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默多克的绝对自由意志
媒体巨子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译梅铎）要卸任“21世纪福克斯”首席执行官一职，交棒给儿子，成为国际性新闻。因为这不仅影响这个自由世界最大的媒体帝国，同时因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重要的英语国家的媒体市场都占很大比重，所以对三国的媒体和政治生态，都将产生潜在影响。 今年84岁的默多克要退休，不是传闻，而是“进行时”。去年三月，默多克就开始交棒，让长子拉克兰出任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的非执行董事会主席，次子詹姆斯升为“21世纪福克斯”共同首席运营官。 这次默多克再次卸职，等于是要全面交棒，卸去“新闻集团”董事长一职。媒体引述福克斯的一份内部公告说，“接班问题在我们即将召开的常规董事会会议议程之上”，显示默多克正式退休，已近在眼前。 横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并涉入电视，电台，电影等多行业的“新闻集团”，是全球最庞大的独立媒体帝国。它是默多克一手建立和发展起来，默多克本人的气质、理念、决断性等，对新闻集团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默多克退休，不仅意味著“默多克时代”即将结束，而且由于默多克本人的政治哲学理念、新闻理想，尤其是他的媒体王国在西方的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的退休，对美国的两党政治，甚至对整个西方的左右派理念对决，都具深远影响。因为西方一直进行著一场看不见硝烟、却每天都在激烈进行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战争！ ●罗斯福是左派源头之一 西方左右派之争在美国最为典型，在三十年代左翼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后更为明显。罗斯福利用美国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全力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扩大政府权力。新政获得左翼主导的知识界欢迎，因为它的旗帜是均贫富、社会平等。这种口号本身就占据道德高地，符合知识分子要建立“理想国”的乌托邦幻想。 但“新政”遭到右派的抵制，认为它是摧毁资本主义、剥夺个人权利、抵触美国建国先贤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主要指个人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权）。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群体和政府。 但由于发生二战，在经济和战争内外双重压力的特殊环境下，罗斯福得以连任四届总统（死在第四届任内），获得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总统任期（权力），所以得以把名为“新政”的社会主义政策全面推广。今天美国的很多“大政府”福利制度，都是新政的产物，所以说，罗斯福是导致美国政府左倾源头之一。 右派为什麽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二者的理论根基和核心目标都是均贫富的乌托邦。专制国家用“人民”名义均贫富、剥夺个人财产以及政治自由。西方左派政府，则以“公共利益”名义，高税收的手段抢劫个人财产。共产苏联等用暴力建立“共产主义天堂”。西方左派政府则用“不缴税进监狱”的“软暴力”推行“社会主义理想国”。两者都是用群体名义剥夺个体权利，本质是一场群体主义（collectivism）要摧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战争。 ●大于权利的“善”是伪善 双方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左派经济学家、曾风行一时的凯恩斯，崇拜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罗斯福的新政提供了主要理论。连近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至今还动不动引用马克思语录，有人统计其引用次数之多，全美第一。 左右派理论在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哈佛两位教授，左翼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强调“善大于权利”；简单概括就是，为多数人利益可以剥夺个体权利，劫富济贫是应该的、道德的。哈佛另一位教授诺奇克（Robert Nozick）则针锋相对反驳罗尔斯，认为“权利大于善”，如果可以用多数人的名义、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体财产和权利的话，最后将走向集权社会。诺奇克比喻说，难道盲人就得把别人两只眼睛“均”去一只，才算“平等”？这不仅完全不平等，更不道德。 比诺奇克更鲜明、强烈、深刻的是女哲学家、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全力为资本主义正名，强调“个体权利”不可剥夺。资本主义是为自由竞争、个体权利的实现提供最合理平台的制度。而一个能保护个体权利的制度也是最道德的制度。 左派强调“善大于权利”，表面好像很占道德高地，但离开捍卫个人权利的“善”，不仅一定是“伪善”，而且其实质是“恶”！因为它以多数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走向以群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其结果就是毁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共产国家的实践，已经清晰地展示了这种群体主义走向极权专制的“恶”。 在今天的西方，一个最令人痛心和不可思议的现像是∶共产主义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西方左派高举同样的旗帜——劫富济贫，虽然和共产主义一步到位的打土豪分田地、直接没收富人财产稍有不同，他们是通过政府的高税收，一步步把私人的资金、财产变相地转移到政府手里，政府拥有控制和重新分配这些财富的巨大权力，这在本质上、方向上、结果上，都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政府越大，就越成为吃掉个人的魔鬼，个体的力量则完全无法抵御了。 ●左派恐惧“绝对自由意志论” 今天在美国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其旗帜就是反对大政府，反对剥夺个体权利，反对建立在群体主义根基上的福利社会主义，捍卫个体自由。他们中多信奉“绝对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即推崇小政府、阔斧砍税、控制赤字，保护个人权利，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价值。很多茶党集会，都高举安兰德的画像，把这位八十年代去世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和客观主义哲学创始人视为精神领袖。在美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绝对自由意志论者”。 媒体巨子默多克所以卷入西方左、右派战争之中，因他也是一位“绝对自由意志论者”，信奉“自由资本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他建立的庞大媒体帝国，就在努力宣扬这种价值，所以被左派视为一大威胁，一直被左翼诋毁攻击。 默多克个人的信奉，并不足以引来左派的枪林弹雨。重要的是，他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媒体帝国，雄踞美国、英国，澳洲等地，占有巨大的话语权，对英语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等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而今天，英语又是全球最主导话语权力的语言，这才是左派们最恐惧的。 ●媒体天才 一路攀登 澳大利亚出生的默多克没有显赫世家和富豪背景，他父亲是个战地记者，五十年代临死前为儿子买个小报作为“遗产”。当年才二十出头的默多克很快就展示出媒体天才，不到几年就使这张小报盈利；十年后就创办了全国性大报《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经过不断扩展收购，默多克现在拥有澳大利亚70％的报纸。在一个无数人想办报、抓媒体的时代，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缔造了如此的媒体帝国，这本身就是传奇。 正因为默多克本人信奉“绝对自由意志论”，所以他的媒体，基本都是右翼观点，提倡小政府、市场经济、减税、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不是躺在福利上吃别人的财富）等价值，这对澳大利亚保守派的霍华德总理能够连任三届12年，成为澳洲战后执政最长的内阁之一，起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 默多克在六十年代末到英国发展，收购了频临破产的《世界新闻报》。他就有这种起死回生的本事，把这张报纸办到盈利、且发行量全英第一。随后又收购同样要关门的《太阳报》，也是同样故事，《太阳报》冉冉升起，发行量剧增、盈利，并改变原来左翼立场，成为最支持当时的保守派首相、大刀阔斧推行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夫人的报纸。撒切尔连续执政11年，在英国击败左翼工会势力，推行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就，这跟默多克的报纸支持有相当的关系。默多克购进英国最老牌报纸《泰晤士报》等媒体后，对英国报纸的占有率达40％。后来又拿到英国“天空电视”近四成股权。英国是欧洲英语世界的中心，默多克的媒体，影响了整个欧洲。 ●不可想像没有“福克斯”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强。默多克又到美国收购了《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这是美国建国先贤汉米尔顿于1801年创办的全美最老牌的日报之一，发行量（2013年的统计）已排全美第六（《华盛顿邮报》降为第七）。 后来更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购进了世界最著名的商业大报《华尔街日报》，并把它的发行量提升到全美第一。在纽约这个左翼大本营，《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超过了左派旗舰《纽约时报》。在美国经济衰退，网络媒体崛起，很多报纸发行量暴跌、被迫关门之际，默多克的报纸却订户增加，简直是奇迹。这更成为左派嫉妒、痛恨、发泄怒气的对像。 默多克在美国的另一壮举，是购进了有线电视福克斯（Fox）。FOX比CNN晚成立16年，却在10年前收视率就超过CNN，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有线电视。现在美国前12名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的新闻及评论节目，全部是福克斯台的，可见它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影响作用。这也是左派们嫉妒、痛恨默多克的地方，因为这原来都是他们的地盘。 美国左翼一直主导媒体，除《华尔街日报》，主要大报都左倾。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ABC，CBS，NBC）也都偏左。《纽约时报》和MSNBC（以前是CNN）是左翼在报纸和电视中的两个旗舰。2008年美国大选前MSNBC.com对144名主流媒体记者做的民调显示，125人给民主党捐款，只有17人捐给共和党，比例是七比一。当时表态支持奥巴马的全国大报有178家（发行总量2764万），只有58家支持麦凯恩（发行总量454万）。 更不要说大学校园、研究所、出版和演艺界等，更是左倾知识分子主导。据美国保守派学术季刊《克莱蒙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最新一期（2015年春季号）刊登的威廉姆.沃格利（William Voegeli）的文章“你站在哪一边？（Which Side Are You On?）中引述的数字∶2005年在加州11所大学（有公立和私立）做的调查，在社会学系中，（注册）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是44比1。在语言文学系，注册民主党的教授是共和党的11.9倍！ 在这种左倾氛围下，福克斯电视异军突起，打破了三大台垄断美国电视业的格局，给了推崇资本主义的右翼一个言论天地，平衡了左翼的声音，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难以想像，如果没有福克斯电视，会是一副多麽可怕的景像∶在罗斯福的隔代传人奥巴马领导下，在MSNBC等左疯啦啦队的助阵下，美国昂首阔步迈向 “社会主义新美国”。 ●美国文明将被世界分享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知道默多克在捍卫资本主义、传播保守派价值方面，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扮演什麽角色，起到多麽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美国新闻史上，《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建立过媒体帝国，当时拥有四本周刊，发行量占美国成人读者的二成，被视为史无前例。但今天默多克的媒体帝国，远远大于卢斯的世界。但这两位美国媒体巨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理想型”的，都有用“美国价值”改变世界的雄心和能量。 卢斯在四十年代曾发表《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演讲，强调以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美国价值将走向世界。他的媒体帝国强力抵制罗斯福的社会主义新政。卢斯甚至说∶“痛恨罗斯福是我的责任”。 默多克也具有卢斯般的理想精神。《纽约时报》曾引述“时代华纳”主席帕森（Richard Parson）的评价∶默多克“是十八世纪的人，他认为这个世界仍在塑造，他将参与这种巨大的工程，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默多克跟卢斯一样，认识到美国价值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正走向现代化，并且越来越美国化。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软件制作中心”，向外传播美国的“软力量”——美国价值、美国文化、美国精神。他还跟卢斯同样，认为美国将“统治”世界，“但不是从版图和征服的沙文主义角度，而是从价值的角度，认为美国文明代表迄今人类社会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将被世界分享。” 当年卢斯还以坚定反对共产主义著称，是西方最强烈反共的媒体名人。他的《时代周刊》曾多达10次把一生反共的蒋介石刊登到封面（有两次是蒋夫妇）。 默多克想曲线走卢斯的道路，曾谋求到中国开辟媒体市场，希望给人们提供“渴望”的信息。经多方努力，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媒体集团无法进入中国。他的传记作者说，默多克承认“外来者在（中国）这个市场很难有所作为”。 ●被历史铭记的媒体帝国 卢斯活著时，被左派痛骂围攻；至今左派主导的美国媒体和知识界，仍刻意忽视和贬低他的价值。今天默多克同样，也因其右翼经济理念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强的竞争力，而遭到左翼和无能者的无情攻击。他的新闻集团属下《世界新闻报》（英国）出事时，左派们乘机大做文章，指望这个媒体大厦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倒塌。 但正如《富比士》杂志创办人富比士所预测的，默多克的媒体帝国不会垮。不仅因为他所追求的经济理念符合人类的方向，更因为有无数和他理念相同的人心，这是支撑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的基础。 不管默多克是否正式退休，他的历史地位，其实今天就可论定，他将超过卢斯，成为美国以至世界的媒体传奇。 卢斯当年创办四本周刊，主导过美国媒体风潮。但今天默多克不仅有美国的第一大报、收视率第一的有线电视（共拥有35家电视台），占美国四成的电视市场；还在英国拥有四成报纸，还有大出版社哈珀科林；在澳洲报业更超过六成；甚至触角进入美洲亚洲；在拉美与三家电视合作播送节目；在印度有EETV，通过七种语言、40多频道向亚洲53个国家提供节目，覆盖全球约1/3的人口，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国际化的媒体帝国。 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这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中产阶级对精英主义、常识对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媒体就是号角。默多克像卢斯一样，把资本主义的价值、中产阶级的常识，用媒体的号角传播出去。这种艰难的、英雄般的努力，将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连结在一起，被历史铭记。 ——原载《共识网》2015年9月4日 2015-09-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马英九告周玉蔻 法官为何判周无罪
【曹长青按语∶马英九总统2014年状告媒体人周玉蔻（索赔一千万台币）之“诽谤案”（周在评论中提到马英九收受顶新集团二亿政治献金），今天（12月31日）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周玉蔻所言可受公评，判她无罪。就此案，我曾写过两篇文章，阐述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意义。台北地院的法官认同这样的价值，令人欣慰。下面是这两篇文章∶】 曹长青∶马英九要把台湾变警察国家吗？ 台湾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令人愈加担忧马政府要把台湾变成警察国家∶一是马英九以“个人身份”对媒体人周玉蔻刑事和民事起诉，指控她在媒体爆料（说马英九接受顶新商家二亿元政治献金）是“诽谤”；二是马政府法务部长罗莹雪宣布，将修订法律限制网络言论。 总统告平民，在西方民主国家没听说过。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从没看到美国总统（无论当任还是卸任后）状告一介平民（也没告过官员）。也从未见过英法德加等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元首出面告平民的报导，台湾的马英九做了两任总统，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哈佛法学博士实在羞辱哈佛！ 美国总统为什麽不告个人？因为作为一国之元首，他的言行必须受第四权大众（媒体）的监督。身为总统和三军统帅，如跟个人打官司，就等于以权压人，威胁人民噤声。而没有人民公开、自由的批评监督，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就必定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常识的常识。 媒体对美国总统的批评，偏颇、缺乏事实根据的时候会经常发生，因为毕竟高层的很多作业是不透明的；而且由于两党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情绪化的随意批评，甚者恶意攻击，也时常见到。但别说总统尚在任期中，就是卸任后，也没有谁跟“攻击者”打官司。例如尼克松总统曾被恶意诋毁，他和女儿的头像竟被移植到一对“性交媾”的男女身上。拼制这种照片显然是恶意的，但尼克松没有提告，他的女儿（是平民）也没有打官司。美国的政治文化是，怕油烟就别进厨房。如果怕民众嘲讽、批评甚至恶意诋毁，就不要进政坛。 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被爆出婚外性时，他也没有提告，而是接受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曾被人指控是女同性恋（有作家写出专著），她的两个“性伙伴”被指名道姓。但不仅希拉里没提告，她的那两个平民女友也没有起诉所谓爆料者。戈尔副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曾被指控接受中国方面政治现金，他也没有起诉。 美国的总统们不会状告平民，首先源自美国建国以来的传统。 早在美国刚独立时，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独立宣言起草人）就有这样的名言∶我宁可有报纸而没政府，也不要有政府而无报纸。他曾在总统府送给外国来访者一叠报纸，说看看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怎麽攻击污蔑我的。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的名誉受损而愤怒，而是为美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而自豪！ 马英九曾在美国哈佛留学，但明显地，他对言论自由，这个美国立国的根本价值之一，毫无概念，更谈何领悟。他在延续国民党用权力压制言论的独夫思路。他的妻子周美青就曾起诉政论家金恒炜，巨额索赔。 当然，美国总统不跟平民打官司，不告媒体诽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对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他们中如有“马英九”，去告也打不赢官司。美国保障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不让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公众人物 （public figure）轻易打赢诽谤官司。 美国是案例法，也就是说，官司主要是参照类似的案例来打，最高法院的裁决为同类案件确立标准。对马英九这种官员（和公众人物）打“诽谤案”，美国最高法院早就制定了（后被很多国家采用）三原则∶如政府官员/公众人物打诽谤官司，第一，他们必须证明被告失实（无事实根据）；第二，当事人名誉有实质性损害；第三，被告有事实恶意（即不加核实或故意疏忽）。除此还有重要一条∶由原告举证。 如果马英九在美国打这个官司，即使赢了第一条（证明周玉蔻的指控失实，他没有接受过顶新商家的二亿政治献金），也难赢第二条，因为他必须拿出具体所受的损失，比如他的个人收入大幅降低、或妻子周美青离婚等实质性的损失和伤害；即使马英九赢了前两条，也难赢第三条，证实周玉蔻的爆料是事实恶意，即明知不实却故意用假材料整人；要证明这第三条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但比这更困难的，是由原告举证。也就是说，上述那一切的证实，要靠马英九自己拿出材料来证明。 这三原则加“原告举证”的要求，等于基本堵死了名人的诽谤官司路。那一定会有人提问，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不就很容易受到伤害吗？难道因为他们是官员/名人就该被攻击诋毁诽谤吗？为什麽美国要制定这种对官员/名人非常不利的法律？（普通人打诽谤案不受这三原则限制，是另外的标准） 这就是美国的高明之处，或者说美式民主的优越之处∶宁可权力者和名人声誉受损，也不要因他们轻易打赢诽谤官司而使言论自由空间受限。大法官认为，权力者和名人们有很多机会在媒体上讲话，如果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有为自己辩护/澄清的机会。如果他们受到委屈，那是他们做官员或名人的代价。而一旦限制言论自由，宪政体制和公民权利都会受到严重伤害。 那这样说来，不是谁都可自由爆料、批评攻击官员或名人了吗？那整个社会不就成了一个随便侮辱、谩骂的“抹黑社会”了吗？当然不是。媒体人在正规大众媒体如果胡乱“爆料、抹黑”的话，他/她自己的信誉会迅速破产，会被媒体开除、被公众抛弃。而权力人物、公众人物，如果不受到媒体的挑战，则可能是会无法无天的；他们的有形或无形的恶，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则是更严重，更难以承受的。 在马英九告周玉蔻之际，法务部长罗莹雪宣布将修改《通讯保障监察法》，以解决所谓“网路言论脱序失控”问题。这位马英九爱将说，目前台湾名嘴泛滥，“言论内容漫无节制，不实报导频传”，网上各种毁谤等行为屡见不鲜，形成“集体霸凌”。所以要通过立法对网络言论加以控制。 对罗莹雪的讲话国民党文人附和说，“媒体名嘴和网民言论失控对官员声誉造成不小伤害”，所以不仅要尽速修法限制，更要“加强政府的网路能力以遏止网路歪风”。马英九发言人甚至扬言∶“倘若未来其他人士仍持续对马英九诋毁、污蔑也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这话简直就是模仿北韩金正恩口吻。 罗部长要管制网民，马总统去状告平民，殊途同归，都是防民之口。台湾在这样的“罗、马”统治下，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走向令人恐惧的警察国家之路。 但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连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叶门等中东那中世纪般的独裁政权都被结束了，今天罗莹雪、马英九们要走回独裁的“罗马”路，那国民党就等著民众（网民）反弹，迎接到比“九合一”更惨败的民意惩罚吧。 2014年12月26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曹长青∶声援周玉蔻 对抗马英九 马英九总统正式对电台主持人周玉蔻提告，刑事起诉“加重诽谤“，民事索赔一千万台币（并要求周登报道歉）。 我在前天发表的“马英九要把台湾变警察国家吗？”一文中谈过，在美国，从来没有总统（无论在任或卸职）告记者、告媒体，更不要说告一介平民的。因为作为总统、三军统帅，跟平民打官司，毫无疑问是以权压人、以势欺人、以法整人。 在总统和平民之间，尤其是台湾那种政治环境，哪来的法律平等？在真正的民主国家，如果总统认为记者的报导与事实不符，都是通过检调机构调查来澄清，而绝不是动用司法警方来惩罚对方！以总统的高位和影响力，有太多的机会自我申辩，澄清事实。即使受了委屈，也是做政治人物（何况还是总统！）的代价。而像马英九这样告记者，大阵势地压制言论和新闻，是绝对不应该被容忍的。 马英九这个举动明显是要杀一儆百∶任何人敢对总统说三道四，就可能吃官司，甚至坐牢。在这样一种肃杀气氛下，今后哪个记者，哪个媒体人，哪个电台主持人，还敢报导、质疑高官的贪污受贿？ 周玉蔻不仅面对马英九的起诉，还因此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党员指控前党主席贪腐就被开除党籍？这不跟对岸的共产党完全一样了吗！即使周玉蔻经司法审判后被判错报，也不能以开除党籍来罚呵，更何况司法程序还没开始。马英九们在延续独裁政党做法的时候，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顾、连做个民主社会官员的姿态都不必，真是嚣张到天边了！ 周玉蔻在被马英九起诉的同时， 被她指为“顶新魏家大掌柜”“白手套”的胡定吾也提告，国民党副秘书长林德瑞也提告，国民党中常委刘大贝也提告，还有总统府前副秘书长罗智强也要提告，还信誓旦旦“先告刑事，再告民事”，连国民党中央（整个党）也同样提告！周玉蔻一介平民，同时要面临至少六个官司！ 他们这样做要传递什麽信号？就是要通过起诉周玉蔻，让台湾人民都闭嘴、都噤声、都噤若寒蝉。然后马英九们不要说拿顶新的政治献金，就是自己成为“顶级”贪腐犯，也就可以高枕无忧、毫无监督之声。 如果他们能得逞，将是台湾民主的巨大倒退，是整个台湾的耻辱！ 你闭上眼睛设想这样的画面∶周玉蔻一个人、一个女性、一个媒体人，面对一个总统，一群达官要员、一个政府，一个政党（被纽约时报称为全世界最富有政党）的起诉控告！我无法不怀疑，台湾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吗？！全世界哪个民主国家有这样的画面？马英九政权，在继陈水扁案之后，还继续创造民主国家的恶劣记录吗？ 目前台湾媒体多是在报导和讨论周玉蔻被马英九起诉的法律细节，但根本的问题是，总统不可以告记者，整个国家机器不可以这样压制一个平民、一个新闻记者！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观点和理念不同的媒体，无论平常多麽针锋相对，但碰到政府侵犯言论和新闻自由时，就都会从同业角度、专业意识，尤其是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理念，同仇敌忾，对抗政府，捍卫人权。像美国左翼的《纽约时报》和右翼的《华尔街日报》，因理念不同和商业竞争而相当对立，但遇到政府及高官践踏新闻自由、侵犯记者权益时，两家大报却一致发声明谴责，并联手对抗（政府和权势）。这种专业意识、同业理念，是美国得以保有相当充足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今天在台湾，无论哪派的报纸电视等媒体，都应该把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价值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任何珍惜台湾民主的人，都应该声援周玉蔻，对抗马政府！民主，没有言论自由的保护，就是没有支架的大厦，它可以在瞬间倒塌！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周玉蔻没有真凭实据，她就可以随意爆料、任意指控（总统）吗？这里有几个概念需要理清∶ 第一，从现有的资讯来看，周玉蔻并不是凭空捏造，她提出有国安会前副秘书长提供内幕资料。现在这个“深喉”（张荣丰）出来说，他只是跟周玉蔻聊天，他的话不应作为指控证据。但周玉蔻反驳说，张荣丰的话和事实有出入。那麽周、张两人谁说的是真话？ 从两个细节来看，很可能是张荣丰没说实话。首先，如果周玉蔻是编造（或捏造）了张的谈话内容，那麽她怎会给张发电子信，请求张作为证人出庭？这个电子信本身就说明，1，有这样的谈话 （张本人也承认）；2，周玉蔻不仅相信了张跟她说过的内幕，而且还期待，甚至相信，她十分敬重的老朋友能够出庭作证。 其二，张荣丰后来解释说，他只是说“顶新的捐献行情顶多也只有2亿”，而不是说顶新已给了马英九2亿。但这句知道“行情”本身说明，他对企业给马英九政治献金的整体状况是通晓、了解的。所以柯文哲的前竞选总干事、前新党立委、对蓝营内情非常了解的姚立明才强调，张荣丰说知道行情，这才是关键！“要知道顶新捐了多少次钱，才能确定顶新政治献金最多2亿的行情。不可能顶新只有给一笔就断定行情是2亿！” 由此也可推断，张荣丰跟周玉蔻的确透露了行情，或者实情，但在国民党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被迫食言缩回去了。众所周知，国民党是什麽恶毒的手段都敢使的！ 但即使张荣丰为自保而翻盘，周玉蔻也已表示，她不是仅仅只有这一个消息来源，还就张提供的资讯跟其它线索有过交叉核实等。所以这个可能进入司法程序的“官司”还有得看。 但如果在美国，在法庭上记者完全可以为保护消息提供者而拒绝交代新闻来源，顶多被以“蔑视法庭罪”而判坐几个月的牢。美国好几个有名的记者宁肯做那几个月的牢，也不交代消息来源。他们不但不可能因诽谤罪而被巨额罚款，更绝不会因“诽谤总统罪”而去坐牢！那是不可想像的！ 马英九起诉周玉蔻的理由是，要捍卫他的名誉。但奇怪的是，以前有人指控他非法接受企业政治献金，马英九怎麽就装聋作哑，不顾自己名誉了呢？ 我远在美国都看到报导，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公开说，他知道的就有两位科技界大佬各捐给马英九5亿台币政治献金。而在马英九公布的资金来源上，并没有这10亿元。那麽这笔庞大的资金，马英九都藏到哪里去了？ 另外民进党立院总召柯建铭曾爆料，“三位企业人士捐6亿给马”。马也没报账。这些加起来就是16亿，是周玉蔻爆料的2亿的八倍！ 马英九对周玉蔻的“2亿说”要控告，说是损害他的名誉。但“16亿说”不是他的“名誉受损”增至八倍之多吗，怎麽就不提告了呢？这符合基本逻辑吗？ 今天信誓旦旦要捍卫自己声誉的马英九，为什麽不起诉李远哲和柯建铭？ 马英九不敢！因为李远哲是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知名，还是中研院院长。起诉李远哲，就成为国际新闻。这是马英九不可承受之重。 柯建铭是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马英九起诉柯，就等于跟整个在野党作对，也要承受相当的份量。 但是今天对周玉蔻，马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周玉蔻只是一个小小的电台主持人，她背后没党没派，孤身一人 ，而且是女性，最好欺负，最好吓唬，最好威胁！那个国民党（更有泛蓝媒体）上上下下齐声喊“认错、道歉”的吼声，很令人想起中国御用导演张艺谋拍的电影《英雄》中，那百万征伐统一的秦王大军齐声高喊的“杀不杀，杀！”的威吓场面。周玉蔻简直成了国民党蓝军讨伐台湾人民的征前祭品。 这是国民党九合一选举惨败之后的一次发 、一次反扑，台湾人民应该联合起来，抵抗马英九国民党的这次反扑。还应该联络国际上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组织，给马英九和国民党以压力，向世人展示马英九是在怎样地践踏台湾的言论自由！ 此时此刻，不应该让周玉蔻孤军奋战，你的一臂之力是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 2014年12月30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5-12-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川普关税战终极目标意在重塑国际秩序
何清涟 川普最近签署总统令，宣布对全球近七十个国家宣布新“对等关税”，税率从10%至41%不等，整体较4月初首度公布时略低。不同国家面对新关税反应不一：从无奈接受、寻求继续协商，至深表遗憾、愤慨抗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声称要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针对的目标是BRICS中的俄罗斯、中国与印度，其目的显然是通过关税杠杆拆散这个川普认为“意在反美”的经济共同体。 针对印、中征收二级关税，意在拆散BRICS 本文主要分析川普二级关税的战略目标，因为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是比赛定力与实力的过程。对美国来说，是伸手探查对方底线，赢了理所当然，输了无非是白费一场口水仗而已。但于对手来说，如果实力不够，定力又差，这一战必输无疑。 向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税率为100%，是7月29日川 普出访苏格兰回国途中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随行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的。此前在7月14日，川普宣布的期限为50天，同时威胁说，如果俄乌50天内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对俄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 从对俄征收关税演变到向购买俄能源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原因之一是BRICS这个松散的经济联合体自2019年以来，楞被中俄两国运作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经济联合体，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10国）占全球GDP的份额达到创纪录的35.7%，而G7的比重降至29%。原因之二是自2019年以来，金砖国家在成员国内实行货币互换并以各国本币尤其是人民币做为结算货币，外界有评论，认为有去美元化的倾向。川普对此一直怀有极高的警惕之心，多次声称金砖的成立是为了损害美国和美元的地位，并发出警告。 今年1月30日，川普就在真相传媒上发文，警告BRICS成员国不要创造新的金砖国家货币，也不要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否则美国将对这些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1月31日回应说，金砖国家并未讨论发行自己的货币，只是计划建立联合投资平台，以便在第三国进行联合投资、相互投资等活动。由于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使用美元进行支付的机会。外界对此的评论是，就连金砖启始五国自己也不太相信有统一货币，因为该地区远不是建立共同货币的最佳区域区，成员国之间存在许多政治和经济矛盾。 川普相信高关税对世界各国的杀伤力，7月6日第十七次金砖峰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川普当天在Truth Social写道：“与金砖国家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的任何国家，都将被额外征收10%关税。这项政策不会有例外。” 图片 在想出“二级关税”这个点子之前，川普曾多次表示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制裁，但后来意识到所谓制裁没什么作用，俄罗斯能够撑到今天，主要是中国的支持，而中国的支持方式之一就是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印度也是在俄乌战争期间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于是川普于7月30日宣布，将于8月1日正式对印度征收25%的关税，“并附加罚款”。 中国方面表态，事关国家主权安全 中美双方就关税已进行了三轮磋商，前两轮双方还称“达成共识”，但这一轮由于加进对俄能源买家征收二级关税的条件之后，已经没有共识了。贝森特还警告中方，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授权总统对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最高达500%的关税法案，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G7其他成员国甚至整个欧盟很可能会加入进来，对中国实施二级关税。法新社记者就此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如何评价美方的这一威胁？中方发言人称，中国将根据自身国家利益采取合理的能源保障措施，“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按惯例，中国一旦使用“主权安全”就是表示毫不退让，外界分析人士普遍解读中方这是明确拒绝了美方的要求。 印度面临美俄之间的战略十字路口 印度对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向自视甚高，以往的美国政府也很看重与印度的准盟友关系。比如川普1.0时将对付中国的亚太战略重新定名为“印太战略”，将印度定位于对抗中国不可或缺的一角；2024年6月25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讲话中表示，美国需要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但应该主要从美国“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印度招收，而不是中国，并建议给中国留学生开放文科而非理科。民主党的副总统哈里斯在竞选时的王牌之一就是她是少数族裔印裔。 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7月31日，川普严厉批评印度，称“在所有人都希望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杀戮之际”，印度却是俄罗斯石油和设备的大买家。“虽然印度是我们的朋友，但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少，因为他们的关税太高，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他们的非货币贸易壁垒是所有国家中最严格、最令人讨厌的。” 图片 紧接着，这位美国总统在“真相社交”发言抨击了印俄两国日益紧密的关系，称：“我不在乎印度如何对待俄罗斯。他们可以联手摧毁各自已陷入困境的经济，我才不在乎。” 图片 印度与美国就关税问题最早谈判，但因双方在印度农业市场准入问题上分歧严重，至今还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川普宣布对印加征关税25%后数小时内，印度商务部表示已“注意到”这一声明，并“正在研究其影响”。声明还表示，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当地农民、企业家和中小微企业的利益。在保护本国人民的问题上，印度绝不会妥协。据彭博社报道，在川普政府加征关税后，印度已正式通知美国，其不再有兴趣购买F-35战斗机。 外界分析，如果川普的威胁付诸实施，关税冲击将导致印度GDP下降高达30个基点。 对于印度来说，此刻它正被推向在国际关系的十字路口：要么与美国结盟以避免关税和惩罚，要么继续购买俄罗斯廉价石油和军事装备，并维护金砖国家的目标。目前印度的回应是要继续购买俄油，但油轮害怕制裁，原定于本月向印度港口运送俄罗斯石油的三艘油轮害怕制裁，已经改道。 了解川普，必须先了解新保守主义鹰派主张 这次川普对盟友欧盟、日本、南韩的态度，在协议没签之前，外界都说川普对盟友比对中国要狠；15%的关税协议落地之后，都说川普圣明，利用关税重组了国际经济同盟，全力对付中国这敌人。这实在是想多了，是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观念不了解所致。 现阶段，对川普影响最大的就是新保守主义外交观：美国不需要盟友，仅凭实力就可以单独干成任何想干的事情。关税战第一阶段，充分体现了川普及其团队核心成员的名言：关税是调整外交关系的重要战略工具——事到如今，很多人眼里只有银子，盘算的是这几个月川普政府增收了多少关税，完全忽视了川普的宏图远略，他从2016年就开始宣称的要结束克林顿全面开放美国市场、给WTO成员普惠原则的全球化，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个过程当然必须告别“仁慈美国”这一角色，成为“霸道美国”。 中国自2009年放弃韬光养晦，要与美国一争雄长之时，已经想到今天了。这就是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通过理解美国的“离岸平衡手”——世界某地一旦出现区域霸权，美国就会想办法扼制。中国能够做也必须做的就是未雨绸缪，从各方面做好与美国对抗的准备。从川普1.0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直到如今的中美关税战，实质原因就在这。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8月5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805-7271605）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忍泪翻越喜玛拉雅山——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三
接见大厅中鸦雀无声，300多名从西藏逃来印度达兰撒拉的藏人，排著长队，激动地走到达赖喇嘛身边，等待他摸一下头顶，降下佛祖的祝福。 突然，一位年迈的妇女忍不住抽泣起来，因她第一次在拉萨见到达赖喇嘛距今已40年。她的哭声像开了闸门，大厅中的人都忍不住泪水。他们中有因追求西藏独立而度过十年铁窗的政治犯，有被中共狱警拷打留下终身残疾的僧侣，有翻越喜马拉雅山後，在尼泊尔边境被警察强奸的尼姑┅┅ 面对著哭声，一向在这种场合寡言的达赖喇嘛，用低沉缓重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们有过深重的痛苦，西藏在殖民统治下能够到今天还幸存，就是因为你们的勇气和坚忍。你们能跋涉到这里，不仅证明自己，也证明西藏有未来。我祝福你们，并感激你们曾做的一切。” 在印度北方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撒拉的“难民接待中心”，一批批从西藏逃来的藏人，在这里等待达赖喇嘛接见。“难民中心”主任索郎秋培介绍说，从1990年以来，每年从西藏逃来的藏人有二至三千人。 ●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 几乎每个逃来的人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在距离达然撒拉三小时路程的道玛林修道院，现有153名尼姑，其中90名是近年从西藏逃来的。她们争先恐後地向我诉说在西藏的痛苦经历。 今年22岁的成列曲珍回忆道，在1992年2月2日，她和四个尼姑一个和尚在拉萨大寺庙前示威，要求西藏独立自由，呼唤达赖喇嘛。“结果不到15分钟，就有上百的军警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把我们逮捕。在监狱里，他们逼问谁是领导人，谁是背後指使者。因为我们六个人没人回答一句话，结果遭到毒打，他们用脚踢，用电棍戳，从早上八点被抓，边审边打，一直到下半夜一点。我们几个人年纪都不大，两个小尼姑，一个13，一个15，我那年17岁，还有一个18岁的和尚，另两个尼姑是19岁与20岁。因为拒绝回答问题，我们各被单独监禁了一个月，不许任何人探望。最後六人都被处罚∶13岁与15岁的各关了两年；20岁的被判七年；我和另一个尼姑及那个和尚各被判五年。” ●黑暗中不屈的灵魂 剃著光头，穿著红色佛袍的成列曲珍说话柔声细气，难以想像她这样一个瘦弱的女子，当年怎样承受了那样的艰熬。 她说，真正难熬的是进了监狱，她被逼迫打扫厕所挖粪便，还要锄地种白菜，监狱有生产定量，三个囚犯必须生产出两千元钱的白菜，干不好就挨打。冬天时她们被强迫跑步训练，练不好，就被罚站，在寒冷的冬天一站几小时，有人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 “狱警都是男的，经常用脚踢、用皮带抽犯人。冬天时，逼迫尼姑站在室外，在头上放一本书，让你长时间站著，如果头上的书掉下来，就遭打。”她停了一下，扬起头望著天花板，忍著眼里的泪水。“有一次，下冰雹，他们逼我仰面躺下，让冰雹打我的脸，他们在屋里观看。” 说到这里，她突然用生硬的汉语说“认罪伏法，加速改造，重新做人。”这是她仅会的三句汉语。在监狱中，她每天都被逼迫大声喊这三句话，开始时她怎样挨打也不喊，但狱方取消她父母探视的时间，作为惩罚。 她悲伤地说，很多尼姑在监狱被打成残疾，有的被活活打死。“有个年轻的尼姑本来就多病，还被强迫跑步训练，跑不动，就被打。狱警专门踢她的腰。有一天我亲眼看到她被几个狱警毒打，第二天听说她死了。” ●女性更执拗、勇敢 听说当年那个被关押的13岁尼姑也逃来了这里，於是我去了距达兰撒拉四小时车路的西藏儿童村学校，见到了今年已18岁的葛珍巴桑，她已还俗，在那里学习。她刚下课，穿著一身红色花格运动衫，显得格外精神。 她告诉我∶“在拉萨监狱，我和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审问时，狱警逼迫我认错，我不认，他们就煽我耳光，用脚踢我腰，还用电棍抽。我们被逼清理厕所，掏粪便；冬天在庭院跑步，像军队士兵一样。我是尼姑，从没做过这些。” “因我当时才13岁，挨的打还少一些，其他人被打得更厉害。我的朋友噶仁卡桑，也是尼姑，22岁，膝盖被打坏，送去医院被截肢，然後瘫痪了。” “在我之前有个政治犯叫阿旺桑卓，她因为不信中共的班禅灵童，拥护达赖喇嘛确认的那个班禅，参加示威被捕，被关进无光单身囚室，每天只给一个馒头，关了八个月。她父亲也是政治犯，也关在狱中。” 说到这里，她感叹道∶“我哥哥也是政治犯，现在还在监狱里。”望著这个文静羞涩，说话声音很小的女孩，不是亲耳听到，难以相信她瘦小的躯体竟蕴藏著那样的坚毅与勇气。 在藏人流亡社区，随便遇到一个尼姑，几乎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的修道院，有110名尼姑，其中80人是从西藏逃来。从云南迪庆藏人自治县逃来的拉仁区真用生硬的汉语说，她的爷爷、叔叔和舅舅都是喇嘛，都被迫害死在狱中。24岁的尼姑阿旺桑姆说，她的姑姑因为主张西藏独立而在监狱关押七年，双腿被打伤了。 达兰撒拉的“西藏妇女组织”主席普布卓玛送给我一个“名册”，里面是西藏女性政治犯名单，截止到1994年6月，共有453名。看著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听普布卓玛讲西藏妇女为独立自由付出的代价，我强烈感觉到，西藏女性好像比男性还执著、勇敢和富於牺牲精神。“西藏妇女组织”前主席才仁措莫解释说∶世界上的女性都是一样的，只要她认准一件事，就比男性还执拗，宁折不弯。 ●青年藏人的追求与梦想 西藏僧侣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达兰撒拉有个“西藏前政治犯组织”，它的全部160名成员都是在西藏出生，坐过中共的牢，然後逃到这里来的，其中60％是僧侣。 该组织主席、32岁的益西朵顿喇嘛因参加示威两次被捕，坐过七年牢，1990年逃来印度。他很动感情地对我说∶“我逃到这里，就是想有机会告诉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我们在西藏遭受的迫害。但很少有中国人愿意听。” “从藏人角度，我们不恨中国人，是中国政府的错。从1987年至今，西藏发生过270次示威，参加者绝大部份是在中共占领西藏之後出生的青年藏人。中共对付示威者是打、关、判，刑期都很长。例如1996年就有63个和尚因为挂达赖喇嘛像被逮捕，全部被判，最长的判了15年。现在仅‘拉萨第一监狱’就关押著250名男政治犯，170名女政治犯。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不应该这样对待藏人。” ●打不死的信念 该组织的执行理事巴噶朵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今年30岁的巴噶朵出生在拉萨，很小就当了和尚。1988年初，他锁紧房门，拉严窗帘，在寺庙里偷读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从那本书中，他知道了西藏的真正历史。 1988年3月，巴噶夺参加了在拉萨八角街的示威。据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西藏新闻网”报导，当时有四千和尚和藏人参加了那场示威。中共军队开枪镇压。 巴噶朵回忆说∶“当时我身边有一个康巴人被子弹打中，当场死亡。我随後被逮捕，他们逼我交代幕後组织者，我不说，他们就用脚踢我的肚子，揪我的头撞墙，把电棍插进我的嘴里，最後把我双手紧绑吊起来12个小时。我当时恳求他们立即处死我，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那份痛苦。” 巴噶朵被判了三年，出狱後就逃到印度。达赖喇嘛的专职医生罗桑旺雅给他做了治疗，当时的医疗诊断书写著∶“巴噶朵的肝、肺、右肾、心脏和主动脉都有严重的问题。”巴噶朵近年曾在美国巡回演讲，并在英国国会作证。他的345页《自传》已近完成，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夫人的赞助下，今年圣诞节将以英法德藏四种文字出版。 ●西藏的“辛德勒名单” 我临走时，“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主席益希朵顿送给我一本他们办的刊物，大半本是被关押的藏人政治犯人名，有被捕时间、刑期、原居住地、性别和职业的详细资料。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名字是按被捕时间顺序排列的，最後一个是第1,720名，其中80％是僧侣。捧著这本西藏政治犯名单，无法不使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单”。 ●雪山冻不僵的希望 不久前，美国国会议员富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以普通旅游者身份悄悄进入西藏考察。他回来在国会作证描述说∶西藏处於“不可言语的残酷”状态。 因此，越来越多的藏人冒著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在“难民中心”，刚从西藏自治区堆拢县登卡寺逃来四天的和尚阿旺诺桑对我说∶“中共天天在西藏喊宗教信仰自由，可是他们却逼迫我们诬蔑达赖喇嘛搞分裂。达赖喇嘛是我们和尚的法王，是我们西藏人的领袖，我们怎麽能诋毁他。我不得不出逃。” 他们一起逃的有40多人，在路上走了17天，为躲避军警，夜间走，白天藏。“我们随身背著糌粑，渴了吃冰雪，用野驴粪蛋做燃料。每人交给带路人一千元人民币。” 在达兰撒拉，可以见到各种各样从西藏逃来的人∶原中共《西藏日报》编辑贵桑班觉；原四川藏人自治州中学教务长才嘉；还有一位原青海泽库县法制局局长。这位1990年逃来印度的前法制局长现已写出三本书，其中《一个藏族共产党员的经历》描述了他1965年加入共产党，後来怎样醒悟，在青海泽库发表西藏独立的言论、张贴标语的事。他告诉我∶“我当年就支持八九民运。那些学生真有种，了不起！” ●“大腿流血，大脑不能不管” 我回到纽约後，收到几封我采访过的藏人来信，其中有两封叮嘱我∶“千万别在你的文章提到我的名字，以免连累我在西藏的亲人。”一名年轻和尚告诉我，因为他逃到印度，他的当干部的父母被降了两级工资。从这些信中，可以想见藏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恐惧的社会，即使到了民主自由的印度，还要噤若寒蝉，提心吊胆，唯恐为他们仍在西藏的亲人带来更多的灾祸。 今年二月底，中共发表了一个西藏人权报告，说“不可争辩的是，西藏的人权得到巨大改善。”但近年来多达一万僧侣和八千西藏青少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并带著那麽多苦难的故事，又怎麽样解释呢？ 几年前从青海逃来印度，现在达兰撒拉编辑中文《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说∶“很多人在翻越喜马拉雅山时由於冰雪严寒而死亡。大家在死者身上堆些石头，念一段经，就得匆匆赶路。到底有多少人死在逃亡途中，没法统计了。” 达赖喇嘛最近在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西藏时说∶“今天，地球已成为一个村落，一个整体。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大脑不能忽视正在流血的大腿。”在达兰撒拉，举行宗教仪式的喇嘛们吹著一排长长的西藏螺号，那悲凉、低沉、深远的鼓角声，像是滴血的灵魂在哀怨长鸣，传递著一个在雪山下被欺压得太久的民族的呻吟与呼唤——它沿著喜马拉雅山脉委婉滚落，回荡在世界┅┅ （香港《开放》1998年4月号） 1998-04-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奥巴马胡锦涛，分辨不出谁是谁
对奥巴马的首次中国行，我在他行前曾撰文预测，不会有实效。结果却是更糟∶奥巴马没在任何问题上挑战中国独裁者，全方位妥协。美国媒体对此一片批评之声。最尖锐、幽默的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米尔班克（Dana Milbank），他说，“听这俩人讲话，你很难分辨哪个是奥巴马，哪个是胡锦涛。”因他俩调子太像了。奥巴马的首次中国行，还创了多项第一∶ 第一，奥巴马是美国首位任期第一年就到共产中国访问的总统。前任的布什父子，克林顿等，都没这样做。奥巴马给足北京独裁者面子。 第二，奥巴马是过去18年来首位美国总统，拒绝会见来美访问的达赖喇嘛，目的也是为了讨好北京。 第三，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只是强调北京官方的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只字没提《台湾关系法》；同时奥巴马还有两个新提法∶一是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美国欢迎中国强大。连在去年总统大选时力挺他的《华盛顿邮报》都看不下去，发表社论批评奥巴马，说中国仍是专制国家，奥巴马“使用‘欢迎’这个词是错误的”。难道欢迎专制的力量崛起强大，挑战自由世界？ 第四，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完全没提到对台军售，保卫台湾安全。在跟上海大学生对谈时，有人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奥巴马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个问题。明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 第五，奥巴马在上海演讲和回答问题，洋洋洒洒上万字，竟连“人权”这两个字都没提及，更别说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德国总理默克尔访中时，在北京特意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布什总统两次访中，都到北京的教堂做礼拜，以示支持宗教自由。但奥巴马却什麽姿态都没有做。 但奥巴马却热衷跟中共安排的所谓学生“对谈”。经网上人肉搜索，四个提问的学生，三个是冒牌，都是中共团委干部；那个学生，也是班级党支部副书记和辅导员。《纽约时报》采访到一个会场学生，她说事先被当局培训四天，被要求不得提西藏和人权问题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对香港《南华早报》证实，当局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背景审查。 这些中国大学生如此被官方操控，无法不让人想到马政府最近宣布的承认中国学历。中国这些被当局控制、意识形态洗脑的学生们，在学历被台湾承认之後，如果大量涌入台湾，拿到教职，或进入学术界等，对台湾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前景是可怕的。 奥巴马从新加坡抵达上海那个夜晚，自己打著黑伞走出飞机。随後中国网路上就有一条流行语非常爆红∶“一个黑人总统，穿一件黑衣，在一个黑夜，撑一把黑伞，走进了一个黑暗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应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既没有向这种黑暗挑战，也没有向处於黑暗之中、渴望自由的中国人传递出光明的信号，更没有发出保卫民主台湾安全的声音；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向独裁中国的妥协之行。他虽创造了多项第一，但都是耻辱的记录。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23日“曹长青专栏” 2009-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川普“解放日关税”将如何撬动地球
何清涟 4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解放日关税”计划，尽管与原来宣称的“对等关税”相比是减半征收，但仍然有如石头般沉重砸在每个国家脚上。一直在忐忑不安中盼望能够幸免的亚洲国家终于知晓，东盟10+3（中日韩）除了文莱与新加坡之外，其余全部受到24%-49%的不同档次加征，中国更是受到特殊对待。国际舆论包括美国的全球主义媒体，当然都痛加挞伐。很少有人愿意正面现实，川普的解放日关税实施之日，就是全球化终结之时。 亚洲国家均遭受“解放日关税”冲击 “解放日关税”对所有国家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最低10%关税，并对约60个对美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关税。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中国加征34%，加上此前两次的20%，其整体关税税率被大幅提升至54%。墨西哥、加拿大因芬太尼与非法移民而加征的25%关税豁免已于4月2日到期，欧盟等七大贸易伙伴因属于约60个“贸易行为不良”（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影响美国企业的法规与税收等）国家，均获加征。被加征40%以上的亚洲国家依次为：柬埔寨49%；老挝48%，越南46%，缅甸44%，泰国36%，台湾32%，印尼32%，马来西亚24%。 东盟诸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应不似美国盟友反应那么激烈。泰国总理佩通坦表示，泰国政府理解美方通过“对等贸易关税”调整贸易平衡的考量，将与美国沟通，并在近期发布详细的应对方案。越南计划在4月5日派遣由副总理胡德福带领的越南代表团访美，增加沟通。但一直认为自己是美国特殊保护对象的台湾无论朝野均悲愤莫名，做出少见的强烈反应。 川普意在终结WTO体制 如果认为国际社会的舆论指责会改变川普心意，可能过于乐观了。美国除了奥巴马为代表的全球主义者之外，还有“美国独行”这一被全球主义压制了几十年的国家主义传统，川普的解放日关税，实际上就是国家主义对全球化的挑战。 今年以来，就美国加征关税向WTO申诉的共有香港、中国政府，以及行将申诉的巴西政府。其实， WTO裁决执行与国家利益实现存在潜在背离是研究者早就多次指出的现象，川普的“对等关税”要求，是对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成立WTO的大逆转。克林顿号称“全球化第一推手”，为了推动全球化进程，将关贸总协定改为WTO，其基石是“最惠国待遇”原则。根据这一规则，成员国需对所有成员实行统一关税。但在实践过程中，除了美国之外，很多国家还有增值税（VAT）、碳税等非关税壁垒，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推陈出新，事实上只有美国市场才算是真正门户洞开。 川普指责各国都占美国的便宜，大体上没错。因为WTO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合法享受差异化待遇，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为保护本土产业，关税普遍高于美国。就连欧盟各国向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也远高于美国对欧盟同类产品的关税。例如，美国此前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而欧盟对美汽车关税高达10%。川普宣布实行“对等关税”之后，日韩德墨加这五大对美汽车出口国已经提前进入“危机模式”。 简言之，美国推动成立WTO，对绝大多数国家施行最惠国条款，是因为美国希望扮演自由贸易问题上的领导角色；如今川普已经明说他就是美国总统，首要任务是对美国负责，自然不再需要WTO这一全球化的经济抓手。 真正挑战川普关税政策的力量来自美国国内 川普团队现在除了在国家层面解释关税战之所以必要之外，最缺的就是对症下药的为本国消费者释疑：加征关税不会导致物价上涨。 美国国内批评者一致认定，增加关税必须引致日常消费品的涨价。比如越南是全球最重要的运动鞋生产国之一，耐克约50%、阿迪达斯约39%的鞋类产品都集中于越南，年销售额合计超200亿美元。行业人士表示，由于运动鞋需要专业的生产线，短时间内转移生产链和供应链几乎不可能，最终结果只会导致终端市场上涨价。柬埔寨目前是美国第六大服装供应国，其制鞋和旅行用品也在美国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美国零售联合会（NRF）表示：”这些税款最终会转嫁给普通家庭，加剧通胀的压力。” 今年2月18日，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公布的预测曾列举“对等关税”实施后美国消费者将受到的影响：美国有效关税税率将提高13个百分点，升至1937年以来最高水平；价格上涨幅度1.7-2.1%，相当于2024年平均每个家庭损失2700-3400美元，2025年GDP实际增长率将下降0.6-1.0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美国经济将持续萎缩0.3-0.6%，相当于2024年每年萎缩1000-1750亿美元。关税是累退税，底层家庭的损失将在 1,000 至 1,300 美元之间。服装和电子产品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机动车和药品的价格也会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上涨。 目前，川普的支持者不少都相信关税战是必要的恶，愿意为此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但关税战一旦开打，美国只是主导的一方，各国的反应与实时变化有很多随机因素，时间一长，物价上涨看不到头，国内压力就会增加，这种可能性不可忽视。 关税作为“美国外交的战略工具”还有其他内涵 川普总统与他的财长、商务部长都多次宣称关税是美国外交的重要战略工具，意义当然不止于税收的增加，至少还有振兴美国制造业与重塑地缘政治这两重目标。 美国经济学界对川普通过关税战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效力深表怀疑。4月2日，川普再次重申这些对等关税将使“美国工业重生”，他将这一天形容为“解放日”，是美国工业重生和国家命运重新掌握的日子。他对所有抱怨的公司或国家表示：“如果想让你们的关税税率为零，那么就在美国生产你们的产品。”《华尔街日报》在次日发表的《川普最新关税行动宣告全球化时代落幕》对此作出回应，称这意味着美国对过去几十年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速全球化的支持落幕，但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却并非易事——这一分析大抵没错，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历经三位总统，都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当作国策，但由于产业链重置及生产成本等问题太过复杂，只能通过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去了墨西哥、印度等地，效果并不理想。如今川普以关税战的方式给企业施加压力，其效果不一定在他的任期内完全显现。 关税作为“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的重要战略工具”，其中包括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东盟多国与日本、南韩这次都被加征，但反应相对温和，多希望通过与美国的谈判降低关税，这种考虑是明智的。美国既然声称今后将全力应付与中国的竞争，要将主要力量投放在太平洋地区，这就需要盟友。如果是亚太战略，日本、南韩、台湾、东盟国家必会成为笼络对象；如果是印太战略，印度、澳大利亚则不可或缺。多年以来，这些国家一直期望“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在美中之间游移不定。如今川普均课以重关税，以示惩罚；各国要想保持经济利益，就得让美国政治上有利可图，所谓关税是美国外交重要的战略工具，要害就在这点。 多年以来，世界上只有美国在践行全球主义，其他的国家都是全球主义为表国家主义为里。践行全球主义的代价是川普接过36万亿巨额国债与1.2117万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摊子，要想挽救美国，只能施以雷霆手段。但最近30年以来，世界早就听惯了西方左派那种冠冕堂皇的全球化理论，与该理论的各种道义包装（人权高于主权、环保、保护性少数群体等弱者利益）相比，赤裸裸地诉诸于国家利益的川普主义太过生硬，一时之间很难被接受。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2016 中国水灾引发的“人问”
何清涟 2016中国水灾，除了灾情严重、受灾者众多、天灾人祸纠缠在一起，民怨沸腾之外，中国人突然感觉到自己象个国际弃儿，国际社会少有存问。虽然这一思考被中国网管扑灭了，但我却认为，中国人已经到了应该想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人问：两个孩子都是受灾者，世界为何“厚此薄彼”？ 邢台水灾后，一个被淹死的小女孩与叙利亚小男孩艾兰的照片被放在一起，配上一条微博在国内疯传：“当年叙利亚小男孩遇难的照片，引来世界无数刷屏，如今河北邢台小女孩遇难照片，又会引来多少人关注？难道别人种下的是希望，我们种下的是草籽？” 这条微博在国内旋即被删除。当时看到这一“人问”之时，我想的是：中国人总算开始注意到，如果有一天中国大乱，中国人将成为国际弃儿。 具体来说，这种“厚此薄彼”，具体原因有三： 一、两个孩子的死亡的时间点不一样 叙利亚男孩小艾兰之死正当其时，那时，欧洲国家在美国构造的国际秩序下幸福地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分理想主义。因此，小艾兰之死触动了西方媒体、人民心灵中最柔软、最温情的那份同情心。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西方国家的政要们将所有的利害考量包括经济承受力放置一旁，表达人道同情唯恐落在人后。默克尔信心满满地表达“接收难民无上限”，“我们能做到”。如果有人要怯怯地谈一下容纳能力与可能后果，那会遭来一片嘘声与恶骂。 如今不到一年，法国、比利时等国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德国在科隆难民大规模集体性侵案之后，又于2016年7月一周之内发生三起难民和一起伊朗裔杀人事件，瑞典在世界上每10万居民中女性被强奸数量排行榜上成为第二名（53.2），仅次于第一名莱索托的91.6。 欧洲人民的幸福生活结束了，如今成为求安全而不得。死在地中海上的难民，仅超过百人遇难的沉船事件就有几起，其中也有与小艾兰一样可爱的孩子，但是面临恐袭死亡威胁的欧洲人已经没有心情为他们悲痛了。在法国尼斯恐袭现场，一名遇难小女孩和她的玩具娃娃那张照片，被法国网友与小艾兰的放在一起，做成了图片，配上的话语是：“如果他活着，她就必然死去”——此前，《查理周刊》曾做过一期漫画，画面是：成长为青年的艾兰追着法国女子意图性骚扰，手中挥舞着刀子。法国人之所以这样无情地讽刺，乃因对法国人实施恐怖袭击的，正是在法国出生长大的穆斯林移民后裔，他们是法国公民，享受法国公民的一切福利与权益。 因为恐怖袭击防不胜防，法国警察疲惫不堪还有生命危险，7月17日，法国总理瓦尔斯在一篇采访中表示，“时代已经改变。恐怖主义在长时期内都会成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德国法务部长马斯说得更厚颜无耻：“要求国内安全不是基本权利”。这位部长大概不懂“大数原则”，即任何灾难于社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但对受灾者及其家庭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损失。西方的人道主义是从关心个人权利与生命安全起步的，如今在德国，政客面对恐怖袭击无能防范，只好声称国内安全不是基本权利，纳税人算是白养了一群昏庸政客。 关心他人与他国，都是在本国人民富足安定的情况下，人类出自同情心的选择。一年不到，奉行人道主义的欧盟各国的国内安全都成了问题，哪还有心思关心中国水灾中的一位受难小女孩？更何况中国的央视也未为这位小女孩悲叹。 二、在国际社会眼中，中国是个灾难之国 所谓“人祸”的一个类别，就是专制政府不断因政治、言论等各种原因抓人，陷人入罪，每轮大的事情或者某个引人关注的人物入狱，总能引来国际社会一片批评之声。 即使是天灾，比如洪灾、泥石流等环境灾难，只要一溯源，就会发现明显的人祸因素，这些，我在以往的文章中都谈过，比如最近的《大自然的报复：武汉淹城》，《生态安全：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等等。 如此密集的灾难发生频率，以及每次大灾难中必不可少的腐败丑闻、政府不作为、敷衍塞责等，早就让同族同种的香港人都凉透了心，部分人甚至视大陆人为“蝗虫”，提倡“港独”，加上香港人口密度排在世界前几位，从心愿与容纳力二者来看，今后都已没有可能接纳大批中国灾民、难民了。香港如此，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了。 三、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足够的救灾能力 中国富人全世界购买豪宅、奢侈品的购买力让世界都开了眼；中国官员的贪腐数额也不断刷新世界腐败纪录，再加上中国在军费上投入巨大，世界各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场常见的自然灾害，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中国自有能力克服，因此也就较少关心存问援助了。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本次中国长江中下游遭受的洪涝灾害是中国近年来最大的洪涝灾害，损失严重，共有31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670.9亿元。但各国政府慰问寥寥，政府援助似乎没有。自7月11日苹果公司捐出700万人民币之后，我只看到一篇《海外侨胞心系中国汛情 携手并肩共筑大爱长堤》，其中列举的捐款数字少得可怜。 我真心希望这是我看漏了重要的援助信息。 这种情况中国人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还是想安慰一下同胞们，委内瑞拉今年发生经济危机，人民陷入饥饿，但除了老朋友中国关心过之外，其他国家也基本不太关心，因为各家都有一大堆麻烦事缠身。美国麻烦相对少一些，目前因为2016大选选情的激烈对立，以及恐袭事件与袭警案不断发生，暂时没有“管他国闲事”的心情。 中国人需要有自救意识 目前，凡有条件的中国人都在移民。这移民大军当中除了极少部分是无法承受政治迫害而出走者之外，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成功人士与比较成功的人。用一位移民中介的话来说，凡金融资产在2000万人民币以上的，基本上都在外筑巢。 从同理心出发，离开那个让人窒息、灾难频发的国度，也许是种合理的人生选择，因为人有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权利。但以下两个因素决定能移民的人只会是中国人当中的少数： 一、世界上好的国度太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就是世界各国移民首选之国。欧洲目前正深陷入数百万中东难民造成的困境不能自拔，澳大利亚与加拿大正在慢慢收紧移民政策。美国2016年大选，移民政策将是大选激辩的主要题目，希望美国继续敞开大门的人，只能祈盼民主党继续主掌白宫。 二、中国早就成了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四大输出移民国，目前全球分布的华人总共有5000多万（2008年中国官方机构的调查数据），其中约有70%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全球难民趋势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增至6530多万人，希望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接收他们。 考虑到上述两个现实条件限制，中国人的移民梦想之实现难度日益增大，今后30年中，最乐观也就能够移出去5000多万，95%的中国人只能继续留在中国生活。因此，中国人得培养自救意识。 网上流传一篇《一个抗洪干部的哀叹：我们水里干 百姓看翻船》，其中有段文字让人看了印象深刻：“今年的大洪水也席卷了整个鄂东，其老家望天湖洪水滔天，村干部和军人忙着背土筑坝，老百姓蜂拥去电鱼抓鱼，很多闲汉宁可坐等水淹也不肯为保卫家乡出力，着实令人唏嘘”。 国内评论者多认为这不能怪老百姓，一条微信认为这现象反应了三点：一、积极看，民众已疏离谎言党；二、专制之下，没有公民权利，不会有公民责任；三、赵家包办了一切，当然必须包括救灾。 从原因与结果的逻辑关系来看，这条微信评价大体上不错。老百姓的冷漠、不热心公益，都由这个专制的全能政府造成。但是不知人们是否想到：水灾来临时，民众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以应对；但席卷全社会的灾难来临时，全体社会成员很难自外于灾难，难逃“玉石俱焚，草木同腐”的命运。 因此，中国人必须开始自救，这种自救层次有高低，低层次就是移民，将个人及家庭置 于安全之地；高层次就是通过救社会达成救个人，比如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政府还权于民，建立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宪政中国。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7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flood-20160727/343752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中国近期内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何清涟 由于最近的“钱荒”，中国是否面临金融危机成了热门话题。讨论集中于两个主题，行内讨论的是危机到底有多深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会不会爆发等；行外则关心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政治危机。 本文讨论中国近期内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聚集中国金融危机并非空穴来风\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银行危机。担心中国可能出现金融危机有足够的理由，因为与2008年的美国相比，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信贷和房价猛涨，各种金融衍生品增多（中国主要由影子银行经营这些金融衍生品），特别是6月20日，中国的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飙升到25%。这一资金短缺现象与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非常相似。 6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宣称“操作系统升级”，其自动提款机系统停止运行。事情发生后有记者来电采访，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我的答复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都存在。例如，大部分经济指标（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等）都表现不好；从几年前开始，中小企业破产现象一直不断；失业率增加等。此外，中国还有美国没有的两大因素：一是人民币在国内不断贬值，只是它对美元的汇率变化小，而让普通人产生币值稳定错觉；二是地方政府债务数量庞大。 从世界通例来看，任何国家出现以下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当中的一个，都很难应付。中国现在同时面临两个：一是地方政府、企业的债务危机，总债务规模为120-128万亿左右，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其次是货币超发严重，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最近3年半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从60万亿上升到100万亿，增长了67%，结果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 尽管积累了这么多的危机因素，中国近期内不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与美国不同，金融运行靠的不全是商业信用，而是国家信用。 \国家信用是金融大船的压舱石\ 中国同时面临债务与通胀双重压力，但依然能够应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金融完全由政府掌控，其商业信用与国家信用是连体婴儿，西方国家在面临金融危机时不能采用的手段，在中国，只要政府认为有必要，都可采用。 以中国金融系统处理坏帐为例，其手法世界独一无二。中国金融行业近15年已经两度遭遇坏帐危机，但都安然渡过。第一轮发生于1998年，其时中国金融系统坏帐约为14,000多亿。于是中国政府想出高招，于1999年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与中国信达），分别接收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经过政府三番两次的“冲销”、“剥离”、“注资”， 到1999年就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6年，中国银行系统坏帐高达3万亿，中国用同样的方法处理过后，再吸引花旗、瑞银等十余家大外资银行做为“战略投资者”入股，然后包装上市，于是，巨额坏帐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银行同业对中国消减坏帐的能力深感望尘莫及，因为他们花了十几年也不过才将坏帐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已。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银行面对坏帐一筹莫展，不少人想起中国金融系统巨额坏帐神奇消失的经历，开玩笑称“党支部空降华尔街”，必能拯救美国金融业。 我相信，中国银行系统现在又出现不少新的坏帐，但让它们消失并非难事，以前的老办法变通一下，再因时制宜地创造一些新招术。只是这次不象前两轮，第一次外资打包买银行坏帐，希望通过解析坏帐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经营情况；第二次是为了谋利，一旦合同期满，大都携带赚来的钱全身而退。这一次则很难找到新的战略投资者，需要另想新招。 \中国近期内为何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近些年来，有史学研究者提出，明朝亡于财政危机。因此有人设想，只要号召中国百姓到银行挤兑，就能搞垮金融系统，催生政治危机。这想法缘于不了解中共如何管理金融。 首先，中国货币超发严重，民众对通胀的预期也高，但中国现在不太可能出现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后曾经历过的银行挤兑。因为中共现行经济体制与国民政府时期不一样，国民政府时期，私人资本与外资都可办银行，这些银行只能靠企业信用，而今天中国的银行是由国家信用在支撑： 1、据说央行掌握了将近30万亿的超额准备金，不怕挤兑。 2、就算超额准备金这一数字有夸大成分（这在中国是常事），中国也不可能发生挤兑之事，除了民众相信“银行是政府的，不会垮”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地政府绝对不会允许银行出现挤兑之事。海南发展银行早就在1998年6月破产，据海南省政府总结经验，海发行关闭的直接原因就是储户因为恐慌挤兑造成的。自那之后，地方金融机构一遇破产，防止挤兑并由政府责成其他银行代偿这两大举措双管齐下，基本不会出现挤兑风潮。近期中国发生的“钱荒”，据央行行长周小川表态称“市场基本上正确理解了央行“。因此，这轮“钱荒”被解读为央行在控制银行信贷与货币规模上的“实弹演习”。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这一解释，缘于对国家信用还保持很强的信心，有助于缓解“狼来了”的恐慌感。 其次，地方债务风险看来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实际最后都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融资平台也是中国独创的物事。概括而言，地方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捆绑关系体现为三重：一，平台是地方政府为融资而建立的企业平台，主要是由市属国有企业组成，在法律禁止地方政府从市场借贷的情况下，平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融资代理机构。二、地方政府与平台的钱袋完全相通。地方政府不但可以向平台出让土地，作为平台申请贷款的抵押品，而且还把卖地收入提供给平台作为预期的营业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为其提供资本金，如注入预算收入、转让土地使用权和现有资产（如道路和桥梁）、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的收入，都列入其中。三、地方政府为平台借贷提供显性担保，为了说明这种支持的合法性，地方政府往往把这些补贴纳入地方预算，并经当地人代会批准。 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缓解了地方财政赤字压力，避免了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增长。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深受地方政府喜爱。但这些平台凭借以土地为抵押品来申请贷款的方式，把地方政府的钱袋与土地和房地产越发紧密地绑在一起，在房地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平台之幸最终会转化为中央之忧，即金融风险。 但中国没有地方政府破产一说，中央政府也决不会让任何地方政府破产瘫痪，只会想办法消解地方政府的坏帐。这对中央政府来说轻车熟路：中国的银行大都是国资银行，股份制 银行则由国资银行及大型国企持股，其信用就是国家信用。这等于说银行与地方政府本就是同父同母的两兄弟，由中央政府（父母）来做清理地方债务破产的法官，可以挡住债权人（银行），以有序的方式，把风险用各种方式分摊下去，继续维持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国近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会与中国的政治状态一样，溃而不崩，与政权休戚与共。 （另文讨论中国的金融危机、通胀会不会引发政治危机）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7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0702/1693945.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7/willchinahaveafinancialcrisis-2/）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国家安全新领域：美国农地与中国粮食需求
何清涟 无巧不成书。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谈到中国经济危机，第三条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个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时值俄乌这世界两大粮食生产国发生战争，导致全球粮价上涨之际，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还警告说世界上38个国家的4400万人正在饥荒边缘徘徊。考虑到俄罗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不仅成功地将经济制裁带来的杀伤力降至最低，还利用欧洲国家对资源的需求成功夺回资源定价权，不能忽视美国此时发布这份报告的政治意涵。 美国这份报告的要害在哪里？ 《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回顾了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些弱点如何推动美中农业关系的利益。从具体内容看，报告评估了中国农业投资背后的动机，包括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以及减少进口依赖、保护耕地和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的相关努力。该报告重点研究了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主要领域，包括土地、牲畜、谷物以及农业设备和技术等相关基础设施。最后，报告为立法者提出应该考虑从哪些方面防范与限制中国在美农业投资。 报告引用了2020 年外国在美农业投资报告(AFIDA)年度报告的数据：美国所有私有农业用地中有 2.9% 归外国所有——据2021年7月25日VOA在《别碰我们的粮食！中企大肆采购美农地 国会议员拟立法禁止》所引用数据，2020年初，中国业主在美国控制的农业用地约19.2万英亩，价值18.58亿美元。这些土地可用于耕作、放牧和林业。加拿大是持有美国农业用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9年底，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共持有748.5万英亩美国农业用地。 报告撰写者列举了值得担忧的几方面情况： 1、关于中国对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的信息缺乏透明度并且有限。 2、美国农业部对外国拥有美国土地所有权的报告要求缺乏相关规则和透明度。无论是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抑或是使用变更，在提交初始文件后评估或跟踪土地使用或所有权的变化，缺乏跟踪监管机制，中国人公司可以轻松规避农业外国投资的现行报告要求，可以重新利用购买的土地，而不必担心美国农业部的影响。美国政府越来越难以监测和考虑对国家的任何潜在风险安全。 3、中国窃取美国农业知识产权，威胁到美国在作物开发和农业技术创新。美国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研究和发展农业科学，中国如果继续盗窃有价值的美国知识产权，美国将无法在农业领域保持竞争力所必需的本土创新。 4、转基因种子（如转基因种子）的潜在武器化也对美国经济和粮食构成威胁，如果使用 GM 种子代码来制造生物武器，安全性可能会受到威胁。 5、如果进一步整合和中国供应链，中共可能对美国供应链拥有不当影响力，收购美国农业企业——报告撰写者列举了2013年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高价收购了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 Inc.)的案例，认为中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有能力收买农产品上下游产业来简化生产线。如果中国通过这种方式并购更多家美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可能会对美国农业市场造成经济扭曲。 6、 军事设施附近的外资土地可能需要额外的监控。现行美国法律规定，外国人购买、租赁或特许权的土地如果位于敏感政府设施附近的房地产将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CFIUS） 的审查，委员会有权拒绝正在考虑的交易，但事后很少进行监督。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威胁的演变会给美国国防带来新的风险。报告撰写者建议按照安全许可所要求的进行定期审查，有助于缓解国家安全担忧。 中美关系恶化后，粮食安全成基本国策 中国的资源稀缺是全方位的，从各种矿产到耕地都短缺，大豆、玉米、小麦等三大主粮过去主要从美国进口。中国从2010年代开始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略投资，利用直接投资、购买股份、并购等各种方式，重点集中在能源、矿产与农地，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但近年中美关系恶化，习近平已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粮食安全成了中共的基本国策。俄乌战争开始后，西方对俄的全面制裁，包括没收俄罗斯政界及企业界在西方的资产让中国产生更深的危机感。 以美国经济安全委员会这份报告涉及的关切话题而言，偷窃农业知识产权与购买农地早就引起美国关注。中国来美访问学者或其他人利用各种方式窃取美国农业知识产权（主要是种子），已经发生多起，最有名的一件是莫海龙窃取种业巨头杜邦、孟山都及LG种业公司的机密高产抗虫害玉米种子，被控窃取商业机密罪。中国商人购买军事设施附近的土地，亦有过数起被叫停的例子 ，2012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一关闭项目，2021年，被称为“新疆首富”的中国知名企业家孙广信在美国德州购买土地兴建风电场的投资案最先引发当地环保抗议，最后演变成一件被有些美国政界称为与“敌对国家”威胁“国家安全”相关的新闻事件。孙广信收购土地不仅受阻，还让德州议会在《孤星基础设施保护法》中增加了一条专门包含了针对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公司投资的条款，禁止上述国家的企业投资德州诸如电网、供水系统和网络安全等基础设施。 俄乌战争改写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规则：资本安全 俄乌战争发生后，美国拜登政府领头发动的对俄全面经济制裁，不仅没收扣押普京等俄罗斯政治高层及其家属、关系人的各种资产，还没收俄罗斯私人资本。这一点虽然对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但对美国倡导的全球化当中的资本安全却是种否定，影响深远。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铁则是资本流动的安全，即资本流入国必须保障外国资本的安全与自由流动：一，资本流入国政府必须遵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不得随意没收、处置外国资本与资产，政府资产也仿照此原则处理。独裁政权倒台后的资产处理则还给独裁者所在国的人民做重建费用。二、自由流动，则是指资本在一国的进入与退出都必须自由，资本流入国必须按法律处理，不得随意加以限制。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样示范，并且由美国四大金融评级机构定期加以审核、评级，是谓国家信用。美国等西方国家花了很多年，让中国学会必须尊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安全，也因此，独裁专制国家（或者独裁者家族）在西方国家投资或者存放资产，基本上很放心。如今俄乌战争中俄罗斯海外公私投资大量被制裁没收，此事不可能不引起中国警惕。 美国经济安全委员会这份《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其实就是“别碰我们的粮食”之表态。尽管中国宣布2021年粮食总产量1.37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但美国也有自己的研究所本，估计美中关系今后可能会在“战略竞争”原则下，逐步收紧限制中国在美国某些领域的投资，双方将陷入“卡脖子”与“不怕卡脖子”的游戏。 （原载大纪元，2022年5月2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5/29/n1374779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足球，政治和民族狂热
法国队以她独特的足球语言—— 厉的攻势和严密的防守，在巴黎的绿草坪上创作了一首震撼世界的交响诗，在全场八万球迷欢声雷动的助威下，以三比零痛宰足球之国巴西，成为世界杯冠军，使历时一个月的足球大赛迸射出比艾菲尔铁塔还雄伟的高潮！ 这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赢得世界杯，不仅整个体育场疯癫迷狂，整个凯旋门外的香榭里拉大街成为人群的海洋，法国人不知道该做出什麽样的惊人举动，是万众攀上艾菲尔铁塔，还是把罗浮宫和礼花一起抛向夜空，才能发泄出激动和狂热。 这是曾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巴西队第一次在外国进行世界杯决赛输球，除了1950年在本土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巴西输了外，其他所有在本土和外国进行的世界杯决赛，都捧回了冠军杯。由此可知，巴西人这次会多麽失望。在决赛前，巴西队队长就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我们赢了球，我不期望国人给我们建纪念碑；但我们输了球，他们会宰了我。” 据估计，全球有30亿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在电视前观看了这场国脚云集、出神入化的足球魔术。而巴西和法国，几乎全国空巷。一个小小的足球，牵动了全球亿万颗心，紧张、兴奋、激动、狂迷，似乎每个球迷都在自己心中的绿草坪奔跑、射门┅┅连坐在观礼台上的法国总统希哈克，也不再正襟危坐、“官”冕堂皇，而是时而紧张得两手握拳，时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除美国之外，足球恐怕是当今世界最吸引大众的体育比赛，它的强劲、耐力、速度和团队配合，都体现了人类精神。很多人对它的著迷，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例如，据今天出版的《时代》周刊报道，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5％的英国男子说，他们宁可放弃和梦中最想要的女人上床，也要在电视上看足球。有人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现在时代进化，变成了男人的一半是足球。 足球也是中国人的最爱之一。1981年，中国大陆足球队以四比二打败了沙特．阿拉伯队，比赛结束已是半夜时分，我所在的黑龙江大学，学生成群结队自发地涌向大街，呼喊口号，尽情发泄，见到高干的小轿车，不是推倒就是围堵戏弄。後来得知，那天晚上，包括北京大学等，全国有几十所大专院校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一场足球赛，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学潮。 由於时差，世界杯决赛时，中国大陆已是下半夜三点钟，但很多球迷要一直等到下半夜看球。1986年7月1日，我在编辑《深圳青年报》时，为了看阿根廷和德国的世界杯决赛，等到下半夜。深圳能收看到香港的电视，看完球赛，虽已 晨五点，但激动不已，伏案为两小时後出版的报纸写了评论“中国：每个领域都呼唤马拉多纳”，以马拉多纳的个人全能技术，批判共产主义抹煞个人，消灭个人的群体主义。报纸後来被当局查封时，这篇评论也成为罪状之一，说我们的报纸“劝邓小平退休”，却吹捧马拉多纳。 前年我去伦敦，一位朋友热心地为我联络当地一位关注中国人权的名律师，但他刚拨通电话，这位律师就极不耐烦地喊道，你知道现在整个英国在干什麽吗？原来英国和德国正进行足球决赛，这位人权律师，这时连什麽权也不顾了。 足球不仅是人们极为喜爱的体育活动，有时也是政治，最容易煽动民族主义狂热。这次世界杯，克罗西亚虽然在半决赛中输给了法国，但克国已觉得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已大胜德国队。德国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克罗西亚深受其害，这次克罗西亚在球场报了战场的仇。 美国的宿敌伊朗，这次又在球场狭路相逢。伊朗踢败了美国，举国欢呼，认为打败了“美帝”，完全把球赛变成了政治。伊朗这种做法已是惯例，去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伊朗摔跤获得冠军，伊朗也是举国欢腾，总统亲自接见摔跤选手，称赞他使伊朗国旗在“撒旦的家乡升起，戳了老美一鼻子灰！” 法国花了五亿美元专为这次世界杯建造了足球场，就为了在这个昂贵的草坪上创造奇迹，这次终於如愿以偿。近年来，法国经济萧条，罢工不断，失业率高达12％（美国是四点三），而且法国高深文化也在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节节败退，法国简直到了输不起的地步，民族自尊受到很大的挫伤，因此才有去年奥运会开幕式坚持要求加上法语广播，虽然那样费时费事，但法国人执意如此，因为法语已江河日下。因此，法国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都渴望能赢一个世界杯，对民族自信充一次电。 但足球解决不了法国的经济问题。法国在长期的“密特朗式社会主义”政策下，高福利，纵懒汉；大政府，低效率。在世界七大工业国中，法国的国营比例最高，占24％以上，而美国低於15％，英国低於20％。西方经济学家的名言是：私有并不一定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公有国营”等於是失败的同义词。而大政府和高福利，既产生官僚机构，又滋养纵容懒汉。社会自然没有活力。这次世界杯的胜利等於给法兰西全民充了电，但恐怕一个晚上的狂欢放电就用尽了。法国人守住了足球大门，让巴西队空手而归，但法国人能守住上升的物价和失业率箭头的“射门”吗？ （载纽约《明报》1998年7月18日） 1998-07-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贝拉和安波舜，谁骗了谁？
中国大陆出版商安波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旅加女作者贝拉三人“黄金组合”制造出的“百万美元卖电影版权”之说，已经毫无异议是个骗局。但是，这其中当事人之一的贝拉，在我的揭露文章发表後，写了八千多字的致读者公开信，全面否认了她参与的谎言部份，甚至表示“不敢恭维安波舜的炒作水平”，试图与安波舜拉开距离。那麽贝拉是不是无辜地被安波舜策划了？或者从安波舜的角度来说，他有没有被贝拉欺骗的地方呢？那麽我们再看看这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百万美元卖版权骗局”和贝拉有没有关系？ ● 贝拉现在说：“假如百万美元真是‘骗局’的话，压根也与我的名字无关，我不过是那本书的作者而已，除了创作外，我什麽都没参与。” 她现在想把“骗局”的责任全都推到安波舜身上了。贝拉是“什麽都没参与”吗？按照版权交易的常规做法，如果电影版权真的卖掉了，必定（！）得是作者本人和买版权一方签署合同，而不是和代理人、出版商签，除非作者本人已去世。因为，作者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签署一个知识转让合同，如果本人不过目，不去管代理人到底签的是多大数额的合同，这从常识上都说不过去。贝拉不仅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签署过百万美元的电影版权合同，更清楚自己没得到过一大笔电影版权费，却从未出来否定过这个“百万美元卖版权”的说法。这难道不是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配合安波舜白烨的谎言吗？ ● 贝拉现在说：“我讨厌宣传和炒作，所以压根就没有参与任何宣传和炒作。我的网站管理员老让我写些什麽‘吹吹’自己，我说不必，还是以文会友吧。” 但在同一篇文章中她又不得不承认：“我仅仅接受过三藩市史东的电视访谈和《北京青年报》、上海《文学报》等总共不到10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差不多10家媒体还少吗？在这些采访中，贝拉同样从未否定过“百万美元卖版权”的事，这不是合伙炒作欺骗读者是什麽？难道她自己不清楚吗，如果没有百万美元卖版权的事，会有任何一家媒体采访她吗？ 第二，关於《911生死婚礼》是自传还是小说？ ●贝拉现在就《多维时报》2003年3月报道她时用的题目“多城上海女子的情爱史卖百万美元”抗议 说：“这什麽话，我什麽时候卖过情爱史了？我的情爱史是我的隐私，永远只能写在我的心里，《911生死婚礼》纯粹就是一部小说。” 这贝拉不是在邀请别人骂她吗！就在几个月前她还对上述该报记者说：《911生死婚礼》“基本上是我人生的一些经历”。而且她的书在国内出版的题目是：《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她现在开始强调“我的情爱自传”这几个字是出版社加上去的，那麽这本书的首页题词：“此书献给我不朽的情人格兰姆以及所有911的罹难者和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他们的亲人”又怎麽解释呢？ 有哪个作者把书献给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吗？托尔斯泰把书“献给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把书“献给贾宝玉”还是“献给林妹妹”？还是罗林把赚大钱的魔幻小说“献给哈利．波特”？既然这个“格兰姆”是贝拉编造出来的人物，那她为什麽要把他和“911的罹难者和他们的亲人”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放在一起呢？ 这不明摆著要告诉读者这是一本自传吗？ ●贝拉现在出来说：“虽然，我像书中的王纯洁一样从上海到东京，又从东京来北美，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像她那样体验过与‘鬼佬’和‘鬼子’如此刻骨之情。” 这个口口声声自称“上海小女人”的贝拉，无论撒谎和抵赖的时候，胆子可都不小呵。那麽白烨介绍《911生死婚礼》的文章那些话是哪来的：该书“写失去男友悲痛万分的贝拉 （这里是说作者贝拉，而不是书中主角王纯洁！）┅┅回溯贝拉在少女时代的情窦初开┅┅写贝拉为了逃婚而留学日本┅┅写贝拉与美国才俊格兰姆一见锺情┅┅在911事件中失去恋人格兰姆，对於贝拉的影响是终生的┅┅” 还有安波舜的话：“直接诱发贝拉写作的原因是，她的一个华尔街男性朋友，在911那天突遭罹难，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那位朋友知道在劫难逃，就给贝拉打了一个电话，仅仅说了一句话∶‘bella, I love you!’” 这个神话又是谁编出来的？ 再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教授王逢振：“作为一部自传小说，作品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主人公的回忆、幻觉以及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全都遵循著她实际经历的爱情展开——” 注意：这里用的是“自传小说┅┅全部都遵循著她实际经历的爱情展开。” 贝拉为什麽不强烈抗议白烨、安波舜、王逢振等这种把小说说成是自传的做法呢？她能抗议吗？在她自己写的小说的後半部，那个女主角连“王纯洁”都不叫了，而是改名直接叫“贝拉”了。 ● 贝拉现在居然宣称：“ 本人真正爱过的是我华夏男儿。”开始否认她和什麽“鬼子、鬼佬”有过恋情了。 你说拿这种女人还有辙吗？且不说上面诸如“此书献给我不朽的情人格兰姆”的拳拳“真诚”，就看那个莫须有的“小林舞美”的采访吧： “贝拉桑，日本读者非常有兴趣了解作为中国女人中少见的女人，你的一些真实生活的意境。因为你的人生足迹不仅染上过东洋的色泽，有欧美的风尘，又是一个在潜意识里烙上了旧上海情调的女子。而且，更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的异国爱情故事。读了你的《911生死婚礼》更让我惊异於於你作为一个女人在爱情世界的色彩，是何等缤纷和光鲜。” 贝拉当时怎麽不跟那个小林舞美说，“我既没有和日本鬼子，也没有和西洋鬼佬有过什麽‘缤纷光鲜’的异国恋情故事，那些都是我瞎编出来的。”她当然不会去纠正那个错误，因为整个这个告诉读者贝拉有“可歌可泣的异国爱情故事”的提问都是贝拉自己设计的。 再接著看“小林舞美”的采访：“小林∶继911生死婚礼之後，你还会再次走向婚礼吗？贝拉∶难说，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还有比这更明确表明，911婚礼是贝拉本人的吗？否则会说，那是小说呵，跟我本人是否再次走向婚礼有什麽关系呢。 贝拉和“小林舞美”的故事还在往下编：“小林：你对中国男人的评价如何？贝拉∶出色的不少，只不过我没有碰上罢了。”一副只和外国男人交往过的样子。可她现在又“没体验过鬼佬、鬼子┅┅真正爱过的是我华夏男儿”了。 她当初要不是打著自传的旗号，说那些和洋人的云雨情都是亲身体验的话，她那本除了扯著嗓子喊“惊天动地爱情”之外没有任何爱的内容的滥书，有变成铅字的可能吗？贝拉的做法完全和那个《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一样，先是大肆宣传是“自传”，因为只有自传才有轰动效应，只有作者本人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那本书才真有点价值，但当被人质疑并否定她是什麽“周恩来私生女”的时候，又全部改口，说是一本“纯小说”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看我这篇文章：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12）。这两个编织谎言的女人真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第三，到底有没有《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峻和日本专栏作家小林舞美？ 我在《贝拉的百万美元谎言》中指出，《纽约时报》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陈峻的特约采访人，日本也没有一个叫做小林舞美的“专栏作家”。贝拉安波舜们拉大旗做虎皮，编织两个不存在的采访人，用这种完全是欺骗的的手段提高贝拉书的身价。 ●贝拉和安波舜都拿不出那个叫陈骏的真人来回应我，於是贝拉假借陈峻的名义说，“曹长青以为自己是谁啊，为什麽我要与他联系？” 那我告诉你曹长青是谁，他什麽人物都不是，但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敢站在阳光下的人。而那个不敢站出来的、和贝拉安波舜白烨合伙行骗的“《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陈峻”则是个不存在的鬼魂。知道人和鬼的不同是什麽吗？鬼除了借人间的骗子行骗，有能力和人联系吗？ 贝拉们不仅借鬼行骗，而且还借鬼骂人。什麽“纽约一文人”来信说曹长青怎麽样，或“有人说”曹长青怎麽样。贝拉都有联手撒“百万美元谎言”的胆量，怎麽骂几句曹长青还得借“鬼”的力量呢？我发现这真是个招呵，想自我吹嘘的时候，不好意思太露骨，就用“有人说”；想骂人的时候，既不够胆又要躲避责任，再用“有人说”。我骂贝拉作品的时候，就忘了借个“鬼文学教授”的口说“贝拉的暴露癖性小说实在是垃圾”。 ●就那个“日本专栏作家”的问题，贝拉回应道：“小林舞美其实是个在日本长大、後嫁给日本人的台湾籍女士（在外人眼里她就是日本人了）┅┅我们的交流是用中文。” 贝拉为了表明真有这麽个叫小林舞美的人，说 “曹长青洋洋洒洒费了那麽多笔墨来推理这篇访谈录，不如人家小林舞美大笔一挥（正在当地公证准备呈交法庭）的一行字有力。” 这“日本专栏作家”现在又变成台湾人了；贝拉不是“通晓多国语言”吗，怎麽和在日本长大的人说话还得用中文？ 我的文章发表快两个月了，这个小林舞美的公证怎麽还没拿出来？什麽需要公证？一个大活人的存在需要公证吗？这个贝拉简直和安波舜一样胆大包天，到了这种地步还在继续编织谎言。真不知道她下回怎麽往下编。 我在这里再清楚地重复一遍：这个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叫陈峻的《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也不存在一个叫小林舞美的日本专栏作家。安波舜和贝拉联手编织出这麽两个人的采访（既没在英文、也没在日文报刊上发表过），遍撒在中国的网络上，打著《纽约时报》和日本专栏作家的名义，欺骗中国读者，从一开始就蓄意行骗，跟百万美元的谎言一样恶劣！《纽约时报》不告他们假借旗号行骗就不错了。 第四，维也纳教授安东，松本清张，张爱玲 ●贝拉宣称她记不得那个维也纳教授的姓了。 记不住外国人的姓，倒也有可能，那麽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洋音乐学院”呢？为什麽不回答？贝拉忘记了自己那麽推崇的恩师的姓，倒是记住了自己曾经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音乐学院里念过书。 ●贝拉现在仍然坚称她和松本清张很熟，他们互相送过书，老头儿还送过她小包、皮夹之类。并说“少女时代可以出入於巴金爷爷和白杨奶奶家的我（我有合影），或者我先後两位日本担保人，都绝对比松本老先生有名了。” 对於一个被谎言和自我幻觉包围的女人，她拿出那些不是过世了，就是成了植物人的“昔日显赫”来招摇，图什麽呢？我在《贝拉的百万美元谎言》中已经清楚地提示了她：松本不是给她介绍了很多在东京的日本名流吗？拿出几个有名有姓有具体地址的活著的人物，别拿出个什麽酒吧老板娘，还只有姓。日本的“岛田”就像什麽山本、田中、藤森一样多。这个号称“通晓多国语言”的贝拉，总算弄明白了，西方人重名的多，所以对西方人，她只拿名字来骗人；东方人重姓的多，所以对东方人，她就只拿姓来骗人。至於把哪个什麽日本老头送的钱包当成松本清张送的，别人也没法去天国查核。倒是她那两个比松本清张更有名的日本担保人的名字，贝拉应该提供给读者，免得大家继续认为她拉大旗做虎皮，弄神作鬼。 ●对於一位周姓读者指出贝拉严重抄袭张爱玲，贝拉美其名曰是意外的“雷同”，说“ 这十多年来在国外漂泊我是从来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书，但是，我在上海的少女时代一定都读得烂熟。” 贝拉在这里简直是非常无耻了！张爱玲一篇只有342个字的散文，其全部的意境，句式，甚至每一个句子的表达（尤其是最後一段，几乎是每个字）都被贝拉完全照搬了。被人家扣到老鼠夹子里了，还抵赖，说明其他该到什麽程度吧。我怀疑她的少女时代（六、七十年代），中国有张爱玲可读吗？ 回到文首的问题，在这个“百万美元的骗局”中，这三个合伙人，到底是谁骗了谁？用“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说法来炒作的主意，最早可能是安波舜（或许还加上白烨）的；贝拉出於虚荣心和急於成名心态，顺水推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贝拉虽然参与了合伙炒作，但毕竟有被策划的成份。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安波舜本人不会英文（他自己说的），可能来过几次海外，但毕竟对海外市场和整个海外生活非常陌生。贝拉用她的云山雾罩、豪华绚丽、加上所谓“缤纷光鲜”的异国恋情，就把他和白烨给唬住了、震懵了（从他俩对贝拉本人和作品的离谱吹捧中可以看出），以为这等“琴棋书画全能的、高雅的、却又随时可以和风流倜傥的富豪们施云雨之情的”中国女人，才能代表中国走向西方、冲上国际舞台。从贝拉的那些什麽“东洋音乐学院”“维也纳教授安东”以及“小林舞美采访”等等的谎言中可以看出，她可能从一开始就唬了安波舜白烨，说那些故事基本上都是她自己的真实经历。 安波舜怎麽能知道，美国人不可能在（911事件那天）星期二早上十点钟举行婚礼（不仅所有的人都不用上班了，新娘还得半夜起来化妆，客人得七、八点钟就开车往教堂赶），尤其是贝拉说参加她婚礼的大都是华尔街股市的头面人物，那麽他们也就都放下几百万，上千万的股票不做了，去参加婚礼。贝拉以为美国人都像她那麽疯，结果安波舜白烨就真信了，还认真准备打进美国市场，否则不会花人力财力把每一篇吹捧贝拉的文章都翻成了英文。所以他们的欺骗是双向的，然後合伙欺骗了读者大众。 2003年12月6日於纽约 作者附记： 我的《贝拉的百万美元骗局》发表後，收到朋友转来的台湾出版界一位编辑的电子信，介绍贝拉的书在台湾的情形。贝拉的书迄今除了中国大陆出版外，其他国家的版权只卖给了台湾希代出版社（後改为高宝）。 xx：你好！ 希代有他们的网页www.sitak.com.tw，基本的、官方的资料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到。至於一般做编辑的人对这家出版社的看法，呵呵，应该都不好吧。毕竟，这是一家出罗曼史起家的出版社，即使在出版很多一般类书籍之後，这种出罗曼史的出版社的印象还是挥之不去。基本上，看严肃书籍的读者，是不会选择希代的书的，或者应该说，希代也没有能力处理严肃书籍的编辑能力吧。┅┅所以，在台湾，一个真正的文学创作者，是不太可能把自己的书交给希代出版的。 至於《911生死婚礼》，在台湾没有看到任何的讨论耶，希代出的小说，谁会注意啊。至於销售，我因在出版社工作，可以给最准确真实的数字： 《911生死婚礼》，在台湾是2003年8月14日上市，截至今天（10月27日），在金石堂全部100家门市，卖了900本。Bella的《挪威森林》——911生死婚礼第二部，2003年9月24日上市，截至今天，则卖了50本。 我想是他们牛皮吹太大了，一个《铁达尼号》导演要拍成电影的小说，但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喜欢阅读、喜欢注意出版动态而且还在出版圈工作，还认识一些有的没的的朋友）竟然根本没听过这本书。 而且，现在大陆作家的东西真不知道有多少（我连读出版社寄来的新书介绍的时间几乎都要不够了），竟然能有一本要被这样的导演拍成电影了，哪有可能轮到高宝这样的出版社来出书。所谓高宝，就是以前的希代啦。 我不是瞧不起言情小说—─而是如果这位贝拉小姐的东西能够被柯麦隆导演看上，她不会没有SENSE到竟然把繁体字版本交给高宝出吧。这是我依据常识所做出的判断啦，更重要的是一种做编辑的直觉—─拜托，这故事够烂的，哪有可能拍电影啊！ 2003-12-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1/about-gaohua/）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陈葵女士的到来与中文 Twitter 的命运
何清涟 自北京时间4月16日开始，Twitter中文圈为一位名叫陈葵的女士沸腾，并且迅速产生了一封白宫请愿信，反对她任Twitter大中华地区CEO。 陈葵女士并不简单的政治背景 4月16日，BBC在《推特任命首位大中华区掌门人》中对陈葵做了介绍：个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上的公开资料显示，目前陈的工作地点为香港。在担任推特这一职位前，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陈葵一直在中国大陆任职。她曾是微软（Microsoft）和思科（Cisco）驻北京或上海的高管。她还曾于1999年-2005年在北京为一家名为“Jinchen”的合资公司工作，陈葵的个人简历上称，这是一家“由美国国际联合电脑公司(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与中国公安部（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China）组建的合资公司，主要业务包括信息安全服务等”。中国公安部是对推特等互联网社交网站进行严格审查的中国机构。 国内一篇2004年的《陈葵：做个IT徐娘蛮好》（《数字商业时代》2004年12月）中对陈葵背景的介绍，补足了BBC介绍的不足部分。该文介绍了陈葵从军队到外企的职业生涯，2004年，她是冠群金辰的女当家，是IT界为数不多的女CEO之一。此前，她在军队里呆过七年，经历过DEC、康柏、3COM等外企公司直到2004年的冠群金辰，“1999年底，陈葵从3COM公司被猎头‘挖’到冠群金辰。就职以来，她带领冠群金辰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调整，成功完成了从防病毒厂商向全面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及安全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公司销售额成倍增长”，“前些时候，陈葵被国家有关机构评为对中国安全产业有特殊贡献的人，获得这个奖项的人很少，这无疑是对陈葵和她带领的冠群金辰付出努力的一种肯定。所以，陈葵把这个奖看得很重。” 这段话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很重要：“防病毒厂商”、“网络安全”、“被国家有关机构评为对中国安全产业有特殊贡献的人”，熟悉中国政治的都知道，中国的防病毒、网络安全是与屏蔽信息的防火墙、互联网管控有关的技术用语，而陈葵女士因其表现不俗，还获得只有极少人获得的国家奖项。而中国军队是网络战的主力，比如61398部队，集中了不少优秀的IT业人才，这已由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战所证明。 Twitter中文用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而中文Twitter是个什么所在？是中文社交媒体当中极少不受中共控制的言论自由之地，随着Facebook扎克伯格前一向访华输诚，Twitter中国几乎成了爱好自由的中国人唯一可去的社交媒体。在伊朗大选、中东北非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Twitter革命、Facebook革命在英文媒体上名噪一时。Twitter中文圈也曾因一个“秘密树洞”的推号发出中国将于3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时在中国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24个城市发动茉莉花革命的消息，让中国政府紧张了大半年，每逢周末就在这些城市戒备森严，也因此，这两家社交媒体被限制进入中国。 因为Twitter不删除内容，不封号，众中文推友称之为“永不打烊的自由小酒馆”。尽管不少五毛、网特混迹其中，每天在上面混淆视听，但有点经验的Twitter中文用户能够看穿这些鬼把戏，也知道这是为了言论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当扎克伯格向中共频频晃动橄榄枝，Twitter也爆出要在大中华地区设分公司的消息，但中文Twitter用户们还是怀抱希望，一是希望这事不要成为现实，二是希望就算设，也有个底线。如今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了一年多，这只鞋子终于落地，而且是个有中国军队背景的IT女士陈葵，难怪Twitter中文圈沸腾起来。 美国司法有无罪推定原则，依据这一原则，陈葵女士刚上任，还没有对Twitter采取什么管控措施，中文Twitter用户是不是过份敏感了？ 从大量已经发生的事实出发，中文Twitter用户并非杞人忧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为了驯服互联网这匹野马，投入了天文数字般的巨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为了生存而无法逃脱两大定律：第一，被迫顺应中国的制度环境（包括向中国官员大量行贿）；第二，放弃在本土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律条，顺从中国政府的各种有悖人权原则的要求。前一生存定律，不少美国公司都这样做，其中部分因事情泄露而受到美国司法部门的制裁，因为美国有反海外贿赂法。第二条，则主要发生在高科技公司身上。早在2001年，Greg Walton就发表了一篇“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系统”（China’s Golden Shield：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大量事实揭露了众多高科技跨国公司为了竞争中国业务，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建立“金盾工程”，以用来监视、窃听或者联机监听。该工程部份是数据库，部份是监视网路，专注于下列安防范围：“出入口监控、反黑客入侵、通信安全、电子计算机配件和软件、解密和加密、电子商业安全、外联网和内联网保安、防火墙、网路通讯、网路安全和管理、安全操作、智能卡保安、系统安全、病毒察觉、信息科技有关服务以及其它”。 美国高科技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伤害人权的先例 由于高科技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合作，2006年1月中旬，美国国会传召美国四大高科技巨头思科、微软、雅虎与Google至国会，针对它们遵守中国审查法律的做法进行质询――这四大公司曾倨傲地拒绝了1月上旬国会的第一次传召，此举大大激怒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针对这四大公司的尖锐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不少国会议员将这四大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纳粹组织在组织大屠杀过程中利用IBM技术相提并论，舆论批评它们“热情地自愿充当中国政府的审查队伍”。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这四大网络公司被迫采取守势，表示该问题对这些公司而言太大了，它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需要美国政府扮演领导角色。 其中，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2005年的雅虎向中国政府提供资料导致中国记者师涛等被捕并判以十年刑期的恶性事件。此事被揭露之后，雅虎遭受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各界的广泛批评，雅虎不得不于2007年11月在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由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向师涛以及另一位因类似事件被捕的王小宁的家人道歉，并在不久之后通过协议了结了由劳改基金会代理受害人家属提起的诉讼。据说雅虎支付了1700万美元人道援助资金，这笔资金由雅虎代表受害人及其家属捐给由劳改基金会等运作的雅虎人权基金会。 2010年1月13日，Google宣布无法忍受对搜索内容的限制将退出中国市场。在这个“缺乏英雄的年代”，这一“说不”，顿时使Google成了中国万众欢呼的英雄。自那之后，谷歌再也无法回到中国市场。 Twitter当然会掌握大量用户信息。鉴于以往美国高科技公司向中国弯腰的事情不断发生，人们很难期待再出现第二家Google，而陈葵女士以前的军人身份，以及海外华人间谍案频发这类事实，Twitter中文用户对未来的担心完全有道理。 对于Twitter公司来说，也许扩大在大中华地区的业务是种商业考虑，但鉴于Twitter在社交传媒时代的重要作用，该公司事实上还担负着坚持与守护互联网自由的责任，它所在的美国，一向被世界看作民主的灯塔，美国政府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世界民主自由守护者的责任，因此，我希望美国国会召开一次相关听证会，就此请各专业人士及中国的异议人士与会，就海内外华人对陈葵担任Twitter大中华地区CEO一职公开听证，作出裁决。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4月17日，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investigate-background-regional-ceo-twitter-chen-kui-who-related-ministry-state-security-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不回应“匿名攻击”不肯定“射暗箭”做法
在海外十多年来，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大多数是评论，可能有时语言比较尖刻，因为评论是表达主观想法，毫无疑问，“雄辩”是评论文章取胜的关键之一。在我发表了一组关于吴征的调查报道文章之後，听到不少读者和编辑记者朋友说，曹长青这次文章的口气怎麽一反常态地温和？ 事实是，关於吴征的问题，不是一个观点问题，我毫不想就任何观点和吴征争论。他的问题是说法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雄辩都不能比事实更服人；所以我耐心地去查核事实，心平气和地用事实说话。并列出了所有查核数据的出处，有异议的读者可以亲自再去核对。吴征说“谣言止於智者”， 但是，谣言更止於事实！ 今天，朋友传来一篇署名“正义先生”（Mr. Justice）的为吴征辩护的长篇文章，并说该文已在网上发表。我不知道该文是否是和吴征有关的人写的（我想应该不会，因为吴征曾义正辞严地谴责“匿名”），但它的口气和阳光四通公司发表的“严正谴责”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不用事实说话，不回答读者、网友和我文章中的六个质疑，而是用谩骂、恐吓来攻击所有质疑吴征的人，并指名道姓地指控了我一段。 我当然毫不怀疑这篇质量极差的匿名文章只能起到和那篇“严正谴责”同样的事与愿违的效果，我本来也不应该就这麽低劣的匿名文字发表任何言论，因为几个年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回应不署真名者（包括像真名，但我无法核实真人是谁）的文字挑战。所以几年来，无论在报纸、杂志或网上，对匿名、笔名反驳我的观点、辱骂我个人的文字，我一概表示了沉默。 因为我是真名真姓在明处，不能用回应“匿名攻击”来承认、肯定这种“射暗箭”的做法，为此我宁肯被辱骂，因为只有大家都来抵制和否认这种“暗箭”做法，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负责任的言论批评风气。这就是为什麽西方媒体极为强调使用真名，别说批评性的言论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即使读者来信都要求真名。如果媒体容许人们不负责任地乱说的话，那麽公共平台就极容易成为公共厕所。大家只有负责任地发表言论，才是真正尊重和珍惜我们在美国所拥有的言论自由。 正因为网上匿名的东西不具公信力，所以我才对网上流传的关於吴征的种种说法做了核实，用真名发表了调查报道。我文章中的事实均有读者可以查核的出处。而网上任何无法核实的东西都不可以成为事实根据。 这篇文章还想用强调我本人的“政治异议”立场，把海内外众多读者秉承良知对吴征杨澜的质疑，变成海外“反共势力”对吴征的“陷害”，以此恐吓国内的人们继续调查、追究吴征的问题。对这种明显过於於牵强的做法，任何人稍有常识也不会相信。 由於我是记者出身，尤其对调查性报道感兴趣，所以才放下手头已近完稿的一组书评，写了这组关於吴征的文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国外都有人想利用政治立场问题来转移人们对事实的追究。 我在1994年曾经写过长篇调查报道，用事实指出“周恩来的私生女”一说是造假。该文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1994年5月22日）的“世界周刊”头版头条，转四版整版，再转六版近半版。好像气势也不亚於这次在国内报纸的整版，於是声称周恩来私生女的人试图指控我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还说中共暗杀她的刺客已经到了旧金山。在我文章发表（不记得多长时间）之後，新华社也发表了长文指出“周恩来私生女”造假。 而我在《世界日报》几次发表长文批评海外民运、异议人士的某些做法之後，更被海外异议人士们联名状告到《世界日报》的母报——台北《联合报》社长、主编那里；虽无法说我亲共，但强调我批评民运人士。 共产党批评高行健，禁止他的书在国内出版，我则写了十五篇文章否定高行健的作品。由於国内报纸也转载了部份内容，于是海外又有人说我被共产党利用。 这次又有人想用“政治立场”不仅指控我，甚至恐吓转发我文章的国内报纸。这种做法不仅绝不会对我本人的写作有任何影响，相信也不会吓倒国内的同行们。 2001年12月18日（载多维网） 2001-12-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蔡升达 ∶评刘彤牧师袒护远志明的言论
蔡升达网站上的作者简介∶生于台湾，为第一代基督徒。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 Vancouver）道学硕士。曾在中国和泰国做过宣教士。现为自由传道。研究兴趣为∶创世纪、诠释学、原文解经。现居台湾，已婚，育有一子。部落格 （blog）网址∶andrewtsai.wordpress.com 刘彤牧师论柴玲宣称被远志明性侵的事件 http://www.rolcc.net/rolcc/mediasync/prayer\meetings/20150114.mp3 （上面网址）这是刘彤牧师在2015年1月14日祷告会的分享。他提到柴玲和远志明之间的事情，但听过之后，我认为这些讲论有很大的毛病。以下的分析目的不在于维护两造的某一边，而纯粹是提出刘彤牧师的言论，跟圣经的教导有哪些抵触。无论柴玲有错，或是远志明有错，基本上不会影响我以下的论述。至于为什麽要把刘彤这段讲论提出来探讨，是因为我在华人教会看过太多类似的言论。我觉得至少可以作为参考，让读者知道，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思路，不一定真的符合圣经。而且刘彤也算是知名的牧师，在教会中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他的言论影响还是蛮大的。 第一，刘彤认为，把这件丑事（无论是不是事实）公开，就造成了教会之间的撕裂，阻碍了教会的合一。刘彤甚至说这是撒但在攻击教会。刘彤的意思似乎是说，只要是对教会合一有负面影响的事情，都不是好事情，都是让魔鬼计谋得逞的坏事，所以无论远志明是否有性侵柴玲（刘彤宣称他不去判断），公开就不是一件好事 情。但若我们仔细思想的话，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马丁路德当时公开谴责天主教教廷的种种丑陋行径，后来造成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分家（尽管这不是马丁路德的原 意）。身为新教徒，我们会认为这个「分裂」是不好的吗？圣经岂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吗（提前五22）？保罗谴责哥林多教会容许那个收了继母的人继续留在教会，并且吩咐他们要把这人赶出去，岂不是也在制造分裂吗？常理推断，若真的把这人赶出去，一定也有一批人会跟著一起出去。可见，公开某 （些）人的罪行，并跟他（们）保持距离，本身不一定是错的，反而可能是追求圣洁的表现。 当然，现在不是说远志明就一定犯罪。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刘彤自己也说他不去作出定夺，但既然还不知道，就不能排除他真的有性侵的可能性，不是吗？倘若真的有性侵的情事，那揭发出来，提醒别人（尤其是妇女）要注意，跟他保持距离，这怎能算是让教会四分五裂呢？说是「清理门户」还比较正确。 也许旁人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否有性侵，但宣称自己身为受害者的柴玲，若她真的遭受性侵，而当事人否认，岂不是更加应该公诸于世，让人对这个说谎的牧师有所防范吗？没错。 旁观者可能没办法决断，但受害者应该是有这样的权利去公开的。我们不该为了某种扭曲的「河蟹」思想，认为，既然柴玲没办法提出客观的证据，她就应该闭嘴， 以免影响教会合一。事实上，柴玲也不是没有提证，她自愿接受测谎，也通过了。虽然测谎不是百分百准确，但至少这说明，柴玲有诚意，有尝试提供让人能相信的间接证据。我们只有在一个情况下能要求柴玲闭嘴，就是已经确认她说的是谎言，她也无可辩驳。既然现在还没确认，那刘彤认为不应该公开，很可能就是刘彤已经心理作出判断了，才会这样说。若是如此，那刘彤就是一口两舌。明明说不去定夺，但作出的评论，却是假定柴玲说谎的评论。 第二，刘彤认为，要抵挡这个「仇敌的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持续地祷告，堵住破口，让教会得以继续建造下去。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行 动。但「祷告」似乎已经变成华人教会面对许多事情的「标准答案」。重点不在于要不要祷告，而是除了祷告之外，还需不需要作些什麽事情。神藉著耶利米的口， 审判以色列人，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他们不为人伸冤（耶五28）。耶稣也说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不义的官，本来不理会寡妇向他求伸冤的举动，后来因为这寡妇不断 的来求，所以最后就帮她伸冤（路十八3～5）。结果刘彤不帮她伸冤就算了，还称这件事情是魔鬼的攻击。这样来说，刘彤是否比这不义的官，还要糟糕呢？ 这不禁让人怀疑，刘彤强调要祷告，事实上只是在合理化他不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藉口罢了。其实刘彤出面处理，不见得就是对柴玲有利。如果刘彤处理的结果，发现柴玲说谎，那也算是给远还了一个公道。但刘彤选择不介入，反而是让远少一个澄清自己无罪的管道。若刘彤真的那麽在意教会的合一，岂不更加应当尽力查出事情的真 相，并公开结果，还给清白的人清白，给有罪的人谴责吗？若一直不去介入，任由两造各说各话，那才是让这件事情没完没了。 虽然刘彤实际上不是说只要祷告就好，他的确说，要一边工作，一边祷告。但他所谓的「工作」，不是指主持公义的工作，而是服事教会。这让人感觉，刘彤意思是，主持公义、查明真相，就不是服事教会，而可能是在促使教会分裂。这当然不合乎圣经。在旧约，不公不义，是神对以色列领袖经常发出的谴责。在新约，保罗也说过，信徒若彼此相争，要让教会作出审判（林前六1～5）。刘彤说，性侵的指控，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客观证据已经没了，若两造都坚持己见，就不会有结果。但身为教会领袖，尤其是按立远志明做牧师的长辈，怎能因为这样就退缩？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远志明说二十多年前，他跟柴玲还有几个朋友常常出来见面，甚至还帮忙柴玲搬家。这都是可以去查证的证词。柴玲说苏晓康曾经跟她说过有别的女性控告远志明性侵。刘彤也可以（请人）去询问苏晓康是否真有这 回事。也许这些查证的工作会花费许多时间，使他心有馀而力不足。也许他自己没有这个感动要扛起这个责任，但无论如何，总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插手，就反过来指责柴玲把这个事件公布出来。 第三，刘彤认为远志明已经对柴玲作出「诚意的道歉」，所以柴玲理当停止追杀远志明。但这样的说法令人匪夷所思。刘彤自己都知道，远志明不认为自己有性侵的 意图，所以道歉不是为「强暴」道歉。根据徐志秋的说法，远志明事实上还影射是柴玲勾引他，他们才会发生性行为。我们能够想像，若一个女子真的被性侵，而性侵犯却说这是合意性行为，甚至暗指是这女子勾引他，这女子能接受这种「道歉」吗？她不接受，我们能怪她吗？在这点上，甚至不用搬出圣经的经文，我们用常理推断，都知道要求柴玲接受这样的道歉，是强人所难。若柴玲真的接受，岂不是自打嘴巴，间接承认并没有性侵这回事？再者，如果真是合意性行为，远志明也根本无需道歉。若真要道歉，也应该是跟柴玲当时的丈夫（现已跟柴玲离婚）道歉吧？ 最后，借用刘彤的说法，我认为「仇敌的圈套」不是让性侵疑云爆发，而是让性侵疑云爆发后，让牧者选择不去面对，不去主持公义，甚至一边说不做出判断，一边 讲出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话，使人对教会处理事情的方式灰心，进而对神灰心。我认为，这才是这次事件中，仇敌真正的意图。如果性侵疑云爆发后，牧者能正 面应对，不逃避，把事情尽力查个水落石出，即使最后没有结论，也让人知道牧者已经尽力。这样才不会让人对教会失望。 希望我这篇文章，能引发教会领袖思考，若自己日后遇到类似的状况，应该要怎样处理，才是真的不让仇敌的诡计得逞，反而让神的名得到高举，公义得以彰显。 补充∶ 2015年1月24日，刘彤在小组长会议中，对柴玲和远志明事件，有更多爆料。他解释说，其实有些对柴玲不利的旁证，例如柴玲在被性侵后，还去拜访远志明夫妻，还送他们礼物。这不像是性侵受害者会做的事情。 对这个爆料，我有两点疑问。 第一，若刘彤所言属实，那他不就更应该积极介入，并对外公开这个证据（例如手镯的照片），还给远志明一个清白吗？怎麽会是任由大家继续猜测和选边站？这样置身度外，是一个教会领袖该有的样子吗？ 第二，刘彤已经在1月14 日说他不介入，并说最重要的是祷告，怎麽在之后，却又在小组长的面前讲论事件的细节？那他自己不就成为分裂教会的始作俑者？她指责柴玲公开事件，是给教会伤害，那他自己对小组长谈论事件的细节呢？就是建造教会？还是他以为小组长不会把话传开？若他不想要带给教会不良的影响，应该是私底下劝柴玲，说他已经握 有这样的旁证，希望柴玲能够因此松手，免得最后是自己难堪，也顺便听看柴玲有什麽反驳。而不是迳自在没有跟柴玲确认的情况下，就公开这个所谓的「旁证」。 柴玲至少在公开控告远志明之前，还有尝试私底下跟远志明联系，想要私下就得到他的道歉。刘彤对柴玲有这样做吗？ 更新∶ 柴玲在她写的第四封公开信中，严词驳斥刘彤所说，她在所谓被性侵之後，还有送远志明夫妇礼物的行为。 2015-01-29 原题∶刘彤牧师论柴玲宣称被远志明性侵的事件 原载∶ https://andrewtsai.wordpress.com/2015/01/28/liu\commenting\on\sexual\_assault/ 原网址上的读者跟贴∶ Alice Lau 说: 2015/01/29 at 5:29 上午 Thank you Andrew for the article. Very good analysis!!! Thank you alliterating and putting it in perspective. I wish I won’t become so blind. BR, Alice 回覆 神的子民 说: 2015/02/12 at 8:59 上午 真理终究会站在正义的ㄧ边，今天很多教会的牧者已经像是偶像明星，在光环下变质，自认为是闪烁的名牧，没有圣经的遵行，只有人罪恶的恶行比异端还恶，坡着羊皮的狼谁又能去惩罚，这些得了光环的基督教明星牧师被盲目的粉丝捧著，让他们成了人的原形罪人，洗不清的是罪，祷告认罪悔改有口无心，就像一个骗子藉基督之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信徒又怎能评论，因为他们也是人，而且是满口谎言讲道的牧师，神允许稗子存在是要保护麦子，今天就是牧者也不能不承认有太多稗子做牧师，破坏基督的真理，让更多人跌倒，成爲基督教的神棍。 2015-02-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32👍 0💬 0上海世博会之殇
中国上海世博会开幕以来，一直成为媒体镜头追逐的目标。只是这追逐分成中国防火墙的墙里墙外。墙里的中国媒体，追逐的是世博会的阳面，如它的宏大、它的世界第一、以及它炫耀的中国“富强”。而墙外的世界媒体，却将镜头对准了世博会的阴暗面。 世博会离预想的经济效益差多远？ 中国政府一直夸称：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中国发展的助推器。 在150多年的世博会历史上，不乏有举办成功精彩的，也有留有遗憾的。在举办过的各类世博会中，达到和未达到预计人数的世博会各占一半；在收支平衡上，盈利、持平和亏损的世博会各占三分之 一。 不过，历届世博会当中，以上海世博会投入的资金数量居首。据估计，世博会总成本预计为550亿美元，是京奥花费的两倍以上。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估计，上海世博会总成本约为950亿美元。 如此巨额的投入，中国政府当然希望藉展览期间获得的经济收入轧平。按照主办方上海市的设想，要在为 期184天的世博会期间完成7000万人次的目标（乐观估计甚至高达一亿多游客）。去年，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曾估算过世博会的经济产出效益，认为将是北京奥运会的3.49倍。其中上海世博会的“产出影响”为794.77亿元人民币、“增量消费”为468.64亿元人民币，游客的主要消费领域是餐饮、购物和娱乐等。 但这如意算盘却落了空。世博会开幕热过后就遭遇冷场，每天接待人数距离预计以及期待的访问人数较远。要在为 期184天的世博会期间完成7000万人次的目标，平均每天的游客人数需达约38万。而截至5月12日，平均每天实际入园者仅有约15万人，只是当局预计的日均客量41%。 《上海骷髅地》见证上海世博会的阴面 中国国内民众了解的阴暗面是世博的三大剽窃事件――世博歌曲“2010等你来”被指抄袭日本歌曲“不变的你就好”，世博会吉祥物海宝被指抄袭美国卡通人物冈比，号称“东方之冠”的中国馆，被指抄袭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为1992年大阪世博会设计的日本馆。但是，世博会最浓厚的阴影却不为中国大陆人所知，那就是世博会场馆的地盘浸透了拆迁户的血泪。 上海世博会的场馆需要占用大量用地。按照上海市官方公布的数据，必须迁走1.8万户居民与272家企事业单位。上海官方前年就宣称动迁顺利完成，但民间版本却见证了世博会动迁过程的黑暗与残酷。《纽约时报》摄影记者杜斌出版的《上海骷髅地》，以图文形式讲述了几家拆迁户因反抗强拆而备受摧残凌辱的悲惨故事，展现了他们如何被强权剥夺尊严乃至生命：欺凌、追踪、绑架、秘密监狱、劳教、酷刑、精神病院和肉体灭绝。这《上海骷髅地》的内容简介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被上海官方掩盖的阴暗面： “在上海。一群无名小卒遭遇了这个星球上最浩大、最残忍、最邪恶的拆迁史诗革命：中国共产党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他们合法的栖身之所；数百万人选择了妥协和沉默。仅有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只能无助地哀号到气断身亡。” 与杜斌前几年完成的《上访者》一书一样，这是一本在中国大陆根本无法出版的书。这两本书记载的都是中国人的生存权利与人格尊严被中共制度化地践踏和劫夺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很感谢杜斌与台湾葡萄树文化出版人小米粥，因为这本书为世博会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历史见证。 与拆迁户被逼得家破人亡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政府为非洲联合馆提供了一亿美元的援助，该馆43个参展方都是受援对象。只要想想这些援助的钱当中有众多拆迁户的血泪款，就会对中国政府这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慷慨”产生痛恨与鄙视。 无法压制的抗议声音 尽管世博警戒森严，但还是不断发生各种抗议事件。5月3号，开封市小商人李某因不服开封市法院对其所涉纠纷的判决结果，到上海上访，被上海警方以“干扰上海世博会秩序”为名拘留。 世博难民胡燕则想方设法到了美国纽约，在世博会期间每天到联合国大厦前的广场抗议。在日本东京机场坚守90余天、要求回国权利的冯正虎准备在世博会期间在网上举办一个“冤假错案博览会”，展示涉及他个人的12件冤案，虽然遭遇当局扼杀，但影响却已造成。 一位网名为“最佳损友”的大学生写了篇“世博十宗罪”，如强迫拆迁造成大批世博难民、侵犯人权、破坏上海原有文化、严重扰民等等。该文特别指出，中国当局希望每通过举办一些大型盛会来对内凝聚民心、对外改善国际形象，但往往事与愿违，世博会让上海这个城市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和平时期对城市居民的盘问、搜包、验证，让人平添紧张的政治怖感。文章上网后，该名网友即被国保请“喝茶”（即叫去威胁性的谈话）。 期望世博会凝聚民心是不可能了。但世博会是否会成为中国的经济助推器？看来未必。美国已经举办了14场世博会，早已对此非常淡定。这一次上海世博美国差点无法参展，原因是法律禁止政府为此掏腰包。最后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游说美国各跨国公司，让它们凑出了6000多万美元，才得以成行。 不知中国政府看了这条消息作何感想？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63期 ⁄ 2010年5月27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G20 习特会将有什么“成果”？
何清涟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竞猜，6月27日G20大阪峰会前一天的“特习会”将会有什么结果。在我看来，弄清楚本文阐述的几个问题，就可以预知这次会议上会有什么结果。 中美两国，谁掌握的牌更有威慑力？ 仅就贸易战而言，中国现在手中并没什么牌，但中国会“造牌”，最近造了两张，一是朝鲜牌。习近平于6月20日开始对朝鲜进行两天国事访问。 美国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认为习此举意在获得对付美国的筹码，比如说服朝鲜重启朝美无核化谈判，从而推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但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习近平明确表示，会对朝鲜的安全提供帮助——这里提及的“安全”，是指金正恩向美方要求提供的体制安全保障，这是中方从去年在美朝首脑会晤时仅对朝鲜提供支援到现在积极主动为朝鲜提供体制保障和安全的“预告”。第二张牌是加强与塔利班的联系。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及其他人员最近在北京会见中方官员。这张牌只能被解读为北京向华盛顿表示自身对塔利班有影响力，因而对中东地区都有重要的控制力。 但中国的痛脚此刻正被美国捏着，那就是香港作为特别关税区的地位正受到美国“关注”。6月12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者和警方发生冲突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如果香港政府让《逃犯条例》修订获得通过的话，美国国会将重新评估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否有足够自治，国会可能继续考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后者将重新检视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要了解这张牌有多重要，就需要了解香港特别地位的由来，以及美国与香港特殊地位之间的法理纽带。 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由两个法律文件奠定，一是《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保证，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在经贸层面，香港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二是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该法承诺，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享受贸易优惠，承认香港特区护照，并允许香港采购敏感技术。政策法规定，如果美国总统认定香港不享有“足够自治”，有权中止这项法案。近年来，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政策法的强化版。该法案2017年版本载明，在指定任何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协议前，美国国务卿需向国会确认“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国务卿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涉及美国利益”的香港情况。此提案从未在国会通过，今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修法，中国这才慌了神，因为香港失去特别关税区地位后，损失最大的不仅是香港，还有中国。香港有特别关税区这一特殊国际地位，许多中国不便于出面干的事情，都由香港出面干，就连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洗钱，也莫不假道香港，原因是香港本就是自由世界的一员，信用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 美国手中的牌多，掣肘因素也多 美国手中的现成牌比中共多得多，一是关税。但美国不是中国，允许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对关税征收一事，自然有褒有贬。白宫将关税起征日定在7月2日，本来意在暂时缓和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在G20会议与习近平会谈取得进展，让中国回到谈判桌上来。按例要举行为期七天的听证会（6月17日至25日，周末休息），预计安排300多家美国企业派出代表作证，据称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收到1200多条书面意见以及要求当面作证的申请。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7日报道，华盛顿最强大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文件，称对华新关税将会大幅增加对美国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造成的伤害，白宫加征的关税有可能在未来10年让美国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对关税的态度，取决于各自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位置而不同。企业需求的中国商品如果被列入增加关税之列，因关税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大多反对关税。例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烟花表演公司Atlas PyroVision 几乎全部依靠从中国进口烟花来为各城市提供烟花表演，并向消费者销售烟花产品；窗帘进口商、婴儿安全门和婴儿床栏杆生产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也同样如此。《华尔街日报》对美国联邦进口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受新关税影响的商品包括273类中国进口占比超过90%的商品，例如电热毯、钓鱼线、烟花等，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类商品总价值约663亿美元。如果企业的产品与中国商品构成直接竞争，则一般持支持立场。在这些对中国产品依赖过高的企业反对增加关税的同时，还有超过600家美国企业于6月21日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签署企业大多为美国中小型制造商，他们认为，对中国加税有助于企业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维护国家安全。 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一事，当然可能成为G20峰会谈判的筹码，但也仅仅是筹码而已。难以成行的原因是两点：1、约有1300家美国企业在香港设有基地。2、美对香港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美国向香港的出口额为506亿美元，进口167亿美元，美国对港的贸易顺差达340亿美元。 美国智库舆论也出现“反战”声音，其中有政治学者哈里斯、经济学者鲁比尼等。哈里斯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与中国打新冷战是错误的，现在从边缘退回，恢复破裂的双边关系还为时不晚。《国家利益》杂志干脆建议，特朗普应同中国达成协议，否则就来不及了。把北京当作靶子，描绘成怪物，这样的结果就使美国人会变得更贫穷和更加不安全。 以上所述，一如贸易战开始时我估计的那样，制约特朗普总统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的各利益集团。 中美两国，谁更想尽快签订协议？ 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办法是以拖待变，指望特朗普总统连任泡汤，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定中美关系。如果不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促使美国两党两院考虑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重新定位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习近平是绝对不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朋友”，并让本国与美国谈判代表在G20峰会前恢复磋商。 美国政局与中国完全不一样。由于选举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想结束贸易谈判，让尾大不掉的贸易战收官。在中方否定贸易谈判协议之后，他虽然提出加征关税，却表示延后一段时期，留着一条门缝等候中国。美国副总统彭斯将本来准备在64期间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权的演讲再度推迟，就是为了避免在G20峰会特习会之前进一步升高紧张气氛——这都表达了美国冀望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 如果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承受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但是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及总统的政策是可以被社会广泛批评指责的，更何况特朗普总统的情况有点特殊，即使做得再好，比如美国经济趋势向好，媒体也视而不见。如今贸易战成了一锅夹生饭，媒体与民主党都会利用此事在2020大选中做文章。这就是特朗普总统面临的现状。 鉴于上述两国的考量，可以预测，G20峰会期间的特习会上，两国元首极有可能达成重回谈判桌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但具体条款的谈判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面对香港与台湾这两个“反叛之岛”，习近平不得不放低姿态；但在美国大选结果尘埃未落定之前，想要北京痛快地达成贸易协议，那也不太可能。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19年6月25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9/06/25/guan-dian-g20xi-te-hui-jiang-you-shi-yao-cheng-guo）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哈佛成为“中共海外第一党校”意在和平演变而非“勾结”
何清涟 美国川普政府VS哈佛大学的法律纠纷，竟然牵出了当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那段历史，批评者将此作为哈佛与中共勾结的例证。历史未远，笔者当时对这个班非常关注，曾受邀在哈佛演讲时与其中两位中国官员讨论过这事。因此想结合当时中美关系实况，分析这种合作为何产生，因何消失，尤其是分析中共2013年及今天美国川普政府对这个合作项目的态度，真有沧海桑田之感。 到哈佛去——中国政府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措施 江泽民执掌中共之时，“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方向；美国自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奉行基辛格时期确定的对华战略：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到克林顿总统时，合作进入全盛时代，为WTO接纳中国铺平了道路，“影响、改变”因此成了重中之重。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就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对外战略，当然明白要影响中国，最好的方式是影响人的思想。因此在1990年代，美国除了热情担任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之外，还积极帮助中国培养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领导者。以上，就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官方的合作背景。 2012年3月薄熙来发生，其子薄瓜瓜及习近平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就读之事成为世界媒体的重要八卦，美国网络杂志《石板》（Slate）于同年5月23日发表资深政治评论人William J. #Dobson的文章《深红色的东方：哈佛大学为何要培养中国共产党的下一代领导人？》（The East Is Crimson——Why is Harvard 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该文提到，除了多位政治局常委的子孙辈之外，“还有比就读哈佛大学和其他美国精英大学的中共领导人的子女更重要的人：中国领导人自己。”该文指出，经过严格政审的官员被送往国外参加一些世界顶尖大学的专设项目培训，第一批被送往哈佛大学，此后扩展至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名校。早在2011年，Dobson就从负责该项目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卢迈那里得知，中国其时已向海外派出了4000多名官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高官中， 最著名的就是李源潮。2001年，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被中组部外派参加该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那年他51岁，有望成为第四代领导人的中坚。 哈佛培训中国党政领导人出于两国需要 那时美国奥巴马还未上任，哈佛的DEI改造还根本未曾开始。哈佛大学与美国政府的对华外交方向一致：影响、改变，这一合作从1996年开始，形式多样，到2013年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时正式结束。 梳理公开资料，可得出这一“中美勾结”的概况：哈佛大学与中国政府培训高官的计划始于1996年，这一年约有60名官员和48名军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此后十多年内，哈佛大学与中国官方至少有三大合作项目： 一是1998年启动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该项目由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支持。据协议，肯尼迪学院每年培训20名中国官员，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人参加4周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二是2001年启动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600多名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不少是省部级干部； 三是2005年启动的中国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培训项目。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曾培养过一批拿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高级官员, 如中央财办主任刘鹤、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等。 从1996-2012年，哈佛一共培训中国政府各级官员逾1000人。 哈佛项目意在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者 肯尼迪政府学院（HKS）是世界顶级公共政策学校，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之一。该学院从1960年代开始举办的梅森项目专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学员经过一年的学习，成绩合格者受颁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该项目每年从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招收50-60名学员，竞争非常激烈。亚洲国家和地区曾参加这一项目的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香港特首曾荫权和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等。 肯尼迪学院阿什中心为该项目专门设计的课程对开阔中国学员的视野很有帮助，曾考取该学院梅森项目的包明友写过一本《视界无疆：我在哈佛的学与思》，书中提到，根据学院的规定，梅森学员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完成八个学分（一般每门课一个学分），且选修的课程至少有三门分别满足“领导能力”、“战略管理”和“数量分析”三大领域。其中“国际贸易中的政治经济关系”、谈判分析”和“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绩效领导力”、“建设现代经济国家的制度基础”、“国际金融政策经济学”以及“跨越国际职场障碍”。这些课的任课教授都是身跨政治与学术界的名家。教授发展经济学的是李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时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主席和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谈判分析”课的任课教授是布莱恩·曼德尔（Brian Mandell），他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经常为美国政府的谈判活动出谋划策；讲授“美国政府与企业关系”课的是罗杰.波特（Roger Porter）教授，他在美国政府和大型企业都有很长的工作经历，曾经担任过包括福特、老布什在内的多位总统的经济顾问。课程借鉴了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的案例研究方法，专注于美国政策和政府、媒体运作方式、谈判策略甚至社交媒体等特定主题。 对哈佛项目所起作用的评价 哈佛大学这些项目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接轨，尽快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将曾参加培训引以为傲。但中国情况不同，在胡锦涛时期又重提“防范西方颜色革命”，只是那时江泽民与曾庆红的影响仍然很大，李源潮通过自身经历，认为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进修有助自己了解到许多前沿的发展理念，开阔视野。因此在他2007年-2012年任中组部长之时，力推吸引海归和培训县级官员。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直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待2013年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李源潮政治边缘化之后， 2013年6月由中国国防大学等四家机构联合推出宣传片《较量无声》，其中列举中西方较量的第一条战线就是“对我实施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我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西方尤其是美国）希望“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 与中国同时出现赞成反对两种意见不同，那时的美国一致认为向中国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市场化有助于中国实现民主化。哈佛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是让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经验，对中国而言是作为倡导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种方式。学院阿什中心执行主任朱利安·张表示：“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帮助世界各地更好地理解全球治理”，时任哈佛肯尼迪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曾认为，“对中国官员的培训已成为哈佛大学非常有影响的和政府学院优先支持的项目。从中国学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如今的美国因本国政治原因否定这段余温尚在的历史，不仅是对当事人不公，也是对本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急转弯式清算，既不客观，也容易造成认知混乱。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6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612-6678161）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国共两党的救市死路 蔡英文是女版马英九
中国股市（沪指）从6月12日的5178点高峰，一路跌到今天（8/26）的2927点，74天之内跌掉2251点，接近拦腰砍去一半！仅仅上周五和本周前三天，就跌掉22%，过去八天跌幅29%！ 股票市场一片哀嚎，尤其散股百姓，许多人甚至跌掉了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 在股市从高峰暴跌之后，中国政府就高调救市，动用国家资金进场，所谓“国家队”护盘。结果就像我之前文章“谁在搞垮中国股市”中所说的，“救市”成了“救死”，越救越死，中国股市更不健康，更加病态。 据美国高盛公司的报告，八月初时，中国政府已向股市累计投入多达1400亿美元。加上过去二十天，中国当局投入股市的总资金可能达2000亿美元。结果呢？不仅没有救住市，反而全部资金都泥牛入海，有去无回。中国轰轰烈烈办的“亚投行”，资金才2000亿美元，可见这次救市丢进了多少。 中共自恃党天下，为所欲为，但这次救市，却一再碰壁，毫无灵验。中国股市的连续暴跌，已证明政府救市完全失败！ 中国股市暴跌，不仅坑了本国股民，更严重损害中国的世界形像。因全球股市随之连锁反应，出现世界性抛售，日本，印度，欧洲，北美，包括美国股市，全都暴跌。 世界各国媒体报道时，全都指出这是因中国股市暴跌而连累世界。全球亿万股民愁云满目，当然对中国满腹怨言。 中国政府曾在纽约曼哈顿的时代广场花巨款买电子广告，希望塑造好的形像。但仅仅是这次中国股市暴跌连累世界，就等于在全球范围内，张扬了自己的负面形像，成为各国股民抱怨、甚至痛恨的对像！认为是中国股市“做妖”，才妖及世界。 虽说是“中国惹的祸”，但准确说，这是中共当局造的孽！中国股市所以暴跌，是因为原来的暴涨不合理，现在要修正。去年六月，中共当局人为提升股市，要形成牛市来“维稳”（共产党统治），结果股市暴升，从2100点一路暴涨到5100多点，12月内增加3000多点，增幅150%以上！ 但无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还是平均企业效益，根本不存在一年内增幅150%这回事。中国的“牛市”，完全是牛皮，吹出来的虚假气球当然会爆炸。 今天全球股市被中国所累，实质是被中共的强力干预股市、人为暴涨股市的政策所累。全球股市大地震，震中是中国，是中南海的维稳政策（人为拉抬股市）造成的！ 在全球股市暴跌中，虽然美国的股市（道琼指数）曾历史第一次开盘暴跌愈一千点，但美国政府没有拿出资金救市；日本股市连续暴跌，安倍内阁也没救市；香港也是暴跌，港府也没调金救市。他们都是让市场自行调节，不会组成中国那种跟市场经济完全背道而驰的荒谬国家队进场。 除了中国，在这次全球股灾中动用政府资金救市的，还有对岸的台湾。国民党政府也是动用国家资金进入股市，说是护盘。两岸政治制度不同，但在经济思路上，可谓两岸一制，都是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经济。 国民党政府这样做不奇怪，因马英九总统完全不懂经济，他竞选总统时提出“633”的政见目标，就展示自己是“经济盲”。马英九当时誓言，他当总统后，台湾经济年度平均增长率6%，失业率降至3%以下，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后来还传出，股市要冲到三万点（当时不到一万点）。 结果呢，马英九两任总统至今七年（2008—2015），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3.06%，是他承诺的6%的一半。台湾的失业率始终超过3%，人均收入至今只有2万美元多一点。股市更惨了，别说什麽三万点，现在台股才7715点（8月26日），比马英九2008年3月当选总统时的8572点还少。 马英九曾誓言如果达不到“633”，就捐出总统薪水一半做公益，但至今七年毫无兑现，他不仅一毛不拔，甚至狡辩说，捐出薪金也不能救活经济，整个儿一个赖帐。这样一个言而无信的总统，所以会今天民调跌到全球领袖第一低的地步（跌至9%），所以被称为“马英9”。 美国要总统大选，目前两党有20多人参选，但无一人承诺他当选后会把GDP和股市冲到多少点。没有人用那种蠢话炫耀自己是经济文盲。 正因为有这种经济外行的总统，台湾经济才每况愈下，越来越糟。但台湾并不是没有懂经济的人才。最早翻译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四本专著的知名自由经济学者夏道平（五、六十年代），哈耶克的嫡传弟子、信奉奥地利自由市场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蒋硕杰（七、八十年代），还有蒋硕杰的思想门生、至今仍著书撰文的中华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吴惠林等，统统没有被国民党重视（当然也包括民进党），更别说采用他们的充分市场经济理论。 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不出意外，应是民进党上台。但台湾的经济仍不看好，因为民进党是左派政党，甚至比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等更左。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被称为“女版马英九”、“空心菜”，就是因为她跟马英九是半斤八两；在经济想法上，马英九是文盲，好像连左右都不懂，而蔡英文是清楚的左倾。她在全球社会主义理论大本营的伦敦政经学院（LSE）拿到学位，她的博士论文从题目上就给人“反经济全球化”的感觉。但她的博士论文“在哪里也找不到”。媒体报道说，一位具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背景的高姓台湾人，经由各种方法，从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图书馆，甚至大英图书馆，都无法找到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蔡英文在继承民进党“反富”的基础上，几个月前访美期间还正式提出所谓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宣称要创造“以民为本”的经济发展愿景。还有不“以民为本”的经济吗？这种空话使我想起她的前任、民进党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谢长廷的竞选口号，叫做“幸福经济学”。全世界有哪个总统要实行“痛苦经济学”吗？ 台湾早已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但却一直都见不到清晰明确懂得自由经济的领导人，这实在是台湾的一大悲哀。国民两党都是左倾，目前支持民进党的一些年轻人团体更是左倾到满脑子社会主义倾向的地步。 本来在马英九当政下，台湾已经走向希腊化，台湾公务员平均退休年龄（55岁）跟希腊一样，然后拿全额退休金（台湾的军工教还有十八趴高利息存款的待遇——远超过把钱放进股市的平均增长水平），导致国家债务越来越庞大。更左倾的蔡英文们掌权，台湾希腊化步伐可能加快，所以未来台湾政府仍可能会像中国那样动用国家资金“救市”护盘，甚至可能更多地干预经济领域，干扰市场。 中国跟台湾，政治制度不同，但在经济想法上，两岸领导人却殊途同归，都热衷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保护个体权利和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所以未来两岸的竞争，很可能是看谁更快成为亚洲的希腊（经济崩盘）。这是两岸股民和百姓的共同悲哀之处。 2015年8月26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5-08-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国民族主义的两大危险倾向
2012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本来是个相当难过的坎：政治上，高层权力斗争使其丧失政治公信力，权力分配至今还未定局；经济上，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齐齐失灵，企业破产风潮再起，失业严重。中共用来代替“民主”安慰中国人的“民生”牌本已不灵，但一场人为的钓鱼岛争端却化腐朽为神奇，民族主义适时出场，所有关于民生的话题退居媒体次要位置。更滑稽的是，众多本该为生活焦虑的无业青年都仿佛在这场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民生淡出，民族主义登场 话说孙中山先生针对中国国情提倡的民权（其主张接近民主）、民生、民族三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真是非常坎坷。“五四”运动开启的新启蒙本来有民主的一席之地，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都可自由办报、自由结社与游行示威。但30年代日本入侵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救亡压倒了启蒙；抗战胜利后是国共内战，专制的国民政府败给了极权的中共。中共建政后在毛统治的17年间，无产阶级专政将民主彻底污名化成“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民生满足不了，则用“穷则革命富则修”、“越穷越光荣”来抚慰民众，“文革”时发展到用“斗私批修”让民众来克服物质匮乏的不满足感。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民生话题才算是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胡耀邦、赵紫阳对西方文化的开明态度，使中国在80年代曾有过一段“新启蒙：，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在中国正了名，中国人可以公开讨论并追求。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政府又成功地用“民生”代替了“民主”，并将民生作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唯一选项，多数中国人接受了“面包契约”，一心向钱看。到了胡温后期，改善民生无望，腐败已成政治之癌，民怨四起。如今经济恶化、高层政治动荡，民生不仅无法改善，失业噩梦还纠缠着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将一直灌输给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活，矛盾外引成了治国者的唯一选项。于是一场钓鱼岛事件魔幻般地将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激活，此前的热门话题，如就业、通胀、物价、税负等民生话题终于退位，现在充斥中国国内网站的全是中日关系话题与打败日本的煽情语文章。 在集体主义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加上政府操控媒体极富经验，在洗脑教育中完成社会化的中国青年一代，本来就具有盲从特性，加上中国人爱跟风这一特点，民族主义短时期内亢奋有其社会基础。但在我这种过来人的眼中，民生退位，民族主义亢奋，这是继1989年之后民生取代了民主之后的又一次思想退步。因为民生涉及到人民的经济权利，21世纪零年代兴起的维权运动只讲与民生有关的财产权与经济权利，不谈政治权利，原本就是维权人士避免当局残害的权宜之计。如今连民生都退位，只能说是中国人的悲哀——最可悲的是还有部分知识分子与民众配合当局这种谋党大计。 民族主义登场的危害 这次思想退步还包含着两大危险倾向：第一，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与毛左的结合，表现为国内政治复归毛左的倾向；第二，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寻找并制造外敌。而毛的统治就是这两大倾向的结合体。那个时代的愚昧与黑暗，至今未被中国人好好清算。 先说第一大危险倾向。从这次“保钓”游行的录相与各种图片中，我发现最有组织的人群竟然是毛左。录相显示了不少人高举毛像游行的镜头。其中的经典口号是“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让我最惊讶的是毛左游行的道具之完备：除大量毛像之外，还有部分地区的大批游行者身着旧式绿军装，即“文革”时红卫兵最喜欢穿着的那套行头。这些行头并非当下流行商品，需要特别制作。由此可见，毛左的组织活动由来已久，一逢适当时机，便可粉墨登场。 第二大倾向则是这次游行中随处可见的好战标语。这次已经不是抵制日货这种常见的标语，而是有明确战争诉求的标语，如“全球华人大集结，彻底干净地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对日宣战”、“踏平东京”等等，更有宣示不怕付出代价的“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最奇怪的是，最后这条标语竟然在西安等好几个城市同时出现，仿佛事先有人颁布了游行时统一使用的口号。 这总让人联想起当年希特勒鼓励日耳曼民族仇恨犹太人的历史场景。 1989年之后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替代品 在1895年至1971年之间，中国大陆政府从来不曾闻问过钓鱼岛；1972年中日建交也是搁置争议。本世纪零年代以来的所谓民间“保钓”也未获政府赞襄。何以这个岛屿如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听有人说要“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就变得无比珍视生命、害怕流血的人（支持反日游行的知识人有这号角色），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亢奋的民族主义浪潮？以至于愿意付出“哪怕华夏遍地坟”的代价也要与日本人打上一仗？说起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还得归功于中共政权的深谋远虑。 这本是一个可以做长篇文章的话题，在此还是长话短说。紧随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就是冷战结束，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真空与价值观危机，执政者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作为替代品来凝聚民心，部分高干子弟当仁不让地提出建议。1991年，一篇题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出炉，该报告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为中国拉响了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因此“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份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建议共产党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 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其具体主张是：在内政上强调要终止党政分开之类的政治改革设想；由共产党直接控制国家资源，但要把党从经济管理的琐务中解放出来；在外交上则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 我当时得到过一份复印件，据送复印件给我的朋友说，作者是北京一些高干子弟，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参与其中。但多年后我看到一篇介绍潘岳的长文，其中提到，1989年12月潘岳到《中国青年报》做副总编辑之后，曾支持《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这才算是知道这份报告的真正源头。至于潘岳后来因为将报告中的一个观点发展一个专项报告《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导致他的政治上升之途受阻，此是后话不表。 应该说，潘岳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是得到中共高层认同的。现年4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90年代中后期开始，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话语，媒体大肆宣传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等观点，为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足够的养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货币战争》等都成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经典读物。新左派得以在中国坐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新左派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推行全球化战略引致的，这很符合中国政府的政治需要。 爱荷华大学的唐文方和Loras College的本杰明·达尔（Benjamin Darr）两位教授曾利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看法，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起源不是来自于文化，而是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原因。我认为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中东地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别，二者虽然都反西方，但在穆斯林世界里，源于文化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第四宗教”，并让青年人自愿充当“人肉炸弹”。但源于经济与社会原因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有这种牺牲精神，更多地体现为今年9月反日游行中的痞子式抢劫破坏。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民生诉求继1989年民主诉求退位之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中共政权反对人权和民主的有力武器，它能压制公众对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对稳定中共政权有显著效果。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8期，2012年9月26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452）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