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国债市将迎来外资“解放军”
何清涟 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思潮开始出现，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直在反对普世价值，但临到反全球化思潮涉及经济层面时，中国大概会坚决捍卫全球化。且不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时的昔日辉煌，就以中国金融系统的第二轮天量坏帐的化解并扭亏为盈为例，就是依靠西方金融巨头做为“战略投资者”来解救的。如今，中国债市可能又需要外资成为“解放军”，而机会也真来了，据《金融时报》9月30日消息，德银（Deutsche Bank）调查显示，外国基金经理打算在未来一年将其对人民币债券的投资增加一倍。 外资将充当中国债市“解放军” 中国的国家债务很庞大。仅2015年全年，中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22.3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5%，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55.2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债市的规模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为35万亿美元，日本为11万亿美元。据投行分析师们计算，未偿还的中国在岸债券总值约7.5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新兴市场债市其余部分的规模。 目前，全球债市投资进入负收益期。早在今年1月，全球负收益率国债规模已达5.5万亿美元，6月底翻倍，高达11.7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德国、瑞士的国债均为投资者提供负收益率。相比之下，10年期中国国债的收益率约2.7%，最受青睐的美国主权债务收益率只有1.6%，这种高收益率备受投资经理的青睐。 中国政府抓住了全球债市低迷这一时机，迅速开放在岸债券市场。今年5月，中国政府开放国内债券市场，允许国际投资者通过政府任命的所谓代理银行买入在岸债券，而不必按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申请投资额度。7月31日，央行发布《关于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市场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放开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要点有：一、审批制改备案制。二、投资额度放开，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投资规模。三、交易品种拓宽，境外机构不仅可以参与现券、回购，还可以参与借贷、远期、利率互换和远期利率协议等交易。 以上措施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债市的投资流程得到精简，今年3月，中国农行香港分行、中国建行香港分行、花旗银行香港分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香港分行等八家获准进入中国债市，后陆续扩充至约20家，汇丰、渣打和德意志银行均成为代理银行。 接受德银调查的投资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一年把各自对人民币债券的配置增加一倍，超过25%的受访者已经申请注册或选定了一个代理，还有40%正在寻找机会。 据德银分析，境外投资者加快投资的主要考虑之一，是中国将被纳入国际债券指数，这将迫使MSCI明晟这一指数追踪基金购买中国的在岸债务。在德银调查的受访者中，五分之四的投资者预计这将在未来两年内发生。 中国债市的不透明 中国经济陷入庞氏增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债务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一项针对危机后债务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约60万亿美元。从2007年以来中国的债务增长了三倍，其总债务率达到282%，比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要高。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赤字与债务的指标，有赤字率、负债率和债务率等。赤字率是一年中政府赤字与当年GDP的比率，负债率是当年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率，而债务率则是当年政府债务余额与可支配财力的比率。本文化繁为简，只谈债务当中最脆弱的部分，即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早已是国际投行界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目前，地方债务规模逐年上升，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承认的债务规模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根据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财政部的数据，2012-2014年，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分别为15.89万亿、17.89万亿和24万亿，地方债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德国GDP。截至2015年底，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总计26.67万亿，政府负债率约40%。 国际上对于这些指标有一些大致认可的警戒线，各国一般规定政府的债务率不得超过10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年》一书的数据表明，2012年年底全口径地方政府负债率为30.6%，债务率为112.8%。贵州省和辽宁省的债务率分别达到120.2%、197.47%，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划定的100%债务率红线。 但是，以上数据只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而非地方政府实际债务数据。2014年，发改委官员李铁对外公开说，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在地方调研时候，走了十几个城市，他们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 国企债务其实也有类似情况，这种状态导致中国总体债务不透明，今年8月，财政部发改委官员在内部研讨会上基本承认，除了隐瞒债务的情况之外，还有不少隐性债务。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其实并不清楚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 外资是否知道中国债市风险？ 外国机构对中国债务规模的估算远比官方数据要高。 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15年9月底中国总债务率（债务总额/GDP）为249%，其中企业债务率为170%，政府债务率为40%，家庭债务率为39%。麦格里分析师维克托·什韦茨（Viktor Shvets）则估算出目前中国债务总额接近35万亿美元，总债务率为350%。 路透社发布的经济信息当中，债务违约是其中重要一项。就在9月30日，路透社刚发布《2016年中国信用债违约一览》，其中列举了近百家国企、地方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5年及以下债务违约资料。德银的调查中，略高于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感到不安，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担心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风险。 以上情况说明，不是中国债市本身风险降低，而是全球债息一跌再跌，凸显了中国债市高息优势。机构投资者为了寻觅高息资产，中国债券必然成为他们分散资产的较佳选择。尽管中国10年期国债孳息率刚跌至新低2.66%，但对许多境外投资者而言，依然具有很大吸引力，毕竟日本、德国和瑞士等10年期国债孳息率已成负利率。 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通过技术性方式化解日益严重的债务风险，这些方式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企业债转股、债务证券化等，但所有措施都只能减缓而无法化解当前中国的巨大债务风险。尤其是后两项都需要股民做接盘侠，而中国股民被2015年股市洗劫一空之后，已无多少财力，这时由外资来充当中国债市的“解放军”，中国政府当然乐意之至。只是投资量与投资品种的选择可能不会尽如中国政府的期盼，外资对投资品有自己的评估方法。外资最后是否能够撑起中国债市的半壁江山，由可能的10%提高到50%，还只能是遥远的期望。 常有人问我，中国经济还能撑多久？我回答时总会提醒他们注意：与以往历届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不同，中国经济现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注定外部影响对中国而言，是个极难预测但绝对不可忽视的参数。这次全球债市低迷、中国深陷债务泥潭亟欲解套之时，外资充当中国债市的“解放军”就是一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0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debts-20161005/35385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毛主义”找不到藉口——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五点新发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但由於中共封锁新闻和历史资料，并控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了解，都相当有限。近年则有三本重要的书，揭露了这个悲剧的真相。 第一本是1996年前英国《卫报》驻北京记者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出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这本英文专著。人们由此才较全面地了解了那场饥荒的内幕∶第一，死亡数字高达4,000万！仅河南、安徽、甘肃、贵州、四川五省，就有2,140万人死亡。第二，这场所谓天灾，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人祸”！ 第二本是2008年北京资深记者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在香港出版的80万字的专著，对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做了详尽深入的调查。杨的结论是，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另外该书提供一个新资料∶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 第三本是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的《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这本英文专著於2010年7月在英美同时推出。冯克生於荷兰，原在伦敦大学任教，目前为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他近年到中国做了长达三年的档案调查。和前两本专著相比，冯克的书有五个独特之处∶ 第一，提出较高的死亡人数∶4,500万。 贝克尔推算的死亡数字是4,000万，杨继绳是3,600万，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而冯克提出的4,500万这个死亡数字，是目前这个领域研究中最高的。对於怎样得出这样的数字，冯克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时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 第二，6-8％不是死於饥饿。 虽然上述专著等，也提到中共当局在“饥荒”中镇压造成的死亡，但冯克首次提出具体数字∶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 冯克专著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描述这6-8％的死亡方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後一部分阅读起来会较为困难，叫做死亡方式。关注人们是怎麽死的，及死亡的原因。事实上6-8％的受害者被残暴的打死，他们被活埋，被泼洒粪便，或者被铁丝绑住并打死。疾病在那个时期非常流行，通常都完全没有治疗。还有意外发生。当然还有人自杀，因为他们无法应付那些苦闷、痛苦和破坏性的手段。”冯克在书中说，只是在河南信阳，死亡人数就超过100万，“67,000人是被砖头砸死的。” 第三∶95％是人祸∶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那场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提出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由於大饥荒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由此导致毛泽东对刘的嫉恨，文革中，刘遭毛整肃，最後迫害致死；“人祸说”是祸根之一。 虽然贝克尔等外国专家，杨继绳等中国学者，也都认为那场“大饥荒”其实是一场人祸，但冯克根据他的调查，提出更具体而强烈的指控，认为不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是95％是“人祸”，等於把这场灾祸完全定性是“人为政策”造成的。 第四点∶整个共产党是罪魁∶ 对六十年代这场大灾难，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应由当时了解实情但仍一意孤行的毛泽东负责。但冯克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不仅毛要负责，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要为这起巨大的灾难负责。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那个一路强制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从来不会发生。” 第五点∶人类历史之最，现有专著是“一角”∶ 大饥荒时担任河南信阳市长秘书，後来从中央水利部退休的余德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家乡、甚至自己家里的小规模屠杀∶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衣服被人扒走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活下来的人後来说那是被饿狗吃了。但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著狗？”那些尸体是被当地居民吃了。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冯克在他的书中提出，由人为的政策造成四千多万人死亡，这种惨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是邪恶之最！但他认为（因中共封锁新闻，无法获得当年全部资料），自己的书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真相，只有共产党被结束，中国有了自由之後，人们才会真正知道。 但即便如此，六十年代曾任英国驻华大使、中国文革的见证人之一、《中国∶世界里的狼？》的作者乔治.华尔顿（George Walden）在书评中说∶冯克的“编年体《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发表之後，没有人再能为时髦的‘毛主义’找到任何藉口。” ——原载《看》双月刊2011年2月 2011-0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中共 90 年，应下 18 层地狱
中共成立90年了，90年来，这个人类历史最残忍、最专制、最老牌的政党，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了，现在人们比以前富有了，强调是共产党的领导有方。但是，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人早就会比现在富有，而且更会享受到民主和自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就说过，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看看同样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那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早就富有，更有了民主选举，人民不再是政治奴隶。更不要说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国家和原苏联，都是历史的证据。 即使现在中国经济有起色了，也完全不能抵消中国共产党屠杀人民的罪恶，而且它现在仍在暴力统治。从中共掌权至今，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我们从这下面这些数字和资料（平常读书阅报随手摘录，它只是冰山一角），就可看出，这是一个多麽罪孽深重、罪恶累累的集团，它一定会遭到历史的审判∶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馀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於“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馀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馀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於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後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只是这五个省，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於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资料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更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後遭当局查禁）。 2010年，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发表《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的英文专著，提出中国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是4,500万（是目前这个领域研究中最高的）。冯克的数字是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曹树基（根据中国官方人口统计推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的基础上推算出的。冯克在中国调查时发现，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死亡数字都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而且冯克还首次提出具体比例∶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後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馀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馀人，703万馀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据意大利反对死刑的民间团体Hands Off Cain的报告，2006年全球处决5,628人，其中近5,000例发生在中国。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gong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人权团体的报告，过去10年，超过1,000名法轮gong练习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万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一万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监禁；三千多（有名有姓）法轮gong学员被迫害致死。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後，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後，接著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後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海外维族人组织说，有几百人死亡，几千维族人被逮捕。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於“饥荒”，1,800万人死於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後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中共90年了，对这个杀人政党，中国人还要沉默多久，还要忍受多久？！ 2011-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总书记平安下车前，先给自己叫声“好”
《求是》杂志最近确实让国内国外大吃一惊，不过，国内外吃惊的重点却不在同一个点上。国外吃惊的主要是胡锦涛的署名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提反对西方文化渗透，有人将此视为中共政府在换届年的文化政策指向。国内吃惊的是那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因为前不久，二号人物温家宝总理还批评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篇文章似乎指向温家宝的言论。 我倒还真没将这两篇文章太当真，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实践（极右的经济政策）与思想（极左的政治主张）的分裂，是从上任那天开始就充分展现的，比如这些年来，胡总书记从西柏坡朝圣、回延安一直到今天，坚持的无非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类。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在第四代任期内始终并行不悖。真弄到薄熙来那样向外资与资本开刀，胡总书记也未必欣赏，至今未闻他为薄督“唱红打黑”背书就已经说明一切。 我认为这是胡总在今年交班即平安下车前，为自己做的一份自我鉴定。现在先分析他为什么需要做一份自我鉴定。 中国从2000年开始，逐步将省部级官员与主要国企领导人纳入离任审计，党与国家领导人虽然未纳入审计范围，但其成绩单何如，也有个风评，尤其是在北京那块地儿，各种消息更是肆意流传。胡锦涛作为党与国家双肩挑的一号领袖人物，内政、外交的成绩单如何，虽无问责制，但也有风评。且大致检讨一下其任期内的成绩单。 先看内政。第四代任期内GDP总量虽然成为世界老二，但后面拖着一大堆长长的阴影，比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数额见风长，上亿已经不是新闻；环境生态濒临崩溃，中南海连空气都要特供；世界工厂已接近黄昏，出口下降，失业剧增；地方债务成为一个巨大的泥潭；基尼系数保守估计已逾0.5；人均日消费一美元的人口超过3亿；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已逾20万起，按倒葫芦起来瓢，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江泽民前总书记当作荣耀申请来的奥运会举办资格，在举办时先是在传递火炬时被各种“反华反共势力”围追堵截，继而是出动重兵把守整个北京城，开幕式那天不许京城百姓出门观看…… 再看外交。2003年交接班时，全世界都在看着、有的还期盼着中国“和平崛起”。欧盟被中国的“订单外交”牵着鼻子走，东南亚地区国家被中国的金钱外交与连横之策收伏，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龙头”，美国不得不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并向中国表态要共同肩负世界领导责任。但这一切到2009年开始就结束了，周边国家不仅开始“合纵”，还将美国重新请回太平洋地区，北京被昔日的战略伙伴与兄弟国家孤立。围绕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加强军备。中国从俄罗斯买的航母还未展现雄风，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就在1月初下水。欧盟需要中国超大注资时，中国未能如其所愿救助，关系立刻冷淡下来。 不仅如此，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计划在1月5号公布新的军事战略。据悉，国防部的这份战略评估报告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 如此内政外交成绩单，已经不是GDP总量世界第二这床锦被能够遮盖得了的。国内甚至有人批评现代领导将难题留给后任，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因此，我认为这是胡总书记及其班底的“英明决策”：通过《求是》对自己的政绩评估。与其让人家来论短长，还不如自个说在头里，定个调。 如何定调才是上策？内政外交这些有硬指标的事情，很难说得嘴响，那就谈道德与文化建设吧。这两样没有什么硬指标，你说堕落了，可以举一堆实例证明；我说上升了，也可以找到不少样本。而抵制西方文明，那也是说得过去的，西方又不只有普世价值，还有其他的文化，比如黄色文化、性产业、同性恋，不都是资产阶级文化侵蚀的结果吗？那些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腐败官员写认罪书、悔过书时，哪个不是痛哭流涕地说自己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记了党的教育，才会走上堕落之路的？ 这招确实是高，从《求是》文章出来后，温家宝总理也不敢再坚持说社会道德堕落，国内媒体网站噤声，只有少数网民躲在微博上哼几声，谁敢说《求是》的文章不对？这样一来，第四代核心离任的自我审计完成：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获得大幅度提升。 但外界的嘴巴却封不住。自1月2日开始，美国之音以“中国近年来道德状况如何变化”为题，在网上展开调查，截至1月5日美东时间下午2时，共有1860人参加投票，认为有“改善”的，只有2% （43人）；认为恶化的，高达94% （1763人） 。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2年1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1/before-hu-retire/）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Three alls: “eat all, rob all and distribute all”(Part five of seve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5th, 1999 Twenty of the 25 poorest counties in China are in Xinjiang. Corruption is so rampant that even overseas aid can get whittled down to virtually nothing after the \ Uighur-off' (下维) because while many ethnic Turkic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jobs, the Chinese are not only thriving but also swarming into Xinjiang."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ultifarious taxes and levies have become harsher and harsher everywhere in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is worse.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Xinjiang Legal Daily (新疆法制报), there were 37 different kinds of taxes in Xinjiang, including a "weather forecast tax," that is, one has to pay a tax in order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when it's going to rain or snow. The older-generation of the Uigurs lament that the living standard in Xinjiang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1930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28-year-old food sciences student Ahemat, complains about poverty in his home town. "People in Hetian (和田) live in terrible penury," said Ahemat, in Istanbul, where he studies. "The average per capita income there is only US$50." With a population of 1.4 million, Hetian is one of the poorest regions in Xinjiang. It is true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lso want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re and began to receive aid and loans from institution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World Bank. However, according to insiders, a huge amount of funds has been embezzled by the many layers of bureaucracy in both Beijing and Xinjiang. Reports on corruption appear in newspapers everywhere every day in China. The problem, which is caused mainly by systematic failures, has been widespread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constant campaign to curb it. In the case of Xinjiang, it was said, "\ women specialists,' \ farming experts,' and others. These experts' daily wage was 100 renminbi," that is half of Ayxem's monthly salary at the Women's Union. And the expert team "researched" for three whole months. Even what was left -- the US$145,000 -- was not applied to the needy families. A local Moyu County official told Ayxem privately that they had loaned the money to a rich local farmer to set up a ceramic factory. However, the factory went bankrupt soon afterwards, and the money was never returned to the government. Sources alleged that the county officials had teamed up with the rich farmer and embezzled the money in the guise of a bankruptc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not totally unaware of the unscrupulousness, but they just turn a blind eye to it so long as the Uighurs do not oppose the government. "Compared to \ three-alls policy' (三光政策) : eat all, rob all and distribute all (烧光,抢光, 杀光)," borrowing from the phrase "burn all, kill all, loot all," once reportedly sai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in China. (This is part five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1999-10-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中国环境评价为何成了邯郸学步？
四川什邡的环境维权抗议活动虽然暂告平息，但其中有一点经验却值得记取，那就是在项目环境评估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实质性缺失。 为什么说是“实质性缺失”？因为这个项目已经通过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估。地方政府也宣称环评公示出来一年多以后，当地群众并未提意见。由于国家环保总局（后升格为部）早在2006年就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在相关的环评报告中必须列入公众评议结果（至于其真假如何则是另一回事）。但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什邡市民这次的激烈反抗，我很清楚地知道在环评的整个过程中，什邡市民并未能实质性参与，借用中国时尚的网络用语，报告书上的公众评议是“被代表”了。 近年来，中国环境冲突频发，什邡事件只不过再次突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抗争类型之间的相关性：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哪里，中国的社会冲突也就集中发生在哪里。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四大金刚分别是地产、矿产、股市与金融。其中，房地产开发引发了农民反抗征地、市民反抗拆迁。矿产的大量开挖与污染则导致各地环境维权蜂起。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冲突，早已超过国企转型、土地征用、住宅强拆等矛盾，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2006年和2007年的环境冲突约为70万件左右，此后每年至少以超过5%的速度在递增。 中国的环境评估制度，据说参考了美国的环境评估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法律形式创设并成功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国家，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和1978年《国家环境政策实施程序条例》（CEQ条例），可以被看作是从政府角度认识环境问题的一次革命，其中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更是美国环境管理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CEQ条例》对公众参与意见的反馈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的意见都必须给予积极的回应，不论意见是否被采纳，都被附在最终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或写在勘误表中。 为什么中国学习美国的环评制度成了邯郸学步？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环评制度依托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都很不相同。美国的环境评价是建立在信息透明公开的基础上，有民主政治制度保证的政府信息公开、自由媒体，民众可以自由结社、集会，这些因素是保证美国公众能实质性参与环评的基本条件。上述这些政治及社会条件，中国一样也不具备，因此，在美国实施得很好的环评制度，在中国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以下是导致中国环评公众参与缺位的实质原因： 首先，中国的环境信息实际上被当作各级政府垄断的“国家机密”。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与此同时，环境保护部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但直到2011年年底，据《新民周刊》披露，全国各地的环保部门，仍旧有很多人不知环境信息公开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应对公众的环境信息公开申请。2010年5月是《环境信息公开法》实施两周年之际，《南方周末》向内地所有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的环保局发出公开2010年以来该局行政辖区内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企业名单及处罚事由的申请，其中拉萨和海口两地因缺乏基础信息未能发送，其余均顺利发出，结果是：29个被申请环保信息公开的城市中，12个积极回应，3个明确拒绝回复，1个提出无理要求，另外的13个则始终保持沉默。 如果将拒绝披露环境信息的行为看作是地方政府行为，那就太幼稚了。因为2011年10月至今年5月，中美之间的“空气风波”足以说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一样不诚实。由于在美国使领馆与本国政府公布的空气质量信息之间，中国公众宁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国政府，纷纷指责政府信息造假。这场“空气风波”最后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指责美国公布中国的空气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沦为国际笑柄。 其次，各种听证会存在严重的做假。中国各级政府近年来确实也召开各种听证会，除了政府官员及被邀请的专家之外，也有“群众代表”。但这些群众代表显然是政府部门通过一些不便公开的“邀请”参加的。因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职业，“专业听证户”，从四川成都某老妇7年参加19次“价格专业听证会”，到湖南长沙以数十种身份10年20多次参加“听证会”并为冠之“听证帝”的石爱伟。这些人之所乐意参加听证，是由于每场听证可获政府发放的薪酬。所以这些人几乎场场必到，每到必投赞成票。长沙的石爱伟尝了甜头之后，还准备将家人数名也发展成“专业听证户”，以便利益均沾。 由于中国的经济开发体制是政经一体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政府集规则的制定者、参赛者与裁判者于一身。因此，中国的环境评估早就成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附着在这根利益链条上的有污染企业、政府环保部门、具有参与环境评估专业资格的专家，各种听证会上的专业听证户只不过是捡了这块巨大蛋糕上掉下来的一点渣的小人物罢了。（“环境评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重灾区” http://yangl3.sg-host.com/?p=1723 ） 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环境生态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是所有中国人都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政府”这所房子的地基。无论这所房子是处于长期维修状态（政府的保守派与民间立宪派的共同主张），还是需要拆了重盖（革命派），中国都需要让自己立身的地基保持牢固状态，这样才能保证住民们的安全。但是，只要中国的政经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存在，这种环境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因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从根本入手，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资源被贪官污吏、黑心厂商蚕食，并化作他们及其家族奢侈享受的金钱。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7/shifang/）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中共十一国庆 Vs.人民遭殃历史
十月一日，是中国的法定假日，因这一天是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周年日。十一跟春节，是中国的两个最长假期（法定假日三天，连同前后周末共放假7天）。中国人在享受这个“黄金周”的长假期中，由于长期生活在官方宣传的“虚假”之中，忘记或根本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地出现之后，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灾难、劫难。 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竟然有多达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迫害、枪杀等。这个西方学者的研究估算，近年已被国内一些勇敢学者的调查研究证实。 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所谓的十一国庆为标志，中共政权开始了以大规模杀害平民进行暴力统治的专制制度。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下面这些数字和资料，是平常读书阅报中随手摘录，它只是共产邪恶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于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徵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麽自己家吃过人，要麽被人吃了，要麽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毫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数据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多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gong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人权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至今（2013），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gong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从民间渠道得到的数字统计，至今已有3,697名法轮gong学员被迫害致死。”（本网因技术问题无法显示法轮gong的gong字等，所以用拼音代替，抱歉）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去年（2012）基督教会及教徒在中国被迫害的事件数字、被捕和判刑人数，及被虐事件数字等六项指标综合评估，相比2011年上升13.1%，比2010年则上升61.1%，过去7年平均增长率为24.5%。只是北京“守望教会”，截至去年9月，因坚持户外宗教祈祷活动而被北京国保带走或关押的信徒就多达1,600人次；被逼搬家有60人。 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著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土民族中心”总部（他当时任该中心执行主任）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后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据伦敦“大赦国际组织”公布的《新疆七五事件报告》，中共当局处决了七名被指控参与七五事件的维族人，逮捕及审判了其他数百人，许多人“被从人间蒸发”。流亡在海外的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揭露说，七五事件后，有数万名维族人“失踪”。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所以，中国人在享受十.一“长假期”中，应该从长期的“虚假”（官方宣传）中清醒一下，对这些死亡数字（不是数字，那是一个个具体的像你我一样的生命！）和造成的原因思考一下——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所以每年的十一不是国庆，而是国殇日！伤了中华民族，伤了中国同胞，伤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尊严，甚至生命！ （本文在曾发表的文章基础上增加了最新数字并润色） 曹长青的推特 2013年9月29日 2013-09-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风流纵被风吹雨打去
尽管“2.20茉莉花革命”只是一次亦真亦幻、更象行为艺术的行动，但针对这一虚拟行动的应对举措，中国政府完全处于“体制性防范过当”状态。我这里所说的“体制性防卫过当”，其实就是指中国政府滥用体制化暴力，导致国内一片肃杀之气。 博讯2月24日发布一条消息，说最近在多部门参与的维稳会议上，北京当局提出三条重要举措：一、对2.20茉莉花革命一定要找出源头，找出发起者、策划者，予以重惩。二、对国内宣扬成是有人恶搞、开玩笑，使民众不重视、不关心。三、将2.20茉莉花革命归为美国操纵。 我无法判断这条消息的真假，但我确实知道这条消息所谈的所有三点，就是中国当局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 首先，自17日“2.20茉莉花革命”消息传开后，在18、19日两天之内，全国各地的国保部门已将一大批“敏感人士”陆续拘押，以备当局抓“幕后黑手”与“操纵者”之用。在梁海怡女士（网名渺小）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成为被正式逮捕的第一朵“茉莉花”以后，这些被预先拘押的人士当中，先后被地方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刑事拘留的有四川异议人士陈卫、作家冉云飞。目前还有维权律师滕彪、江天勇、唐吉田等数人不知下落。上海律师李天天亦在19日发完“国保敲门”这条推文后就不知所踪。对于纯以写作履行知识分子责任的冉云飞被拘，网友反应强烈，艾晓明发出愤怒的呼喊：“如果你认识冉云飞，你就认识了一个勇敢诚实的中国公民。如果你容不下冉云飞，你就是真正在祸国殃民！” 其次，英文版《环球时报》及《人民日报》21日均发表社评，将“2.20茉莉花革命”是以“街头艺术”方式引人注目，但这场“革命”在公众反对下必会失败。 三、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那天正好到过2.20茉莉花革命北京王府井集会处，被便衣拍到并制作成一段视频，加上“美国妄图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的中文解说字幕，在网上广为发布。看到这段视频之后，我就已经预感到，尽管此事与美国政府毫不相干，美国政府都会被中国政府指为“2.20茉莉花革命”背后的黑手。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找人“喝茶”，这次根本不在集会散步名单上的二、三线城市都开始抓人，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将这些正在遭受迫害者的名单一一列举。对这种发了疯似的体制性防卫，网友只能概叹：“这个季节的茉莉不可能绽放，都会被做成茉莉花茶”。不能被中国政府控制的中文推特圈这几天惨遭整肃，在派大量五毛进驻推特中文圈捣乱的同时，各地国保纷纷找中文推友谈话施压，让他们承诺不再上推特。2月24日，@FengHaiTao @StonyWang @leira这三位推友被警察约谈喝茶，其中冯海涛被迫向警察承诺不再上推特，其父母还被迫写了保证书。@dxkggj应重庆市公安局的要求被所在学校保卫处﹑学院辅导员请谈话，要求他删除QQ空间中的敏感言论（特指他转载的@HeQinglian在除夕发表的论埃及革命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并被要求写一份深刻检讨。 面对被中国当局摧残得满地凋零的春花，我的愤怒无法言表。 对比22年前的“六四”，我真的无法用“进步”两字来形容中国政府。那一次中国人至少还上了广场，大声地表达过自己的愿望；这一次只是网络上流传的一道亦真亦幻的集会通知，就引动维稳力量倾巢出动，硬是将无影无形的集会人群具体化为现实中的“不稳定因素”予以抓捕，用政府自己的手撕碎了政府宣传机器努力营造的“和谐盛世”。中国政府呀，你们的心魔来自哪里？就来自你们多年来的倒行逆施，因为你们很清楚地知道，你们亲手制造了千千万万的杨佳、唐福珍与钱云会，你们害怕有几个人在那里一站，就会引来数百、数千乃至数万人。…… 写到这里，我在推特上看到如下一条信息：“进入星期五，新浪围脖已经不能用，星期日茉莉花快到了。‘你当前使用的IP地址或者帐号由于违反了新浪微博的安全检测规则，暂时禁止访问’”。网友“中国公民有捍卫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我的博文后留言：“目前，除‘茉莉花’广遭屏蔽，‘两会’也列为敏感词（注：“两会”成为“2.27茉莉花集会”代号）。2011年2月19日‘明天’成为敏感词，网友开始责问一个没有明天的国家应该怎么办。” ——中国当局对一次网络上的无组织的虚拟革命如此过份处置，给中国人留下的只有被迫沉默一条路。今后的中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最后，改古人诗两句，以纪念这一次从网上发动、被当局在现实中扼杀的“茉莉花革命”：风流纵被风吹雨打去，来年化作春泥更护花。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2月2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2/jasmine-revolutio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
――评析中国上访制度为何失灵 中国政府不仅剥夺上访者的权利，还拼命掩盖这一事实。曾被官方媒体广为报道的事实，也会因政治需要被官方断然否认；地方政府正在发布煌煌文告表示要做的事情，中央政府的官员却宣布说从不存在。 谎言遮蔽不住的悲惨世界 先谈官方曾经承认但现在却否认的事实。11月12日人权观察（纽约）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黑监狱”的报告――《通往地狱的小巷》。尽管这份报告只是截取了几十位上访者悲惨遭遇当中的一小段，即他们被拘押在“黑监狱”中承受的种种不堪，比如受到暴力虐待、盗窃、勒索、恐吓，甚至是性侵犯。从报道内容来看，这篇《通往地狱的小巷》所做的事情只是在英文世界里将中国信访制度那深不见底的黑暗掀开了一只角，因为有关访民的悲惨遭遇在中国并非秘密，国内媒体时有报道。《半月谈》杂志今年4月就有“乡镇干部自曝‘截访’内幕”一文，专谈一位乡干部因暴力截访引起良心的不安。今年8月遭受性侵犯的安徽女访民李蕊蕊受害之地就是“黑监狱”北京聚源宾馆，施暴者徐建就是该“黑监狱”的看守。 但这篇报告的真实性却遭到中国官方否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同日召开的记者会上否认有“黑监狱”存在。秦刚说：“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没有黑狱，中国政府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什么以前承认的事实，这次却要矢口否认？原因应该是这份报告发布之时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加之中国当局今年投资450亿元打造“大外宣计划”，一心要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因此这种在中国半公开存在的“黑监狱”在秦刚的嘴巴中毫不费力地消失了。 “不许百姓点灯”的多个现代版 不巧的是，秦刚的发言在同一天被证明为谎言。而证明秦刚那“各级政府……都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为谎言的，并非“海外反华反共势力”，而是深圳市政府那份《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这份通知堂而皇之地用政府法规性文件形式剥夺了上访者的各项权利。包括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非正常信访行为”，并规定首次非正常上访的人员经过劝诫告知后再次“非正常上访”，予以 警告处罚；多次进行非正常上访者，依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予以劳动教养。 让人无法置信的是，这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中，“采取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状衣、出示状纸、散发上访材料、静坐等方式”竟然被列在第三条，定性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如果硬要说上访者“呼喊口号”制造了声音，“打横幅”占领了公共空间，“散发上访材料”影响了接收者，“出示状纸、穿状衣”等类行为完全不影响任何人，尤其是小民“穿状衣”这点算不上权利的“权利”，在“万恶的封建王朝”都从未被官府禁止。清末四大奇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据当时人笔记所载，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就是身穿上书冤状的状衣，千里迢迢远赴京师为弟申冤。今天访民们身穿状衣，就是从传统戏剧中学来的。 不过，深圳这些规定并非该市原创，而是东施效颦之作。早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曾出台《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其中就有类似规定，比如“对在上访活动中实施违法行为，采取打横幅、呼喊口号、拦截公务车辆、围堵党政机关和单位等方式扰乱机关工作和社会秩序的，公安机关予以制止、警告，对不听劝阻的依法处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阻塞铁路、公路交通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立即制止，对主要责任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京华时报》 2004年4月5日）2008年，山西省太原市政法委亦发布文告，称“依据相关法规，太原市司法部门将对在外国驻华使馆、中央领导驻地和省市党政机关等非信访场所上访的；屡次违反《信访条例》的；为制造影响到外国驻华使领馆和驻华机构实施穿状衣、举标语、喊口号的，违反《信访条例》组织、煽动集体上访的，进京上访的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置。”（《太原日报》2008年12月22日） 信访制度竟不如封建王朝的击鼓鸣冤？ 《国务院信访工作条例》所保证的访民权利，居然被各地方政府的法规性文件否定，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治制度严重失灵。 至今为止，在中国的制度设置里，信访制度堪称制度化程度最高、也最具中国特色的利益表达机制。按照法律，信访是一种在中国现存政治结构中有法定地位的利益表达吸纳机制，从乡镇基层到中央的党政系统都设立了各自的信访机构，然而，事实却表明，上访完全处于制度失灵状态，它的存在已经成为对中国政治现状的一种最大的讽刺。 上访制度失灵，首先源自于制度的缺陷。中国政府的信访制度实际上是摹仿封建帝制时代冤民申诉的制度。在帝制时代，地方官衙门口大都设有“登闻鼓”，冤民击鼓鸣冤后，地方官员依律必须立即升堂问案并作出裁决。地方官如果不能公平断案，少数有血性也有条件的受冤者会采取告御状的方法以求申冤。但它与中国现代信访制度有本质差别，古代冤民申诉制度是一种行政司法合一处理民事或刑事自诉案件的制度安排，地方官员（包括接受御状的三法司。明制，中央司法机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既有责任、也有实权处理案件，从而保证冤民的申诉能得到有效解决。但中共在摹仿这一制度时却舍弃了制度的核心部分即裁决权，信访部门只能将信件转往访民所在地政府部门，也就是施害于访民的主体手里――因为信访案件涉及的往往是受害民众与其居住地地方政府之间的纠纷。这等于是将已经被狼咬得遍体鳞伤的羊再度推往虎口，这就是中国有许多访民在漫漫上访路上艰难跋涉二十多年，直到家破人亡，自己含冤死去，公道还杳无踪影的制度根源。 北京、深圳与山西等地方政府取消访民上访权利的规定，无异于放任、纵容权势阶层更加有恃无恐的欺压平民，完全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代版本。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9年11月23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1/091123\cr\china\petition\by\_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25👍 0💬 0辛默曼案展示了什麽？
在过去近二十年来，美国有三个刑事案件被媒体集中报道，成为家喻户晓的事件。第一件是1995年球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每天电视长时间直播，全国瞩目，最後辛普森被判无罪（因检方有不符程序正义之处）。第二件是去年佛州一位母亲涉嫌杀女儿，该案审理30天，媒体跟踪，导致万众关注，最後被告也被判无罪（因缺乏人证物证）。就该案我曾写过文章（“轰动全美杀女儿案为何判无罪——凯西案分析”），阐述美国证据第一、无罪推论等司法原则。第三件，就是刚刚宣判的佛州一社区保安员辛默曼枪杀黑人青年马丁一案，该案审理20天，主流媒体密集报道、评论，并渲染这是“白杀黑”的种族案，於是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更煽起了新一轮关於种族问题的争论。 这三个案子中，辛普森是美式足球明星，据说其地位在当红时相当於当今篮球界的勒布朗·詹姆斯。如此名人涉嫌凶残地杀死两人，不仅百姓好奇，而且也的确具有新闻价值。佛州母亲涉嫌杀死2岁亲生女儿案，极为罕见，而且情节复杂，案情推理吸引观众，所以媒体给予了密集报道，最後成为一个坚持“证据第一”才能定罪的典型案例。 但这次不同，涉案者是无名小卒，情节也平常（两人搏斗，被压倒在地的一方为自卫拔枪杀死对方，前後仅90秒）。各种原因的枪杀事件在美国经常发生，但为什麽这个案件成了全美新闻？而且在陪审员判决後，仍然余波激荡，很多城市有游行示威（还有以此案为由头的打砸抢事件），总统、司法部长出来发表言论，甚至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考虑介入（联邦法院再审此案）。 稍微跟踪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的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导致此案成为轰动全美的大案的原因，主要就两点∶一是黑人政客介入把它煽动成“白杀黑”的种族案；二是左派媒体推波助澜，起劲地渲染种族问题，他们以站在黑人一边凸显自己“道德高尚、政治正确”。两者一唱一和，聚成媒体焦点新闻。 最早介入的黑人政客是夏普顿（AL Sharpton）和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美国每有涉及黑白的事件，这两位“黑人领袖”就煽风点火，刺激黑人仇恨白人。杰克逊是过气政客，曾参加过民主党总统初选，但被揭出有婚外私生子等丑闻，行情大跌，成为政治边缘人。夏普顿同样，永远一副声嘶力竭领导街头示威的样子；他也曾参加民主党的总统初选，虽然一点希望都没有，但出风头、捞政治资本是他的主要目的。但这样一个以煽动种族对立为己任的激进黑人头目，就被极端左倾的NBC电视请去主持政论节目。 杰克逊和夏普顿一口咬定这是“谋杀”。杰克逊甚至在案子还没审之前，就称马丁是“被谋杀和烈士化”（murdered and martyred）。一个族群的领袖，居然可以如此“未审先论断”，根本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他为什麽敢这样？就是因为一路都被“政治正确”、绝口不可批评黑人的主流媒体惯坏了。夏普顿则在陪审团裁决之後宣布∶“战争没有结束，我们要继续战斗。”否定由六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判案结果，就是公然蔑视和否定美国的司法程序。 但夏普顿和杰克逊已经没有什麽号召力和影响力。事实上，对辛默曼案起到最大煽动作用的，是最大的黑人政客奥巴马。这个打著促进黑白和睦旗号当上美国总统的人，在种族这个敏感问题上，同样是首先认肤色。在辛默曼案还没正式审理时，奥巴马就发表评论说，“如果我有个儿子，他会像马丁。”清晰、明确地站在黑人青年一边。 这个美国的最高行政首长，这个哈佛法学院毕业、并曾教授过法律的人，居然如此缺乏最基本常识地干预司法，其水准之低（不如一个有基本常识的、正常的文明人），实令人目瞪口呆。美国是陪审员制度，应由法官和陪审员审理裁决。尤其是面对媒体渲染的“黑白”种族案，作为一国之总统，更不应该偏袒、倾向哪一方。哪怕仅仅是忌讳“干预司法”这一条，奥巴马也不该就此发表评论。但这就是奥巴马的水平，作为政客，他跟夏普顿和杰克逊实在没有什麽不同。有奥巴马这种政客不奇怪，但如此低劣水平的种族主义者加社会主义分子居然能当上美国总统，才是美国的一大耻辱！ 第二个导致这个案件成为全国焦点新闻的原因，是美国左派媒体的报道。他们为把此案渲染成“白杀黑”的黑白种族案，居然不惜在新闻报道上做手脚。NBC电视台报道说，据警方公布内容，辛默曼在打死马丁之前曾打911电话报警。该电话说，他在社区内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可能用了毒品或要干什麽不法的事，“他是一个黑人”。NBC还播放了警方公布的辛默曼电话的“录音”。 这个报道使很多人倾向相信夏普顿们的煽动逻辑∶辛默曼确定这是个“黑人”，事先profile（外形辨认、种族分类、事先认定），然後跟踪、最後把这个黑人杀了。起因和动机，都和马丁是“黑人”有关。所以这是种族歧视谋杀案。这个报道成为激怒黑人，促成抗议高潮的触发点。 但这段录音却是NBC做了手脚剪辑的。事实上，辛默曼在报警时没有主动提到“黑人”，而是在警方追问“是黑人、白人还是西裔”後，才回答说，“好像是个黑人”。NBC把警方追问句刻意地删掉了。这一删，变成辛默曼主动认证（profile）那是个“黑人”。 就这个手脚，辛默曼起诉了NBC诽谤。在事实面前，NBC不得不表示“我们深深地道歉”（we deeply regret）。最初动手脚做这个剪辑的NBC迈阿密记者和制片人被解雇，还有两名相关人员被惩诫。但NBC却没有公开播出他们的认错和道歉。结果很多人都不知这背後的故事，仍相信辛默曼一开始就有“种族认定”。 除了NBC之外，ABC电视台也同样就此案做手脚。案发的情形是，辛默曼驾车回家途中路上看到马丁，感觉他不像这个社区的人，再加上马丁没走人行道，而是在房子之间的草坪穿行；当时下著雨，可马丁却不像要急於回家避雨的样子，形迹可疑。由於该社区曾多次发生盗窃案，所以作为社区义务保安员的辛默曼打了911报警电话。辛默曼以前曾9次报警，其中5次犯案嫌疑都跑掉了。所以这次他下车跟踪这个引起他怀疑的人。随後90秒发生了他们两人扭打、搏斗，最後辛默曼开枪打死马丁的悲剧。 无论是最早赶到现场的警察拍的照片，还是好奇邻居拍的照片，都显示辛默曼後脑勺有两条伤口，鼻子出血；而且头和後背都沾著草沫泥土（因下雨），证实辛默曼的描述∶他当时被马丁压倒在地。 但有些黑人认为辛默曼脑後受伤是假的，因为另一家左倾媒体、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的ABC台播出的辛默曼後脑画面录像，就看不出受伤。当时ABC还采访一位医生，说辛默曼的鼻梁好像没有受伤。这些报道给人感觉辛默曼不是出於自卫而导致马丁丧生。 事实是，ABC台播出的辛默曼後脑录像很模糊，黑乎乎一片，所以看不出伤口。原始照片非常清晰，电视台播放时为什麽弄模糊？这无法不令人怀疑是刻意。再加上电视台请来的医生误导，就给人感觉辛默曼证词不实。後来有心人把ABC电视画面定格後扩大，就可以看到辛默曼脑後那两处长条伤口。在事实面前，ABC承认，他们对录像做了“技术处理”（re-digitized）。 美国另一家左倾电视CNN同样动手脚玩新闻。他们在引用辛默曼打给911的电话录音说，在枪杀马丁之前，辛默曼说过“fucking coons”（种族贬损的俚语）。两周後CNN才更正，辛默曼当时说的是“fucking cold”，是诅咒天气，而不是诅咒黑人。但CNN的原始报道，已经刺激了很多黑人的情绪。 各大媒体使用的照片，也有故意误导之嫌∶对黑人青年马丁，特意用他三年前13、4岁时的照片，以显得他是个“娃娃脸的孩子”（baby-faced boy）。从照片看上去，马丁好像也就是五尺二、三的身高，100磅左右的体重。而对辛默曼，媒体则选他几年前很胖（beefy）的照片，两相对比，暗示辛默曼以大欺小。美联社虽然也左倾，最後也看不下去，撰文批评这是媒体偏见。（辛默曼目前很胖，他的律师说，是因为在案发後因遭追杀而躲起来，暴增了一百多磅）。 事实上，被黑人政客和左派媒体称为“孩子”的17岁的马丁，体重175磅，身高六尺（也有说法是六尺二。华裔NBA球星林书豪六尺三）。高大的马丁把辛默曼按倒在地上痛殴，6名陪审员显然一致同意“辛默曼是出於自卫（认为自己生命有危险）才开的枪”。 NBC和CNN等左派媒体至今都不愿报道的是∶案发时，黑人青年马丁正处於被学校停学状态，这已是一年中的第三次。第一次因旷课；第二次因涂鸦，被校警抓到时，还从马丁口袋发现珠宝和一把螺丝刀。马丁无法交代珠宝来源，也拒绝承认盗窃，但警方还是没收了珠宝。最後这次被停学，是因为用毒品。马丁的验尸报告也显示，他体内有毒品指数。另外马丁手机中的短信和照片显示，他还可能涉及非法枪枝买卖及毒品交易等。这些背景起码说明，这是个有严重问题的青年。但左派媒体在对此讳莫如深同时，却夸赞马丁的父母多麽值得为儿子骄傲。 和其他国家媒体比较，美国媒体就总体而言，算是相对比较客观了，但左倾媒体为意识形态而扭曲、甚至篡改事实的情形也是不断发生的（比其他国家好的一点是∶在被揭露之後，他们还是会处理和惩罚的）。於是，这个辛默曼案就在媒体的渲染和扭曲真实的报道下，在众多只顾占道德高地、却枉顾事实的的评论人士的煽动下，又成了一场黑白之战。 很多专家指出，如果此案发生在两个黑人或两个白人之间，根本不会闹到全国关注的程度。像不久前一个小偷企图闯入私宅，女主人发现後打911，说小偷正进入，我可不可以开枪？911那头说你有保卫自己的权利，她就真的一枪把小偷打死了。她是正当防卫，根本没有遭到起诉。按说窃贼只是想进来偷点东西，怎麽就可被打死？但女房东认为，她的生命可能处於危险（小偷如发现她在家，可能干掉她）。当然她也可能当时判断错误，但不能因此给她定罪。 还有一个例子就发生在这个月，一对夫妻闹离婚，女方报案，说男方威胁她的生命。於是男方被捕，法官判决，男方不可再靠近女方。可是男方被释放後，立刻就跑到女方住处，结果被女方一枪打死。她也属正当防卫，没被起诉。像这类案子，由於是发生在同肤色、同种族内，所以只是一条消息而过。 黑白问题是美国一个敏感的神经，同情支持黑人青年马丁的人，当然也不都是故意要煽动黑白对立，毕竟美国有过歧视黑人、甚至把黑人当作奴隶的耻辱历史。但今天，黑人可以当选为美国的总统，说明那种“制度性”的歧视已成为历史。 在没有制度歧视的情况下，任何族裔想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像，靠怂恿“受害者心态”，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尊敬” 不是通过“要求”能得来的，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去“赢得”。尊敬和爱一样，不是你满地打滚、哭喊“你们都必须爱我、尊敬我！”就能叫唤来的。别人可以在威胁下闭嘴，但心里只会更反感。你自己做一个文明人，作出成就，自然会赢得尊重。 绝大多数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在一个正向的社会，无缘无故、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歧视的情形是极少的。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对立，绝大多数都是出於意识形态。像我本人，写过多篇文章痛斥奥巴马，可以说是痛恨奥巴马，看他从头到脚不顺眼。但这绝不是因为他的肤色，而是因为他的左倾意识形态。而我在电视上看到最高法院黑人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他可比半黑半白的奥巴马黑多了），不仅肃然起敬，而且非常喜欢他这个人，尤其是他那爽朗的哈哈大笑，简直有迷人之感。为什麽？就因为我和他的观点相同！肤色是Nothing、Nothing、Nothing！我相信无论任何种族的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爱也好，恨也好，种族、肤色绝对不是重要因素，甚至不是因素。绝大多数人都发自内心地希望所有种族的人都和平友好地相处！ 今天的问题是，政客们、左倾文化人们，故意把清晰明确的观点之争，歪曲成肤色、族裔之战。他们为什麽要这麽做呢？因为用族裔来挑起事端，制造隔阂，他们就可以在此时“站道德高地”。父亲是黑人的胡佛研究所资深学者斯德勒（Shelby Steele）就批评说，夏普顿、杰克逊等黑人领袖，其实是“救护车追逐者”（ambulance-chasing），一有什麽灾难，他们就往“歧视”和“黑白对立”上拉，以此捞取政治资本。 任何一个族裔，缺乏来自本民族的批评声音其实是最可悲的事情。这一点，除了白种人之外（他们对自身的批评声音最强），其他全部族裔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可悲之处。外族人一批评，就是“种族歧视”，於是那些他人批不得的人和人群，就自己倒霉吧。最“受害者心态”的、最批不得的、最把别人都吓得“噤若寒蝉”的，就是最难进步的。 在当今美国所有族群中，黑人犯罪率最高，失业率最高，暴力倾向最强烈，这是连杰西.杰克逊都承认的事实。例如黑人聚集的芝加哥，几乎每天都发生枪杀案（多是黑杀黑）。美国的犯罪人口中，有近一半是黑人（但在总人口比例中，他们只占13%），而成年黑人男子有近一半被关押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高达75%的黑人女性是单亲母亲（黑人男子是最不对女性负责任的群体）。 在这种现状下，虽然人们不敢公开说，可是夜晚在街头遇到一群黑人，能不恐惧吗？要求大家都不profile（外形辨认、种族分类、事先认定），别说是强他人所难，连黑人自己都做不到。那个整天渲染黑白对立的杰西.杰克逊都说，有天晚上他走在暗街，听到後面有人跟来，吓得要命，回头一看，是几个白人青年，他才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他还总算说了点实情。 一个纽约的黑人出租车司机曾说，在夜晚碰到黑人在路边叫车，他从来不停。他当然不认为所有夜晚叫车的黑人都是坏蛋或强盗，但他说，只要一次判断错误，就可能把命搭上了，他失误不起。 毫无疑问，把黑人作为一个族群来否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样会走向奥斯威辛的思路。黑人问题不是人种和肤色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更是黑人领袖菁英的问题，他们应负更大的责任。他们不去检讨本族裔的问题，却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外部，都是白人的错，黑奴时代的错，美国的错，就是不提黑人自己应负的责任！黑人政客的可恶，误导了数不清的普通黑人，使他们终日被“受害者心态”左右，没法阳光、健康地享受美国这个繁荣、自由的国家。所以，最损害黑人的，首先是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黑人政客。他们的做法，是在给黑人群体“抹黑”，在从根基上损害这个族裔。 其次要负责的是左派白人，他们摆出政治正确、站道德高地的姿态，什麽事情都往“黑白”上拉（这次CNN、NBC、ABC等是典型的例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唱同情弱者（黑人）的高调，显得自己正确和高级。其实这些白人是最虚伪、最做作、最为意识形态而不顾真实的人。他们在本质上是那些黑人政客的帮凶，他们高举著保护少数族裔的旗帜，事实上在摧残少数族裔心灵，使他们永远持“弱者心态”“受害者心态”，於是就永远当弱者、受害者。这样，那些站道德高地、唱高调的白人们，就有了显得自己“高级”的馀地。这类人本质上是摧残少数族裔的道德罪犯。 值得庆幸的是，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美国黑人中当然有优秀者、真正为黑人的前途负责任者。他们面对目前多个城市出现的黑人抗议示威，甚至砸毁店铺等暴力行为，已经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音。 连激进的“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它的前德州分部主席布莱德（C. L. Bryant）都痛斥夏普顿和杰西.杰克逊是“种族皮条客”（race hustlers），在马丁被杀案上煽动种族对立，榨取个人资本。 这些优秀美国黑人的声音，正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冲破“主流媒体”的噤声，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接受。在正向价值观的引导下，在冲出了“受害者心态”的禁锢之後，辛默曼案导致的黑白对立才可能降低。 2013年7月17日於美国 ——原载“纵览中国” 2013-07-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管得太多的全能政府反而无能――从政府帮助民工追讨欠薪所想到的
近几年每临近春节，充斥中国媒体的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中国政府如何关心民工，细心安排“春运”工作；二是民工的生存状态，包括民工以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极其无奈的方式向雇主追讨欠薪――因为压迫民工的主要是雇主，并非政府，所以媒体可以在这一题材上表现“社会关怀”。 不过，今年的“新闻”多了一项内容，即各地政府积极主动帮助民工追讨欠薪。只要在互联网上输入“民工追讨欠薪”几字，就可以看到数万条某地政府帮助民工追讨欠薪的报道。深圳市追讨欠薪成绩最为辉煌，除了帮助众多民工追讨回两亿多元的欠薪之外，还将8位拖欠供货商货款与工人工资的无良老板判了刑。 在中国民工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下，政府出面帮助饱受欺凌且上告无门的民工追讨欠薪自然是件好事。但笔者想的问题却是：第一，政府是否准备将帮助民工追讨欠薪作为一项政府日常工作？如果不是，那么民工只能在政府运动式追讨欠薪时暂时沐浴皇恩，运动一过，民工们再遇到被拖欠工薪之事又如何解决？ 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关系到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政府是继续坚持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全能政府模式，还是准备接受“小政府、大社会”模式。 大政府、小社会模式的种种弊端已经相当严重：政府吃财政饭的过多，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26，中国农民负担重，就缘于乡镇干部过多；行政效率低下，这么多官员，大多以苛剥民众为要务，每天只闻民怨鼎沸，“扰乱政府秩序”的大规模骚乱年年只见上升，前年共发生74,000起，而今年据说上升了19％；省以下各级政府均在为债务危机发愁，目前已经将裁员的刀子挥向了事业单位。 但“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从改革开始就在设想，却一直未践行。原因很简单，这个模式必须大大削减政府权力（等同于削减官员权力），还权于民。这对于习惯垄断一切权力，将“民主”理解为“为民作主”的中国政府来说，迈开这改革步子实在难于上青天。于是“中国老百姓素质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政治”就成了迟迟不改革的借口。“改革”于今已经将近28年，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里宣布：中国的国情不适用西方的民主政治。 且不谈实行民主政治的其它好处，仅以民工维权中的一项追讨欠薪来谈。由全能政府来包办追讨欠薪，就是一件社会代价高昂的事情。全国总工会曾于去年5月公布过一项调查结果，截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最短的工薪拖欠时间是半年，最长的拖欠时间竟然高达6年。 调查显示，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除此之外，农民还要付出另一成本：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无法正常劳动。 由于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薪水仍然无着落，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所以许多农民工被迫选择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个别人干脆杀害迫害他们的老板。 而这一切，就缘于中国政府以“为民作主”的救世主自居，不肯让中国人成立各种民间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让人民被迫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其实，中国政府只要调整一下思路，将“为民作主”改为“让人民自己作主”，就可以减少不少麻烦。比如，让中国的农民自行成立组织维护自身权益，使他们从受雇那天开始，就拥有与雇主讨价还价的组织平台，相信他们会比坚持“为民作主”的官僚们要做得好得多。至于民众素质低之类托辞，纯属扯淡，因为民主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民众完全可以在民主实践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素质。 通向和谐社会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想通了，将攫取的民权还于人民，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走向和谐。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月26日，总12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台湾 2020 大选的中国因素
何清涟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已经尘埃落定，台湾2020大选铁定成了蔡英文与韩国瑜对决。泛绿阵线大为高兴，亲中姿态最明显的韩成了对手，大选的主题自然就成了韩蔡两人的大陆政策，蔡英文饱受诟病的执政业绩将不再是重点。这是2018年九合一选举大胜之后，“反对民进党”成为全台最大党之后的形势大逆转。无论台湾今后几个月发生什么，中国因素将成为台湾大选、政争的轴心问题。 韩国瑜无法撕掉“北京代理人”标签 6月1日韩国瑜在总统府前的第一场大型造势活动，据说有四十万人参加。据 BBC记者现场采访，台下支持者中，有不少人是专程从海外回台湾参加“庶民韩粉后援会”活动的台商——台商当中多数是蓝营支持者。以往每逢大选，大陆台商受大陆政府之命包机送人回台参选不是秘密。更何况，韩国瑜已经晋见过中联办要员，并与港澳两特区的特首见过面，获得中国政府明确背书。唯大陆政府之命是从的台商当然得赶回来帮“人场”，并在大选中投票。 另外一些隐秘但发挥极大作用的支持者——准确地说是帮助韩造势者，国民党与韩国瑜本人都不太愿意提及。今年6月28日，美国《外交政策》专文揭露的几位中国腾讯员工（表面身份）助韩胜选内幕。该文标题是《韩国瑜崛起的背后：“推波助澜”的中国网军》（Chinese Cyber-Operatives Boosted Taiwan’s Insurgent Candidate），称“本调查的发现在发表前曾由多名社群媒体和国安专家私下检验过，许多专家都很惊讶看似中国政府组织的专业网军集团竟然也会留下有点明显的蛛丝马迹，但专家们的看法都一致认为，那三名韩粉群脸书管理员用户与领英上的249人网军集团，是有绝对的关联。”此消息一披露，台湾舆论哗然：韩粉团来自对岸！ 7月15日，中共外宣媒体美国多维网在《韩国瑜初选胜出，谁是幕后最大功臣》，特别列举了韩国瑜6月1日大型造势活动背后的三大支持者分别是：旺旺中时蔡衍明、妙天禅师、前花莲县长傅崐萁。其中旺旺中时是6·23台湾反红色渗透大游行中，被数万游行者要求“滚出台湾”的红媒。 蔡英文的优势由时、势造成 今年5月我应出版社之邀请，赴台推广3月出版的新书《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其时，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败北的阴影仍未散去，台湾社会对蔡英文的执政业绩多重不满仍然存在——中小企业主与劳工不满一力一休政策、军工教人员反感会对他们的十八拍改革，国民党痛失党产，就连绿营基本盘也不满在民生未获改善的情况下蔡英文玩政治正确那套：专注于同性婚姻与不切实际的环保。泛绿阵营普遍担心“惩罚民进党”会成为影响台湾选战的因素。民进党内则正处在蔡赖之争的高峰，加上韩国瑜势头极盛，对于2020台湾大选，泛绿阵营都觉得前景极不明朗。公众虽然明显感受到台湾媒体业、政界正被红色渗透，中共“打台湾不如买台湾”的策略正在奏效，却苦于找不到抗争的发力点。回美后，我写了一篇《台湾在“红色渗透”之下的焦虑感》，述及此行感受。但正如中国老话“人算不如天算”所言，香港6月份发生反送中，形势变化有如天地翻覆，台湾选战主题再也不是蔡英文的执政业绩，而是反红色渗透与台湾民主政治的安全。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一下失去政治支撑点，就连中共海外外宣媒体也不得不感叹“蔡英文政府是台湾史上罕见的幸运儿”。 决定台湾大选天平倾斜度的几个因素 可以预见，直到明年1月大选结果揭晓之前，有几个因素将伴台湾大选始终： 第一，香港作为反面教材的存在。香港反送中如今已经演化成争取双普选的长期抗争，冲突激烈。台湾社会现在达成的共识是决不能步香港“一国两制”的后尘，就算国民党希望将焦点对准蔡英文的执政业绩，韩国瑜那“经济一百分，政治零分”的去政治化口号，以及用“发大财”愿景吸引选票的算盘也难如愿，台湾人即使对大陆政治比较隔膜，也知道这口号有点哄人玩儿，因为就算在北京直接统治下的中国人，90%的人也没能发大财。加上韩国瑜亲大陆的立场人尽皆知，那句“中华民国地区”谁都知道并非口误，无论韩国瑜如何洗白，他获得大陆政治背书，以及不断被曝光各种密室暗谋（例如腾讯助选团）等都说明他是中国选定的政治代理人。 一想到“投票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黑暗前景，台湾人投票之前的斟酌就会偏向台湾的政治安全。 第二，国民党的内耗会分裂支持者队伍。韩国瑜被选定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有篇《初选结束就是国民党内战的开始》，作者从历史经验与现状谈到国民党内派系分立这一顽疾，认为民进党相对国民党而言要团结一些。比如这次赖清德退选后，即刻消失，不给蔡英文添堵，并于6月13日脸书发文，提到“台湾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他也深爱台湾，再次呼吁大家都能支持蔡英文，之后便消失于公众领域，作者还提到，民进党正在谋划如何通过立法委员选举让赖清德重回政坛。与此相比较，国民党即使临战，也不忘记内讧。初选结束就是国民党内战的开始，分裂是国民党的DNA，没有例外，比如这次就不止一人要脱党参选。韩国瑜对国民党的不团结发表看法：民进党有天生的愈合力，今天把手砍掉，明天长手出来，把脑袋砍掉又长出另一颗脑袋。 第三，韩国瑜作为总统候选人有两大先天不足。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政治代理人标签。今年流年不利，中国加持不能为他加分，这一标签将成为他被绿营攻击的重点。其二是韩本人各方面准备不足，他的幕僚群并非特别有政治经验的人士，台湾政治观察者认为这些人根本撑不起这场选举恶斗；他本人也不断失言扣分，加上他上任不到半年即投入另一场选举，高雄市民对这位“落跑市长”早就不满，选战中，一着不慎，韩很可能失去这一政治后院（后援）。 第四，美国对蔡的支持有利于蔡英文的选情。久拖未决的中美贸易战，将使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而美国虽然不能象中国那样深度干预台湾选举，但关键时刻对蔡政府的支持性表态会对蔡的选情产生有利影响。 台湾总统大选与地方选举不同，后者经济考量占重要地位，前者事关台湾前途，统独话题无法回避。北京现在太多方面受到国际社会政治杯葛，想在2020年扶持台湾政治代理人上位，这一算盘极有可能落空。 （原文首发于RFA，2019年7月1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162019171514.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5👍 0💬 0该是给联合国写悼词的时候了
提起联合国，一般人的印象是，它应是一个能够解决世界重大危机的国际机构；但通过这次伊拉克战争，却让人进一步看清联合国的真正面目：面对邪恶不采取行动，毫不坚持道义原则；不仅是个严重腐败的官僚机构，而且近乎是个独裁恶棍国家和玩世不恭者的俱乐部。美国已有学者指出，应该是给联合国写悼词的时候了。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是大西洋两岸知名的思想家（他的七部主要著作中《知识份子》和《现代时代》已有中译本），他最近在美国《国家评论》杂�易�文指出，“伊拉克战争是人类21世纪第一个重要事件。伊战凸显了人们必须重视改革联合国，因为从倒萨的争执来看，这个1945年建立的国际机构已经没有能力对全球现实做出反应。”围绕伊战的争执不仅使联合国地位下降，而且更暴露出这个国际机构的严重弊端，简单说，主要有三个： 大国否决制度是反民主的 第一，这个机构有先天缺陷，因为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哪个国家坚持己见，任何议案都无法通过。而且五国中有两个是共产国家（前苏联和中共），任何坚持正义原则的决议，大多都被否决。 据联合国的记录，迄今为止，五个常任理事国总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用了120次（苏联解体後，俄国只用过2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美国用了76次（其中35次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英国用了36次；法国18次；中国5次（其中4次为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之後；中华民国曾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不承认外蒙从中国分离出去）。 苏联动用的否决权占近一半，可想而知，联合国还怎麽能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只要不附合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愿望，它就否决。像苏联出兵镇压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联合国提出决议谴责苏联干预他国内政，结果那位“否决先生”手一挥，决议就胎死腹中。 这种大国否决制度明显是反民主的。在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会，会设立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大牌议员”，这是不可想像的。像在美国，只有总统有否决权，但国会三分之二议员可以反否决（使议案通过），由此构成了制衡。但联合国的大国否决制度，使它不仅无法成为维护道义和世界和平的国际机构，而且时常沦为独裁政府、玩世不恭的大国玩政治游戏的场所。可以设想，如果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联合国根本不可能通过谴责议案，因为北京手里就有否决权。 最近《纽约时报》的左派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华盛顿邮报》的右派专栏作家克劳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不约而同提出，安理会应增加印度和日本为常任理事国，以此来稀释法国、中国、俄国的权力。但即使从五国扩到七国，仍无法解决一国否决全体这个问题。 一国一票也不合理 联合国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其成员没有必须是民选政府这个资格要求。索尔仁尼琴1970年就指出，“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在西方国家，只有通过民选，才产生进入国会的议员。而选民，也有资格要求，服刑者、不到法定年龄者等，都没有投票权。但联合国没有这种资格要求，什麽国家就可加入（除了因中共打压台湾无法进入之外）。这种制度性缺陷导致，它的成员国中，很多政府都不是民选产生的，像中国、古巴、北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缅甸、苏丹、叙利亚、黎巴嫩等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为恶劣，但它们照样有“一国一票”，且很多时候形成“多数”，把联合国变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 前年五月，美国竟被秘密投票“选”掉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而由苏丹这个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递补，成为联合国最丑陋的闹剧之一。 今年，全球人权记录最差国家之一的利比亚，竟然“当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四月初美国表示不会像往年那样在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共人权案，因为在卡扎菲们的主持下，这种议案不要说被通过，连列入议事日程都没有可能。可想而知联合国沦丧到何种地步。 取消五大国否决权，让联合国成员一国一票，不仅由於很多成员不是民选政府而根本无法体现民主；另外，由於大国和小国相差太悬殊，采取一国一票也不合理。像1999年加入联合国的太平洋岛国诺鲁，面积仅21平方公里，全国人口才一万二，而中国是13亿，简直比蚊子和大象差别还大。这次美国倒萨前曾力争选票的安理会六个没表态国家，其中喀麦隆、几内亚、安哥拉都是小国。几内亚的全国年度军费开支才35万美元（不到纽约警方半天的开支），喀麦隆的军费则更少得可怜，仅20万美元，还不到普通美国家庭的一栋房子钱。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这麽大的事情，竟要恳求喀麦隆这样的小国授权，简直像开玩笑。 美国的州权和人民性的平衡 怎样平衡国家大小和权利平等，实在是个难题。也许美国的参众两院制度是个借鉴：美国不分州的大小，一律每州有两个联邦参议员（虽然最大的加州人口是最小的罗德岛州的60倍以上）；同时又以人口比例，产生众议员（加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是罗德岛州的18倍），这样来实现州权和人民代表性的平衡。既体现民主，又保护少数人权利。 虽然美国有这种参众两院的平衡，但绝不会出现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州”，因为那会太不合理。而在联合国，人口少於一百万的小国，就有十几个，照样有一国一票。因此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既体现大国人口又照顾小国权利的两全其美之策。 大政府必然产生官僚腐败 第三，联合国的这种“国际大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是官僚场所和腐败乐园。因为它不像西方民主政府有定期选举换届的制约。虽然联合国秘书长也换届，但这个位置的权力是虚的，真正权力在五大国。而五国，以及全体成员国，都不存在换届（像国会议员那样被选民淘汰）问题。不受到监督的权力一定腐败，联合国就是一个明证。 例如，美国学者的研究指出，联合国属下的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近一半人员是通过人际关系“後门”进来的。该机构上届秘书长晋升的71人中有36人不符合条件。而这些不符条件的晋升和任命一年内就要花费1,100万美元（联合国经费原由美国承担三分之一，前年降到25％；日本承担20％，德国是10％；法、英各6％；中国不到1％）。 对於这次战後伊拉克的重建到底由美国还是联合国主导，在安理会仍有严重分歧。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循科索沃的前例，但在科索沃实地考察过的欧洲学者则提出反证说，科索沃的重建由於交给了联合国主持，结果一塌糊涂，至今四年了，科索沃的居民用电问题都没解决，现在仍是每六小时停电两小时。就科索沃战争写过多部著作的欧洲学者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在4月中旬的美国《标准周刊》撰文指出，科索沃晚上停电，居民楼、餐馆、商店等都无法营业，路灯也没有，结果他在路上绊到钢筋，摔坏了腿；但当地的联合国机构办公大楼却因有自己的发电机，彻夜灯火辉煌，但里面并无人员办公。科索沃的重建不仅缓慢，而且出现巨额贪污，一个在联合国的科索沃重建项目中负责电力问题的德国工程师最近被查出贪污了救援款430万美元。施瓦茨说，当地科索沃人听到战後伊拉克重建将由美国主导，连声感叹伊拉克人有福气，而他们太倒霉，落到了联合国这个官僚机构手里，不知何时见天日（能有足够电力）。 联合国已破旧到无法修理的程度 联合国虽然已有58年历史，但真正通过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只有两次，一次是韩战，抵抗北朝鲜的南侵。那次美国议案能够通过，正好赶上苏联抵制联合国，不参与其活动，因此才躲过被否决。再就是上次的海湾战争，俄国和中共投了弃权票。美国为获得这两国不动用否决权，给了莫斯科大笔援助；同意北京判决八九民运领袖而不抗议制裁等。 经过这次倒萨议案在联合国的失败，美国朝野都对联合国的作用更加失望。在伊战之前的民调中，已有20％的美国人认为，应重新考虑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现在则有71％的美国民众表示，不管联合国什麽意见，都支持美国武力倒萨，显示人们更不重视联合国。 4月13日《纽约时报》杂�曳治隽�合国前途的文章预测说，“美国不会退出联合国，也不会要求它搬出纽约，迁到巴黎或布鲁塞尔。但是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别的地方解决问题。” 上述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预测，这个“别的地方”，就是美国准备以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及全部原东欧国家等18国为主体的“新欧洲”以及支持美国倒萨的“意愿联军”45国，组成一个新的集团性力量，来保证冷战後的世界新秩序。在战後伊拉克，联合国只能当配角，做些人道救援。如果联合国进一步堕落，那麽美国就会更倾向与新欧洲合作，启用这个新的集团力量，而使联合国“无关紧要”。联合国本来就有制度性缺陷，再加上这次倒萨它不仅不帮助，还成为障碍，因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汉默说，联合国已破旧到无法修理的程度，可能真的要为它准备墓�颐�了。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3年5月号） 2004-0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谢长廷到中国践踏台湾
谢长廷跑去中国，引发台湾人强烈反弹。据《自由时报》，绿营民众纷纷打电话到民进党总部，表达抗议。 为什麽台湾人有这样强烈反应？因谢长廷的中国之行，已成为谄媚中共、践踏台湾人尊严之行。 首先在访问时机上∶在中共利用钓鱼岛事件跟马英九政府联手对抗日本之际，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跑去中国，给人感觉∶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要形成统一战线，对付民主日本。 另外，中共要开十八大，重新分配权力，巩固独裁统治（包括继续打压台湾）。在这个时候谢长廷跑去北京，让中共很得意∶你看我们多能耐，民进党中常委也来朝拜了。 面对绿营的反弹，谢长廷辩解说，他是去拜祖，强调「人性高於政治」。这是明显的谎言。因为如是单纯「拜祖」，应是带自己的子女等家人，但他却带去一大帮政治人物∶李应元、赵天麟（都是民进党立委）、苏治芬（民进党云林县长）、高雄市议员康裕成等，哪个是「谢家」的人？这哪里是「拜祖」，明明是玩政治。可谢长廷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以为他的「奸巧」可蒙骗天下人。 谢长廷启程前还强调，「民进党跟共产党无冤无仇」。那民进党与纳粹有没有冤仇？这种连最最基本方寸都没有的话，是对所有遭受共产党迫害的人民的严重冒犯！他还表示∶民进党早期推动『台独』，是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而不是针对共产党。原来谢长廷喊台独只是为反国民党的！反倒了国民党就万事大吉，哪怕跟共产党也可以握手言欢了？这个曾经的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居然连民主与独裁的概念都不懂，真给民进党、给台湾人丢死脸了！ 谢长廷到了中国後更矫情十足，说他「就像到了兄弟的家一样」。今天，中共用千枚飞弹瞄准台湾，在国际上打压台湾，还联合国民党，剥夺台湾人民的选择权。这样一个专制国家，怎麽成了「兄弟之家」？普天之下，有用千枚飞弹瞄准你的「兄弟」吗？谢长廷家的兄弟都是如此这般的关系吗？ 媒体报导说，谢长廷在中国祭祖时，「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谢长廷感动得哽咽，甚至落泪」。这简直是当年连战到中国的翻版。当时中共组织小学生跳舞喊连爷爷回来了，这次变成「谢爷爷回来了」！ 但当年那些欢迎连战的「中国民众」明摆著是中共当局组织来的，因为他们当时打出的国民党党旗，是任何中国的工厂都不敢生产，更在中国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的，只能是当局派发（用完还要缴回）。今天，「欢迎谢长廷的民众」也没有丝毫疑问地是共产党组织的。那些被洗脑多年、对「台独」恨之入骨的民众们，真对谢长廷有那麽深情厚意吗？包括那个欢迎横额特意用「繁体字」，都是中共官员动过心思的（通过电视画面来统战台湾民众）。 面对「欢迎民众」这种明显的统战道具，谢长廷的现场哭泣，更完全是带面具的演出。从电视画面看，他没掉一滴泪（毕竟不是专业演员），只是作出手绢擦眼睛的动作，然後语带「哽咽」。谢长廷这出「动情戏」当然是演给胡锦涛看的∶你看我多麽认祖，多把这片专制土地当作兄弟之家。而用两岸同文同种来统战台湾，正是共产党最拿手、最强调的。用都是一个祖先、一个种族，来抹杀两岸最根本的不同——民主和专制的对立，来回避中共用飞弹威胁台湾人民的恶行！谢长廷太精了，懂得怎样配合，才会得到北京高官接见的赏赐（跟连战一样）。 无论当年国民党连战去北京，还是文化恶棍李敖去中国，都是用谄媚共产党的调子，把自己的灵魂脱个精光，给胡锦涛跳脱衣舞，取悦独裁者。在获得共产党红地毯、茅台酒的款待下，出一把媒体风头。他们为什麽下贱到如此地步？因为他们都过气了，就像今日谢长廷也是过气政客一样，才用抢先「访中」做「破冰之旅秀」，招摇过市，显得他们还重要，还是个什麽东西。 谢长廷到中国後，他的手下放风说，中共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贾庆林可能接见，但最後只是中共对台办主任王毅出面。王毅近年接见过台湾几个重要统派人士，先是旺旺集团主席蔡衍明，随後蔡把他买下的《中国时报》办成了统战喉舌；王毅接见「政治和尚」星云後，星云回到台湾就高调支持杨秋兴，分裂绿营；这次王毅接见谢长廷，目的何在，可想而知。但蔡衍明和星云本来就是蓝营大一统的支持者。而作为绿营的代表人物之一谢长廷，做的更贱∶还没等回到台湾，就在北京强调宪法一中，对王毅建议，把「九二共识」改为「宪法各表」。 国共强调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台湾连联合国成员都不是的情况下，在国际上，提到中国，自然而然公认是那个有长城的中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即使这样，北京也没让步，连「一中各表」都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谢长廷提出「宪法一中」「宪法各表」，等於比「九二共识」更有利於北京的统战宣传。尤其是「宪法各表」比「一中各表」更荒谬，两岸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宪法（尤其中共是独裁宪法），怎麽能各表呢？谢长廷怎麽可以随口胡说？他以为自己是在谢家後院跟他兄弟在发疯吗？他不知道自己是在丢台湾岛上所有人的脸吗？ 对这一点，亲北京的《中国网》的评论「谢长廷此行释放的信号」说得很明白∶谢长廷「赴大陆访问，若撕掉所有的表面文章，他想要传递的主轴信息应该是∶民进党不搞『台独』了。」「因为中华民国宪法不是『台独』的架构，『宪法一中』更不是台独。所以，谢长廷的主轴论述，若拨开曲绕周折的表面文章及政治烟幕，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回归中华民国宪法，民进党不搞『台独』了。」 谢长廷启程前强调，他的中国之行，是要让共产党了解民进党，而不是由国民党一家包揽。那麽谢长廷所展现的「民进党」，被这篇《中国网》的评论说得非常清晰∶回到一个中国。所以他的访问认祖，不是家族的祖，而是政治意义上的「祖」。 正因为如此，整个中国之行，谢长廷从没提到台湾主权，没提台湾不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实，更没提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应该有选择权。甚至他连曾担任过「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也刻意回避，就像连战到中国刻意回避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谢长廷跟国民党人一模一样，表面说「各表」，但到了共产党地盘（谢长廷的「兄弟家」），却从来不敢「表」台湾是个主权国家，甚至连中华民国都不敢提，而是小心翼翼地按共产党的调子说话。宁可自我作践，也要那个没有任何价值的「风光」。 对连战还可以理解，他自称「纯种中国人」，并提出「联共制台」，摆明要联合共产党对付台湾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谢长廷比连战更无耻，因为他是打著台湾人的旗号，并是现任民进党中常委。如果谢长廷不是民进党前主席和总统候选人，不曾担任行政院长和被台湾人民选为高雄市长，他在共产党那里，就绝不会有这样的「统战价值」，厦门的共产党市长和统战高官王毅们，也绝不会给他什麽「礼遇」。 就像当年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跑到中国去逢迎共产党，也是因为他有过绿营的「身份」，才被共产党看重，但用过之後，就像手纸一样被冲进下水道，所以许信良才灰溜溜回到台湾，最後连国民党都看不起他，才又回到绿营中混。但还有几个人买这种毫无尊严的人的帐？ 谢长廷这次去中国，说是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的私人身份，但路人皆知，他完全是靠在绿营中曾经和现有的位置，才被中共看重。而且谢长廷去中国的费用，也是台湾人买单。维新基金会的钱来自谢长廷选总统的结馀款，按规定，每赢一票给30台币。台湾人投他544万票，折成美金544万。他用台湾人捐献的血汗钱，跑去中国帮北京统战，等於帮助中共打压台湾，真不知道他从哪里能找到心理平衡？ 对於中国之行的目的，谢长廷用自作的诗句做了清楚的阐述∶「今日我足迹，未来後人路。」他怕别人看不明白，又具体解释说，「你只要走出一条路，以後人家就以为是一条路了。」《中国网》评论说，「此番话语被解读为『谢长廷打前站，民进党随後行。』」没错，绿营已经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要步其後尘了！ 如果民进党继续如此「谢长廷化」下去，那结果就是∶民进党越来越像国民党，国民党越来越像共产党。台湾的前途在哪里？谢长廷要走出的「後人路」，其结果是台湾更没有出路，台湾人没有活路。因为如果谢长廷的这条「未来後人路」走成了，那中共就真不必用飞弹，整个台湾就乖乖就范了，谢长廷可以成为「和平统一中国」的大gong臣，等著跟马英九、胡锦涛/习近平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吧。 2012年10月8日於美国 2012-10-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希望工程”里的“绝望”
多维网日前刊出《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报道，我仔细读了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感觉是这篇报道内容翔实，用证据说话，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这篇报道是身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所写，其挖掘丑闻、调查真相的新闻敬业精神，不畏权势、勇於挑战、无惧後果的人格力量，都十分令人敬佩。 海内外媒体对希望工程涉嫌腐败已有一些报道，但方进玉的这篇独家报道，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和事实。把这篇报道的主要脉络概括分析，我认为它提供的事实表明，“希望工程”起码在四个方面有严重问题： 第一，“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随意挪用大笔（多达一个亿）海内外捐款，进行投资等各种商业活动，违背了捐款人要把款项直接、迅速用於帮助贫苦地区孩子上学的意愿。 对於这个问题，我们可以911後美国民众捐款及使用情况进行比较。美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收到911捐款几十个亿美元。但从没听说这些慈善机构敢把这些资金用於投资办厂、开公司、炒股票。因为：其一，捐款人提供资金，是要立即救援那些911遇难者的家属等，慈善机构不可中间耽误（把捐款投资，回收都需要时间）搁置。人们对“希望工程”的捐款也是这样，要对贫困地区学生直接救援。徐永光这种投资行为并没有事先得到捐款人的认可，当然捐款人不可能同意把捐款（中间截留）搁置相当一段时间後再救援。其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果亏损，等於扭曲了捐款者的根本意愿。 第二，把慈善捐款“直接投资”违背中国现行法规。 徐永光把捐款用於投资的理由是，要用钱滚钱，保值增值。但对中国公益性基金会进行监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1990年和1995年的两个规定中指出：如果拿捐款自行去“直接投资”，属於违规；如果委托其他金融机腹“间接投资”，才算合法。 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徐永光把很多慈善捐款都擅自“直接投资”。例如在深圳投资建“精细化工厂”，在苏州投资热疗仪，在大连开兴南公司，在广西钦州投资，在山东办多种经营公司，在绍兴办中青公司等等。而且还把150万美元慈善捐款给港商（徐永光好友）做银行的生意抵押金。另外竟还把慈善捐款当作贷款，高利贷给风险很大的公司。徐永光简直把慈善捐款当作了自己腰包里的私钱，要怎麽花、怎麽用，都“随‘徐’所欲”。徐永光也对此毫不掩饰，自我炫耀他又当慈善家，又当企业家。 徐永光对此辩解说，像美国等西方的基金会也有投资，以钱滚钱的。但在美国，类似中国希望工程这种救急的捐款，如911捐款一样，是必须尽快、直接交到需要者手中的，慈善基金会等不可把捐款转做投资，即使为了钱滚钱的目的也不可以。美国的确有把捐款的部份拿去投资的，但这种捐款不是“救急”的。 例如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捐款多达两亿美元，《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哈佛把一部份捐款放到了“联邦债卷”和“共同基金”上。哈佛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救急捐款，而是给哈佛长期发展的捐资。即使这样，哈佛等大学仍相当谨慎，把资金多放入相当保险的“联邦债卷”，因为买这种债卷，只有美国这个国家“崩溃”了，才会有大损失。而做出这样的决策和具体投资比例，都要经学校“董事会”认真讨论通过，不是像徐永光那样一个人就可决定。而且哈佛的投资都是交给经济师和财经专家来进行，整个审核过程既严密、严谨，又公开、透明。 而徐永光把一亿多慈善捐款擅自直接投资办各种工厂、公司，既无专业的风险评估，又没有严密的审核批准过程，更无透明、公开化（仅徐永光等几个领导人掌握），不出问题才是怪事。据前希望工程财务部干部柳杨的文章披露，徐永光用慈善捐款做投资的28个项目，有23个没有收益或连本钱都无法收回。10年投资1亿5千8百万元，收益仅3千万元。 第三，把慈善捐款转到个人名下炒股票是严重违法。 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徐永光竟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他的私人名下炒股，而且这样干了长达10年之久！ 这种挪用公款到个人名下炒股的事情被记者调查时，徐永光一直否认，说他从没有这样做过。直到记者获得证据追查时，他才承认挪用了捐款，但狡辩说，他虽然把捐款转到他个人的名下，但他是希望工程的法定代表人，炒股赚到的钱仍是希望工程的。这种说法不是在唬幼儿园的孩子吗？最低的智商也能明白： 其一，只要公款被挪到私人名下，性质就已变化，属公款私用，或变相贪污；且不说捐款人绝不会同意把给希望工程的救急款，挪到徐永光私人名下炒股票。 其二，谁会保证徐永光把炒股赚到的钱交到希望工程的账上？因为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外人知道。如果徐永光炒股赚到钱，而他只要把原来的本钱（200万或300万）转回希望工程的账上，公家的账就“平”了。 其三，这就好比大家合伙办个公司，公司老板却偷偷地把大家集资的钱挪到他私人名下去炒股。当被发现时，他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赚到钱当然就是这个公司的。问题是，事先投资者没有同意这些钱被拿去炒股票；而且这个老板暗地挪款行为本身，就证明他赚到钱不可能交给公司。而一旦炒股赔了钱，他还可以“为公司钱滚钱的良好愿望交了学费”而推卸赔款责任。徐永光就是这麽干的，他已承认挪用了270万元希望工程捐款到他私人名下炒股，仅凭这一条，就应该法办他！ 第四，打击揭示真相者： 如果徐永光心里没有鬼，没有腐败，他应该理直气壮地欢迎所有的记者去采访调查，不怕任何人的检举揭发。但他做的正相反，把希望工程内部最早反腐败的借调青年干部易晓诬告为“贪污受贿犯”，还向司法部门提交报告，以保护希望工程名誉为借口，要求对易晓秘密审判，从严惩处，结果易晓被判“死缓”，至今关押。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易晓的罪名难以成立，因为所谓贪污受贿，起码款项应到自己手中，但所谓易晓贪污的200万元，和所谓受贿的5万元，都没有到易晓手里，而且都正式通过国家银行和有关机构转账走了手续。最关键的是，最後查到了徐永光批准200万元拨款的签字手续，仅从这些，就预示这像个冤案。而制造这起冤案的主谋就是徐永光。 对於媒体的调查，徐永光更是用各种手段阻挠。香港《一周刊》曾报道希望工程捐款用途不当，结果徐永光到香港告《一周刊》诽谤，最後该刊赔了300万，因为《一周刊》拿不到希望工程的账目等情况。 对於《南方周末》，当揭露希望工程账目问题的该期报纸正在付印时，徐永光通过团中央关系找到中宣部，下达紧急命令，不仅查禁了所有对希望工程的所谓负面报道，并逼迫《南方周末》报废了已上机印刷的价值30多万元的当期报纸。同时使偌大个中国（有2050家报纸，50万新闻工作者），谁也无法公开刊出对希望工程的调查和报道。 在打压报道真相的媒体和记者的同时，徐永光拉拢那些有偿记者和“媚体”，为他歌功颂德。据希望工程内部人员柳杨的材料，参加希望工程记者会，写歌颂报道的记者，都付给“补助费”，报纸记者每次200元，电视记者每次2千元。那个和“巴灵顿博士”丈夫吴征一起招摇撞骗的哥大“伪校董”杨澜，据柳青的材料，得到的补助费“更多”：杨澜把《凭海临风》的稿费捐给希望工程20丌元，但第二天，青基会就和杨澜签协议从我们那里又领走同样数额（20丌）的“工作经费”。而杨澜则赢得了给希望工程捐款的美名。 柳青还说，“我清楚记得杨澜此後又以同样方式，多次从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这位从“希望工程”捐款中“多次”拿过“大额工作经费”、贪用山区穷困孩子救援款的“大腕”杨澜，就像对待前沈阳市长、大贪污犯慕绥新一样（两次采访歌颂），总是知恩图报，柳青说，“这次徐永光遭遇麻烦，杨澜立即为老徐做了专题片，积极帮老徐说话。”杨澜就这麽明火执仗、坦然地把大众公器变成私人工具，把“阴影”播成“阳光”。 希望工程财务部的人说，徐永光从不去领工资，他“懒得去”。这位掌管几个亿捐款的前团中央组织部长绝不缺钱。当记者问他工资时，他说“我都说不准我月收入多少钱。”据柳杨的材料，徐永光连找三陪小姐的花销都作为“工作费”报销了。 这样一个明显涉嫌腐败的官员，却成为“希望工程”的主管，真是让人绝望。面对希望工程的光环和徐永光的权势（不仅有钱，而且有团中央书记的靠山），调查这样的人物，这样复杂背景的案子，需要多少心血，更需要多少胆量。我自己曾做过一些调查采访，深知此中甘苦。歌颂性的新闻，怎麽过头了当事人都不会计较，更不会有官司；但揭露丑闻的调查性报道，一个引言不准确，都可能吃官司。而且要付出比一般新闻报道多很多倍的时间和精力。方进玉说他仅调查易晓的案子就用了一个月，我完全可以想到他付出多麽大的心血。 对方进玉更难的是，徐永光有权势，不仅封杀了他的稿子，而且对他的人身安全都可能有威胁。报道说，现在中国黑社会砍胳膊、剁腿都有价格表，割一只手只要800人民币。方进玉曾对《南方周末》的青年记者们说，他如果出了“意外”“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他要同行们给他写篇报道，开个追悼会。话虽有玩笑成份，但内含悲壮。 方进玉的勇气和敬业精神不仅值得所有新闻同行敬佩，而且他面临的困境更需要海内外新闻从业者的支持和道义声援。希望工程的腐败是个大案，我不相信徐永光这只并不算太大、但太嚣张的“苍蝇”就能躲过去。中国救援贫困地区学生的“希望工程”已腐败到没希望了，但方进玉的调查报道，却令人看出中国新闻事业的“希望工程”还没有绝望。 （载《多维网》2002年12月31日） 2002-12-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US and India look at joint effort to contain Chinese
CLINTON IN ASIA: The first tour of the area by a US president in 22 years began yesterday and is expected to focus mainly on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By Cao Chang-ching（曹长青） SPECIAL TO THE TAIPEI TIMES, NEW YORK The Taipei Times Monday, March 20th, 2000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began his five-day visit of India yesterday, making it the first US presidential visit of south Asia in 22 years. Although Clinton will stop briefly in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New Delhi is top of his agenda. Despite the administration's claim that the purpose of this state visit is to media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o persuade both countries to sign a treaty banning nuclear tests, its main focus, however, is to seek a new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and expend 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A partnership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democracie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sian politics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a military alliance of US, Japan, India, Philippin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ill contain China's military expansion and influence in Asia. Ever since its independence from British colonization in 1948, India had been hostile towards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nd its economy closed until 1991. Both its politicians and intellectuals resisted the West. During the cold war, when Western countries allied against Communism, India took nonalignment policy but friendly to Soviet Union.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change of India's policy: First, over the Keshmir conflict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the US media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learly backed India, which won favorable impression from India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s well. Second, the US embarked an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India because it had carried out five nuclear tests in 1998. New Delhi wishes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of Clinton's visit to explain its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and to seek US's removal of its economic sanctions. Third, India feels more and more military pressure from China. Hostility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has never ceased not only because the 1962 border war, which India lost, but also because China's long time military support, including nuclear technologies, to Pakistan. On the other hand, India's giving asylum to The Dalai Lama and his 100,000 followers irritated China as well. China has also stationed massive military forces in the India border, which causes uneasiness of India.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 is own military power, India now contemplates the idea of making allies with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S, against China. Fourth, India decided to develop its economy. Over the long period influence of Gandhi's socialist ideology and the 45 years of socialist practice of Nehru's Congress Party, India's state-owned sector weighted as heavy as those of communist countries. The Nehru dynasty brought India several decades of stagnating economy, which was described as an elephant. As a result, three quarters of the 1 billion Indians were peasants, the daily living expense of 52 percent of the people was under US$1, and half of the adults were illiterate,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s 1998 report. It was onl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especially after the Congress Party lost its power to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in 1993, India started to develop its economy. It needs the US as its trading partner and investment resource.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India poses as a huge emerging market.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the average growth of the Indian economy was 7 percent, and it can reach 10 percent if their economic reform were implemented, said US Treasury Secretary Lawrence Summers. In addition to its democratic nature, India is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which is advantageous for it to catch the train of the "new economy." India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se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s increase 50-60 percent every year. There are about 300,000 Indian-Americans in California's Silicon Valley, who hold 40 percent of the high-tech jobs there and made US$60 billion collectively last year alone, which means an average of US$200,000 a year, according to the US press. Among those high-tech skilled personnel who received America's H-1B working visa, Indians account for 46 percent, ranging number one in rank, Chinese account for 10 percent, number two, and with five percent, Taiwanese are number five. These rich Indian-Americans, along with a total of 15 million overseas Indians, have already begun to pour money back to India. With a rapid growing economy, India also speeded up its military expansion and has already become a big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Its on ground force army is 1.6 million, the third largest after China and North Korea; its navy two fleets, a purchased aircraft carrier, and India is making its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on its own. The ir force has 35 air force units with Russia Su-30 and France image 2000. India also has nuclear power, and the Agni 2 missile, which can carry nuclear warheads and was tested last May, can reach Beijing and Shanghai. Early this year, New Delhi announced a 28.2 percent increase in military spending, making it the largest single-year increase since its independence. The US obviously begins to realize the increasing value of making India an alliance in terms of counterbalance the growing power of China in Asia. The current ruling party, Bharatiya Janata, has always been tough on foreign policies. Its Defense Minister, George Fenandes, is well known for being a hawk, and an ardent supporter of The Dalai Lama. When I interviewed Fenandes in 1997 asking what would be their China policy if his party won the general election, he said they would be very tough, and would keep supporting the Dalai Lama. 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he personally went to the border to receive the Dalai Lama when he escaped from China to India in 1959. A month after India's five nuclear tests, Fenandes declared publicly in a TV interview that China, not Pakistan, is India's "potential threat number 1." The New York Times remarked that there is no other country's defense minister has such courage to challenge the Red China. Facing China's increasing threat over Taiwan, having India on the US side is important, and a trilateral strategic alliance of US, Japan and India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rder to contain China. 2000-03-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网络“霸凌”该当何罪？
（按语∶对台湾九合一选举惨败，马英九们认为是政府对网络管理不够（失控）所致，是网络过于通畅，对国民党不利的信息“横行”造成。所以马政府法务部长罗莹雪扬言要修法制止网路“集体霸凌”问题。我当时曾撰文指出，马政府“这个举动让人想到对岸中国。因为专制国家才热衷控制网路，什麽防火墙、实名注册等，更用法律手段钳制人们的言论和思想。┅┅台湾针对这个问题要立法，绝不应该朝向对岸中国的控制方面，而应借鉴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经验和做法。”近日有台湾艺人据说因不堪网络流言凌辱而自杀，又导致“罗雪莹式”的思维冒头。那麽怎麽看待网络毁谤等问题，似应借鉴一下新闻和言论自由都相当发达的美国。） 美国在审理网络诽谤案时，绝不是以控制和惩罚为主，而更多的是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给言论空间。虽然网络是新兴事物，但美国对网络诽谤案的审理，基本是延续传统法律，坚持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原则。我概括总结了一下，它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事实和评论区别的原则。 美国在审理诽谤案时，非常注重把“事实指控”和“评论”严格区分开来。属于评论的部分，不管怎样严厉、尖刻，甚至过分，一般都不会被定为诽谤罪。即便使用像坏蛋、婊子、疯子，傻蛋等诋毁字眼，基本都被列入评论范畴，不作诽谤处理，从而尽量保护言论的自由表达。 例如2009年的著名案例，27岁美国女学生波特（Rosemary Port）在其谷歌“个人博客”匿名抨击加拿大模特科恩（Liskula Cohen）是“纽约市的婊子”，“有精神病、撒谎、烂货一个”。科恩控告波特诽谤。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决谷歌公布这个匿名博客的真实姓名，但没有裁定波特“诽谤罪”。 对于波特使用“婊子”“烂货”“精神病”等用语，是不是就等于“诽谤”，在网上有相当争议。有网民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诽谤”。因为如果把诽谤定义得非常狭窄的话，那麽以后大家在网上也不敢随便骂别人是“asshole”（蠢蛋）了。 “婊子”“烂货”等词，当然属人身攻击用语，但它和指控别人“偷东西、杀人、强奸”等有实际内容的诽谤完全不一样；它是抽像的人格贬损、斥责。这里有一个抽像和具体的区别。 对法庭裁决谷歌公布她的姓名，波特不服，要把这个案子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并坚持向谷歌索赔1500万美元。但迄今尚未听到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的消息。 纽约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确立了两项原则∶对网络的激烈攻击言辞等，持相当宽的裁决尺度，不是轻易定“诽谤罪”而影响网络评论、大众信息的自由流通。另外，法院可要求谷歌公布匿名博客的真实姓名，强调了言论的责任和透明性。 第二，对普通人和名人区别对待的原则。 美国另一个审理诽谤的著名原则，是对普通人和名人（public figure）及政府官员有不同标准。对普通人，不可随便诽谤，但是对名人、官员等，对他们打诽谤官司，则设有著名的“三原则”和“一条件”∶ “三原则”是∶1，当事人必须证明，报道内容失实；2，当事人的名誉受到实质性损害；3，对方有事实恶意，即明知不是事实，故意陷害。显然这第三条最难证明（事先有诽谤陷害对方的动机的证据），所以名人和政府官员很难打赢诽谤官司。 “一条件”是∶要由原告（即要打诽谤案的政府官员和名人们）“举证”。很明显，由哪一方负责“举证”，就增加了哪一方的负担。规定由原告举证，就更使他们有打诽谤案的难度。 为什麽对官员和名人设立这麽严苛的标准？对官员，当然是从监督权力者的角度；对名人，因他们是公众人物，其言行也潜在影响和塑造公共政策，等于是“软权力者”，所以他们也应受到监督。如果让他们轻易打赢诽谤官司，会窒息监督的声音，影响大众的知情权。 但是，他们名誉受损怎麽办？大法官认为，因他们是名人，就有机会在媒体上为自己澄清；虽然他们的形像可能还是蒙上阴影，但宁可让他们付出这个“代价”，也不要使言论自由或公共议题的讨论等受损。 什麽样的人才算“公众人物”？最高法院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但前些年一个判例是，一个在几千人的小镇中参加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退休警察（名字上过几次社区报纸），状告媒体“诽谤”，最后被法院认定他是“公众人物”而败诉。 美国最高法院后来又把“三原则”扩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处于大众关注的“公众事物旋涡”中，状告诽谤，也要出示这三点证据。 从对名人、官员等设立严格标准，到把“三原则”扩展到卷入大众关注的“公众事务漩涡”中的普通人，显示美国的司法更朝向保护更多言论（和批评）的自由流通，而不是轻易定罪。 第三，对嘲讽甚至极端无礼的不划线原则。 既然不轻易定罪，那麽言论的底线划在哪里？尤其对名人和官员的嘲讽、痛斥，甚至辱骂，是不是有个界限？大法官没有明确定义，但通过案例，仍提供了线索∶ 最出名的是1983年基督教布道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控告《皮条客》（Hustler）杂�曳贪�一案，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精神是保护模仿、嘲弄公众人物的权利，即使这种嘲弄举动是“极端无礼的”，甚至给遭到嘲弄的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福尔韦尔牧师的控告是相当有“理由”的∶第一，那家杂�铱�出一篇整个是编造的对他本人的采访，他根本没有接受过采访。第二，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性生活的“第一次”是喝醉后跟自己的母亲。采访是假的，这个乱伦之说，当然也完全是编造的。福尔韦尔牧师认为，这是对他“蓄意造成精神痛苦”，在地方法院他胜诉，获赔15万美元。 但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判决福尔韦尔牧师“败诉”。理由是，这篇“采访记”是刊登在这本杂�业暮忍鹁频南盗泄愀嬷校�是一种模仿嘲弄。福尔韦尔牧师提出这家杂�矣Χ哉庵帧凹�端无礼”的讽刺负责，但最高法院认为“是否极端无礼”，在法律上难以定出可区别的原则标准，怎麽定，都会损害言论和新闻自由，所以不定。 大法官强调，纵观整个美国历史，“图文描述和讽刺性漫画，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即使发言人的意见冒犯了他人，但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核心价值是“政府在理念市场中必须保持中立。”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出面惩罚“言论”，而应保持“思想市场”的开放和自由流通。这个案子在美国影响巨大，后被拍成电影《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获得相当好评。 对政治人物和名人的“极端无礼”的批评或嘲讽，最高法院不愿“划线”限制，那麽可以“极端无礼”到什麽程度？在美国的刊物上，曾有过这样的漫画，裸体的尼克松总统跟自己的女儿在“做爱”（尼克松父女头像被移植到赤裸的男女身上）。这不仅是“极端无礼”，而且是“有意侮辱”。 但尼克松没有去打官司。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从“三原则”角度，他知道打不赢。另外，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就强调过，在有报纸无政府、有政府无报纸之间选择，他宁可无政府也要有报纸。美国政治人物基本都秉持这种传统，“进厨房就不怨油烟”，对批评和嘲讽持容忍和认可的态度。 当然，制作发表尼克松父女“做爱”这种画面是非常粗鄙、不雅，甚至恶俗、流氓气的，但应该由媒体评论来检讨和批评，而不能用刑法来处罚。 第四，对涉及公众事务的言论更为放宽的原则。 美国在审理诽谤案时，如果言论涉及“公共关心事务”（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尺度也会放宽。例如2011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就一群教会人员在伊拉克阵亡美军的葬礼旁举牌抗议辱骂（这个士兵的同性恋行为），是否构成诽谤，九名大法官以八比一的悬殊比例裁决，士兵家属败诉，教会无罪。主要理由是∶他们牌子上写的内容涉及公共事务。 虽然他们在人家葬礼之际举牌辱骂，发表“同性恋该死”等“极端无礼”的言论，但大法官认为，军中同性恋问题，是公众话题；不能因他们在葬礼旁的抗议行动令人不快，而用刑法惩罚，窒息公共议题的辩论空间。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派）的裁决书中特别强调∶“言论是相当有力量的┅┅像这个案子，给阵亡士兵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对痛苦的反应不能是惩罚言论者。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保护那些在公众议题上甚至有伤害性的言论，来确保对议题的公开辩论不被窒息。” 当然，在普通人之间如果有诽谤（包括网络），审理的标准有不同，也有被定罪的。但是，从上述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立法的基本精神，是尽量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也是建国之父们把它列入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因∶ 言论也是个市场，应该让大众自由选择，要相信多数人的鉴别能力，最后一定是优胜劣败。对错误的言论，低级的言论，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来自然淘汰。而不是由法律定罪和禁止，这样才能更大限度地保护言论自由，而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民主的重要根基。 2015-04-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政治清洗式反腐导致危机”之我见
周永康事件终于揭晓，从中生发出两类讨论，一类是周永康是“虎王”还是“大老虎”之一，第二类是为“政治清洗式”的反腐担忧，认为前景堪忧。 对这两者，我都有些想法，且与读者分享。 \周永康是“虎王”还是大老虎？\ 因为是政治清洗式反腐，所以周永康是“虎王”还是“大老虎”，得走着瞧，看双方博弈最后定出的底线。这里，先回顾一段这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从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5·26公开讲话表示，今后查案的重点将放在还在重要岗位上的官员，到习近平政治局6·26讲话“三要点”（见香港大公网《反腐不设名额、留口棺材给自己》，其间《纽约时报》6月4日报道中国富商肖建华扯出齐桥桥家事是关键因素。习至此时才算彻底领悟中共政治哲学要义：政治斗争你死我活，让对方活就是为自己留下掘墓者——虽然习父牵扯进《刘志丹》冤案中饱经忧患，但习其时尚幼，远不如亲身经历这么感受深切。 7月29日，新华网发布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消息之后，人民网刊发网评《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明示周永康并非“最大老虎”。这让人想起香港党媒《大公报》7月25日报道《习近平反腐强硬表态 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该消息称，习近平在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就反腐问题讲了3点：“一，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二，有人威胁说要我们走着瞧，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当年朱镕基说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腐败分子，最后一口留给自己，……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勇气；三，中央对各地反腐，不因领导人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而不同，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过，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反腐要与其他地方一视同仁。” 对最后一点要补充的是，习总确在上海呆过，但只有一年，去时就知道自己要进中央，上海任职只是过路雨。因此，上海与其说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不如说是“江总书记的后院”。微信有消息说，“中纪委巡视组甫入沪，王宗南即应声入网……这位当年黄浦区副区长、陈良宇十兄弟之一，以精明能干爱喝花酒驰名圈内，太多领导想保他”，选王宗南做掀开上海反腐盖子的第一人，王歧山自有讲究。 一向握有独家秘闻的财新网推出早已准备好的重头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系列，透露一些重要信息，一，首次证实了周与薄的关系，即大力支持了薄的重庆模式；二，周永康在2013年12月即被监禁。三、《四面埋伏打老虎》当中“你懂的”一节，专谈近两年反腐策略，有心人应该仔细研读。这里只说一点，这节内容证明了近两年所谓相关“谣言”只不过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不少系当局有意为之。当然，于当朝者不利的消息，比如《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彭博社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报道，大多则是当朝者的政治对手通过各种渠道释放的信息。 综上所述，周是不是“虎王”，还得看那些隐藏在山林中的“超级大老虎”是否再有反制动作。6·26讲话现在据说要在党内传达，“不设名额”，意思就是看你们谁敢出手，这边已经备好硬箭雕弓，“谁怕谁”呀。“棺材之说”，则是表示习已意识到“反腐”是要人家的身家性命，决难善了，自己得痛下决心。 \对政治清洗后果的担忧因人而异\ 反腐是政治清洗，因为清洗幅度之大，确实是改革以来仅见，这就导致旁观者担心。只是这种担心因人而异。 少数反对派人士认为，反腐会延长中共寿命，因此比不反腐要糟糕。这想法比较冬烘，有如“文革”批海瑞罢官的说辞，“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具有欺骗性，帮助延续了统治”的翻版。对这种说法我还真不敢苟同。老鼠都已经在人间乱钻，啮咬婴儿耳朵鼻子手脚，没给人剩下多少活命粮了。在没有别的力量清除腐败之前，自个内部里清除一些，总比让老鼠肆虐要好得多。 更有人认为因为是政治清洗，所以就不能算反腐。这点我在《习近平反腐为何势孤力单？》一文中说过，江、胡时代政治利益集团的共同分赃制，决定了反腐必然就是清洗这两个政治集团。目前，习近平如果不搞独裁式反腐，其实没有其它有效手段，因为全中国的法院系统与检察系统早就沦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如果因为有政治清洗之嫌，就反对清洗腐败的人，一是出于利益相关，要求中共政府放弃反腐这条最后的政治道德底线，二是希望习近平继续做政治寡头集团的傀儡，维持共同分赃的政治格局。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目前的强力反腐会引起党内严重分裂，人人自危，成败皆成忧。我觉得这种看法忽视了两点： 其一，胡锦涛时期的“九龙治水”格局，早就形成利益分裂之局，各寡头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让所辖部门与其家族之间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如今习近平通过反腐败清洗各利益集团，这是结束分裂，不是加剧分裂。 其二，持此看法者显然忽视了中共政治本来就是共产极权与中式帮会文化的混合，中国政治，无论朝野，皆是帮派，帮会文化浸透中国人骨髓。帮派政治的特点是利益高于一切，胜者为王，无所谓是非。就以中共历史为例，就是通过不断的政治清洗维护最高政治权威，凝聚统治集团内部力量的手段。中共党史强调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中多次都以党内最高领导位置为目标。深谙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除了阐释斗争哲学观“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之外，还说过“斗”的政治意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共产党只要未变身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这种革命党的斗争哲学就会延续下去，内斗将是常态。区别是：毛时代的斗争用的是政治理由，从江开始，与时俱进地使用“反腐”作为内部斗争的理由了 \以史为鉴：英国玫瑰战争的政治意义\*** 对被清洗者而言，他们当然会感到冤枉，但其理由是“别人也腐败，比我贪得更多，为什么独独抓我？”但从腐败行为之严重、额度之大、对社会之危害来说，他们并不冤枉。因此，他们要怨，就只好怨这个毁人不倦的制度。因为这制度既保证中共垄断一切权力又禁绝任何社会监督，放纵官员利用权力抢钱；官员升迁没有相对公平的公开竞争机制，权力升迁之路充满黑箱作业；中共秉持的斗争哲学让所有参与者没有安全退出机制，赢者通吃，败者百辱加身。 最后再阐述一下我为什么认为反腐不会导致政权倾覆。一般情况下，政权倾覆多是三种因素交相作用：高层权力斗争导致严重危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异常严重，后者存活艰难，反亦死，不反亦死，因而如同陈胜吴广，选择反抗之路；外敌入侵；中国现阶段，高层权力斗争激烈，但只导致某派倒台，远未到导致政权倾覆的地步；内部每年有20余万起零星反抗，但在拥有强大镇压能力的中共来看，算是“癣疥之疾”；外部并无大敌，东海南海的小浪，本就是因中方主动进击掀起，习如今接受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三不原则，这小浪也就暂告平静。因此，所谓政权倾覆之说，在目前阶段实是没必要的担忧。 最后，请大家去看一下英国历史上旷日持久的“红白玫瑰战争”，那场战争导致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同归于尽，大批贵族在互相残杀中或阵亡或被处决，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力量乘机成长，成为都铎王朝有限王权并在1868年英国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的支柱。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730/196838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新资本论”被瞎子热捧（3 之 2）
马克思的《资本论》导致的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绝“不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苏联的古拉格、中国的大饥荒、还是今天北韩的饿鬼，西方左派就是打死也看不见（根本不看）。至于共产主义把多少亿人的灵魂扭曲成魔鬼，西方左派就是在地狱里也会闭上眼睛，继续做和满目天使跳舞的梦。 今天，在资本主义大潮正以无可阻挡之势在全球蔓延的时候，一个上述那种西方左派睁眼瞎，法国的大学教授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也译皮凯提）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被称为“新资本论”）问世，立刻被他的左盲同行像在汪洋大海中抓住一根稻草似地热捧。因为这本书用新的数据，再次把全球贫富不均、要向富人扩大收税的“左声”弹出了“新调”。 当今最勤奋笔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连续写了四篇文章歌颂这本新资本论。这位当今凯恩斯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被统计在他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语录最多，难怪如此热捧他的反资本主义小师弟。 除这位目前最有名的马克思大弟子之外，从美国的《纽约时报》，到英国的《卫报》，再到法国的《解放报》等等左媒，对这“新资本论”，简直像世界杯足球赛场上的啦啦队那样狂热——终于有了一个踢资本主义一脚的“球星”呵！ 如此阵势下，这书立马登上亚马逊网络书店和《纽约时报》畅销榜。台海两岸媒体当然也是一如既往地最爱跟著西方左盲们嚷嚷（否则不就“没文化”了麽），于是这“新资本论”还没变成汉字，就成了华文世界颇有点名气的小红星了。 遇到“三斯”应该三思 如何看待这本书，取决于你在哪个框架下，或者说，左派右派，你属于哪个阵营。 如果你赞成马克思（共产主义）、凯恩斯（政府控制经济）、罗尔斯（John Rawls，均贫富）这“三斯”的社会主义理论，那你就会赞同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因为他们的思路是一样的，都是强调“平等”，想通过政府（公权力）重新分配社会财富（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等）。 如果你赞成洛克（个人自由）、哈耶克（市场经济）、诺奇克（Robert Nozick，权利大于善）这“三克”的个人主义理论，你就会强烈反对这个“新资本论”。因为“三克”强调的是“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认为“自由的价值高于平等”。 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自由下，才能获得相对的平等。人的智商（能力、机会等）差异很大，这世界怎麽可能有绝对的平等。最高喊平等的共产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实行计划经济，结果不仅阉割了生产力，导致整个社会赤贫，同时制造了政治特权阶级，把所有公民变成奴隶，成为最不公平、最残酷的社会。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认为资本带来利润，利润代表剥削，由此推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罪恶的。但他无视的是，没有利润，就不会有人去发明创造。取消了利润，就等于取消了产品（动机）、取消了市场。最后大家一起受穷。 投资高回报是经济之轴 今天这本“新资本论”洋洋洒洒七百页，也是全篇围绕著“平等”，集中论述了一个理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投资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化，也就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社会严重贫富不均。 “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是事实，这不仅没有错，而恰恰是刺激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只有回报率超过靠自己劳动挣的钱，人们才会去投资；而工厂得到大家投资（集资）的钱，才更能发展（包括雇更多的人），于是繁荣起来，大家人人获益。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新资本论”的作者刻意（故意）只强调富人投资，回报巨大，于是加倍地富。但他回避的是，并不只有富人可以投资，而是人人都可以投资。哪怕你只挣一百块钱，也可以省下50块去投资，赚回五百块，五千块。美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有投资。任何人愿意去学习、去研究，愿意冒风险，都可以去赚那个超过自己薪水的投资回报。这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 两年前美国公布的最富有400人，全部是靠投资发财，无一人是靠薪水。这当然导致贫富差距，但这是最公平的差距，因为投资者投入了智慧，投入了心血。你想今天花两小时看NBA，明天彻夜看世界足球杯，后天就成巴菲特了，那就做梦吧。 惩罚勤奋 奖励懒惰 你说这世界就是不平等，张三他爹给他留下一百万，他拿去又投房地产，又投什麽苹果、古狗的，结果几年一眨眼，他变千万富翁了。可我是单身母亲养大，连爹都没有过。我做公务员年薪五万，除了养活老婆孩子加老母，勒裤带一年能剩一万存银行就不错了，结果我到死也没有一百万，怎麽可能在财富上跟张三平起平坐？这实在太不平等了。所以张三他爹死的时候，国家就应该把张三爹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遗产税），重新分配。这样我们这些没爹的孩子才可以跟张三平等，这样做才是一个有公义的社会。 这话好像正确无比，这正是“新资本论”的核心理论。真的，经济学实际上一点都不难，那本英文近700页的砖头，就是用一大堆数字，证明你上面那顿抱怨（所以你稍微动一点脑，也成一个经济学家了），然后皮克迪教授就按照你的意思，指明了让全球变成公义社会的道路∶对那些巨富们，除了在本国纳税以外，还应在全球再徵税。而且，对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应该再收80%的处罚税。也就是说，高收入有罪，必须罚款。 我们就算他那“全球徵税”的天方夜谭可以实施，就该对那个脑筋超智的张三惩罚一下。于是张三死的时候，那一千万自己花掉一百万，被罚了八百万，剩下的又被全球稽查队给搜了去。结果呢，他儿子得到的遗产，就跟你儿子的差不多了。终于人人平等啦，你儿子很高兴。张三的儿子一看，我老子每天像打仗一样紧张地奋斗了一辈子，既不能吃两辈子的饭，更不能活两辈子的命，连给他儿子留点奋斗的资本都不行，而且勤奋努力是要遭罚的，所以我这辈子可不那麽傻了。于是吆喝著你儿子，哥俩一起天天彻夜看世界杯去了。结果你儿子这辈就大家平等地喝西北风了。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人都没有法国那皮大教授那麽聪明，也磨磨蹭蹭建不起什麽全球稽查队，于是全世界的人们还按照目前这种法子活著。你一看没办法，只有靠自己拼命努力，才能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张三，于是你努力学习钻研，然后信心十足地把银行那一万块拿出去投资，几年后，一万变三万，三万变十万。张三看你聪明，约你合伙投资，几年一眨眼，你还没老，也成百万富翁了，把儿子送进私立好学校。成就的自豪感让你享受幸福晚年。你儿子看老子白手起家照样发达，于是再接再厉。几年后，你儿子跟张三的儿子一起开自己的游艇去欧洲旅游了。 与此同时，李四更牛，从他爹那儿继承了两百万，可就是好吃懒做又炫耀，结果不到几年，把家底挥霍个精光。当你挑灯努力终成百万富翁的时候，他跟你赤条条来人间时一样无产了。此时，法国皮大教授举著“新资本论”来了，必须把你那一百万分给李四和他儿子五十万，这样才平等，这样的社会才真正有公义。 左派要主宰他人命运 左派经济学家比较“深刻”，专能站在高尚无比的道德灯塔上，洋洋洒洒地写人类无法实现（一尝试就下地狱）的理论。上面那种农民式的大白话，不是我的发明，是我从“浅薄”的右派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由于实在是太浅，却哪儿实践哪儿发达，所以我只是随便翻翻他们的书，就时不时很认真地相信自己是经济学家了。 其实你比我更聪明，你是去随便翻翻这“深刻”的西方左盲经济学家的巨著，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多麽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你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大白话，远比这西方一流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更“中用”。 这本“新资本论”典型地展示了西方左派的最可恶之处，那就是∶真正解决贫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绝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那个全球资本徵税的办法，不是睁眼胡说吗），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权力”——通过张扬“我是好人，我是同情穷人的人，我是站在道德高地的救世主”来撩拨大众那永远感性超过理性的神经，结果就是，左派进白宫，左派掌控媒体，左派享受主宰他人命运的权力！ 如果没有前车之鉴，这一切尚可理解，尽管它逆人的天性，逆生物生存的自然，逆人的生活常识。但在有了如此惨痛的前车之鉴，在共产主义的幸存者不仅还没死光，北韩还在继续制造的情况下，西方左疯们就又搬出马克思的魔鬼理论，实在是不可饶恕之恶。 2014年6月26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2009 年《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死亡”侧记
何清涟 一、程晓农多年来为何没写这段故事？ 二、我与陈一谘打交道亲历的两件事 三、陈一谘“再回家“治病之路 四、“铁哥们”何维凌评述陈一谘的用人之道与友道 五、劫后余感 2009年10月，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享有盛誉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停刊，已经印好的2009年秋季号（第三期）成为未发行出去的杂志。同名杂志一年后复刊，只是国内读者再未见过，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死亡”。 程晓农为这本杂志尽了许多力，花时甚巨，甚至耽误了其博士论文的写作，直至杂志停刊后他才完成论文写作及答辩。这点，竟然被于大海、李少民及茉莉等人用作攻击的口实，太过无聊且无耻。从1998年程晓农确定向国内拓展的路线之后，我作为这家杂志在国内拓展的关键人物之一、编委，长期为这个杂志付出大量心力，我认为我有义务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一文中的陈述，只是那黑幕故事的二、三成而已。作为该事件最深的受害人，程晓农能够将这段经历写得如此波澜不惊，哀而不怨，伤而不怒，是他的修养。 但是，我觉得还有些未尽的话，即使不能一吐为快，我也得写一些出来，以解读者之疑。 一、程晓农多年来为何没写这段故事？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死亡”之后，国内多有人向晓农打听此事，每听他在电话里与人谈及此事，我就烦闷。算下来，这些年来，我至少曾有五次非常认真地要求他写出此事经过始末。说“认真”，乃因我写了纸条，上面记有我认为为何必须要写的理由，与他专门抽出时间谈这事。但他都没写。写作此事经过让人不快，并非主要原因，而是外界一直有人在“劝说”（实为阻止）。事件发生之后，体改所的旧同事当中有人劝告，老陈是体改所的创办人、旗帜，如果要写，会伤害体改所的形象，当然也包括很多同事的感情，这些同事都以曾在国家体改所工作过为荣。2014年，陈一谘死后，又有人来劝说，人死恩怨了，老陈已经走了，天大的过节也揭过去了。再则，老陈在生时你不写，死后才写，就算你写的全是真事，也会有人说你胸怀不宽。其中为难之处，晓农作为当事人，当然比我更能体会。 上述劝说不能说全无道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陈一谘确实是位代表人物，这改革又与六四事件相关，更有一层道义色彩。中国人又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加之民运圈内是非从来不断，不仅将自身，也将外界折磨得精疲力尽。几乎已经没人愿意再听这类纠纷与故事。因此，晓农只好打掉牙齿和血吞，让所有的委屈与愤怒烂在心里。直到2017年12月茉莉出面，抄录当年于大海的诬告状主要内容，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评述，写成“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财务黑洞”，造谣诬蔑。晓农这才动手，将当年的资料全部翻出来，择要写成“《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 如果体改所的旧同事要因此怪罪程晓农，不如去怪罪陈一谘，以及于大海、茉莉等人。因为让人负屈含冤还要默不作声，在美国OIG司法调查作出程晓农无过错结论之后还要继续造谣抹黑，天下没有这道理。 二、我与陈一谘打交道亲历的两件事 对于陈一谘，我与他交道甚少。晓农几乎也不多谈陈这个人。晓农为了杂志运作，让我承担了陈一谘先后以女儿与妻子名义承担的工作。本人研究、写作、家务已经累得不可开交，还要为他做这部分工作，而陈视为理所当然，从未表示过谢意。我有时会对晓农发几句牢骚，他总是安抚说：老陈生病，时日不久，你就算帮我的忙吧。我则一忍再忍，前后为陈做义工长达七年。 真正认识到陈的不讲道理，是在2009年他设计知识产权陷阱陷害晓农的过程中。为了让晓农承担未获各电视台允许而发行晓农应他反复恳求而主持制作的文献片的法律后果，2009年5月间，他要求晓农去纽约与八位他委托的民运人士会谈。一个人的能力，不在于其拥有多少资源，更体现在其动员资源的能力上。当时接获陈的一位（女）旧部这一电话通知之后，我想起了“虎倒余威在“这句老话。这八位人士，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由于担心晓农个人应付不了这么多人，我以中心董事与杂志编委的身份陪他一道前往。 当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必须要依据美国知识产权法规、在获得各电视台授权之后才能发行这部所谓纪录片。王军涛赞成这样做，认为在美国，必须遵从美国法律。紧接着有个情节可以说明陈一谘的不讲理。他的忠实随从王SJ在电话向陈请示后讲了一番话：“老陈说，使用这些电视台的录相不说明来源，是合法的。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向老陈说了，根据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凡电视台制作的片子公开播放三次以上，产权就归社会共有，可以自由使用。”我当时就向这位王先生提出：既然有这样的法规存在，事情就非常好解决。请老陈将那位记者的电话与电邮告知我们，我们与他联系，向他打听，这条法规在何处可找到。或者，请老陈问好法规出处后告诉我们，以供我们查询。”王再次打电话请示陈，然后告知我们：“老陈说了，美国记者说过的话非常靠得住，不需要查询，纪录片的发行必须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 程晓农是当代研究中心的执行局主席、法人代表，如果有什么知识产权纠纷，自然由程晓农负全部法律责任。中心的经费有限，专款专用，届时连律师费用都将由晓农个人负责。考虑到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在赴纽约与这八位人士见面之前，程晓农及参与纪录片制作的另外两位董事已经做了决定，如果陈一谘一定要坚持在未获各电视台允准的情况下发行这部“纪录片”，我们将通过律师将此纪录片的所有权益移交给当时由陈一谘任法人代表的胡赵基金会或者其他由陈一谘指定的机构。因此，在王SJ代表陈一谘表态之后，晓农向王表达了这一共同决定，请他转告陈。八位当中的其他几位，也觉得无可再谈。 这次会面后，表面上安静了三个月左右。八月某日，我突然接到一位董事的电话，说要向晓农转告陈一谘的意见与几条建议。当时晓农不在家，电话由我代接。这位董事转达的意见如下：“程晓农必须就纪录片一事向陈一谘认错，写个认错书，老陈就既往不究了“。我听后当即表示：“这件事情上，错的是陈一谘，不是程晓农。要写认错书，应该是陈一谘，不是程晓农”。这位董事软言劝说：“就写个认错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然，老陈说要撤销程晓农的当代中国研究主编职务。晓农就委屈求全吧”。我回答说：“撤销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主编职务，应该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做出的任何决定，程晓农都会遵守。这事不是由陈一谘个人说了算”。 这位董事继续劝说，提出三条建议： “一、老陈这个人擅长权力斗争。过去这些年，他想整谁，谁就会倒霉，晓农是斗不过他的，识事务者为俊杰。老陈身体也不好，不能生气，你们就让着老陈，给他一点面子吧。第二，打官司，要花很多钱。你们应该知道，老陈背后有支持，你们那点钱，根本陪不起。第三，老陈的动员能力很强，完全可以发动网络大字报攻势，让你们非常狼狈，到时候你们根本说不清楚。老陈还让我转达，如果程晓农不认错，他一定要将程晓农送进美国的牢房里。” 我当即表示：“正因为陈一谘擅长搞权力斗争，这种别人没有任何错处，但为了老陈的面子也要认错的认错书决不能写，否则就会成为把柄捏在陈的手里，他想整人就拿出来晃一下，不明就里的人还当成真事了。我听说过他擅长整人，也知道他过去在中国，出国后在民运圈的故事，确实是战无不胜。但这是在美国，美国是法治国家，大有美国法律，中有NED规则，小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章程。我们就按法律走吧。如果他能证明晓农触犯美国法律，法院判决是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受”。 几天以后，有朋友转来陈一谘到处散发的诬陷信。涉及的内容均属捏造。我们当即给陈一谘发函，让他将那封诬陷信直接发给我们，我们将请律师提告。如果不寄给我们，就必须立即停止散发，在10月份原定召开的董事会内部讨论。我有一封在董事会内部给陈一谘的公开信，一一驳斥了他的诬陷与不实之词，要求他道歉。其中他诬说我与程晓农开夫妻店牟利，我则将他女儿与妻子的工作合同出示，表明我从未领取他以其女儿与妻子的名义签订工作合同的那部分工作报酬，这部分工作报酬实际上被他长期占用。这一情况，见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http://yangl3.sg-host.com/2017/12/28/2009-cmc-crisis/） 这次董事会的情况，晓农在文中已经讲明，但我还想补充一句，那位奉命打电话转述陈一谘意见及建议的董事在退出董事会后对晓农说了一句：“这次是老陈赢了，但赢得身败名裂。” 三、陈一谘的“回家”治病之路 海外民运的内斗从未断过。互相攻击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特务，二是贪污。不少人含冤莫白，成为人生中一大痛事。因此，今年茉莉成为于大海的枪，出面攻击程晓农的“腐败”“时，我很庆幸2009年做出的选择：从陈一谘构陷开始，每一步都走司法途径。在关于知识产权陷害时，请的是版权律师；在资料交接过程中，由双方律师接洽移交；在应对于大海代表CMC提告的两场诉讼中，我们都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走。于的刑事诉讼移交国务院OIG，最后，通过 OIG将近一年半的调查，还了程晓农清白。我当然知道这事让陈一谘极不痛快，据说除了六四之外，陈一谘在权力斗争中很少失败。因此，我猜想，从OIG宣布不予立案、程晓农未能如他之愿被“送进美国的牢房”之后，他的心情不会好，这种郁闷会一直持续到2014年他死去之时。 我一直想探究陈一谘缘何谋划知识产权陷阱来陷害程晓农在先，继之又动用一切力量，想用构陷与罗织罪名的方式将程晓农“送进监狱”。从私交来说，这么多年来，程晓农为他做了很多事，包括让我义务为其打工以便陈一谘取酬。有人说过，陈一谘这人是政治动物（好听的说法是精于政治谋略），但能够将事情做到这种恶劣的地步，应该另有原因。 当时，有关陈一谘“回国治病”的各种传说沸沸扬扬，有文字为证并且是正面阐述的有这么几篇，按时间先后罗列于下： 《陈一谘拒签“保证书“ 斥胡锦涛教条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4日，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241828.shtml ）这篇文章是博讯转载。文章要点是：香港朱耀明等人为海外流亡人士发起一个“我要回家运动”，并拟出版一本以《再回家》为题的书。该书的采访队于2009年初到美国洛杉矶探望病中的陈一谘。当时陈透露，他曾透过曾庆红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转达信函﹐表示希望回国治病。曾庆红知道他病情这么重之后也同意转达﹐药费也可以考虑代为筹谋﹐不过胡锦涛方面其后向陈一咨在北京的女儿表示﹐陈要先写保证书﹐同意不参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动才可回国。此后，海外中文媒体也持续以此为报道主题，比如自由亚洲电台曾发表《洛民运界促当局允陈一谘返国求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2009年11月5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hen-11052009095227.html） 我们关注到这类消息，多少也有点理解为什么会发生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被破坏事件。但想归想，却不想就这事公开谈论。“哀兵必胜”，一个昔年的改革重镇级人物、如今70多岁且身负重病，希望回国治疗，并希望当局解决昂贵的医药费用，不管怎样，其情可悯。但我们不谈，别人会猜测，为了维护陈一谘的“改革重镇”之光辉形象，在陈生命最后几年，与陈同居一城、往还甚密的草庵居士写了一篇《关于陈一咨先生申请回国治病一事的澄清》（独立评论，2014年4月17日，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2221 ，草庵居士文章中用的是陈一咨，为不发生混乱，我统统改成陈一谘），概述了2007年陈一谘患病之后申请回国治病的一些情况：”2008年，陈先生的中国一些故旧部下计划之中国北京或上海为陈先生寻找一个可以安身治病的优美之地，同时方便采取中医治疗“，该文附有陈一谘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签名信（经晓农查对，签名出自陈手），以及陈一谘“写给曾庆红先生的信件原件（与本文无关的部分有删节）”。草庵还说，“曾庆红签署意见请胡锦涛考虑安排陈一咨回国治疗事宜。习近平未做任何意见签署，但对转送此信的本居士原部下夏X龙带来口信，如果（政治局）公开讨论，不会反对，可以根据情况尽量安排资金和医生。” 草庵在该文最后结尾声明：“在此过程中，陈一谘先生从未因为期望返国治病而写过任何有辱自身人格的悔过书，更未为了回国治疗而放弃原则祈求任何人，更未从事所谓的为了自己的性命而出卖台湾及美国利益”。其中，独独没有提到《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被破坏一事。也许，作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创办人，陈一谘从未将这个中心与这本杂志当作社会公器，而视之为私家领地。在陈一谘申请回国养病的同一年，他亲手毁坏这本由程晓农苦心主办了12年的杂志，似乎是抱着梁武帝的心情。公元549年，建康城被攻破，梁武帝被囚于台城。面对国灭身囚之境，梁武帝完全无视黎民百姓的生死哀痛，只是漠然地说了一句，“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四、“铁哥们”何维凌评述陈一谘的用人之道与友道 陈一谘在2009年破坏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行为实在不堪。但我毕竟是学者，一生阅历可算丰富，知道人在得志与没落时的表现不会一样，但本性却不会大变。也因此，我后来很关心陈一谘当年的朋友、旧部对陈的公开评价。各种私下评价虽然很多，但只要没写成文字，我都忽略不计，也不会在此文中引用。一位朋友为晓农寄来了一本《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香港大风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何维凌手稿》），算是让我了解了陈一谘青壮年时期的为人处世。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代且与京城多少有些联系的人，大都会知道何维凌这个多少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神秘来自于他是邓小平长公子邓朴方的密友，他的重要在于两点，一是他利用这邓公子这一特殊关系，为中青年改革者们与体制内高层的沟通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二是在于他是京城中青年改革派的一个灵魂人物。他担任过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其一生事业与陈一谘交叉之处甚多。这本传说中的遗稿，由其朋友黄晓京整理，另一朋友王小强在香港的大风出版社出版，其前妻秦燕亲笔书写《何维凌生死书》为序，真实性不容怀疑。全书涉及陈一谘的笔墨甚多，通篇看完，何维凌对陈一谘的能力、开创性都有较高评价，但也不回避他的性格弱点。其中我注意到与陈一谘“友道”有关的两段话： 一段出现在《何维凌手稿》第13章（第239页-240页），这一章几乎是为陈一谘开辟的专章。何维凌谈到，“谘先生有收拢人才的真本领”，在“拢人的时候 ，他真能做到礼贤下士，也真能做到待人宽以约。然而，一旦拢过来了，关系近了，成了圈内人了，就立即出现了反比效应。看别人的缺点过多，察得细、察得紧，……”，“以察察之明待之，不仅起不了关心的效果，而且会造成误解乃至反感。王彦经常说：‘老陈就是爱搞远交近攻，谁跟他越近，对他越好，就越得不到好果子吃’。也确实大致如此。特别是在谘先生一帆风顺的时候。” 另一段出现在该书最终篇第25章（第502页）。这章的主题是回忆京城中青年改革派聚散离合中的合与斗：“中国人喜欢聚，但一聚就斗，斗了必然散，散了又想聚，聚了还得斗，如此循环往复，乃致无穷。”整篇文字不免沧桑之感，但写得克制。只是写到陈一谘，何维凌还是忍不住要说道几句：“陈一谘大概早就想通了，他认为人的一生，朋友是经常要更换的。早年文革中一位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樊立勤，对这个观点，大不以为然。……樊立勤曾就此劝我，慎重择友；但我却当作耳旁风。” 我看到这些话，忍不住划上红道让晓农观看，问他认不认识王彦与樊立勤，或者听到过陈的老友对陈的类似评价。但晓农与陈在国内的关系就是普通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私人交往，陈一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程晓农是该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他不认识陈的这些老朋友（他们自称为“老八队”成员，仿李自成义军的称呼），他当然也无从听到这些考评。 五、劫后余感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这一事件，所涉及的当然不止晓农文中所述的人与事，我们不仅眼看着一棵亲手浇灌的小树在硕果累累时被拦腰砍伐，还要承受各种精神压力与诉讼负担。但即使在茉莉那篇严重歪曲事实的“财务黑洞”发表之后，晓农仍然坚持只在讲述中谈及与财务相关的事情，以及事情相关的结果，其余的人与事均不再涉及。我充分理解这一点，董事们大都是体面人，被迫搅在这件极不体面的事情中，已经很感委屈了。但我还是想说一句，在这场风波中卷入很深的除了于大海、李少民之外，还有那么一位复旦校友，一篇文章都没编过，却迅速地挂上陈一谘封赏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副主编头衔，以此名义到处招摇。不幸的是，在这位人士的利用价值丧失之后，他被该中心现任负责人踢出门外。这位人士曾私下向晓农两次道歉。但我认为，这种丧失原则、唯利是图的人不值得为友。 民运中内斗不断是常事，我作为旁观者都深感疲累。在此郑重向海外民运人士认真建议：今后凡涉及所谓”腐败”指控时，如果有可能，建议他们走司法途径解决，以免背上不明不白的污名。回溯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这种内斗，几乎是中国政治活动尤其是中共及中共体制培养的政治反对活动中的常青戏码。韦君宜女士晚年反思自己一生革命经历，在《思痛录》增订版“结语”中痛陈：“还有不能忘记也不能释怀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带给他们的多少磨难，因而后悔走上所谓革命道路。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中共革命的参加与支持者，与中共政权培养的不少反对者，是精神特质上的同构物。我与晓农对此深有同感：只要我们还在坚持对中共的批评，来自所谓昔日“同道“的伤害，几乎就是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宿命。 1940年代出生的人，无论在朝在野，基本都退出中国的舞台中心；1950年代出生的人，也行将退出这个嘈杂不堪的舞台。但愿这两个年代的人，除了进行内斗之外，还能留下更多的正面遗产。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