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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税与房产税为何一兴一废？
何清涟 中国政府现在财政吃紧，罗掘税收成了各级税务部门的主要政务。但最近一个月内，中央政府先宣布房产税开征将延后三至五年，继而宣布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改革方案即将出台。中国的个税与房产税，谁都明白前者范围大，所得少；后者征收范围窄，却可以带来极大收益。两种税收的一兴一废，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国内对个税改革的期盼：提高起征点 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遇到财政困难，解决办法比民主国家要多些，除了加税之外还可增发钞票。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办法是增发钞票与增加企业税，并在商品流通环节的各种税收打主意，比如增值税、流转税、营业税等。尽管这些税最后还是“羊毛产在羊身上”，但那是“细雨湿衣看不见”，消费者只觉得是物价上涨，不会怨到政府头上。 这次在个税上打主意，乃是因为不得已，那块想入炉烘烤的“大蛋糕”即房产税主要是自家人出血，只好延迟至3-5年之后。但近期的难关还得想法子过，企业税负早已到不能承受之重，再加就无异于“杀鸡取蛋”，企业与政府全玩完，于是增加个税自然就成了政府首选。 但中国人对个税显然不太敏感，一是国内的个税定在3500元起征，过去这些年有资格交纳个税的人在全国不过区区2800万人。正在交税的中产们满心巴望能够提高起征点，将自己从交纳个税的队伍中剔除。二是人大代表及社会舆论每年都会在“两会”上要求上调个税起征点，财政部官员每次的表态都是“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问题将在个税改革中统筹考虑”，外界都将此理解为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在改革后才能再次启动，如今既然宣布要改革个税，那么个税起征点上调将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调起征点，就是收窄个税缴纳者基数，这愿望是否能实现？我看很玄乎，因为改革的方向是增加个税总量，其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扩大纳税人数量，即增大税基，二是增加个人纳税税种，也许那不叫个税，而是以别的名目出现的税。 个税“改革”方向：税基增大总量增加 如前所述，提高个税起征点，就意味着纳税人数减少，来自工资的这块个税当然也会降低。据财政部的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个税收入5820亿元，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为3577亿元，占61.4%，2013年，这一比率上升为62.6%。考虑到近年外资大量撤退，不少白领失业，纳税人数可能持续减少，因此可以预测，个税起征点即使上调，也是微调，比如从3500上调为3800-4000元；但对个人收入的其他类别的计征则一定会扩大范围，而且不是一项两项，是多项。对于大多数中产而言，可能个税略有减少甚至不减少，但其他收入的计征范围将扩大，并将更多的富人纳入缴纳范围。 基于以上原因，国内那些“潜在的纳税人”要好好理解这段话：“关于其他所得项目的减除费用标准，由于其他所得与工薪所得的计税方法、税率不同，税负不能简单比较；关于个人海外避税，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以及其他国家财税部门配合，强化境外所得的个税征管。”能够在海外避税的人，至少是小富、中富，但这种税收的征收是“将来时”，得等到美国《肥咖法案》正式启动之后。除去这部分海外避税的人，潜在纳税人的“其他所得”涵盖甚广，大概政府有纪录可查的个人收入都可能列入计征之列。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解决中国个税以工资为主这一弊端，并增加政府税源。但主要是落在富人头上，而不会落在官员群体头上。因为官员们的灰色收入一般比较隐蔽，很难计征。其间道理也简单，如果官员的灰色收入透明到能让政府征税，那各级纪检会的编制得成倍扩大。 为什么房产税征收要推迟三、五年？ 推迟征房产税，中国有房者都很高兴。中国拥有自住房的家庭占全国总户数86%以上，在全国家庭总数中所占比例远高于美国。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告，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为64.4%。美国梦的标志之一是拥有自住房，这一比率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开始稳步上升，由1995年的64.7%一路升到2004年的69.2%，亦即目前为止的最高记录。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房产权只有70年，从90年代开始的20多年中，中国人自住房比例远超美国这一成就，倒还真值得骄傲。 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居民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1.2套住房，其中69%的家庭拥有1套住房，15%的家庭拥有2套，3.6%的家庭拥有3套以上，还有13%左右是无房户。简单推算，中国现有城镇人口7.5亿，约2.5亿户，户均1.2套房，便是3亿套住宅。 向这3亿套房产征收房产税，一直有两套方案，一是全面计征，一家可免除70平方米的房产税；二是一套免征，二套及以上计征。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其住房大约在80-100平方米左右，无论是哪种方案，69%的家庭的房产税税负都不算太重，因此，房产税的负担者主要是那18.6%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 根据现有公开资料来看，那18.6%拥有两套房产以上的家庭，多半是官员富人。如果真要开征房产税，对于他们是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类人当中的官员，多半对税收政策制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这叫“利益集团俘获国家”），很容易以各种理由让高层放弃征收房产税。事实也证明如此，尽管目前“鬼城”遍布中国，房产库存非常严重，但他们居然有能力说服中央政府推迟征收房产税。中共掌门人习近平最近终于宣布，发展经济的重点将转至消化房地产库存上去。既然要消化房地产库存，要带动与房地产相关的几十个上下游产业发展，自然就不能征收房产税，否则有购买能力的多房户，谁愿意再去买房产？ 英美纳税人的主要原则是“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为政府提供税收，但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及经济权利。美国政治就是民治民有民享，其中房地产税就是社区自治的物质基础。中国政府不承认“纳税人”这一概念，就是因为政府要剥夺人民的权利。中国人普遍不愿交税，原因就是他们毫无权利，包括要求政府公开财政支出（即纳税人税收流向）的权利。 在中国这个不承认纳税人权利的国度，弃房产税不征而加征个税，不是由两块奶酪的大小决定，而是由奶酪的主人是谁来决定。尽管两块奶酪的主人有交叉，但房产的主人当中官员更多，其处境也更尴尬，因为无论如何，依靠工资收入是买不起那么多昂贵房产的。在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情况下，不征房地产税就成了优选方案：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可以免交重税，政府可以继续对官员的腐败假作不见。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1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realestate-tax-20151127/30780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改变意味什么？
最近，上海使用新编历史教科书成了一大新闻。尽管有关报道提供的信息非常简单，但却有不少海外论者认为，这预示着中国教科书的改革，甚至还大胆断言“中国最繁荣城市的学校将马克思主义放进书柜”；更有人认为，上海的教育模式有可能推向全国，今后学校教育不再灌输马克思主义。 笔者手头并无这部新版历史教科书，但因为近两年在研究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故此对中国教科书的编写发行体制有所了解。这里简单介绍有关信息，在此基础上对所谓“中国教科书体制改革”再作判断。 中国教育部1992年8月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从此教学计划改为以教科书为核心的课程计划。这一编写制度亦沿袭至今。高中教科书编写亦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编写。 这套课程计划共分两大环节： （1）统一颁发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编写由国家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中小学各科一共有24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2）教科书的编写实行一纲多本。除少数地区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所谓“少数地区”一是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可以根据各自地区特点，按照教学大纲编写教材。今年开始又有岳麓版教科书供选用；二是指经济落后地区，如河北省教委可以编写复式教学的课程教材。所谓“复式教学”，是因为中国落后地区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与教室，故此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儿童合编在一个班级， 采用直接教学和布置、完成作业轮流交替的形式。 介绍这套制度，首先是想说明，上海本来就可以单独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这次新版历史教科书最多说明上海又修改了其教科书，不能说明它预示着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将作同样改动。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科书并非历史，而是《思想政治》。据参与过政治教科书编写的人介绍，教育部官员向他们传达：政治教科书的编写原则须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 其次，上海中小学教科书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时也并不全是好事。比如当年江泽民在任时，上海语文教科书曾将江泽民“游黄山诗”入选，并将这首诗歌解说成艺术价值超越于许多诗家的旷世佳作，只能说这是阿谀之举。因为无论从诗的意境及品味来说，如非作者领袖身份，恐怕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教科书。 第三，据有限的文字介绍，上海“新编辑的世界历史课省略了有关战争、中国历代王朝和共产党的革命史，取而代之的是有关经济、科技、社会习俗和全球化”，恐怕也未见得这种“编纂改革”是成功的。这种编纂原则倒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策略相同，即消解受众的政治意识，开放非政治层面的信息。 但从人类文化传承这点来看，这一编辑原则恐怕是舍本求末之举，因为历史兴衰，尤其是文明的兴衰，其主干就是政治的兴衰，经济、科技、社会习俗的变化往往受制于政治的变化。而教育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承载物，不仅是知识的授受过程，还包括文明的传递。我不相信这种残缺不全的历史教科书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在如此教育之下，学生们的历史知识将比以前更加残缺――原来的历史教育有如胶片的负面，而现在则是将历史图片的大背景全都删除或者更加模糊化，成为一堆历史的碎片。 在中国，教科书编写体制的改革，完全受制于政治因素。 所有的教科书从编写、审查到发行，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由国家教委负责，每个环节都有国家力量介入，以保证“国家意志”在教科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所谓“国家意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志。在中国当局目前加强社会控制的大背景下，既不可能期望上海教科书改革能够闯出一条新路，并带动全国教科书体制改革，甚至也不可能期望全国教科书改编能够不再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这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华夏电子报》2006年9月14日，第157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难民潮：在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困境
何清涟 欧洲的难民问题，正将以“欧洲大同”为目标的欧盟“一家亲”搅得争吵不休。德国彰显接收难民的国际人道主义姿态，引起其他欧盟国家的反对与批评。对欧盟各国的政治领导人来说，面临的其实是：彰显国际道义与顾全本国国家（公民）利益之间，如何平衡？欧盟内部已经意识到：难民问题的挑战将比希腊债务危机更严重。 难民份额分配引起欧盟分裂 久拖未决的叙利亚难民问题终于在2015年9月上旬获暂时解决。欧洲三个大国决定施行“持久的、强制性的”难民份额分配计划，由几个大国分摊难民配额。德国政府最积极，一次性开放边境让两万余难民入境，德国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9月7日晚在德国电视二台上表示，德国有能力在未来数年继续大规模接收难民。未来数年，德国肯定可以每年容纳50万甚至更多难民。 9月7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言称，已做好准备在未来2年内接收2.4万名难民；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未来5年，英国将从联合国难民营接收2万名叙利亚难民。但他同时表示，比提供援助更重要的是寻找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是三个欧洲大国在道义与能力之间挣扎了好久之后做出的决定，但都不容易。默克尔已预知此举将改变德国社会；法国奥朗德表态接收，称这决定是顶住国内舆论压力做出。调查显示，超过一半法国民众反对为应对欧盟难民危机而接收更多难民或简化收容程序。至于英国，因为东欧人合法进入英国，让失业严重的英国公民不满，加上希腊债务危机，正在考虑明年就“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公投。 德国人自己也很困惑。一些地方政府对难民接收计划表示反对，例如巴伐利亚州长劳伦斯·泽霍费尔（Lorenz Lorenz Seehofer）认为，德国政府全数接收难民的政策并不正确，不仅地方政府不堪重负，长远看也不利于难民得到有效安置。德国民众本身因为是否接收难民的态度分裂成两大类意见，因为媒体要保持政治正确，反对者聚集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意见。德国之声评论员Christoph Hasselbach发表评论《德国人疯了吗？》，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局面已经失去了控制，德国完全放弃了对不断增长的难民潮的引导和限制，甚至是有意地让所有难民进入德国境内。这种做法同欧洲其它国家相比显然不同。无论是伦敦、哥本哈根、华沙、里加，布拉格还是布达佩斯，这些国家的政府都表示：‘如果德国人疯到这种程度，那别裹胁我们一起疯’”，文章也提到，“如果这些难民一旦获得欧盟国家国籍，他们就有权利自由地迁徙到英国。难民问题现在更有可能促成英国退出欧盟。” 难民的制造根源未断，难民将源源产生 联合国还算清醒，明白这次欧盟几个大国之间达成的“强制性的难民份额分配计划”，只能解决一时之急。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Mistura）数日前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指出：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数量还会再度急剧增加。如果内战扩大到至今未受战火影响的地中海城市拉塔基亚（Latakia），难民人数可能会再增加100万，而其中多数人会试图乘坐小船渡过地中海前往欧洲。此外，恐怖主义武装”伊斯兰国”的继续推进也会导致更大难民潮。 这位联合国外交官所言非虚。今年6月18日，联合国难民署（UNHCR）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在世界范围内因战争、武装冲突和迫害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已达近6000万人，并且还在持续增加。10年前是3750万。2013年为有史以来增长人数最多的一年，达5120万。在全世界范围内，每122个人当中就有1人是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或正在寻求庇护。如果这些人能组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将会是世界上排在第24位的人口大国。 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五年里，世界至少爆发或重新爆发了15次武装冲突：八次在非洲（科特迪瓦、中非共和国、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东北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今年的布隆迪）；三次在中东（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一次在欧洲（乌克兰）；还有三次在亚洲（吉尔吉斯斯坦以及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很多地方）。 各国消化难民的能力与民意 据前引联合国报告，2014年产生了将近6000万流离失所者，其中仅有12.68万难民返回他们的祖国，大多数则成为难民，接收成了大问题。 美国与欧洲各国，一直是世界上承担收容各种难民的主力。70年代末的越南难民潮，最后就是以美国为主，欧洲各国为辅接收的。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现在的中国，以及非洲、中东地区因战乱灾害产生的各种难民，基本都被这些国家接纳。但接纳国的接纳总有个限度，再加上接纳难民的各国，本身因文化不同，外来移民（难民）的融入程度也不一样，带来的后续困扰也完全不同。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对处理Refugee（因战争、灾害而产生的流离失所者）；asylum seeker（因制度而产生的政治迫害寻求避难者），immigrant（移民）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比较有经验。美国移民文化号称熔炉（melting pot），第一代也许将自己看作移民，第二代就全是美国人，只是分成非裔、拉丁裔、亚裔，按自己的选择信奉不同的宗教，但认同美国的价值观。 加拿大主张多元文化，每个国家的移民可以遵奉本国文化。因此，世界各国移民只要形成群体，就按自己的习俗，各得其所地过自己的节日。以前，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最近这些年在某些区域形成了某个族群占优势并影响当地经济生活的情况，多元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才被注意到，但仅仅只是个开头。 欧盟各国不同，移民多年还无法真正融入接收国。以法国为例，今年1月《查理周刊事件》将法国穆斯林人口这道隐藏得很深的创口揭开，其中穆斯林主体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但还是无法认同“法兰西价值”。这些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的矛盾，在经济上升时期不太明显，但进入经济困难时期，所有问题就突显出来。因此，有人将法国穆斯林问题说成是“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压迫下的法国某群体的边缘化生存状况及其抗争”。 德国的移民问题没法国那么突出。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超过7百万，其中土耳其人190万，南斯拉夫人93万，大约三分之二居住在西德中部的北威州、巴登-符腾堡州和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这些外国人中约四分之一出生在德国，但这些从小在德国完成社会化的移民第二代仍然被视为外国人。西德人、特别是大城市居民，对外国人相对比较友善，当然也有人明显不喜欢外国人；东德人对外国人的宽容度较低。2010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曾以“德国反外国人态度在上升”（Anti-Foreigner Attitudes Surge in Germany）为题写了一篇报导，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公布的一份民调报告，尽管2千多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性别、就业状况、年龄、社会阶层不同，但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应该被遣返回国；55%的被调查者不喜欢阿拉伯人。据位于汉堡的德国领先的网络统计公司Statista.com数据，今年7月底的民调：23%认为应该多接纳，38%认为应该少接收，剩下的34%是希望维持原来接收难民的数量。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小镇瑙恩今年已爆发多宗针对难民的抗议示威以至暴力攻击事件，8月中下旬曾发生过两起纵火焚烧难民营事件。 捷克与匈牙利等都明确反对接收移民，均是出于对本国承接能力与今后移民处境的考虑。德国国内这种情绪正在上升。联合国也明白“不能让德国解决整个欧洲的问题”，希望欧洲国家共同解决这一问题。但真正的难题是：面对全球不断增加的难民，接收国的能力有限，这些国家公民的施善愿望随着难民增加而减少，何时是个尽头？ 也许是联合国拿出决心制止伊斯兰国势力扩张的时候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9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news-syria-refugee-20150908/2953385.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奥巴马承认是穆斯林 福克斯节目被迫取消
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福克斯（Fox）准备播出的奥巴马承认自己是穆斯林的节目，在白宫压力下被迫取消。这个节目的片段，被送到youtube上。 下面的英文是《台湾海外网》（taiwanus.net)刊登这个节目时的说明∶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ld to watch Fox News on a Sunday night that was going to air something about Obama and we watched but never saw anything! Well, read below and click on the video to see why it got pulled before it could air Now we know why Fox News never broadcast it as they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This piece was pulled. \I encourage you to please send this to everyone on your email list ASAP.\ \Remember all the notices we kept getting to watch Fox News on Sunday at 9PM? What Happened?\ \This is the clip that got pulled due to pressur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Obama Puts Heat on Fox News to Prevent Sean Hannity from airing this piece. \This is a video that Sean Hannity of FOX News has been trying to show that we are told has consistently been block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or several weeks. It was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internet picked it up.\ \Watch it now before it gets pulled from the internet!\ http://www.youtube.com/watch\_popup?v=tCAffMSWSzY#t=28 2012-08-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美国之胜：将中国从进攻逼回防御状态
何清涟 经过19个月打打谈谈，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将要达成。从文本来看，双方都有让步：美国在知识产权和减少贸易逆差方面得到好处；中国则得到部分取消关税的优惠。从双方需要来看，习近平获得减轻国内经济压力的喘息时间；川普可以腾出手来全力投入2020年大选。只有两类人对这个协议特别不满意，一类是美国不希望川普连任成功的人，《纽约时报》12月17日发表克鲁格曼文章，坚持认为川普输掉了这场贸易战；另一类是希望借川普贸易战之力直接打垮中共的中国政治反对派。这两类人基本无视美国之胜不是关税这种小事，而是将中共在国际社会的态势从进攻逼回防御。 美国取得三重胜利 第一重胜利：中国对外扩张成收缩之势 中国的对外扩张主要表现为经济扩张，对外投资是其主要指标。就在2017年，中国还在畅想“一带一路”计划实施后，可以建成一个“绵延数千里，横跨亚欧大陆的“朋友圈”。中国媒体连篇累牍报导，这个“朋友圈”涉及沿线65个国家，涉及人口46亿，占世界人口总量约60%；GDP总量约2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0%左右。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国对外投资明显减少。华府智库企业研究所（AEI）开设了一个“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项目，根据这个项目的统计，中国对外投资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峰值，分别为1 657亿和1 759亿美元，此后出现大幅下降，在2018年降至1 124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全球范围对外投资和建设项目额为275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锐减约50%。分析称，这种趋势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不会改变。 中国对外投资下降的原因不断变化：最初是由于中国国内担心外汇储备缩水进行资本管控，但2018年下半年后中国对外投资加速减少，恰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中国目前大部分外汇来自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如果顺差受到威胁，不管是关税，还是与美国达成协议、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中国用于海外并购或一带一路项目的外汇都会减少。到了2019年上半年，国际投资界大都认为中国对外投资减少，是因为各国越来越警惕技术向中国转移，纷纷进行投资限制。 第二重胜利：全球产业链重置，中国贸易峰值期已过。 外资本来就在中国缓慢撤出，但中美贸易战加速了这一过程。早在2018年9月，我在《中美贸易战的深远影响：全球产业链重置》一文中分析过，本文只谈全球产业链重置的显著后果：中国不再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国 。据投资公司NN Investment Partners的高级新兴市场战略分析师巴库姆（Maarten-Jan Bakkum）表示，这一转变可能是全球贸易领域出现“中国峰值”的迹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的分析，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174个国家的出口超过美国，而美国是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仅51个。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峰值”（Peak China）。但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却输给了美国，美国夺回了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的位置，中国过去二十年作为全球主要出口国的地位受到了打击。 这对美国是个重要胜利。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渐渐失去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贸易赤字年年增加，减少对华贸易逆差是川普总统开展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之一。尽管中国尽管迟迟不肯签署协议，但美国已经通过贸易战形成的压力让外资出走中国，而中国的出口前10名都是外资，四家是台资。中国此时就算签了协议，也不可能让这些给中国出口创汇的外企回流中国。 第三重胜利，知识产权方面，斩断中国“千人计划”的偷窃之手，唤醒了全球对中国的防范之心。 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与中国的交涉甚为困难，但美国围绕知识产权展开对华“反间谍战”，斩断了“千人计划”这只偷盗美国知识产权的长臂。自2008年底中国政府批准实施“千人计划”以来，截至2017年，已经有7 000名学者参与该计划。这些科学家当中有不少供职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以及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等国家级研究机构。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逼迫中国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虽然很快不事声张地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但因为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从美国直接“拿”走成果，这个产业升级过程的前期会快一点，因为还有现成的“成果”可以消化；但因后续困难，几年以后将会变得漫长，不确定性增多。 美国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揭露，让西方国家陆续对中国采取了防范措施。2019年2月，德国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国家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在草案发言中，明显流露出这个计划是出于对中国的畏惧。还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德国畏惧本国工业会被中国“买断”的对应措施。 中国的国际形象从正面迅速滑向负面 在开展贸易战的同时，美国通过不断发布各种关于中国在美间谍活动及相关渗透的调查报告，加上中国在贸易战过程中出尔反尔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辩护及表现，世界对中共政府的认识急剧转变。 2005年，中国对外声称“和平崛起”，自那一年开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就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进行每年一度的追踪调查。调查开启那一年，仅有35%的美国人对中国这个亚洲强权没有好感。以后逐渐下降，2016年8月，该项调查显示，只有47%的美国人对中国没好感。至今年8月间，该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降至14年来最低，高达60%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41%的人视为坏事。受调者普遍认为，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大于经济威胁，81%认为中国军事成长是坏事，促使战略触角伸入太平洋、印度洋和中东地区。 调查结果还显示：与民主党人相比，共和党人倾向对中国较有负面的看法，也更关切中国的军事实力。 如果说以上调查仅限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9年在3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了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看法正转变成负面。在接受调查的六个亚太国家中，有45%的受访者表示，在涉及全球事务时他们对习近平缺乏信心， 只有29%的人表示对习近平有信心。这一趋势在几个国家当中特别突出： 81%的日本受访者、74%的韩国受访者和54%的澳大利亚受访者都对习近平持消极评价。 在此次调查中，79%的亚太地区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是坏事。在日本和韩国，这一数字甚至达到90%。然而，一些非洲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却有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可以从中国的军事实力中获益。 川普打破了中国话语的政治禁忌 最后必须提及川普总统在打破中国话语政治禁忌方面的贡献。 自从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2005年9-10月号）以来，全世界（包括法、德等国与反美阵营）对中共崛起抱着期待的心情，在美国由拥抱熊猫派主导对华政策，批评中共成了他们眼中的“中国黑”，中国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霸权，就连奥巴马离任前一年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也谆谆告诫美国人“对世界而言，一个强大的中国比衰落的中国要好”。也因此，建立在掠夺环境与低人权标准上的“中国模式”得到不少西方学者赞美，甚至在中国研究圈里成了不可触犯的“政治正确”。 川普总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在较量过程中对中国政府所做各种坏事的不断揭露，终于打破了中国话语的政治禁忌，对美国长达30年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合理怀疑。所有这些，成功地扼制了中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扩张，将其逼向“防御”态势。 尽管离川普总统开打时设定的两大目标——减少贸易逆差、迫使中国彻底放弃中国制造2025还有距离，但本文所述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进攻态势自此结束，被迫走向防御。 （原载大纪元，2019年12月20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2/20/n1173531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中国从哈佛大学调整学费标准中应该得到的启示
最近，哈佛大学率先宣布以降低学费为核心的学费调整标准。这个新标准规定，家庭收入在6万到12万之间的学生家长要付一部分学费，最多可以达到其收入的10%；而家庭收入在12万到18万之间的则要付10%的收入作为孩子的学费。此外，这个新标准里还规定用奖学金替代学生贷款等优惠。总体来说，可以将哈佛大学今后奉行的收费原则概括为：招生标准贫富无差，但学费则按学生家庭经济能力有差别地征收。 哈佛大学降低学费的目标，是为了吸引更多家庭经济能力较差的优秀学生，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继哈佛宣布降低学费之后，其他的大学如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大学也纷纷公布了关于减免学费的措施。此举让不少有子女在这些学校就读的美国家庭松了一口气，许多有孩子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期望哈佛此举能够带动更多的名校仿效。过去20年里，美国大学学费上涨了3倍左右，而同期美国的物价大约上升了84％，不少学生毕业之后就巨额债务缠身。早在前年，普林斯顿大学就开始调整学费，只是未形成哈佛这种明确的规则。 看了这些消息之后，我不由得就想到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当年众多专家论证中国“教育产业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时，动员政府学习的模本就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市场化机制，因为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大学多是免费，大学教育算是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公共品。对于正急于卸减为民众提供公共品责任的中国政府来说，欧洲的高福利模式根本就不是它考虑仿效的目标。 但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专家们恰好忽视了一条，即中国根本不具备美国拥有的各项社会条件。这里暂且撇开中国高等教育供给扩大的可能性――即是否有能力在短期内为新增的学生提供合格足够的师资、教学设备等起码的入学条件，仅仅只分析教育产业化的基本前提――即一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就可以看出当初中国向美国学习“高等教育市场化”时有多么盲目，中国政府有多么不负责任。 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这里就以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学习模本美国为参照系作一比较： 美国：2006年美国人均GDP为42,000美元，而在2006～2007学年，美国公立院校的各种收费（包括学费和食宿费等）上升到了12,796美元；私立大学的各种收费则上升到了30,367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公立大学为30.46%，私立大学为72%。 中国：从2001年至2007年，大学学费维持在5,000元到1万元之间的水平。2006年中国人均GDP才超过1,000美元，就取这一年最高的人均GDP作为比较数据，中国的大学学费与人均GDP的比例在49%~140%之间。由此可见，中国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美国民众。 上述计算还未考虑到两国的社会结构之差异： 美国是个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占大多数，5％的家庭约占有社会总财富的50％左右，穷人享有许多社会福利；中国是个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只有1％左右的富人与15％左右的中上阶层与中产者，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穷人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如果考虑到这些，只能说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设置的收费标准，成了大多数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无法跨过去的高门槛。 现在再回到哈佛大学调整收费标准的原则，即前面所说的“招生标准贫富无差，但学费则按学生家庭经济能力有差别地征收”上来。这条标准应该说中国完全可以仿效，至少可以先在中国的排名前20位的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复旦等学校试行。理由如下：第一，这些学校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重点供养的学校，对为国育才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第二，这些学校得到的赞助与合作及各种经费都远远高于其他学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实行按学生家庭年收入（非家庭总资产）比例征收学费。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既部分满足了家庭穷困的优秀学生接受相对优质教育的愿望，践履了为国育才的责任，也多少可以缓和贫穷阶层的愤怒。 （《华夏电子报》2008年1月10日，总22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三无一有”的韩国女总统
南韩的选举刚刚揭晓，保守派总统候选人、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打败对手，当选为韩国总统。这是韩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总统，也是第一位前总统女儿当选国家领导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开创了南韩的历史。 在基本是男人统治的世界，女性当选总统非常不容易。虽然亚洲有过多位女性国家领导人，但几乎都跟曾掌握大权或政治名人的父亲或丈夫等家族有关，才当上的总统。例如前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前印尼总统梅加瓦蒂，菲律宾的两任总统阿基诺夫人和阿罗约等，她们的父亲或丈夫都曾是总统或政治名人，她们的当选，都和家族政治背景直接关联。最典型的是斯里兰卡总统马拉通加夫人，她的父母都作过总统。另一典型例子是泰国首任女总理英拉，几乎完全是因为她担任总理的哥哥他信被军方政变赶下台、流亡国外而无法参选，民众基于对他信的同情和支持而在大选时把选票给了之前从无从政经验的英拉（44岁），英拉从答应参选到当选，从政经验只有82天，可能是全世界最短的从政经验的人。 不仅亚洲，女性这种从政方式，其实是世界性现像。例如世界首位女总统、阿根廷的庇隆夫人，则是作为丈夫的竞选搭挡，先当上了副总统。现任阿根廷女总统，则几乎是其总统丈夫让给她的。 在西方，成为国家首脑的女性，则多是内阁制的产物。像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色列的梅厄总理，德国现任总理梅克尔等，她们都因是党的领袖，靠本党在国会胜选而出任了首相和总理，而不是像总统制那样通过全民直选而当选的。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莉想创造美国以至世界历史，但在民主党内直选时就失败了。 这次南韩的首位女性总统朴槿惠的家族背景更加突出，她是韩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朴正熙的独女。这个背景，当然使朴槿惠很早就有了名气。而且在朴正熙的妻子被北韩间谍刺杀之后，当年22岁正在法国留学、准备做大学教授的朴槿惠，就代理母职一肩扛起了“第一夫人”的责任，协助总统父亲。母亲被暗杀五年后，朴正熙也遭到暗杀，朴槿惠才从政坛隐去（对政治厌倦并恐惧）。 但朴槿惠的这次当选，跟亚洲美洲那些有父亲或丈夫政治权力背景的女性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她更多是靠自我奋斗。他父亲的政治背景虽然给她带来名气，但也成为政治包袱，直到选前30天，她还在为父亲当年发动政变上台、实行军事统治侵害人权等事件向韩国民众正式道歉认错。她说，按照韩国等东方文化，做子女的不能向父母吐口水，但政治归政治，父亲做错了事，应该承认和道歉。 朴槿惠成为南韩仅有的“三无一有”女性∶无父母（都被暗杀），无丈夫（至今未嫁），无子女（泰国女总理英拉虽然也未结婚，但有同居的企业家男友，并育有一女）；但今天有了总统头衔，她被称为“嫁给韩国的女人”。 但这条“嫁给韩国”之路走得相当艰辛。在隐居19年后，朴槿惠才开始从政，那年她已45岁。但她有父亲的政治遗传，也是精明干练，是天生的政治材料，在政坛叱早毓部A赢过大小40场选战（这次当总统是第41场）。当然也遭到不测，六年前参选时，被人用文具刀割伤脸部，送医后缝了17针。 这次党内初选时，有四人出来跟她竞争，包括前青瓦台秘书室长任太熙、国会议员金台镐、前仁川市长安商守、京畿道知事金文洙。但朴槿惠打败所有对手，高票当选总统候选人。其实在2007年她已拼搏过一次，最后以些微差距输给后来做了总统的李明博。打破朴槿惠“政坛不败女王”纪录的只有那一次失败。从45岁开始从政，到60岁当上总统，前后才15年。 朴槿惠当选总统后，南韩的外交内政都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在内政上，作为保守派，朴槿惠强调市场经济（而不是更多国家干预），提出经济民主化三大原则∶一是照顾中小企业等经济弱势群体。她把弱势群体定义为中小企业，而不是美国奥巴马这样定为领取福利者（很多是贪占别人劳动成果的懒汉）；二是改善给经济带来负担、不能惠及国民的政策。其实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走向充分的市场经济；三是尽可能发挥大企业的优势，但同时遏制大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朴槿惠的这三条经济政策，都是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资本主义方向。 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对北韩政策，朴槿惠强调通过经济合作，促使南北韩统一，也就是通过经济手段打开北韩大门。虽然朴槿惠在这个问题上调子比较温和，但她是一生坚定反共的朴正熙的女儿，她对北韩的共产邪恶有相当清楚的认知。而且当年她曾到北韩见过金正日，对北韩是怎麽回事，相当清楚。所以她在提出跟北韩经济合作、缓和关系的同时，更强调要努力遏止北韩发展核武。 在朴槿惠当选总统两天前，日本也变天，同样是保守派的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安倍跟朴槿惠不仅都信奉保守主义理念，而且对北韩发展核武问题上，立场一致。虽然安倍的强大日本（包括提升自卫队为国防军）等政策会导致韩国敏感和反对，但同为保守派的朴槿惠当选，可能会使南韩的反应和对策更加灵活务实，而不会像左翼那样煽风点火、制造反日情绪，造成韩日对立。 南韩出现女总统，还有一个潜在意义，对改变大男人主义文化具有意义。南韩有很多名牌产品打向了世界，是亚洲第四大经济体，但在两性平权上，南韩却在135国评比中排108名（与伊斯兰国家差不多）。在女人要顺从丈夫的文化背景下，南韩国会女议员只有15%；1500大民间企业女性经理只占12%；女性工资比男性低近40%。朴槿惠的当选，明显提升女性地位，并可能推动南韩两性平权运动。 朴槿惠是一位相当有哲学理念的女性政治家，这从她最近讲话和之前的著书立说就可以看出∶第一，她在为父亲执政时的不当作为致歉时强调一个重要的价值∶绝不可为了追求结果而不择手段。并把这称为“颠扑不破的民主理念”。另一段话是她写的自传《我是朴槿惠》中关于权力的论述∶ “权力是把刀，当权力越大时，这把刀也越锋利，轻轻一动就会伤及他人。因此权力使人惧怕，但真正需要惧怕权势的人反而是手持那把刀的人，若不是有著深度哲学及修养，任何人都会无法正确地运用那强大的权力，倘若任意挥霍那把利刀，到头来累积的恨意、愤怒与报仇，将会反过来使其窒息。” 亚洲的领导人中（男女都算上），像朴槿惠这样把“手段”和“权力”论述得这麽清楚的，实在不多见。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如果是这样的话，难的过去了，就看“容易的部分”这位南韩首位女总统怎麽做了，让我们拭目以待。（caochangqing.com） 2012年12月19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12-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戴晴的真矫情和假审父
【编者注∶戴晴为中国知名的文化人。原为中国官方大报《光明日报》记者，六四事件后曾入狱。维基百科上介绍说，她是“中国一名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她也是叶剑英的养女。自1989年公开对三峡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异议。”她曾获西方的戈德曼环境奖、国际报业联合会自由金笔奖等。】 原北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写出了《我的四个父亲》一书，记述了她对“四个共产党员父亲”的感情和对他们的评价。这是戴晴女士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写出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我的入狱》，述说了她于“八九民运”后入狱的经历（两书都由香港《明报》公司出版）。对那些有心了解中国当代文人的学者们来说，翻翻这两本书，就可以多少悟出为什麽共产党早已在俄国和东欧垮台了，却至今仍统治着中国的原因。因为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 《我的入狱》的主要内容是对监狱生活的回顾，和对八九民运中知识份子与政府关系的阐述。作为一个仅仅因为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不要绝食就被当局无理关押的记者，戴晴不仅没有对这种专制迫害严词谴责，反而用很多篇幅描绘公安人员对她多麽礼遇“体贴”、“从没有喝斥”，监狱对她“温暖如家般”的待遇。而对参加八九民运遭通缉的知识份子，戴晴则斥责他们不遵守国家《宪法》，逃亡海外是“违反《刑法》”。 ●贵族囚犯，感激涕零 秦城监狱是中共关押政治犯和党内斗争失败者的主要监狱，魏京生称它为“中国的巴士底狱”。但在戴晴笔下，这所牢狱却充满温情∶“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粗声大气对我说过一句话，更不必说厉声喝斥。我有什麽要求，可以‘随时’报告，在深夜里‘报告’也行。┅┅他们都会提供帮助。”一位女监理员为了“避免我受到伤害，”小心地只说“屋里”而避免用“牢房”两字。 戴晴在狱中洗澡时，这位女监理员也要监视。戴晴对此不仅没有尴尬和羞辱的感觉，反而说，“我常因她要站在外边而很不过意，草草洗就出来，她则老让我别着急，慢慢洗。”而让戴晴十分感激的另一位“高大的监理员”，“打饭时，常劝我多吃一点∶‘今天的包子是豆角馅的，挺好，再来一个吧！’不仅对我一个人，因为她嗓门大，我听见她每间牢房一路这样问过去。她知道我特别喜欢洗澡，有一次锅炉坏了，我没有提出要求，她自己单独用壶为我烧了热水。” 监狱医护人员，在戴晴笔下，也是气度高雅，技术高超∶“护士小姐不但温柔美丽，业务水平也很高，我的静脉管之深细是让所有的人头疼的，而她一针扎下去就找到了。”而监狱男性管理者，还主动找戴晴聊天，帮她解闷消遣∶“还有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他也常在公干之余到我的牢房里随便聊聊，┅┅他显然不会认为和我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这样做，只为让我精神上放松些、愉快些。” 至于那些审问戴晴的公安干警，在戴晴的眼里，也是依法办事，看重事实的∶“负责我的案子的专案组的工作令人信服。┅┅他们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即他们只依法严格调查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是否‘动乱、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我甚至觉得与他们建立了某种作人与作学问的信任感。” ●监狱真实是剥夺自由 中共的牢狱在戴晴女士的笔下，变得如此舒适美妙；而狱吏个个对囚犯体贴入微、心地善良。但了解中共公安内幕的人都知道，戴晴所体验的监狱不是中共监狱的本质和真实。戴晴可以争辩说，“我在关押期间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人和事。我只能写出我见到的真实。”但中共监狱对囚犯的虐待和惨无人道，在中国连普通百姓都了解很多，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消息灵通、并调查撰写过储安平、王实味等知识份子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经过的戴晴女士，对共产党历史以来的残酷是非常了解的。她对自己为什麽会得到如此这般待遇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她与普通人不一样，她是中共显赫的权势大老叶剑英元帅的养女，这种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连监狱也要对她礼让三分、“特殊待遇”。戴晴在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个特殊案例的情况下，把这个“特例”公布给世界，而不指明其特殊性，她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告诉世人，在“开明皇帝”的改革下，中共监狱的“巨大改变”和“进步”，共产党并不是那麽邪恶。 戴晴也可以争辩说，“我是因为特殊身份得到了特殊待遇，我也可以写出我的感受。”但作为一个因政治原因入狱、并始终认为自己无罪的记者，戴晴丝毫没有感觉到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践踏的精神痛苦。因为不管监狱给了什麽样的优待，都改变不了它的本质真实∶它剥夺人的自由。戴晴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她感受到的却只是多吃到几个“豆角馅的包子”、能洗上澡、狱方“提供各种帮助”等身体方面的欲望满足。这样一个对精神痛苦毫无感觉的人，只能说明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知识份子。因为知识份子的主要标志是灵魂。 同样是记者的美联社驻黎巴嫩主任安德森（Terry Anderson），是被阿拉伯恐怖组织绑架关押时间最长的美国人质。不久前读了他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狮子窝》（Den of lions），其中详细记载了他被关押七年的精神痛苦。但这种痛苦不是来自能否吃上“豆角馅包子”等身体方面的欲望，而是为了获得书报资讯的灵魂上的饥渴，他曾为此几次绝食抗争。当他也像戴晴一样在个人隐私被看守侵犯剥夺的情况下，例如看守监视他小便，他所感觉到的是个人隐私被侵犯的羞辱和愤怒，他为此也绝食抗议。 在他的书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份子的自由被剥夺的精神煎熬，是人的尊严被劫持后的不屈抗争。除此，人们也看到他儿女情长的人性——在那漫漫长夜中，安德森对妻子、女儿和亲人的苦苦思念。那份眷恋，那份柔情，那份对自己以前没有给家人更多时间与爱的痛悔，读来让人感到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丰富情感和侠骨柔情。 但在戴晴的《我的入狱》中，没有这样的文字。戴晴有丈夫，有女儿，但她在《我的入狱》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孩子！仅提到一句丈夫，也没有任何思念之情的心理活动。却花了很多气力和篇幅去描绘监狱管理人员对她的“礼遇”和照顾。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这点也令人不可思议。 ●属于开明专制阵营 世界上写监狱生活的书无以计数。但人们很难发现被监禁者获得自由后赞美监狱的。为什麽戴晴要这样做呢？仔细阅读她的《我的入狱》会发现答案。她在书中有这样的表白∶“1988年以来，中国学界自发地开始了近代以来第三次大论争。我认为第一次是《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戴晴这里是指当年主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与梁启超等保皇派之争）；第二次是科学与玄学之争；这第三次是大民主和开明专制之争，假如非要划出个阵营不可，我则属于后者┅┅”戴晴所以这样描绘共产党的监狱，就是要以开明专制的赞美者和捍卫者的立场，展示出中共开明专制的“开明”、“开通”和“开化”。她以想像的不开明专制的严酷与黑暗（她以前并没有蹲过监狱）来“忆苦思甜”，展示今天中共专制的宽松与光明。向读者传递的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多麽开明，多麽通情达理，多麽有人情味，多麽进步啊！ 而就在戴晴女士居住的北京城，她赞美的“开明专制”出动了坦克和军队，在大街上公开枪杀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戴晴在她的书中只字没有谴责这场屠杀，反而批评了敢于向这种专制抗争的严家祺等人“和学生联络”是“糊涂”、“激烈”；“5.17宣言”指出“中国还有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是“犯忌”；“去拦军车”和“出逃”是“违反《刑法》第176条甚至94条。”戴晴直截了当地在书中表明了她为什麽这样做∶“你如果选择不当中国公民则罢；若果你要当，并且当这个‘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国家公民，你就得认可那部已经合法机构通过了的《宪法》——它的总则里规定了‘四个坚持’——以它来规矩你的言行，┅┅” 读到这些，读者也就会明白了为什麽戴晴要这样描写中共的监狱。一个如此推崇所谓开明专制的人，当然要竭尽全力去发现这种专制中的任何所谓“好处”和“进步”。戴晴又恰巧得到了体验这种好处和进步的特殊机会。 ●歌颂毛泽东的帮凶 继《我的入狱》后，戴晴写出了她的另一本书《我的四个父亲》。该书虽取名为“四个父亲”，但实际上有点故弄玄虚，因为作者浓笔重墨写的是她的养父叶剑英。 戴晴本名傅凝（傅小庆），她不到五岁时，生父傅大庆在敌后收集情报时被日本宪兵杀害；随后戴晴被叶剑英收养；戴晴的继父与她没有生活在一起；而所谓“第四个父亲”，其实是戴晴丈夫的父亲、她的公爹，据说与戴晴极少来往。 所以戴晴的《四个父亲》，其实主要感觉和描写她的养父、那个赫赫有名的中共元帅、毛泽东的亲信叶剑英。 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写父亲的作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斯大林的女儿揭露她父亲暴行的《斯大林女儿的20封信》和《仅仅一年》；另一类是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为独裁者唱赞歌。戴晴的《我的四个父亲》属于后一种。在戴晴的笔下，共产党专制机器上的重要部件叶剑英成了一位“知识份子”，他是“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他是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著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从叶剑英的口里，我没有听到一句革命大话。” 在书中，戴晴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当年在这样一位“凛凛伟丈夫”“提供的”“保护与给养”下，她度过的“唱歌、跳舞、打猎、钓鱼”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和少年。她只字没提的是，就在她“无忧无虑”的成长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三年自然灾害”（实为毛泽东“大跃进”政策造成的人祸）中被饿死。戴晴所以能“自由自在”，因为她是叶剑英的养女，中共高官的权势给了她特权。正是这种特权，使她可以像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一样成为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工学院”的学生；可以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一般人不敢问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情报部”；她想学习英文，不经任何考试，就可以马上到北京最好的外语学院学习；她想成为作家，就可以立刻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一边写作，一边给安全部做监视作家思想动向的情报人员（她后来写文章也承认做过情报人员，但强调她没有陷害任何作家）；她想干新闻，又马上可以到中国最大报纸之一的《光明日报》做记者。戴晴对这一切是心知肚明的，虽然她在书中只字不提。所以她才对叶剑英百般歌颂。 ●叶剑英有七个女人 对叶剑英置身其间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戴晴也是“子为父讳”，为其掩饰或辩解。例如戴晴在书中这样说，“比方说，1935年那封电报，究竟收到没有；1940年代，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1966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麽？”戴晴没有正面回答，却这样含蓄地为叶剑英解脱说，“政坛如此浑浊，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侧身其间而已。”在中共残酷的权力角斗中，真的有官至叶剑英那样高位的可以“不侧身其间”、不做“毛泽东的帮凶”而幸存吗？叶剑英真的这样“清白、无暇”吗？在书中，连戴晴也承认，毛泽东夸奖叶剑英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毛泽东的眼里“大事不糊涂”的人是什麽样的人呢，只能是凡事紧跟毛泽东，对毛泽东言听计从的帮凶。 而对于流传很广的叶剑英是“花帅”，有过很多女人的事，戴晴也要为之辩白。戴晴并不是十分有力地辩解说∶“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语，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但戴晴也不得不承认，“叶剑英有四任夫人，还有他五十岁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这七个女人都在世，却没有一个被当局允许参加叶剑英的葬礼。为什麽中共要这样做，恐怕就是要为叶剑英“遮丑”。 ●蔑视读者的阅读能力 在这通篇赞美叶剑英的文章结尾处，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道∶“我—在—审—父，对此不无骄傲，也不无痛苦——在我的共产党员父亲一一离世后；我—在—审—父，当‘父亲’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体的血缘承袭和信从依赖，更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全部现存观念和权威；┅┅我—在—审—父，以民族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战死的士兵、饿死的农夫、屈死的诗人名义，以被偷盗的真诚和被诱奸的理想的名义，以被活活剥夺的富农和资本家的名义。我在审父，支持这审判的，有阅读、有访问、有无时无日看着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却是父亲们留给我的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只有早期共产党人才有的那一缕清澈的理想——大同。” 且不说这些突然冒出的莫名其妙、毫无逻辑的文字令人惊讶作者思维的失控，刚读到这些文字，还会以为文章印错了，把“夸”字错印成了“审”字。但仔细看去，发现确确实实是“审”字。经过通篇文字对叶剑英的歌颂，这文章结尾哪里能“结”出“审父”来？只有换成“夸父”两字，才准确、真实，也符合文章的自身逻辑和起承转合。如此空洞、虚假、做作、突兀地喊几句“审父”，矫情得让人目瞪口呆。戴晴这样做，不是在蔑视读者的阅读能力吗？这也难怪，她的“四个共产党员父亲留给了她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那就是以谎言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谎言的世界，是一个没羞没耻的世界。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原题∶戴晴赞美开明专制 以下是网上评论∶ 柳如是∶戴晴的原罪——读《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1、生父傅大庆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一个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在东北军要收回南满铁路主权时却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国际特务汉奸，鲍罗廷的俄文翻译（鲍罗廷乃将赤祸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另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务，将共产党安插进入国民党以至於日后千百万生灵涂炭的就是他）——戴晴对此没有忏悔； 2、义父叶剑英是共匪的头目之一，中共特务系统的头目，世人皆知的“花帅”，三宫六院不在话下，90多岁还与18岁的女护士乱来（杨振宁也难望其项背），但在戴晴笔下却是“一个独身男人”、“五十岁上鳏居”、“一个凛凛伟丈夫——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这种在个人生活上乱来的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上又如何乱来，对赤祸横行中华，千万人死於非命要负多少责任——戴晴对此还是没有忏悔； 3、继父，另一个共产党，另一个造祸中国的匪首毛泽东的英文翻译——戴晴对此也没有忏悔； 4、公爹（政委），还是共产党——戴晴仍然没有忏悔。 5、戴晴的四个共产党父亲，对中国造了多少祸害，戴晴完全没有忏悔，而是用崇拜的笔法倾情书写她的褒扬；四个共产党父亲用狼奶喂大了戴晴，虽然戴晴披着“民运人士”的羊皮，骨子里还是中共特务机关总参三部给她培训出来的狼性——这只要看她对国内和海外民运的极端贬斥，对八九民运的极端污蔑就很清楚了——其一褒一贬，匪迹昭然。 2013-10-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反腐败旗号下的分利要求
――分析中国近期的“土地执法风暴” 随着6月气候升温，一向春风得意的中国房地产业界有如被架在炉火上烧烤。这种烧灼之痛，不是来自于房地产价格的涨涨落落，而来自于中国地产界的潜规则――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合谋赚钱受到了一轮“清算风暴”的袭击，从北京到各省市，不断有官员因贪腐问题落马，其贪腐行为都与土地有涉。 但如果有人以为中国政府此轮清算的目的意在反腐，并扼制地方政府掠夺民田，那就完全会错了国土资源部数度告白之意。 中央政府为打击土地腐败大造势 6月上旬，中国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土地执法会议。与以往类似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除了按惯例通报全国土地违法违规情况，表示严加查处之意之外，还下达了查处指标――这一点颇有毛泽东遗风，毛在发动各种打击政治异己的运动时，总是下达指标，要求各级政府与党组织务必完成清除异己的任务。毛后中国政府已基本废除了这项政治恶习，但这次会议却明确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今年6月份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 与国家审计署每年反贪唱独角戏不同，这次国土资源部获得了中央撑腰，各种高级别的“党的喉舌”为“土地执法风暴”造势，人民日报、新华社相继发表了“土地违法，政府岂能带头”和“地方政府不能与开发商合谋‘双赢’”的评论员文章，国土资源部办的报纸《中国国土资源报》则发表“让土地执法风暴来得更猛烈些”，以示国土资源部坚决查处土地违法之决心。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介绍，今年头5个月，全国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而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 此次清查土地违法被归于国土资源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该项治理共包括土地出让、矿业权出让、土地和矿业权评估、项目发包四个方面。国土资源部还在其门户网站上设立了举报信箱，并开通了举报传真电话。从声势上看，似乎真有一查到底之势。 六月：中国贪官落马知多少？ 由于下达了查处案件指标，而过去数年来日进斗金的“土地爷”（中国人对主管土地官员的称呼）又因其迅速暴富，难免惹来官场同事嫉恨，加之将原有“土地爷”拱下去之后可取而代之等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在完成查处任务时并不手软，远的不说，就在六月份，中国因土地问题落马的官员就有不少： 最先落马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刘志华主管的部门包括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建设委员会；北京市体育局（与奥运场馆建设有关）；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均与土地、房地产有涉。目前因刘志华案被检察部门带走“协助调查情况”的北京大地产商已有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首开集团董事长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希模、北京建工集团董事长孙维林等人。其中首创集团是隶属于北京市政府的大型集团公司，号称“北京地主”，拥有各类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142家，资产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其资产当中，仅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三大主业就占90％以上，涉足的业务多在刘志华的势力范围。前年首创在香港上市时，刘志华曾亲往香港为其助阵。 天津市官场亦发生地震。被震出来的官员有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金宝，该案涉及李的情妇王小毛做老板的天津浩天房地产公司；身兼天津市规划和国土局局长的副市长陈质枫，因天津市房地产一系列问题而接受调查，其中陈与天津大地产商顺驰董事长孙宏斌的密切关系一直颇受诟病；身兼天津市委主管房地产开发的市委常委、天津滨海新区主任皮黔生，则因其家属在房地产项目上有巨大利益而接受调查。 而福州的所谓“土地廉政风暴”让不久以前还风光无限的官员备受煎熬。福州市园林局局长王廷杰、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福州市国土局局长王炳毅、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相继被收审或“双规”（在规定的地点、时间交代问题，其实就是关押的别名）。而这次福州“土地执法”的目标除了清查贪官之外，眼睛直盯福州众多地产商手里圈占多年而不开发的1.1万亩“闲置土地”。 但有些地方清查的目标却并非这些级别较高的“土地爷”，而是较小的苍蝇。比如郑州市曝光12起土地违法案件，宁波曝光4起土地违法案，涉案者均是布衣百姓或者小吏。倒也并非这些地方的“老虎”有多廉洁，而是因为这些人会做官，动了他们可能遭到“拔起萝卜带起泥”之困局，于是就打些“小苍蝇”，以完成中央交办的反腐指标。 土地稽查的台面理由与台下动机 中国政府整顿土地违法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是中国的土地数量已经逼近生存底线，截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比2004年净减少542．4万亩，人均耕地由上年的1．41亩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第二则是凡属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一些本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了违法的主体。 第一条倒也堂堂正正。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小农阶层占总人口将近70％的国度，没有足够的耕地，许多农民将无以为生。但让人颇生疑虑的却是国土资源部在强调土地数量已经逼近生存底线时，并未承诺从此以后将停止土地开发，而是提出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言下之意是，开发仍将继续，只是今后得由中央说了算，地方政府出局。这就让人怀疑中央提出第二条理由的真实动机何在。 好在中央无所畏惧，国土资源部并不隐瞒开展这次“土地执法风暴”的真实目的，那就是“中央将分享土地收益”。国土资源部部长张跃庆明明白白地晓谕全国：“早前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叫‘三无’，即无流动、无偿使用、无期限。……1988年4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内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由此正式合法化。在此过程中，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中，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但后来，为了便于地方政府取得城市建设费用，中央财政对地方土地出让金的分享比例一再调低，甚至到最后有点不了了之。” 这当然只是台面理由，其实还有一条官场心照不宣的理由，那就是要将地方官员在土地审批中寻租的权力转移到京官手里。都是做共产党的官，凭什么让地方官员靠着土地吃香的、喝辣的，捞得盘满钵满，而京官只能看着眼馋？ 土地出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 可以说，土地收入已经是地方政府手里最后一块肥肉，如果中央政府将其拿走，地方政府就只有从当地工商界与百姓头上加强搜刮一途。而且，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作为财政收入支柱也有其因由，完全是中央政府于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给逼出来的。 笔者曾在一篇题为“是谁将中国农民逼上绝路”文章中谈过，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根源，乃在于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事权过多但财权过小，这是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种下的祸根。因为中央将大多有油水的税种收归中央，只扔了一些油水不大、征收繁琐的税种给地方。地方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罗掘税源，最后迹同黑社会无异。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国有企业相继破产，地方企业所得税与上交的利润渐渐枯竭，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与农民有关的税收以及土地好做文章了。而乡镇政府尽管财源不足，但机构却日益庞大，原因很简单，因为乡镇政府早就成了县市官员子弟亲戚就业之首选。所以尽管中央政府隔几年就嚷嚷一次要精简机构，但政府机构却永远只有增肥，没有消肿。为了给地方财政找出路，地方政府终于将主意打到了城市的旧城区与农民的耕地上。从本世纪初以来，地方政府依靠出卖土地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增值税、 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这些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5－60％左右，成为支持地方政府日常运转的财政支柱。 而被赶出家园的6000多万失地农民与几百万城市拆迁户，为了生存，只得奋起抗争，近年来社会反抗事件不断上升：2003年为58,000起，2004年为74,000起，而2005年则高达87,000多起。 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廉洁？ 面对社会底层的受剥夺，中国政府早已炼就铁石心肠，从来未给予半点同情。但是强征土地产生的巨额收入却让中央怦然心动，如此厚利岂能让地方政府独享？先大张旗鼓打击贪官震慑地方诸侯，再祭出“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这一法宝，目的均是要地方政府乖乖就范，愿意与中央分享土地收入――更妙的是，中央政府并不隐瞒这一企图，早已经通过所谓“专家”之口，明确宣之于《人民日报》等喉舌之上： “有关专家认为，在审查和监管的基础上，重提中央财政分享地方土地出让金也显得很有必要，只是中央到底应该分享多少比例，如何从习惯把所有收益都装进自己口袋的地方财政中掏出一部分来，肯定会有难度。” 中央大权在握，千难万难只等闲。更何况本来难度也没有多大，哪路地方诸侯不是中央任命的？再则，哪个官员不是一大堆污糟贪腐事情？不听话，祭出反腐败的法宝抓一批，杀一批，还落个“民众拍手称快”，称颂中央英明 。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无法证明自己一定比地方政府廉洁，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腐败案就足以证明这点。更何况，中央各部的事权越大，腐败程度越高，这些年来，为了监管银行业，中央成立了“银监会”；为了看住证券业那些硕鼠，特地养了“证监会”这只猫；为了不让中国的保险行业最后被蛀虫吃垮，又再喂了“保监会”这只“啄木鸟”。但其结果只不过是将这几个部门的监察之权变成了官员们寻租索贿的机会与资本，出现了“猫鼠一家亲”的局面，哪一年不从这几个部门揪出贪腐官员？ 意在分利的反腐败不能扼制腐败 其实，中国的土地之所以成了养肥贪官污吏的温床，根由全在于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国家，这一点为地方政府介入土地买卖留下了制度空隙。要解决这问题，只要将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切切实实地拥有土地所有权，也就堵绝了政府随意掠夺民田、民宅之路。舍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扼制土地征用所产生的严重腐败。而目前这种意在分肥的“土地执法风暴”，除了让中央政府在土地审批中名正言顺的插上一脚之外，于反腐不起任何实质作用。 记得曾遇到过几位来美国“考察”观光的中国官员，他们谈到纽约时颇为不屑，说刚看到纽约时简直大失所望，“比中国的上海、北京、深圳都差多了，灰不溜秋的。”我当时告诉这几位，纽约的市容市貌确实不如上海那么现代、富丽堂皇。区别在于美国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纽约城的房子再破再旧，纽约市政府也不敢以其有碍市容，强行拆迁。而中国政府却有权任意拆迁任何一处民居，哪怕那民居是珍贵的历史遗迹也在劫难逃。我曾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斯塔腾学院做过一年访问学者，去学校上班时，总要途经一条路，那条路一过十字路口就突然变成窄窄一条，一栋老旧房子突兀立在路中间，一棵老树从院墙里露出枝桠繁茂的树冠，整条路仅容一辆小车通过。每到此处，我想的就是“如果将这栋房子拆掉，路面拓宽该有多好啊”，相信该岛主政者与其他人也早就想过同样的问题。但可惜的是，该房的主人并不这样想。由于他生在民主自由的美国，所以没有政府强行拆迁之举，屋主人可以继续在他的房子里悠然度日。 官员们不服，说作为公民，一点没有全局观念也不行啊。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是房主，你肯定希望自己生在美国。众官员们默然。 而中国政府迟迟不肯将土地私有化的原因，只能说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着想：只有保持公有名义，官员才可能上下其手蚕食土地之利。 （发表于2006年7月6日）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台湾的真实化比统、独更重要
在中国大陆居住的时候，从来都感觉台湾是个陌生而带神秘、违禁色彩的地方；和台湾的心理距离则好像比西方还遥远。来到海外以後，虽然得到了许多关於台湾的资讯，但对台湾的遥远和陌生感依旧。即使在上个月底刚到台北时，听到温腔柔调的台式女音：“我们已经抵达台北桃源中正机场”时，仍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脑中闪出在大陆时读过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等关於国共内战、统战的支离破碎的画面，耳边甚至响起了《南征北战》电影里国军的广播：“把共军全部消灭在山东境内。”总之，台湾是个和宣传攻势、意识形态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地方。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湾。第一次是1989年底，应政治大学国关中心邀请参加一个研讨会，同时参观台湾；第二次是2000年，应英文《台北时报》邀请观看当年的总统大选；这次是应群策会邀请参加一个题为“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的研讨会，并应台湾北社、南社、中社、东社四个学者团体邀请在台北、台中、高雄和台东做题为“认识中共政权，珍惜台湾民主”的演讲。我本来对“群策会”并不清楚，是由於几个月前香港立法委员刘慧卿因在群策会上发言，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遭中共中宣部下文件进行媒体围剿，她的办公室外甚至遭到流氓泼粪，才知道群策会是由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任董事长的民间团体，旨在进一步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多为台湾学者，外籍人士中有两位日本学者，写过多部关於中国专著的美国学者谭若思（Ross Terrill），几年前以《即将崩溃的中国》引起瞩目的章家敦（Gordon Chang）夫妇，旅美政论家林保华夫妇，我和妻子。会议主要由台湾学者主讲，直到最後一天下午，才由外籍学者在李登辉主持的圆桌会议上各自做大约十分钟的发言。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两点：权利和真实。 首先，作为一个没有参加过、也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团体的独立撰稿人，我对台湾的前途不预设立场，我认为统一、独立都不是终极价值， 对我来说，终极价值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自己的国号和宪法；这个选择权利只属於台湾人民，而不属於台湾以外的任何地区的任何其他人。我这个价值观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尊重人民的自决权在西方文明社会是常识；无论西方左派、右派在政见上有多麽大的分歧，但在认同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上，就像认同民主选举制度一样，毫无异议。而且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民族自决的呼声更高。 其次，我认为台湾问题的根本，不是什麽统、独问题，而是一个走向真实化的问题。1989年我去台湾那次，看到墙上挂的如一片大桑叶般的地图根本不认识，经解释才知道那是中华民国地图。当时我就是坚定反共、支持台湾的，但却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张地图；中华民国自己都不是联合国成员了，却把两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都纳入自己的版图，一本正经地挂著。当时还见到了真的穿著马褂、留著长胡子的“万年国代”（由於边远省份的国大代表找不到替换者，所以那些人就永远代表黑龙江呵、蒙古呵、甘肃呵等等）。这些做法即使不是笑话，也是自欺欺人的。 李登辉先生的改革，首先革掉了那张虚假的大地图，走到了“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步；然後冻结了徒有虚名的福建省（福建省明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只有台澎金马几个岛屿，怎麽能算拥有整个福建省呢？）。现在台湾面临进一步走向真实的问题。目前台湾的中华民国，是1912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当时下辖35省，还不包括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蒋介石政府1946年在南京时建立的，它和台湾今天的现实已经明显名不副实。 台湾总统候选人连战先生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麽？你不能说联合国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是国吧？你也不能说拥有13亿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的一个省吧？同时，连战先生当然也不能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否则你怎麽能选总统呢？连台湾省长也不能选呵，应该等北京像对董建华那样命名呵。所以，“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既不能自圆其说，也明显是自欺，却不能欺人的说法。台湾目前的真实是什麽？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一个独裁专制，一个民主制度。这是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明摆著的事实、真实。《皇帝新衣》的故事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数人们眼睁睁看著的事实，就是谁都不敢说出口。但只要不真实，不活在真实中，而是追求虚幻、虚假的意识形态，就迟早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至於台湾的前途是什麽？毫无疑问，应该交给台湾人民自决；这是全世界文明社会共同认知的价值。但是在中国人社会，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一说支持台湾人民自决，人们就说你支持台独。这不就等於是说，支持统一者，就是反对人民的自决权吗？这不等於是宣告，只要公投、只要让人民自己选择，多数台湾人就会选择独立了吗？统派的朋友们不应该这麽没有自信心呵，自决权里面既包括独立，当然也包括统一呵。在一个有多元声音的、自由的台湾，应该相信，只要你的诉求有道理，符合真正的民意，你是有机会赢得多数的嘛，否则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了。大选还没开始，如果统派阵营就否定“台湾人民自决权”的价值，对自决没有信心，那怎麽会有胜选的希望呢？ 几个月前刘慧卿因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遭媒体围剿，这次我也因为发表支持台湾人民自决权的言论而遭暴力攻击。至於事件本身，台湾媒体已有不少报道，海外读者通过网络大概也看到一些，所以不再赘述。但有一点只有少数媒体提到，那就是暴力事件的主角、台湾“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是20多年前从广东游水逃到香港，後到台湾的“反共义士”，他曾在国民党资助下带队到汉城，声援从中国劫机到南韩的另一“反共义士”卓长仁等。卓长仁由於在台湾进行绑票、撕票、图财害命，已经被处决。在对我施暴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操标准北京腔的人，在警察局的案底显示，他曾因打人、咬人两次被捕。什麽东西才咬人呢？ 周庆峻等人，在台湾被认为是“极少数的极（急）统派”。这些急统派中有人曾在集会上打出中共的五星红旗，并高喊“胡锦涛万岁”。我在台湾和洛杉矶的演讲中，有听众提问，那些当年的“反共义士”怎麽变化这麽大？我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变化；无论当年他们反共是真是假，他们都不是从真正的民主价值出发。反共绝不等於追求民主；民主的根基是视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最高原则；人是根本，而不是国家、土地这些抽象的概念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卓长仁可以绑票杀人，周庆峻们可以举起滴著千万中国人鲜血的五星红旗，反对台湾人民追求自由的自决权。他们叫“爱国同心会”，对他们来说，“国”是高於“人”的价值。这就是为什麽海外也有不少非常反共的华人，他们可以同样同仇敌忾地反对台湾人民的自决权；他们自己选择逃离独裁专制的中国，却不能容忍台湾人民自由选择。这些人和追求民主毫无关系，他们从来都活在和共产党同样的思维、同样的意识形态中。 虽然我在台湾遇到了这个小插曲，但它丝毫也没有改变我对自由的台湾的美好印象。在台北街头，有人可以打出五星红旗，高喊“胡锦涛万岁”，不受到任何惩罚；而在北京，23岁的女学生刘荻却因为在网上发表点自由言论，就被投进监狱一年多，最近更有网络作家杜导斌因言获罪被捕。相比之下，更凸显自由、民主的台湾的可贵。 由於这次有机会从北到南，走访了台湾的主要城市，更对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而深有感触。台湾在政治上的自由，前面已经讲过，也是人所共知的；在经济上，我的感觉是，其整体的水准显得比美国还高。据朋友介绍，台湾的贫富差别不大，几乎没有什麽穷人。各种公共设施普遍比美国更现代化，设备多是日本产，比美国的更精、更静、更净。在饮食方面，普遍西化、日化、健康化；从高级餐厅到街头小吃，其卫生程度，普遍高於我所了解的所有华人社区。台湾最令我感慨的是其整体社会道德水准。无论在商店、市场、街头，人们普遍诚实、礼貌，憨厚得显得有点笨拙；除了那几个操大陆口音、对我施暴的流氓之外，完全见不到油腔滑调、吹牛撒谎的那类经过共产党文化洗礼的人。 离开台湾以後，我们到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被中共接管了六年的香港，其市容，社会秩序，人的文明、礼貌程度，街道、餐厅的卫生程度等等，不仅远比台湾差，而且全部都比15年前我们第一次到香港时差很多很多；更听到无数关於中国国内的坑懵拐骗故事。这种反差使我更加倍感台湾的难得。那是一块唯一幸存的，使用中文的净土，但愿她别被对岸的独裁暴力和道德沦丧的洪水、泥潭所吞噬！ 2003年11月17日於纽约（载《观察》） 2003-1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5👍 0💬 0“22 条军规”中国版：17 万人视频会议讲话
何清涟 2月23日，中共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万字讲话，县团级干部以上共17万人亲聆圣训。据《人民日报》微信号侠客岛所言，参会规模庞大至少可以说明3点，一是会议内容非常重要，二是会议内容非常紧急，三是会议内容不再以文件传达的方式层层转发，以减少中间层级的信息消减和曲解。 我认为第三点才是习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动机。 为何要开视频电话会议发布讲话？ 世界皆知，自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就隐瞒武汉疫情开启政治甩锅第一回合之后，“谁有权公布疫情”成了追责主题，人们发现疾控中心专家们是知情者，但他们发表论文的热情远高于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紧接着甩了一批超级政治大锅，声称他不是第一批去的专家，其学生则代老师甩出去三口锅：指出第一批专家包括在20号发布疫情之前说“可防可控”的王广发；点明CDC（疾控中心）早就上报给国家卫健委；早在12月地方就开始行动，处理了李文亮等八拉“造谣者”。 一时之间，甩锅之举齐飞，追责之声共舞。国内媒体当然不敢多说什么，但国外不少媒体凑热闹，指周先旺是甩锅给习近平，因为只有习近平有权决定何时用何种方式公布疫情。群言汹汹之下，《求是》杂志不得不于2月15日发表习近平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讲话的第一段罗列了习近平在1月7日，1月20日、1月22日就武汉肺炎疫情做过的重要指示，后面两次因为由官媒高调宣传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段话上。有两种猜测：一是根本没有就疫情做过讲话，二是认为可能有讲话，内容就是要求瞒报。多位有心者查阅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对2月3日常委会都有篇幅不小的内容报道，但没有一个字与湖北武汉的疫情相关。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谢玮恰好在2月14日发表了一篇《蒋超良的45天：从首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到其被去职》，详细记载了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的日程表，我查了一下，从1月7日开始，直至19日，只有两次谈到疫情：1月8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武汉疫情病源。1月11日-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期间无通报新增病例——也就是说，在习近平1月7日政治局常委就疫情作出指示之后，湖北省委书记没有动作。 这种情况只能作如此猜测：习近平就算对疫情做了指示，也是模棱两可，比如要高度重视疫情的防范与控制，但也需要兼顾春节期间的祥和气氛，不要引起社会恐慌性情绪。总之，作了原则性指示，至于如何才能达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能由执行者去体会了，按照中国官场惯例，自然是对疫情保密，不引起公众恐慌。 视频会议要点是全国复工 甩锅竞赛之后，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自然恚怒，他当然知道，周先旺并非将锅甩给皇上，而是比自己层级高的官员，比如湖北省常委、国务院主管副总理，但无论如何，他治下的官场变成这样，让他深觉权威受损：官员吃党的饭，这样砸党的锅，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如此，就开个县团级以上规模浩大的视频电话会议，让他们亲聆天听，以免被中间层级扭曲圣意，于是有了这个十七万人参加的视频会议。 习近平的万言指示面面俱到，既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又提醒与会者“但仍要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针对防疫及复工分别提出7点及8点要求，重点是：1、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2、力保北京：”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要守住入京通道第一道防线，……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其他省份也要加大支持力度。3、除湖北、北京之外的各省区要复工，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 习近平在万字讲话中强调自己“时刻关注着疫情防控工作，每天都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这次有17万县团级及以上官员亲聆圣训的电话视频会议，“减少中间层级的信息消减和曲解”相当成功，不同于《求是》文章所载1月10日御口亲言指示只有几十人亲聆，此举无异于总书记习近平向全党宣告：17万大小官员都听到我在说什么，每个层级都需要自负其责，再玩周先旺开启的甩锅游戏，后果自负。 但是，细观规定且考虑以下三点：1、武汉肺炎的无症状传播特点导致病毒流播世界30多个国家；2、春节前后中国已经发生多起群聚感染事例，国际社会发生钻石公主号与韩国新天地教会的群聚感染；3、中国的复工所在地区均有病例——万字讲话中谈到：“全国有1396个县（区）无确诊病例（占46%），还有一些县（区）累计病例很少、基本没有新增病例”，但那恰好都不是复工所在地，多是劳动力输出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就会发现，此时复工，风险虽然低于春节之后马上复工，但还是早了十天半月，可能导致群聚感染。 电话会议成了《二十二条军规》中国版 在不合适的时候强行复工，万字讲话虽然面面俱到，但其不可执行性有如美国小说《22条军规》（Catch-22）。该书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代表作，写于1961年。作者参加过二战，因痛苦回忆而写作此书。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二战末期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美军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于该岛，约束他们的军规充满荒谬的矛盾，比如按规定，飞满规定次数（最初为25次）的飞行员可以回国，但却又规定，无论何时，必须执行司令官命令做的事情。飞行大队的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是个官迷，他一次一次增加飞行任务，远远超出一般规定。按规定，飞行员受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因为精神失常而免于飞行，但同时又规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申请者并未变疯，因为能理性思考，对自身的安全表示关注。 此后，“第22条军规”进入英语辞典，用来描述人们处在一种荒谬的两难困境。如工作招聘时往往要求有工作经验，这样一来，求职者无法获得第一次工作经验，因而也就不能得到一个工作。 习近平这个万字讲话就如同“第22条军规”，既要让湖北、北京之外所有地方复工，又要保证防疫成功；而复工就得群聚，谁也无法保证工人当中没有无症状感染者，因而无法保证防疫成功。 中国的官员与企业家们都精于算计利益得失，对万字圣训仔细琢磨之后，会想明白一个道理：两会因疫情没开，北京必须要保，危急时还得全国勤王救北京。难道我们这些藩属之地就命贱些，不惧感染？对不起了，复工问题虚应故事，拖个十天半月，病毒无眼，找上门来不好玩。 半个月后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各地的复工及疫情，就会明白这个电话会议的效果究竟有多大。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2月2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262020153537.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汶川地震可能「漏报」的六个疑点
中国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已超过六万。但在汶川地震发生不久，网上就有消息说，地震专家早就做出了预测，但中国地震局却没“预报”。当时看到这样的消息，当然非常震惊，因为如果事先知情而不发出“警报”，别说死了几万人，就是一个人丧生，也是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失，是重大责任事故，甚至是“犯罪行为”。所以当时就想根据各方消息，就“漏报”问题写篇文章探讨。但由於地震刚发生，人们都处於救灾救人的悲恸之中，情绪化的言语在所难免，再加上网路消息比较难核实，就没敢轻易动笔，毕竟“漏报”是非常重大、严肃的指控！ 但中国有过“漏报”的先例，当年唐山大地震就有巨大的人为责任。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尤其後来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7．28大地震漏报始末》的调查报告，对此有详细记载。看张庆洲的书，令人十分悲愤，因唐山地震前夕，有很多“预测”，像唐山第八中学、第十中学的地震监测点，还有开滦赵各庄矿等都相继发出震情预报，唐山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开滦煤矿的洼里、殷各庄、新城子、河沿庄变电站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昌黎後土桥、陡河地震台等专业月台，也都发出临震预测报告，但全都被国家地震局忽视。甚至震前14天，唐山当地知名地震监测人员田金武等人还当著来考察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百名官员和学者明确预测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现场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可是仍然没被重视。在震前9小时，还有当地监测专家马希融向地震局发出紧急“报警”，也是没下文。唐山市“地震办”主任杨友宸还因“报警”要发生地震，惹怒领导，在震前三天，被送到“干校”改造、不许出来。结果地震办群龙无首，在地震发生前两天，任何监测资料等都没做！（注1） 中国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2005年底在《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回答媒体提问时也不得不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注2）2006年唐山地震30周年，陈建民参加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和主持人张羽“对谈”时也说∶“唐山地震实际上还是有前兆的”。（注3）但“漏报”导致了24万人丧生！16万人残废！50万人受伤！这是多麽严重的“渎职罪”！但面对这麽惨重的伤亡、明显的渎职，至今却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现在汶川地震已过去两个多星期，紧急救人的阶段已结束，人们应冷静下来思考和探讨，汶川地震到底有没有被“漏报”？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因难以核实而无法采用，但仅仅采用中国媒体的正式报导，还有可核实的海外媒体对当事人的采访等信息，基本就可以看出，这场汶川地震，很可能和当年的唐山地震一样，也有巨大的人为责任，这里起码可从六个方面探讨其可能性—— 第一，地震专家耿庆国向中国国家地震局事先递交了准确的“预测”。 早在地震刚发生时，网上就有耿庆国已预测到这场地震的消息。但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很难核实（像网上署名“茅於轼”的评地震文章，後来茅本人声明不是他写的），因此我当时给港台媒体写的评论文章，都没有用耿庆国等专家的预测。 现在看来，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香港《亚洲周刊》最近一期刊出了对耿庆国的专访（也登在该刊网页上）（注4），证实了此事。《亚洲周刊》是香港知名刊物，这篇文章不是外稿，而是该刊资深记者江迅在汶川地震发生39小时後，在北京对耿庆国的独家专访，应该是可信的。 耿庆国在这篇专访中明确说，他和一些专家不仅对汶川地震做出了“预测”，还在4月30日（地震前11天）把预测报告以“密件”方式发给了国家地震局。该“预测”明确指出∶四川“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後十天以内）”。 但该报告没有引起国家地震局的任何反应。而地震正好就发生在耿庆国等专家预测的“5月8日前後十天之内”的5月12日。如果国家地震局重视这个预测，事先发出“预报”，就可以挽救六万多条人命！ 耿庆国不是外行人、信口开“测”，他是原中国国家地震局专攻预测的研究员，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审。对这样一位资深专家的意见，国家地震局是怎样讨论的，是不是有过讨论，至今外界都不知道。如果有过讨论而否定了耿庆国的“预测”的话，现地震已发生，也证明国家地震局的判断错误。但迄今为止，人们没有看到国家地震局出面认错，他们更没有向遇难者和国人说一声“对不起”。反而在汶川地震第八天的5月20日，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说，这次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收到过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预报意见；并说网上流传的所谓有人提出过预测，是不符合实际的（注5）。 这里就有一个国家地震局和耿庆国谁说谎的问题。从常识判断，国家地震局说谎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以目前的中国国情，在“网吧”有人对汶川地震随手编个假消息都被抓走，辽宁女青年在网上骂四川灾民也被拘留，如果耿庆国没递交预测报告，敢撒这样的“大谎”，恐怕至少得被追究政治或行政责任。而且耿庆国目前还是国家单位的副主任，他不会不知道这种深浅。 而且从国家地震局面对《亚洲周刊》记者江讯追访的态度来看，也感觉他们有难言之“谎”。因被问到耿庆国“预测”报告问题时，总是推诿搪塞，甚至不敢否认。中国地震局新闻处最後答复说，“关於耿庆国的事情，不久我们会有相关信息发布。”可至今一个多星期了，也没见任何“发布”。（注6） 如果中国地震局确实没收到过耿庆国的预测报告，那麽很容易回答说“没有”。现在的模糊态度，说明他们很可能收到过这份报告，只是现在无法向大众交待。一种可能是地震局预测司没有往上呈报；二是该预测意见被局里的专家和官员否定；三是可能有关部门正在做耿庆国等人的工作，要他们顾全大局，收回发出“预测报告”的讲法。但耿面对四川地震死了这麽多人的现实，可能无法配合当局说谎。《亚洲周刊》的专访说，67岁的耿庆国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几次泣不成声，“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没能拯救人命而悲痛”。（注7） 第二，地震专家陈一文批评中国地震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汶川地震发生第三天的5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CCTV9）讨论地震的英语节目中（主持人杨瑞），参与讨论的来宾、“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在电话连线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晚该节目重播时，陈一文的意见被删除，但因这个节目是现场直播，有很多观众看到、听到（CCTV9也有这个节目的母带）（注8）。 第三，地震专家曾集体向国家地震局发出过“预警”。 陈一文後来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国、香港《东方日报》记者杨柳等采访时，更详细披露说，他和耿庆国等向国家地震局提交的汶川将发生强震的预测报告，是经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集体讨论形成的意见，并不只是他们的个人看法。陈一文并强调，过去三年期间，“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曾就汶川可能发生强震，向国家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组织”的声音往往大於、也重要於个人；以组织名义发的公文，当然比个人意见更有“份量”。但即使如此，按陈一文的说法，这些预警报告也是“泥牛入海”，地震局根本不理睬。 第四，地方地震监测部门向国家地震局发出过“预报”。 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官僚主义一直很有意见。去年初他就在深圳接受过朱健国的专访，痛斥国家地震局领导的官老爷作风。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後，他通过地震研究的同行，拿到了一些地震局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显示∶甘肃省陇南市地震监测站4月18日（汶川地震前24天）向中国地震局发出“预测”说，在4月20日至5月18日，新疆、西藏交界地区将发生七级左右地震。此外，甘肃省文县地震研究所也在3月中旬发出“预测”，四川、青海交界将发生5．2级左右以上地震。陈一文在接受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地震局重视这些资料，加强监测，并通报地方防范，肯定死伤不会这麽严重。但是向来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才是最权威的中国地震局领导层，却对这些预警嗤之以鼻。他痛斥说，中国地震局事发前没有虚心接纳意见，事後还要谎话连篇，说没收到任何“预测”报告，试图推卸责任，实在是厚颜无耻！ 按常理，不要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只是目前因地震救灾而掀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气氛（连被认为捐款不够的外国“麦当劳”店，都被围攻），如果陈一文说的这些不是“事实”，而是编造，那麽他本人将惹政治麻烦，甚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至今陈一文还在接受记者采访，他本人也在自己的地震blog上发表评论（http://sea3000.com/2008/cheniwan\EQP/）。只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七十万记者大军，没有任何媒体去采访报导他和耿庆国，由此也可看出遇到重大事件时，更显出中国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和专业独立。因为这样的事如发生在美国等民主国家，媒体早就会抢著采访、挖掘真相，而新闻界的“普利策奖”，多是给那些揭露丑闻的调查性报导。 第五，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说震前曾得到“报告”。 汶川地震发生後，新华社网页曾刊出一篇报导，介绍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震後的讲话。其中有这样的文字∶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这些文字清楚地证明，甘肃省地震局、甘肃省委、省政府对这次汶川地震的“趋势”事先是知情的，但却没有向社会“报警”。但陆浩的这篇讲话报导在新华网刊登不久，就被删除，没有做任何解释。（注9） 後来甘肃省地震局就此发出一篇“更正”，说由於编辑“技术失误”，导致该报导“内容有误”。（注10）重新刊出的报导，把“震前”改成了“震後”，说是省地震局在“震後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震後”才对地震趋势做出“预测”并向省委报告，在逻辑上似乎有问题。而且这个“技术失误”具体指什麽，是编辑“伪造”了陆浩书记讲话，把“震後”擅自改成了“震前”？以中国那种国情，不大可能有编辑“吃了豹子胆”，敢篡改省委一把手对於这麽重大问题（又在敏感、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而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犯了不该把这种讲话公开发表、放到网上的“错误”，而且又被新华网转载。而现在的“更正”，给人感觉是欲盖弥彰，更说明有问题。 第六，四川军工人员等，事先得到地震通知。 在这场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学校校舍倒塌，有几千学生遇难。但震中附近的三线军工厂和研究所人员却没听说有什麽伤亡。网上有不少人披露，他们在那些研究所工作的亲属，由於事先得到地震通知，才躲过一劫。有人亲属在四川军工研究所工作，地震後，一直担心他们安危，後来终於打通电话，亲属说，他们谁都没伤著，因事先得到通知，地震时都在外面。 仅仅上述这六点，就令人无法不怀疑，这场汶川地震，是否很可能像当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由於人为错误而没有向社会发出“预报”。唐山地震“漏报”被隐瞒了三十年，直到2006年初张庆洲的调查报告出版，才揭出真相。而汶川大地震如果“漏报”，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可能无法掩盖的。 结语∶什麽原因导致了这次很可能的“漏报”？ 如果说中国地震局事先知道汶川要发生8级大地震，要有成千上万人丧生，而故意“压住不报”，这在常理上说不通。那为什麽会发生目前这种状况？从目前可看到的相关信息来看，可能至少有“技术”和“政治”等两个层面的原因。 所谓“技术”原因，主要是中国地震界近年一直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提出“预测”的非主流派意见被忽视。所谓主流派，主要指中国地震局官员和局里的专家等，他们多强调，目前人类的科技能力还无法准确预测地震，甚至说“地震是不可预测的”。这种理论实际上等於为一旦发生地震而事先就推掉了责任。而“非主流派”多是退休和业馀的地震专家，多集中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像耿庆国、陈一文，还有对当年唐山大地震事先曾做出准确预测的汪成民等，都是“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甚至认为“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预测”。但他们的看法遭到“主流派”的轻视和压制。耿庆国在参加香港“凤凰卫视”节目时，曾对此激愤地说，在中国，说地震是不可预测的，就是科学家；如果说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就被当成骗子。 主流派由於有地震局系统的行政权力，当然就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及对地震研究、预报的主导权。而非主流派则一直遭到冷落，甚至排斥。像耿庆国、陈一文等人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家地震局发出的“预测”，主流派根本不予理睬。用陈一文的话说，被他们“嗤之以鼻”。 这中间还有一个“唐山地震情结”。因“非主流派”中有多位曾对当年唐山地震做出准确预测，如果“非主流派”在学术和行政地位上占了上风，那麽唐山地震“漏报”问题就将浮上台面，这显然是国家地震局“不愿看到的”。例如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200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时，就地震预测问题和主持人张羽等“对谈”了六千多字（据後来文字稿），但只字没提当年“青龙县”成功预报的例子（注11）。当年唐山地震时，距震中115公里的青龙县，由於当时的县委书记冉广岐听了地震专家汪成民等的预测，做出了预报，结果虽然16万房屋受损或倒塌，但全县47万人竟无一人死亡。100万人口的唐山，24万人因地震死亡，按这个比例，如果青龙不发出“预报”，也会有大约10万人遇难。（注12） 但青龙的成功预防，一直被压制不许公开，因一旦公开，就等於告知天下，唐山大地震有巨大的人为责任。而今天中国地震界的“非主流派”中，不少人都是曾预测青龙地震的专家，如果承认他们，或让他们获得主流学术地位，等於青龙的成功预防和唐山的漏报更被“对比”出来，不仅国家地震局吃不消，甚至影响中共当局的形象，这也是“非主流派”一直无法得到官方支持的原因之一。例如陈一文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国采访时披露，“中国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痕迹。”而且国家地震局的官员还长期排斥像孙威等“数次准确预测地震”的民间地震专家。当年唐山地震时孙威还是壮年，现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但一直遭国家地震局权威们的压制，从唐山地震至今32年，“竟然毫无改善”！孙威写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也因国家地震局的某种压力，至今无法出版。 这次汶川大地震，国家地震局事先没做出预测，更无预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耿庆国、陈一文，还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等“非主流派”专家，以及甘肃的地震研究人员等，都事先发出“预测”，但均被国家地震局无视。“主流派”的明显失职，却没被追究任何责任。而“非主流派”做出了贡献，却至今无法在中国媒体上发出声音，更别说获得肯定。它再次暴露出中国的地震预报制度、新闻制度，根本是政治制度而把“天灾”变成“人祸”、导致生命损失的严重问题！ 这次汶川地震所以没被“预报”，还有一层政治因素。据报导，汶川地震前夕，正在意大利访问的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接到四川地震“预测”报告，但他却指示，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第一不要上报，第二不要公布。而且他没有立即回国，直到地震发生後才起程。从常识说，任何地震专家都无法打包票说，有百分之百把握。陈建民的问法，等於对任何地震都无法发出“预报”。（注13） 陈建民作为中国负责地震预报的最高官员，难道不知道，预测是无法做到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但陈建民所以下这样的指示，和中国主办奥运会，尤其当前的奥运圣火传递有相当的关系。因陈建民说，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就不要上报和预报，是“为了不影响奥运火炬的正常传递和不引起社会的恐慌”。陈建民的这种思路，在2006年央视“决策者说”节目中就表述过，当时他说，不能轻易做出地震“预报”，因为“你报了以後，停产一天、两天、三天，老百姓都躲起来了，引起不光是经济损失，还有社会的安定、稳定的影响。”他的著眼点是“经济损失”、“社会安定、稳定的影响”。（注14）而不是“宁可错报十次，不可漏报一次”，来挽救生命。 但陈建民有他自己的逻辑，如果他发出“预报”，而汶川地震没有发生，那麽造成人心惶惶，尤其被指责“制造混乱，影响奥运”，那麽他就可能丢“乌纱帽”。而现在没发出“预报”，即使六万多人死亡，他还是“国家地震局长”，连对地震遇难者和国人说声“对不起，我们失职了”都不需要做。当年唐山地震所以没发出“预报”，也是担心一旦不准，唐山有开滦煤矿，一万多矿工不生产，会被扣上“破坏生产和安定局面”的政治罪名，在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气氛中，做出不准“预报”的官员可能遭整肃。而当年唐山附近有47万人口的青龙县所以敢发出“预报”，结果无一人死亡，主要在於当时的县领导冉广岐有勇气承担责任，他认为“47万人生命比我的乌纱帽重要”！（注15） 在汶川地震第二天的中国地震局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对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张晓东提问说，他们接到四川地震局职工七人的投诉表示，亲人在几天前就察觉到地震的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注16）但地震局发言人没有正面回答。这一切都说明，汶川地震所以没有“预报”，和政治有相当的关系。 对於唐山地震“漏报”，过去一直有人坚持调查，要揭出真相。张庆洲的调查报告，被国家地震局阻止了五年，才得以问世。资深地震专家孙威写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至今无法出版。因为对唐山地震漏报，在中国仍是“禁区”，无法公开讨论，更别说追究责任。各种迹象显示，正因为当年唐山地震的教训没被吸取，才有了这次汶川地震没发出“预报”的悲剧。孙威的书名《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真是一语成真。如果这次中国地震局仍掩盖真相，用谎言欺骗世人，那麽很可能还会有下一个“唐山”、“汶川”地震的漏报，届时不知还有多少生命损失。为了死者和生者，中国有良心的记者，应该去调查、揭露真相。中国政府更有责任调查这次汶川地震没有“预报”的原因，并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以告慰遇难者，更挽救未来可能的地震漏报受害者。 ——写於2008年5月27日 注释∶ 注1、2、3∶均来自张庆洲所著《唐山警世录∶728大地震漏报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在这个网路可以看到全书∶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20&ID=23709 另外，也可见香港“凤凰卫视”2005年唐山大地震25周年所作的专题片∶“唐山地震漏报” ，这个网址有这个节目以及文字稿∶http://n1.018098.cn/host/com/wwwm/index.php?op=col&file=read&id=33&aid=1520 注4，注6，注7∶均见《亚洲周刊》记者江迅采访耿庆国∶http://www.yzzk.com/cfm/Content\Archive.cfm?Channel=br&Path=2447120872/21br1a.cfm 注5∶车时否定接到任何预测报告的的讲话∶http://www.csi.ac.cn/sichuan/cheshi080512.htm 注8∶见深圳作家朱健国对陈一文的专访∶“朱健国∶孙中山秘书之孙怒斥国家地震局局长——中国地震预报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亟待建立健全”，网址∶http://sea3000.com/2008/cheniwan\EQP/chi.php 注9∶新华社刊发陆浩讲话不久，这篇报导即被删除，但没做任何解释。但新华社原报导画面，已被从网路上截留下来。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2111473895.jpg 注10∶http://www.gssb.gov.cn/net/news.asp?id=1017 注11∶http://www.newlandgames.cn/newlandgame/bbs/viewthread.php?tid=1302836 注12∶http://sea3000.com/2008/cheniwan\EQP/f7.php 注13∶汶川地震时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正在意大利访问的消息，网路上有报导，但无法得到中国媒体报导的核实，这点中国地震局会有记录，证实陈当时在国内还是国外，他是否接到四川地震预测，当时怎麽回答、指示的。 注14∶同注11 注15∶http://www.chinazawen.cn/2006/show.aspx?id=2902&cid=8 注16∶http://realtime.zaobao.com/2008/05/080513\_55.shtml 2008-06-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美国精英输给草根民众
美国年底要国会改选，现在两党都按惯例进行党内初选。但初选却频频爆出冷门，不见经传的新手，打败了有总统、党内元老支持的政坛老将，这个现象被视为美国民众对（首都）华盛顿愤怒，对当权派不满。它对年底的选情具指标意义，令人瞩目。 在共和党方面，最大的冷门发生在肯塔基州，在党内初选（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时，47岁的当地眼科医生、毫无从政经验的兰德．保罗（Rand Paul），竟然打败了由本党参院领袖“钦定的候选人”。而且是以59比35，获得横扫般胜利。兰德．保罗将代表共和党，年底跟民主党对手争夺该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 兰德．保罗打败本党领袖支持的候选人，本身就是新闻，更令人瞩目的是，他是全美反对奥巴马大政府的“茶党”运动的最强有力支持者，被媒体称为“茶党的最爱”、“反（首都）华盛顿的政治煽动家”。 阿特拉斯不再“耸肩” 兰德．保罗是libertarian，这个词被译成“绝对自由意志论者”，它的主要意思是∶强烈主张个人自由，反对大政府剥夺个人权利，尤其反对用高税收、高福利，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绝对自由意志论者”跟“保守派”（conservative）有区别，它不那麽强调宗教内容，在社会问题上，更多著眼於个人自由。 例如，兰德．保罗的政见主要是∶反对涨税，强烈要求限制政府开支。他说，如当选，将在国会提出议案，以立法方式要求国会财政平衡，不得通过高赤字预算。他还主张限制参议员任期，取消教育部，认为教育应属於教师、家长，而不是由华盛顿的权力者决定孩子应知道什麽。 美联社的报导评论说，在几个月前，兰德．保罗在政坛还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他是全国大名鼎鼎的“绝对自由意志论”领袖、德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的儿子。罗恩．保罗在2008年曾参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有全国名气。但他的影响力，更来自他的政见，他被视为信奉“绝对自由意志论”哲学的“茶党”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奥巴马的政府出资救市、垄断医疗保险等社会主义政策推行之际，罗恩．保罗的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恢复原本资本主义的政见，更受民众欢迎。 保罗父子的哲学，明显是来自安．兰德（ Ayn Rand）。今天在美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基本是安．兰德哲学思想的体现。安．兰德是美国客观主义哲学创始人和畅销书作家，她歌颂资主义、强调个人主义、痛斥集体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安．兰德虽然在八十年代初就去世了，但她的书仍十分畅销。她的推崇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说《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以及《致新知识份子》等作品，成为libertarian的重要理论源泉。 保罗父子，前美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安兰德弟子），福克斯电视的老板默多克，当红的电视政治脱口秀主持人格林贝克等等，以及无数的茶党运动参与者，都受安兰德客观主义的哲学影响。茶党运动，或者说安兰德的哲学思想，对共和党的影响，从兰德．保罗在党内初选的压倒性胜利，明显已可看出，对年底国会改选的影响，更被人们拭目以待。 “叛将”不被人们接受 共和党的对手民主党，这次党内初选，也是爆出冷门∶在宾夕法尼亚州，政坛老将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败给了政治新秀、众议员塞斯塔克（Joe Sestak）。斯佩克特得到了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等民主党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奥巴马甚至喊出“我爱斯佩克特”；副总统拜登出生在宾州，更是近水楼台，全力助选，但这些“加持”全都没有作用。而在几周前，塞斯塔克这位退休海军中将（2006年当选众议员）的民调支持率，曾落後20个百分点。 斯佩克特原是共和党籍，已当了五届30年的联邦参议员。由於他支持奥巴马的救市和医疗保险计画等，遭到共和党支持者批评，他担心党内初选无法胜出，所以数月前跳槽到民主党。由於他“叛变”，导致共和党在参院席位减至40，因而不能用“冗长发言（filibuster）”杯葛奥巴马议案。由於他有这样“特殊分量”，奥巴马和民主党方面保证支持他，打赢党内初选後，代表民主党参选。这位现已80岁的老人，想玩政治，结果被选民淘汰。可见人们对“政治交易”的反感。 斯佩克特的落选，对自由贸易有好处，因他一贯在贸易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去年底他还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钢管做出反倾销制裁，甚至主张废除中美间的一系列贸易条约。 安兰德 Vs. 奥巴马 自奥巴马上台，民主党接连败选，在新泽西、维吉尼亚，民主党当任州长都败选。在民主党大本营的麻州，已故肯尼迪参议员的遗缺补选，也被共和党拿去。再加上这次奥巴马支持的“共和党叛将” 斯佩克特又输得很难看，美联社的报导评论说，这不仅使奥巴马“尴尬”，更令人怀疑他的“声望”对年底助选还有多大作用。美联社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奥巴马的工作能力，强烈质疑的有33％，强烈支援的22％。它至少说明，奥巴马的魅力不再，字幕机前的激情演说和口号，已无法再迷惑住公众了。 被视为“茶党”新星的兰德．保罗在胜选演讲时的话，代表很多美国民众的心声∶击败奥巴马的大政府，“把我们的政府夺回来”！ 今年底的美国国会改选，很可能是两种哲学思想的对决∶安兰德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Vs.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对决的结果，不仅决定美国的前途命运，对全球经济和世界走向也将有相当的影响。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年5月25日 2010-05-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埃及大选扇西方左派嘴巴
明天（26日）将开始的埃及总统选举（投票两天）没有悬念，可以确定是前国防部长塞西将军当选，而且会是高票。 对埃及大选，美国左派媒体《纽约时报》等不冷不热，甚至冷嘲热讽。该报曾引用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farce）。 《纽约时报》的态度代表了西方左派的某种倾向，即对这位埃及前将军持有敌意，认为他领导军方（顺应民意）推翻了穆斯林兄弟会总统穆尔西，是“军人干政”，是不民主。包括一些中国异议人士也这样认为。 我在以往评论埃及的文章中谈过，在世界很多地方，民主和专制的对立，是主要的价值选择。但在中东等穆斯林国家，当今则主要体现为“世俗化与伊斯兰”的冲突。我们当然希望，既是世俗、又是民主的局面。但在还无法达到这一点之前，如果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则宁可要世俗专制，也不要政教合一。具体针对埃及而言，就是宁可要穆巴拉克式的不民主，也不要伊朗那样的毛拉们专制。也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何况对埃及而言，在穆兄会的穆尔西总统要把埃及推向伊斯兰主义、人民起来抗争之际，塞西领导的军方没有站在权力者一边（塞西是穆尔西当总统后提拔的军队领导人），而是站在抗争的人民一边。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另外，穆尔西被推翻后，塞西没有自己掌权，根本不是像目前泰国那样赤裸裸的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府，然后军头当政），而是组成由首席大法官为首的临时文官政府，然后制定了清晰的“民主线路图”∶制定世俗宪法，全民公投，选举总统。这是任何认同民主价值的人都认同的线路，即由人民决定（宪法/总统）——主权在民！ 在八千多万人口的埃及，这部新宪法的公投支持率竟高达98％！我当时评论说，“在近年无论是中东还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等，任何公投都难有这样高的支持比例。” 西方观察家认为这是公平的公投，是民意的展现。 这次的埃及总统大选，塞西能拿到多少选票还无法知道。但从已完成的海外投票可清晰地预测结果。海外有近32万埃及人投票（是上次宪法公投的三倍），塞西获得了近95%的选票！这种高比例，也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候选人完全拿不到的。 这个95%的民意是真实的。因为第一，这些“海外埃及人”多是生活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他们能看到广泛的、多元的报道和评论，所以更开明、更开化。《纽约时报》等西方左派媒体说，埃及内部的民众被塞西军方控制的媒体所左右。即使这种指控是真的，那麽身在西方的海外埃及侨民们则不受那种左右。 第二，生活在欧美国家的埃及侨民的政治选择（投票），没有任何恐惧，更是真实的。例如在海外投票期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就有穆兄会支持者集会抗议（反对塞西），这更说明在海外的政治选择（包括言论）更是自由的。 第三，能够来到欧美生活的埃及人，在整体知识水平上一定超过埃及八千万人的平均值（埃及很多农民）。所以仅是海外投票结果，就展示哪个埃及候选人更代表开明，哪个更呼应时代（塞西的竞选对手只获5%海外选票）。 塞西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偶然。虽然《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渲染塞西是富家子弟，从小就穿戴高级，开豪华车等，但也无法否认他的“政治发迹”是靠自己的∶ 四年前的2010年，塞西主管军队情报。他向军方提供了一份准确的“未来埃及政局”报告，提出穆巴拉克想把权力交给儿子，人民会起来反抗，届时穆巴拉克会要求军队镇压。军队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忠于穆巴拉克？塞西提出，军队不能做镇压工具，应与穆巴拉克“分离”。现在回头看，塞西的这份报告不仅预见精准（人民起来抗争），而且具民主理念——军队不做镇压人民工具，跟独裁者“分离”。 后来埃及的演变，军队的角色，基本都是沿著塞西的“报告路线图”进行的。穆尔西当选总统后，提拔了塞西做国防部长（兼参谋总长），据说他认为塞西是高层将领中对伊斯兰最少敌意的（可见整个埃及军方对伊斯兰的反感）。 在穆尔西走向伊斯兰主义，千万埃及人起来抗争（拒绝宗教化）时，塞西将军挺身而出，再次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统治者（穆巴拉克或穆尔西）。他的大智大勇，深得埃及人民赞赏，所以他出来参选总统，获高票支持（不仅海外，国内也会是高票），证明他的作为深得人心。 当时塞西这样做是冒很大风险的，因为穆斯林兄弟会很有组织力并持有一定武装，对付这种伊斯兰势力相当棘手，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塞西的行动开始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支持，奥巴马政府甚至在第一时间宣布暂停对埃及的军援，等于发出反对信号。《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更是（对塞西）一片谴责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和压力下，塞西将军敢对穆兄会的穆尔西总统采取行动，得有相当大的勇气。 当然，塞西的行动得到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得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力挺。例如在奥巴马政府要取消埃及军援（每年13亿）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三国前后向埃及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援助（是美援的15倍）。因为这三个世俗国家都感到（更是深刻认识到）伊斯兰主义兴起，对他们君主统治的威胁。他们说，对埃及的援助“不论看起来有多贵，都比冒险让穆兄会在阿拉伯世界扩展势力的代价来得便宜”。 阿联酋政治学教授阿卜杜拉说∶“埃及不稳定意味著中东不稳定。”塞西代表著“埃及国内唯一能够恢复稳定的机构”。这是真正懂得埃及和中东局势者的真知灼见。因为埃及（按人口）是中东最大国家，如被伊斯兰统治，变成第二个伊朗，整个中东将陷入动乱，甚至成为恐怖分子的基地温床，这对美国的全球反恐，对人类的自由进程，都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另外从经济角度，即使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来说，如中东被伊斯兰主导而陷入混乱，石油产量下降或出口受阻，需要石油的中国等国经济马上会受累。更不要说中东的石油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繁荣。从民主潮流的角度，对中国人来说，埃及的一人一票选举，再次传递出清晰信号，哪里的人民，哪种宗教和文化，都可以选举，都能用选票证明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塞西做不好或走向独裁，埃及人民可以把他选掉或像以往那样推翻）。 值得庆幸的是，多数埃及人民懂得这个（纽约时报等左派们装作不懂的）道理。他们不仅将高票选择塞西做总统，并把这位具政治远见、敢作敢为的将军视为“国家英雄”，认为他在关键历史时刻，拯救了埃及。在塞西领导下，埃及不仅成为抵制伊斯兰主义的世俗化堡垒，又通过选举走向民主。这是埃及和世界的幸运。 2014年5月25日于美国 2014-05-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瑞典模式”再次成为样板
瑞典是北欧的小国，人口只有840万，是台湾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瑞典的经济模式曾被全球关注，因它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是美国式的原本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式的国家计划经济，而是被称为在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福利社会主义。 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左翼罗斯福总统乘机推行实质为社会主义的“新政”，直到他去世为止。左翼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为这种国家干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是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化。因瑞典热衷福利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在过去74年中执政了65年。 所以福利社会主义，主要特徵是三高一平∶高度国营化，高税收、高福利，追求社会财富均等（分配）。在七十年代，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全球闻名，被视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敌视商界的国家 但是，要达到三高一平，政府就必须主导经济、控制社会（以全面提供服务为名），把人从摇篮到墓地都包揽起来。这一定产生恶果，因为政府要提供“高福利”，只能提高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中产阶级、富人和企业的资金都被政府的“高税收”强行收缴，他们就没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就无法再招工和扩大企业规模。七十年代，瑞典是全球“臭名昭著”的敌视商界的国家，制定了繁琐的规章限制企业。1979年，瑞典的最高税率达到87％的顶峰！ 高税收、高福利，直接导致经济活力下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很多企业外移，到劳工成本低、税率低的国家开工厂。这些连锁反应到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滞缓或危机。 瑞典就是这麽一路走过来的。七十年代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了一半以上。政府包揽越多，就越需要设立更多部门来负责“分配”和“管理”。结果出现一高一低∶政府的开支越来越高，1995年瑞典政府开支占到GDP的66％；同年政府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从1970到1988年，连续18年瑞典政府在赤字下运作。为此不得不举债维持，仅仅是债务的利息，就大到占政府支出的七分之一，是仅次於社会福利开支的第二项支出。 高税率自然造成劳动成本增高，结果瑞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政府效率低下（政府越大，官僚气越盛）。据瑞典经济学家卡瑞森（Nils Karison）2004年的报告，自1950年以来，瑞典的私营领域没有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而同期美国的私营领域增加了六千万个工作机会）；在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市场的前50个瑞典大公司，没有一个是1970年以後产生的。 ●社会主义是否死了？ 卡瑞森在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瑞典所代表的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已完全失败，“其结果令人震惊却很少世人知晓”。他说，瑞典模式给世人的教训是，如果想创造一个人道、有同情心、繁荣的社会，仅仅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後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主义是否死了？》的研讨会上，多数学者都以瑞典模式为例说，社会主义至少在全球有思考能力、有理性、有资讯的人民中已经死了。那些还信奉它的人，“是对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费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公社）失败的历史无知。” 但是，瑞典毕竟是民主国家，人民手里的选票，对政府的错误政策有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作用。早在九十年代，即使还是在左派执政时，他们就已感觉到非改革不可了。而所谓改革，就是从原来的“福利社会主义”改走原本资本主义道路。这跟英国工党领袖、後来做了首相的布莱尔走所谓“中间道路”是一样的，就是以所谓中间的名义、体面地放弃原来的左倾经济政策，而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2006年，瑞典发生“政治地震”，长期执政（65年）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失败，强调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上台（2010年又连任）。瑞典发生了全面的经济变革∶税率被降低，社会福利被控制，对企业的规章限制被取消，遗产税、赠与税被废除。原有的改革在继续，新的变革在发生。这些往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导致瑞典起码在三个方面发生了令全球瞩目的变化∶ ●瑞典的三个“惊人” 一是政府赤字被控制。原来赤字占GDP的76％，现降至36％。预计在2013年降至26％。相比之下，左派总统欧巴马主导的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已达到1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百！ 二是失业率下降。瑞典目前的失业率已降至7.1％，远低於欧元区的平均值10.1％，也低於美国的8.8％（今年三月底的最新统计）。 三是经济强劲增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复苏中，瑞典的恢复是全球最快的之一。2010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是5％，尤其是第四季，增长率高达8.7％。而瑞典之外的整个欧洲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才是1.7％，美国是2.8％。 瑞典学者、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全球经济成长研究所”（IGEG）访问学者莫伯格（Lotta Moberg）和该所主任、也是卡托（Cato）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拉恩（Richard Rahn）在四月号美国《Newsmax》杂志合写了一篇题为“瑞典向右转”的文章，针对瑞典从左向右的变化，总结说∶ 瑞典人民看到了大政府制造灾难，看到了高税收窒息经济发展，所以他们迫使政府削减开支，废除限制企业的规章。瑞典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半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吸引无数的其他国家追随。但现在，瑞典向世界展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用民主的方式，改变过去灾难性的经济试验，而且是用一种很少痛苦的方式。 瑞典，再次成为“样板”，从原来那个（带来灾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样板，变成实行市场经济，走向真正资本主义的、充满经济活力的新样板！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1年4月 2011-04-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
最近，因为十八大的权力斗争浮出水面，在中国网络的防火墙外，无论是中文世界还是英文世界，“太子党”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又多了起来。在诸多文章中，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那篇“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2月19日由香港《成报》发表）很值得关注。 钱先生这篇文章是从太子党们的红卫兵经历来谈这一群体的政治底色。文章对40-50这两代人的分类，只有专门研究文革史的人士才会清楚其中的差别。该文主要谈了三点，为行文简练，我归纳如下： 一、中共高干子弟认为自己继承政治权力有天然的合法性，对权力的过度膜拜（有权就是一切）从“文革”时期至今一以贯之：“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对思想异己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式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这些“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但这个群体当中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二、这些高干子弟因为“文革”时期曾从养尊处优的环境里掉入过最底层，并非长于深宫之辈，了解中国国情，有些后来还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在国外留学），晓时势，通权变，因而比胡锦涛这辈“文革”时期的大学生更有危机感，救党意识强烈。钱先生因此归纳说，“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做为积极因素被列举的有秦晓关于普世价值的谈话。 三、军队少壮派的干政倾向。其中作为代表人物被列举的是少将刘亚洲。因为我后面有段文字公案需要说明，这里全文引证（标点符号亦照引）：“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 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第三点后半部分关于“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对刘亚洲思想的评价，完全是一个误会。这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的作者不是刘亚洲，而是何清涟。该文曾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的卷首， 其主要内容曾以同名演讲公诸于2001年10月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但误引的责任不在钱理群先生，而在于国内异议元老陈子明，是陈子明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在2004年7月用“吴毅”的笔名，将我的文章署上“刘亚洲”的大名发表于该网站。我曾要求陈子明给我“吴毅”的联系方式，他推说电脑坏掉了，资料全部丢失，无法联系，他不了解情况。我当即指出一个事实：陈子明本人一篇以“王思睿”笔名撰写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就发表于登载我文章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同卷的第三篇，并要求他更正。陈子明不予更正，只是将该文章撤下并私信道歉（道歉内容是称其“不了解情况”）。但其时此文已在该网站上挂了三个月，以“刘亚洲”之名流传出去了。我是因为南京樊百华先生写文章引证“刘亚洲”撰写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内容，论证其“民主思想与对现实批判精神”，才知晓我的研究成果由陈子明的网站慷慨赠送给了刘亚洲。相比于始作俑者陈子明，樊百华先生磊落得多，为此专门写了“樊百华郑重公开致歉：《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的作者是何清涟而非刘亚洲”（http://blog.boxun.com/hero/fanbaihua/32\_1.shtml） 由于文章谬传，钱理群先生看到“刘亚洲”此文，曾经当作太子党有民主思想与批判意识，在他的文章“回顾2010年”里引证，大意如同此文。我看到后，因钱先生文章影响大，如果不予纠正，以讹传讹，将会留下一段公案，于是在2011年7月18日致信给钱理群先生，希望他能更正，次日即获钱先生答复，表示此文是朋友在网上流传开的，今后“如果正式发表或者收入他的文集，定当纠正。”这次被再次引证，不知何故。我于2月19日再次去信给钱先生。钱先生于2月20日回函：“香港发表拙文，并没有通过我，我还是从你的这封邮件里才知道此事。我也无力去责问。你要发表文章订正我的错误，也好，免得再误传。” 讲这段公案的原因，是因为据我本人的文章来判断“刘亚洲”具有民主思想及批判精神实在不妥。我甚至也怀疑署名“刘亚洲”的其他文章是否也是某些人故意张冠李戴送给他的。我曾在Twitter与腾讯微博上都谈过此事，刘将军的弟弟刘亚伟亦活动于这两个地方，相信他看到了。我希望刘亚洲先生能够出面声明一下，“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并非他的作品，这有助于受众正确理解他的思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钱理群先生的文章。除了这点误会之外，钱先生这篇文章对于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动态，以及今后中国是否有自上而下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等，还是很有帮助的。但因文中老红卫兵的“太子党”及“红二代”的动向多发生于今年2月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前，我来补充一点我的分析： 一、最近对以重庆薄熙来为首的政治势力的打击，是胡温及现任政治局常委们对从前年开始日甚一日的党内批评声浪的回应。以张木生为主的批评声音，其代表作是由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该文的一些言辞应该已经超过胡温等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容忍底线，比如“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二、以中国今天之状态，正如我2004年“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所分析：支撑中国社会的四根支柱，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支撑一个国家的生态基座、标识一国生存底线的就业状况均已严重破坏，只剩下政治权力整合，即高压维稳，在此情况下，中共不思变革，国家前景堪忧。 三、所谓“太子党”，只是家庭背景相似，比如父辈与中共建政有关。但就其既得利益与思想取向来说，各不相同，因此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有极强政治行动能力的利益组合。比如现在已经大位在望的习近平，与上位艰难的薄熙来以及无缘进入政府系统的军队太子党，其立场肯定不一样。如果习近平能够顺利上位，并通过制度化管道控制局面，他为什么要与咄咄逼人的“太子党”与军队少壮派结盟，让他们成为日后挟制自己的强势力量？ 四、在一党专制不变的前提下讨论中国十八大由谁上位，对中国前途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差别只在于中共统治能够延续的时间长短而已。比如某个利益群体中的人多活上一、二十年，这对于个人及家族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意义，但对于中国社会演变及人类历史来说，则是一个基本可以忽略的时间差别。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2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about-qian-liqun/） 遵钱理群先生之嘱对误引文字公开说明并附上我与钱先生近日信件： Date: Wed, Feb 22, 2012 9:37 am 何清涟女士： 拜读大作，你公开纠正了我的误引，以此弄清了此次误传的真相，十分感激。你在文中谈到我“再次征引，不知何故”，我才发现，这里又有了一个误 解，我本应该澄清的：这次在香港发表、在网上盛传的《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一文，并不是我的“新作”，就是从你已经看过的《回顾2010年》那篇长文中 摘出来的，标题也是另加的。因此，是同一篇文章，而且都没有通过我本人同意。其实《回顾》一文，当初我只发给了三个朋友，不准备发表，不知怎样就传了出 去，我也无法禁止。最近，又有人未通过我，把《回顾》一文随意摘录，随意加标题，随意在网上，以致报纸上发表。这都是对我的版权的侵犯。没有想到，还因此 造成误会。但我年事已高，也不熟悉网络，无法追究，说明。只有不管了，反正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当然，我误引的责任也是要承担的。现在顺便向你说明，如方便与可能，也请代我说明一下，那我就感激不尽了。谢谢。 钱理群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富士康在美投资变局的背后
何清涟 台湾富商郭台铭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投资计划有变，原拟在该州设厂生产液晶显示面板（LCD），现准备将该地变为一个科研基地，从事医疗和工业的高新科技产品研发，计划聘请的员工当中大多数是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而非原来许诺的1.3万名制造业工人。这一消息让乐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振兴制造业计划失败的媒体与观察者非常高兴，立刻畅想这将成为他2020年败选的关键因素。这种观察完全忽视了郭台铭投资变局背后各种复杂的因素。 郭台铭在美投资选项改变是明时势之举 上述媒体评判彰显了评论者的愿望与无知。近两年美国就业形势非常好，据美国劳工部最新报告，美国失业率现在降至4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工资则创下近十年最大涨幅。即使是政府关门停摆的2019年1月，美国企业也新增31.2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虽然从3.7% 上升到3.9% ，但总体来看，富士康在威斯康辛设厂计划有变，于美国全国的就业形势影响不大，最坏的后果只是特朗普总统树的这面“红旗”褪色，不再那么鲜艳而已。 我认为美国确实应该考虑如何因应郭台铭投资计划之变。今年1月下旬，富士康发表声明称，富士康在调整其重点以顺应全球市场环境的”新情况”，并大致描绘了计划内容，包括LCD面板模组后段封装厂，高精密模组成型厂，系统整合组装厂以及其它项目。但投资计划发生大的调整是可能的，因为富士康声明的“新情况”，包含机器人将取代人工这一无法避免的趋势。 人工智能将让1/4的美国劳动者遭遇失业 2019年1月下旬，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调查报告《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Auto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machines are affecting people and places)，报告基于对美国3 600万工作岗位现状的调查，指出美国将有四分之一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些工作岗位集中于办公室行政管理、产品生产、运输业与食材准备等领域，这些工作者面对失业风险，必须尽快提升、更新自身技能，甚至更换工作才能避免风险。上述领域的失业风险有的将在未来几年出现，有的则可以再拖上20年左右。 美国中西部受到的失业影响更大。风险最高的是印第安纳州与肯塔基州，这两个州有一半人口在制造业与运输业工作。此外，威斯康辛、俄亥俄与爱荷华州也将遭遇极大的失业压力。东北部的大城市也无法幸免这种压力，在华盛顿地区、费城、纽约与波士顿的制造业中，也将出现大面积的机器人取代人工的现象。年轻人、男性、受教育不足的人群，以及西语裔工人将成为高失业群体。 郭台铭的工厂正好设在威斯康辛州，他两年前承诺的1.3万个制造业岗位对那个州确实相当重要，这也是威斯康辛州希望富士康来本州落地的原因，州政府为此不惜投入巨资，为每个就业机会付出20万（批评者称高达150万）美元的投入。但是，资本到某地投资并不是办慈善事业，而是追逐利润，郭台铭经过再三权衡后改变主意，体现了他的精明，这种精明正是他商场征战屡屡获胜的原因。特朗普在入主白宫前作过许多承诺，包括发誓要让美国的”铁锈带”——即美国大湖区到中西部陷入萧条的传统工业地区恢复生机。但人算不如天算，人工智能的挑战让恢复传统制造业繁荣成为不可能之事，他也应该通晓这一时势。 欢迎郭台铭之前，要研究他的投资模式 郭台铭没兑现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承诺，英文主流媒体对此幸灾乐祸，除了他们刻意忽视了人工智能这一革命之外，还表明他们对郭台铭的投资模式缺乏基本了解。 中国广东深圳是郭台铭的发祥之地，他在该地的投资模式成为他在世界各地的固定模式。这个模式有其特点，除了让企业员工长期超时工作、让企业工会成为摆设之外，就是郭台铭特别重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想方设法得到政府扶持，让政府对该公司存在劳工权益问题视而不见，但这远非郭台铭与政府关系的全部。 直到富士康发生N连跳事件之后，媒体采访当地政府，才发现深圳当局对郭台铭有说不出口的严重不满：拥有40万员工的富士康，给深圳贡献的税收远不如只有4万人的华为。根据深圳市税务部门的公开数据，鸿富锦作为富士康的主体，2009年纳税5.99亿元，在深圳828亿地税中只占0.7%，而华为当年的纳税则是22.7亿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郭台铭善于合法避税。郭的公司除了在原料进口与产品出口之间玩各种抵扣冲销的把戏之外，还能把中国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五减三免”等用到极致。在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有限期，郭台铭会隔三岔五地注册一批新企业，让富士康能够持续地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据深圳税务部门统计，自1988年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以来，截至2009年，富士康一共拥有22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企业，其中执行“免抵退”税政策的企业有11家，2007年度这些企业共申报出口退税额10亿元，免抵调库30亿元，共缴纳增值税1亿元。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企业，税收上交得如此之少，地方当局一直咬牙维护的原因，只是因为官员政绩考核有GDP和出口收入这样的指标。在富士康发生员工N连跳事件之后，深圳再也不想挽留富士康，任其外迁。 中国政府难打交道是国际资本界熟知的“秘密”，一个能与中国政府长期周旋而占尽便宜的富商，走到哪国投资，在与政府的交道中都不会吃亏。特朗普及美国几个州政府，因振兴经济心切，轻信郭台铭的许诺，实在不算意外。 郭台铭改变投资项目对2020美国大选的影响有多大？ 郭台铭在美投资项目的变化，实则浓缩了西方国家带有普遍性的困境。这一困境在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中终于被正视。该报告承认以往的全球化导致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感受到失业的威胁，失去工作和安全感的人在本国遇到贫富差距不公和移民竞争的压力，全球化受到严重挫折。 美国民主党一向不关心经济领域的生产（做蛋糕），只关心分蛋糕并力主全球化。今年该党共有十余位2020大选的参选者，他们在近期活动中尽情展示了身份优势（比如自己是印度裔与拉美裔混血、非裔等）、LGBT的“性别优势”与政治理想优势（欢迎非法移民、全民医保等）之后，让本党选民深感失望。据NBC在2月4日发布的消息，在民主党选民的最新民调中，有56%的民主党选民想选能够击败特朗普的挑战者做总统候选人，价值观排在第二位；只有33％的民主党选民认为价值观必须作为候选人的优先考量。 发达国家在疲于应付国内的各种矛盾之时，人工智能的挑战又悄然降临，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了保住工作岗位，提出向机器人征税的办法。如何吸引外国资本来美投资以增加工作岗位，本来就不是民主党的强项。就算郭台铭的投资项目发生变化，民主党除了攻击特朗普并幸灾乐祸之外，并无任何高招挽回此局。因此，2020美国大选总统宝座花落谁家，并不由郭台铭这个项目决定成败。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2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7212）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朝核威胁背后的四国演义
何清涟 朝核威胁牵涉到美、韩、中三国，危及东北亚安全。目前随着美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朝核危机已经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地步。所谓“图穷”，是指朝鲜的核讹诈日益嚣张，中国不能再假装自己与朝核危机无关、美国对中、朝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却效果不彰、韩国在朝核威胁上的态度比较暧昧；“匕首现”，则是指有关各国亮出底牌的日子日益逼近。 在朝核问题上的中国立场 近年来，随着朝鲜内部情况的恶化，金正恩开始走上核讹诈的道路，不断提升毁灭性武器的攻击能力，宛如一个在火上烤炸药包玩的疯子。周边国家，包括其最重要的资助者中国在内，现在都只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个疯子胡作非为。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不得不与韩国合作，在韩国布置萨德反导弹系统。 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不仅防范朝鲜的导弹，客观上也封堵了中国准备帮朝鲜打击韩国、日本的导弹部署，遏制了中国对韩国、日本的战略威胁。金正恩对此严重不满，在2017新年致辞中明确宣布，它的核打击目标就是美国，正式成为世界上拥有核武国家中核导弹瞄准美国的第三个国家（另外两个是中国与俄罗斯）。这种势态，使得朝美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核小国对核大国的不对称冷战。 美国、日本等国认为中国应该为朝核威胁负责，原因在于中共一直将朝鲜当作中国的一份战略资产在经营，为了增加这份“战略资产”的重量，中国大概在上世纪最后20年间，悄悄为朝鲜提供核技术。 朝鲜核武器的研制从50年代苏联提供的民用核反应堆起步，直到80年代都进展有限。自90年代开始，朝鲜相关部门除了与中国核工业部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之外，还从巴基斯坦获得了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和图纸。70年代后期中国曾向巴基斯坦提供过核武器技术和资料，后来朝鲜向联合国承认：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和图纸通过巴基斯坦，转到了朝鲜手里。联合国的专家检查朝鲜的铀提炼厂时也注意到，朝鲜的核武器技术和制造设备与巴基斯坦处处相似。这些技术的中国来源因利比亚的卡扎菲垮台而曝光，因为巴基斯坦曾把此技术资料卖给多个中东国家，卡扎菲垮台时，反对派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中文的核武器图纸。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核武器研发的暗中推手。 对中国来说，朝鲜的价值并非它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于它是一个可充当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具支配力影响的代理人；而这个富有侵略性的代理人可以充当制造区域紧张的马前卒，抵消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影响和压力。 美国使用军事威慑受到哪些局限？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中国之行后发表讲话，其中备受关注的是这样两句：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到头，美国政府不会与朝鲜谈判；同时，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更加严厉的制裁在应对朝鲜问题的选项之列。与此同时，美国加强制裁力度，于3月21日对违反禁令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出售相关设施的11家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北京中科华正电气有限公司、大连政华贸易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与个人列于名单中。媒体指出，这个名单当中，大部分都是以前美国当局公布过的，罪名也是违反美国禁令，私下帮助伊朗、朝鲜和叙利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向这些国家输入弹道导弹零部件。这是去年以来美国对朝鲜实施的第二次制裁。2016年9月，美韩智库发表联合报告，指控中国的鸿祥集团帮助推进朝鲜核计划，美国司法部对丹东鸿翔实业发展公司及四名负责人正式提出起诉，理由是，这家企业及其负责人涉嫌违反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禁令，向朝方提供融资、出口有助于朝鲜核计划的物资以及洗黑钱。 从政治上来说，美国采取逐渐加大压力的方式对付朝鲜完全正确。然而，美国对付这个流氓国家，却受到以下几项限制： 第一、必须考虑韩国对待朝鲜的态度。韩国总统金大中、卢武铉对朝鲜均实施“阳光政策”，即：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也不希望朝鲜政权迅速崩溃，希望通过对话与援助，引导朝鲜进行改革开放，最终实现南北统一。尽管这一政策基本失败，但韩国民众的主体仍然希望保持现状，甚至并不希望与朝鲜统一。因为南北越与东西德的统一经验在前，韩国人知道统一会让韩国背上沉重的援助包袱，导致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如果面对朝鲜已经发动的攻击，韩国青年人可能愿意参战自卫，但他们却未必愿意投身战场去主动攻击朝鲜。目前，朴槿惠下台，反对萨德反导弹系统的声音又起，就是“阳光政策”的影响太深之故。 第二、必须考虑对朝鲜主动实施军事打击的几大风险。一是不能确保完全消灭朝鲜的“二次还击”能力，朝鲜可能使用在美国的“第一次打击”中漏网的攻击能力，袭击韩国、日本，导致平民和美军的重大伤亡。二是美军无法独力对朝鲜发动地面攻击，全面占领其军事要地。伊战中后期，美军应对萨达姆·侯赛因余部混迹于平民中实施的袭击，深感疲惫。 第三、美国的财力难以支持一次看不见终点的战争。 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美国欠债5.8万亿美元，而到其卸任时，美国国债已增至10.6万亿美元。奥巴马卸任时，留下近20万亿美元的债务。若以纳税人人均计算，每位纳税人欠债高达16.7万美元。 3月16日，川普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政府预算，其中，社保、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医疗补助计划等福利项目开支是硬开支，共占联邦总预算的70%以上。其余除国防部、国土保卫部、复员军人事务部之外，几乎所有联邦机构的开支都面临削减，环保署削减幅度为31%、国务院预算削减幅度高达29%，其中援外经费将大幅度削减，不仅引发华府公务员群体的恐慌，还引起联合国担心美国给联合国的援助减少。这种情况下，打仗的军费开支则是问题。 美国这种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高科技战争，代价极为昂贵。2015年1月1日，《时代》周刊发表一篇《阿富汗战争的真实花销令你吃惊》（The True Cost of the Afghanistan War May Surprise You），据该文介绍，国会研究所对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费用的估算是1.6万亿美元，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林达·比尔姆斯（Linda Bilmes）在2013年所做的估算远超于此，她认为：战争全部成本应该包括为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及家属提供的长期医保、伤残赔偿、军事补给，以及社会和经济成本。按此标准估算，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战争总成本在4万亿至6万亿美元之间。 以美国目前的财力，是否打得起这场战争，恐怕是白宫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基于美、中、朝、韩四国对朝核威胁的立场，以及战争一旦开始就没人知道终点在何处的特点，朝核威胁的解除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于美国而言，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是上策。无论美国是否失去对朝鲜的战略耐心，目前恐怕只得加大制裁压力，其余只能边走边看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3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a/nkorea-20170326/3782664.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8👍 0💬 0美国动乱考验世界的政治智慧
何清涟 本文让“政治正确”的信奉者极不舒服，但请你们耐心看完后再发表高见。 世界觉得美式民主大厦将倾 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佛洛依德被警员制服期间死亡，引发了美国几十个城市的暴力抗议，各地都有抢砸商店（纽约包括金店）的暴力事件发生。全世界左派狂欢，连带中国官媒与五粉残、左派知识人都认为川普的末日已经到来。各种未经事实核查或只报导部分真相的消息满天飞，奥巴马及前朝民主党政府的精英们纷纷表态，民主党不失时机地将竞选主诉从“拜登是领导美国抗疫的不二人选”调整为“反对种族主义”。有人质疑疫情期间、居家令未结束就大规模群聚会导致疫情严重化，纽约市卫生局长公开宣布：这是种族主义的错，不是示威者的错。 事件过程中，左派各种势力纷纷登场，美国极左组织Antifa出现在许多城市街头发起暴力活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干脆发表声明，称“美国需要领导人”，一副自己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姿态——5月份，拜登竞选团队在其党内民调首次成为第一时，曾宣布将成立“影子政府”接管白宫权力。 大选之年，本来毫无胜算的美国民主党要抓住一切机会咸鱼翻身，那也是预料得到的事情。但这种无底线的利用事件大打政治牌，与死者佛洛伊德的弟弟特伦斯·佛罗伊德的理性呼吁相比，后者才值得尊敬。6月1日下午，特伦斯·佛罗伊德抵达了其兄遇害的十字路口附近，那里现在是抗议现场。他站在那里呼吁：别再以打砸抢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愤怒，让我们换种方式，去投票吧！ 本文重点谈美国新闻媒体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美国新闻原则之殇 在人类历史上，每每遭遇重大灾难事件，往往是谣言四起的时刻。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各类传播平台，为各类信息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谣言几乎是加速度传播，无疑会加剧公众的焦虑与恐慌。最开始几天的谣言高度发酵之后，人们终于发现，让他们情绪激动的新闻原来并不那么可靠，现实中的暴力又那么让人难以接受，终于冷静下来，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也渐趋平和。 本人经历了2016年大选，那年是美国民调机构折戟沉沙的一年，也是媒体信誉受到严重损害的一年。面对媒体对川普各种真假难辨的抹黑，因为焦虑与不解，美国公众看心理医生的比率据说提高了40%多。我曾是媒体人，美国媒体一直是大陆媒体人心中的标杆，西方的新闻原则“事实是唯一的，评论可以自由”，一直是我批评中国媒体的武器。但在2016年大选之时，我对几家美国名媒的相关新闻十分不解，直到看了《纽约时报》2016年8月9日那篇题为《新闻媒体应该如何报道川普？》之后，才有了答案。这篇文章非常明确地说了，奉行半个世纪之久的新闻原则，在报道川普的事情上可以放弃，不因别的，就因为这个总统候选人太特殊。 这一宣告公然出自每年收获若干普利策奖项的《纽约时报》，从此以后，每涉及美国国内重大事件，尤其是涉及两党权力之争的任何报道，我都不厌其烦地仔细比对各种信息，从中找出事件真相。这次佛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我依然如此。 真假混杂的新闻报道 佛洛伊德事件能够闹到如此高潮，几大真假混杂的新闻（或政界人士讲话）功不可没： 1、川普开枪镇压反抗者——fake news。事实是：在示威中发生打砸抢等暴力事件后，6月1日，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华盛顿布署了200名现役士兵，以备不时之需。在此后两天的抗议期间，军队并未与抗议者对垒，只有警察出动，并用闪光手榴弹和化学喷雾剂驱散了示威人群。6月3日，埃斯珀命令士兵返回营地，并公开发表讲话，称称现役部队只应该在最紧急和最严峻的情况下动用。埃斯珀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面临那种情况。我不支持动用《叛乱法》。” 不少媒体用“川普出动军队镇压示威者”做标题，评论者以此为出发点。我讲清楚上述事实，就为说明一点常识：士兵出动布防震慑，与开枪镇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2、总统川普要求出动军队平息抗议活动是严重违法。 6月2日，美国部分城市夜间发生的骚乱使局面处于失控状态，骚乱中愤怒的抗议者向警察开枪并投掷石块。抗议者在纽约打碎了第五大道奢侈品商店的橱窗，并在洛杉矶的一个购物中心纵火，圣路易斯有四名警官中枪，拉斯维加斯有一名警官遭枪击，伤势严重。川普当天威胁要援引一项法律，允许他授权现役部队无需各州州长同意而平息抗议活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伊莉莎白当天发表视频讲话，称川普未经国会同意，动用军队平息抗议是严重违法，要求追责。一时之间，一些报道跟着起哄。但相关法律专家很快出来说明，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现役部队（包括陆海空三军）不能参与国内执法，但总统可以启用启用美国1807年通过的《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该法规定，美国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调动联邦现役部队参与“镇压任何州的任何暴动、国内暴力、非法聚集或串谋”。 总统启用《叛乱法》并非没有先例。比如1943年罗斯福在底特律；1957年艾森豪威尔在阿肯色；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骚乱期间，林顿·约翰逊向三个城市派兵。其中包括在州长反对的情况下派遣军队。比如1957年，阿肯色一所学校内黑人和白人孩子同校事件导致抗议、骚乱，局面迅速失控，州长被指“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前往。老布什总统一任总统期间，曾经两次启用《叛乱法》，1989年，飓风“雨果”给维珍群岛造成严重破坏，引发严重抢劫，当地政府请求联邦政府帮忙，老布什总统依据《叛乱法》派兵帮助。1992年。当时洛杉矶发生严重骚乱，时任总统老布什应加州州长请求、调用近四千官兵前往平息事态。 因此，舆论如果认为总统派兵平息抗议应该慎重，那是对的；但如果怒斥川普出动军队平息暴乱是违法，听起来正义满满，但实际上是批评者在犯错误。也因此，美国防长只说出动军队不是时候，没说川普违法。 3、警察下跪支持骚乱者——这条新闻在全球不胫而走，有的媒体干脆只引用图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次席卷美国的暴力包括Antifa在内，是得道多助的一方，连警察都为此下跪赔罪。但是，这是一条只报了一半事实的新闻。以美国之音这条《美国抗议活动中 多名警察单膝下跪支持示威者》为例 ，标题做成这样，但文章还是报道了全部事实：数地警察单腿下跪是事实，但他们同时说了更重要的诉求：你们有集会权利以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发言权，我们保护这种权利；但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指暴力行为）是错的，请你们停止。 互联网时代，每天有海量新闻出现，大多数人只扫一眼新闻标题就算“已阅”，这种只报道一半事实的新闻，或者只在标题上报道一半事实的新闻，明显有误导企图。 4、黑人在各族裔中，被警察粗暴执法致死比率最高。 这条新闻引用了各族裔死于警察执法暴力的比率数据并做成图表，BBC在《佛洛伊德事件：美国法律下，非裔人士到底受到怎样的对待》等多篇文章反复引用，对一般读者误导最大。因为这种统计不符合犯罪学统计的专业要求。从专业角度来看，应增加两个比率：每个族的犯罪者占人口比率（各族犯罪率）；各族犯罪率与受惩率。如果某族裔犯罪率较高，受惩率较低，就不能说明受到不公平对待。这一点，美国近年崛起的反政治正确的黑人政治活动人士Candace Owens女士在她的视频里有说明，“黑人被警察杀死人数应和黑人犯罪人教对应，而非总人口，撞到枪口上的人多，死亡率当然会高”。 美国媒体业能否反省一下自身？ 这次美国的示威游行出现普遍的暴力犯罪，与Antifa这个近年活动颇多的极左组织有密切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因此宣布Antifa是恐怖组织，但美国新闻媒体对此讳莫如深。立场上亲近民主党、但不算极左的拉斯穆森民调在事件发生后就Antifa做了一项民调，结果如下：49%的受访者认为Antifa是恐怖组织。有69％的共和党人和47％的无党派选民认为，此次抗议活动中的暴民暴力现象，是因为犯罪分子利用鼓动。 但有58％的民主党人认为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法的暴行。 新闻界各种奖项当中，普利策奖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真希望美国媒体业者能够好好理解普利策的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用错误的信息去鼓动社会情绪达到政治目的，不是社会危机的预警者，而是社会危机的恶意制造者。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大学研究犯罪学的专家人才辈出，犯罪经济学的鼻祖贝克教授就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教授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在犯罪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我从其理论中受益良多——“政治正确”这道迷幻药，有时真的能够让学界智珠失色。 对于美国人来说，2020年的大选，其实就是在两者中选择：一边是法律与秩序，另一边是社会失序与按闹分配；一边是常识，另一边是反常识。有时间，我会就《西方左派的民主——按闹分配》写篇文章。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6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8974）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中国债市将迎来外资“解放军”
何清涟 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思潮开始出现，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直在反对普世价值，但临到反全球化思潮涉及经济层面时，中国大概会坚决捍卫全球化。且不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时的昔日辉煌，就以中国金融系统的第二轮天量坏帐的化解并扭亏为盈为例，就是依靠西方金融巨头做为“战略投资者”来解救的。如今，中国债市可能又需要外资成为“解放军”，而机会也真来了，据《金融时报》9月30日消息，德银（Deutsche Bank）调查显示，外国基金经理打算在未来一年将其对人民币债券的投资增加一倍。 外资将充当中国债市“解放军” 中国的国家债务很庞大。仅2015年全年，中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22.3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5%，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55.2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债市的规模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为35万亿美元，日本为11万亿美元。据投行分析师们计算，未偿还的中国在岸债券总值约7.5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新兴市场债市其余部分的规模。 目前，全球债市投资进入负收益期。早在今年1月，全球负收益率国债规模已达5.5万亿美元，6月底翻倍，高达11.7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德国、瑞士的国债均为投资者提供负收益率。相比之下，10年期中国国债的收益率约2.7%，最受青睐的美国主权债务收益率只有1.6%，这种高收益率备受投资经理的青睐。 中国政府抓住了全球债市低迷这一时机，迅速开放在岸债券市场。今年5月，中国政府开放国内债券市场，允许国际投资者通过政府任命的所谓代理银行买入在岸债券，而不必按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申请投资额度。7月31日，央行发布《关于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市场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放开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要点有：一、审批制改备案制。二、投资额度放开，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投资规模。三、交易品种拓宽，境外机构不仅可以参与现券、回购，还可以参与借贷、远期、利率互换和远期利率协议等交易。 以上措施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债市的投资流程得到精简，今年3月，中国农行香港分行、中国建行香港分行、花旗银行香港分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香港分行等八家获准进入中国债市，后陆续扩充至约20家，汇丰、渣打和德意志银行均成为代理银行。 接受德银调查的投资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一年把各自对人民币债券的配置增加一倍，超过25%的受访者已经申请注册或选定了一个代理，还有40%正在寻找机会。 据德银分析，境外投资者加快投资的主要考虑之一，是中国将被纳入国际债券指数，这将迫使MSCI明晟这一指数追踪基金购买中国的在岸债务。在德银调查的受访者中，五分之四的投资者预计这将在未来两年内发生。 中国债市的不透明 中国经济陷入庞氏增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债务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一项针对危机后债务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约60万亿美元。从2007年以来中国的债务增长了三倍，其总债务率达到282%，比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要高。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赤字与债务的指标，有赤字率、负债率和债务率等。赤字率是一年中政府赤字与当年GDP的比率，负债率是当年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率，而债务率则是当年政府债务余额与可支配财力的比率。本文化繁为简，只谈债务当中最脆弱的部分，即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早已是国际投行界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目前，地方债务规模逐年上升，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承认的债务规模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根据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财政部的数据，2012-2014年，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分别为15.89万亿、17.89万亿和24万亿，地方债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德国GDP。截至2015年底，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总计26.67万亿，政府负债率约40%。 国际上对于这些指标有一些大致认可的警戒线，各国一般规定政府的债务率不得超过10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年》一书的数据表明，2012年年底全口径地方政府负债率为30.6%，债务率为112.8%。贵州省和辽宁省的债务率分别达到120.2%、197.47%，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划定的100%债务率红线。 但是，以上数据只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而非地方政府实际债务数据。2014年，发改委官员李铁对外公开说，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在地方调研时候，走了十几个城市，他们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 国企债务其实也有类似情况，这种状态导致中国总体债务不透明，今年8月，财政部发改委官员在内部研讨会上基本承认，除了隐瞒债务的情况之外，还有不少隐性债务。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其实并不清楚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 外资是否知道中国债市风险？ 外国机构对中国债务规模的估算远比官方数据要高。 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15年9月底中国总债务率（债务总额/GDP）为249%，其中企业债务率为170%，政府债务率为40%，家庭债务率为39%。麦格里分析师维克托·什韦茨（Viktor Shvets）则估算出目前中国债务总额接近35万亿美元，总债务率为350%。 路透社发布的经济信息当中，债务违约是其中重要一项。就在9月30日，路透社刚发布《2016年中国信用债违约一览》，其中列举了近百家国企、地方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5年及以下债务违约资料。德银的调查中，略高于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感到不安，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担心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风险。 以上情况说明，不是中国债市本身风险降低，而是全球债息一跌再跌，凸显了中国债市高息优势。机构投资者为了寻觅高息资产，中国债券必然成为他们分散资产的较佳选择。尽管中国10年期国债孳息率刚跌至新低2.66%，但对许多境外投资者而言，依然具有很大吸引力，毕竟日本、德国和瑞士等10年期国债孳息率已成负利率。 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通过技术性方式化解日益严重的债务风险，这些方式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企业债转股、债务证券化等，但所有措施都只能减缓而无法化解当前中国的巨大债务风险。尤其是后两项都需要股民做接盘侠，而中国股民被2015年股市洗劫一空之后，已无多少财力，这时由外资来充当中国债市的“解放军”，中国政府当然乐意之至。只是投资量与投资品种的选择可能不会尽如中国政府的期盼，外资对投资品有自己的评估方法。外资最后是否能够撑起中国债市的半壁江山，由可能的10%提高到50%，还只能是遥远的期望。 常有人问我，中国经济还能撑多久？我回答时总会提醒他们注意：与以往历届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不同，中国经济现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注定外部影响对中国而言，是个极难预测但绝对不可忽视的参数。这次全球债市低迷、中国深陷债务泥潭亟欲解套之时，外资充当中国债市的“解放军”就是一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0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debts-20161005/35385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