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推荐郭飞雄的一篇文章
前一段写批评余杰假借神明阻止郭飞雄跟布什总统见面一文时（“余杰的三个错误”），曾有朋友提醒，郭飞雄是反美的民族主义分子。意思是为他说话要小心。 但我那篇文章的出发点，不是为谁说话，而是讲一个道理。因为余杰那种“假借神意”把自己不地道、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正义化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思路是通向邪恶的。用上帝的名义帮人、助人，是加倍地高尚；而用上帝的名义损人、害人，则是加倍地恶劣。 宗教信仰在提高个人修养、增强身心健康的范围内，有相当正向的意义，但只要成为要“否定、摧毁、灭掉某种东西（观点或肉体）”的工具，就其害无穷（无边）——阻止一个人见美国总统可以是“上帝”的旨意，在波士顿马拉松放炸弹也可以是“上帝”的旨意——程度不同，思维方式相同。所以，“假借神明”的问题是“欺骗”，这已不是观点之争，而是品行的探讨。 人的观点都可以、可能改变，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自己就在不少重大问题上有过改变。判断一个人品德的最关键点，并不是他持什麽观点，而是他有否人格的统一性。观点错了可以改变，但人格撕裂，我不知道“用什麽药”、或者“有没有药”可救。 近日看到郭飞雄这篇文章，觉得他的思想有相当的转变（如果他原来真是反美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话——我没读过他以前的东西）。他现在这篇文章，基本是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麦迪逊们的思路，即确信“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公民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只要确信“个体价值”（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根本，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这真是郭飞雄先生的思想转变，在这里祝贺他，并期待更多的民运朋友也这样转变。 中国只有确立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思想价值，才能对抗群体主义（collectivism），最终结束中共党天下，因为群体主义是一切专制的根基。 郭飞雄∶自由、人权、宪政对国家主义 1、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公民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利益。 在恐怖的核平衡已使人类的安全得到基本解决、经济贸易已彻底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大势下，作为世界主要的地缘战略大国之一，中国已不存在决定性的外部难题。 近年来，中国主要的周边摩擦，钓鱼岛纷争、仁爱礁事件等等，以及曾经喧嚣一时的大国争雄、中国崛起之类理念，在民间社会实质已沦为边缘话题。国人真正的关切，是对纯粹的人权、自由、尊严与幸福的关切。人民的判断是尊贵、理性而务实的∶没有人愿意拿自由和人权，去和国家的伟大、光荣来交换。在这片土地尚未实现宪政民主之前，所有的国家荣华和威势，不过是烟雾和泡沫而已。 当普世价值传入、启蒙基本完成之后，如下的政治伦理已成为中国民间共识∶ 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公民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利益。人类为了自保才设置国家，个人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的目的，国家是没有本位、没有人格的工具，它要向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人权弯腰，要为所有个人的幸福铺路。国家无权侵犯个人自由、奴役人类。享有大自然赋予的神圣自卫权的人民，有权对失控、失职、越界、犯罪的国家作出变更。 2、目前中国首要的国家利益，乃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反宪政民主者，皆国贼也。 站在人民主权、人民主体立场上来看问题，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存在著国家利益考量，其核心还是内政考量。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治制度的不良，它给当今的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物质障碍和精神痛苦，也给中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首要的国家利益，乃是政体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从制度上彻底实现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福利、机会的保障。自然，这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自由民主主义不需爱国背景叙事，但也并不违背爱国的基本感情。在当今中国，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应当敢于直面中国最大的阻碍——极权专制，敢于批判暴政，致力于促进政体转型。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异议人士，才是中国最大的爱国者。而那些打著爱国旗号歌颂暴政、鼓吹奴役人类、阻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者，皆国贼也。 3、自由民主主义肯定在外敌入侵时保卫国家的正当合理性，但拒斥不开放的、排他的、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自由民主主义与开放的、理性的、防守性的民族主义从不敌对，它决不会愚蠢到像极权主义过去所做的那样，在危机时刻反对祖国、无条件接受莫斯科指令、力主“武装保卫苏联”的地步。以个人自由为起点，自由民主主义的逻辑线路可以简易地论证在外敌入侵时保卫国家的正当合理性。这就是我们从英美数百年的历史中所经常看到的情形∶自由民主的国度，才是爱国主义自然表达、应时发扬的国度。 但是，自由主义拒斥不开放的、排他的、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通往危险的国家主义。一个拥有超级军力的国度，其国家主义通往军国主义。 从理论上，无法理性地确立能与个人自由、尊严与政治主权平起平坐的第一位的国家实体，国家是次生的、虚幻的、非主体的、第二序列的。那种和“人权高于主权”、“个人先于国家”真理相对抗的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理念，是得不到充分论证的。 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野蛮压倒理性，兽性压倒人性，武力残害生命，怪兽奴役人类。 4、国家本性恶，警惕国家主义是数代人的思想使命，关于“中国自古爱好和平”的说法，其实在伪造历史。我们有责任为了人类的长期和平，预防军国主义在中国兴起。 更深层的是，对“国家本性恶”的反思，在曾经遭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严重欺骗和戕害的中国大陆，是一项历史运动。警惕国家主义是数代人的思想使命。 国家本性恶源于权力本性恶，国家天生有压迫民众和滥用权力的趋势，与民权之间有你进我退的张力。主张国家至上、对外争霸追逐大国光荣的国家主义，必定走著这样一条滥用权力的线路∶借对外争雄而扩权，用虚幻的国家荣誉鼓动和诱骗民众充当炮灰，欺凌弱国，又转而用扩充而起的暴力和次暴力、特权和强权，加强对内部的弹压，直至实施暴政，严重侵削本国民众的人权和自由。因此，国家主义实为权力恶和强权恶的放大器。 法国自完成君主集权、奠定国家认同之后，尤其是自路易十四统治起，直到一战结束，其历史，基本都见证了国家主义是如何放纵野性和杀伐、严重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宁的。至于德国的国家崇拜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更不必赘言。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历史学家阿克顿如是总结，“国家所从事的事业是最基本的犯罪行为——通过战争、司法审判或暗杀剥夺人类的生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不少人流行用“文化决定论”来解释国家崇拜所造成的严重负面效应，否定“国家本性恶”的深层脉动。惯常的推理是，西方文化崇尚进攻，而中国人由于文化因素，“自古爱好和平”，不搞侵略，不欺负弱小民族。其实，这一流行论调在伪造历史。唐朝早期，中国曾尝试建立全局性的军事帝国，帝国扩张之初就滋生了程咬金、薛仁贵们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种族灭绝，数十年后安史之乱造成全国减少三分之一，与此类行径不无因果关联。明朝对边疆民族的欺凌和屠杀似乎一直潜藏在水下，但李成梁军队屠灭努尔哈赤满门的故事却无法遮掩，它引发了满族在关外和入关后对汉人的疯狂杀戮、报复，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一个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幸的。 网络间对解放军屠灭越南游击战村庄的传说的津津乐道，2012年反日游行中波谲云诡、四处弥漫的打砸抢烧，都直接印证著强权崇拜的极端愚昧和丑陋。故大国崛起背后，国家主义的喧嚣将之带往危险的军国主义走向。在恐怖的核平衡时代，军国主义只有局部施展空间，但在其最终被内外合力掐灭前，却可能会给本国和周边各民族酿成不小的灾祸。对中国而言，若逆道而行，军国主义的可操作路径，无非是和俄罗斯、伊朗、北朝鲜这样的国度合作，与欧美玩争霸游戏，而后避实击虚，主要对弱国、弱小民族实施暴力欺凌，显示所谓的大国威仪和民族荣耀。对此，民间社会应保持高度警觉，我们有责任为了人类的长期和平，预防军国主义在中国兴起。充分发挥自由民主主义的道德力量，将促成一代风俗之变，熏陶出普遍的崇尚自由、弃绝野性、鄙视奴役的高尚心灵。最终靠确保法治和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彻底制衡潜藏的国家主义兽性和军国冲动。 5、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与中国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 宪政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优良的政治制度。但是，人性并非为制度而改变，而是被制度所约束。明智的阿克顿曾指出∶“众所周知，民主也喜欢奴隶制、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宗教的不宽容、暴政、普遍的无知。”民主并没有彻底消除人性之恶，但是，它已展示出具有通过和平方式改进自身的道德和制度缺陷的自我更新能力。 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回撤的西方文明将主要冲击力转向内政，在普及选举和自由的同时，接纳平等理念、福利制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良治。冷战结束后，经过数个回合的调整，全球社会逐渐走向实力均衡。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基本融入了全球经贸体系，十年来经济总量实现了2倍以上的增长，这充分证明了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欧洲和美国对于中国人民的善意。一切旧式勾践—夫差式互相陷害的权略，和新的国际阴谋论，皆为强有力的事实吹得烟消云散。 曾经引起严重疑虑的美国，在近年来中国周边的钓鱼岛纷争、仁爱礁事件上，保持了可贵的中立，值得人们深思。然而，周边事态对于作为具有超级数量级潜能的中国，总是边缘问题。中国的核心需求，还是彻底融入开放文明、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全球经济文化共同体。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著参与反恐、调控北朝鲜之类的不安分冲击等安全义务承载。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美国是我们融入全球共同体的第一道考题。抱有开放、理性胸襟的中国人，不仅需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科技，在目前，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和政治科学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它的三权分立架构，联邦制下的州国平衡，小政府，充分的宗教自由、社会自治、种族熔炉，崇尚劳动的健康福利制度，对于同为大国的中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以中国之大，内政是外力无法干预的。然而，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对中国国内的和平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构成了良好的、轻松的外部氛围。对于民间社会而言，所有的人权支持和道义声援，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6、中国真正的危机存在于核心内部。 过去，我曾经以为，钓鱼岛之争、南海之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将构成重大困扰。难题可能导致转型路径扭曲。但是，十年来的形势演变，使我的思路发展了较大转变。 以中国反对力量自身过去十年无端的苦难遭遇，可以换位反推∶在极权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周边世界、中国边疆民族，他们的处境、遭遇、感受、血泪，又将如何？ 而在近年的各种内外纷争中，周边和边疆的参与要素，并非无节制和不可控制。真正表现出强烈的兽性的，反而是中国核心内部。 中国最大的转型难题，还是内部政治不文明，以及在长期内部政治不文明的大势下催生的普遍的丛林野性崇拜。官与官的内斗，官对民的内斗，以及极少数民间力量的内斗，所表现出的丛林野性、不择手段、无规则性，都潜存著巨大的、毁灭性的当量。他们引发的裂变危险，将远大于钓鱼岛、南海、台湾、西藏、新疆问题的风险。 假定人民总是正确的，人民主权是不受限制的，被压迫的反对运动天然具有政治正确性，都是违背自然的。一个明智的民主运动，需要对所有重大的人性恶，都做出深刻的反思和预先的规制。 2013年6月21日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8期 2013-07-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40👍 0💬 0北京“奥运”流失了民众最后的政治信任
种种引而待发的社会骚乱与酝酿中的抗议， 总算使中国当局明白北京奥运已不可能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只好将目标现实地修正为“平安奥运”。为了力保“平安”，当局软硬两手一齐施展。“软功”用来“攘外”，例如在“奥运”期间为外国媒体办公室开通一些海外网站，胡锦涛在8月1日与外媒会面等，这些“软功”缓和了气氛，甚至让一些外记忽视了中宣部严酷管制媒体这一事实，提出一个假问题：这种短暂的外媒开放“究竟是奥运公关还是开放意识形态控制”之类。 但对内却实行非常严酷的社会控制。除了抓捕监控异议人士，对国内网站加强监管，让宣传部负责统管思想与言论这类习惯做法之外，还恢复了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一些监控手段，如恢复居委会的区域监管功能、发动监控社会成员的人海战术、让公安部站到前台为“奥运”清场。比毛时代更进一步的是：毛的原子弹用来威慑世界；胡锦涛则将导弹放在奥运主场馆之外，用来威慑民众。这类有如军管般严厉的安全措施让北京居民不堪其扰，谑言“就当北京再次发生SARS” ，不少人外出“避运”。一场“奥运”竟如此让举办地居民不堪其扰，还没开始就盼着快点结束，也算是开创了百年奥运历史上的另类纪录。 所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一点：自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中国当局已将民众视若寇雠。而民众对当局残存的最后一点政治信任，虽然在“奥运”火炬国际传递与汶川地震之时还被当局充分利用过两次，但到“奥运”前夕却已流失殆尽。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行为（或政治系统的运作）将产生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政治信任的内涵具有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指民众对待整个政治共同 体――即民众所属国家的态度；第二个层次指公民对待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的态度；第三个层次指公民对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如领袖人物的判断和态度。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这种政治信任既可以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可与某一领袖人物相联系，还可能与特定的政权相关联。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既可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的反映，也可能是民众对现任政治领导不满的反映。在专制极权国家，由于不可能通过民选更换政府领导人，通过社会监督改善政府行为，这种不满最后往往累积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 反观1949年以来的中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众对中共政府的政治信任是如何一点一点逐步流失的。中共建政初期，是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最高的时期。人们对当局的政治信任几乎涵盖了上述三个层次，从政治制度、支撑政治制度的马列学说以及国家机构，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小干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信任更是有如信奉神祗。经历过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与灾难之后，民众对领导者个人的政治信任已流失了许多，但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还很强烈。1989年“六四之”后，这种政治信任通过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维系，“先富带后富”的许诺让民众相信自己会受益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但最近十余年来，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政府腐败丑闻不断、民众生存资源被过度掠夺、社会治安迅速恶化等原因，民众发现自己无法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于是政府强力宣传北京“奥运”是国力强大、中华民族在世界站起来了的象征，希望凝聚“爱国”这最后一点政治信任，以缓和危机。 但中国当局不择手段竭力保“平安”奥运之时，民众却只体验到政府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他们已被隔离于“奥运盛会”之外，更严重的是他们在经济压力下无法喘息：去年开始的企业破产潮已从珠江三角洲蔓延至长江三角洲，大批工人失业；通胀引致的物价压力让广大中下层生活质量快速下降；在“奥运信念”支撑下的股市投资血本无归，子女们即使大学毕业也无法就业……所有这些，使民众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最后一点政治信任。 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政府，实际上等于丧失了统治合法性。 （《华夏电子报》2008年8月7日，第 256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8👍 0💬 0中国政府无法打赢的一场“战争”
从胡锦涛亲手点燃“奥运火炬”并启运全球传递活动以来，中国当局就开始了一场注定无法取胜的“战争”。因为中国当局想赢取的“战利品”只有一个：国力强大、社会“和谐”的“大国荣耀”。 “战场”在多个领域开辟。一是“奥运火炬”传递路线上的火炬传递队伍与抗议者之间的实地较量。中国当局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奥运火炬”途经之地的强大警力保护，还按照惯例动员了爱党留学生及华侨的参与，以对抗沿途出现的抗议队伍；而抗议者们则想方设法要使中国的“大国荣耀”褪尽，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践踏人权、社会矛盾激化、极不“和谐”的专制国家。4月7日巴黎的抗议活动让人印象深刻：奥运火炬手蒂亚加纳把火炬交给了抗议者之后就加入了抗议者行列，并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横幅：“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另一个“战场”就是中国与西方媒体之间的“舆论战”。中方参战者除了中港媒体之外，还有“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道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的全球华人大签名”。媒体的战术倒也简单，只需重复新华社的消息就行了。但网上签名的声势却实在不够浩大，到4月7日晚上10点20分为止，参加签名的人数还只有133,948人，与中国十几亿人口外加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这一庞大人口相比，这个数字实在是寒碜了一些。 “奥运火炬”传递因为是以炫耀国威为目标，中国当局注定必输。当全世界电视观众看到奥运火炬手在警察戒备森严的保护下传递的场景，例如在伦敦、巴黎等地遇到严重抗议的现场直播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什么样的恶劣政府在统治中国？这个政府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愤怒与指责？愿意花点时间了解资讯的人，多半不会对中国当局产生良好印像，所谓“国威”更无从谈起。我无法设想当中国人看到在警察重兵保护之下传递奥运火炬的“盛况”时，还会相信当局宣扬的“奥运火炬所到之处，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热烈欢迎”这类鬼话。 而要想赢得“舆论战”就更加困难。这倒并非由于新华社骂战水平不高，骂人言辞不够犀利，骂战声势不够浩大。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无法在短短一个月内刷新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国家信誉”，让全世界相信一个说谎成癖者的新谎言。 以笔者观之，舆论战之所以必输，除了中国政府惯于操控媒体引导舆论这一因素之外，至少还有几点： 首先，中国当局以最快速度将所有外国媒体驱赶出现场，并规定中国国内媒体只能采用新华社统一发布的信息，这种集事件资讯制造者、传播者与镇压者于一身的“新闻”，本身就不值得采信。这与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的状况很不相同，当时有世界各国记者在场，是这些“他者”的言说为世界留下了“六四事件”的现场实况。 第二，温故知新。经历过“六四”的人大都知道共产党当年曾试图引导学生使用暴力，以便栽赃的事情。比如当时有人给学生送去一车刀具，还有便衣用军车给学生送去一车枪枝弹药与装满汽油的军用水壶。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共当局试图给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栽上“美国中情局间谍”这一罪名，只是这计划因被指称为与赵联络的“中情局高级特工”乔治·索罗斯向邓小平提出非常强硬的抗议，并被《华盛顿邮报》揭穿而告终止。 第三，中国政府当年申办奥运时曾信誓旦旦地向世界保证要改善人权，在奥运期间给予外国记者以充分的采访自由。如今“奥运”还未召开，这些承诺却全部泡汤。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受到各种严厉的干预：去年发生80多起外国记者遭受骚扰与暴力对待的事件，今年3月在西藏骚乱发生之后，所有外国记者全被赶出西藏――谁敢轻易相信中国当局独家发布的各种“新闻”？ 世界各地如潮的抗议，使中国当局试图通过举办奥运求荣未得，反而受辱。此情此境之下，与其倾全国之力去打这场注定赢不了的“战争”，还不如花点力气做点实事缓和社会冲突――好些中国政府的“朋友”正翘首盼望胡温政府发一善之念，以找到口实帮助其度过“奥运”难关。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4月10日，总239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习近平伦敦行带来的虚实话题
何清涟 话说这次习近平访英，因为接待规格高，包括王室宴请、坐金马车参观白金汉宫等，一些舆论认为，仿佛习近平沾了天大的便宜。其实，英国接待规格并不高于美国，只因美国的迎宾蛋糕里有“咯牙”的东西，比如习不想听到的网络黑客、南海话题、中国人权等等，而英国的迎宾蛋糕甜香四溢，宾主尽欢。 英国备受的各种指责，可分为虚实两类，一类是英国确实应该领受的，一类则是批评者虚拟的。 真实话题：英中外交以经济利益优先 各种评论当中，有些建立在一个假设上：中英两国的热络此时才开始，是习近平受到白宫冷遇，到英国得到找补；而英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谈人权，抛弃传统盟友美国，向中国弯腰示好叩头，完全丧失了贵族风范。 批评不能说不对。但与事实有差异。一是英国与中国的热络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原因是英国在2008年之后遭遇了二战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英国从银行到企业纷纷陷入前所未有的冲击，寻求破产保护、倒闭甚至清算的百年老店或巨型连锁店为数不少。英国头上两大块乌云聚集：一是就业不足，2011年英国失业人数上升至257万，失业率高达8.1%，创下自1994年秋天以来最高峰值。自从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关系以来，英国经济增速上升，失业率下降，2014年年中失业率曾降到6.1%。二是福利系统受到极大压力。英国自1948年建成全民医保系统以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构建了从摇篮到坟墓全保障的福利国家。2008年之后不得不降低福利，推迟国民的退休年龄，2014年公布的新方案，预定每年推迟6个月，到2040年达成69岁退休，被称为世界上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 财务大臣奥斯本曾亲去中国，欢迎中国到英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08年中国对英投资约8.4亿美金，2014年底已增长到124亿美金，增长15倍，进入中国海外投资接收国的前十名，超过中国对德法两国投资总和。英国对中国的投资大概是185亿左右。现在英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实际投资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中国是英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前9个月在中国与欧洲主要伙伴贸易额同比都是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中英双边贸易额为580亿美元，基本保持稳定。 以上数据及中英经济关系发展轨迹证明，英国不是在习近平被美国冷落之后钻空子结纳北京，而是蓄谋已久。但英国并非是在中国“订单外交“攻势下第一个软化姿态的国家。习近平此次访英带去的400亿美元订单，其额度小于胡锦涛2010年访美带去的450亿美元。那一年法国也得到胡锦涛带去的200多亿巨额订单。美国虽然并未因此放弃批评中国的人权，但政界的亲北京力量一直很强大。法国确实看在”大订单“的面子上，在人权问题上收声。 虚拟话题：英国放弃了人权等道义责任 这次习近平访英，英中会谈重心就是经济合作，人权话题被放置非常次要的位置，更像是应付舆论的象征性程序。因此舆论一片指责：英国放弃了人权等道义责任。 这其实是一个虚拟话题。早在中世纪，英国人就以商立国，最善于发现机会并拓展商机。《大宪章》之缘起，就是为了纳税这一个金钱话题，“无代表不纳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由此奠基。《国富论》及现代经济学、《人口原理》均产生于英国而非其他国家，自有文化渊源。 中国知识人大都会背诵“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只有少数人知道此话出自19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Britain has no permanent friends, nor permanent enemies. She ha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此话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精神。二战之后，因为人权宣言诞生，美国等高扬国际道义大旗，英国不再公开张扬这一功利主义外交主张，但在处理中东、非洲事务中仍然秉持这一主张，如今处理英中关系同样如此。除了2008年见达赖喇嘛那一次行动之外，很少见到英国愿意触碰人权、民族等类议题。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英国基本没有过因为承担人权、道义责任而放弃经济利益的时候，这种批评其实是个虚拟话题。在这方面，英国不像美国，因为要承担“世界警察”这一重大责任，为世界提供秩序这一国际公共品，张扬道义是其必须。 虚假话题：英国已经衰落，贵族精神也陷入衰败，拥抱极权者，玩火玩大了。 说这是虚假话题，是因为二战之后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就是落日余晖，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大英帝国的衰落已无可挽回；但英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的政治智慧，加上知识技术传承的老本，虽然身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重负，一直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的坚定盟友关系也使它继续对国际事务发生影响。 所谓“贵族精神”，并非如许多人误解的那样，即只与同类打交道，而是教养、责任和自由。公共责任是英国贵族精神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公共责任、教养演化出的“适可而止”，以及尊重人的独立自由，至今也还是英国政治家的品性。 但是，作为一国政治家，其首要责任是对本国人民负责，因为政府就是依靠本国纳税人供养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尽国际义务，比如提供援助帮助它国脱离贫困，在必要的时候为专制国家的异议者提供政治庇护，收容难民，出动军队敉平动乱维护国际秩序。前两项，英国做得不错，后两项上，在今年叙利亚难民潮冲击欧洲之前，英国与欧洲国家并无太大区别。 英中外交，英国实际上是当成一项生意在做（中国也如此）。既然是做生意，当然要接待好客户，尤其是接待好大客户与优质客户。据英国媒体介绍，中国在英投资，双方磨合得不错，中英双方都在很认真的经营合资企业。中国也不像在非洲那样，由企业自带中国员工，而是雇佣当地人管理，劳资冲突较少。中国企业的投资由英国的经理管理，很容易符合英国的要求，比如除了使用员工，也注重培养他们自愿将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结合，不忽略他们的福利待遇。其中雇员95%都是本地人的雷士英国成为中国投资的模范企业。 有人批评北京为了讨好英国出卖国家利益。这种指责且慢发表。对于中国来说，投资英国，可获得双重好处。一是中国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机会，英国的需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高度契合；二是中国一直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在获得英国伦敦这个金融中心的平台之后，这个梦想又落实了重要的一环。在IMF当中，由于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英国的支持不起决定作用。但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出口国，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来说是必须借助的大码头。 至于英国“玩火玩大了”这说法，有点危言耸听。因为英国不会因为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放弃《大宪章》，接受所谓“中国模式”。至于影响中国接受普世价值，美国花钱花力气经营多年，至今仍然无法撼动中国的极权政治。英国很有自知之明，不会指望自己去做美国都做不成的事情。 如何评价英国政治家的行为？ 从国际主义的眼光来看，英国政治家的公共责任感有点自私。但如果从英国选民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府是对本国负责任的政府。 当年，很多冒死逃亡到英国的阿富汗孩子，英国政府给予了特殊的政治庇护，帮助他们在英国找到临时的收养家庭。这些以“政治庇护”身份留在英国的孩子，在18岁成年之后无法申请到合法的身份，大多数被遣送回国。英国政府这么“冷酷无情”，其实也是英政府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遭遇到极大困境，考虑到保障本国就业以及福利负担，不得已而为之。今年在对待叙利亚难民问题上，英国政府仍然一如以往那样冷静，亲自去挑选真正的难民接到英国，而不是像德国默克尔那样头脑发热，完全不计后果、声称接收难民无限额。对比一下如今欧盟各国身陷难民潮困境，不得不承认英国的做法正确，是一个对本国人民高度负责的民选政府。超出本国人民承受力范围的行善，必将造成灾难。 我曾写过一篇《国家责任与国际道义何者优先 ——从中国联大“7承诺与6个100项目说起》，指出一个政府的基本政治责任之一就是照顾好本国的孤寡穷苦与残疾人；照顾他国人民固然彰显道义，但实应排在照顾本国人民之后。同样道理，也可以用在评价英国政府上。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2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xijinping-uk-20151023/302115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的雪泥鸿爪
我从不公开猜测中央高层政治人事方面的走势，但最近有许多新闻相继浮出水面，展现的后台活动脉络毕显。如此情状之下，不做一番分析，实在对不起这些极有价值的新闻。 中国商务部资本外逃报告六年后被突然否定 中国当局现在不仅要控制新闻，而且还会根据政治需要来否定过去曾经广为传播的一些新闻。最近就发生了数例，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还得在铺陈一番后现出其脉络。 先看商务部的否定能不能成立。我的结论是：无法成立。最先披露消息的是北京《法制晚报》2004年8月16日登载的“商务部分析资金外逃：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这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与副总理黄菊对商务部研究院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这一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 该文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梅新育博士是该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并征引了大量梅新育对这个报告的介绍，其中重点是“离岸公司为洗钱提供便利”。 中国到底有没有大量贪官携款外逃？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两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导： “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 “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只能概要说明：商务部因其是中央部委，且又宣称贪官携资外逃只是一个大研究报告当中的一部分，其可靠性自然很高。因此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提供的贪官外逃数据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2009年1月，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 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1\]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数据。这就让人产生疑问： 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逾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据梅新育本人在今年4月27日发表的一篇博文中“追述”：“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 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2\] 我仔细读了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我自己在媒体工作过，确实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道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道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政府部门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道，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信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我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我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 将消息之珠串起来的线是什么？ 商务部否定自己曾做过中国资本的报告的缘由，必须将其与最近的一系列新闻放置一起才能理出脉络。将各种消息综合来看，大概有这么几个关联因素： 第一，有关中国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最近频频见光。其中比较奇特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两次报道。3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一篇中文标题为“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3\]，这篇文章详细列举了中国新太子党――温家宝之子温云松等人如何成为私募基金行业的新宠。但比较奇特的是，4月17日，这篇报道又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4\] 这一中文标题重发一遍。我仔细核对了两篇报道的中英文全部文字，发现内容基本相同，所强调的仍然是以下几点：1、以温云松为代表的新太子党――包括李瑞环的两个儿子李振智 （George Li）与李振福（Jeffrey Li），李长春之女李彤（ Li Tong）、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前任副总理曾培炎的儿子Jeffrey Zeng等人垄断了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这个行业的审批极严格，没有权力护航，一般人无法越过这道门槛。2、为第四代领导人太子党开路的是第三代领导人的太子党，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这两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3、第三、四两代权贵家族的子弟们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无论如何，这两篇文章都不同寻常：第一，从记者掌握内幕情况之翔实来看，是有知情者在蓄意“喂料”。鉴于红色家族的活动属于平民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喂料者应当有很强的政治背景。第二，一份有公信力的国际媒体在短短20天之内，将同样内容的文章用英文中文分别刊发两遍，英文标题几乎完全相同，后一篇只少个“China”，中文标题的变化却耐人寻味：3月29日所发文章的中文标题是泛指所有太子党，而4月17日的文章标题则是“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重点指向虽然是以温云松为代表的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内的太子党，但却没漏掉江泽民与朱镕基的儿子，并指责他们做了坏榜样。 仿佛是为了拾遗补阙，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4月23日又抖出一道猛料：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之子曾伟与其妻子蒋梅于2008年花了3,240万澳元，购买了Point Piper区的著名豪宅Craig-Y-Mor，即澳洲第三昂贵的房子。\[5\]至此，江系政治巨头子弟尽皆展露风光。 上述新闻内独缺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以及多年来备受指责的李鹏之子李小鹏。加上文章列举的所谓可能的“利益受损者”是老一辈太子党――即第一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的后裔，再考虑到此刻正是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以及红色贵族的活动在中国是平民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非政治圈内人不可能提供这类信息，有足够的理由推测，这是中共高层围绕十八大的权力布局在过招，但这招术只是意在警告对方的“点招”，而非最后杀招。 第二，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路透社4月13日发表了一篇特别报导，题目叫做“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6\]这篇报道谈了国际金融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近两年美国对本国公民的税务调查迫使瑞银分批交出部分美国客户名单。世所周知，瑞银的核心原则号称“保密，安全和谨慎”，瑞士银行的外墙上那由三把钥匙构成的商标隐喻的便是这三个原则。与司法机构分享银行客户数据，有悖瑞银沿用长达70年的保密制度，因为这会破坏富裕客户对瑞银的信任，进而是对瑞士金融业的信任。在美国持续的压力下，瑞士政府为了保全瑞银，付出的代价是近乎坚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瑞士银行业保密原则。但这还不算完，瑞银同时还面临德国的压力，隐藏在瑞士的欧盟约7,260亿瑞郎未申报纳税的资产中，德国公民的资产占了四分之一，德国对此尤为愤慨。今年2月至3月19日，德国检察机关以税务欺诈和避税行为、以及涉嫌帮助德国公民避税为由对瑞银发起两项调查。 谁会成为“十八大”权力之争的赢家？ 现在可以将上述新闻后面的线索梳理如下： 商务部否定曾做过资本外逃的研究，是因为瑞士银行保密制度被美国攻破的连锁反应。中国那些能够利用瑞士银行存款者，应当是那些具有长期在海外生活经验且拥有巨资者，其中具有留学经验的红色家族子弟最符合此项条件。有关红色家族的存在，过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传说”，但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年第4期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正式承认“红色家族”是中国新富豪当中的一支主力。他们有财产存放在海外的消息，这些年也不断见之于外国财务公司的报告。中国贪官携资本外逃现象更是早就成为民怨纠集之点，既然美国欧洲都向瑞士银行施加压力迫使其公布客户名单，中国也有可能出现这类到瑞士银行追查贪官财产的意见。怎么办？政府干脆未雨绸缪，先将这个口子堵住，声明六年来被视为权威的商务部研究报告是虚假的，这样就不用面对追查所有红色家族海外财产的压力了。 政界人士喂料给外媒披露部分太子党敛财秘辛，是为十八大权力布局预作准备。从被公布的太子党名单来看，主要是江系人马的子弟。在2009年7月涉入纳米比亚政府调查的中国威视公司腐败案的胡海峰（胡锦涛的儿子），以及臭名昭著的李鹏之子李小鹏，都已弃商从政。胡海峰的最新职务是以清华副秘书长头衔专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正厅级别。而李小鹏在华能国际公司掌舵多年之后于2008年入山西任副省长，最近传言将调湖南省任省长，已经成功筑就下一步高升入政治局的阶梯。李小鹏弃商从政可确保维护其家族利益。有人猜测这是胡锦涛为了打击江系势力而与李鹏互相交换的政治筹码。理由是李鹏与江泽民不同，没有操纵十八大的雄心。其主要心思都在其家族后代的前途，所以可做交易。通过交易，胡锦涛争取政治同盟，可极大分化江系资源，为十八大尤其是“变储”奠定更多胜算。 在中共眼中，太子党利用父辈权力敛财并非罪恶。如果成为“罪”，那只是出于权力斗争需要。目前这类“点招”在于向江系人马表示：你们子女干什么，全在我们掌握之中。这些事情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全看你们识不识趣了。 \[1\] “‘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1月19日（http://news.sohu.com/20090119/n261826852.shtml ）。 \[2\] 梅新育，“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http://meixinyu.blog.sohu.com/149464481.html。 \[3\] China: To the money born，By FT Reporters，March 29 2010（ http://www.ft.com/cms/s/0/e3e51a48-3b5d-11df-b622-00144feabdc0.html ）。 \[4\] To the money born，By FT Reporters ，2010-04-1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2216/en）。 \[5\] Jonathan Chancellor & Marika Dobbin, “Red hot market” ,Sydney Morning Herald，April 24, 2010 http://www.smh.com.au/business/red-hot-market-20100423-tj36.html \[6\] “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路透社，2010年 4月 13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CHINA-2075620100413）。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62期 ⁄ 2010年5月14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比担忧政治暴力更重要的是溯源
何清涟 自9月10日 查理·柯克Charles James Kirk被刺杀之后，美国网上言论呈两极化，对柯克的赞美与为杀手罗宾逊（Tyler James Robinson）叫好的同时并存，正如美国LIV 高尔夫明星菲尔·米克尔森（Philip Alfred Mickelson）在 X 上回应牛津学生会主席的声明时所言：“查理·柯克遇刺事件展现了人性中一些美好的一面，也暴露了一些最坏的一面，全世界对他的团结、爱戴、支持和强烈抗议令人暖心”，“他运用语言和智慧赢得辩论的能力让他们感到害怕。 ……如此多的人支持泰勒·罗宾逊的恶劣行为，让我看清了极端主义的一面，它带有道德优越感，也动摇了我对普通人的信任。” #仅从舆论观之，与2020年相比，美国左派媒体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开始担忧暴力升级。但从他们反思的内容来看，虽然看似不偏不倚地批评左右两方的暴力，但一是有意模糊左翼人物受攻击的暴力来源，更重要的是完全放弃政治暴力溯源，完全不提民主党鼓励支持及美国主流媒体正义化的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的BLM与Antifa暴力活动，是美国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正义化的起始点。 主要左媒对暴力升级的担忧回避了什么？ 《时代》周刊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9月10出版的最新一期封面为查理·柯克被杀害事件配上了“血色”滤镜，还写上了一个大大的Enough。《时代》杂志指出，美国的政治暴力事件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柯克之死可能成为让更多美国人变得激进的“催化剂”，美国的政治环境变得愈发危险。9月12日，CNN发表《查理·柯克遇害案：暴力撕裂美国政坛的最新例证》，文章对1981年以来发生的政治人物受攻击案列举了若干，附带指责川普对16事件暴徒的支持。两篇文章为美国暴力事件泛滥找到一系列因素，例如《时代》这样说，“非人性化言论的广泛使用、枪支泛滥、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机构信任的消失”，却只字未提美国历史上最暴力的2020年BLM运动是今天所有政治暴力公开化且被施暴者与支持者正义化的开端。 图片 《纽约时报》9月12日的文章在左媒中很有代表性，在《查理·柯克之死：美国离失去一切更近了一步》，作者开头写得非常正确：“自由社会的根基在于人们能参与政治而无需担心暴力。失去这一点意味着可能失去一切。查理·柯克——以及他的家人——刚刚失去了一切。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向失去一切又迈进了一步”，但接下来罗列的事实就有意一锅混煮（南希·波洛西丈夫遇袭事件是私人情感纠纷），作者说的道理也对：“但正如前面罗列的事件所揭示的：政治暴力一旦升级，绝不可能仅仅发生在你的敌对阵营。即便真能如此，那也会是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一个崩塌为最不可逆转的非自由状态的社会”。以上三篇只是类似文章的代表，这些文章完全不提美国政治公开全面暴力化之始就是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的颠倒黑白破坏美国的法治，这一事件将罪犯当英雄、将执法的美国警察全面黑化，BLM运动在全国公开号召“Defund The Police”，并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打砸抢，拆除毁坏左派认为政治不正确的历史人物的塑像，包括美国宪法的起草者、第三任美国总统杰斐逊在内。民主党管理的大城市无一不遭受大规模零元购的抢劫破坏，但民主党议长南希·波洛西女士对此从未指责，还带领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向罪犯集体下跪。民主党这种完全颠倒是非、罔顾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操作，注定血色政治必将成为美国社会的景观。如今左派媒体这种回避溯源的担忧，与其说是出自正义感，不如说来源于作者与媒体的恐惧：既然左派可以任意杀人，那么作为一个自觉与查理·柯克是辩论对手的左派人物、在左派媒体供职且小有名气的人物，极右派的Fight Back当然也可以施诸其身。 大学研究机构同样回避暴力之源：DEI系统基于受害者叙事之上 在《柯克遇刺引发对美国政治暴力升级的担忧》（2025年9月12日）这篇由三位作者共同撰写的报道，作者们力图让自己显得深刻，引用了不少研究者的陈述，提到“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以及公共话语的粗鄙化让人们几乎无法形成共识。针对左翼和右翼人物的暴力行为也已经开始不断累积”，还引用了研究公众对政治暴力接受度的学者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的说法：“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国家”。这位芝加哥政治学教授自2021年1月6日普国会山事件以来，一直定期进行民调，以衡量公众对政治暴力的态度。在佩普今年5月发表的最新调查中，近39%的民主党人认为通过武力让川普下台是合理的；与此同时，近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表示，川普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其议程的抗议活动是正当的。对此佩普表示担忧：“自从四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些研究以来，从未看过政治激进化程度以及对暴力的支持像现在这样高。” 三位记者还引用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鲁思·布劳恩斯坦女士（Ruth Braunstein）的话证明右派的暴力倾向，她认柯克这位美国右翼“关键人物”的遇害可能会激活那些一直在等待类似催化剂的团体：“右翼阵营有着组织良好且训练有素的团体，包括民兵组织，他们基本上一直在等待时机，希望被召集起来捍卫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她补充道：“只要政治领导人——包括总统以及其他任何人——稍微暗示一下这是他们需要行动的时刻，这些团体就会立即响应。”——事实早就证明，右翼这些团体并未真正伤害过社会，但左派的BLM与Antifa在2020年5月之后长达半年内的暴力活动对美国的实质性伤害这一源头，同样被这位教授“忘记”了。 完全不对美国暴力蔓延溯源，无视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成为美国左派政治暴力公开兼正义化化的起点，只是表示对暴力蔓延的担忧。这种突然出现的一致担忧，主要是这些长年宣传极左理论的文化人担心极右翼的Fight Back当中包含暗杀，他们很清楚地记得2020年那一年，为全美近万起BLM游行与数百起极度暴力辩护是媒体与左派知识人的主流。 佛家有句智慧之言： “凡人畏果，菩萨畏因”，意思是：凡人不懂因果，只在恶果报到时才害怕，而菩萨（指有大智慧的人）深知因果的规律，所以不造恶因，即使在善因的阶段也小心谨慎，以免未来招致不好的果报。这句话，#我真心希望美国的媒体业与学界人明白，与其花大力气论证右派暴力有多可怕，不如查因究果，思考美国的极左化进程中自己要负什么责任。须知，根除暴力政治来源于左派的DEI教育，这套教育奠基于受迫害者叙事之上，既是新身份政治的基础，也是美国社会暴力化的根源。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09月20日，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40365）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中国模式”是自欺欺人
面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西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有外人这样吹捧，中国的一些爱国学者，更是兴奋不已，似乎中国的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一种模式和样板。 但一些头脑清楚的中国学者，则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在台湾出的新书，书名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直截了当地说，“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取决於两点，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後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後到1987年才开始而已。同时这位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官方和学界越来越相信大政府模式，将可能带来财政危机。 中国历史学者袁伟时则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袁伟时认为，中共建政六十年，“前30年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後30年的经济开放改革，“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城市也有了相当的经济自由，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袁伟时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 中国另一位开明派学者，被称为“中文拼音之父”（主持编制国际通用中文拼音方 案）的周有光，今年已105岁高龄，但他的头脑，比那些二十多岁的中国愤青们，不知要清晰、健康多少倍。不久前他接受广东《南风窗》杂志采访时说，不存在“中国模式”。因为所谓模式，就要有别人学习、模仿你，可是，你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这位经历反右迫害，深知专制之害的老学者强调，“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中国宪政学者、“後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更是毫不客气，他批评说，“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麽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外国教授，要麽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份子，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何异？” 陈永苗比较历史说，“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後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後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哪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後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其实，中国模式的提法，跟当年吹捧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设计师一样可笑。因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发展，连共产党本身都称为“松绑”，也就是原来把中国人绑得死死的，现在松开几扣，结果中国人就爆发出这麽大的经济活力。那麽全部松绑，或原来根本不绑，中国人根本不不要任何人“设计”，谁都知道发财致富。中国现在经济起飞，就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发明，更不是什麽中国模式。而中国现在还是“双轨制”，即政治专制下经济开放，结果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如果说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袁伟时说，“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 2010年8月24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08-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俄乌战争迫使全球分工体系重组
何清涟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西方对俄的全面经济制裁迫使全球分工体系重组，对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欧盟各国打击甚大。在世界GDP前十的国家当中，只有排名第1的美国与排名第10的加拿大对外市场依赖与资源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其余八个（中国、日本、德国、印度、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国家都有严重的对外依赖，而且多是市场依赖兼资源依赖。和平年代，这种依赖没有问题，但一旦发生战争，对外依赖较强的经济体就会遇到极大问题。2月24日，为回应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对俄罗斯实行全面的金融制裁以及严厉的出口管制。这一制裁除了对俄罗斯经济、金融系统及其对尖端科技的获取产生重大影响之外，亦导致欧盟能源对俄依赖的脆断。 全球化的两大基石 全球化初起之时，只限于经济层面。经历过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美国5万左派群聚抗议的所谓“西雅图之战” （Battle in Seattle）后，美国左派从反WTO到支持全球化，从此，全球化承载的价值观随西方主要是美国左派的政治主张变化而变形。在“阿拉伯之春”后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以推广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主体的颜色革命黯然退场，加载上西方世界的两大乌托邦诉求：一是和平主义，一是基于气候变化的绿能主义。俄乌战争宣告这两大主义濒临破产，但更严重的则是全球化的两大基石——奠基于比较成本优势的国际分工体系与资本全球流动必须进行大调整，今后西方将在与俄罗斯有关联的国家与经济体当中筑起一道墙——BBC有文章说是“铁幕”，其实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因为有中国这一“中立势力”存在，是道篱笆。 全球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在于冷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一波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当时，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世界描绘了一幅与其老师亨廷顿完全不同的图景：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后一种政治制度，暗含的意思是当时还被普遍接受的白人文明最后同化所有的文明，完全否定了亨廷顿强调的“文明的冲突”，与之相伴行的是“地球村”的称呼。 经济学中的比较成本理论被应用于国际分工体系，意指：有的国家具有科技领先的技术优势，例如西方国家；有的国家具备资源优势，比如拥有丰富矿产的澳大利亚、拥有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及委内瑞拉；有的国家具备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比如中国；有的国家（拉美国家）具备单一产品的农产品生产优势，而正好邻近的国家如美国有庞大的需求，为了达到效益最大化，资本无国界，在全球自由流动，寻找成本洼地，让每个国家都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或者提供自家的廉价资源，以我之所有，满足你之所无，这样全世界都能享受到价廉物美的各种产品。在全球化的前期确实如此，从衣帽鞋食品原料，直到高科技产品，全世界各国从纽约到非洲，各阶层人们按自己消费能力，使用同一品牌产品。 国际分工体系必然形成全球产业链，而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系于资本安全，资本安全的要素是自由流动与私有产权得到尊重与保障，这是美国、欧洲等全球大资本集中之国努力让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全球化基本原则，是全球化资本安全流动的基础。 脆弱的全球产业分工被俄乌战争结束 从1990年代开始的将近20年，世界各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利益。但从2013年开始，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出现，由于产业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陷入衰败，失业剧增，不少产业工人因全球化而失业、收入下降，生活境况恶化。纽约市立大学(CUNY)客座教授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经济学家，他跟踪研究1998年至2008年间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增长变化，得出结论：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间增长了60%到70%，而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他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下降，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前者无疑与亚洲等新兴中产阶级崛起有关，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典型是发达国家蓝领工人收入停滞不前。他的研究引发了一场论战，三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戴维·奥特(David Autor)、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还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这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全球化贸易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因为上述原因，美国2016年大选，力主全球化并以关照世界各国弱势群体（本国纳税人除外）为本身政治责任的民主党败北，川普胜出。从那之后，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弱点：一场危机可能从根本上迫使消费者改变他们想要随时获得商品的期望。但疫情还未结束，2022年2月下旬爆发了俄罗斯侵乌战争，西方国家联手对俄罗斯发动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制裁，从Swift将俄罗斯踢出去，到针对俄罗斯政府及个人、企业和官员实施相关制裁，包括没收资本、银行金融资产、财富、房产等，还将西方左派的“取消文化”用之于俄罗斯的音乐、芭蕾舞、文学作品直至俄罗斯的猫与树。俄罗斯也对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制裁，包括全面禁止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日本进口食品等。制裁的目的是打击俄罗斯经济，希望促成俄罗斯卢布的崩溃和金融危机的发生。 从推倒柏林墙之后开始的全球化，终于在今年成了一道用篱笆隔开的两大类经济体，以全球化“第一推手”自任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至今仍然健在，不知他看到进行30年左右的全球化又回到全球分裂的原点，心中作何感想？ 德国与欧盟为何先陷困境？ 西方国家依仗自己的优势经济地位，过去曾对许多非洲、亚洲小国发动过经济制裁，有达到目标的，也有未达目标的，全看被制裁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 国际分工体系预设经济依赖关系重组有套“产品替代理论”，大意是：一旦某国某地的产品成本上升，资本就会追逐成本洼地，抛弃成本高的产地，寻找成本低的产地。中国制造因为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含量相对低，这些年人力、土地成本价格上涨之后，外资撤出，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东南亚、拉美等国家，证明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有较强替代性。 但欧盟各国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通过制裁脆断，一时之间无法找到替代供给者，因此受到的打击非常沉重。石油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以切断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金来源为由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实行制裁，打的当然是俄罗斯的七寸，但这一制裁对参与国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力主制裁的英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较少——英国天然气4%、原油的8%来自俄罗斯进口。美国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只占其原油进口总量的7%。欧盟的天然气进口的45%、原油进口的25%，煤炭进口45%都来自俄罗斯。对俄资源依赖度较低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支持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但依赖度较高的德国、比利时等国希望缓行。 以德国为例，天然气进口55%来自俄罗斯，德国总理、经济部长等政要纷纷公开声称，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将把德国和整个欧洲推入经济衰退。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同欧盟领导人宣布签署一项年底前美国向欧洲提供150 亿立方米（约110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协议，相当于2021年来自俄罗斯的进口量的1成。 德国的钢铁行业与化工行业都惊慌失措。例如，钢铁工业协会警告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就会停滞不前。对于钢铁公司总裁Hans Jürgen Kerkhoff来说，西方实施的禁运和俄罗斯方面的供应冻结都将是“强制关闭”。以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为支柱的德国钢铁业是欧盟最大的制造商，也是全球第八大生产商。这里生产的钢材是许多其他产品的基础材料。如果没有钢材，建筑、金属和电气行业、汽车行业以及许多供应商也会出现重大问题。Kerkhoff说，存在“生产中断、短期工作和可能失业”的风险。化工行业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与其他行业不同。化工行业只有4%的所需天然气可以在短期内被替代。如果只看过程热量，它甚至只有百分之一，这就是德国希望不切断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主要原因。 全球分工体系重组还刚刚开始，对于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发达工业国家，要想保住这两者的稳定，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地球村正在多极化，对俄发动的全面制裁，对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本流动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少数人预知到其严重性。仍然试图承担世界领导者任务的美国拜登政府对此显然准备不足，这种准备不足在最近拜登班子对外讲话的不停改变调门与说法就可以看出。 （原载大纪元，2022年3月2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3/29/n1368193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
当约翰．保罗二世最後一次呼吸，阖上双眼之後， 20世纪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20世纪是人类最灾难深重的一百年：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兴起，共产主义蔓延全球，多达一亿三千万人丧生。在20世纪後半叶，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26年，他高举著十字架，勇敢地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道德之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威尔（George Will）说，27年前当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烟，表示新教宗产生时，其实“就是冷战结束的开始”。 1978年，梵蒂冈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人教宗。这位新教宗第一次用意大利语向梵蒂冈广场的人群演讲时说，“如果我（语法）错了，你们纠正我。”但随後的26年，却是他在道德层面上纠正整个人类，而且首先是从他的祖国、被共产奴役的波兰开始。 以揭出“水门事件”而闻名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与人合写的《教宗》（His Holiness）一书中，详细记述了1979年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的经过。当时的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反对，并预测说：“教会早晚会掐住我们脖子，把我们窒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则警告说，不要低估教宗的“潜在威胁”。但波共领导人最後还是同意了教宗来访，因波兰人口95％以上是天主教徒，如果拒绝波兰人的教宗回国访问，激怒教徒的话，更不利共产党的统治。但波兰政府做了严密防范，不仅限制媒体报道和教宗行程，还对出席教宗弥撒的人，用入场卷控制。 教宗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全国所有教堂的钟声同步响起，向教宗祝福的声音回荡整个波兰。 虽然政府用入场卷控制人数，但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仍聚集了黑压压的40万人。那是一个完全超出波共当局预料的场面：几十万人，不是像以往共产集会那样高举拳头，而是举起木制的小十字架，高喊著“我们要上帝，我们要上帝！”教宗在演讲中说，“从人类历史上排除耶稣，是反人类的原罪”，并直接挑战无神论的共产党说，“领导波兰明天的是耶稣！”全场万众欢呼，连续鼓掌10分钟之久。这种复苏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个波兰。在随後几天，有一千三百万人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占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 教宗在演讲时，总是提醒波兰以及所有共产世界的人“不要畏惧”（Be not afraid）。这不仅震憾了波兰，也影响到周边国家。立陶宛三国有大批民众赶到波兰边境，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教宗演讲的电视；很多苏联人则利用芬兰电视收看教宗活动。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於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界线。 一位波兰地下反抗运动领导人说，看到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教宗，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波兰的反抗运动，必须和教会联手，得到教宗的支持和庇护。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正准备竞选总统的里根，也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场面时，被感动得流泪，他更强烈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美国和苏联，还有教廷这“第三个superpower”，美国应和教宗联手，从波兰开始，铲除共产邪恶。 教宗返回梵蒂冈後，一位神秘客人马上来访，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凯西（Bill Casey）。这是一种奇妙的会晤，一个是“光明之子”（prince of light），一个被称为“黑暗之子”（prince of darkness）。凯西带来了美国卫星拍下的教宗在波兰演讲的照片：在那人山人海的画面里，只有中间一个小亮点，就是身穿白袍的教宗。在随後几年中，凯西和教宗见面15次之多，向教宗提供了各种关於波兰的情报。 凯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是里根总统最信任的内阁成员之一。在八十年代执政八年的里根总统，也是虔诚基督徒，他和教宗见过七次面，建立很多共识：都认为有道德责任结束共产邪恶，里根曾公开抨击苏联是“邪恶帝国”；都认为波兰团结工会和其领袖、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上帝拣选了他们，从波兰开始来结束共产主义。除此之外，教宗和里根两人都遭枪击（前後差6个星期），子弹都距心脏很近，两人都认为是上帝让他们幸存，来完成结束共产主义的使命。美国专栏作家威尔说，1981年三个世界级人物被刺（里根，教宗，埃及总统萨达特），如果遇难的不仅仅是萨达特，那麽人类历史将改写。 第一届里根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像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中情报局长等，都是天主教徒。他们都像里根一样，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是纳粹的继续；应联合教廷，首先把波兰从共产轨道中拽出来。教廷和美国全力支持团结工会，美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援助，包括印刷机，传真机，纸张，复印机等，从而使波兰有了1,600种地下报刊（有10万波兰人参与）。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梵蒂冈的电台，也全力配合。据伯恩斯坦的书披露，当时美国说服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兰人提供援助，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还向波兰人播放暗号，告诉他们到哪里提取援助物质，虽然这样做违反美国的法律。 “团结工会”高潮时发展到一千万人规模（波兰人口当时3700万），是波兰共产党员数量的四倍。在瓦文萨领导工人罢工时，船厂大门上挂的是教宗的画像。在波共当局终於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并与之签协议时，在媒体聚光灯前，瓦文萨拿出一个大型号的笔签字，它是教宗送的，上面有保罗二世的画像。随後瓦文萨去梵蒂冈，受到英雄般的接待，并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为他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留下了“伏笔”。 面对波兰要变天，克里姆林宫急了，一再催促波共镇压，实施戒严。当时波共总书记卡尼亚和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被叫去莫斯科时，雅鲁泽尔斯基担心有去无回，交待自己的一位将军朋友照顾他的妻儿。他带了一把手枪，一枚手榴弹，里面放了自杀用的毒气。当时苏联在波兰边境集结了17个师的部队，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对付匈牙利和捷克的。 两位波共领导人回到华沙後，被认为软弱的卡尼亚遭免职，雅鲁泽尔斯基被任命为总理，随後全国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200多名领导人被逮捕。在波兰陷入最黑暗的时刻，罗马教宗又在1983和87年两次去波兰，从精神和信仰上鼓励波兰人。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他强硬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人民权利，恢复团结工会。正是教宗的访问，使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恢复了勇气。教宗明确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当时这样的乐观预测令波兰的异议知识份子们相当吃惊。 也许是天意，在27个月中，苏共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平均9个月死一个），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了苏共总书记，他不像前任那样热衷用武力干预卫星国的内政。 处於困境的雅鲁泽尔斯基，只好去梵蒂冈找教宗，承认共产党已失去波兰人民的支持，寻求教宗帮助，使波兰平稳转型。於是，在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整整10年零2天之後的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中国六四屠杀那天，波兰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开放的262个国会席位中，团结工会一下子赢得261席。於是团结工会出面组阁；在随後的大选中，天主教徒瓦文萨当选了民主波兰的首位总统。 瓦文萨当时就感叹说，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後，瓦文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评估说，促成波兰共产党垮台的功劳，“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曾经轻蔑地说，“教宗？他有多少个军团？”今天，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那些排24个小时的队，等待看望教宗最後一面（平均每人不到10秒钟）的几百万民众，那些被电视屏幕粘住了一个多星期的世界各地的亿万观众，最有力地回答了斯大林，他们都是教宗的“军团”！ 作为罗马教廷历史上第264个教宗，保罗二世为什麽要如此这般直接承担结束共产主义的责任？他虔诚的基督信仰当然是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和他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他出生在波兰，经历了被称为“孪生邪恶”的纳粹和共产主义；虽然他曾是演员，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拿过两个博士，但他却不是从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知识份子编辑的教课书上，而是从个人直接的生命体验中，用来自上帝（圣经）的道德标准，辨识了善和恶。他认为信仰是改变人心的根本。 约翰保罗二世接掌梵蒂冈时，基督教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享受主义，物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潮流，弥漫整个世界。教宗在知识人们高喊著“上帝已死”的大潮中，毅然承担起“上帝守门人”的责任，在那个只有109亩、占地20多条街的梵蒂冈，向全球举起了道德的火炬，去照亮人心。在26年期间，教宗访问了全球129个国家，传播福音，抵抗这种“世俗的潮流”。他是语言天才，通晓英、法，德、俄、意大利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立陶宛语等11门语言，还学会用其他100种各国语言说几句问候和布道的话；语言是不同的，但上帝的声音是一样的。 这位教宗曾悲愤地说，从启蒙运动，尼采，弗洛伊德，到马克思，“20世纪被错误的预言家和导师主导，使人们没有能力分清对错。”其中最大的危险是“道德相对主义”，即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各行其事。上帝给人的生命不再被视为是神圣的，而是强调“生命的质量”；对那些质量不高的，就可以被以各种名义结束。正是这种逻辑，使那些精神病人、同性恋者、脑伤残者，那些被视为“生命质量”不高的七万人，成为第一批被德国纳粹送进毒气室的人。希特勒的大屠杀，就是从这种对生命的看法开始的。 面对这种反生命的潮流，教宗坚定地固守底线，绝不让步，清晰明确地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反对女权主义、消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教宗被视为保守、固执、守旧、不能“与时共进”。即使在他去世之後，美国左派媒体《纽约时报》发表的三个整版的教宗专题报导中，竟有一半篇幅批评他的“训词”内容，甚至说他去很多个国家布道，是浪费资金，应该把这些钱捐给第三世界的穷人。这种对拯救灵魂的价值毫不领会的报导表明，在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的今天，西方左派正越来越成为对抗上帝的主要力量。 教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无论左翼的世界怎麽攻击，无论教廷内部妥协的声音有多大，他都绝不让步。即使在遭到枪击後，健康开始下降，生命的晚年，又患多种疾病，做了几次手术，步覆维艰的时刻，他仍倔强地高举著道德的火炬，绝不放松。 保罗二世在波兰上中学时，喜欢踢足球，但他不是前锋，也不是後卫，而是“守门员”。也许是从那时就训练出来的意志，在後来人生的赛场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守门员，死死地守住了信仰的大门。今天，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道德”的呼声，就是对保罗二世这位“守门员”的喝彩声！ 2005年4月7日於纽约 原载《观察》 2005-04-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
桑兰要来美国打官司，索赔18亿美元！这成为中国媒体上的热门新闻。因桑兰是名人，1998年她17岁时代表中国体操队参加纽约“友好运动会”而摔伤，胸部以下瘫痪。当年这个事件被广泛报导，桑兰获巨大同情，後来她在中国获很多名誉头衔，并主持电视节目等，成为名人。她这次告美国五家机构和三位个人，索赔超过100亿人民币的天价。名人，高索赔，跨国官司，又是告美国，都是小报炒作的绝佳题材，网路更是争相转载，迅速炒成“焦点”。 但如果对美国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并读过桑兰的英文诉状（曼哈顿法院已报导）以及她丈夫、代理律师等的言论，基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案子桑兰不仅打不赢，还会赔进她的“形象”∶一个原来令人同情的伤残女孩，变成贪婪、不择手段、恩将仇报的丑妇。这可从六个方面来看∶ 第一，避实就虚，故弄玄虚。 桑兰提出诉讼的主要理由，是在纽约运动会上做跳马翻转动作时，因有罗马尼亚教练挪下面的垫子，使她受“干扰”而失控，一头触地造成伤残。但当时中国体委就此开过新闻发布会“辟谣”。媒体报导说，中国体操协会主席张建“对天发誓”说，当时在场的只有中国队教练，没有其他国家的教练；桑兰的话是因受伤太重，大脑出现幻觉。 中国体委出於政治或自我保护的原因，不是没有可能牺牲桑兰的利益而弄出一个说法。如果说当时桑兰年龄还小，一切服从了国家的要求，那麽在她已经成人的过去这十多年来，为什麽一直都没有公开反驳过国家体操协会的说法呢？而且这次要提告，应该首先告国家体委呵。 桑兰这次隐约说，是国家体委有人不让说。那麽已事隔13年，如果她寻求真相，应该首先说出真情（如果有的话），到底是谁不让说？谁在“封口”？ 明显的是，她不敢告中国国家体委、国家体操协会，就想拿民主的美国开刀。换句话说，跟没法讲理的地方（或人），她选择退却；而跟她认为可以讲理的地方和人，就想欺负文明的地方、文明的人。虽然文明人有时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让他们得点小利，但在原则问题上，靠泼皮式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在文明社会获得真正的胜利。 桑兰明确说，当时是一个罗马尼亚教练“擅自”撤跳马下的垫子。但这种说法似不合常识逻辑，其他国家的教练，怎麽能去管中国运动员的事？当时桑兰不是在正式比赛，而是在赛前试跳中。她在空中翻转的瞬间，当然不可能辨认出是哪国教练，只能事後别人告诉她。那麽是谁告诉的，有没有事实证据？ 桑兰既然确定是罗马尼亚教练，还知道叫“贝鲁”（是罗马尼亚著名教练），那为什麽不去找这个“贝鲁”取证？在桑兰的诉状中，没有任何去寻找、查问这个重要“当事人”的内容。而且她这次到美国提告，也没有告这个罗马尼亚教练。如果桑兰的“垫子被挪动导致摔伤”的说法成立，那麽对於两个关键的环节——罗马尼亚教练和“封口”的中国体操协会——她都回避、没告，却只告纽约运动会主办者、保险公司和两位华裔监护人等，这明显是“避实就虚”。 另外一个明显的玄虚是，在桑兰的英文诉状中，竟把那位“罗马尼亚教练”说成是美国友好运动会的“雇员”（employee）。参与比赛的各国教练，怎麽成了美国运动会的雇员？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当时在场的所有中国教练和体委官员不都成了“美国雇员”了吗？这显然是荒唐的说法。但是，只有把罗马尼亚教练说成是美国运动会的“雇员”，那麽“贝鲁挪垫子”才能被指控为运动会“秩序混乱、管理紊乱”，才能把“责任”推到美方身上。但桑兰的诉法，到了法庭就会被戳穿，因那个罗马尼亚教练不是运动会“雇员”是显见的事实。 第二，诉讼期已过，缺乏证据。 美国和中国一样，诉讼都有时效期。中国《民法通则》等规定，诉讼时效期是二年。美国各州的情况不同，在桑兰起诉地的纽约，侵权案一般是三年，最长的是六年。桑兰起诉13年前的侵权案，明显全部都过了时效期。只从这一点，这个案子就无法打赢。美国是法治社会，不会因“名人”而有弹性，像美国体育明星，好莱坞大牌，华盛顿的政要等等，都不可能因是名人而被法庭“照顾”或成“例外”。 那麽明知“过期”了，为什麽还要诉讼？桑兰方面的解释是，他们发现了“新证据”，说期限应从“新证据”时算起。且不论这种说法能否被法庭采纳（如每个提告人都这样宣称并成立，那所谓“期限”的限制就等於不存在），那麽这个“新证据”是什麽？ 桑兰说，2008年时曾接到一位欧洲教练的信息，说他拍下了当时的画面。中国媒体在报导时说，“可惜桑兰放弃了观看”。这麽重要的证据，如果有，桑兰怎麽能放弃“观看”？桑兰对媒体说，“如果此盘录影带在我的律师那里，有些人要紧张了。”显然它不在桑兰手中，桑兰说，要通过诉讼，申请法院调取录影证据。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真有这个“录影”，欧洲教练怎麽会不拿出来？这对他能有什麽损失，只是现场画面而已，又不是他的责任。在今天的youtube时代，几分钟就可放在网上，让大家评判。为什麽要通过法庭迫使他交出？这种说法本身令人质疑，真有这个录影带吗？ 退一步讲，如果真有，美国法庭有强迫“欧洲人”交出的权力吗？对方只要一句我没有，美国法庭又能做什麽？所以，即使不谈诉期已过的问题，仅从缺乏“关键证据”这一条，这个案子也很难打赢。 第三，狮子开大口，形同敲诈。 桑兰索赔18亿美元，这样的天文数字，在中国从未有过。18亿是个多大的数字，今年初中国贸易代表团到美国采购大豆，全部交易额才18亿美元；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石油，全年获利是18亿美元。这是大国之间的国家级商贸呵。而桑兰开口就要18亿，这哪里是要认真打官司，明显是要打“媒体效应”！ 针对网上的批评，桑兰的纽约律师辩解说，“求偿金额巨大并不代表贪财”，强调桑兰的健康是不能用钱衡量的。但谁都知道，不管官司输赢，桑兰都不会从轮椅站起来，这里没有对价关系。美国当然有过巨额赔偿，但那是对当事人的每项损害累计推算的，而不是随便开价。桑兰伤残，是悲剧，但毕竟幸存了。如果一个运动员意外丧生，按桑兰律师的逻辑，打官司提出“活过来值多少钱”，难道就要索赔180亿，一千亿吗？人命无价，但蛮不讲理，就是把活人的生命变成无赖。 桑兰的英文起诉书说，“她以前既无法在中国法庭，也无法在美国法庭起诉。过去13年来她一直在中国挣扎，因没有得到合适的医疗保险，没拿到一分钱的伤残赔偿，也没有自由和资源去寻求法律公正。”但事实上，她在中国被按“公伤”对待，得到正常医疗。美国保险公司给桑兰的保险金最高额度一千万美元，并付给桑兰五万美元现金。被桑兰指控的监护人夫妇的基金会，据桑兰丈夫黄健的说法，募到17万美元，已给桑兰14万多。其馀部分用於桑兰及父母往返中国头等舱机票和桑兰北京房子的装修等。这样里外算下来，说监护人夫妇贪污桑兰的捐款，以黄健给出的数字，都恐怕很难成立。 桑兰指控美国的保险公司不负责她在中国的医疗，她必须到美国治疗，说这是“种族歧视、国籍歧视”。但熟悉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医疗保险，不要说跨国，很多连跨州都不行。在纽约买的保险，在加州看病，保险公司就不负责。而且保险金这种事情，都有详细条文标准，完全没有可能专门歧视桑兰这个外国残疾人。 桑兰的18项诉讼，每项索赔一亿美元。从常识来看，18项指控，每项的损害（如果有的话）一定不会相同，这样“均等”要价，明显说明不是从法律出发。例如，18项索赔中的最後一项，是指控监护人夫妇“侵犯桑兰隐私”等，这就索赔一亿美元？谁见过“侵犯隐私”索赔上亿的？且不说美国华人身价亿万美元的连“屈指可数”可能都谈不上，桑兰的这种要法本身，也清楚地说明，这根本不是严肃的法律诉讼，而是“炒作”！ 第四，农夫与蛇。 桑兰递交的诉讼书，虽说告美国五家机构、三位个人，但竟有一半篇幅是告她的华裔监护人刘国生、谢晓红夫妇（起诉书“事实陈述”的22段中有11段涉及这对监护人）。当然外人无法从法律角度判断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只能等法庭的审理和裁决。但从常识角度，起码有几处令人质疑∶ 首先，即使这对监护人在维护桑兰权利上没有“尽职尽责”，但他们对桑兰在运动会上受伤致残毫无责任，对他们的指控怎麽能跟运动会主办者对等篇幅呢？这明显不符合起码常理。 其次，从桑兰出事至今的过去13年间（除最近两个月外），桑兰都一直是夸赞、感谢这对监护人夫妇的，这在中国媒体上有很多报导，在谷歌可以查到。桑兰还曾跟谢晓红一起录制“随缘”这首歌，感恩她俩的“缘分”，灌制成音乐电视在中国和亚洲的MTV频道播放。2008年，桑兰说把自己仅有的两张奥运开幕式门票给了刘国生夫妇，而且把她举过的、作为纪念品的雅典奥运火炬也给了他们。这都表明，桑兰是感激这对监护人夫妇的。 去年十月，桑兰跟黄健在北京成婚，还邀谢晓红“主婚”，只因谢当时患病住院而未能成行。甚至到了今年三月，桑兰还给刘、谢夫妇写信，通告要来美，希望六月份在他们家暂住一个月。怎麽这一切在过去60天之内突然都变了呢？桑兰过去13年对监护人夫妇的夸赞和感恩都是假的？在演戏？那她太有表演才能了。如果是真的，那怎麽解释这突然的大转弯，把千恩万谢的“恩人”指控为“罪人”呢？ 而且桑兰的丈夫近日在博客上指控说，监护人夫妇的儿子曾给桑兰洗澡、买文胸，暗示桑兰曾遭猥亵。但桑兰以前怎麽没说呢？她父母第一时间就抵美，也住在谢家，如真有监护人儿子给桑兰洗澡、猥亵这回事，桑兰起码也会跟自己的父母表达呵？他的父母怎麽能容忍呢？到底有否“猥亵”，应以证据说话，由法官裁决，怎麽能在网路博客上先造舆论，用“舆论审判”？桑兰（还有她父母）在监护人的家里吃住了十个月，即使不感恩，也不能这麽“毒”吧？甚至把人家儿子的名字也在网上公布出来公开羞辱（他如今应是有妻子孩子的人了吧），这是不是太阴损了？ 对监护人的儿子，桑兰曾在文章中这样写过∶谢晓红阿姨“全家出动，不但自己亲自给我做饭做菜，还把两个儿子都叫过来陪我。”如果她曾被“猥亵”，就算由於惧怕或名誉损失等任何原因而没有公开撕破脸，但起码会由於反感，而不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监护人的儿子吧？ 至於起诉书中说桑兰被监护人夫妇“软禁”（under house arrest）更不合常理，因在美国这样自由的环境下，长达十个月之久，谁有可能“软禁”住桑兰，不让她跟外界有任何接触，而且她父母也都在身边的情况下？ 桑兰当年曾写过文章，这样描述过她的“软禁”生活∶“有一次我就要进手术室，她（指谢晓红）来晚了，急匆匆地把一串佛珠塞到我手里，後来的手术过程中我就一直握著这串佛珠。後来出院住在她家更是受到了谢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我做了一张卡片。当时我的手还很不方便，但我坚持自己做生日卡片，还在上面用五颜六色的水笔画画写字。” 这些网上都可查到的事实，令很多美国华侨认为桑兰忘恩负义，他们在网上表示，这简直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美国华文网路上的读者讨论跟帖，也几乎一面倒批评桑兰，甚至有读者表示要组成“农夫团”，替这对监护人夫妇打抱不平。 第五，新婚丈夫怎麽回事？ 这麽明显不合常理、情理，难以打赢的官司，为什麽桑兰要打？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她的新婚丈夫黄健。这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出质疑讨论∶ 首先，黄健跟桑兰的这场婚姻的动机有令人质疑之处。黄健离了婚，跟桑兰结婚後，就决定来美国打官司，索赔18亿美元。这种举动，无法不令人疑惑，黄健是为了爱情还是看到了“钱景”？像中国的另一残疾名人张海迪（也是下身瘫痪）也结婚了，但男友一直佩服、崇拜张海迪奋斗不屈的精神，他们有共同的理想精神，而且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事业上合作。但在黄健这里，结婚立刻打巨额索赔官司；即使真心爱情都会让一般人感到“不像那麽回事”。 其次，黄健在他的博客中谈这场官司时，那种对钱的看法，简直让人想到讹诈和抢匪。桑兰们要告的美国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早就解散，运动会也因资金问题十年前就停办了。但黄健却强调，友好运动会当时设了奖金，就是商业比赛，投资人是大财团，就是诉讼的对象。也就是说，谁有钱就要告谁一把。而桑兰的律师说得更直白，“是属於一种大撒网似的法律策略”。 在桑兰和黄健写给《美国中文网》的文章中明说，“我们发现，友好运动会的发起者特纳是全美数一数二的巨富”。那逻辑就是，他是“巨富”，就该敲他一笔。且不说特纳不是巨富，在美国排名一百、一千富豪，也排不到他，即使他像比尔盖茨那麽有钱，他就该、就可能被敲诈吗？桑兰黄健们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在美国“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了吗？ 他们大概根本不知道，那个当年发起友好运动会的CNN前总裁特纳，早就没落，他的公司跟时代华纳合并，也等於被人收去了。特纳在股票高涨时，一时兴起（更为了要“政治正确”的名声），说美国不交联合国经费（美国国会要求联合国改革，否则拒交会费），他来解决，捐十亿美元（不是一次给，是分许多年陆续捐）。但後来不仅股市大跌，CNN也不在他手里了，他根本拿不出钱。他如今既不是巨富，更没影响力，一个快被美国忘记的边缘人而已（去开饭馆了）。但在黄健那里，还以为这个特纳有油水可榨，就要敲他一把。 而对监护人夫妇，黄健在博客中更荒谬透顶，他愤恨地说，“你们号称亿万富翁，可是你们只是让桑兰在你们家里住了10个月！说恩人，你们不配！”还强调“都是同胞，你们拒绝什麽？” 即使刘国生、谢晓虹夫妇真是亿万富翁，难道他们就得让桑兰在他们家住十年、住一辈子？这种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痞子逻辑，在当今中国都早已被唾弃，而这个只有三十几岁的黄健的思维，真不知是在什麽恶劣的环境下，被毒化到如此恐龙的地步。 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泉涌相报。桑兰黄健不仅不是报答，居然认为监护人帮助的不够，就因为他们太有钱，就必须帮助更多。更荒唐的是，用“同胞”就得帮“同胞”这种藉口。难道美国华人就应该因为是同胞就得把全中国的瘫痪都养起来？今天的中国名人桑兰，加上招摇比桑兰更富有的黄健，要不要把中国那数不清的、远比他们贫困的人们，尤其是瘫痪的，全管起来？要不要把黄健那号称祖上留下来的北京四合院，腾出来给那些看不起病的瘫痪孩子们？ 桑兰黄健，不仅是以怨报德，而且他们的思维逻辑，更是荒谬到天边了！ 另外，黄健在博客上对监护人的谩駡口气，更可用地痞流氓来形容∶“臭不要脸，但是别这麽臭不要脸，你会写是吧？你是弱者是吧？”“谢晓虹的儿子薛伟森，当年桑兰17岁，帮她洗澡，并给她买胸罩，你XX你什麽行为，你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你干的是人事麽？”“谢晓虹你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让桑兰一个弱小的幼女和她父母和你大儿子、小儿子、女儿生活在一个环境内，你儿子用这种色X的方法，你恶心吗，你有脸说你是恩人吗？我不告死你，让你们丫流氓横行？牛X让你大儿子薛伟森娶她啊？” 我真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泼妇这麽駡街人们听不听得下去。而能写成文字，撒在网上，天呢！桑兰嫁给这麽一个低劣的家伙，而且跟这种品行的人一起，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开血盆大口，这不仅让人怀疑她的智商，简直让人质疑她本人的品行。黄健称摔伤时的桑兰是“幼女”。到底是17岁的桑兰是“幼女”（不懂得不可以让男人给洗澡），还是黄健是个完全没教养的“幼男”？所以才有这种不像成人的言行？ 第六，海明的炒作。 但即使黄健和桑兰的心态有残疾，如果没有海明这个纽约华人律师，事情也不会闹成这样。这位桑兰的代理律师才更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好好关注的典型案例。炒作手段之低劣自不必说，其展示的那种带著典型的“非正常社会”教育出来的“非文明人”的思维方式，才更可怕。 他以前就这麽炒作过，曾代理纽约开美容店的女老板等，状告美国电视CNN所谓“辱华”事件，索赔13亿美元！理由是他们代表13亿中国人，要CNN赔偿每人一美元。当时就有很多中国人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授权，凭什麽就被海明们强行“代表”了？ 但案子根本没开庭，海明就撤案了。理由是CNN来信“道歉”了。事实上，CNN的回信，说对其评论在中国人中引起争议表示遗憾（regret）。新闻媒体的律师发出的这种例行公事的信，简直和路边的垃圾桶一样多。即使表示抱歉，也是指他们的评论“在中国人中引起争论”一事，而不是CNN的言论本身。海明当然明白这种信的性质。但因为他早就清楚这个官司根本不可能打赢，甚至都到不了开庭那一步。所以有CNN这封信，就马上借“台阶”撤案了（不要那巨额13亿了），反正代理13亿中国人告美国媒体，已被广泛报导，海明已“出名”了。 有细心人从网上查到海明代理状告CNN的卷宗资料（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案件名录），其中明白显示，海明代理案子的索赔额是999.9万美元，根本不是海明在媒体上渲染的13亿美元。为什麽在数字上造假？因为按纽约法律，这类案件的最高索赔限额是一千万美元。这位细心人评论说，“身为律师的海明居然造假，将索赔金额放大130倍，忽悠中国民众。”如此作为，是什麽品德？如此律师，谁敢信赖？ 海明网页还刊有他的一组业务照，文字说明是“审讯高盛集团副总裁”。海明不是美国警察，他怎麽有权“审讯”他人？还有照片下面说是“美国国会为海明颁奖”。是国会哪个机构颁奖？是什麽奖？这些都明显给人夸大其辞、甚至唬人的感觉。 这次海明夸口说，为桑兰组织了有华裔、犹太裔、日尔曼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印度裔、及非洲裔律师的“联合国军团”来打这场官司。这种漫天“海口”不知还能不能唬住中国人，敢在海外华人世界如此咋呼，实在有胆。 这种“忽悠”做法，也遭到被告刘、谢夫妇的律师莫虎（曾任纽约警察局副局长）的批评，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美国做了35年律师，还从未见过律师拿著诉讼站在法庭的门口给新闻记者拍照，这到底是为桑兰打官司还是为海明打官司？到底是争取谁的利益？” 了解美国诉讼程序的莫虎律师还指出，“在美国付350美金都可以去法院登记”，并举例说，当年海明代理告CNN索赔13亿轰动一时，但三个月就撤诉，只花了350美金就制造了免费广告。 由此可见，这次桑兰索赔“18亿”，很可能就是海明律师的主意，因他已经这样“玩过”。有专家预测，桑兰案也可能同样结局，等炒到一定程度，海明就会找“台阶”撤案。18亿跟13亿一样，都是用来炒作的“胖大海”，使海明膨胀出虚名。但这个虚名，通过这次案件，从海内外华人的反映来看，绝不是“美名”。 结语∶ 从上述六点可以预测，这个案子不会打赢，而且在美国打这种官司，拖个五年八年也是它。到时候拿不到钱，那个黄健还会继续做桑兰的丈夫吗？到时候如果黄健一走了之，海明或许还可以继续再去忽悠其他中国人（反正初来乍到美国的新移民很多），最後损失最惨重的是桑兰。 桑兰本来作为一个17岁被意外摔成瘫痪的女孩子，十分赢得人们的惋惜、同情。再加上她摔在了美国，美国媒体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报导，使桑兰事件成为全美的新闻，为此纽约新年的著名落灯仪式都让桑兰去开启。这是无数美国名人都根本无法得到的一个特殊荣誉。它展示了美国人民的一片同情、一腔爱心。 桑兰摔残这个悲剧，由於是摔在美国这个特殊原因，得到了美、中两国超出一般的媒体关注，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那个完全由於主办机构的失误而摔残的北京奥运独舞演员刘岩所望尘莫及的）。因为那些关注，使桑兰成为名人，这样，那个因身体残疾而很难工作的女孩子，就可以通过她的名人身份，主持电视节目，做慈善大使等仅需要名声就可做的工作，既有了生活保障，更可以使她在虽然身体残疾的情况下，仍活出一个有意义、有尊严的人生。 而这场官司一打，桑兰形象严重受损。人生是残酷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历史将不给你机会去弥补这种重大损失。且不说桑兰的官司打不赢，拿不到实质的金钱利益，即使能打出来养活她一辈子的钱，她的形象也和昨日是两重天了。 没有了那个惹世人怜爱的、靠个人奋斗而生存的美好形象，桑兰的价值也会和昨日完全不同。更可怕的是，在今後的生活中，桑兰明显还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可能更顺利地生活下去，她如此对待自己监护人的做法，那以後谁还敢帮她呢？帮不到她所期待的程度，反倒成了被她血盆大口诉讼的对象。只恐怕太多的人会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对那些想帮助别人的中国人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实在很难预测。 网上有人把桑兰比成南京的徐老太（她摔倒被人扶起送到医院，反咬一口，说是帮助者的责任，要人家付医疗费）。好在目前这个案子还没见到美国媒体多少报导，否则，桑兰这个得到美国高度关注、同情的女孩子，这麽翻脸恶告美国，指控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她，尤其是那些“打土豪、分田地”思维的疯话被报导出去，就不仅仅是损害她自己的名誉，而是丢中国人的脸了。难怪网上有人愤怒地调侃∶“支持桑兰，让中国人这三个字臭遍全世界！” 到那个时候，桑兰就等於是被丈夫加律师“毁容”了，从清纯美丽的、令人同情的身残女孩，变成世俗的、令人反感的心残丑妇。当然，今年桑兰已经是30岁的女人，即使对法律统统无知，即使以最基本的健康、正向的心理去思考这件事，尤其是在对待监护人的事情上，也不会恶搞到这种地步。所以她本人在这个“毁容”事件中是负有相当责任的。 桑兰黄健打这个官司，如果不撤诉，打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起诉的时候大概只是想著，反正打不赢不付钱，但大概没想到，输了的话，如果法官认为原告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无理取闹、故意骚扰被告的话，还会强行裁决原告支付被告的律师费。否则的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漫天胡告了吗？而且，他们那些指控，尤其是“猥亵”一说，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甚至可能被反告诽谤。 桑兰黄健这次起诉，还没开庭，人们就用常识裁决了∶在美国的华人，从网上评论来看，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几乎一面倒不站在桑兰一边。而在中国的一个门户网路上，几千人投票，70％说桑兰打官司是“搞笑”，选择“同情”的不到20％。 这个事件到目前来看，原告一方，从当事人到律师，全都已经在舆论形象上受挫，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桑兰。因为这之前，她是有名声，有形象的。这次等於是她在美国又重重地摔了一跤，这次摔伤的程度，虽然没法和身体致残相比，但要恢复恐怕也有相当难度了。 桑兰最近在北京公开表示，“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我因为这个事情，名声毁了，也在所不惜。”只怕她要“惜”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2011年5月10日於美国 2011-05-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共和党大胜！奥巴马被“彻底击败”
11月4日的美国国会改选，共和党赢得压倒性胜利！不仅保住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而且夺回了参议院。从目前计票结果看，共和党至少赢得53席，从而成为参院的多数党！ 美国有100名联邦参议员，任期六年，每次改选三分之一，以保持参院运作的连续和稳定性；435名联邦众议员每两年改选一次。两者都可连选连任，没有任期限制。 这次参院改选36席，选前共和党是少数党，只有45席，现增至53席。另有1席也会被共和党赢得，总数将达54席。等于把选前的民主党55席、共和党45席的局面几乎颠倒了过来！ 这“另外一席”是在路易安那州，该州选举结果∶民主党候选人拿到42%，对手共和党拿到41%，茶党候选人14%。按该州规定，首轮得票率无人过半，就要举行第二轮选举。茶党候选人的票在第二轮选举时多是共和党候选人的，所以这个席位基本可确定是共和党的（12月6日第二轮选举）。 这次参议员选举，令人瞩目的是布什内阁的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的丈夫、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在肯塔基州的选情。他已是五届参议员（近30年），这次寻求连任，受到民主党候选人的强力挑战。最后这位老将以56%比41%击败对手，连任第六届，成为美国任期最长的参议员之一。由于共和党成为多数党，麦康纳尔就取代了原参院多数党领袖、内华达州民主党议员里德的位置。赵小兰在选前就说，能成为参院多数党领袖的太太，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事。 这次参议员选举，北卡州最被媒体关注。上次随奥巴马总统气势而当上了民主党参议员的黑根女士（Kay Hagan），这次为保住席位，投入一亿美元的巨额广告经费（全美之最，创了记录），结果还是以47%比49%的比分败给了共和党挑战者蒂尔斯（Thom Tills）。该州还有“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候选人拿到了4%的选票。如没有这位保守派分票，蒂尔斯会赢的更多。从这点更可看出，美国的选举不是谁有大钱就可以决定的。 另外爱荷华州的选情也很戏剧性。该州参议员哈金（Tom Harkin）相当资深，当过10届20年众议员，五届30年参议员，到这届选举前（74岁）才退休。他的席位空缺竞争激烈。虽然有他这位政治老将背书，他力挺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以44%比52%输给了共和党的女将（前爱荷华州国民警卫队上校）厄恩斯特（Joni Ernst）。 堪萨斯州的选举也相当紧绷，因共和党现任参议员罗伯茨（Pat Roberts）年纪已大（已连任两次），挑战者是46岁的独立候选人、企业界大富豪奥曼（Greg Orman）。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因为奥曼其实是个自由派。两人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而保守派这边，又有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参选，等于分了罗伯茨的票（他拿到4%）。 结果关键时刻，奥巴马的副手、副总统拜登“帮”了罗伯茨。选前他接受电台访谈，脱口说出底牌∶“奥曼当选了，会是我们的人”。结果这句话被共和党拿来大做文章，广为宣传——奥曼是“假独立”“真民主党”。拜登在美国政坛是出名的“大嘴巴”，常说错话。选举结果，罗伯茨以53%比43%击败奥曼，不仅保住自己席位，也为共和党赢得参院多数做了贡献。 不管最后共和党在参院是赢53席，还是再增加路易斯安那州那一席，从原来的45席大逆转，已是大胜！ 在众院，共和党原就是多数党，有233席（民主党199席，3席空缺）。这次共和党的席位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纽约时报》说，共和党在众院至少增加10席（达243席），从而成为1940年代以来在众院拿到的最多席位。《华尔街日报》说，如共和党在众院赢14席，将是1920年代以来的最大胜利。 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失去63个众院席位，本次中期选举又输掉（至少）10席，总共失去73个席位。奥巴马成为过去64年来美国中期选举连续失去席位最多的总统！ 这次还有36个州改选州长，共和党也是获得压倒性胜利——赢了24州，使共和党在50州中拥有32个州长，民主党只有15个（有3州还没出来选举结果）。 在州长选举中，被媒体密集报导的是威斯康辛的共和党州长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他在四年内三次选州长∶四年前当选州长后，因推行削减福利、控制预算等政策而激怒了民主党，他们发动弹劾选举（recall election），结果在重选中，他再次当选。沃克成为一个指标性人物，这次民主党集全力要击败他。结果他又当选（以54比46击败民主党挑战者）。他敢于坚持原则理念，不畏左派攻击和recall等，受到保守派选民激赏。他这次连任后，呼吁他出来代表共和党2016年选总统的声音更大了。 共和党的副总统人选，这次也呼之有名，是墨西哥州的拉美裔女州长苏珊娜•马丁内斯（Susana Martinez）。她原是民主党，后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而改变成共和党保守派，她是首位当选美国州长的拉美裔。这次她以58%的比例轻松败对手而连任州长。很多保守派人士认为，她应该出来做2016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这对赢得西裔选票具重要作用。她的风格属于那种实干家、有点大姐大的泼辣劲头，也很有演讲能力。这对赢得西裔选民、女性票及底层民众可能更有吸引力。 在美国政治中，如在任总统所属的政党失去了参院或众院，这位总统就被称为“跛脚鸭”，其政治影响力大为下降。民主党上次选举输了众院，这次参院又被共和党拿去。奥巴马当任六年，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攻下。在选前，这次选举就被视为对奥巴马能力的“公投”。结果奥巴马领军的民主党大败。 连支持奥巴马的左翼《纽约时报》选後都承认，这次中期选举，酝酿的是人们对奥巴马的不满，而选举结果 “可能开启一个（对奥巴马）更深失望的时期”。《华尔街日报》在题为“一场对奥巴马的彻底击败”专论中说，“丢掉参议院后，奥巴马剩下的两年总统任期将更难熬。”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茶党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等强硬派表示，共和党掌控参院后，他们将与众议院一起行动，召开一连串听证会，调查充斥奥巴马政府的“滥权、滥用行政命令、滥用监管、无法无天”行为，阻止奥巴马政府走向社会主义，把美国重新扳回建国先贤确立的充分市场经济、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法轨道。 2014年11月4日夜于美国 2014-1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中美关系，阴转多云？
中美高峰会谈在阿根廷结束，目前中美双方进入贸易战的“停火”阶段，但今后会演变成什么结果，是“再战”，还是“休战”，全看90天谈判期限内双方能否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具体协议。 一、阿根廷会谈，中美走到了哪一步？ 中美高峰会谈结束后，双方似乎都表示满意。但是，究竟这次会面谈出了什么结果，关心时事的国内外华人读者可能获得了完全不同的信息，这取决于他们看的是什么媒体，如果看的是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所能看到的都是空泛的原则性表述。同样地，在国内外无数的微信群里，因为引用消息的来源不同，不同群里传播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总的来说，关于这次峰会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内容，有“两个不一样”，即双方声明内容不一样，中国的内宣媒体与外宣媒体不一样。而就在这“两个不一样”里，可以发现中美两国政府的谈判策略以及这次贸易战“停火”的真相。 国外媒体普遍注意到，这次会谈后中美双方发表的官方声明内容不一样。白宫的声明具体详列了双方同意采取的行动，而中国的声明，包括外长王毅会谈结束当天在中外记者会上的介绍，只强调两国停止互相加征新的关税，以及中方愿意对美国扩大进口。而中方的声明未曾提到的，恰恰是这次协议的关键点，即中美双方同意立即开始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等问题的谈判，如果这些谈判在三个月之内未见成效，美国仍将加征关税。 直到会谈结束两天后，中国的国内宣传官媒仍然采用外交部口径的说法，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都没有点出与90天谈判期限相关的问题。只有外宣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和《多维新闻网》海外版对此加以说明。但是，国内读者用百度搜索，却看不到《多维新闻网》海外版的内容。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信号发布了白宫的中英文版声明，但此帖文在国内被官方禁止转发。显然，北京当局不希望国内民众了解这次中美高峰会谈的关键内容。 二、为什么知识产权问题才是这次谈判的关键点？ 几个月前中美就双边贸易关系开始谈判时，中国就提出了扩大对美进口的方案，但是，这样的方案反而使中美贸易战逐步升级。由此可见，中国扩大进口，并不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美国所关注的，其实是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问题，而中国在这次阿根廷高峰会谈之前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一系列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做法。所以，能否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破冰，实际上是这次会谈能否成功的关键。 所谓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不仅是对技术、专利的侵夺，而且也是对美国企业智慧财产受益权的违法占有，其手段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盗窃企业技术机密、网络入侵和偷窃等。中国早已于1985年3月19日签字成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成员国，本应用国内法规制裁侵犯外国企业知识产权的任何行为，但过去多年来，中国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活动事实上却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资助。这些活动已经造成了美国企业的巨额经济损失，更剥夺了美国企业收回风险投资成本的机会和它们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近，随着《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出台，中国政府和企业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活动日益活跃，令美国和发达国家倍感担忧。中国通过真正的自主研发来实现产业升级，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通过侵犯知识产权来实现产业升级，既违背了国际公约，也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律。不久前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的三大芯片基地之一福建晋华公司的起诉，就是美国对侵犯知识产权活动的一次反击。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许多国际媒体的注意力都是美中双方加征关税的范围、数量之多少，因为那是企业界极度关心的话题。其实，对美国行政当局来说，关税始终是手段，而中国拒谈的知识产权话题才是目标。中美阿根廷高峰会谈的最大看点就在于，中国终止了对这个拒谈话题的左右闪避，把美国关心的关键问题摆上了谈判桌面；也就是说，中国事实上默认了侵犯知识产权活动的存在，从现在开始，愿意与美国具体讨论解决相关问题。在这方面，承诺停止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其实只是一句话的事，无需反复讨论磋商；真正要谈判的，是如何建立双方认可的监测机制，防止此类活动再度发生，这就是90天“停火期”内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因为中国改而采取合作态度，这次的白宫声明给北京留了余地，没有提到“盗窃知识产权”这样的字眼。其实，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关于双方会谈内容报导的“两个不一样”的真正原因：北京当局不希望侵犯知识产权的历史成为国内民众的关注点。 三、川普落入“陷阱”？ 然而，这次阿根廷高峰会谈的议定内容究竟会否落空，也有人表示了疑虑。例如，《华尔街日报》今天报导，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瑞奇（Peter Morici）表示，川普与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掉进了同样的陷阱，他将听到更多的老生常谈和承诺，但看到的结果非常少。 北京是否会再演“拖字诀”，目前无人知道，但可从一些侧面略加分析。首先，北京依然面临巨大压力。在这次会谈中，中国同意撤销了对美关税，而美国则保留了目前已经加征的10%关税，90天后，如果在侵犯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再度加征更多关税。中国政府同意这一安排，这表明，北京现在意识到，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已经躲不了、绕不开了，只有直接面对；同时，停止侵犯知识产权，中国经济不会因此立刻受到重大打击，只是产业升级的速度放慢而已，但如果拒绝就阻止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会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高额关税，那么中国将不但失去美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且因外企大批转移他国而面临严重经济困境。 其次，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十天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率领由30名中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这一姿态似乎表明，北京可能会比较认真地开展谈判，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信号，北京开始转向对川普的正面评价。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在阿根廷中美峰会结束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特朗普是中美避免终极对抗的最大稳定器”。此文列举了川普的三大优点，第一，他是“所有美国总统里最超脱党派差异及意识形态束缚的总统”；第二，他“非常讲究内部话语权平衡，注重权益的分配，懂得专业化管理幕僚”；第三，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长时间和中国打架，也不会长时间跟中国友好……贸易战只是他向中国‘找茬’，向中国讨价要价、做生意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一夜之间，仿佛川普已经变了一个人。 90天并不长，稍加等待，就能看到，中美关系的天气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大纪元2018年12月04日3:10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2/3/n1088888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国近现代三次精英出走的原因
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时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清末精英的出走与废科举有关。自从唐朝开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管道以来，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激励机制，“白衣卿相”成为政治美谈。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旧管道已废，新管道还待形成。从清中叶以来形成的文士过剩现象至此更形严重。一个政权如果无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导致大批精英对政权的精神出走。这种出走由于“反满兴汉”而被赋予合法性，最终导致精英的反叛，以中产阶层、知识精英与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集团，成为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乃至后来国民革命的主体。这一社会鼎革时期，曾在20余年之内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会上升机会，出身底层的精英除了牺牲者之外，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栋梁，少部分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成为共产革命的主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国又有一次候补精英大出走的潮流。当时中国公私并举，在现代大学及中专教育已经成型。但由于战乱绵延等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不足以吸纳每年毕业的学子（军校除外）。从当时的许多文献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时进入公务员系统也需要请托门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将自己的学历当作一份体面的嫁妆。不少寒门出身的学子只能回到家乡谋求中小学教职或在大城市边缘性就业。到了40年代情形更为恶化，赵丹等人主演的进步电影《十字街头》、《桃李劫》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青年学子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寻找出路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大批录用了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上述知识者既是后来中共的建设人才，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承接上世纪90年代无就业增长之势，形成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之局。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与民国政府30－40年代一样，成了家世的竞争。对于大多数小城市及农村青年来说，一职难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学费上涨而成为中国背负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学校却已经不能成为 “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对中国现政权与社会发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还有另一类蔚然成风的出走，即精英的移民。这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出走。今年6月份中国有两项调查揭示了这种精英出走现象。一是新浪网发布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二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国内媒体称为“精英集体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由于收入下降、无力养老等，中产阶层的焦虑感日渐加深，这种精英出走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前现代小农经济的中国，还是现代化早期的民国，抑或初步完成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会革故鼎新之时短暂出现，更多的时期则处于社会无法吸纳精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还会出现。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1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1/elite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采访曹长青∶陈光诚赴美 中共是最大输家
著名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就引全球高度关注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陈光诚现已被允许全家来美国一事，在接受本台记者静汝的采访中指出，陈光诚在与中共勇敢的抗争中，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尊重。陈光诚被允许去美国也表明了美国帮助受迫害者获得应有的保护和自由的普世价值赢了。下面是本台记者对曹长青先生的采访。 记者∶陈光诚被允许“全家去美国”成为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那麽在这个事件中，谁是最大的输家？ 曹长青∶最大输家是中共当局。陈光诚事件得到全球媒体密集、广泛的报道，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其密集程度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的第一次。 报道不仅密集，而且舆论倾向一面倒，全是同情陈光诚。因为一个政府这样迫害一个盲人，对西方人来说无法容忍。这种一面倒同情陈光诚，一面倒对中国政府的做法的反感、厌恶和批评，都对中共形像造成重创。 中国政府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树了广告牌，想改变它的形像，我看它竖一万块广告也没法抵消这次全球性报道对北京形像的杀伤。 另外，一个被判刑，毒打，控制在家的盲人，不仅成gong出逃，最后还能全家去美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个信号很简单，在跟共产党的搏斗中，陈光诚赢了！中共当然是最大的输家。 记者∶你曾发表文章认为“不是陈光诚改口而是美国变卦”，那麽美国是赢家输家？ 曹长青∶奥巴马政府是第二个输家；但是美国的价值赢了。美国政府处理陈光诚事件的方式，受到媒体的广泛批评。我曾在文章推断，问题不在陈光诚改口，而是美方变卦。当初是美方主动接陈光诚进使馆，骆家辉大使是请示过国务卿希拉里并得到批准的。但后来所以发生变化，只能是比他们权力更大的奥巴马总统本人作出改变。 今天（5号）《华尔街日报》头版刊登的陈光诚事件始末的长篇报道，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我的推断∶该报从美国国务院内部得到的信息是，陈光诚进入使馆是希拉里批准的，当时奥巴马总统并不知情。国务院只是通报了国家安全议会（NSC）。后来美国跟中共谈判，在中国提出保证后让陈光诚离开使馆，很可能就是奥巴马的意思。 奥巴马政府的做法遭到媒体广泛批评，可以说是弄得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最后不得不向北京施压，促成陈光诚来美，以平息批评浪潮。所以奥巴马政府也是输家。但是，美国的价值赢了。什麽价值？就是尊重人权，保护个人，帮助受迫害者获得应有的保护和自由，这种普世价值赢了！ 记者∶对于陈光诚该不该来美国，中国异议人士中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留在国内对中国人权事业起的作用会更大，你怎麽看？ 曹长青∶我认为除了中共是输家，奥巴马政府是输家，那些原来期待并判断陈光诚留在国内、不该来美国的人，也都是输家。 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愿望。任何人，尤其身在美国已获得自由的人，更没有权利要求一个在共产党专制下的人不来美国。陈光诚本人已通过电话，向美国国会听证会明确表示，他希望全家来美国。如果不尊重陈光诚本人的意愿，连这个基本人权都不顾，你还谈什麽民主？ 至于有些民运人士和评论者强调陈光诚应留在国内，这样对民运和人权事业的影响更大等，这种思路是可怕的。这等于跟共产党一样，也是强调革命利益第一，而不是个人自由和幸福。今天我们看一个事情，首先是这个“个人”是不是获得自由，他的权利和愿望是不是得到尊重，而不是那些抽像的大词，什麽革命和民运的事业。当个人的自由都不被看重的话，哪来更高的什麽群体事业？共产党才是这种思路，为了国家、人民这种大词，大概念，群体的概念，而剥夺了个人的权利。 另外，正是因为陈光诚的勇敢反抗，成gong出逃，最后又进入美国大使馆，才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报道，赢得世人的钦佩，被视为一个英雄传奇。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包括阿拉伯世界的媒体等，都纷纷报道，被震撼和感动。所以我刚才说，空前地造成了中共恶劣人权形像在全世界的展示。没有一个人在过去二十多年，能对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做出这麽重大的独特贡献。 陈光诚这个作用达到了，并且他经历了那麽多苦难，遍体鳞伤，身心疲惫，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他的全家来到美国，享受一下自由的日子，也恢复一下健康。所以，我觉得再来批评，或要求陈光诚留在中国，这种想法不仅是错的，而且也是不人道的。我曾说，陈光诚的英雄传奇在最后他全家抵达美国时才会画上美丽的句号。现在看来这即将实现，真是令人高兴！ 记者∶国内有知名人士说，陈光诚的事情是被媒体夸大的，你怎麽看？ 曹长青∶这个我有两条回应∶首先，这说明即使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人，所知道的外部自由世界的信息也是相当有限的。他们不清楚陈光诚的四年监狱怎麽度过的；他们不知道刑满释放后他被控在家里、甚至被毒打的事实。所以看到西方媒体这样铺天盖地报道，才认为是夸大。 其次，他们更不清楚的是，西方所以密集报道，不是夸大，而是西方文明跟给那位名人洗脑的那种共产党意识形态有巨大差别。不同在哪里？西方人对个人被专制迫害充满同情，尤其是对一位盲人，这对美国这样相当关照残障人的社会和文化来说，更是不可容忍的！这就像迫害婴儿一样，是千夫所指的。 今天报道陈光诚事件的不同国家的媒体，从常识逻辑上，不存在同时都发生新闻判断错误、夸大的错误。只能是一个盲人被迫害的这个事实本身，激发、刺痛了人类的共同道德情感，刺激了那个良知的神经。所以，说陈光诚事件被夸大了，是违背事实的，被中共专制洗脑的“中国名人”是可怜的。 记者∶你谈了这麽多输家，那陈光诚事件中谁是最大的赢家？ 曹长青∶最大的赢家当然是陈光诚。他赢在敢于站起来反抗——反抗迫害，反抗把他控制在家，反抗那些毒打他的人，反抗共产当局，而勇敢出逃、追求自由，并最终赢得全家来美国这种奖赏。从山东临沂的一个村落，来到全世界最民主自由的美国，这个反差有多大？陈光诚当然是赢家。他所代表的这种勇敢精神赢了！ 另一个赢家就是帮助陈光诚逃亡的人，尤其是那位女性何培蓉等。包括海外提供帮助和声援的人，以及一切反对中共政权，同情陈光诚，期盼他们全家获得自由的中国人、美国人，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这次都是赢家。 记者∶陈光诚是个盲人，有人担心他到美国后谋生困难，你怎麽看？ 曹长青∶我觉得这是杞人忧天。陈光诚已得到纽约大学的奖学金，还做访问学者，他的生活毫无问题。在美国对盲人有相当多的福利照顾。尤其陈光诚对中国的人权事业付出这麽大牺牲，他的“胜利大逃亡”等于给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谱写了一曲赞歌，他来到美国后，会得到西方很多奖项的。美国那些盲人组织，人权协会等等的演讲邀请报酬等，都会使他的生活没有问题。 其实这种担心有一种潜在心理，就是希望陈光诚留在中国。我觉得这种想法有点残酷。他留在中国就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吗？代价是什麽？难道让他继续在家里被监控，被殴打，失去人身自由？不然的话，媒体有那麽多事情怎麽能报道他？难道让陈光诚付这个代价？ 举个例子∶像六•四屠杀中双腿被坦克压断的方政，过去在国内时，西方媒体报道过几次？除非方政也像陈光诚那样被抓，被毒打，被监视在家，才可能被广泛报道。难道你让陈光诚付出这个代价麽？从这个意义上去起作用吗？那你不是太冷血、太残忍了吗？如果真这样想，那你为什麽不回去，代替陈光诚，去山东临沂，尝尝被毒打的滋味？ 记者∶中共原来要求美国道歉，态度强硬，也不允许陈光诚离开中国。最后怎麽都妥协了呢？ 曹长青∶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最主要的是国际舆论压力。这种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我想中共高层也吓坏了，这是他们原来没想到的。陈光诚成为国际焦点新闻，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会被媒体报道，而导致中共的形像受损。共产党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国际舆论，美国又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无论从经济政治上都必须考虑跟美国的关系。而且最后不是直接从美国使馆获得政治庇护而赴美，中国也有了面子，所以北京才会迅速让步妥协，允许陈光诚全家离国。 另一个原因是，世界民主潮流和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无法控制。民间舆论在网络上形成，中共迫害一个盲人，随着他成gong逃亡，成为网络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国人同情陈光诚。中共当局等于被放到全世界媒体聚光灯下烤，烤得一片焦糊，发出臭味。允许陈光诚全家赴美，是中共没有办法下不得已的选择。 记者∶这次陈光诚一家如成gong抵美，传递一个什麽信号？说明什麽？ 曹长青∶这将向世界，尤其中国人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不管你受到多大的压制，不管你周围是多麽的黑暗，只要你心中有一份对自由的渴望，你勇敢地起来争取，就有赢的可能！ 无论在监狱四年，还是18个月被控制在家，甚至遭毒打，陈光诚都没有告饶、没有妥协、没写悔过书。我们知道的，有的著名民运人士写悔过书、歌颂中共监狱是人性化环境，谄媚狱卒，想获得当局宽大处理。而陈光诚一个盲人却没那麽做，保持了人的尊严，付出惨重代价。 陈光诚争取了，反抗了，最后赢得全家赴美的自由奖赏，这个信号给中国人强烈的启示和刺激∶一个盲人，一个身体条件非常艰难的人敢于挑战，能够成gong，为什麽我们其他人不能？这种启迪和榜样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中国人胜利在望，只要敢于反抗，就有自由的结果。所以我说，陈光诚事件，是美国价值赢了，自由价值赢了，中共输了！ 2012年5月6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收听∶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008/216736-1.asp） 2012-05-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犹太人主导美国政治吗？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大小两个外部‘魔鬼’造成的。”这是很多穆斯林知识份子、原教旨主义者热衷传播、宣扬的说法，由此把阿拉伯人的视线，从其内部的专制问题，转移到外部。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犹太人主导了美国的外交。 即使法国、德国的一些欧洲知识人，也相信这种“大小魔鬼论”，911後法国人写书说，纽约世贸大厦是犹太人和美国中情局合夥炸的，然後嫁祸给“穆斯林恐怖份子”。这样的书，居然上了法国的畅销榜。在美国武力倒萨前後，这种犹太人阴谋论，“一小撮”犹太人左右美国政治的说法更甚嚣尘上。但任何对美国的政情了解的人都清楚，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表现出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两党政治架构缺乏基本常识。 美国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在这种票选制度下，任何少数族裔都无法主导全国政治，因为没有足够的选票。据《纽约时报》今年1月22日引述的人口统计局的数字，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是西裔（拉丁美洲人），占全国人口的13％；其次是黑人，占12.7％；然後是亚裔，占2.9％。犹太人有520万，在美国近三亿人口中仅占1.9％。说这不到2％的极少数人垄断了美国政治和外交，完全不符合美国民主制度的真实。因为在民主政体下，基本上都是多数人形成的“民意”在左右著国家的内政、外交等。 当然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不同，他们人数虽少，但绝大多数处於美国的上层建筑之中，其职业多是教师、医生、律师、商人、演员、艺术家、大学教授，美国主要报刊的编辑记者中，也有很多犹太人，因而有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人确实相当影响美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但这个“影响”也不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族裔的影响，而是作为美国两党政治中的“左派”和“右派”两种不同政治理念群体的影响。 美国建国後一直实行总统选举制，以及“选举人制度”（赢者通吃），这导致美国和德国、印度、日本、以色列等实行政党比例制的国家不同，不会产生那麽多的小党，而主要是由“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根本没有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而且近年美国政情的演变趋势是，即使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翼外延的极端派，也空间越来越小，例如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对阵），极左派候选人内德才得到3.5％的选票，极右的布坎南仅拿到1.5％（美国的极左派是极右的两倍多）。美国投票的选民有一亿多，对两大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几乎是五十对五十（在选举人制统计下，布什最後仅比戈尔多几百张选票）。 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不管哪个族裔，哪种肤色，都按照两党的理念而主要分成了两大派。无论是西裔，黑人，亚裔，还是犹太人，都分成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而参与、影响美国的政治。 左翼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穷人、黑人、女性、少数族裔。而亚裔从总体上来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右翼共和党的支持者。例如，老布什和克林顿竞争总统时，克林顿赢得了除亚裔外所有少数族裔的票。亚裔偏右倾，除了由於他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以外，还因为共和党强调的个人勤劳致富、重视子女教育、家庭价值等，更为亚洲人接受。右翼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白人男性、军队、亚裔等。 犹太人是个善於经商的、最富有的少数族裔，如按上述划分，他们应属於强调市场经济的共和党，但事实恰恰相反，多数犹太人注册为民主党。上次美国大选时，戈尔得到了81％的犹太人选票，布什只拿到了19％（这和普通美国白人的五十对五十的比例相差很大）。犹太人为什麽偏爱民主党？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犹太人普遍文化水平较高，而多数知识份子，尤其是大学教授、艺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於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美国的大学教授中，90％注册为民主党；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只有20％注册为共和党。当然，犹太人中也有共和党的支持者，像美国知名的政论刊物《评论》（Commentary）不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而且属於最坚定、最清晰的一类右翼，但他们属於少数派。 在对伊战争问题上，美国两党明显态度不同。布什所属的保守派共和党中，99％支持武力倒萨。而在野的民主党，则严重意见分歧，反战拥战几乎对半。美国参议院以77对23票通过对伊动武决议，其中支持者包括全部51名共和党籍议员以及倒戈的26名民主党籍议员，可见民主党的分裂。作为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裂更加严重。因为从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铲除萨达姆政权对中东和平有利，尤其对以色列的安全有巨大好处。但从党派理念来说，犹太人又不情愿支持布什的共和党。在全国民调中，支持武力倒萨的美国人最高时达78％（反战占20％），但犹太人中支持倒萨的只有52％，低於全国一般民众支持率26个百分点。就连在铲除萨达姆，直接有利於以色列安全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上，犹太人才勉强超过一半的支持率，可想而知，犹太人不仅不是阿拉伯世界以及法德等国一些知识人所说的“一小撮”主导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阴谋力量”，而且几乎成了布什政府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反对者和阻力。因而美国有评论家说，如果以色列不是犹太人的，其他人的，尤其是其他白人政权的，那美国的犹太人可能99％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了。 多数犹太人倾向左派这种现象在以色列更为明显。以色列虽然由於实行政党比例制产生很多小党（目前有国会席位的近20个党），但主要理念也基本像美国的两大党一样，分为左派和右派，其中主要左派政党是工党，右派是现在执政的总理沙龙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而在以色列建国的1948年到1977年的长达近30年中，一直是工党连续执政，实行的类似瑞典等北欧国家那种福利社会主义政策。後来在1984年，工党和右派政党联合执政两届八年。1992年工党又赢得大选，执政了近两届七年。在以色列建国後的55年历史中，工党前後执政了长达44年，可见这个国家的左派势力有多大。直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断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後，有近800名以色列平民死於自杀炸弹，3,000多人受伤，占以色列人口近千分之一），工党致力和阿拉法特和解的政策完全失败之後，右翼政党才在大选中获胜，沙龙出任了以色列总理。因而有人说是阿拉法特把沙龙“推”上台的。 美国的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相似，左派占多数，自然支持左翼民主党的占多数。犹太人不仅是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的重要票源之一，更是该党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三分之一来自犹太人；三分之一来自被称为“左派大本营”的好莱坞。在克林顿的民主党执政时，犹太人最为扬眉吐气：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启用最多犹太人进入内阁的总统，犹太籍部长级官员包括，女国务卿奥布莱尔，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国防部长科恩，劳工部长拉宾，商业部长萨默斯（现为哈佛校长），以及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等。连克林顿性丑闻的要角、白宫实习女生莱文斯基也是犹太人。但这些犹太人被重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左派，是理念的一致导致的被重用。 虽然美国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外交政策因不同政党上台而有所变化，但美国的外交从来都以国家利益为主，而绝不是以哪个族裔的利益为重。美国历届政府，无论左派、右派，都比较支持以色列，正是出於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支持犹太人。因为任何对以色列的历史以及地缘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面积只有二万平方公里，领土最窄处只有九英哩的民主国家，处於周围敌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的包围之中。而且就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当时仅三百万人口），就遭到周围五个阿拉伯国家（一亿人口）的联合进攻，要把它赶出这个地区。这种阿拉伯国家以多欺寡、敌视、排斥以色列的政治氛围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色列建国50多年来，已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过12届总理和政府，而周围的22个成员的阿拉伯联盟，迄今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无论从价值认同上，还是历史责任上，都必须采取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帮助这个遭受过纳粹屠杀的民族拥有自己的家园，支持这个和美国一样推崇自由价值的民主国家生存下去。 今天，美国是多数犹太人不支持的保守派共和党执政。在这种现实下，倾心民主党的犹太人，产生的影响更为有限。例如布什政府提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中东地图”方案，就有向以色列施压的内容，包括要求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区修筑的居民点撤出来，而对这个方案很多犹太人不高兴。 但即使是多数犹太人支持的左翼民主党执政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一面倒向以色列。例如在启用犹太人最多的克林顿政府期间，正是美国的斡旋调解，以及向以色列施压，才有了历史性的1993年巴以和解的“奥斯陆协议”，使阿拉法特得以从黎巴嫩返回巴勒斯坦；才有後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前历史性握手；才有了2000年美国大卫营的巴以首脑和平谈判（虽然功亏一篑）。 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而独特的贡献。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以族裔来算，犹太人最多。在二战前的欧洲诺贝尔奖得主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有新闻自由，成为整个中东地区中唯一的民主国家和样板。但作为一个政治意见群体，犹太人多数持左翼观点，尤其是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美国的媒体，则对美国社会可能滑向左倾，具有负面影响作用。去年美国公开的七十年代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录音带爆出新闻，因其中有美国当今最著名的宗教家（前五位美国总统就职都由他主持宣誓仪式）葛培理（Billy Graham）和尼克松的私下谈话，其中这位保守派宗教家表示，他对左派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的现象很担忧，并感叹说，“犹太人是美国的癌症”。当然，葛培理已经为这个30年前的私下谈话而道歉。但也有评论家说，这种私下谈话，恰恰更可能是真话。从葛培理的感叹也可看出，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以及基督教人士，对左翼犹太人的观点和作用的担忧。但他们反感的是犹太人的左派立场，而不是犹太人这个族裔本身。 从上述事实来看，虽然犹太人在上层建筑领域颇具影响力，但绝不能主导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更是中产阶级主导的，因为他们的选民数量大，基座大。以左派占多数的知识份子群体在大学、媒体、好莱坞等发出的声音分贝高，引人注目，但以右翼为主的、沉默的、现实的，脚踏实地的中产阶级则用选票坚定地阻挡著左派乌托邦幻想的巨大逆流，支撑著美国的价值，支撑著自由世界的脊柱。如果以左派为主的犹太人真的成为主导美国政治的势力的话，美国就不再是美国。 （载《开放》2003年6月号） 2004-08-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有什么样的青年一代，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我很少去评论青年人，因为我知道每一代人都面临不同的问题，也有每一代人要做的事情。上一代感兴趣的事情，下一代未必有兴趣继续去做。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些事情需要几代人戮力去做，尤其是涉及到心灵与精神层面的事情。 但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终于让我忍不住想说几句。 这两件事情，一是穿着马甲的“愤青”们在支持朱成虎核威胁言论时，对不同意见所表现出来的肆无忌惮的语言暴力，以及因无知而产生的道德自信与力量自信；二是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上课想给学生讲一点真实历史，即毛泽东时代中国当局制造的一件国家罪错――林昭之死，因而被一位学生告发，遭受停课处分。 两件事情的性质看起来不一样，但实则都是专制精神的表现。专制精神最主要的特征是凭仗暴力对异已（政治异己与精神异己）不遗余力的排斥与打击。朱成虎的拥护者们对不同意见的攻击与谩骂早已经超过任何道德底线，与“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一脉相承；而告发卢雪松的学生写匿名信的动机也源于不容思想异己：因为卢雪松在课堂上所言不同于党的主旋律，有损党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应该提醒党注意这种“不健康的声音”――因为这位学生写的是匿名信，所以我排除他（或她）想获得赏赐的谋利动机，宁可相信他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牺牲品。 这两件事情，至少从几个层面上让人们必须注意中国青年一代中部分人的价值偏好。 第一个层面是朱成虎的网上支持者对暴力的那种偏好。第二个层面则是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对告密文化的羞耻感。这两者都是长期受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熏陶的结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政治暴力与“告密”两者作为凝聚党内力量的重要手段。只是“告密”这一可耻行为被中共用“检举揭发”这件新的外衣包装后，再粉墨登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控制手段使用至今。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可以看到告密者的活跃身影。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因言论而失去生命的优秀人物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名单，其中不少人陷入灭顶之灾，就是因为同学、朋友、恋人或者邻居的“检举揭发”。 这种告密文化至今在中国政治文化里还堂而皇之地占有一席之地，被说成是“向上级领导及时反映情况，自觉与党保持一致”。这种政治文化熏陶下，检举揭发是种生存常态。一位在著名学府任教的朋友几年前曾谈到，他的课堂言论曾被学生当作“反动言论”向校领导检举揭发。 我记得自己以前曾说过，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最能够扭曲人心灵的就是告密。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历史时期告密盛行，一是唐武则天时期，二是明朝后期东西厂特务政治肆虐时期，三是毛泽东统治时期。三者之中，以毛时代的告密对中国人的道德摧残最为彻底。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人文学者系统地研究过中共政治文化告密是如何毒害了人的心灵，只知道一些个案，比如曾经在民国时期活得美丽自信的女记者蒲熙修，就在1957年反右时被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得检举揭发自己的至爱罗隆基，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一大败笔。 从这两件事情，我悲哀地发现一点：从80年代开始发生于中国的新启蒙，几乎被1989年以后的新意识形态教育消解殆尽。这种新意识形态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与主义意识形态的混合，其目的就是造成对人心灵的奴役。 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中对意识形态教育的作用做了相当深刻的总结。她说，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战略的政治后果是培养了一批不分是非的国民：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纳粹党与共产主义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事实和假相（即所谓“经验的真相”），分辨真实与虚假（即所谓“思想的准则”）能力的民众。” 但愿网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支持核威胁的愤青与这类喜欢检举揭发他人言论的青年，只是当今中国青年中的少数。倘如此，我那灾难深重的祖国还有希望。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7月28日，总98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嘲讽立委婚外情该当何罪？
台湾立法委员吴育升控告专栏作家冯光远“毁谤”案第二次开庭。因其涉及言论自由及婚外性等大众关心问题，而广被注意。 此案的原由是∶不久前死刑问题在台湾再次引发争论，因要执行四十多个长期积压的死刑判决。国民党籍的立委委员吴育升对此强力支持，主张应尽快执行。而在台湾《壹周刊》撰写幽默讽刺文（并配图）的专栏作家冯光远则对吴育升“在废死议题上搏版面”（指新闻作秀）作法不满，撰文讽刺时，提到吴育升不久前带女人到汽车旅馆开房间的婚外性事件（插图是吴育升腿前有一把机关枪在开射）。 吴育升告冯光远和插图作家“加重毁谤”，索赔二百万台币（六万美元），理由是插图和该文中这两段话损害了他的名誉∶“自从他阴茎在外面乱插一通的丑闻曝光之後，等於已经被判了政治死刑”；处决人犯时，如请吴育升“用他那善於抠婚外情物件私处的手指头去扣扳机，一定很轰动。” 该案在第二次开庭时，检察官和吴育升的律师强调，冯光远的这两段话“逾越合理评论的必要”，所以要追究刑事责任。 ●标准模糊，刑事追究落伍 此案所以在台湾内外引起相当关注，因为它再次显露出台湾在诽谤案等标准和审理上，至少在四个方面落後於美国等西方国家。 第一，刑事追究完全落伍。台湾的诽谤案，至今仍然有刑事追究，即如定罪，要收监服刑（虽可易科罚款，即以刑期折成罚金，但在理论上仍可判坐监）。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早都废除刑事追究，诽谤罪只是民事官司，定罪後仅罚款而已。而且因是民事纠纷，开庭时当事人不用必须出庭。 第二，审理标准笼统模糊。检察官提出的“逾越合理评论的必要”，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标准”的抽象、笼统、模糊性。什麽叫“合理”？什麽叫“必要”，什麽叫“逾越”？都是抽象名词，缺乏明确的法律界限。这样就给了要定罪者最大的权力空间，因他可自行解释。 而在美国，最高法院早就诽谤案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原告必须提出三种证据∶第一，与事实不符；第二，当事人名誉、利益实质损害；第三，被告有“事实恶意”，即事先知道不是事实，或不加核实而有意陷害当事人。 而按这样的原则，吴育升告冯光远案，在美国一定败诉。因为第一条（与事实不符）就无法通过。吴育升带女人到汽车旅馆当时被广泛报导，他本人也供认不讳。这次该案开庭，吴的律师也承认，他的当事人当时是“通奸”。那冯光远的评论则是针对事实，并非凭空捏造。而第二条，在美国法官裁决的“名誉、利益受损”是指因此妻子离婚、丢掉工作等“实质性”的，而非泛泛的自我感觉名誉受损。前两条都达不到，那就更不要说第三条，吴育升更无法证明，这个讽刺文作者是“有意陷害”。 ●对名流和普通人“双重标准” 第三，没有区分名流和普通人。台湾在审理诽谤案时，没有把官员、名人等跟普通人区别对待；用统一标准，结果经常是保护了权力者。 而在美国，要求必须提出三种证据的原告，明确是指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而普通人则不受这个限制。目的就是不要让官员和名人轻易打赢诽谤官司，从而确保言论和新闻自由。而普通人则不可随便被诽谤、名誉被损害。官员和名人作为公众人物，他们有机会在媒体上为自己澄清；虽然澄清後他们的形象可能还是因此蒙阴影，但宁可让他们付出这个“代价”，也不要使公共议题的讨论等言论自由受损。等於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吴育升索赔两百万台币，主要理由是这篇插图和那两段文字造成了他的“精神痛苦”。但对名人遭讽刺、嘲骂而导致的“精神痛苦”是否赔偿，美国最高法院也早就做过裁决。 在著名基督教布道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控告《皮条客》（Hustler）杂志诽谤一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决精神是保护模仿、嘲弄公众人物的权利，即使这种嘲弄举动是“极端无礼的”，甚至给遭到嘲弄的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福尔韦尔牧师的控告，是有相当“理由”的∶第一，那家杂志刊出的采访整个是编造的，他根本没有接受过采访。第二，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性生活的“第一次”是喝醉後跟自己的母亲。采访是假的，这个乱伦之说，当然也完全是编造的。福尔韦尔牧师认为，这是对他“蓄意造成精神痛苦”，索赔四千五百万美元。 但美国最高法院最後判决福尔韦尔牧师“败诉”。理由是，这篇“采访记”是刊登在这本杂志的喝甜酒的系列广告中，是一种模仿嘲弄。 ●不能划“极端无礼”的界限 福尔韦尔牧师提出这家杂志应对这种“极端无礼”的讽刺负责，但最高法院认为“是否极端无礼”，在法律上难以定出可区别的原则标准，怎麽定，都会损害言论和新闻自由。大法官强调，纵观整个美国历史，“图文描述和讽刺性漫画，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即使发言人的意见冒犯了他人”，但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核心价值是“政府在理念市场中必须保持中立。”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出面惩罚“言论”，而应保持“思想市场”的开放和自由流通。 这个案子在美国影响巨大，後被拍成电影《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相当获得好评。那本杂志“编造”了牧师跟自己母亲乱伦，没有被定罪。而冯光远讽刺吴育升，则是嘲弄这位立法委员已发生的、他自己也承认的婚外性∶既是事实，他本人又是官员、名人。 在美国的刊物上，还曾有过这样的漫画，裸体的尼克松总统跟自己的女儿在“做爱”（尼克松父女头像被移植到赤裸的男女身上）。这不仅是“极端无礼”，而且是“有意侮辱”。但尼克松没有去打官司，他知道根本打不赢。虽然这种画面粗鄙、不雅，但那是应由媒体评论来检讨和批评的，而不能用刑法来处罚。 ●涉“公共议题”言论要保护 第四，没有重视保护“公共议题”的讨论。冯光远的讽刺文章，主要内容是讨论“死刑问题”。吴育升主张死刑，而冯光远不满，所以用漫画嘲讽。死刑是重大的公众议题。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诽谤案”时，非常重视案件本身是否涉及“公共事务”（public matters）。如涉公共议题，如堕胎、同性恋、枪支、死刑等等，一般都裁决倾向言论和新闻自由。例如今年三月二日，美国最高法院就一家基督教会的人员在伊拉克阵亡美军的葬礼旁举牌抗议辱駡，是否构成诽谤，作出裁决说，那些举牌的教会人员无罪。主要理由是∶他们牌子上写的涉及公共事务。虽然他们在人家葬礼之际举牌，牌上写著同性恋该死等“极端无礼”的言论，但大法官认为，军中同性恋问题，是公众话题。不能因为他们在葬礼旁的抗议行动令人不快，而用刑法惩罚，窒息公共议题的辩论空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派）的裁决书中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保护那些在公众议题上甚至有伤害性的言论，来确保对议题的公开辩论不被窒息。” 而在以往的最高法院裁决时，大法官就强调，“关於公共问题的辩论应该是无拘无束的、热烈的和完全公开的，对政府和政府官员可以进行激烈、而又尖刻的批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猛烈攻击。” ●固守陋习还是学习西方 冯光远的讽刺文章，题目是“一些跟王清峰辞职有关的联想”，主要是评论台湾法务部长王清峰因“废除死刑”争议而辞职事件。该文开篇说，“是否要废除死刑这个议题，本来应该是个需要严肃讨论、充分沟通的大题目，可是在某些政客的操弄下，却成了一场闹剧。”所以，该文的主要关注点是“死刑”存废。在美国，涉及这样的公共议题，其言论自由绝对会被保护，不会因其文字是否刻薄、粗俗、令当事人“痛苦”等，而用法律惩罚。因为这样“惩罚”的结果，就等於杀一儆百，造成寒蝉效应，最後大家都小心翼翼，甚至自我新闻检查，不敢就重大公共议题自由发言，这样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失，远大於令那个当事人不快甚至痛苦的代价。 这个立法委员告专栏作家诽谤案，最後会如何判决，将标志著台湾的司法是继续国民党时代的以权代法，固守陋习，还是学习美国价值，保护言论自由。此案也展示台湾的民主程度，因为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2011年4月1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FRA 2011-04-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先知先觉的世界伟人——纪念丘吉尔去世 50 周年
1965年去世的丘吉尔被公认是二十世纪的最重要领袖之一，今年是他去世50周年。 关于丘吉尔的传记很多，据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统计，目前已经有1663本关于丘吉尔的书。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研究丘吉尔的专门家格尔伯特（Martin Gilbert）已写出了24卷本的《丘吉尔传》，但还没写完，预计还要续写7卷。 但在今天手机简讯的快节奏时代，有几个人能去看24卷本？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可能了解这种心理，与时俱进地写出了一本“简缩版”的《丘吉尔传》（Churchill），只有192页。2010年出版后，很受好评。 在众多的《丘传》中，约翰逊这本很有独特性∶不仅篇幅不长（大部头往往令读者却步），而且很有可读性，吸引人看下去。因为约翰逊是大手笔，有从浩瀚史料中去粗求精、画龙点睛的取舍能力。看过他的《现代时代》、《知识分子》（这两本专著台海两岸都出了中译本，台湾译为《所谓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人民的历史》、《犹太人史》、《基督教的历史》、《宗教起源》等专著的人，就清楚约翰逊这种宏观把握历史、触类旁通的综合能力。 约翰逊还善于在大历史中插入吸人眼球的轶事，把大场面和小细节融为一体。约翰逊17岁时曾采访过丘吉尔，这位活到90岁的政治家说他的养生之道是，“要保存体能，能坐下就不要站着，能躺下就不要坐着。” ● “天堂的圣徒传记” 除此之外，约翰逊另一与众不同是，他并不只是平铺直敍史实，而是加上个性化评论。有的史家强调只提供事实，不做评论。其实多数史家是缺乏纵横历史的比较与评论能力。但横跨政治、宗教、历史等众多领域的约翰逊，不仅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这还是他的历史著作的独特风格。很多读者喜欢他的主观评论，虽然不见得全都认同。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主任、《中国幻想》的作者孟杰慕（James Mann）评论说，约翰逊的《丘传》“更像是个长长的评论”，是“天堂的圣徒传记”，由这样的大家来写丘吉尔，再合适不过了。 约翰逊所以写这本书，是要拨乱反正，因近年英、法都有“修正”甚至“诋毁”丘吉尔的左翼风潮。几年前，丘吉尔就被从英国教科书的必教名人中删除，法国的丘吉尔铜像则遭涂漆破坏，欧洲有学者和团体，还把丘吉尔称为“罪犯”，说他二战时下令轰炸德国、法国（纳粹占领时）城市，造成平民死亡。约翰逊的书，用大量史实反击这些“诋毁”。 约翰逊开篇就说，“在二十世纪所有的著名人物中，无论好的，还是恶的，只有丘吉尔对人类最有价值，也最被人民喜爱。”在约翰逊的笔下，我们看到三位一体（政治家、演说家、作家）的丘吉尔的精彩一生∶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他有过三次与众不同的洞见∶第一次是在列宁“十月革命”时。当时任英国海、空军大臣的丘吉尔，就洞见到共产主义是“邪恶”，他把苏俄“红军”称为“残暴的大猩猩”，意思是，他们还处于没有进化到人类的动物阶段；主张英国应干预俄国内战，让布尔什维克“胎死腹中”。但他的警告，在英国内阁和议会，找不到回音壁。 第二次是在德国纳粹兴起时。丘吉尔再次先知先觉，警告说，如不开始阻止，希特勒将给欧洲带来灾难，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但张伯伦们完全不听，还在丘吉尔演讲抨击绥靖政策时，起哄嘘他。丘吉尔后来说，如果在开始时就制止希特勒，二战本可避免；但由於世人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让敌人重新武装。” 第三次是在苏联共产主义蔓延时。二战结束次年丘吉尔访美，在演讲时警告说，共产主义的铁幕要蔓延欧洲大陆。他很早就提出要恢复德国的实力，共同抵御共产主义。丘吉尔关於“铁幕”的演讲，被视为冷战的开始。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是台下听众之一。 在经过二十世纪的血腥之后，直到今天，全世界还有无数的政治家，对共产主义等邪恶，严重缺乏认知。而当年丘吉尔在三次人类重大灾难来临之前，全都先知先觉，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深刻的思想家。他出任首相后，更领导英国顽强、坚定地抵抗法西斯主义。所以九十年代初BBC在“百名伟大英国人”的调查中，丘吉尔被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也特意将丘吉尔放在首位，称“他以一生的智慧与勇气赢得了我无比的敬佩”。 ● “我怕鸟儿喜欢我铜像上拉屎” 作为演说家的丘吉尔，也与众不同。他有非凡的演讲能力，在纳粹飞机狂轰滥炸的艰难时刻，他那激昂雄辩、鼓舞人心的演说，给英国军民以希望和勇气。后来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奖励他的写作，也包括他“犀利、目标清晰、且很有气魄的演讲。”颁奖词还说，“在人的自由和尊严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刻，丘吉尔的演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为自己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 作为作家的丘吉尔，更是政治家中罕见的。他一生发表了八百到一千万字，出版了45本著作；尤其是六卷本、数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更被重视。瑞典文学院颁奖时把丘吉尔比作“具有西塞罗文才的凯撒大帝”。颁奖人说∶“伟大的政治家和战士同时也是伟大作家的情形是罕见的。我们想起恺撒、马可.奥勒留、甚至给约瑟芬写出激情四溅的情书的拿破仑。┅┅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以其文武兼备的才华而跟我们如此接近。”瑞典文学院的推崇之情，竟表达到这种地步∶“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次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约翰逊认为∶对自由和民主的捍卫，没有人超过丘吉尔。丘吉尔卸任首相时，英国国会准备通过议案，树一座丘吉尔铜像，供世人景仰。但丘吉尔谢绝说，“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喜欢在我的铜像上拉屎，所以还是请免了吧！” 今天，面对左派们的“修正”和“诋毁”，约翰逊的这本新书，就是擦去丘吉尔头上的“鸟屎”。但丘吉尔地下有知，或许对后人给他的毁誉都不会在乎，因为他人生的五个准则（前三个是∶目标高远，刻苦努力，不被错误打倒）的后两个是∶不仇恨、不怨气，心胸广阔、永远喜悦。 2015年6月25日改写 2015-06-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奥巴马挑战里根
在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全球衰退之际，新任总统奥巴马，提出了被称为“地球上最庞大的救市方案”，金额高达近万亿美元。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中，还从没有过这麽多的资金被政府用来救银行和企业。奥巴马竞选时喊过“创造历史”的口号，这次他真的做了，但不是创造出财富，而是创造最大笔花钱的历史，而且是花纳税人的钱（未来几代美国人的钱），来扩大政府开支，并注入私人企业。 奥巴马花纳税人钱的大手笔，从他用近八千万美元举行历史以来最昂贵的就职典礼就开始了（布什的就职典礼只花了一千七百万）。他在就职演说时说，“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是有没有成效∶是不是帮人们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付得起医疗保险，然後体面地退休。”奥巴马政府的发言人解释说，“我们做事情是根据成效，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 如果奥巴马真的注重“成效”，那麽美国近代历史上，到底哪个总统做的有成效？哪届政府更应该借鉴？ ●美国人眼中的“最伟大总统” 说来也巧，在奥巴马全力推销他的社会主义式的庞大救市方案之际，美国知名的民调公司盖洛普和《今日美国报》联手做的“谁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的调查，结果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荣获这个称号（候选总统还有华盛顿、林肯、跟肯尼迪，以及二战时的罗斯福）。在美国233年历史、44个总统中，里根能够获得美国两党民众的一致推崇，成为“最伟大的总统”，除了他的个人魅力之外，主要是因为他坚定反共（打赢冷战）、推行市场经济政策，重塑了美国人的乐观精神。 曾在里根政府政策发展办公室任职、现为“政策改革研究所”（IPI）预算政策主任的彼得．费拉拉（Peter Ferrara）2月11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里根经济学 Vs 奥巴马经济学”的文章说，仅仅是在经济政策方面，里根政府的“成效”就体现在四个方面∶ 里根上台的八十年代初，正赶上经济衰退。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使经济复苏的四个具体措施，第一个就是减税。里根的前任、民主党籍的卡特当总统时，美国的税收最高等级是70％，有评论家说，美国政府简直像“强盗”，把富人的三分之二以上收入强行收缴，高税收政策已近乎抢劫。而里根上任後，把最高税收等级从70％一下子减到28％，砍去了42个百分点！从而成为美国200多年历史中最大幅度的减税。 ●政府是官僚主义的同义词 减税刺激了经济复苏和增长。因为减税，使人民手里有钱，自然增加了消费；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另外，企业获得减税，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扩大投资，由此自然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启动经济。同时降低税收，也迫使政府“瘦身”，缩小政府规模。古往今来，政府几乎都是官僚主义的同义词；而政府规模越大，当然官僚主义越盛行。所以，减税、还钱与民，等於是减“大政府”，树“大个人”，更重视“个人自由”的价值。 第二个则是取消限制企业和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deregulation），使企业更加自由发展，同时也限制政府垄断经济的企图。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而不是由迭床架屋的层层政府机构和官僚们来控制。彼得．费拉拉在他的文章中说，对於今天的美国来说，就是取消在沿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限制，重视核子发电工业，建造更多的发电厂。里根时代美国经济迅速复苏和增长，就和大幅削减限制企业的规章有关，等於给企业“松绑”，使市场更加自由地发展。 ●政府“瘦身”，人民才富有 第三个是削减开支，控制政府规模。里根总统上任後，在向国会提出历史性的减税方案同时，也提出减少政府预算的方案，把联邦政府开支削去近5%，相当於今天削减了1500亿美元。在里根任内，从1981到1982年，非国防部分的政府开支降低了14.4%，之後两年，降低了16.8%。在里根执政的两届八年中，非国防部分的政府开支，从没有恢复到1981年的程度，直到1988年里根总统任满时，政府开支（非国防部分）仍比他上任时降低14.4%。 虽然里根时代，为打赢冷战，美国军事开支大幅增加，但整个政府开支（国防和民用都算上），1989年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占的比例（21.3%）仍比1983年（23.5%）下降近两个百分点。综合算起来，美国政府开支在里根时代瘦身了10%，这自然非常有利於经济复苏和增长。 第四个是成它a实行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1982年，里根上任的头两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就从1980年的13.2% 被砍去一半，降至6.2%；1983年时，再次被砍去一半，降至3.2%。 ●美国目前走在错误的方向 里根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不是因为他当任时美国经济没有什麽危机，事实是当时的美国经济比今天还要糟糕，里根的前任、民主党籍的左派总统卡特执政四年，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通货膨胀率是两位数（现在是3.85%），失业率是两位数（现为7.6%），收入降低，贫困人口增加。事实上，今天美国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而应该说是七十年代卡特时代以来最大的。 但是口口声声说衡量政府的标准是“成效”的奥巴马，提出的巨额振兴经济方案，却没有包括里根政府的上述四个具体方案的任何一个，恰恰相反，反而是巨额扩大政府开支、预算飙升；猛印钞票（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增税；以地球过热为名，制定更多限制企业的规章，来满足极端环保分子的意识形态。 奥巴马的上台和巨额扩大的政府开支，都和美国目前严重被左翼意识形态主导有直接关系。左派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就是靠政府。他们不相信每个个人有能力管理好自己，不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的自然调节，要依赖官僚机构来拯救人类。凯恩斯主义曾经带来的经济灾难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从不接受教训，大概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2月26日 2009-02-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中国政治生态的三大分裂
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中国政府处理这些矛盾的严重失当，使得中国社会象患了精神分裂症状。而胡锦涛向毛时代回归及其使用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更加剧了这种分裂。 分裂之一是前年笔者在“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一文中谈到过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所谓“党务系统向左转”，即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最近还再次象征性地表示要回归“延安道路”；而“政务系统向右转”，指的是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导致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广东太石村事件与汕尾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完全与其意识形态表述“重民、亲民、爱民”相反――这种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但中国政治领导层却以一副对这种分裂假作不知的“深藏不露”掩盖自己的黔驴技穷。 分裂之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分裂虽然表现为对所谓“改革”持赞成还是批评的态度，但双方都各自回避一个要害问题。赞成深化改革者回避了一个改革的名实问题：改革使谁获利？他们根本不想揭穿这种假改革之名，行掠夺公共财产与民众财产，剥占人口近80％的下层人民利益之实的改革真面目，而是将改革图腾化神圣化，以此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批判改革者，虽然是从改革造成的诸多问题出发否定改革，但开出的药方却是要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他们回避的是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改革前的旧体制是今日问题之根。所以这药方既治不了病，还将使中国陷入更深的认知分裂之中。 ――读者且不要认为这种讨论如同自由民主社会之政治或者学术争论，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争论这类问题，不需要将批评政治体制与政府列为禁忌。而中国却不然，即使捍卫改革者谈到今日中国问题乃是改革不深化所致，也避免谈到要深化的方向是什么。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弱智到不知道需要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今日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体制，而有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政治高压，缄口不言；而有的人却出于政治谋算，相反还为这一政治体制积极辩护。 分裂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与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几句话就将官方学者用理论层层包裹的改革实质揭了老底，“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就业难得你整天头痛”。这种旨在掏空百姓储蓄的改革，老百姓自然不拥护，但他们想的却是要回到改革以前那种让中国历史倒退了大半个世纪的小农式社会主义中去。 上述分裂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但执政集团对舆论的严厉管制与政治上的严重封闭，却使得人们没有任何制度性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有言论被强行逼缩到网路上的BBS这一块小而又小的空间中，而表达渠道的逼仄最后导致了表达方式的逼仄与表述语言的狂烈，精英与民众的对峙在这里达到极致，知识者当中的草根已经到了逢精英必反的地步，而精英对此的典型回应堪称“要顶住网路舆论的压力”。而有名有姓的精英们自然不敌无数穿着马甲的网路草根，过去二十多年向政府献策论最多，为“ 改革”撰写辩护词堪称车载斗量的经济学界精英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 前一阵关于中国到底有几个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网路激战的一个经典案例：认真的批评者并非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与道德良知是两回事，也并非不清楚有无道德良知并非评判专业资格的主要依据。但这种模糊是有意的，它代表了在当前政治语境中，草民阶层对整个改革的愤恨以及一种无出路状态下的发泄。而被批判的精英们不敢说出来的是这样一点：他们在为自己言论立场挨批的同时，也在代当局者受过。 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已经让任何隐喻以及暗藏机锋的理论研究与文化表述失去了读者，以和平理性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则成了底层反抗的行为主流。但当局对此的回应却依然是对暴力镇压的迷恋，这让人看到了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政治危机―― 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危机。 怎么办？这个巨大的问号困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精英，也包括草民。 （原载于《华夏电子報》2006年2月16日，总12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