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日本的第三次重大变革
昨天（12月14日）结束的这次日本大选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著日本有史以来第三次重大变革的开始。 日本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发生在140多年前。虽然当时日本跟古老的中国一样，也是亚洲文化体系（即群体主义文化），但日本率先改革，进行“明治维新”，即更新文化，推动工业现代化，目标是走向西方资本主义。这从当时日本的口号“脱亚入欧”就可看出，即脱离以中国儒家为核心的亚洲守旧体系，而进入欧洲的创新改革之路。结果日本成为强国。 但明治维新最后走向偏颇，激进派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结果导致先是不思改革、守旧腐败、辛亥革命后又军阀混战的中国一再成为日本扩张的牺牲品，被侵略践踏。日本打著“大东亚共荣圈”幌子的扩张最后被美国用军事手段终结。 日本的第二次重大变革，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军占领下实行西式民主。日本原来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定期选举的文化，全是从美国进口的，而且还是在军事占领的强制下进行的。但日本再次展现出其与众不同，不像今天的伊拉克，或是阿富汗，动不动就有对西式民主的暴力反抗，而是出奇地平静与配合。日本没有出现“后军国主义”的骚乱，更别提军事反抗。虽然半个多世纪都有美军驻扎日本，但在日本社会，却没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而是输了就认输（日本战败承认输给了美国，他们不认为是败给中国国共两党军队），发誓反省、重新靠自己的努力再站起来。相比之下，南韩就一直有一种狂暴的反美情绪，而南韩不仅没挨美国打，反而完全是靠美国牺牲了五万四千人才保住、没成为今天那个到处饿死人的北韩。 更与众不同的是，虽然日本实行美式民主（采用英法德的内阁制），但日本从来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左派势力有那麽大。虽然日本也有左翼政党甚至共产党，但自1955年保守派政党自民党成立，至2009年左翼民主党选举获胜掌权，在这长达54年中，除二年半之外，其它时间都是右翼自民党执政，因而有美国专家称日本是“一党独大”。 为什麽保守派在日本能一直占上风，而不是像美国等这样左、右两派轮流执政，甚至左翼掌权的时间更长呢？原因可能主要是这样两点∶ 一是可能跟日本的东方文化背景有关，那就是老百姓更加务实，秉承勤劳致富的最基本的生活原则（而不是左派的乌托邦平等幻想），更推崇常识和常理（而不是左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 二是日本民族作为整体是“强者心态”，而没有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中东、非洲等国家民众那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即使二战惨败、遭到人类空前的原子弹轰炸、被美国在军事占领下强行实行西式民主、被整个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众敌视等等，都没有使日本人民产生“受害者心态”。这真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民族。受害者心态，不仅不健康，更是滋养左翼思潮的土壤。日本基本没有这种土壤，所以缺乏民众和文化根基的左翼，短暂地执政几年，迅速就会垮台。 2009年8月的日本国会改选，自民党大败，左翼民主党上台，但只掌权三年零四个月，到2012年12月那次选举就败选被终结。虽然还不到美国一届总统的四年，但那已是左派在日本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了。 日本人为什麽当时淘汰了自民党？因为它长期执政，权力使其腐败，民众把它选下台是发泄愤怒，而不是像西方的一半民众那样喜欢民主党的左翼理念。这很像把人关了三年多禁闭作为惩罚，最后还是请他出来管理国家。虽然他有瑕疵，但在正确的方向下。 左翼民主党虽然只是短暂执政三年多，就导致民怨沸腾∶经济恶化，外交困境，民心大失。在这种背景下，自民党在几年前曾短暂做过首相的安倍晋三领导下，誓言改革，结果卷土重来。今年这次，则是安倍领导的自民党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安倍晋三可能推动日本的第三次重大变革。这从他信奉的理念可看出端倪∶ 第一次任首相之际，安倍出版了首本著作《走向美丽之国》（台湾出了中译本），明确表示他是保守派，并详细论述他为何信奉保守主义价值∶小政府，减税，强大国防，道德责任，家庭价值，对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等邪恶绝不姑息。尤其对经济问题，安倍非常推崇市场经济和小政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可以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 在对外政策上，安倍跟前首相、也是他的同党前辈小泉纯一郎同样都是亲美派（他俩都曾在美国留学），好像有点百年前明治维新时“脱亚入欧”派的隔代遗传，而不是像他的前辈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首相那样有强烈的“中国情结”。 安倍在《走向美丽之国》就警告说，不少研究专家都因堕入对中国文化的恋情，而对北京政府做出错误判断。安倍强调“不在别人的舞台唱戏”，即“不照对方的规则玩对方想玩的游戏”，而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提到，不仅对平壤，对北京也是如此。 安倍强调实力外交，强烈主张提升日本自卫队的地位（为国防军）。明显的事实是，二战已结束近70年，日本早已成为民主国家，并是自由世界旗手美国的亚洲最大军事和政治盟友。安倍认为，时代变了，日本也要随之改变，日本应建立正常的军队，把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安倍认为，德国也曾是二战侵略国，但走向民主之后，德国的军队国家化，成为协助美国维持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力量。日本也应该这样跟进。 在上届选举时（2012），日本右翼的代表性人物、前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出面组织的新政党（日本维新会，俗称太阳党），因提出迎合一部分大众口味的竞选口号而一下子赢得53个席位，成为安倍的自民党，左翼民主党之后的日本第三大党。 但这次则不同了，石原的太阳党只是昙花一现，太阳就落山了，席位大减。这表明日本民众对极右派势力并不买账，或者说更欣赏安倍所代表的理性、务实、稳健、变革的（而不是石原那种带有作秀性质的夸张举动）力量. 这次安倍领导的右翼联盟赢得了475席位中的326个，超过了三分之二（即317席）。左翼民主党仅获73席。石原的维新会选前就已分裂，极右翼的“下一代党”从19席输至2席。 这次选举令人瞩目的，不仅是安倍所属的政党大胜，还有左右两极的政党领袖的惨败。极右的石原慎太郎这次在他的选区落选，连议员都没保住，石原被还原成完全的平民。 以亲北京著称，被称为“一出生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左翼民主党总裁海江田万里（他父亲特意用中国的万里长城给他起了名字“万里”），也在他的选区落选。连党魁都落选了，看这个党输得多惨。 谄媚中共、2010年在东京演讲时还歌颂毛泽东（说佩服毛敢对抗美国）的左翼民主党前任首相菅直人，也在自己的选区落选。 上次选举时，亲中国派首领之一、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日本首位女外相），就丢掉了她在家乡经营了几十年的国会席位。 正因为左右两极的存在，左派亲北京，甚至亲共，更不要说还有共产党存在（这次选举从上届的8席增至21席），还有反美、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极右派（石原们），结果安倍所代表的理性的右倾力量，就更被选民接受。 安倍把他做过外相的父亲的话作为座右铭∶“政治家要达成目标，就必须执著”。他更佩服外祖父岸信介的勇气。岸信介做首相时，不顾左派组织三十万人包围首相官邸的抗议，坚持跟美国签署了《安保条约》。但他最推崇的政治家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说“古今东西的政治家中，最富有决断力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所以说，有清晰的理念、欣赏并要效仿丘吉尔精神的安倍，可能促使日本发生第三次重大变革。 2014年12月15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星期专论」：小丑闹剧般的“国共第三次合作”
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问北京，和共产党会谈，然後发表共同声明，被称为「第三次国共合作」。从国共交手的历史来看， 这次「合作」不仅注定失败，更增加一层小丑闹剧般的荒诞。 人类迄今的历史从来都是自由战胜专制，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列宁式的党；独裁政党的特色就是一个一定要吃掉另一个；小独裁必定成为大独裁的手下败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两个曾给中国人民、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党，一个从没经过中国人选举，一个在台湾选举中被人民淘汰，现在却走到一起，想要决定台海两岸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笑料」。 国民党当年在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给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次国民党还要跟共产党合作，说明他们迄今为止都没有从一败再败给共产党的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主要在於孙中山提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联苏容共」，就是联合纵容共产党；「扶助工农」则是支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美的以暴力打土豪分田地。孙中山之所以这麽做，是因为本质上他和共产党在一种思维框架下，也是要建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也在相当的成份上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吻合，因为其中的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写过一本《孙中山传》，他论述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糊里糊涂地帮助了共产党势力壮大（当时共产党才成立三年）。 国共第二次合作，表面原因是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但真正原因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缺乏清楚认识。中国发掘出的史料证实，张学良当年已经加入共产党；但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却一直坚持由张学良领导「剿共」。在国民政府官员和士兵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多人之後，按理说蒋介石应该更清楚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他安全回到南京之後，却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并把共军列入国军编制，给了番号「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於是这支军队八年後扩大到百万人马，最後打败了国民党。 当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事失败的转折点是东北战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启用蒋经国做对苏联政策顾问（负责东北外交），由於蒋经国仍对苏共和斯大林有幻想，结果加快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失败。据前美国驻台官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经国传》，连蒋介石本人都承认，他对斯大林有幻想的东北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蒋经国因为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 後来在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台湾的国际处境非常艰难之际，蒋经国总统能够坚持反共，绝不向北京妥协，可能就是因为他和苏共、中共都打过交道，有过惨痛教训，而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因此他在一九八五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才坚定提出三点：台湾是个民主宪政的国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两岸就绝无谈判之可能。而且在晚年做出两项智慧的选择，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开启台湾民主之门；二是提拔李登辉接班，指望通过国民党本土化，以获重生机会。 而今天江丙坤的中国之行，以及国民党主席连战要去北京的所谓「破冰之旅」，完全是背叛蒋经国所启动、李登辉所推动的台湾民主化、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因为去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去和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邪恶势力合作，这不仅损害台湾的民主，更是挑战人类的民主价值本身。连战们还在幻想要做「全中国的国民党」，可惜这种自恋式的所谓「破冰之旅」，最後结果一定是掉到冰窟窿里，自溺自戕。 前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国民党势力远大过共产党之时，但最後都被共产党玩於股掌。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都已经被选民淘汰了，却可怜巴巴地去「小江拜老江」（江泽民），指望通过跟大独裁握一下手而提高一点国民党的生机，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国民党这次根本谈不上什麽和共产党合作，只是一个朝拜，一次谄媚，一种变相投降而已；同时，这种行为的逻辑不通和身份不符之处，只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笑料」。 首先你只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怎麽却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签署什麽协议呢？你要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一个反对党，去和执政的共产党谈判；要麽作为两个中国之一的国家领导人去和另一个中国谈判。现在你哪头都不认，既不是中共政府的反对党，也不认两个中国，更不认一中一台，那你跑到北京不是自我作践嘛？ 更荒唐可笑的是，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你不是台湾的执政党，你没被人民选择，哪来的资格去代表台湾民意和另一个政府签署协议，何况对方还是敌对国？这就如同在冷战时，美国的在野党绝不会去莫斯科和苏共签署什麽协议；伊战前，美国的民主党也绝不可能组团到巴格达，和萨达姆的独裁党签署什麽「共识」，因为这不仅与身份不符，更是对本党的自杀行为。国际舞台上实在罕见这麽愚蠢的政党。 而国民党这次出访北京所选择的时间，更是对台湾人民的严重挑衅。在中共刚刚通过了要武力吞并台湾的「反分裂法」之际，任何一个真正珍惜自由价值的人，都会坚决反对独裁中国的霸权行为。这就是为什麽三二六台北有百万人上街抗议反分裂法。但连战、江丙坤们不仅不参加捍卫民主台湾的三二六活动，反而马上跑去与中共「合作」，这就等於在恶霸扬言要用暴力手段霸占你全家之时，作为兄弟之一的你却跑去恶霸家做客，喝交杯酒，这不仅是告诉世人，你愿意做恶霸的「同谋」，而且更降低你在台湾这个「家」里的信誉和执政机会；因为在宪政民主的台湾，选票是靠向人民求来的，而绝不是靠跑到外边去联合大恶霸吓唬出来的！ 国民党的这次劣行说明，它已堕落到历史最低点，不仅完全没有了当年那种抵抗共产党的勇气，同时也失去了在台湾赢得民心的信心，所以才跑去北京，试图借宿敌共产党的大棒，来对付台湾执政党和台湾人民。这种想靠独裁、恶霸帮忙，来稳固并强化自己在台湾地位的做法，真是再妙不过的自杀行为，其小丑闹剧般的滑稽，大概无法不令许多人窃笑不已。 （台北《自由时报》「星期专论」2005年 4月3日） 2005-04-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2👍 0💬 0美国大选、政治正确、媒体倾向性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 国际纵横栏目, 作者 肖曼, 播放日期 19-09-2016 更改时间 20-09-2016 发表时间 16:16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8日已经不到两个月了，但对两位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来说，两个月的时间似乎显得太长了。在美国选举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临近投票发生让大选形势逆转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的“10月惊奇”。不过这次大选还没到10月，“9月惊奇”似乎已经到来。 在今天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中，我们采访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学者程晓农先生，程先生谈到此次美国大选中一些尚不被人注意的现象，即希拉里·克林顿团队表现出的“政治正确”，一些美国媒体有倾向性的报道，和网络公司对选民的影响等等。 程晓农：今年美国大选可能是美国选举史上比较特别的一年，总统候选人身体健康出现点问题，本身不奇怪，以前带病参选也有；但这次问题是，其团队隐瞒病情比较明显，引起了种种猜测。这对希拉里的选情不是好征兆，本来竞选中就涉及她“电邮门”等好多问题，都没有说实话，现在病情又被隐瞒，而且撒谎撒的很笨拙。 美国国内的几家互联网大公司和主要的传统媒体，包括电视，现在放弃了新闻中立态度，谷歌也是如此，而是选择了为一个候选人站边，成为某个政党的代言人。“纽约时报”就明确宣布：我们就是民主党的代言人。这就把新闻自由破坏了。种种环境下，选举总统标志着一系列重要问题：西方被推崇一二百年的媒体制度，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包括媒体在民主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发生变化，涉及到意识形态主导。 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多个或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基本认同的一些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等等，后者指的是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认同的价值观。如果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用各种方法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社会成员，这些价值观就不是某种思想，而就成为了意识形态。这回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在选举中发挥很大作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坚持的“政治正确”就是其他人必须服从的价值观，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不是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和约束？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现在这些在媒体上都是不能谈的，因为媒体被政治正确所支配。 所以，今年选举可能不仅仅是两个人间的竞争，其实也是价值观间的竞争，是普世价值的基本原则和一种意识形态间的竞争。现在我们并不知道，究竟美国选民怎么想？因为民意调查也同样受到影响，民调数据本身并不可靠。由于政治正确的约束，很多人并不方便在各种场合发表他们真正的想法。这是很多民主国家都开始出现的问题，所以这次美国大选是对他们政治制度的重要考验。 法广：希拉里和特朗普分别代表了什么不同的意识形态？ 程晓农：我不认为特朗普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他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没有一套系统的说法。希拉里这派的人有一套政治正确的系统的说法，有一个旗帜，就是要由政治精英来确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就让我想到了毛泽东思想了，我们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知道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不是。但那是专制社会，不是民主社会。这次让我感到，美国媒体和互联网同样出现控制言论的问题。如果有人批评希拉里，他的账号就会被关掉，这就明显变成言论管制。我们发现，希拉里阵营没有对此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似乎是习以为常。 法广：国际上似乎对特朗普的种种观点感到担忧，但他说话并没有不自由，而是非常自由了。 程晓农：当然，希拉里不能封特朗普的口，但她封的是特朗普支持者的口，而希拉里支持者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发表意见，并通过媒体和网络公司，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效地让批评希拉里的美国选民没有办法发言，造成表面上的舆论一面倒。我想说的是：不管特朗普说什么，这种状态都和民主制度基本本质有很大背离，来封特朗普支持者的口。 法广：但他说的那些话引起外界很大不安：如果美国的总统将来会是这样一个人？ 程晓农：我觉得这个看法本身有问题，虽然世界各国对美国总统是谁当，很关心，但这毕竟是美国人在选美国总统，美国人不是在选世界总统，也不是世界人民在选美国总统。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的，不是外国人，而是美国人。世界各国不应当由政府出面去评价美国总统应当由谁当。美国人民选谁，谁就当总统；谁是多数选民所要的总统，他就是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世界各国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看法，不应当成为主导美国选举的主流倾向，否则就变成了干涉美国内政。比方讲，我们作为美国选民，我们关心的是选一个为美国服务的总统，美国选民关心什么问题。现在一个糟糕的舆论是：不关心美国选民的想法，为什么这样想；而是说，你们这样想，对我们有什么后果。这样的想法从道理上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原则。民主制度讲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宪法确立的一个民主政体，它首先是有国界的，一个国家之外的人不应该插嘴评论第三个国家。这个角度有问题，他们应该讨论的是：为什么有选民支持希拉里或者特朗普？他们不同态度起源于什么？这方面的讨论我觉得不够。 法广：法国政界对美国选举还是保持中立的，特朗普好几次把法国当作不好的例子来说，每次法国人都是注意到的。可能法国总统就此说过几句，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正式评论。另外，在法国，有些媒体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费加罗就是右翼的，解放报就是左翼的，各有各的候选人，选民也不会受影响。 程晓农：政府下令互联网不许批评政府政策，这在德国发生了。我刚才讲的这一切，在欧盟国家并不是例外，欧盟对此并没有批评。 美国人为什么支持特朗普？对此美国媒体并不愿意讨论，包括美国媒体在内，外界很少有人真正清楚：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会支持特朗普？为什么他们对现任政府政策不满？对此，美国也缺乏自由讨论的空间；没有充分讨论，外界也无法真正了解。就我个人而言，由于看不到什么真正可靠公正的民意调查，也无法判断美国选民怎么想的。就是很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支持特朗普的。我想说的是：不管这些人出于什么原因，支持特朗普，如果多数支持他，他就当选了。 他万一当选，会执行什么政策？我觉得不重要。美国历任总统在竞选间的言论并不重要，不一定算数，更多是为了拉选票。第二，美国总统的行政团队是比较专业化的，团队的基本骨干是公务员，他们不随着选举而变化。不管谁当总统，他们提供的政策建议基本上不会有大的变化或调整。新总统上任后会和行政团队形成稳定长远的政策。我不认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说的几句话，就会是世界的灾难或美国的灾难，没这回事。 听众朋友，以上是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学者程晓农先生谈他美国大选的一些看法。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如果马英九是同性恋
在扁案中爆出的「暧昧光碟」，再次引起人们对马英九是不是同性恋的议论。虽然性倾向是个人隐私，但马英九在竞选总统时展示给选民的，是一位有异性妻子和正常婚姻的好丈夫形象，这点当然是他赢得选票的一个原因。如他是同性恋，并有婚外同性关系，显然就是耍弄了选民。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婚外情隐瞒撒谎，差点因「伪证罪」而遭国会弹劾。如果马英九是同性恋（就是假婚姻），再搞婚外性，则属多重欺骗。所以选民有权利知道事实真相。 对同性恋问题，我十多年前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过上万字的专题报导；而且为了这个报导做了很多「家庭作业」，读了中国研究同性恋的专家李银河、王小波、方刚等写的专著，也在纽约采访过许多同性恋者。我采访过的男同性恋者，全部都是小时候被年长的男人引诱而改变了性倾向；而长得眉清目秀、性格柔弱的男孩，更是被垂青、俘虏的目标。佛洛伊德认为，同性恋不是生理疾病，而是「性角色认同的倒错」。很多男同性恋者的心理比较女性化，在外型上，也很注重健美，喜好运动、健身。有研究报告说，男同性恋者注重健身的比率，远多於异性恋者。 马英九一直被同性恋的传闻笼罩，与他英俊小生的外型、柔腔柔调的讲话，以及喜好健身等行为特点都不无关系。尤其是媒体报导说，他很著迷李安拍的同性恋电影《断背山》，这也增加了人们的想像力。《联合报》曾报导，马英九在纽约和李安见面时，对影片中男同性恋主角杰克的回眸一笑「很著迷」，不断问李安怎麽拍的。当时记者问马英九是不是对杰克心动，他也坦诚回答，「我啊？会啊！会啊！」并说，每个人在人生中都有段爱的故事，「不一定是异性的」，但「这感觉可能跟著他一辈子」。这难免让人猜测，他是不是在说自己心中的感觉呢？ 一般异性恋者看《断背山》，可能会对他们被迫过隐人生活有「同情」，但却不会对同性恋者产生「深情」。更不会对同性恋者的「回眸一笑」产生情感的「著迷」。像美国电影《Crying Game》中，当那名异性恋者发现他爱恋的人是同性时，他跑到浴室呕吐，这才是一般异性恋者的反应。 「暧昧光碟」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关注马英九性倾向的诚实问题。当然，并不是同性恋者就不可以做总统，国际上也有同性恋者当选公职的例子；但选民并不接受隐瞒同性恋身分，尤其是以家庭婚姻做掩护。像美国新泽西州长麦格瑞维，虽有妻子家庭，但被揭出是同性恋者（和男助理有性关系），结果因欺骗公众这个丑闻而被迫辞职。今天台湾选民对马英九是否同性恋的追究，基点也在於他是否欺骗公众。暧昧光碟曝光後，马英九一直沉默。後来在媒体追问下，只是说光碟事件「完全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但否定光碟事件，不等於说自己是异性恋。马英九以爱惜羽毛的不沾锅形象著称，遇到如此轰动的「传闻」，如果纯属「空穴来风」，似早就会高调地严正驳斥。但直到媒体炒翻天了，还用这个问题「很无聊」作答，显然无法解除人们心里的问号。 马英九如果真的心里坦荡，就应该用公开、严肃的方式，理直气壮地告诉世人，虽然他维护同性恋者的权益，他本人不是同性恋，也从未有过同性恋行为。而以现在这种搪塞方式、不直接回答，人们的疑问自然一直不会消失，媒体也有挖掘和调查的责任。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3月2日「曹长青专栏」 2009-03-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曹长青：川普总统为何两面作战
川普总统正在两面作战：左跟中国打贸易战，右对左派民主党弹劾。这两件事好像风马牛，但其实很「相及」，背後有一体性：打贸易战，是要捍卫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左派要弹劾川普，因他减税、推动自由经济，击碎了民主党要增税、国家垄断、杀鸡取蛋的社会主义梦想。 美国今天这场跟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战斗，并不是当代的特有产物，其实自美国建国（1776）初期，就开始了这种两条路线的斗争和选择。被视为左翼民主党鼻祖的杰弗逊、麦迪逊，潘恩（《常识》作者）等（虽然那时他们的党是另外名字）都是热衷、青睐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平等口号和理念，是「亲法派」。而开国总统华盛顿、第二任亚当斯、及保守派鼻祖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等，都倾向英国的重视传统、道德、信仰，强调秩序、宪政、个体权利（警惕民主导致的暴民和多数暴政），被视为「亲英派」。 亲法，亲英，这两派的理念分歧和斗争贯穿整个美国政治历史，不仅至今存在，而且越演越烈。所谓法国派，就是更强调「平等」，更想对整个社会进行「整体性改造」。而英国派，则更强调个人权利，拒绝法国大革命那种轰轰烈烈的整体社会改造，提出一点一滴的试探性社会改进，类似摸著石头过河。 左派的平等口号最能俘虏人心 当时英国著名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後来被尊崇为保守主义鼻祖）在痛斥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中就提出，要捍卫传统、宗教信仰，不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把社会翻天覆地、全盘改造。因为法国大革命是用断头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公共意志（General will）来滥杀无辜、建立暴政。後来的列宁十月革命，毛的共产革命，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血腥，北韩金家父子，古巴共产专制等，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升级版，思路是一样的，都是用所谓群体的名义、公共的意志、平等的要求，剥夺和践踏个体权利与自由。 人民、民主、平等，这类口号，最能收服人心。保守派的华盛顿做了八年总统就坚持退休，不再连任，开启了总统只做两届的惯例。但接任的亚当斯只当了一届总统，就被杰弗逊、麦迪逊等连手干掉了，用的就是左翼俘获人心的主要口号：平等、民主等。随後除了亚当斯的儿子作为保守派的辉格党做了一届总统之外，左翼在美国一直掌权了40年！那时黑人和女性都没有投票权，也没有今天偏向左翼的西裔和移民等，左翼就可以连续拿到10届总统！可见法国大革命那种左倾思路，有多大的煽动力和蛊惑人心的能力。 直到林肯参选，举著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的旗帜，才一举击败了左翼，保守派连续执政两届（林肯在第二任上被暗杀）。是共和党解放了黑奴！ 「自由」最重要，它高于左派的「平等」 林肯强烈主张废除奴隶制，还因他强调保守派经济理念，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来黑人的经济独立、个人富有、人的尊严。林肯认为，只有在所有人都有经济自由的前提下，才有种族平等可言。所以他解放黑奴，不是从种族平等角度，而是人的经济自由才能带来个体的真正解放。 林肯是第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籍总统，之前的华盛顿、亚当斯等所属的政党不叫共和党。林肯非常清楚明确共和党的经济理念，就是强调自由、权利，而不是左翼的均贫富、平等。林肯在距今150多年前就这样阐述共和党的个人对自己负责、自立自强的个体主义经济理念： 「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强化弱者。你无法通过摧毁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你无法通过榨干富人来致富穷人。你无法通过搞垮雇主来帮助雇员。你无法通过透支来摆脱困境。你无法通过借钱得到安稳。你无法通过剥夺人的动力和独立来塑造人格和勇气。你无法通过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并应该做的事而真正帮助他们。」 这种被称为「林肯哲学基石」的原则理念成为後来美国（以至世界）左右派分野的标志：保守派认为「自由」（liberty）最重要，它高于左派的「平等」（equality ）。左派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个体自由，最後自由没有了，平等也不存在。均贫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左派的极端表现。 林肯的自由经济理念和实践都难能可贵，因即使後来的共和党籍总统，像狄奥多.罗斯福（保守派的老罗斯福）总统、他的继任者塔夫脱总统等，都对自由经济有一定抵触，以所谓反托拉斯为名，打击大企业，限制商业自由发展。到了塔夫脱的下一任、左翼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掌权时，更是推行反商、国家控制经济的政策；他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强制征兵制、增高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进行国家控制。到了二战，左派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更是用所谓「新政」（The New Deal）公开推行社会主义政策：高税收，国家控制，国营化等，严重窒息了美国的自由经济，侵蚀了个体权利，是美国左翼最高潮、社会主义色彩最浓的时代！直到罗斯福去世，他的新政社会主义才式微，美国的经济萧条期才结束。 林肯、里根、川普三点一线：自由经济 了解这个背景就知道，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坚持个体权利理念，仍是多麽困难！在二战之後，只有里根总统，推行大幅减税的保守主义政策，把当时个人最高所得税从70%一下砍去42个百分点，降到28%！从而刺激和推动了美国随後长达110个月的经济扩张（增长）期。 到了川普总统，他才执政三年（不到一届），就把美国企业税从35%一下削去14个百分点，降至21%。这个企业税的大幅削减，比削减个人所得税更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个人所得税有几个等级，按收入不同比例缴税。最高个人所得税被降低，只涉及少数大富豪，像当年罗斯福制定的91%的最高个人所得税，其实只涉一个人：大富豪洛克菲勒，等于为他一人量身制作，就是要「抢」他的财富。而现在川普大幅削减的，是企业税。首先，企业税不像个人所得税，它没有不同等级，而是一刀切，所有企业税一个标准；降低了企业税，所有企业都受惠；二是等于给了所有企业（有了剩余税款）扩大再生产的机会，扩大招工，自然就降低了失业率。川普执政才三年，美国失业率就已降到过去50年最低点！西裔、非裔、华裔的失业率，全都降到自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 包括川普总统与中国打贸易战，其理念哲学也是自由经济。中国利用国家控制经济，对美国不平等贸易；川普要改变这个不合理局面，捍卫美国企业的自由贸易权，实质是捍卫市场经济、对抗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从林肯、里根、川普这样一路下来，可谓三位一体一条线，就是自由经济，对内抗衡左翼社会主义，对外抗衡中国的国家主义；捍卫市场，保障自由！ 美国左翼民主党要弹劾川普，其中一个主要愤怒点，就是川普上台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减税，实质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这12个字，正是美国宪法的精髓，立国之本的理念。目前所有左翼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近20人）都主张增税，扩大政府，或者说是法国大革命那种以所谓人民意愿、公共意志为名，要抢夺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高税收，高福利），其本质是剥夺个体自由的群体主义（collectivism）、社会主义。 今天川普总统所代表的共和党，与左翼民主党的斗争，仍是美国建国初期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等传统派（保守派，亲英派），与杰弗逊、麦迪逊、潘恩等激进派（自由派，亲法派）分歧的继续，或者说仍是那两种思路、两种理念的历史投影。 川普强力坚持传统派的价值原则，抵抗法国式的激进左翼思潮，将为美国带来重大变革；这不仅是重建伟大的美国，并因美国的唯一超强地位而影响整个世界。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9年12月号 2020-0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联合国与西方国家日行日远 ——写于 UN75 周年生日之际
何清涟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与五年前大张旗鼓庆祝70岁生日不一样，今年西方国家无论政府还是媒体，都没有兴致为联合国庆生。原因很简单，今年两件事情让美国与西方国家对联合国比较不爽，一件是武肺疫情上，联合国下属机构WHO的表现，以及与中国的暧昧关系让美国与西方国家颇有意见；另一件则是中国于4月1日获任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除了邀请纵火者加入消防队之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干了一件坏事，因佛罗伊德事件谴责美国警察暴力——此前几十年，无论是就中国文革还是六四事件，这个委员会一直保持沉默。 由于与美国渐行渐远，联合国财源与执行力都成了问题。 联合国与美国渐行渐远背后的中国因素 从世纪之交开始，联合国与美中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其实最初是美国帮助得到的。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无论是人权、国际贸易、台湾问题还是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双方都难以契合，但还是确定了接触与合作为主调的两国关系。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度动摇了这种脆弱的关系，老布什政府暂时中止了对华经济援助和军事关系，减少官方接触。但这段时期很快过去，在老布什派出特使秘访中国之后，关系缓和。此后，克林顿和江泽民着手推进当初所构想的长期接触的“伙伴关系”，“接触”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基于所谓“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然互补”论断，来提升两国之间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度。这一策略基于一种理论，即社会和经济相互依存产生的互惠将减少战争的可能，产生持久的和平。接触政策的主要策略，就是“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的国际机制和组织，全面融入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会质疑某些国际秩序规范，有选择地违背或遵守规则，试图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钻国际体系的空子。 这些，在中国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以前，在联合国内还比较克制。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因此开始购买影响力。这种购买影响力最初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的前身）试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功能是监督世界人权状况。从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增至53个，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例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中国不仅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非正义同盟，还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与非洲、拉美等会员国结成了利益同盟，多次成功地阻止了对中国等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在中国操控下，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好几次未被通过，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却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批评。真正倡导人权观的国家在这里反而成为受孤立的少数。上述暴政国家在人权委员会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会员国，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堕落成暴政国家践踏人权的俱乐部，让世界许多著名的人权组织愤怒不已，指责声音四起。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 2005年4月7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一项要求改组人权委员会的提议，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胜任自己应尽的义务，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人权机构，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任。这个新的机构就是2006年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当时美国拒绝参加，最后在英国等竭力劝说下，才勉强留在这个机构。 中美角力之下，联合国的目标日益虚化 联合国成员国共193个，这些国家有西方民主国家，还有一些形式上民主，但实际上多少具有威权性质的国家（亚洲、拉美、非洲均有），还有中东一些宗教独裁国家，美国处于强势时，向外推行民主制，联合国不得不配合。但等到中国用金钱在世界范围内购买影响力时，联合国不再是推行美国外交政策与价值观的工具。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经常行使一票否决权。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更是与俄罗斯六度联手，让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所作为，终于酿成后来的中东乱局，难民问题影响世界。 美国早就对联合国不满，最早公开表态的就是最近与川普闹得沸沸扬扬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博尔顿对联合国的基本否定态度，他的思想与态度，我在《博尔顿：生不逢时的全球战略家》（原载澳广，2019年9月16日）一文中有介绍。早在1996年，博尔顿就公开发表《联合国的创立与兴衰》（The Creation, Fall,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Nations）一文，直接表达过对联合国的看法。他指出，美国没有任何义务支持联合国的各项计划，联合国只有在维护美国核心利益方面，才是有用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川普才看中他，提名他当国家安全助理。 再具体到中国问题上，中国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依据的一些假设，比如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的作用并不认可，而是主张国家控制与政府干预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人将这一更重商主义的方式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与美国支持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对比，还得到美欧等国不少人的赞同，形成竞争之势，这点确实让美国感到威胁。美国的世界领导责任，不仅在于出钱出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在于它具有的“民主灯塔”作用，改善非民主国家的人权状态是其使命，否则，美国付出如此巨大的金钱就意义不大。这种看法在美国一直存在，川普无论是在大选中还是在入主白宫之后，对联合国没少批评，他甚至指责联合国”不与民主为友，也不是自由的朋友，甚至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朋友，却把家安在美国。”成为总统后的特朗普，对美国每年承担的联合国费用极为不满。2017年4月，他表示：”我们美国只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一个，却负担22%的联合国常规预算和近30%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费。这不公平。” 失去美国，联合国不再有执行力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先后退出的国际条约与机构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2017年1月23日废除）；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5年底签订， 2017年6月退出）；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声明退出）；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5月8日）；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6月19日）。 除了TPP之外，其余每宣布退出一个，就意味着这个机构少了一大财源。今年已经宣布停止继续资助WTO，何时恢复不知。 美国退出的原因说来复杂，但其实就一个：如今的世界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75年以前成立联合国之时，联合国本身功能的变异，已经完全不能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而联合国过去之所以有影响，就在于美国不但出资金，还出动人力物力支持联合国的重大决议。一失去美国支持，联合国不再有执行能力。 联合国必须正视一点：1945年6月，创建联合国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框架，是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如今世界局势发生很大变化。 在这75年当中，世界经历过许多大事件，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长期冷战、60年代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国家在1968年巴黎红五月之后的左派运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经历了高潮又再到低潮，联合国现在只剩下几个主要功能：永久性地非洲扶贫；就永远无法解决、但耗资巨大的所谓气候变化问题年复一年地扯皮；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地收留战乱国家的难民、贫穷国家的经济移民，最后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态，种下这些国家的内乱之根。联合国的几个主要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最后发现，通过联合国，不仅无法推行本国的外交政策，只剩下掏钱这个功能。 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越来越弱，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当然主要是金钱购买，这种购买与美国不同，美国的会费与承担的各种费用是多年形成的规则或不成文规则，美国拿得再多，世界各国视为理所当然；而中国的购买，则是规则之外的“恩赐”，受益的机构与国家都心知肚明这是附带政治条件的一次性买卖，如果不为中国提供中国想要的，就没有第二次机会。川普多次埋怨说，中国付给WTO的资助不及美国十分之一，但WTO却一切都听中国的，就是不明白（或者说没说破）这二者之间的差别。 世界没有不灭之国，也没有永生的组织与机构。时至今天，联合国如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将中国的影响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想继续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经费大头，却让中国在联合国大展“鸿图”，让庞大的联合国官僚集团坐在那里每天讨论“气候变化、全球健康、非洲扶贫、接收难民”，就必须面对已经存在的财政危机，直至生存危机，因为国际社会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个更廉价高效的组织来替代臃肿低效、行动迟缓的联合国。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0年7月1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un-75th-anniversary）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世界经济预测伴随中国疫情坐过山车
何清涟 从2022年12月以来，中国人在汹猛而至的疫情中挣扎求活，目前正处于重症与死亡高峰，最乐观的估计是3-4月结束这波疫情。国际社会除一致评定习近平威望严重下降之外，谈得最多的是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这预测变化之快，有如坐过山车，从去年盼望中国放开疫情管控盘活经济，恢复世界供应链，到如今终于不得不认清现实：中国这台世界经济的引擎这几个月内将失灵，何时恢复则看法不一，有的悲观有的乐观。 IMF终于承认中国经济将进入衰退 路透社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政治访谈节目 “面对国家”的访谈中表示，新的一年将比过去的一年更加艰难。因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包括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出现经济放缓。与以往历次预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示乐观不同，格奥尔基耶娃特别指出，中国未来几个月的新冠感染数字会像森林大火一样上升，进一步打击本土经济，导致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或低于全球平均增长，并拖累地区及全球经济增长。 去年10月，IMF预测，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为3.2%，并预计2023年增长加快至4.4%。与以往从不表扬美国不同，在这次电视节目中，格奥尔基耶娃形容美国经济最具韧性，可能躲过衰退，但如果劳工市场太强劲，美联储可能会继续采取进取的货币政策，以遏抑通胀。但《华尔街日报》却于2023年1月3日发表了相反的观点，称与美联储直接打交道的23家大型金融机构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经济学家目前押注美国将在2023年出现衰退。 这里得提一件有趣的旧事，与世界银行不同，IMF一直对中国青眼相加。2017年IMF总裁拉加德曾半开玩笑称十年后该组织总部可能将迁至北京，当时媒体认为，拉加德的言论反映出世界领导人对美国在国际机构中角色转变的关切。2020年9月，世银突然宣布该组织发布的《201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存在“人为操控数据”的情况，声称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曾“向下属施压”，要求“提升中国在世行颇具影响力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让中国的最终排名为第78位，而报告草案中的中国排名“原本是第85位”。这事被公开之后，美国希望撤换格奥尔基耶娃，也得到日本支持，但欧盟却反对这样做。英、法、德、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以及俄罗斯，均支持格奥尔基耶娃留任。但在IMF重申支持格奥尔基耶娃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承认，有关指控缺乏直接证据，IMF不具备更换领导层的理由。 因此，一向被指为亲北京并差点为此翻船的IMF总裁这样预测中国经济，应该是觉得中国经济在2023年衰退下滑已成定势。 经济界的预测：中国经济在疫情结束后将强劲复苏 IMF是个世界大国共掌的官方国际组织，其预测带有提振世界各国经济信心的功能，因此总得在几大经济体中找到一抹亮色。但经济学界与投资界包括经济类专业媒体没这官宣功能，基本是怎样认为就怎样说，以著名的《经济学人》为例，2022年6月16日发表文章称：“在防疫（指清零）的过程中，中国践踏了市场信心”（In stamping out covid, China has stomped on confidence），12月7日则发表：“中国正放松其 covid 限制陷入高风险”（ China is loosing covid restriction China is loosening its covid restrictions, at great risk），不到半年间，说法呈两极。2023年1月3日，法国外贸银行指出，全球市场不能指望中国大陆或亚洲在2023年拯救全球经济，因为预计中国大陆到2023年GDP年成长即便到5.5%，仍远低于 2008年的8%或 2021 年第一波Covid之后的 8.1%。 以分析亚洲与中国经济见长的日经新闻却是另一番预测。从去年11月至2023年1月初，日经新闻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先抑后扬。“先抑”是日经新闻曾于2022年11月16日发表《中美欧经济同时恶化，世界失去引擎》，该文标题似乎将美欧并列为经济引擎，但文中实则是谈中国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将失去引擎。日经新闻记者询问了10名经济学家，有6名认为美国到2023年经济将进入衰退阶段，认为欧元区已经或者即将进入衰退阶段的有10名。该文引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指出，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21年，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长了1.9倍。在此期间，中国的增长是世界经济的5.3倍，相当于占全球经济增长的31%，大大高于美国10%的贡献。该文特别指出，2008年雷曼危机后，中国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继续增长，支撑了全球经济。现在的困难是找不到可以履行世界经济引擎这一职责的经济体。 “后扬”则是指12月29日在《日经调查预测：中国2023年增长4.7％》一文中，日经新闻列举了对20多位投行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调查，表现出审慎乐观。据调查，总体而言，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2023年实际GDP增长率预期平均值为4.7％。尽管充满不确定性，但在2023年下半财年之前，有望迎来经济复苏。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清零的疫情防控措施一直成为服务消费的绊脚石，随着进一步放松，消费复苏将变得明显。在政策调整的初期，感染人数将增加，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随着情况趋于稳定，积极影响将逐步显现，迅速复苏。有几位甚至认为，随着经济活动的重启加速，以个人消费为中心，2023年4～6月起将实现强劲的V字型复苏。 中美之外的经济实时数据未展示的另一场景 不管中美两国这世界两大经济体如何在意自己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地位——因为这影响到其他国家对自身的依赖程度，但无法让国际投行界的纷纭众说归于一统。而且，经济预测必须凭数据说话，政治正确的影响要小得多，就在12月29日，《经济学人》发表一篇文章《2022 年，世界第九大经济体俄罗斯的表现好于预期》（In 2022 Russia kept the economic show on the road，The world’s ninth-largest economy did a lot better than expected），其中提到2022年2月底-3月上旬西方制裁之后，经济学家不断调整对俄经济预测这一过程：几天之内，市场普遍预期的 2022 年GDP的年增长率从 2.5% 下降到收缩 10%；白宫预计俄罗斯GDP将同比下降15%，通货膨胀率将在全俄范围内飙升。此番预测在五-六周后又不得不上调相关数据。《经济学人》文章指出如今的现状：到年底为止，俄罗斯的经常项目盈余已超过 2200 亿美元，是前一年的两倍。与此同时，“实时”经济数据为西方描绘了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受天价能源成本拖累的欧洲正陷入衰退。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经济分析比预测要深入一些，更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在这方面。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月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04202312413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再谈董乐山不原谅董鼎山
在我自己的思想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来自中国作家的影响很有限；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翻译家董乐山先生是一个。不是被他本人的作品，而是被他的翻译作品。几本有限的关于极权社会的英文著作，如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读《一九八四》时所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而由那本书所产生的对极权社会的理解和痛恨，远超过我本人由于在共产社会的生活体验而带来的对独裁专制的认识。所以对翻译介绍这些作品的人，一直心存感激，更有一份和译者的无言的共鸣。 今年1月16日是董乐山先生去世十周年。他的哥哥董鼎山先生在上期《开放》撰文，再次提到他和弟弟因思想差异而产生的争执和隔阂，而且董乐山到死都没有原谅董鼎山的“为中共张目”（董鼎山引董乐山语） 。董鼎山为弟弟没有原谅他而伤心，同时耿耿于怀地再次指责董乐山是“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非黑即白”，然后给扣“文革陋习”的帽子。 董鼎山自己“帮中共讲话”（董乐山语），除了董乐山会把他“厉声大骂一顿”之外，别人也并没和他过不去（那种左倾、反美的东西，当今亲共海龟写得比董鼎山更“有质量”）；可是他自己却一再撰文批评别人反共、亲美的观点是“非黑即白”，并给扣文革帽子。就此，我曾在零三年写了题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的文章，指出“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gong（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用拼音代替∶工字旁加个力）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怎麽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阿特拉斯耸耸肩》影响力仅次于《圣经》 五年过去，董鼎山不仅依旧相当左倾，仍对董乐山对他的愤怒不能理解，更对我的批评无法释怀。不过他在上期《开放》文中贬义地指我“对中共嫉恶如仇，犹如乐山”倒让我感觉很褒奖。本无意再撰文，但由于董鼎山再次提到董乐山的不原谅他，使我联想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对她妹妹的绝不原谅。因尚未看到中文世界有人提及这一段，所以觉得值得一叙。 安．兰德在21岁（1926年）时离开苏联来到美国，从此用英文写作，成为二十世纪最影响美国人思维的、最受大众欢迎的小说家（不是“之一”）。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读书俱乐部1991年联合举办的“最影响你人生的一本书”的问卷中，排名仅次于《圣经》。她对极权世界对人类的践踏，痛恨到没有一毫米可原谅的余地。由于她对西方左派的毫不妥协的、黑白分明的痛斥（称西方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所以从来都被以亲共、亲左、反美为压倒多数的西方知识份子们严重排斥。这是中国人直到近年才听说这个名字的原因。 安．兰德离开苏联后，前十多年还和家人保持通信联系，二战后则音信断绝；后来听说家人全部在战争中被炸死。事实上她最疼爱的、和她最趣味相投的小妹妹诺拉还活著。七十年代中期，诺拉在一本美国杂志关于当代名人的介绍中发现了姐姐安。她马上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的杂志社，请他们帮助转寄。安在接到编辑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小妹妹还活著并寄了信来的时候，几度喜极而泣。她随后设法把47年没见面的妹妹（和妹夫）接到了纽约，在自己住的楼里给他们租了带高级家俱的公寓，并准备在新泽西俄国人社区给他们买房子，让他们永远留在美国。 ●兰德为何跟重聚的妹妹反目 但姐妹相见后立刻发生了冲突。倍受共产洗脑的诺拉认为所有外人，包括安请的司机、佣人、朋友等，都是监视她们的间谍。她虽然也觉得苏联缺少自由，但同时又认为，“自由对我又有什麽好处呢？我也不是政治活动家。”而且诺拉迅速就开始抱怨美国，认为纽约脏乱差，还不断说列宁格勒有多好。安一开始还努力试图给她解释，但很快了解了诺拉的不可救药。尤其是会英文的诺拉竟然对姐姐那些对无数美国人起到了巨大影响的书毫无兴趣去读，这也让安很伤心失望。姐妹俩关系迅速恶化到几乎无法对话。结果六个星期后，诺拉夫妇就决定回到苏联。从此姐妹俩再没联系。而且后来一提起诺拉，安就十分愤怒。 在这个故事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诺拉跟谁抱怨美国，也不应该跟那个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热烈推崇美国价值的安.兰德抱怨；跟谁赞美苏联，也不应该跟那个和极权世界不共戴天，不仅对苏联，对整个俄国都绝不说一句好话的安．兰德去赞美。董鼎山、乐山的故事，也具类似讽刺∶海外文人尽可撰文亲共左倾，却最不应该是那个对专制厌恶至极、中译了最多反极权著作的董乐山的哥哥。 安和诺拉姐妹俩的反目，虽然和董鼎山、乐山的反目相反，是住在自由世界的姐姐不原谅住在极权世界却为苏联辩护而不珍惜美国的妹妹，但从根本上来讲是同样的，那就是∶痛恨极权社会的一方，不能原谅对独裁社会的任何辩护；对专制政党，更没有余地。原则高于血缘和亲情。没有对极权社会的深恶痛绝，就不会有对自由像呵护生命一般的珍惜和不顾一切的追求。 ●夏志清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相当一批享受自由世界的华人，都拐弯抹角地为专制的存在辩护。在董鼎山那一辈人里，亲左、亲共是普遍，不是异数。但异数绝对有。我零三年那篇批评董鼎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夏志清先生，他马上对我说，“你骂董鼎山的文章写的好，写的好；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只是夏志清的口头禅而已）。事实上，像夏志清这种根本没受过共产蹂躏的人，能认清专制本性，坚定反共，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和董鼎山同样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美国，同样是没有亲身体验过共产专制的暴虐，但夏志清的始终如一的坚定、坚决、义无反顾的反共，一直令我十二分敬佩。夏志清和董鼎山都住在纽约，年龄也相仿（夏志清1921年出生，董鼎山1922年），两位的同样高夀和思维活跃，倒是同等令人佩服。但根本不同的是，凡是和反共有关的会议，夏志清是每请必到，而董鼎山则从不见踪影。当然，或酗j家都知道他的立场，也不请他。 其实，安.兰德的妹妹，只要认真地读读自己姐姐的作品，就应该会了解为什麽极权社会不可被容忍，为什麽那麽多美国人推崇自己的姐姐。同样，董乐山的哥哥，只要认真读读自己弟弟的翻译作品，他也应该会明白，为什麽反共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为什麽会有像我一样的中国人感激董乐山的努力。 我周围的亲友，不乏如兰德姐妹和董家兄弟这种原本亲密无间的血肉之情，却因在自由和极权两个完全不同社会的生活，而反目绝情。故事讲起来容易，但这背后有多少伤心、失落、多少遗憾、多少无法挽回的不了情！董鼎山先生可能比我体会更深。他那篇文章的题目“至爱兄弟不了情”颇令我感觉他那份伤感。比他年轻的弟弟却早在十年前就故去了。这难道和专制没有关系吗？盼董鼎山先生保重，好好享受你的自由世界。无论自由世界有多少人为专制辩护，为独裁添砖加瓦，我都为他们能生活在自由世界而替他们感到庆幸。 自由是多麽美好，但我从不敢忘记那些仍在专制梦魇中的兄弟。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2009年2月号 2009-02-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美国重新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何清涟 中国气球事件发生后，美国舆论认为，这或许会让世界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加困难。拜登政府将这次气球事件知会了40个国家，但欧洲反应冷淡，拉美国家对中国气球飞进本国境内也淡然处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坐不住了，2月6日在美国政府加州纪念里根诞辰112周年的活动上，发表了一番以“力量”为主题讲话。赶巧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回忆录近日在日本发售，披露了他在八年任期里与多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历，谈了自己如何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无意中将世界导入一个大国外交的老话题：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基辛格承认中国正在挑战国际秩序 基辛格在讲话时首先表示，如今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内部分裂和外部混乱，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建制派却没能“发挥应有的凝聚力”，任由“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主张什么的争论”撕裂美国，这样的美国将无法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基辛格接着话锋一转，称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包括“野心勃勃的中国”，中国现在正在“挑战国际秩序”。然后，基辛格进入讲话重心，称里根总统一直主张要“美国必须在物质和思想领域都强大起来，以保护世界秩序不受破坏，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在这篇基辛格称，美国仍要积极干涉全球事务，“一个信奉孤立主义的美国不可能带给世界稳定”。他认为，美国现在亟需“下一个里根”。 道格拉斯·杜班如是说 早在2016年，经营美中外交数十年的美国政要都预感到美国对华外交将面临大变，纷纷撰文贡献自己的经验。美国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特别助理，他于2016年10月20日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网站发表一篇文章 《中国：给美国下一任总统关于亚洲崛起超级大国的十条建议》（China: 10 Pieces of Advice for America’s Next President on Asia’s Rising Superpower），我这里引用时，有的一句话可表达，有的根据现实，有详有略。 1、基于对华政策的整体目标背景考虑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涉及中国时，华盛顿的目标是多重的，但这些目标无法全部实现。必须设定优先处理事项，必须做出妥协并提供折中方案。比如说服北京向朝鲜施压，或许有赖于承诺将美国军事力量从韩国撤出；赢得投资、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让步，可能需要美国在贸易领域予以迁就。华盛顿必须判断，哪一种组合方案对美国而言价值最重大。 2、站在北京的立场看待一些问题。中国国家领导人或许较为强硬，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举动不合理。化解中国决策者的那些顾虑，将在与中国谈判时收获更多成功。问题不在于通报中南海华盛顿希望北京做些什么。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北京那么做。 3、承认美国的错误、伪善和弱点。华盛顿曾在亚洲支持独裁政权，在中东制造流血混乱，在欧洲创建附属国，在自己的国家催生经济危机。在教训他们的北京同行之前，华盛顿官员理当展示出更多的谦恭。 4、夯实美国经济以战胜中国的产业政策； 5、扮演国际懦夫的角色（意即适当的示弱） ； 6、停止助推中国和俄罗斯往一起走。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的妙招或许是令北京转变为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力量。相较而言，奥巴马行政当局逆转了这一航线，助推其两大潜在对手走到了一起。然而，华盛顿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与这两个大国对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言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一轮事关重大的博弈正在进行当中，美国的行止有必要更讲战略，将注意力放在全球均势上。 7、将相对微不足道的事项争端留给盟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 年1月至2001年1月）曾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大国。美国眼下的确如此，并有一些新的任务。击败重要军事力量，指挥广泛的国际同盟，在亚洲的案例中，这意味着阻止中国取得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虽然这种取得不大可能。但华盛顿不必充当微观管理者，试图将其意志强加到几乎所有争端上。 8、涉及人权和民主这类国内议题时，和缓表达立场。如同《圣经》中上帝关照一只坠落地面的麻雀，最遥远国度的最细小瑕疵也令美国政府牵挂。对诸如此类的关注，中国通常的回应并不令人满意。相较而言，美国可以利用民间团体的公开批评来强化其理据。 9、认识到中国（仓促的）民主可能制造与其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的麻烦（主要谈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外来干预） 10、做长期准备。中国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依旧受缚于其传统型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美国依旧保持非比寻常的优势，以及适应力强、开放、宪政的民主制度。中国渴求伟大，而美国已经拥有这种伟大。华盛顿的任务理当轻松得多：维护令美国得以繁荣昌盛的价值观、政策和制度。 美国在对华政策重新定位之前须自我定位 距离杜班先生2016年发表这10点建议已经过去6年，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与美中关系均发生了剧变，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中俄事实上已经结盟。美国想再求得保尔森时期的“改革者、改革助推者”的角色已经毫无可能。也许参考一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对华外交经验或许有用。安倍在其回忆录中说，安倍在回忆录中谈到对华外交的得意之笔是“管控安全领域课题的同时，在经济方面将中国的市场价值转化为日本的机遇，这是政治技巧。” “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像下棋，如果对手试图吃掉你的高价值棋子，你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敬。 “我感觉我在与中国打一场持续多年的心理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与韩国人完全不同，韩国人唯一的战术就是把棋盘掀个底朝天。”日本问题专家刘庆彬曾数次与安倍晋三有过接触，称他“八面玲珑”“能屈能伸”。 基辛格谈的是道：原则；安倍谈的是术：技巧。杜班则既有原则，也有技巧。美国对华外交的历届人才还在，但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剧变，在对华外交政策重新定位之前，美国得先自我定位：指导中国改革的改革者与改革助推者已是历史，颠覆者这一角色在习近平结束外国NGO时已结束历史使命，剩下的角色是“竞争者”，如何让美国在竞争中获胜，是今后美国政府面临的主要课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2月1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13202319542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中东问题的症结——以色列必须生存
最近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冲突，导火索是真主党进入以色列境内，杀害了八名以国士兵，并把两名伤兵绑架去做人质。当以色列用导弹打击真主党弹药库要求放人後，真主党用几百枚火箭弹，密集攻击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造成几百人受伤，几十人死亡。 这场危机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动乱的一个缩影，主要是三个因素导致的：一是阿拉伯国家不让以色列在那个区域生存，甚至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二是以色列所代表的民主价值和阿拉伯国家的专制制度的对立；三是伊斯兰原教旨份子用恐怖手段滥杀无辜，严重威胁以色列人民的安全。 ●五个阿拉伯国家联手侵略以色列 在西方左派媒体上，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报纸上，总是强调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土地，但是却很少去深究，为什麽会造成这种局面。人所共知，以色列人长期没有家园，流离世界，二战中被纳粹杀害了六百万。他们最後在祖先发源地的中东建立国家，是1947年经过联合国决议批准的，当时联合国决议也批准巴勒斯坦人建国，但他们没有建。如果人们承认联合国的权威性，那麽就应该承认以色列在这块土地建国的国际法理性。 但就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第二天！它周边的五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就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仅仅这五国就有四千多万人口，而以色列只有六十万人，而且刚宣布建国，还没有正规的军队。五个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是以色列的近七十倍，这完全是一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战争。如果不是以色列人同仇敌忾打败了侵略者，以色列今天就不会存在了。 1967年，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准备再次联手侵略以色列之际，以色列先发制人，只用了六天，就打败了总军力远大於它的五个阿拉伯国家。 正是在这两次战争中，以色列乘胜占领了埃及、约旦以及巴勒斯坦人的一些土地，同时埃及和约旦也乘机占领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反正它还没有建国。 因此，以色列占领土地，不是有意外侵，而是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副产品，它是五个阿拉伯国家两次蓄意侵略造成的。 ●不是土地占领，而是生存问题 但以色列并不是占领了土地就一直不还，当埃及、约旦後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保证不再侵略以色列时，就把土地还给了埃及和约旦。而以色列之所以不肯退还巴勒斯坦的土地，是因为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及激进组织哈马斯等，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继续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中东问题专家，他的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根据该书的资料：在以色列人中，主张永久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只有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80％，这个条件是，巴勒斯坦人应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不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去年以色列军队撤出了巴勒斯坦人地区的加萨，并在六年前完全撤出了黎巴嫩，当年是为了打击真主党而进入黎巴嫩。但以色列军队撤出之後，巴解组织，还有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等，把加萨和黎巴嫩南部，变成了恐怖袭击、屠杀以色列人的大本营，它完全证实了以色列人的担心，你把土地交还给他们之後，那些阿拉伯人还是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还是想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不让这个国家在那个地区生存，而且把这些交还给他们的、和以色列接壤的土地，变成恐怖主义基地。 因此，无论是目前的黎以冲突，还是巴以冲突，以及整个中东问题，症结就在这里，是个以色列能不能生存的问题，而不是以色列占领土地的问题。 ●中东的症结是民主和专制的对立 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对立和冲突，宗教并不是主要的因素，其根本性原因，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两种制度的对立。因为同样是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不仅没有成为恐怖份子的基地，反而民主的土耳其早就承认了以色列存在，双方成为邦交国；而且土耳其还很早就加入了西方自由世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而今天敌视以色列的周边阿拉伯国家，都是独裁统治。阿拉伯联盟的22个成员国，除了被美军解放的伊拉克之外，全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而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像美国这样的定期选举制度，并有相当充分的新闻和言论自由。 而一直仇恨以色列，到死都专制的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个人专权了34年，而在这个期间，以色列选举产生了七位总理，美国产生了10届总统。因此，中东问题的根本症结，是阿拉伯国家的专制，和以色列所代表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 ●「先进和落後、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第三个原因，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冲突，因为伊斯兰恐怖分子，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它们炸以色列的咖啡馆，炸超级市场，炸公共汽车，炸节日晚会，炸婚礼┅┅而且专门找那些无助的人下手，找老人，找孩子，找孕妇，一个怀孕五个月的以色列妇女去医院做超声波检查，看胎位情况，走出医院大门後，就被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炸死了。而巴勒斯坦人却把自杀炸弹者称为「烈士」。这是哪门子的烈士？这是超出了人类所有底线的最野蛮、最残暴的行径。 因此原来曾信仰伊斯兰教，後来放弃伊斯兰的叙利亚女性苏尔丹（Wafa Sultan），公开站出来在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上大声批评伊斯兰教，谴责阿拉伯恐怖份子，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她说，「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於中世纪的心理和二十一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後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她不是以种族、出生地划线，而是坚持是非，站在道理这一边，她不仅大声谴责伊斯兰教的弊端，并公开为犹太人说话，她在半岛电视上说：犹太人经过浩劫的灾难，但他们迫使世界承认他们，用的是他们的知识，而不是暴力；用的是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哭喊和嚎叫。一千五百万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团结起来，用他们的贡献和知识，赢得了他们的权利。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而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这种道路将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他们到底向人类贡献了什麽？ ●用军力铲除所有的恐怖组织 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冲突，只是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个投射。真主党一直敌视以色列，其背後有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他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挑起事端，主要是想转移世人对伊朗发展核武的注意，因为联合国要制裁伊朗。 这场冲突如何结束，就看以色列总理是不是有魄力，能够坚定地使用武力，把真主党从黎巴嫩铲除。因为连有22个成员的阿拉伯联盟，都出来谴责真主党挑起事端造成危机，而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还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使用军事力量，进入黎巴嫩，彻底打败真主党，铲除这个毒瘤。 同时，在这个历史时刻，也看美国是否有魄力，能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利用这个机会，铲除中东一个重要的恐怖组织。 伊朗政教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小霍梅尼（Sayyid Hussein Khomeini）是个和他的爷爷、父亲的想法完全不同的自由派教士。两年前他来美国访问时，不仅公开支持美国军事反恐，还告诉布什政府说，只有美国采取更强势的政策，才能促使伊朗的变化。他说，伊朗人民渴望美国像铲除萨达姆那样对德黑兰采取军事行动，帮助伊朗人民获得自由。这才是阿拉伯世界人民的真正心声。 7月20日写於纽约（原载《争鸣》2006年8月号） 2006-07-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国民党 A 了多少钱
上周六，国民党召开了全代会，马英九正式出任「党主席」。马英九已是堂堂总统，为什麽一定还要党主席这个位置？多位美国的台海问题专家指出，这不仅是要党政合一，大权独揽，马更要用此头衔，未来跟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会面。因北京不承认马是总统，马就自贬身价，用「党主席」头衔，谋求跟胡「总书记」会晤，希望通过「马胡一中」，把台湾送给胡的中国。 除此之外，马英九一定要当「党主席」，还有国内政治的考量，那就是更快地变卖国民党的党产，以获得更多资金，以便在年底的县市长选战，还有下次总统大选中，有更充足的经费，获得更大的选举优势。因为有了钱，就会有人员，就能组织更多造势和宣传，买到更多的基层桩脚，甚至选票。 这是马英九第二次当「党主席」。据《蓬莱岛杂志.net》最近的国民党不当党产专刊，上次「马主席」总共当了543天，任内就贱卖、脱手了近230亿台币的不当党产，平均每天卖掉超过四千万元（合120万美元），每个星期就能进账三亿元！ 根据财政部前年公布的「追查不当党产办理情形」报告，中国国民党的党产高达450多亿，其中不动产就有243亿。该报告中列出的国民党的土地、大楼、党营事业等等，全部都是在两蒋时代，国民党利用党国体制，党库通国库，巧取豪夺，或直接霸占的台湾人民财产。 虽然人们庆幸台湾是不流血的「绿色革命」，权力和平转移，但它带来的後遗症却非常明显，台湾人民将长久地付出代价∶国民党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罪恶没有被清算、庞大的不当党产更没有被没收；它摇身都不用「变」，就可以参加「民主选举」。这完全是一场不对称、不公平的竞争！国民党一直有充足得似乎花不完的选举经费，有根本没有被打散的庞大党机器，还有几乎垄断台湾舆论的报纸、电视、电台、通讯社等各种党营媒体；当然更有得心应手、屡屡得手的买票作弊等经验！ 今天，被国民党大老许水德曾坦承的「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所谓司法，不顾法律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原则，违法羁押和审判前台湾人总统，就是要通过炒作绿营菁英「贪污」的话题，来转移或故意让人们遗忘，国民党才是最腐败、最贪婪，并至今仍霸占庞大国家财产的贪腐集团！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只要国民党一天不退还当年侵吞的台湾人民血汗钱，它就不配自称民主政党，甚至没有道德资格参加任何民主选举。但可悲的是，台湾人用自己的双手把这样一个欺压、敲诈了台湾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专制政党，重新推上统治地位。 马英九重新主掌中国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通过大量快速变卖、贱卖、脱手国民党的不当党产，保住那些庞大的资金；用不对称的选举，保持国民党一直掌握权力。这样既可以保障国民党的党产不被清算，更可以用掌握的国家权力，来向对岸的共产党政权输诚，在「两岸一中」的故意模糊和欺骗下，把台湾出卖给红色中国。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每一步棋都走得很清楚、目标很明确。那麽它的对手党是否清楚呢？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9年10月19日“曹长青专栏” 2009-10-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台湾对川普的期望值不宜过高
何清涟 12月2日，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这一举动引发的大澜至今仍余波荡漾，证明了美国《时代周刊》将他列为2016年度人物时对他的考评抓住了本质，该杂志总编辑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就2016年度人物评选发表评论：“还有谁能破坏规则、无视常规，击败美国2个大党，能在‘百分之一’的机率下胜选？” 川蔡电话掀大浪：华府精英驯狂龙 对于这通电话，从美国白宫、国务院、智库直到媒体，均一致认为后果很严重，力图用告诫、批评甚至给其铺台阶的方式驯服川普这条桀骜不驯的狂野之龙。有的说他不懂一中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有的说他是无视规则的本性不改。美国在台协会（ 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则想息事宁人，他在写给VOA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可以用两种方式处理这件事。一种是容忍这件事，为了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从法律上讲，川普是一个普通公民，因此这并不算是一次两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可以认为这是慢慢走向美台官方关系的第一步，因此决定必须‘杀鸡儆猴’。”他显然是希望中国慎重考虑。 现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则公开对《金融时报》说：“不管这通电话是刻意还是无心，……川普此举将使中美关系走入长期的不信任与策略性竞争。” 当然也有人从中发现大意义。除了台湾朝野及一些评论者认为美国将可能放弃“一中政策“之外，一直在抵制川普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Marc A. Thiessen甚至惊喜地欢呼道：“川普与台湾通电话不是失误，而是一个杰作”（Trump’s Taiwan call brilliant, not a blunder）。 川普Fox电视采访惹事端 2016年12月11日，川普接受美国Fox电视台采访时说的话再度掀起大浪，北京与不少台湾人均表示严重不满。在节目中，这位当选总统为自己最近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一通电话做辩护，他说：“我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不过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 ，“ 美国要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只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中国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做出让步。” 这番话终于让北京抓到了把柄：你美国不是一直以坚持不以利益为取舍并在世界推广普世价值的软实力自豪么？一直被中美双方认定的“一中原则”竟然成了你要挟中国出让利益的筹码？在川蔡通话后一直隐忍未发、并将此事归咎于“台湾搞小动作”的北京终于忍不住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一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原因是，奥巴马政府不把台湾看作一个谈判筹码。台湾不是一个施力手段，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 台湾无关美国的核心利益 对于台湾来说，川蔡电话激起了无穷想象，有人认为美国将改变“一中政策”，对华强硬。但在Fox节目播放之后，侨居美国的台湾人纷纷发言并在纽约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主流意见是“乐见川普挑战‘一中政策’，但盼台湾勿成筹码。” 从目前已经隐然成形的川普内阁成员来看，基本上都是对华强硬派，一向友台的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 Bolton）则可望出任副国务卿一职。基于此，台湾有人认为可以趁机推动美国改变对华路线，废除“一中政策“，甚至还有人开始推想“台湾可以在美国支持下独立”，并就独立后是称“台湾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开始争论。 这些人的乐观是基于以下事实：川普竞选团队资深成员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在名为“Big John and Ray Show“的广播节目里说：“台湾是我们的盟友，因为它信仰自由，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国家。我们应该支持我们的盟友。如果中国不高兴，那就搞翻他们（screw’em）。”这位摩尔是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经济学家，曾帮助川普草拟减税方案。 我认为，川蔡通话，可以帮助蔡英文从民意低落的阴影中暂时走出来，但如果真以为今后台湾就可以摆脱一中政策桎梏，可能太乐观了。以下事实虽然听起来有点冷酷，但却是台湾必须面对的现实。这现实是：美国不能放弃台湾，主要是缘于当年让中国加入联合国时对台湾的承诺，即《对台湾关系法》。这部法规最关键的是第二条第二款：“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往深里解释，就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统一”之时，美国才会出兵保护台湾，但美国决不会主动出兵帮助台湾独立，而且也并不排斥台海两岸自愿“和平统一”。台湾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关系日渐密切，甚至连和平统一的最后一块铺路石《服贸协议》都差不多要被批准，美国一直未出面干预，就是基于这些原则。台湾人认为美国必须要保护民主的台湾，恰恰不是对台湾关系法的内容。 事实就是这么清晰简单：台海问题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更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保护台湾，只是履行条约义务。台湾人民可以就独立自由发声，但台湾政府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在两大强权中寻求自保之道。 川普对中美关系的基本方针 回到川普为自己勾画的中美关系蓝图上来。到大选日前不久，川普为自己的白宫蓝图描画了两条粗大的轮廓线：对内，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放弃意识形态之争。川普团队当中，对中国事务发言最多的是美国前中央情报总监、川普在竞选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小罗布特·詹姆斯·伍尔西（R. James Woolsey Jr.）。伍尔西曾不止一次表示，美中两国都是重要的商业国家，都知道该怎样“做生意”。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针对中国一党专制制度——这一被认为是中国国内、国际问题总根源的关键问题，伍尔西表态说，虽然美国在世界上推广自由这一政策是不可动摇的，但是，随着对中国复杂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理解不断加深，越来越明显的是，挑战中国现行体制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努力。美国可能不喜欢这个体制，但也不必有所作为。他表示，可以看到未来几年里美中两国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巨大交易，那就是美国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并承诺不以任何方式瓦解中国；作为交换，中国则承诺不挑战亚洲现状。 中美关系上，这个委员会有话事权 12月15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庆祝它的50岁“生日”，这个组织成立于1966年6月，12月本非其“生日“，选在川普挑战“一中原则”言论引起中美两国关系紧张之时庆祝“生日“，自有一番深意。与会的三百多人均是美国政界、外交界、智库精英，还有中国驻美大使等人。与会的发言者基本都对川普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表示不满。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会上警告，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合作，紧张会加剧，世界将分裂为拥中和拥美两派，并早晚会失控。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于川普Fox节目发言的次日表示，美国政府不把台湾视为一个筹码，改变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能增加美国影响中国决策的影响力。12月16日下午，他又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再次强调“一个中国的概念涉及了中国对一个国家完整性的核心价值。如果要抛弃这样的相互理解，你必须要先想好可能的后果，因为中国不会像对待其他议题那样来处理台湾问题，他们不会像南中国海问题一样来对待台湾问题。” 无论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表态，还是奥巴马的谈话，都清楚无误地表达了一点：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但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最好不要轻易触碰这一点。 最后回到川普在Fox新闻采访时说的那句话，“美国要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只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中国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做出让步。”这句话的全部意思是：“一中政策”是个筹码，川普政府宣布不承认它时，不是想帮助台湾独立，而是希望中国在别的方面用利益来交换美国的承认。基于川普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路线，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所代表的美国政界主流及外交圈的态度，当川普以后对台湾问题逐渐加深了解之后，会将台湾当作棋盘上的一着闲棋，而非用来将对方军的棋子。 无论对于台湾、还是中国大陆，或是美国，维持目前这种状态也许是最佳选择。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175期，2017年1月5日，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7/22635）
何清涟2025-11-06 06:31👍 0💬 0巴拿马文件撞了中国的墙
何清涟 巴拿马文件发布，多国政要或家族的离岸资产曝光，冰岛总理贡劳格松在本国民众强大的压力下辞职，英国首相卡梅伦因其父亲的离岸公司也被迫出来说明情况，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但在奉行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尽管卷入这桩丑闻的高层政要远多于他国，巴拿马文件却在中国撞了墙。 中国人卷入离岸公司有多深 巴拿马文件涉及多位中国顶级权贵家庭，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于4月6日专题发布了《巴拿马文件泄露中国顶级权贵离岸公司的线索》（Leaked Files Offer Many Clues To Offshore Dealings by Top Chinese），名单上列有九位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亲属：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圣泼；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淮；毛泽东的外孙女婿陈东升；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等。 丑闻涉及众多当事人，只有胡德华在消息公布几天之后，在接受香港《明报》等媒体采访时，承认其拥有离岸公司的事实并说明缘由，其余诸人均顽强地保持沉默，仿佛这件在国际社会传得沸沸扬扬的丑闻与自己无关。 巴拿马文件来源是巴拿巴的莫萨克·冯塞卡法律服务公司，该公司已经有40年历史，在全球开办事务所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上海、深圳、大连、青岛、宁波、济南和香港等8个城市均成为其延揽业务之地。通过该公司开设离岸公司的客户中，中国大陆人位居第一，位居第二者是香港人。香港自“九七回归”之后涌入大量中资公司，这些所谓香港人当中，应该有不少其实是大陆人。 2014年1月，ICIJ曾发布《中国离岸金融解密》，透露了大量中国高层亲属子弟及国企高管们的离岸金融账户。两相比较，发现两份高层亲属的名单高度重合。因为巴拿马文件的全部名单据说得等到5月初才可能完全公布，届时看看中国人还会获得什么“惊喜”。 巴拿马文件在中国撞了两道墙 尽管巴拿马文件在世界政坛上掀起波澜，在中国的遭遇与2014年相同，中国政府多年来投入巨大人力财力构筑的防火长城，关键时刻不负官方期望，巴拿马文件撞上了中国防火墙，只能在墙外逡巡，不得其缝而入。 巴拿马文件几乎占据了外媒的要闻版面，但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相关内容。用百度搜索，会显示“根据中国法律，相关内容不予显现”。4月5日，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社评，在这篇《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的文章中，指称“巴拿马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的阴谋，“从长远看，它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联盟顺势而为，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和关键组织的一种新手段。”凤凰、新浪等多家媒体立刻转载了这篇社评。也许是官方认为这篇文章不该提到“巴拿马文件”，几小时后，这篇帮闲文章被删除。不仅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讨论被封锁，官媒《人民日报》更是用整个版面一连刊发了五篇文章，主题扣准一点，即“把握社会舆情，加强新闻管控”，防止西方媒体比如“美国之音”的阴谋。 在对待巴拿马文件的态度上，中国与俄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屏蔽消息同时，指责泄密背后有“西方阴谋”。 除了撞上防火墙之外，巴拿马文件在中国还撞到了一堵利益保护的硬墙：即红色权贵家族的腐败不在中国政府肃贪反腐之列。2014年《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没能撞破这堵高墙，事隔两年，巴拿马报告在世界政坛引起波澜之时，仍然没能在这道利益保护硬墙上撞开一个洞。也许是为了转移视线，前军委副主席、上将郭伯雄的腐败案于这时宣布移送审查起诉，正好成为中国媒体的炒作噱头，让公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情绪宣泄口。 离岸公司：多数人的认知盲区 经过ICIJ的两度报告之后，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将离岸公司与洗钱犯罪划上等号，但这并非离岸公司的全部。 离岸公司在1958年由一位英国人创造，创设者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避税，后来慢慢变成国际社会非法组织洗钱的工具，名声不佳，但基本上没有国家将离岸公司当作非法经济实体，因为离岸公司对于国际投资界来说，无论是资本跨境转移还是从事各种私募、上市，实在有太多方便。即使是反洗钱犯罪法律最完备的美国，也没有将离岸公司划为非法经济实体。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迟来者，直到2006年9月，才由商务部、国资委、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承认离岸公司的合法性。这一被业内称为“10号文”的法规性文件，明文规定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离岸公司设计安排合同/协议控制模式（VIE结构，即可变利益实体），进行海外私募及红筹上市。从此，众多国有企业，如中国银行、中国电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石油、中海油等，以及所有的国际风险投资与私募并购基金，还包括众多民营企业如裕兴、亚信、新浪、网易、搜狐、盛大、百度、碧桂园、SOHO、阿里巴巴、巨人集团等，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在离岸法域设立离岸控股公司的方式而实现其巨大的成功和跨越。过去20余年当中，内地赴港上市的家族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50家之中，共有44家注册于开曼群岛。主要目的就是进行海外红筹方式私募，进而在美国、香港或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地上市。 但是，当局承认离岸公司设立合法，是看重离岸公司这块硬币的一面，即方便本国企业在海外圈钱；这块硬币的另一面，即本国企业可以通过离岸公司大规模转移资产，当时显然不是考虑的重点。2014年ICIJ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里面所列，除了红色权贵家族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大陆商人。2015年，李嘉诚重组旗下两家集团，并把重组后的企业注册地点从香港迁移至开曼群岛。无论是北京还是香港当局，都知道这是李家撤资的招数，却也无奈其何。 关于离岸公司，中国人在意什么 对待本国人士设立离岸公司的态度上，西方国家与中国并不相同。西方国家的着重点在于追查逃税问题，中国人的关注焦点在于那些政治高层的家属的财产来源是否合法，负责巴拿马文件中国部分的调查记者欧蕾珊在接受VOA采访时，也希望这份调查报告能够为中纪委反腐提供线索。 中国政府并不在意逃税，中国企业逃税非常普遍，最应该交税却成功偷漏税的超级富豪们其实大都是中共自家人。普通中国人也不在意国人是否逃税，因为中国政府是个掠夺型政权，完全不对纳税人负责，因此中国人多视逃税为天经地义之事，一些政治反对者甚至提出每个中国人有不纳税的义务。因此，中国权贵富人在外开设离岸公司的资料曝光，当局只在意遮蔽真相，普通人关注点在于权贵贪腐后的资产转移，资产高净值人士则庆幸自己向外转移资产而不在巴拿马文件榜单上。 如同《中国离岸金融解密》上详细列举的“财富寻宝图”未能成为中纪委的反腐线索一样，巴拿马文件也同样不会成为中纪委的反腐线索。中国政府只在意他们要抓捕的外逃贪官，即中国的政治失败者及其关联人士，比如令完成等。对于ICIJ发布的两份报告，中国当局更愿意看作是西方国家在“抹黑中国”。 种瓜得豆这类事情在中国屡屡发生。作为国际经济舞台的迟到者，中国当局允许离岸公司合法化，其目的本来是与国际接轨，希望为本国国企民企在海外圈钱提供便利。事到如今，离岸公司的圈钱功能退化，本国富人却利用其大量转移资产。如何让离岸公司这一功能无法发挥作用，才是中共政府要考虑的新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0期 2016年4月1日—4月1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2734）
何清涟2025-11-09 01:00👍 0💬 0中国应该调整救助贫困者的方式
中国经济刚从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中走出，但立刻就进入通货膨胀。据称，2004年1～8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4％，上涨消费品主要为粮食、肉禽蛋等主要副食品，且幅度较大。据国家统计局分析，小麦、玉米、稻谷三种粮食平均市场价格仅次于1995年的历史最高价位。 这种类型的物价上涨，在各阶层消费结构出现断裂的中国，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影响非常不相同。贫困人群与富裕群体无论在消费总量还是在消费结构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对于富裕者与中产阶级来说，影响不大，因为食物消费在他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不大，尤其是对消费模式早已进入享受型的富裕者来说，这种上涨等于是下了点毛毛雨而已。但对于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群来说，生活立刻雪上加霜。物价上涨，收入既定，用于粮食消费的支出立刻增加，这意味着贫困者在调整家庭支出结构时，必须立刻调整食物结构，减少肉禽蛋的消费。 按照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最近公布的调查资料，中国低收入户家庭中普遍存在收支倒挂的现象，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237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6%；每月人均消费性支出26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2%，入不敷出是其收支特点。这些低收入户家庭主要食品消费的质与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消费特点是：食品支出比重大，粮食是最基本的必须消费部分，占食品支出的11.7%，蔬菜以土豆、大白菜、酸菜、白豆腐等大路菜为主，肉禽蛋及牛奶和水产品类消费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食品消费支出额占总消费支出额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高达50.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9个百分点。这一调查还谈到，这些低收入户家庭常购买价低质次的商品。 看了这一数据，对于中国这一轮食品、副食品价格上涨给低收入者造成的伤害与压力就会了然于心。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一人群在中国数量庞大。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城市贫困人口2,000多万人，农村亦有3,000万贫困人口，此外还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帮助。除了这1亿1,000万贫困人口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对贫困人口定义标准过低，许多按中国标准的非贫困人口（如数量庞大未列入贫困人口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其实也非常困难。 中国政府承诺将通过抑制物价来解决这些贫困者的生活，实属徒劳无益之举。改革开放以来，控制物价这口号多半是口惠而实不至，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日渐消亡的今天，政府其实已经不能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上涨。但美国解决贫困者生活的方式却值得借鉴。中国国内出于宣传需要，关于美国穷人的生活状况介绍多不真实。事实上，在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双刃剑”（即公平与效率）方面，美国的方式虽然明显不同于欧洲诸国那种带来严重后果的高福利政策，但也可以归属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范畴，财政济贫就是美国防止贫富分化的社会经济政策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开支，包括对“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发放现金和食物券，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老残遗属保障体系。救助贫困者的第一优先是食，美国联邦政府给各地贫困者发放食物券，这些食物券用于购买面包、牛奶与肉蛋类。如果食物券的持有者想购买其它商品，也可再按其价值折换购买，一般商店都接受这种食物券。这样一来，不管通胀水平如何，美国的贫困者都不会陷入饥饿状态。 中国目前号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6.35万亿美元。虽然人均GDP与美国不具可比性，救助贫困者的水准当然也不可能与美国相比，但至少有些方式可以借鉴。比如这次食品价格上涨带给贫困人群极大的生活压力，各地政府可以考虑将补助贫困者的方式由单一的现金改为发放食物券与现金，无论通货膨胀幅度有多大，食物券的购买数量将保证贫困者的温饱，如此可使贫困者不至于陷于饥饿。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数量庞大的贫困人群将长期存在这一事实，这种政策调整完全应该尽快列入政府工作日程。 与控制物价这种难度相当大的方式相比，改变救助贫困人口的方式，既简单又易行，且使贫困者深受其惠。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11月4日，总6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令计划为何成为反腐的第三大目标？
何清涟 令计划的倒台，是习王用文火慢炖了两年多的结果。从揭露出来的腐败事实来看，这个家族毕竟只是附于“革命家族”骥尾，鼎盛时期也就五六年左右，腐败数额并不算“出类拔萃”，加上令计划十八大前仕途受挫，目前虽有“副国级”之尊，但也就占一闲职罢了。为什么还要被当作“大老虎”狠揍？ 对习近平接掌大位后的政治攻略做一全盘分析，拿掉令计划这一举措就很好理解。 \令计划罪在其曾掌控“隐性权力”\ 习近平的政治攻略战，是变集体领导的寡头政治为一人专断，所谓“小组政治”只是一个过渡手段。这些，我在为VOA写的数篇博文里都提到过。 近两年有关令计划命运的分析，几乎都将其子令谷那场“法拉利车祸”当作其命运转折点，认为因那场车祸，令计划不得不与周永康结盟，因而叛主并得罪今上。只有罗昌平的文章《令计划与秘书长的权力场》道出了令倒台的最深层原因。 罗昌平这篇文章，对中共政治中的秘书现象之剖析，话语不多，却很精当，值得一读。其中对秘书权力来源的分析，近年也有类似文章分析过，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即中共一号大秘，“隐性权力之大，可比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秘书处于行权者与受权者之间的关口，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作为一种隐性权力，“在半透明政体中拥有更大的运行空间。这实际是让潜规则代替法治，从而形成次级秩序”。 但罗文有些分析却是至今为止有关令计划的信息中的“独家”。为何令计划会成为“第一个涉嫌贪腐被查的中办主任”？罗昌平给出了线索，即令计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成了一个无形有影的秘书帮。“秘书的工作方式之一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不同权脉中的秘书可以并网运行，由此结成同盟甚至部落”，“比如，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在2010年初（经查证，是1月30日）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部长等出席。这是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亦是他们双双案发的引线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积落马，也是这一故事的延续，共同指向同一中枢——前任中办主任令计划。” \一场后劲无穷的“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 这次“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对刘志军的影响，已经有人约略写过，但不如罗昌平看得透。罗昌平的判断自有事实依据。2010年初是什么时候？正是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被确定为储君的习近平大位正受到严重挑战。地方诸侯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北京机枢之地有来自各政治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少人都等着这位储君“犯错误”。2008年京奥会虽然只出了一件鼓楼杀外国人案，大体上算是在公安部“六张网无间隙覆盖”下“平安无事”，但一场彰显国力的喜庆盛会被办成“军管状态”却颇遭诟病。按常规，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应该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完成下届最高领导人的必要过渡，但习近平在压力下不得不写信给胡锦涛，以“中央工作经验不足”为由，请求不予提拔，胡锦涛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及总理温家宝协商后，一致同意习近平这一请求。 其时，令计划这只“股票”行情看涨，许多人预测他将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任常委。令计划本身无地方任督抚一职经历，也无政治人脉，他建的“山西帮”毕竟只是个以地缘为纽带的非制度性帮派，因此，“山西帮”的财神丁书苗出资举办“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出面为令计划构筑政治班底。这类动作，对于当时处在权力争斗旋涡中心的几个主要人物来说，都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偏巧天不佑令狐家族，2012年3月18日，即薄熙来被撤职关押的第三天，令计划之子令谷出了那场给家族命运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车祸。以后的中南海棋局完全打乱，不仅传说中要入常的李源潮彻底出局，就连令计划也未能进入政治局。 \习王反腐共有三个战场\ 中国2014年的反腐特点可以概括为：规模大、规格高、重建个人专断的新权力格局（北京宣传为“顶层设计”）。但这并非习近平个人禀赋所决定的，而是中共极权体制的政治逻辑决定的。 从国际共运的历史来看，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共产极权统治只适合擅长集权的领导者掌管。如果被“选”的领导者能力平平，如胡锦涛，那么统治机器的顶层权力就会分散到这架“机器”各系统的次级领导者手中，比如军队（徐、郭）、情报、警察（曾庆红、周永康）、中央办公厅（令计划）等要害部门，结果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在运转着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并将自己掌管的系统建成一个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利益集团，形成“多龙治水”的寡头政治。这一格局发韧于江朱统治末期，成长壮大于胡锦涛统治的十年。一些具有政治眼光的“红二代”，正是看到了“红色江山”变成了军、情、秘书帮的天下，整个国家沦为平民出身的贪官污吏鲸吞的鱼肉（自家同门的蚕食则被他们视为可包容的），危机深伏，才公开批评胡锦涛无所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习近平的强力反腐有清晰的目标，每一步都以打击上述三个利益集团为主，间或也有针对其他利益集团的动作，比如今年2月间广州《时代周报》针对三峡集团背后“个别退休老领导”（李鹏）的报导，但这只是敲山震虎，让这些“红色家族”中大老虎老实一些，并未将他们列在近期要办的“反腐菜单”上。 \“反腐菜单”上还有谁？\ 回溯习王反腐，在舆论上都有迹可寻。如果说周永康及其背后支持者是利用英文媒体放风，将某个家族、某一系列家族群体信息的腐败揭示于世，习王则是利用国内媒体财新网等，以及香港某些媒体如《亚洲周刊》等放风。 在令政策与“山西帮”今年7月被清理之前，国内媒体其实有明确的政治信号。4月25日，中国社科院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接受记者专访，认为中国“目前个别秘书干政问题比较严重”，她列举的秘书干政现象当中：最严重的是“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这一文章被国内媒体广为转载，因为当时曾任周永康秘书的四大高官，如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中石油股份副总裁李华林和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均被查，因此，读者多未联想到“中共第一秘”令计划身上。 如果要对习近平2014年反腐做一评价，只能说，为了让制度赋予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名实归一，结束胡锦涛时期形成的“虚君”状态，习近平以反腐为手段、行集权之实，符合这个统治机器本身的逻辑。但因为中国的腐败源于制度，这种选择性反腐并不能解决腐败的根源。现在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可能成为“习泽东”，但却忽视了中共权力体制的内在逻辑只有以下两种，不是“多龙治水”的寡头独裁政治，就是权力集于最高领导一人之手的个人独裁。前者是多个利益集团共同瓜分民脂民膏，后者是某一利益集团独大。 我同意罗昌平的判断：“至于令计划的落马，因其绝对中枢地位，只能说是一场反腐的开始，而非结束”，近期海外媒体上关于令计划的报道还带出了另一位团派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反腐菜单上还有谁，各位看官静候消息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2月2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xi-and-linjihua-20141225/257386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总统和大法官的战争
在美国，总统是三军统帅，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美国最高法院，是解释被美国人视为“政治圣经”的宪法的最权威机构，所以，九个大法官是法律的守护神。 但最近美国总统和大法官之间发生了冲突，引起美国人对宪政的讨论∶总统和大法官，谁的权力更大？ 事情发生在奥巴马总统首次国会演讲时，竟公开批评了最高法院日前的一项裁决，当时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议员起立鼓掌，而最高法院的几位大法官，就坐在前排，场面相当尴尬。 法律专家说，这是没有先例的，奥巴马不懂规矩，应该道歉。目前在保守派阵营人气最旺的前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批评奥巴马“令最高法院尴尬，不尊重三权分立”；共和党议员痛斥奥巴马“无礼”；还有宪法学教授说，奥巴马“伏击”大法官，使其当众被“奚落”，极为不敬。 ●总统批法官惹争议 事情的起源是，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近日以五比四作出裁决，取消长期以来政府对企业资助竞选活动的限制。在上次总统大选时，一个名为“公民联盟”的非营利组织，要在电视上播放广告片《希拉莉》，批评这位现任国务卿（当时是参议员）。结果被地方法院判决该广告片违反了《竞选改革法》，该法案规定，企业或工会不得在总统初选前三十天、总统大选前六十天，使用自己的资金投入和选举相关的电视、广播广告。虽然“公民联盟”强调，影片所讲都是事实，不带党派立场，但最後还是被禁止在电视上播放。 该案打到最高法院，结果原裁决被推翻。大法官认为，美国有关竞选资金的旧法规抵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言论自由原则，政府不能管制政治言论，无权限制企业、工会或政治团体表达对政治候选人“意见”的花费额度。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华尔街日报》认为，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是“把钳制美国人嘴巴的胶带撕掉了”，将促使支持和反对政治候选人的团体大量增加，刺激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奥巴马政府试图控制企业的努力，以及全力推行的医疗保险计画等，都可能因此受挫。 最高法院裁决的重点，是保护言论自由，而奥巴马则批评这是为“利益集团用金钱介入政治开了绿灯”，并发誓将通过国会立法，抵销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效应。由此将开启一场总统和最高法院的“战争”。 ●制约总统的“九个老家伙” 历史真是惊人地重复，当年民主党籍总统罗斯福和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也是围绕对企业的限制等，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罗斯福跟现在的奥巴马一样，也是利用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占多数，就强力推行国家控制经济的“新政”，提出《联邦紧急救济法》、《农业调整法》、《国家复兴法》等，甚至把钢铁厂等也要收归国有，开了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的恶劣之头。 面对罗斯福要走被哈耶克称之“奴役之路”的计划经济，美国最高法院使用“司法审查权”，在很多企业控告政府案中，以政府干预、损害私人权益为由，判决罗斯福政府的《国家复兴法》等“违宪”；包括钢铁厂国有化，也被判违宪，不得实施。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说（三联译本240页），“美国最高法院无争议地推翻《国家复兴法》，使美国幸免於难，没有跌入因（罗斯福）推行一种极为不明智的措施而可能导致的灾难之中” 。 在最高法院创立的140多年中，所裁决废止的政府法令才60多种，而对罗斯福政府，仅在一年多中，就把有关“新政”的法案否决了十几种。另外下级的联邦法院也有1,600多项类似裁决，也是限制或否决干预自由经济的新政法案。 当年高票当选的罗斯福总统，也像今天的奥巴马一样，对最高法院等的裁决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宣布要跟大法官“战斗”。但大法官是终身制，总统无权罢免。於是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改组最高法院的“最高法院整顿案”，要把大法官由九人增至十五人。当时罗斯福发誓，决不能让美国人的命运控制在“九个老家伙手里”。 ●为破坏美国宪政开先河 最高法院增加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通过。当时罗斯福所属的民主党在参院有75席之多，占四分之三。罗斯福提名的新法官，当然是支持“新政”的左派，可以打破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结构。 虽然当时罗斯福的新政得到左翼知识份子的狂热支持，他也是高票胜选，被歌颂为是带领人民走出大萧条的“大救星”。但美国的有识之士，还是认知到，如果这样为了现实的经济政策就轻易改变当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制度，那对美国宪政民主将是一个严重破坏。当时罗斯福要增加大法官的议案，在“举国上下引起了惶惑、错愕、惊恐和反对”，最後连民主党主导的参院司法委员会也没敢通过，提出报告说，这“违反历史上的一切先例，破坏了宪法给予少数派的保障。”并精辟地指出∶“如果要求最高法院去迎合那些因政治上的缘故而引发的一时高涨的情绪，那麽最高法院最终必定会受制於一时的舆论压力，而这种舆论很可能会融入当时的暴民情绪，这样势必与冷静的、长远的考虑相违背。” 但是，在罗斯福如此大胆、嚣张的威胁下，最高法院退怯了，不敢再否决新政。不久，一些保守派大法官知趣地退休了，腾出了位置。罗斯福提名了力挺新政的大法官，其支持者在最高法院成为多数。由此罗斯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政，就畅通无阻了。美国倾向社会主义的退休保险制度、福利制度、最低工资等等，都是从罗斯福时代开始建立的。 ●重描罗斯福的败笔？ 美国从开国总统华盛顿开始，就有不成文的规矩和惯例，总统最多做两届。但到了罗斯福那里却被改变了。由於经济大萧条，然後又是二战，罗斯福利用这些机会，贪恋权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总统，居然当了四届，完全破坏了总统两届任期的惯例（罗斯福在第四任开始的第73天去世）。由於罗斯福总统任期太长，所以有机会前後提名了多达九名大法官，创了美国历史之最。由於大法官年老退休或去世，到1943年时，整个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全部都是罗斯福提名的，新法院被称为“罗斯福法院”，等於是民主党开的。 这种局面也使美国最高法院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长达半个世纪都被左翼自由派法官主导。後来国会为了防止罗斯福式的恋权，制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22条，把总统任期正式法律限制为两届。 罗斯福当年要改组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对抗之举，是他除了恋权任期四届之外，最被史家话诟之处，是他的政治败笔和污点。今天，奥巴马难道要重蹈这个覆辙？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2月 2010-02-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美国政府关门的中国反响
何清涟 美国政府关门不仅于美国是件大事，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讨论。几年来美国政府多次面临“财政悬崖”，中国官媒一直在期盼“倒也、倒也”，现在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各种冷嘲热讽一并奉上。但民间与市场化媒体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于官方预期，一些看法让满心欢喜的官媒颇感扫兴。 \“政府不会关门不是好事情！”\ 在美国政府关门的前几天，官媒在幸灾乐祸的心态中发表以下消息，同时不忘记强调政府于人类社会一日不可缺少： 人民网：“美国安局长：政府关门将给恐怖分子袭美可乘之机”；环球网的比较八卦：“美国政府关门影响总统生活。奥巴马买三明治当午餐，看来白宫内的厨师也都临时休假了”。 凤凰财经说出了中国政府最想说的话：“【美国政府关门后续：没钱出国谈判没钱制裁别国】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4日向记者表示，美国国家机关因缺少拨款无法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监督管理局，该局负责国际制裁问题，包括考虑制裁伊朗和叙利亚。”——这条微博的言下之意大概是：一向“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国政府终于关了门，看你还有心思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不？看你还有能力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不？东南亚的中国邻国，你们也别再指着美国这座靠山撑腰了。 但现在并非当年闭关锁国时代，中国的知识者也不是当年只能跟着《参考消息》起舞的“吴下阿蒙”了，不少言简意骇的微博，表示博主对美国政府关门这件事情“门儿清”： 有借此事讽刺中国政府的。老徐时评：“长假期间美国政府关门的新闻被广泛传颂，官媒更是像打了鸡血似的乐此不疲。美国政府老是关门不仅因为穷，而且用点钱处处被一个叫国会的枷锁锁着，整天跟孙子似的看人家脸子。中国政府永远不会关门，是因为它们不仅富得流油，而且想用多少钱都有一个叫人大的举手通过。所以我们走的是正路，他们是邪路。” 华夏联播：“【我们的政府能否关门】美国政府关门的原因是由于缺钱，我们的政府会缺钱吗？当然会，但我们的政府不会关门和缺不缺钱没有关系，而且，要让中国政府因为缺钱关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对政府严厉监督的体制。所以，美国政府关门了我们不要太得意，政府不会关门不是好事情！” 还有不少网友认为，美国政府关门没有影响美国人的生活，人们该干啥还干啥，不仅没有证明美国虚弱，反而展示出美国制度的实力与优越性，也展示了美国人民的素质。不少人都在问：“假如关门的是某国政府，会出现什么情况？”还有人调侃，希望中国政府也学习美国政府关几天门，让警察城管休息几天，试试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中国人从小就被反复灌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必要时中共的喉舌还会危言耸听地提醒国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大乱，陷入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万劫不复之境。如今居然有人说出“政府不会关门不是好事情”，其间种种影射联想，实非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的中国政府所能忍受。 \**清醒者借机给国人上民主课\ 中国政府自从确立“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这一“五不搞”原则之后，每逢美国、台湾大选，必以竞选经费耗费甚巨为由，指责民主政治浪费；每逢美国府院之争，则开始强调中国高层政治统一的好处，批评国会“扯皮”的无效率。这次借国会关门之机，不少对美国民主政治有所了解的人开始有针对性地赞扬民主制胜过专制之处： 1、分权制衡优于专制滥权。 丁咚在其文章“美国政府关门，社会为何没动荡”中写道：美国国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对联邦政府起制衡作用。正是由于国会掌握了立法权和预算审批权，才保证了经费得到合理支出，极少有滥权、腐败现象。美国国会在联邦预算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是种“必要的强有力的‘扯皮’，比‘花瓶’的毫无意义要好一万倍”，“凡是那些没有建立有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的国家，政府滥用权力、官员贪污腐败恶疾就必然深重，由此带来的行政成本增加、效率低下以及社会不公、道德败坏等诸多负面因素，与受到国会节制的政府时不时受到‘敲打’暂时影响行政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两者无论从危害程度还是具体数量上来说，都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后者对于前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丁咚还很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个国家没有城管甚至政府也关了门，却毫无乱象，不值得那些维持庞大而无所不在的政府，并依靠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维持社会稳定的国家反思和学习吗？” 2、政府花钱过限，就得关门 网易做了个专题：《美国政府“关门”：花钱过度就得关》。 这个专题借机将中国人一直认识不清的一个问题，即权利（Rights）优先还是权力（Power）优先梳理了一遍，当然都冠上“在美国”；梳理的方法也不是用传统政治学概念，即基于契约原理，民众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而是用消费者与产品提供者的关系，这种解释忽略了权力合法性来源（也许作者认为读者应该清楚这一点），但却让中国人能够读明白。比如：“在美国，政府不过是一种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产品’。每次大选，各总统候选人都提出不同的政纲，告诉选民自己领导的政府是一种什么‘产品’，让选民象消费者一样进行选择。总统当选后，他的政府作为一个‘产品’，其‘定价’也要买卖双方合意才行。政府作为‘产品’的制造者，估价出制造成本，据此向国会要预算”，“议员代表民众对‘产品’评估，花钱过多选民可以选择‘不买’”，这次关门的原因就是奥巴马政府年年超支，国会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权力，如此而已。 在中国，官方一直宣扬“政府不可批评”论，只要当局为某人扣上“诽谤政府罪”就可抓人；政府只要想花钱，就可随意印钞加税。对外宣称自己是“民意机构”的全国人大，借几个胆子也不敢否定政府部门的任何预算草案。网易专题的言下之意就是：政府的权力，包括花钱的权力，都应该受到约束，花钱过度就得关门。 在信息畅通的互联网时代，即使是不计工本投入巨资管制舆论思想的中国政府，也已没有可能垄断信息及信息的解释权。这次中国官媒盼了好几年的美国政府关门，本被视为借机炒作“专制优于民主”的大好时机，但上述言论出来之后，众多官媒也不得不降低炒作热度，以免引出更多不利于中共专制的联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0月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shutdown-20131007/176458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乔丹∶向人类篮球历史“灌篮”
题记∶经过七个月浴汗奋战，芝加哥公牛队终于第四次夺得NBA（美国职业篮球联盟）总冠军；乔丹第四次荣获NBA“最有价值的球员”称号；公牛队以季节赛72胜10负，决赛15胜3负，重写了NBA以及世界篮球的历史 6月16日晚上，在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21,000名观众屏息凝气，翘首等待。突然，全场熄灯，只有一束灯光照射每一个入场的公牛队球员。广播里每念一个名字，都溅起欢声雷动，不少观众眼含激动的泪水。当念到“现在入场的是来自北卡罗纳的乔丹┅┅”剩下的就什麽也听不到了，两万多人亢奋的欢呼声，吼叫声，像决堤的洪水，似乎要淹没整个芝加哥。 几百名记者举起了照相机，几十部录像镜头调准了焦距，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NBC在黄金时段现场直播，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通过卫星电视在转播┅┅因为这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队之一公牛队在比赛，因为这里是地球上最天才洋溢的球员迈可·乔丹（Michael Jordan）在打球。 空中飞人，把球打绝了 全世界的“篮球迷”们不知有多少次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著身穿23号红色球衣的乔丹，他时而剽悍得像猛虎下山，时而灵活得如野猫飞檐。面对对手的左拦右阻，他带球切入，连过数人，飞身”灌篮”。面对夹包和拦截，他远距离长射，三分球长啸破网。而最让球迷牵魂动魄的是，在对方近身防守时乔丹的后跃式直跳投篮，后跃近半米，而且一跃离开地面110公分，对方防守队员虽然同时跃起，但他却能停在空中，被人称为“赖在空中不下来”，当对方落地之后，他才把球投出，一射命中。 今年32岁，身高1米98，体重198磅的乔丹，手宽达30公分，抓篮球就像抓皮球。面对他那匀称的身材，灵敏的动作，以及身体和智慧判断在一瞬间出神入化的协调一致，令人感觉他似乎不像人类。 美国篮球历史上的明星贝勒善于在空中打，被称为“空悬贝勒”；另一巨星贾巴有沾球的手，被誉为“天钩贾巴”。而乔丹则是他们两者的结合。他创造了在600多场比赛中平均每场投进32分的篮坛记录；他在高手如林，强龙遍场的NBA中四次获得“最有价值的球员”称号；他两次拿过奥运会金牌；他领军的公牛队在今年季节赛中以72胜10负，决赛中15胜3负，重写了美国职业篮坛的历史，并使公牛队载六年中第四次登上NBA职业篮球赛总冠军的宝座，称雄篮坛。人们称他是“空中飞人”，因为他把篮球打成了艺术。球迷叫他“超人”，因为他把球打“绝” ”。 多少球迷在观看乔丹的精湛球艺时，激动得大喊大叫，如醉如迷，紧张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即使平时仅仅回忆一下这位伟大球员的辉煌经历，也会像看到有乔丹的比赛一样，激动不已，因为乔丹的历史，是交响著光荣与梦想的的历史；是撞击著挑战和征服的历史—— 不可思议的绝技 乔丹在北卡罗那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校队的明星，1984年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乔丹爆出大名，是他1991年领军“公牛”杀进NBA冠军决赛，与得过四次NBA总冠军、由“魔术约翰逊”统帅的洛杉矶湖人队一决雌雄。 第一场，湖人队赢了，但比分非常接近，如果乔丹最后一记长射进了，公牛就赢。第二场乔丹发威，出手18次，投进15次。在第四节上，乔丹打出最精彩一球∶当乔丹猛然冲向篮框，快要接近篮框时，展开的右手托球正要狠狠地灌篮时，湖人队的防守队员挡了上来，仍在空中，仍往篮框接近的乔丹急忙停下运球，犹豫了一秒钟后，迅速把球转到左手--做这一连串动作时，他一直还漂浮在空中，而且对手不断靠拢过来，然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伸展左手，勾射空心得分。摄影记者们明明看到了这个永生难忘的动作，但还是纷纷来到NBA在场内架设的荧幕前去看录像，他们怀疑自己看花了眼，急著证明那不是他们的幻觉。这个镜头成为乔丹表现篮球艺术的“经典之作”，后来在电视上被播过不下千次。比赛结果，公牛队以107赢湖人86。约翰逊在比赛结束后接受采访，不谈别的，只谈那一球——球在手上，腾空而起，在空中滑行了5公尺，然后换手打板得分。不可思议的绝技。 风靡了世界的名字 乔丹率领公牛连赢湖人四场，使公牛终于拿到了NBA职业篮球赛总冠军的奖杯。乔丹吻著奖杯失控地落了泪，整个芝加哥沸腾了，因为这是公牛队第一次夺得全国冠军。芝加哥是个多族裔、贫富悬殊的城市，人们由于肤色、种族和阶层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都见解各异，但有一件事大家完全一致，那就是以拥有公牛队自豪。公牛队在芝加哥公园举行了庆祝聚会，有100万人参加，每个人球员被请到台前接受万众欢呼致敬，场面欢天动地。 乔丹的球越打越神，他在三年内率领公牛一连拿了三次NBA总冠军，成为美国篮球历史上罕见的“三连冠”。他刚刚加盟公牛时，只有35个国家转播他们的比赛。他打“三连冠”时，全球有109个国家电视转播比赛实况，他的名字风靡了世界。 克林顿看球误事 在获得“三连冠”的旅途中，最艰苦也是最紧张精彩的是1993年与绰号“恶汉”巴克利统帅的凤凰城太阳队的对决。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在七局四胜中打平后，最后决定命运的一场，双方都卯足了劲，这一边牛性大发，那一边阳气迸射，在“西班牙斗牛士”的强劲音乐下，如同人牛肉搏。 当终场的笛声鸣响，双方打平。按照比赛规则，再延长五分钟。双方咬得更紧，比分始终拉不开两分。当时间用尽，简直像是奇迹，公牛太阳又是平手，又得延长五分钟。最后公牛赢得冠军。 这是一场最让球迷紧张的比赛。全球不知有多少人聚集在电视机前，忘情忘世，大叫过瘾。著名华裔女主播宗毓华，电影导演李派克，电影明星阿诺史瓦辛格和摇滚巨星迈可·杰克逊都坐在球馆的前排。连美国总统也因为看球赛误了正事。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准备提名新的大法官。那天晚上，女法官金斯波格被白宫通知在家中等电话，因总统当晚会做最后决定。她与丈夫从晚上八点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有等到电话，全家失望至极。那天晚上克林顿在白宫的厨房想拿点喝的时，看到电视上正播放这场球赛。克林顿想只看几分钟就走，但难解难分的精彩比赛使他一坐忘起，一气看了整个晚上，完全忘了给金大法官打电话这件事。第二天报纸舆论哗然，有人认为总统贪娱误事，玩忽职守。但也有人认为总统的行为显示他有普通人的情感和率真，这样的人做领袖才可信赖。 而在远离美国的大洋另一端的缅甸，民权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已被该国军政府软禁在家中四年，1994年第一次有美国议员比尔·理查森获准去探望她，她与理查森在短暂的会面交谈中，竟然谈了很多乔丹和他的篮球。 “梦想队”所向无敌 1992年奥运会，魔术约翰逊和乔丹率领美国“梦想队”出征。美国在1986年以前，虽然没有派出职业篮球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但很多国际大赛的冠军仍是被美国所得。这次派出以乔丹为主帅的职业篮球高手组成的“梦想队”，可谓梦想成真，所向无敌，痛宰各国球队。不仅场场大胜，夺得奥运金牌，而且平均每场赢43点8分。与“梦想队”最接近的比分是奥运亚军克罗西亚（Croatia）国家队，还差32分。篮球行家认为，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中任何一个队拉出去，都能打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队。 奥运会男篮亚军克罗西亚队的主力队员库科奇，是整个欧洲最好的球员，被称为“欧洲的乔丹”，但他几年前来美加盟“公牛队”，只能打“客串”，而非全场，由此可见美国篮球高手之多。以美国目前的篮坛实力，组织10个“梦幻队” 都绰绰有余。而乔丹，是龙盘虎踞的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中的“王中之王”。 王中之王退出篮坛 1993年10月，一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体坛∶“王中之王”宣布退出篮坛。乔丹解释说，一是因他深爱的父亲被人抢劫时杀害，他悲痛至极；二是“我已不需再证明什麽，因为我已做了在球场上能做的一切。”乔丹说，“我已到了峰顶，再无处可攀，剩下的只有坠落。”全球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报导乔丹退休的新闻和震撼∶世界各地的球迷扼腕痛惜，有的甚至悲伤至极，表示不再看篮球。连总统克林顿也对此事发表评论∶“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球艺了。在每一个小镇的庭院和铺好的城市小球场，那些玩著一对一球赛、并梦想著能成为乔丹的孩子们将怀念著他。” 球迷们的痛惜是有理由的，因为不要说成为“王中之王”，仅仅进入NBA就不知多麽艰难。全美每年高中产生的篮球选手有50万，能进入NBA的只有25人，不是百里挑一，而是二万里选一。 将来没人比他更棒 公牛队在“联合中心球馆”为乔丹举行了隆重的退休仪式，并在馆前立了一座有两千磅重、三米半高的乔丹空中飞姿的青铜雕像，上面刻著∶“曾有过的最好的球员，将来也没人比他更棒。” 公牛队离开了乔丹，如同电脑离开了chip，没有了灵魂，不再有创造力和奇迹。“公牛”需要头角，芝加哥需要活力，体育馆需要票房，广告商需要乔丹的著名微笑，Nike需要“空中飞人”脚登他们的运动鞋飞跃星空摘取月亮的镜头。一位芝加哥教士说∶“这个世界需要乔丹，很多青年人在教堂呼唤，他们需要偶像。” 像在等待下一个教皇 在离开篮坛17个月后，当传言乔丹要重返公牛队时，几百年轻人围在乔丹的芝加哥办公室外，祈祷它成为事实。在乔丹要做最后决定那个晚上，很多球迷为他守夜，恳求期待。《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那情景简直像是在等待下一个教皇。 去年3月18日，乔丹正式宣布重返篮坛，世界球迷欢呼，各大报头版报导。美国的报纸说，这种震撼和冲击如同是麦克阿瑟将军重返菲律宾，《飘》的作者再写续集。当时远隔太平洋的北京体育馆，解放军队正进行比赛，突然广播说比赛暂停，要有重大新闻发布。全场观众顿时屏息，以为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或者邓小平死了。但播音员用激动的声音说∶五分钟前，世界篮球巨星乔丹宣布重返篮坛！整个北京体育馆立刻沸腾了，观众一下子都站起来鼓掌欢呼，长达几分钟。“空中飞人”的绝技场面重现在中国观众的脑中，他们兴奋地议论著所知道的乔丹的一切。几乎没人还看得下去解放军队的比赛，“钢铁长城”被遗弃在球场。 英勇不减当年 但也有球迷替乔丹捏一把汗，耽心他近两年不打篮球，球技退化，英雄蒙羞。也有人质疑∶32岁的乔丹真能像以前克服地心引力一样，克服岁月的考验再创另一段篮球神话吗？ 乔丹复出打的第一场球是与印第安那队，在印第安那的球馆。当地球迷拥戴自己的球队，敌视公牛，但当乔丹入场时，全场24,247名观众一下子起立，为这个对手球员鼓掌欢呼了45秒。场内有来自德国、巴西等全球的450名记者，馆外还有没弄到票的几百记者。一张42美元的球票，黑市卖到600美元，最后竟炒到2000元。 初场比赛，乔丹的投球命中率虽然偏低，但仍威力逼人。随后在与纽约尼克队的比赛中，乔丹英勇不减当年，独自一人拿下55分，导致尼克败北。一般篮球赛，分数打到100已属高水准。而乔丹一人就囊括半数。从加盟公牛至今，乔丹一人独得50分以上的就有35场；超过60分的有5场；最高的一场他投进69分。 一人打球，万人获利 乔丹的复出，不仅完全改变了公牛在NBA中的实力格局，也给千万人带来经济利益。仅他复出打球的第一天，印有他球号的运动衣就卖掉18万件；“空中飞人”的录影带售出45万盒；还有数不清的乔丹纪念品成为抢手货。篮球收视率从三点二猛然升到五点五（每个百分点代表100万个家庭）。几家健康食品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立即升值，仅一个星期，麦片粥、Nike、通用面粉和麦当劳四家公司就因乔丹赚了21亿美元。获利最多的是Nike，1984年乔丹加盟这家公司前，它仅是个小企业。由于乔丹穿了他们制的鞋做广告，它迅速成为世界鞋业巨头，已卖出一亿双鞋，平均每分钟卖出200双。专家统计，各方面从乔丹复出总获利达600亿美元。乔丹的个人收入，包括广告费在内，年入五千万美元。 日本人把乔丹当作神 芝加哥再次成为世界球迷朝拜的“麦加”。该市观光局长吉姆·劳接受《今日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毫无疑问，迈可提升了芝加哥的地位。”日本的很多观光团以“迈可·乔丹之旅”为号召，到芝加哥玩五天，每人收费两千美元，包括看一场公牛的比赛。观光客平均每人在芝加哥买三百美元与乔丹有关的东西，有人花一千美元买一件乔丹签字的球衣。而乔丹在奥运会上穿过的一件球衣，卖到21,000美元。有人到乔丹雕像前拍结婚照，很多孩子往铜像底座扔铜板求好运。当地还设有“乔丹饭店”，如果电话定位，接话的是乔丹（录音）。游客们还可以在两层楼高的乔丹巨像下面打打篮球，合影留念。安排“乔丹之旅”的洛杉矶一家旅行社的总裁丸茂说∶“许多日本人把乔丹当做神。”但乔丹居住的芝加哥高地公园区的警察局长达柏说∶“迈可只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希望别人以平常心看待他。在去年万圣节那天，下著雨，他在屋外站了将近四个小时，把糖果分给孩子们。他丝毫不摆架子。在高地公园区，他只是市民之一。” 谦恭慈善，侠骨柔情 乔丹的谦恭和慈善，在鲍柏·格林的《空中飞人》（Hang Time）中有详细的报道。格林是《芝加哥纪事报》的专栏作家，他有天在专栏中写到一件虐待儿童的事∶9岁的男孩柯林斯的弟弟被他的母亲及她男友关在壁橱中活活饿死。他也遭熨斗烫和吊打，只是命大才活下来。事发后，其母和男友入狱，他被送到亲戚家抚养。专栏见报当天，公牛队副总裁给格林住处打去电话：“如果那个孩子要看球赛，我保证有票。” 当柯林斯惊喜地走进公牛馆时，乔丹主动来和他打招呼，该他一件公牛队球童穿的红衬衫，让他帮助热身队员捡球。赛后还跟他合影，乔丹太高，特意蹲下来，最后送他一个签字的小篮球。这件事对柯林斯一生意义重大，他把与乔丹的合影和小篮球放在床头，放在夜晚充满温情的梦中。 有些买不起票的穷人，为了让孩子看一眼乔丹，带著孩子在队员离场的球馆后门等候。有一个由父母推著坐在轮椅上的残障孩子，头弯垂著，双眼无法向前看。乔丹从后门出来快上车时才发现，马上回去和这个孩子说了几句话。孩子的父母赶紧拍照，但偏偏相机一时不灵了，乔丹耐心地在寒风中等待，一直等照相完成。小孩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一份爱，一份真诚 薇拉天生大脑麻痹，全身瘫痪，19年里做过24次手术，只能用下巴来按钮操纵她的轮椅。他父亲终于买到球票，带她到公牛球馆看球。薇拉挪动轮椅到公牛队的凳子边，因“情人节”就在那周，她拦住乔丹，送给了他一张“情人卡”。不久她接到乔丹的来信，里面是美好的祝愿和一叠球票。 乔丹还有另一个全身瘫痪的青年朋友史派克，每晚打球，乔丹都必须确定薇拉和史派克都已来了，并安排他俩的轮椅紧挨在公牛队员休息区的好位置。史派克死后，乔丹给他出了全部葬费。史派克的父亲说，“在我儿子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乔丹来了五、六次。带的礼物是鞋，明知孩子不能穿，却鼓励说，你一定能站起来。”“有一次乔丹在医院呆了两个多小时，从没看表，一直陪到我儿子必须打安眠药为止。” 每年两百万观众来信 乔丹可以挤时间去与残障孩子聊天，但健康的人想要接触他犹如登天。他的行政助理嘉瑰统计说，每年写给乔丹的信有200万。要求签名的信如山，即使乔丹每天签24小时，一辈子也签不完。还有无数的人要求捐助，乔丹经仔细挑选，每年给400个慈善项目捐款。而请他出席活动的邀请书如同轰炸，比美国在越战中投下的炸弹还多。从孩子的生日，到总统候选人的宴会，连抗议狗叫的集会也邀请他去讲话。至于世界各地寄来的礼物更是五花八门。嘉瑰说，她上任那年，就收到五双木鞋，寄自五个不同的球迷。 球场最能保有隐私 乔丹无法到公共场所，因为一出现，就有球迷包围，引起骚动。他的光头由他太太在家中剃；看牙医要休息日去；圣诞节买东西，与商店事先联系好，在关门后延长一段时间。到影院看电影，要等开演后悄悄溜进去，终场时要两排警察护驾才能脱身。自从高中以来，乔丹从没有自己上街散过步。在公牛球馆后门，一个少女为签名而卧在乔丹车前，宁愿被他的车从身上碾过。 因此乔丹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在接受格林采访时说∶“比赛的时候，球场反而成为最安静的地方，压力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轻，我不用耽心，没人会来干扰我，球场甚至已成为我最能保有隐私的地方。” “忍”与“爱”战胜野性与恐惧 乔丹的智慧还表现在他善待记者和队友。他从不在新闻发布会上穿运动员的背心，而总是西装领带，以示对记者的尊敬。他也关心队友的感觉，有时与队友一块在饭店，有人找他签名，他一定签完迅速转给其他队友说人家要咱们大家的签名。如不这样，十有八、九那人拿到他的签名就会离开。 谈到公牛队的另一主力队员斯考第．皮朋，他总是夸赞说，“这是斯考第的球队。”狂野的罗德曼也成为他的好友。他们三人的友谊，如同三角架，稳固地支撑起公牛的一次次胜利。公牛队主教练贾克森推崇佛教，著书论述“忍”的艺术。他认为球员在场上常有两种失态∶野性或恐惧。因此必须用“忍”和“爱”去战胜野性背后的浮躁急狂，驱逐恐惧后面的畏缩生怯，才能赢球。罗德曼虽然抱怨教练要他读的书“太哲学”，但觉获益匪浅。这个出名的时常因技术犯规而被罚出场的“坏小子”，虽然最近写出的《争取坏到顶》成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首，却也越来越能“忍”气吞声，顾全球队大局。而乔丹是无师自通，天生的忍者。他在600多场比赛中，只有两次被罚出场。他一生仅打过一次架，因那人叫他“黑鬼”。 公牛队的秘密武器 不知有多少教练和篮球专家在研究乔丹和他的球队，想击败公牛。但一位体育记者分析说，从录像带和统计数字上都找不到“公牛”的秘诀，因为他们的秘密武器是他们具有不可战胜的精神状态，那就是昂扬的自由精神。而乔丹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正是这种精神，使“公牛”在季节赛中一路拼杀，横扫各路诸侯。 据《纽约时报》最近公布的统计，乔丹得分为全美第一名，平均每场得分30点4分，被誉为“无法阻止的投球机器”，“得分王”；偷球为第三名；三分球为第11名；罚球命中率为第24名。NBA的所有队员中没有一个能在这样多的项目中占有这样的名次。只有乔丹，才技术如此灌顶。 制不住乔丹，什麽战术都没有 在进入决赛中，公牛队以四比一击败了纽约尼克队。尼克队连番用最好的球员哈泼斯和史塔克防守乔丹，但都不起作用。两位尼克球员赛后承认，根本没法看住乔丹。公牛队随后一鼓作气以四比零直落冠军呼声最高的有著“巨无霸”欧尼尔和“神射手”哈德威的奥兰多魔术队。魔术队前锋汤姆森在输球后说∶“以我的看法，乔丹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球员。”魔术队的教练也无可奈何地承认∶“面对乔丹这样的球技，我们还能有什麽办法。” 公牛的最后一役是与西雅图的超音队争夺冠军。超音是西部赛区的冠军，不仅有参加过“梦想队”的篮坛高手坎顿，还有“NBA本年度最佳防守队员”裴顿。由全美“最佳防守”来对付全美“最有攻击力”的乔丹，可谓针锋相对。但超音被公牛直落三局。在第三局的前半场，公牛领先26分，创造了冠军决赛的纪录。而乔丹一人在前半场就投进26分。赛后波音队教练卡尔无奈地说，“回去不用看带子了，没法制住乔丹，什麽战术都没用。” 在北京，乔丹与周恩来并列 在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公牛与超音进行的冠军决赛，被两万一千名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次次推向高潮，最后公牛队一雪在西雅图连丢两局之耻，以87分比75分击败超音，第四次获得NBA职业篮球赛的总冠军。 乔丹倒在休息室的地板上哭了，因为这一天正好是父亲节，他的父亲却无法和他一起分享再夺冠军的快乐了。据统计，对NBC现场转播的这场决赛，全美有近五千万人收看；全球有175个国家用40种语言卫星电视转播，有六亿个家庭观看。如果以每家四口计算，等于全球一半人口在注视乔丹抱著奖杯的场面，镀金的奖杯是凝聚的语言，证明著乔丹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运动员，是亿万人崇拜的偶像。 美联社曾对美国黑人青少年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他们最崇拜的人，除了他们的父母之外，其次是上帝和乔丹。据《纽约时报》杂志报道，去年在北京高中生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他们最尊崇的人物中，乔丹与周恩来并列。连公牛队的红色球衣也在北京成为时尚。同样的报道指出，去年底有二万九千件非法偷运的公牛运动衣被当局没收。北京人称公牛队为“红公牛”。 最好的球是下一个 面对乔丹复出后比以前更成熟精湛的球艺，NBA的发言人勃兰·麦克林提瑞说∶“没有人能取代他。当然这种超越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有的话，也许取代他的人正在幼儿园成长。”NBC的现场主播也禁不住动情地说：“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对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说，我们曾有过看乔丹比赛的幸运。” 多少体育记者报道他，采访他，拍他，录制他，但《芝加哥报》的米兰沙·艾撒卡说∶“怎麽卖力描写，都无法真正写出他万分之一的精彩。”因为乔丹两个字意味著创造力、想像力、惊叹和奇迹。 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门前乔丹雕像上的话看来完全错了，因为复出后的乔丹用精彩球艺，否定了昨天的乔丹是“曾有过的最好球员，将来也没人更棒。”没人再敢给乔丹立这样的雕像、题这样的绝话了，因为谁也无法预测下一季比赛乔丹还会有怎样的辉煌，正如足球王贝利曾说过的∶“最好的球是下一个。” 作者注∶文中使用的数字和“乔丹篮坛记录”制表资料引自《纽约时报》、《新闻周刊》、《今日美国》和《篮球文摘》。 乔丹篮坛记录 领军公牛获NBA职业篮球赛总冠军∶ 4次（1991，92，93，96） 奥运会金牌∶ 2枚（1984，1992） 今年NBA决赛平均每场得分∶ 30点6分 垂直弹跳高度∶ 48英寸 NBA年度最佳防守队员奖∶ 1次（1988） 一场得分高于50分∶ 35场 一场得分高于60分∶ 5场 获得“得分王”称号∶ 8次 在季节赛中一场得分最高为∶ 69分（1990年与克利夫兰，还有18个篮板，6个助攻） 半场中得分最多为∶ 35分（1992年与波特兰队决赛） 获NBA最有价值的球员称号∶ 4次（1991，92，93，96） 因为技术犯规被罚出场∶ 2次（1988，1992） 鞋尺寸∶ 14号 出生年月∶ 1963年2月17日 1992—1993的年薪（美元）∶ 400万（现在要价年薪1500万） 估计每年拍广告获利（美元）∶ 4千万至5千万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6年8月4日 1996-08-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撕裂的刘晓波（上）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欢呼，也有争议。由于相当一部分争议涉及原则理念和人格尊严，所以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的评论涉及以下十二个问题∶ 一、对共产专制的认识 二、对知识份子角色的认知 三、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四、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五、关于《最后的陈述》 六、关于“悔过书” 七、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八、关于《零八宪章》 九、关于回国 十、关于“个人主义” 十一、关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湾 十二、关于人格统一性 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镁光灯闪完了，那阵关于诺贝尔奖的发烧也降温了，但中国人自己对刘晓波问题的讨论大概不会结束。为什麽中国人自己？因为我无法想像外国人能弄明白刘晓波到底是怎麽回事。这阵子不时想起杀妻后自杀的中国诗人顾城那句话∶“老外哪儿懂咱中国人呵。”我甚至感觉，如果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独白》）翻成外文了，也不会有几个外国人真看得懂。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来越感叹，中国人的确是颇有自己的“特色”，我从未在西方的“人物们”中见识过类似刘晓波的例子。 刘晓波被捕后，我写过两篇文章对他的观点和行为提出异议（“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却没想发表关于他的更深一层的思考。现在刘晓波虽仍在坐牢，但他不仅有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保护伞，成了“贵族囚犯”，也成了中国民运的代表和象徵性人物，所以对刘晓波的讨论，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我曾相当地欣赏过刘晓波，欣赏的是带著个人主义气息和独立思考精神冲进文坛的那匹黑马。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今天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却不仅找不到当年那个令我欣赏和期待的刘晓波，甚至怀疑当年的对他的认知了。 坦率地说，在偌大的中国，任何一个其他人扮演了刘晓波的角色，我都可以理解。但刘晓波今天成了“温和派、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成了一个群体的“头儿”，一个团伙的“首领”，更写出《最后的陈述》那种文字，我除了目瞪口呆，没有更准确的词形容。这不是夸张，而是有著相当清晰的背景和原因。 和刘晓波最早的一面之交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念书，跑到北京去看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回哈尔滨途中，因想跟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交流在北京的见闻，所以在长春停留，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兴奋地描述了西单民主墙、民刊的兴起，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辩护等等。当时刘晓波在场。几年前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忆往时，谈起当年听我描述民主墙时的兴奋，但那时我对他没什麽特别的印象。 一、对共产专制的认识 我对刘晓波的欣赏，始于1986年读到他那篇“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评论界对新时期文学、伤痕文学的一片歌颂之声中，在“文学批评”整个成为“文学吹捧”的现状下，刘晓波尖刻、毫不留情地一顿痛批，不仅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该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学缺乏荒诞感，中国作家“生活在荒诞中却没有荒诞意识”。该文在其他报刊发不出来，但在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之后，引起轰动，一匹黑马登上文坛。 当时他不仅在文学思考上独树一帜，而且从他的“在地狱入口处”、“人类之梦”、《选择的批判》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专制的认识也超过我当时了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对人生也在尝试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虽然今天看来他的许多想法只是当年那个特定时空下的产物，但那种要挣脱群体思维框架的努力，颇令人欣赏。 记得大约是在1987年夏天，刘晓波带著（他当时的）妻子陶力到深圳看病，我和几个他在深圳的吉大同学接待。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伙人在一家东北馆子聚会，痛駡一顿共产党之后，晓波用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报导毛泽东死亡的调子，宣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死亡”，并带头给共产党唱哀乐。那顿饭，因那一顿哀乐而非常开心。当时的刘晓波（起码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完全站在了跟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对立面。那年夏天，我们也曾一起去拜访刚刚被开除了党籍的方励之，虽然那时的刘晓波已经不买被共产党赶出来的人的账了，哪怕他们是批评现体制的；也就是说，刘晓波当时的想法已经是体制外了，尽管可能并不太清晰。 后来在香港《开放》杂志（当时叫《解放》）上读到了他的“混世魔王毛泽东”，对他的彻底否定毛、否定专制制度十分认同和欣赏，认为他是中国知识份子中鲜见的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 尽管当时我已感觉到他身上有些“匪气”（或说痞气），但在那个被禁锢了几十年之后刚刚开始松动的年代，对叛逆的欣赏，远超过了对匪气的那一丝不舒服感，甚至认为他是故意那麽“整”的。许多年之后才意识到，那种匪气，不仅是他的一个外在表现，也是他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以后对他的了解是在美国了。1988年我来到美国，他去了挪威，后也转到美国。89年4月天安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我在洛杉矶，晓波从纽约打电话约我过去，说要开一个“刘宾雁现象研讨会”，主要目的是批判以刘宾雁为代表的“第二种忠诚”和那些寄望党内改革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他提出了知识份子要在精神上“跟党断奶”。他当时还谈到希望我跟他一起编辑《中国之春》（回头来看，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那本争得打破头的杂志，哪轮到连“中国民联”成员都不是的我们去办）。 我飞到纽约，和刘晓波一起住在《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家的客厅里，一直到他回国参加八九民运。这期间，由于爆发了学运，大家整天关注、讨论的是北京的发展，所以关于“第二种忠诚”的讨论会就没开成。 胡耀邦去世后，国内知识界对胡一片赞美，好像他就是改革的救星，民主的代表。为此刘晓波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耀邦逝世现象省思”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胡耀邦那种臣民对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赖，那种感激“皇恩浩荡”的卑贱；他尤其抨击了知识界在热捧胡耀邦这种开明皇帝的同时，却冷淡仍在监狱中的魏京生；他更明确提出，我们到底是要魏京生，还是要胡耀邦？毫无疑问，他高度肯定了魏京生所代表的民间正面抗争的价值。我对他那篇文章记忆深刻，因为当时一起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也在《中国之春》发表了一篇类似观点的文章。 正因为刘晓波曾有这样的基点，而且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个提出知识份子要跟党“断奶”这种说法的。而且早在“混世魔王毛泽东”里他就写道∶“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成了递状子请求“修宪”(等于是需要和党妈妈合作中国才能改变)的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对这种变化，我怎麽能不看得一个楞、一个楞的。 更荒唐的是，六四之后，在《独白》里，居然是刘晓波批评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以至他曾要批判的“第二种忠诚”的刘宾雁都愤怒地撰文斥责刘晓波“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麽始终一贯的东西吗？” 支持党内改革派，在中国从来都大有人在，我不否认他们的作用。但那不是刘晓波的角色。许多人认同《零八宪章》的调子，我当然也能理解；唯有刘晓波，让我不可思议。在中国文人那个圈子里，鲜少有人像刘晓波那麽早就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知。如此“回旋”（二声、四声，东北话，大倒退），我实在无解。对共产专制本质的认识，只有到位不到位，却不可能认清了之后，又糊涂到背过气儿去。这不可能像对看不见的上帝，可以今天相信有，明天确信无。 事实上，如果刘晓波今天个人署名的文章也统统换成《零八宪章》的调子了，我也可以明白发生了什麽事。但他直到08年入狱前，个人署名的文章，仍是否定党内改革的路子的。而且在《零八宪章》签署者中，你找不到第二个，二十多年来一路写那些迎面痛击共产专制的文章。但他主导的《零八宪章》却被公认是“温和、妥协、合作”的代表作，“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余杰语）《零八宪章》或许对某些人有意义，但那是别人探讨的事情。 我只谈刘晓波，因为他不一样。他也不像有些人，对这些角色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都是“要民主”就是了。刘晓波二十多年前就很清楚了，知识份子面对专制应该扮演什麽角色；他对中国文人习惯依靠皇权改革的思路是相当蔑视、痛斥的。而且，他入狱前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是否定体制内改革的；就这本书接受BBC采访时，他还明确表示，“过去无论是国内精英也好还是国外媒体也好，都非常关注中共政权，就是关注它出台什麽样的改革措施。但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事实上，中国的所有这些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是在大陆的民间社会。” 刚说完这话，他就去谏言中共“出台”新政策了。这刘晓波到底是怎麽回事了呢？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的？需要哪个出哪个？一方面撰文讲话否认体制内，一方面又想得到所谓党内改革派和开明知识份子的认可，成为那个圈子里的一个“人物”，所以不能“激进”，要“温和、妥协、讲究策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刘晓波”∶一个站在专制对立面的、痛斥独裁的刘晓波；一个热衷于一次次给皇权上书、欲做谋士、谏士的刘晓波。“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考察政治改革。”（程映虹语）我经常不得不相信，刘晓波在说哪边的话的时候，都是非常真诚的。 如果刘晓波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后，思想有变化，开始相信要依靠体制内改革，也不是不可理解。但他06年的时候又重发了“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等于坚持和重申他二十年前的观点∶中国“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 在中国（或任何独裁国家的）民主运动中，当然都会有体制内改革派，我在此无意评论他们的道理或对错，只是想说，刘晓波成为他们的一员，更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实在是滑稽透顶的事。如果他真相信体制内，那他就是扇自己文章的耳光；如果他真相信民间，那这种“上谏”又是为哪般？为“弄出点动静”而作秀？还是指望在最小程度失去的情况下，获得名利的最大公约数？ 从胡耀邦死到今天，体制外、体制内改革一直都是两派，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当然不同。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他们思维的统一性。比如戴晴。她二十年前就认为学潮打断了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步伐，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今天推崇刘晓波有其一脉相承的思路（她当年应该是对“激进的”刘晓波不齿的）。但刘晓波不同，他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中，不仅否定了知识界对胡耀邦式人物的过高评价，更完全不把中国的民主进程寄望于党内改革派。 但几年后，他在《独白》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又持和戴晴同样的观点了∶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如果这个和他89年在纽约发表的文章完全相悖的观点，是他在八九之后的思想改变，他要借《独白》忏悔的话，那最起码，他应该首先痛悔、痛斥自己去参加这场让中国“倒退”的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主角之一。但《独白》的诸多自我批判中，并没有这一项。 其他人推动中共体制内改革、政治协商等等，我同样不认同，但可以理解。在八九民运中，戴晴、王军涛等人是努力在学生和中共高层人士之间做说客，希望调节缓和，这和他们历来寄望体制内改革的观点有统一性。你看所有那些仍然对党内改革抱有希望的人们，哪一个写过刘晓波那种把共产党骂到狗血喷头、连祖坟都掘了的文章？哪有一个像他那样讴歌那些对专制持“绝对反抗姿态”的英雄们的？ 回头来看，刘晓波的撕裂，其实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他可以几个月前在香港和美国发表要推翻独裁的文章，几个月后在北京，说“打倒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口号，他没有敌人。如此迅速的思想变化，到底是怎麽回事？难道不是人格撕裂吗？以刘晓波文章中对共产专制的痛恨，他应该是对有人敢在北京喊出“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敬佩和欣赏的。 二、对知识份子角色的认知 如果刘晓波真的是思想发生了变化，那他后来就不会继续写那一大堆对共产专制批判性丝毫不亚于88年在香港、89年初在美国发表的那种言论。但二十多年后，刘晓波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种自相矛盾的原点。事实上，这二十多年来，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现了这种自我的矛盾性。这令我无法不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持续一种行为，就塑造一种品行。（Men acquire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constantly acting in a particular way.） 今天，刘晓波在个人署名的文章里清清楚楚共产党无可救药的本质，却在组织“集体活动”时承认那个党的“可塑性”，这不合逻辑！如果喊民间抗争的也是你，去跪下求党的也是你，这不就像唱木偶布袋戏，左手举个小人，右手举个小人，俩人闹著玩吧。思想和人格统一的知识份子不可能同时扮演各种矛盾的角色。 别人签那种“给共产党留足够余地”的名，组织这类集体活动，我不会多评论。但刘晓波另当别论！余杰撰文说刘晓波是把政论家和人权活动家两个角色融合得最好的人。“能够与老中青三代知识份子和各类活动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密切的联系的，除了刘晓波之外，偌大的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来。”这话真是道破刘晓波的天机。 孰不知，这是两个完全不可同时都扮演好的角色。优秀的政论家绝不可在理念上妥协、打折扣；他靠鲜明的观点，凝聚理念的人心；而成gong的活动家（类似政治家）则需要有所妥协，圆滑，他靠摆平各类人际关系，得到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把这两个角色放到一个人身上，必定是哪个都演不好。刘晓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政论家，刘晓波那些在理念上妥协、自我矛盾、甚至黑白颠倒的言论，已经在异议人士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弹。作为活动家，他和所谓“激进”的维权人士之间，以及独立笔会内部等，有一大堆摆不平、处理不好的人际和金钱关系。 一个曾有个体意识，推崇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一个曾经“厌恶中国文化界拉帮结伙的群体意识，采取只看作品不见人的方式”的刘晓波，现在抢著要成为一个团伙的头儿（它可以是有形的“独立笔会”之类，也可以是无形的“牵头人”之类），还拉帮结伙，形成利益小团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连基本的方寸都守不住。对此，我无法不刮目相看。他自相矛盾的言行冲突太典型了。 我相信刘晓波反抗极权的理念追求是清晰的。但上述那些思想分裂、人格不统一的原因又是什麽呢？除了寻求获得个人名声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找不到第二种解释。但追求个人名利并不是我要非议之处，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把个人名声和利益的追求，摆在高于理念追求、高于原则方寸的位置上的话，走余秋雨、王蒙等人的路，岂不更舒服太多了？刘晓波有足够的智商在那条路上走得有模有样，何苦去踏这条艰难的异议分子之路？ 刘晓波还多次批评知识份子“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事实上，只动口不动手根本不是软骨症，知识份子的责任本来就是用无形的思想战胜有形的刀枪。作为思想者，并不是一定要赤膊上阵拼刺刀才是英雄（一打就趴下就更别提了），而是在自己的观点被敌意包围的时候，仍能够坚持住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理念。 你是吹号角的，你的责任就要把号角吹得清晰、响亮，吹出振奋的士气，吹出必胜的信念。而号手扔了号角去冲锋陷阵，一枪就被打死，那根本不是英雄（有种你别倒下）。而坚守号角的职责，哪怕只剩自己一个人，仍继续吹响昂扬的冲锋号，仍对最后的胜利坚信不移！这，才是我要脱帽致敬的英雄。 如果号手一看对方阵势强大，吓得手发软，腿发抖、气发虚，把冲锋号吹走了调，吹成了哀乐，那就完全可能——甚至是注定——把一场必胜的战役打得一败涂地。那，才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三、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自甘地以来宗教家们和西方左派热衷的口号。左派们对邪恶从来都认识不清，于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最“高级”的旗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而面对独裁政权的，喊这种口号，纯属唱毫无积极意义的高调。为什麽？因为在专制国家，从来都不存在人民对暴政实行暴力的问题；这麽喊，除了削弱人民反抗独裁的凝聚力，什麽作用都没有。埃及人民没有喊这种口号，而且抗议运动一开始就把执政党总部烧了。他们喊的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 我不知道刘晓波从什麽时候开始“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景”了。他当然也可以喊这些口号，但起码应该有个思想上的统一性。 例如，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宗教领袖都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们也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哈维尔不反战，也没听他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在人格上，他们都有统一性。在经济理念上，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教家们都左倾，满脑子均贫富思想。达赖喇嘛至今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没有任何效果，但他的观点是统一的。 刘晓波则不同。在支持西方右翼、推崇资本主义、抨击西方左派、支持伊拉克战争上，刘晓波和我观点完全一致，简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不仅自己撰文热烈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也非常认同我的多篇支持伊战的文章。过去这些年我们很少联系，在鲜有的几次通话中，他都是说我的什麽什麽文章写得好；尤其是那次关于伊战，他说把我的“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给刘霞念了一遍。我当时挺感动（这年头哪还有人朗读文章呵），更为有晓波这样思想上的共鸣者而高兴。 今天我在想，如果诺奖委员会（包括那个发奖时落泪的主席），知道刘晓波支持西方右派观点，推崇资本主义，尤其是支持他们痛恨的、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甚至对我那篇“极右”的“反动”文章推崇到给自己的妻子朗诵一遍的程度，那麽即使刘晓波被判无期徒刑，他们也绝不会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 但如果刘晓波在西方左右派问题上持真正的右派理念，如果他人格统一的话，他就绝不会去跟著西方左派空喊“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占据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确的、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行不通的乌托邦口号，更不会矫情做作到喊“我没有敌人”！也没少骂西方左派虚伪的刘晓波，居然说起连宗教家都说不出口的话，真不知道他是怎麽心理平衡的。 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这是用不负责任、无的放矢的指控，歪曲中国的现实。今天，在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呼唤的人中，无论是知识份子还是老百姓，没有任何人说将来民主了，要把今天在中南海的人全部送上断头台。刘晓波自己制造出一个“仇恨和暴力”，然后抢占道德高地、一副“高级”姿态地来批判。 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中，谁暴力来着？杨佳是个案，他那种个人复仇的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毫无关系！他什麽时候参加过民主运动来着？这种恶性杀人事件，哪里都有。只是因为他杀的是在中国被百姓痛恨的警察，让很多人叫好，把他当成英雄。这也不奇怪，它说明中国缺英雄缺到了什麽程度。但杨佳拿把刀，能杀进中南海吗？ 我在前面已讲过，今天中国人民压根不存在对共产政权实施暴力的问题——没有武器、更没有足够的意愿，就因为被专制思维毒化了（刘晓波本人不都被毒化到认为可以期待独裁者改邪归正了吗）。连极力维护刘晓波所谓“非暴力”的人也撰文说，在中国没有人主张使用暴力。刘晓波本人也写道∶ “法轮gong和地下基督教对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的代表。” 既然如此，那到底谁在搞暴力？如果压根没有暴力，那为什麽刘晓波们要制造一个假的靶子来打呢？为什麽要把一些人树成暴力革命派而攻击呢？也就是说，在没有理由、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刘晓波唱起了“非暴力”这个西方左派的高调。他真的是骨子里这样认为吗？他曾撰文，完全认同美国人民用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之举。刘晓波是推崇人权的普世价值的，那麽从理论上来讲，中共六十年的统治远比当年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残酷千百倍，人民当然有权利使用暴力推翻它！ 中国的主要异议分子们，一面寄希望党内改革，谏言修宪，一面痛斥莫须有的民间暴力，高喊“非暴力”，这就等于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从思想上把民间的更激烈抗争和任何潜在的高层军事政变都消灭在萌芽中，让可能有所作为的军官们都认为，所有的暴力都是错的，要把全部希望寄于这个党的正常运作上。那结果就是“共产党万岁！” 刘晓波还多次撰文批判“以暴易暴”。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主潮流大环境的前提下，在中国，无论是民众上街如埃及一样推翻独裁政权，还是发生高层军事政变，再走向独裁的可能性都小到几乎没有，如果有，会比袁世凯恢复的帝制还短暂。所以，刘晓波的“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说轻了，是用批判一个假设，来显得自己高级；说重了，它可以起到弱化中国人对专制的痛恨、对共产党独裁的愤怒的作用。没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对专制深恶痛绝，对独裁咬牙切齿，中国的民主就只能遥遥无期。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问题刘晓波的自我矛盾，使我无法不认为，他既不是“理论”上不懂，也不是“理念”上发生了变化，而是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权宜（益）之计。其实就这个问题，刘晓波在19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考虑的不是一种民主理论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种安全的考虑。这样一种安全的、非暴力的东西就值得研究┅┅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所以说，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是这样。” 那时，刘晓波是诚实的。但口号喊久了，就相信了，而且更需要把它理想化，神圣化。那样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喊。 四、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在六四屠杀前几天，政府要镇压的气氛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各个组织激烈讨论的是“撤不撤离广场”。六月二日刘晓波等四人忽然发起72小时绝食，把已经基本冷却下来的广场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场露天摇滚音乐会。我当时在美国，当然没有资格谈支持或反对，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压境之际，高调绝食的目的是什麽？要绝食的话，为什麽只有四个人？尤其是读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们没有敌人”的宣言，感觉里面除了错误，就是一种很不真实的做作。 六二宣言说∶“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天哪，跟共产独裁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之间在谈事儿吗？共产党什麽时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许你发表异议的见解了？还妄谈什麽跟你“讨论、协商、表决”国家大事？几个月前还对专制清清楚楚的刘晓波，怎麽忽然对独裁者自作多情起来了？这变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说∶（中共政权是）“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那麽，跟这样的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内部的争斗吗？有“讨论、协商、表决”的可能吗？看来人群的欢呼，真可以把人冲昏了头。 六二宣言还宣称∶“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嗬，真潇洒、真有胸怀呵——在自己的权利面对刺刀的情况下，要享受给屠夫“权利”的奢侈；阶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给监狱长自由的“宽宏大量”；奴隶在认真地表达对奴隶主的“仁慈”；在自己饥肠滚滚、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开始梦想作为亿万富翁如何享受撒钱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觉和瞬间的思考迅速被随之到来的屠杀横扫得荡然无存。悲愤取代了一切，以后也没再去想他们绝食的事儿。 93年看了《独白》，我则不仅吃惊，简直是愤怒了。六二绝食，刘晓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超人”梦、英雄梦。所以，这绝食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都是gong利考虑后的选择。不能要人多，否则光荣就被分享了。至于广场上人命关天的可能后果，他压根就连想都没想过！ 记得当时读到那一段，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刘晓波对六四的发生是有一定责任的。其实并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位读了此书的朋友，看了这段差点气昏，说刘晓波简直为“名”发疯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当局悔过就‘毁’他自己而已，他对六四屠杀的责任才更严重。” 其实，刘晓波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认识，他在《独白》中表示“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此后多年，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回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书籍。结论是，那次绝食把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随后屠杀开始；没法证明刘晓波四人的绝食是导火索之一，但也没法否认。对这个问题，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一书中也是明确指出∶他当时不同意刘的绝食，因为“再来一次绝食，使广场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态非理性化发展。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留给我们一个难于断定是非的疑案∶刘晓波等人的绝食与‘六四血案’之间关系。”“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六四血案’的制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发生的诸多因素，刘晓波等人的绝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页） 中共官方对六二绝食的定调，是否等于是给包遵信的质疑背书呢？中共认为刘晓波等人的绝食导致“动乱升级”；虽然他自己高喊“没有敌人”，但中共认定他是“组织暴乱”，如不强行对天安门清场，后果将不堪收拾。 所以，后来每当读到赞美刘晓波等人跟戒严部队谈判，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广场，“避免了大流血”的“立gong”壮举时，我都无法不产生一种荒诞感。刘晓波的确扮演了各种“壮举”的角色。虽然至今（或许永远）我们都无法把“绝食”和“血案”的关系弄清楚，但刘晓波发起绝食的原因和目的，实令人脊背透凉。后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要追究刘晓波等人那无法确定的六四血案责任问题，而是想说，今天我为什麽不能原谅他的“没有敌人”论。刘晓波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种很强的六四情结，而且说这个诺贝尔奖也是给六四亡灵的（其实这也是矫情。亡灵是专制的受害者，牺牲品；而诺贝尔奖是奖给与专制斗争的英雄）。当然我相信他心里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问题是∶一方面愤怒谴责屠杀，谈到六四亡灵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调宣称“没有敌人”。他想过没有，那些亡灵会认同杀死他们的政权不是敌人这种说法吗？ 晓波不必跟我狡辩，说他是没有“个体”的敌人。用“个体”模糊“政权”是侮辱别人的智商。如果说在六四屠杀前刘晓波的“我们没有敌人”还可能真有一丝对政府的幻想，那麽六四屠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搬出当年的论调，还表示跟屠杀前一样“没有敌人”，难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挂在嘴上的亡灵吗？难道不是把亡灵们再杀一遍吗？！ 五、关于《最后的陈述》 如果一个声称反纳粹的人，给纳粹政府的“法官”们写信说∶我没有敌人，你们都不是我的敌人，你们也对我很礼遇，你们的人权有进步，你们的监狱也很人性化。然后再理直气壮地把这信公布于世，更甚至拿到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去宣读。天哪，我无法想像犹太人的反应。 《陈述》有几个层次的错误∶首先，给专制政权的御用法官写这种表达善意的恭维信已经是第一步的错误，这其实比悔过书性质更严重，因为是谄媚政权了。无论那几个法官怎样对待刘晓波，他都不可以写这种信，因为法官坐在法庭上，他代表的绝不是个人，而是那个政权——那个对刘晓波因言治罪的政权。这就如同∶无论胡锦涛对哪个小老百姓多麽“亲切”，也绝不应该由异议人士出来赞美，因为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他代表的是那个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至今仍对十三亿中国人专制的独裁政权。 连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都没面对国民党说，更没有美言国民党。一个头脑清晰的知识份子应该清楚，即使中共真有局部进步的地方，也用不著异议人士来肯定，因为那不是专制的主体，更不是本质；和以前用子弹枪毙人相比，现在用注射了——《最后陈述》就在歌颂这种性质的“进步”。面对谁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定位问题。这个定位错了，内容不可能正确。这也和讨论、争论问题一样，如果前提（premises）错了，后面不必讨论了。 哈维尔的已逝夫人奥尔嘉（Olga）几十年前就懂得了，跟他们（共产政权的人）连狗的名字都不能告诉。这里讲的是一个原则、一个角色的位置∶跟专制政权必须是敌对的（站在对立面的），你的角色是抗争的，而不是合作——她把回答自家的狗的名字都视为合作！而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级异议分子，却主动给法官写信，表达“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甚至说“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更进而歌颂其“创建和谐社会”、监狱的“人性化管理”等等。这已经是太超过“被动合作”范围了，这难道不是清清楚楚的谄媚吗？ 我想起美国个人主义的旗帜安.兰德（Ayn Rand）的一句话∶在现实需要面前，你可以有所妥协、做你不情愿做的事情，但却不可以因为自己没有条件在行为上坚守，就在言论上赞同和宣扬与你的理念相违的东西（大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即使再次黯然地写“悔过书”，也比公开高调地表达共产政权“进步”要强。 第二个层次的错误比第一个更严重。是软弱，就承认软弱，人们基于对暴政残酷的了解，给予谅解，也就得了。但是，如果把这种下跪，变成“更高大”则是可恨了。那是更加不可原谅的！ 刘晓波敢于把这种下跪的《陈述》让妻子公布于众说明，其一，他不懂得什麽是真正的异议人士的原则和道德底线，不知道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头号异议分子身上，实令人唏嘘）。否则，那麽看重名誉的刘晓波，仅仅由于顾忌那些强烈的反弹，也不会把这麽“掉价”的东西公布于众。其二，他要用“没有敌人、以爱化解恨”这种宣称，把明明是没有骨头的“缺陷”，变成比你们所有人都“更挺拔”的脊梁骨；把一块凹下去的坑洼，掩饰成一座高山；把下跪的举动，演绎成昂首挺胸。你怎麽办吧？那些严重缺乏爱的中国人感动呵，哭呵。中国人的事儿，乱了套了就对了（就像这个句子）。 出于软弱，刘晓波要写《多余的话》，这次也不该“再”搬出“我没有敌人”的荒谬。事实上，我认为他二十年前的《六二宣言》就是矫情、“整景儿”（东北话∶作秀），因为那和仅仅一个多月前在纽约的刘晓波是两个人，其中必有一假，要麽他就是一个bipolar（两极人格的人）。 刘晓波在《独白》提到，他曾对（前）妻表示∶“我与这个野蛮的专制制度不共戴天”。都“不共戴天”了，还不是敌人？还没有敌人？难道专制制度不是人在维护、是气捏的？说实话，刘晓波的软弱，在相当程度上我能理解，但这“没有敌人”的矫情实在激怒我。这种作秀，只能起到弱化民众对专制政权和独裁者的痛恨、混淆是非、模糊抗争目标的作用。这种不实实在在说话、唱虚伪高调的结果，是有助于延长专制；这和刘晓波自己所期待的正相反，是刘晓波对自己的追求的背叛。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刘晓波说他当年在秦城监狱的悔过是“真诚地说谎”，那麽这次《最后的陈述》则同样是真诚地说谎。真诚地说谎，非常准确的描述！软弱、不那麽高大、不那麽英雄，只是令人遗憾。但真诚地说谎，然后把谎言变成真实，变得理直气壮，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它起一个双重的毒化作用∶在有助于共产党宣传的同时，严重扭曲个人身心。 第三个层次的错误是，把这个明显是下跪、而且已经引起众怒的《陈述》居然拿到诺贝尔的领奖台，就不仅是对那些不满刘晓波在《陈述》中美化中共的人们的公然挑衅，更是对刘晓波自己的严重羞辱——无论那不懂邪恶、更没体验过暴政的西方小丫头把“没有敌人”朗诵得多麽美妙动听，那些倍受摧残的高智晟胡佳们，每一天都在见证著“中共监狱人性化”的谎言。如果刘晓波真感觉六四亡灵的重压，那麽今天他能承受得起力虹等政治犯以及法轮gong学员们的尸体之重吗？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痛批了刘晓波“中共人权进步”的观点，但其实，真正扇这个《最后陈述》一记响亮耳光的，是中共自己对刘的重判，是《零八宪章》出台后直到今天中共政府的“精彩”表演。没有什麽比这一幕更能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进步”、中共对狱犯是多麽“人性化”了（甚至在春节期间，刘晓波都没见到妻子亲人吧？）。而面对中共这种表现，一些人在痛斥中共劣行的同时，歌颂刘晓波的《最后陈述》，真不知道他们的逻辑在哪里？ 刘晓波同样，他不久前才写过“共产极权为野蛮之最”，今天只不过是“从一种赤裸裸的暴力镇压走到了一种伪善的统治。”这与《陈述》对中共的肯定，构成一种滑稽。另外，把给中共监狱长看的告饶书和给妻子的情书放在一起是多麽不伦不类——那是多麽不同的（根本就是敌对的）两个谈话对象呵！而且，情书里没有对刘霞在他被捕后是怎样生活的具体关心，也看不见朴实的亲情，只有华丽的诗情和豪言壮语。抱歉晓波，你让我想起雷锋日记。 我先前一直有些纳闷，作为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又是作家的刘晓波，他怎麽居然没有写一个像样的领奖词？诺奖领奖词一直都非常受关注，它会被全球媒体报导，成为刘晓波得到阅读量最大的作品，这样一个表达思想的黄金机会，怎麽可以让它浪费掉？但后来仔细想想，有那样的《陈述》在前面，刘晓波难道还能再正气凛然地痛斥中共政权、中国人权的恶劣？还能站在道德和人格高地高谈阔论一番“人的尊严”？恐怕连列一个正在受难的中国政治犯名单都会忐忑不安吧？ 如果实在整不出新东西，让家人、朋友翻翻旧作，凑一篇讲稿也比这《陈述》更拿得出手吧？把《陈述》送上去，岂不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典型吗？要麽就是┅┅台湾一位室内装修设计家曾跟我谈起装修的艺术，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项是，把房间内一个有碍观感却无法除掉的缺陷，反过来装饰成一个别致的、提高品味的艺术┅┅《陈述》经过裁剪那些“不当”的部分，然后就成了诺奖领奖台上的“我没有敌人”的“高级、大爱”宣言，如此“艺术”令诺奖主席落泪，实妙不堪言。 我的“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发表后，一位也认识刘晓波的朋友对我说，“长青你当什麽真呵，人家晓波是‘玩无敌’，就一个玩法。你可好，一本正经地跟一个玩法辩论上了，你的幽默感哪里去了？这种玩法叫做∶理论上——认识上去，人格上——掉得下去，操作上——玩得到位。所以彻底玩赢——诺贝尔和平奖！” 我没有开玩笑的心境。这奖也不是刘晓波要来的，中共硬要给，谁都当之无kui。只是，刘晓波到底是在真诚地撒谎？还是真诚地相信了自己所说的一切？不管怎样，其结果大概都会让他想起89年回国时的动力∶“这个英雄梦所付代价并不大。” 六、关于“悔过书” 我没读过任何人对中国知识份子软弱的痛斥超过刘晓波；我也没读过任何人向共产党悔过的“深刻”超过刘晓波。但他第一次在秦城监狱的悔过，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谅解。几年前曾有人拿这件事指责刘晓波，我还特地为他辩护，说人家后来已经忏悔，并用行动洗刷那个污点，就不应再批评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同意余杰所说，“在异议知识份子群体当中，晓波是对人的罪性，人的局限性和缺陷性认识最为深刻的人之一。”他的《独白》揭示了许多外人难以想像的东西。事实上，今天无论是批评刘晓波的，还是为他辩护的，没有读过《独白》就没太有资格。或许，18年前的《独白》已经解释了今天的《陈述》；也或许，正因为有《独白》，才使《陈述》加倍地令人不可思议。 他已经跪过一次，而且为了那次下跪痛悔不已，写了一本书“忏悔”，用二十年的时间洗刷；这次竟然轻而易举地重蹈覆辙，而且毫无感觉，尤其是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一致声援、甚至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况下。难怪网上有人认为，谁都没刘晓波骂知识份子软骨头骂得响，但谁都没他跪得那麽痛快；刘晓波名气最大，得到的待遇最好，可他最掉价，最出卖自己。的确，刘晓波怎麽了？为什麽会发生这种自我人格谋杀的事情？ 八九民运之后，我很早就听说刘晓波因写悔过书而被释放。但想到人在中共手里那份艰难，尤其是听说他受过各种威胁，更感觉那时的软弱是可以理解的。93年晓波来美国那次，我妻子曾当面问他，当年媒体报导说刘晓波被拉出去假枪毙，是真的假的？刘晓波回答，根本没那回事儿，当时感觉也就判个三、五年。事后妻子对我说，他感觉只判三、五年就写悔过书了？太不够英雄了。我当时没说什麽，知道女性对“英雄”的要求更高，更理想化。后来在《独白》中看到刘晓波的悔过理由，才真被震得一个愣一个愣的。他的悔过，不是在坐监最严酷的时候，而是在清楚地知道氛围开始宽松的情况下；他的悔过，绝不仅仅是因为软弱，而是有那麽一堆清晰明确的、理直气壮的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把男主角杀掉放高利贷老太婆的理由写得清晰合理，晓波也快有那本事了，他没去写推理小说，实为一大才华浪费。也像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把“有上帝”和“没上帝”两边都讲出充分理由一样，刘晓波对“悔过”和“忏悔悔过”都有著相当超人的思考（如果不用“精明算计”这个词的话）。只是，陀氏是被“有无上帝”而折磨，但刘晓波的挣扎，几乎全部集中在“是否对自己的形象有损害”这个极为现实、世俗的思考上，甚至不存在“对和错”等价值取向的选择问题，那些“合情合理的”悔过理由早已把“对错”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压没影了。 尽管《独白》里刘晓波的“精于算计却价值模糊”足以令我吃惊，但我仍然相信，他对曾写“悔过书”实在是痛心疾首，《独白》忏悔的部分，还是有相当的真诚的。但这次《最后的陈述》改变了我的上述认知；它使我相信，《独白》不是一个忏悔，而是一个算计的结果。往轻了说，也是算计远大过真诚。他不是反省，而只是想挽回人心，真的是想以另一种姿态，“再一鸣惊人” (见郑义∶这算什麽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因为，如果他真的对那次痛悔莫及，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最后陈述》。《陈述》没有认罪，但那般美化、讨好中共，不仅是变相告饶，而且其负面效果超过悔过书。因为《悔过书》是“坏”，一目了然；但同样下跪性质的《陈述》却被认为是“好”——这不都“好”到令无数人感动，“好”到诺贝尔领奖台上去了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传播了中共人权进步的信息呢？ 最近胡平晒到网上的刘晓波93年给他的信，更强化了我对《独白》的重新认知。那封信通篇是价值颠倒、逻辑混乱、却故作高深的一派胡言。当然，在刘晓波对哲学和西方体制等的了解都尚在皮毛状态的近二十年前，整出一篇胡言乱语的私人信可以谅解，但该信不仅明显为他在秦城监狱的悔过而辩护（推翻他刚刚写完的、为悔过而忏悔的《独白》），更“上升”到“哲学”高度诡辩。那种菲利斯坦（Philistine）的东西，不知胡平为什麽要刻意拿出来给刘晓波丢丑，亦或他以为那是美？ 忏悔是一个洗涤灵魂的机会，而“玩”忏悔，则是一个毒化（而不是升华）的过程——一个和忏悔的性质正相反的东西。也正因为他没通过忏悔而理清是非、原则和价值，所以才会有今天《陈述》的那麽轻而易举的荒唐。 七、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但事实上，当年的悔过书也不是刘晓波最严重的问题，尽管它曾成为中共教育大学生的一个武器。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直到今天一直坚持其正确性，才是更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问题。为什麽？ 刘晓波、周舵等人至今都不曾为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杀人”这件事道歉和忏悔，因为他们清楚，这是远比写悔过书要严重得多的问题，这是在中共向全国人民撒弥天大谎之际，给他们助重要的一臂之力。更恶劣的是，不是中共逼迫他们做的，而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周舵出的主意，刘晓波认可、同意去做这个证（网上可查到他俩接受记者采访谈这件事的视频）。 中共完全不是要追求真实，而是要借他们的口给谎言背书。这个道理，谁不懂，我都绝不相信刘晓波不懂。他当然懂，并在《独白》写得很明确∶“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去做这个证。 侯德健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开始也拒绝去作证。但后来官方拿出了他们四个人在六四屠杀第二天（六月五号）发表的一个谴责中共大屠杀的《呼吁书》，侯德健担心政府因此严惩刘晓波等人，所以同意了接受采访，希望当局不再追究呼吁书。刘晓波看到侯德健的证词后，立刻又给自己找到了诸如写悔过书时一样的一堆“合理”的理由，其中一个最理直气壮的就是“讲出目击事实”以抵消“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他还说那些从天安门逃到海外的人“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难道刘晓波认为国人对六四屠杀的义愤过头了吗？难道说“天安门广场没杀人”才不是误导吗？ 他说的谎言，是指“血流成河”的说法，后来在《独白》中也写道，“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第33页） 但问题是，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在六月五日发表的《呼吁书》中说∶“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如果“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是“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的话，按这个逻辑，那“血染整个北京城”也是足够大的一个谎言了吧？总不能别人夸大就是撒谎，自己夸大就是尊重事实吧？刘晓波的“血染整个北京城”又比柴玲的“血流成河”程度低在哪里？ 而且，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刘晓波们“亲眼看见”大屠杀了吗？看见“血染整个北京城”了吗？没有。如果这个“没有亲眼看见”的“大屠杀”是真的，那为什麽一定要在那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强调他们在天安门“没有亲眼看见”屠杀呢？ 毫无疑问，刘晓波后来对别人“夸大事实”的痛批，只是为自己去中共电视台作证背书而已。他不可能真正痛恨“夸大”，不仅因为他自己也“夸大”过，而是因为他很清楚人们当时的震怒、悲愤、弄不清整体的实况、拿不到准确死亡数字状态下的情绪。 那麽到底谁在撒谎？是那些因中国政府封锁新闻而拿不到准确杀人数字的人们（包括说“血染整个北京城”的刘晓波本人）在撒谎？还是那些由于震惊、巨大悲愤而泣不成声、语无伦次的人在故意夸大事实？还是屠杀的确发生了，屠夫们要刻意抹杀真实？哪边更是本质的真实？ 在清楚地知道事情是一个什麽性质的情况下，用所谓局部真实来帮助一个大谎，迎合了一个本质上的欺骗。更何况那个所谓局部的“真实”也是不真实的！且不说其他人的见证，仅刘晓波本人在《独白》(第234页) 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看见许多人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受了伤，最重的腹部中了两颗子弹。”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的证词是∶“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他可能的确没看见子弹飞驰的一刹那，但那些躺在担架上的受伤者不是被枪打的吗？那伤势最重的、腹部中的两颗子弹是谁打的？难道刘晓波不认为那是军人打的吗？另外，他怎麽确定那“许多”躺在担架上的伤者、那个“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后来没死？ 在接下来的一页（第235页）中，刘晓波写道∶“┅┅四人一排，向广场的东南角走。刚走出二十多米，前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这场枪战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是居民楼的人和北京公安局门前的戒严部队相互对射，能清楚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谁能证明，这阵激烈的枪战之后，没有死人？ 一字一句地追究起来，刘晓波的证词仍“没错”∶前面那些伤患和那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不知是被谁打的，反正我没看见子弹飞过来；后面军队也没向学生开枪，是向居民楼，我也还是没亲眼看见死人。如果这麽个“真实”法，所有那些没有亲眼看见屠杀而谴责屠杀的人就都是撒谎者，而刘晓波等四人属于最早的撒大谎者。 《独白》说，“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这更是“把一个重大污点装饰成美丽的亮点”的做法。房子装修这麽做是艺术，而对自己的品行这麽做则是恶劣，它比因软弱求饶去中央电视台作证本身更恶劣！因为这是把一件清清楚楚的“于心有kui”的劣迹，描绘成“理直气壮”的美丽。把帮助中共圆谎，变成了他们才是“维护真实”，而别人都是在撒谎了。这种本末倒置实在是到了气人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在读到他的《最后陈述》，看到他描述“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监狱人性化管理”等等“真实”时，我简直是愤怒了∶这手法你已经玩过了，怎麽又来玩了！这和当年说“广场没死人”如出一辙∶我说的是我看见的真实。 我再重复一遍∶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没杀人”和今天的“中共人权进步”、“共产党人性化监狱”是一模一样的性质！他再一次用所谓“局部真实”来修饰和美化了“整体和本质的真实”，再一次把下跪告饶这个缺陷，变成一个“我说实话、我没有敌人、我追求爱和宽容”的更高大、更美丽。晓波，我服了你了——你怎麽可以认为大家都这麽弱智？ 刘晓波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说“全国的各个层次中的人都不按规则出牌”，我认为这个《最后的陈述》就是太不按牌理出牌了。 我不否认，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为结束中共专制所做的努力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我不拿他跟别人比，我对他是用他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树立起的思想去看他的作为。就因为他写过很多优秀的文章——那些文章告诉我，他应该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头脑清楚的。所以，当他一再弄出一堆浆糊，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你的不能忍受是加倍的。这就如同写出《论言论自由》的胡平，却拒绝在他主持的杂志上发表批评他本人观点的文章一样，他给人带来的荒谬感是加倍的。 我一点都不怀疑刘晓波对专制深恶痛绝，他绝不真心愿意做任何有利于中共继续统治的事情；他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中国的追求，是百分之百的真诚的。正因为如此，刘晓波无论在良心上、在维护自身形象上，都接受不了自己帮助中共政府圆大屠杀的谎、为中共人权涂脂抹粉这种事情，于是就自我合理化、正义化这些行为。他硬是这麽想了，这麽自我安慰了，大概后来也就真的这麽信了。 这就像很多撒谎的人，他并不一直是知错故犯地撒谎（那种事，很少人的良心能承受住），而是在相当一个范畴内，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或者说，真的是忘记了自己在撒谎。我认为刘晓波在写“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的时候，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他自己在“维护真实”，而且为这种“正义”而理直气壮。 他这两档子事儿，如果用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熟悉的红色小说《红岩》来做比喻，就像是∶刘晓波用自己的文章和投入的民运活动，把自己塑造成了江姐、许云峰的英雄形象，但被捕之后，做出了甫志高之举。如果事后他出来真诚地认错——我就是软弱了，害怕了，所以去迎合了共产党的说法，对不起，我错了——别人也就都会住嘴。但是，如果你把甫志高之举，演绎成比江姐许云峰还更高大的壮举，那就必须得说道说道了。这种价值颠倒如果容忍的话，那就什麽是非都别谈了。 事实上，正因为刘晓波从未承认去中央电视台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是错误的，人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批评，等于默认了他对该行为的“自我正义化”，所以才会有今天他这明显下跪却毫无感觉、甚至自我高大的《最后陈述》。（未完，请继续阅读第二部分“下”） 2011-0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中国全面加税，只因力防财政风险
何清涟 10月3日，中国官方正式公布范冰冰涉阴阳合同案情，称其偷税漏税超2.55亿元，连罚带补，共需缴纳8.8亿元方能免除牢狱之灾。对中国经济有点现实感的人都明白，今年政府正在想方设法罗掘税收，除了借范冰冰逃税一案向富裕者云集的影视界喊话之外，其他各种税收也在增加。 为何在美国减税效应波及全球之时，中国政府还要逆势而上，增加税收？其中自然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美国减税，中国逆势加税 美国政府去年推出《就业与减税法案》之后，极大减轻了美国企业和劳动者税负，美国高低收入者都从该法案中得到减税福利，形成经济与进口的双增速、美股利好以及资金回流的局面，强有力地促进就业增长。今年的美国经济形势所证明，这个法案行之有效。 继美国推出减税方案后，日本和英国相继跟进的趋势，日本政府行动很快，早在年初就确定了2018年度法人税减税方案。只有中国宣称“不能简单跟随”。 中国政府的新政策证明，中国不仅不简单跟随减税，反而全面加税，以下是中国政府近日公布的财政收入成绩单： 2018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8%，较去年同期低0.1；全国财政收入达10.43万亿元，与2017年上半年财政收入9.43万亿元相比，同比增长10.6%。创历史新高。其中与国民个人钱袋有关的增长较多： 国内增值税33600亿元，同比增长16.6%。 国内消费税6869亿元，同比增长17.4%。 个人所得税8127亿元，同比增长20.3%。 企业税增加12%。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共计46亿元。 社保税改由税务局征收，并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社保税新政。所谓新政带来两大变化，一是让企业无法瞒报员工人数，逃避交社保税。按照中国社保第三方机构51社保在8月末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数据，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基数不合规占比达 73%，即7成以上企业存在不按实际工资缴纳社保的问题。新政实施后，这一漏洞必将被税务系统的“火眼金睛”识别，逃交可能大大减少。二是企业税负增加。新政前，企业社保赋税比例为31%，全球第13/189；新政实施后，企业社保税负比例为44%，社保税负全球排名为2/189，一个低福利国家的社保税负远超许多高福利国家，算是创造了世界税收奇迹。更严重的是，企业可能不敢多雇人 ，导致失业增加。 这种逆势加税的节奏，犹如杀鸡取蛋。 中国政府杀鸡取蛋为哪般？ 中国政府并非不知加税的坏处，它坚持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避免财政危机，保持国家的强管制能力。 中美两国在世界上只有一点境遇接近，即都在鼎盛时期，就被一大帮预测者预言其必然衰败。但对两国衰败程度与时限的预测却很不相同，美国则被反复预言其大国地位将被中国赶超取代，给出的时限从2025年到2050年，包括这段时间的中间几个时点2030之类；而中国的崩溃，几乎成了中国崛起的伴奏曲，从2001年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中国即将崩溃》到现在，仅在美国就出现三轮，这还不包括今年《外交事务》的新预测。 因为“崩溃论”持续不断提醒，中国政府的危机感特别强烈。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只有一家小公司预测到这一危机的存在，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事前预防；而中国对任何危机几乎都采取超强防御。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研究者，我需要经常面对“中国何时崩溃”这种疑问。因此，在对中外曾陷入崩溃的王朝或国家做了研究后，认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要崩溃，需要四种危机叠加： 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习近平从2012年接管政权以来，就致力于敉平内部矛盾，通过长达数年的努力，已基本控制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 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人民拥有自组织能力——中国有部分政治反对人士确实表现了极强烈的推翻政权愿望，但这部分人在中国人中占多大比例，是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且除了海外网站上的革命语言之外，他们没表现出任何自组织能力。 三、财政危机——一般人无法分辨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的区别。这里简要说明：1、经济危机并不一定导致政权垮台，津巴布韦与委内瑞拉就是例证。2、经济危机离财政危机还有不短距离，中国现在确实具备发生经济危机的各种要素，但不等于即刻面临财政危机。衡量财政危机的主要标志是：中国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军队警察等维稳工具。 四、外部力量的压迫——不少政治反对人士称中美贸易战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显然是投射了太多自己的想象。贸易战从来就非关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利益，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之间不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贸易战。简言之，贸易战之所以不是战争，乃因其并非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是剪羊毛为目标。川普曾经说过：“我们不要竞相颠覆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国家的政权”，目前，他放出的狠话就是“最多不与中国做生意”。9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对华政策的演讲，中国政治反对人士对此做了过分解读，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全面开战，他们完全忽视了彭斯在演讲中说的原则是：“在这项战略中，我们寻求公平、对等以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关系。”“尊重主权”的意思就是不会军事干预。考虑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定于8日访问中国，彭斯的讲话更象是一种心理攻势。 “崩溃论”养成中共政权的危机意识 持续不断的崩溃论没有让崩溃变成中国的现实，却养成了中共政权的危机意识与危机应对能力。中共领导层始终相信暴力镇压是维持政权的最后手段，维持国家机器的镇压能力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近几年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重心演变足证他们对危机因素相当敏感：2016年8月，中国提出开展“外汇储备保卫战”，实行货币维稳；2017年初，“防止金融危机”成了首要工作，刘鹤提出“既要防止黑天鹅（小概率事件），更要防止灰犀牛（债务危机这种大概率事件），继而针对大量资本外流，提出“防范金融政变”。到今年年初，防止财政危机提上日程，体制内专家们从两方面论述中国防止财政风险的必要性：一是全球范围财政风险覆盖率。指出2018年，在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91个经济体中，158个经济体预计将出现财政赤字，仍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的119个。二是中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中央财政为地方财政兜底的压力加大。 对于财政赤字率，中国政府很清楚本国财政赤字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马约标准，赤字率3%一般设为国际安全线。2016年与2017年，中国财政赤字率连续被安排在3%，2018年中国财政赤字率虽然被下调至2.6%左右。但当局很清楚，真实的财政赤字率远不止3%。 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近三年一直在下降。2017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报告显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自2015年至2017年前三季度，财政自给率情况平均在50%以上，但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54.1%下降至2017年前三季度的50.8%。一些资源大省的“煤财政”、“油财政”等难以为继。 只有了解中国财政面临赤字率上升、地方财政自给率连年下降这一大背景，才会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美国减税、发达国家跟风的情况下，却要逆势加税。在中共的算计中，保住政权、防范财政风险是首要任务，保持企业活力、发展经济居于次要位置。 （原载何清涟博客，2018年10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9471）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