，关于台海两岸的关系，日本传统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都是“鼓励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紧张局势”，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日本非常关注东亚地区，特别是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这一区域的紧张局势直接威胁到作为日本经济生命线的海上运输安全，更是对日本国防的冲击。 奥斯汀3月16日与岸信夫会谈时，岸信夫提到，最近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中共军机数量增加。他也谈到，当中共攻击台湾时，日本自卫队需要研究如何与美军合作，保卫台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在东京与日本同行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中国的行为在不符合现行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对盟友和国际社会都构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挑战。” 日本象现在这样考虑国际局势，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目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日本很清楚，中共对区域安全的威胁正日益上升，危险正在逼近。日本防卫研究所是防卫省的智库，该研究所收集了2020年日本周边安全问题的相关资讯，编制了《东亚战略概观2021》（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2021）》。这份报告的摘要在3月26日公布，内容泛泛。但据看到这份报告更多内容的日媒报道，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西太平洋阻挡美国航空母舰的军事能力已“切实提升”，中国发展反舰导弹，已扰乱第一岛链中美军事力量的平衡。报告进一步认为，考虑到中国对南海国际水域实行军事基地化，其海警船反复驶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日本要在东海和南海持续采取强硬措施应对。 三、未来日美如何协防 3月中旬，美、日防长会议中，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提出，“今后有必要探讨自卫队能为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何种协助”。这是日本政府二战后，首次明确地表态支持美国介入两岸战事，且准备提供援助。这次防长会议还确认了“台湾发生突发事态时将密切合作”。 早在2015年4月27日，美日两国就公布过《美日防卫合作指针》（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此文件明确指出，“当美国或与日本关系密切之第三国遭受武力攻击，并可能威胁日本安全、危害日本国民生命安全以及追求自由与幸福之宪法权利时，自卫队将以‘适当’方式行使武力，以因应此武力攻击事态。此外，美日两国将以‘适当’方式紧密合作，或以‘适当’方式与受攻击的第三国合作，以因应武力攻击及缓和事态。”当时所说的“与日本关系密切之第三国遭受武力攻击”，当然包括台湾，但那时未点名。今年美日双方直接提出“在台湾发生突发事态之际将密切合作”，把2015年的提法明确化并公开，意在警告中共。 上述《合作方针》列出了台湾发生危机时日本与美军合作的“适当”方式，共包括5种军事合作项目，即军备防护、搜救、海上作战、反导弹与后勤支援。也就是说，日本未来介入台海战事时，具体的部署可能是：提供台湾国军战时战力保存作业的掩护工作；为台军飞机、军舰提供搜救协助；台湾的军机、军舰可在共军攻击时转移到日本的临近岛屿；日本陆上自卫队与海上自卫队部署在宫古岛上射程达400公里的对舰导弹，可为国军提供掩护。此外，美日间积极合作研发海上反导系统，其舰用相位阵列雷达和标准3型舰用反导系统，目前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海上高空反导系统。一旦台海有事，美日合作的海上反导系统有可能给台湾提供某种反导保护伞。美军和日本拦截共军中、长程导弹、极音速导弹的技术相当成熟，亦可为台湾提供大气层外的反导保护。 四、中共的南海造岛计划威胁菲律宾 中国利用其渔船、海岸警卫部队和海军协调行动，在南海的国际海域强行造岛，建立了多个新军事基地。从2013年7月开始，中共在南海国际水域的7个礁盘上，利用大型工程机械和施工大军大规模吹沙填海，共造出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陆地，目前已建造了美济岛、渚碧岛、永暑岛、华阳岛、南薰岛、赤瓜岛、东门岛共7座岛礁，其中前3个岛礁面积较大。中国的《兵工科技》杂志去年4月披露了这些人造岛礁的现状，填海之后美济岛、渚碧岛、永暑岛都变成了面积巨大的岛礁，分别修建了海水淡化设备和生活设施，3个岛上都修建了机场，除运送物资的运输机外，海空军的军用飞机也可在岛上起降。这3座大型人工岛已建成军用永久机库，分别可容纳24架战斗机和4架大型飞机（如侦察机、运输机、加油机或轰炸机）。除了这3个大的人造岛外，华阳、南薰、赤瓜、东门等4个较小的人造岛也建了码头、营房、灯塔、雷达站、发电站、海水淡化厂、信号发射塔等。这些人造岛成为军事基地后，共军已开始长期驻守。 今年2月1日，中共官媒《多维新闻》以《南沙牛轭礁惊现大批工程船，中国或再造岛》为标题刊文披露，共军又开始在南海中央位置的牛轭礁造岛。牛轭礁的环礁是南海中最大的，它位于马尼拉西南方，距离文莱很近，在菲律宾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之内。这里是中共战略核潜艇南下澳大利亚方向的南向水道之要冲，在这里建海军基地，将为共军封锁南海国际水域提供便利。看来，中共准备在牛轭礁建一个更大的新海上军事基地。 中共早就在牛轭礁附近集结了大量工程和通信船只，直到3月7日，菲律宾才发现约220艘中国大型铁壳船在牛轭礁水域停泊，以每组几十艘的数量分组密集靠泊，船靠船紧挨着，在该水域铺开，晚上各船灯光大开，照向水面。估计这些渔船停在那里的水面上，既是为了给水下施工提供夜间照明，也是为了覆盖水面，防止卫星看清施工状况，以掩护水下施工。 于是菲律宾开始紧张起来，先后派渔船去拍照和展开空中侦察。菲律宾外长洛钦（Teodoro Locsin Jr.）3月21日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同一天要求中国船只立即离开牛轭礁。但中共根本不理睬，菲律宾军方3月22日透露，仍有183艘中国船只在牛轭礁。中共谎称，这些船是在那里避风；但菲律宾方面说，那里根本无法避风。很显然，很快这个人工岛就会建成，然后从那里控制住从海南岛核潜艇基地往南，进入印尼爪哇海的水下通道。菲律宾无力阻止中共的海上霸权行径，今后中共的造岛活动可能进一步延伸到马来西亚近海。 五、中美较量南半球 南海的南出口地处赤道，赤道以南即属南半球。中共印太战略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北半球，它实际上已从南海进入了南半球的广大海域。 据中共官媒介绍，中共不断向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挺进，其海军已经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等岛国建立了据点。基里巴斯是中太平洋上马歇尔群岛中的一个小群岛国，位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的中间位置。看过太平洋战争回忆录的人可能会记得塔拉瓦环礁，当时是大日本帝国海军重点防守的堡垒，指挥官柴崎幸曾狂妄地宣称，“美军一百年也攻不下这个堡垒”。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攻占这个环礁时，首次付出了巨大的伤亡。这个环礁就是现在基里巴斯群岛国的首都所在，其在太平洋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太平洋战史可见一斑。图瓦卢也是一个小岛国，位于基里巴斯和澳大利亚的中间。 中共现在已经把海军据点建到了驻日美军和关岛美军的侧背后，今后中共还准备在澳大利亚的北部近邻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大型潜艇基地和海军城。中共印太战略的野心很明显，就是要控制南太平洋，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航路，最后威胁澳大利亚。 中共的海上备战活动除了从南海延伸到南半球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还向西进入到东印度洋海域。据美国海军官网3月23日报道，中国正在收集印度洋的海底数据。通过卫星照片可以看到，有2艘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印尼的爪哇海和东印度洋活动，其目的可能是使中国潜艇在这一水域获得水下航行的便利。先前，印尼在它的爪哇海岸边捞到几架中国的水下无人航行器，这种水下无人航行器是海洋调查船释放的。海军官网的报道还指出，今年1月，中国的海洋调查船曾在印尼水域“暗中行驶”。所谓“暗中行驶”，是指那艘船故意关闭船位信号，鬼鬼祟祟地在那里活动。这2艘海洋调查船都是2016年投入使用的新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接的爪哇海区和西面的印度洋一直非常活跃。美国海军官网的报道认为，它们的活动范围与潜艇作战密切相关。 美国二战后从未在印尼南部的印度洋海区展开航母编队巡逻，因为在那个海区没有威胁地区安全的外国海军活动。然而，由于中共海军去年以来在那一带越来越活跃，美国海军为了应对中共海军挺进南半球的举动，也开始执行美军的印太战略。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今年先分别在台湾西南海域和南海南部演习，之后便进入菲律宾东部的海区，现在则开到了澳大利亚西北、印度尼西亚南面的海区，展开了针对性的防范型巡逻。 此外，《华尔街日报》3月15日的报道介绍，美国海岸警卫队近年正稳步增加在西太平洋的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首次向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派驻了1名官员，另1名官员将前往新加坡。去年12月初，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快速反应巡逻舰被派往菲律宾东部的太平洋岛国帕劳，以应对中国核潜艇的东向行动。该舰所处的位置距美国本土6600英里，距离其关岛的母港750英里。 现在，北到钓鱼岛和台海，南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以及东印度洋，无处不呈现出中共军事扩张的踪迹，上述广大海区没有一处还能平静。中共的所谓“崛起”，处处在步大日本帝国军部的后尘。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从三个维度看 2014“依法治国”升级版
何清涟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为了表明2014版与1997版有所区别，人民网将其称之为“依法治国升级版”，随后就由新华网在《世界眼中的法治中国》一文中，将这一词汇的发明权慷慨地赠送给“国际舆论”。其实，现阶段的国际社会，除了中国的外宣媒体及有意装糊涂的观察者之外，少有人对中国的“依法治国”有过高期许。 中国特色：法律之上有权威 中国法律体系是否健全，有三个维度可资比较：一是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相比，二是与中共执政史上曾有过的法治状态相比，三是与中国历史上法律体系相比。 与现代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相比，本质差别在于法律之上有无权威。 西方国家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君主立宪体制，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二是法律之上无权威，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国家元首与君王）都得遵守法律约束，国家元首（君王）都不得干预议会立法。某项法律的废立，社会各利益集团可以派代表或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游说，但只能表达利益诉求，不得干预。中国完全不同，立法虽然由人大法工委负责，但立法过程却由许多利益相关的政府机构参与，而人大与政府的共同领导都是中共，司法系统也归中共领导，所以，无论是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之上有一个共同超级权威，即中国共产党。 “依法治国升级版”消息发布之时，有人发现习近平在讲话全文中说过的“依宪治国”不见了，于是认为是宣传部门有意吞掉这句话。我在推特上就此解释过，后来写成《中国“依法治国”的奥妙》一文，指出在中国，“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并无不同。尽管四中全会公报强调“依法治国”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这只是一场文字游戏，因为在《宪法》（2004）的《序言》中，通篇都是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国之功，以及中共对中国各族人民具有无可质疑的领导权。在《序言》赋予中共领导人民的权力这一基础上，《宪法·第一章·总纲》的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人民的权力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人民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掌握之中。 最近讨论“依法治国”的文章多了，《党建》杂志于12月4日发表长文《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保证》，提醒讨论者不要偏离这一根本原则。 依法治国：强于毛时代，可追比古代王朝 中国的依法治国，与毛时代相比，确实有大进步。因为毛泽东本人不喜欢任何约束，他对宪法表示反感的言论流传甚广，因无权威考据，姑且存而不论；但毛不喜欢法律约束，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是通过斯诺广为传播，全世界皆知。在“文革”时期，毛干脆废除公检法等司法机构，所谓“贫下中农法庭”可以肆意抓捕阶级敌人，草菅人命，有的地方如湖南道县、邵阳县等干脆由贫下中农发动对“黑五类”的集体屠杀，死者逾万。毛对其“革命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薄一波、贺龙、习仲勋等也是任意处置，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扔进牢房里一关了事，活出来算命大，没熬出来，只好认命。 与毛泽东统治时期领袖意志高于一切，“最高指示”就是法律的状态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法治确实有所进步，恢复了民国时期曾经建立的律师制度，在党领导下制订了许多法律，不管司法正义如何缺乏，形式上的审判 还是有的，比如维权律师可以参加庭审，薄案至少通过微博转发了大部分庭审过程。但这最多只能说是恢复了封建王朝那种人治的法治，即法律条文具在，皇帝意志高于法律，立法权、司法权及释法权均归于最高权威等，与西方法治还是有根本差别。 法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开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战国以来，各国统治者都开始制订成文法，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大力推行以法治国，并形成“法家”学派，至战国末，韩非对法家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在法律上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只是这一原则为强调等级制及“刑不上大夫”的儒家学说所排斥。概言之，战国时代，秦国最重视法律，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法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此后各代都有法律，《明律》、《大清律》都非常完备。 中国古代法治与西方法治相比，其特点是皇上超越于法律之上，上层犯法之后，有议亲、议贵等原则，权贵可获减刑或轻判，肉刑特别残酷。如今中共虽然声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议亲”“议贵”等潜规则，比如反腐中的“身份识别”，至今未见红二代中的贵族子弟因腐败被判刑（薄熙来获刑是政治原因）。正是这一点，导致国内外普遍认为，习近平反腐意在清除政敌而非根治腐败。 1997版与2014升级版的另一重要区别 关于依法治国的讨论中，基本上无人注意以下事实：1997年的依法治国，是以美国为领路人。当时中国亟欲摆脱“后天安门时期”的国际困境，美国希望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逐渐走上民主法治轨道。自1997年中国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针以来，美中两国政府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密切合作，以推进中国的法治为目标。2002-2010财政年度，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资金总额达1.535亿美元，除资助中国政府开展各种法律项目、安排中国官员来美考察学习之外，美国还派去各种专家前往中国指导 。我曾专门写过一篇《中国“依法治国”史上的“外部势力”身影》，详细介绍了这段往事。 与1997版不同，2014“依法治国升级版”是在北京将美国视为“境外势力”加以防范的大背景下提出的，11月29日，习近平对中国外交提出“国际国内两类规则”，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因此，这个“依法治国升级版”，将建成一个坚决排除三权分立，并坚持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中国”，以人治为特点。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4年12月08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12/141208\cr\china\rule\of\_law）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叶望辉、金恒炜、曹长青谈美台大选
【大纪元12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桦、朱江纽约报导)台湾年底立委选举及明年初总统大选在即，民进党美东党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等单位12月28日晚邀请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朱利安尼的首席“亚洲顾问”、前任美国副总统钱尼国安事务副助理的叶望辉，为台湾民主奋战的金恒炜，与熟悉台湾美国政治事务的曹长青，在台湾会馆举办了一场“美国大选与台湾大选之走向”研讨会。近三百人参加了研讨会。 叶望辉∶美国台湾都需要有对专制共产党有清醒认识的领导 叶望辉（Stephen Yates）是位“中国通”，他在会中发言讲到大学时代因认识一位台湾留学生而决定学习中文，他被告知台湾才是真正的中国之後到台湾传教两年先後到了彰化、台东和台南，那里的人民善良好客，也知道了台湾复杂又多元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是教科书没教的、媒体没报导过的故事。他说，难怪美国官员不了解台湾。他眼中的台湾人民，并不恨中国，但很爱自己，有自己的尊严，也要求被尊重。台湾是自由中国。 针对近来华府对台湾入联公投的发言，他表示，美国政府碍於中共的压力，不赞成台湾入联公投，但美国必须尊重台湾的民主化。叶望辉强调，若美国对台湾民主化不尊重，如何让中国人民相信美国是支持民主自由的。 叶望辉认为，美伊战争还没结束，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遭刺杀身亡事件，提醒了美国人民世界还不安全。叶望辉说∶“美国一直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没有讲到什麽样的中国”，是专制控制下的中国，还是自由中国？叶望辉还说近年来，“70%的台商资金都给了大陆，但这些年加快了大陆的民主化了吗？”美国台湾都需要有对专制的共产党有清醒认识的领导，因此他认为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是最佳人选。”中国没有民主没有人权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伤害，有希望的是美国明年将有新的领导。” 金恒炜∶台湾人民有智慧用自己的选票为台湾做出选择 《当代》杂志总编辑、社会观察家金恒炜先生在会中表示，台湾人民的自主能力非常强，台湾民主的成就是台湾人民的，不是因为哪一位政治人物或是哪一个政党造就的。他说明，2004年至2007年台湾经历了红衫军、陈水扁遭三次罢免提案、北高两市选举等动荡，最後是由台湾人民稳定了台湾，是台湾人民用自己的选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认为台湾选民清楚她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台湾好，而非为了哪一个政党或是哪一号政治人物。 金恒炜表示，台湾大选不是省籍问题或是统独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是民主自由的选择问题。他认为，台湾应该多花一点力气将民主做的更坚实，台湾建构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民主、法治、人权的基础上。 曹长青∶对邪恶有充分认识的人才会支持台湾 政论专栏作家曹长青也表示要选出对邪恶共产党有充分认识的人做总统，如北韩，与共产党和恐怖分子谈帮助自由民主是浪漫幻想，对邪恶有了解的人才会支持爱护台湾。 曹长青在会中也解读了民主对“去中国化”的疑问，他将这问题分为四个层面谈∶在文化上，应尊重台湾的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去除中共制造的霸权文化；在道德上，他以台湾人写出“隔夜包子”的诚实区别大陆出现的假包子现象，尊重台湾人淳朴、诚实的品德，去除中国由於中共污染下的假烟、假酒、假文凭、假结婚等道德败坏的行为；政治上，尊重台湾人民自决权，去除中共；经济上，去除中共腐败贪污的盗窃经济。 曹长青说也希望海外和台湾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要多发声，打破由亲共媒体制造的“假多数现象”，要对世界和台湾走向自由的趋势有信心。 金恒炜先生在最後对记者补充表示真正“去中国化”的是中共，这个欧洲外来的共产势力从简体字到文化道德，几乎摧毁了中国传统中宝贵的一切。 中国著名未被“改正”的“大右派”林希翎女士也到场，她应邀致辞表示∶“统独之争是中共的陷阱，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现在大陆人民最关心的是专制政权中共的解体，两岸人民都是兄弟人民。” 12/30/2007 1:20:08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7/12/30/n1958911.htm 2008-03-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华尔街日报》惊爆拜登四年白宫秘事
何清涟 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获胜，原因之一是从奥巴马以来形成的三角联盟破裂。这个三角联盟由“民主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高科技为主）-知识精英（左派媒体+教育界）组成，但在选前半年左右，是华尔街数十位富有的华尔街投资人聚集在纽约皮埃尔酒店达成共识 支持支持川普。大选前后，又有好几家媒体离开民主党阵营，《华尔街日报》算其中一家。从宣布不为任何总统背书之后，该报屡出奇文，除了将拜登政府称为奥巴马第三任期之外，最惊耸的莫过于12月19日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 拜登的助手团队是白宫的实际掌权人 《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一文由四位记者联手写成。据记者介绍，这篇关于白宫如何在一位年迈的领导人位居组织结构顶端的情况下运作的文章，是基于对近 50 人的采访整理而成，其中包括那些参与或直接了解白宫运作的人。拜登公开活动中时时失语，助手们经常重复向他发出指示，告诉他从哪里进场或退场，有时走下讲台时找不到方向，白宫的幕僚长与新闻发言人需要经常向外界证明拜登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诸如此类都并非秘密。这篇文章揭示了外界一直在质疑的美国之问：究竟是谁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揭示了以下至关重要的几方面事实： 拜登的助手团队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拜登的身体时好时坏（文章分节标题‘Good days and bad days’），安排拜登日程首先得从身体状况出发。文章告诉读者，切莫为此担心，“拜登自30岁成为参议员以来就配备了顾问，他来到白宫时有一个由忠心耿耿、长期服务于白宫的助手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对拜登和华盛顿非常了解，可以成为特别有效的代理人。他们不能容忍对拜登表现的批评，也不能容忍民主党内更广泛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总统决定竞选连任时”。 将拜登保护在一个硬壳中。这个团队充当总统的看门人（每个总统都有），几乎决定一切（这是拜登独有），从为避免显出拜登的衰老善忘特意限制吉尔·拜登的活动频率，到利用疫情时就设立的总统保护机制、控制拜登与内阁成员、立法代表们的见面以及见面时间，“使拜登与内阁成员、国会委员会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异常疏远。这也使他免受美国公众的监督”。就连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这些重要阁员，与拜登总统的互动也很少。“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高级顾问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及其前任等人经常被安排担任总统的中间人”——也就是说，政府高官们经常通过这三人聆听总统的指示。“总统总有看门人。但据民主党议员、捐赠者和曾为拜登及其他政府工作过的助手称，拜登身边的围墙更高，控制更严。” 拜登与重要官员接触少，有事实佐证。国防部长奥斯汀因前列腺癌于2023年12月22日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了手术，却没有通知拜登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脱岗多日，让白宫找不着人的荒唐事也出现过。 助手团队决定总统获取什么类型的信息。信息为拜登编写新闻剪辑包的新闻助理被高级幕僚告知，要排除有关总统的负面报道。“拜登与谁交谈受到限制，他们对他说的话受到限制，他获取信息的来源也受到限制。” 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有一小群助手紧随其后，为他提供帮助，尤其是在出差或对公众讲话时。“他们对他的照顾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一位目击者说，并补充说，这种 ”手拉手 “（hand holding）是其他近几任总统所没有的。“这一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防止拜登出现口误或失误，从而损害他的形象，造成政治上的麻烦或扰乱世界秩序。” 助手团队的水平决定拜登的领导水准 美国这几年卷入的对外战争比较多。《白宫运作》一文并未提供与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包括最近对叙利亚内乱的相关信息。但有两条信息却让读者能够管窥重大军事行动与情报信息方面的运作情况。 华盛顿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担任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2021年阿富汁撤军时，对拜登在政府制定撤军计划时发表的过于乐观的言论感到震惊。他试图向总统表达自己的担忧时却无法联系到总统本人。在灾难性的撤军行动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170多名阿富汗人死亡后，史密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评论，称政府对美国支持的阿什拉夫-加尼政府的耐久性缺乏 “清醒的认识”，引致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通愤怒的电话，两人激烈争吵。不久之后，史密斯接到了拜登的道歉电话。史密斯说，这是拜登在任四年来给史密斯打的唯一一个电话。史密斯评价说，”拜登的白宫比大多数白宫都要与世隔绝。“不过，据在阿富汗任作战指挥长达6年的美国将军Lieutenant Donald Bolduc在接受Washington Examiner的采访中所言，奥巴马是阿富汁混乱的设计师（Obama is architect of Afghanistan mess。Architect）。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头号民主党人、康涅狄格州众议员吉姆-海姆斯（Jim Himes）说，过去两年他与白宫的互动主要集中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重要章节的重新授权上，拜登的高级顾问和其他政府高官在这个问题上与海姆斯进行了合作，他对双方的合作表示赞赏。 ——这两人的经历表明，拜登的助手与高级幕僚们在自己了解的事情上可以与阁员及高层官僚沟通，成为“海姆斯”；遇到他们完全不了解且欠缺经验之事，就一个避字诀。 拜登的白宫中，谁是总统的领导？ 最后回到一个该文提出却没给出答案的问题：谁是总统的领导？ 文中有段让人遐想联翩的文字：“罗恩·克莱恩（Ron Klain）曾在拜登任职的头两年担任幕僚长，他表示，白宫的议程和步调由‘总统的指导和领导’ （the “president’s direction and leadership）决定”。 那么，谁是“总统的指导和领导”？这篇文章没进一步说明，但是擅长白宫内幕消息的Axios在2024年7月拜登被要求退出连任竞选时登过几篇文章，在《拜登日益缩小的核心圈子内幕》中谈到拜登对长期顾问迈克·多尼隆（Mike Donilon）、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和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的依赖——这三人有时在白宫内部被称为“大人物”、“白发人”，被称为“三巨头”的时候较少。这三人拥有拜登及其家人最看重的忠诚。这个群体还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高级助手安东尼·伯纳尔（Anthony Bernal）和副幕僚长安妮·托马西尼（Annie Tomasini）。 但是，这些幕僚与助手就算再有能力，也只是在白宫事务上起作用。拜登真正的领导者另有其人。这一点，Axios在今年7月9日那篇《幕后：可能决定拜登命运的民主党人》一文中谈到，拜登知道可以忽略紧张的民主党人、媒体、专家、富有的捐助者和精英，因为他们对他的未来没有影响。但从前总统奥巴马到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少数几位民主党高层人士肯定会影响他的未来。他们有信誉和影响力来推动拜登下台。 这些民主党高层人士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前总统奥巴马。早在选前数天的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编辑部评论《哈里斯胜选意味着奥巴马第四次连任》， 为何美国人会认为拜登政府是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只因奥巴马曾于2020年11月大选之后在接受《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访谈时，说过如下一段话：“如果我能安排一个替身，一个男主唱或女主唱，他们戴上耳机，我穿着运动服在地下室里浏览这些东西，然后我可以发表台词，但其他人负责所有的演讲和仪式，我会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 看完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之后，我突然有点庆幸：幸亏这四年拜登政府只介入了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还有红海胡塞武装的冲突，五角大楼尚能管控，倘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比如中国军队发动对台湾的袭击正好遇上拜登的Bad Days，怎么办？但我又生出另一种遐想：利用操控舞弊选出这么一位年老失智者做总统，而且是拥有世界最强大军力之国的“世界总统”，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幸亏这一页只剩下1个月左右就可以翻过去了。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12月2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20044）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美国选举怪象：邮寄选票定乾坤？
何清涟 离美国大选日只有20多天，由于今年多数中间选民早就决定了选票将投给谁，民主党现在只能坚持一定要邮寄选票。川普总统在与拜登的第一轮辩论中提到许多地方都发生丢弃投给他的选票，希望选民在大选日亲自去投票。这并非危言耸听，仿佛为川普的抱怨做注脚，10月7日，新泽西邮政工作人员尼古拉斯·博切尼（Nicholas Beauchene）因丢弃上百张邮寄选票及其他大选相关文宣资料而被捕，其他州也发生类似事件。因此，通过邮寄选票作弊再次成为美国选民担心的问题。 民主党的宣传战宣称胜利的目的何在? 今年大选正在重复2016年故事，民主党一方持续宣称自己必胜。这种必胜宣传是通过几种方式进行，最典型的是民调。今年9月初，美国一家数据和分析公司Hawkfish接受Axios访问时预测，总统川普在11月的大选当天会”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最终却会连任失败，原因便在于邮寄选票造成川普”大幅领先”的假象。 Hawkfish数据和分析公司行政总裁门德尔松（Josh Mendelsohn）指出，由于武汉肺炎疫情关系，更多民主党支持者都会倾向以邮寄方式投票，反观大多数共和党支持者几乎都选择亲身投票。因此当邮寄选票未到达前，在亲身投票的支持者护航下，川普便可取得领先优势。门德尔松表示根据模拟情况推算，如果选举当天只点算了15%的邮寄选票，川普会以408对130选举人票领先。但当75%的邮寄选票点算后，大约可能是4日后，便轮到拜登取得领先，拜登最终会以334对204选举人票胜出大选。 门德尔松形容这个情节为”红色幻象”（red mirage），”数据显示川普在选举日会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但当每张合法选票都经过点算后，到了最后一天，这可能是选举日之后数天，实际上显示选举当晚票数只是海市蜃楼。川普看来处于领先地位，但当所有选票点算后，事实证明他没有。 民主党在各州的地方选举中，利用邮寄选票作弊，已经引起几十起诉讼（续篇将分析）。笔者居住的美国新泽西，已经发生数起邮寄选票作弊事件，但民主党州长墨菲仍然坚持于8月14日发布新的行政命令，11月份的大选将主要采用邮寄投票（Mail-in Ballot）。8月18日，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起诉讼，指墨菲行政命令违法。 基于邮寄选票大量作弊这一事实，门德尔松的“研究报告”只是民主党的及其友军在为邮寄选票大规模造势的宣传活动之一。 因为发现邮寄选票可以增加选票，民主党死死咬住一条：一定要邮寄选票。邮寄需要理由，那就是疫情必须延续。其实，在处于疫情高峰期的5-8月，民主党支持者与BLM在全国举行了一万多起所谓抗议活动（包括打砸抢烧杀），根本不考虑避疫。现在到了疫情转轻时他们需要避疫，只是为了找理由为邮寄选票作弊，因为民主党的胜选就押在这一赌注上。事实上，民主党要求邮寄选票的疫情借口已经不存在，截至10月5日，以8月以来50所美国大学为样本的7万感染者中，住院3人，死亡0人。（https://twitter.com/caolei1/status/1313323059563040769/photo/1） 8月24日，希拉里·克林顿接受“政治秀·竞技场”（Circus on Showtime）的采访，当被问及今年总统大选会出现什么的结果时，希拉里说双方得票可能会非常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和共和党一定会胡搅蛮缠，特别是要拿邮寄选票做文章，所以拜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急于承认败选。如果我们像另一方（共和党）一样坚持寸土不让，就会赢得最终胜利。” 民主党为什么要选择邮寄选票？ 这个“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作弊，以便“收割选票”（ballot harvesting）。民主党近十年内发明了不少收割选票的方式，比如在民主党各州取消Voter ID，让非美国公民投票等等，这不是危言耸听。从2017年开始，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建立了一个选举欺诈数据库，目前已经搜集到1 285个选民欺诈案例，基本是民主党所为。Heritage数据库的建立者称，该数据库旨在演示选举系统中的漏洞以及实施欺诈的多种方式，它不包括所有选民欺诈案件，基本是调查后查实或起诉的举报实例。 尽管案例这么多，但许多民主党人及其媒体盟友却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但拜登本人的经历却说明，民主党这种否定苍白无力。拜登（Biden）在他担任特拉华州美国参议员的36年间，始终如一地表达对选民欺诈的担忧。只在今年民主党要通过邮寄选票翻盘时，他才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说选民欺诈是神话。 我所在的新泽西州说是蓝州，共和党在2016年以不到4%的差距输给了民主党。今年的选情前所未有地奇特，2016年此刻，支持希拉里的广告牌遍布全新州各个角落。到现在为止，这个蓝州很少看到双方的竞选广告牌，而今年关于民主党在邮寄选票上作弊的案例已经有多起上诉至法庭，尽管民主党努力否认，也不得不承认至少有五起已经上诉至法庭，并辩称因为选举欺诈被发现了，因此说明这个系统能够防止欺诈事件。对民主党来说，不幸的是本党出了深喉。《纽约邮报》于8月29日刊登了一篇《有关选举欺诈的自白：我是操纵邮寄选票的大师》（Confessions of a voter fraud: I was a master at fixing mail-in ballots） 这位民主党竞选的战略顾问不愿透露姓名，但《纽约邮报》记者在核实了这位举报者的身份——民主党的高阶竞选工作人员，说唱歌手、作为各种选举战役顾问的悠久历史之后，证实这位举报者多年来领导了欺诈者团队并在新泽西州指导了至少20名竞选人员，还对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进行了同样的指导工作。举报者声称他的肮脏工作涉及新泽西州帕特森，大西洋城，卡姆登，纽瓦克，霍博肯和哈德逊县的市政选举和联邦选举，在整个加登州的地方立法，市长和国会竞选活动中都可以找到他的印记。根据《邮政》（The Post）评论的竞选记录，新泽西州的一些知名人士和最高职位的职员都从他的肮脏伎俩中受益。例如，在新泽西州的邮寄选票，首先是用大信封将空白的邮寄选票发送给注册选民，包装盒内是回邮信封，选民必须签名的“选民邮件证明”以及选票本身，那就是选举操纵者开始行动的时候，这些伎俩包括做假票的数种方式。选票没有水印等安全标记，可以复印。办法是先从真正的选民那里以各种理由回收信封（因为不可复制）、然后塞入填写好的复印选票。举报者说，他注意不要将伪造的选票塞进几个公共邮箱中，而是将它们散布在城镇各处。这样，他避免了今年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议会竞选中草率的选民欺诈行动所引起的关注，该行动仅在三个邮箱中发现了900张选票。 其他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1、利用邮递员内部操作，丢弃一些选票，比如投给川普的。2、付薪酬给疗养院的护工，让他们“帮助”老人填写缺席选票是一个选票金矿。3、在不需要选民证的州（美国选举是州政府权限），例如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派竞选人员去投票站投票；4、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去购买大量选票。 文章点了新泽西州几位通过作弊当选的议员与官员的名字。特别提到迈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赢得他在纽约第三任市长一职时，到收容所贿买了大量无家可归者（Homeless）的选票，每票约为174美元。说到布隆伯格，这是老于此道的高手。他在2020年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处于下风，非常不高兴，2月6日在公开辩论中，为了证明自己对民主党的贡献最大，民主党辜负了他的贡献，把他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花了1个亿购买了21个众议员位置、扶植南希·佩洛西当了众议院议长的事儿给抖了出来，布隆布格的原话是：“让我们记录在案吧，他们谈论的是40位民主党人（包括前副总统拜登，当时布隆伯格的竞争对手）“， “其中，有21人是我花了1亿美元才选上的，……所有新上任的民主党议员都是让南希·佩洛西统帅，这让国会有能力控制这一届总统，我相信——是我的努力赢得了这一切！” 这位擅长在摇摆州翻转选情的举报者说，有时候，“以500票，1000票摇摆的选举可以有所作为。”他还说，在组织上，他在新泽西州和其他地方的选民欺诈计划类似于黑手党组织，老板（通常是竞选经理）将暴民“士兵”的日常管理移交给了下层首领，实际的候选人通常被故意隐藏在黑暗中，因此他们可以维持“合理的可否认性”；他还发明了一种让民主党选举委员会发现这是“自家选票”的信号，这种选票即使有问题，也不会被民主党的选举委员会丢弃——这位举报者所言，可谓民主党选票作弊大全，懂英文者可以去看看，增进了解。 美国体制真正的优势在于四年一轮的投票选举，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核心。过去多年来，投票选举在现实中的“维稳”作用远大于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大部分民众对统治集团的怨恨可以通过“下次不投给某位领导人”得到有效的宣泄。但是，川普不同于他前面的几位总统，那些总统擅长竞选而拙于治理，就连非常不待见他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他兑现了大部分竞选承诺，选民的支持成了川普唯一的支撑。民主党在选举上的公然大规模作弊，完全破坏了美国这一由宪法确定的政治维稳功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非常严重。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10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7780）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习近平扯谎，他怎会喜欢这样的潘恩
曹长青按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开出了一堆书单，说他喜欢这个那个美国作家和作品，其中特别提到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潘恩和他的《常识》一书。显然习近平没有真看过《常识》，因为这本书是鼓吹独立的，主张人民有选择国家独立的权利。此书近年台湾出了繁体版，其独立理念成为当今“台独”的教科书和思想火炬。习近平难道要支持台独了？当然不是，因为他连《常识》写的是什麽都完全不清楚。由此可见，他到俄国说他读过的那长串书名，到英国开出的书单，这次到美国信口开河说他读过这个那个，都是扯谎，这跟他弄个假博士一样，都是心虚（又虚荣）的表现。这样的骗子出任中国国家主席，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下面是我当年为台湾繁体版译本《常识》写的序∶ “如没有潘恩，自由的美国将难以想像” ——台湾版《常识》译本“序” 曹长青 每次从美国来到台湾，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朝气蓬勃向前迈进的足音。而每次观察台湾走向国家正常化的艰难和努力，都让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之路。虽然时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样目标，走著相同的道路。 回顾美国的独立之路，比今天台湾的奋斗更艰难。在内部，由各种移民组成的最初十三州， 英国移民占四分之三。他们在血缘、情感上自视“美洲英国人”，缺乏独立意识；在外部，有大英帝国的军事镇压。但最后美国人成gong了。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从个体来说，有三个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一是《独立宣言》作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他在《独立宣言》中提出人生来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护这三种个人权利。一旦政府成为个体追求这三个自由的障碍，那麽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改变、或者抛弃这个政府。这个宣言奠定了美国独立和自由的理论基础。 另一位是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这位当时独立军统帅，身先士卒，率领美国人和英军作战。撰写这段历史的畅销书《一七七六》作者、美国历史学名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说，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华盛顿超过杰佛逊，因他直接领导了独立战争，并在最艰难之际，独撑局面，独立做出重大决定。 第三个对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最重要贡献者，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纵观美国独立的历史，如果说杰佛逊奠定了独立的理论，华盛顿指挥了独立之战，潘恩则是用文字的号角，吹出了独立战争的士气和激情。三个人像“三角架”，为美国撑出了一个伟大、自由、独立的天空！ 但是和杰佛逊、华盛顿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本书《常识》是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所写的最重要文献，这位英国人为美国的独立，以至整个人类迈向自由的历史，做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其独特之处，起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潘恩有“权利高于国家、是非大于族群”的人权观。 他完全超越“大英国情结”，视美国人民独立的“权利”高于他作为英国人和英国的共同“国族”利益。他在《独立宣言》发表近两年前才来到北美，然后迅速发表了鲜明而坚定地支持美国独立的《常识》。他提出，美国独立是天赋人权，在北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建议美国制定一部自己的宪法；他说，“从广义上来说，美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整个人类的奋斗目标。”这个宣称至今仍激励著美国人领导全球在通往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道路上跋涉。 杰佛逊、华盛顿作为先贤，受到美国人的爱戴。但从族群角度来说，他们是为本国人争自由。像后来的知名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是为自己所属的非洲裔族群争权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争取自己的国家独立。这些人都为本种族，当然也是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能超越本国、本族群的范畴而争取更高的人权价值则更难能可贵。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和今天台海两岸知识分子的情形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超过对人权价值的追求；而且知识分子的“国族情结”、“民族主义”都远比普通民众更强烈。 超越“民族、国家”的艰难还在于，他们不仅会被本族裔知识份子的责难、谩骂，攻击，甚至遭到本国政府的迫害，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像潘恩的书就被英国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国独立十年之后，回到英国，希望为英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却一度要被英国政府逮捕；而且英国还曾通过议案，永远拒绝他回国。但潘恩完全不考虑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并亲身实践“权利高于国界”的人权价值。这使他成为人类二千年历史以来罕见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对美国必须独立的认知，比美国人更清晰，立场更坚定。 当时在美国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统、独之争。那些“大英帝国”的维护者，主张尊崇英国的国家体制，保持现状；而即使那些认为美国应独立者，也恐惧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独”。 在这种背景下，潘恩写出《常识》这本书，清晰、坚定地指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是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和“常识”——北美人民没有必要继续接受君主政权统治，解决英美危机的最佳途径是美国独立。他说，美国独立是“迟早要发生的必然趋势”。他呼吁人们与英国决裂，拿起武器反抗，独立建国，把“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国家留给后代”。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来的，因而他被称为“独立战争的号手”。 在《常识》中，潘恩历数英国对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压。他说，如果说英国是我们的母国，那英国对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因为“老虎都不食其子”，“野蛮人也不杀其家属”。因此 我们承认自己是英国人后裔又有什麽意义？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们必须反抗，以获得独立。他说，不许美国独立，就如同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远不该吃肉一样论证荒唐。他预测说，美国之兴起，是整个人类的一项极为伟大的策略使然。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符合北美大陆人民的利益。 针对那些主张和英国“和解”的妥协派，潘恩坚定地指出：英国既然是我们的公开敌人，那麽我们就应该切断和它的关系。他批评“和解说”滑稽可笑；甚至批评那些主张“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见；脑筋迟钝，无远见；不愿了解真相；过于重视欧洲光明面；判断失当，会给北美带来更多灾难的人”。 《常识》当时也曾被许多忠于英国的保皇派作家所攻击，但比较著名的，都是用笔名来抨击潘恩，说明他们自己都底气不足。 当时亚当斯、富兰克林，甚至开始时连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元勋，都对美国到底该不该独立、脱离英国后是否应建立一个和英国君主立宪制完全不同的政体而心存疑惑。当时只有潘恩一个人鲜明、坚定、强烈地指出，“只有公开地、断然地宣布独立，才能很快解决我们的问题。”他甚至说，“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斗争中都抱著这种胆怯的思想，后代的子孙一定会以厌恶的心情来想起他们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从上帝的角度来论述美国独立的权利。他说，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国安排在远离北美大陆之处，也是强有力的证明，英国不应有对北美的统治权，这是天意！ 潘恩在《常识》中告诫和鼓励美国人说，“那些想收获自由所带来的美好的人，必须像真正的人那样，要承受支撑自由价值的艰辛。”他说，“我们的伟大力量，来自北美人民的团结一致，而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寡。” 第三，《常识》产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用一种常识化、口语化、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当时美国才三百万人口，《常识》在三个月内就卖出十万册，最后销售了约五十到六十万册（等于当时每五、六个美国人就有一本），是当时仅次于《圣经》、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对于《常识》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潘恩说，“我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事实、浅白的论点和基本常识。”他的文字非常浅显、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写给普通人看。但这本写给普通人看的书，却赢得了美国前三位总统华盛顿、亚当斯和杰佛逊等建国之父们的高度赞赏。 美国独立之路，走得非常艰难。因当时美国没有任何正规军队，而面对的是几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国。当时美英的军事差距，比今天台海两岸大很多。华盛顿招募的独立军从没打过仗，更无军事训练，用华盛顿的话说，“营地上全是武装起来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军队。”所以战争之初，华盛顿的独立军一败再败。最少时，华盛顿手下只剩三千军队，而英国仅从德国招募的雇佣军就有一万七千，正规军超过三万。 在此关键时刻，潘恩不仅参加了独立军，和美国人并肩作战，而且在战地上写出了振奋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机》等十三种小册子。这些充满激情、胆识、洋溢著必胜精神的战斗檄文，极大地鼓舞了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潘恩呼吁，“这是考验一个人灵魂的时刻，那些坚守的勇士，应得到人们的爱和感激。” 独立军统帅华盛顿曾亲自向士气低落的军队宣读《北美危机》以振奋人心。华盛顿在日记中写道：“那成千上万还没有出生的美国人的命运，在上帝之下，就取决于这支军队的勇气和行动。”英国甚至有家报纸说，“在一小时前还是一个坚决反对独立思想的人，读了潘恩的书之后，也瞬间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常识》所表达的清晰而坚定的立场，不仅强化了无数普通美国人走向独立的信念，连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也是被潘恩的《常识》说服和打动，而完全放弃了对英国的幻想。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们必须和英国政权一刀两断”。 因而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这只笔，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是徒然无用。┅┅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gong于托马斯．潘恩。”当时率军助美的法国将领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说∶“如果没有托马斯．潘恩，自由的美国将难以想像。” 第四，哺育人类自由思想的经典。 回顾人类的自由思想史，人们自然想到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经典之作。但这些宣言，都从潘恩的《常识》那里获得了思想营养。 《独立宣言》甚至可视为《常识》的“姊妹篇”，因为在《常识》发表半年之后，杰佛逊起草了《独立宣言》。这个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参考了《常识》（还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权价值；而且在形式上，《独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识》的模式：先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然后历数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后宣布，独立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杰佛逊曾表示，他对曾引用《常识》而感到骄傲。 疾呼美国必须独立的潘恩，并不是把独立看作终极价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国独立之后，要建立一个和英国的君主制、法国的贵族统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个能为全人类树立样板的伟大政治体制。他说，“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只是从英国独立出来，那就太渺小了。”他强调美国要通过“新宪章”，成为一个既无任何国王和世袭，也没有贵族和权贵，真正法治的平等社会。他响亮地喊出“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从而把“建国”和“共和”联到一起，把美国独立提升到建立全人类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这是潘恩支持美国独立的初衷和理想。后来二百多年来美国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铺设的基石上，或者说是他的梦想成真！ 因此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为《常识》再版所写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美国革命，并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局限在为美国的利益，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一个世界公民，他坚信，他为美国所做的努力，就在为英国、法国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争自由的努力。” 后来潘恩所以支持法国大革命，是他坚信这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因此当他到巴黎参与起草法国《人权宣言》时，就毫不迟疑地把美国的原则，包括天赋人权、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等思想，写入法国的人权文件，强调法兰西应该走“共和主义”的道路；同时反对处决路易十六国王。因此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把他投入监狱，差点上了断头台。他后来对法国大革命走向极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满拿破仑的帝国，因而返回美国。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权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响深远。他当时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并认知到，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识》中开篇就断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必要的恶，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恶。”这些原则，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并至今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终坚持理念，发出独立的声音。 潘恩对美国独立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于追求天赋人权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识》当年的销量，等于今天在美国卖出六千万册，在台湾卖出四百万册，但潘恩却把版权捐给了美国，不仅没有获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负担了第一版的印刷费。在美国独立九年之后，他生活拮据，相当困窘时，美国政府只是给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补助金，以表彰他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卓越贡献；并授予他“美国公民”。 在《常识》中他说，“我不是出于骄傲、党派或怨恨等动机，来支持美国独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绝对相信，这种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陆的利益。”“我一向坚信，美国的独立迟早会实现。根据目前形势发展趋势，独立将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写出《理性时代》等书，反对任何形式的教会，认为信仰只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遭到基督徒社会的美国民众反感。当时美国三百万人口，99.8％是基督徒。华盛顿领导的独立军，除一名上校外（当时还没有什麽将军，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会的牧师。 在这样一种非常浓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于发表《理性时代》一书，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评基督教义对独立思考的压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结果引起教会强烈反弹，指责潘恩是“无神论者”。他还曾发表公开信批评指责华盛顿。即使在今天的美国，“无神论者”也会被教会视为近乎“野蛮人”。而在当时的美国，敢于挑战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为建国之父的华盛顿，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遭致美国人的反感、厌恶甚至痛恨。当时潘恩在美国的地位从“号手”变成“众矢之的”。 在声望一落千丈、处境十分艰难时，潘恩也从未动摇对独立而自由的美国的热爱，更没有对自己支持“美独”而有丝毫的后悔，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政府应选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来美洲是因为对我来说，美洲代表著未来，象徵著，至少我认为，可能象徵著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热爱这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国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国总统杰佛逊的帮助下回到美国。即使上流社会有人讥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为所动。 当他身体衰弱，经济拮据，孤独一人，甚至周围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仍栖居在纽约的农庄，直到最后的时刻。 潘恩始终没有妥协，坚持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不靠群体壮胆的强大心灵。哲学家胡克曾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样，在他第二次来到美国的时候，遭到他的前战友们那麽严重的、不可原谅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对待。” 今天，《常识》已成为人类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它对美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2003年美国最大连锁书商“邦诺书店”统计出的影响美国历史的二十本书中，《常识》位居榜首。 《常识》问世二百年之后，才有了中译本。这是台湾第一次有繁体字译本。译者陈水源先生的努力，给更多台湾的读者带来一个重新认识“独立价值”的“常识世界”。对于这个“常识”的实现，潘恩在《北美危机》中斩钉截铁地预言：“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我们就有希望得到光荣的结果。” ——原载《开放》2007年10月号 2015-10-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恒大“威胁”政府说明了什么？
何清涟 这几天，中国最大的新闻是“超级杨白劳”倒逼“黄世仁”的消息。国内网站做的标题很出彩：恒大求救报告，轰动整个地产圈：不救我就死给你看！此时此刻，除了图片之外，所有关于《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之信息，全都已经404。 我的兴趣不在此事真假（我倾向相信恒大确实发过这个报告），也不在于恒大是不是与政府勾结的“奸商”（中国政商关系决定了依靠不上政府、傍不上实权官员的商人不能成功），更不在意“奸商威胁政府”应不应该，我在意这报告威胁的内容，以及恒大为何断定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软肋”。 恒大如何认定党爹央妈的痛点？ 恒大说，如果不能如期完成重组，将引发严重问题，一是资金链断裂，1300多亿负债将无法偿还；二是恒大负债8355亿，涉及银行、信托、基金类金融机构171家，会引发交叉违约，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三、严重影响上下游企业8441家，导致部分企业面临破产风险，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四、影响恒大的792个项目，涉及331万人的就业，204万业主的烂尾楼。 听起来，后果非常严重，条条直击中央政府实施了三年多的“六稳”、“六保”之经济国策，这“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所谓“六保”是2018年两会中提出来的，是“六稳”的加强说明版：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基本民生和市场主体，就能保证居民有收入，才能拉动消费、扩大市场需求。守住‘保’这一底线，才能稳住经济基本盘。恒大学习中央文件非常认真，知道党深深懂得：企业死了，也就没了市场主体，既没法偿还银行欠债，还导致员工失业；失业员工当然会断了收入，结果只能减少消费，无从扩大市场需求，“消费堵点”就横亘在那里，没法疏通。最后导致交叉违约，与恒大有关的企业、员工、金融机构，大家都活不成，也就没法向政府交税，“六稳”变成“六不稳”，中国经济基本盘就没法保证。 恒大确实抓住了党爹央妈的痛点，是否发挥父爱母爱，全在党与政府的一念之间了。互联网时代，雁过留痕，党爹央妈应该听到了“儿子”恒大的求救之声。 恒大只是大型房企的一个缩影 中国房地产企业之多，全球第一。在房地产业风光之时，不少企业都去开发房地产。根据2018年全国工商局的统计，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房地产开发商一共9.7万多家，而此前每年都有房地产公司破产，2014年曾有2000多家房企倒闭，国内媒体评之为“风来了，猪也能飞上天，风停了，摔得最惨的也是猪”，将此现象称之为“房地产业大洗牌”。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2019年全年，全国合计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多达620次，刷新历史记录，在2018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8%。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地产融资政策持续收紧，银保监会等机构密集发声强调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信托、银行贷款、公司债、海外债等融资渠道，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部分中小房企的资金链一度濒临断裂。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2019年中小房企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年，全年宣告破产的房地产相关企业数量超过525家。专家评曰：破产名单中，基本都是不知名的中小房企，大多数只是曾经有过涉房地产业务，这样的企业破产倒闭，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相对有限。并预言今后80%的房企将倒闭，只剩下一些实力强大的房地产公司。 恒大无疑被认为是残酷洗牌后应该保留的又大又强的房企，2017年其老板许家印是中国首富，列全球富豪榜第34位。2020年初，中国媒体宣布，刚刚过去的2019年，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或许是过去十年最难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并宣称地产将进入寡头垄断，全中国大概只需要保留50家开发商；房地产行内的估算保守一些，称“未来房地产市场显然只属于前30强。”但不管是50强还是30强，恒大都赫然列在前三名。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12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榜前三名分别为碧桂园、万科、中国恒大，全口径销售金额分别高达7715亿元、6312亿元、6262亿元，行业TOP3合计卖房金额超2万亿元。 那么，这么威势的恒大为什么如今告急？ 首先当然是企业体质虚弱。第一财经9月24日发表的《恒大地产四年回A路 多渠道运作寻求融资突围》一文，对此有非常清楚的叙述：截至2016年底，恒大地产总资产9268亿，但总负债8655亿，扣除预收账款后的负债率82%，计入1160亿的永续债后的净负债率445%。不得已走上谋求战略投资的道路，三轮增资完成后，数家战投资金合计投入1300亿元资本金，共获恒大地产扩大股权后约36.54%权益。但是，引入战投时设置的对赌条款，也为恒大重组留下隐忧。首先，恒大地产向战略投资人承诺，公司在2018-2020年三个财政年度净利润三年合计盈利总额达1650亿（实际上是不管经营状况支付的高额股息，犹如借贷）。其次，如果到2020年恒大地产未能完成重组深深房实现回归A股计划，战投有权利要求恒大最大股东凯隆置业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回购相应股权，或者由凯隆置业无偿向战略投资者转让部分恒大地产股份。因过去三年内，恒大按照约定向战投者支付了高额股息，鉴于此，战略投资人同意将重组完成时间顺延一年至2021年。这意味着，如果恒大不能在2021年前重组成功，1300亿的战投股东仍有可能要求恒大及许家印履行回购义务。 这种以苛刻条件获得资金的大型房企，应该不止恒大一家。 脓疮迟早会破 房地产这个行当在中国早就面临高危状态。中国房地产能否存续，早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说白了，房地产市场关涉到三方：依靠土地财政支撑的地方政府（征地款与七通一平的资金来自银行）、依靠银行贷款支撑运转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及依靠银行贷款支付房贷的成千上万房地产买家，这三方全依靠国有商业银行一家承托，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东家，其实就是中国政府。 20世纪以来，全世界有数的百余次经济危机，基本缘于房地产泡沫。近年来很有名的有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美国两房引起的金融危机，不太有名的西班牙经济危机，都缘于房地产泡沫。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世界近现代以来最大的经济泡沫，换在其他国家早就破裂。但管控经济是中国政府的强项，出于利害考虑，政府既不能让泡沫立刻破，破了谁都没好果子吃；也不能让泡沫再胀大，好比跳楼求生，楼层越高，风险越大。这些年的调控政策，就是慢慢放气让泡沫缩小，也就是让相关各方从五十层高楼往下慢慢挪，挪到哪层算哪层。这里附带说一句，不希望房价下跌的人，包括绝大多数拥有房产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家庭财富，70%是房地产，房价下跌，家庭财富严重缩水，莫说那些身负房贷者，就算还清房贷的人，那钱包迅速瘪下去的感觉，也会导致对政府严重不满。因此，在维持房价相对稳定这点上，中国政府与老百姓的态度保持高度一致。 最后一个问题是回答一个预想：只要房地产泡沫破了，中国人的消费力就会增强，会将买房的钱投入到其他消费上。这个预想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不但不会让中国人产生消费能力，反而会面临财富严重缩水、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双下降的可能。以下几个因素是明摆在那里，回避不了：一、许多人已贷款买房，这些人还得付房贷。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90后年轻人大约在1.7亿左右，他们的人均负债高达12.7万元。2020年1月央行在其官网发布了《2019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指出截止2019年12月末，2019年中国5.6亿人存款为0。二、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有50多个，房地产业的萧条必然引致上下游产业萧条，让许多人失业。 有鉴于此，房地产泡沫破裂，对中国来说，是个牵涉到政府、银行系统、企业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噩梦，结局是既定的，摔得有多惨，则由泡沫破裂时的风险“楼层”决定。恒大对政府发出的“威胁”，其实并非“威胁”，而是即将发生的前景。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0年9月25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9/25/n1243065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廉洁年金能让官员罢贪吗？ ——“383 改革方案”的单项经济学分析
何清涟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383方案）公布后，我在“奖廉不罚贪：自杀性质的制度性偷懒”一文中，从三方面分析了这一政策的不可行及其负面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这一方案对公务员是否能够形成足够的约束力。即：面对英明的党中央打躬作揖求恳的官员，在经过详细的“成本核算”之后，是否会感念党的一片苦心，从此罢贪。 \有关腐败的犯罪成本分析\ 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S .贝克。获奖理由很学术化，指其“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获奖词如果用通俗语言表述，是指贝克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人类社会的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者对自己从事的犯罪活动，都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盘算。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预期犯罪收益大于成本。因此，犯罪是在权衡各种谋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以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贝克因此提出，对付违法行为的最优公共政策就是提高违法成本，使违法“不合算”。 “383方案”有关廉洁年金的具体方案并未披露，但其中那句“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的表述，基本轮廓已现。因此加进几个参数就可以测算。 假定中国政府慷慨到极点，今后以每个官员退休时的年工资全额乘上20年预期寿命（65岁+20=85岁）。按照国内公务员自陈工资收入（《新京报》2013年10月29日文：“有权的多少也不够”），其收益与成本如下： 正科级年工资8万多，政府给其支付廉洁年金全额在160万-170万之间；厅局级年工资约12万，廉洁年金全额在240万左右；省部级年工资约20余万，所获廉洁年金约为400余万。 近十余年来，中纪委及各地检察机构查办的腐败案件，有几个低于1000万的？无需列举那些腐败数额比较惊人的案例，如贪污6000万的科级女官员罗亚平，以及据说拥有374套房产、涉案8亿多元的副部级官员刘志军，只以平均数来说事。 以上海为例，《南方周末》在“上海官场的权力囤房者”一文中说，上海市管干部在“惦量着申报房产”时，一般都有三至四套房子，其中最疯狂的是拥有40多套的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上海房价两室房平均超过200万，加起来这些财产总额不低。各地的“房氏一族”曝光者莫不有十几套乃至几十套房子，房地产信息全国联网迟迟未推行，就是因为遭到各地官员的群体抵制。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曾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研究报告，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算下来，平均每人携带外逃的资产高达4440多万-5000多万。 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能冒上绞刑架的风险。”中国官员不经营企业，经营权力，上述利润何止300%？就算加上全部工资与预期的廉洁年金，其数额都无法与官员通过权力寻租所得相侔。 本段分析说明：中国官员在从事腐败活动时，其预期犯罪收益远远高于成本。 \官员必然考量的“机会成本”\ 除了总体成本核算之外，还有其它几项官员必须考虑的成本，这些可以统归于“机会成本”。 中国现行规定是公务员65岁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如果廉洁年金成立，即自65岁退休之后开始领取。那么，对于有机会获得寻租机会的科级及以上官员，从现在到退休之间的时间长短，有个“机会成本”，即放弃寻租机会所失与拿廉洁年金所得之间的收益比较。这里至少需要计算三项“成本”： 一是升迁的概率成本。 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公务员考试已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这里必须澄清一个概念，中国党政事业机关均是财政供养，但只有党政部门才算公务员，其余只是“参照公务员待遇”。综合“揭秘官员晋升路线图：约万分之四可升至省部级”及同类几篇文章资料，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708.9万人，以中国人口13.4亿为基数计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务员。全国县处级公务员约有60万人，与708.9万人的公务员总数相比，其晋升比例大约为12：1。据说能成为县处级官员是公务员升迁途中的巨大转折，也是大多数人的仕途最高点。从处长到厅局级干部，是从60万人中选出5万，比例也是12比1；若与整个公务员队伍对比，则是142比1。升任至省部级官员，如果以厅局级干部为基数对比，为16.7比1；以处级干部为基数比较，为200比1。 即：升迁概率极小，到了科级以上，抓住寻租机会捞钱的“吸引力”，远比廉洁年金要大。更何况，中国官场买官卖官风行，升迁途中，各方都要打点，仅靠工资是不可能积聚买官资本的。 二是时间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两项： A．中国官场按级升迁的年限约为：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官场说的“年龄是个宝”，意指如果某人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这人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当了科级官员以后，只要是肥水衙门，如国土、矿业、哪怕是环保部门，都有寻租机会，相对于12分之一的升迁至处级的机会，是放弃眼前的利益、积聚资本打点上级，还是30年后再拿兑现的廉洁年金，大多数官员都会选择现实利益。 B．对政权存续期限的“稳定预期”。这项时间成本，即中共政权还能延续多久？可说官场中人大都在盘算，但决不会宣之于口。如今对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估计，最多只能以5-10年为时间单位。因此，对于科级及以上官员来说，这种“稳定预期“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愿意将其当作放弃寻租机会的替代选项。逾百万“裸官”的存在，表示这些“条件成熟”的官员已经做了风险选择。 三是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 “风险成本”指：腐败曝光的机会有多大，以及最严重的惩刑是什么。 如同我在“奖廉不罚贪”一文中说过的那样，在任何国家，被曝光的腐败案件都只是已经发生的腐败案的一部分，这种实际上已经发生但却未被察知的腐败被称为“腐败黑数”。中国研究者估计的“腐败黑数”是80-95%，即腐败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只有5-20%；对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来说，腐败免死是2007年以后的定例。也就是说，腐败的获益虽然不是无穷大，但也高得惊人，其最高风险也不是上绞刑架，而是死缓，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简直有如海盗行业行情。 将以上各种因素通盘考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官员腐败犯罪受惩的机率很低，犯罪收获极大，廉洁年金的吸引力基本可以忽略。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廉洁年金，只是为官员增加福利，5-10年内退休的官员们将因此非常高兴，但并不会因此就停止他们的敛财行为。超过10年以上才退休的官员们当然更注重眼前，因为遥远的预期收入对他们的吸引力只是比画饼大一些而已。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383-reforms-analytics/178257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中国这个经济利维坦是如何出现的？ ——2000 年 -2019：美中之间的乾坤挪移（上）
何清涟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24日在华府威尔逊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不象去年哈德逊演讲那样博得满堂彩，诸多中国海外异议人士（包括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强烈不满源自这几段：“人们有时会问特朗普政府是否寻求与中国‘脱钩’。对此的响亮回答是‘不’,美国寻求与中国接触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特朗普总统表明，美国不想与中国对峙”。 美国人希望政府少管国际社会闲事 阅读彭斯副总统威尔逊讲话全文，就知道这种源自断章取义的愤怒有点无厘头。在我来看，如何评价这一讲话，其实就看是出自什么立场。中国政治反对者一直将推翻中共政权的重任赋予美国总统，并以此作为评价某位总统是否合格的政治标准。他们全然忘记了一点：美国总统是美国选民选出来的，其首要责任是对美国的当下负责，其次是对美国的未来负责。中美脱钩，回到尼克松破冰之旅以前的对峙状态，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得由美国人民自行评断。 上述状况的产生出自两个原因：首先，从二战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一直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其次，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自身也以这一角色自任，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以推广民主化为自身责任。美国克林顿总统在冷战结束之后，雄心勃勃地推动了全球化，力主WTO吸收中国作为新成员，也宣称这是引导中国民主化，将之纳入国际社会的高招。 但美国政府不是上帝，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化遇到重重困难。伊拉克战争不仅让美国劳而无功，反而让极端伊斯兰主义乘虚而起。阿拉伯之春以后，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政权纷纷倒塌，ISIS更是成为世界的噩梦。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仅没有民主化，反而日渐回归专制独裁。美国国内则因全球化的影响，工作机会流失，中产阶级萎缩、贫困人口增多；对外战争与尽国际责任导致债台高筑；国内则因人口结构的剧烈改变而导致矛盾丛生，在华府政治中演化成民主共和两党势成水火之态。《世界是平的》作者在书中谈到他的发现：美国人所到之处，发现各国人民对美国夹杂着羡慕的仇恨，多半来自于美国插手他国事务（美国的推广民主化）。 面对上述形势，美国人的焦虑感日益严重。自2009年以来，美国人要求本国政府少管他国闲事、专注于本国内部事务的比例越来越高。皮尤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受到的质疑近年来明显增加，奥巴马总统履新的2009年高达41%；2013年，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己处理好内部事务”；在2016年5月的皮尤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为57%。同年7月，《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深度报道，探讨美国从2000年克林顿政府直至2016年的经济政策，以及2016大选中川普和桑德斯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及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道路上”。 错误的道路由谁开启？ 美中关系演化成今天这样，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完全撤掉了篱笆。从克林顿当政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上，都是撤篱笆政策。奥巴马在2016年4月，通过《大西洋月刊》记者的采访阐述了“奥巴马主义”的中国观，核心内容是“应担忧衰弱的中国而非崛起的中国”，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削弱中国。原因也很明显：对他青睐有加的拥抱熊猫派是中国政府的朋友，他钟爱的硅谷高科技公司都是中国的投资主力。在他之前有三位美国总统帮助中国进入西方世界。 2019年7月18日，美国前情报官员、冷战期间的前海军飞行员切特‧纳格尔（Chet Nagle），在第七次“当前危险委员会”简报会上做如下表述：“40年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向我们宣战，我们却全然不知。事实上，我们反而帮了他们。”“第一位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1972年他承认了中共政权，结束了其外交孤立”；第二个是老布什，天安门事件后，他派了一个秘密的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北京，安抚中共说，美国不会回避他们，去年他去世时，北京把他称作‘中国的老朋友’；第三个是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克林顿。”因此，当危会希望川普总统对中国强硬到底。 美国拥抱熊猫派为自己心向北京设置了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 这一理论成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圈的经典，缘于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克林顿向国会阐明与中国建立永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好处和必要性：“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经济利益，更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及随后十年卡特总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我们必须在中国创造积极变化的最重要机遇”。 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这就是我曾经分析过的美国对华政策八字方针（“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当中的“影响”，尼克松开始了“接触”（中美建交），克林顿要开展“合作”，进而“影响、改变”。针对当时亟入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商界与担忧工作机会流失的美国制造业（工会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克林顿想当然地画出了他们想要的蛋糕：“好处当然是美国公司获得巨大的中国市场，……“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 “通过降低对国有企业保护的壁垒，中国正在加快将政府从广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进程”——下篇中，我将谈到，后来的情况与克林顿的许诺完全相反。 当然，克林顿还给自己留了充分余地：“加入世贸组织不会一夜之间在中国创造一个自由社会，也不会保证中国将遵守全球规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它会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更上一层楼，而且肯定会比（该提案）遭到拒绝更有成效。 谁造就了中国这个经济利维坦？ 克林顿总统全方位开启了与中国合作的大门。其后的几任美国总统，基本都沿着中美友好合作的道路向深层掘进。到2016年，中国早已不是15年前恳求美国要求帮助加入WTO的发展中穷国，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已长达十年。以下主要截取2001-2016年数据： 中国GDP总量，从2001年的1.339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1.19万亿美元。到2018年，全球GDP总量达84万亿，美国虽继续稳居第一，为20.5万亿，占世界GDP比重24%，但与2017年的24.4%相比继续呈下降趋势；同期，中国为13.4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比为16%；比2017年的15.4%有所上升。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 年美国货物进口总额为 21891.8 亿美元，自中国的进口额达 4628.1 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21.1%。美国对华贸易逆差3470.4 亿美元——2001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仅281亿美元。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对外投资国。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仅347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0.5％；2018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6.3％。与之相比较，200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之比为31.8％，到2018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20.9％。 数字的一升一降之间，表示的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消涨。2018年，川普总统说了一句让中国特别不高兴的话：“我们在过去25 年里重建了中国“，——往前推25年，就是克林顿担任总统的1993年。 （原载于大纪元 ，2019年10月31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0/31/n1162465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北京奥运能带来政治变化吗？
张艺谋的《英雄》式的大场面开幕式，为中国政府千宣万传、千呼万唤的奥运会，拉开了序幕。这场奥运将给中国带来什麽变化，被世人关注。有些西方评论家期待，北京奥运能像八八年的汉城奥运一样，带来政治变化，促使中国像南韩一样，也走向民主。但这样一种期待，很可能会落空，因为南韩当时的民情、政局、领导人等，都和今天中国有很大不同。这里起码有四个方面∶ 第一，民情不同。 在汉城奥运前半年，南韩就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民主力量空前大集结，大汇合，大团结，目标是要利用办奥运的机会，迫使全斗焕政府修改宪法，放弃独裁统治。当时的抗议规模之大，如按人口比例的话，远超过中国的八九民运。据统计，不仅有一千万人的联名信（当时韩国人口四千万），在三周之内，就在全国举行了2100场示威游行，参加人数多达800万，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面对如此民情沸腾，全斗焕政府强调∶韩国获得举办奥运的机会不容易，全国人民要珍惜，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确保奥运成民 办，为国争光。全斗焕当时的想法和今天的胡锦涛是一样的，都是稳定压倒一切，奥运压倒一切，提高国家形象最重要。但韩国人民，尤其是反对派领导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不一样。当时的反对派主要领袖、後来做了第一任文人总统的金泳三，绝对不接受全斗焕为了奥运「政治休兵」的呼吁。正相反，他们恰恰要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全力抗争，迫使政府政治改革。他们不怕被说成是破坏奥运，而且韩国的老百姓，也不认为街头的抗议是破坏奥运，反而认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办好奥运，才能真正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所以有人评论说，韩国奥运会的成gong，不是人民配合政府的成gong，也不是所谓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成gong，而是人民迫使政府政治改革的成gong，是民意的胜利，民主的成gong！ 而在中国，不要说奥运之前半年，即使现在奥运都已经开幕了，也看不出任何民间力量或组织要借奥运来逼迫政府改革的强大呼声；反而是全国上下一致热烈拥护政府举办声势浩大的「强国」奥运会。民众认为的「强国」，事实上是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中国有异议声音，但很小、也比较零星，实际上是发不出声音。不要说中国国内，即使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华人，都是一片支持共产政府办奥运，「强国」好像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眼里，「个人权利」的地位，哪里能跟「国家强大」相比。在这种心态下，这次的北京奥运，强化中共独裁统治的效果，要远大於促使民主化的效果。一位在中国留学的澳洲华裔青年撰文说，「北京奥运看来更多的含义似乎只是中国人自己走到一起，向全球大张旗鼓地显示∶为什麽中国如此伟大而强壮。」 一百年了，中国人追求的梦仍然是「强国」。而只有强国，才是最能让中国人激动和疯狂的兴奋剂。真不知道中国人的可怜还要持续多久？也许中国人太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太渺小？渺小到只要「国」强大，「我」就可以没有？ 第二，光州和美国的双重压力。 面对韩国的民情激荡的局面，国际奥委会也担心，如局势继续动荡，就得考虑改地方办奥运。外国对奥运的投资商，也非常焦急。而全斗焕政府更是忧心如焚，不知怎麽办。因为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凭这个局面继续下去，那麽奥运会就真可能开不成了。那麽这个「果断措施」是什麽，是镇压，还是让步？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因为让步吧，他们的独裁统治就可能因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而垮台。如果镇压，那也将有严重的後果。1980年的光州镇压事件，已经成为全斗焕的重大政治包袱，现在这不是一个城市，也不仅仅是首都，而是整个韩国都出现抗议游行，如果镇压，那後果得比光州大多少倍。而且镇压之後，在国际抗议下，奥运会是不是能开成，更是难说，同时还可能会因此遭到西方经济制裁。 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的压力问题。朝鲜战争之後，韩国一分为二，但南韩一直受到平壤共产政权的威胁，是美国一直在提供军事保护。在南韩举办奥运会之前，美国国会看到了全斗焕可能镇压的局面，所以参众两院立即通过了支持韩国人民要求民主的议案，而且是高票、没有任何异议地通过（众议院415票对0票，参议院74对0票）。这等於公开向全斗焕政权发出信号，美国不仅反对镇压，更明确支持韩国人民的民主要求。 面对这种情形，在後来做了总统的卢泰愚建议下，全斗焕在总统府接见了反对派领导人金泳三，谈了几个小时。金泳三跟全斗焕分析了韩国的局势，认为在目前的独裁统治下办奥运会，就等於是三六年的纳粹德国奥运会翻版，只有在全面政治改革下，才会有一个全国人民支持的和平的奥运会。金泳三後来说，他从总统府出来之後，感觉他的话全斗焕好像听进去了。 随後全斗焕做出决定，不是镇压，而是让步，同意修改了宪法，并把新宪法交给全民公决，结果93%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部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同时规定总统不得解散国会，不得宣布戒严统治，要释放政治犯，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些条款一确定，就等於宣布了独裁统治的结束。因此韩国知名的评论家金容沃说，八八年奥运会，成为韩国独裁者给自己套上的一个枷锁，它对韩国走向民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在中国，虽然也有镇压程度超过光州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但共产党总结的教训是，要把任何异议的声音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对镇压更不手软，更残暴。同时也没有南韩那种需要美国军事保护、不能完全得罪美国、美国国会的态度会有相当的施压效果的背景。而且今天美国不仅没有施压（中国民众没要求，美国国会怎麽帮？），美国总统还亲自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於是这场奥运不仅不能推动政治改革，反而成为强化专制的契机。 第三，领导人的因素。 在汉城奥运的最後时刻，全斗焕能够临门一脚，踢的不是军事镇压的球，而是踢向让步和开放。全斗焕为什麽会这麽做？他虽然是军人出身，并一直实行军事强人统治，但他毕竟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把自己的独裁看做最最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和它自己的统治发生冲突，都必须把保住自己的统治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全斗焕就因为不是共产党，所以不一样。比如在继任总统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说，成民 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也就是说，他宁可失去权力，也要保住韩国办奥运、向世界展示韩国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们的水平，都远远低於全斗焕。中国这场奥运，共产党非常清楚是能够巩固他们的统治的，如果有任何的迹象证明这个奥运会动摇中共的统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的统治而取消奥运。 南韩成gong地办了奥运之後，政治气氛空前宽松，经济也开始起飞。当时韩国举办奥运会，全球去了一万五千名记者，比各国运动员总数还多，向世界密集报导了韩国，对世界了解韩国，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韩国通过办奥运，也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韩国的经济腾飞，尤其民主，都不是办一场奥运会带来的，而是韩国人民抓住政府办奥运会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迫使政府修改了宪法，确定了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从而结束了独裁统治带来的。 如果韩国没有政治改革，即使是举办了八八年奥运会，今天韩国在国际上的民主地位，经济地位，都完全不会是这样。苏联在八零年举办过奥运会，但苏联没有政治变化，国际形象没有提升，人权更无改善，更别说民主了。 第四，经济条件不同。 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南韩实在无法和中国比。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南韩只有9万9千平方公里，是中国的97分之一。韩国人口4800万，是中国的28分之一。南韩的面积和人口，都是河南省的一半。可这样一个韩国，它的经济规模却相当於中国的三分之一，在全球200个国家中，占第13位。目前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提出「民主浪潮第三波」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到了一千到三千美元之间，就进入了民主第三波的政治过渡带。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才刚刚擦边，经济上还没走到那个风起云涌要呼唤民主的地步。 韩国人在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的1987年（汉城奥运前一年），人均收入已达到5,275美元。台湾也是这样，1987年蒋经国在反对派运动的压力下决定解除党禁报禁时，台湾的人均收入已达3,049美元。今天，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人均收入大约是1,800美元。虽然已进入亨廷顿说的一千到三千美元的中间地带，但是中国的确很大，极度贫穷的地方还太多。这个人均1,800美元的数字如果是真实的，也是靠城市很多暴富平均过来的，并不能代表中国人均的富裕程度，也没有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阶层。而南韩和台湾，都没有那麽广大的极端贫穷的地区，所以它们那个人均收入是有普遍意义的。 很显然，这次奥运不可能成为任何政治改革的契机。其强化中共政权的作用已经毫无疑问。人们只有寄望这次奥运能够对今後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期待下一波民主浪潮的到来。 2008年8月8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50913 2008-08-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Who is Responsible for China’s Environment?
At a recent celebrity-studded Fortune Forum, where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either European business leaders or high-profile politicians, the vice-minister of China’s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EPA), Pan Yue, gave a talk on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that cast a shadow over the glittering assemblage, pointing out that China’s “global factory” might be fast becoming a “global garbage dump.”\[1\] While the fact itself was hardly a revelation, more surprising was Pan’s use of this special occasion to point it out. China’s environment is not a professional issue but a political issue — politics is the very root of the problem, which stems from an entire society’s unilateral pursuit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is finally admitting its mistake ten long years after academics pointed out the perverse nature of its development principles. “Ecological refugees” on the rise This ten-year delay may mean that China has missed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t a time when ecological disasters were constantly reported by the media. On this point one cannot fault China’s media for not doing their job. Relatively speak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not a high-risk political issue, and many media outlets have devoted extensive coverage to them. Every year on World Environment Day, many newspapers publish special issues devoted to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desire and “capacity” for development of many of China’s governmental agencies, this attention has been insufficient. For example, in the cattle-producing regions of Inner Mongolia and Qinghai, many herdsmen made their fortune through excessive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form. According to figure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Statistics Board, in the counties of Maduo, Zhiduo and Qu Malai, located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Yellow and Lancang Rivers, the cattle grazing capacity exceeded one million head in the 1980s, and per capita income was among the country’s highest. On the other h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cause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nomadic plateau herdsmen who traditionally followed water and grass resources to become so-called “ecological refugees” in what was then China’s wealthiest region. The reason for this deterioration is obvious enough for any herdsman to explain: the grasslands have been overgrazed and the current generation “has eaten up the food of future generations.” Water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 of this so-called 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 and its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s not only harmful to local interests, but ultimately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ll along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 basins.\[2\] Areas better endowed with natural resources have in recent years experienced social resistance against ecological disasters. One example is last year’s Hanyuan incident in Sichuan Province, provoked by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to make way for a reservoir renovation project. But protests by an estimated 100,000 people were repressed, and the dam renovation was immediately put back on the agenda. All over China many dam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sidering only the profits gained from public projects, and completely disregard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Recent incidents of large-scale revolt by residents of the Dongyang Huashui reg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 serious industrial pollution.\[3\] Local citizens had apparently been expressing their opposi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channels from the day the factories were built, but were unable to stop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fit-focused development.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incidents mentioned above. Anyone reading SEPA’s annual report will be shocked by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environment. The World Bank estimated that losses attributable to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amounted to 8 percent of China’s GDP for 1995,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lculated a loss equivalent to 15 percent of GDP in 2003. In a press interview, SEPA’s Pan Yue cited experts as saying that because the vast western regions and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areas have difficulty sustaining their existing populations, 22 provinces and cities need to shed some 186 million residents, but provinces and cities that could accommodate extra people, such as Guangdong,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Liaoning, Zhejiang, Fujian, Heilongjiang and Hainan, can take in at most 30 million people, leaving the remaining 150 million as potential eco-refugees.\[4\] In fact, even without reading the SEPA report, China’s ecological degradation has become a stark reality impossible to ignore. The encroaching desert In 2004, Asia’s largest desert reservoir, the Hongya Mountain Reservoir in Gansu Province, dried up completely. This means death for the Minqin Oasis, the natural barrier between the Badanjilin and Tengeli Deserts nicknamed “the boat in the desert sea,” which relied on the Hongya Mountain Reservoir for its survival.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or so, thousands of rich Minqin farmlands have turned to desert, and dozens of villages have been abandoned, produc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ecological refugee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Minqin Oasis means that Northern China’s three great deserts — the Badanjilin, Tengeli and Kumutage — will merge into one and swallow up even more land. The plight of desertification is also threatening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 Dunhuang in Gansu, as described in a recent New York Times article.\[5\] A bright green lake in the middle of an oasis, Crescent Lake earns its name from its perfect curve surrounded by Gansu’s Dunhuang Mingsha (Singing Sands) Mountains. Spanning some 300 meters east to west and more than 50 meters north to south, with a depth of five meters, the lake has never flooded even after long periods of rain, and has not gone dry after long droughts. But Crescent Lake began shrinking in the 1970s and is now about one third of its original size. Local residents attribute the shrinkage to the government’s earlier promo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region. Now local officials have introduced a strict policy that bans new farmland, migrants and wells. There are also proposals to divert water from a river in Tibet, though implementation is far from certain. Although local residents have started to worry about the disappearance of Crescent Lake, they remain obsessed with short-term profit. In 2004, more than 430,000 tickets were sold for visits of the nearby Mogao Caves, and even more people visited Crescent Lake. The growing local population puts even more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 These are but two examples of China’s rapid desertification, which is further illustrated by two statistics: China’s total acreage of desert land has reached 1.743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exceeding the country’s total arable land. Desertification is now progressing at a rate of 3,436 square kilometers annually. Trees and grass that were planted fifty years ago in Xinjiang, Gansu and Inner Mongolia in an effort to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have mostly withered due to lack of irrigation, which in turn has destroyed the subsoil and accelerate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Even the poplar tree, nicknamed the “invincible desert plant,” has been dying out in massive numbers. Nothing can withstand the onslaught of the sand.\[6\] Looking back, anyone can see that the much-touted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00 was a huge mistake. But when this author wrote “Environmental Concerns Regarding the West’s Great Development”\[7\] it was dismissed by many as paranoia. The Yangtze River system — a new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summer of 1986, this writer had occasion to take a boat tour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from Chongqing, accompanied by the Yangtze Navigation Board’s chief engineer, Mr. Rong. Leaning against the boat railing, gazing across the Yangtze’s unending waters, Mr. Rong spoke a great deal about the ecological situ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system. Of all the things he said, what struck me most was this view: “The Yangtze will very likely become the second Yellow River.” I have recalled his words many times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 time there was an incident involving the Yangtze. When construction started on the Three Gorges Dam, I immediately felt that the Yangtze was truly following in the wake of the now moribund Yellow River. The suffering of Three Gorges residents who were forced to relocate was not even my primary concern, because the long flow of history never ceases, and human suffering is eventually washed away by time; only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last forever. After the turmoil of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hinese people now have a major outlet for their material aspirations; but the damaged caused by the “drying of all rivers and polluting of all sources” will earn us the opprobrium of future generations for our irresponsible ways and our lack of conscience. The Three Gorges Dam construction began amid a great outcry of opposition. Some say it was the brainchild of a Hydrology Engineering Department driven purely by profit, but I don’t believe that a single department, however profit-driven, could push through a project with such long-term negative repercussio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era it has been clear that every engineering project is actually a huge corruption-producing machine. As soon as the machine is running, everyone around it is able to share in the profits. So far only a small number of officials involved in the embezzlement of re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funds have been exposed, but I believe that every project related to the Three Gorges Dam will allow a handful of officials and their cohorts to “get rich first.”\[8\] Although China has strictly forbidden all negative media reports regarding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an article exposing “ten unanticipated problems” of the project was posted on the Internet in 2004.\[9\] The “ten unanticipated problems” were: 1)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cracks in the Three Gorges Dam; 2) the inadequacy of the dam’s flood-protection reservoir; 3) to necessity of moving displaced residents a second time; 4) a shortfall in relocation funds; 5)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relocation; 6) the extent and permanence of pollu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7) the difficulty of clearing silt; 8) the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cultural artifacts threatened; 9) the number and exten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10)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navigation would be interrupted. Among these “ten unanticipated problems,” three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cological integr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system. A Xinhua dispatch dated January 18, 2002 stated that since 1982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40 major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the Three Gorges Dam region, including1,500 cave-ins and mudslides. Of these, 957 were located below the 135 meter mark set as the dam’s original water level in 2003. The pollution caused by dam construction and by the industries and inhabited area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Yangtze has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in 2003, industrial and urban wastewater output exceeded 250 billion tons, of which 90 percent flowed untreated into the Yangtze. The Yangtze has gradually lost its self-cleaning, self-regulating function, exacerbating the extinction of rare animal species and the tainting of drinking water for riverbank residents. One expert claims that cancer cases have become rampant around the river basin. Last year China staged a “10,000 Mile Walk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Yangtze.” After their examination, many experts concluded that the Yangtze River system has entered a severe crisis, and that if effective measures are not taken, the river’s ecology will reach the point of collapse. The Chinese respectfully referred to both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as “Mother River.” However, the Yellow River has already been squeezed dry by generation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may well also be deprived of the benefits of the Yangtze. Too little too late? Pan Yue was not presenting a uniquely bleak vis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reporting on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degradation since the mid-1990s, as China’s population has grown while its arable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shrink.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China’s surface area is subject to acid rain, and 41 percent of China’s seven major river systems have a water quality below level 5. The annual incidence of “red tide” algae growth along the coasts has tripled compared with twenty years ago. One fourth of China’s population has no acces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more than one third of city dwellers breathe dangerously polluted air. Five of the world’s ten most polluted cities are in China.\[10\] Som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once people are aware of them, but in some cases knowledge comes too late. Som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in other countries, but not in China,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among them. The severe limitation resources impose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omething I examined in the late 1980s in my book, Population: China’s Sword of Damocles.”\[11\] I observed that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a has experienced constant social unrest as a result of conflicts between its population and i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at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was the pressures of overpopulation. However, this view met with more criticism than favor. Some people pointed out that Japan’s population imposes even greater pressure on its resources, and if they have been able to develop, so should China. However, as I pointed out in my book, the economies of both Japan and Singapore were able to take off because of population shifts that provided an optimal age distribution for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umber of people requiring economic support. In addition, both places focused on environmental principles early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is still very much hampered by its population pressures. The main problem is that with the generally low level of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very few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is day, many policy makers still believe in the longstanding Chinese attitude of “development fir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ter.” Many people who have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studying overseas are likewise enamored of pushing China into prosperity along this route, taking the process further by advocating, “pollute first, then clean up.” By the time Pan Yu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no way for our economic performance to compensate for the combined ecolog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is,” China’s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was already untenable. Local governments sacrifice the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because they are ill-informed, but also because they are poorly monitored. Last year, SEPA recommended that the economic costs of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be included in a “Green GDP” oversight system to encourage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improve resource management. However, technical and conceptual problems involved in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officials “game” halted the project in its initial sta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ttitude toward the environment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Mongol rulers of the Yuan Dynasty, who converted good arable land south of the Yangtze into pastureland for cattle against strong resistance from land-deprived peasants. The “capacity for reform” (which is tantamount to the “capacity for destruction”) of today’s communist government, backed by modern technology, has overwhelmingly surpassed that of the Mongol rulers. For example, the Mongols could never have caused the amount of damage that will be inflicted on future generations by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South-to-North irrigation project. Ultimately, China’s ecological problem is indeed a political one and must be solved by political means. Systemic causes notwithstanding, the government must show the same enthusiasm for popularizing 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it does in inculcating Party culture and ideology. The fact that a responsibility that should be shared by the entire nation has been left to appeals by a handful of “damage controllers” such as Pan Yue illustrates not only the deplorable nature of the situation, but also the Chinese people’s tendency to hope for some kind of “messiah” to deliver them from their troubles. Translated by Nancy Li Author’s and editor’s notes: ————————————————– \[1\]See Pan Yu’s speech to the Fortune Forum, May 20, 2005, “Zhongguo huanjing wenti de genyuan she women niuqu de fazhanguan” \[The roo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our distorted view of development\], transcribed on the Web site of People’s Daily, http://env.people.com.cn/GB/1072/3401137.html. \[2\] “Sanjiangyuan zhongxin: quanguo shoufudi lunwei ‘shengti nanmin’ qu” \[Three rivers basin: prime arable land becomes a region of ‘eco-refugees’\], Xinhua, November 18, 2004. \[3\] “Wuran shiyu guihua, kouwen Zhejiang Dongyang Huashuihe shijian” \[Pollution stemmed from plan: An inquiry into the Huishui River incident in Dongyang, Zhejiang\], Diyi Caijing Ribao, May 10, 2005. \[4\] “Zhongguo shengti de chengshi weiyan” \[China ecological threat to prosperity\] Southern Exposure (Nanfeng Chuang) February 2005. \[5\] Jim Yardley, “A Crescent of Water is Slowly Sinking into the Deser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05. \[6\] “Zhimian shengti weiji” (Immediate Ecological Crisis), Southern Exposure (Nanfeng Chuang), January 2005. \[7\] He Qinglian, “Xibao da kaifa de huanjing yousi,” written in September 2000 and posted on the Web site of China Affairs on August 30, 2001, http://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4861. \[8\] In 1985, in the early stages of China’s openness and reform period, Deng Xiaoping stated that some regions and some individuals would be allowed to “get rich firs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sperity of all of China. See “Hu pledges to inherit Deng’s political legacy,” August 23, 2004,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gyzg/t152038.htm , and “Deng Xiaoping: Yang yi bufen ren xian fuqilai,”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6/content\_2467918.htm. \[9\] Anonymous, “Shi nian shige mei xiangdao: sanxia gongqing xianru kunjing,” May 30, 2004, posted on a number of Web sites, including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4/05/200405301529.shtml. \[10\] Nanfeng Chuang, February 2005, ibid. \[11\] He Qinglian, Renkou: Zhongguo de xuanjian, 1988,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何清涟2025-11-09 00:03👍 0💬 0中国四任总理与债务的不解之缘
何清涟 债台高筑并非中国的新鲜事。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债务”二字相连。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历朱镕基到李强四届总理，朱镕基上任以后清欠难缠之极的“三角债”一战功成，让其获“中国最懂经济的总理”之称。温家宝运气极好，上承江泽民加入WTO之势，以及朱镕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造就了几十家国企寡头的垄断之利，不仅经济上保持两位数的连续增长，还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2009年投放5万亿救市，这一救，结果是李克强与李强接任总理一职时，都要接过处理债务的重担。 朱镕基何以获“铁血宰相”之称？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最大时曾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中国GDP总量1991为2万亿元），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所谓“三角债”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连环债务问题，而是捆住中国经济的绳索。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单任务。 当时全国媒体上连篇累牍谈三角债的严重，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被概括为：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为了让读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镕基选择的清欠试点东北三省四市为例。根据当时的调研，朱镕基定下的清理方针是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三角债源头，同时狠抓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是因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正饱受“三角债”折磨：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缆厂3000万元的钢材，货款要不回来。因为没钱，鞍钢无法支付炼钢所需的煤炭钱，导致煤矿不再给鞍钢供煤。煤矿的煤不能往外卖，就发不出工资，煤矿职工的生活就很困难。在调研组去之前，鞍钢正面临锅炉停产的风险。 煤矿、鞍钢、沈阳电缆厂的“三角债”问题，是中国当时经济的缩影。朱镕基认为连环清欠招数有迭加效果：譬如对电厂投入资金，电厂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迭加起来，效果就明显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还能达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辽宁首批清欠的试点企业主要从机电、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产资料行业中选择。在东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债”的企业选择了300户左右。清欠小组对试点企业债权债务情况，先进行扎实具体的摸底，派了14个工作小组到东北重点省市帮助清欠。朱镕基本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 清欠结果如下：用朱镕基提出的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东北取得成功后，推广至全国。历1991、1992两年，3000亿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众多企业的三角债，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三角债。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从此以后，“经济沙皇”、“铁血宰相”成为朱镕基的绰号，“懂经济”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国地方债何以债台高筑？ 胡温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进入增长快车道，但2009年投入5万亿救市之后，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注入配套资金，大搞“铁公基”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地方债务迅速积累。2012年是胡习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风险评估报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DP的53%。国家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债务风险相应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须引起高度关注。该评估报告还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点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当中，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 根据国家审计署当时公布的第24号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如果中国允许政府破产，这16个省区将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也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五万亿救市豪举中当了一回“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但很快就品尝到债务过高的风险。 胡温至习共四次清理地方债 李克强从接任总理之时开始，就接过了地方债这个烫手山芋。2011 年以来，基于对债务规范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经历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专门针对隐性债务的摸底，在每次审计结束之后都相应出台了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并提出置换债、特殊再融资债、区域试点等措施进行债务置换，但措施基本无产儿，无法扼制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无法自拔。到2017 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隐性债务甄别认定，希望摸清债务底盘，想法解决，最后无奈地发现，隐性债务是笔地方政府也说不清的糊涂帐，只能估计与明面债务相当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从年份上看，一次发生在中共高层换届之前，三次发生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今天翻查中国政府处理债务问题。发现从1990年代开始，只有温家宝是造成债务却不用为此发愁的总理，朱镕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3000亿三角债，李克强上台就处理前任的债务，李强则处理温、李滚雪球的债务：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地方债务19.94万），16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克强接盘；如今是27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强接盘。 时与势不再：“世界再无张居正” 考虑到三次清债未见成效，目前中国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债困局，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破解地方债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启动资金”。这是从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够达到1：3的清欠目标。 但是，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势不再，事与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当年朱镕基履任副总理之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铁血宰相”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乃因这一时代背景； 2、那时的三角债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抓住产供销的源头清理，就能盘活经济。现在的地方债问题，乃因地方财政对土地、基建工程过份依赖，房地产市场现已严重饱和，无足够的买家进场；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场效益。问题的源头在政府，病在金融领域，中央再注资，还是用来解决地方的人头财政，不能在生产领域产生效益。 3、朱镕基清理的3000亿三角债只占当时GDP总量2万亿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债务过于庞大，66万亿地方债务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资，也只能印钞投入人头财政，导致通胀飙升。中国人民币又不比美元这世界硬通货，美元超发通胀外办理，人民币过多发行，通胀全由国内承受。 明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执正，经济繁荣军费充足；张居正之后，明朝财政开始显露严重问题，时人感叹 “世间再无张居正”。此处引用此语，一层意思是指朱镕基的能力与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国不再具有这位“铁血宰相”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与势。美国州一级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产就烂这座城市。中国是中央集权下的分层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产，中央集权无根可依。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6月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05202311565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刘晓波最後陈述的争议
中共政权对异议作家刘晓波因言治罪，判11年徒刑，导致人们一致的愤慨和海外舆论异口同声的强烈谴责。但刘晓波向法庭递交的申诉书《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後陈述》，却在异议人士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主要围绕两点∶第一是关於刘晓波 “我没有敌人”的宣称；第二是刘晓波对中共监狱的美化。 就第一点，刘晓波在《陈述》中写道∶“我坚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并对起诉他的检察官表示，“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刘晓波说他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随後强调“淡化敌人意识”，“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 支持者认为，刘晓波高风亮节，甚至有宗教情怀的“大爱”，是一种非常高的精神境界。但批评者认为，刘晓波混淆了“人与人”和“人民与独裁政府”之间的区别。宗教情怀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追求自由的“个体”与扼杀个人自由的“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有著本质性不同的。刘晓波不是牧师在布道，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犯，面对一个典型的因言治罪的政治审判，却把共产政权和具体的政府官员混为一谈。没有谁把那架专制机器上的具体螺丝钉当敌人，这里的关键是∶那个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目前正在对刘晓波施暴的政权是不是敌人？ ●宗教情怀与政治不可混淆 旅美中国音乐家杨逢时撰文指出∶“宗教情怀与法律政治不可混淆。宽容乃是修养，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事。它不能代替法律。” “‘机器’和‘个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人们谈的是要消灭一种反人类的制度，要推翻阻碍自由、残杀人民的独裁党。‘党’不是人。杀人的机器不会被爱，有爱心的人无法爱它。” 刘晓波在《陈述》中写道∶“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这些话没错，但这里的一个原则问题是∶谁带来的仇恨？谁是制造仇恨的主角？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那个独裁政权？ 人所共知，在西方国家，人和人相互仇恨的程度远低於中国人之间；在社会上人们和睦相处的程度也远高於中国人之间，关爱更是到处可见。但这一切的最大前提，是有一个良性的制度在保护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确无处不有，但这是中国人这个种族有问题吗？是中国人的心中天生比别的种族“恨”的成分高吗？当然不是！制造仇恨、煽动人心中的黑暗面、使不公不义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罪魁，是那个正在审判刘晓波的、毫无法制的残暴政权。一个渴望爱的人，会去爱一个制造仇恨的政权吗？ 事实是，没有对专制独裁的深恶痛绝，就不可能有对自由的挚爱追求。我们这些反抗共产专制的文字，尤其包括刘晓波本人的文字，那些对共产世界之残酷的揭露、痛斥，所期待的，不就是要唤醒人们对独裁专制的痛恨，最终结束独裁统治吗？在这个前提下，再强调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不是既丢了原则方寸，也自相矛盾吗？ 二十年前，面对中共军队的刺刀坦克，刘晓波宣称“我们没有敌人”，虽然没有人去追究，有多少人因相信这种无视中共残暴本性的一厢情愿，不清楚自己面对的是敌人，所以子弹打到身上还坚信是橡皮子弹；但今天，在六四屠杀发生之後，刘晓波仍表示“坚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这真令人一阵刺骨寒∶那麽屠杀无辜的，都不是你的敌人？真杀人了，还不是敌人？还跟二十年前一样情怀？ 不少人为刘晓波的“没有敌人”辩护，谈他没有个人之间的恩怨、仇恨等等。这真是莫名其妙，简直不可思议。 面对一个正在向个人施暴的政权，你却在说法官不是你的敌人，检察官不是你的敌人，警察不是你的敌人。这里是一个多麽严重的、不可原谅的概念混淆∶难道是因为那两个检察官和刘晓波有仇才起诉他吗？是因为法官和刘晓波有仇才判他11年吗？是因为警察和刘晓波有仇才抓他吗？天安门广场的士兵是因为和那些请愿的平民有仇才对他们开枪的吗？！ 在面对来自政权对无辜的个人镇压、屠杀、施暴的时候，却去谈什麽没有个人恩怨。如此严重的概念混淆出自刘晓波令人吃惊。同时，不能因为政府正在镇压刘晓波，就把他这个观点“正确化”“正义化”。不能因为他正被强暴，且宽恕了强暴者，我们大家也就都认可这种概念模糊的错误了。 如果大家都沉默，再让无数人被这种“没有敌人”而感动得热泪盈眶，都“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都去用最大的善意和爱意对待专制政权，那就共产党在中国万岁吧！ ●被强暴者的“尊严”在哪里？ 今天，刘晓波作为一个正在被独裁政权施暴的政治犯，面对一场完全无法无天的政治审判，即使不做曼德拉式样的政治辩护，仅做毫无意义的法律辩护，处於人性层面的考虑，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别人没有权利和资格要求谁面对监狱而大义凛然，以满足自身对英雄的理解和认同。但面对一个正在如此荒谬地判决自己11年徒刑的政权，刘晓波却用宗教情怀，强调“没有敌人”，要“以爱化解恨”，甚至赞美那个政权“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 “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著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这太让人目瞪口呆∶刘晓波对那个政权真的是这样一个认知吗？他真的不懂“追求自由的个人”和“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吗？还是他身在其中，却完全在状况之外？亦或如杨逢时文章所说，“向它（杀人机器）抛‘绣球’，真以为它会为之动容，放下屠刀？”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称，为他的“大爱”而感动；但就他对中共监狱“进步”的赞美，则鲜见任何人出来辩护。 刘晓波在《陈述》中除了表扬关押、审判他的警官、检察官、法官等“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之外，又写道∶政府“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北京看守所“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 刘晓波的描述，是否是他这个个案的真实？可能是（其实也不是，以前判他3年，现在判他11年，真“进步”了）。但这是中共监狱的本质真实吗？答案不言而喻。刘晓波的这番“真话”，导致有些人气不过，又搬出了当年他在中共电视上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的“真话”。即使在广场那个四方块里真的没杀人，但任人皆知，那是不是六四屠杀的本质真实？任人皆知，中共让刘晓波在官方媒体上说“广场没死人”是什麽意思。 但那一页已经翻过，本来早已没人再提。尤其是，刘晓波这二十年的努力，除了反抗中共暴政，也明显让人感到他在用行动血洗那段耻辱；他的努力令人感动和钦佩。但二十年後，在他做过这一切努力之後，再说一次和“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性质相同的“真话”？ ●政治犯能赞美监狱吗？ 即使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现状的刘晓波真的不知道中共监狱那些数不清的酷刑拷打、摧残虐待，也起码知道他熟悉的政治犯遭遇吧？清楚那些案件中有多少黑暗，多少蛮横无理，多少践踏人权的残暴。例如他曾关注的“新青年学会”案，杨子立坐满八年监狱，他的伙伴仍在服十年以上的刑。别说近年一长串的因言下狱的名单以及他们受到的非人待遇，仅对刘晓波本人的做法，哪来的“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 政治犯为监狱说好话，实令人错愕。无罪而被押，却赞美看守“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却感激“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在被强暴的时候仍感到有“尊严”？如果一个正在施暴的强奸犯，他忽然有一个动作温柔了点，甚至吻了对方一下，难道这就改变了他在强暴的性质吗？我原来以为只有戴晴不懂这一点。 坦率地说，读刘晓波的《最後陈述》，我一再想起瞿秋白《多馀的话》。面对要被杀害的命运，瞿秋白伤感地写下了他作为一介文弱书生，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历史误会”。虽然他在文中明显弱化了自己追随共产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否则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他不可能多年来都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但读来颇有真实感，令人感伤同情；也能感觉到他仍有一丝期待，希望这种软调子，能感化国民党绕他一命；那种求生的欲望完全可以理解，他才36岁。但国民党仍然残暴地把他杀害了。对一个本质狠毒的政权，它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杀或不杀，而不是根据囚徒的态度。最後瞿秋白从容就义，仍颇有壮士气概。 对刘晓波的《最後陈述》，令人最为困惑的是，他到底是真那样理解中共政权，还是在写“多馀的话”？ 刘晓波正在承受牢狱之灾，那些争议《陈述》的人，绝不是没有同情心，更不是跟刘晓波本人过不去，不宽容，而是这篇《陈述》涉及到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不仅值得讨论一下，更非常需要理清一些最基本的方寸。如果连中国的精英们对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不清楚，都没有根基，还谈什麽结束中共专制？宽容不是尊敬，人们愿意尊敬为民主事业做出努力和牺牲的英雄，同时，人们更需要建立在正确思想根基之上的精神、原则。如果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们，能从哈维尔夫人奥尔嘉几十年前“连狗的名字都不告诉他们”的原则中得到启示，不仅更提升中国人反抗暴政的品质和高度，同时也决定中国人结束暴政的进程。 2010年2月17日於美国 ——原载《开放》2010年3月号 2010-03-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反美左派走火入魔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左派们不仅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更有人走火入魔地反美，同情或支持共产主义，歌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等。到了21世纪，由於共产主义之恶被全球知晓，这些西方左派们不敢再去哈瓦那、河内等朝拜，但他们仍不改反美立场，只不过把支持转向了原教旨伊斯兰主义，希望借助这股邪恶力量来打击美国。近日纽约左派女律师斯图尔特（Lynne Stewart）被定罪，就是一例。 这位65岁的女律师是纽约知名的左派激进人士，她从事律师30年来，曾给很多激进份子、反美人士做辩护律师，以立场极左知名。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首次遭恐怖份子袭击时，多人遇难，百人受伤。後来该案主谋、失明的埃及裔激进伊斯兰长老拉曼被判终身监禁。由於这位女律师一向极左，因而被拉曼聘为辩护律师。但在监狱和拉曼谈案情时，这位女律师偷偷把拉曼指示埃及的追随者如何发动暴力攻击的命令等，带出监狱，交给了恐怖组织。拉曼被判重刑的另项罪名就是涉嫌密谋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这位左派女律师的行为明显触犯了美国法律，并违反她曾宣誓遵守联邦监狱规定的承诺。上周四，由八女四男组成的纽约联邦法院陪审团做出一致裁决，认定这位左派女律师犯了密谋、提供、藏匿支持恐怖份子的文件和欺诈政府罪。今年七月将判刑，最高可判30年。这位女律师的法律助手，以及阿拉伯裔翻译等，也因做她的同谋而被定罪。 这个左派女律师的定罪再次让人看到，不少西方左派生活在自由世界，享受包括言论自由和经济富有等一切好处，但出於意识形态原因，却仇恨美国和西方文明。像好莱坞的左派女星简．芳达在越战时就曾去河内朝拜，用那里的高射炮对美国飞机模拟扫射。刚去世的美国左派评论家桑塔格也曾朝拜共产古巴和北越，歌颂卡斯特罗和胡志明等，她们其实都和这位左派女律师有类似心理，由於不满美国而去支持那些反美的独裁者；只要能满足她们攻击美国的目的，不管他是卡斯特罗、胡志明还是毛泽东，都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 最近成为媒体焦点之一的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教授彻吉尔（Ward Churchill）也是这样。对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毁、三千平民遇难这种恐怖事件，他说是美国罪有应得，并把布什比成希特勒，说那些911遇难者就是纳粹时的德国人，该死。最近媒体挖出，这个极左的教授曾去朝拜利比亚的卡扎菲，和那个曾支持恐怖份子的独裁者，分享仇恨美国的共同语言。 除了大学、律师业、好莱坞之外，媒体也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近年这些左派媒体不断爆出丑闻，《纽约时报》的黑人记者曾编造五十多篇假新闻，该报被迫向读者道歉。去年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CBS主播丹．拉瑟因报导编造的布什总统逃兵役的丑闻而被迫提前退休。CBS因左倾和偏见报导而导致收视率不断下降，目前是美国三大电视中最低的。美国另一家左派电视CNN的日子更不好过，其收视率已在三年前就败给了比它晚创办15年的保守派有线电视福克斯（Fox）。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日，福克斯的收视率竟高达CNN的九倍以上！ 最近CNN又爆丑闻，它的副总裁兼新闻执行总监乔丹（Eason Jordan）竟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说，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有意杀害记者。虽然他後来辩解否认这个意思，但会议有录音。伊战结束後，乔丹本人曾在《纽约时报》撰文不小心披露，他曾把很多驻巴格达记者发回的揭露萨达姆残暴统治的报导压下不播，理由是为了保护伊拉克人民和美国记者。在揭露独裁者的时候，这位CNN新闻总管可就没有「揭露美国」那种热情了。但这次CNN为防止发生CBS那样因丑闻而收视率下滑的情形，上周末让这位有20年CNN资历的新闻执行总监「辞职」。 美国领导世界通向自由之路虽然艰难，但法律和公众对这些为反美而支持独裁者的极左派们的惩罚，就是在一块一块地搬开阻碍人类通向自由之路的绊脚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16日） 2005-0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美国大选落幕在即，政变威胁盘踞在美国天空
何清涟 2020年美国发生的一切，导致这场大选成了一场精神拉力马拉松，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据美国心理学会（APA）10月下旬发布的一项调查，68%的美国成年人说11月3日的选举是巨大的心理压力来源，2016年这一比率为52％，约增加16%以上。最可怕的是，这种心理压力不会随着11月3日美国大选落幕而结束。因为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已经宣布，将有一个79天的动荡期，政变的方式也已经宣布，民主党党魁之一的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希日前在官网上的宣告更是让政变阴影笼罩在美国上空。 民主党内部怀疑民调夸大了拜登优势 美国几十家民调参与了总统大选追踪调查，虽然判断不同，但主流媒体只播放拜登必赢的那几家。但因为与现实距离太远，最后在大选前不到半个月，民调专家在忧虑如果这次预测失败之后，这个行业是否会跟着完蛋。除了民调专家自我怀疑之外，在福克斯新闻获得的一份长达三页的备忘录中，拜登竞选经理迪伦（Jen O’Malley Dillon）告诉支持者，最近的全国性民调显示候选人的优势领先是“夸大了”。迪伦告诫支持者：“我们不能自满，因为最残酷的事实是，川普仍可以赢得这场竞选。我们掌握的每一个迹象都表明，这件事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美国左派们弄的民调最后连自家的出资者都不敢相信，这也算一种本事。让人想起前苏联时代，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必做的一件事情是听美国之音的俄文广播，他不相信《真理报》。由于竞选团队掌握内部民调，她的这份被泄密的备忘录引起一些担心，这些担心让政变论变成公开的喧嚷。 民主党阵营的各种政变论 尽管民主党认为Early Voting对本党有利，但结果却显示政治版图正在大重置（Great Reset），有多份非民主党民调预测川普将大胜。因此，民主党中的极左派抗议者密谋在选举日政变。他们在网上发布一个视频，称联邦雇员、特工有部分人将参加政变，从11月4日开始，他们计划关闭、占领华盛顿DC，直到就职典礼，强迫Trump离开白宫。视频上的出场人物在地图上指指点点，摆出一副前敌指挥的架势，让人看了顿生滑稽感。 Breibart获得一份文件：左派人士担心川普可能赢得明尼苏达州的选举，策划大选后的“大规模动员” ，准备占领当地警局，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个别人、个别组织的行为，与民主党无关，那么请看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10月29日在其官网上以问答形式说的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后的计数，但在周二（11月3日）发生的选举中，拜登将当选。1月20日，他将就任美国总统就职。因此，尽管我们不想过于自信或承担任何责任，但我们必须为如何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做好准备。” 79天混乱动荡期 推特上流传一条消息，川普如果当选，美国将进入长达79天的动乱期，即从11月3日开始，左派要发动街头暴乱，阻止川普连任。这个计划的提议者是吉姆·范德海（Jim VandeHei），美国左派阵营的宣传干将，他说的是78天，从11月4日开始算起。这位范德海曾在《华盛顿邮报》担任国家政治记者，并曾担任该报驻白宫记者，现为Axio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Politico的前执行编辑兼联合创始人，非常亲北京。 约在10月中旬，范德海在Axios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选举之夜及今后的78天：一种安全，明智的导航方式》（A safe, sane way to navigate election night — and beyond，Jim VandeHei） 这篇文章继续重复他们炮制的谎言：川普会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并明确宣告：从11月4日到就职典礼，美国将经历78天的戏剧和动荡，因为民主党人不承认大选结果（这说明他们很清楚知道结果是什么）。他给民主党阵营出的主意是： 第一拖延宣布大选结果以赢得时间，从而取得翻盘机会。文中1、2两点讲的都是这个策略。因为民主党以病毒为由，要采取大规模邮寄选票的方式，不少民主党州要求邮寄选票需要在大选后数天才能清点完毕，因此，当天不能宣布谁是大选的胜者。 第二，川普在大选之日会赢，但这是“红色幻像”(Red Mirage)，因为民主党会有更多的邮寄选票（其实是制造出来的假选票，这种把戏是民主党的惯技），只要延长接收邮寄选票的时间，民主党就能让“红色幻像”消失，赢得大选。 第三，要求民主党人控制信息，不要分享不利于民主党的信息（即中共宣传部门经常发出的“不造谣传谣”之类）；重复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谣言，并提点他的特定读者要对此加以利用（他对实际干预美国大选的中国只字不提，因为这位范海姆是亲北京者，Axios上有中国的专栏，态度非常友好）；最后要求民主党人不要对外透露各种选举诉讼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以稳定军心。 鉴于民主党阵营蓄意所为的大量选举欺诈，共和党主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选前已经有各种诉讼，仅以德克萨斯州为例，民主党多年来在此大规模安置非法移民，希望改变这里政治版图。早在2019年，该州州务卿办公室发现，大约有95000名被DPS识别为非美国公民的人在德克萨斯州拥有相匹配的选民登记记录，其中大约有58,000人在一次或多次德克萨斯州选举中投票。”这招被查获之后，民主党今年在投票方式上不断创新，德克萨斯州法律允许在哈里斯县对残疾选民进行路边投票，但该县民主党却让直通车投票对所有选民开放，共得到12.7万张选票，这些选票没有身份证，只有驾驶执照，该州非移可以领驾照。 我所居住的新泽西是个深蓝州，一向是民主党作弊重镇，《纽约邮报》于8月29日刊登了一篇《有关选举欺诈的自白：我是操纵邮寄选票的大师》，其中手法之多，令人吃惊。还有一起是邮递员故意扔掉川普选票，更有消息揭露五分之一的邮寄选票作弊。这么多的作弊，让本州选民不敢邮寄选票。新州共有640万注册选民，目前收回的仅百余万张，不到寄出去的四分之一。其余500万多万选民宁可在大选日排队投票，也不愿意邮寄选票。 民主党费尽心机要邮寄选票，并鼓动早期投票，但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并没达到民主党想达到的目标。彭博社对早期投票最多的德克萨斯州作了番调查之后，分析说，截至10月30日，早期投票900万，已经超过2016年的投票总数870万。双方都不知道谁将从这次新增选票中受益。拜登的领先优势非常窄，但是在竞选的最后几天，可靠的共和党人全面动员起来了，因此认为民主党赢了德州是过早的乐观。 政变是否能成为现实？ 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这几天处于亢奋之中，因为她已经决定不管大选结果怎样，拜登都会成为美国总统，目前她的议程已经进入如何处置失去总统之位的川普。那么，她的政变能否成为现实？ 我认为，这可能是她与民主党极端派的美梦。 第一，时移势易，目前美国的民意所向与今年5月25日弗洛伊德事件发生时完全不同。 黑命贵（BLM）运动从５月25日开始，挟民主党之威与多年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话语权，让“取消警察”（Defund Police）成为一时横行的口号，各民主党州的州长都放任BLM打砸抢烧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到7月初才一个多月，整个舆论就转向了。10月1日，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意测验所调查的1,314名登记选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希望恢复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对执法人员的 好感远超过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认同（51%），Antifa则只得到14％的认同。 美国人无法再忍受民主党出于一党之私，因为败选而放纵暴徒打砸抢。 第二，7月15日，美国全国警察组织联合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lice Organizations，简写NAPO）公开表示将在2020年大选中全力支持川普连任。协会主席迈克·麦海尔（Michael McHale）说：“在许多人对警察不公平地指责时，川普总统的支持特别重要，尤其是他指示司法部长采取措施保护警员免遭袭击。” 这个组织成立于1978年，代表全美超过2000家警察组织和协会，会员约35万，该协会在致川普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我们的支持是对你坚定而公开地支持我们在前线人员的认可，尤其是在这么多人对我们的会员进行不公平和不准确的指责的时候。” 第三，不接受大选结果的人，在民主党内也不是主流。路透社/益普索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该机构从10月13日至20日进行的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者中有43％的人不会接受川普的胜利，但只有22%的拜登支持者表示将进行街头抗议甚至暴力。 我相信，在持续大半年的选举紧张压力下，一些人会因失败去抗议、宣泄，但持续78天的犯罪暴力活动，那22%的人大部分会退却。 11月2日，美国已经为3日的大选活动做了准备。司法部长巴尔已经派出司法人员到大选作弊最严重的各郡县去监督大选。几个在BLM暴力活动中受损最重的城市，如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商家也开始在外墙钉上木板，防止遭受破坏。11月3日之后，这场让世界都牵挂的美国大选将以什么方式写续篇，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11月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9419）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从查韦斯到奥巴马的连任
奥巴马连任成gong，令人想到一个月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连任成gong，两者有太多相似之处。 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是美洲经济最糟的国家之一，失业率居高不降，贫困和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IMF）对全球110个国家做的综合风险评估，委内瑞拉（2009年）排在第105位。外界普遍认为，如查韦斯连任，委内瑞拉的经济将更加恶化。且不说其外交政策是支持古巴伊朗、反美反西方。 但查韦斯却连任成gong，而且赢了对手10个百分点（虽然比他上届大选赢26%减少一半多）。查韦斯的成gong，跟这次奥巴马的连任，都是打穷人牌，强调保护穷人利益，煽动贫富对立、阶级对立，以赢得多数穷人的选票。 查韦斯推行经济国营化（包括把石油公司等国有），全民医疗保险，对富人高税收，扩大扶贫项目等等。这种社会主义政策，跟共产古巴、北韩，以及毛时代的中国，大同小异，都是用国家垄断（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来均贫富，煽动和满足一般不明事理和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民众对富有者的嫉妒和均财富心理。 例如查韦斯建了很多廉价房子，分给穷人。国家巨额补贴石油，不按市场规律，把委内瑞拉的汽油价硬拉低到一加仑只相当16美分（美国目前是将近四美元）。结果就像那些被洗脑的北朝鲜人虽然自己饿肚子却以平壤有豪华的地铁而自豪一样，委内瑞拉人骄傲，不管怎麽穷，他们的汽油却比美国便宜几十倍。 和查韦斯类似，奥巴马也是对社会主义理念著迷，他的自传《来自父亲的梦想》就讲述他父亲的社会主义梦想，他继承了那种梦想，要在美国实现那种梦想。所以他也跟查韦斯一样，打贫富牌，煽动穷人对抗富人，强调社会差别和贫富不均。在整个选战中，突出攻击罗姆尼代表富人，罗姆尼的经商业绩成为奥巴马重点攻击的对像。连亲北京的香港媒体都评论说，奥巴马在搞阶级斗争，煽动贫富对立。 也像查韦斯那样，奥巴马把自己扮演成穷人的代表、底层利益的保护者。他和左派媒体啦啦队成gong地宣传了“政府能改变经济、政府能提高就业率、政府能提供健康保险、政府能提高福利、政府能保证养老金”等等一系列“褓姆国家”的“好处”。 但事实是，奥巴马执政四年，美国经济根本没有走出困境，其靠扩大政府来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政策毫无效果∶失业人口2300万，领食品劵4700万，国债15万亿，失业率连续44个月在8%左右。但即使这样，所谓穷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和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以及多数女性（我在选前的“无知少女支持奥巴马”中曾详细论述），仍是迷恋奥巴马给他们当褓姆。 罗姆尼曾说，美国有47%的人不交税。这个群体中多数会支持奥巴马；知识分子历来多是左倾（共产主义和纳粹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煽动起来的）；青年人很多狂热而缺乏头脑；少数族裔更是左翼民主党票仓。在美国人口中，黑人占12.3%，西裔15.8%，亚裔5%。三个族裔占美国人口三分之一，其中支持奥巴马的都超过70%，黑人最高，达95%。再加上女性多支持奥巴马（选前民调奥巴马在女性票中领先7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虽然白人男性绝大多数（70%以上）支持罗姆尼，也难以扳回。 奥巴马和查韦斯的成gong连任，除了都大打贫富牌、煽动阶级对立，赢得了多数穷人票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他们两个都是当代政治历史中并不多见的能言善道、讲话有感染力、很能煽动民众情绪的领袖。他们那种讲话的“Charisma”（个人魅力），很容易蛊惑和俘获人心。 相比之下，跟查韦斯竞争的委内瑞拉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跟美国的罗姆尼很相像，也是一位成gong的商人，而且文质彬彬，强调讲道理，理性，常识，结果在对方那种咄咄逼人、抑扬顿挫的煽动性口才面前，就显得不够强势。我们无法看到委内瑞拉的总统电视辩论，但从美国的后两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中，人们可看出奥巴马的咄咄逼人，不断地以强烈炮火攻击对方。而罗姆尼则谦谦君子，强调选总统不能只靠“攻击对方”，而要靠自己的实力。但很多民众根本不看他那些经商成就的实力，只看到电视上奥巴马的抑扬顿挫，似有强势的领袖魄力。查韦斯也是在这一点上占了很大优势。他的强势个人风格，赢得很多普通人的叫好，认为这是能力和勇气。 当然，罗姆尼的败选，他自己负有相当的责任。跟委内瑞拉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一样，他也是想走“中间道路”。除了在策略上想争取“中间选民”之外，在个人气质和理念上，他们本人就是所谓的“温和派”，对本党的根本性原则理念要麽认知不够清晰，要麽立场不够坚定，要麽为了选举而摇摆和妥协。但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为赢得选举而妥协理念，其结果就是输！ 要走所谓“中间道路”，他们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强调和宣扬自己的保守派理念。例如罗姆尼就不敢坚持对所有人都要减税，而是强调对富人的税率不降低；不敢指出全民健保的灾难，而是辩解我的政策不比奥巴马保的少；不敢在外交政策上强势展示美国的力量，包括对中国等专制国家的恶劣人权也不批评，而是让人感觉到他和奥巴马没有什麽差别。没差别换总统干什麽？ 即使不谈走中间道路的方向错误，仅仅从技术上来说，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中间”就是要妥协，妥协就把自己处于防守地位，而不能采取进攻策略。但政治选举就像任何双方对擂的比赛，无论是篮球、足球还是乒乓球，只要不进攻，就只能输多赢少。处于防守状态，就是被动挨打，最后一定是防不胜防，以失败告终。罗姆尼在第一场总统电视辩论时强势进攻，结果大胜奥巴马，随后声望大增。但在后两场辩论中，奥巴马猛烈进攻，罗姆尼则好像根本没有了发动进攻的枪弹。居然在外交政策这种奥巴马站绝对弱势（驻利比亚大使馆被攻击事件、对以色列问题等等）的项目上，反而输给了奥巴马。这是不可承受，也是对共和党人来说不可容忍的错误。 所谓中间选民，就是对两党的理念分歧根本就不清不楚的一类人。对这些人，即使你妥协了自己的理念，他们也弄不明白。所以，他们不是你靠妥协理念，放软自己身段，故意表现出谦谦君子而能“争取”来的，而恰恰是要靠强化理念，壮大自己阵营的声势来吸引他们。而罗姆尼和委内瑞拉保守派候选人，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对自己的政策不那麽理直气壮，因此要安抚、讨好那些“无、知、少、女”——消消气吧，我一点都不极端，很中间的，赐我一票吧。 查韦斯连任后虽要执政到2019年（他改宪法的结果），但他是癌症患者，很多独裁或威权国家，都会因强人的离去而政局大变。而且委内瑞拉毕竟是小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都无足轻重。只是查韦斯总愿高调作秀，才引起媒体聚光灯而已。但美国就不一样了，虽然奥巴马连任后任期只有四年，但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旗手，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占世界经济近四分之一）。在欧洲经济恶化，福利社会主义全面失败之际，美国再在奥巴马领导下，更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欧洲化、希腊化，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欧洲，包括致力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灾难（中国持有美国大量国债，更相当依赖美国的市场）。 奥巴马在当选感言中说，第二天将是美国“最美好的明天”。但事实很可能正相反，他的连任是美国更大灾难的开始，其阴影将覆盖欧洲，中国┅┅更不要说那些依赖经济全球化的弱小国家。 但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如果奥巴马一意孤行继续推行社会主义，那麽四年之后，必将面临他自己和所属左翼民主党的滑铁卢。 ——写于2012年11月7日（美国大选次日） 2012-11-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面子工程”的千年一脉――“奥运猪”与隋炀帝、毛泽东的外事活动
最近，中国媒体纷纷报道“奥运猪”如何获得特殊喂养，以及“奥运蔬菜受到优待，定期喷洒奶粉白糖”的新闻。中国当局原意是想通过媒体表示“奥运食品安全受到充分保证”，让外国人放心，孰料却引得网友发出“宁为奥运猪，不做中国人”的愤懑之叹。 “面子工程”做到这等地步，不能不让人想起隋炀帝的一段掌故。隋炀帝好大喜功，以拓土开疆、万方来朝为务。平定西域之后，他为了招徕西域商人来朝贡贸易，命令凡西域商人路经之地的郡县要殷勤招待，并厚予赏赐。在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用尽苦心造就一个前无古人的“面子工程”，以向四邻夸功显富，炫耀政绩。从正月十五开始，隋炀帝下令在洛阳端门盛陈百戏，迎接西域诸胡酋长，音乐声传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天地，前后达一月之久，费用无算。与此同时，他还下令装点市容，要求店铺整齐划一，帷帐华丽，珍宝充积，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昂贵的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西域商贾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吃饭喝酒不要钱，还要谎称：“我朝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不过胡人也并非傻瓜，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树木都用高级绸缎包裹，就说：“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布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 隋炀帝身败名裂，这段掌故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千古笑柄。毛泽东曾经倚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曾在60年代初期出版《中国通史》时，将这段掌故写进书里，毛泽东认为范借古讽今，以隋炀帝之事讥刺他曾经宣布的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自此冷落范。有人说，范文澜“幸好”在文革前去世，，否则其命运绝对好不过翦伯赞等人。 但毛领导下的中共营造“面子工程”的能耐，却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隋炀帝。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成功地营造了一个专给外国人看的“延安理想国”，将埃德加·斯诺等记者与美国军事代表团哄得团团转，此后这些人都成了中共的义务宣传员，一部《西行漫记》为中共在美国赢得了非常高的印像分。尝此甜头之后，中共的检查文化日趋成熟，“面子工程”更是不断翻新。“文革”期间，就笔者所见就有好几宗，这里且说一宗。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我家邻近的张医生夫妇因为父兄等在美国而从“五七干校”调回，原来让他背上“美国特务”嫌疑且备受折磨的“海外关系”又让他成了重要的“统战对象”。1975年春天，张医生接获通知，他在美国的哥哥要访问中国，顺便探访多年没见面的弟弟。但因张兄是“国家的客人”，所以探亲并非私事，一切得听从组织安排。于是张医生家里开始旧貌换新颜，组织上先派人将他那狭小的房子粉刷一新，继而陆续将当时很稀罕的几大件，永久牌自行车、红灯牌台式收音机、上海牌缝纫机，以及一些新家具送到张医生家来。一个邻居大妈看到张医生家“鸟枪换炮”后，找其太太商量：你那些旧家俱可不可以给我一两件？张太没答应，邻居大妈气得直说她小气。张兄来探视之时，由市里派遣的两位外事干部全程陪同。探视之后，张家的东西就被“公家”陆续拉走，原来的旧家具又“完璧归赵”，邻居们这才明白“那些东西是借来摆看的”。次年张家出国前，张太才将真相讲了出来：对这种安排她曾出面婉拒，组织上的回答是“你们难道想丢社会主义的脸？”兄弟相见的两个小时内，因有外人监看，一句真话都不敢说。张兄在分别之时，借拥抱之机悄悄用英语耳语了一句：“我全明白。你们等着好消息。” 从隋炀帝到今天的“奥运猪”，其间已历1,300多年。专制者们营造的“面子工程”虽然形式不同，但以做假营造“国家面子”的政治骗术却一脉相承。但在人权理念日渐普及的今天，“奥运猪”这类荒诞的“面子工程”，除了再次展示营造者的虚伪与无耻之外，中国政府将毫无所获。我相信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因此高看中国当局，反而会因此再次深刻地感到中国的人权与食品安全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9月6日，总208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