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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面加税，只因力防财政风险
何清涟 10月3日，中国官方正式公布范冰冰涉阴阳合同案情，称其偷税漏税超2.55亿元，连罚带补，共需缴纳8.8亿元方能免除牢狱之灾。对中国经济有点现实感的人都明白，今年政府正在想方设法罗掘税收，除了借范冰冰逃税一案向富裕者云集的影视界喊话之外，其他各种税收也在增加。 为何在美国减税效应波及全球之时，中国政府还要逆势而上，增加税收？其中自然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美国减税，中国逆势加税 美国政府去年推出《就业与减税法案》之后，极大减轻了美国企业和劳动者税负，美国高低收入者都从该法案中得到减税福利，形成经济与进口的双增速、美股利好以及资金回流的局面，强有力地促进就业增长。今年的美国经济形势所证明，这个法案行之有效。 继美国推出减税方案后，日本和英国相继跟进的趋势，日本政府行动很快，早在年初就确定了2018年度法人税减税方案。只有中国宣称“不能简单跟随”。 中国政府的新政策证明，中国不仅不简单跟随减税，反而全面加税，以下是中国政府近日公布的财政收入成绩单： 2018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8%，较去年同期低0.1；全国财政收入达10.43万亿元，与2017年上半年财政收入9.43万亿元相比，同比增长10.6%。创历史新高。其中与国民个人钱袋有关的增长较多： 国内增值税33600亿元，同比增长16.6%。 国内消费税6869亿元，同比增长17.4%。 个人所得税8127亿元，同比增长20.3%。 企业税增加12%。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共计46亿元。 社保税改由税务局征收，并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社保税新政。所谓新政带来两大变化，一是让企业无法瞒报员工人数，逃避交社保税。按照中国社保第三方机构51社保在8月末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数据，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基数不合规占比达 73%，即7成以上企业存在不按实际工资缴纳社保的问题。新政实施后，这一漏洞必将被税务系统的“火眼金睛”识别，逃交可能大大减少。二是企业税负增加。新政前，企业社保赋税比例为31%，全球第13/189；新政实施后，企业社保税负比例为44%，社保税负全球排名为2/189，一个低福利国家的社保税负远超许多高福利国家，算是创造了世界税收奇迹。更严重的是，企业可能不敢多雇人 ，导致失业增加。 这种逆势加税的节奏，犹如杀鸡取蛋。 中国政府杀鸡取蛋为哪般？ 中国政府并非不知加税的坏处，它坚持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避免财政危机，保持国家的强管制能力。 中美两国在世界上只有一点境遇接近，即都在鼎盛时期，就被一大帮预测者预言其必然衰败。但对两国衰败程度与时限的预测却很不相同，美国则被反复预言其大国地位将被中国赶超取代，给出的时限从2025年到2050年，包括这段时间的中间几个时点2030之类；而中国的崩溃，几乎成了中国崛起的伴奏曲，从2001年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中国即将崩溃》到现在，仅在美国就出现三轮，这还不包括今年《外交事务》的新预测。 因为“崩溃论”持续不断提醒，中国政府的危机感特别强烈。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只有一家小公司预测到这一危机的存在，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事前预防；而中国对任何危机几乎都采取超强防御。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研究者，我需要经常面对“中国何时崩溃”这种疑问。因此，在对中外曾陷入崩溃的王朝或国家做了研究后，认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要崩溃，需要四种危机叠加： 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习近平从2012年接管政权以来，就致力于敉平内部矛盾，通过长达数年的努力，已基本控制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 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人民拥有自组织能力——中国有部分政治反对人士确实表现了极强烈的推翻政权愿望，但这部分人在中国人中占多大比例，是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且除了海外网站上的革命语言之外，他们没表现出任何自组织能力。 三、财政危机——一般人无法分辨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的区别。这里简要说明：1、经济危机并不一定导致政权垮台，津巴布韦与委内瑞拉就是例证。2、经济危机离财政危机还有不短距离，中国现在确实具备发生经济危机的各种要素，但不等于即刻面临财政危机。衡量财政危机的主要标志是：中国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军队警察等维稳工具。 四、外部力量的压迫——不少政治反对人士称中美贸易战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显然是投射了太多自己的想象。贸易战从来就非关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利益，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之间不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贸易战。简言之，贸易战之所以不是战争，乃因其并非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是剪羊毛为目标。川普曾经说过：“我们不要竞相颠覆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国家的政权”，目前，他放出的狠话就是“最多不与中国做生意”。9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对华政策的演讲，中国政治反对人士对此做了过分解读，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全面开战，他们完全忽视了彭斯在演讲中说的原则是：“在这项战略中，我们寻求公平、对等以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关系。”“尊重主权”的意思就是不会军事干预。考虑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定于8日访问中国，彭斯的讲话更象是一种心理攻势。 “崩溃论”养成中共政权的危机意识 持续不断的崩溃论没有让崩溃变成中国的现实，却养成了中共政权的危机意识与危机应对能力。中共领导层始终相信暴力镇压是维持政权的最后手段，维持国家机器的镇压能力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近几年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重心演变足证他们对危机因素相当敏感：2016年8月，中国提出开展“外汇储备保卫战”，实行货币维稳；2017年初，“防止金融危机”成了首要工作，刘鹤提出“既要防止黑天鹅（小概率事件），更要防止灰犀牛（债务危机这种大概率事件），继而针对大量资本外流，提出“防范金融政变”。到今年年初，防止财政危机提上日程，体制内专家们从两方面论述中国防止财政风险的必要性：一是全球范围财政风险覆盖率。指出2018年，在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91个经济体中，158个经济体预计将出现财政赤字，仍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的119个。二是中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中央财政为地方财政兜底的压力加大。 对于财政赤字率，中国政府很清楚本国财政赤字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马约标准，赤字率3%一般设为国际安全线。2016年与2017年，中国财政赤字率连续被安排在3%，2018年中国财政赤字率虽然被下调至2.6%左右。但当局很清楚，真实的财政赤字率远不止3%。 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近三年一直在下降。2017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报告显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自2015年至2017年前三季度，财政自给率情况平均在50%以上，但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54.1%下降至2017年前三季度的50.8%。一些资源大省的“煤财政”、“油财政”等难以为继。 只有了解中国财政面临赤字率上升、地方财政自给率连年下降这一大背景，才会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美国减税、发达国家跟风的情况下，却要逆势加税。在中共的算计中，保住政权、防范财政风险是首要任务，保持企业活力、发展经济居于次要位置。 （原载何清涟博客，2018年10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9471）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武汉肺炎疫情中的数据乌龙
何清涟 2月4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疫情统计显示，全国共确诊病例24 324个，最少490人死亡。对比2月1日的疫情统计数据确诊病例数量11000人，死亡259人，就会发现四天之内猛增一倍多，让人怀疑中国的疫情统计数据是个乌龙，真实情况远比数据显示的要严重。基于中国的公开数据，WHO全球传染性危害管理司司长布里安德（Sylvie Briand）仍然坚持，最先发生于中国的新冠病毒肺炎虽然蔓延至20多个国家，但疫情尚未构成“大流行”（Pandemic）。各国病毒学家的估算远比中国公开数据显示的要严重，因此，很有必要指明中国疫情数据是个大乌龙。 外部专家的估算远高于中国 不少传染病学家指出，一种全新的病毒能够轻易感染人类，并且以有效持续的方式在人际之间传播，那么就更有可能引发全球流行病，新型冠状病毒几乎符合上述全部条件。专家们担忧的关键问题是，传播的范围会有多广，会有多少人生病。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建模分析，做出了推算。 专家估算的染病人数远远高于中国官方的公开数据。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1月31日刊登香港大学模型分析武汉市的感染人数，得出结论：截至1月25日，武汉市可能多达75 815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官方在1月25日那天公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75例，约为该预估数字的2.4%。《华尔街日报》于2月4日刊登一篇《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有多强？全球专家争相发布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波士顿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一项研究，使用基于旅行模式和确诊国际病例的数学概率模型估算得出数据：截至1月28日，武汉的感染人数中值为31 200人；中国官方当天发布的统计数字为2 261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的里德(Jonathan M. Read)主导了一项研究，也认为截至1月22日，武汉的感染人数已有数万。“我们认为实际上每20个感染者中只有1人得到确诊。” 感染率高。根据病毒学家最近发表的几项研究估计，平均每个感染者将感染另外两到三个人。流行病学家将这一数字称为再生数。瑞士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流行病学家阿尔特豪斯(Christian L. Althaus)估计，该新型病毒的再生数为2.2，其他流行病学家的估计也都在2-3之间。专家们认为，如果不能降低这一再生数，就有可能爆发全球大流行。1月25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研究人员发布报告估计，截至1月18日，每个“武汉肺炎”病例平均传染了2.6个人。这意味着，中国要阻断六成以上的传染才能有效地控制疫情。 无症状传染。专家还指出，大多数患者是生病五天后才住院，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是无症状感染，这五天内可能已经传给不少人了，导致疫情防控前所未有地艰难。这类病例不仅中国有，德国等国也发现。 如果被确诊数只有1/20，中国于2月4日公布的24 324个乘以20，接近49万人染病，再加上病的再生数，中国的疫情之严重，远远超过中国官方公开承认的状态，中国的医疗资源无法应付这么迅速的快速传播。在这种危险时刻还隐瞒疫情，实在是害人害己之蠢举。 武肺死亡数与殡葬业超负荷工作引发的疑问 1月28号，武汉民政局宣布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逝者遗体免收火化费用。由于公告中透露出殡仪车辆和人手不够用，2月1日还有一则“运尸袋不够用，武汉殡仪馆面向全国募捐”的快讯在网上流传，引发公众怀疑实际死亡人数远超官方数据，据港媒《端传媒》报导，汉口殡仪馆的14台火化炉全天候运转，随时等待从各个医院送来的死者，员工都比往常忙碌，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据中国官方公告，截至2月4日，全国490例武汉肺炎患者死亡，其中武汉的死亡人数是313人，占全国死亡人数的63%左右。如果按照武汉常规殡葬能力，这313位病亡者，几乎不会构成太大的压力。 根据楚汉网2018年10月10日登载的《武汉殡仪馆有哪些?武汉殡仪馆地址及电话查询》，武汉市共有八座殡仪馆，再根据其他网上资料，其常规火化能力如下： 新汉口殡仪馆年火化量2万左右；武昌殡仪馆年火化量7 000左右；青山殡仪馆年火化量5 000左右；新洲区殡仪馆年火化量6 000左右；江夏区殡葬管理所年火化量3800；黄陂殡仪馆年火化量7 000左右。这些工作量应该是按照每天8小时计算。另有一家蔡甸区殡仪馆与回民殡仪馆未查到相关数据。 据说，接受火化武肺死亡者主要是新汉口、武昌、青山三家殡仪馆。这三家的常规能力是按年计是32 000，按月计是2 700左右。目前超负荷运转，按24小时全天候三班制计算，应该达到8 100左右；按照最保守的每日加班量比平常多出三分之一，就是2 700加900，为3 600。政府公布的全部死亡数为313位武肺死者，加上常规火化量2700左右为3000出头，这三家平均每天加班三小时不到就足够了，何至于24小时全天候开足马力？ 答案难觅。《财经》2月1日一篇题为《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的文章，给出了部分答案：这段时期，武汉存在大量死于“普通肺炎”的人，这些死者不在武汉肺炎死者名单上，但最终还得进入这些殡仪馆。考虑到这三家殡仪馆可能不是每天都三班倒，因为工作人员的体力也有极限，因此，在按三班倒计算的8 100火化量与每天加三分之一班的3 000之间的差额5000当中取个中位数，约为3000名，这与民间传言讲的武肺死亡实际数字是官方公布的10倍相符——当然，这只是一种估算，真正的数字，得看政府相关部门是否愿意留存底档。 对疫情数据怀疑相当普遍。中国的专家对此有过表述。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教授近日曾接受央视采访 ，坦言武汉情况很严峻，很多人无法收治；2.由此造成的家庭感染、社区感染，是个未知数。此时谈拐点并没有判断依据。但他很明确地说了，实际数据比公布数据要大，而且不清楚有多大。 有网友对比1月30日以后猛增的数据，发现数据完全是按政府计划编出来的，写了一段子以志其事：“神奇的病毒，还是个数学高手，1月30日：170死/确诊7821=2.1%；1月31日：213死/确诊9800=2.1%；2月1日：259死/确诊11880=2.1%；2月2日：304死/确诊14401=2.1%；2月3日：361死/确诊17238=2.1%，2月4日：429死/确诊20471=2.1%，2月5日：493死/确诊24441=2.1%；2月6日：564死/确诊28605=2.1%。” 中共垄断并控制疫情信息并称病毒不会人传人，让老百姓疏于防范，是造成武汉疫情迅速扩大、祸延全国并蔓延世界的重要因素，最后导致62个国家暂停中国人入境。如今救疫如救火，仍然继续控制疫情信息，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好在国外不太相信中国提供的数据，不会因此疏于防范。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2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0801）
何清涟2025-11-09 00:08👍 0💬 0新唐人电视新闻∶曹长青就台湾前途发表演讲
近日，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矽谷支盟的邀请，著名华人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在旧金山湾区就台湾现状及前途做了演讲。曹长青先生首先以香港人的现状为例，说明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曹长青∶“去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了六周年时，50丌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逐步地、一点点地把香港人的自由剥夺，要用23条立法让香港人失去言论自由，失去新闻自由。香港人发出抗议。今年7月1日，香港人又是50丌人上街游行，表达抗议。过去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北京要一步一步的一国一制；要剥夺香港人的自由。香港过去七年，自由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不好，人民越来越不满。仅仅七年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接著他指出，有些台湾人想以中华民国来表述一个中国，是完全与现实脱节的。曹长青先生认为，台海两岸的真实情况是一边一国。在演讲中，曹先生多次表示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怀有感恩之心。并以中国政府把法轮功修练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为例，说明中国依旧是个没有自由，压制人性的国家。 曹长青∶“在中国，法轮功的成员就被抓。在中国，参加法轮功的大都是身体有一些毛病，想通过法轮功来练练身体，他们不想夺取政权，也不想做江泽民第二。但当局把他们抓了好几千人。有报道说，现在被关进精神病医院的就有一千多人。美国第五十七届精神病学会两个月前在纽约召开。美国的医生为法轮功学员抱不平。我对这点也是深恶痛绝。因为我在中国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那个经历让我知道，把正常人关进医院，吃那种药物，好人也会吃成真的疯子，最残酷，最黑暗了。而今天就有一千多人关在那里。现在光有名有姓的，用药物致死的已经有十三人。” 曹先生还多次谈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造成国家危机四伏。他的讲演幽默风趣，不时引来在场来宾的阵阵掌声。曹长青∶“老百姓说∶中国处级以上官员抓起来全部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 曹长青出生於中国黑龙江。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1988年来到美国。 新唐人粤语新闻2004年8月25日(30分钟) 2004-08-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日本为什麽没有革命？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学者写了本研究日本的书《菊与剑》，作者观察到，“日本是个没有革命的国家”，指的是，日本没有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等那种革命。但作者在书中没给出解答∶日本为什麽没有革命？ 幕府之前的日本是长期的农业社会，为什麽没有发生中国的陈胜、吴广那种农民大起义？ 长达264年的德川家康统治的江户时代 （与中国的清朝267年历史一样长）为什麽也没有中国黄巢造反、太平天国起义那种大规模暴乱？更不要说，日本从没有共产主义崛起掌权。日本是唯一进入七大工业国的亚洲民主国家，也是二战后和西方走得最近的亚洲国家。但是，今天在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疯狂的左派意识形态，在日本也没有占主导。 为什麽日本能独善其身？这与日本独特的文化、历史、传统，主要价值观念有直接关系。概括说，主要有四点∶ “本分文化”与“武装的和平” 其一，日本文化传统强调规矩、秩序，尊卑，等级，不喜欢“僭越”（犯上作乱）。这种尊理性、重内敛、爱平和的文化传统，制约了狂热和激进主义。《菊与剑》作者特别强调日本人“各安其职”（每个人安心自己的角色，不躁动）的观念，提供了文化的秩序性内涵，是一种内在张力的舒缓机制。而且日本文化相当强调“尊老”，其实就是尊重有经验的人，尊重长者的智慧，而不是纵容年轻人的鲁莽狂热。由于日本是岛国，自然灾难导致的对生命的珍惜，对天意的顺从，也没有西方那种挑战一切的肆意而为。 其二，统治者没有那麽残暴（刺激造反）。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是在“天下苦秦久矣”口号下，利用对统治者的愤怒煽动民众揭竿而起。在日本，则相对平和很多。《菊与剑》作者高度评价了日本幕府时代将军们的贡献，用了一个近乎自相矛盾的形容，叫做“武装的和平”∶藩主（幕府将军们）拥有强大武装，但不主要用于对付人民，而重在震慑和维持秩序，保持和平。所以日本没有血流成河的对平民的杀戮，也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德川幕府时代就维持了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和平（只有幕府将军派系之间的讨伐争斗）。 幕府时代有过农民造反事件，但过程和结局，都不是大规模造反杀戮，而是秩序之下的反抗，可谓极为特殊的方式∶造反抗议，最后领导人被抓和被杀，农民不是掀起更大造反和起义，而是接受，认为领导人“僭越”，失去本分，所以遭到惩罚。他们会给起义领袖树碑立传、敬仰供奉，但不去更大规模造反。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跟日本传统的“本分文化”有直接关系。 日本人如果像中国的陈胜吴广、黄巢、洪秀全们起义造反，更有条件，因为日本有武士制度，武士拥有刀剑并受过训练，可以跟农民结合起来造反。但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包含“对国家和藩主的忠诚和责任意识”，自身角色意识，规矩和剑的使用等，都有一整套的传统沿袭。所以武士不仅没有形成农民起义的协同力量，反而成为抑制吓阻的因素。 日本人的各安其职意识、幕府将军的相对开明（比中国的皇帝和农民造反领袖开明太多、智慧太多）等，都是日本没有大规模暴乱的原因。幕府将军还设有信箱，接受农民告状，将军亲自开信箱，了解百姓要求。将军们的这种开明和智慧，则源自日本独特的、重义礼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没有“遍地哀嚎的无产阶级” 其三，没有全国性饥荒灾难而活不下去，没有大规模对外战争。法国大革命前，社会极度贫富差距，皇宫的奢侈与平民的哀嚎形成巨大反差。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比较说，美国没有欧洲那种遍地哀嚎的无产阶级。法国的无产阶段已一无所有，最容易革命。同时法国皇帝路易十六的对外战争，尤其是支持美国独立战争花费巨大，国库掏空。也是革命的诱因之一。 俄国也有类似性，列宁的十月革命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与德国作战。俄罗斯国内经济萧条，民怨沸腾，给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煽动造反夺权的机会。 而日本除了二战时（及统治朝鲜半岛）之外，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长达近七百年的幕府时代，对外没有战争。对内，虽有一定规模的人民反抗，但结局都能平稳。起义领导人最后谢罪自杀的文化，强化了社会的稳定性。 其四，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崇高地位而形成的感召力和导引性，可能是极为特殊的因素。天皇成为日本的尊老文化、重视传统、道德信仰的综合象徵，在整个日本历史和重大社会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尤其在明治维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天皇成为和平变革的灵魂力量。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人类历史暴力和滥觞的源头。饥荒和经济条件恶化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法国思想文化界接受和传播了一整套的左翼观念，那种后来形成断头台的文化思潮已在法国暗潮汹涌很久了∶卢梭的“公意论”（general will），为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甚至随意杀戮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所谓“人民的意愿”的名义，可以改变一切、摧毁一切，包括现有体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等；甚至把国王和皇后都送上了断头台。那种一瞬间把人的头颅和身体斩断、分成两部分的残忍杀人工具，是一个法国医生发明的，法国知识份子的杰作。 日本文化传统四字精髓∶常识义理 法国革命那种残暴，在日本没有发生。为什麽？因为日本文化和传统不会允许它发生。无法想像，日本人会群起造反，把天皇和皇后抓起来送到断头台处决。日本人的文化教养和传统观念，都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日本人接受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常识义理”。不可用暴力对待国家的天皇和皇后，也不可那样对待政府的官员和宗教文化。不可全面社会改造，不可翻天覆地；所有的改革和进步，都必须按部就班、有程式、有规则、甚至是在有礼仪下进行。这种“常识义理”在日本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一代代地继承，成为人民的「约定俗成”。所以法国大革命在日本无法发生，主要还不是制度上的原因，而更是文化原因，文化传统的阻止，思想观念的阻止。这种文化传统上的“阻止”更有效，因为它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堡垒。 同样，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在日本也没有发生，也绝不是偶然，而是跟上面同样的因素。列宁的苏维埃刚刚建立时，他的镇压工具契卡（革命行刑队）在几个月内就屠杀了三万人，并处决了沙皇全家（包括皇后和孩子们）。这样的事情在日本不可想像，日本人民不会允许任何力量去屠杀天皇和其家人。如有疯狂屠杀发生，日本的武士们绝对会反抗，武士道精神包含著道义、责任、忠诚等非常精神层面的要旨，不会允许列宁式的革命发生。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学生斗争老师，孩子揭发父母，全民批斗官员，下级践踏上司等，在日本同样难以发生，因为日本的尊卑等级观念深入人心，是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下级对上司的尊敬，等级的明确等，都是日本“各按其职”的本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让员工们批斗老板、孩子斗争父母、学生羞辱老师，是绝对做不到的。对残忍，中文有四个准确表达的字∶伤天——泯灭天意，害理——践踏义理。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放弃常识义理，甚至伤天害理，就是消灭日本、灭绝日本这个民族。 除了二战和其他短暂的对外战争，日本就没有过自己本民族内的大规模自相残杀、自我毁灭，没有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更没有共产主义的血雨腥风。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学习了西方的体制，尤其是科学技术，但却从未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而是持续地保持了日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是日本没有革命的根本。所以研究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研究日本为什麽没有革命的最重要因素。 此文为康尼和曹长青合写的《独特日本 超越美国》一书的节录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2年11月号 2022-12-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权利大于善举（奥巴马们错在哪里）
美国的两党之争，凸显两种理念的不同∶左翼民主党强调“平等”，要富人多缴税，扩大社会福利，增加政府权力。右翼共和党强调“自由”，要降低税收，控制预算，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左翼强调平等，认为这是社会的“善举”，善举（good）大于权利（rights）。为了帮助弱者，为了公共利益等“善”，可以侵犯、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尤其对富人、有成就的人，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平等。 右翼强调自由，认为这是人的“权利”，权利大于“善”。如果以善的名义，群体的名义，弱者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等，可以剥夺人的权利，那麽整个社会一定会走向群体主义，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靠福利寄生，就把越来越多的权力给了政府，最后丧失的，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由。共产苏联和中国已经就此做了灾难性的实验。正如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演讲中指出的∶“A country where everything is free but us.”（一个国家什麽都免费，失去自由的是我们。） 这种左、右派之争，不仅是在美国，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以及东方的日本、南韩等，他们的政治权力斗争，基本都是这两种理念在较量。 那麽在平等和自由，善和权利之间，到底谁的价值更高？以美国为例，这种“善大于权利”之说，起码有三点错误∶ 第一，它背离美国的立国之本，跟建国理念背道而驰。 人人平等，这是自古以来人类就追求的。美国刚建立时，杰弗逊等先贤就在《独立宣言》中强调∶人生而平等。但这个平等，不是指贫富平等、收入相同，更不是要“均贫富”；而是指权利的平等，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和获得财富的权利和机会。 《独立宣言》强调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中“追求幸福”的原意是指个人财产权。道理很简单，没有个人财产，生命、生活都没有保障，谈何幸福。所以后来《美国宪法》提到这三大权利时，更明确写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权。《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被视为立国之本的最重要文献，不约而同，都没提到“财富均等”，反而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和权利。 2012年去世的知名教授、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威尔森（James Q. Wilson）曾概括说，美国的根基，或说美国的“独特性”（exceptionalism，另译“例外论”），美国跟世界其他国家的最不同之处，就是美国人从一开始就高举个人自由（liberty）和权利（rights）的旗帜。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护卫美国一路走来的原则理念。 第二，“善大于权利”实行起来，必定带来灾难性后果。 如果强调“善大于权利”，就可以用“善”的名义，剥夺他人的权利。这个“善”可以是公共利益，可以是穷人弱者的名义，也可以是国家民族等概念。这个所谓的善是抽像的，是号称代表群体的。于是，谁掌握了国家机器，谁有了权力，谁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用代表群体、代表人民的名义，高举行善、救穷人、救弱者的大旗，通过“高税收”合理合法地强行剥夺别人辛苦劳动挣来的财产（不缴税要坐牢），然后进行财富二次分配。 这样做一定导致灾难。因为政府不产生钱，把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强行收缴，导致他们没有更多的钱去投资，扩大再生产，并更多消费。结果就是失业率增高，经济下降。同时由于需要大量人力进行这种“财产的二次分配”，政府规模迅速膨胀；需要分配的面越广泛，管分配的政府人员就越多。政府当然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于是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躺在福利上“寄生”，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而且这种做法是双重不道德的∶第一，让纳税人养活不劳而获者是对纳税人的不公平；第二，导致更多的人不愿辛苦劳动，成为靠福利为生的、不对自己负责任的、没有尊严的人；刺激人的负面本性发展。 例如800万人口的纽约市，领取福利（welfare）的人，竟高达180万，差不多每四人就有一个领福利。整个美国的数字更庞大，据《华尔街日报》社论，现在全美有4470万人领取食品卷。在三亿人口的美国，真的有14%的人饥肠滚滚、要靠政府食品卷过活吗？根本不是！奥巴马上台时，全美领食品卷的是2820万人，三年后就巨增63%以上！而且很多人并非主动申请，奥巴马政府居然做电视广告，呼吁人们领取。有的州是以家中需要暖气补助为依据发放食品卷，有的家庭暖气补助费才是一美元，结果就获得每月130美元的食品卷。 美国的这种福利开支数字惊人，据国会统计数字，今后十年，总花费将达7700亿美元。这种所谓帮助穷人、均贫富的政府大撒钱，给懒汉们提供了绝佳机会，很多领福利的人，不是因为贫穷，而是乘机占便宜（实质是贪占别人的劳动成果）。《华尔街日报》不久前报道说，有所谓“穷人”用“政府食品卷”购买42美元一个的艺术蛋糕。 美国目前经济滞缓的原因在这里，希腊和欧元区的经济危机等，都是这种高福利、高赤字、大政府的政策导致。共产国家是高举“善”的大旗剥夺人的自由的极端典型。但它们无一例外，全都经济萧条、人民贫苦，“均贫富”把国家均得一穷二白，更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善举”变成了“恶行”。 第三，“善大于权利”是不道德的。 但对于左翼的平等论，善大于权利，资本主义代表利润，代表剥削，是不道德的等说法，右翼一直无法理直气壮地反驳。直到从俄国移民来美国的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四、五十年代先后写出《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等畅销小说，以及《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利己的美德》等理论专著，论证资本主义是最道德的商业方式和经济制度，雄辩地论述了不损害他人的“利己”不仅是道德的，更是人类创造和发展的“源泉”，才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的道德性“正名”。 后来哈佛教授、知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此写了专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继承和论述了“权利大于善”的根本道理∶虽然无政府不可取，但大政府就是大灾难，只有最小规模的政府，才能最大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在该书自序中，诺齐克第一句话就是“个人拥有权利”，随后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个人权利”留给“国家”多少活动空间？ 诺齐克问的不是国家给个人多少余地，而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空间。这种提问方式，明确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确定了个人权利是根本。而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的发明、创造、交换提供了（和其他任何现有模式相比都是）最公平的平台，是最体现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精神的体系，所以，它才是最道德的。 而那种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所谓“善”，本质上是“伪善”，因为它是以强迫方式（强行征税）进行的。按诺齐克的说法，缺乏“正当性”的所谓“善”，一定不会是正义的。如前所述，它不仅是伪善，更是恶的根源。正如哈耶克等很多名家指出的，人类的重大灾难，都是在“行善”的正义大旗下发生的。 美国的两党之争，其实体现的是整个西方的左右派的两种理念的对阵。这两种价值取向的选择，不仅影响今天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也是人类政治理念争斗的永远焦点。 2015-0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为胡锦涛祈祷也救不了中国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在「让我们祈祷」一文中油腔滑调地说，日本、美国、俄国，澳大利亚、台湾，新加坡，菲律宾、欧盟等领导人，睡前都不得不为胡锦涛祈祷，希望他活到120岁，以掌管好中国的经济，不要让它崩溃，因它对周边以至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经济的推崇，似乎它不仅要主导世界，而且已达到令大国小国首脑难以入眠而担心的程度。 中国经济近年一直在高速发展，按官方数字，过去20年，平均每年增长9％以上。今年第一季增长率已达9.4％（美国去年经济增长率3.04％；日本2.5％，欧盟0.9％）。中国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获直接外资最多的国家（超过5,000亿美元）；并成为世界仅次於美、德的第三大出口国；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 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不少人有非议。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认为，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不到公布的三分之一。连中国的乡镇企业家孙大午也在北大演讲时说，「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份。」 最近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发表长篇论文，对中国经济及在世界的地位做出评估。他认为，中国经济虽呈现强劲势头，但在全球经济的天枰上，比重不是很大，其地位并不是那麽重要。季北慈引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说，中国经济目前仅占全球的4％，不仅远低於日本和欧盟，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美国占全球经济的28％）。中国经济的整体能力，实际上仅相当於美国的纽约州，或相当於两个德克萨斯州。 已逝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席格尔（Gerald Segal）发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所占比重远低於两百年前。1800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40年时，中国经济占全球的33％（欧洲占28，美国仅占0.8）。但一百年後，即辛亥革命爆发前10年时，下降到6.2％；到了1997年，则降至3.5％。现在才回升至4％。 季北慈认为，中国经济成长数字的背後，存在严重隐患：一是坏贷款比重太大。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贷款比例，官方承认占23％（近3,000亿美元），但国际货币组织认为，实际高达35％到50％，最高达8,600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评估，要想解决这些坏贷款，需6,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中国GDP一万四千亿美元的40％。 其二是失业率攀高。自加入世贸两年来，中国已有3,500万人下岗失业，主要因国营企业紧缩或破产；仅去年就有859万城市人口失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必须保持每年以15％到20％的速度增长，才能平衡和稳定城市的失业增长率。 其三是大量人口未脱贫。中国官方估计，13亿人中有5％（即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联合国去年发表的《人力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有16.1％（相当二亿零八百万）的人，生活在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状况中；47.3％的中国人（相当六亿一千五百万）每天收入不到两美元。 其四是贪污腐败越发严重，外资每年投入约400亿美元，但以各种名义套出中国的外汇超过420亿。今天中国80％的汽车购买者，50％的购房者，都是付现金，主要用自己的积蓄。它说明中国还无法成为一个信用的经济社会。 当一个国家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保障的话，等於给贪污腐败提供天然的机会，因而西方学界把中国经济称为「盗窃经济」，即有权者乘机瓜分财产，掏空国库，哄抢中国。 《纽约时报》左翼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对中东问题比较了解，往往有较深刻的分析，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来都不著边际，暴露出西方左派知识份子对共产国家永远的无知和一厢情愿的幻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12日） 2004-05-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刚柔相济”习近平
何清涟 5/16/2013 习近平的强硬，从2009年墨西哥一番讲话后就闻名于世。有人就其强硬性格作了种种畅想，比如畅想他强硬对外，弘扬国威；畅想他重拳治腐，整顿吏治。还有人干脆将习总与普京相比，写了篇“习近平的铁腕与普京的强硬有何异同”，盛赞“从重拳反腐到厉行节俭，从南巡广东力推改革开放，到屡赴艰苦地区访贫问苦，从强势治军到和平外交，从依法治国，到经济发展注重质量效益，……习近平都展示出张弛有度，刚柔相济的治国风范。” “张驰有度、刚柔相济”这一评价是否正确？这得看评价者站在谁的立场。 反腐败：有所为有所不为 先说“反腐”。习总最著名的反腐语录莫过于“老虎苍蝇一齐打”。“老虎”、“苍蝇”的级别并无中央文件予以规定，在一般传媒眼里，省部级就算得上“大老虎”了。最近，一篇题为“习近平下手又快又狠、连打三只省部级‘老虎’”的文章，就将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及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吴永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列为“老虎”。其实，这一等级的“老虎”，中共一直在打。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透露，过去30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有90余名省部级官员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更何况刘铁男等三人出身均为平民，在红色政权的老板们——各大红色家族成员眼中，本不属于“八旗亲贵”，充其量算“包衣奴才”，奴才利用职权贪污腐败，坏我祖宗江山，该抓该判——这是习总反腐的“有所为”。 我为什么要用“八旗亲贵”与“包衣奴才”这等词汇？那是因为在专制与等级制上，如今中国与大清并无本质不同。中共红色政权骨子里还是家天下，只不过不是皇帝一家所有，而是众多红色家族共同所有，权力授受模式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族里，也只有两个半政权如此：一是北韩父死子继，二是古巴兄终弟及，剩下那半个是中国，由红色家族代际传承。中国没有弄成北韩古巴模式，乃是因为毛泽东无合适的男性继承人，经过30年折腾，绕了一个大弯，经过两代管家，权力之棒又回到了红色家族手中。为了不再发生管家摄政，现在已开始培养红色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 “红色政权守护人”这一角色的功能首先是对红色家族负责，习近平当然很清楚自己的职守。因此，去年权斗虽然厉害，但对“八旗亲贵”圈人物还是“黄带子阿哥”待遇。 薄熙来权斗失意后，“高墙圈禁”。与薄案有关的太子党成员如陈元，虽然从国家开发银行放了数百亿款给薄，以支持其问鼎大业，但给予的惩罚不过是将其从肥职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与此同时还赏赐一顶“全国政协副主席”荣衔恩养。去年因卷入高层权斗的红色家族成员，许多人的财富不幸被曝光，习近平知道，“不瞎不聋，做不得当家翁”，一律不予追究。因为这江山本就是红色家族集体打下来的，只是当初打着“革命”旗号，不便建立世袭爵位制以慰功臣，如今就让他们拿点财富回家，这也算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点分寸，作为掌门人心中应该有数——这叫做“有所不为”。 管控社会：宽严张驰皆有度 对谁该严？以下例子供读者参考。据报载，2010年至今，共发生7起因为征地导致工程车碾死村民事件，其中有3起发生于今年3、4月：3月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义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被闯入的开发商铲车碾压致死；3月30日，湖北巴东农妇张如琼在与当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时，被施工人员驾驶水泥罐车碾头而死；4月3日，四川西昌市村民宋武华被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的推土机碾压致死。上述事件的发生，缘于权力、资本与农民个体利益发生冲突。主导事件发展及其结局的当然是权力。权力如何对待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呢？最后都是赔偿谈判，在权力眼中，没有用人民币摆不平的事情。农民们虽然以死相抗，但在与权力的较量中总是败北。 国内媒体总说，这是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却不知这种情况是中共政府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的逻辑后果。当中国的自然资源被所谓经济发展消耗殆尽之后，就剩下土地这一实体财富成为地方政府财源之时，让老百姓活还是让政府活，就成了最后选项。在权力面前，农民其实没有选择，胡星斗最近曾说，他受委托主持江苏连云港灌云县陆庄村征地拆迁研讨会，据协商维权专家周鸿陵提供的资料，该村6000余人，因为征地发生了100 次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有1000人次以上被判刑、劳教、拘留、进学习班——为了保住那点活命的地，这个村六分之一的人成了“国家的敌人”。 英明的中央不知道吗？我可不这样认为。为了维持红色政权，当政者已将中国资源金木水土掠夺殆尽，如今新城镇化成为唯一的经济发展之策，不征地，地方政府何以维持？没有地方官员这些“包衣奴才”效忠，红色政权不就成了光杆司令部？所以，发展经济大计所系，压死几个人算什么？该征还得继续征。 治国之难：不在治民在治官 对于红色政权当家人来说，治国难，不在治民而在治官。中国政府对付民变有两手，一是武力镇压。前不久，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 其中提到，武警部队是国家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的骨干和突击力量，2011─2012年累计用兵160多万人次。此数量相当于一场大规模战争所用兵力。二是用钱摆平，比如最近北京安徽女子袁莉亚跳楼事件，最后以给袁家40万元了结。 但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还得依靠吏治。吏治清明，政权稳定；吏治腐败，民生困苦，政权也不稳定。习近平这个红色政权掌门人的难处就在于：他无法堵住腐败源头。 习慕普京，无论是对普京的行事作风还是治国方式，他都甚为欣赏。但普京有些做法习近平却不敢仿效。比如，普京要求官员在今年4月1日以前申报财产，并在6月 1日以前清理自己的海外资产；即使那些离开国家岗位的人员，在正式离职3年之内也不能拥有海外资产；违反规定者将被课以500万至1000万卢布罚款，或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3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习不敢效仿普京反腐，其原因就在于他无法惩治拥有巨额财富的红色家族。既然无法惩治红色家族之腐，仅仅约束官员就是无用之举。在腐败方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的国家资源既然号称“全民所有”、“国有”，凭什么只有红色家族能够巧取豪夺？红色家族能将公共财据为己有，官员为何不能？所以，中国形成了不规则的矩形腐败，即上下都贪，底层官吏只要有足够的事权，照样可以上亿地捞，比如广东那几个贪腐逾亿的小小村官。 习总书记的“宽严有度”胸怀再次显现：既然不能让官员公布财产并清理他们的海外资产，就清理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人士；既然没办法阻止权贵资本主义肆虐，就不让国民讨论权贵资本主义；没办法管住权贵与官员的贪婪之手，就管住老百姓的思想，让老百姓不知世界上还有普世价值、公民意识与新闻自由这等事物。 中国人曾满心盼望经历过“文革”之痛与上山下乡之苦的习近平体恤民情，刷新吏治，重整河山，最后终于盼来了颇显铁腕风格的“9号文件”。体现9号文件精神的“七不讲”，即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等，全是针对老百姓那正在觉醒的权利意识。也就是说，在习总书记眼中，官吏的腐败未必导致红色政权垮台，国民的权利意识觉醒那才真是要了红色政权的命。 如此“刚柔相济、张驰有度”的治国，站在红色江山众老板的立场看，习近平确实是个合格的掌门人。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4期 2013年5月3日—5月16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272）。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美国的“中央厨房”中国能否复制？
感恩节前夕，是美国各种慈善活动的高潮时期。但贵州毕节5位陶姓小孩因冻饿而死于垃圾箱的“故事”，却让我这位“海外华人”心里非常郁闷。 导致几个小孩死亡的原因是多重的，比如父母弃养、亲戚及同村人的冷漠、政府没有相应的救助机制，等等。可以说，这个事件折射了中国家庭伦理溃败、政府不作为、社会道德崩溃等各种“中国病”。 如果这几个小孩在那个寒夜里，哪怕是得到一口热汤，一碗热饭，一床破被，说不定就能挺过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形成巨大反差的中国现实，让我想到了美国一个慈善组织——首都中央厨房（DC Central Kitchen）用过期食物救助穷人的故事。于是我发了一条推文： “中国大中城市有许多餐馆，每天有不少剩下的食物，是否可以由NGO搜集处理后送给流浪者与穷人？美国华盛顿有个中央厨房，专 门回收商店农场餐馆那些过期与多余的食物，经过加工后送给穷人，每天5000份。该组织负责人说，通过回收食物，中央厨房也在重建生命，受益的不仅是服务对象，还有中心的职工们（一些人曾时运不佳）”。 与其他推文相比，这条推文引起的反响并不那么热烈。有些推友认为，中国的正常食品供应都无安全保证，这种多余的食物更无法保证质量；有些人认为，连餐馆倒掉的油都被黑心商贩“再生”为地沟油牟利，哪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还有两位根本不想去了解美国的食品保鲜期规定，直接骂美国人歧视穷人，让穷人吃变质食品。 首先，我得解释一下美国首都中央厨房的由来及运作情况，再讨论一下中国是否有复制的可能。 首都中央厨房的创办人是罗伯特•埃格。25年前，埃格是一家夜总会的经理，某个晚上，他作为一名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发放食物，发现那些食品都是买来的。于是他想，他的夜总会与其它商店、餐馆扔掉了太多的很好的食物，如果能够利用这些食物，也许就能让更多的人吃得更好。不久之后，埃格创办了“首都中央厨房”。每天，“中央厨房”的冷冻货车会到餐馆、旅馆、医院、大学去，把那里的剩余食品安全地运回来，立即放进冰箱。再在次日烹调成各种营养食品，送给无家可归的穷人食用。 “中央厨房”提供烹饪课，来听课的都是失业工人、刑满释放犯、和需要找工作的年岁比较大的人。中央厨房为他们提供12个星期的工作训练，让他们学习基本技能。也接纳他们工作。“中央厨房”还欢迎志愿者参与，每年大约有8000名志愿者来帮忙。目前，中央厨房每天能够提供5000份食品给穷人。 接下来，我还得解释美国的食品安全标准。美国对食品保质期的管理有一整套规定，不同的食品有不同的保质期，有日期指南，而且严格执行。美国超市出售的食品，都有一个上架期，这个日期比保质期要短一些。如果商店卖过期食品，一经查出，只能关门。中国“三农在线”网上有篇“美国对食品保质期的管理”，对这一制度有相当 详细的介绍。美国人在超市买东西都很放心，而支撑商场信誉的是商家小心翼翼的管理和诚信。因此，中央厨房的过期食品，绝非中国网友所理解的变质食品。 我为什么会建议中国人用这种办法帮助穷人？这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 中国慈善事业由于政府垄断及慈善机构利益集团化，不少人已将慈善事业变成牟利工具，极易产生腐败。从“希望工程”大规模挪用善款的腐败丑闻，再到郭美美事件背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不断挑战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人已经对慈善事业产生冷感。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过去在国内时，每逢98洪水那类自然灾害，单位传达捐款指示时，说明贫困地区指明，不要旧衣物、旧电脑，最好是钱。开始我也不明白指定捐献项目的原因，后来通过一些事情方明白其中诀窍：香港有个慈善机构在98洪水时曾买过5000条新绒毯捐赠给湖北，后来发现全由乡镇两级干部瓜分了，有的是将家中旧物换新物，有的干脆直接分掉。这类“沙滩流水不到头”的慈善事业，在汶川地震之后，慢慢得不到中国公众响应了。 我很理解国内人不愿当冤大头的的心情，考虑到食物不同于钱及各种按贫困地区政府要求置办的新商品，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此提这一建议。中国餐馆有卖潲水的习惯，如果政府给点免税优惠，让餐馆在将食物倒入潲水缸前分类，好点的分类装入塑料袋冷藏起来，晚上让NGO定时收集，并在城市某交通方便的公共场所开设食物发放点。 这种运作成本不要很高，关键是爱心。只要某富人愿意出一笔十来万元的启动资金，再在穷人区租一套房子，买上一个超大冰柜与几辆三轮，吸纳一些大型超市定期提供过期或者将过期的食物，招募几位专职员工与一些志愿者参与就可运作。相信媒体愿意配合宣传这样的义举。可以先在流浪者较多的城市试办，成功之后推广到全国有条件的城市。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变废为宝。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一份报告估计，每年价值1650亿美元完全能够食用的食品在家庭、餐馆和农场被扔弃。但同时有约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常常缺少食物，或没有钱买食物。如果能够把食物浪费减少15%，那就相当于向2500万美国人提供食物。首都中央厨房及救世军就是用爱心，将这些过期食物变废为宝，满足了 穷人的需要。 中国的浪费也相当惊人，穷人更是比美国要多得多。只要政府给予一点政策扶持，官员不将这个领域当作寻租机会，中国民间应该还是会有人热心参与此事。毕竟，中国的富人不全是梁稳根那类只会向权力献媚的二货。 表达一点善心并非难事。每年感恩节与圣诞节期间，美国人会收到慈善组织寄来的小包装袋，里面装着一个大塑料袋，包装袋及大塑料袋上都印着该机构希望人们为他们做的事情，比如捐出旧衣物、鞋子、以及各种家里多余的用品。我通常的做法是：整理好旧衣物放入塑料袋，打电话通知他们，在约定日期将袋子放在车库门口请他们来取。我所住的小区，在行人过往之处还专门设了一个回收旧衣物鞋子及日用品的超大柜子，方便人们捐赠。 这样的项目毫无政治意图，北京应该允许中国社会复制这类项目。如果中国政府出于莫名其妙的安全考虑，不让这类NGO注册；或曰担心项目负责人将商店提供的过期食品贴上新标签异地出卖，因此宁可不做，我对此无话可说。一国政府与族群连拯救自己良心的事情都不屑于做或者做不好，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22日，美国的感恩节，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1/dc-central-kitcken/） 相关文章： 美国首都“中央厨房”回收食品给穷人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奥巴马巨款“买”总统
奥巴马当选了美国总统，不仅创造了黑人入主白宫的历史记录，也创造了美国的另一项记录∶美国建国232年来，在44个总统中，奥巴马成为“最昂贵”的总统，他在选举中花了最庞大的金钱。据已公布的数字，奥巴马这次大选经费高达八亿二千七百万美元；他获得的选票是六千三百七十万张，等於平均每张选票花了13美元。而他的对手、共和党候选人麦肯恩的竞选经费比奥巴马少了近三亿美元。这也创了美国有史以来两党候选人经费的最大差距。 奥巴马的竞选经费之多，不仅是上次总统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凯瑞）的两倍以上，甚至超过了二千年时布什和戈尔两个候选人的经费总和（五亿二千九百万美元）。奥巴马和麦肯恩两人加起来，竞选经费高达14亿美元，是1980年里根和卡特竞选时两人经费总和（一亿六千万）的9倍！ 前布什总统的资深顾问、副幕僚长，被称为选举设计师的卡尔．罗夫（Karl Rove）选後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麦肯恩没法跟奥巴马的金钱竞争”的文章开头就直言，“如果钱能开口的话，我们就能马上听到奥巴马打败麦肯恩的真正原因。”他引述民主党的经费数字说，在选前两个多星期，奥巴马的竞选经费就已高达六亿五千万美元；随後又有一亿四千多万美元的进账。 ●民主党靠两头，共和党靠中间 有钱，自然就可以大手笔做各种广告宣传。据美国知名民调公司尼尔森（Nielsen）公布的数字，从今年6月至11月初的选举日，奥巴马阵营在全国电视上做的竞选广告的数量，以三比二的优势超过对手麦肯恩。而在各州的地方电视上做的广告，超过麦肯恩的比例就更大了。 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关键州，奥巴马投入的金钱，都是大比例超过对方。根据罗夫文章的数位，在印第安那州，奥巴马花的钱是麦肯恩的近七倍；在维吉尼亚州，超过四比一；在俄亥俄州，几乎是二比一，在北卡州，接近三比二。结果是，奥巴马大手笔撒钱的这几个州，他都赢了。 在非常关键的全美人口第四大州的佛罗里达，奥巴马团队在九月中旬就说，他们在该州的预算是三千九百万美元（罗夫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还大），而麦肯恩则在该州花了一千三百万美元，只是奥巴马的三分之一。奥巴马最後在该州赢了麦肯恩2.81％。 左翼民主党一向自诩是代表穷人的党，因为他们非常强调平等，经济政策是均贫富，通过高税收，政府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以求获得社会正义；同时指责右翼共和党是富人党，因为共和党强调减税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尤其减税不分穷富，对富人也同样减税，因此向来被左派批评为是保护富人。 但只是从这次大选经费，就可以看出，哪个党更“富有”。而且从近年美国的几次总统大选，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两党的基本盘在哪里∶强调为穷人的民主党，支持者确实主要是下层民众，但领头的，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主要是知识份子和相当多的大富豪。因而可以说，民主党是两头党，基本盘是“下头”和“上头”；而共和党，可以 称之为“中间党”，因为基本盘主要是中产阶级。 ●高盛、微软、Google捐奥巴马最多 奥巴马创纪录的八亿多美元竞选经费主要从哪里来的？根据上述罗夫的文章，其中74％都是超过200美元的大额捐款，1000美元以上的捐款，接近占50％。民主党的支持者意识形态比较强烈，有的更是相当狂热。例如按美国捐款法，个人捐款最高上限是4600美元。美国NewsMax杂志12月号的报导说，根据他们的调查，有不少民主党的支持者，用各种假名，通过网路每次小额捐款25美元（因美国联邦法不要求候选人团队提供这种小额捐款的个人资料），以逃避捐款额的限制，多给奥巴马经费。德克萨斯州有个叫Good Will的奥巴马支持者，通过网路一次次用假名（包括编造假公司，假的公司老板名字等规定要填写的资讯），最後总捐款额竟高达一万七千美元，远远超过了法定的限额。每次捐25美元，最後累计有近二万美元，等於一次次地捐了近700次，就凭不怕这种麻烦的“毅力”，也让人感到一种狂热（更是违法）。 但这种小额捐款，毕竟只占奥巴马八亿多美元捐款额的26％，奥巴马的绝大多数经费都来自大额捐款，尤其是那些大富豪、大公司。根据上述NewsMax刊登的统计图表，捐款给奥巴马的大公司，排名第一的是全球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然後是电脑大王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第三是google公司。捐款给奥巴马的大学，最多的是加州大学（捐90万美元），第二是哈佛大学（捐70万美元）。美国很多大公司的老板都左倾，喜欢做慈善家，唱道德高调。而大学，更是左派的重镇，教授中注册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达九比一，几乎大学教授都是左翼。据统计，奥巴马得到最多捐款的是加州（捐到六千八百万美元），不仅因为加州全美人口最多，更因为那里有富翁云集、被称为左派大本营的好莱坞。那些著名的演员、导演们，几乎都是百万千万富翁，但同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左派。有统计说，民主党的资金，三分之一来自左翼大公司，三分之一来自犹太人（这次大选出口民调显示，78％的犹太人投给了奥巴马），三分之一来自好莱坞。 ●电脑大王比尔．盖茨的“伪善” 美国的大富豪支持民主党，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全球知名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著名的金融投机家索罗斯（George Soros），被华人称为股神的金融大亨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还有纽约的房地产大亨川普（Donald Trump）等，都是著名的民主党支持者和金主。这些大商人都是靠美国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有了发财致富的机会，成为亿万富翁，但他们反过来公开支持要走均贫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抗衡、甚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左派民主党。早就有人指出这些左翼大富豪的“伪善”。他们跟著民主党高喊均贫富、平等，增加社会福利，照顾穷人，但他们却利用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机会来积攒个人财富，甚至有时巧取智夺，不择手段。例如比尔盖茨、索罗斯和川普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盖茨以大量慈善捐款全球著称，但根据《富比士》杂�业谋ǖ迹�盖茨的很多钱都是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捐出去的。基金会因属非盈利机构，可获免税；同时可以扩大慈善事业名义的投资股票金融市场。盖茨基金会每年将总资产的5％用於捐赠以避免支付更多的税收，另外95％的资产用於投资。2003年，盖茨的基金会有268亿美元的资本，结果通过投资，赚了39亿美元，回报率达15％，比一般致力盈利企业的利润率还高。上述报导说，2005年，盖茨基金会捐出了大约14亿美元，但通过基金会投资获得的利润，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等於可以通过“慈善”赚钱。但媒体上报导的却是盖茨“慈善心肠、普度众生”，被吹捧成世界级的慈善家；他的确是一个脑袋比电脑还够用的“伪善家”。 再例如盖茨曾给美国所有主要图书馆都捐赠过电脑，这又是媒体上的善举新闻。但盖茨捐电脑的条件是，必须购买微软的软体。很多软体的价钱都很贵，甚至超过电脑的价格。通过全国图书馆都买微软的软体，盖茨又大赚了一笔，但在媒体上，他是帮助图书事业的“大善人”。 在美国甚至欧洲，都有厂家控告盖茨的微软公司垄断市场，有不正当竞争，违反了垄断法，而和微软打官司。但盖茨在去年的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时，却大谈社会平等、照顾弱势群体，并谆谆教导那些即将走上社会的毕业生，专业、学识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应对世界上最深重的不平等┅┅去了解全球性贫困的程度”。“世界上很多孩子的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市场经济和体制中都没有发言权。”连报导这个讲话的中国媒体上都有评论说，这简直像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盖茨真是伪善到家了。 ●川普、索罗斯比赛唱道德高调 纽约的房地产大亨川普，也是一个伪善的典型。他一方面高喊照顾穷人、均贫富，但他从事的建筑业，几乎都是一单元要价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摩天大楼，没有任何穷人能够买得起。他一边唱道德高调，一边在美国的大西洋赌城盖了豪华的川普赌博大楼，用一台台吞吃赌注的“老虎机”，吸乾那些来碰运气的穷人的钱。川普还曾一度要竞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可见他的左倾可不是心血来潮。 索罗斯更是全世界臭名昭著的货币投机家，他曾经以放空100亿英镑在欧洲投机汇率，最後空手套白狼，一次就获利11亿美元，被称为“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男人”。後来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他又到马来西亚做同样的投机，被马国总理称为打压马币的“蠢蛋”，泰国则称他是“一个吸取人民鲜血的经济战犯”。 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投机家，却最唱道德高调。这次奥巴马代表民主党出马，索罗斯更是热血沸腾，雀跃不已。因为他早就是奥巴马的好友。大选後《华尔街日报》发表该报社论资深撰写人列维（Collin Levy）题为“索罗斯的顶峰”的文章说，早在2004年奥巴马竞选伊利诺州参议员时，索罗斯和他的全家成员都捐了款。索罗斯捐了“政治献金法”最高极限的六万美元。对於奥巴马选总统，索罗斯不仅倾囊捐款、全力呐喊，还早就和一个左派电影制片人一起，成立了类似智库的组织“美国进步中心”（CAP），投资了二千七百万美元，雇了180个人，准备向奥巴马政府提供“官员和主意”。 ●美国两党到底靠什麽划分？ 列维的文章说，奥巴马进主白宫之後，作为民主党的主要金主，也是奥巴马好友的索罗斯，可以说是新政府的主要玩家之一，他的政治影响力等於到了“顶峰”。当然，今年已近78岁的索罗斯，不仅是左派狂热，更有个人要出风头的作秀心理。他曾公开表示∶“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成为传奇人物，而不是死後才被记住。认为自己死後还能活在人们心里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人只有一次生命。” 美国的另一个亿万富翁，通过炒股而发了大财、甚至被中国人称为“股神”的巴菲特，更是奥巴马的狂热支持者。不仅投入金钱，更用他的名气，给奥巴马助威造势。在大选投票日的前一天，奥巴马还特意在右翼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需要的改变——我为有巴菲特这样商人的支持而骄傲”的文章，可见巴菲特和奥巴马的关系有多麽亲密。 而这次美国次贷风暴中主角之一的两房公司（Fannie Mae，Freddie Mac），也都是奥巴马的主要支持者和金主，捐了大量的钱。还有已破产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更是奥巴马的捐款大户。美国头号、全世界第二大公司通用电气（GE），更是一贯左倾，它出资办的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的NBC台和有线电视MSNBC台，都是美国知名的左派媒体。 从盖茨、索罗斯、川普、巴菲特这些不仅全美知名，甚至扬名世界的大富豪都一贯、公开支持民主党，力挺奥巴马，还有两房公司、雷曼兄弟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支持左翼民主党，更可以看出，美国的两党，并不是根据穷、富的阶级划分的，也不是传统的南方对北方，也不是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划分的（虽然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人数一直超过支持民主党，但相差比例并不悬殊），而是主要根据走资本主义（减税、小政府，市场经济，重自由），还是走社会主义（均贫富，高税收、高福利，重平等）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分的，这也是两党分别被称为左翼和右翼的原因。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再次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证据。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8年12月第27期 2009-0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
两年前埃及爆发人民革命，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人群最后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冲垮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今天，埃及再次爆发革命，这次，是把民选的总统穆尔西罢黜，但成千上万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上载歌载舞、放鞭炮焰火，欢乐的气氛跟两年前一样。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 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麽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麽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麽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于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麽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2013年7月4日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3-07-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三任英国首相深陷其中的脱欧泥沼
何清涟 鲍里斯·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后，与他有关的两段话预示了这届首相的艰难旅程：在议会首次发表演讲时，他承诺脱欧并将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让西方媒体很自然地联想起“进步派”（左派）之敌、说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总统川普。另外一句是约翰逊转述的英国女王之语。约翰逊前往唐宁街10号就职之前，到白金汉宫面谒见女王，女王出语惊人：“我不理解为什么还有人想要干这个工作（英国首相）。”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多年、历尽沧桑、深知王冠之沉重的女王说出这句话，猜想是出于对前首相特蕾莎·梅的同情。 脱欧在英国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梳理一下英国脱欧由来，回顾梅首相的艰辛，就会发现在英国，脱欧成了政治人物难以拔足的泥沼。梅担任首相这三年，几乎没过一天舒心日子。 自2010年以来，脱欧成了英国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对于是否退出欧盟意见分歧，而且摇摆不定。2012年11月，有56%的受访者支持退出，只有30%的人希望留在欧盟；2015年6月，支持退出的降至36%。希望留在欧盟上升至43%。2014年3月做了一次到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受调者 计2万人，支持与反对脱欧的人数接近，各为41%，还有18%未有决定。不过，当被问到如果英国与欧盟重新议定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条件，英国的利益得到保障时，超过50%的人表示他们会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在内部政治因素和外部尴尬处境的双重压力下，时任首相的卡梅伦打出全民公投这张牌，本以为可收“一箭双雕”之效，既可以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安抚选民对欧盟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又可以挟民意向欧盟施压，改善英国在欧盟的地位。但公投结果是脱欧，本主张留欧的特蕾莎·梅临危受命，接过了这块烫手山芋。从上任伊始，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她多方洽商，拟出八个脱欧方案，全部未能通过。一边是脱欧派不满她的脱欧方案，另一边是留欧派要求二次公投的呼声不绝于耳。英国民众通过公投选择的脱欧硬生生地被留欧派与各种政治势力折腾成混乱的脱欧闹剧。在此情况下，梅不得不辞职。 鲍里斯·约翰逊接过首相之职，主持这单注定备受争议的脱欧大计，梅所面临的困难就是他的困难，唯一具有的优势是他的个人性格与应对方式，在西方左派眼中，这位新首相是位极不政治正确的人，《纽约时报》近几天送给他的评语有英国怪人、小丑、邋遢男，并称他为“英国川普”，恶评如暴风雨般猛刮。他的日子会比梅好过些吗？ 等待新首相陷足的脱欧泥沼 约翰逊的压力至少有这么几重，首先是面对留欧派的二次公投要求。 2016年6月23日的公投，支持脱欧17,410,742，占51.89%；支持留欧的人数为16,141,241，占48.11%。按道理说，这是酝酿了几年的公投，选民们都应该做好两种思想准备，愿赌服输。但现在的选民中有不少人以为民主就得按自己意志来，投票结果必须符合自己的愿望。一旦结果不如意，就要发动抗议、以日趋激烈的方式表达反对意见，推翻投票结果重来。这次，英国留欧派还找到一个他们认为非常充分的理由：这次脱欧派之所以多了逾3%，完全是借助了网络大数据的功用。 据报道，早在2015年11月，前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支持的激进脱欧组织“离开欧盟”就请Cambridge Analytica协助线上宣传。这家公司擅长创新的政治推广方式，基于OCEAN（五大类性格的简称，Openness to experience——开放型；Conscientiousness——严谨型；Extraversion——外向性；Agreeableness——亲和型；Neuroticism——情绪不稳定性），通过人们留在数字领域的足迹测量其个性，细分目标受众。据说，这家公司使用大数据和心理测量学，在政治选举中发挥了威力。它曾先后担任美国两位共和党参选人卡尔森和克鲁兹，以及川普竞选的顾问。英国电影《脱欧：无理之战》直观地再现了这个过程。 对于Cambridge Analytica在选战中的神奇作用，媒体渲染得够多了。从奥巴马成为世界上首位“社交媒体总统”以来，政治人物利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让自己在选举中获胜已经成为选战重要策略。留欧派认为这是“民粹与隐秘数据”的合谋，以此否定公投的合法性，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再回到公投本身来看。近年来，欧洲国家最喜欢用公投形式决定一些政治难题，有些国家如瑞士，是将一些社会福利问题交给民众公投，瑞士人还算负责，尊重投票结果。英国卡梅伦比较偏爱用这种方式来逃避困难的决策，2014年曾就苏格兰独立举行公投，结果是55%反对独立。卡梅伦食髓知味，再次决定公投，将决策的责任推给了民众。没想到留欧派将公投视如儿戏，不满意投票结果，要推翻重来，结果让本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约翰逊不会接受二次公投，但他还面临另一个难题，不肯妥协、意存刁难的欧盟。 坐观英国内斗的欧盟 英国脱欧公投前后，欧盟确实希望挽留，也放低过身段表达过挽留之意。等到英国国内留欧派强烈要求二次公投，内阁数次否定梅首相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之后，欧盟省悟到与其自己让步挽留，不如姿态强硬，将烫手山芋留在英国怀里，让他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内讧。 梅首相与欧盟达成的协议，无法得到议会的同意。鲍里斯•约翰逊任首相后立刻通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称英国与欧盟(EU)之间的脱欧协议必须修改才能在议会获得通过。容克的回答是：说这是最好的、也是唯一可能的协议。梅的脱欧协议中有爱尔兰边境的后备保证计划，旨在确保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之间没有硬边界，脱欧派认为这一后备保证计划无限期地将英国困在了欧盟的海关规定中，否定了英国脱欧的意义。欧盟表示，要避免重新设立边境检查站，因为那可能会破坏爱尔兰岛上的和平。与欧盟沟通无果后，约翰逊重申无论情况如何，英国都必须在10月31日脱欧。 英国脱欧是对全球化的否定 欧盟这个由各国派出的非民选官员组织的超级政府，实际上是由各主权国家让渡部分主权与法律自治权组成的。力倡成立欧盟的法德两国，都很清楚欧盟设立的最终目的确实是要消灭欧盟内部的主权国家 ，达到欧洲一体化，为世界大同（全球化的目标）提供一个样板。这个欧洲超级政府当然是由法德两国控制。 英国最早感受到危机。英国加入欧盟是经历过许多犹豫的，在欧盟内部，英国既不是话事的老大，给欧盟的银子却与法德相侔。英国脱欧主要是两大原因，近期原因是对贫困移民/难民的恐惧，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难以接受欧盟消灭国家主权，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否定。支持脱欧的人大都表达了同一意思：“我不喜欢欧盟总对英国指手画脚，我们需要自己的法律，自己的主权，也需要找回我们一点一点失去的价值观，回到从前。”脱欧公投之前，脱欧派那句琅琅上口的运动口号表达得非常直接：“take back control”（拿回控制权），正好与欧盟的目标——夺走各国的自主权相悖。欧盟的控制者们都很清楚这个目标，但都不宣之于口。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为无连任之想，2018年11月于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活动的演讲中终于说了真话，“民族国家今天必须做好放弃部分主权的准备，尤其在移民、边境甚至是主权问题上，民族国家不应听从本国公民的意愿”。翻查默克尔历次竞选演讲，从来没有对选民直接表达过这种真实想法。 英国与欧盟所有的矛盾依然存在，欧盟内部面临的各种危机，比如难民危机导致的重启边境、债务危机、经济衰退（包括德国在内）等依然存在。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履任之初，给自己定下“实现脱欧、团结和战胜工党，让英国再次伟大”这三大任务，哪怕只完成脱欧这一个，也算是将自己，当然也是将英国拔出泥沼。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7月2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8162）
何清涟2025-11-09 00:55👍 0💬 0美国：民主自由的捍卫者
911事件发生後，中国人世界虽然发出对恐怖袭击的愤怒，对遇难者的同情，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认为是这种政策才导致今天这种惨剧。 美国真的像这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外交政策核心是建立全球霸权吗？不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由於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最後打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不要说是美国领衔联合国军抵抗共产北韩（和中共军队）对南韩的侵略，才使南韩人民没有沦为共产专制的奴隶；仅以八十年代末开始美国参与的几件重大国际行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是不是霸权。 ●制裁诺利加，巴拿马走向民主 在中国八九民运爆发那一年的年底，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把军事强人诺利加抓获，审判後关进了美国监狱。 美国为什麽要抓获诺利加？因为这个通过暗杀国防部长夺取了巴拿马军权的独裁者，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营。在1989年的巴国大选中，诺利加不仅不承认选举结果，还指使士兵当街殴打获胜者，逮捕反对党领导人，将其拷打致死後分尸。诺利加本人更在群众集会上挥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应。诺利加政权这种把国家变成毒品集团，残忍杀害异己，不仅危害美国和周边国家，本国人民也忍无可忍。美国政府是联合巴拿马内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诺利加政权，从此使巴拿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美国这是霸权的话，那麽怎麽解释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的时候，当地民众夹道欢呼？美国在抓获了诺利加之後，并没有占领巴拿马，而是交给了巴拿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马人民是多麽欢迎美国的干预，多麽感激美国的帮助，因为是美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进程。巴拿马这些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与那次美国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 ●领导波斯湾战争，主持正义 巴拿马事件之後，就是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这场战争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伊拉克在一夜之间就侵占了弱小的邻国科威特。如果这种情形被容忍的话，那麽这个世界上任何国际秩序都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後，联合了36国部队，打败了伊拉克，把科威特还给了科威特人民。这个公认的正义行为得到了全世界，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称赞和欢迎（但对这个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军事行动，中共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表决中却投了弃权票）。 那些指责美国霸权的人民应该去问问科威特人民怎麽想，怎麽看美国的干预？美军进入科威特时，就像进入巴拿马一样，受到当地人民在街头挥舞美国国旗的欢迎，感激他们 走了侵略者。指挥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总统离职後到科威特访问，更受到科威特政府和人民的盛大欢迎。今天科威特人民仍对美国充满感激，建立了「科威特感激美国」网站（www.KuwaitThanksAmerica.org）， 首页是一对儿童，挥舞著科威特和美国国旗，文字是：科威特感激美国人民，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明天。在这次美国遭袭击後，科威特在《纽约时报》、《纽约邮报》上连续发表整版广告向受难者致哀，并表示坚决支持美国的反击行动。还有什麽能比科威特人民的态度更能说明美国的军事干预是主持正义还是霸权？ ●进军海地，恢复民主 波斯湾战争之後，就是海地事件。作为美洲35个国家中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在1988年终於实行了大选，结束了专制，走向民主。但民选政府不到半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1990年在国际监督下海地再次举行大选，牧师出身的阿瑞斯蒂高票当选总统，但他执政了不到一年也被军事政变推翻，他本人被迫流亡美国。军人政权掌权後就开始屠杀人民，三年内杀害了1,000多人，平均每天杀一个。在海地人民、阿瑞斯蒂以及美国知识界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才准备军事干预。但在军事攻击之前美国还特地派前总统卡特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国务卿）鲍威尔前去斡旋，希望能减少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军事政变头目同意出走他国，海地恢复了民主政府。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军事干预是霸权的话，那麽应该去问问海地人民是怎麽想，怎麽看这种干预的。美国把海地交给民主政权以後，派去的两万名士兵几乎全部撤回了美国，剩下五百名在那里维持秩序，因为海地政府和人民要求美军在那里作为一个象征的力量，促进这个国家的稳定和转型。即使这一小支美军也在去年一月全部撤回美国。和巴拿马人民一样，海地人民对美国的干预是欢呼和感激的，对於美军的撤出很不情愿。 ●制止种族屠杀，高扬人权旗帜 海地事件後，是波斯尼亚事件。波斯尼亚原是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份，那里住的多是穆斯林人，由於他们有谋求独立的倾向，遭到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政府的镇压，在那里进行血腥的种族屠杀。 如果以宗教和种族划线，美国应该支持基督教白人的南斯拉夫政权，但美国帮助的却是穆斯林人的波斯尼亚，因为是他们遭到种族屠杀。在美国牺牲自己的人力、财力进行干预下，南斯拉夫被迫和波斯尼亚签署协议，允许波斯尼亚独立。美国这次的干预也受到文明世界的高度赞誉，只有中共这种独裁国家在自己的媒体上进行污蔑性、歪曲事实的报导。 波斯尼亚事件之後，就是最受中共政府抨击的科索沃事件。而科索沃事件更是一个人类绝不可以容忍的种族屠杀事件。在科索沃的二百万人口中80％是信仰穆斯林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由於他们要求自治，南斯拉夫政权就采取种族清洗方式进行镇压，一万多人被屠杀，一百多万被迫逃离到邻国成为难民。在人类经过了纳粹之後，再容忍南斯拉夫这种种族屠杀的话，那麽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就会崩溃。 在国际舆论压力毫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美国才进行了军事干预。然而这样一次充满人道情怀的正义的军事干预，恰恰被中共政府完全歪曲，成了美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进行军事霸权的行为。那麽我们看看南斯拉夫和科索沃人民是怎麽反应的。今天，那个领导种族清洗的南斯拉夫总统米洛索维奇已经被南斯拉夫人民自己送上了国际法庭，而即使不送到国际法庭，他们自己也会审判他。从南斯拉夫本身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的宣传是多麽颠倒黑白；中共支持的南斯拉夫独裁者已经被自己的人民送上了法庭，中共政府怎麽向中国人民解释这个事实？ ●中共媒体从不报导科索沃难民 1999年我曾到科索沃和马其顿边境的难民营采访（拍摄到的难民营照片曾在《争鸣》杂�曳⒈恚�，站在21世纪的门坎，看到那满山遍野的难民帐篷，看到无数一家老少仅仅是因为种族就被驱赶的情形，倾听科索沃人哭诉家人、邻居遭屠杀的经历，任何人都会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我在马其顿政府的记者采访登记录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的名字。今天当然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因美国误炸中共领馆而导致的生命损失，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驻南斯拉夫记者完全是共产党谎言机器的一部份这个事实。那个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往国内发回的全部报导都站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上，她的文章只要改一个署名，叫「米洛索维奇．邵」就完全可以在南斯拉夫的国家电台播出。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记者的良知，有一点人性，就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难民的声音；即使他们不能把难民的声音传给中国民众，起码他们能发表出来的文字不应该像中共政府一样充斥谎言，像米洛索维奇政权一样冷血。 美国这次出兵，是她所有军事干预中最伟大的一次，她完全是站在一个和自己的宗教、种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一边，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美国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一次。今天不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国，连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国促使他们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进程。 ●民主自由的价值走向世界 美国冷战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事干预都和二战时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为了保卫和平，给当地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她在所有军事干预後都没有占领任何土地。对这种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文明价值的行为，世人不仅不应该谴责，而应是高度赞美。 今天，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二战时没有美国在欧、亚两个战场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冷战中没有美国抵抗苏联共产帝国的蔓延，今天没有美国对世界各地邪恶的制约，这个世界会是一幅什麽样的图画？如果今天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成为地球上的唯一超级强国，人类会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 在二战中，带著美国标�业氖勘�、坦克和飞机的出现，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给沦陷中的法国人，给所有被侵略者奴役的国家的人民，带来多少兴奋和激动；美国星条旗飘扬的地方就是反法西斯胜利的地方、反日本军国主义胜利的地方。 今天，对巴拿马人民、对科威特人民、对波斯尼亚人民、对海地人民、对科索沃人民来说，美国代表著正义的伸张，自由的胜利。即使越南人，也对美国抵抗共产邪恶充满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个人捐款支票是二百万美元，来自一个越南人。今天，正是由於美国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国的存在，才使人对自由世界的最後胜利充满信心。 这次美国被袭击，丧生人数超过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灾难（泰坦尼克号沉船和珍珠港事件）的总和。这是美国为保卫世界和平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感激美国为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自己属於捍卫和传播自由价值的一部份而感到骄傲，更感到责任。 今天，我们看到星条旗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飘扬。对於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这面旗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象徵，它代表著自由、尊严、文明的价值；人们举起这面旗帜，更支撑起这面旗帜所代表的价值——这种民主自由的价值正在走向整个世界！ （载《争鸣》2001年10月号） 2003-1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曹长青评马英九病夫治国 有精神疾病
新唐人电视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安娜）∶您认为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是成是败？ 曹长青∶我觉得太阳花学运是成gong的，这里有五点根据∶ 第一，轰轰烈烈的太阳花运动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台湾人民反对国共两党主宰台湾命运，台湾人民要做这片土地的主人。经过国际媒体报道，这个信号非常清晰非常强烈。 第二，太阳花运动使台湾社会各界更加了解服贸协议是怎麽回事，尤其是这个协议对台湾经济、台湾前途和台湾主权的损害。 第三，立法院长王金平发表声明，同意学生提出的停止审议和通过服贸，先制定审查法，审理一切对外协议。这等于学生达到了最主要诉求。 第四，马英九的支持率原已降至9%，被称为“九趴总统”。这次面对太阳花学运，更暴露马的无能、蛮横甚至专制。最新民调，83%的台湾民众不满马英九处理学运方式。这也是学运的一个胜利。 第五，这场太阳花运动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展示台湾人重获自信，这对未来台湾人民对付国共两党的任何出卖台湾行为，将提供一个巨大的精神资源。所以说台湾的这场学运是成gong的，台湾人赢了，马英九输了。自由的价值获得了胜利！ 主持人∶太阳花学运的目标是什麽？如果我们把学运前的状况到学运的目标之间设定100米的话，您认为学运这二十几天来向前走了多少米？ 曹长青∶据我的观察，太阳花学运的目标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现阶段阻止服贸协议通过实施。这个目标他们目前暂时达到了。 第二个，用反服贸作为杠杆，阻止对岸共产党统战和吞并台湾。这个目标也获得巨大进展。很明显，轰轰烈烈的反服贸运动使台湾各界民众都更看清共产党要统战吞并台湾的政治企图，等于是提高了警惕，增强了心防。 第三个，通过反服贸，也使民众更加了解国民党要跟对岸共产党联手出卖台湾的政治企图。50万人包围总统府的声势浩大抗议活动，使马英九的无能愚蠢，马政府的跟社会脱节、跟人民脱节等等更加暴露出来。这对年底国民党的选情非常不利，这也是太阳花学运的一个潜在成绩。 如果用百分制评断的话，我认为台湾的学生运动应该打一百分！ 主持人∶ 4月10日学生正式退出立法院议场时，学运领袖表示∶这场活动还没结束，如果政府不愿与人民和解、执意蛮干，人民一定会重回街头。您认为今后在马政府与国民之间，天平将如何起伏？ 曹长青∶我觉得马政府跟台湾人民之间还可能有很大的冲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的亲中国政策，二是马英九的精神症状。 马英九上台后倾斜中国，倾斜北京，甚至亲共产党。他一心想的是跟对岸的习近平、习远平见面，什麽马习会，听不清的话，以为是马戏会，其实就是政治马戏团演出，马英九心里想的不是台湾，而是要做中国的特首，国民党就可以在台湾一直掌权，这才是台湾的根本问题。 另外马英九不仅大中国，沙文主义，水平很低很差，各种迹像显示，马英九有了精神疾病，脑子出了问题，他动不动就要谁死得很难看，心理阴毒刻毒，而且还不断说错话，好几次把胡锦涛说成是胡耀邦，最近还说鹿茸是鹿耳朵里长出来的，成为国际笑料。台湾现在是病夫治国，一个病人当总统，这个国家怎麽会有太平？马英九当权，台湾就会有动荡冲突。 主持人∶太阳花运动对中国大陆有什麽启示？ 曹长青∶台湾人民再次给对岸的中国人做出一个榜样，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争取，要敢于抗争。只要人民站起来，貌似强大的权力者都会倒下去！ 另外我特别想强调一点∶这次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跟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也有相同之处，就是充分利用手机电脑等网络新科技，组织民众，传播信息，突破当局的新闻封锁和垄断。24年前台湾野百合学运，还有25年前中国的天安门学运时，那时没有电脑，学生们要刻钢板、油印传单，联络和传出信息都很慢很费力。现在有了网络，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之后立刻架起电脑直播，让整个世界立即知道真实的情况、真实的声音，最后是真实战胜了虚假。中国有一天也发生太阳花学运，结局一定会跟当年的天安门运动不同，人民将获得胜利，中国将赢得自由。所以我们要充满信心。 2014年4月11日新唐人电视“热点互动”节目上曹长青评论的文字整理 ——原载《台湾海外网》 2014-04-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中国媒体腐败的根源何在？ ——以央视为例
随着北京反腐力度加大，中国官媒重镇CCTV前后有9位人物因“涉嫌腐败”被“带走”，身份包括总监、副总监、制片人、主持人、编导，其中有几名女性。剖析央视腐败产生的根源，有助于了解中国媒体业现状。 \CCTV为何成了媒体寻租的翘楚？\ 中国媒体拥有的寻租空间，归根结底是中国现存政治制度所赋予的。人类社会有四种权力，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含宗教），但四种权力的地位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各不相同。在西方社会，上述四大权力除军事从属于政治之外，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各有其独立性。但在中国，后三者均受控于政治权力，成为依附于政权这张“皮”上的“毛”。 央视的特殊性来自以下原因： 一、央视在官媒的等级金字塔上居于顶端。中国媒体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等级结构，即人事管理部门定下的行政级别。在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前，中国媒体的权威性不是由公信力决定，而是由媒体的行政级别决定。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后，公信力才成为受众阅读媒体的一个考量指标，但并非官方的考量指标。央视因为是中央一级媒体，因此只受制于中央一级权力，这是多年以前央视的品牌节目《焦点访谈》能够揭露一些地方性黑暗的原因。因其层级高，全国性播放，其传播效应远比地方电视台要大，因此其节目属于稀缺资源。 二、中国媒体的管理体制是政府强管制下的半市场化。政府强管制决定了媒体定位必须是党的喉舌，任何媒体都没有半点自主的政治话语空间；半市场化决定其政治话题之外的经济社会类节目有相对自主性。这种相对自主性加上央视节目的稀缺性，导致CCTV拥有相当广阔的寻租空间。与《人民日报》这种平面媒体相比，其可视性与娱乐性注定了它更受欢迎，因而成为官媒寻租活动的翘楚。芮成钢的公关公司就是利用他在央视工作便利结下的广泛人脉，为其供职的央视做公关赚取巨额报酬。利用职务便利为自身输送利益，本是中国政坛官场普遍奉行的“潜规则”，绝大部分官员都利用自己掌管的部门实权，为家属子弟开办的公司输送利益。芮成钢案例说明，中国媒体业的权力来源与行使方法与中国政府机构具有高度同构性， 三、除中央一级政府权力之外，央视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地方大员对其一般比较逢迎，即使央视对其辖地内有不利的负面报道，也一般是低下头来求情化解，这种化解当然也需要付出代价。西方媒体能够恪守职业道德，除了有法律约束之外，还有极强的行业自律，西方新闻行业自律与中国媒体的政治自律完全不同，是职业操守的自律。这职业操守的自律并非完全来自记者的职业荣誉感，而是新闻行业协会的约束。 西方新闻行业协会是非政府组织，负责处理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内部及社会纠纷，其根本宗旨在于通过行业自律，唤起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维护新闻业的尊严、荣誉及良好的社会形象。其中美国新闻行业的“社会责任理论”尤其值得称道。这一理论主张，新闻业在享有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新闻传播须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公民个人的法定自由权利负责。。 中国的新闻行业协会是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存在的官方组织，基本不关注同行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唯政府之命是从，并在政府不方便发言时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场。 因此，能够对中国媒体业形成约束力的，除了能够管辖媒体的权力部门之外，行业约束与媒体业的职业荣誉所形成的自我约束几乎没有。这就是中国媒体业普遍利用报道权寻租的原因。 \央视为何成了高官的后宫？\ 央视备受公众关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近年来众多央视女主播与高官的性丑闻频频传。这一现象除了权力肆虐背景下中国官员利用权力占有一切优质资源这一因素之外，后面还有人类社会习性在起作用。 犯罪经济学家贝克归纳了婚姻经济学的定律，其一，在婚姻市场上，男人的资源主要是地位与财富，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女人的资源是青春与美貌，随年龄增加而减少。因而到了中年后，男人成为婚姻市场上“有效率的寻觅者”。其二是，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男人因主要重视女人的外貌，因而有向下寻找婚配对象的倾向；女人重视男人的地位、金钱与才华，因而有向上寻找婚姻对象的倾向。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高端性市场，即婚姻之外，相对稳定的官员富人寻觅婚外异性的市场。 中国电视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对外貌年龄的要求远比西方国家苛刻。因此，央视的美女主播多为年轻貌美者，在婚姻与高端性市场上拥有极大优势，成为公众人物后，容易形成众星捧月的异性追逐态势。而在众多追逐央视女主播的官员与富豪男人中，前者更有优势，因为富者只能靠利诱，而握有实权的高官可以仗势欺人，逼人就范。由于中国媒体业本来就是依附于权力这张皮上的毛，这种依仗权势欺压以获得优质性资源的结果，就是迫使央视众多女主播成为高端性市场的供给方。 海外中文网站文学城登了一篇前央视女记者用笔名“方到佳境”写的《从我的同事王小丫评说央视的女人》（2014年3月26日 ），该文以亲身经历谈到在央视的工作环境如何逼良为娼，众多有理想、有热情的自尊女性在各种压力下被逼成“官妓”。作者刚进央视时，怀抱新闻工作者的梦想，很想做一番事业，但最后却看到种种媒体黑幕，看到周围的女同事在各种权钱色的交易中一步步堕落，最后“只剩下野心和物欲”。由于深知央视工作环境黑恶，作者感叹说：“女人这个时候只有两种选择，一瓦解你的底线，二急流勇退。我有自知之明，我做不了有脸蛋，有身材，有心计，有胆识的四有花瓶，也当不了无底线，无节操，无脸面的三无人员”，因而在工作四年后选择了离开央视。作者希望“人们在评判女人贤德忠贞的同时，是否评判一下这个畸形的社会和制造规则的男人们？女人用尽所有的努力打拼的名气，在某些男人眼中成为可以归为己有，并且成为显示自己地位的奢侈品”。这位前央视女记者所述，就是“政法王”周永康能在央视一地拥有数位情人的原因。利用地位在央视满足色欲的高官当然不止周永康一人，只是这些高官仍然在位，其情人也就不会被揪出来示众。 民主化必自新闻自由化开始。但中国新闻业如今已被各种权钱交易、有偿新闻浸蚀成腐败高发之地，充斥各种毫无原则的名利之徒，难以承担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监督责任。今后中国如果有幸民主化，媒体业恐怕也得经历一个自我淘洗的职业道德建立过程。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从业者群体，注定无法让媒体业成为履行社会监督责任、了望社会风险的“第四权力”。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8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808/240772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ZT 锺祖康∶是她为习总代写博士论文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修读清华大学在职博士课程期间（1998年-2002年），正是他爬上了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不但于2001年12月就能呈交博士论文并获通过，并且早于2001年7月就已经把与该博士论文的定稿极其接近的16万字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他还在这段读博期间，出版了另外四本署名著作，并不时在学刊发表文章，如此魄力，实在令人惊叹！更何况，当时习总的学历就只有小学毕业和靠「工农兵学员」身份得以入读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 所以，各方一直怀疑习总找枪手代写博士论文，并非毫无根据，问题只是，所有质疑他的人（包括BBC等有分量的媒体），至今未能找到较为实质的证据。即使是中国最爱学术打假的方舟子，在习总涉嫌请枪代谢博士论这大案上，也交了白卷。 为此，我找来习总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下称《研究》），以「忍受酷刑般的努力」（曹长青语），扫读一遍，不料赫然发现其行文在多处与刘慧宇教授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下称《发展》）一书惊人雷同。 以下我举几个例子。 例子一∶ 《研究》原文第102页∶「三是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2000 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89 亿元，比1998 年增长了12.9%，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 个百分点以上。在农业“四税”中，农业特产税达8.60 亿元，占了一半以上，所占比例也在全国居高。农业税赋过重，增长过快，农业特产税比重偏大，不仅影响农产品的出口创汇，也影响农业发展后劲。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发展》原文第208页∶「(3)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有些地方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如福建省1999年全省农业“四税”为16．78亿元，比1998年增长了12．1％，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1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农业“四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全国为4．3％，福建为5．4％)。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例子二∶ 《研究》原文第102页∶「四是要建立农产品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和农产品出口生产发展基金、出口风险基金及储备金等，及时帮助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防范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可能遇到的风险。」 《发展》原文第208-209页∶「(4)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储备系统，将粮食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建立农产品贸易的风险防范机制，为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参加国际竞争提供可靠保护。」 例子三∶ 《研究》原文第102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能够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的有效措施。加入WTO 后，在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举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发展》原文第209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促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步伐。加入WTO后，我们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从以上例子可见，两本著作的雷同之处，绝不可能是巧合。 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呈交日期是2001年12月（而其初稿很不寻常地先在2001年7月出版，书名是《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刘慧宇教授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出版日期是2002年9月（封面的名字也很奇怪地变成刘惠宇）。表面看来，刘教授的著作稍微后出，似乎是她有抄袭习总著作之嫌，但情况未必如此，而且可能恰恰相反。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出版日期虽然是2002年9月，但一本著作的稿件从交给出版商到付印出来，可以费时甚长，譬如《发展》一书的前言就成于2000年12月。加上，《研究》与《发展》两个著作所附的参考文献，都是最迟截止于2001年，两者的完成时间其实非常接近。 其次，是关乎刘慧宇教授（1966-）的来头。刘教授现为福建江夏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和副院长，该学院网页对她介绍如下∶「民革党员。1997年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00年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2003年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专业长于经济演变与发展、宏观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金融等方面研究，在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现代化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主持或主要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多项，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上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出版多部专著，其中┅┅《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2003年荣获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九届『入选作品奖』，同时荣获四川省2002年度最佳图书奖。」 即是说，刘教授与习近平不同，是受过正规学院训练的专业科研人员。而且，非提不可的是，刘教授曾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宁德市政协和宁德市人大先后任职十年，而就在这个期间，时为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职修读清华大学的博士课程（1998年-2002年）。而习近平早于1988至90年期间，正正也曾担任宁德市地委书记。通观全局，当时习、刘二人因而结识，绝不出奇。我百度一下两人有何暧昧关系，搜寻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建议尝试其他相关词。」。中国雅虎、搜狗、搜狐等中国搜寻器情况一样。 习近平当时在福建省已经呼风唤雨，而刘慧宇只是他的一个小下属，按常理，除非关系极其亲密，刘小姐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其次，刘小姐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经济金融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应不太把习近平这方面的著作放在眼内。 到最后，我推算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刘小姐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但在处理自己的著作时，在把文字搬来搬去时，对自己曾为他人做枪手代写的文字失去警觉性，以为还是自己的。 ［如欲联系作者，请电邮 [\[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2013年8月18日 锺祖康∶畅销禁书作家。10年前离开香港，现定居挪威。著有《来生不做中国人》（第53刷）、《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中国，你凭什麽？》等多部著作和译作。 ——转自《主场的新闻》 2013-08-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文革是谁的宿命
程晓农 今年是文革50周年。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官方评价的“十年浩劫”。50年后的今天，文革不但没有被清扫进垃圾堆，反而阴风再起。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真有文革重现，但是，说文革不死，大概是不错的。其实，不但文革的正面形象仍然活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而且，文革的诸多关键问题至今仍然混沌不清；非但青年一代所知甚少，海外国内对文革的诸多研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话题。有感于文革不死，探讨一二，也求教于专攻文革研究的诸位。 重新认识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四人帮”并非祸首 关于文革的爆发，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而文革被“四人帮”利用，导致了“十年浩劫”。这个说法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邓小平是局中人，作为文革之前的总书记，他了解毛泽东自1956年到文革的所有决策，心里一清二楚。恰恰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提出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试图尽量回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所谓“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实际上含有一种为文革辩解的企图，即毛泽东当时似乎是一时冲动，随心所欲，酿成大错，而毛泽东的一时之错瑕不掩瑜。官方把文革的责任尽量往“四人帮”头上推，以便减轻毛泽东的罪责，这是导致对文革的批判不彻底、文革不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文革时期，包括“四人帮”在内的高层和省一级的文革派干部，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老干部，完全是毛的政治工具，也是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支持者。“四人帮”本身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威望，完全借助毛的强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宰和祸首，“四人帮”不过是抬轿子、吹喇叭、跑腿办事的帮凶。与其说是“四人帮”利用文革造乱，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四人帮”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许多人，才完成了他发动、坚持、维护文革的个人算盘。 文革起步于文化教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始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不仅清除了来自西方的文明，也清除了自苏俄引进的现代共产党文明，还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而取代所有既往文明的，则是毛的个人崇拜和盲信盲从等中国传统文明的糟粕，即愚昧文化。但这场号称文革的政治运动远远不限于文化界或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它实际上是一场颠覆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撼动全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运动。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让1亿中国人被整。在文革时期，受害者首先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城市乡村里的所谓“阶级敌人”，从“黑五类”到“黑七类”，再扩大到“黑九类”，以及文革初期被北京老红卫兵打死打伤的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中学老师及群众组织武斗中的伤亡者。其次，文革的受害者还包括个人生涯被迫中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再次，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全国几千万知识青年以及农村里的中学生，他们因为文革破坏了国民经济，失去了正常的就业、升学机会，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去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而农村的中学生则绝大多数只能留在自己的村子里务农。这么多文革的受害者充当了毛泽东的文革牺牲品，在共产党国家当中确属史无前例。毫无疑问，文革的加害者绝不只是“四人帮”而已，加害者不仅包括高层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以及中层的参与地方文革运动和担任军宣队的军队干部，还包括民间的一批底层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普通农民。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这种制度为文革不可避免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几个共产党国家，它们的制度基本都是苏联模式，但是，大部分国家并未发生过文化革命，只有苏联和中国出现过文化革命。我在文革4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在文中我特地说明，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但苏联的“文化革命”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目的是打击独立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这点与中国的文革初期的情况相似。但苏联文革仅限于让红色知识分子占领文化阵地，并没有演变成广泛的政治清洗。在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另一方面，由于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高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以，苏共的文革不消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却鼓励工人农民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中共这个低素质的农民党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实际上是通过文革而革除了所有的文明，然后把愚昧当作旗帜挥舞。从愚昧横行的角度去看，中国文革期间的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比如跳“忠字舞”这种民间活动，其实并不是“四人帮”安排的，而是中共这个农民党治下落后政治文化的产物。 文革的本质：举国事一人 官方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但对文革的起因和真相却讳莫如深。因此，对年轻人而言，通过教育系统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文革认知，而家庭背景则决定了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文革印象五花八门。这种对历史的混乱认识和无知，符合当局的需要，但必定在中国社会未来的演变中埋下地雷，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格外艰难。 现在关于文革的民间研究大体上有一个共识，即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产生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总结三年困难时期教训的大会上，刘少奇指出，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的坦诚得到了与会各级干部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支持，但在毛泽东心目中，这就是他自己威信动摇、声望坠地的信号。从此，毛泽东开始大讲防范“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深恐自己落得像斯大林一样的命运，死后遭到批判。毫无疑问，文革的导火索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毛、刘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治国方针的分歧吗？倘若如此，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可以被解释成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之争，似乎还有出于公心的目的。但是，如果再往更早的历史追溯一步，就会发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还有明显的私心。 毛泽东的私心是从斯大林死后开始逐渐膨胀的，到了1957年走上顶点。他的所谓私心，就是把中国当作一块试验田，为营造他在国际共运中的世界级领袖形象，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垫脚石。所谓政治垫脚石，是指中共政权的建立，证明了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这个模式不过是把李自成和洪秀全式的造反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罢了，对东欧、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毫无意义，因此，毛泽东还需要中国这块垫脚石在经济上拿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出来，那就是经济实力。以毛的简单认识，所谓经济实力，“一个是钢产量，一个是粮食产量”，要能“超英赶美”，由此证明毛式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优越性。这就是大跃进的由来，大跃进时期迎合毛的要求所出现的两个主要“成就”便是“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 毛泽东之所以急于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他1957年产生的世界领袖梦直接相关。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赫鲁晓夫应对不易，而毛泽东趁机介入这两次事件的处理，虽然他主张苏联不要出兵波兰，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立场矛盾，但中国的介入提升了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让苏联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谦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57年底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而赫鲁晓夫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从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阵营当中上升到了“为首”的地位。当时毛泽东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为首”的资格不足。其实，毛的这些话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如果他治下的中国一旦取得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那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就当仁不让了。 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对当时尚且贫困落后的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灾难，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是不对“为首”的国家“纳贡”的，“为首”的代价是不断满足其他“兄弟党”无穷无尽的援助要求，让中国老百姓背上沉重的负担。只有一个人能从“为首”中得到好处，那就是毛泽东，因为“为首”就意味着他可以满足自己的世界级领袖的个人野心。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很难快速提升，而国家计委根据矿石、设备、技术等条件制定的钢产量计划已经达到极限，如果毛泽东有统治者的苍生之念，对“为首”就应该淡然处之，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作“为首”的大事。然而，毛泽东被世界级领袖梦所催动，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平地拔高，以充实他的“实力”；没有技术设备条件，就只能靠“人定胜天”的口号和吹牛、瞎干、蛮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中国也因此沦为毛泽东“为首”梦的垫脚石和牺牲品，最后的代价是全国饿死数千万农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大跃进的惨败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局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的个人野心；而毛泽东的个性决定了他决不肯从“为首”的地位上退下来，经济政策完败，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打嘴仗，争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格外恐惧，于是，毛以帝王心术策划了文革，以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其实，中共高层内部对毛的文革动机洞若观火者，不乏其人，但无人敢冒死披逆鳞。文革期间短暂的所谓群众组织造反，不过是毛利用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临时工具而已，用完之后就弃之一旁；至于文革期间的冤魂，毛何曾有过半点悯惜。 邓小平之所以反对深入批判文革，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毛泽东命名的大跃进“副帅”，也是毛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活动的主事人，毛的严重错误他都有份；更主要的原因是，深入批判文革的根源，势必扯出大跃进，而批判大跃进又势必牵连到毛泽东个人野心的祸国殃民问题。无论是文革，还是大跃进，无非就是举国奉一人，为了满足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陷全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因为对文革的批判而把国民的认识引到这个方向，那中共的合法性就彻底动摇了。 试图美化文革的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其实，跳出毛为文革造势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从制度层面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实验早于文革，那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实验就一败涂地，导致3000万农民饿死，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的失败，说到底是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试图再度复兴这种乌托邦，包括农业学大寨、五七干校等等，最后仍然归于失败。毛泽东执政28年，有18年一直顽固地坚持这一套，直到他死后，人民公社、国有制、计划经济才被改革铲除。如此“理想”，只不过证明了毛时代的施政逆经济规律而动而已。 文革的要害：天翻地覆谁重建？ 每当人们谈到文革，往往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的确，权力斗争始终贯穿于文革十年，但是，并非所有文革期间的权力斗争都涉及既有秩序的颠覆。文革时期的权力斗争有两类，一类是服务于颠覆原有政治秩序的权力斗争，主要是打倒刘少奇以及高层一批妨碍毛意图的官员，与此同时，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和各地的夺权行动也属于这一类。但是，1967到1968年各地革命委员会重建权力机构之后，高层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如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四人帮与邓小平等等，都只是毛泽东维持高层派系平衡、巩固新建秩序的手段，与中共历史上发生过的、后来又陆续发生过的权力斗争一样，不触及既存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严重冲击社会秩序。这第二类权力斗争明显不同于第一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文革的要害不单纯是权力斗争，而是秩序的推翻和重建。 当1966年底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造反派的冲击下陷于瘫痪，而刘少奇已经成为“死老虎”的时候，整个中国因为毛泽东号召全国造反，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已经被颠覆。此时此刻，全中国正陷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潮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个人崇拜狂潮维系了社会的“异态稳定”。那时，约束每个人行为的，当然不是法律，也不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更不是服从各自单位的上级领导，而是“毛泽东伦理”，也就是当时满天飞的口号“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泽东“忠不忠”，是公众判定每个人行动是非的唯一标准。 显然，“毛泽东伦理”这个既强有力又非常脆弱的约束，可以让大众的行为不致过分混乱，但大众对“毛泽东伦理”的自发解释仍然足以制造出行政失灵和经济瘫痪。此造反派砸彼造反派的办公室，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彼造反派抢夺此造反派印小报的纸张，也同样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能裁断？这就是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现的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内战的根源。从这个角度去看，文革初期，毛泽东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孙悟空的角色，一棍子把天朝六部和各省巡抚衙门掀了个底朝上；但是，他其实并不英明，因为他不知道，不靠六部和各地巡抚衙门，“天下大乱”又如何自然地变成“天下大治”？所有关于文革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毛泽东1966年底时在这方面有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谋划，显然，毛泽东自己对此也是懵懂的。此外，毛泽东也没有预见到，“毛泽东伦理”不但足以挑起内战，也无法制止内战。例如，1967年7月，他在武汉试图以个人权威去压服那个得到当地部分驻军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结果铩羽而归，反而因“百万雄师”冲击毛的住处东湖宾馆，毛泽东不得不星夜逃奔上海，最后以打击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等人，向军方妥协，来换取武汉局势的平定。 可以说，文革初期，当毛泽东终于通过颠覆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全社会范围的政治运动，打倒了刘少奇以及整个党政官僚系统之后，他达到了蓄谋数年的个人目的，但也造成了新的难题，那就是，造反易，重建难。究竟如何建立替代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新系统，毛泽东其实心中茫然。由于不能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转所必需的秩序，1966年底中国经济的瘫痪已经初见端倪。解决这个难题的钥匙，来自上海的造反派，是他们替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难题。上海的文革研究者李逊在她最近出版的《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上海的造反派在1967年发动所谓的“一月革命”之后，成功地控制了上海的局面，建立了新的由造反派主导的经济和行政秩序；毛泽东从中发现了重建秩序的套路，大加赞扬，并通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希望各地学习。 李逊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这个文革的“上海模式”就是文革中期全国各地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样板，而全国各地的文革过程证明，真正像上海造反派那样风波不起地完成摧毁旧秩序、建立文革新秩序的，为数不多，因此，对毛泽东而言，文革的“上海模式”虽然出于偶然，却来得及时，“救了驾”，使文革免于迫在眉睫的失败，因此价值重大。第二，上海当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经济的稳定，不仅对国家财政收入、商品供应、军事技术研发等至关重要，而且，从无行政经验的上海造反派居然把上海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运转起来了，这又从实践上证明了毛文革理论的“正确”，即“大破”之后必然可以“大立”。显然，“四人帮”并不仅仅是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所造就，而是文革的“上海模式”的产物；毛泽东之所以始终钟情于“四人帮”，并不单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毛泽东坚守文革的阵地，还因为上海的王洪文等造反派从实践层面充填了毛泽东文革谋略的巨大空缺，否定了他们，就否定了文革，从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信任，其实就是自恋的外延，他直到临死之前仍然念念在兹的就是如何保住他的名声和历史地位，而这就包含了保住“四人帮”。只是，他的失败必然地蕴含在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当中。 文革的“上海模式”充其量是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补天”之路，把被毛泽东捅破的“天”给弥合起来了。它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痼疾，一旦毛泽东死了，文革被否定，经济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反思文革的时候，文革的“上海模式”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有其必然性，但毛泽东能维持住文革开始之后的局面，其实带有偶然性；如果上海的造反派与其他各省的造反派一样打内战，自然也就不会有“上海模式”，那么，中国从1967年开始就全面糜烂了，毛泽东的文革可能因此失败得更早、更惨。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文革祸国殃民，本来可能会更加严重，局面更难以收拾。因此，对这个为了一己之私，只知造反、不思善后的毛泽东，若给予正面评价，便是对国人和对这个国家的背叛。 现在还有不少崇拜毛泽东的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曲解历史，把毛泽东当作可用物件来为己所用。对红二代里的权贵来说，毛泽东是一根代表“祖上传下基业”的“权杖”，举着它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势财富永远正当；对不满现实的底层民众而言，毛泽东则是心灵鸡汤，也是扔向权贵们的小石头；对少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则是一个汤勺，用来从权贵的锅里捞一小块儿肉吃。他们当中，谁也没真把毛泽东思想当回事。中共的红二代和官二代当中，有很多人空手起家，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他们的家族走的当然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谁真心拥护毛泽东的路线，准备发动针对自己的革命？那些左派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却从未见其中任何人践行毛泽东的主张，承认自己属于毛所说的“最愚蠢”的“高贵者”，乃至于携家带口，永住乡村务农，接受“卑贱者”的“再教育”。毛泽东的悲哀不止是文革惨败，青史留骂名，而且还沦为被后人戏耍摆弄的种种工具，就连其后裔毛少将其实也是把毛泽东当个汤勺来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3期 2016年5月13日—5月26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g-xiao-nong-wen-ge-shi-shui-de-su-ming）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检查文化”下的长盛不衰的政治秀
前两天看了一条新闻， 标题是“温家宝探访艾滋村，1,600名警察扮百姓”，讲的是2007年12月1日温家宝探访河南省上蔡文家楼这一著名的爱滋村，地方政府如何弄虚作假欺蒙温总理，让他听到的、看到的全是由警察假扮的“百姓”所反映的“民情”。当时觉得这条新闻似曾相识，于是上网查询，结果发现两年前那条新闻――“河南‘艾滋村’防艾黑洞：官员连总理都欺骗” ，地点也是文家楼。 2005年12月1日的报道称，河南上蔡“防艾工程”是典型的“欺骗舆论的形象工程”，原县委书记杨松泉的绰号为“杨半亿”，在他领导下，该县的“防艾工程”成了一个腐败黑洞，这个“黑洞”并未因杨松泉出事而被曝光。那些向媒体反映情况的患者经常被跟班（监视），而且常因为“乱说”在上级领导来视察被当地政府部门关押拘留……。而今年这次探访，地方政府的手段比上次更“进步”，干脆让警察扮成百姓。 我相信媒体谈的均是事实，只是不同意“总理被骗”这一说法。因为这种“视察”与各类上级检查构成的“检查文化”，与“英模文化”一道成为共产党宣传文化的主要内容。所谓“检查文化”，就是出于宣传与政绩需要，向外界、上级展示经过包装、制作的虚假的“真实”。任何人只要进入中共官僚系统，就不能免受“检查文化”濡染。当年的江泽民、朱镕基与今天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在基层做小官时，需要以“检查文化”对付上级以展示政绩，后来身处高位的他们也需要通过“检查文化”包装自己的“亲民爱民”形象。所以，与其说他们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愚弄，还不如说这种视察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高层与地方政府合谋的政治秀，这也就是温家宝“被骗”过第一次还要再去第二次，并高高兴兴深入警察假扮的“百姓”当中“体察民情”的原因。 检查文化是中共的“优秀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将“检查文化”推向高峰并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曾拍过一部历史纪录片，叫做“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纪录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前后的经过，直观地展示了毛、周当时就已经深谙“检查文化”之精粹。纪录片显示，经过毛、周的精心策划与细致安排，中共向军事观察组成功地显示了延安的“革命风貌”。这些风貌其实经过种种巧妙且不露痕迹的包装，却让这些自视非凡的观察者认为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情况。这部纪录片没提到的还有一件历史事实，那就是毛泽东明确向观察组成员表达自己对美国民主的向慕之心。此后，这些观察组成员回到美国，与埃德加·斯诺等人成为中共坚定的支持者。观察组主要成员谢伟思在《美亚》杂志上分多次发表了有关延安的报告，极大地影响了战后初期美国公众对美 国对华政策的看法。这些人的影响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再度对美国对华政策发挥作用。 共产党建政之后，这种检查文化被发扬光大，而且堕入末流，成为彻底的弄虚作假，比如大跃进期间，地方政府上报“亩产一万斤”的工作成绩，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竟然“相信”。造假多了，就是对真实的绝对不容忍。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未经当局许可，悄悄拍了一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其实就是当时的中国风情实录，比如中国人无分男女，一律身着松松垮垮不分性别的灰色、蓝色毛服（中山装）、军装或仿制军装，肮脏的公共厕所，人们随地吐痰，小脚老太太……。这部片子大大刺激了一向喜欢以高大全形象示人的中共政府，《人民日报》等喉舌连篇累牍地发文声讨这位“仇视中国的反华分子”，甚至连居民小组的文盲老太太也要奉命发言。 这种政治秀上演了大半个世纪，民众一直被动充当着“检查文化”的道具，以彰显统治者的爱民德政。只是今天民众已不完全象毛时代的“愚民”那样，以充当“检查文化”的道具为荣。部分发现当了“道具”仍然存活艰难的民众――如上蔡的一些爱滋病人就通过互联网将真实情况告诉世界，这才有了时隔两年、发生于同一地、从形式到内容几乎相同的“视察新闻”。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2月13日，总222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十八大后的政改话语与政改方向
观看十八大人事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中央军委的席位安排。10月25日，中国军队四总——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与总装备部的部长同时换将。外界注意到，从新任空军司令到最新的四总部首脑全部都是近年胡锦涛任内授封的上将级将领。这表明今年令胡温等高层忧心的“军队忠诚”问题已获解决。 中共党内权力分配大盘已定，不少人开始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财新网》总编胡舒立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从薄熙来践踏法律切入，最后引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此前，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提出“新政治观”说，提出应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规定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并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人民日报》下设的“人民网”特别就 “新政治观”设立论坛进行讨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许耀桐等也都就政改这一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呼吁表达了国内不少人对中国未来的担忧，以及他们对中共第五代的期望。第五代的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核心人物对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持何种态度？他们面临的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是否有利于政改？ 我从以下事实出发做出一些推论。 就高层的权力布局而言，这次权斗的结局对第五代很有利： 一、借第四代之手清除了内部矛盾隐患，大体上消除了习李接任后可能的内斗。根据目前放风出来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汪洋、李源潮这类能干一些、政治见解相对独立的人被挡在常委门外，常委内部张高丽这类庸才居多，反而便于习、李集权做事；二、军队高层不再是“太子党”当家，对于习近平这位未来的军委主席来说，压力就小多了。这又得感谢军方中的拥薄派们做出的错误决策，如果不发生军方力量介入9•15反日爱国游行，让高层看到军方干政的强烈倾向，可能还找不到撤去他们上升梯子的十足理由。三、行将批准通过的新党章将毛泽东思想从今后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去掉，“红二代”少了哭太庙谒祖灵数落当今皇上的由头。 接下来的问题是讨论第五代是否有可能考虑政改。 其实，有关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中共的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的文件中，一直没有绝迹。有时候加上体制二字，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有时候就是政治改革。其含义在中共那里也一直未明，精简人员的人事改革、调整部门职能的机构改革都算作政治改革，2005年社科院曾发布一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宣称中国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直到后来，在民间社会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国民有选举权、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政治权利、允许民间压力集团存在的民主制度时，中共当局由吴邦国出面宣示了“五不搞”铁则，才算是断了民间的想头。 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为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定义的问题。中国现在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是一党专政，解决这个体制问题的方法就是还权于民，建立三权分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治。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与茉莉花革命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民主化（如前东欧国家），或者正走在民主化道路上（如缅甸、突尼斯、埃及等），俄罗斯人民也正在为二次民主化努力。虽然各国的民主政治在成熟度上有较大差异，但基本的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民众有政治权利这些要素都有。在中国，所谓民主政治建立的第一步，就是先解决执政者合法性来源，共产党必须从自赋的永久执政者位置上退下来，允许多党制，让中共以普通政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舍此之外，强调在共产党主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多半只是为了救党而玩的游戏。 一位“智囊”向中南海献上的锦囊妙计已经预示着一些“政改”端倪。比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10月24日在人民网访谈节目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我们党这30多年已经不断地推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个要理直气壮地去讲，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理直气壮地讲，改了就是改了，改了很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示中南海，不要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为自己背上保守顽固之名，可以将以往的行政改革什么的，一古脑儿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筐，要举起这面旗帜，至于如何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解释权在朝廷。 目前在各种外媒（主力是华文媒体，港台媒体）的各种“戏说”习近平改革的报道中，什么习近平的知青经历、夫人是歌星、习爱看好莱坞大片等元素都是噱头，真正应该关注的信息是这几条：2010年夏天，习近平在海边度假胜地北戴河同支持灵活极权主义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晤，并于当年11月访问了新加坡。去年，刘亚洲将军派一队军官前往新加坡，为一项研究做准备，据说这队军官的使命是“为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寻找出路”，研究结果预计会在11月党内职位交接完毕后呈交习近平。这说明习近平即使想政改，其效法模式也是威权型的新加坡模式。 据各种信息及目前情势推演，习近平接任之后，不会排斥“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改革”）这类用语。在推行政改的时间表上，会列出3至5年预备期。这样做，理由有很多，比如现在经济下滑，当务之急是先稳定经济，解决民生。改革事涉利益分配，为了减少社会震荡，需要慢慢来，做好基础工作后再徐谋政改。只要拿出这两点，经济精英与知识圈大多数人都会赞同。 习李接手的中国，非复当年胡温从江朱手中接过的中国之局。用围棋术语来说，邓小平是布局，江朱下了中盘的前一半，胡温则是后一半。中盘已过，大势已成，很难再重复胡温老路，第一个任期透支民众期盼再混第二个任期竭力谋求平安下车。在中国这盘大棋局中，他们虽然成了棋手，但接过来的棋局却大势已定，历史又不会给他们覆盘——重新来过的机会。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2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china-power-reform/）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北京政治清洗后的政局
何清涟 北京以周永康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清洗，既给官场带来巨大的压力，让诸多官员害怕，也在民间引起一些不满，这不满倒不是针对维稳沙皇的被清洗，而是缘于习接任以来对民间维权及批评声音的强力打压。不少人看到了中国可能出现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上述担忧都不是空穴来风。 \政治清洗是社会主义的宿命\ 在社会主义阵营鼎盛时期，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就认识到，政治清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宿命。这种党与国家政权机器合为一体的体制必然要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最大程度的集权，即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少数甚至一个中心人物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不断的内部清洗来排除党内障碍。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国，粉碎各种阴谋集团几乎是政治常态。邓小平鉴于毛个人独裁之害，将个人独裁变为寡头政治，但内部清洗也不曾断过。鉴于胡锦涛统治后期发生的权力交接危机，习近平从接任伊始，就相继成立各种集权式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想将以往的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断，此轮反腐的真正目标在此。 民间抱怨说，维稳沙皇周永康倒了，但维稳体制依然还在，且更残酷。这种抱怨背后隐藏的想法是，周永康倒台，就应该否定周建立的维稳体制。这种想法是误解了习打击周政治派系的目的，网文《史记·周永康列传》表达的就是这种想法。周真正的罪在两点，一是支持“重庆模式”，这点已由财新网专文说明；二是据说曾在2012年3月19日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这场未遂政变一直是海外媒体的谈资。周永康去年12月1日被拘，香港《亚洲周刊》12月13日发表《周永康坠落内情》，其中提到这场政变。并说自那以后，周被剥夺对武警的指挥权。 既然是政治清洗，就意味着今后是否继续在政治局以上层级反腐，全视政治需要而定，这政治需要就是习要将个人专权所必需的军警特三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警权已在握；军权还有个名至实归的过程；剩下的就是更为复杂的安全部门了。围绕这一政治需要，周永康的罪名包括哪些，就很有讲究。从国内官媒报道来看，大概预留了三个口子，一是腐败，公布的腐败数值是家族财产共达1000亿左右；二是主谋杀妻。有消息称，制造车祸的两名武警司机早已被抓，此事已成铁案；三是与薄案的关系。三罪当中，如果只以前两项定谳，就说明主要政治目标已达，针对最高层的反腐可能暂告一段落；但如果将薄案扯出，当年支持过重庆模式的人可不少，其中真正给予过实际支持的人得视自身情况付出代价。 当初在蒲案判决之时，公布的罪名仅限于薄的腐败（范围、数值都很小）及家人的问题，对于重庆模式只字未提。如果周的罪名包括这一项，这不仅是对高层的威慑，对中下层官员来说，也非福音。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会担心自己“被其他官员牵连”（见《人民论坛》今年7月22日公布的问卷调查《当前官员怕什么？顾虑什么？郁闷什么？》） \习的政治清洗与安德罗波夫的清洗\ 谈起政治清洗，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斯大林的“大清洗”与毛泽东的“文革”，一些外国媒体也将北京现在的反腐比之于“文革”。但习的政治清洗式反腐其实与这两者都不一样，更象前苏联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反腐清洗。安德罗波夫的肃贪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历时400多天，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 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 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习近平的反腐，从落马官员人数及其在同级别官员中所占比例来说，其实小得多。他上任以来600多天， 仅有37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 安德罗波夫因其反腐，曾被苏联人看作是彼得大帝那样的 “明君英主”；而习近平反腐，在中共不能控制的媒体上引起不少怀疑与批评，有担心会引发政治危机的，还有人认为这种反腐与人民没有关系。其原因在于，安德罗波夫在反腐肃贪时，既未面对中共这么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也不需要面对异议人士的强烈挑战，苏联内部的民族危机也远不如今天的中共严重。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其长达15年的领导下，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将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是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氏信奉“擒贼先擒王”，认为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几个“首恶”严厉惩办，比如以暗杀、收买、驱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种方式处理，余者自会不击而溃。中国近十年以来，国安系统虽然日渐渗入社会政治生活，毕竟不象克格勃那样强大有效。更何况，前苏联是铁幕政治，不需要象今天的中国政府那样，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指责。 因此，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一是必须让反腐服从权力斗争需要，确定目标；二是要补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时的课。十八大以后，中共对言论的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均远远超过胡锦涛时期。尽管有部分人寄望习近平在内部权斗完结后能够推行政改，但政治反对派已感到政治严冬的到来，对此深感绝望。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人纪念政治清洗受害者时，都是1937-1938年的大清洗受害者，安德罗波夫时代以反腐为名的政治大清洗并未被列入反思范围。普京在出席2007年大清洗纪念仪式时说过：“我们所有人应当记住这一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选择更有效的发展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安氏的反腐清洗显然是普京眼中的“需要”之列。 一些海外媒体在担忧习近的反腐大清洗是“文革”再现，缘于他们对“文革”不甚了了。我相信，中国将来某一天可能会纪念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但很难将在习近平反腐中倒下的贪官列入政治受难者。 \反腐后的中国政局\ 中国政治清洗式反腐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个身份识别的瓶颈，即红二代大致不在此列；二是韭菜割过后，滋养腐败的土壤（政治制度）犹在，因此少有人认为中国官场腐败就此根除。但人们还是期望习近平能够“做些什么”。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期间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对底层百姓，他也从未放松过管制。这种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习近平面临的形势远比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复杂，无论是国内政治关系、社会条件，还是人口及资源生态状况，均远不如安氏执政时期的苏联。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从未表示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趣；他与邓小平相同，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者，也就是说，只要能维护中共统治，不管什么措施，他都有可能实行，这就是目前反腐与打压政治反对派二者，他并不偏废其中任何一项的原因所在。 从现实状况来看，习近平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维稳，即维护红色江山的稳定。只有当他真正感到危机来临且改变有益时，才有可能做出改变，而且这改变也未必就如普世派所愿。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8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beijing-20140803/197073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中国个税与房产税为何一兴一废？
何清涟 中国政府现在财政吃紧，罗掘税收成了各级税务部门的主要政务。但最近一个月内，中央政府先宣布房产税开征将延后三至五年，继而宣布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改革方案即将出台。中国的个税与房产税，谁都明白前者范围大，所得少；后者征收范围窄，却可以带来极大收益。两种税收的一兴一废，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国内对个税改革的期盼：提高起征点 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遇到财政困难，解决办法比民主国家要多些，除了加税之外还可增发钞票。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办法是增发钞票与增加企业税，并在商品流通环节的各种税收打主意，比如增值税、流转税、营业税等。尽管这些税最后还是“羊毛产在羊身上”，但那是“细雨湿衣看不见”，消费者只觉得是物价上涨，不会怨到政府头上。 这次在个税上打主意，乃是因为不得已，那块想入炉烘烤的“大蛋糕”即房产税主要是自家人出血，只好延迟至3-5年之后。但近期的难关还得想法子过，企业税负早已到不能承受之重，再加就无异于“杀鸡取蛋”，企业与政府全玩完，于是增加个税自然就成了政府首选。 但中国人对个税显然不太敏感，一是国内的个税定在3500元起征，过去这些年有资格交纳个税的人在全国不过区区2800万人。正在交税的中产们满心巴望能够提高起征点，将自己从交纳个税的队伍中剔除。二是人大代表及社会舆论每年都会在“两会”上要求上调个税起征点，财政部官员每次的表态都是“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问题将在个税改革中统筹考虑”，外界都将此理解为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在改革后才能再次启动，如今既然宣布要改革个税，那么个税起征点上调将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调起征点，就是收窄个税缴纳者基数，这愿望是否能实现？我看很玄乎，因为改革的方向是增加个税总量，其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扩大纳税人数量，即增大税基，二是增加个人纳税税种，也许那不叫个税，而是以别的名目出现的税。 个税“改革”方向：税基增大总量增加 如前所述，提高个税起征点，就意味着纳税人数减少，来自工资的这块个税当然也会降低。据财政部的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个税收入5820亿元，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为3577亿元，占61.4%，2013年，这一比率上升为62.6%。考虑到近年外资大量撤退，不少白领失业，纳税人数可能持续减少，因此可以预测，个税起征点即使上调，也是微调，比如从3500上调为3800-4000元；但对个人收入的其他类别的计征则一定会扩大范围，而且不是一项两项，是多项。对于大多数中产而言，可能个税略有减少甚至不减少，但其他收入的计征范围将扩大，并将更多的富人纳入缴纳范围。 基于以上原因，国内那些“潜在的纳税人”要好好理解这段话：“关于其他所得项目的减除费用标准，由于其他所得与工薪所得的计税方法、税率不同，税负不能简单比较；关于个人海外避税，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以及其他国家财税部门配合，强化境外所得的个税征管。”能够在海外避税的人，至少是小富、中富，但这种税收的征收是“将来时”，得等到美国《肥咖法案》正式启动之后。除去这部分海外避税的人，潜在纳税人的“其他所得”涵盖甚广，大概政府有纪录可查的个人收入都可能列入计征之列。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解决中国个税以工资为主这一弊端，并增加政府税源。但主要是落在富人头上，而不会落在官员群体头上。因为官员们的灰色收入一般比较隐蔽，很难计征。其间道理也简单，如果官员的灰色收入透明到能让政府征税，那各级纪检会的编制得成倍扩大。 为什么房产税征收要推迟三、五年？ 推迟征房产税，中国有房者都很高兴。中国拥有自住房的家庭占全国总户数86%以上，在全国家庭总数中所占比例远高于美国。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告，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为64.4%。美国梦的标志之一是拥有自住房，这一比率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开始稳步上升，由1995年的64.7%一路升到2004年的69.2%，亦即目前为止的最高记录。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房产权只有70年，从90年代开始的20多年中，中国人自住房比例远超美国这一成就，倒还真值得骄傲。 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居民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1.2套住房，其中69%的家庭拥有1套住房，15%的家庭拥有2套，3.6%的家庭拥有3套以上，还有13%左右是无房户。简单推算，中国现有城镇人口7.5亿，约2.5亿户，户均1.2套房，便是3亿套住宅。 向这3亿套房产征收房产税，一直有两套方案，一是全面计征，一家可免除70平方米的房产税；二是一套免征，二套及以上计征。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其住房大约在80-100平方米左右，无论是哪种方案，69%的家庭的房产税税负都不算太重，因此，房产税的负担者主要是那18.6%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 根据现有公开资料来看，那18.6%拥有两套房产以上的家庭，多半是官员富人。如果真要开征房产税，对于他们是个不小的负担。而这类人当中的官员，多半对税收政策制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这叫“利益集团俘获国家”），很容易以各种理由让高层放弃征收房产税。事实也证明如此，尽管目前“鬼城”遍布中国，房产库存非常严重，但他们居然有能力说服中央政府推迟征收房产税。中共掌门人习近平最近终于宣布，发展经济的重点将转至消化房地产库存上去。既然要消化房地产库存，要带动与房地产相关的几十个上下游产业发展，自然就不能征收房产税，否则有购买能力的多房户，谁愿意再去买房产？ 英美纳税人的主要原则是“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为政府提供税收，但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及经济权利。美国政治就是民治民有民享，其中房地产税就是社区自治的物质基础。中国政府不承认“纳税人”这一概念，就是因为政府要剥夺人民的权利。中国人普遍不愿交税，原因就是他们毫无权利，包括要求政府公开财政支出（即纳税人税收流向）的权利。 在中国这个不承认纳税人权利的国度，弃房产税不征而加征个税，不是由两块奶酪的大小决定，而是由奶酪的主人是谁来决定。尽管两块奶酪的主人有交叉，但房产的主人当中官员更多，其处境也更尴尬，因为无论如何，依靠工资收入是买不起那么多昂贵房产的。在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情况下，不征房地产税就成了优选方案：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可以免交重税，政府可以继续对官员的腐败假作不见。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1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realestate-tax-20151127/30780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