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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政改：中国版“等待戈多”
何清涟 习近平11月7日在印尼说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段话指向明确，就是坚持继续走习近平上台以来坚持的现有政治路线，维持中共现有的意识形态与利益格局。但从官媒到香港《南华早报》及凤凰网，都开始扮演“改革”信使，告诉全世界：中国马上要开始真正的改革了。 这场景，犹如“等待戈多”这场经典荒诞剧的场景。 \中国政治常青戏剧：改革即将启动\ 《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是萨缪尔·贝克特创作的一出荒诞派经典戏剧，从1953年1月在巴黎上演后，“等待戈多”成为一种广义的哲学意境。 这场荒诞剧与中国等待改革是如此相象： 该剧的主要人物是两个流浪汉，场景是一条乡村小道，道旁有一棵枯树，被称为“上帝的弃地”。主要剧情简单：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戈多是否存在。两幕戏几乎内容重复。在每幕结束时都会出现一个自称是戈多派遣的的信使——他的牧羊人，通报说戈多的到达将继续推迟，但是他 一定会来的。这部戏剧的角色除了两位流浪汉之外，后来还有地主波左及其奴仆幸运儿加入，波左不断要求幸运儿努力思考，包括回答一个人类普遍问题：人间苦难与上帝的全能及仁慈之间的关系，但也无法改变这种徒劳的等待。直到戏剧终了，戈多也未出现。 戈多＝中国的政治改革，戈多的信童牧羊人＝中国的媒体与各种宣称改革即将启动的评论者。远的不说，从2012年十八大换届开始，就不断有人出于各种原因，宣称领导人心中有一幅改革蓝图，试图激起国人的向往并继续等待，每当习近平或某重要领导讲话后，就立即宣称“改革”即将启动。 《等待戈多》一剧中，两位流浪汉为了“和恐怖的寂静保持距离”，讨论许多话题，重复争执-和解-再争执-再和解这一过程，以打发难熬的时间，例如讨论各种自杀的可能性——这场景与中国各色人等讨论猜测习近平改革将朝哪个方向行进，习父的改革遗传基因、习夫人彭女士深受民众欢迎，女儿在哈佛读书都是改革的积极潜在因素一样。即使习近平明确地说过要吸取苏联崩溃的教训，用“竟无一人是男儿”来讽刺苏联共产党，还有人盼望习会学习其贬斥的对象戈尔巴乔夫。 \中国人等待的“戈多”是谁？\ “戈多”是谁？这是《等待戈多》留给世人驰骋遐想、纷纷竞猜的一个问题。最后形成一点共识：不管“戈多”是谁，他象征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人们等待他的到来，就是保持心中那点希望。这希望也许是人生活的动力，也许是人奋斗的目标，只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等待的“戈多”有所不同，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饱受他国奴役的的波兰人观看此剧，就将“戈多”当作他们渴求而不得的民族自由和独立。监狱里的犯人，则将重获自由当作自己等待的“戈多”。 中国人现阶段等待的“戈多”叫“改革”，但“改革”的内涵却因利益集团而异。凤凰网上登载一份“十八届三中全会民调”，尽管在设计问卷时，已将政治改革排除在外。但即使如此，参与调查者也不乐观，在“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不会有实质性改革措施？”选择“不会有，形势错综复杂，改革寸步难行”的占比53.46%（截至10月10日）。 结合习近平一贯的政治主张及言论，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应该理解为坚持中共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不能犯苏联式错误，即被颠覆，失去了政权。 习近平及中国政治高层如何评估中国的政治现状？中共核心党刊《求是》理论网8月20日登了一篇“《大西洋月刊》：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借外国人的口表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其深度和广度早已远远超越戈尔巴乔夫所提议的改革内容，西方对选票的痴迷掩盖了中国改革的事实。但这样的深刻变革一直保持在经济领域——考虑到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悲惨命运，中国这样的改革策略无疑是明智的。” 中国的改革既然已经早就超越了戈尔巴乔夫，自然就不需要再向戈尔巴乔夫学习，弄什么改革新思维与政治改革——这就是中共高层目前的态度。 \ “等待”成为最好的社会镇痛剂\ 习近平上台前后，信使们口中的“改革”一词悄悄地经历了重大变化。最初，信使们在“改革”前面冠上“政治体制”一词加以定义，希望习近平会在某时发动放弃一党专制的政改；后来慢慢减少了“体制”二字，只剩下了“政治”改革，这样可以将反腐败，以及中央部委的调整比如卫生部这类无涉根本的行政改革全都拉扯进去，以替换解决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近来的改革完全变成了经济改革，诸如金融、国企、土地、养老保险内容全成了习的“改革”，仿佛忘记这些领域的“改革”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从未停止过，与大家等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习近平误导世界吗？还真不是，习近平的行事风格不同于胡锦涛，说话痛快，观点鲜明。他视西方民主政治为邪路，已经多次声称坚决不走；他的“鞋脚论”明确表示，中共专制这双鞋子他穿定了，因为他这双“脚”觉得这“鞋子”很舒服——虽然人们都知道无论是他还是中共，都不是“脚”，民众才是“脚”，无奈中共坚持认为自身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天然代表，他说“鞋子合脚”，“脚”就算难受也没地方说理。当他那“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说法，被毛左理解为可以否定邓的改革路线之时，他就在审薄前夕的8·19讲话中及时纠偏，“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个“特别是”就明确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置于比毛时代更重要的位置。 即使到了这时，改革信使们者还是宣称“戈多就要来了”。《等待戈多》一剧中反复重复以下对话： 流浪汉甲：算了，我们走吧！ 流浪汉乙：我们不能。 流浪汉甲：为什么不能？ 流浪汉乙：我们在等待戈多。 “中国改革即将开始”，以及相关的辩论，不就是这段对话的再现吗？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0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008/1767457.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曹长青：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共产党
《编者按∶今天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不用从别的角度，仅从共产党、国民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质疑。另外用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来衡量，它明显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它为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所以必须否定五四。】 在五四运动周年之际，回首那场运动，实感有必要对那场运动重新评价。一篇短文难以详论，这里只谈几个要点。 1，不用从别的角度，仅从共产党、国民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质疑。 2，如果用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来衡量，应该说，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它为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 这里只从运动的领导者、口号、结果这三方面，来谈为什麽要否定五四。 首先，从领导者来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公认主要是陈独秀和胡适。五四爆发之前，他们倡导的以推广白话文、争取个性解放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但局限在要民主和科学上，其理论基础不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但随後以胡适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论所压倒。所以事实上，陈独秀起的作用明显远大於胡适。 毛泽东曾两次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代表中共的看法∶陈是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当年办《新青年》杂志，鼓动五四风潮，主要是煽动民众运动，後来更明确鼓吹革命。陈曾明确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结果狂热的学生以爱国的名义，冲进政府官员的私宅，砸家烧屋；抓到外交官群殴。只要是「爱国」（集体主义），什麽法律都可踩在脚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 「反帝反封建」把中国带向歧途 即使不以法治观点，哪怕以最基本的伦理，政府官员再有错，甚至有罪，也不可家被砸，屋被烧，人被当众殴打。但当时太多的中国文化人为爱国这个群体主义（而非保护个人权利）的口号疯癫，只要是为了所谓人民、国家，怎样牺牲个体，都在所不惜；而且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从五四的火烧赵家楼，就可依稀看到後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实为暴民）运动的烧杀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的刀光剑影。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群体主义口号，发动群众，暴力革命，最後夺取政权，实施集权统治。 另一明显的事实是，陈独秀和五四，煽动起无数早期共产党人的造反激情，成为中共诞生的接生婆。两年後共产党就成立，绝非偶然。毛泽东就说过，对他来说，陈独秀「也许比任何人的影响都大」，甚至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喊过「我祝陈君万岁！」所以，当陈独秀等人成为五四的主要精神领袖时，这场运动的性质就已决定，它是一场促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运动，是给中国人带来共产专制的开端。 其次，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是把中国带向歧途。反帝，导致盲目排外、拒绝西方文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西方列强，煽动义和团式封闭排外，而回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 今天人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的问题主要出在自身∶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尊严、个人权利等价值。成为一代代封建王朝御用的儒家文化，是根植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极需引进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权利意识，从根基上反省中国落後的原因之际，中国知识份子却去煽动反帝，排斥和拒绝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场「反帝」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至今仍是共产党继续一党专制的灵丹妙药，因为民族主义既是共产党热衷的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最坚实基础，也是最有力工具。他们以此排斥西方文明、建立党天下，用「我们和他们」、「中国和外国」的对立，来混淆正确和错误，真实和虚假。 反封建，则更有迷惑性。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封建糟粕，怎麽能不反呢？但陈独秀们的反法，只是反了表层和枝干，在反了裹小脚、包办婚姻之类的同时，反掉了许多人类共识的基本道德礼仪，却没有反传统文化中的真正核心价值∶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而强化了。就像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是高喊「反四旧」，要打到孔家店。其结果是∶在摧毁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同时，比过去更加倍地泯灭个体价值，因此更强化了国家和集体权力，最後比任何一个朝廷的皇帝都更加暴政。 ●胡适也支持社会主义 正因为反封建这个口号，除了反掉了哪个文化中都有的基本的人类行为准则和操守等，却没有触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这个最根本的根基，所以当同样是建立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之後，几乎没有受到理论上的任何挑战，立刻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一拍即合的广泛呼应；甚至连胡适都是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更不要说当时以及後来的中国文化名人们，几乎异口同声都是主张国有经济，反对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这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所以反封建这个口号，只反掉了传统文化中的部分道德伦理，却在事实上千百倍地强化了封建主义的根基。 五四还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且不说在反帝反封建这种激昂的主旋律下，这两个口号只不过是漂亮的陪衬，即使没有反帝反封建之说，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法本身也是极为空洞、甚至不著边际的。科学是一个哪个党派都可喊的口号，随著人类的进步，科学的路总是要往前走的。哪个独裁者都可以打著科学的旗号强化其统治、泯灭个人。毛泽东不是为了造原子弹可以让每个人勒紧腰带吗？ ●独立宣言美国宪法都无民主一词 「民主」是个一言难尽的口号，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做工具和武器的东西，就像「反贪腐」一样。共产党也是一路打著民主的旗号统治到今天的。但美国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先贤们，却很不喜欢用「民主」这个词。《独立宣言》全文没提到「民主」。而译成中文长达一万多字的美国宪法，甚至通篇都没有「民主」这两个字。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们经过多年讨论、辩论之後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 奠定美国基础的这两个最重要文件，全部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多数裁决的原则，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美国先贤当年没有提到民主和科学等，只是抓住「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一切国家体制的建立，都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最高目标。在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之上，最後才会有真正民主机制的确立。 如果说只用两句话概括美国强大的原因的话，那就是美国重视并实践了这样的价值∶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以人为根本。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强调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中国的五四人物，没有从这样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价值出发，所以，民主科学喊了半天，只能走向不著边际，最後经由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专制。 五四的历史明明白白地展示，共产党是站在反帝（排外、民族主义）、反封建（摧毁伦理道德价值）的跳板上，弹到权力的顶峰。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才那麽热衷肯定五四，赞美五四。今天，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这是五四运动90周年时写的文章，原载《曹长青网站》；更多关於五四的文章，请看这个网站∶http://caochangqing.com/gb/index.php?dispmode=0】 2019-05-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中国公共投资的悲剧
今年年初以来，发改委又开始悄悄扮演起“散财童子”角色，大批各种项目，1至4月份，新增项目增长8000多个，仅5月21日一天 就审批项目100多个。等到国人从湛江市长在发改委门前热吻批文时，才知道2.0版的4万亿刺激政策早已低调出台。 此情此景意味着：2009年5万亿刺激经济的后遗症余痛未消，新的公共投资悲剧又拉开大幕。 公共投资滥用的悲剧之一：产业结构更加扭曲 国内评论有对发改委撒钱表示理解的，因为过去20余年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已经过去一年齐齐谢世，中国现在找不到任何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税收财政收入开始吃紧，此时如果不撒钱救经济，就等于执政党自杀。 经济固然要救，但如果不得其法，如同2009年那样救，无异于饮鸩止渴。 这次发改委大规模撒钱，据说是要培养“七大战略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这些产业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只要一详加考察，却真不那么靠谱。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在全球产业链条上，中国仍然位于低技术的末端。就投资比例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占比只有10%，但就已有技术与潜力而言，中国并没有优势。以新能源中的太阳能产业为例，全球有46个国家将其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中国绝大多数省市，现在也都将其作为未来的重点产业，极易导致产业的同质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的现代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产业当中，在中国居于先进的是航天工业，但也至少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十余年以上，无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 如果说上述项目的兴建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思，那么有些项目简直就是给现在已经很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再雪上加霜。例如钢铁行业已经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创所言，钢铁业现有产能已超过年产9亿吨水准，但去年国内钢材消费加上出口，只消化了不到7亿吨。在企业为钢铁找不到买家发愁时，5月27日一天却有两个钢铁大项目获批。其中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总投资696.8亿元，武钢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总投资为639.9亿元，合计投资超过1300亿元——这种重复建设，正好与发改委自身强调“大力调整产 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双转移战略”相悖。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一点，由发改委充当“散财童子”启动公共投资，只会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 2009年4万亿的后遗症将会重现 由于2009年中国已实施过5万亿刺激经济的宏大计划，今年发改委这一豪举被称为“2.0版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国内除了一些半吞半吐的怀疑之外，也有人痛斥这是“权力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象征”。 2009年投入5万亿刺激经济，让政府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全年“保八”的增长目标，但代价着实不菲，包括：投资消费比例更加失衡、产能过剩更为突出、单位能耗不降反升、节能减排任务加重、经济结构调整难有进展，一些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等现象。但最大的“后遗症”当属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重新攀升到180%以上的历史高位，由此引起资产高度泡沫化与明显的通货膨胀。上述所有问题，均已成为当中国经济中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全局性问题，已经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货币扩张过程通常有四个“角色”登场，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存款者以及借款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即借款者的还贷能力。地方政府举借的近万亿地方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据说最严重的后果是将有3万亿地方债务将成为烂帐。2009年过后，无论是银行业者还是经济学界，大都已经认识到，这样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及巨额放贷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长此以往，不仅经济运行难以良性循环，银行也体系也将崩溃。“2.0版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做法和2009年的5万亿政府投资模式基本相似，其结果必然重复2009的老路。 公共投资的悲剧：百姓屡成买单者 只要检视中国历来的政府投资，就明白这种投资处处是漏斗，很多资金在中途就不明不白地沉淀下去。按照中国惯例，公共投资的寻租成本一般在20%-30左右，官员利用权力上下其手，贪腐严重，这亦是中国公共工程多成“豆腐渣”的主要原因。 随着中国政治环境越来越不稳定，“裸官”已经成为官场为自己家庭购买未来保险的主要方式，官场腐败也变得越来越穷凶极恶。以湖南这个中等经济水平的省份来说，在2009-2011年期间，该省高速公路投资每年都有100多亿被大大小小的贪官瓜分。腐败并非湖南特产，而是中国的政治之癌，由此可见，自2009年以来政府主导的5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银行配套的10余万亿投资，其中的20-30%其实已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口袋。 如 此巨额的贪腐资金流向了何处？一部分通过洗钱已存入银行或转移到境外，绝大部分都流入了疯狂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房地产财富。有人估计，从地方到中央，几乎8成以上职权部门官员及其家 属又直接参与到房地产业之中，在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项目中，许多政府官员及家属从中占股分红，形成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利益集团。2008-2011上半年期间，中国房地产销售总额保守估计在15万亿左右，其中通过银行提供个人按揭贷款不到3万亿。也就是说，中国人花了十几万亿的自有资金用于购房，其中至少有一半购房资金来源于染指公共投资的腐败官员。 中国民众得到什么？2009年5万亿政府疯狂投资过后，中国民众得到的是更重的税负，持续的高通胀与世界上最昂贵的房价。2012年4万亿政府投资过后，将会出现遍地狼藉的同样结局。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6月11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6/120611\cr\chinastimulateeconomy\_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王健林的“保护伞”为何不灵了？
何清涟 王健林这次被盯上，不少人深感吃惊，其实只要注意金融动态，就知道央行高官早就放话警告。今年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跨境对外直接投资有跟风、过热、盲目的现象，导致交易量增长较快，比如投向体育、娱乐、俱乐部行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进行政策指导”。这一警告针对性很强，因为在众多热衷海外并购的中国富豪当中，只有王健林的投资流向是足球队、好莱坞、俱乐部与豪宅等。 王健林为何对警告置若罔闻？ 在周小川发表这番话后，王健林在海外投资娱乐业的项目受阻，但通机变且善辨风向的王富豪，还是不停地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向外转移资金。据《南风窗》报道，今年万达通过中部省份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为万达文化办理应付类跨境融资性担保业务4亿美元。就在6月份，万达还通过一家城商行进行内保外贷1.5亿美元。 王健林敢无视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警告，继续向外转移资金，金融机构也愿意继续为其转移资金提供便利，当然是因为王健林背后有靠山，而且不止一座。对王健林跟踪调查了多年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2015年4月28日）一文中，专门附上了一张“万达股东与中共高官的关系链”的图表，新老三届常委的家属几乎尽在这一链条上。他本人也拥有各类政府授予的荣誉，“这类荣誉向地方官员和潜在的商业伙伴传递的信息是，荣誉的获得者有很深的背景”。 王健林的麻烦在于：最近几年中共高层政治正在重新洗牌。对外界而言，内情虽然有如雾里看花，但结果却明确展示。从2017年7月17日开始，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10集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集《时代之问》聚焦习近平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与邓小平的传承关系。集中回顾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所做的一系列举措，让中国走在“正确方向、正确道路”上的措施，按照专题片里的给出的说法，始于习近平当选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多维新闻敏锐地抓住这一动向，发表了《时代之问 江胡缺席 中共首次明确毛邓习断代》。但多维说是“如今有了官媒的公开加持，毛邓习断代很可能将成为既成事实”，却有点末末倒置，应该是最高层有将此断代明示于世的想法，CCTV当然听命造势。第三集干脆提出了九龙治水即集体领导的弊端。 金融维稳成为政权维稳的关键 前几年，习近平给前朝元老们“白手套”的面子，一是出于对前朝元老的忌惮，形格势禁，不能有所动作；二是“白手套”的所作所为对当朝威胁未显化。但今年形势不同，习近平对前朝元老的忌惮与容忍已经过了临界点。改变政治断代，在中共政治文化中不是小事，等于否定江胡两代总书记的存在合法性，连这点都敢否定，王健林的靠山自然成了冰山。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从去年以来就开始的以保住 3万亿外汇储备为目标的货币维稳，转化为今年1月开始的金融全面维稳，甚至提出防经济政变的说法，这种情况下，王健林以投资名义大规模向外转移资产，无异于向中央政权挑战，实在有点太不“韬光养晦”了。 王健林至少有两方面辫子可抓： 一是王健林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太高。截至2016年底，万达商业地产货币资金为1002亿元，总资产为7511亿元，负债合计为527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0%。其中，短期借款为1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达233亿元；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分别为1183亿元和817亿元。根据万达商业的说法，2016年末公司短期借款同比减少22.78%，原因是公司增加了成本较低的债券、中期票据等筹措资金的方式。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和现金流。2016年，其合并口径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1298.55亿元和379.76亿元。 上述资料表明，王健林公司的资产利润率只有5%，不可能偿还利息并维持公司运转。这数量庞大的债券、中期票据都是债务，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早就深陷债务泥潭，就是地方政府与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王健林造成的。 二是王健林转出去的资产过于庞大。据澎湃新闻报道，王健林卖掉国内近八成持有项目 海外投资已超2500亿人民币（约合367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30508亿，王一个人转出去的资产就占外汇储备的1.2%，而且还在国内欠那么多的债务，想到银行可能产生的巨额坏帐，想想中小储户与投资者因血本无归而上街抗议，北京就很不高兴。 与吴小晖案同性质，政府想要资产回流 近日，网上流传一份《关于银监会口头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个境外项目处理措施的情况汇报文件》，据文件内容，万达集团6个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确已受到严格管控，其中4个已经完成并购交割的项目，处理方法包括四个方面：1、收购标的项目不得从金融机构融资、万达集团也不得以项目标的做抵押从金融机构融资；2、万达集团收购标的资产，不得注入万达集团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3、收购的项目如发生经营困难，万达集团不得从境内对其注资，也不得与万达集团境内资产进行重组；4、万达集团如拟向其他中国企业出售标的资产，有关部门不得备案、批准。对尚未开工的两个项目，在项目报备、外汇、贷款等方面不得予以支持。 此文件一出，6月22日，万达股债双杀，人们终于明白，万达与复兴、海航、安邦等几家大公司的海外资产并购一样，都在监管当局核查范围之内。十余天之后，王健林终于服软，表示今后的投资主要放在国内。 王健林的处境与安邦吴小晖相类似。吴小晖的安邦公司寻求海外扩张的时间与王健林几乎同步，都是在2014年以后，开始了海外“买买买”的过程。安邦也是通过理财产品在国内敛财，通过投资将这些资本转移国外，掏空外汇储备，投放海外的资产相当巨大，据今年4月26日吴小晖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截至2016年底，安邦人寿总资产达到1.45万亿元。其中，海外保险资产达9000多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60%。吴小晖在夸耀自己“成为中国首个国际化的保险企业，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保险公司”，中南海看到的是外汇资产 在流失。我在《从“金融整顿”到“防经济政变”》一文中说过，眼下的政治任务是把钱从国外弄回来，中国政府对付吴小晖的目的不在于抓人，而在于逼安邦海外资金回流。对王健林来说，当局的用意也是要将钱弄回来。 一干金融大鳄接连出事，主要是大局已变，中国已从2014年以前的热钱流入，变成了资本流出，外汇储备面临迅速流失的危险，如果不严控，很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破裂，发生金融危机。面对负债累累、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习近平今年4月25日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时，提到金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更明确提出党管金融。管制跨境资本流动，是上升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吴小晖的邓府孙驸马身份、王健林的高层人脉，相比政权稳定，这道护身符的保护力显得相对不够。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24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wangjianlin-20170723/395629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拥抱灾难的 20 世纪
掀开2004年的日历，人类跨入21世纪第五个年头。回首过去的两千年，刚结束的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最血腥、最灾难、最荒唐的10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结果导致1亿2千5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前1,900年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科技腾飞、教育普及、工业发达的世纪，但却是人类最灾难沉重的世纪，人类到底出了什麽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那本知名的专著《当代》（Modern Times）中，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主要原因是人类在20世纪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和上帝之间的缆绳被砍断之後，人类之船，就漂浮在迷茫的大海，於是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们等各类狂热者（zealot），成了各种“伟大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浩劫和无边的苦难┅┅ 20世纪初兴起的三个思潮，是人类走向灾难的主因之一。第一个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年，在中国结束清王朝之前6年，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本来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理论，但经过媒体的渲染，欧洲知识界的哄抬，使其成为可以诠释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理论，并风靡了整个世界。 相对论的大普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它导致人们不再相信人世间有绝对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准则；正确和错误，正义和邪恶，道德和不道德，什麽都是相对的。这种道德相对主义，首先腐蚀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人们举著“道德相对主义”的旗帜，开始把原罪、原始欲望、贪吃禁果的一切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公开化，开始了文明的瓦解┅┅ 爱因斯坦是个信仰上帝的犹太人，他对自己的理论被滥用，相当焦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就像童话中那个点石成金的人一样，什麽事和我连到一起，都成为报纸渲染的对象。”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後时刻，他曾三次说，希望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修表匠。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风靡知识界的时刻，另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理论也开始走向世界舞台。1920年，在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之後的第二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开始大红大紫。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提出，主导人们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其核心是“性”欲望。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人的一切行为都来自“性”的冲动；人的梦中所有意像都是“性”的显示：凸出来的形象都是男性生殖器，凹型的形象都是女性生殖器。而世界基本是由凸、凹两种形象组成的，於是弗洛伊德的梦理论解释了一切。当把“潜意识”说成是（并推崇为）人的行为主体动机，那麽人类最重要的辨识是非，判断善恶，区别对错的“理性意识”则被疏远，甚至否定了。结果是，需要用道德意识、用上帝影像来遏阻、克制的原罪、原始欲望、性冲动等，则被合理化、合法化、放纵化了；於是人类脱离道德约束，远离精神世界，和上帝的关系进一步隔绝、断裂。 文学艺术界首先拥抱潜意识理论，各种推崇潜意识的小说、绘画、戏剧应运而生。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否定19世纪的英雄主义文学，宣扬“反英雄”。古往今来，所有被称为英雄的人，共同特征是：具有道德力量，承担道义责任，扬善抗恶。而宣扬潜意识、反英雄，其实质就是反道德，反道义，反对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把放纵、享乐主义合理化之後，人就不再看重信仰。而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有精神世界，道德力量。道德相对主义和潜意识学说，实质上是鼓励人的动物化，而不是精神化、人化、上帝子民化。正是这种“道德无政府主义”（moral anarchy）导致了希特勒的兴趣，纳粹建立了奥斯威辛，把人类文明送进了毒气室。 道德相对论、潜意识这两股风潮还没有过去，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漂出的那个“欧洲的幽灵”马克思主义开始弥漫世界。它比道德相对论和潜意识更来势汹汹，因为它要用一揽子的乌托邦计划，来改造整个人类。经过列宁的upgrade，马克思主义成了屠杀、改造、极权的同义词。仅在中国，根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就可能有8千万人死於这种共产试验。 马克思等共产党人的根本错误是冒充先知，要重新设计人类和世界，提出计划经济，计划军事，计划政治，计划文化，一切都纳入计划的轨道，由此极端地扩大政府的权力，最後统治者成为掌握绝对权力的撒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反文明、反上帝的；按照毛泽东们的“人定胜天”理论来改造世界和人类，结果一定是灾难。因为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既无法掌握什麽历史的进程和宇宙的规律，更无法按照某个模式设计世界的未来。人类，就像自由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哈耶克所说，只能按照已有的经验，一点点地向前小步挪动，并不断地修正错误。连昆德拉也用“人类一发问，上帝就发笑”来表达人的有限性。 但马克思并不孤独，在欧洲以至全球知识界，他有很多崇拜政府权力、试图通过国有化来计划社会的同路人。据保罗．约翰逊的数字，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有的甚至高达100％。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举措。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的1919年，全世界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相信扩大政府的弁遄A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即使今天，在那种政府万能论被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奴役推展到古拉格的程度，已经完全破产之後，西方的大学校园，还有数不清的左派教授们，在相信、宣扬政府的力量，计划的弁遄A极力推崇高税收、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向往《勇敢的新世界》那种乌托邦梦想。 保罗．约翰逊认为，在20世纪初，只有一个作家具有远见卓识，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就是小说家康拉德。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辉煌的胡说，只能导致魔鬼般的极权；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只是一种“魔术表演”。针对罗素的最後一本书《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康拉德写到，“对中国人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唯一的救赎疗法是人心的改变。”他这里“人心的改变”只有通过修复和上帝的关系来达到。 而20世纪的政治动物们，却狂妄地认为，通过政治和革命，以及整体的一揽子计划，可以改变世界和人类。马克思的杠杆是“经济”，弗洛伊德的杠杆是“性”，第三个是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宣扬“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保罗．约翰逊说，这种“权力意志”产生了一种新类型的撒旦，他们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缚，有著巨大的权力欲望，他们认为人类的疾病可以通过政治来治疗。约翰逊列出了20世纪政治狂热者的名单，第一个是中国的孙中山，最後一个是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中间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赫鲁晓夫，胡志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尼赫鲁，苏哈托，阿连德，纳赛尔，巴列维，卡扎菲，萨达姆、霍尼克（东德）等。 约翰逊总结说，20世纪的教训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个人责任的下降，导致男人和女人们，相信可以解决整个宇宙的奥秘。而随著上述名单中狂热者的试验一个接一个地失败，已经证明了，人不能成为上帝，人的能力是有限的。20世纪作为“政治的世纪”已经被终结。21世纪，也许是人类“希望世纪”的开始┅┅ 2003年12月30日 2004-09-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奥运开幕式砸在哪里？
对张艺谋导演的奥运开幕式，海外有很多批评，主要认为它通过人海战术，表现的仍是群体主义的专制价值，而没有自由的精神；在技术层面，也有明显的败笔。 在思想层面上，最根本的是张艺谋没有明白什麽是奥运精神。他从构思开幕式初始就对媒体说，要在开幕式上展现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历史，向世界推出中国。这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因为奥林匹克从诞生开始 ，其宗旨就不是要人们展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恰恰相反，要展示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体的竞争精神。近年不少奥运开幕式都加进一些本国历史、本地文化特色的内容，但基本都成为其最败笔的一部分；而张艺谋做的，是把别人的一段败笔，拉长到近乎整个开幕式。 张艺谋的主导思想是宣传国家民族和历史，而不是奥林匹克精神，再加上中国文化历史中，自由精神的资源本来就非常稀少，於是一场奥运开幕式，就变成文化民族的群体主义的解说，而没有展示任何自由精神，没有激起任何昂扬奋进的情绪。那麽他无论调动多少人力、灯光、色彩、数码科技手段，操演出多少像机器人一样动作整齐的方阵和呐喊，都没法使这场开幕式有灵魂——人的自由精神。 张艺谋不理解奥运精神，却吃透了胡锦涛的政策。他通过人群方阵多次排出巨大的「和」字，巧妙而清晰地传递了主席台上权力者的「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的说法；与官方的意识形态默契、和谐。於是，中国——这个刀枪下的「和谐」、这个封住所有与党不同声音的「和谐」，就在全世界面前变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美好图画。 然而，小女孩唱的五十年代革命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是假换包的），军人迈著正步、护送血染的五星旗，这些场面，才代表了中国的真实∶这是一个靠洗脑、镇压维持的专制社会。 而这样一个专制社会，却起了一个好像很动听的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且不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假大空口号（这个梦想是什麽？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梦，那就是最被中国政府剥夺的——自由），即使这个口号成立，这个开幕式也没有一丝一毫地表现这个主题，既没有梦，更没有世界。整个一个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自我陶醉。整场节目，全部都和世界没关系，世界就是中国。 为了凸显中国是世界中心，张艺谋们我行我素到连各国运动员入场的顺序都破天荒地不用英文字母排序，而按简体中文笔划。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分了！别说外国观众根本无法判断自己国家的队伍何时出场；即使中国人，又有几个能马上算出哪国的笔划多少，哪个先进场？笔划还有一个简、繁体的不同，刻意要难为不会简体字的人？中国的字典早就对文字用字母排列，也早已为中国人熟悉。但在尤其要面对世界的时候，张艺谋们却要故意作弄国人、玩弄世人。除了中国人知道自己的队伍最後出场外，其他20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一头雾水！这简直是故意跟全球观众作对！谁都想看一眼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入场，可为了等这个不知道何时到来的、平均不到半分钟的出场，你让全球几十亿人连厕所都不敢去地等，真是一个心地太不善的「恶搞」。 还「和谐」社会呢，连这麽点小事，都故意跟所有人过不去！如果雅典奥运用希腊文排列、汉城奥运用韩文、东京如主办用日语，那还会有「同一个世界」吗？难怪独家转播开幕式的美国NBC电视主播当时不无嘲讽地说，澳大利亚队刚进场，接著就是赞比亚了；而按英文字母，这两个国家（A和Z）刚好应该是头和尾。只从这个中文排序入场，就可看出，北京奥运的「同一个世界」，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说了算的「中南海意志」的世界！ 当然，北京奥运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奥运，开幕式在思想层面做成这样，并没有出乎人意料。让人吃惊的是艺术层面的败笔。一大败笔是重复。本来张艺谋的人海方阵、团体操式的群体表演，都是对他以前拍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的重复。而开幕式上那些不断出现的卷轴、方阵、烟火等等，都是自身的重复。 视觉上的重复，会造成人的感觉疲倦。但在听觉上需要的不断反复，恰恰这个开幕式没有。因为和视觉正相反，人的耳朵喜欢听熟悉的东西。一个交响乐、一个主题歌，一到重复熟悉的地方，人们就更来劲听了。可这个奥运开幕式好像连个主题音乐也没有。那个朗朗到底弹了什麽，谁能记住一个调子？ 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好的音乐实在太影响整体效果了。比如九六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主唱的是「梦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Dream），主题音乐是「召唤英雄」（Summon the Heroes），听这些主题歌，说令人热血沸腾一点也不夸张，听完简直就想跳进运动场参加比赛。另一支由美国黑人歌手唱的奥林匹克座右铭，强调的是「更快，更高，更强壮」（faster, higher, stronger），也是振奋人心，听到恨不得自己去搏一块金牌！这才是奥运精神！ 而那位唱「攀登」（Reach）的古巴裔美国女歌唱家，曾经因为重大车祸而导致半身瘫痪，但她的精神绝不瘫痪，和病魔搏斗，最後站到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舞台，高歌一曲，唱的是，「如果我能攀登得更高，我要触摸天空」。这个时候没人知道，她是靠著植入脊椎的两根八英寸的钛棒，才站起来的。这才是奥运精神！ 而北京的奥运开幕式，不要说那个唱主题歌的刘欢那身像黑社会跑腿儿般的打扮，首先就让人倒胃口，那个名字叫「我和你」的主题歌，更像是初中少男少女唱的末流情歌；那毫无阳刚、更无激情的柔腔柔调，简直像宣告中国男人都被阉割了，还参加什麽奥运呵。 另一个更明显的败笔，是开幕式结尾的空中飞人点圣火。本来空中飞人就没有新意。上次悉尼奥运就飞过一次了，这次张艺谋的开幕式，也已飞出一个小女孩了，最後人们最期待的、并被保密得神秘兮兮的点圣火，结果却是落俗套的空中飞人。 俗套就俗套吧，但那个空中飞的李宁，身上吊著的两个大绳子，又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这实在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因为张艺谋是拍电影的，最应该清楚，这种绳子场面是应该藏起来的，也就是所谓的「藏拙」。像电影《ET》、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本人的《十面埋伏》中那些空中飞人，观众当然都知道是假的，但由於看不到绳子，所以能接受。但奥运开幕式是个现场，而且电视还可以把镜头拉到李宁身上做特写，你让人看到像绞刑架绳索一样粗的钢筋，吊著那个身体已经相当发福的李宁，在半空中绕场一圈，这不吓死人了吗？这个「吊李宁」的场面，不仅没有藏拙，而且由於是现场加电视转播，等於是用大特写镜头突出了最应该藏起来的部分，是示拙，拙劣透顶！ 对一部作品的最後高潮，有个传神的比喻叫「画龙点睛」。但张艺谋的开幕式不仅虎头蛇尾，而最後、最重要的唱主题歌和点圣火这两笔，更成了「画龙挖（双）眼」。 但公平地说，这个开幕式还是有亮点的。四川地震的幸存小男孩林浩挥舞著旗帜和姚明一起入场，一高一低、大反差地并行场面，就是一个。小林浩天真的表情，既认真又自然地挥旗，加上高大的姚明不时地低头关照他一下，後来则一直把他抱在怀里。这个画面实在是整场开幕式最醒目的亮点，因为有「人」！两个清晰的个体，一个无言的画面，却给人带来感动。难怪美国NBC电视台给了姚明和这个孩子最多的镜头、最多的特写，超过了给美国队的时间。而这个亮丽、感人的画面，却是整个开幕式最小投资的部分。 一个明显的人为疏忽，小林浩挥舞的五星旗倒插了。这下，这个画面就完美了，它有了历史感，以後共产党倒台了，这个画面还可以看。这面倒插的五星旗，通过电视转播镜头，等於告诉世界，这面旗帜所代表的颠倒的价值，在传到这一代孩子手中的时候，会被重新正过来。不用十年，这个孩子不就是成人了吗？这个倒插的五星旗也预示著，那个红色大厦的注定倒塌！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8年8月14日 2008-08-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何新早就“自杀”了
曹长青按语∶最近接到中国人大历史系副教授米辰峰先生的群发电邮（赋赠二氓文人司马南贺年卡），里面有他跟司马南笔战的文字，文后附录有我的《何新早就“自杀”了》一文，并做说明∶“司马南的师傅何新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奇闻第一版”。 （米先生的电邮文字已在海外多家网刊发表∶ http://bbs.aboluowa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327） 我那篇批评何新的文章是2002年写的，距今已13年！原想经过这麽长时间，何新总应有所心灵成长，反省过去的造假行为等，但上网一查，这位至今仍是全国政协的“何大委员”，还是当年那份德性。今年还在毛泽东生辰之际发文歌颂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暴君（何新∶纪念伟大导师毛泽东）。所以，觉得当年这篇批何之作，值得再刊发一下，因为今天网络远比当年发达，所以希望更多一些读者了解何新“旧”到什麽程度！ 何新早就“自杀” 了 曹长青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何新自杀”的新闻，有点惊讶，原来何新最后居然还有“要脸儿”的那麽一次。这自杀一下子改变了一点我对他的印象，增加了一份同情心。 后来又看到何新“辟谣”说自己还活著，没自杀。我第一个感觉是自己太过早地浪费同情心了。第二个感觉是，他真失算，还不如一直不作声，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杀形象；既然他早就进行了精神、灵魂的自杀，现在出来声明一下那个“植物人”还活著呢，不仅毫无意义，还失掉了一些人因他的“自我消灭”而对他产生的同情心。 何新首次给我留下印象的“自杀”是在10年前，源自日本经济学家矢吹晋。这位矢先生比较亲中国政府，常去北京，和那些有些头衔、被官方认可的所谓学者们见面。他活该倒楣的是也见了“何新”。 矢教授后来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说，他去北京和何新匆匆见了一面，随便聊了聊；但返回日本不久，就看到中国官方《北京周报》刊出长篇的“何新、矢吹晋对谈录”，文中以何新“对谈”的口气，大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等。这位矢教授矢口否认有这麽个“对谈”，他说当时只是简单地聊了几句，何新既没提出要采访，更没有说过要“对谈”，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矢大教授的恼火可想而知，但他毕竟是个知识人，做事不能像中国何那样，他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常识做。于是他耐著性子、忍著怒火，起草了一封信给《北京周报》，说明原委，要求解释并更正。可《北京周报》绝不和日本人周旋，乾脆不予回音。矢吹晋的“恼火”还没有吹尽，中国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了这篇约一个整版的“对谈”，唯一的修改是把矢吹晋的名字换成了“日本经济学家S教授”。从没有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日本教授愤怒已极，因此在东京召开了记者会，强烈抗议何新和中国新闻界的流氓行为。 矢吹晋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他被何新耍了一次流氓，又被中共媒体强奸了两次。从《人民日报》在转载时把矢吹晋的名字隐去，说明《北京周报》不仅接到了矢教授的投诉信，而且《人民日报》也知道了这个内情。但为什麽党报们还这麽流氓呢？ 实际上不论《北京周报》还是《人民日报》都不大可能要预谋“陷害”矢教授，因为他是亲北京政权的“外国友人、学者”。最大的可能是出于报纸宣传效果的目的，不得不“牺牲”一下日本友人，谁叫你做友人了，现在中国的流行语是“杀生宰熟”，专捡身边距离近的开刀。 何新和党报合伙做这件事，目的就是要抬高这篇“对谈”的权威性。因为“对谈”内容多为共产党对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解释。当然，党完全可以把它作为“社论”或“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党报经常是这什麽干的，但当时刚刚经过六四屠杀两年多，党的喉舌们也感到有点舌苔厚重，口腔味道太浓，他们的话人们不愿听。在这种时刻，有这麽一篇和外国友人的全面、坚定、肆无忌惮地维护共产党专制理论的“对谈”，对于《人民日报》的上甘岭们，这等于雷阵雨了。 这份“对谈”显然比党报直接发社论有更多“优越性”∶一是何新官衔是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名字好象挺学术的，不像在天安门广场上端刺刀捅学生的那些大兵；从这种“学者”嘴里说出，可以证明中国学术界还是有人坚定支援共产党的；况且何新不是和解放军大兵论杀人，而是和日本知名经济学教授论专制，给人的“启示”是，连日本都有教授重视何大学者，这样党的理论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回响”，而且走向了“世界”。 矢教授在记者会上说，他曾一连给《人民日报》写了三封信，说明真相，要求更正和道歉。但这家党报连为了礼貌回封信都没做。其实《人民日报》的做法也可以理解，它回信说什麽呢，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能装聋作哑。矢吹晋没有说他给何新写过信，在他那里，何新的行为无异于“自杀”，有必要和“死人”说话吗？ 在中国人里，坚定维护共产理论的人物一直不少，但像乔木啊、立群啊，虽然拼命往左边挤，但毕竟“始终如一”，坚持僵化，选择继续做“恐龙”，让拍《朱罗纪公园》的斯皮尔伯格也没办法，总不能把人家当作外星人，送到外星球上吧。但即使乔木和立群们也没有胆量编造一篇和外国友人的“对谈”，然后拿到《人民日报》上发表，而且是在矢教授还没死的情况下。 何新的这次“自杀”在《北京周报》和《人民日报》圈内是任人皆知的；矢教授的信（前后4封）也有很多人看到了。虽然党报利用了何大学者一把，但何新就像阿拉法特手下那些恐怖组织派出的自杀炸弹烈士似的，炸一把自己也死了。 到底何新是不知道“自杀炸弹”这种事儿玩不得，代价太大，要把自己赔进去；还是何大学者“知识越多越反动”，就不怕玩邪的；为了党国命运，哪怕丢了灵魂、当“植物人”也在所不惜呢？ 既然何新已经出来辟谣，说自己还没自杀，那我就劝他以后也想开点吧，即使中国的天再翻个个儿，也不必再寻短见了；因为何新早已“自杀”，从我听到矢吹晋在东京开的那个“葬礼”，就在心里为他下葬了。安息吧。阿门！ 2002年8月14日 图片说明∶脑满肠肥的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何新还在大吃二喝呢（不是用公款吧？） 2015-1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人难胜天——集权体制败给病毒
程晓农 从去年年底瘟疫在武汉扩散，经历了重灾区的浩劫，最近多个省市开始复工。这意味着“人定胜天”，还是意味着“中共败给了病毒”？如果从中共集权体制的运转特性来看，这个集权体制既是这次瘟疫蔓延危机的原因，也是现在复工过程里种种问题的由来，还可能正造就着疫情再度扩大的温床。 一、集权体制优越性？ 2月17日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题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挑战》的社论说，“中国能够在几天内为受影响的病人建造一所医院。没有其他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调动资源和人力。”中共一向认为，集权国家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柳叶刀》的社论似乎在为中共维护这个体制背书。《柳叶刀》是医学刊物，编辑们懂医学，但不懂政治学，更不懂共产党国家政治学。其实，中共的集权体制恰恰是造成这次瘟疫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只“办”它自认的“大事”，才会隐瞒疫情，最后从一城之疫变成世界之灾；“集中力量”的集权体制还可能把坏事当“大事”来办，办得越起劲，祸害越严重。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鼓吹“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后全国饿死三千多万农民，就是最惨痛的灾难。 即就传染病防控而言，隐瞒疫情是这次瘟疫蔓延的主要原因，而隐瞒疫情是中共一向的传统，从1988年的上海甲型肝炎，到十几年前的萨斯，再到这次瘟疫，一以贯之，从来如此（请参见我最近刊登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的《“保密”之祸》一文）。为什么改不了？因为这种规则是集权体制内含的基本要素，中共不会引咎自责，更不会幡然悔悟。 最近为了“办”企业“复工”这件“大事”，当局又开始营造疫情收敛、新增病例数字每日下降的舆论，于是隐瞒疫情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各国媒体也开始质疑这些官发数据。最近钟南山表示，目前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其他可能的被感染者使用的核酸检测方法，准确率只有30%到50%，漏网可能性很大，但各省市仍然相信这种方法的可靠性。有一些病例证明，肺部透视影像显示已经出现重症症状，但患者多次检测仍为阴性（无感染）。这些医案说明，现在各地对潜在的“无病传染者”可能造成的疫情扩散并无充分的警惕；或者说，上面“要求”他们不要因担心疫情而阻挠复工。 二、病毒打烂了“全国一盘棋” 这次瘟疫大蔓延一下子把集权体制的脆弱彻底暴露出来了。集权体制的最大特点是，用人行政，令自上出，令行禁止，看起来既高效又统一；但是，集权体制运转的前提是“全国一盘棋”，指挥才灵动。问题是，平时正常情况下可以这样，全国型灾情来临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虽然“党领导一切”，但病毒不归党领导，疫情不可能全国整齐划一地步调一致、同步展开；相反，病例发生的多少，必然是一地一情，异地不同。面对病毒的挑战，中南海就手忙脚乱了。 事实上，前一阶段全国各地似乎疫情的蔓延有所收敛，主要是各地封城、封省，严格实行居住小区封闭式管理的结果。这种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人口传染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降低了本地居民相互感染的机会。然而，这些做法并非高层下令、地方统一执行中央的政策；而是各地自行其是，“城自为战”、“省自为战”的创新。各地采用的这些有效防疫措施强调的是防疫优先，要阻断交通、切断各地的劳动力流动和货物运输，而且各地互相防范，客观上把经济活动的“全国一盘棋”打得稀烂。与此同时，也让中央的统一号令陷入困境。 疫情高压下，集权体制难以应对。各地疫情不同，只有地方当局才掌握真实情况，中央无法下令所有省市实行统一的防疫措施。如果用甲省的经验套到乙省，不但药不对路，而且可能开错药；如果给每个省、甚至每个市不同的号令，中央既无能力掌握一省一市具体而又千变万化的疫情波动，又无法分别设计出适用于每个城市的具体规定，于是只能听任地方各级政府应急应变。结果，在各地封城、封省的两个星期当中，实际上中央集权体制失灵了，现实变成了中央被地方牵着走，北京的指示不是马后炮，就是多余的。这是中南海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只有经济活动全面恢复，才能有效恢复集权体制，恢复中央权力的有效行使。但是，复工号令不但遇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软性抵制，也和各地不断发现的新疫情发生冲突，中南海的威权被肆虐的病毒屡屡挫折。 三、中央“英明”？ 集权体制要求全国上下相信，中央的决策永远是正确的，这是中央权威的基础。这次疫情爆发，显然从中南海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决策错误；而中南海则始终强调，错自下出。然而，由于集权体制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错机制，各级的决策错误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 决策信息扭曲是集权体制决策系统的常态。这种体制要求所有信息由官方系统掌控，由下上报，再由上下送。然而，另一方面，集权体制维持中央权威的政治前提是官自上出，地方官的地位和权力与民意关系不大，下官揣摩上意，是官场上的铁律。而这种揣摩就必然造成“上折只奏好事”的官场传统。所谓“好事”，一方面是只拣好听的说；另一方面，可能有损上面形象的，或者可能造成全国“大好”形势受冲击的，压下不报，或者尽量“大事化小”。这种情形在全国各地天天有，处处有；没引爆重大危机，上下皆视若罔闻；一旦危机发生，立刻就造成上下互误。 这次瘟疫初起，武汉市及湖北省“顾全大局”，“努力维持春节的祥和气氛”，忽视疫情，自行设置确诊医检的过苛标准，瞒报病例，最后错过了防疫的黄金时段，待疫情已向全国蔓延才封城，祸已酿成，再难挽回；等到武汉当地的疫情严重超过医疗设施能力，最后因不能收治所有需医疗隔离的病患，而不得不让他们居家隔离，又造成许多人在住室里感染家人，进一步产生不断增加的患者数量。武汉的特大疫情就是这样造成的。地方政府上送不完整信息或错误信息，这种情况一向如此，但从来没有这次疫情蔓延所造成的后果如此可怕。 这种决策信息传送机制和官场行为模式决定了，中央决策时，要么说空话套话，和没说差不多；要么说旧话，情况已经变了，决策明显过时，地方还假装认真贯彻；要么说错话，明明不了解地方真实情况，却要求地方勉为其难地落实上面的意图。 四、复工号令的尴尬 集权体制要求全党服从中央，地方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可能对立和冲突的，各省市之间利益也可能相互对立或部分对立。当中央的决策明显冲击地方利益时，地方政府完全可能悄悄地阳奉阴违，或者公然对着干。这次复工问题就是一场正在上演的戏码。 虽然每个省、每个市都有恢复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区分用工地区（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出工地区（中部省市劳动力返乡过年后大量回流），会发现两者利益完全不一致。用工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员工回来上班，经济就继续瘫痪，来自高层的压力非常大；而出工地区的人员流出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很小，但瓦解当地疫情防控的可能性很大，大量人口以出去工作为由开始出村、出县、出市，当地的疫情隔离防控措施就形同虚设了。所以，出工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开放劳动力流出这种于本地有害无益的事心怀疑虑，毫不奇怪。 而用工地区的地方政府其实也面临着疫情再度攀升的风险；城市里若解除小区隔离以方便复工，并不是有益无害的。这次瘟疫的特征是存在大量“无病传染者”，不发病的人照样是传染源，可以接力传染。原来很多省市只排查追踪从武汉流出的人口，把他们作为潜在传染者来防范，这在疫情的第一阶段确实有效；现在湖北的疫情大体上与其他省市的疫情扩散隔断了，其他省市监测重点疫区外流人口的做法也过时了，唯有减少人群的聚集场所和聚众活动，才能降低民众相互接触传染的可能，防止接力传染链的无限延长。而复工号令一下，数千万员工由西向东，由北往南，开始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然后进入各市居民区和各种工作场所，这就为“无病传染者”的传染进程开放了通道。 对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来说，现在关键是“无病传染者”能传染多少人？如果人传人没有极限，一个人可以传N个人，比如，日本横滨港外停泊的那艘“钻石公主号”游轮上一个香港游客直接、间接传染了400多各国游客，这样的传染链几乎成了“无限传染链”，它意味着接力传染可能会不断延续下去。即便用工地区把外地来人隔离两周，所谓的“两周”潜伏期之后，他们仍然可能带病毒，一旦发生接力传染，就成了无法追踪、又不断产生新疫情的源泉，疫情扩散可能进入第二阶段，即无源蔓延阶段。在东部和南部城市里，前一阶段封城或居住小区隔离有助于减轻疫情蔓延；但复工后万一发生无源蔓延，然后出现一轮新疫情，复工地区就不得不停工，隔离发病单位和该单位的所有员工，而且，因为复工人员在城市里出于生活需要的外出活动以及他们居住分散的特点，事实上很难按居住小区再度实行小区隔离。所以，一切都只能“寄望于天”了，集权体制在这方面再度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 集权体制可以下令全面复工，但它掌控不了复工地区病毒的生存和传播。所以，复工不是疫情解除的信号，相反却可能是疫情再度扩散的温床。现在各地未敢让学校全面复校，就证明了地方政府的重重担心。从现在开始，两周内的新增确诊数据未必能反映复工后是否出现无源蔓延；而从两周后开始，疫情动态才是真正的风向标，而东部、南部各省市两周后的疫情动向是今后疫情动态的重点观察地区。虽然谁都希望复工后不要再发生疫情，但疫情是否在复工地区爆发的可能性大概是一半对一半。在这点上，下令复工的中南海其实是在拿其威权根基赌一把。结果可能如何？既然人难胜天，那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原载大纪元，2020年02月2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2/22/n1188776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51👍 0💬 0日本“韩寒”被揭露之后
在俄国冬季奥运会开幕之际，日本爆出丑闻，其花样滑冰参赛选手的伴奏曲被揭出造假，谱曲者是冒牌的，即该乐曲作者有代笔。此消息立刻震惊了日本新闻界。 伴奏曲的作者佐村河内守（Mamoru Samuragochi）是日本大红大紫的作曲家，被称为“多产的音乐天才”，由于还耳聋，被誉为“日本当代的贝多芬”。 摇滚乐在西方和亚洲的韩国香港等地流行，但日本却是个迷恋古典乐的国度。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人不疯狂左倾的原因之一，因为摇滚乐刺激、纵容情绪宣泄，而古典音乐则陶冶人的情怀。有报道说，单是东京就有10个专业管弦乐团。名震国际的指挥家小泽征尔等出现，更增加了日本人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在这种背景下，佐村河内以创作交响曲起家。 佐村河内的经历似乎很传奇∶他声称10岁时就能钢琴演奏贝多芬和巴赫作品，35岁时因得了退行性疾病而丧失了听力。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人能创作出交响曲，这本身就是贝多芬式的奇迹，而且佐村河内的交响曲还以他家乡广岛当年遭到原子弹轰炸（父母幸存）、以及日本2011年跟海啸奋战等为主题，这类所谓“政治正确”的题材，在哪里都会受到欢迎，而残疾人谱写的“美丽”就受到加倍的热捧。 日本公共电视台NHK去年还为佐村河内制作了纪录片《灵魂的旋律∶失聪音乐家》，赞颂他的天才。美国《时代周刊》也曾专访佐村河内，引述他的话说，丧失听力是“上帝的礼物”。佐村河内对《时代周刊》说“我倾听自身。如果你信赖内心的声音，就能创造出更本真的东西。” 此句构成最大讽刺∶他的作品是别人代写的——“本真”的正相反。在俄国冬季奥运会开幕之际，那个为佐村河内“代笔”18年的音乐老师受不了良心的煎熬，最后出来说出真相，曲子是他代写的，佐村河内的耳聋是假的。“日本贝多芬”是一首精心设计的欺骗交响曲。 骗局被揭穿后，舆论大哗，民众愤怒，粉丝痛心，还有人发起诉讼（指控商品欺诈）。媒体结论说，佐村河内“最重量级的作品是他自己的伪装”。 结果佐村河内很快发表了8页纸的书面道歉，表示“对背叛和伤害很多人而发自内心地道歉┅┅对生活在谎言中而深感耻辱”，并表示他本人也会尽快出面致歉。他的律师在声明中说，“他背叛了粉丝，让他人感到失望。他知道，他无法为这些事情寻找任何借口。” 日本音乐界的这起造假事件，很像是中国韩寒造假的翻版。韩寒是以“少年”的作品赢得读者（以其父韩仁均名义发表，必定默默无闻），佐村河内则是以“耳聋”的“残疾人”作品赢得观众。他们都是利用了人们善良的天性中对“孩子和残疾人”的自然的特别怜爱，而“成gong”。但面对欺世盗名，日本大众和文化界、代笔者本人、赞助机构、媒体等四个层面的反应都跟中国完全不同。 首先，日本民众一面倒怒斥造假，整个社会一片谴责声浪。佐村河内的CD停止出售、公演停止，文化界也完全没有人出来为佐村河内辩护。这种情况很像美国。虽然美国媒体有政治理念不同的激烈的左、右派之争，但如果发现造假，则是左右异口同批。美国民众更是一面倒。在这种阵势下，造假者几乎都是像这个“日本贝多芬”一样，立刻得出来道歉。于是造假事件迅速以“恢复真相、正向价值胜利”结案。 而在中国则是另一幅拿到世界上会让所有中国人蒙羞的怪相∶韩寒这个靠作文比赛作弊起家的中国文坛头号巨假、从小说到文章一路都是代笔的事件被揭出两年多了，至今网络上仍有一批韩寒的大众粉丝为他辩护。但大众“迷糊”的罪魁是文化人。不仅众多当年歌颂过韩寒的文化人绝不肯出来谴责韩寒的造假行为，更有以画家陈丹青为典型代表的文化名人，在有几千篇揭露分析韩寒造假的文章面世（见集中这些文章的 倒寒网 ）之后，仍然力挺韩寒。陈丹青居然说∶如果韩寒作品是他父亲（韩仁均）代笔的，他就连韩仁均也一块喜欢。如此这般肆无忌惮、理直气壮地支持造假，蔑视诚实和真实的价值，实令人目瞪口呆！！！ 第二，佐村河内的代笔者隆新垣面对自己的内心煎熬，最后决定说出真相，原来只为挣点钱（获代笔费数万美元），因为由耳聋的人“创作”出曲子，才更有卖点。他在揭露佐村河内的记者会上说，“但我受不了高桥大辅（用“佐村河内作品”做伴奏曲的冬奥会日本滑冰选手）卷入到我们的罪行中，被世人视为一个同谋者。”他说佐村河内从未耳聋，他们经常交谈，失聪只是“他表演给外界看的一场戏”。隆新垣还披露，佐村河内曾威胁说，一旦此事暴露，他就自杀。 但韩寒的代笔者们（最大嫌疑人∶一是韩寒之父韩仁均，二是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不仅至今没有出面说出真相，而是继续为“韩寒”这个伪人狡辩，因为他们都是韩寒这个“少年天才”作品的直接获利者。 第三，原来赞助佐村河内的音乐机构，都一致出来谴责这种造假行为。唱片公司日本哥伦比亚株式会社在表示“深感惊愕与气愤”后，停售佐村河内的唱片。日本各地管弦乐团纷纷表示将取消以佐村河内作品为主题的音乐会。九州交响乐团考虑起诉佐村河内以追回门票损失。有评论说，在不爱打官司的日本，此举堪称愤怒之情的极端表现。另外广岛市长取消了曾给佐村河内的“市民奖”。市长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都惊呆了”。 而在中国，“韩寒”的作品还在继续卖，还有报刊继续捧骗子，甚至最近还有人为骗子的作品拍电影。我没在网上读到任何一个韩寒作品的出版社、出版商出来谴责韩寒造假的报导，也没看到有谁起诉韩寒用伪作品欺骗读者。当然，有些出版商本身就是参与造假者，所以决计跟韩寒父子一起无耻到底。他们对“韩寒”的书照出照卖照宣传，明火执仗地继续用文字“三鹿奶粉”赚钱。 第四，在这个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媒体的态度跟中国决然不同。佐村河内的骗局曝光后，引发了日本大型新闻机构的致歉浪潮。虽然他们跟大众一样，事先并不知情，是为了宣扬正向价值而报道称誉了这个“当代日本贝多芬”。但发现这是骗局后，日本媒体纷纷向读者观众道歉，承担其追求真实的新闻责任。曾给佐村河内做记录片的电视台NHK发表正式道歉声明∶“我们大为震惊，并深感愤怒”，佐村河内曾经跟他们确认他是乐曲的作者。日本大报《朝日新闻》在致歉声明中说，“我们希望他（指佐村河内）解释自身的行为，不过媒体必须自省轻信催泪故事的倾向。” 可在中国，根本看不见那些报道和歌颂过韩寒的媒体向大众致歉。尤其严重和恶劣的是，从两年前揭露韩寒造假的浪潮开始，到今天为止，被视为自由派的《南方周末》，不仅一路最歌颂韩寒，甚至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揭露韩寒造假文章出来后，在大众常识的鉴别足以给韩寒造假定性的情况下，《南方周末》坚持力挺韩寒。而且，在被人指出韩寒父亲创办的网络书店为《南方周末》主编的书大作广告，并直接销售（有书款分成的利益关系）之后，《南方周末》不仅不对如此黑白分明的利益关系做出解释和道歉，更“胜似闲庭信步”的姿态继续为韩寒背书。一个举著“自由派”牌坊的媒体和其主编都可以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韩寒”这种巨骗可以在中国横行，也就没有什麽可奇怪的了。 仅就韩寒事件的反应，你可以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清楚地划分两类人∶一类是真实价值的追求者，一类是“人气”的追求者。“韩寒”自己说的很清楚，他永远和多数人站在一起，一语道破他要的是“人气”的天机。 真正自由主义的追求者，首先是真实价值的追求者，哪怕那条道路上只有他自己。人可以有认识的局限、观点的错误和改变，但公然造假、维护虚假，则是自由的敌人——无论他举什麽“民主、自由、人权”的牌坊，无论他怎麽嘲讽时弊。人类的最大邪恶是从造假开始。 把“人气”作为追求目标的人，通常是可以为个人私利不惜一切手段、敢撒弥天大谎的人，可以是一手舞剑、一手举盾、随便自相矛盾、毫无原则底线的人。这就是为什麽韩寒后来写出恶劣透顶的韩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这三篇的内容，可以让韩寒在中国得到最大限度的个人保护，无论他怎麽例数中国社会的弊端。 一边装模作样怒斥中国黑暗（要老百姓的掌声），一边告诉中国百姓你们就配猥琐在黑暗中做奴隶（讨统治者的欢心），天下没有比这种两头通吃更可恶的伪人了！ 《南方周末》就韩寒问题的表现，比他们发表多少所谓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东西都更让我相信∶和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相比，他们更是为人气、为博得大众掌声而嘲讽时弊！一旦真实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自身利益一边，不惜为虚假辩护。一个作家或一个媒体，无论他们喊多少“正确”的口号，都没有维护一个虚假对自由价值的摧毁更严重。无论《南方周末》发表过多少嘲讽时弊、赢得百姓掌声的文章，对韩寒这个巨假的维护，都会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堪的一笔。这种主动自愿地协助造假、维护造假，比政治上被动地迎合虚假更令人蔑视！ 中国对韩寒的造假和日本对佐村河内造假的不同反应，清晰地展示了两国在人文道德上的巨大差距。在韩寒事件中，最可悲的是，韩寒这个巨假的维护者，是以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就因为“韩寒”这个笔名曾嘲讽政府，他们就视而不见、宽容维护、甚至协助他撒弥天大谎；如此gong利心态，如此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真正追求自由者的对立面。所以，自由派文化人的捧韩寒，护巨假，才是中国最令人心寒之处。 2014年2月16日于美国 2014-02-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曹长青∶从女童割喉案看死刑存废
近日台湾发生的女童被割喉案，使死刑存废问题再度成为焦点。最新民调显示，84%的台湾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赞成的仅有8%。去年六月的民调，82%不赞成废除死刑。这次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台湾（还有日本、南韩等）跟欧洲不同，多数民众赞成死刑，认为这能体现司法正义。但仍有少数人主张废死，跟欧洲的舆论类似，认为废死才更人道。 那麽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哪一个更体现人道原则？ 无论是台湾、欧洲、还是美国，全球反对死刑者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有五个方面。但如果从基本逻辑、常理、常识来评判，他们的理由多是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 反对死刑者的第一个理由是∶法律规定“不可杀人”，如以“杀人”处罚违法者，是自相矛盾。意思是，罪犯杀人不对，但我们也没有权利剥夺别人（杀人犯）的生命。生命是神圣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谁也无权剥夺。由此为反对死刑奠定理论基础。 但这个理由实在不堪一驳。常理和法律所指的“不可杀人”，当然是指∶1，不可“首先”杀人；2，不可杀“无辜”的人。在法治社会，法庭判决的杀人，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相互报复谋杀，而是代表公权力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惩罚杀人犯。这两个表面看都是“生命被结束”，性质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杀害无辜，一个是公义处决罪犯。首先（主动）屠杀无辜的罪犯，其生命的价值和无辜受害者绝不是等量齐观的。 反对死刑的人，往往强调那个杀人犯的生命多麽宝贵，而不最看重那个被害者的生命。他们用两个生命同等重要，来抹杀两个生命的不同价值和意义。事实和常理是，当那个凶手这样把女童割喉之后，他的生命和价值就绝不能再跟那个女童等量齐观，绝不具有相同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再把凶手的生命跟女童的生命，以及跟其它人的生命等量齐观、视为同等，并因此对凶手不做严厉的惩罚，那就没有司法公正，是对生命价值的践踏。而没有司法公义和公正，就不会有真正的人道！ 另外，如果“不可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对待杀人犯”的逻辑成立，那麽监狱也不能关押罪犯了。因为同样可用“不可剥夺他人自由”的逻辑来狡辩∶“虽然犯罪分子剥夺无辜者的自由或财产（强奸，抢劫等）是错的，但其它人却没有权力剥夺抢劫/强奸者的自由。”如此逻辑成立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司法、没有原则，更无正义可言了，整个世界就彻底乱套了。 那种“谁都不可杀人”论调错误的根本点，是模糊公权力判决和个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性质。西方和东方的左派们（很多是伪善者），总是为了站道德高地、唱政治正确的高调，尤其是为了显摆他们多麽人道，而抛弃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他们对罪犯的同情，往往超过对遵纪守法的无辜者的同情。这是最颠倒价值、搅乱世界的恶行！ 事实上，只有保留死刑，使罪大恶极者（如台湾割喉凶手等）受到公义处罚，才是保护无辜生命的重要法治手段和公义原则，才是真正人道的体现。 反对死刑者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代刑罚应重在教化，而不是报复；不能“以暴制暴，以死止死，冤冤相报”。 与前述类同，“罪犯杀害无辜者”和“法律判决罪犯死刑”是两个概念。在私人之间才存在“报复”“以暴制暴”“冤冤相报”；而在法治社会的法庭审判，既不是个人对个人，也不是陪审团对个人，而是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早就阐述过的，人民为自保而授权（通过契约转让）成立政府；所以法治政府的法庭，是人民授权，是民意体现。它不再是个人（私人）对他人的“报复”，而是民意对罪犯的公义审判。一个是犯罪，一个是遏制犯罪，两个价值相反的内涵。伪善者、反对死刑者的最大错误就是搅糊概念、颠倒价值。 台湾前警政署长侯友宜反对废除死刑，他有一个充分的法律专业理由。他说，社会大众看杀人案件，多是照片和资料，然后多是凶手告饶，甚至悔恨等场面。但他看过很多杀人现场，感受就很不同。他说，例如台湾著名的陈进兴杀人案，侯友宜作为警政人员看过那三个无辜者被杀的现场，痛感惨不忍睹。后来他跟陈进兴交谈过，陈犯对自己残忍地把外科整形医生夫妇和护士等三人杀害一事，谈起来津津有味，连说带笑，毫无悔意。侯友宜当时的感觉，“凶手不是禽兽而已，简直是妖魔了”。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看不到这些，只是看到杀人犯后来长年累月（死刑执行很慢很难）的求助形象，而没有看到他们杀人时那种凶残，因而就感情用事地同情那个把别人的生命残忍剥夺的罪犯，强调其生命的宝贵。侯友宜把它称作“感受的不平衡”。他引述民调说，在台湾，司法人员赞成死刑的比例最高。因为他们办案、接触得最多，感同身受最多。所以，必须保留死刑，执行死刑。这是司法正义，不是“报复”“以暴制暴”。 反对死刑者的第三个理由是，死刑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犯罪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且他们尤其愿意强调罪犯以前的挫折经历等，来替罪犯辩解、释罪。 死刑有没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常理来看，当然会有。中文自古就有“杀人偿命”的说法，这个“偿命”当然会对谋杀者起到心理遏阻作用；也就是说，你杀人，等于杀你自己！这给欲杀人者只有一个极小的缝隙∶侥幸不被抓住，否则你就偿命。这种概念深入人心，当然遏阻杀人行为。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小组听证会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九十年代美国Emory大学的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三千个城镇20年间的犯罪数据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 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上述三名学者之一的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对死刑的，但他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1977至1996年，在美国每年处决九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意思是说，死刑执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因为杀人者在侥幸不被抓住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即使被抓住也很可能不被处死的第二个侥幸心理，因此杀人案增多。 这次台湾发生女童割喉案后的民调显示，有79%民众认为执行死刑对防止重大犯罪有帮助，15%民众则认为无帮助。前警政署长侯友宜不仅赞成死刑，而且特别强调，死刑对遏阻犯罪绝对有作用。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这个主题。 另一显而易见的常识是，死刑不仅可以杀一儆百，遏阻谋杀，而且确保杀人犯再无机会杀人；否则一旦越狱（美国和墨西哥近期有三个杀人犯越狱）或被特赦而重返社会，就可能再杀人（罪犯中惯犯的机率很高，而且多是犯同样的罪）。 反对死刑者的第四个理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误判，就无法补偿。可以说，在所有反对死刑的理由中，只有这一条有可站住脚的道理，也是废除死刑呼声中最能说服人的理由。但现在的情况是，由于DNA等多项新科技检验技术的产生，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在司法健全的国家已降到微乎其微。像在美国，自1976年最高法院裁决恢复死刑（1972年高院曾判死刑违宪）以来，至今40年，只有75人被联邦法庭判处死刑，其中只有3人被处决。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被判死刑如执行，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联邦法院）的第一例。上一个被处决的是1995年炸毁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造成169人丧生、680人受伤的恐怖分子麦克维。 在美国，死刑犯的平均上诉期（重新审理等）高达20年！说明美国对死刑谨慎到几乎不用的地步。生命当然是宝贵的，但如果走极端因噎废食，彻底废除死刑，就必然导致罪犯因不担心偿命而去杀人。美国的做法目前仍可谓样板∶既不废除死刑，但又非常严格谨慎实行。 像这次台湾发生的骇人的女童割喉案，根本不需DNA检验，因为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女童的母亲就在现场，还有路人亲眼所见，可谓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冤案、错判的可能。设想如果台湾废除了死刑，像这样公开行凶的恶性杀人犯，就会逃过一死，那麽司法公正在哪里？人道又在哪里？ 反对死刑者的第五个理由是∶废除死刑是世界潮流，联合国193个成员，已有97国完全废除死刑（58国仍保留死刑）。且不说潮流未必正确，事实上这个“世界潮流”说法也并不准确。从英、法、德、加拿大等废除死刑的主要西方国家来看，这只是一些左倾分子（包括法官、媒体、政客们）在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驱使下硬性修改法律的结果，而并不是主流民意。 例如加拿大1976年就废除死刑，但2012年（多伦多星报等所做的）民调显示，在废除死刑40年后，61%的加拿大民众认为，被判谋杀罪者应被处死刑。 在英国，2011年（Angus Reid所做的）民调显示，65%的英国人支持对谋杀罪恢复死刑（28%反对）。男性和年纪超过35岁的受访者更倾向恢复死刑。 欧洲最左国家之一的法国，1981年就废除死刑，是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和更左的司法部长巴丹戴尔根据所谓“哲学信念”而强行废除的（后被写入法国宪法），根本不是主流民意。当时多数法国人认为死刑是合法、必要和有效的。直到现在法国还有42%的人支持恢复死刑（反对者52%），巴黎《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袭击、巴黎大屠杀后，法国人支持死刑的呼声更高涨，右翼领导人也公开呼吁恢复死刑。 作为西方保守主义主要阵地的美国，主流民意一直支持死刑。1994年达到高峰，80%的人支持死刑。之后虽然反死刑运动不断掀高潮，但2011年盖洛普的民调是∶反对死刑的美国民众只有35%。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精准地指出，“人类的所有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共产主义从俄国输出，两次世界大战由德国发动，断头台是从法国开始。这些乌托邦和暴力哲学害苦了世界。今天，废除死刑的左派幽灵，又是先在欧洲徘徊。但在亚洲国家，理性和常识占了上风，多数人民对欧洲左派的废除死刑缺乏兴趣。 例如在南韩，2009年的民调显示，66.7%的民众支持死刑。近年更高，多达83.1%的南韩民众赞同死刑（反对的只有11.1%）。 在日本，支持死刑的比例更高，2010年的民调，85.6%的日本民众支持死刑，比之前的任何调查结果都要高。 在台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所有民调都是多数民众支持死刑∶1990年是75%， 2001年79%，2006年76%，2008年79.7%，2010年74%，2013年初公布的最新民调，支持死刑的比例达历史新高∶91%！ 台湾跟欧洲国家更不同的是，知识菁英（包括法官等）80%以上支持死刑，只有15.9%赞成废除死刑。 虽然联合国超过一半国家废除了死刑，但需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维持死刑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近三分之二！盖洛普2014年做的全球性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赞成对杀人犯执行死刑。 美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知名学者、纽约法学院教授Robert Blecker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指出，对那些有意大规模杀害平民的罪大恶极者（比如炸毁俄克拉荷马大楼的麦克维，波士顿炸弹案的查纳耶夫等）必须判死刑。对他们处罚的痛苦度必须跟罪行成比例，他更正确的话是∶让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著是不义的！ Blecker教授之言，源于先人的智慧。最强调个人权利、奠定当代宪政民主地基的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早就提出，“杀人犯损害的生命无法弥补，所以处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 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持类似看法。而人类的一切法律都是从自然法演绎、延伸而来的。所谓自然法，其实就是常识法、常理法。美国刑事案件都是由12个毫无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作为陪审员裁决，就是信赖多数普通人的常识（常理）判断，而不是一个专业法官。所以废除死刑，是违背人之常理和常识的，是违背人性和人道的，其本质是伪善。而世界上的一切灾难，都是从“伪”开始的。 2016年4月1日 2016-04-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俄国大选和中国专制
在中国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要假模假样地选举国家主席之际，中国的最大邻国俄罗斯，进行了真正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总统。 俄国的选举所以被说成是真正的选举，主要因为俄国实行了真正的多党制，有很多独立的政党推出总统候选人参选，同时选民有选择权利和机会，可以自由投票，再加上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因此使俄国的这场选举，成为实现人民选择权的一次民主选举。 这是俄国自结束共产专制、1991年开始民选总统之後，过去17年来产生的第三个总统。第一个是叶利钦，第二是普京，这次则是前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高票当选。 在俄国已经第三次一人一票选出新总统之际，中国还在实行完全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一切的独裁统治，无法不令人为中国感到深深地悲哀。谁都知道，现在进行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实质意义，国家的一切人事、政策早都已经由党代会决定了。 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总是宣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局就不会稳定，经济就不会持续发展。但近在眼前的俄国例子就证明，这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俄国曾和中国一样，也是共产国家，但人家结束了专制统治之後，不仅政局稳定，没有天下大乱，而且经济照样持续发展，在过去十年来，俄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而人家的经济数字是真实的，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舆论环境检验，而中国的发展数字，有多大的水分，连胡锦涛都说不清楚。 俄国所以在结束了共产党统治之後，没有天下大乱，首先是人民不希望乱，人民渴望民主和稳定；二是从技术层面来说，俄国突然没有了党的各级组织，但有行政机构，例如省长，市长，县长，镇长等等，这些行政机构作为管理者，维持了选举之前过渡期间的政局稳定，直到有了选举，产生真正的民选官员。 中国现在也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省长、市长，县长和镇长甚至乡长等一整套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层次，如果共产党被结束权力，这些行政机构同样会像俄国的行政机构一样，发挥过渡期间的管理功能直到有民选官员产生。 从过去17年来俄国的短暂民选历史来看，俄国的民主在走向成熟。俄国的第一个总统叶利钦，首次当选时，拿到57％的选票，连任时获得54％。第二个总统普京二千年竞选总统，拿到53％的选票，但连任时获得71％的高票，可见选民对他政绩的肯定，对他个人的支持。因此很多俄国人期待甚至要求普京连任第三届总统，但根据俄国宪法，总统只能当两届，而普京不愿违反宪法，也不想为此修改宪法，因此推荐了他的下属、曾给他当过十多年幕僚长的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可能是俄国选民太喜欢普京，或者说太认同他的政策了，结果他推荐的梅德韦杰夫高票当选，得票率超过70％；而且选民投票率也高达69.65％。 梅德韦杰夫是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九十年间，俄国产生的第十位最高领袖。但在他之前的九位领导人的权力获得，都和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不是前位领袖逝世，就是当时政局有独特状况，例如叶利钦也是因健康等原因提前把权力交给了普京。只有梅德韦杰夫，是首次在正常的情况下，高票当选，进入克里姆林宫。这也标志著俄国的民主走向成熟。而且梅德韦杰夫今年才43岁，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年出生的人，现已成为大国的民选总统，这也说明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给人以机会。 俄国共产党这次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得票率才是梅德韦杰夫的四分之一强；由此更可看出，共产党的势力继续在下降。在结束共产统治後，俄国也允许新的共产党存在，开始的时候，俄共在国会拿到40％的席位；到第二次选举时，其支持率降到了25％；这次总统大选，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的得票率只有17.76％。它至少说明，不是没有共产党就天下大乱、一切都不行，而恰恰是给了人民自由选择机会，共产党就会被淘汰。中国同样，没有了共产党，天下不仅绝不会大乱，而是会走向更稳定的繁荣，更健康的发展。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8.3.7.） 2008-03-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张学良害了中国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以101岁高龄於2001年10月14日在夏威夷去世，表面看似乎给西安事变终於划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但事实上再次引起中国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评价与争论。 对张学良去世，海峡两岸及海外的舆论相当不同，中国「热」，台湾比较而言「冷」，海外是「不冷不热」。 中国的「热」体现在媒体报导和舆论一面倒歌颂张学良，把他称为「伟大的爱国者」，「抗日民族英雄」，从张学良的出生地东北，到北京，很多地方都举行追悼会、追思会和研讨会等。但台湾媒体的评价各种声音都有，但对张学良负面评价较多，有的乾脆指张学良是「历史罪人」。海外华人媒体则有褒有贬，由於不同政治倾向而异。 中国大陆这种一面倒歌颂张学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连对毛泽东中共当局都要三七开了，怎麽可能有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张圣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大陆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由於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批评以至否定张学良的声音无法发出来而已。 台湾在蒋介石当政时期，对张学良的评价和今天大陆差不多，也是一面倒，但是完全否定，认为由於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导致中共最後坐大，国民党被迫退居台湾。但台湾自1988年解除党禁报禁之後，13年来舆情发生巨大变化，不要说对张学良，对蒋介石都可以重新评价，任意批评，甚至辱骂；对毛泽东却可以自由歌颂。在去年毛泽东诞生周年日，台湾还有几十人聚会为毛祝寿，不要说没有政府和法律禁止，连民众都见怪不怪，可见台湾今天的言论已自由到何种地步。在观点可以自由交锋、历史资讯不受政府控制，新闻和言论相当自由的环境下，最後台湾媒体舆论仍是对张学良负面评价较多，这种评价应该说才比较接近历史真实。 ●中共为何把张学良视为「大功臣」 今天，人们对张学良评价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西安事变到底对中国产生了什麽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是正面的，张学良就值得肯定；如果是负面的，张学良就应该否定。 西安事变主要有两个後果，一是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第二个是促使中国提前全面抗日。 第一个後果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的红军得到了喘息和幸存的机会，并利用抗日得到发展，为後来打败国民党、获得中国大陆的政权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1935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後，被迫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0万人，红军处於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万军队。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後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史学家公认的事实。被称为研究中国问题「专家之中的专家」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分析说：「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共产党坐大，八千万中国人丧生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无论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是台湾的国民党，都对松本一男的这种评价没有本质性不同意见，因此共产党称张学良是「恩人」，救了中共；国民党骂张学良是「罪人」，害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也几乎没有异议，那麽关键就看人们怎麽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後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後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共产党给中国人到底带来了什麽？不要说那些具体的屠杀，那些恐怖的政治运动，那至今仍发生的涂炭生灵，仅以西方学者研究推算出的数字——从中共建政至今，因饥饿和迫害而丧生的中国人可能高达八千万（相当於今天十个香港的总人口！对这个数字我在《争鸣》七月号发表的「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有详细出处），就可以看出这个当年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和红军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什麽！ ●蒋介石为什麽不抗日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後果是促使了中国提前全面抗日。那麽张学良促成了这一点对不对？这是评价张学良的另一个关键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回答，在918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後，当时的中国领袖蒋介石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 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麽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後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後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三百四十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六十一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张学良糊涂死了 既然蒋介石准备抗日，那麽当时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抗日，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蒋介石制订这种政策主要出於两个考虑：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後患无穷（後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被软禁50年後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聚谈中，张学良还是坚持说蒋介石当年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但显见的逻辑是，如果蒋当年没有采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幸存，共产党还最後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里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 而且张学良当年以「兵谏」方式（绑架蒋介石，打死政府多名官员和蒋的卫兵）来改变国家领导人的国策，这也是中国两千年历史所罕见的。兵谏等同於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仓促提前抗日，对日本有利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但蒋介石为什麽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九一八事变」之後，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蒋介石如果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於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 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於被迫仓促地提前全面抗日，中国只能用当时刚结束军阀混战、百废待兴的那个农业社会的国力，来抗击准备已久、并相当现代化的日本帝国。 ●「无论统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於尽。「战事既开之後，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即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後，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於整个抗战过程。 史学家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毕业於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明显的後果是两个：一是给了共产党和红军喘息幸存的机会，结果它最後坐大，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二是导致中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使中国人付出更大的牺牲。这两个後果无论对中国人还是中华民族，都是绝无好处，只有害处。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了中国，吭苦了中国人！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1年11月号） 2001-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11月3日，北京奥组委终于出面公开澄清，所谓“奥运秘密养猪基地”完全是不实之词，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从未要求任何企业建立专供奥运的秘密养殖基地。 由这则消息，我不由得联想起《吕氏春秋·先识》中所引魏国学者白圭评价中山国政情时所讲的“五尽”，“莫之必（信用），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尽，无幸必亡。” 将“五尽”译成白话文，那就是：信用丧尽；名誉毁尽；亲信离散尽；民穷、国家财用尽；执政者除了说些空话大话之外，无所作为，只能自欺欺人。本文且以此“五尽”来观照中国现状： “信尽”，白圭所言是指执政者的信用彻底败坏。但今日中国之现状却比白圭所言要严重得多，从国家、厂商到个人间的信用均荡然无存。国家的执政者对内缺乏制度信用，所有政策法令不是朝令夕改，就是毫无约束力――官方宣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即笔者经常说的“软政权化”；厂商缺乏市场信用，生产伪劣商品以牟利蔚然成风；民众之间缺乏个人信用，“杀熟”（欺骗朋友、熟人乃至亲人）成了社会风气。此次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食品安全之时，中国当局为了消解抵制奥运的声音，情急之下公然宣布已专门养殖奥运猪种植奥运蔬菜，以结外国之欢心，是为不智；当海外舆论哗然、国内民众亦对此高度不满之时，居然又否定此前刚公布的信息，是为不信。 “名尽”，指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廉耻丧尽，统治集团的社会声誉荡然无存。中国的腐败除了大家熟知的各种权钱交易（所谓商业贿赂）之外，已经直接渗透到权力的授受过程，即买官卖官。也就是说，担任公职之人，既不需要古代儒家那种经世济民的自励，也不需要毛时代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空头口号。赤裸裸地将做官视同于经商，花钱买官位就是为了让个人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亲尽”。这里的“亲”指的是国家亲和力与凝聚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共曾倚为“统治基础”、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人与农民沦落为社会底层，只剩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这一三角联盟，以及占人口总数11％左右的中产阶级依附于统治集团。但如今中产阶级当中不少因成为“房奴”而怨声载道，藉网易调查表明“来生不愿做中国人”就是明证。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公开发表“对策和谐社会――致胡温公开信”痛陈国是，表明统治集团内部也离心离德。我相信，内心深处与汪兆钧看法相近的精英人物应该还有不少，只是他们不象汪先生这般有勇气罢了。 “财尽”。一个国家的财富可分为资源、公财与私财。中共建政之日开始，就只将富国强兵悬为唯一目标，从来不考虑富民。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如今金融资产的80％集中于20％的人手中，大多数民众依然贫穷。为了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资源亦已罗掘殆尽，各地政府都在加紧卖矿产、土地，掠夺农民的耕地与城市居民的住宅。但官员虽然富了，从中央、省、地（市）、县、乡五级财政中，却只有中央政府与部分省级政府堪称富足，市、县、乡（镇）三级政府大都负债累累。 “功尽”。此处“功”即办实事之谓。中共政治对人才的选拔是种逆淘汰机制，经得住这种淘洗的多是四平八稳、善于逢迎之人。由这类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既不能重用人才，自己也办不了实事正事。如今的执政集团对内除了大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之外，只能说些“执政为民”、“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之类的空话，几乎不能将任何政策落到实处。以与民生至关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为例，虽然几经调控，却几乎不见功效，房价成了压迫民众的一座大山。事功不成，最后只剩下严厉控制媒体、管制网路，让媒体天天报道各种“正面消息”自欺欺人。 目前的中国比数千年前的中山国幸运，并无强国觊觎国土，免了外敌之虞。但这样一个政府，当其财尽之时，面临的是什么局面，无须多说。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1月8日，总21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中国应该怎样保护保护儿童？
何清涟 今年6月1日，中国因20天内发生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再加上叶海燕、艾晓明两位女士的非传统抗议方式，使得2013年“六一儿童节”的主题词成了“请放过孩子”。 \美国保护儿童的法律制度\ 儿童遭受性侵害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都会发生。但各国对此的防范与保护却有很大差别。 美国的儿童保护工作指针对受虐待（身体虐待、心理伤害、性虐待）和被疏忽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而开展的系列保护和服务工作，设有相当完善的儿童保护法律制度。自1974年以来，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收养暨儿童福利法》、《儿童虐待和疏忽报告法》、《儿童虐待预防及执行法》等一系列法案， 明确界定了美国儿童保护工作的对象、任务，对儿童虐待（身体虐待、心理伤害、性虐待）和疏忽都有标准定义，还设立了防虐待和防疏忽的调查和通报制度以及儿童保护工作机构，赋予其介入家庭实施干预的权力。 在美国，凡是和14-16岁以下少年儿童发生性关系的，一概会被视为强奸罪。不管其中一方是否确实在卖淫，也不管受侵害者是男孩或女孩，更不管是否双方自愿，只要成人与未成年少年儿童有性关系，有人举报，提起诉讼，一旦确认属实，成年当事人就会被判强奸罪。其中，因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具有接触未成年人的便利，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判罪更严重。美国人认为，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护孩子，教育孩子，现在却反而伤害孩子，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因此情节更恶劣。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法官，量刑时毫不客气。 对性侵儿童的罪犯，舆论指责会终身相随。美国许多州将性侵犯儿童列为高危险犯罪者，刑满释放后，不得居住在幼儿园直至高中校园半英里以内，从而减少可能的再犯罪。无论迁居到美国任何地方，都要到当地警察局注册备案，美国约有35个州设立了性犯罪名单的网站，大部分都有照片和个人信息。 \中国保护儿童的制度缺陷\ 从已发生的案件来看，中国儿童（尤其是女童）受到的侵害与虐待来自学校、社会与家庭。这么广泛存在的侵害凸显中国保护儿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中国于1991年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并于2006年修订时确立未成年人优先原则，强化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责任等。但据法律界人士指出，该法可操作性有待加强，例如存在“虐待儿童”无罪名可定，有效监护制度的缺失等问题。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保护儿童方面至少存在三方面严重缺陷。 一、性侵幼女者付出的受惩成本过低。 据查，因性侵幼女罪量刑最重者有如下两起：今年5月鲍某某因利用教师身份猥亵小学女生7人数十次被判死刑；2011年新疆吉木萨尔县某局行政办原主任吴某侵犯了35名不同年龄的女性（其中包括十数幼女），被判死缓。但与美国相比，惩罚过轻。美国少女杰西·李·杜加德绑架案中的一对罪犯夫妇，分别获刑431年和36年。 中国在性侵幼女案中出现过一些备受指责的案例，比如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这些判例只注重其中的金钱交易环节，却有意忽视14岁以下幼女不具有成人的行为与认知能力，必须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有关规定来裁量这些罪行。这方面，美国相关法律条款值得借鉴：美国一名高中戏剧教师丽萨（Lisa Glide）在高中担任教师期间，和一名17岁高中生在校外发生2次性关系。尽管这名高中生说是自己追求她的，但丽萨仍被判5年缓刑。 二、中国对儿童缺乏社会保护屏障。 儿童与青少年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学校，因此，美国的学校颁有教师守则，对师生接触有严格规定。其中关于性侵标准很严格，稍有身体接触，比如拍肩膀臀部，都有性侵犯嫌疑，可以投诉。有的校规非常细致，比如男老师与女学生在办公室见面时，必须打开房门，不得闭门与女学生交谈。强制举报制度使学校不敢袒护教职员的这类行为。美国各州针对这些对儿童的虐待实行强制举报法，老师、学校的 法律顾问、学校的行政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均为法律规定的义务举报人；义务举报人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型或短期监禁型的处罚，情节严重者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 中国对儿童缺乏社会保护屏障，导致两大特点：一、性侵者当中，教师、官员成为最刺激公众的主角。特别是教师性侵女学生，被论者认为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腐败文化的一种体现；二、数量特别多，用性侵幼女做关键词搜索，数量之多让人吃惊。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的中小学几乎缺乏保护女学生的防范措施，对学校异性师生接触以及何谓性侵并无详细的相关规定。女生在受到性侵犯时，甚至不知道这是可以举报的性侵行为。在事发之后，中国学校也与美国学校的做法不同，除了上述鲍某案是校长陪同女学生及家长报案之外，不少学校不是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诿塞责。法律对校方这种失职、包庇行为缺乏相关法律追责。 三、中国缺乏儿童监护制度，尤其是对家庭的监护责任缺乏相应法律规定。 分析诸多幼女遭受性侵案，发现这类案件以社会底层家庭出身的幼女为多，国内研究者总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这类性侵害案件中的中老年犯罪者，一般都是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老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在经济发达地区，则以流动人口家庭的女童为受害者主体。2012年广东省妇联与省检察院联合调研显示：过去三年广东2506名女童被性侵，而且，性侵女童者65.74%是熟人。 这充分说明这类底层家庭由于忙于生计，孩子缺乏相应的监护，因此易受侵害。 中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立法。因为在法律、社会与家庭三道保护屏障中，家庭保护则是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一道屏障。美国各州对家长监护儿童有法律规定，比如马里兰、伊利诺伊等州规定不得将12岁以下子女单独留在家，其余的州虽然无这样具体的规定，但均有指导性条款。一旦邻居发现某家长照应不当，可向警局举报。监护失职的家长要受相应惩罚。 我仔细读过一些受害女童的情况，发现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家长与孩子之间极少交流，比如海南万宁的小学女生“林林”，早在2011年就因逃课而被校长乘隙联络喝酒。其父母对女儿在学校的情况及同伴状态不太闻问。另一名女生“华华”在外认了“干爹”，经常离家出走，到其“干爹”为其订好的酒店房间过夜，其家长似乎也不闻问。小学女生在KTV包房唱歌消费，并非家里的零花钱可支付，但家长似乎都对此甚为麻木，因此才给了色狼校长以可乘之机。 法律、社会保护以及家庭监护，就是美国保护儿童的三道屏障，北京在政治体制上拒绝学习美国，理由是“宪政属于资产阶级”，但保护儿童应该既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也没有国界之限，这方面，北京应该积极与国际社会接轨。 参考： 《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 (CAPTA) of 1974 P.L. 93-247）； 《收养暨儿童福利法》（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of 1980 P.L. 96-272）； 《儿童虐待和疏忽报告法》（Abused and Neglected Child Reporting Act.）； 《儿童虐待预防及执行法》（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Enforcement Act of 2000 P.L. 106-177）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6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on-chinas-children-protection-20130601/1673373.html；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on-chinas-children-protection-20130601/1673373.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3👍 0💬 0正视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GDP）平均为9％。然而，历经25年的持续增长，现在回过头来观察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却会发现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现象，那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未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步。这一观察所揭示的经济结构问题与某些表象化的说法（如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对这个现象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瓶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上亿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只有整个经济的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目前生活于落后的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 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的变化趋势。这里讲的制造业不包括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铁工业、石油炼制等），这个范畴的制造业所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制造业并不发达；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工业化程度不能单纯看原材料工业是否发达，而主要应该看制造业是否发达。 谈到中国的制造业，当然不能使用陈旧的“民族工业”这个概念。所有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不过，为了了解中国对外开放后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有必要区分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各国制造业中的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能会互补互强，也可能是此消彼长。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出现了大批外资制造业企业。如果从沿海外商集中地区的情况猜测，也许很多人会以为，有这么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一定在迅速扩大，工业化程度肯定大幅度提高了。然而，笔者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却显示出相反的结论。1992年，中国本国正规制造业企业（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是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是18。4％；1996年这个比重下降到17。4％；1998年进一步下降到16。2％；2000年这个比重才回升到1992年的水平，为18。5％。也就是说，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90年代中国的工业增长率不是一直很高吗？工业高增长情况下怎么还会发生工业化停滞不前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呢？部分的答案在于工业增长的相当大部分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1992年，这类组织的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5。5％；而1998年这个比重则猛增到41。8％。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笔者把那些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如学校附设的小型校办车间或隶属于街道居委会的加工组），还有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合称为非正规制造业，以区别于正规的制造业企业。非正规制造企业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 由此再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如下变化：首先，外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当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种局面可以用两个“替代效应”来概括。第一个“替代效应”是，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10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 90年代工业增长中出现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这是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 面对这个数据分析结果，人们很可能会产生一个联想：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或许靠不住。笔者也有一些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正规工业的统计比较完整，分行业数据多年连贯，其中有“水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统计局对非正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则十分粗糙，既无细类划分，也无任何其他数据参照，如果其中含有“水份”就不易识别了。若那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要夸大本地的工业增长率，最容易做的就是虚增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1992年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基本国策。而在“发展”不易随时测度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就很自然地演变为“增长是硬道理”，经济增长率就被拿来作为衡量各级行政主管经济管理能力的简单易行的指标。于是一个地区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就被简化为增长率高低的问题。为了升迁，各级干部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往正规工业增加值里“兑水”的难度大一些，而往“非正规工业增加值”里“兑水”可能就方便多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6年GDP增长中将近四分之一就是来自这些非正规工业组织的产值。 其实，国家统计局也并不敢相信各省市统计局报给它的工业产值数字，为此国家统计局从1998年起修改了工业统计口径，试图有针对性地把地方政府虚报的“水份挤干”。这一努力缩小了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数字，但统计口径的这一调整并不影响本文提到的结论，本国工业部门内的“弱质替代强质”效应依然非常明显。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份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 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根据最新的报导，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徵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 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90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份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小的。 最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低档化了，服务于现代工业的那些第三产业部门不易扩张，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低工资行业。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趋于下降，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行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却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从1999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将不会是暂时现象。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现象。社会两极化趋势也威胁着经济增长，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繁荣。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前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 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开始享受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村凋敞、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7-8％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孙立平所说的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经济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停滞并呈现“弱质化”特征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步履蹒跚，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如何突破经济增长的这个瓶颈，是上个世纪中国改革未能解决的难题。21世纪中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在制度层面上找到突破这个瓶颈的办法。 原载《书屋》杂志2004年第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中国制裁澳大利亚：单向计算伤害的自残
何清涟 最近北京在践履那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民间俗语，正在“舍出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中国百姓的正常生活。如今，多个省区以用电存在裂缝缺口为由，相继拉闸限电停工限产，国网湖南电力更要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从21日凌晨起，限电板块伸延到广东省，连上海闵行也开始限电。全国多地一到晚间街市封闭漆黑，连高铁也被拉闸限电，合杭高铁20余趟停运。北京想套住的“狼”，就是希望通过煤炭禁运等经济制裁措施，让澳大利亚无条件臣服，默许中国在其后院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 中国的计算有时间窗口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煤炭市场（日本居首）。但是，让本国工厂停产、高铁部分停运与民众正常生活消失，这种只计算他国受损的单向成本计算的经济制裁，几乎不是正常国家能够做出的决策，是什么让北京做出这种决策？ 还是与美国大选有关。 美国大选因发生全方位的舞弊及选举欺诈，目前双方正斗得难解难分，没有谁有把握判断自家必胜。对于这次据传积极干预美国大选的“外国势力”中国来说，心中焦急。在中国的亚太战略中，澳大利亚因为近年对中国势力渗透采取了有节制的抵制，被中国视为眼中钉；同时，澳大利亚也被中国视为西方国家当中较软弱的一环，中国一直想趁美国白宫易主对澳大利亚施压。但如今美国大选煮成一锅夹生饭，北京现在很担心川普连任成为现实，想抓住1月20日之前这一机会窗口，让澳大利亚低头，并默认中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中国政府这么着急的原因。 为什么“拜登政府”入主白宫，中国就不需要再担心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呢？这一点只要看拜登的内阁成员就知道了。 目前正在等待入阁、并主导“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班子，是布林肯于2017年成立的“西政咨询”（WestExec Advisors）战略顾问公司。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白宫新闻秘书莎琪（Jen Psaki），连同国安顾问以及热门国防部长人选等一干人马，都出自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四位创办人的背景：前副国务卿，前副国防部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参谋长，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前国防部长高级顾问和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重点成员前CIA局长、反恐中心前主任、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等，都是前政府官员。他们从希拉里败选确定后，纷纷在2017年走了这道“旋转门”，由公转私，等待东山再起。 这家公司并不讳言自己的从政意图，“西政咨询”的网站上放了一张西行政大道（West Executive Avenue）的地图，这是白宫大楼西翼与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之间安全的道路，展示了这家公司可以为客户做的事情，他们也随时准备着从这里走向白宫。 布林肯的公司向客户展示的强项是帮助客户“打进中国市场”。在西政咨询网站“市场进入和扩展支持”栏，以制药公司案例说明，他们可以“制定战略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同时防止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WestExec制订的战略，确定了中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关于亚洲的市场进入，WestExec设计参与计划，促进了与当地主要高层利益相关者的联系”。 这段话的意思很直白，就是他们与中共“主要高层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一般，“西政咨询”的卖点就在于他们强大的人脉可以深入中共各级领导层，“促进（客户）与当地主要高层利益相关者的联系”。 显然，中国这次制裁澳大利亚，只算计到澳大利亚的经济严重受损，自家本身的损害是这样算计的：老百姓们暂时忍受一下，挺过1月20日，如果美国“拜登政府”成立，万事OK；如果是川普连任，再调整也不迟。尽管美国大选结局难料，但机会窗口转瞬即逝，时不我待，于是北京上演了这样一出“舍出孩子去套狼”的制裁，不过，付出代价的是百姓，政府高层与地方官们当然不用忍受寒冷。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通过这种愚蠢的制裁达到目的。 中国是否可以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 全世界现在都主张绿色能源逐渐取代化石能源，美国民主党的激进派甚至推出“绿色计划”，但有德国这个绿色能源先锋国的困境在前（美国加州事实上也多次因这种绿色能源计划陷入困境），这个能源替代计划注定是一个非常缓慢也遇到极大挑战的问题。根据BP （Britain Petroleum）2019年能源报告的数据：中国不是原煤资源大国，其可采储量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但中国是燃煤发电的大国，2018年全球燃煤发电量达10100.5 TWh，中国居首，为4732.4 TWh，占全球总量的46.8%。燃煤量位居第二的国家是美国1245.8 TWh、德国229.0 TWh、南非225.0 TWh、俄罗斯177.5 TWh、波兰134.7 TWh、韩国133.5 TWh。 燃煤发电在全球发电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平均为38.0%。高于平均数的国家为南非87.9%、波兰79.2%、印度75.4%、中国66.5%、哈萨克斯坦65.5%、澳大利亚59.9%、印度尼西亚58.4%。亚太地区是燃煤发电最高的地区，燃煤发电占该地区发电份额的59.4%。 全球能源结构如此，也就是说，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需求大量减少的情况，中国发改委最近禁运澳大利亚煤炭的理由是以稳定国内煤价为由，将战略性减少高价煤炭的购买，限制在每吨97.8美元以下，澳大利亚的煤炭价格高于100美元以上——这项政策意味国内发电厂不再进口价格偏高的澳洲煤矿，将更倾向从蒙古、印尼和俄罗斯入口，变相制裁了澳洲煤矿。《纽约时报》最近居然认为，中国拒绝购买澳洲煤炭，意味着世界能源将告别石化时代，这是离题万里的谬评。 中国是澳洲煤矿重要市场，2019年进口了价值140亿澳元（约100亿美元）的煤矿，是澳大利亚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煤炭客户。中国禁止澳煤进口，短期内对澳大利亚确实打击甚大。澳煤价格虽然略高，但与其他地区煤炭资源相比，热值更高且碳排放更少，这意味中国如果想保持同等能源生产，就需要从其他地方购入更多煤，以及加大排放。正因为考虑到环保效应，日韩印等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需求一直在增长，越南需求近年亦有强劲的增长；与此同时，欧盟由于绿色能源政策陷入困境，对动力煤的需求增加。2019 年至2020年，澳大利亚动力煤和炼焦煤出口总额为546亿澳元，中国只占100亿澳元。其中至少20亿左右，可以通过扩大其他国家的供应轻易获得。 最后，对中国这种制裁澳大利亚的方式做个小结： 1、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是利用美国大选特殊的动荡期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报复，这种报复比中国传统的那种两败俱伤的战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更可笑，因为成了“杀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自残，带给中国的损害更严重 。接下来进入中国传统的春运期间，上述情况持续下去，对中国的伤害更大。 2、中国近年来发现，自身能成功地将各国对中国市场与中国需求的依赖转化为政治服从，一而再、再而三地玩这套把戏，其实也与各国的妥协态度有关。澳中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状态，与历届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关系。但万事都有第一次，如果澳大利亚能够咬紧牙关，挺过这一段时间，应该会发现，完全有可能让澳中关系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上来。这当然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时间将会证明，澳大利亚此时付出的代价物有所值。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0年12月23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the-cost-of-australia-china-trade-dispute）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曹长青∶十几岁的孩子该读什麽书
时而有读者来信让我推荐一些应该读的书，还有【长青论坛】的观众把我十多年前的视频背景书架放大，仔细看我书架上的书。很感动，承诺推荐，但却一直没做。主要是有些我非常欣赏（看过多遍）的作品里面会有些完全无法接受的东西，如果不讲清楚，担心会产生误导。读错了书是很严重的事情，它很有可能误导人生。所以一直想等有时间讲清楚的时候再推荐。近日有朋友让给在美国的十几岁的孩子推荐书籍，希望孩子们不被左派大潮给吞了。这很重要，所以赶紧列了一个最基本的书单，并点出推荐这些书的原因（这是重点），在此发表给其他读者朋友参考。 这个书单是我和妻子康尼一起列的，因为她多读文学书（热衷19世纪西方文学，尤其偏爱维多利亚时代英语小说），我则偏重经典的政经类作品。我们都会强力向对方推荐自己喜欢的书，这里推荐的都是我们共识共鸣的作品。 以我们自身的经验和读到的一些人物传记资料，十几岁的孩子完全可以跟成人看同样的文学、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跟成年人一样思考和探讨问题。把他们当大人，他们就成长得更快。 读书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促成一个心地善良、诚实正直、人格统一的人，其次才是为事业有成。但读书多绝不等於就可以成为一个良善的人。人有良性、恶性；有先天因素，更有后天形成。而且，人要是不善，缺乏良性（benevolence），读书越多会越反动。 在华人中，读书数量超过李敖的可能不多，但他却走向了人格分裂、行为无操守的匪夷所思的歧途。可见读书多少，跟一个人是否能正向、良性发展，并不是划等号的。当今读书人，越来越左倾，越来越伪善，更证明这点。所以，读什麽书，吸收什麽价值远比读书数量更重要。 对于文学书，我们认为19世纪的西方作品远比当代的更有利于陶冶人的情操（尤其是对青少年）。不少人觉得19世纪的文学已是恐龙，没耐心去看。那真是天上掉下的珠宝不捡。整个20世纪（尤其二战后）到迄今为止的文学作品，统统不看，不会有多大损失，而19世纪的主要西方文学作品如果不看，对身心健康所造成的缺憾、缺陷是不可估量的。可惜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经济方面的书选对了非常、非常重要，是奠定常识、信奉市场经济价值的基础。有了读精华的文学和经济作品的基础之后，政治方面的书籍自己就很会选择了。多数读文科的不懂经济、不屑经济，这也是文人多左倾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方面 19世纪文学名著汗牛充栋，我们的选择和为什麽做这种选择∶ 1.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 《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荒凉山庄》（Bleak House） 《小杜丽》（Little Dorrit） 这四部小说的主角都是青少年。故事内容其实并不重要，看完情节都忘光了也没关系；最应该关注的是作品里主人翁那种思维方式和讲话口气∶清纯善良、清澈透明。换句话说，是跟老练世故、精明狡猾、世俗gong利等完全相反的东西。20世纪后，即使在西方，那种清纯、单纯的东西都少到快绝种了。但朝这个方向努力，无论在哪个年龄段，都百利而无一害。 狄更斯的所有作品都极好！虽然他的小说多数都很长，人物众多、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且跟现在有很大时空距离，也有相当多反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我们看重的是∶狄更斯的作品，不仅是主人翁，里面还有各种各样很美丽、纯良的人物形象，非常能帮助陶冶人的情怀，增强人性程度，有助於孩子成长为心地善良的人、认真的人，绝不玩世不恭的人（玩世不恭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它几乎可以确保一个不幸的人生，哪怕他不去毁害他人）；更不是左派那种装模作样、只想让别人认为他们是好人的伪善者。真正的保守派才是更有人道情怀、真正要解决问题的人。 以狄更斯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多数都反对工业革命、抨击新兴的资本主义。这主要出於他们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但并不等於他们认同今天的左派。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对只「关注」非洲或他人的贫困、却完全漠视自己家孩子和丈夫的伪善者充满厌恶，几乎到了认为那是恶之最的地步。狄更斯冷嘲热讽上流社会夸夸其谈「公共事务」的矫情，全然蔑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这些都说明，在弘扬人性、人道情怀的同时，狄更斯并不像今天的左派那样丢掉常识。 狄更斯用他那些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常理∶不是爆发了多少金钱、爬上了多高的社会地位，你就自然成了君子/绅士或淑女，而是努力追求纯真、善良、正直这些价值，你才能成为君子。 狄更斯作品的另一重大特色是高度体现了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警示世人∶要做诚实、良善的人；害人者必遭灭顶之灾。狄更斯也给人以希望∶世界虽然到处充斥邪恶，但真善美终将胜利。 建议所有懂英语的人都去读英文原版，中文翻译差太多，最好的也是跑了味的啤酒。狄更斯的所有小说都有（英语）录音版，多数朗读都棒极了，推荐Simon Vance和B. J. Harrison，两人都朗读得非常好，好在读出了书中主人公那种清纯、那种良善。看（听）完上述四部作品後，如果喜欢，就会去找狄更斯的其它作品了，下一步首选∶《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该作品里有纯美的小女孩，有法国大革命中凶狠的恶妇（这是文学作品中塑造得最成gong的负面角色之一），有为心爱的女人而替情敌赴刑场的救赎形象，更有狄更斯本人对残忍的法国大革命的准确、正确的解读。《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是狄更斯最後一部完成的作品，也是他最好、情节最复杂的小说，推荐给喜欢文学的朋友。 狄更斯的书，多数都有让人回头重读几遍的魅力。如果有时间精力，读完全部狄更斯，绝不会後悔。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能让孩子打一个很好的做善良、正直的人的地基。 对女性青少年来说，康尼认为，除了读狄更斯之外，必读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 Sisters）和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小说，否则如同没完成女性基础情感教育。 2.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 千万别因为小说里堂吉诃德干的那些荒唐事、故事的乱七八糟而阻止你读完这本名声震天响的书。评论家们议论的堂吉诃德有多勇敢或多可笑，统统都不重要！这部书最令人震撼的，并不是堂吉诃德的骑士勇气和最终失败了的理想精神，而是（这是重点的重点）∶堂吉诃德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现实中就更别提了）几乎无人可匹敌的、真正的gentleman（「绅士」或「君子」的翻译都不能完整地表达英文gentleman所包含的内容。中文里居然找不到准确翻译这个简单英文字的词汇，背後的原因非常值得探讨）。狄更斯的很多人物可谓堂吉诃德这种gentleman的翻版。 堂吉诃德那一堆表面上的荒唐之举，每一件都展示一颗极为良善、纯美的心。那是一个被打到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也永远不会变成坏人的人，一个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极品好人。堂吉诃德的侍从、没文化的桑丘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gentleman，其善良、同情之心、对主人的忠诚、对人和事的常识判断、评论等等，都绝对让当今文化人叹为观止。 这部作品的最精彩之处，主要表现在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对话上。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gentleman和一个现实主义/常识主义的gentleman的对话。要麽富有哲理、要麽俏皮智慧。总而言之，这部作品里的「理想」和「现实」都不重要，最最重要的是，这俩是没有掺半点水分的gentlemen！这两个形象告诉人们，什麽是gentlemen，上帝造的理想的人应该是什麽样子的。书里就几乎没坏人，或者说，坏人都是抽象的，好人则是具象的。所以看这部作品，想学坏没门。坏人看完也得认同，堂吉诃德和桑丘是两个大好人。 我家有六个不同年代的英语译本（原著西班牙文），每本都能清楚地看出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经典之处，唯一的杨绛中译本，头都看大了，仍是一团浆糊，看不出名堂。杨绛的前言表明她（和钱锺书）并没有真正读懂这本书的精华，她只是转述了西方的某些评论而已。当然，杨绛的翻译已颇具匠心，而且可以看出，可能有她先生钱锺书在幽默方面的帮忙（唐吉珂德和桑丘都非常幽默），有些句子也译得相当俏和妙。公平地说，此书中文译本的没法读，不是杨绛的问题，而是中文本身的问题（欢迎有专家探讨）。 英译录音版Robert Whitfield的朗诵把两个近乎完美的人近乎完美地展示出来。哪怕一个恶棍听完，都起码会变成一半好人，下辈子绝不想当坏人了。 3.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白痴》（The Idiot） 与狄更斯的小说同样，陀氏的书也都很厚重，故事内容跟今天有十万八千里，很难让浮躁的当代人读下去。但对陶冶人性、塑造人生、探讨重大议题有永恒的价值。推荐《白痴》的目的，仍和推荐前面几本书的目的同样∶看看单纯、善良的人是什麽样子的。 英译也都有很好的录音版，仍推荐Robert Whitfield读的。读完这本，你很可能会想去找陀氏的其他作品。 《罪与罚》对十几岁的孩子最容易读下去，因为情节是侦探小说，让人不得不一口气读完。但探讨的议题却非常重大∶可否以正义的名义、正当的理由、好的目的而杀人。灵魂的惩罚和救赎。《卡拉马佐夫兄弟》对是否有上帝、没有上帝人类可不可以有道德地活下去有深入探讨。但这里推荐的目的，仍是因为里面那个像《白痴》一样单纯、美好的角色∶最小的兄弟阿廖沙。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它作品太沉重，等孩子们成年之后再读吧。 4\.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 这是一部个人英雄主义交响乐，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40、50、60年代出生的人。它虽是20世纪初的作品，却完全是19世纪的精神，是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的精神传记。主角又是一个纯情、善良、激情澎湃、绝对的gentleman，一个理想主义的英雄。 5.安.兰德（Ayn Rand）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 如果仅仅读上述推荐的狄更斯等作家，增强了人道情怀，却也可能增加孩子的左倾倾向。所以，在奠定了人道主义情怀的基础上，应该读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的作品。两者的平衡非常重要，缺了哪一块，都可能使一个人的人生、观点走向偏颇，甚至走向极端。 《源泉》是20世纪的作品（1943年）。跟上述作品相比，离现在最近，最容易读。这是一本最清晰展现美国左右派争斗的小说，值得读无数遍。但其中情爱部分很荒唐。兰德所有小说的最大败笔都是爱情故事这一块，所以可以忽略不理。只看她的个人英雄和她强烈推崇的人格统一的价值。 如果说狄更斯的小说主要是陶冶情操、提升人道情怀，安.兰德的作品则主要是提高思想能力、增强对当今世界左右思潮激烈搏斗的理解和把握。 看完《源泉》，可以继续再去看安·兰德的其它小说和非小说类著作。她的作品应该是推崇个体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的必读物，也是将来跟左派辩论的强有力武器。 6.雨果（Victor Hugo）的《九三年》（Ninety-Three） 这是雨果的最后一本小说，酝酿十年，可谓其一生思考的总结。这本书的思想性远超过《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安·兰德七岁时就被《九三年》的情节震撼（她听到母亲朗读）∶为救三个孩子不惜被俘的老伯爵从悬梯走下来昂首就擒的场面，把兰德听得热血沸腾，那一瞬间，她明白了什麽是英雄！13岁时，兰德读了《九三年》。后来她评价到这种高度∶雨果的思想与今天有光年般的距离！ 中译本（郑永慧译）把全书最关键的点睛之句翻译错了。全书最精华的是结尾几章∶老伯爵被关押时与革命军青年将领辩论，关于革命和人道主义等。最后青年将领选择自己被处死而把老伯爵放了。获得自由的老伯爵面对黑夜感叹道∶「My faith！」中文译成了「真有的事」。错得离谱！直译也应是「我的信仰」。意译应为∶「上帝显灵了！」或者∶「我信对了！」即他的信仰战胜了革命意识形态。 这是一部把人格统一性（integrity）提到至高无上地位的经典作品！就我们看过的所有书，对人格统一性的强调，没有一部超过它！书中的三个主人公三种意识形态，都坚守住了自己的人格统一性，其形象令人震撼，刻骨铭心。安兰德的作品，由于深受雨果的影响，也是极为强调人格统一性。在人格分裂到处可见的华人世界，尤其应该强调读雨果和安兰德的作品。 对文学作品，请务必先别去看评论，不要让偏颇的评论（无论中文还是外文）先入之见地影响你。一定首先亲自去看原著，要首先相信自己最直觉、最本能的感受。从众多诺贝尔文学奖的荒唐可以看出，文学评论几乎一面倒被左派意识形态横扫，而且搅浑一潭清水让你看不见底、看不清他们有多浅薄的故作高深的评论者居多。 小说应该是只要识字就能看懂的东西，任何把小说解说到把你弄晕乎的「高深哲学」地步的，基本上都是伪的。再重复和强调，看小说，是好、是坏，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感受。谁写出你看不懂的小说，或者谁说你认字居然看不懂小说，你首先应该怀疑的不是自己，而是对方很可能是伪的（二十世纪的伪高深，多到能把多数狄更斯的读者砸死的地步）。 经济方面 1.罗斯·怀尔德·莱茵（Rose Wilder Lane）的《发现自由》（The Discovery of Freedom，没有中译本） 这不是一本经济理论书，而是概述人类走向自由的艰难历史和美国这个伟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怎麽来的。书里没有谈具体的经济议题，而是讲人类在什麽环境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为什麽资本主义制度是最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这是很容易读的一本书，也可看作是历史书。 2.伊莎贝尔·派特森（Isabel Paterson）《机器之神》（The God of The Machine，没有中译本） 安·兰德对这部书的评价是∶《机器之神》对资本主义的意义不亚于《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的意义和《圣经》对基督教的意义。也许有点过高，但绝对是一部从政治、哲学，到经济、社会等全方面清楚地论述为什麽资本主义才能运转的经典著作。 3.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 这是一本简单清晰讲解什麽是市场经济的必读书。可以了解为什麽政府主导经济、政府参与的项目必定失败，为什麽最低工资设限反而造成更多失业等等。基本概念清晰了，就有了一个自由经济的框架概念，再遇到经济议题就会懂得如何去思考。 4.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资本主义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从这两本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们主要强调经济繁荣与自由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在各个领域的种种错误等。 5.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又译《自由秩序原理》） 对《通向奴役之路》，中文有很多介绍，但最好是看原著！与其它经济类书籍比较，这本比较通俗易懂。看完这本经典，就可以非常清晰，为什麽绝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再看《自由宪章》更好∶哈耶克把市场经济的内在自发秩序的理论拓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提出不可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开天辟地、屠宰旧世界，更不可像列宁、毛泽东们翻天覆地，而应该像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那样「一点一点的渐进性改进」，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强调的「零星的社会工程」，才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看懂了这本书，就基本懂得了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这两大思潮的冲突所在。 如果对经济真感兴趣了，就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主要著作读完。他俩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作品也都通俗易懂，普通文化人都可以读懂，绝不是只有经济学专业领域的人才可读。下一步就是学习市场经济的鼻祖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了。那等孩子们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吧。 仅仅是读完上述这几本经济著作，真吃透了，孩子绝不可能走向左倾道路。另外，对懂英文的朋友，YouTube上有很多弗德曼的视频，听他的演讲绝对是享受。老头风趣幽默地讲述自由经济、谈笑风生地随口就把小左派们打到瞠目结舌，相当过瘾。 至於政治方面，读伟大政治人物的传记远比读探讨任何政治问题的书籍更重要。推荐读∶华盛顿、林肯、邱吉尔、撒切尔夫人和雷根的传记。而且传记很容易读，也很容易吸收。 书不一定要读很多，但好书一定要反复读。反复读好书的重要性远超过读很多杂书，因为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上述推荐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读无数遍，而且反复读这些书，就奠定一个很好的、今后应该选择读什麽书的基础。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9年10月号，这篇网路版稍有增加。 （《曹长青推特》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曹长青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pg/%E6%9B%B9%E9%95%B7%E9%9D%92-Cao-Changqing-218812861516992/posts/?ref=page\_internal） 2020-02-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高福利养穷人”是不道德的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曾十分赞叹美国的福利制度，对穷人能得到补助、孩子上公立学校免费还包两顿饭、穷人家的婴儿可以免费得到各种婴儿食品等等感叹不已，觉得这种平等应该是社会追求的目标。那个时候我对自由经济只有非常粗略的概念，而且几乎完全不懂得自由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后来随着对美国社会的亲身体验、了解和阅读，才越来越明白，那种高税收、高福利、均贫富的思路，和共产党的群体主义完全是一种思维，一个轨道。 最早使我觉得这福利可能有点过头了，是9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当时有的哥大中国留学生领到的免费婴儿食品自己的孩子吃不完，居然拿出去卖了。我楼上的中国邻居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她没有领这种福利，就经常从那些卖食品的中国学生那儿买一些给自己的婴儿，因为比商店里的要便宜一些。这里且不谈福利获益者出售从政府免费得到的食品的道德问题，只说政府凭什麽要免费提供这麽丰厚的婴儿食品呢？人要是没有能力养育自己的孩子，就不应该不负责任地生育。 再后来感觉福利制度有问题是对购物者的观察。在商店买食品时，经常看到青年男女使用福利“食品卷”买成打的啤酒等。按规定，食品卷不可用来买酒，但那些小商店为赚钱就不顾规定。后来留心些更发现，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女使用食品卷的大有人在。 还有一年我帮朋友到纽约郊外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被绿荫包围的幽静的、全都是两层楼的小公寓区。可惜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楼房管理人员下班了，没法进到房间里面看。这时遇到一位年轻女性，听说我们想看房子，就很热情地让我们看她的房子。这是一个三房一厅，全新的冰箱、炉具等，我们问她房租是多少，她说每月一千三百多块，但她不必自己付，政府补贴了，因为她是单亲母亲，有三个孩子。我们问她做什麽工作，她说在一个超市做点半工。她如果收入太低，可以住差一些的房子嘛，凭什麽政府要补贴她住条件这麽好的房子呢？ 再有一次在一个朋友聚会上，不知怎麽谈起了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父母了，很伤感。旁边一位和我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女性说，“给你父母办移民来美国嘛，你看我，儿子一入籍就给我办了移民，现在我根本不需要儿子养，得到了政府补贴的便宜房，每月有几百块钱的补助和食品卷，还有老年医疗保险，比在中国强多了，我在国内还有退休金领呢。”我只是瞪大了眼睛，无话可说。这位没给美国政府纳过一分钱税的人，这麽吃美国的福利，是不是对美国纳税人不公平呢？ 如果政府自己能产生钱，那麽上述福利无论再高多少，我都没意见。但问题是，政府自己不产生钱，这些福利项目的钱都是从中产阶级和富人那里税收得来的。对因残障、健康、年龄等因素而处于困境的人、以及有特殊困难的新移民等，提供一定的福利救济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福利既不应该额度很高，更不应该是长久的。因为长久吃福利一定把人吃成寄生虫。 福利越好，养的懒汉自然就越多。仅以纽约为例，在民主党籍的丁勤时（David Dinkins）当市长期间（1988-1992），700万人的纽约，有100多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人就有一个人吃福利，不劳动。这种现象说明，只要很容易获得福利，就有很多的人想当寄生虫，吃别人的纳税钱。 这种现象绝不仅是美国。瑞典是北欧实行福利社会主义的典型之一，《纽约时报》2002年9月24日报道说，瑞典的43万雇员，一直有10％的人“生病”（政府付给25天的全额薪水），其中62％的人说，他们是装病，不愿去工作。瑞典人到医生那里开“病假条”非常容易，只要说声你不想上班就可以了。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不出工，可想而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害。 推崇真正自由主义价值的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必须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力，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对外，由军队保证国民不受外敌侵略；对内，由警察保证人身安全不受他人攻击、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害，由法庭解决刑事、民事纠纷等。其余事项应由社会和市场自行调解。对穷人主要应由慈善机构自愿提供救济，而不是由政府强行通过税收以劫富济贫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 可现实却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政府角色都越来越扩大。以美国为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最新版前言中指出，1956年时，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26%，其中大部份用于国防，只有少部份（12%）用于非国防项目。但到了1982年，政府花销高达国民总收入的39%，而非国防支出则达到了31%。里根当选总统以后，把政府花销降下了一点；但到了2000年时仍达到36%，其中非国防花销，也就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的部份仍占30%。 由于高福利而导致的效率低下，是八十年代促使极力推崇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在英美当选的重要原因。虽然随后一些欧洲国家也向右转，即对这种高福利制度做某种修正。但只是“修正”而已，福利社会主义的理念并没有被真正扬弃，因为它是西方左派政党的立党之本，更是左派知识份子想通过“均贫富”实现“社会平等”的乌托邦理想的手段。 为什麽高税收、高福利制度会带来灾难？ 首先，左派政党的眼睛总盯在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上，永远强调分配要平等，富人拥有多少多少财富是不合理的，所以要狠狠地征他们的税，然后分给穷人。但是他们从来不强调创造财富的重要性，不创造财富，拿什麽来分配？高额的税收、苛刻的雇用条件不仅使大企业步履艰难，尤其打击中小企业，给那些勤勤恳恳、艰辛创业的中产阶级套上一道越勒越紧的“税”索。企业没钱扩大再生产，失业率提高、消费降低，经济自然衰退。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心脏，是这个社会产生活力的源泉，而高税收最严重摧残的就是这个心脏，最遏阻的就是这个中流砥柱。 其次，左派民主党“劫富济贫”的高调听起来很关心穷人、很占道德高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对穷人是很不道德的，为什麽？共和党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不要送鱼给人吃，要教人怎样打鱼，只有你自己会打鱼，才能一直有鱼吃。简单的例子，却包含了清楚的道理。穷人得到了高福利制度而送来的鱼，当然很高兴，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做法不仅使他们得依靠别人赖活着（因为福利金毕竟有限，不可能活得舒服、潇洒），更阻止了他们尽最大可能去挖掘、发挥自己的潜能。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自911事件之后，美国已接受了一千多名索马里难民。这些难民不仅不会英文，很多连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也不会写，不能看，是文盲。他们刚来美时，连怎麽使用马桶、炉具等都不会。但在六个月内，就有一半以上的人找到了工作。刚来七个星期的四个难民，就在当地的小旅馆找到清扫工作，每小时6.75美元。一对带五个孩子的夫妇，刚到美国的第一天，就通过翻译说，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尽快找工作，虽然美国政府给他们四个月的生活费。同样是黑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美国那些被福利制度惯坏了的所谓“非洲美国人”完全不同。 另外，我曾采访过来自中国的“金色冒险号”难民，别说英语，他们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但这些既不懂语言、又没有身份的移民，来美国几个月后就开始往家里寄钱，几年后很多人都能自己买个饭馆，做起自己的生意。 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生、美国长，没有语言障碍，更有合法工作身份的美国人，却要靠福利赖活着的人，真是被惯坏了，被福利害苦了。人生在世一场，只有最大可能地挖掘出自己的潜能，才是真正像人一样地没白活一场。还有什麽比遏阻人的潜能、纵容人的自我放弃、耸恿人不做人、而做寄生虫更不道德的呢？ 第三，高税收、高福利的另一个不道德之处，是惩罚勤奋、惩罚智慧、惩罚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创造性的头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使盲人（包括先天性盲人）见到世界的机器∶把一个小型摄像机装入人的眼球，然后用电线连到脑子里的视觉神经上，再通过计算机原理使摄像机看到的东西反映到人的大脑，于是盲人就可以见到天日了，这是多麽神奇的发明！今天我们享受的这一切科学、医学、文化成就，都来自那些智慧的、勤奋创造的头脑，而绝不来自那些寄生的人。高税收就是勒索那些智慧的头脑，就是扼杀人类的发展，还有什麽比这更不道德的吗？ 所以，无论比尔．盖茨个人的财富比全纽约穷人的财产加起来多多少，我都认为“智”有应得。 2003年8月5日于纽约 2014-05-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2021 的世界年度词：极变
何清涟 本文的“极变”是指世界局势从两极变为多极。世界从美国的单极变为两极，发生于小布什第二任期后半期。2021年，拜登驾驭着美国这驾列车高速行驶在Change的轨道上，并向世界频频挥手：美国回来了，但除了台湾热情欢呼之外，传统盟友的掌声寥落。经过一年多的拜-哈执政与美国回归世界领导者宝座的努力，世界多极化格局已经初现雏形。 世界20年沧桑：单极→两级→多极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是世界当然的领导者，中国自2003年宣称“和平崛起” （China’s peaceful rise）之后，世界认为中美两极格局已经形成。2006年底，曾任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创造了一个英语新词“Chimerica”（中美国），又译中美联合体、中美共同体等，指中国和美国间的互利互依关系。从那以后，世界认为中国已经有能力与美国共同领导世界。中国自己也如此认为，在2011年夏威夷APEC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此后，中国多次明确表示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欧盟在2007年正式提出“多极世界”这一说法。2007年3月，法国《世界报》刊发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院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的文章《多极世界正在形成》，文章说，两极世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终结。自那后诞生的单极世界，在200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也难以为继，因为那场选举结束了布什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国长期以来不断呼吁的多极世界开始变为现实。自那以后，法国一直为重新成为世界中心在思想上努力。2021年10月中旬，190个IMF成员国的财长及经济官员们齐聚华盛顿参加会议。在会议前，法国经济、财政与重振部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公开表明：欧洲应被视为21世纪三个超级大国之一，“美国想与中国对抗。欧盟希望与中国接触”，因为美国是世界头号大国，不希望“中国在几年或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第一的超级大国”。他提出，相比之下，欧洲的战略重点是独立。 美国还没想好是否要承认“三极世界”，没想到土耳其那边又整出大动作。2021年11月12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在伊斯坦布尔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八届峰会上，宣布 “突厥语国家委员会”改名为“突厥国家组织”。此前土耳其方面曾表示，土耳其与中亚五国在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理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制，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成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国家联盟的提法，肇始于1991年在土耳其召开的欧亚大陆新格局研讨会上。如今这一想法终于落地。 俄罗斯虽然国势早已衰落，但普京雄心犹在，一直想通过各种方式将前独联体国家重新纳入麾下，成为一极。为了对抗欧盟，蚕食原来的独联体国家，俄罗斯与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联手。 美国的领导力正在迅速衰落 由于内政外交双重失利，美国领导力严重下降。至少有三件事情严重影响世界对美国的信心： 拜登政府领导的美国内政完全改变以往的施政方向，其外交新方针是带领全球应对人权、气候变化、公共健康以及其他种种挑战，气候变化是重中之重，但除了欧洲之外，亚非拉美大概没将此当作首要问题，它们各有自己的侧重，共同的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具体实践上，这几件事情让盟友信心受挫： 一，形同溃退的阿富汗撤军对美国的国际声望伤害甚大。尽管拜登努力辩称撤军的方针是川普时期定下，但美国媒体包括一直称颂拜登的纽约时报与CNN都知道这是拜登的撤军方式的错。不仅北约国家英法对此颇多指责，就连本国不太想事的那些美国人，在媒体展示“阿富汗的美国账本”并揭露其中的巨额腐败之后，也对美国的世界维稳发生怀疑。 二，民主峰会展示的美国领导世界的愿望而非领导力。为了气候峰会的失败而匆匆召开的民主峰会其实是失败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与会者共110多国，与中国的口水战非常热闹，但由于美国拜登的开幕致辞与哈里斯讲话都提到要推广美国以废除压制选民为名的选民身份ID验证，被欧盟与法国在第二天的发言中明确否定，再加上因中国地图未将台湾纳入在内而赶紧撤消的畏共情绪，让各国信心不足。 三，抵制北京冬奥的猫头鼠尾。美国率先提出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但正式响应者就英、澳、日本、立陶宛等七国，德媒早就声称，没有一定规模甚至连十国都达不到算抵制失败。但最难堪的不是这，而是12月24日传出的消息，美国正在申请18位国务院、五角大楼官员参加冬奥的签证，后续还将有40位官员申请签证。 美国最让全球有信心的是美国的军力，这是中国军力增长迅速造成周边国家恐慌之后的心理依靠。美国国防部11月29日完成了全球态势评估（ Global Posture Review），美军计划改进关岛和澳洲基地来对抗中共。印太地区被称为美国国防战略的一个关键点。美军正在规划新的基地，以应对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新太平洋战争，阻止中共潜在的军事侵略。应对的措施包括，寻求更广泛的区域准入和军事合作、加强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基础设施，并在澳大利亚轮换部署飞机。该评估报告要求国防部减少世界其他地区的军队和装备，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印太地区——也就是说，美国军队今后的主战场在印太地区，但美国的军力仅够应付这一地区，需要将其他地方的军力调往该处。 中国颠峰时期已过 欧盟实力严重衰退 中国方面的国力尤其是经济发展能力正在下降。这我在《2022中国经济：内忧难解 “外需”不确定》一文中谈过，另一弱势就是总体军力不如美国。与美国相比，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的中国，能够集中资源办事，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购买者、西方国家心目中的最大市场，非洲国家最大的资金提供者。这是中国让世界各国对华形成经济依赖、市场依赖与资金依赖的杠杆，尽管中国经济目前在走弱，但在2021年的国际社会中，它还是表现最好的。 欧盟的经济力量正在弱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欧盟与美国统一的全球战略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广绿色能源。德国是绿能先锋，默克尔政府为了推进绿色能源方针，不断增加天然气在能源供给当中的比重，并且不顾美国的反对，坚持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天然气。从2017年开始，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德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40%，造成了德国在能源供给上对俄罗斯形成了依赖。最近俄罗斯开始勒紧绞索，12月17日俄罗斯外交部提出了一份要北约及美国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条约草案，作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提条件，并且限欧盟和北约1个月内做出决定。逼迫欧盟国家在国防安全上全面让步，于是德国陷入了政治、经济、国防的三重困境。欧盟的绿色理想主义外交行将破产 土耳其努力多年刚拉好一个突厥联盟，高通胀导致该国货币体系接近崩盘。土耳其官方数据显示，11月该国的年度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从2021年初至今，里拉兑美元已经贬值约48%。美联社12月13日报道，标准普尔已经将该国前景展望降至“负面”。 相对较弱的大国无法单独成极，只能边走边看，在正发生极变的世界里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 新格局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新应对 世界已经多极化趋势渐成，但能够清醒应付这一局势之变的国家不多。 在媒体发布美国正在为国务院、五角大楼官员谋求参加北京冬奥的签证之后，这几年在对待华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都紧跟美国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意识到本国将被中国孤立，在2021年12月21日CTV电视网的年终专访中，就记者对华关系的提问作出了系列答复。他采访中表示，西方国家应该对中国达成统一战线，以防止中国利用商业利益，令西方国家相互竞争，针对彼此。特鲁多强调，中国一直在使西方国家之间争斗，因为西方国家之间一直在争夺在华的经贸机会。 美国显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至今为止，拜登政府仍然与奥巴马一样，将人权、气候变化、绿色能源、公共健康当作美国要领导世界应付的首要挑战。并将多边主义（三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一种有组织的关系）视为美国应对重大全球挑战的佳工具，认为当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联盟时，这种伙伴关系能够激励其成员寻找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式。 用多边战略来建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这个方向并没错，但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各国经济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将使各国在对华外交政策上受到严重束缚；二是美国民主党的价值观越来越跑偏门，世界各国有接受难度； 以拜登政府现在视为全球战略的印太战略而言，毫无疑问，印太地区里最重要的角色是美国和中国。但这两个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早已形成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mutual dependence）”，与过去的冷战相比，经济现在和将来都构成了地缘战略竞争的一个更重要部分，但目前美国显然对此没有清晰的考虑。 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以促进人权，用美国模式改造世界，那是美国霸权、西方自由秩序观念和欧洲理想主义混合体时期的政策，如今这个混合体已经走到尽头，美欧共同推行绿色理想主义完全与多极世界脱节。 （原载大纪元，2021年12月2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28/n1346508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1）
何清涟 我经历过中美两国文革 中国人一直在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却很少有人想到它会在美国活生生再现。作为一位经历过中国左祸且对美国左派文化日益趋向极左有所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发现美国的左派文化呈现的DNC与中国文革相同，比如为了重构历史记忆而解构历史，开始拆除历史纪念物、重新以身份（如奴隶主）标准来确定杰斐逊、李将军的历史地位，这与中国文革的破四旧、砸毁历史文物完全相同。极少数熟悉中国文革的人将此称之为美国文革，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这篇《美国文革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记载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不报道，多数公众不知晓的美国文革壮举。 桑德斯两次参选最大的成效，就是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去污名化。因此，今年自5月25日弗洛伊德抗议事件开始后，一直小打小闹的美国“文革”景象以非常刺激的场面显现，让美国人担心陷入失控，中国人则感到非常吃惊。但我在几年前就写过文章，知道美国政治必然走到这一天。如果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以来，历经苏东波以来的所谓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再到欧洲、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回潮，最后欧美不同程度地被本国左派运动反噬，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其间教训，不可谓不重。 我从10岁开始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亲历过数次抄家之痛，亲眼见过破四旧、批斗、游街、武斗、集体屠杀，觉得有必要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文革相同的DNA。虽然中外学者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种浩劫只可能发生于中国，但我却从中美两国的文革中看到二者有相同的DNA，共同祖宗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砸碎旧世界（资本主义），创造新天地。区别是：中国文革是全国最高领袖毛泽东利用权力自上而下发动的；美国文革则是多年教育养成的国民自主发起的，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在其执政的州努力配合。 解构现存法治秩序 这里，必须先介绍一下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 其含义是，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并依赖于这些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才能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 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掌管的新机器。 毛泽东深深领会这一理论的精粹，并且用中国农民（中共革命的基础）都懂的话说出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但其意识形态需要与现实政治需要各占一半。他对自己亲手创造的政治秩序苏式色彩重不满意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干掉政敌。由于毛的大跃进失误，结果让中国人陷入死亡3500万人（或曰4000万人）的三年大饥荒，毛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等务实派接管了政务，党内政治威望正在上升——我在上小学时，领袖画像是毛、刘同挂，这对极为看重个人绝对权威的毛来说，如骨鲠在喉，必须拔除，而做到这点，不能依靠已经由刘少奇接管并运作的政府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公安、检察、法院），因此，中国文革中，红卫兵奉旨造反，第一个政治方面的大动作就是砸烂维护现存秩序的公检法，这样才能让红卫兵抓住他痛恨的政敌游街、批斗、肆意羞辱与惩治。 这一套，在美国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中，成为暗中操纵这场运动者的主要诉求。 Defund Police：美国文革的砸烂公检法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抗议者都举出defund police（让警察退款）的招牌口号。从5月25日开始，美国几十个城市发起抗议活动， 示威中骚乱不断，暴力抢劫各地都有发生，名牌店、金店、饭店都是抢劫或者打砸目标，商铺遭抢劫、汽车被焚毁、建筑物被破坏等持续发生。据美国媒体报道，明尼苏达州的骚乱已蔓延至全美70多座城市，至少8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为应对示威调动国民警卫队，40多个城市一度实行宵禁。中国文革的打砸抢在美国文革中再现。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次打砸抢等暴力事件发生的最多的州，基本上是民主党主政的州，例如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城市，这些城市当中的绝大多数，多年来在美国十大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排行榜上有名，当地的警察成为高风险职业。仅仅是依靠这些警察的努力，这些城市才没有成为彻底的“犯罪天堂”。但就是这些犯罪天堂，却出现了defund police的诉求，而且不少州还准备照办，撤掉市民安全的屏障，美其名曰警务改革，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一“改革”与前总统奥巴马的公开呼吁有直接关系。 奥巴马“改变”美国乐此不疲 警界很明白风从哪里来，密尔沃基郡警长大卫-克拉克并不隐讳这点：”奥巴马故意挑起这场对警察的战争“。 警长没有冤枉奥巴马。6月1日，在美国各地为弗洛伊德举行悼念仪式及抗议游行不断升级之际，6月1日，在美国各地为弗洛伊德举行悼念仪式及抗议游行不断升级之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Medium发布了封告全国抗议者书，原标题为《如何让这一刻成为真正的转折点》，文中直言，要靠新一代的活动家来塑造最适合时代发展的策略。与他以前空话连篇的演讲不同，他指出具体改革方向：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反复出现的种族偏见问题，除了通过抗议、选举来改革之外，重点在于在改革警察部门和刑事司法系统，最重要的切入点是在州和地方两级。 奥巴马当年就是凭借肤色优势，一声Change让全体黑人与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立志要改变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左派选了他。正如有人所总结的那样，奥巴马是过去几十年罕见的智商情商双高，还同时拥有肤色与政治正确光环双重护体的一位总统。 他执政的第一任期内，还算比较小心。到了第二任期的最后两年，则是什么都敢干，毒品除罪化、男女同厕令这类荒诞政令全是这段时期出台的。他的十来项改变美国的政治遗产有的已经被川普废除或者改变，但其中几项严重影响美国的今天，比如通过鼓励肤色政治，撕裂种族关系、破坏社会稳定，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通过大量引进非法移民来给民主党拉未来几十年的选票；通过毒品除罪化满足青少年的纵欲来营造民主党的另一票仓。 如今奥巴马虽然卸任，却想损害美国的社会根基，地方自治系统。那位警长的说法道出了真实。但这次砸的重点在警察系统，不针对地方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则经过精密算计，让这两大系统配合他们的行动。 各州Defund Police的具体行动 佛罗伊德事件发生地明尼苏达州的首府是明尼阿波尼斯，在抗议的前几天发生了多起打砸抢事件。6月7日，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市议会不顾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的公开反对，以多数票（9对4）的优势，决定解散“被广泛批评充斥种族歧视思想”的明尼阿波利斯警队，建立“新模式的公共安全体系”——社区联防自治。该议会共13席，其中民主社会农民党（民主党下属）12席，绿党1席。这些左派议员的糊涂在于他们根本没看到他们服务的这个城市的现状：从1月到5月30日，汽车劫车率上升了45％，凶杀案上升了60％，纵火案上升了58％，盗窃案上升了28％。与2018年的最低点相比，暴力犯罪总体上高出16％，财产犯罪高出20％。 向有“犯罪之城”之称的芝加哥则是另一番情景，尽管6月的第一周，芝加哥有92人遭遇枪击，其中27人死亡，市长决定解散警队，市议员反对，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警察来维持秩序，我们现在才有370多个国民警卫队，这个不够。如果抢劫犯和抗议者晚上进到居民区怎么办？不能光靠着好市民站出来抵抗，我们需要计划好”，被市长粗言否决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答应考虑解散警队。但后来纽约市警察局发布的新报告让他犹豫了。该报告列举的事实是：自6月1日到7日晚间，该市共发生13起谋杀案，40起枪击案件。而2019年同期仅发生了5起谋杀案，24起枪击案件，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多的一周。 以上不包括示威中的“少数暴乱事件”，仅仅是晚间的社会治安。纽约市警局的另一组数据，白思豪也不得不考虑：今年1至5月，纽约市的枪击案增加了18％，入室盗窃案件增加了31％，劫车案件增加了64％。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五个月的盗窃案增加了约1279起，被盗汽车增加了1078例，射击受害者增加了57名。上述这些案件大都发生在曼哈顿商业区之外。解散警察系统带来的高风险，让白思豪对Defund Police做出的回应比明尼阿波尼斯降调，表示将从警方预算中挪出一笔金额未定的款项，将其用于有色人种社区的青年和社会服务。 民主党各州警察退出，暴力肆行 在这种疯狂的文革狂欢中，警察的正常执法被当作对民众的暴力，真正的暴力却在肆行。西雅图七个街区被一群说唱歌手、变性者、流浪汉占领，自称建立了一个自治王国。这个自治王国准备的食物被该王国的内部人偷走，建国者之一在推特上哭诉要自杀，还请社会提供他们需要的素食。警察只好进去巡视了一番，称如果发生暴力事件，请拨911，然后退出。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虽然一直在调整立场，向Far Left靠拢以争取支持，但在在这件事情也知道不妥，8日晚上表态说，他反对Defund Police，支持警务改革。 左派抗议者“停止给警察拨款”（Defund Police）的口号，虽然被这些左派大州不同程度地响应，但社会各方质疑其走得太远。且不说这一口号被共和党谴责为“激进左翼”，6月9日拉斯穆森调查显示：在受调者当中，只有27％的美国人赞成减少他们所居住社区的警察预算，59％的人反对削减当地警察的预算，而14％的人仍未决定。 67％的人认为当地警察的表现良好或出色。受调者认为，黑人被警察不公正地对待是个问题，但与城市内部犯罪相比，对警察的歧视是个更大的问题，跃升至历史新高。 民主党各州对本州的社会秩序混乱毫不理会，除了将此归咎于种族歧视，最近发明的安抚方式从下跪、当街为黑人洗脚、跪吻黑人的鞋子，直至伙同这些人拆除历史文物，并无阻止之意。以法治为基础的美国宪政，终于让世界看到了其严重衰败的真实状态，多年来，民主党为了选票而藏垢纳污这一阴暗面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6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9419 ）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