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
何清涟 香港抗议者的拼搏与牺牲精神，赢得了中国之外的普遍支持与尊敬，但都感到非常无奈。我记得在香港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之后，北京拟就“二次回归”计划，查了一下，果真如此。 当局在等待合适时机“刮骨疗毒” 831抗议之前，北京向外释放信号：解决香港问题，当前是“止暴制乱”，继之以“刮骨疗毒”，接下来达成“二次回归”。 多维新闻网于8月27日发表一篇《止暴制乱并非香港骚乱的终局》，称“止暴制乱”的同时，为长远计，需要对香港来一场彻底的“刮骨疗毒”——所谓“毒”，当下情境，当然是指那些主张坚决抗争的香港青年。虽然抗议方一直宣布本轮抗议“无大台”，但香港警方承认派过卧底去示威人群中摸清谁是骨干，据说总共有千余人，包括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社运人士，现在抓捕了不少。 8月30日，路透社发表独家信息：北京下令拒绝香港示威者5项诉求，特别指示不能对警察过度使用武力进行调查。中国官方公开斥责这是假消息，没想到9月2日，路透社再爆林郑月娥上周与商人会面的录音讲话，林郑表示，若可以选择，她第一时间会请辞下台，处理香港危机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林郑此言，是犯中国政治大忌，赵紫阳1989年六四前夕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邓小平是中国实际的政治掌舵者被视为“叛党”，她愿意公开表示此意，算是一种委婉的摊牌与表态。 北京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止暴制乱”。831当天，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几个奇怪的现象：香港警察先让示威者靠近有象征意义的立法会和政府总部，再把催泪弹投向保护警察的水马（隔离墩），并让部分示威者靠近并越过警方设置的水马，认为警察有意让示威者做出过火行为。这位记者当然不知道中共在对待抗议示威方面得了毛泽东真传。1959年2月18日，毛泽东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的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彭德怀等人）是：“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831之后，中共对香港示威的宣传可谓“图（视频）文并茂”，香港“暴徒”纵火、袭警一应俱全， 却只字不提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蓝色水炮，橡皮子弹等，向国内民众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香港暴乱”版本。 这些消息很明显指向一个结果，中国当局将采取强硬措施，让这一轮持续三个月的反抗走向终局。这终局不会以六四屠城的方式结束，而是另一种方式，831香港警方的行动只是预演。 中共内部针对香港的仇恨教育 止暴制乱之后，将是秋后算账，即所谓“刮骨疗毒”。何为“毒”？在中国当局眼中，凡不认同这一极权政体并公开反对的香港人均在其列。 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后，国内网站上流传一段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徐焰的讲话视频，要点是：香港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比台湾都坏，香港居民的成分，1/3是接受港英教育的原住民；1/3是1949年至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出去的（最坏的，对共产党刻骨仇恨）；1/3是三年灾害大饥荒逃出去的。 这种仇恨动员，在海外听起来非常荒谬，但我相信这是“占中运动”发生后，中共为“二次回归”做内部舆论动员时的说法，与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在中国内部制造“阶级敌人”的说法如出一辙。 习近平2017年香港七一讲话 一直有种这样的看法：香港抗议如果没这么激烈，香港是不是会继续维持一国两制？只要读过习近平2017年7月1日在香港纪念回归20周年的讲话，就会发现“二次回归”的指导思想在那时已经系统化了。 让习如此考虑的原因，乃因他的政治思维确是极权政治下炼成的。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目睹过逃港潮，也比较了解香港。习近平几乎没有在广东长期生活过，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他一共去过两次香港，一次是2008年7月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港，另一次是2017年7月。在他第一次访港之前，陆港争拗就持续不断，延烧至今：从《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争议、国教科风波、反内地水客，直到政改争议、佔中、旺角骚乱和立法会宣誓风波，包括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最新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以及激进本土派和港独主张都相继出现，都说明香港人的离心化趋势愈来愈强。 上述现象，如果了解香港，就知道这些只是习惯了自由生活的香港人对极权统治的不满及拒绝。但中共秉持大一统思维，惯用强权控制社会，必然将此解读成对祖国的叛意、对中央集权的挑战。在这种极极思维作用下，“二次回归”的治港政策逐渐成型。2014年雨伞运动更是加强了中共加强全面管治的决心，只是当时习近平忙于党内集权，重点在军队整改，对香港只好暂时先放一边。2017年 7月1日，习近平去香港视察并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发表了一次比较直白的视察讲话，除了批评香港“泛政治化”之外，，并非常直白地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香港青年要爱国；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等等，将北京对港政策的底线从邓小平时代“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讲话中，习近平甚至用了一些警告性词句：“香港俗语讲，‘苏州过后无艇搭’，大家一定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再闹了，再闹中央政府就不会再给机会了。 “二次回归”的去殖民化宗旨 新华社全文发表了这篇七一讲话并加以解析，但远不如多维新闻网当年7月2日的社论《要完成香港的二次回归》那样明确与系统。该文认为，导致“一国”向“两制”无原则让步的原因，是“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必要的去殖民地化转型正义过程”。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在“硬”的立法层面，因未能及时推进23条立法，导致国家安全治理在香港出现法律真空，在香港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未能纳入反分裂的内容； 二是在“软”的教育层面，推进认知“一国”努力不够，手段笨拙，不仅成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三是不仅没能在制度上及时纠正殖民地时代的官商共治模式，反而在治港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这种模式，让香港官商阶层垄断了绝大部分中央惠港红利和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令“港人治港”沦为“官商治港”。其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连带着陆港关系和中央政府都成为替罪羊和出气筒。 三条当中，只有第三条有点道理，这一现象在回归之前就被香港媒体大力嘲讽，称以消灭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中共到了香港，却与资本家一家亲。中国官方有关“二次回归”的阐述多晚于多维新闻。鉴于多维这家网络媒体的特殊性，我认为所谓“二次回归”早就张网以待，只是鉴于六四镇压的恶劣影响，以及处理香港占中运动的经验，所谓“二次回归”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步步为营持续推进，送中条例只是其中改变香港法律体系的一个环节。 保留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为大陆留下救生门 这样的“二次回归”实现，对陆港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沉重黑暗的噩梦。北京切莫忘记，中共统治能够借改革开放翻身，第一赞襄者就是当年港英殖民统治的香港，是香港人怀着同胞之情率先投资大陆，让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成功第一步——当年苏联解体之后陷入危机之后，俄罗斯的学者们曾普遍认为，是港台华人资本帮助中国大陆实现了繁荣。基于为自身利益考虑，留下香港这个一国两制之地，等于为中国留下一道救生门。 前述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商会表态，其实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陈情摊牌，希望掌控香港局势的中央政府站到前台，在香港局势没有演化至更恶劣的状态下，直接与港人对话，认真考虑香港人的普遍意愿。 北京对所谓“港人治港”的理解，从来就很肤浅，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时，认为让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不改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就行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则认为发展香港旅游，让香港人能够有新的经济来源就行了。北京独独想不到的是人生而自由，大陆人是经过长期的专制政治驯化才成为目前这种可悲状态，但曾经自由的香港人无法接受大陆这种极权政治的压制与驯化。香港人现在释放的信号极其明显：希望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尊重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让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香港治理模式。正因为香港人还对中央政府抱有一丝希望，才将矛头对准傀儡林郑月娥。王歧山在8月29日-31日视察广东时，外界普遍猜测这是习近平希望听到港澳办与中联办之外的意见，就因还对北京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习主席明智处理香港事务，不要用“二次回归”毁了这颗东方明珠。 （原文首发于大纪元，2019年9月3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3/n1149635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从西方舆论看扁案
陈水扁前总统被判无期徒刑，在台湾内部引起两极反应∶国民党立委欢呼，甚至还说判得轻。如果这种“罪”有死刑，他们把陈水扁拉出去执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台湾的绿营，则从扁案刚爆发时的挺扁反扁分歧，到现在几乎一种声音∶强烈支持陈水扁的司法人权，认为这是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清算报复，是政治审判。蓝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到底哪一方更接近真实？ 俗话说“旁观者清”，从西方媒体对扁案判决的报导，可以看出国际的舆论倾向，有助於岛内的人们看清此案的性质。 法国主要通讯社“法新社”在报导扁案一审结果时，引述专家看法，质疑这可能使台湾“沦为‘香蕉共和国’（即政治腐败的政府）”，担忧“法院已沦为执政者的工具”。该报导还特别提到，曾有三十位国际学者连署公开信，指出马政府“对司法系统的侵害”，危及陈水扁公平受审的权利；这些国际学者呼吁解除羁押，让陈水扁有更公平机会为自己辩护。 虽然说“新闻报导”不是主观评论，但引述哪种专家的意见，也可看出报导的记者以及这家媒体的倾向。法新社的报导明显有对陈水扁一案判决不公的质疑。 美国大报《洛杉矶时报》在报导此案时则明确说，扁案判决是一场“充满政治味的贪污审判”，该案从一开始就是“强烈的政治戏剧”，陈水扁“扮演殉难者的角色”。该报引述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台湾问题专家格拉泽（Bonnie Glaser）的分析说，“这是一个相当重的判决┅┅也将很难让人说这是没有政治动机的判刑，并可能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 美国另一家大报《纽约时报》则引述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厄珀姆（Frank Upham）的评论指出∶“扁案一审有很多问题，临时换法官，新法官不给辩护律师完整的机会辩护，都是很严重的错误。”这位知名的美国司法学者认为，继续羁押陈水扁的理由无法成立，“既然周占春没有羁押陈水扁，蔡守训就不应该羁押他，因为让审判过程展现公平性，是很重要的事。” 英国知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则指出，从扁案一审可以看出，台湾的“司法制度再次受命於国民党”∶长期羁押，换法官，而且换成原来判马英九（贪污特别费）无罪的法官。这个法官判马英九的助手（余文）一年刑期，却把陈水扁的助手分别判二十年和十六年。该报导引述评论说，“这是国民党与马英九合奏的政治仇杀交响曲”。 在中国，虽然官方控制媒体，但也有不同的声音。福建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科技人士在网上撰文（被东森新闻网等转载），题为“为陈水扁说几句公道话——他像极了文革时的刘少奇”。文革时，刘少奇是中国国家主席，不仅遭到全国舆论铺天盖地的谩駡，更被红卫兵拉去批斗。当时刘少奇特意带了本中国宪法，想为自己法律辩护，但根本没有用，因为对他的批斗，是毛泽东下令的，完全是政治清算。最後堂堂中国国家主席竟在毫无司法审判情况下，被长期关押、折磨致死；送到火葬场时，连名字都没有，只是一个代号。这成为毛式中国黑暗政治的经典。 陈水扁今天的处境，跟当年的刘少奇很相像。扁案一开始，马英九就定调说，这是“马可仕”（菲律宾），等於变相给检方下指令。随後对陈水扁的铺天盖地的媒体爆料、舆论审判、报纸定罪、名嘴讨伐，未审先判，造成人人喊杀喊打的仇恨氛围；以所谓道德理由取代司法的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进行政治清算等等，做法几乎跟中国文革时是一样的模式。 文革时，中国的法院等，都被毛的红卫兵摧毁。而在当今台湾，国民党前秘书长许水德曾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现在仍然如此，所以《经济学人》的报导才说，台湾的“司法制度再次受命於国民党”。 清算前朝官员，不仅司法严重不公，更造成冤冤相报，根本无法建立民主法治。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多了。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们，今天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明天判决各种所谓敌人，最後不仅带来红色恐怖，他们本人也最後上了断头台。雨果在总结他一生思想的《九三年》中说，“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十五个月，马拉五个月三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这就是革命、报复、血腥、清算的结果。 因此美国法学家厄珀姆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特别指出，美国就没有起诉过任何前总统。例如水门案时，“检方原可起诉前总统尼克松，但随後尼克松被福特特赦。即使可以用伪证罪起诉克林顿总统，但我们没这麽做。”就是美国在这方面相当谨慎，毕竟两党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如果就是党派倾轧，对政敌无情打击，那麽其结局就是冤冤相报，根本就不会有稳定、正向的两党政治和宪政民主。 今天，马英九以为背後有中国撑腰，有国民党的立法院多数，有泛蓝媒体的呼风唤雨，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忘记了，还有国际舆论，还有台湾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切不公不义，残忍阴毒的政治，都将被历史记得，并将最後受到正义的审判。 ——原载台湾《蓬莱岛》杂志2009年9月23日社论 2009-09-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斯诺登送给瑞士一场“及时雨”
何清涟 2013.6.23 斯诺登泄密事件在国际社会搅起了一阵波澜，有些波澜很快会平息，比如英国在G8会 议期间监听各国参会领导人的事情很快不会再提及；斯氏所云“美国政府秘密监控”已经被证明是合法、合乎安全需要，美国国内政治并未因此乱了阵脚；俄罗斯与 美国就网络安全签订了相关协议；奥巴马与默克尔就加强网络监控反恐达成共识，西方政治共同体依然如旧。俄罗斯允许斯登诺经该国再经古巴飞往委内瑞拉这一机票上的目的地，开始了斯诺登那不知何处是终点的“追寻人权之旅”。 \斯诺登为瑞士下了场“及时雨”\ 但斯诺登泄露中情局特工设计诱使瑞士银行家当间谍的消息，正好给了瑞士政界借口，瑞士下议院趁机否决讨论银行保密法案，美国、欧盟等多年来试图撬开这只“财富保险箱”的共同努力化为轻烟。但世人更没想到的是：中国的权贵家庭与众多贪官是斯诺登礼物的间接受惠者。 在此得先回顾一下瑞士银行这只世界最安全的财富保险箱被撬开的历史。 瑞士银行为客户保密世界闻名，因此也成为世界各国独裁者青睐的财富保险箱，从希特勒的纳粹高官直到全世界所有的独裁者，无一不在瑞士银行存放着多年来搜刮的民脂民膏。 但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这只财富保险箱不断受到各种人道力量的敲击，先是因为纳粹的关系，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遭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的强烈谴责，被称为“纳粹的银行”。在强大的压力下，瑞士银行被迫对传统保密制度做了修改，于1987年取消了匿名帐户，建立了一个“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美英大银行亦有），世界各大银行可向其订阅。由于“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的建立，菲律宾的马科斯、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独裁政权被推翻后，他们在瑞士银行保管的巨额财产也随之曝光。这类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愤怒与指责，在美国、德国、联合国的共同压力下，瑞士银行不得不继续改革其保密制度，就是瑞士于2010年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 《独裁者资产法》赋予联邦委员会冻结有争议性资产的权力，一旦资产被冻结，联邦委员会将有最多10年时间来采取没收这些资产的行动。这些资产一旦被归还给资产拥有者所在国家，则必须被用于改善广大人口的生活质量、巩固司法系统和打击犯罪。 这部法律于2011年2月1日开始生效。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革命正好发生于这部法律生效之际——从2011年1月开始，因此，瑞士银行先后宣布冻结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及其家属的财产。 但来自美国与欧盟的另一项要求，瑞士却迟迟未做出最终决定。这项要求是：美国与德国发现本国富人在瑞士银行存有大量金钱以逃税，美国政府与德国政府持续向瑞士施压，要求其交出银行客户的资料，并在2013年7月1日前通过相关法案。假若法案获得通过，瑞士的银行将可绕过该国实行多年的银行保密法，披露顾客帐户的信息。法案还包括瑞士的银行对客户所属国家失去的税收赔偿估计相等于100亿美元的款项。 瑞士这几年吃了美国不少亏。2009年，瑞士联合银行（UBS）为避免卷入官司，支付了7亿8000万美元的款项和交出了四千多名客户的资料。在美国压力下，瑞士历史最悠久的威格林银行（Wegelin）承认帮助一批美国客户对美国税局隐藏超过12亿美元，被美国控告后，该行于2013年1月倒闭。 瑞士政界普遍不愿意向美国压力妥协，但在了解到美国极可能控告瑞士的银行和阻止瑞士在美元市场运作后，上议院在6月上旬勉强通过了该法案，只待下议院通过就可实施了。 斯诺登披露的“机密”适时出现。6月14日，斯诺登在香港揭发，他在日内瓦为CIA作计算机系统安全维护期间，获悉一位CIA探员为征募一名瑞士银行家合作以获取秘密银行账户信息，有意将他灌醉并“鼓励”他自己驾车回家。在该银行家因酒驾被捕后，探员们又假意提供帮助解救他于危难之中，以此作为情感投资，最终成功招募其为CIA效力。瑞士政府在得知斯诺登消息后，已于12日正式要求美方作出解释。本来就百般不愿屈就美国压力的瑞士政界抓住机会，下议院在几天后的一次会议上，以126票对67票否决讨论有关法案。 美国与欧盟的多年努力化为泡影。 \中国高兴为哪般？\ 美国目前还忙于平息“斯诺登事件”余波，尚难顾及瑞士这码事。中国方面对瑞士这一决定兴高采烈，《人民日报》6月21日发表文章，称“瑞士银行业保密传统难撼动”。 瑞士与美国之间的事情，与中国有甚相关？斯诺登带去的四台电脑，里面资料据说非常丰富，美国CIA“策反”瑞士银行家，本来是世界各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常见勾当，为何被特意拿出来晾晒？其中当然有原因，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群体与瑞士那只保险箱之间存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自从瑞士的《独裁者资产法》付诸实施之后，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家族藏匿在海外的资产将分期送归该国新政府，这部法案以及美英银行建立的“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已经让中国顶级高层的海外财富保险箱不再安全。 但是，其他政治家族却有高招应付。红色家庭后裔有不少已取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籍，多年积聚的财富如果在他们名下，就成了这些国家必须保护的公民财产。但如 果存放在美国，一旦中国政治发生变化，很容易被追查，不少已经取得美欧等国国籍的红色家族后裔及高官选择将财产存放在瑞士，以避免追查。 但美国如果逼迫瑞士通过新的法案，公布美籍公民的帐户资料，这对美国公民来说，只意味着不能再逃税；但对那些意在藏匿财产的中国政治家族来说，不能逃税尚在其次，关键是失去了最后一只安全的“财富保险箱”。 这 就是斯诺登在众多机密中，选择性释放这条中情局特工诱惑瑞士银行家当特工之机密的原因。斯诺登（主要是幕后支持者）预测到，瑞士政界对来自美国的压力耿耿 于怀，一看到这条消息，必将火冒三丈：原来你美国掌握的那些瑞士银行内部信息，是通过间谍手段弄到手的，于是同仇敌忾，否决这个法案。 当美国人在辩论自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关系，不自由的中国人在担心美国人面临暴政压迫之时，斯诺登为瑞士送去的这场及时雨，受惠者不止瑞士银行业，还包括那些将财富藏匿于瑞士银行这只保险箱的中国权贵与高官。 北京高兴之余，让《人民日报》赏给斯诺登一只空心汤圆：“瑞士议会将讨论是否给予斯诺登庇护”。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snowden-cases-swiss/1687613.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6/snowden-cases-swiss/）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在权力与笼子前的抉择
近日最震撼世界的消息，就是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8月3日被关进笼子里受审。这一消息带给世界的感觉有如打翻了五味瓶，一些饱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看到昔日辉煌如日月的穆巴拉克父子的今天，感到吐了胸中一口闷气；而世界暴政俱乐部的成员——至今仍然高居权力宝座的独裁者们，却从穆巴拉克父子的凄凉现状里嗅到了自己未来命运的气息。 在世界暴政者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与金正日、卡扎菲、穆加贝等人相比，穆巴拉克实在算得上是好人。他既不象金二那样子承父业，也不是如同卡扎菲一样依靠发动政变上台。与津巴布韦的穆加贝相比，他简直可称作“仁慈”。他以农民之子的寒微身份，自强不息成为军界帅才。在 1973年那场号称“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神话”的“十月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自己的国家和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成为萨达特选定的接班人。萨达特遇刺之后，穆巴拉克成为众望所归的新总统。自1981年上台执政以来，穆巴拉克一直坚持“和平、稳定、发展”战略，在国内经济改革中施展才干，在复杂的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掌握着埃及之舵破浪前进。由于政绩显著，他赢得了各政党和民众的信任。在1987年、1993年和1999年以惟一候选人身份参选的三次总统选举中，穆巴拉克均以96%以上的支持率当选。 穆巴拉克如果不是过分迷恋权力，想将手中权杖传给爱子，在2005年第四次总统选举前光荣退位，他将如同纳赛尔一样，成为埃及人民长期缅怀颂扬的传奇。这一年埃及在美国的压力下修宪，总统竞选从“一个人的游戏”变成了多位候选人竞争，穆巴拉克凭借他的声望在选举中轻易胜出，从此他更相信他的国家、他的人民离不开他。但在第四任总统任期内，埃及的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物价飞涨：2008年埃及通胀率高达20.2%，达埃及20年来最高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2009年失业率高达接近10%。政府严重腐败，官员以权谋私日趋严重。房价飙升：部分城市接近中国前两年的水平，令埃及普通百姓难以承受。贫富分化严重，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加上穆巴拉克家族成员暴富的传说悄悄流传，使这位英明领袖头上的光环变成了荆棘之冠。 埃及人民不相信这位年逾80的老总统能够继续率领埃及走出阴影，他们希望开始新的政治旅程。历史曾给这位当年的老英雄留下一个机会，只要穆巴拉克宣布他不再参加总统选举，让人民重新选举更合适的领导者，也许历史就会改写。但英雄迟暮，政治嗅觉失灵，他不想顺应民意，主动结束埃及的独裁政治，因此有了穆氏父子被关进笼子里受审的场面出现。穆巴拉克的个人命运正好为2011年的中东北非革命做了生动的注脚：独裁者不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最终结果就是将自己关进笼子里。 穆巴拉克以如此羞辱的方式受审，让世界感到震惊。穆氏受审的次日，即8月4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签署法令，允许叙利亚实行多党派政治制度，并规定不许以“宗教、部落、地区利益、专业组织”等为建立政党的基准；也不允许政党以种族、性别或人种歧视为建党基准。同时，该法令还允许这些政党与自1963年来一直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有同样的运作功能。 在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挡之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算是识时务的俊杰，阿萨德的个人命运及家族命运也许将因此获得一个不坏的结局。 网上流传一篇伪托美国布什总统在2004年7月4日的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 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这段话被广为引用，而且不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并非小布什而失去其意义。现在还在还坚持独裁极权的国家，其领导者真应该在权力与笼子前尽快做出抉择：是将权力关进笼子，还是最后让自己被关进笼子？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1年8月5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805-blog-he-qinglian-126866083.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川普关税主意多变，首因结束乌战考量
何清涟 川普总统履任之后，数天之内，对内上百道总统令陆续签发，对外政策也在一一落实过程中，哥伦比亚总统对美遣返非移的态度在三小时之内前倨后恭堪称“川普2.0”外交首战经典版。只有对华加征关税一事主意多变，一会儿说加征，一会儿说暂时不加征，甚至出现一天之内，美媒刚发出加征的信息，暂不加征的表态又来了，完全符合我在《川普政府2.0：中美经贸关系进入随机状态》（RFA，2024.11.27）一文中的预测。为什么会如此？乃因川普想要尽快以于美国有利的方式结束俄乌战争，实在少不得中国政府赞襄之力。 俄乌战争牵涉的利益各方 川普在竞选时候多次提过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但结束时间却一直在变，从最开始的“24小时”演变成“尽快”、“数周”，再到胜选后宣布的“几个月内”。媒体对此嘲笑大可不必，因为这不能全归咎于他信口开河，只因他越接近代表美国最高权力的总统位置，参战各方对他亮出的牌越多，这些牌让他知道难度不小。 就职典礼之后，川普对俄罗斯的发言越来越严厉，与此前完全不同。川普成为当选总统之后，俄罗斯普京总统立即放话表示愿意谈判，但只与美国谈判。谁都知道，这场战争牵涉到的有明面上的四方（俄、乌、美、欧盟），还有未正式登场但谁都知道其存在的一方，那就是中国。普京想排除欧盟与乌克兰与美国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这两方当然不会接受，美国也无法说服这些盟友。1月21日泽连斯基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发言，就是针对普京的谈判要求，以及川普竞选时期谈过的一些停战条件而来。以下是主要内容： 1、要执行俄乌之间任何潜在的和平协议，至少需要20万欧洲军人在乌东前线担任维和军人（后来补充并要求其中必须要有美军士兵），来阻止俄总统普京和俄军的卷土重来。其理由是：欧洲军事能力与俄罗斯军力的不平衡，“俄罗斯可以部署大约130万甚至150万军队。乌克兰有80多万军队。其次是法国20多万。然后是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其他国家的人数都比较少。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单独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这需要我们所有人团结一致，才能有所作为”——此话明说，乌克兰拥有欧洲人数最多的军队（是否真有80万不重要），支持乌克兰才是欧洲自保之道。 2、欧洲不能盲目服从美国，才能保持自己的一席地位， “但是，川普总统会听取欧洲的意见，还是会撇开欧洲与俄罗斯和中共谈判？欧洲需要学会如何充分照顾自己，这样世界才不会忽视欧洲”——这话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过，但如今由连本国财政都需要西方资助才能维持的乌克兰总统说出，总难脱滑稽之感。 3、支持川普要求北约国家将军费增加至5%的要求，泽连斯基说，“如果国防开支需要占GDP的5%，那就5%吧”，“没有必要玩弄人们的感情，让他们认为国防应该以牺牲医疗、养老金或其他方面为代价来补偿——这真的不公平”。 4、捎带修理了中国一把，指出是中国的支持让俄罗斯能够坚持这场战争。 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场合将参与或间接参与俄乌战争参战四方的立场在这番话里说出来，表明泽连斯基已经蚕蛹化蝶，从当年的演员总统成为国际政治的成熟玩家，从国际大棋局上的一枚重要棋子变成了半个棋手——尽管这资格没被欧美俄三方认可。 美俄关系：加关税对俄罗斯威慑力有限 欧盟各国尽管对川普2.0腹诽与面谤不断，但完全没法离开美国的帮助提携，态度会自我调整，本文不予讨论。值得讨论的是俄方态度。1月22日，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解决问题，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帖子的画风如同他对习近平的一样：声称无意伤害俄罗斯，因为他与普京关系良好。小小的胡萝卜之后开始挥动大棒：“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达成‘协议’，我别无选择，只能对俄罗斯向美国和其他参与国出售的所有产品征收高额税收、关税和制裁。” 川普2.0已经向世界公示：关税是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战略武器，哥伦比亚就是被这一棒打晕并臣服的。但这招对俄罗斯影响甚微，因为美对俄的经济制裁始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俄乌战争开始后加码为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全面经济制裁。石油曾是俄罗斯对美出口的最大宗产品，但美国在 2023 年取消了俄罗斯的石油进口。目前，除了少量的肥料、动物饲料、锡等无机材料和机械设备外，俄罗斯目前向美国出口的可能被征收关税的商品非常少。根据美方统计，2024年美国从俄罗斯进口了价值28亿美元的此类产品，仅占美国进口额的一小部分，低于2023年的45亿美元和2022年的144亿美元。因此，川普对俄增加关税的威胁发出之后，评论基本认为川普这一威胁可能会失败——因为制无可制，裁无可裁。 果然，俄罗斯方面的回应并不如川普所愿。先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我们没看到美国的新内容，毫无新意”；21日，俄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对记者说，俄罗斯准备与美国就乌克兰危机进行对话，但前提是华盛顿发出相关信号，目前莫斯科尚未收到川普团队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具体建议（川普宣布有简单版本与复杂版本，他本人更中意简单版本）。普京本人并未对川普1月22日的讲话做出回应，因为他在1月20日的俄联邦安全会议上表示，俄方对与美国新政府就乌克兰冲突展开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要达成可以保证长期和平的方案。“其目标不应是短暂的停火，也不应是为了给予乌克兰重新部署力量、重新武装的某种喘息机会，以便日后继续冲突，而应是基于尊重生活在该地区所有人民和各民族合法利益的长期和平”——这意思很明白，俄罗斯不会重蹈《明斯克协议》的覆辙，2022年12月，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采访时直言，签署《明斯克协议》的目的只是给乌克兰为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做准备赢得时间。 普京的表态究竟与川普提出的“简单版本”及“复杂版本”有多大差距，得等川普的外交团队拿出和谈协议草案之后才知道。但美俄双方都知道，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态度至关重要。 中国援俄是个已经撕破窗户纸的问题 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美方多次警告过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不要为俄罗斯提供政治支持。华府政界多次提到：如果没有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早已结束。基于后面这一判断，华府战略界人士例如前国务卿彭佩奥甚至提出要离间中俄关系，让中国不再支持俄罗斯。 美方的指责确是事实，但中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就公开的资料而言，美方拿到的证据是中国为俄罗斯提供了生产军火的各种技术投备，但中国认为出口机床等并非军事补给。就在1月16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美方代表重复了上述观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称这是美方抹黑污蔑，“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补给，战场的局势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五天之后的1月21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强调“以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为精神内核的中俄关系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普京表示，“俄中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双方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不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这算是中俄两国元首再次强调“中俄关系决不受美国利诱挑拨”的政治表态。 要如何说服（或者是压服）中国政府，美国手中的牌除了关税之外，其他的牌并不太多。目前，中美双方都将彼此看当作头等重要的外交关系，但需要考量的因素太多，比如平衡贸易（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000多亿）、芬太尼、TikTok、包括美国对华技术制裁等许多问题，没有哪国占有绝对优势或者处于绝对劣势，川普2.0的中美关系如何开局，两国现在都将希望寄托在川普宣布的即将访华的特习会上。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1月28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5/01/28/trump-end-ukraine-war-russia-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中共只要钓鱼台不要钓鱼岛
日前很多“保钓人士”开船去钓鱼岛，誓死爱国。但是，如果真的爱国，真的看重领土，他们首先应该去跟自己的政府交涉，因为中共政府，早就放弃了钓鱼岛。 我在“钓鱼岛吊愤青胃口”一文中，曾例举了毛、邓时代，中国政府跟日本签的两个重要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友好条约》），这两个中日间的重要条约，全都没提到两国有领土纷争，更无一个字提到钓鱼岛。 1972年中日建交，按道理，如毛泽东们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当然是跟日本交涉的最好时机。即使不能解决，起码也应在《联合声明》写上一笔，留待以後解决。但是，这个联合声明，不仅只字没提钓鱼岛（更别说什麽争主权了），甚至连二战时日本侵华造成的二千万中国人死亡的战争赔偿，毛泽东们也都一笔勾销，全都放弃了！ 八年抗战，中国人在小米加步枪，以一个农业社会，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已进入工业社会的日本的情况下，惨烈抗战，死保家园，付出了二千万生命的代价！经济损失（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资料）达五千亿美元！ 二千万条命值多少钱？生命无价！但即使每家赔偿五万美元，也要一万亿美元。而日本的外汇存底全球第二，至今年八月，才是一万亿美元多一点。要日本赔这一万亿美元，还是归还全部面积还不到七平方公里的钓鱼岛等八个无人小岛，日本会算这笔帐。但是，毛泽东们却大笔一挥，全部对日战争索赔不要了，钓鱼岛，更没有提，等於全是日本的了！ 後来邓小平复出掌权，跟日本签的《中日友好条约》，更是被中国政府重视，前两年，江泽民、胡锦涛还在北京隆重庆祝《中日友好条约》签署三十周年，把它视为对日政策的基石。但是，在这个条约中，也是没有一个字提到钓鱼岛，更无任何字样，说中日两国有领土纷争。 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们，都不跟日本人争钓鱼岛，即使後来的中国掌权者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也没有争。江、胡作为国家主席，都曾去日本访问，但他们在日本的公开演讲、谈话，从来没有提过钓鱼岛主权属於中国！一次都没有！ 如果他们因为是到日本访问，考虑东道国的感情和面子，不便提钓鱼岛，那麽他们在北京，在自己的钓鱼台国宾馆接见日本客人，又有哪次提过钓鱼岛？起码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报导和记录。 钓鱼岛作为琉球（冲绳）群岛的一部分，二战後一直由美军管辖。但是，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跟毛泽东谈中美建交时，从毛当时跟尼克松的所有谈话记录，都没有看到提过钓鱼岛，更没有要求美国把它还给中国。 在美国把钓鱼岛还给日本“管辖”，日本把它正式划入冲绳县行政区之後，毛泽东、邓小平们，才跟日本签的上述那两个中日声明和条约，他们清清楚楚知道钓鱼岛的归属情况，但却在跟日本签约时，全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不等於是默认了日本拥有钓鱼岛吗？ 共产党的掌权者，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全都放弃了钓鱼岛！所以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者们”，就别顶着风浪开船去钓鱼岛了，先开车去北京的钓鱼台吧。先去跟皇上问问清楚，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当然没人会告诉愤青们，中南海的主子们才不在乎什麽钓鱼岛呢，他们只要钓鱼台。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随心所欲地跟外国人签任何条约的权力、永远坐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绝对主子地位，才是他们真正要保住的。 那些连自己的“蜗居”都保不住的愤青们，轰轰烈烈地誓言“保钓”，实在让钓鱼台的“皇公”们开心。因为，他们清楚，如此“保钓”实在不错，转移了不满对象，绝对是帮助他们保住“钓鱼台”，保住大共帝国。 那些作秀的愤青们，哪怕有一丝真正的爱国情，也应该明白，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外交，真正的国格，真正的国家尊严。一句话，只有先拿回“钓鱼台”，才谈得上要回“钓鱼岛”！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09-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北京的孤独
北京最近两年在外交上连连失利，今年更是晦气重重。从11月初开始的20国峰会到亚太峰会，再到11月中旬的东亚峰会，短短几个星期当中，美国频频发动攻势，一波接着一波，绵密无间，最后以东亚峰会的奥温会谈为这一轮交手画上句号，美国完胜，从军事到政治上重返太平洋；中国完败，失去了此前一直以为非己莫属的亚太地区的“龙头“位置。 中国外交，不是败在外交官无能，而是败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亚太九国签订的TPP协议，中国被排除在外，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孤立从军事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用“四面楚歌”形容可能过于悲观，但说其正滑入其建政以来第三次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境之中，却不为过。让北京极为光火的是，这次被孤立竟然发端于亚太地区——这一被中国视为自家庭院之地，时值中共认为自己已“和平崛起”，将与美国共同履行世界领导责任之时。 这一轮被孤立，在北京而言实在是不期而至。此前，中国一直满心希望自己与亚洲邻国的经济往来最终能转化成政治信任。其实，东南亚国家近几年一直为对抗中国的“连横”（一对一谈判）在筹思如何“合纵”（联合对抗中国）。基于中国利用自身居于湄公河上游的优势而霸道地使用水资源，加上南海争端，各种不满早在蓄积，结成同盟对抗中国是迟早之事。 中国外交，不是败在外交官无能，而是败在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中国内政近30年的特点是：奉行“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官场因此流行名言曰“能够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用与国民的“面包契约”作为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府许诺让国民吃饱饭，强迫国民接受一党专制。维持这种格局的办法一是谎言（控制舆论、管制媒体，营造主旋律），二是暴力。这种内政特质反映到外交上来，就是用各种经济关系形成牵绊，对富国用经贸往来、投资关系形成牵绊，希望藉此结成政治信任关系；对穷国则采用经济援助、优惠贷款等方式，希望以此获得政治拥戴。最近这些年还希望通过“大外宣”，在国际社会取得话语主导权。与此同时，扩充军力，对周边国家形成威慑力。 与对内施政不同的是，对国内民众，政府没有那么大方，无论是在建构社会福利体制还是为民众提供义务教育，出手都相当小气。但对外换取拥戴则出手相当大方。改革开放前的大方非常有名，1970年代初，中国的援外金额平均每年以10亿元的規模飚升，1973年创最高纪录，当年援外占GDP之比为2%，占財政支出的7.2%。同年美国外援只占GDP的0.0063%。这种援助之慷慨，只要比较一下中国近10年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未到4%，就可知其大方。 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援助一度有所减少，近年来又有抬头的趋势，据温家宝近日讲话，近十年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不包含免除多国数百笔到期债务）。每当外交形势不妙，中国立刻花钱买稳定，比如这次北京在东亚峰会上应对危机还是采用传统方式，用金钱来获取东协国家的欢心。温家宝总理在峰会上宣布：在此前承诺150亿美元贷款的基础上，再向东协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并设立30亿元RMB的中国-东协海上合作基金。 视规则如无物：权力高于法律的国际延伸 回溯60多年中共的国际关系，至今已享有三次被“光荣孤立”的荣光。第一次是1949年-70年代中美建交；第二次是1989年到90年代中期。如今正在滑入第三次被“光荣孤立”的通道上。考察这三次被孤立的原因，就会发现根本原因还是中共的价值观及其行事方式与文明国家格格不入。对于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和行为准则，北京当局一直采用回避和利用相结合的手段。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会议上批评“中国玩弄国际规则”，并称“受够了”——这点并未冤枉中国。至今为止，中国一共签署了23项与人权有关的各种国际公约，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外，至今已批准了22项。但考诸中国现实，几乎没有践履其中大部分人权公约的相关承诺。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守规则举世闻名，知识产权纠纷早就成为中美主要经济矛盾之一。德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忍无可忍，在2010年曾将“金鼻子剽窃奖”的11个奖项中的5 项颁给中国公司。欧盟2010完成的一份报告指出，2009年进入欧盟国家的仿冒商品有64%来自中国。 中国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的机会主义有句名言，叫做“韬光养晦”。意指在力量不够强大时要示弱并积蓄力量，时机一旦成熟就以崛起的姿态对待世界。从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十年当中，前五年因为入世过渡期还未结束，北京为免旁生枝节，采取“和为贵”。但过渡期一结束，中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以后，开始转守为攻，从此世界多事。自2007年开始，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也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各种有害食品、含铅玩具、有害建筑材料的报道成为中国制造挥之不去的阴影。 中国国内立法多如牛毛，但对政府（官员）从无约束作用。外交上也是如此行事。2011年3月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放话，要外国记者“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11月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夏威夷峰会上回应奥巴马批评时更是表达中共心声：“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意即，中国之所以签署一些加入某机构或者某国际组织的协定，是因为要拿到门票，但那些规定是中国加入前制订的，中国未参与，因此不必要遵守。 软实力并非“金钱外交+大外宣” 中国这些年口头上也提出要建立软实力，但北京对软实力的理解就是“金钱外交+大外宣”。其实，这种中国特色“软实力”只能收效于一时。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挥洒金雨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曾经成功地利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后为人权理事会）中捣乱，使得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议案从未通过，其余不少未结善果。近来缅甸对中国的疏离就是一例。中国多年来给缅甸大洒金钱，并早就办了多份缅文外宣媒体如《吉祥》杂志等为缅甸人洗脑，但就在今年9月新总理吴登盛上台之后，缅甸政府宣称暂停中国投入36亿美元在缅北伊洛瓦底江上兴建的大坝工程。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靠中国”的同时，从未真正放弃“安全靠美国”的想法。 但愿北京能够认识到：外交上的困局，并非完全来自战略战术的不智，而是源自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再不改革，北京就只好继续孤独下去。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1年12月1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1/12/111212\cr\orphanintheworld.s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张伯伦”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美国国内，评价两极，左派旗舰报纸《纽约时报》对此大幅赞颂报道，并配发了像“拉拉队”般的社论，称赞卡特得这个奖是“名至实归”；但右翼大报《华尔街日报》则发表社论对卡特的“成绩”负面评价，尤其批评挪威的评奖委员会“玩政治”，用这个奖来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加拿大的《国家邮报》等报纸也就此发表文章，回顾卡特执政时的一个个“滑铁庐”以及这位美国前总统对世界上那些独裁者的谄媚，认为这个“奖”颁给卡特是“自贬身价”。 给北越独裁者颁奖，挪威自讨没趣 “和平奖”是根据1895年诺贝尔的愿望设立的，由挪威国会的五人委员会评定，宗旨是“奖励那些促进两个国家和平的人。”因此1901年给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办人杜南特（Henri Dunant）；1906年给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褒奖他促使“日俄战争”结束。 虽然诺贝尔和平奖常有争议，但引起较大负面反应的有三次，一是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奖。基辛格以玩计谋、不坚持原则著称，他和北越签署的结束越战协议，并没有给越南人带来“和平”，只是把南越送给了共产统治和制度性的屠杀，放弃了美国抵抗邪恶的责任而已。因此当年基辛格没有勇气去领奖，而是由美国驻挪威大使代领的；而共产北越的“黎主席”乾脆拒绝接受这个奖，根本不认这套价值。挪威真是自讨没趣。 第二次较大争议是由於1994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及外长三人共得。阿拉法特曾从事长达20年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且後来暗中纵容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袭击，这样的人竟带上“和平奖”桂冠，简直是对“和平”的污辱，可想而知非议之强烈。 诺贝尔和平奖走向“歧途” 第三次就是颁给卡特。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特意对媒体解释，这是为了传递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不满，因为卡特一向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政策“唱反调”，卡特似乎成了自由世界的“异议人士”。 从六十年代开始，诺贝尔和平奖开始转向给一个国家内的个人（而不只是传统地奖给促进两国和平的人）；而且主要奖励那些争取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权领袖。例如，1964年给了美国的马丁．路德．金；1975年给了苏联的萨哈罗夫；1983年给了波兰的瓦文萨；1984年给了南非的大主教图图；1989年给了佛教领袖达赖喇嘛；1991年给了缅甸的昂山素姬。而且早在1935年，该奖就曾给过被希特勒关押的反纳粹记者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卡特和上述这些个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在美国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家持什麽样的“政治见解”，不仅毫无任何风险，更不需“反抗”什麽政权。而且作为前美国总统，他离职後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有上百名工作人员，可以很容易做那些所谓“促进和平”的政治秀。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选择，不仅表明这个奖已偏离了自己的“传统”，而是走向“歧途”。 卡特是美国最无能的总统之一 卡特是美国政绩最差的总统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任时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在他谋求连任时，选票之少，创下美国历史纪录，仅排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总统胡佛（历史上选票最少的总统）之後，可想而知美国民众对卡特执政四年表现的劣评，或者说是厌恶。击败卡特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获得了全部538张“选举人票”的489张，被当时媒体称为取得“绝对压倒性、横扫般的胜利”。 卡特执政时的一个更大败笔是处理“伊朗危机”。美国政论家鲁迪（Christopher Ruddy）今年五月在网络刊物《NewsMax》发表文章“卡特的灾难记录”指出，1979年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政府时，卡特竟通过五角大楼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级军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维的将军们听从了卡特的“意见”，结果霍梅尼掌权後，第一批处决的就是这些军官，然後建立了反美反西方的宗教集权专制。 “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10月12日在加拿大《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发表的文章“吉米．卡特不配得诺奖”中说，“现在伊朗大约窝藏了20多名阿富汗盖达恐怖组织的头目。当年正是由於卡特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才导致霍梅尼上台，使伊朗变成恐怖主义政权。”而霍梅尼上台後就把美国大使馆人员关押作人质，关了444天，卡特束手无策，最後他下令的“营救行动”又完全失败，八名美军阵亡。 连歌颂卡特的《纽约时报》社论也承认，“卡特的总统生涯被经济困境和伊朗人质危机所复杂化。” “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 1981年1月，卡特作为“失败者”暗淡地离开白宫，然後开始了他至今长达20多年的“第二生涯”，做“业余外交家”，斡旋世界事务。但卡特的行为显示，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之一，而且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共产主义和一切独裁者最无知、最天真、最愚昧的总统。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约翰逊（Stephen Johnson）今年五月发表的文章，卡特当总统时，竟然夸赞从无民主选举的南斯拉夫的共产领袖铁托是“一个崇尚人权的男子汉。” 卡特在当总统时曾宣布，要结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不应该有的恐惧。”他的著名之举是给了苏联独裁者勃列日涅夫一个“亲吻”。10月14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当年勃列日涅夫没有给卡特“回吻”，这位共产领袖做的是，利用天真的卡特总统大幅削减美国军费之际，强化俄国军备，发展核武器，并把共产势力扩张到安哥拉、尼加拉瓜、阿富汗和萨尔瓦多等地。 上述戴维．弗鲁姆的文章说，1976年卡特竞选总统时，就提出把美国驻南韩的军队撤出。此举“鼓励”了金日成，北朝鲜迅速向南北韩边境增派了八个步兵师，增加了35％的坦克，威胁汉城。结果吓得卡特当选後没敢下令撤军。弗鲁姆感叹说，“作为总统，卡特的轻信和幼稚让世界震惊。”“卡特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卡特於1994年访问平壤时，竟当面谄媚北韩的独裁者金日成：“有智慧，有活力”。 巴拿马前总统恩达拉最近说，卡特放弃民主原则，和巴拿马军事独裁者诺利加有密切交往。卡特在任时不仅漠视在集会上挥舞大刀的诺利加的反美示威，而且还和诺利加签署了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卡杜条约》。 而更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1991年美国准备“波斯湾战争”，打击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时，卡特竟给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写信，请求法国、中国利用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投票杯葛美国的军事行动。如果容忍伊拉克一夜之间把一个主权国家给侵占了，那还要联合国干什麽！卡特简直不可思议到惊人的地步。後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做的太过份，而向美国人民道了歉。 去给独裁者“注射强心剂” 卡特最近的“政治秀”是今年五月访问共产古巴，在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讲，赞美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人民有“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全民教育”，同时批评美国没有废除死刑等，帮助卡斯特罗继续对古巴人“洗脑”，炫耀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卡斯特罗则赞美卡特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 《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在夸奖卡特时，都特别强调他在1977年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维营和平协议”。但戴维．弗鲁姆的文章反驳说，卡特的这个“成就”被“高估了”。他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当时所以同意与以色列沟和，主要因为卡特提出要把苏联作为一方拉入中东问题谈判，而萨达特在这之前五年，发现苏联派到埃及的军事顾问从事推翻他的阴谋，而把俄国顾问全部驱逐了。卡特的“主意”令他恐惧苏联又“卷土重来”，因此马上单独和以色列谈判，双边达成协议，而不让莫斯科插手。 卡特卸任後的所谓“促进和平”活动，多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例如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被军事政变推翻，三年後克林顿政府在内外舆论压力下准备对海地采取军事行动之际，卡特自告奋勇，前去海地“调解”。10月1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卡特获奖时说，当时克林顿总统私下表示，很不满卡特“干预”他的外交政策。卡特“斡旋”的结果是，在三年中杀害了1,000多平民的那些政变“将军们”带著细软和打手，安全地去了拉美其他国家，卡特保证他们永不受追究和惩罚；不仅正义完全没有得到伸张，而且那些“将军们”暗中指挥他们在海地的党羽成立所谓“反对党”，这是今天海地的政局仍相当动荡的原因之一。 另外，卡特的北韩之行、古巴之行等等，都对促使这些共产国家的改变没起一丝一毫的作用，反而增加了那些独裁者在本国统治的“合法性”。就像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布里格斯（Briggs）所说，卡特那些行为，等於给独裁者“注射了一支强心剂”。 “卡特最好留在挪威别回来”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挪威的评奖委员会用颁发卡特“和平奖”来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传递错误的信号，因为卡特的“唱反调”并不代表美国多数人民的意见。911事件之後，美国进行的每一次民意调查，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支持率都在50％以上。该报社论说，即使卡特所属的民主党，多数议员也是支持布什总统要“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政策。在最近的表决中，美国参议院的50名民主党议员，29名支持打伊拉克，反对的仅21名（参议院以77对23票通过了打击伊拉克的议案；众议院以296对133票通过）。 今天西方社会关於美国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争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针对纳粹崛起的“争论”非常类似。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们，像今天的卡特和欧洲浪漫派们一样，以“和平”的名义，反对英美联合起来抗击希特勒，以宽容以至纵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来换取所谓的世界“和平”。而当时主张坚决抗击希特勒的邱吉尔，则像今天誓言要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布什一样，被指责为“好战”，“挑衅”，“制造麻烦”。 历史已清楚地证明了谁是智者，谁是傻瓜；那些对邪恶有浪漫情怀的人，间接地，甚至直接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历史的最可怕之处是它经常重演，今天，挪威的评委会把和平奖给了卡特，并把它作为打击布什对伊拉克政策的武器，就等於是在二战前夕，把“和平奖”颁给了张伯伦，用它来打击邱吉尔一样荒唐。 因而戴维．弗鲁姆的文章结论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年的选择肯定损害了它自己的声誉”。《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则说，“卡特快去奥斯陆领奖吧，留下那些具有现实感的灵魂在华盛顿来保卫美国人的生命。”而美国民众则在网络上说，最好卡特就留在他喜欢的挪威，别回来了。 （载《争鸣》2002年11月号） 2004-09-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看首场共和党参选人电视辩论
由于共和党报名参选总统的人多达17名，所以首场辩论按（过去五次）民调结果分成两组，前十名一组，后七名一组。两组电视辩论都是有线电视福克斯（FOX）主持并独家现场直播。我花四个多小时全程观看了两组候选人的辩论和随后的部分媒体评论，得出的结论和我三月份的预判（见“谁会是2016美国总统”一文）基本一致，只有一个例外（和商人参选人川普无关）。 民调排后的七名参选人的辩论在下午5点举行。由于现场没有观众，当然也就没有掌声和台下互动，显得较冷清。但辩论的内容却相当火爆，提问也相当尖锐。所以电视画面上还是很热闹。 七名参选人中，有四个州长（前德州州长佩里；前纽约州长帕塔基；前维州州长吉尔摩，路易斯安娜现任州长金达尔），以及两名联邦参议员（南卡州的格拉哈姆；宾州的前议员桑托勒姆）。唯一政治圈外的，也是本次共和党参选人中的唯一女性，是惠普电脑公司的前执行长费奥莉娜。 但在这七人60分钟的辩论中，恰恰是这位政治圈外的唯一女性是赢家。本来像外交国际等议题，似不应是作为企业家的费奥莉娜的强项，但她在这些议题上理念清晰，立场坚定，表达有力，成为她表现出色的最亮点！例如她说，自己上任总统马上就打两个电话，一个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第二个打给伊朗总统，警告他们如不接受国际机构对他们核子和军事基地的自由检查，美国将全面经济制裁德黑兰。同时还誓言，她当选总统后，要召开戴维营会议，邀请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埃及等，共商对付伊朗之道。她的这些强硬政策和清晰坚定的表达，使台上的男性政治家们相形见绌。 作为女性，费奥莉娜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毫不客气地抨击。费奥莉娜不是局限政策层面，而是阐述保守主义和自由派（左翼）的不同哲学，阐述美国左右派的根本不同，以及不同选择对美国的巨大影响。这些都显示了费奥莉娜的思想能力和哲学高度。 电视辩论后，福克斯电视主播华莱士当即评论，认为费奥莉娜表现亮眼，是赢家。第二天包括左翼《纽约时报》、MSNBC等的报道评论等，也都认为费奥莉娜表现出色，是左右两派“一致认可”的胜者。 七人中其他几人均无亮点。前德州州长佩里在上届共和党初选中因表现急躁、忘记议题、以及对非法移民处理不坚定等问题而党内败选。这次一出山就因恶语抨击川普对非法西裔的强硬观点而民调低落。首场辩论虽没露怯，但也不会加分。 前纽约州长帕塔基和现任路易斯安娜州长金达尔，都给人以很实在、诚恳的印像。帕塔基提到两个儿子参军，一个在阿富汗，一个在伊拉克，作为父母，最担心听到（恶讯）电话，但他仍坚定支持美国海外派兵铲除恐怖分子。这样胸怀的父母，本身就值得人们敬佩。但帕塔基不仅离开政坛多年（911时担任纽约州长），而且是著名的温和派，他支持民主党的气候过暖、限制枪枝、同性恋等，这在保守派中都是犯忌，所以他的参选，一点戏都没有。 路易斯安娜州长金达尔是印度后裔，他也是出口就能滔滔不绝，但个人魅力显得不足，再加该州的经济现在并不怎麽好，他在本州的民调都输给希拉里，所以也基本没有希望。但他是一个坚持保守派理念、人格统一、品行俱佳的人，而不是一个为“个人赢”而妥协的政客。 （顺便提一句，美国南卡州长海丽也是印度裔。美国的两个印度裔州长都是共和党保守派，尤其值得中国人深思。因为华裔的美国政治人物多是左翼民主党。像唯一做过州长的华裔、曾派驻中国做大使的骆家辉，就是民主党籍。他在中国有很多“政治做秀”行为，都跟左派的政治正确倾向和习惯作秀的恶习有直接关系。） 七人辩论中的维州州长和那两名参议员，因政绩、观点和个人魅力等都无特色，所以也是毫无出线可能。所以下轮电视辩论时，这次获胜的费奥莉娜很可能会因民调提升而进入前十名。 第二场10人的电视辩论在晚上黄金时间的9-11时，现场有几万观众，可谓欢声雷动，如同嘉年华会。据权威民调公司尼尔森的数字，全美收看这场电视辩论有2400万人，不仅创福克斯最高收视率，也是美国历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首场电视辩论，以及除体育比赛之外电视节目的最高收视率，说明美国民众对这次总统大选的关注热度很高。 进入前10名的标准是据过去五次民调。辩论前一天由NBC电视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做的民调显示，10位参选人的支持率依序如下∶ 第一，商业大亨川普（19%）； 第二，威斯康星州长沃克（15%）； 第三，前佛州州长杰布布什（14%）； 第四，神经外科医生卡尔森（10%）； 第五∶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9%）； 第六∶前阿肯色州长哈克比（6%）； 第七∶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保罗（6%）； 第八∶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5%）； 第九∶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3%）； 第十∶俄亥俄州长卡西奇（3%）； 这场电视辩论所以吸引眼球，还因“川普现象”。一个政治圈外的富豪，在多达17名的共和党参选人中，居然拿到民调第一名，创造了记录！主要因为川普被认为敢对抗“政治正确”，大胆直言，让很多选民感到痛快。他关于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的谈话，虽引起争议和非议，但却使他的支持率一路上升。所以首场辩论，川普的表现和政见如何，尤其让选民关注。 但辩论一开场，川普就遭遇“滑铁卢”。因主持人提问，台上的人，有谁保留做独立候选人的机会，只有川普扬起手臂，台下立刻爆发一片嘘声！ 共和党选民所以嘘他，道理很简单，如川普将来独立参选，一定是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这是保守派选民完全无法接受的。现场嘘声显示人们立即敏感到这个危险，对川普强烈不满。川普的“举手”等于宣告，他要的是自己的名堂，而不是共和党的利益（击败民主党，夺回白宫）。川普此举等于当众剖腹自杀了。 在这场辩论的当天早晨，我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上断言，川普没有可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但认同他的大胆敢言，以为川普现象还会在共和党选民中持续发酵一阵子。但在看到川普举手那一刹那，立刻得出结论∶他的总统之路 is over（结束了）。从随后当地（俄亥俄州）共和党选民的表态中也可清楚看到，绝大多数原来支持川普的都已改变，不再支持他。 举手的滑铁卢之后，川普在辩论中的表现，同样令人倒胃口。别说做政治人物的修养，他甚至缺乏基本的绅士风度。一进场就气哼哼的样子，好像把整场的人都当作敌人或政治对手。不仅对女主持人无理，而且对所有议题都缺乏深入了解，基本上用一些肤浅的空话应付，还动不动就像个公司大老板那样发脾气。难怪事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瑞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评论说，川普不清楚那是什麽场合，应该怎样表现，他根本就在状况外。 到撰写本文时，保守派媒体的民调还没有出来，但我不认为到下次辩论时，川普还有机会再进来搅局（民调进不了前十名）。 不过读者可能看到，这首场辩论后，左派媒体的网络票选足以令人大跌眼镜，因为其结果竟是“川普大赢”。像《时代》等左刊的票选，川普赢得45%，甚至50%的支持率，是10人中最高的，且遥遥领先他人。这并不奇怪，因看左派媒体的，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当然希望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那就会轻而易举被希拉里（或其他民主党候选人）打败。他们很聪明地蜂拥去投川普的票。 除川普的滑铁卢之外，10人中我认为第二差的是民调排名第十的俄亥俄州长卡西奇。他就是本文开篇所说的我在三月份写的“谁会是2016美国总统”预判中的唯一“例外”。 他是在最后一次民调中，微弱超过前德州州长佩里，勉强进入前10名。由于他曾在福克斯做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有过很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我感觉他理念比较清晰，也有演讲和辩论能力，做州长后也经营得不错。我曾认为他是颇有机会问鼎白宫、且能实施共和党理念的人物之一。 但这次卡西奇从宣布参选总统开始，就让我大倒胃口，净说一些模绫两可的老油条政客的话，所以在辩论之前，我已经对他非常不感冒。这首场辩论之后，我只希望他尽快出局。他“差”在虚伪、做作，不说实话。总说一些让左翼民主党们高兴的东西。这次尤其让民主党人高兴的“亮点”，是说认可最高法院关于同性恋结婚的裁决，并炫耀他曾参加同性恋的婚礼，表示如果他女儿是同性恋，他会无条件地爱女儿，不管她做了什麽。 这种不管子女做什麽都无条件地“爱”，是典型的伪善。如果他的子女去参加ISIS（伊斯兰国），他也无条件爱？如果他的儿子像南卡州的那个青年袭击教堂杀害多名无辜，他也爱？这种虚伪的道德高调很令人恶心。除同性恋议题之外，对其他议题，他全部都说套话、空话，大概可跟希拉里“媲美”了。 当然，完全意料之中，左派媒体对卡西奇的表现一片赞美声。无论是CNN，还是更左的MSNBC，都为卡西奇叫好，说他表现非常好，是赢家之一。跟《时代》周刊夸川普表现亮眼一样，他们也是潜在希望卡西奇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那就可能被希拉里打败；即使当选，也是个看风使舵的的政客，不会大幅修改奥巴马、希拉里们的左倾路线。 所以，仅从美国左翼媒体报道评论川普和卡西奇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不看原本电视辩论，只看西方左派的报道和评论，可能会被多麽严重地误导！ 10人中排在前面的前佛州州长杰布.布什，比预想的表现要好，但没有任何出色之处，可谓不输不赢。另外呼声很高的威斯康辛州长沃克，跟杰布.布什类似，讲话没有特色，个人魅力不足，而且国际知识明显缺乏。所以他俩虽民调一路领先，但总统路并不看好。 神经外科医生卡尔森是17人中唯一的黑人，但他强烈批评奥巴马热衷黑白对立、撕裂美国的做法。他说，自己是神经外科医生（做了全球首例分离连体婴大脑的手术），割开大脑时，看到的不是肤色，而是头脑。所以他强烈反对左派分裂美国，呼吁美国人的团结和美国的强大。卡尔森不仅保守派理念非常清晰，大胆敢言（曾当面抨击奥巴马），而且有幽默感。在辩论中很短的时间内都可以讲个小笑话，引起全场哄笑。但他说话细声慢语，显得缺乏领导人的气势，也影响他的个人魅力，再加上他毫无从政经验，所以即使现在民调还比较高，但也基本没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联邦参议员保罗是茶党、自由意志论观点在共和党的主要代表人。他是小政府的强力推行者之一，立场清晰、坚定；但在对外政策和社会议题上跟自由派比较接近，是另类（越来越多年轻共和党人的路子）。但他近乎川普那样难以控制情绪，太容易发脾气，这点早在宣布参选时就遭非议，这次首场辩论又重蹈覆辙，所以下次可能下去（民调进不入前十名）。 跟保罗激辩的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上次总统大选时曾经呼声很高，但由于新泽西海啸时曾跟去慰问的奥巴马套近乎，加上内阁曾出差错等问题，所以人气一直不高。这次辩论也表现平平，所以民调也很难上升。 这次表现比我预料要好的是前阿肯色州长哈克比。他严肃、绅士、非常认真，尤其是没有故弄玄虚，更无哗众取宠。他的保守派理念相当清晰坚定，表达能力也很强；上次败选后去福克斯电视主持节目，更练就了口才，也赢得大批基督徒保守派的观众和支持。上次党内初选失败，跟他（由于曾是牧师）在社会议题上全方位持保守主义立场有关。当然，这次他虽表现不错，但也不特别出色，可谓不增不减。 在整场辩论中，真正表现亮眼的是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他表达流利，而且语速很快，简洁有力，是非常适合辩论的那种口才。连左翼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卢比奥表现出色。所以他是首场辩论中左右两派都认可的赢家。 再一个就是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他这次的亮点在对外政策的熟悉和强势。但由于他得到的时间太短，所以没有足够表现的机会。但在非常短暂的总共5分多钟的时间内（仅是川普时间的一半），他精简、清晰、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克鲁兹原是大学辩论冠军，又做过律师，曾有九个案子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可想其辩才。他曾创造在参议院连续21小时演讲的记录，以国会规则“冗长发言”来阻止奥巴马的健保方案。虽然这次卢比奥似乎风头更强劲一点，但我仍最看好（也是最希望）克鲁兹胜出。如果川普民调大跌，他的很多选票可能会流到克鲁兹那里。 美国总统大选（2016年11月初）距今还有一年半，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当然会有变数，所以现在无法准确预测。但从这次首场辩论来看，未来共和党的参选人之争，前五名可能是威斯康辛州长沃克，前佛州州长杰布布什，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佛州参议员卢比奥，前阿肯色州长哈克比。 但无论这次谁能胜出，我认为，卢比奥和克鲁兹这两个人迟早会成为美国总统。因为∶ 第一，他们年轻（一个43岁，一个44岁），即使再过12年，美国有了三届总统之后，他们参选，也不到60岁。现在民主党的主要参选人，希拉里68岁，桑德斯74岁，可能很快会宣布参选的副总统拜登73岁，三人平均年龄71.7岁。民主党好像后继无人了。 第二，他俩都是清晰的保守派理念。其中克鲁兹更加坚定，并始终都是言行统一，从未为选举而左右摇摆。 第三，他俩不仅都口才好，而且是这17名参选中最好的。在民主国家参选，口才非常重要，表达不流利，在电视时代就会丢分。像奥巴马毫无从政能力，仅仅是靠演讲口才，居然就一步登天，主掌白宫八年。 第四，他俩都是西裔，卢比奥的父亲是古巴移民，克鲁兹的父亲在古巴曾因反卡斯特罗而入狱，后逃来美国。西裔背景的重要在于，西裔人口在美国已占16%，且多是支持民主党，奥巴马两次选总统，都拿到70%以上的西裔选票。选情专家估测，共和党候选人如拿到4成西裔票，就能赢得大选。而卢比奥和克鲁兹的西裔背景，将会有利于他们拉西裔的选票。 在卢比奥和克鲁兹之间，我认为克鲁兹的优势更大，更可能成为未来的总统（不排除他这次就有可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并打败民主党候选人）。因为迄今为止，克鲁兹都没有被左派媒体抓到任何毛病，而卢比奥被《纽约时报》等报道，他收入有限，却拥有大房子、游艇等，被质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的。卢比奥在这类问题上如有不检点，将会是大麻烦。 另外在追求小政府、强势外交、严控非法移民等这几点上，克鲁兹都比卢比奥更加坚定。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卢比奥就有点妥协，好像总想到他的西裔背景。而克鲁兹则不同，他似乎完全不考虑自己是西裔还是什麽。 尤其是在经济理念上，克鲁兹更加出色；他在中学时代就加入哈耶克读书会，成为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所以今天克鲁兹成为美国风起云涌的抵抗大政府、捍卫个人权利的“茶党”运动的象征性人物，被视为“绝对自由意志”（libertarian）的精神“发言人”。 克鲁兹另一超过卢比奥的优势是，他有一个非常给他加分的妻子。卢比奥的太太是西裔，什麽裔不重要，而是她不太会讲话，有点像文化不高的家庭妇女；她能不给卢比奥减分，就算值得庆幸。而克鲁兹的太太海蒂（Heidi）则肯定是给丈夫加分的。她是金发白人（这话有点政治不正确，但却是事实），跟克鲁兹站在一起，绝对给人金童玉女的感觉，如同上届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夫妇。但海蒂跟罗姆尼夫人还不同，她可不是只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家庭妇女（克鲁兹夫妇有两个女儿），而是美国知名金融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的部门主任。这位比利时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被誉为外交联络和募款的高手，其筹款能力被称为仅排在希拉里之后（希拉里因丈夫当过总统，自己当过国务卿和参议员，当然能筹款了），海蒂被视为克鲁兹竞选活动的最大资产（greatest assets）。 看过共和党首场电视辩论的人会留心到，当主持人提到突发新闻——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Quds）指挥官Qassem Soleimani抵达莫斯科，跟普京密谈问题时，连主持人自己都仔细看稿子，才记得并念出那个绕嘴的伊朗将军名字，而克鲁兹在回答时，却信口拈来这个伊朗将军名字，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克鲁兹对国际问题的熟知是知名的，在所有参选人中首屈一指（而这点正是威斯康辛州长沃克的弱项，他曾把该州抗议人群比喻成ISIS）。 所以提到克鲁兹的国际观，因为他太太海蒂也是国际问题专家，曾是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成员。媒体报道说，海蒂对国际事务的熟悉，对克鲁兹有很大助益。甚至说，将来克鲁兹跟海蒂一起登场时，会令美国人吃惊，他有那样一位精明干练、视野开阔、志同道合、形象亮丽的夫人。而这一点，可能是所有其他参选人都望尘莫及的。 明年二月份共和党的党内初选才正式开始。在此之前，按计划共和党还会有11场参选人电视辩论，所以这只是开始，但也已预示了很多。 2015年8月7日（首场电视辩论次日） 2015-08-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上）
在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里，我大概算是和刘宾雁先生接触较早的人之一。为了铺垫后面我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评论，也不能免俗地交待几笔我和刘宾雁的一些交往。1979年5月，黑龙江召开一个“青年创作会议”，需要找几个名家做贵宾，我建议找王蒙、刘宾雁、刘绍棠，因为他们三人当时刚被平反，名气比较大。但会议不相信能请来，我就自告奋勇去北京请。 这三个人中，王蒙没同意，但刘宾雁和刘绍棠都愿意来。尤其刘绍棠，一副他笔下的憨厚农民般质朴，好像不知道自己居然名气很大，还特地去做了身西装，和我一起乘火车去哈尔滨。刘宾雁随后也如约赶到。他在会上批评黑龙江大庆油田缺乏人性，论述人的文学等，一下子就引起轰动。 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的77级学生）主持一个文学社团“大路社”，于是也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二刘来演讲。对刘绍棠，校方只是安排在中文系教室演讲，而对刘宾雁，却是安排在能坐一千八百人的学校大礼堂进行，而且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都在台上陪坐。我第一次主持那麽多人的演讲会，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紧张得连几句介绍和开场白都没说流利，那次滑铁庐才促我开始训练自己的当众讲话能力。而刘宾雁的讲话则潇洒自如。他当时讲了些什麽，已不太记得了，只留下了他讲话很令人振奋的印象，每讲几句话，台下就鼓掌。那时的刘宾雁，被人们视为“正义的化身”，走到哪里都有崇拜者簇拥。 ●《人妖之间》和参与调查冤情 我不知道他那次演讲之后，是不是去了附近的宾县采访，因为当年九月的《人民文学》上就发表了他那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人妖之间》能揭露共产党内的腐败，让人感到中国有了希望。于是我们大路社把《人妖之间》印了几千（或上万，记不清了）单行本，拿到大街上去卖，但迅速被省委通过校党委禁止发售。后来只好拿到北京去，经刘宾雁介绍，由电影《苗苗》的作者严亭亭和她丈夫拿到北京火车站前去卖，但也被当地警察没收。最后只好把剩下的一些交给了刘宾雁，由他出去演讲时带著散发。 我在《深圳青年报》工作期间，曾受刘宾雁之托，帮助查找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上访者王福绵。他到刘宾雁家诉说冤情，刚出刘家门口，就被警方抓走，鉴定为“偏执狂”。通过关系，我查到了他被关在哈尔滨郊外的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病管制院，并在刘宾雁和他的两个《人民日报》助手抵达哈尔滨之前设法见到了王。后来又陪刘宾雁去了位于北安的省精神病院调查王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过程。调查基本上都进行完了，但由于刘宾雁随后就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被清除出党，这篇调查报告也就一直没有出来。我本人也由于《深圳青年报》的问题而被停职反省。本来在1986年黑龙江大学校庆时，我还和刘宾雁一起在全校大会上正式受聘兼职讲学，学校还为我们俩安排房子，以便回去讲学时住，当时很高兴可以有更多机会向刘先生请教了。可惜反自由化把这一切都反成泡沫。1988年，我们前后脚都来到美国。 在美国期间，虽然见面机会多了，也更容易了，但我和刘宾雁的关系反而越来越疏远。除了1990年在纽约曾一起作为东北同乡去见了首次获准离开台湾抵达美国的张学良，后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合写一本邓时代中国新闻的书（该书未能出版）有一段交往之外，彼此只是在一些民运会议等匆匆见面，客气寒喧，但无法深谈；因为在几乎所有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观点都越来越不同，很难谈得来。我们的分歧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更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它们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刘宾雁认不清共产党的狼性 第一个是对共产党的看法。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当时在纽约的刘晓波约我到纽约来，说准备开一个关于刘宾雁的讨论会，旨在批评其代表作《第二种忠诚》所代表的观点。我特地从洛杉矶赶过来，但刘晓波临时决定回国参加八九民运，这个会没有开成。我之所以愿意参加这个会，因为早已对《第二种忠诚》有看法。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而不是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昆德拉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结束共产主义。 刘宾雁的观点，代表不少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他们坚持认为，四九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是追求民主自由，是有理想的，因此他们才会参加这个党；中共获得政权后，这个党腐败专权，变坏了，因此他们才和共产党分手；或者说他们仍坚持理想，而遭到堕落的共产党的迫害。刘宾雁在自传中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敌人。” 刘宾雁所代表的这种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对共产主义这种理论的本质完全认识不清。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用暴力推行其理想之上，无论理想多麽美妙，手段的邪恶，其结果一定是罪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以刘宾雁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总是用强调他们当年的理想之崇高，来推卸他们参与建造那个制度的责任。没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产党人的责任，让他们上绞刑架，但他们为什麽就死活不承认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呢？如果他们都没错，从胡耀邦、赵紫阳，到刘宾雁们，个个都是受害者，都没有责任，难道中共的所有罪恶，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干的？ ●手段邪恶，结果一定是罪恶 刘宾雁不仅不承认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甚至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统治半个多世纪，是由于党内那些“好人”在支撑著这个党，可惜党内“坏人”太多，才导致中共的不幸。他说，“后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前一种人。但是没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半个世纪是不可想像的。”（1） 这真是荒谬透顶的思维。共产党统治之所以维持到现在，明摆著是靠谎言和暴力，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哪里是靠什麽党内的“好人”？刘宾雁的逻辑是，对共产党有“第二种忠诚”的人多起来，党内“好人”能发出声音，付诸行动，这个党就有希望了。他甚至提出“索性把中共一分为二，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大家来个竞赛，也好叫老百姓有个选择。┅┅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2） 在刘宾雁的思路中，总之就是要由共产党来包揽中国的政治，而没有考虑（在当时已经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有无数政党，由人民来选择。而且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种理论、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怎麽可能分成两个党呢？他的异想天开多少有些令人目瞪口呆。 而且在共产党内分“好人坏人”，期待好人战胜坏人的思路不仅完全错误，也毫无意义。我们今天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绝不等于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坏蛋，他们全都只想给人民带来灾难。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心地更善良一点的，和心地更邪恶一点的。但共产党的问题，根本不是好人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党的意识形态完全错了，它用暴力手段，而且不择手段，寻求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在这种本质性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好人”的胜利，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这是由于共产党反自由的暴力本性所决定的。早已有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很多名家指出，“人类最深重的灾难，都是由好人以最正义的名义施行的。”恶并不可怕，因为它一目了然，容易辨识；而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善”，才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但刘宾雁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层次，他在1999年还忿忿不平道∶“难道七十年、五十年的共产主义事业，那麽多人都为之献身的事业，共产党就是靠暴力和欺骗？”难道“过去的一切都错了，一无是处”？ “难道马克思主义错到那种程度？”（ 3） 刘宾雁在中国当时那种封闭情形下提出“第二种忠诚”还有情可原，但他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接受纽约“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还明确宣称∶“《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精神。”（4）这家电视台的专访结语是，刘宾雁“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期待著有一天他的真诚能够得到党的理解。” 纽约《多维时报》在刘宾雁去世前几个月对他的长篇专访，题目就是“寻找共产党”，这是刘宾雁用过的文章标题，他对采访者说，他写过的文章，最喜欢的是这篇，该篇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在吉拉斯写出《新阶级》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在前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早就开始给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并埋葬了那个暴力集团之后，中国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刘宾雁还停留在宣扬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上，这恐怕不只是刘宾雁个人的悲剧，也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甘心社会主义失败 正是因为刘宾雁这样眷恋共产党，因此才会对苏联推翻共产党统治非常不满。他说，“多党制，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近来成为热门的‘宪政民主’，叶利钦那里都有了┅┅结果又怎样呢？俄国不过是从共产党官僚和特权份子的天堂变成了‘流氓资产阶级’（昨天的官僚、特权份子）和黑社会的天堂。”（5）而对俄国人民终于有了投票权和言论自由等根本性的变化，刘宾雁完全视而不见。 他还写道，“不幸的是我们的年轻和比较年轻的知识份子，当中国的大门一开，一眼就看中了西方，一头栽进西方制度，西方文化与西方的生活方式的怀抱。┅┅西方虽好（无非是丰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国去处。”（6）一个亲身体验过四十年共产专制的知识份子，来到西方之后，却得出西方只是物质“丰足舒服”而已的结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他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份子中，多数亲西式宪政民主很不买账，“无论国内国外，很多青年（又不仅是青年）知识份子一边倒，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一见倾心，不顾其他。┅┅试问∶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现在都解决了政权问题，政治制度也民主化了，又怎麽样呢？”（7） 他还在台湾《中央日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徵文中武断地写道，“以为单靠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便能拯救中国的论调，已被俄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现实证明未必可靠。一刀切断历史，勉强嫁接外来的制度是行不通的。”（8）这种文字今天完全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据原《人民日报》记者程凯最近的悼念文章，在刘宾雁八十岁时，他曾去刘家拜访长谈，感觉是，“他与绝大多数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不同，他不认为，也不甘心，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 ●和西方左派不谋而合 正是由于刘宾雁依旧对社会主义一往情深，所以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相当抵触。这自然导致我和刘宾雁的另一个严重分歧，那就是对西方左右派的看法。因为随着对美国的深入了解，我越来越接受右派，即保守主义的理念。而刘宾雁在美国却更往左派方向走。我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两极，多年前有几次电话交流，他都抱怨有些人（当然是说给我听）太亲美；他曾给我推荐过几本书，都是我最反感的左派写的。 在刘宾雁那一代流亡的老共产党人里，多数因英文等语言问题，对西方左右派的争论一直不太了解。但刘宾雁不同，他不仅能看懂英文，而且对西方左右派之争的原则问题是清楚的。我和刘宾雁都长期订阅《纽约时报》，但我是越看越痛恨其观点，越看越更倾向右派；而刘宾雁则从这张极左的报纸中一再找到他的理论支柱。 西方左派的主要想法，在对外政策上，对邪恶从来认识不清。他们当年推崇共产主义，反“反共”，反越战；今天反对军事铲除萨达姆等独裁者；他们最善于做的是姑息独裁政权，杯葛自由力量在世界范围推广民主。在对内政策上，左派倾向大政府，要用高税收的方式劫富济贫。由于刘宾雁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眷恋，自然和西方左派的想法不谋而合，也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痛恨市场经济。 这些年来我在《开放》上发表过多篇推崇里根、撒切尔领导的经济革命的文章，好像引起了刘宾雁先生的很大不满，他在《开放》撰文，用典型的西方左派理论批评我的右派经济观点，什麽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50％的财富等等，强调美国社会不公，财富不均；他甚至说美国“劫贫济富”。（9）而事实是，这1％的富人，承担著美国51％的税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富人在养活靠福利生活的穷人，哪来的“劫贫济富”呢？穷人有什麽可劫的呢？ 一年多前在接受“新唐人电视”专访时，刘宾雁说的更绝对，“因为中国盲目地学习西方，把美国的、西欧的那些最反动的、最右倾的经济学理论拿到中国去搞，搞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结果证明是失败。美国失败了，欧洲失败了。他们没有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也一样倒楣。” （10） 美国实行了二百多年保护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今天这个繁荣富强的美国，刘宾雁有什麽证据说美国的市场经济失败了呢？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自由经济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迄今为止最可行的，怎麽成了最反动的了呢？更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恰恰是由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权力者的盗窃经济），更无配套的民主政治。这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但刘宾雁不仅不接受，还坚持站在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一方。因而《华盛顿邮报》在报导刘宾雁去世的文章中也说，“不管怎麽说，刘宾雁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徒”。 ●寄望于卡斯特罗的崇拜者 几年前我就注意到刘宾雁撰文称赞反美、亲共、一直推行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我曾撰文痛斥那个近乎左疯的政治强人 。最近刘夫人朱洪回忆，刘宾雁去世前的几年，对拉丁美洲产生兴趣，他收集了大量关于拉美的剪报，由于数量大，要请朋友帮忙整理。为什麽刘宾雁对拉美产生兴趣？因为最近六年，左派势力在拉丁美洲迅速抬头，在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智利、乌拉圭等国，都是左派上台执政，现在南美四分之三人口在左派政府统治之下。 这些左派政府的共同特徵是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均贫富，国营化，高税收，排斥市场经济；在对外政策上，普遍反美，亲共产古巴。其中最嚣张的就是查维斯；他限制新闻自由，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并联合巴西左派总统鲁拉（ Lula），厄瓜多尔左翼总统古提瑞兹（ Gutierrez ），还有智利共产党阿连德的传人拉戈斯（Lagos），结成左翼联盟，共同抵制自由经济和美国。查维斯还曾去北京朝拜胡锦涛，要联共抗美。 而刘宾雁不仅肯定拉丁美洲的这种左倾变化，甚至忍不住赞美查维斯，就是因为这些左派领导人和他一样，都是向往社会主义。但歌颂查维斯这种举动，即使美国的左派们，也做不出来，因为这个疯狂反美，曾和萨达姆拥抱，和卡斯特罗称兄道弟的拉美小霸王，对于美国人来说，实在是个小丑。 ●仍对共产主义情有独锺 2005年初，以反资本主义的戏剧《推销员之死》而成名的剧作家、极左派阿瑟．米勒去世，刘宾雁撰文高度赞扬，他说，“米勒是在美国三十年代空前经济大萧条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时资本主义风雨飘摇，很多美国知识份子都觉得人类的希望在苏联身上。米勒也是如此。后来很多人转了向，米勒却没有。”刘宾雁居然至死欣赏米勒始终没有改变人类的希望在苏联的立场！该文不仅借一句观众的话，表达了他本人最欣赏《推销员之死》之处∶它“是埋在美国资本主义下的一颗定时炸弹”，还透露出对向苏联出卖情报被处死者的同情。（11） 刘宾雁近年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的评论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热烈歌颂美国极左份子（像民主党现任主席迪恩）。他比《纽约时报》最左的观点还左。坦率地说，我来到西方后，还没有见过第二个所谓的“流亡异议人士”，对共产主义的眷恋，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否定达到刘宾雁的程度。几度欲提笔批评，不仅由于他直接不满我的观点，更由于他太典型。但顾忌昔日友情，加上近年他重病在身，我绝不想惹老先生生气而缩短生命，所以什麽也没写。 正如他在和我商榷一文中的困惑∶“长青住在美国，我俩只有一小时路程之隔，大家看见的事情基本相同，到了脑袋里竟变成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我也完全不能理解，经历了那麽残酷的共产专制，他怎麽还能左到如此地步。今天，宾雁先生已经成为一颗自由的灵魂，享受一个真正完美的世界，所以我们在尘世讨论什麽，他已经不会在意了。 2005年圣诞前夕于纽约 注释∶ 1，“寻找共产党”，《刘宾雁作品选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页。 2，6，“中共向何处去？”《开放》1991年9月号。 3，香港《中国时代》月刊，1999年2月号。 4，10，“走出千年泥泞——新唐人电视访刘宾雁”，《大纪元》2003年10月20日 5，刘宾雁在美国主编的《大路》，1995年10月15日。 7，“关于中国知识份子”，《开放》1993年6月号。 8， “人民不再跑龙套，中共应推动政改”，《中央日报》“中国往何处去”徵文之九，1996年3月。 9，“西窗外，风景可好？——和米莉、曹长青先生商榷”，《开放》2002年10月号。 11，“中国为什麽没有这样的作家？”2005年2月24日（刘宾雁作品选） 本文原载香港《开放》月刊2006年1月号，但因本网技术问题而无法一次全部刊登，因而分成上、下两部分，请继续阅读（下）。 2014-0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公开的谎言与末世心态下的游戏规则
最近一个多月，中国政府在“治理”环境生态方面做了两件惊世大事，一是要求世界银行删改一份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状况的报告，原因是该报告指出污染导致中国每年有75万人过早死亡。中方要求删除报告的理由是担心该报告内容会引起中国的“社会动乱”。另外一件事情是：原计划3月公布的2005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将被无限期搁置，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赡在7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绿色GDP是媒体、社会为了简明而用的一个名词，真正的绿色GDP核算制度目前并不存在。与谢局长讲话同时披露的另一条消息更让国人寒透了心：许多省份要求退出绿色GDP核算试点。原因亦很清楚：根据2004年的报告，治理当年污染所需费用足以把各地GDP的增长削平，从而刺穿了地方政府竭力吹胀的政绩泡沫。 前一条消息让国际舆论愤怒且深感失望，后一条消息让国人非常沮丧，因为中国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让人们最后一个幻想破灭。这个幻想是：中国的官员即便腐败无能至不可救药的程度，但在治理环境生态这一问题上应该与民众达成共识，因为国家领导人就算食品、饮水可以享受特供，但呼吸的空气总算与平民休戚与共、利益相关吧？毕竟共一国风雨嘛。 其实，在环境生态状况上公然制造谎言，除了表明中国当局对治理频临崩溃的环境生态毫无信心之外，还表明了一种政治上的末世心态。这种末世心态与当年苏共统治晚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末世心态类似，主要特点就是政治上犬儒主义盛行，政府官员的公开言论之冠冕堂皇与私下行为极端龌龊并行不悖，而且当局用各种方式鼓励这种虚伪无耻，没有任何信仰的犬儒式机会主义蔓延于全国。 在环境生态上的谎言只不过是中国当局众多谎言中的一部分罢了。胡锦涛努力为第四代领导人贴上的各种政治标签，如延安道路、共产党员的保先教育等，事实上根本无人相信，包括他本人在内也未必相信――这种状态就是苏联崩溃前夕的社会状态，当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对自己的弟弟讲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用来哄民众的空话。”自从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其说是作为一种信仰，还不如说是中共领导层用来迫使官员们表示忠诚的一种方法。中国各级官员现在均是没有信仰的人，但都精通获取权力并牢牢把持之道，在公开场合说官话套话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在私下里却奉行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能够证明官场双面人格的最佳例证是网友编的贪官廉政语录，这些语录将这种人格的极端分裂展示得淋漓尽致。 当局对极少数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采取非常严厉的打压措施，这种打压已经接近秦二世时期赵高指鹿为马的猖獗。任何人只要说出与当局意志不同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其归宿必然是牢狱。而一旦这些人士成为“国家的敌人”，其命运必然是成为社会弃儿。 在当局的利益牵引与残酷压制之下，犬儒式机会主义蔓延于全中国，正是这种犬儒式机会主义为今天的新极权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现在形成了一种外人看来荒诞但局中人却都参与的游戏规则：精英集团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乐于维持现状，并继续通过庞大的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营造并维护“皇帝的新衣”这一神话，根本不用担心童话被戳穿后陷入困境。而民众则分化成两类，一类以玩世不恭之态在安全的边界内抒发自己的不满与焦虑；而另一类不是让自己躲在“民族主义”的思想避难所里，就是让自己成为毛泽东时代的真诚怀念者，他们愤怒指责今天中国的苦难来自于全球化与国际资本的压迫，讴歌他们想象中的理想主义毛时代。对于这种有助于转移社会视线的愤怒，因为于当局者有利，中国当局倒也颇为容忍。 问题是，报告可以删节或者干脆不发表，但却丝毫挽救不了濒危的环境生态；纸板馅包子可以被宣布成假新闻，却丝毫对构筑中国的食品安全无益。环境生态的安全，尤其是饮水安全已经逼近了中国人最后的生存底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环境危机高发期，依靠谎言只能维护稳定于一时，却无法回避这些灾难带来的民生问题。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8月2日，总203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6👍 0💬 0美国民主一线命脉悬在投票机上
何清涟 2022年中期选举将至，多家评论认为，共和党人拥有许多有利要素：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统，令正常社会成员抓狂的民主党社会基础，以及无法甩锅给他人的41年以来最高通胀。因此，共和党这边信心满满，预期最好的战绩将包括赢回众议院甚至参议院，并且能够保住其在州议会和州长职位上的多数席位。共和党的信心并非毫无凭据。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在6月中旬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2022年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迎来压倒性胜利的一年。” 盖洛普：中期选举三项常规指标均低迷 盖洛普在这份报告中调查了对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有指示作用的三项指标：现任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国会的民意支持率和民众对现状的满意程度。 盖洛普报告显示，目前民众对拜登的满意程度为约41%。与历任美国总统在中期选举前的支持率相比，目前拜登41%的支持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川普在2018年大选时的支持率相同，当时共和党失去了40个众议院席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2年的支持率为42%，也曾令共和党失去26个席位。 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国会的民众支持率为18%，是自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报告表示，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国会的支持率为21%，民主党失去了63个席位；2018年川普在任时国会的支持率为21%，共和党失去了40个席位。 同时，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美国民众对国内现状的满意度为16%，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报告称，根据已经公布的多州初选结果，民主党很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大冲击”，并重蹈1994年和2010年中期选举的覆辙，当时民主党在选后失去了大量国会席位和国会控制权。 不独盖洛普的民调结论如此，538网站通过分析各种各样的民调结果和使用自己的民调评分系统来评估拜登的支持率，截至美东时间6月24日，拜登的支持率为39.2%，不支持拜登的比例为55.3%。 共和党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躺赢？我的看法是：有2020年选举经验在，不可太过乐观。 2000头骡子：2020大选舞弊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2日开始，在全美250多家影院公映一部纪录片《2000头骡子》（2000 Mules），该影片聚焦2020年大选中摇摆州涉嫌选民欺诈和填塞选票的犯罪行为，由保守派活动家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制作。“骡子”一名的由来，乃因共和党党徽是红色的象，民主党是蓝色的驴子，“骡子”则被用来称呼2020年大选中受雇的中介。影片借助手机信号追踪、数字地理围栏（geofencing），以及缺席选票投票箱的监控录像，显示出成千上万“骡子”受雇非法收集和投递了数十万张缺席选票，使得大选结果发生改变。 《2000头骡子》记录了保守派选举情报组织True the Vote的研究，该组织收集了乔治亚、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得克萨斯等六州有组织的选票贩运的证据。以乔治亚州为例，True the Vote声称，在凌晨12点到5点之间，有242位“骡子”前往投票箱5662次，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内将数十万张非法获得的选票塞到投票箱里。骡子们的雇用者，是一些寄生于民主党旗下的NGO，长年收受民主党的拨款、为民主党干脏活儿维生。其中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和亚利桑那这三州显示的非法选票比拜登的获胜优势还多。以上这是基于True the Vote定义骡子的高标准（至少10次访问了投票箱）。如果将门槛降低到计算访问次数至少5次的人，估计受影响的选票将增加一倍以上。 影片还批评包括美联社、Politifact在内的事实核查机构具有误导性或存在缺陷。 2020年选举，与以往选举不一样，不只是政党轮替，而是关系到美国人是否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特别关心这场大选，因此，有关选举舞弊的一切信息，我基本都看了，2021年亚历桑那州对该州选票的法务审计及其他相关调查报告，我也看了。因此这部《2000 Mule》中的内容，我完全不吃惊，知道这只是再现了冰山一角。 问题在于：现在掌握了行政、国会、司法检察系统的民主党根本不打算放弃2020年使用的选举机器，共和党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制止这种情况。民主党也未打算放弃这种做法，甚至将这一手法用到自家党内初选上来。2022年6月6日，乔治亚州曝出重磅丑闻：在民主党中期选举中，争夺第二区地方官选举的有三个候选人，最后一名叫米歇尔Michelle Long Spears，投票机显示她在自己的选区得票数为0。而她和丈夫二人都投了自己的票，得票数至少应该为2。 米歇尔要求手工点票，手工点票的结果是多得了数千票，从而使她的得票数在三个候选人中从第三跃居第一。 这种投票机，正是2020大选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机。 多米尼机器有问题，但就是不能换 尽管多家民调都表明拜登与民主党今年的选情不妙，但我清楚地知道，只要多米尼机器继续投入使用，民主党未必落败。 多米尼选举机器在选举安全方面的缺陷并非秘密。2020年大选之前，不仅美国选举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早就知道，大选之后宣传Dominion系统是安全的几家主流媒体其实在大选前也曾报道过。 我在《2020大选：高科技资本深度参与的数据政变》（2020年12月）一文中将我在推特上介绍过的事实集中说明：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术评估，建议和案例研究，支持负责规范，评估和选择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共部门IT经理的行业协会）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两篇文章，连标题都极为相似，一篇是《选举安全行为准则：是否太少太迟》；《选举机器安全：是否太少太迟？》，作者是德里克·B·约翰逊（Derek B. Johnson）。这两篇时隔一年的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国选举委员会在关于选举机器安全性的听证会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机器安全标准仅涵盖投票系统的技术方面，未涉及可能对选举产生影响的网络安全。各州与会者指出，联邦选举委员会颁发了《自愿投票系统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没有时间在2020年选举之前针对新标准测试其系统。密歇根大学教授兼选举安全专家亚历克斯·霍尔德曼（Alex Haldeman）在会上指出，更新后的标准“范围相对较弱”，不包括有关选举后审核和安全选举系统其他整体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机供应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规，以作为联邦资助的条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选举委员会再次就选举机器的安全性开会，一些专家警告说，Dominion机器不利于有效的选民核实和选举后的审核程序。对公司的软件和硬件供应链也存在担忧，因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投票系统供应商从中国采购零件和组件。但各州官员表示，在大选之前来不及改正了。 结合美国选举委员会2019年、2020年两次关于机器安全性能听证的结果，结论是：早就发现Dominion的安全有问题，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选民身份与不能事后审计这两点；中国提供部件也是事实。但美国多数州还是无视选举安全专家的警告采用了（据说不少州购买Dominion系统拿了回扣，对乔治亚州长与州务卿就有过这类指控）。 《纽约时报》、CNN在前几年都曾报道过美国选举机器系统出错的问题。远的不说，彭博社2020年1月3日就发表过一篇《美国不会放弃易被入侵的无线投票机器》，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统为重点，指出Dominion系统两个大问题：一是即使短暂连接到互联网，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过系统传播恶意软件；二是地方政府将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访问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系统操作，导致安全隐患。事实上，2020年大选之夜拜登曲线就出现在密西根州。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后门，只要看民主党为此做的法律准备就知道了。 今年是否有可能换掉这种已经被事实证明偷票的投票机？只要看看极度左倾的左派NGO布伦南中心的态度就知道了。2022年3月1日，布伦南中心和验证投票的联合分析“发现”：近年来，对机器投票结果建模分析，发现其中一些“翻转”投票，是因为老化硬件相关的校准错误，触摸屏错误地记录了选民的选择。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病毒视频和机器“窃取选票”的阴谋论。但结论是：更换老化的投票设备将花费数亿美元，各州没有钱做这事。 美国民主一线命脉正悬在现在的多米尼投票机上，但美国朝野的关注点似乎不在这件事上。美国总统拜登此时正忙于在全国推广青少年变性，支持美国女性反对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堕胎权判例的判决，他会特批几亿美元帮助各州更换投票机吗？各州会采用手工点票这种可靠但笨拙的点票方式吗？ （原载大纪元，2022年6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6/26/n1376789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曹长青湾区演讲∶国共联手去台湾化的恶果
【大纪元10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倩萨拉托加报导）10月25日星期六下午，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应「台湾人自救运动」和「北加州台湾论坛」邀请，在北加州萨拉托加(Saratoga)市，结合当前台湾局势，发表演讲「国共联手去台湾化的恶果，兼台湾政局」。有200多位观众参加，座无虚席。 民进党在星期六（25日）举行的「反黑心、顾台湾」大游行，有60万人参加，场面浩大。曹长青认为，人们通过这个大游行，主要表达对马英九政府的几个不满∶ 第一是表达对马英九政府施政表现不佳的不满。总统大选前，马英九提出「六三三」的经济远景，即经济成长达到6%（现在台湾官方最乐观估计是4.29），失业率降到3%（现在失业率是4.27%，是过去4年同月最高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现1万六），现在这些都没达到，而且大幅度降低。 第二个不满，曹长青认为，是中国黑心食品流向台湾，马英九政府没有向中共抗议，也没有提出索赔。中国毒食品今天害的不止是蓝、绿，谁都毒，对台湾2300万人造成危害。不只是奶粉有毒，其它的食品，面粉、原料，防不胜防。马英九一直不表态，一直到胡锦涛表态後，马英九才表态。 「马英九采取和中国经济全面合作的态度，导致中国的各种食品进入台湾，包括农副产品，这些假食品严重威胁著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曹长青指出∶而在这个时候，马英九政府还邀请了中共一个重要头目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问台湾，陈云林做过十几年对台办的主任，是制定对台湾威胁政策的主要头面人物。 这个时候邀请他来，要不要考虑人民的感受？毒奶粉已经在毒害人们了，又不道歉，又不赔偿，又来作客┅┅」。「前两天还来了一个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耀武扬威到台湾来。他根本不是什麽客人，他是共产党的头目、谎言家，做过12年《人民日报》的谎言记者，又做过13年国台办的发言人、助理、新闻局长，过去25年他是共产党威胁台湾的主要人物。在台湾公然发表『没有台独，就没有战争』的言论，这是公然威胁。」 「任何贪污腐化都要反对，这是基本常识，」曹长青说，「但今天陈水扁的问题，是司法严重不公正，是政治判案，背後是政治清算。根据台湾法律，一条叫无罪推论、一条叫侦察不公开，违背了这两条，就违背了程序正义，应该撤案。起诉不等於定罪。在台湾，8个检察官一字排开，说不办出结果来都下台，什麽结果？明说就是不把阿扁抓起来，就下台，这一开始就是有罪推论，一开始就变成了政治案。」 「那这大游行的60万人，是在挺阿扁吗？」曹长青表示，这些人不是在挺阿扁个人，不是挺可能洗钱的错误，是在挺司法的公正。今天国民党要讲司法公正，首先应该把从国家财产霸占的党产，退回台湾人民。 「人们的第三个不满，更大的愤怒是，马英九上台後，要与中共签和平协议，倾斜中国，非常愤怒。」曹长青表示，CEPA（《内地与香港关於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中共与香港签的一个协议，是一个内部协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自己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协议，马英九想加入这个协议，这非常危险。「他说要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提高台湾的经济，乍听起来有好处，可是牺牲的代价太大，牺牲台湾的主权。香港本身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回归了。台湾没有回归问题，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怎麽能成为专制国家的一部分呢！你考不考虑国家的尊严？台湾中华民国的地位？而且这个经济效益还值得质疑。」 「而且马英九任期内要和中共签和平协议，这个协议是要把台湾出卖掉的协议，完全不考虑中华民国和台湾2300万人的权利。因为中共在2005年3月14日通过《反分裂法》，共10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於一个中国；第三条，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是中国内政；」「现在你要和他签和平协议，第一条就是承认一个中国，那个中国就是他。因为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都不认为中华民国代表中国，都认为是台湾。今天无论台湾人，大陆人，还是海外的民运人士，只要有一点民主价值的，都希望能保住台湾，台湾和中国什麽关系，等中国民主以後再说。现在任何喊统一，就等於统一到中共那里。给了共产党，大家一起受奴役。」 曹长青觉得，美国的两名候选人的最大不同，是共和党没有士气，而奥巴马不懂外交。奥巴马选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做副手，拜登对台湾问题、伊朗问题、中国问题等，「都是糊涂的，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二零零四年民主党凯瑞竞选总统时，拜登是凯瑞的首席外交顾问，曾主张解决台湾问题应用「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 「所以现在台湾的问题，不是真正的蓝绿之间的统一、独立，是民主自由两种价值的问题。今天台海两岸，一边是专制，一边是民主，支持哪一种价值？不是支持统一的问题，这是个表面问题，背後是民主和专制。现在马英九上台後，向专制倾斜，不捍卫民主，这是台湾的根本，也是台湾这次60万人出来抗议的主要原因。」曹长青说。 原载《大纪元》网页(http://www.dajiyuan.com) 2008-10-26 2008-10-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十四章∶永恒的纪念碑
一连串的人为错误把“泰坦尼克号”葬送到大西洋底。人类有着不断犯各种错误的缺陷，但人类更有在灾难面前展示辉煌人性的潜能。这种潜能是我们无论面对多麽令人沮丧、令人悲愤的现状都不应放弃希望的动力。对人心应该永远充满信心！ “泰坦尼克号”沉没海底的只是那些铁板、铆钉和人的肉体，她的灵魂、她所代表的精神，完全没有被征服。或者说，“泰坦尼克号”和一千五百多条生命沉下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而且“永不会沉没”。 高扬水面的人的精神 八位音乐家在最后的时刻一直沉着平静地演奏乐曲，那飞翔的音符，体现了至死不向自然界的凶险低头的人类尊严和高贵。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到的∶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打败他的肉体，但征服不了他的灵魂。也像《老人与海》中那个老人一样，那些追逐的鲨鱼可以把他船上拖着的那条大鱼啃噬得只剩下骨头，但啃噬不掉这个水手坚韧、顽强的精神；那是人的灵魂和意志熔铸的火焰，整个大海也无法把它熄灭。 直到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惊叹，那些“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和船员，在面对即将灭顶的海水、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怎麽能有那样巨大的勇气，不奔不逃，坚守职责；怎麽能有那麽高尚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让给孩子和妇女，把最后的危难留给自己。事后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超过了船上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所有房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而且幸存的船员，除了那些被派到救生艇上监护的之外，几乎都是最后时刻跳海，自己游到救生艇的。船员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且不是一个船员、两个水手这样做，是几乎全部近九百名船员、服务员、烧火员以至厨师都这样选择，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像是奇迹。 无论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都有海难发生，但船员的表现可不都是像“泰坦尼克号”那样。船长和水手弃船而逃，或者根本不管乘客死活，自己利用职权先霸占救生艇的例子，屡屡不鲜。1965年的客轮“亚莫斯号”行驶到巴拿马西面35海哩的地方时，船上起火，船长跳进第一条救生艇逃生，跟着他的还有水手长和船员，救生艇没有装一个乘客。另一个海上悲剧是，1998年4月4日，在尼日利亚附近海面，一艘客轮遇到风浪翻沉，船上300多名乘客和船员，只有20多人幸存，大多是船员。 跟“亚莫斯号”和尼日利亚客轮相反的是，在“泰坦尼克号”上，据回忆资料，当时只有在二号和六号救生艇上，有船员跳了进去，但立刻被那里负责的官员发现，把他们叫出来，他们没说什麽，马上服从命令回到甲板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词、任何证据、任何记录、任何回忆，发现任何其他船员用自己的方式硬上救生艇。四百名船员，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能做到这样，有这麽强的责任意识，这麽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高扬水面的人道情怀，实令人惊叹不已。 责任意识是最有力量的气质 《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它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感到自己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的时候，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麽没有希望；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使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直到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最后的电讯，呼唤最后的希望；使总工程师贝尔和全部的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知道他们已没有时间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机会；使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演奏着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宗教圣歌“上帝和我们同在”，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到大西洋底┅┅ 这一切，仅仅用一句“勇敢”是无法全部解释的。西谚也曾说，“英雄在绝境也会变成懦夫。”唯一的结论是，他们有一种责任意识，有一种最根本的“人”的情怀；他们知道，全船的乘客在依靠着他们，必须坚守岗位，哪怕要付出生命。 这一切，仅仅一句“恐惧惩罚”更是说不通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上有严明的纪律，临阵脱逃和擅离职守，都可能被惩罚，或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但“泰坦尼克号”是私人经营的民用客轮，船员的选择，更多的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是一种生命哲学。 “绅士，体面，男子汉” 当“卡帕西亚”号载着幸存者回到纽约时，大家都在讨论谁生还、谁遇难了。由于幸存的女人孩子远比男人多，人们都认为这是“危难之际，妇孺优先”这一传统海上准则的胜利。但“白星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麽大的牺牲，他们那麽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 “泰坦尼克号”船员们认为那些孩子、妇女，病弱者、年迈者等，需要帮助，需要关注，需要给予最后的援手。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不是任何规章制度、航海规矩可以规范达到的。他们相信一个古老但永远年轻的道德∶宁可死，也不做胆小鬼和不光彩的事。 “绅士，尊严，男子汉”是那个时代的男人崇尚的标准。当67岁的头等舱乘客、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被人劝说“没人反对像您这麽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别的男人没有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 当兜里揣着二千多美元现金兑换支票的世界首富之一、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只是向负责救生艇的官员问了一下，他可否上艇关照一下正怀着身孕的妻子，那个船员回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 当知道自己没有获救的机会，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他说∶“我要死得有尊严，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妇女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船上第三号最高管理者、造船师安德鲁斯，毫无逃生的意念，在最后的时刻，他还痛悔地对一个女服务员说∶“孩子，我没有给你造一条不会沉没的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也不是他的责任。但面对那麽多妇女儿童和船员要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拯救责任的男子汉，他无法再活下去，他要用生命这样巨大的代价，表达他的痛悔，他的尊严，他的负责到底的精神。 “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 船长史密斯和一副默多克都犯了严重的技术错误，但面对灾难时，都同样体现了男子汉精神。对“泰坦尼克号”上那麽大的船员群体都能纪律分明，坚守岗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永不沉没》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逃”，以身作则，这种表率作用产生了号召力，使人们跟从效仿∶ 在“泰坦尼克号”的最后时刻，船员和水手们有榜样去跟随、效仿。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船员们听从了船长史密斯向他们的最后喊话∶伙计们，做个真正的英国人！我们相信，是船上领导者与船同在的坚定和无惧，在船员的心海里点亮了灯塔。那些资深工程师们、官员们、事务长们和造船师安德鲁斯、大副怀尔德、一副默多克、船长史密斯给人们树立了榜样，那是一种人们无法触摸的真实。并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能成为领导者，但追随者们能够判断领导者和普通人的不同。如果说“泰坦尼克号”的船员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什麽永恒的传奇，那就是他们追随、效仿了那些做了正确、高贵、美好事情的真正男子汉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 正如《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文化历史》一书的作者史蒂文．比埃尔所评论的，约束“泰坦尼克号”船员的不是法律，而是“基督教义中的侠义精神，是理想主义和高尚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是由比男女在体力的差别上更深刻的东西引伸出来的。这些大家公认的准则，使那些境界高尚的男子，在海上遇难时，想到应怎样做∶船长为乘客，船员为服务对象，男人为妇女儿童——男子从来都是妇孺天生的保护人。” 那些拒绝接受这种责任、向这些准则挑战的人，被视为“堕落甚至犯罪”。例如，丹尼．巴克利和其他几个男人，找空子钻进了救生艇，后来被船员发现。巴克利靠一条女人的围巾混了过去，但其他几个男人被赶了出来。在他们爬出救生艇时，有个男人向阿斯德的妻子马德琳要了一条围巾，遮住了自己的脸。 船难之后，第一批出版的书中，有一本叫《胆小鬼》，专门挖掘那些男扮女装或混进救生艇的男人的传闻。一个男扮女装的人被书的作者谴责说∶“他做了什麽？他急忙跑回客舱，穿上女人的裙子，戴上女人的帽子和面纱，那时其他勇敢的男人正护卫着女性进入救生艇的栏杆，而他却偷偷地溜到后面，在救生艇里找到一个位置，保了他一条狗命。”那个男扮女装逃生的乘客，被描述成一个人形的狗，是全世界最可鄙的家伙，在上帝的恩惠下，苟且偷生。 混进救生艇获得逃生，被视为最耻辱的行为。在“卡帕西亚号”载着幸存者归来时，有个莽撞的记者问一个男乘客，是不是穿着女人的衣服逃出来的，他的鼻子当即被揍了一拳。 获救的乘客劳伦斯．比斯利一直被传言困惑，说他是化妆逃生的。在五十年代后期，“泰坦尼克号”沉没40多年之后，他已是垂垂老翁，但有幸被邀为好莱坞拍摄的电影《冰海沉船》做历史资料顾问。在拍摄大船沉没的镜头时，他偷偷地混进工作人员中，想体验一下沉船，但被导演发现，导演不准任何不是演员的人在拍摄现场。随后作家巴恩斯在报上挖苦说∶“在他生命中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劳伦斯．比斯利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离开了船。”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叫细野正文的日本乘客，由于当时跳上了救生艇而幸存。回到日本后，他被整个日本媒体谴责，说他是抢了女性的位置而逃生。虽然80多年后他的后代展示的他获救后在“卡帕西亚号”上用“泰坦尼克号”上的信纸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是因为那条小艇还有座位没满，他看到另外一个男人跳下去后，才跟着跳下去的（该信被认定是真实的，而且是唯一幸存的用“泰坦尼克号”信纸写下的文字）。但回到日本后，他没有申辩，也从此不再谈到泰坦尼克，直到二十年后背着“卑劣的幸存者”的骂名离世。 还有四个来自香港的中国人被指责是事先藏身救生艇底部而逃生的，也有说法指他们是男扮女装而混上救生艇，天亮时才被发现。当年上海《申报》（泰坦尼克号海难那年由著名报人史量才收购）曾刊文对此报导，并抨击这四个中国人苟且偷生。在《泰坦尼克号》海难24年后的1936年，中国著名文人林语堂创办的杂志《西风》上还刊载过题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国耻》一文（作者洪鹄），痛斥那“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苹救生艇的船底去”、抢占妇孺的位置，“丢尽了中国人面子”，并直言∶“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国文教材”还把泰坦尼克号的这种人性故事编进去，赞美船上男子能“穆然退让，不违船长之命令”，让妇孺先上救生艇，“欧人守法，可见一斑”。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但一个箴言航行到整个世界∶“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人们根据“泰坦尼克号”上船员的表现，确信“这世界是更美好的。”美国诗人查尔斯．汉森．汤恩用诗句抒发了这种情感∶ 浩翰无边的大海， 不要梦想，你拥有了他们—— 那些为了孩子和女性的安全， 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勇敢的男人。 他们仍属于我们， 属于我们活着的一群。 你嫉妒地把他们紧锁在海底， 但锁不住他们飞扬的精神—— 他们的灵魂正遨游在世界， 一直飞进天堂的大门┅┅ “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 这些“飞进天堂的大门”的灵魂，就有造船师安德鲁斯。在最后的时刻，有人看到安德鲁斯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字是“通向新世界的门坎”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对于他的下落，人们没有疑义，都认为他是随着巨轮一起沉到了海底。 安德鲁斯死后，他的朋友们和敬仰他这种精神力量的人们，在英国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名字为∶“托玛斯．安德鲁斯纪念馆”。 但对另一个“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的说法。后来从大西洋海面找到的328具尸体里，没有默多克。很多人都说一副默多克自杀了，而且回忆得栩栩如生。服务员托玛斯．韦德门说∶为了阻止那些发疯似的三等舱乘客要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默多克“开枪打死了一个冲上来的乘客。我没有看到这个场面，但是有三个人看到了，然后默多克开枪打死了自己。”乘客乔治．怀德纳太太说∶“我到甲板正准备上救生艇，那艘小艇正从泰坦尼克号上放下来，我看见一个船上官员开枪打死了自己。”三等舱乘客卡尔．约翰逊说∶“我在甲板上时，看到一个官员把一把左轮手枪的枪管插进自己嘴里，然后开了枪。他的尸体被抬到最高一层甲板上。”很多乘客都回忆船上有官员开枪制止乘客硬闯救生艇。乘客亚伯拉罕．海曼曾这样描述当时统舱的乘客绝望地想冲上救生艇的情景∶ “当统舱的乘客到了甲板的时候，发现有一条绳子从他们头上吊下来，这使他们认为危险在即。有一两个女人开始哭泣，惊慌开始蔓延。一个官员站在这个绳子附近，手里挥舞着一把手枪，要求这些乘客退回去┅┅有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然后其他女人也跟着尖叫起来，这时一个男人，我想他是意大利人，向小艇冲过去，那个官员向他开了枪。” 比利时移民朱利叶斯．索伯说，有两次，船上拿着手枪的官员威胁说，要打死他。第一次是在救生艇甲板上；第二次是他跳进水里，游向救生艇，那个艇里的官员说，你要爬上小艇，我就开枪打死你。艇里的一个美国女人把那个官员手里的枪扒拉到一边，哭着劝那个官员说∶“我不能看到这个可怜的人被打死，我们应该让他上来，大家在一起。” 1981年，一个研究“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专家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12年4月19日，即载着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的第二天，是“泰坦尼克号”幸存的头等舱乘客乔治．瑞姆斯写给妻子的。这位法国乘客是最后几个逃离大船、游到一号折叠小艇的人之一，他看到了最后的场面。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 “当最后一个救生艇要离开时，我看到一个船上的官员用一个左轮手枪，打死了一个硬要冲上救生艇的男人。最后那只救生艇离开之后，这个官员已没有什麽事可以做了，他对我们说∶『先生们，你们保重，再见了。』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就把手枪对准脑袋，开了火。这才是我认为的真正男子汉！！！” 这封信的描述比较可信。有些幸存者，刚抵纽约，面对众多记者要新闻、挖故事，就忘乎所以地编织或夸张一些场面，哗众取宠。但这封信不是写给记者，而是写给自己远方的妻子，完全是一封私人信函，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没有理由去编织故事。而且这封信是事件发生后立即写的，不是多少年之后，人的幻想的产物。 一副默多克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大，很可能他对自己下达“打满舵后退”的错误操作命令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深痛悔、自责，选择了自杀的方式，以生命去赎偿自己的过失。 在找到的全部三百多具尸体中，也没有船长史密斯。关于船长史密斯的下落，版本更多。有人说看见他在驾驶室开枪自杀了。这种说法有一点点根据，因为史密斯是船上仅有的几个有枪的人之一。 “卡帕西亚号”上的乘客J．F．肯普在船上曾和一个最后一批离开大船、登上救生艇的“泰坦尼克号”的小孩交谈，这个孩子说，他看到“史密斯船长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然后就扣动了板机。”但服务员爱德．布朗回忆说，就在船要沉没之际，他看见史密斯走回驾驶室，手里只有那个他一直拎着的扩音器，根本就没有手枪。 船员德雷斯说，他看到“泰坦尼克号”船头向下剧烈倾斜时，史密斯就从甲板上跌落到海里，“我看见他又游回到这条沉没的大船，我一直看着他随着这条船沉了下去。”水手霍格说∶“我看到史密斯在水中的漂筏附近，我高声喊道∶他是船长，快帮他！大家都过来帮忙，但他摇着头，并对我们喊道∶『孩子们，再见，我要跟船走！』这是我们最后见到船长。” 消防队员约翰．汤普森说，船长有意不上艇，他听史密斯说过∶“我随船走。”报务员布赖德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刻，史密斯船长对船员们喊道∶“小伙子们，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然后就跳进大海。随后有人看到史密斯在水中尝试帮助一个孩子。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锅炉工哈里．西尼尔看见史密斯在水里挣扎，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但机油工赫斯特始终确信，他最后用桨触到的人就是船长史密斯。这个被赫斯特认为是史密斯的人，没有上艇，马上向别的地方游去。 不管怎样的版本，主题都是一样的，史密斯选择了死亡，与船同在。史密斯船长虽然忽视了冰山警告，但他与船同在，坚持职守，指挥船员帮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的职业道德和人道精神，都让人们敬佩、怀念。在他的家乡英国利希弗尔德镇，人们为纪念他，塑造了一座和他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像。 音乐家的“余声” 八名音乐家至死演奏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虽然幸存者们对这些乐手最后到底演奏的是什麽曲子有争议，但一致同意的是，他们在那样危急的生死关头，用激昂轻快的爵士音乐，给人们以希望；用超越肤色、国籍和种族的音符，给所有的乘客以慰藉；用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带给人灵魂的安宁。但他们死后的遭遇，更让人感叹、痛心—— 1912年以前，各种客轮都是直接雇用乐手，每月薪水为10英镑，他们在船上的地位和其他海员一样，还会得到十先令的制服补助。但当一个叫“布莱克”的乐手代理机构出现之后，情况急剧发生了变化，这个机构迅速垄断了轮船乐手的服务业务，他们给轮船提供工资要求更低的乐手，所以多数船主迅速辞退原来的船上乐手，改为雇用“布莱克代理处”推荐的音乐家，“布莱克代理处”迅速成为唯一提供轮船乐手服务的机构。轮船乐手的工资由原来的每月10英镑，一下子降到了四英镑。 1912年3月，在“泰坦尼克号”启航前一个月，“音乐家工会”的几名代表找到“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米，向他提出，在“奥林匹克号”上演奏的五名乐手，工资低于“音乐家工会”成员的平均水平，虽然白星公司给予他们船员的身份，但并没有给予他们真正船员的待遇，只给了每月一个先令的补助，这样的待遇实在太差了。 “音乐家工会”的代表想说服伊斯米帮助这些穷音乐家的努力完全是对牛弹琴，伊斯米很不客气地回答，如果你们不愿意他们被当做船员看待，那就把他们当作二等舱的乘客。伊斯米这样说了，也马上这样做了，“奥林匹克号”上的五名乐手，变成了“二等舱乘客”。这些乐手随船抵达纽约时，还要通过乘客海关，接受移民官的检查。 在“泰坦尼克号”启航时，船上从“布莱克代理处”雇来的五名音乐家和船上“巴黎饭厅”的三名乐手，也是按照“奥林匹克号”的方式，按“二等舱乘客”对待。 所以，当这些遇难的乐手家属要求“白星公司”按照劳工保护条例给予抚恤金时，遭到“白星公司”的拒绝，他们说这些乐手不是轮船公司的雇员，抚恤问题应该找“布莱克代理处”。这些家属找到“布莱克代理处”，这家轮船乐手代理公司说，应该去找“保险公司”，因为他们推荐给轮船的乐手都由保险公司负责抚恤问题。但保险公司的答复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乐手，是“布莱克代理处”直接和“白星公司”单独签订的雇用合同，不属于“保险公司”负责的范围。三家互相推委，遇难乐手的家属找了几个月都毫无结果。绝望的家属们最后把“布莱克代理处”告到法院，但法官只是对遇难乐手表示同情而已，因为从法律角度，这些乐手当时和白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证明，他们的身份只是“二等舱乘客”，他们不属于任何公司的雇员。 看到连法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音乐家工会”跟“白星公司”打起了“道德官司”，因为遇难的八名乐手中，有三人年龄只在21岁到24岁之间；其中三个家庭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但“白星公司”的答复，就像当初“音乐家工会”的代表找到伊斯米谈判时，伊斯米的回答那样铁石心肠，虽然全世界对这几位遇难音乐家一片同情、悲恸和敬仰。 1913年1月，“泰坦尼克号”船难半年之后，“泰坦尼克号船难救济基金会”伸出援手，把八名遇难乐手按照遇难船员待遇，发放抚恤金，并继续援助受难者家属。当白星公司和“布莱克代理处”以及保险公司三家把遇难的音乐家的家属推来推去时，普通民众们则对这几位音乐家给予了巨大的尊敬。当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的尸体在大西洋上被发现、运回到英国他的家乡科尔恩镇安葬时，这条消息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 1878年出生于英国的哈特利是个保险经纪人的儿子。他在学校里就成为一名小提琴手，后来在船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已经在70多条豪华巨轮上演奏过。由于刚刚和住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姑娘订了婚，哈特利不想离开她，曾想不去船上演奏了。但是想到在世界上最大的轮船“泰坦尼克号”上演奏，或许能建立一些关系，帮助以后找工作。但他绝没想到，这一去，就永远再也不需谋职了。 当他的遗体运回到家乡时，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来为他送葬。《那一夜永存》的作者路德这样描述了这个动人的场面∶ 六支乐队在抬着哈特利的放满鲜花的棺木后边演奏，来自英国各地的工人、警察、国会议员、救护车员工、学生、老人和音乐家，都跟在这个棺木后面，整个队伍有两里地长。几千人的行列，人们几乎都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衣服，但也有一些米厂的女工，穿着皱折的围裙，还有煤矿工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那一天，所有的商店都不营业。在哈特利出生地旁边小山上的墓地，当哈特利的棺木徐徐放进墓坑时，12个童子军举起号角，吹出了“最后的职责”。这凄悲、安魂的号角声，从小山上飘荡，飘落在参加葬礼的每个人心中。 后来，人们又在哈特利的家乡科尔恩镇的公园，立起了一座哈特利的铜像，座落在一块大理石上。这座铜像，是用来自全英国的捐款建造的。 心中的纪念碑 “泰坦尼克号”沉下去了，但那永不沉没的人道情怀感动了全世界无数的人。人们为这些遇难的英雄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纪念碑。 在“泰坦尼克号”启航的南安普敦港，人们修建了两座纪念物，一个是街中心喷水池，象徵那些水手永远地给予；另一个是壮观的花岗岩纪念碑，上边有青铜刻制的轮船工程师群像，座落在南安普敦市的东部公园里。 英国的另一个城市利物浦，也在市中心喷水池旁竖立了一个石柱，纪念那些遇难的轮船工程师。 在“泰坦尼克号”建成下水的英国贝尔法斯特港，人们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雕像纪念那些遇难的船员——两个美人鱼在大海上举着遇难者。 在英国的戈德明镇，一座著名的修道院里，立着一块石板，上面刻着“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报务长杰克．菲利普斯的英勇故事。 在“泰坦尼克号”遇难一周年时，人们在纽约的“水手教堂研究所”顶部，修建了“泰坦尼克号纪念灯塔”。 当“卡帕西亚号”载着幸存者驶达纽约后，美国总统夫人内莉．塔夫脱提议，每个妇女捐赠一美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那些挽救了妇女和儿童的高尚男子建造一座纪念碑。总统夫人率先捐出了一美元，她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感谢那些有着武侠精神的男子。我确信，每一个美国妇女也有能力给予这样的小小捐赠。” 二万五千名妇女跟随总统夫人捐赠了一美元，随后由著名雕塑家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怀特尼设计制作了“纪念泰坦尼克号遇难船员”的雕像，竖立在首都华盛顿的巴尔地摩公园里。雕像的底座有九米高，上面是一个六米高的古典雕塑男士，裸露着上半身，双手形成一个十字架。下面的题词是∶“献给泰坦尼克号的勇敢男人，他们牺牲了自己，挽救了妇女和儿童。”落款是∶全美妇女协会。 当时美国妇女还没有像男人一样有选举权，所以“泰坦尼克号”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女权运动。报上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底男人和女人是不是平等，到底男人和女人谁更勇敢。有的女权主义者疾呼∶“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女性乘客失去了她们争取公平选举权的机会，她们没有证明自己和男子一样勇敢。” 但另一位作家珍妮特．伯瑞在《纽约晚报》上撰文，这样定义女人的勇敢∶“在泰坦尼克号的最后时刻，男人的勇敢是，为救那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女性和儿童，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女人来说，当她们的侍从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惊恐地缩在小艇里时，她们却有勇气看着心爱的人，站在正要沉没的大船甲板上。对于她们来说，英雄主义是∶宁可看到心爱的人有尊严地死，也不愿看到他们屈辱地逃生。” 但也有人提出，如果男女平等，就不应该是男人都去死，女人都可以获救。男人也有权利上救生艇，没有屈辱和高贵之分。由于把救生艇给了女人，很多对这个世界非常有贡献、并将继续奉献社会，推动社会繁荣的男人，却被留在船上，等待死亡。这些男子中，有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银行世家本杰明．古根海姆，商界巨子伊西多．斯特劳斯，资深报人威廉姆．斯特德，炮兵少校阿奇．巴特，著名工程师华盛顿．罗布尔等，他们都视死如归，把他们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那些位置或许就被来自欧洲的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占去了。这些知名的、有创造性的男人和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对世界极少贡献的农妇相比，谁更应该上救生艇？谁对这个世界更有价值？ 媒体上的大标题曾遭到一些人的抗议，因为没有任何报纸的大标题是关于那些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三等舱乘客，而是∶“遇难的泰坦尼克号上的名人”，“泰坦尼克号上的富豪们”，“阿斯德上校、巴特少校和其他名人们遇难”，“金融界的名人遇难”，“金融王子，工业巨子，世界名人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泰坦尼克号名人录”┅┅ 报纸当然会报导名人的情形，原因不言而喻。这和是否认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是两回事。美国《独立宣言》阐述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些男人们把救生艇让给了妇女儿童，不是强迫的结果，是他们的人道情怀和高尚的境界促使他们做的自愿选择。正因如此，他们才被赞美，被尊崇；人们才不断地为他们建一座座纪念碑。 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街和西106街的交叉口，“梅西百货公司”的职员们为公司的创办人、遇难的斯特劳斯夫妇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华盛顿，建造了一个大理石喷泉，纪念总统武官巴特少校，美国总统塔夫脱亲自为这个纪念物剪彩。 “泰坦尼克号”沉没距今近百年，在世界各地，人们一座座地修建纪念碑。但这次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卡梅隆修建了更宏大、更豪华、更现代的一座，把它用高科技修在了电影银幕上∶一座有彩色画面的、喷发着现代立体音响的《泰坦尼克号》巨船，从好莱坞启航，驶向欧洲，驶向了非洲，驶向了香港、台湾、中国大陆，驶进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里，它是一座流动的纪念碑，流向永恒和真正的永不沉没┅┅ 2012-04-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南韩女总理的“巴灵顿学位”
南韩在不到一个月内换了3个总理，政坛成了“走马灯”。金大中提名的首位女性总理、梨花女子大学校长张裳，被国会投票否决後，现在又提名了报业大王张大焕为代总理。 针对张裳的被国会否决，金大中抱怨说，这是因为韩国有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国会拒绝张裳，使韩国失去一次克服男子沙文主义的机会”。 政客们好说谎，已是人类政治史中普遍现象。这次金大中又证明了一次：因为张裳被拒，根本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她有三项丑闻，其中之一是她的学历造假，有个像吴征的“巴灵顿博士”那样的水份学位。 62岁的张裳被金大中提名为总理後，国际媒体报道说，这将是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并夸赞张裳的高学历：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和吴征一样，也是“哲学博士”），台湾中央社、英国BBC等，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这不怪新闻媒体，报纸援引的是金大中政府公布的张裳学历。 但韩国反对党提出质疑，指出张裳没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最後在国会听证会上，张裳承认，她不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而是从“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获得的博士。 这两所大学虽然都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镇，但却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大学，而且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更有天壤之别：普林斯顿大学不仅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常春藤大学，而且是和哈佛、耶鲁等齐名的国际知名学府，而普林斯顿神学院只是美国一所老牌教会学校而已。 张裳对这个“假学历”的解释是，她的梨花女子大学的手下人写错了。但实情是，韩国政府正式公布她的个人简历之後，各大报都刊登了，按常理，她不会看不到，也不会不看一眼，但她从来没有“更正”这个假学历，如果反对党不提出质疑，她可能就像吴征似的，一直 “博士”下去。张裳不久前曾率团到北京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当时中国报纸上也是介绍她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可见她这种“假简历”曾四处散发，绝非手下人偶然失误。 张裳怎厶有这厶大的胆子？其实天下学历、经历敢造假的人都是“假”胆包天。吴征的“巴灵顿博士”是假的，杨澜的哥大校董是假的，但他们继续在中国做“媒体巨人”，不仅不道歉，还更嚣张地大张旗鼓签名售书，向所有叫真儿的人示威。反正在中国是越无耻，越有人气，越能撑下去。但南韩毕竟已是一个有新闻自由、多党选举的社会，在国会质疑下，张裳不得不承认错误，她的“总理梦”也在否决声中破碎了。 但南韩对名人造假的处理没有像美国这样严厉。两个月前，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Sandra Baldwin）因假博士学历被揭出导致下台。和张裳一样也是62岁的女名人鲍尔文，她的“博士”也不是没有一点谱，她27岁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完了博士课程，也写了博士论文初稿，後因家务太重，没有进行论文答辩。但後来在学历中就写上了“博士”。 虽然鲍尔文在美国奥委会干了长达23年，主席、副主席就做了6年，并成功地组织了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但就这厶一个35年前的学历不实事情，她就被舆论严厉批评，被迫辞职下台。而韩国的张裳要幸运得多，她只是没有当上“总理”，但这样伪造学历的人，照样回去当她的梨花女子大学校长，“教育”下一代去了。 张裳被国会否决，对金大中来说，可谓祸不单行，因为他正在为三个儿子都涉嫌行贿等不法行为（其中2个已遭逮捕）而焦头烂额。三个孩子都涉嫌犯罪，这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中并不多见。而金大中1997年所以能当上总统，“反贪肃贿”是他的主要竞选口号，相当得人心。现在他的这个口号已成了自我嘲讽，因为他自家就是贪赃枉法的老窝之一。 金大中的另一个政治滑铁卢是最近的地方和国会席位选举：6月份南韩全国16个地区的省市长选举，反对党“大国家党”席卷了汉城等11个地区，获压倒性胜利；而金大中领导的执政党只赢得4个地区。 《纽约时报》8月9日报道说，近日南韩国会13个空缺席位的选举，反对党赢得11个，金大中的党仅获2席，从而反对党成为国会多数党。 这些选举结果透出的政治信号是：南韩人民已厌倦了金大中和他的“新千年民主党”，除了金大中儿子贪污行贿，更主要的是因为金大中对共产北韩实行的带绥靖色彩的“阳光政策”毫无成效，北朝鲜巡逻艇最近闯入南韩水域，向南韩军舰开火，造成南韩19人伤亡，举国震惊，更使人们质疑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是一厢情愿、一团漆黑。 作为左派首领，金大中上台後就提出旨在和共产党和解的“阳光政策”。金大中并亲自到平壤访问，被国际媒体报道为“破冰之旅”，金大中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从金大中访问北韩至今，南北韩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北朝鲜连答应的允许南韩人民到北韩和失散的亲人团聚这样最低程度的要求也没有完全兑现。南韩只是冤大头地一直按照原来的协议向北朝鲜供能源及粮食援助，而这些援助绝大部份被北韩统治阶层及军方使用，而根本没有用於极为需要的老百姓手中。 金大中对共产党不仅心存浪漫幻想，而且刻意迎合讨好；他虽然上台前是“持不同政见者、民权领袖”，但他掌权後，却禁止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南韩，拒绝给达赖喇嘛到汉城讲经的签证，以此阿谀北京独裁者。 金大中在外交上也有麻烦，韩国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是貌合神离。布什政府对金大中的左倾政策不感兴趣，而且金大中曾公开反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反对美国退出和苏联签署的“反导弹条约”。 今年12月19日南韩将举行总统改选，按照韩国宪法，金大中不可参选，金大中的党推出了人权律师卢武铉做总统候选人，来和在野党候选人李宏昌对决。今年66岁的李会昌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和总理，并在5年前和金大中竞争过总统，以很少的票数失败。这次他再次出马，在上述金大中政府的焦头烂额局面下，胜算很大。目前民调显示，李宏昌领先卢武铉14个百分点 如果金大中的左派政府被结束，右翼反对党“大国家党”获胜，汉城的内外政策将会有很大变化。李宏昌已公开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会放弃“阳光政策”，对共产北韩不再有幻想；支持美国部署导弹防御，加强韩美关系。另一个“变化”是，李会昌不可能提名像张裳那样学历造假的人当总理，起码在韩国高层杜绝“吴征”。 2002年8月12日 2002-08-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For China, a century of stagnant think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often praised Western concepts such as democracy, but their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of such ideas has led to impotent failure By Cao Chang-Ching The Taipei Times Jan.1, 2000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become democracies this century but China,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 remains a dictatorship, just as it was a hundred years ago. In the past centur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fought for democracy. Unfortunately, they traveled a long and difficult path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back where they started. In fact, modern Chinese now face a harsher state system than tha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at went wrong for the Chinese on the road to democracy? Despite a number of other factors, I believe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failure of democratic reform efforts by fostering three key concepts.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always emphasized that the masses in China are inferior and do not deserve democracy. Second, they have espoused a most singular slogan which is, to them, most righteous and justified, but in fact misleading: "Be patriotic and respect the power of the nation." Third, scholars have constantly resiste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claiming it is unsuited to conditions in China. T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opinions and propositions of the most open-minded and most distinguish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ose who have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sociopolitical thinking, one can clearly see how these concepts influence a great many Chinese. New Citizen: Prerequisite to Democracy Liang Qichao (梁启超), known for his sharp mind and trenchant pen, le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ith Kang Youwei (康有为). His perception was that the desultory and undisciplined Chinese people did not deserve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only path China could take was to depend on centralized state power to 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vitalize education, he believed. Only after new citizens (新民) were cultivated,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form a republic, so he advoca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or, perhaps more correctly, an "enlightened" dictatorship. Liang lived in Japan for 14 years and visited the US three times. But his impression of American-style democracy was negative: elections were too frequent and politicians were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voters' short-term interests. In additi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further intensified Liang's perception of the faulty traits of the Chinese: selfish, dissociative, dissemblers, indifferent to politics, and having a tendency to work against each other. He concluded that: "Were we now to resort to rule by this majority, it would be the same as committing national suicide. Chinese should forget about Rousseau and Washington and remember our own ancient, harsh but efficient Legalist (法家) tradition." Liang's opinion was shared by m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Lu Xun (鲁迅), who also had a sharp, critical tongue for the masses, echoed Liang's sentiments and opposed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best known advocate of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Hu Shih (胡适), also stated in the inaugural issue of Independent Review, a magazine he edited in 1932, that: "To advocate the natural rights of man in China now is not only pointless, but harmful." Intellectuals like Liang, Hu and Lu Xun were not opposing democracy. But obviously, they did not truly comprehend the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which Western thinkers ardently upheld. The "new citizen" hypothesis boldly disregarded the doctrine of natural rights -- that no ruler could use any pretext to deprive a person of intrinsic human rights, regardless of race, sex or level of education. Such rights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s a precondition to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citizenry. The "new citizen" theory also ignored a crucial fact: if rulers take away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people,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for those rights to be returned, which is exactl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100 years. Though perhaps done unintentionally, intellectuals put themselves on the rulers' side by advocating the "new citizen" theory. This justifies the power of the dictator and eventually the "enlightened" dictator simply becomes a despot. Sun Yet-sun (孙中山), the man who led the overthrown of the Qing dynasty, put forward another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three stages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military government (军政), civil dictatorship (训政) an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宪政). However, he was not explicit as to when and how a civil dictatorship could replace a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eventually be replaced by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result of Sun's theory is obvious: his successor,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exercised dictatorship till the end of his life, and then handed power to his son, exactly like an emperor.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become a democracy is not because Chiang's "new citizen" concept eventually matured into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recognized as a democracy, quite the opposite. The fact is that the freedoms that people in Taiwan enjoy today are due to the constant resistance to the constrictive mentality of the Chiang regime. When Liang advocated the "new citizen" the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illiteracy rate in China was 85 percent. Today the rate has dropped to 17 percent. But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ill make the same claim: the Chinese people are intrinsically unqualified to deserve democracy. For a hundred years, dictators have used power, and intellectuals have used opinions and ideas to achieve the very same aim: to deprive people of their political rights. So those who were once powerless have gained absolutely nothing. Power to the Nation: the First and Foremost Goal After the overturn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urned their eyes to Western countries and sought new ide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that period is Yan Fu (严复). Coming back to China from England, Yan devoted himself to introducing Western ideas and translated eight major Western works, such as T.H.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hn Mill's On Liberty and Montesquieu's The Spirit of the Law. Nevertheless, in contrast to Western thinkers, whose ultimate concern and goal has been to enhance the individual's rights and human freedoms, Yan's purpose of introducing these works was to urge China to become a strong nation. Yan's passion for empowering the nation struck a responsive chord in many well-known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such as Qian Ruisheng (钱瑞升), Ding Wengjiang (丁文江), and Jiang Tingfu (蒋廷黻). They all believe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as a top priority. And they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of a German-style dictatorship, assuming that only a highly-centralized state power could quickly build up a strong country. A good example of this vision was 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given on an elementary school exam: "The best system is: monarchy, democracy, dictatorship." And the correct answer was, not surprisingly, "dictatorship."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五四运动), there emerged a fresh batch of young and bright intellectuals, such as Chen Duxiu (陈独秀) and Hu Shih. They mercilessly castigated feudal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ampaigned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But similarly, democracy was emphasized not as a means of empowering the people but of empowering the Chinese state. Consequently, demands for democracy were soon replaced by appeals for a dictatorship when they discovered that democracy was not effective in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vigorous and hopeful May 4th Movement, which held high the patriotic banner, failed completely. It did not save the country, and certainly did not liberate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Afterwards, communism, built up on collectivism and integrated perfectl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rought the notions of "empower the nation," and "the highest interest is that of the state" to their apotheosis. It completely annihilated individual values and individual freedoms. Human beings became complete servants and slaves of the state. The policy of sacrificing individual freedom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tate is still quite marketable today. Witness the ubiquity of the slog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 and individual freedom later." The motif of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was also "patriotism." This slogan had many times nipped Chinese democracy in the bud. History was clear: any movement would be doomed to fail if the departure point and ultimate concern was not individual freedom. Western-style democracy: unsuited to conditions in China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ries for democracy and Westernization were all inundated by a monstrous wave of nationalism and grandiloquent rhetoric about Eastern uniqueness or exceptionalism. So-called Westernization is, indeed, nothing more than building up a system that protects freedoms and human rights, and breeds a culture that respects and regards highly individual value. After all, Westernization is humanization. The claim that Chinese were not fit for Westernization is no different from saying that Chinese do not deserve to be human.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at times yearned for Westernization would be the first to raise doubts about the system whenever it appeared to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Hu Shih was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ry for Westernization, but even he wavered from time to time. Under pressure, he changed his notion of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全盘西化)" to "full universalization (充分世界化)." He also once promoted the idea of "socialism to save China" after visiting collective farms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20s. Culturally, Hu also wobbl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victim of an arranged marriage, Hu published an English article in a Cornell University magazine entitled "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 which waxed at length about the advantages of parents arranging early marriages and reprimanded the Western style of love matches, saying it was "unbearable." During his second year in the US, Hu also prepared to write a book in English entitled 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System. Another similar example is the modern poet Xu Zhimo (徐志摩). While appearing to ardently cherish the West, Xu, while studying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lso rigorously defended the degraded status of women in feudal China in his Master's degree graduation thesis: "On Chinese Women's Status." He explained that concubines were not an insult to women, and Chinese women were always equal in standing to men. He even justified foot-binding, saying, "which is better? The Western custom of lacing a girdle to produce an unnaturally small waist or Chinese women's bound feet?" Apparently, discussions of East and West ceased completely in Mao's China. After Deng's open door policy, many Western works were either selectively reprinted or fresh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Consequently, another wave of idolization of the West swept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middle 1980s. The "blue ocean civilization" once again became a fashionable topic for discussion. And once again, the yearning for Western democrac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talks on "Eastern character," "uniqu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nationalism." What has mad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st shift so easily from pro to con? I think the following reas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longing for things Western was only a sense of perception, an impulse, not an acceptance out of a true heartfelt sense of understanding. Although this kind of response to feeling is easily teamed with enthusiasm, the tide of conviction -- which depends on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 is easily swayed and a single setback can be enough to kill even the most ardent proponent of Westernization. Second, also due to the lack of tru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democrac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end to idealize the Western system. If they perceive that there is a flaw in the system, they recoil and try to find a way to back out, looking for a so-called "third way." Third, the Chinese tend to mix up the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certain Westerner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with the whol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West and the civilized world as a whole. A typical example was the nationwide anti-America protest in China after NATO's accidental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ugoslavia. Even if the bombing was done on purpose, it was only an action of this one administration, and should not be looked upon as an indictment of the democratic West in its entirety. It is idiotic to oppose the whole Western system only because certain actions were unfavora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not, mark, the people). Fourth, once living in the We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slowly end up being supporters of their Chinese cultural roots. Afraid of being looked down upon by Westerners,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once sharply criticized Chinese culture in China turn to defend it after they have lived in the West. While endorsing Chinese culture, their resentment towards Western civilization grows stronger. Gradually defending Chinese culture transforms itself to defend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fth, hardships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encountered in the West have also generated anti-Western sentiments. The obstacles of language became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living in the West. The inability of entering Western intellectual society made them feel dejected and depressed. This further distanced them from the civilization they once adored. The last reason is that those who truly appreciated Western systems and were capable of presenting them to China did not utilize their energy to do so. For example, Hu Shih dissipated 20 years of his life annotating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a treadmill many others could have worked better. Lu Xun, who taught Chinese not to pore over thread-bound Chinese books but to read only foreign books, also went on reviewing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in his later years. During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hinese intellectuals seem to have been cursed by the mantras of "producing the new citizen,"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resisting the West."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struggle, the Chinese can only mark time and await the day that greater men throw off these useless pieces of cultural baggage. Cao Chang-Ching is a New York-based writer and journalist. 2000-0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西安事变真相∶张学良是假英雄、假将军、假基督徒
（编者按∶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周年日，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被中共完全扭曲，这篇在张学良2001年底去世之际写的文章，旨在通过评介张学良，使读者对西安事变有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了解。）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捩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65年中，海内外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就已出版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谈话。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中国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解除党禁报禁后，台湾已有不同声音）。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麽不抵抗？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后果？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麽在东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后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 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我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渖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史学家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麽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淫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效，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麽让它工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 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麽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九一八”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 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 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麽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责駡政府无能、不抗日。据中国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后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 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据1996年6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发表的刘永路整理张学思档案发现的材料，918后张学思的内衣曾被同学用墨汁涂写“不抵抗将军之弟”，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闯进张学良所在的北平顺承王府，拿著那件内衣，面责大哥为什麽不抗日。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后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攻打红军。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蒋介石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学良疑心，蒋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了，红军被消灭；不成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蒋的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准，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准；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后来看到蒋的日记醒悟，说明原来他并不了解蒋不仅要抗日，有周密国防计划，而且还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近年连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都认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抗日，而是要建立以他为首的“西北联合政府”。这样他这个失去“东北王”地位的军阀，又可当上“西北王”。他的抗日是藉口，要当“西北王”才是目的。） 据中国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 因此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给西安的“西安事变60周年研讨会”论文中就置疑说，“张学良事先真的仍准备一旦蒋答应终止内战一同抗日就会将蒋释放？从今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画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麽个军事升级法的）。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 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准，这麽大的军权，又加上这样的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后果？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 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后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工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麽关键是人们怎麽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麽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麽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者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楣’┅┅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 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档案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 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 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中国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东们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于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后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 在纽约那次聚谈时，当提到周恩来，张学良仍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是“小土匪头”，别人怎麽说，他就随著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氊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于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生疑、不满。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后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 而且蒋介石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后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头承诺（没有文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宁可大事被误。在他明确认定共产党是“匪”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称赞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说张学良是“二百五”，那麽蒋介石这种刚愎自用、同样“大事糊涂”就是“二百六”，这样的正、副司令主导下的国民党怎麽可能不丢失大陆？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四天后张学良就因蒋介石提议而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 但蒋介石为人话诟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力量；而在去了台湾之后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战台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后，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后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后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共产党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麽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张学良接著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夏威夷定居后，北京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中国大陆看看。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透露说，他在台湾的一个侄女去中国，曾见到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吕正操，吕捎话邀请张学良回中国大陆探亲访友。吕曾担任中共将领和铁道部长，文革中，吕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被打成“东北帮”首领关在一起。吕对张学良的侄女说，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麽都交待，让承认什麽就承认什麽；但张学思拒不认罪，反而高呼冤枉，结果遭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后因斥駡红卫兵被活活打死。 张学良还透露说，在北京办亚运会时，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后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的侄女，并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北京看看，他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张学良在透露这些内情后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因此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号是“闲云野鹤”。 张学良的老同学吕正操后来还专程飞来纽约，面劝张学良回中国大陆，但张仍是至死也没有回去他曾说过“想极了”的家乡，而死在海外。 张学良为什麽选择不回去？从纽约聚谈的印象，以及张学良的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后悔之意。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幸存最后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中国大陆，共产党当他的面捧他为“大英雄”，他会很尴尬；但如果他真实道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这可能就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回中国大陆的真实心理。但中国人的事情，什麽时候会没有政治纠缠呢？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张学良这个人，大陆把他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最后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产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蒋介石的刚愎自用，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 但中国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 ●张学良是“假英雄” 当然，以张学良的学识和认知能力，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产党后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制的政权，不要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麽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产党了吗？ 关键的是今天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对当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幸存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责任的认识。虽然不能说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就是由于西安事变，但毕竟它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和饥饿丧生。但张学良对这些都无动于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 1994年张学良在接受陆铿采访时还斩钉截铁地说，对于西安事变“我愿负全部责任，而且从不后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纽约聚谈那次，张学良仍表示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如果蒋当年没有采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幸存，共产党还最后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里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他总不至于希望见到共产党坐大吧？但这就是张学良的“可爱之处”， 一生“大事糊涂”，糊涂死了！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陆铿撰文说张学良“对得起中国，对不起自己”。但事实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没有谁比张学良更对不起中国了！ ●张学良是“假将军”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象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是个“假将军”。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坏透了。” 这个公子哥是因父亲被暗杀而获掌东北军权的。他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麽指挥作战！”（毕万富∶“从新发现的史料谈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四之二，美国《世界日报》1996年1月16日） 美国《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英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意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张学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实他是个“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 多次采访过张学良的郭冠英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麽忏悔的问题’┅┅”（引文同上） 在纽约聚谈中，当《东方新闻报》主编李勇提到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六四”屠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麽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六四”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天底下哪有这种没心、没肺、没灵魂的基督徒？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显得缺乏人道，但是和无数因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国民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著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里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于夫人于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里，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民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幸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赵四小姐，虽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个在身边照料左右、那个熟悉的她。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他留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人的命运，他怎麽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时候在中国曾读到过一篇回忆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麽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里，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麽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据最近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于凤至、赵一荻。可能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是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麽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后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陆铿曾对我说，赵一荻告诉他∶她感谢蒋先生，因为没有蒋先生的“管束”，张学良的身体早被“掏空”了。张学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闻，更不是英雄之举。但跟到处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当然张学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岁，除了好色，没有任何其他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份）的赵一荻女士竟这麽可怜，他从张学良那里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后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 张学良在晚年热衷什麽？1994年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糊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将中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麽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遍的打油诗，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 惟有好色似英雄。 2001年10月24日于纽约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12-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Bush's chance to confront China
The Taipei Times Friday, January 19th, 2001 There will be many knotty foreign policy issues facing George W. Bush immediately after his inauguration tomorrow, among them his China policy. The newly revealed Tiananmen Papers, which swept the Western media two weeks ago, show the intense power struggles among China's top leaders, especially during a time of important decision making. Bush's father failed to persuade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to relinquish the use of force in Tiananmen Square 12 years ago when he was US president. It is debatable how effective his son will be should China's capricious dictators attempt other outrageous moves, such as military ac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or massive oppression of religious groups in China. The first irksome problem Clinton left for Bush to deal is the case of Zhang Hongbao (张宏堡), the founder of Zhonggong (中?, China Health Care and the Wisdom Enhancement Practice, who is now seeking political asylum in Guam. His case is to be heard at the Federal court in Hawaii today. Zhonggong is a religious group similar to Falun Gong in that it aims to improv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group was founded in 1987, according to interviews with Zhang by World Journal, a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based in New York, and apparently had expanded to an organization of about 40 million members by 1990. Faced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is group,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egan to fear its influence and decided to crack down on it in 1994. Zhang was forced to escape from China immediately. After six years of hiding in Thailand, Zhang entered Guam in January of last year, seeking political asylum. Another key member of Zhonggong who accompanied Zhang to Guam was granted political asylum shortly after the case was brought to court. However, sinc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ndicted Zhang on criminal charges and have demanded the US extradite him, Zhang's case has come to a standstill. In September, the US immigration court in Hawaii granted Zhang "protection status," which is not political asylum but allows Zhang to live in the US. Immediatel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un Yuxi (孫玉), made a strongly worded speech criticizing the US immigration court's decision "to let a criminal shake off justice and punish-ment." Beijing asked the US to "correct its mistakes and repatriate Zhang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reatened not to cooperate with the US on international indictments and not to extradite US criminals should Zhang be set free. Therefore, despite the court's decision to grant Zhang "protection status," the police in Guam are still holding him in prison, obviously following orders from Washington, which i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lthough the handling of this case ma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new US justice department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uling of the Immigration Court in Hawaii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should stand tough in dealing with its first case related to China. The nature of Zhonggong is very much similar to Falun Gong. Its members mainly consist of the old, the poor and the sick -- the weakest class in China.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political pursuit to topple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either the teaching or the practice of qigong organizations. It is preposterous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onsider these kinds of organizations dangerous and to persecute them. Now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ccused Zhang of committing rape in the early 1990s and have provided the US with testimonies from three women. However, only the surnames of the alleged victims were given and no home or work addresses were provided. Even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men's whereabouts, such as cities or provinces, was not given. There are also no locations or specific times given for the alleged rapes. During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ny newspapers contemptuously quoted a famous saying by Stalin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vote is not important, it is who counts the vote that matters. Likewise, the kind of evidence given in China is not important, it is who makes the decision about the evidence that matters. It is impossible for Zhang to receive a fair trial in China -- even i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usations have some foundation -- for it is well known that China has no independent justice system or free media. Party authorities will make decisions in any case that has the slightest political tinge, and the courts usually carry out a "quick trial and quick verdict" to punish somebody as a warning to all. Laws are made, explained and carried out by a single authority: the party. In addition to its pseudo-justice system, all of the 2,160 newspapers, hundreds of magazines, and TV and radio stations belong to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th no supervision by an independent media, it is inconceivable for any politically related case to be conducted in a reasonable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media, among the more than 600 followers of Zhonggong that have already been arrested, none have been brought to public trial, let alone fair trial.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is no doubt Zhang's case would be conducted like all the previous political cases. It would be dealt with inside the authorities' "black box." And like all the thousands or million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Zhang would be silenced by the totalitarian machine. The manner of handling Zhang's case in the US will be Bush administration's first answer to China's threats and challenges. \--------------------------------------------------------------------------------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2001-0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全球化蜕变为大重置 终成世界祸害
英国《金融时报》于6月23日发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个认识误区》，列出的七大错误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观点但非错误，有的是虚设，还有的是张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回避了西方左派联盟已经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级为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一事实。本文将对沃尔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错误条陈缕析，指出大重置为人类设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祸害。 第一个错误是只盯着贸易——言下之意，在推广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推广政治全球化，否则就是“错误”。沃尔夫的错误在于他以为美国与西方永远正确。 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后，就推出以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为内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对此由衷表示欢迎，即使是推动以这些为内容的“颜色革命”，在专制国家也受到普遍欢迎，因为那时的美国是山巅之国，除了强大无比的硬实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软实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约瑟夫·奈尔首创）。所谓软实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言，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并追随的能力”。 如今30年过去，在2011年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颜色革命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终于将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整套经验用之于本国，成功进行了一场自我“颜色革命”：以肤色划分权利等级的身份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诉求（红色），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向世界展示了一场活生生的“去民主化”过程，完全符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其颠峰之作《民主》一书中列举的去民主化四个标志：1、自由公正的选举恶化，出现大选被操纵的现象；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的能力；3、法治对政府司法和官僚约束被削弱，司法独立受到威胁；4、政府制造或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威胁，以制造一种“危机感”。 这样一个经过左派颜色革命后的美国，向外推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化，而是他们迷恋的“进步主义”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举自然不会受到欢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一向志在统一全球价值观，我很怀疑高度左倾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将LGBTQI文化推广到全球，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 沃尔夫认为：“反全球主义者第二个错误是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种看法，我在媒体上几乎没见过。如果有人这样说，那肯定是错误的极端看法。普遍的说法是中、印等国尤其几乎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这两国的27亿人口受益匪浅，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暴增的国度。中国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巨富阶层，亿万富翁的数量与美国在伯仲之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能够环游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赐。 沃尔夫接着指证：“反全球化主义者被认定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这种开放的必然后果。”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有贸易，还有投资，发达国家产业外迁，也没有人将其局限于贸易。约八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做过认真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该研究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项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给出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第四个错误是，推测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可能会以较小代价保护经济体免受近年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沃尔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看法，那就是他对俄乌战争之后资源供应国与资源需求国的易位缺少感觉。目前欧盟国家因天然气供应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只能开始“漂绿”了，所谓漂绿（Greenwashing），就是欧盟国家不断调整标准，将原来被摒弃在清洁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气、煤炭、木柴（更名为木屑）回收到清洁能源单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为物品短缺、通胀上升，免除中国关税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沃尔夫虚设的“错误” 第五个错误是，认为贸易是一种可选的额外经济活动——本人没见过这种论点。他举例说贸易对美国无足轻重，就与美国的现状完全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但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例如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国外供给的各种产品，免除中国产品关税就是为了增加日常消费品供给。 第六个错误是假定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去全球化的时代——沃尔夫忘记了一点，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认为全球化已不足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时，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声称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了大重置最佳机会，各国政府可趁机用疫苗健康证等重置社会。 这等于宣告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大重置粉墨登场。沃尔夫在“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甚至可能并未步入末路。但在设定新的航向时，我们需要避免七大错误”这段话中指出的所谓“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宣示的大重置目标。因此，他认为快速去全球化是错误，并另找其他的错误制造者，是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错误是认为世贸组织是多余的——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在犯的“错误”。2018年，WTO上诉机构拉美籍大法官赫尔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将结束任期告别WTO，他在临别感言中称，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这个机构不应该窒息而死”。近几年，由于对WTO机制不满意，催生了不少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韩澳与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老对头伊朗与阿根廷正在申请加入BRICS，金砖五国很快将变成七国。以上这些算是顺应潮流，因为WTO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克林顿为推进全球化将关税总同盟改组而成的机构。如今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变多极世界，外加新的不结盟运动，多极世界自然需要多极的贸易关系。 经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至今已历30余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但谁都知道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能自外于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势力却趁人类遭遇大疫情这一灾难时期，将Great Reset视为全球化的升级版，试图建立一个New World Order，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强行捏在一起，企图用绿色能源计划，无中生有地变出一个“碳排放权配额”，让资源需求国向资源大国索要金钱，理所当然遭到强烈抵制；法、加、美等国政府试图通过疫苗护照重置各国公民权利，更是引起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与抗议。大重置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拜登政府如今异想天开，要将民主党钟爱的LGBTQI文化当作普世价值推广至全世界，让变性人全球开花，只能说是一场祸害全球的乌托邦试验。 （原载大纪元，2022年6月3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6/30/n1377096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能够治理腐败吗？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成了近来的热门话题，中国大陆媒体的主要论调自然是称颂中共高层铁腕反腐、陈良宇及上海帮落马大快人心之类。海外英文媒体的分析重心集中于一点：反腐只是权力斗争手段，目的是为了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人事安排洗牌。 认为此次反腐意在权力斗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的腐败已经渗透到国家机器的每一根神经末稍，统治集团早就在政治保护关系的作用下编织了一张所谓“义务网络”，这张“义务网络”的基本规则是互相保护，如果某人落网而得不到保护，咬出同伙的可能就威胁着其余未落网者。也因此，陈良宇之类高阶贪官要落马，唯一的可能是政治上失势，保护伞失灵。 剩下的问题就是讨论这种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败能够治理腐败吗？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用“盗贼”借喻贪婪无耻掠夺公共财与私人财的统治者，其实也不过分――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 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二是“盗贼统治”的国家。而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二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 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 而中国现政权则集中了所有的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而四类盗贼型政权采取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产业管制制度被官员们作为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譬如煤矿、金矿与其它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采滥控而导致的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土地国有化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象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用低价逼老百姓出让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这次倒台的陈良宇牵涉了十几家大房地产开发商，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国有企业私有化获得地方政府狂热支持，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而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偏爱某种类型的改革。中国至今改革已逾28年，但永远处于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国有企业改制，证券市场建立，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状态的金融体制改革，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成了富翁。 上述这些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使这个政权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现阶段中国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拥有永远掌权的自信，掠夺而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于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偏好移民它国， 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利用反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却不想正本清源，重构政治制度，那就无法有效地打击腐败。在中国这样一个“盗贼统治”的极权国家中，这种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败只会导致一个结果：使国家的帮派政治得到更强烈的催化剂，促使官僚集团更加倾向于只向自己的政治保护者效忠，而义务网络的编织会越来越趋于完善，腐败犯罪向更高形式发展。 （《华夏电子报》 2006年10月5日，第 160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