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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死亡”侧记
何清涟 一、程晓农多年来为何没写这段故事？ 二、我与陈一谘打交道亲历的两件事 三、陈一谘“再回家“治病之路 四、“铁哥们”何维凌评述陈一谘的用人之道与友道 五、劫后余感 2009年10月，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享有盛誉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停刊，已经印好的2009年秋季号（第三期）成为未发行出去的杂志。同名杂志一年后复刊，只是国内读者再未见过，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死亡”。 程晓农为这本杂志尽了许多力，花时甚巨，甚至耽误了其博士论文的写作，直至杂志停刊后他才完成论文写作及答辩。这点，竟然被于大海、李少民及茉莉等人用作攻击的口实，太过无聊且无耻。从1998年程晓农确定向国内拓展的路线之后，我作为这家杂志在国内拓展的关键人物之一、编委，长期为这个杂志付出大量心力，我认为我有义务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一文中的陈述，只是那黑幕故事的二、三成而已。作为该事件最深的受害人，程晓农能够将这段经历写得如此波澜不惊，哀而不怨，伤而不怒，是他的修养。 但是，我觉得还有些未尽的话，即使不能一吐为快，我也得写一些出来，以解读者之疑。 一、程晓农多年来为何没写这段故事？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死亡”之后，国内多有人向晓农打听此事，每听他在电话里与人谈及此事，我就烦闷。算下来，这些年来，我至少曾有五次非常认真地要求他写出此事经过始末。说“认真”，乃因我写了纸条，上面记有我认为为何必须要写的理由，与他专门抽出时间谈这事。但他都没写。写作此事经过让人不快，并非主要原因，而是外界一直有人在“劝说”（实为阻止）。事件发生之后，体改所的旧同事当中有人劝告，老陈是体改所的创办人、旗帜，如果要写，会伤害体改所的形象，当然也包括很多同事的感情，这些同事都以曾在国家体改所工作过为荣。2014年，陈一谘死后，又有人来劝说，人死恩怨了，老陈已经走了，天大的过节也揭过去了。再则，老陈在生时你不写，死后才写，就算你写的全是真事，也会有人说你胸怀不宽。其中为难之处，晓农作为当事人，当然比我更能体会。 上述劝说不能说全无道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陈一谘确实是位代表人物，这改革又与六四事件相关，更有一层道义色彩。中国人又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加之民运圈内是非从来不断，不仅将自身，也将外界折磨得精疲力尽。几乎已经没人愿意再听这类纠纷与故事。因此，晓农只好打掉牙齿和血吞，让所有的委屈与愤怒烂在心里。直到2017年12月茉莉出面，抄录当年于大海的诬告状主要内容，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评述，写成“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财务黑洞”，造谣诬蔑。晓农这才动手，将当年的资料全部翻出来，择要写成“《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 如果体改所的旧同事要因此怪罪程晓农，不如去怪罪陈一谘，以及于大海、茉莉等人。因为让人负屈含冤还要默不作声，在美国OIG司法调查作出程晓农无过错结论之后还要继续造谣抹黑，天下没有这道理。 二、我与陈一谘打交道亲历的两件事 对于陈一谘，我与他交道甚少。晓农几乎也不多谈陈这个人。晓农为了杂志运作，让我承担了陈一谘先后以女儿与妻子名义承担的工作。本人研究、写作、家务已经累得不可开交，还要为他做这部分工作，而陈视为理所当然，从未表示过谢意。我有时会对晓农发几句牢骚，他总是安抚说：老陈生病，时日不久，你就算帮我的忙吧。我则一忍再忍，前后为陈做义工长达七年。 真正认识到陈的不讲道理，是在2009年他设计知识产权陷阱陷害晓农的过程中。为了让晓农承担未获各电视台允许而发行晓农应他反复恳求而主持制作的文献片的法律后果，2009年5月间，他要求晓农去纽约与八位他委托的民运人士会谈。一个人的能力，不在于其拥有多少资源，更体现在其动员资源的能力上。当时接获陈的一位（女）旧部这一电话通知之后，我想起了“虎倒余威在“这句老话。这八位人士，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由于担心晓农个人应付不了这么多人，我以中心董事与杂志编委的身份陪他一道前往。 当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必须要依据美国知识产权法规、在获得各电视台授权之后才能发行这部所谓纪录片。王军涛赞成这样做，认为在美国，必须遵从美国法律。紧接着有个情节可以说明陈一谘的不讲理。他的忠实随从王SJ在电话向陈请示后讲了一番话：“老陈说，使用这些电视台的录相不说明来源，是合法的。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向老陈说了，根据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凡电视台制作的片子公开播放三次以上，产权就归社会共有，可以自由使用。”我当时就向这位王先生提出：既然有这样的法规存在，事情就非常好解决。请老陈将那位记者的电话与电邮告知我们，我们与他联系，向他打听，这条法规在何处可找到。或者，请老陈问好法规出处后告诉我们，以供我们查询。”王再次打电话请示陈，然后告知我们：“老陈说了，美国记者说过的话非常靠得住，不需要查询，纪录片的发行必须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 程晓农是当代研究中心的执行局主席、法人代表，如果有什么知识产权纠纷，自然由程晓农负全部法律责任。中心的经费有限，专款专用，届时连律师费用都将由晓农个人负责。考虑到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在赴纽约与这八位人士见面之前，程晓农及参与纪录片制作的另外两位董事已经做了决定，如果陈一谘一定要坚持在未获各电视台允准的情况下发行这部“纪录片”，我们将通过律师将此纪录片的所有权益移交给当时由陈一谘任法人代表的胡赵基金会或者其他由陈一谘指定的机构。因此，在王SJ代表陈一谘表态之后，晓农向王表达了这一共同决定，请他转告陈。八位当中的其他几位，也觉得无可再谈。 这次会面后，表面上安静了三个月左右。八月某日，我突然接到一位董事的电话，说要向晓农转告陈一谘的意见与几条建议。当时晓农不在家，电话由我代接。这位董事转达的意见如下：“程晓农必须就纪录片一事向陈一谘认错，写个认错书，老陈就既往不究了“。我听后当即表示：“这件事情上，错的是陈一谘，不是程晓农。要写认错书，应该是陈一谘，不是程晓农”。这位董事软言劝说：“就写个认错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然，老陈说要撤销程晓农的当代中国研究主编职务。晓农就委屈求全吧”。我回答说：“撤销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主编职务，应该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做出的任何决定，程晓农都会遵守。这事不是由陈一谘个人说了算”。 这位董事继续劝说，提出三条建议： “一、老陈这个人擅长权力斗争。过去这些年，他想整谁，谁就会倒霉，晓农是斗不过他的，识事务者为俊杰。老陈身体也不好，不能生气，你们就让着老陈，给他一点面子吧。第二，打官司，要花很多钱。你们应该知道，老陈背后有支持，你们那点钱，根本陪不起。第三，老陈的动员能力很强，完全可以发动网络大字报攻势，让你们非常狼狈，到时候你们根本说不清楚。老陈还让我转达，如果程晓农不认错，他一定要将程晓农送进美国的牢房里。” 我当即表示：“正因为陈一谘擅长搞权力斗争，这种别人没有任何错处，但为了老陈的面子也要认错的认错书决不能写，否则就会成为把柄捏在陈的手里，他想整人就拿出来晃一下，不明就里的人还当成真事了。我听说过他擅长整人，也知道他过去在中国，出国后在民运圈的故事，确实是战无不胜。但这是在美国，美国是法治国家，大有美国法律，中有NED规则，小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章程。我们就按法律走吧。如果他能证明晓农触犯美国法律，法院判决是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受”。 几天以后，有朋友转来陈一谘到处散发的诬陷信。涉及的内容均属捏造。我们当即给陈一谘发函，让他将那封诬陷信直接发给我们，我们将请律师提告。如果不寄给我们，就必须立即停止散发，在10月份原定召开的董事会内部讨论。我有一封在董事会内部给陈一谘的公开信，一一驳斥了他的诬陷与不实之词，要求他道歉。其中他诬说我与程晓农开夫妻店牟利，我则将他女儿与妻子的工作合同出示，表明我从未领取他以其女儿与妻子的名义签订工作合同的那部分工作报酬，这部分工作报酬实际上被他长期占用。这一情况，见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http://yangl3.sg-host.com/2017/12/28/2009-cmc-crisis/） 这次董事会的情况，晓农在文中已经讲明，但我还想补充一句，那位奉命打电话转述陈一谘意见及建议的董事在退出董事会后对晓农说了一句：“这次是老陈赢了，但赢得身败名裂。” 三、陈一谘的“回家”治病之路 海外民运的内斗从未断过。互相攻击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特务，二是贪污。不少人含冤莫白，成为人生中一大痛事。因此，今年茉莉成为于大海的枪，出面攻击程晓农的“腐败”“时，我很庆幸2009年做出的选择：从陈一谘构陷开始，每一步都走司法途径。在关于知识产权陷害时，请的是版权律师；在资料交接过程中，由双方律师接洽移交；在应对于大海代表CMC提告的两场诉讼中，我们都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走。于的刑事诉讼移交国务院OIG，最后，通过 OIG将近一年半的调查，还了程晓农清白。我当然知道这事让陈一谘极不痛快，据说除了六四之外，陈一谘在权力斗争中很少失败。因此，我猜想，从OIG宣布不予立案、程晓农未能如他之愿被“送进美国的牢房”之后，他的心情不会好，这种郁闷会一直持续到2014年他死去之时。 我一直想探究陈一谘缘何谋划知识产权陷阱来陷害程晓农在先，继之又动用一切力量，想用构陷与罗织罪名的方式将程晓农“送进监狱”。从私交来说，这么多年来，程晓农为他做了很多事，包括让我义务为其打工以便陈一谘取酬。有人说过，陈一谘这人是政治动物（好听的说法是精于政治谋略），但能够将事情做到这种恶劣的地步，应该另有原因。 当时，有关陈一谘“回国治病”的各种传说沸沸扬扬，有文字为证并且是正面阐述的有这么几篇，按时间先后罗列于下： 《陈一谘拒签“保证书“ 斥胡锦涛教条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4日，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241828.shtml ）这篇文章是博讯转载。文章要点是：香港朱耀明等人为海外流亡人士发起一个“我要回家运动”，并拟出版一本以《再回家》为题的书。该书的采访队于2009年初到美国洛杉矶探望病中的陈一谘。当时陈透露，他曾透过曾庆红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转达信函﹐表示希望回国治病。曾庆红知道他病情这么重之后也同意转达﹐药费也可以考虑代为筹谋﹐不过胡锦涛方面其后向陈一咨在北京的女儿表示﹐陈要先写保证书﹐同意不参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动才可回国。此后，海外中文媒体也持续以此为报道主题，比如自由亚洲电台曾发表《洛民运界促当局允陈一谘返国求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2009年11月5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hen-11052009095227.html） 我们关注到这类消息，多少也有点理解为什么会发生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被破坏事件。但想归想，却不想就这事公开谈论。“哀兵必胜”，一个昔年的改革重镇级人物、如今70多岁且身负重病，希望回国治疗，并希望当局解决昂贵的医药费用，不管怎样，其情可悯。但我们不谈，别人会猜测，为了维护陈一谘的“改革重镇”之光辉形象，在陈生命最后几年，与陈同居一城、往还甚密的草庵居士写了一篇《关于陈一咨先生申请回国治病一事的澄清》（独立评论，2014年4月17日，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2221 ，草庵居士文章中用的是陈一咨，为不发生混乱，我统统改成陈一谘），概述了2007年陈一谘患病之后申请回国治病的一些情况：”2008年，陈先生的中国一些故旧部下计划之中国北京或上海为陈先生寻找一个可以安身治病的优美之地，同时方便采取中医治疗“，该文附有陈一谘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签名信（经晓农查对，签名出自陈手），以及陈一谘“写给曾庆红先生的信件原件（与本文无关的部分有删节）”。草庵还说，“曾庆红签署意见请胡锦涛考虑安排陈一咨回国治疗事宜。习近平未做任何意见签署，但对转送此信的本居士原部下夏X龙带来口信，如果（政治局）公开讨论，不会反对，可以根据情况尽量安排资金和医生。” 草庵在该文最后结尾声明：“在此过程中，陈一谘先生从未因为期望返国治病而写过任何有辱自身人格的悔过书，更未为了回国治疗而放弃原则祈求任何人，更未从事所谓的为了自己的性命而出卖台湾及美国利益”。其中，独独没有提到《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被破坏一事。也许，作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创办人，陈一谘从未将这个中心与这本杂志当作社会公器，而视之为私家领地。在陈一谘申请回国养病的同一年，他亲手毁坏这本由程晓农苦心主办了12年的杂志，似乎是抱着梁武帝的心情。公元549年，建康城被攻破，梁武帝被囚于台城。面对国灭身囚之境，梁武帝完全无视黎民百姓的生死哀痛，只是漠然地说了一句，“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四、“铁哥们”何维凌评述陈一谘的用人之道与友道 陈一谘在2009年破坏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行为实在不堪。但我毕竟是学者，一生阅历可算丰富，知道人在得志与没落时的表现不会一样，但本性却不会大变。也因此，我后来很关心陈一谘当年的朋友、旧部对陈的公开评价。各种私下评价虽然很多，但只要没写成文字，我都忽略不计，也不会在此文中引用。一位朋友为晓农寄来了一本《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香港大风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何维凌手稿》），算是让我了解了陈一谘青壮年时期的为人处世。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代且与京城多少有些联系的人，大都会知道何维凌这个多少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神秘来自于他是邓小平长公子邓朴方的密友，他的重要在于两点，一是他利用这邓公子这一特殊关系，为中青年改革者们与体制内高层的沟通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二是在于他是京城中青年改革派的一个灵魂人物。他担任过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其一生事业与陈一谘交叉之处甚多。这本传说中的遗稿，由其朋友黄晓京整理，另一朋友王小强在香港的大风出版社出版，其前妻秦燕亲笔书写《何维凌生死书》为序，真实性不容怀疑。全书涉及陈一谘的笔墨甚多，通篇看完，何维凌对陈一谘的能力、开创性都有较高评价，但也不回避他的性格弱点。其中我注意到与陈一谘“友道”有关的两段话： 一段出现在《何维凌手稿》第13章（第239页-240页），这一章几乎是为陈一谘开辟的专章。何维凌谈到，“谘先生有收拢人才的真本领”，在“拢人的时候 ，他真能做到礼贤下士，也真能做到待人宽以约。然而，一旦拢过来了，关系近了，成了圈内人了，就立即出现了反比效应。看别人的缺点过多，察得细、察得紧，……”，“以察察之明待之，不仅起不了关心的效果，而且会造成误解乃至反感。王彦经常说：‘老陈就是爱搞远交近攻，谁跟他越近，对他越好，就越得不到好果子吃’。也确实大致如此。特别是在谘先生一帆风顺的时候。” 另一段出现在该书最终篇第25章（第502页）。这章的主题是回忆京城中青年改革派聚散离合中的合与斗：“中国人喜欢聚，但一聚就斗，斗了必然散，散了又想聚，聚了还得斗，如此循环往复，乃致无穷。”整篇文字不免沧桑之感，但写得克制。只是写到陈一谘，何维凌还是忍不住要说道几句：“陈一谘大概早就想通了，他认为人的一生，朋友是经常要更换的。早年文革中一位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樊立勤，对这个观点，大不以为然。……樊立勤曾就此劝我，慎重择友；但我却当作耳旁风。” 我看到这些话，忍不住划上红道让晓农观看，问他认不认识王彦与樊立勤，或者听到过陈的老友对陈的类似评价。但晓农与陈在国内的关系就是普通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私人交往，陈一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程晓农是该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他不认识陈的这些老朋友（他们自称为“老八队”成员，仿李自成义军的称呼），他当然也无从听到这些考评。 五、劫后余感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这一事件，所涉及的当然不止晓农文中所述的人与事，我们不仅眼看着一棵亲手浇灌的小树在硕果累累时被拦腰砍伐，还要承受各种精神压力与诉讼负担。但即使在茉莉那篇严重歪曲事实的“财务黑洞”发表之后，晓农仍然坚持只在讲述中谈及与财务相关的事情，以及事情相关的结果，其余的人与事均不再涉及。我充分理解这一点，董事们大都是体面人，被迫搅在这件极不体面的事情中，已经很感委屈了。但我还是想说一句，在这场风波中卷入很深的除了于大海、李少民之外，还有那么一位复旦校友，一篇文章都没编过，却迅速地挂上陈一谘封赏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副主编头衔，以此名义到处招摇。不幸的是，在这位人士的利用价值丧失之后，他被该中心现任负责人踢出门外。这位人士曾私下向晓农两次道歉。但我认为，这种丧失原则、唯利是图的人不值得为友。 民运中内斗不断是常事，我作为旁观者都深感疲累。在此郑重向海外民运人士认真建议：今后凡涉及所谓”腐败”指控时，如果有可能，建议他们走司法途径解决，以免背上不明不白的污名。回溯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这种内斗，几乎是中国政治活动尤其是中共及中共体制培养的政治反对活动中的常青戏码。韦君宜女士晚年反思自己一生革命经历，在《思痛录》增订版“结语”中痛陈：“还有不能忘记也不能释怀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带给他们的多少磨难，因而后悔走上所谓革命道路。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中共革命的参加与支持者，与中共政权培养的不少反对者，是精神特质上的同构物。我与晓农对此深有同感：只要我们还在坚持对中共的批评，来自所谓昔日“同道“的伤害，几乎就是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宿命。 1940年代出生的人，无论在朝在野，基本都退出中国的舞台中心；1950年代出生的人，也行将退出这个嘈杂不堪的舞台。但愿这两个年代的人，除了进行内斗之外，还能留下更多的正面遗产。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从巴拿马港口交易看美中政府与资本的关系
何清涟 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立即提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管辖权”，理由是中国已经控制了该运河的管理。随着口水战逐渐升温，外界终于扒出事实：川普所指的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实际是早已高度国际化的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和记集团在控制。数年前李家资本陆续撤出中国与香港，如今1.138万亿港币的资本当中有90%分散在世界各地，李家父子现均入加拿大国籍。如今这情况，无论是北京还是李氏家族，都未将长和视为中国资本。3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更有趣，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并非依靠武力，而是美国资本管理集团贝莱德收购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的港口。世人皆关注北京的愤怒，却很少去想李嘉诚为何对北京如此“绝情”。 贝莱德集团主动向白宫请缨 作为联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运咽喉”，巴拿马运河承载了全球约5%-6%的贸易货运。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最大用户，美国货运总量约占巴拿马运河运输量的73%，中国为21%。2017年，巴拿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近40家中国公司在巴拿马开展业务，涉及采矿、金融、物流和电信等多个领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北京“在运河内外日益增强的存在，使这条水道成为中美争夺势力范围的导火索”。 2024年大选落幕，川普在候任期间就宣示将“收回巴拿马运河”，防止中国控制这条战略通道，引发了美巴中三方口水仗。3月4日，川普声称，华盛顿将“收回”巴拿马运河。他指的是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集团（Black Rock）主动请缨，牵头与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已经达成交易，收购和记遍布世界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美国资本精英擅长政治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贝莱德集团主动向白宫请缨，并非该集团青睐川普总统，而是一种政治转向示好。就在去年大选前，贝莱德还是民主党的政治资助者，并且是民主党提倡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积极响应者。2018年7月，美国总统虽然是川普，但其政治控制力与影响力有限，在左派推动ESG热潮之初，贝莱德主席兼行政总裁芬克（Larry Fink）就成为领军人物，该公司发布《贝莱德ESG整合声明》（BlackRock ESG Integration Statement，），宣布在管理客户投资组合时引入ESG标准，并纳入全公司的管理流程。直到2024年11月底，大选尘埃落定之后，以德州为首的11个保守州向贝莱德等集团提出诉讼，指控该公司ESG投资策略推高能源价格，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芬克才开始回避使用“ESG”，改推“Energy Pragmatism”（能源实用主义），并公开称世界领袖仍然同时需要再生能源及油气。在川普2025年1月20日上任前，芬克与田纳西州总检察长Jonathan Skrmetti达成和解，宣告贝莱德的ESG时代结束。 贝莱德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在香港有深厚根基，持有5.08%的长江和记实业股份，8.9%的汇丰控股。就在川普政府考虑动员私营企业并与之合作来解决一些棘手的地缘政治问题之时，芬克迎合川普的需要，主动觐见川普，获得首肯后开始与李嘉诚接触，只用几星期时间就达成了前述协议。 倚中而兴的李嘉诚的身份认同已非中国 交易协议达成的消息传出，北京震怒，舆论汹汹，纷纷指责李氏卖国，不以国家为重。中共国务院港澳办3月13日转发中资媒体《大公报》评论《莫天真、勿糊涂》，狠批长和与美方这项交易。文中除斥责长和的交易是“唯利是图”“漠视国家利益”“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之外，还警告李嘉诚“想想自己的立场、站在哪一边”。 这警告对李嘉诚其实没多少用处。李嘉诚倚中而兴，这是铁的事实。当年撤资中国，也是李嘉诚精密考量得失之后做的选择。李嘉诚之所以愿意与贝莱德做这笔交易，首先是贝莱德开的价码非常优惠，长和旗下43个港口199个码头泊位及配套资产，整体出售总值约为228亿美元；其次，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成为两个大国在地缘政治相争中的标的物。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他更不想得罪后者，因为他的投资遍及世界，美国对世界的长臂管辖能力远超过中国。对李嘉诚来说，他选择套现离场，远离两国之争。更何况，李家父子均已入籍加拿大，他的身份认同就不是中国人，谴责他“卖国”，当真是隔靴抓痒。 北京对李嘉诚无计可施 中国无计可施，祭出几招，一招是让几任香港特首出面谴责，香港特首李家超就此公开发表三点看法，称社会对长和出售巴拿巴资产给美国公司有很多议论，“这些关切值得重视”，前特首梁振英也发声谴责。第二招是调查，据3月18日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政府部门已开始调查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集团计划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之事；第三招是指责李氏家族忘恩负义。中国国内媒体频频发文，指李嘉诚作为“私企”却长期依赖垄断性质的业务起家，无论是香港的地产、电力，还是海外的港口、电信，都属于社会民生的基础设施，其成功都离不开特区政府的配套支持。在中国的房地产等各种项目，当然更是中国政府的恩赐——这一指责大体切合事实。 以目前情况观之，尽管北京非常愤怒，但要想阻止这笔交易并不容易。中国的目标可能在于止损，因为在这之前，川普已签署了行政命令草案，计划向中国船只收取特别停靠费用，并敦促盟友效法，否则将遭到报复。如今贝莱德得到了这批港口，今后川普无需通过政治施压，只须凭借商业手段，比如通过加价就可打击中国贸易的竞争力。中国政府此刻更关心中国公司与长和的各种协议，贝莱德是否将推翻重来。 李嘉诚不念“国恩”给中国的教训是什么？ 中国知识界一直盛赞西方资本独立于政治，我本人在20多年以前也持此看法。了解日深之后，知道这种看法失之于肤浅。美国顶级商界精英多擅长政治投资，游说政圈是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但因为产权明晰，就算与政圈交恶也不至于有灭顶之灾。因此，美国政府对资本具有吸引力；中国资本包括李嘉诚在内地经商，都必须依赖政府（或者官员个人）才能获得关键资源，但政府对私人资本始终未脱离毛时代定下的“利用、限制、改造”这一窠臼，随时可以对私人资本巧取豪夺，马云等民营资本均难逃此厄运。换言之，中国资本必须依附政府（官员）才能生存发展壮大，但这种依附属于相互利用且缺乏安全感，一旦高层权力更替，不仅政策会随之变化，资本往往还因靠山倒台而跟着破产。这种制度环境中，李嘉诚纵成“亚洲首富”，他也只会认为这是他与北京互相利用的结果，而且高度缺乏安全感。这就是贝莱德集团主动请缨配合美国政府地缘政治之需要，而李嘉诚却罔顾中国政府的需要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一事件能够让中国政府从此放弃对私人资本的“利用、限制、改造”这一陈旧思路，立法保障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也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扁案检察官的“闹剧”
陈水扁案终於结束旷日持久的法庭辩论和审理，准备进入一审。从去年底检方公布的那份“起诉书”的煽情语言，到这次结案时两名检察官的“激情演出”，司法不专业到像演出马戏的程度，实在不是令人吃惊，而是令人震惊。 扁案的检方起诉书已经不专业到几成笑料，居然有很多与陈述事实完全无关的形容词，什麽“贪得无厌，品行甚差，大肆干政，贪婪成性，濫用权势，败坏官箴”等等。这哪是法律用语？简直是把泛蓝名嘴的煽情语言写进了起诉书。更荒唐的是，起诉书中指控陈水扁“贪污”的几个关键钱数都是空格，後遭媒体广泛质疑，新版本才补上。这不仅证明是先定罪、再找证据（钱数），也说明检方对起诉书全文都没仔细看一遍就急於公布，急於给陈水扁定罪。检方的草率和不专业，简直可进世界司法纰漏大全。 这次检方最後“论告”的不专业，像是故意和“起诉书”首尾呼应。检察官林怡君在法庭大谈良心，大批贪婪，完全是用司法专业之外的语言来辩案。谁都知道，“良心” “贪婪”等，根本不是法律用语。一个检察官，居然都不懂得“用证据说话”。至於引宋太宗的话批扁，更是荒唐。且不说宋太宗是中国最下作、残忍的皇帝之一，一个当代民主台湾的检察官，怎麽可以引用中国独裁者、残暴君王的话作为法理依据？如果必须引用，为什麽不引用现代有民主法治思想的法学专家的话？一个满脑袋中国专制皇帝语录的人，怎麽可能是称职的民主台湾的检察官？ 至於林怡君用报纸简报当法律依据，更近乎是法盲行为。在美国等法治国家，不要说检察官绝不可使用媒体报导作司法依据，即使陪审团成员，在审案期间，多被禁止看报纸电视，以防影响独立判案。作为堂堂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难道都不知道这些司法常识？ 在最後结案“论告”时，另位主任检察官林勤纲的发言更像是演戏，居然“全程边哭边说了一个多小时” “频频哽咽拭泪”（中时报导）。还“主任”呢，连最普通的检察官也应知道最基本的规矩∶法庭论辩，应是最严肃、最理性、最体现司法专业的时刻。一个检察官怎麽可以痛哭流涕？人们在其他哪个民主法治国家，看过检察官当庭哭个不停？这哪是办案，这不是马戏团演出吗？ 林勤纲竟宣称，他是在“心灵对话”。他以为这是“灵修”场合，布道会？简直无规无矩到了无边的地步。而且林勤纲像林怡君一样，也是张口不离中国皇帝，他扯的更远，居然提什麽“王莽”。早些时法官蔡守训也曾引用中国宋朝的例律来判案。这些法官、检察官，言必提中国皇朝，牢记独裁暴君的圣旨，无怪乎马政府的司法部，简直成了中国皇帝的“刑部”。 林怡君、林勤纲能做到北检的检察官，是真的不懂基本司法常识到了荒腔走板的程度？还是为了打扁而急於表现，宁可不顾基本专业操守？因为只要凶狠打扁，不仅能获得泛蓝阵营的青睐，成为媒体“名人”(中时不就说林勤纲“一炮打红”嘛) ，更可能在马政府的“刑部”运气亨通。 台湾的司法，居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拙劣表演（对岸中国不地道的时候，还得关起大门封死），实令人目瞪口呆。或许检察官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表演已经“专业”到闹剧的程度。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8月3日“曹长青专栏” 2009-08-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伊斯兰能够自我变革吗？
巴黎大屠杀发生後，伊斯兰问题再度引起全球关注。其实美国911遭恐怖袭击後，伊斯兰主义就一直是学界（甚至是美国普通民众）关心的议题。 美国到底有多少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由于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可以问宗教信仰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穆斯林团体说，美国有500万，甚至多达900万穆斯林。但一些专家学者长期追踪研究，发现这些数字偏高。 据美国知名的皮尤研究所（Pew）今年（2015）4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美国的穆斯林总共有277万，在目前美国人口3亿3千万中占0.85%。如果跟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穆斯林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在英国，穆斯林占5%，在法国已占10%。 跟美国的其它宗教相比，伊斯兰教仍处于“少数地位”，排第四位∶根据上述皮尤研究所的报告，在美国第一大是基督教，信奉者占人口78.3%，相信有上帝或更高的主宰，但无特定宗教派别的（unaffiliated）占16.4%，第二是犹太教，占1.8%，第三是佛教，占1.2%，第四是伊斯兰教，占0.9%。 一般人想到美国的穆斯林，以为就是从中东来的阿拉伯人，其实不然。据2000年佐格比（Zogby）的民调，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只有23％信伊斯兰教，其他70％以上是基督徒，其中42％是天主教徒，23％是正教徒 （Orthodox），12％是新教徒。 据上述皮尤研究所的统计，美国的穆斯林四分之一是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其余是从中东、南亚等来的移民及後裔。美国最激进的穆斯林团体The Nation of Islam不是由中东来的伊斯兰狂热者主导，而是在纽约出生的黑人牧师法拉肯（Louis Farrakhan）率领的。在电视上，不时看到法拉肯声嘶力竭地演讲，身後还站著一些他的所谓“卫队”，都是穿统一制服，他每讲几句话，这些“卫队们”就跟著吆喝助威，很像马戏团的脸谱丑角在表演。 法拉肯曾公开歌颂纳粹领袖，赞誉希特勒为“伟大的人物”。法拉肯跟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是好友，当年北约等打击利比亚时，他力挺卡扎菲。法拉肯被视为美国反犹、反同性恋、反白人的代表性人物。法拉肯甚至提出黑人要有自己的司法机构，说在美国现有的司法制度下，黑人只是挨整。今年82岁的法拉肯曾几次领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百万黑人大游行”。他被划入极端伊斯兰的强硬派行列。 在巴黎枪击案发生後，人们再次提问，穆斯林中有多少“温和派”？他们能不能给伊斯兰世界带来变革？穆斯林们是否会被伊斯兰国、毛拉们以及法拉肯这种极端者主导，继续给世界带来灾难？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尔街日报》曾邀请六位知名人士和专家（其中四位是穆斯林）对此进行了讨论。 这四位穆斯林中，有马来西亚的反对党领袖安华（Anwar Ibrahim）。马来西亚是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人口61％是穆斯林。安华曾任副总理，後因被指控同性恋行为而遭起诉判刑。西方观察家多认为这是党派斗争，在安华案审理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Paul Wolfowitz）曾联手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声援安华。戈尔和沃尔夫维兹是美国政治的两极，前者是民主党左翼，後者是共和党右翼。连他们自己也在文章说，在所有政治问题上他俩几乎都立场相左，但却一致认为，安华案应公平审理，这对马来西亚是否成为民主、多元的国家至为重要。沃尔夫维兹曾做过美国驻印尼大使，对南亚穆斯林国家情况比较了解，对安华案也一直关注。 从安华的这篇讨论文章可看出，这位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对恐怖主义、伊斯兰世界的改革等都有独到见解。他说，绝大多数的普通穆斯林，像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一样，也是重视家庭生活，祈祷和平与安全，平静地生活。而那些极端伊斯兰分子，他们反民主、反西方、反犹，自闭而不宽容，没有能力跟今天现代社会的其他社区共存。他们用杀害平民的方式谋求政治目的，不仅造成生命的丧失和亲人的痛苦，也严重伤害了真正伊斯兰教的信仰者。 安华认为，对伊斯兰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应走极端∶不是穆斯林都放弃伊斯兰教，也不是总夸赞伊斯兰文化遗产怎样辉煌，而是穆斯林社会应更强烈地谴责极端伊斯兰分子。但这还不够，穆斯林还应一致发出结束伊斯兰世界专制政权的声音，因为专制是阻止穆斯林社会和平与进步的最大障碍。安华的结论是，“球在人民一边”。 穆斯林智库创办人、曾出版《伊斯兰主义者》专著的胡森（Ed Husain）认为，他属于“温和的穆斯林”，但他不喜欢这个称号，因为这好像他的信仰打了折扣。他认为这种提法等于给了那些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宣传口实，说他们才是正统的穆斯林，而“温和的”是打了折扣的。他觉得还是称他为“正常的穆斯林”比较好。他说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也完全西化，这两者可以统一。 前巴基斯坦驻英国大使、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部主任、2010年出版了《来美国的经历∶伊斯兰的挑战》一书的阿曼特（Akbar Ahmed）也认为“温和”与“激进”的分类不怎麽好，因为这给人的感觉，多数穆斯林是好的，少数是坏蛋。 他提出“伊斯兰三阶段论”∶早期的伊斯兰处于神秘主义阶段，那个时候，在清真寺、犹太教堂、基督教会，信徒们同信一个上帝。 第二阶段是“现代主义穆斯林”（Modernist Muslim），他们试图平衡传统和现代，为伊斯兰而自豪，但却不那麽适应现代生活。这些“现代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都领导国家独立运动，如摩洛哥独立後的第一个国王，巴基斯坦的建国者等。但他们的现代化运动都失败了，因为无能和腐败。 第三个阶段，在上述“伊斯兰现代化运动失败”之际，经书主义者（Literalists）乘虚而入。他们认为，穆斯林的举止，必须符合七世纪的阿拉伯先知的教诲；伊斯兰正受到外部的挑战，必须防御；所以，虽不是所有人，但很多采取暴力行动，如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塔利班等。 上述这三类穆斯林的斗争结果，将决定伊斯兰的未来。 美国“巴尔的摩政策研究所”（PIPS）资深研究员哈米德（Tawfik Hamid）原是一名激进伊斯兰组织成员，後来觉醒，成为改革派。他认为必须清晰分开“温和”与“激进”穆斯林，才有助于支持前者，击败後者。 他认为，激进的伊斯兰不仅是恐怖主义，而且还通过清真寺的读经、讲经来传播仇恨，结果自然滋养出恐怖分子。那种经书传授，包括允阴�@\`不信伊斯兰教的人、摧残女性和同性恋者、反犹等。哈米德强调，仅仅谴责恐怖主义是不够的，穆斯林世界，还应该一致拒绝那种传播仇恨的“读经”、对《可兰经》的解释——要用武力征服不信伊斯兰的国家（圣战）、迫使他们成为穆斯林国家。是那种暴力概念的传播，喂养了圣战主义分子。 由于哈米德曾是激进伊斯兰分子，有第一手体验，所以他大声疾呼，温和穆斯林仅仅谴责恐怖主义是不够的，必须诚实地承认，伊斯兰的历史有太多的暴力和征服，清真寺的经书传授是有严重问题的。他参加讨论的文章题目就是“不要美化暴力的教科书”，强调只有正视那些弊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激进伊斯兰的问题。 四位穆斯林名家，尽管在“温和”与“激进”的定义上观点不同，却异口同声，都谴责、痛斥极端伊斯兰和恐怖主义，同时对穆斯林社会有强烈的改革愿望，提出必须先终结传播仇恨的清真寺经书讲授，才可能铲除恐怖主义。他们更强调，只有结束伊斯兰世界的专制统治，产生宽容、多元、民主的社会，和平才有保障。 这些“温和”（更是理性）的声音，代表著穆斯林世界的希望，传递著伊斯兰社会内部渴望变革的呼吁！但这些“声音”能否成为主流、主导伊斯兰世界的舆论，关键在于，也是前提条件，是结束毛拉们的政教合一统治，实行民主选举，只有宪政制度，才可能制约极端伊斯兰势力。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看在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土耳其（99%）、印尼（90%）、马来西亚（61%），以及有一亿二千万穆斯林的印度，都提供了样板和根据。跟中东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政体和社会基本稳定，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得到控制，也没有向世界输出圣战分子们。所以，归根到底，是要铲除专制政权，能让大多数温和派穆斯林发出声音、使伊斯兰这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得到重大改革。这是今後穆斯林人和世界各个种族、各种宗教徒和平相处的唯一道路。 2015年11月17日 2015-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曹长青∶工会小三与国企肥猫
台湾的华航机师罢工事件虽然暂时结束了（只是答应今後三年半内不罢工），但该企业的隐性结构问题并没得到根本解决。这个结构性，至少包括工会角色和国营属性这两大项，它们是火山下的岩浆，哪天还会爆发。 工会，在西方现代国家，越来越被视为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量。因为企业和工人就像一场婚姻，只有两者亲密无间、齐心协力，才能发展壮大。但如果中间夹了个「工会」，就像一场婚姻中有个插足的第三者（小三），情况一定会糟糕。因为这个「第三者」动不动就组织罢工，逼迫企业让步，让工人拿到更高福利和工薪，却不野 ~解雇工人；这就使企业无法在市场经济中有竞争能力，被同行打败而出局就是迟早的事。 像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前些年要破产，就因为工会一次次组织大罢工，企业被迫让步，工人福利不断增加，企业最後入不敷出。2006年美国三大汽车工人的平均年薪就已超过14万美元（当年美国大学教授平均年薪才9.6万）。但企业垮掉，大家就都失业。 张忠谋∶美国新科技公司无工会 而没有工会的企业，很多都蓬勃发展。最经典的是全球最大连锁商「沃尔玛」（Wal-Mart），其老板在创业时就立下规矩∶不要工会；招工时签约，不得组织和参加工会。沃尔玛公司现在全球员工230万人（超过有200万人的中国军队），是世界零售商之冠，其能蓬勃发展，跟至今没有工会（当然就不存在工会组织罢工）有直接关系。 台湾的大企业「台积电」的老板张忠谋也持类似看法，不赞成有工会。台积电公司占台湾经济4.1%，过去30年增长一千倍，市值增200多倍，占台股总市值18%，生产的晶片体占全球60%以上。去年美国《财富》杂�移姥∪�球公司500强，台积电名列第368名，可见其世界领先地位。 台积电的蓬勃发展与创办人不赞成工会有关。2016年张忠谋接受《天下》杂�也煞檬鼻康魉怠妹拦�科技业的成央A就因为没有工会。像谷歌、亚马逊、脸书、微软，都没有工会，英特尔跟德仪也没有工会。「我认为，他们为甚麽成央A没有工会是一个大原因！」去年张忠谋还向总统建言，美国企业要一半以上员工同意才能组工会，台湾30人即可组成工会，他认为这会对企业营运造成负面影响。 工会强大带来经济灾难 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运作中，从本质和效果上来说，工会都是一支破坏性的力量。哪里的工会势力强大，哪里的经济就会遭殃。像目前成为媒体焦点的委内瑞拉，其工会势力最强大，结果其通货膨胀率现在官方承认就高达170万%（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今年达1千万%）！欧洲国家工会势力最大的是希腊，结果它是整个欧盟中经济最糟、也是临近崩盘的国家。 欧洲最好经济之一是英国，得力於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不仅强力抑制工会，甚至跟这种左翼势力直接对抗；在工会用大罢工等阻止民营化、市场化改革时，撒切尔尔夫人毅然动用警力保护要继续上班的工人，最後打败了工会；使当时有1,300多万会员的工会，减少了400万，近三分之一，从而奠定了英国民营化、市场经济的繁荣基础。 美国的情况也类似，在上世纪高峰时，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工会成员占就业人数的39%，近年则一路下降，2016年时只占10.7%（约1,300万人），多数都是在国营领域；而在民营企业的工会成员比例已降至6.4%。 国营意味官僚、低效、经营不善 除了工会问题，华航更反映出国营企业的通病∶官僚化、效率低、经营不善。华航是1959年由政府出资建立，至今整整60年。台湾有两大航空公司，另一家是民营的长荣，两项比较，更能看出民营的优势、国企的弊端、所有制、市场经济等取向的重要性∶ 2018年前三个季度（第四季数字还没出来），华航每股盈馀0.23元，长荣是1.36元。长荣盈馀是华航的6倍！不仅前三季，前三年都如此∶2016年华航每股盈馀0.1元，长荣是0.86元，是华航8倍！2017年，华航0.4元，长荣是1.38元，又是华航3倍以上！ 甚麽问题？体制！所有制！华航与纽约通航35年，34年是亏损。任何一个民营企业都不会做这麽亏本的买卖，会早就关门大吉了。但华航能持续做下去，因为亏损的不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而是政府出钱，是全民买单，盈馀养肥了各个管理部门的要员。 为甚麽华航不能民营化？ 那为甚麽不取消官办的华航？因政府官员要坐华航，部长、院长、叫个官的，有个乌纱帽，上了华航就得优待。不要说当官的，就是官太太，华航也得罪不起，都得像对皇帝的贵妃一样，毕恭毕敬。而且华航像其他台湾的八大公股行库一样，那些董事长、总经理等，很多是政府财政部、经济部、金管会的退休高官出任，他们本身就是酬庸的「肥猫」，获得高薪；他们的权力来源不是股民，而是政府，所以他们必须听从权力者。他们只要对总统、行政院长等高官负责，而不是对企业和员工。从本性上说，华航不是真正企业，而是官办、官用、官员和他们家属享受特权的衙门机构。 取消华航，把它民营化，是根本出路。问题不是华航机师、员工、空服人员带来的，而是所有制。所以，只要华航继续是国营的、政府的，就还会不断有罢工、事故、灾难。美国总统雷根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华航的问题就在政府，就应该从政府控制中解放出来，交给民间、交给市场、交给民营；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盈利、走向乘客和员工都满意，最後才能像长荣那样，有长久的荣耀。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9年3月号 2019-03-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自由时报》报道∶曹长青认为，台湾要走美国的老路
（台湾《自由时报》记者陈钰婷/台北报道）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昨在《美国价值》、《独立的价值》两本新书发表会上表示，台湾现在要走的路，就是美国当年走的路，四大步骤包括独立建国、制定新宪法、实行总统制、强调国家认同。 这项新书发表会，前总统李登辉亲自出席致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辜宽敏、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国策顾问金美玲等独派大老均出席推荐新书。在接受曹长青赠书时，李登辉幽默地说「我要有你签名的喔！」引发哄堂大笑。 《美国价值》是曹长青将其旅美十六年对美国观察和体验所做的纪录，并以一名保守派的观点探讨这个国家的主体价值。《独立的价值》一书则是表达他作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对抗共产专制的经验，他发表了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也对西藏、新疆争取主权议题有一番阐述。 曹长青说，过去一年多来，他有机会接触很多台湾人民，成为少数能有如此经验的中国人，他深刻感受台湾人民对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渴望，台湾的名字就叫做台湾，能够和台湾人民一起目睹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过程，他感觉非常荣幸。 他说，《独立的价值》和《美国价值》二书强调的主体都是「自由的价值」，无论台湾、西藏或新疆，人民现在追求的就是结束任何外来政权的统治，他们都想要做属於他们那块土地的主人，就是自由选择的价值。 在《独立的价值》一书，他观察台湾和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认为布希和陈水扁能够连任成功，在於两人都「尊重现实」，顺应潮流；他也对泛蓝阵营提出质疑，中国的希望和幻想就在泛蓝，连宋的「政治死亡」不能拿台湾来陪葬。 他也表示，台湾的真实比统、独问题更重要，就像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在中国大陆制定的，和今天台湾的现实完全脱节，不活在真实中，只是追求虚假的意识形态，迟早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2月9日） 2004-1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中国外汇维稳付出什么代价？
何清涟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于2月1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资本净流出规模为600亿美元，不及2016年6,400亿美元净流出规模的十分之一。结论是：过去一年在遏制资本出逃方面，中国基本上取得成功，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这份报告因为是专业单项报告，因此，在列出成绩之时，未能指出中国外汇维稳付出的代价。 限制民企转移资产的背后是防止债务风险 国际金融协会报告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资本流出显著放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收紧了资本管控，加大了资金流出中国的难度。 应该说，加强资本管控是主要原因。这种管控，一是管制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这是资本外流（资本外逃）的主要管道；二是针对外资每年年终将利润汇回总部；第三种则是针对中国国内人士利用每人每年可换汇5万美元的蚂蚁搬家式换汇，增加换汇难度、减少数额是针对这种小额换汇的主要方法。 这三种方式当中，只有第一种才是扼制中国资本外流的合适应对。面对本国商界人士及资本大鳄向外大规模转移资产（不少人在国内通过发行理财产品或者举债然后套取美元），中国政府挑选了两位有深厚政治背景的民企头面人物作为打击的靶子，一位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安邦保险的掌门人吴小晖，另一位是中国首富、万达总裁王健林，据说他的公司有自江泽民以来三代新老政治局常委的家属持股，后台均是政治背景强大之人物，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及姐夫邓家贵。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之位，让其姐姐齐桥桥、习安安两家出售资产，退出商界，识相的太子党也只得纷纷离开商界，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于2014年10月从中金公司辞职。但安邦公司与王健林却从这一年开始了在海外“买买买”的资本扩张过程。 以安邦为例，截至2016年底，安邦人寿总资产达到1.45万亿元，其中，海外保险资产达9000多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60%，其中大部分资产都是在国内通过推销理财产品敛取的资金。王健林则是在国内银行大肆举债，万达公司在海外投资数百亿美元之时，其资产负债率高达70%。 安邦与万达两家的共同点都是通过大举借债套汇转移资产，将风险留给国内金融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2016年5月召开会议，命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在全国范围开展第二轮金融整顿。6月9日，吴小晖被带走调查。在吴失去自由的八个月之内，保监会空降人员已实际掌管安邦集团。到今年1月吴小晖被放出来之时，他已经失去对安邦的控制权。王健林的处境与吴小晖类似，虽然未被关押，但已不得不变卖资产偿还巨额债务，并多次公开表态，要将海外资产转回国内。 这样做的人当然不止这二位，还有其他民企资本大鳄。可以说，从2014年开始，中国民企的资本海外扩张过程，就是中国外汇资产在流失的过程，也因此，中国的资本国际流动，已经从热钱流入变成了资本流出，外汇储备面临迅速流失的危险，如果不严控，很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破裂，发生金融危机。面对负债累累、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习近平不得不提到金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更明确提出党管金融，将管制跨境资本流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吴小晖的邓府孙驸马身份、王健林的高层人脉，相比中共政权的稳定，其护身符的保护力显得相对不够。 外汇维稳的代价：国家信用受损 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巨、对国家信用伤害最大的是对外资向母公司汇回利润的管控。中国大陆外资的惯例是每到年底，必向母公司汇回部分利润。但从中国政府外汇维稳开始，汇回利润已经变得相当困难。最早发生撤资困难的是日本企业。2016年9月，日本组成一个规模前所未有、共230人参加的日本经济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与中方商谈改善经贸环境事宜，主要诉求就是希望中国政府设立专门窗口，简化日企（资）撤出手续，因为不少在华日资企业已经停办，却无法将人民币兑换成日元汇回国内。 遭遇这些的当然不止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的欧洲公司也无法将股息汇至国外，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表示，欧洲企业遭遇的支付困难“扰乱了业务运营”。台湾《财讯双周刊》2017年10月12日也报道过多家台企受中国外汇管制之苦，无法将资金汇回台湾，科技企业TPK宸鸿光电、四方精创等均在内。 面对外企的抱怨，中国政府声称，绝无不许外企汇款出境之事，只是新增了一些手续。外企公司对境外付汇包含两个环节，必须先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税款，方可到银行办理付汇。外汇管制的74号文生效之后，报税的周期拉长，从此前的一两个月延长到半年左右，因此产生一些海外供应商未能及时收款的情况。 在中国投资环境日益劣化之时，外汇管制更是影响了在华外企的信心，不少企业纷纷撤资。今年1月16日中国商务部公布2017年全年全国吸收外资情况，称外商投资增长实际使用外资877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但也不得不承认2017年吸收外资形势较为严峻。需要指出的是，“外商投资同比增长7.9%”这句话背后隐藏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因为该报告只计算了新增外资，却未计算撤走的外资。2017年，中国互联网上有篇热文：《你未必知道的外资撤离名单：4500万人或将失饭碗》，其中，日本企业投资集中之地苏州的外资撤离几乎是灾难性的，造成当地人大量失业、房地产业急剧衰落。 美国川普政府实施减税政策之后，在华美资想撤出大陆的猛增。《纽约时报》在去年12月29日曾发表《中国有条件对外企减税，防止企业将利润带回国》，这篇报道指出，随着北京试图阻止资金出逃的大潮，在去年加强的货币控制已经令在那里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怨声载道，使更多公司——可能还有个人——意图通过将资金转移出中国来减少损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捷宁(Jake Parker)说，他那里的一些成员企业已经表示想在税法改革的情况下将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带回国，而且在考虑快速行动，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遭到资本管制的风险。 从2016年8月开始，中国就一直在进行“外汇储备保卫战”。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是以资本许进不许出这种限制国际资本正常流动的方式获得的，其主要负面效应就是国家信用受损，外资进入减少及大规模撤退。不久前，刘鹤（传说今年3月将出任国务院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在达沃斯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虽然说过“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将超预期”，但考虑到他曾强调“一切金融危机都源于监管不当”，因此，在中国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未消失之前，中国的金融管控包括跨境资本管制仍将继续。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2月11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4939）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新《劳动合同法》并非迫使港资撤退的罪魁
有时候，一些看来主题鲜明且颇为热烈的讨论，其实可能已偏离论题所涉及的实质问题，考虑到这类讨论可能引致的政策后果，这种偏离值得重视。最近一场有关广东百万港资大撤离主要缘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讨论，就属于这类讨论。这场讨论有意模糊港商被迫撤资的两个主要原因：新《企业所得税法》与“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丧失信誉的困境。 其实，与新《劳动合同法》一道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还有一部法律，即新《企业所得税法》，其要点是将外资与内资税率并轨，让内外资企业最终站在税率的同一起跑线上。新税法不仅改变了税率，还将区域优惠转为产业优惠，而广东港资投资集中的几大产业基本不在税率优惠范围之内。由于“两税合一”的讨论在新税法出台之前已长达几年，诸多跨国集团与地方政府一直施加影响，主管外资的国家商务部更是力主税法改革延后，但最后新税法还是获得通过。广东港资的命运，其实早在新税法获得通过之时就已经决定。新税法将外资税率由15％左右提高到25－30％左右，而此前绝大多数港 资厂利润来源于税收优惠这一块。试想想：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行业能够获得10％左右的利润率？对此，广东省政府知道无力回天，只得声称“新税法将促使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广东省将“放水养大鱼”，意即实行新税法之后，中小港资破产撤资之势已成，广东将想方设法吸引更有实力的外资（大鱼）来广东这口“水塘”。但这次讨论“百万港资大撤退”的原因时，几乎少有媒体提及新税法对港资存活的影响，充斥媒体的竟是新税法实施之后企业如何受惠的消息，想必事关国家财源，宣传部定了主旋律。 还有一个政府与厂商都不愿意提及的原因，即以港台资本为主体的“中国制造”2007年在国际市场上信誉严重跌落。以廉价为吸引顾客亮点的“中国制造”如今在欧美市场成了“劣质品”的同义词。在中国厂商信誉处于半破产状态之时，早先源源不断的订单自然会减少甚至断流――只是这一结局，既属众多厂商咎由自取，也关系到国家体面，加之处于北京“奥运”前夕，必须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食品安全放心，因而将报导纸包子事件的记者訾北佳判刑惩罚，以堵塞国内对产品质量的批评。同时还将这种因产品质量引起的退货说成是欧美国家“构筑贸易壁垒”，以敷衍国民。这种情况下，哪有媒体敢再讨论国际市场阻击假冒伪劣的“中国制造”？ 于是，只剩下一件事情还有讨论的空间，那就是新《劳动合同法》。在这部新《劳动合同法》还未生效之前，它被媒体解读为劳动者的“保护神”，同时也被企业视为抬高经营成本的“洪水猛兽”。一些企业主对新《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的条款未雨绸缪，从2007年10月开始，深圳华为、沃尔玛等企业出现大规模“裁撤”员工事件，尤其是华为7,000多名工龄8年以上的员工为了配合企业所做出的“请辞”后再竞聘上岗，就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似乎也并未真将这部法规视为“保护神”，反而引发了拒签潮，比如2007年12月，顺德一家大型企业出现上千员工拒签劳动合同，原因是工龄计算与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有障碍。 新劳动法无疑需要完善，但保护劳工权益却不可因此废止。实际上，以透支劳工生命福利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占领市场的方式已难以为继。但因为中国政府从不认错，许多事情连亡羊补牢都难以做到，更遑论未雨绸缪。去年世界市场对“中国制造”提高了质量门槛，本应迫使中国政府与企业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但如今这种反思竟成了“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提高员工工资福利，迫使港资大撤退”，那么政府最后多半会以此为藉口保护资本而放弃提升劳工福利。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月24日，第228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为何总是失灵？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 在今年中国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表态，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将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这三点承诺针对的都是过去几年各界针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弊端的批评。但如果认为现任政府只要下决心，三方面积弊就能迎刃而解，那是对中国收入分配弊端的制度性根源缺乏了解。 一、中国财富的大蛋糕，政府切走了四分之一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政府多年都宣称要“调节收入分配”，但这种调节却总是失灵。原因无它，只是因为药不对症。 为了让读者了解劳动者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先列出一组数字：如果以中共建政初期为基期计算，政府财政收入60年间增长985倍，民众收入只增长了19倍；如果只算近15年，1995－2007年，中国的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上涨1.6倍，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上涨幅度更少，仅上涨1.2倍。 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到底有多大？请看下列数据：2002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份额高达22%，此后逐年上升，从2007年开始，这一占比高达25%以上。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每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当中，有四分之一是给政府花掉了。这样分配“蛋糕”，无论怎样，都逃不掉“国富民穷”的结果。 形成这种“国富民穷”之局，自有其制度原因： 1、公共产权收入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 在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中，上述公共生产要素的配置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权力操纵国家资源的分配，不仅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还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近20多年来中国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土地、矿产、金融、股市；暴富人群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公共资源，比如房地产商、煤老板等构成中国超级富豪的主体，贪腐官员有97%与土地有关，银行、证券行业成为腐败高发领域。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3.22%。很明显，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民众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但政府与房地产商却成为这一轮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 2、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等六大行业是国有垄断，垄断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还时常推动价格上涨。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在上一轮通胀周期里联手推动涨价、获取暴利的“故事”，至今让公众心有余悸。这些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其无关。 3、官员腐败获取的“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有人估计，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其中“灰色收入”是产生如此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至于富裕阶层占有的社会财富到底有多少，有一个让中国人伤心愤怒的数字：150万个家庭（约占全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 二、“还富于民”如何成为可能？ 再从以上所述现实与温家宝总理的“调节大政”出发，谈谈怎样才可能“还富于民”。 第1、2两点表明，政府几乎占用了全部公共资源的产权收入，分享了国企产权收入（其实也是公共资源，属于人民），从国民财富中这块蛋糕中切去了四分之一，但还是陷入“吃饭财政”的困局，全部财政收入的58%只能用于供养庞大的公务员与事业机关工作人员，政府承担的民生保障仍然严重不足。第3点则决定了官员与垄断行业的高级管理层必然成为中国富人的构成部分。在这个前提下，现在开始讨论公共资源收入与税收调节后所增加的税收如何花的问题。 第一，公共资源的产权收入是造成政府蛋糕过大的主要原因。政府能够将公共资源的产权收入让出一部分来，专门用于社会福利开支上来吗？比如象美国一样，将各地的房地产税收专门用于各地的教育开支，穷人多一点的社区再给予适当补贴，以保证他们的后代也能接受较好的教育。从中国政府近年来明知征地拆迁弄得民怨沸腾，房地产价格高度泡沫化却还要一力扶植房地产业，可见政府本身非常需要这笔收入，根本不可能规定税收的专门用途――道理很简单：政府要活下去，政府官员的福利要维持增长，在没有新税源的情况下，就得继续罗掘房地产。至于“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这愿望听起来美好，但房价如今已经将民众的口袋掏空，老百姓哪有余力聚财投资以获得“财产性收入”？就算是象前几年那样聚财投资，投放到政府做庄家的大赌场――股市里去，经验证明，95%以上的股民都血本无归。 第二，垄断行业每年都高居“纳税500强的前50名”之内，是政府着力养育扶植用来为自己“产金蛋的母鸡”。如果政府只是将调节重点放在让垄断行业将到手的“蛋糕”多切一大块上交给政府，政府却不规定这块收入专门用于民众的福利开支，比如公共医疗、贫困救济等等，结果还是政府口袋的钱多了，民众仍然什么也得不到。 可见，政府需要的是增加税收，民众需要的是税收使用的透明度，建立纳税人问责制度。否则，税收再多，也无法填满政务不公开造成的各种财政漏斗。 第三，有关“规范灰色收入”分配。在中国，“灰色收入”就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所得到的非法收入，这种收入不应该存在。但温总理特意将“灰色收入”与“非法收入”区分为两种，并在“灰色收入”前使用“规范”二字。这就大有讲究，说明“灰色收入”可以存在，只是需要“规范”而已，这等于给“腐败”开了一道合法的后门。既然政府对“灰色收入”的存在有如此觉悟，我只能引古训来预测中国的前途了。 东汉赵晔所谈的“民富国强”，与今天“国富民强”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词序不同，而是将两者何者置于优先地位的问题。“民富国强”有今天的北欧等国为证，这些国家人民富足，国家虽小也有尊严。强调“国富”有中国今天这种政府富足、人民疲弱的状况为证。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卷七》中记载了一段话：“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中的“上”指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下”指平民百姓。“ 溢”，溢出，喻富得流油之意；“漏”是指流失，漏财即被剥夺之意。中国现在就处在“富大夫”与“富仓府”的状态，“上溢而下漏”的溃败之局早已形成。 可以说，正是这种“上溢而下漏”之局，才使中国社会形成对分配公平的普遍诉求，政府置身于这种公平诉求的漩涡之中，必须做出反应，于是有了“两会”的口头承诺。至于这种承诺能否兑现，完全要看当局能否改变近年来已经定型的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府模式。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3月11日，第21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三：高行健的拙劣模仿
应该说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模仿前人或受前人影响而创作出来的。虽然“模仿”的艺术价值已经完全和原创无法比拟，但是精致、漂亮的模仿既是允许的，也是可以欣赏的，毕竟有原创能力的艺术家极少。 但我看到的高行健的几部作品，则不仅是模仿，而是把别人作品稀释化、表层化、浅薄化、庸俗化和粗劣化的模仿。高行健由于在大学里学的是法文专业，毕业后又在外文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六、七十年代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据他自己1996年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可以读到萨特主编的《新时代》（又译《现代》）。他喜欢写作，迅速把他从法文那里看到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哲学思考用在了自己的创作中。 在七、八十年代交替之际，对于在精神和情感上都已经饥饿至极的中国人来说，几乎任何不带文革火药味和共产党宣传说教味的作品都能把人感动得流泪；谁能拿出点外国式的东西则更令人耳目一新、佩服不已。在当时的中国谁能先所谓思想解放一点就是“前卫”。 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庐新华的《伤痕》等，当时能够轰动全国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再把这样的作品当成“文学杰作”就荒唐了。而高行健同类水准的作品（其实还差），在去年诺贝尔奖的公报里竟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杰作”，这可真是无与伦比的荒唐。 我以前没看过高行健的作品，但就像许多在七、八十年代爱好文学的人一样，有一个很深的高行健是现代派作家的印象。但最近读了高行健的两本小说、两个剧本和一个短篇小说之后才发现，他不仅根本不是现代派作家，连做现代派的读者和模仿者都是极差的。 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他的《车站》是模仿《等待戈多》。但由于看过《逃亡》的人很少，所以还没有注意到它简直是萨特的《间隔》的翻版。虽然86年我在《深圳青年报》发表过读《间隔》的感想文章，但时间已久，具体情节已经模糊，《等待戈多》也只剩下一个哲学概念。为了不冤枉高行健，我重新找出这两部剧。但把这四部作品摆在一起来回翻阅，然后想想这《车站》和《逃亡》的作者居然和萨特、贝克特一样得了诺贝尔奖，那荒诞感真是萨特和贝克特加起来也表现不出来。 一般模仿的作品都仅仅是在表现手法上，而不能在故事内容上；如果想表达类似的哲学思考，那么也得在选择的题材和内容上有所变化，选择不同的角度。而高行健则是从内容，到形式，到哲学观点，甚至到细节都是模仿，他哪里是模仿，简直是抄袭！而且是拙劣到不成样子的抄袭。我发现很难讲清楚那种明显是抄袭，却又完全不能类比的荒唐现象，所以只能非常粗略地比照一下： 《等待戈多》是两个流浪汉在一棵树下等待一个身份神秘的叫戈多的人来给他俩指点人生方向。但他们俩并不知道他们等的时间和地点对不对，他们也都不认识戈多。一个男孩来告诉流浪汉，戈多今天不能来了，明晚来。但第二天晚上，男孩又来告诉他们戈多明天晚上来。 《车站》是一群人星期六下午在汽车站等车，可等一辆车来了开走了，再等一辆来了又开走了，每一次车来都给他们带来希望，但每一次车都开走了。他们就这么一直等了许多年。 《等待戈多》里的流浪汉在无聊等待过程中来了主仆两人，四个人在一起进行一些单调乏味的对话，流浪汉、主人、仆人之间分别有矛盾冲突。 《车站》里的人们也在不耐烦的等待过程中，说一些无聊的话，互相斗嘴，还差点儿打起来。 《等待戈多》里的那个主人的内心独白经常带哲理。 《车站》里有个戴眼镜的也说几句像似哲理的话。 《等待戈多》里有一个流浪汉几次不想等了要离开，但最后都决定留下。 《车站》里也有人要走，可又担心万一刚走，车就来了。 《等待戈多》里后来那个主人瞎了，搀扶主人的仆人摔倒了，也带倒了主人，流浪汉们去拉他们起来，表现人类必须互相帮助的美好。 《车站》里的人们等了很多年以后，下起雨和冰雹。那些曾互相争吵的人们也开始互相帮助，显示出人间的友爱。 《等待戈多》里最后两个流浪汉决定走了，但他们还没有真走的时候剧终了。 《车站》里人们最后也一致决定要走了，他们牵著手正要走，剧终了。 《等待戈多》里有些句子是一个流浪汉说一半，另一个流浪汉接过来讲完。 《车站》里最后也是几个人说的话加在一起构成完整句子。 《等待戈多》表现的一个主题是无望的等待，找不到活著的意义，又期待著什么。 《车站》也是表现无望的等待。 《等待戈多》里的人物以为等待戈多来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没意思，但时间就在这单调重复无聊中过去了。 《车站》里的人物等汽车来是最重要的，但许多年的生命就在这烦人的等待中过去了。 但这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 《等待戈多》有深入的内心独白，读者经常会无意识地停下来想一想。 《车站》全是表面支离破碎的短句子对话，读者恨不得快点翻过去。 《等待戈多》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出两个流浪汉之间、主仆之间虽然在说话，但却无法真正交流内心，那种无奈的人类困境。 《车站》里那堆人都在说一些过于世俗的、琐细的话（这是高行健作品的最大特色之一：把一切都庸俗化），读者不是感觉困境，而是感觉烦人。 据说《等待戈多》法文原文非常漂亮，语言是该剧除了哲学意义以外的另一大特色。贝克特的一大特点是对语言极为重视。而《车站》的语言则不仅毫无特色，而是“烂透了”。 高行健另一部作品《逃亡》，则是对萨特的《间隔》的浅薄图解。公平地说，《逃亡》要比《车站》强一些，或者说精炼不少、也多一点儿内容，但它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隔》的浅薄图解和翻版。 《间隔》中主要有三个人物，两女一男，都因生前做恶死后来到地狱而无法出去。 《逃亡》中也有三个人物，两男一女，都因逃避天安门屠杀逃到一个仓库，也不敢出去。 《间隔》里的一男一女要做爱，烦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也烦他们。 《逃亡》里一模一样。 《间隔》里的男主人公想出去，又回来了。 《逃亡》里的年轻小伙子出去了，又回来了。 《间隔》里那两个女人争那个男人。 《逃亡》里那两个男人争那个女人。 《间隔》最后“三个人都一屁股坐倒在各自的座位上……” 《逃亡》最后“三人不动，静坐在污水又像是血水中。” 以上是这两部剧在形式上的相同。在形式上的不同是： 《间隔》里也有较长的独白，通过这些各自的独白读者（或观众）了解了三个人的过去。 和《车站》一样，《逃亡》里仍然只是小短句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是干什么的。高行健无论在小说还是话剧里，最差之一都是在表现人物内心上。他总是使用毫无内心活动的，表面的，浅层的人类交流方式，却又总是想表现他认为是很深刻的思想。 而在内容上，《间隔》表现的是三个人都怕别人知道自己活著时的罪恶，互相戒备。这三个人在互相烦死别人的同时又靠他人证实自己的存在，又不得不和别人呆在一起。最后发现活著时想像的地狱并不可怕，他人才是地狱。萨特在这里表现的是哲学意义。 《逃亡》则做了这样的政治图解：我要逃避政治压迫、国家的压迫、集体意志的压迫，人民和别人的压迫。这根本不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意义。 《间隔》最后“三个人都一屁股坐倒在各自的座位上……”“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以后呢？明显地，一切还都是无可奈何的原样，还是在地狱里。这里不仅有“他人即地狱”的意思，更有“人无法逃开他人”的意思。如果他人是可以逃开的，那么这地狱也不那么可怕了。 而《逃亡》最后是“沉重的敲门声”“外面像是机枪在扫射”然后是“三人不动，静坐在污水又像是血水中。”由于高行健只写了政治的浅层意思，所以他没法说，政治压迫、国家压迫、集体压迫是逃不开的。那么下面怎么办呢？如果不被打死的话，三个人就各自逃开了。一男一女年轻人去了美国，中年男人就去法国了。于是不仅国家、政治、集体的压迫全逃开了，中年男人还又有了各种各样新的女人，哪有什么躲不开的无奈，生活更美好嘛！ 自套现代派光环 高行健1991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据演讲稿）和几天前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据媒体报道，下同）时都说，由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约他根据自己那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理论主张写一本书，所以他预支了几百块钱稿费，开始“认真地考虑写一本真正贯彻自己主张的小说。”他的成果就是《灵山》。且不说这样先有一种形式上的主张，然后照著主张去填内容多荒唐（难怪《灵山》零散、零乱、零碎到那种地步！），高行健的书还没写，就先被套上了现代派的光环，如今《灵山》这“现代派”的印象更是深入人心，不少读者也被吓得以为自己可能看不懂。 仔细追究，或者说要硬往里套的话，《灵山》里好像真有一点儿模仿《尤利西斯》的影子。虽然这样两部质量天壤之别的作品是完全不能拿来一起比较的，但由于高行健宣称《灵山》是现代派，再加上眼前的诺贝尔奖桂冠，于是《灵山》似乎就真成了中国的《尤利西斯》，亚马逊网站上已经有美国读者因为看不懂，就这么误认了，因此不得不对他那几点可能的模仿稍做评论。 我之所以说高行健模仿乔伊斯是基于这四点：第一，《尤利西斯》主要写了一个人的游荡，《灵山》也是写一个人的游历；第二，《尤利西斯》用了各种不同文体，高行健宣称他在《灵山》中把中国传统的“风物地理志、神话寓言、传奇史话、章回、笔记、杂录”等写法全部都运用了进去；第三，《尤利西斯》全书内容显得断裂，缺乏现实逻辑关系，《灵山》的内容则零乱无章；第四，《尤利西斯》最后一章全部没有标点符号，《灵山》快结尾处也有一段没用标点符号。 另外不知是否巧合，《尤利西斯》写了七年，高行健说《灵山》也写了七年。《尤利西斯》的主题是“可悲的现实，无望的未来”，而高行健在书中说其主题是找不到“灵山”的人生虚无。反正我看到的高行健的所有作品都是想要表现一个主题：人生追求的目标是空虚的，别谈什么责任，人生什么意义也没有，能及时行乐就及时行乐。但就这一个主题，他也是在哪部作品里都表现不出来，全靠他自己费很大劲儿一遍一遍地解释。网上有文章说，对他的话剧，他就是这么使劲儿给法国人解释。可人家贝克特不管全世界的评论家怎么追问，无论如何都不出来解释《等待戈多》的哲学意义。 对上面谈到的四点，这里稍微详细评述一下： 第一点：《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小广告商布庐姆的所谓“游荡”，意不在物理距离的外在游荡，而是心理活动的内在流动，即现代派的“意识流”，因为全书情节仅发生在一天之内，布庐姆早晨出门到晚上回家就结束了。而《灵山》写的全部都是现实世界的外在游记，主人公走的都是物理距离，别说根本没有深层心理活动的意识流，连浅层的心理描写也几乎没有。所以说，同是写游荡，但内容有本质区别。 第二点：《尤利西斯》中有不同文体，但都是为了更典型地表达不同人物和场景的特点。例如，对艺术家斯蒂汾所想的内容，则用了非常诗意化、有敏感特色的文体。而在报社场景时，则用了报纸的标题语言。这种写法为的是加强不同人物和场景的独特性。而《灵山》中不是文体有不同，只是把中国不同文体曾装载过的故事杂乱地堆到一起，除了增加《灵山》的零乱之外，毫无艺术可言，更别说创新了。 第三点：《尤利西斯》粗看上去似乎缺乏现实逻辑，情节断裂，但其背后有人物心理活动的“意识流”流出的内在逻辑和联结。同时乔伊斯对书的情节和结构有精心、严谨的构思，前面埋下的伏笔，后面总有巧妙的回应，其匠心是公认的。 而《灵山》基本上没有心理描写，更谈何意识流？书里滚动的几乎全部都是外在的景物、道听途说和民俗故事等，它是作者几个月长途跋涉“物理距离”所经历的写实，而且是胡乱堆砌，当然不会有内在的逻辑和联系。而且到处是没头没尾的情节，更别谈任何伏笔和精巧安排了。 当然高行健根本不在乎“精心安排”这种真正文学家的做法。在香港的演讲中，他说七年的创作过程是一贯“随意”，采取避免“费脑筋思索”的写作方式。靠不费脑筋思索的写法，就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高行健的确是天才。而乔伊斯写那部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文小说（虽然我并不认同），是一遍一遍写，一遍一遍作废，差点儿没累死。去年十二月，《尤利西斯》部份手稿在纽约拍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纽约时报》（2000年12月12日艺术版）上看到手稿照片，可以想见他写的多么艰辛。 第四点：《尤利西斯》最后一章没用标点符号，但它描写的是小商人布庐姆的平庸俗气的妻子躺在床上所想的关于她的丈夫、情夫、邻居以及各种生活琐事。她想的内容粗鄙、浅薄，既不联贯，也没有逻辑，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即使不用标点，读者也能看明白。乔伊斯之所以这样写，除了想做个尝试之外，还主要由于女主人公是个歌剧演员，对她所想的内容不加标点符号可以增加文字的音乐感，但对这种尝试至今评论界仍有相当争议。 标点符号的重要作用是增加文字的条理性和思维的逻辑性，但《灵山》第72章尾部那不用标点符号的近500字，要表达的却正是需要条理和逻辑支撑的哲理与抽象思维，这就本末倒置，只能制造荒唐了。当然，这段文字有一点是符合逻辑的，那就是其内容和形式的荒唐达到了统一。 有人觉得我对《灵山》的批评太过份，一定是它还有些什么高明的地方我没看懂。怎么这《尤利西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都颇能看懂，居然还能从译文中看出不少意思美的句子。但对这原汁原味的中文版《灵山》，我这个学了近半个世纪中文的中国人就愣是一点儿也看不明白，连百分之一的好也看不出来了？到底是我的眼睛对汉语有色盲，还是这“中国皇帝”根本就没穿衣服呢？还是那些皇帝的臣民们生怕说出他看不见衣服是不称职呢？好在目前跟我说这话的人，一个都没看过《灵山》。 换个推理的角度说，如果《灵山》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那么为什么《一个人的圣经》烂到那种地步呢？一个伟大的作家不能水准相差那么远吧？当然有人会说，也有不少作家写了第一部很好的作品之后，再也写不出东西，或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但那种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作家在巨大的内心推动力下，写出的个人故事和心灵深处的感受，绝不是用套形式、写命题作文的方法编出来的。 而《灵山》是作者为了实现《现代派小说技巧》里面的主张，背著包到长江流域浪荡了几个月找题材，采编汇集出来的。这里面虽然也有亲身经历，但它和共产党当年要求作家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然后写主题先行的作品有什么本质不同？这世界上哪有优秀的作品是这么写出来的？只有内心极为枯燥的人，才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自己心里挖出泉水，所以只好跑到外面到处搜刮。 从我读过的高行健这几部主要作品来看，他可是一个毫无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写作者。连96年在瑞典开的那个“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他都不带丝毫文采地挪了一段到《一个人的圣经》里。即使在截稿时间压力下赶出的新闻报道也应该比他写的漂亮。而那本书越往后看，越替作者在那儿硬凑篇幅累得慌。 比较了高行健这几个作品之后，我对高行健倒真有一点是佩服的，那就是马悦然说的“他胆子很大，他真的胆子很大！”他的大胆，从他画画上也可以看出。在网上看到高行健的前同事戴晴说，“他的开始画画，并在去国流亡的日子里靠它挣饭吃，也是出于偶然：他先是请人替他画几幅作礼品，后来想想何不自己画呢？”同事们挖苦他的话可真挺绝：“小高，你这画哪边朝上呀？”“人家的画都有画坏的时候，你比他们强多了，怎么画怎么是，一张废品没有。” 风水真是轮流转，港台那些当年不齿高行健水墨画的人，今天开始津津有味地赞美“大师”的“抽象派”画了。说到“抽象派”画，我又感叹高行健的聪明，人家就不给你玩“传统”，上来就玩儿“抽象派”，你们看不懂吧？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现在对中国人已经不是太新鲜和高深莫测的了，而唬西方人则更不容易（为什么能唬住马悦然？请看我后面的文章和对马悦然的采访）。所以人家高行健又聪明了一步，不再说“不去贩卖我在中国就已经由衷讨厌的所谓文化遗产”，而是开始玩“禅学”，“魏晋玄学”和“巫术”。这些东西可是在活著的中国大陆人里没有几个弄得明白的，或想去弄明白（除了巫婆之类），外国人更是一听就被“玄”懵了，“巫”住了。只是再也没有更高的奖了，否则高行健还能得。 坦率地说，在没有看过高行健作品之前，我对他还有几分敬意，凭脑子中他是现代派作家的印象，凭听说他在海外仍努力写，凭他好像不苟言语不张狂，凭他似乎不像有些人那样不正经写作却到处钻营，凭他懂点外语而猜测他大概中国人的毛病少一点…… 听到他得奖的消息，虽然当时我还没看过他的任何作品，也觉得既然瑞典一定要给中国人，给高行健也可能最合适，他一定受西方文学影响超过其他中国人，也许文革前读过些书，不像我们这辈人在正青春年华的时候被荒废了许多年，什么都读得不系统。我从不相信没读过书的人能写出好书。但看了高行健写的和写他的东西之后，我可真明白了，不管他多么恨死了那个制度，他都完完全全是个背后飘著红旗的中国人；他不仅在国内比我们荒废的还多，而且在海外这些年也全白过了。 得到诺贝尔奖固然是个极大的荣誉，荣誉的作用就是赢得别人的尊敬，但这荣誉又引来超强度的聚光灯，照到那些最该模糊的地方，照亮了难堪之后又破坏人们的尊敬，到底哪种结果更好呢？这大概是高行健下一步研究的禅学和玄学题目：福兮祸所伏？ （原载多维） 2001-0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Don't believe all the TVBS hype
On the plane coming to Taiwan I saw a US report broadcast during a TVBS news slot about the TVBS controversy currently raging in Taiwan. The report was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interfering with the press, and that the case was being presented in US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of how things should not be done. The report also quoted a professor of 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s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no business in interfering with freedom of the press. Anyone who had no idea about the brouhaha over TVBS may well have sympathized with the station after having seen this report, and seen the government in a bad light for trying to exert control over it. The truth is, however, that the report was no more than a classic example of spin that should itself have been presented as an example of poor conduct. It's a legal issue concerning the financing and structure of a particular company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comply with Taiwanese law. Nevertheless, over the last few days we have seen the station's management"swearing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o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the fact that this is really just about the law. The station is using its own news reports to twist facts, to manipulate the truth, and try to get Americans who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full facts to take up their case. In addition to winning the sympathy of the US public, it is also confusing the Taiwanese audience. There has been no shortage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its media in the past, of which the recent CIA leak case involving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s office and the New York Times is the most recent. In this case, New York Times reporter Judith Miller refused to disclose her sources, and spent over 80 days in jail for her trouble. But through all of this, the media said nothing of the US government attempting to curb freedom of the press -- ? the issue was left to the courts to decide.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in which the courts are independent, everyone --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or the press -- should follow decisions made in the courts. This is not the kind of issue that can be solved by stirring things up, making oaths, or taking to the streets with public stunts such as going on hunger strikes. TVBS management has even accepted the fact that the company is completely financed by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which is effectively admitting that it's flouting the law, because foreign investment in Taiwanese broadcasting companies cannot exceed 50 percent. This is 100 percent illegal, and serious implications would arise should the government choose not to act. This is even more the cas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VBS' primary investor, Run-run Shaw (邵逸夫), chairman of Hong Kong's Television Broadcasts Ltd (TVB), is so cosy wit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at he was able to rub shoulders with them watching the military parades at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CP's assumption of power. Also, TVBS chairman Norman Leung (梁乃鹏) is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Broadcasting Authority, appointed by Beijing's lackey, former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董建华). Hong Kong lost its freedom some time ago now, and the intervening period has seen the vast majority of businessmen kowtowing to the dictators in Beijing. This being the case, doesn't saying the company is completely financed by Hong Kong investors imply that it is financed by Chinese investors? Or even by the CCP itself? And to what extent? Given Beijing's track record in its attempts to secure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and with the kowtowing of Hong Kong businessmen to the CCP,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suspect the possibility that money from the Chinese and the communists is finding its way to the Taiwanese pres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Hong Kong businessmen. China has historically been ver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the media, and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all they need do is give people like Shaw the green light for their investments in China, putting them in a very enviable situation. And these entrepreneurs will return the favor by helping Beijing out on one of their most sensitive issues: the Taiwan question. Now, with this kind of investment background, how can TVBS possibly deliver fair, objective reports on things like the cross-strait issue an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Cao Changqing is a writer based in New York. TRANSLATED BY PAUL COOPER Published on TaipeiTimes Saturday, Nov 12, 2005,Page 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5/11/12/2003279867 2005-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1👍 0💬 0角色不清的“中国人权”
这次北京申奥之际，在全球反对中共办奥运的并不是很强势的声音中，各个国家的人权团体占了最高的分贝，就我看到的信息，全部的西方人权组织都是反对中共办奥运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共50多年的残酷统治，导致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而且就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前的3个月，据“国际大赦”组织的报告，中共就处决了1781人，比全世界其它190个国家过去3年处决的总数还多30人。这还不说无法统计的被中共关押的政治犯、法轮功信徒，以及北京政权对新闻自由的扼杀，对网络信息和思想自由的严厉控制。而以关注中共恶劣人权状况为宗旨、并依此获得美国有关机构高额资助的、海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其负责人却在一开始时支持中共办奥运，后来改为“中立”。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玩笑。 今年4月中旬，我在纽约大学参加一个西藏问题讨论会时，一位美国人权组织的负责人问我，为什么萧强（中国人权负责人之一）支持中共办奥运。她说刚跟萧强辩论过这个问题。随后听到异议人士中流传“中国人权”的立场是支持北京办奥运。后来看到“中国人权”另一位负责人索菲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人权”对北京办奥运态度中立。而“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过去这些年不止一次表示人权和政治无关，“中国人权”只关注人权，不管政治。 哪里的人权问题会和政治没有关系？尤其中共的人权问题，完全是政治制度问题，如果没有政治独裁，怎么会有上述那么严重的人权问题。当年刘青作为政治犯被关10多年监狱，难道是和政治无关的“人权”问题吗？ 在全球人权组织都在纷纷呼吁国际社会秉承良知，不要给那个杀人政权利用办奥运延长寿命的时刻，偏偏是最应该发出道义和正义声音的中国人的人权组织，却站在了世界人权组织的对立面。因为“中立”等于是默许（就像美国政府一样），尤其是中国人权这种特殊性质的组织，“中立”就近乎等于支持。虽然“中国人权”是美国资助的，但资助它的机构绝不会要求一个人权组织必须和政府立场保持一致。 全球的人权组织（除了中国人权！）为什么这次都反对中共办奥运？这是由这种组织的功能、它所扮演的角色规定的。这就像“国际大赦”组织一样，不管哪个国家，只要使用酷刑，滥用国家权力侵犯人权，都会给予批评、谴责和抗议。“国际大赦”组织对美国至今不废除死刑都是严厉批评的。这种性质的组织不可能支持人权记录极为恶劣的国家办奥运，也不会对此保持“中立”。“中立”从来都不可以是人权这种组织的立场，因为它不是一个要考虑各种政治利益和国家关系的政府，而是一个必须有鲜明的立场、清晰的态度，高举人类良知的旗帜、坚持人道原则的组织。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和它所承担的责任、确定的宗旨发生冲突，而导致严重角色混乱的荒唐。 “中国人权”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在这个有十多年历史的人权组织刚建立不久就开始在那工作的。他们在中国人权近十年的工作时间里，连人权组织所扮演的角色都没有搞清楚。很难想象这种状况会在其它人权组织里发生。 而中国海外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居然也像中国国内独裁的中共领导人，也是从没有选举，也不需要职务考核。而是谁捡着了那个位置，就像江泽民捡着了一样，一做就是10年。江泽民都提出2002年他要卸任国家主席了，那么“中国人权” 是否也需要改革了？否则还怎么好意思指责江泽民独裁不放权？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权”不是一个政府，也不是一个类似民运组织的机构，而是一个公司性质，所以不需要选举，领导人可以一直做到底。但显而易见，“中国人权”不是由其负责人投资、入股的，也不是按商业公司机制运作的。它完全是美国有关机构为了关注和改善中国人权、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而全部资助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几个人像自己投股的大公司老板那样一直做到底，显然是不合理的；他们的位置也不是像其它美国为推动人权、民主事业而设置的类似“美国之音”或“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的职位那样，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专业职位（而且是通过专业考核得到的，也需要通过专业努力而保持住）。而“中国人权”的负责人既不需要考核进入，也不需要有竞争的努力而保持住位置。任何公司都受盈利亏损的制约，而“中国人权”则不仅永远旱涝保收，并且还掌控着对海内外中国人权资助的款项，而这种权力则完全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由于“中国人权”负责人曾较深地参与民运活动，因此其掌控下的资源分配，就很难避免成为政治权力和政治交易的一部份。 但由于海外的特殊环境，以及美国机构资助的背景，导致“中国人权”负责人的位置，就像邓小平、江泽民的位置一样，只要他自己不放，谁拿他也没有办法。由此看来，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台，“中国人权”负责人的位置就可以一直做到底。难怪他们能够潇洒地保持“中立”呢。 2001年7月15日于纽约（载《大参考》） 2001-07-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蔡英文输在哪里？
这次台湾总统大选，蔡英文败选，令很多台湾人困惑，因为选前绿营支持者是一面倒地乐观，认为一定赢。但在去年三月民进党总统初选之际，我就做过“长青论坛”，说蔡英文会输给马英九。结果导致相当一些绿营的朋友们很不高兴，甚至有前FAPA会长出面呼吁抵制我。 我的反共、右倾、亲美，尤其是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自决权的言论，早已受到无数中国人的围攻和辱駡，这次诋毁言论虽来自台湾人，我也并不吃惊。但为了不让蔡英文的支持者们太伤心，我就没再写这方面的文章，而是保持了沉默。但从去年三月直到选前，无论蔡英文被造神到何种地步，我都没有怀疑过原来的判断——她会输给马英九。因为这一年来，那几个导致她败选的原因都没有改变，反而更增加了几个其他会败选的因素。 我在选前一个多星期抵达台湾，做了几场演讲，见了许多朋友。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居然是∶蔡英文当选後，距离520就职还有四个多月，这期间马政府会出什麽花招阻挡蔡英文就职？我没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就像是手里一分钱都还没有，就操心该买什麽样的高级别墅。虽然我仍是一路地给绿营的朋友们鼓劲，也在节目上为绿营助阵，但在选前两天，下了汪笨湖先生的电视节目之後，我私下对他肯定地说∶我认为输定了。把他吓了一跳。 我不是算命大师，更不是赌徒，不会拿自己多年写作的信誉算卦、押宝、开玩笑。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根据这许多年对台湾、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选举仔细观察、研究的结果。 现在蔡英文输了，绿营有人抱怨国民党买票，有人强调选前几位大企业家帮国民党喊话，吓唬台湾选民。当然，买票问题一直都存在，但在二千年和零四年，国民党照样有钜款可买票；那两次，他们比今天更强烈感觉输不起，更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买票才对，但为什麽没买赢？再说那些亲蓝企业家在选前的临门一脚，当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不是决定性的，绝踢不出80万票。 选举中的不定因素什麽时候都会存在，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就像两颗子弹在零四年绝不会给陈水扁打出11个百分点，上次连胜文一颗子弹，也不会给一路高喊“五都全赢”的绿营打掉“三都”一样。民进党如果学国民党当年输掉了中国之後的心态——“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那就不会有进步和新的起点。 事实上，蔡英文输的根本原因在她自己，在民进党，在绿营。我简单地对比一下马英九和蔡英文的选战，希望和能理性对待这个选举结果的朋友们一起探讨。 我们且不论正确与错误，马英九的竞选主轴一直是清晰的。政治上，长远诉求∶和中国统一；短期诉求∶不统，不独，不武；选前主打∶九二共识，把所谓陈水扁贪腐跟民进党挂鈎。经济上，艾克法（ECFA），要和中国这个经济正在腾飞的大国拉好一切关系，借中国的合作，促台湾经济发展。政治上强调九二共识，也是为这个经济目的。这个竞选路线，清晰、明确、简单。老百姓不难懂。 我们反观蔡英文的民进党∶ 第一，政治诉求不清晰。长远诉求∶没有。从来不敢提把自己和国民党区分开来的目标——把台湾变成正常国家。如果不在这关键的一点上和国民党有区隔，那绿营选民进党是为了什麽？ 短期诉求∶孔子的语言游戏，“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这是什麽意思？具体内容是什麽？蔡英文的“台湾共识”也同样缺乏清晰内涵，只是说“台湾共识”是人民可以选择的过程。用如此这般模糊的东西，怎麽击败马英九明确的“不统、不独、不武”？ 蔡英文选前甚至主打“大联合政府”。这等於告诉对方，我没有胜选的自信，所以要靠组联合政府来赢一些选票。这能对抗九二共识、以及国民党对陈水扁案的利用吗？而对绿营老百姓来说，你要组联合政府，把一些重要的位置给蓝营的话，选你干什麽？ 概括一句话，在政治层面，蔡英文的整个选战，毫无鲜明的、打动人心的政见和主轴，完全避开正面迎战马英九。对“台湾走向正常化国家”的问题，采取全面回避，一字不提。哪个政治诉求如此模糊、如此不敢挑战和应战的候选人可以赢？没有可能。台湾的极特殊现状，使蔡英文仍然拿到了609万票。如果在其他民主国家，这麽没政治诉求，得票率会更低。 但面对这种现状，绿营内部有一股很强的为蔡英文、民进党目前政策的辩护之声，那就是，如果提什麽“台独、建国”就会吓跑中间选民，蔡英文现在不提，只是策略，等拿到政权以後就会去做。这个观点里有几个明显的错误∶ 1，你怕“吓跑”中间选民，而不是充满信心地去“争取”中间选民。这说明，你对自己的理念能赢得多数人心表示怀疑。自己对自己的理念都没信心，凭什麽赢得多数人的信心？凭什麽让多数人相信你的理念是正确的、是可以胜利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自信却能赢过别人的道理。 2，为权力而上台的人，永远会为保住权力而妥协，甚至不顾一切。权宜之计不可推崇，而政客们“拿到政权就会做事”的欺人之谈更不可相信。竞选时信誓旦旦的候选人，当选之後都会一路妥协。而在尚未拿到权力的时候，就把理念的命根子都扔了，你能相信他/她掌权後会做强化理念的动作？不需要去念个政治学博士才明白这一点，仅仅看过去十几年美国两党的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就足够得出结论了，更别说大家看到了陈水扁政权的妥协和妥协之後的结果、现状。 3，如果诚心想做一件事，却“犹抱紫\]半遮面”，掩掩饰饰，结果是两边不讨好∶那边国共根本不相信，这边失去基本盘人心。同时，不坦然也给人以不诚实的感觉。所以说，靠权术和玩政治都不仅错误，事实证明也不能赢。 美国目前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共和党的总统初选，上次的候选人之一，现福克斯电视主持人哈克比提醒选民说∶如果一个人用不诚实的手段得到那个（总统）位置，那麽他在坐那个位置的时候就不会诚实。这点值得任何地方的选民重视。 事实上，绿营朋友们四年前为谢长廷，今天为蔡英文的辩护都是太一厢情愿了。以我的观察，从谢长廷到蔡英文，并不是为了争取中间选民而走中间道路，而是他们自己理念不清楚、理念不坚定，“争取中间选民”只是他们的一个藉口，一个掩饰他们没有勇气带领台湾人民走向独立的遮羞布而已。令人唏嘘的是，绿营很多人看不清，买这个账。我一直强调，没有理念，就没有胜利。没有理念，即使侥幸赢了一局，得到的政权也不会沿著为台湾人民争权利的道路走。 第二，蔡英文经济理念不清楚。如果说那些企业家最後的喊话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是跟蔡英文拿不出有效的经济政策有关。大企业很重要，但中小企业更是台湾经济的命脉。绿营的支持者以台湾本地人为主，本地人和所谓“外省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们有土地，有企业，多是立足台湾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他们总体来说比“外省人”更富有。对他们来说，降低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和废除限制企业自由发展的陈规，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等才是正确的、有效的、可以赢得人心的经济理念。 但蔡英文却主打（只打）左倾的照顾弱势群体。在非常好地保持著华人勤劳致富传统的台湾人中，有多少靠福利为生的人？他们是台湾人的主体吗？用什麽底层人对大财阀、“穷人VS富人”的阶级对立思路，不仅使企业家恐惧，同时也不能获得中小企业的热情和支持。而对普通的上班族来说，企业不兴旺，我能得到什麽经济好处呢？ 蔡英文所以左倾，一是跟民进党的左倾历史有关；二是跟她毕业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那所学院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薰陶出很多满脑子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领袖。像印度经济长期落後，就因为其开国总理尼赫鲁接受伦敦政经学院那套社会主义想法，把印度经济国营化、社会主义化，最後全国贫穷。 第三，选举操作上的错误∶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排斥深绿基本盘，打压深绿干将，压制有影响力的深绿人士对蔡英文走中间路线的批评，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像陈师孟、金恒炜、黄越绥、蔡丁贵等许多、许多深绿理念的代表人物和干将，都遭到排挤，被边缘化。绿营不执政，可利用的行政资源本来就少，更何况金钱少，媒体少，人才少。即使全方位调动起来，大家一起众志成城，能赢都很不容易。而蔡英文团队却满不在乎，沉浸於一个近乎造神的运动中，蔡英文被认为是民进党创党以来权力最大的主席。对这种状况，蔡英文有责任，民进党有责任，绿营整体也有责任。多数人不是探讨批评意见的道理，而是怂恿蔡英文和民进党，把他们捧著、呵护著，谁都说不得。於是大家合夥联手，营造了一个不健康的环境。 其二是对陈水扁案，不仅不去严词抨击、认真追究这个案子中的严重缺乏程序正义问题，而是彻底切割，等於完全认同国民党对这个案子的裁决。陈水扁无论是否有问题，都是个人问题。但对国民党司法机器的严重弊端（一个绝佳的攻击目标），你不重炮猛轰，反而东跑西躲的，心虚地好像自己犯了罪。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正义、没有勇气，更没有躲开国民党利用这个案子攻击你。结果是把自己和民进党栽进爬不出来的炼狱中。这是一个明显的，必须以攻为守的议题。但蔡英文和民进党竟然完全不懂。不懂的原因，首先是对司法正义的价值无知。我千百遍地强调过，司法正义的价值，是真正民主国家的基石。只要台湾的知识精英（无论蓝绿）无视这点的重要性，无论谁执政，台湾都不会成为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社会。 其三是打击王定宇激起民愤。王定宇被视为绿营的後起之秀，但他参选立委硬是被民进党高层用卑劣手段拿了下来。陈师孟、金恒炜等对民进党申诉抗议，却毫无结果。最後陈师孟愤然宣布退出民进党。陈师孟说，蔡英文的竞选口号之一是公平公义，可是对民进党内部的战友，都无公平公义，她的口号是假的。 其四是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也导致军心涣散。因这份名单更多是派系分赃，多是蔡英文的嫡系，也是缺乏公平公义。连蔡英文的选战操盘手邱义仁都说，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都比民进党的“漂亮”。 综上所述，由於政治、经济诉求都模糊不清，加上策略上的诸多错误，所以我做了蔡英文会输的预测。但如果这次大选不是今天的结果，出现奇迹，蔡英文赢了，那她基本上是赢在三个方面∶ 第一，赢在“台湾民族主义”这个因素上。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人，无论你政策如何，反正我就是闭著眼睛投给台湾人。第二，赢在“小英魅力”上。第三，赢在要创造台湾第一女总统的历史上。 我们先说“民族主义”。这种东西不是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共识，而是种族、地缘、血液。它既不是正向价值，也不是长久价值。但是在面对外来压迫的时候，它反抗的力度超过反抗来自本民族之内的专制者。这点我们从台湾人反抗国民党、西藏人反抗共产党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它们都超过中国人反抗中共专制的力度。更早的，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力度，非洲人反抗英、法殖民者的力度，都远超过对本国（更残酷的）专制者。所以说，民族主义，在某个阶段可能赢。但在越来越走向常规化的民主国家，打民族主义牌的效力会越来越降低。 我们看台湾，由於有来自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打压，目前民族主义当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实力。但光靠民族主义这张牌，已经打不赢绿营的选战，这点从2008年谢长廷能大输220万票就说明，“只要是台湾人就投他一票”的人，占不到选民的一半。而且，随著遭受国民党欺压的老一代台湾人的递减，没有受过多少苦、台湾话也不太会说的新生代台湾人的成长，民族主义这张牌将日趋弱势。除非中国对台湾强力施压，否则这是一张不可依赖、也不正确的牌。这次的结果再次证明，仅靠台湾的民族主义，不能胜选。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和区分一下，我所支持的“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的运动，是一个保护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政治诉求，不是支持民族主义情绪。我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不持肯定态度。 第二，我们再来看所谓“小英魅力”。这是自蔡英文当选民进党主席以来就被一路渲染了三年多，几乎成为绿营救命稻草的一张牌。“造神”这种东西，在独裁国家很容易，像北韩，几天之内就把二十几岁的金正恩造成了闪闪发光的“伟大领袖”。但在已经民主的台湾，即使拥有绝对媒体优势的蓝营，把马英九吹捧成“不粘锅”“人间极品”，都无法使他的形象在民众心中真正“光辉灿烂”起来。 而绿营由於太渴望找一个清新、有学位、斯文的人出面，跟马英九比一下谁的脸更白，於是对蔡英文，好像挖到一个宝，立刻往天上捧。下意识地按照蓝营的标准，比比谁更斯文，是文化人乐於干的事儿，所以海外台湾人教授协会是最早出面给蔡英文背书的。 虽然普通百姓也崇拜有洋学位的人，但他们更呼应自己能听懂的语言，更看重“常识”。老百姓意识形态不强，你拿出几件实实在在的政策，让我琢磨一下，我能不能得到好处。能，就给你一票。就这麽简单。“小英魅力”在媒体上好像满有光芒的，但选举结果证明，没有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魅力”不构成赢得总统大选所需要的实力。更何况，蔡英文的演讲、辩论能力实在并不出色。 第三，我们看要“创造台湾第一女总统的历史”这个追求。对於现代文化人来说，没有多少人反对女性做总统，只要她有足够的理念和能力。我去年指出蔡英文会输的几个原因中，有一条是女性问题，主要是基於现实考量。我曾在不止一期的“长青论坛”中指出，虽然女性从政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但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很少有直接民选的“女总统”，都是女总理。“总理”和“总统”有很大的不同∶“总理”是党魁因本党赢了多数席位而自然当选的；而女性在党内竞争，成为党魁的障碍不大，就像蔡英文也顺利成为党主席。但“总统”是靠大众选票，那种在人群中声嘶力竭地演讲，满大街招呼、握手、拉票等行为，不是女性的长处。所以在西方这麽多国家、这麽长的民主历史中，至今没有几个女总统。人家的女权主义可是几十年前就风靡过了。而亚洲和美洲等地产生的女总统，多是有丈夫或父亲的“家族影响力”的因素。就连和 “美国第一女总统”插肩而过的希拉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做前总统克林顿的妻子而产生的影响力。 这次大选过後，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上有人指出，蔡英文在客家人的桃竹苗都输给马英九，这跟客家文化强调“女性不站在前面有关”。在屏东，蔡英文得到的总统票甚至少於当地一位绿营立委的票数，在新竹也是这样。一位绿营前立法委员也跟我谈起，南部的乡下人不相信女人能当家，所以拉选票不容易。 即使上述障碍都不存在，仅仅是为了创造历史而选女性，即使当上了，也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为什麽？因为，“要创造历史”是一个概念，不是政治理念和执政能力。不是为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所做的选择，一定不会有好的结局。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很多美国人为了“政治正确”地创造“第一个黑人总统”而选择了奥巴马，结果怎麽样呢？他把经济弄的一塌糊涂，牺牲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共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为了概念”，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现实，牺牲实际利益。那是年轻人和知识份子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次蔡英文的支持者首先来自知识份子和年轻人。这两个群体的最大特点一是左倾，一是概念超过现实，超过常识，所以这是两个最容易犯错、也是犯下最多错误的群体。 这次蔡英文没赢，说明“台湾民族主义”“小英魅力”和“创造第一女总统”等不是政治诉求、经济理念的东西，可以让绿营自我陶醉，但却不能打赢选战。 一年多前的五都选举，绿营也是一片喜气洋洋。我在美国时也是不看好，但到了台湾，在绿营听到的是一片“五都全赢”的喊声。面对这种盲目乐观，我无言以对。而五都只赢两都，明明是败选，却是一片“虽败犹荣”之声。今天好像又一副同样的景象，实令人叹息。 如果民进党不诚心总结这次大选和上次五都选举败选的真正教训，而是一如既往地沿著似是而非、不清不楚、权力内斗超过理念追求的做法，那麽我现在就可以预言∶民进党就等著“三连败”吧。 事实是，台湾的选民，无论蓝绿，都越来越走向成熟、理性和常识。今後任何一个党的候选人，都必须靠真正的经济、政治诉求来赢得民心、赢得选票。 绿营这次输了大选，但仍得到六百多万张票。这六百多万人心靠真正有内涵的诉求是完全可以保住、并扩大的。绿营在有上述这麽多失误和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仍赢了这麽多票，所以没什麽好悲观的，而是充满希望。 2012年1月22日於美国 2012-0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对刘翔的八个质疑
在上次奥运拿到110米跨栏金牌的刘翔这次临场退赛，引起各种评论和猜测，主要集中在退赛动机上，到底真的是腿伤，还是心理承受力不足，还是因为经济原因（赞助商怕赔本），还是政治原因（当局怕输了政治形象）。「动机」到底是什麽，外人暂时无法确定，因为需要深入挖掘和调查，但目前还看不到中国媒体有这种兴趣和劲头。 但不管什麽原因，作为一个运动员，刘翔有退赛的权利。现在的关键，不是刘翔因为何种原因退赛，而是他可能在赛场上演出了所谓「临时因伤退赛」的丑剧。 刘翔的「临时因伤退赛」不是幕後进行的，而是在包括美国等西方电视镜头全程录影、转播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整个进场、参赛、退赛的过程，都可以在电视画面上看的清清楚楚。任何一个有点观察、分析能力的电视观众，都能看出，这个所谓「临时因伤退赛」，完全像是事先写好「脚本」的演出。仅仅从电视画面，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至少八处令人无法不质疑的问题∶ 首先，刘翔进入赛场时，脚步轻盈，没有任何脚步受伤严重的样子。但在准备起跑之前，却突然脸部表情呲牙咧嘴，显得非常痛苦。这里就有一个逻辑不通的问题，因为如果真的痛到这种程度，就不会来参加比赛；如果来了，进场时脚步更不会那麽轻盈。这二者必有一假，但从後来的发展看，很可能那个面部痛苦表情是装出来的。 第二，发令枪响後，由於有人抢跑，而重来。这时刘翔跑出不到十米。他回身就把自己腿上的运动员号码撕下来了，然後就走出赛场。这是最关键的画面∶作为准备夺冠的运动员，临场决定退赛，这该是多麽重大的一个决定。因为对刘翔来说，他和任何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都不同，他绝不仅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肩负荣耀「国家和民族」的重任，还要不辜负十三亿人的期待。这一退赛，岂是开玩笑，这里甚至还有一个是不是违背了党和政府的意愿的更严重的後果问题。所以，如果刘翔真的是由於脚伤而临时决定退出比赛，他肯定会有犹豫，会有情感波动，这才符合基本的常识。但刘翔竟然没有一秒钟的犹豫，是那样自然地、快速地撕下腿上的号码，就大大咧咧地走出了赛场。这个动作太不合情理，不合常识。它只能给人强烈的印象，这不是「临时退赛」，而是事先决定的，甚至是得到政府官员同意或安排的。 第三，在刘翔突然离开赛场的过程中，他的教练没有一个走上来问他发生了什麽事，怎麽要离开。退赛不仅对刘翔是决定其体育生涯的重大决定，对他的教练也如此。但刘翔的教练们却在刘翔退出比赛场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出现。这完全不符合常理。这只能说明，教练和刘翔一样，事先知道是这样的，因此连走上前来「装装样子」都省略了。 第四，刘翔在离开比赛场时，转播这个节目的美国NBC电视好长时间都给他脸部特写镜头，但刘翔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激动，非常镇静，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完全不符合常态。他不仅是来比赛，而且是来夺金的，突然不得不退赛，就是前功尽弃，四年的努力和等待，功亏一篑。他怎麽可能不动一点感情？多少运动员为一个失误丢掉机会而痛苦万分、痛哭流涕。但刘翔那种近乎冷漠的表情，只给人一种感觉∶他事先清楚地准备好了退场。刘翔大概做过很多跑步训练，但可能缺的是到好莱坞学点表演，那就不会演得这麽露骨地假。 第五，刘翔在起跑之前，脸上是痛苦不堪的表情，但退场时，却不瘸不拐，非常正常地、甚至可以说是脚步轻盈地走出比赛场。他的脚伤真是奇怪了，怎麽说痛就痛到呲牙咧嘴；说好，就像没事似的，前後不到几分钟。 第六，刘翔一路步伐轻盈地走出比赛场，只有到了休息区的一个墙边，才做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然後就坐了下来（直到这时，仍没有教练、队友等涌上来关注是怎麽回事）。然後画面就是在右脚踝的下面，放上了一堆冰块，凸显刘翔的脚踝受伤。一般来说，只有突然扭伤，为了消肿止痛，才放冰块。而刘翔这次没跑几步，根本不是新伤；而是旧伤，是他自己所说的内伤。在这种情况下放什麽冰块？这不明显是演戏给人看吗？ 第七，从电视画面可清楚看到，刘翔是右脚上放的冰块，说明是右脚受伤。但就是这个右脚，在进入比赛场之前，还在用力踢墙。电视镜头清楚地显示，刘翔在参赛之前，突然用右脚猛踢墙壁，好像是在发泄某种郁闷的情绪。这个踢墙的动作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首先，他明知道自己脚有伤，在比赛之前一定要好好保护，怎麽敢随便滥用那只要承担大业的脚？！其次，如果他的脚伤真的像他在起跑前那样痛到咧嘴的程度，怎麽可能在这之前几分钟还用力踢那坚硬的墙壁？如果说一时情绪冲动，踢了一脚，那麽如果真有脚伤，本能地就会感到疼痛，怎麽会再踢第二脚、第三脚，连踢了三次？那个踢的声音之大，也说明相当用力，因周边的人都回过头看刘翔，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这麽用力踢墙，脚伤就没事，到了比赛场，还没跑，就痛的咧嘴？这个踢墙的脚，和那个放了冰块的脚，从电视画面看得很清楚，都是右脚。这是一个脚吗？ 第八，比赛发令枪是在11点50分打响的，然後刘翔退场。可是到了12点15分，北京奥组会就召开了有500多记者参加的、被称为奥运开幕以来最拥挤的新闻发布会。去掉刘翔走出比赛场的时间，还有这个消息逐级上报的时间，那麽等於这个记者会距离刘翔退场，实际不到20分钟。在中国怎麽有这麽高效率？因为这不仅是个有五百记者的大型记者会，还有一个怎麽解释这个退赛，怎麽回答记者提问的准备等等。中国官员怎麽一下子像孙悟空一样能耐？它只能证实，这个记者会是事先准备好的。 从以上八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刘翔的所谓因为脚伤临时退出比赛，完全可能是个骗局，而且不是他一个人，是包括他的教练、北京奥组会官员、以及新闻媒体的联合造假。如果真是如此，那麽在全世界镜头对准的场面下，就敢这麽嚣张地造假，刘翔和中国真是创造了「世界第一」。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刘翔自上次奥运拿到金牌，就红透中国半边天，成年忙著给各大广告商做代言人。据统计，刘翔有五个一级代言的牌品（耐克、可口可乐、VISA等），五个二级代言的品牌（联想、奥康、凯迪拉克等）。今年收入已达1.63亿人民币，综合排名仅次於姚明。但他2005年就被免试录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连读硕士、博士。国内早有人质疑说，「他一年没几天在课堂，怎麽就能通过各科考试？」是不是也有造假问题？ 这次中国政府拿出430亿美元的巨款办奥运，金牌数也可能第一。但是，从开幕式的28个焰火大脚印的虚假，小女孩假唱，朗朗假弹钢琴，何可欣等体操运动员的虚报年龄，现在又加上刘翔这麽明显的退赛「演戏」，中国实际上早已拿了「造假」的金牌，而且创造了谁也无法超越的历史记录。 2008年8月21日（原载《观察》） 2008-08-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美国 Vs. 旧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大西洋两岸关系一直对全球秩序起著支柱性的作用，美欧联手，自由世界充满力量。但冷战结束，美欧裂痕就逐渐显现，伊拉克战争打响後，欧洲就公开分裂了。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提出「旧欧洲」的概念，主要指反伊战的法、德，还有比利时、瑞典等左翼政府及俄国。而「新欧洲」则指结束了共产专制的十多个原东欧国家。 「新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普遍亲美，疏远俄国，与德法等国也不亲密；二是在伊战问题上，一面倒支持美国。当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联合10个原东欧国家，发表声明支持伊战；三是争相要加入北约。波兰、捷克、匈牙利、立陶宛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10国先後加入，使北约增至26国的历史最大规模。克罗西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三国明年可望加入；四是多欢迎（甚至争取）美国驻军，因为既增加安全，又扩大收入（美国要为基地所在国付费用）。 ●不是地球过热，而是左派狂热 在「新欧洲」中，波兰和捷克最具代表性。波兰是第一个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现在执政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总统和总理），是典型的右派政府：推行市场经济（波兰的经济增长率现约8％，和中国差不多），反对共产主义（清算共产制度的馀孽），而且特别提出要重建「道德秩序」（moral order）。两兄弟领导的「法治正义党」在上次选举中大胜。这种保守派政府，和美国的右翼共和党政府可谓「情投意合」，因此布什总统六月初到德国参加八大国首脑会议时，特地到波兰访问，波美关系相当亲密。 捷克的特殊性在於，首任民选总统哈维尔曾是共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当然更是坚定反共，并非常亲美。但哈维尔不懂经济，基本是西方左派的均贫富想法。而捷克的现任总统克劳斯（Vaclav Klaus）则是哈维尔的政治对手，两人不仅在经济理念上相左（克劳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热烈推崇者，写过20多本书），而且在其他重大议题上，克劳斯都和西方右派更接近。例如克劳斯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批评那些高喊地球过暖的环境主义者，指出「现在的危机不是气候，而是人的自由正遭到（极端伊斯兰）威胁」；想要改造全球气候的环境主义，是新的乌托邦。20世纪这一百年，全球气温只上升了0.6度。事实上，左派反对地球过暖是幌子，反对资本主义、限制经济发展才是目的。现在不是全球气温过热，而是左派的意识形态过於狂热。 克劳斯出任总统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该国决定明年实行15％的单一税率，并把企业税从24％降至19％。减税是西方右派的主要理念，而左派多主张增税，高福利。英美等七大工业国，基本都是按人的收入多少而设不同等级的税率；改成单一税率，一直是右派的梦想，但由於左派强烈反对，都无法实现。但这种改革，却率先在东欧等国实现，现在全球实行单一税率的14个国家，除爱尔兰（全球最低，12.5％）、俄国（全球第二，13％）、蒙古、吉尔吉斯以及香港之外，其他九个都是被称为「新欧洲」的前东欧国家。 ●阿尔巴尼亚是全球最亲美的国家 在「新欧洲」中，阿尔巴尼亚则成为「最亲美」的国家。六月初布什总统去阿国访问，受到举国欢呼的热烈欢迎。《纽约时报》报导说，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涌到街头欢迎布什夫妇，首都地拉那的旅店被预订一空。阿国总统说，「布什总统是我们有史以来接待的最伟大和杰出的客人。」阿国国会，还通过法律，把对面大街命名为「布什大道」，并发行自由女神像、布什画像等三种纪念邮票。身穿印有美国国徽雄鹰T恤衫的地拉那市长说，「阿尔巴尼亚肯定是整个欧洲，甚至可能是全球最亲美的国家。」「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即使美国密西根，你也看不到像我们这样欢迎和尊敬美国总统。」 布什访问阿国那天，是南斯拉夫军队在美军干预下撤出科索沃八周年纪念日。当年很多阿尔巴尼亚人给孩子起名「比尔」，以感谢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纽约时报》说，这次乔治．布什总统访问後，会有很多阿国父母给孩子起名「乔治」。该报记者说，「在阿国寻找了两天，没有找到一个批评美国的人，最後只听到一个名字，人还不在国内。」 阿国外交部长巴沙的办公室，不是像前法国外长德维尔潘那样挂著拿破仑，而是1926年阿国首任驻美国大使的画像。巴沙对《纽约时报》记者说，「阿国人民对布什总统来访的兴奋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布什总统在阿国比在美国还安全」 阿尔巴尼亚结束了霍查等的共产统治後就一直非常亲美。伊拉克战争时，阿国坚定支持美国，是全球第一批向伊拉克派出军队的国家（也是欧洲第一个向阿富汗派军）。阿国总统自豪地说，只要美军在，阿军就一直奉陪，没有期限。在到处飘扬著美国星条旗的街道上，高悬的巨幅标语是：「以作为美国的盟友而自豪」。阿国国会还在布什到访前夕一致通过议案，允许美军在阿国任何形式的行动，包括只为保护布什总统而派遣军队。一家阿国报纸的通栏大标题甚至是「请占领我们！」（Please Occupy Us!） 地拉那市中心的最大建筑物，是当年为纪念霍查而建造的金字塔型「文化中心」。这次该「中心」挂起了布什总统的画像。阿尔巴尼亚人口70％是穆斯林，其他是基督徒。但阿国的穆斯林领袖吉尼斯提说，「布什总统在阿国比在美国还安全。」 阿尔巴尼亚是毛时代中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盟友，被称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现在却成为全世界最亲美的国家，90％的阿国人赞成加入北约。它最能说明，结束了共产制度之後的「新欧洲」，由於对邪恶的清楚认知，才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强烈认同；由於遭受过共产主义的残酷蹂躏，才倍感自由世界领袖美国的亲切。 ●「旧欧洲」主角都被选下台 和朝气蓬勃的「新欧洲」相比，「旧欧洲」则呈现分崩离析状态。首先是主角之一的德国发生变化，主张取消欧盟洲对中共武器禁运、想建立「法德俄轴心」对抗美国的左派总理施罗德大选失败下台。在东德出生，对共产邪恶有亲身体验的右派政党领袖梅克尔女士出任了德国总理。她上任後就申明：德国和美国共享的价值观超过和俄国的；她也反对取消对北京的武器禁运。她到美国访问，带来的「礼物」是放弃施罗德的反伊战、杯葛美国的政策，以强化美德关系代之。布什总统回送的礼物是张戎写的英文传记《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许该书使梅克尔更了解红色中国的真实，所以在访问北京时，她会晤了中国维权人士和宗教领袖，强调「我们要有勇气批评中国」。 被视为「旧欧洲主角」法国的变化也令人瞩目。五月初的法国大选，右派领袖萨科齐击败左派女候选人，出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政策理念和布什总统相当接近，主张减税，市场经济，打击犯罪，严格移民政策；所以他上任就宣布，要致力改善法美关系。新任法国外长则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而不再是写过「拿破仑百日复辟」传、衷情法兰西帝国、曾声嘶力竭反对伊战的左派诗人德维尔潘。六月中旬法国国会改选，右派政党也赢得多数席位，这是29年来法国首次总统府和国会都是右派掌权。 ●瑞典40％是「穷人」 比法国变化更令西方保守派振奋的是，在过去94年中执政了65年的瑞典左派政府，在去年九月的大选中败给了右翼联盟。瑞典由於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走「第三条道路」：既非美国（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中国（共产主义）的福利社会主义。这个「瑞典模式」广被欧美左派推崇；其主要政策是高税收、高福利、政府「从摇篮管到墓地」。结果今天瑞典年轻人的失业率达25.9％，在欧盟27国中第五高。《华尔街日报》说，如把所有要求工作的人都算在内，瑞典的失业率近40％。 政府包管一切，自然开销巨大，1995年瑞典政府预算达到顶峰，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66％，至今还居全球之首！政府并不产生钱，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的税收是欧洲最重的之一，各种税加起来达85％，即绝大部份收入，都被政府强行收去，用於福利发放的财产二次分配，结果企业和个人都难以扩大再投资，就业机会自然匮乏。九百多万人口的瑞典，有四百万人不是「休病假」（只要说身体不适，医生就开假条，付薪假期居欧洲之冠），就是领取各种福利。美国现有12％的「低收入」家庭，标准是年收入二万五千美元。按这个标准，40％的瑞典人是「穷人」。 今年才42岁的瑞典新首相林费尔德上任後，就誓言推行减税等市场经济政策。五月中旬，林费尔德来华盛顿访问，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这是瑞典摆脱过去几十年来左派政府疏远美国政策的新开端。 ●整个欧洲「向右转」 与此同时，「旧欧洲」在美洲的主要盟友，七大工业国中的加拿大左翼政府也被右派取代。保守党籍新总理哈柏无论在减税、导弹防御，还是伊战等问题上，都倾向美国。哈柏执政後，强化美加关系，大幅增加军费；而原来左派政府的国防预算只占GDP的1.1％，是北约中除小国卢森堡之外最低的（北约成员平均占1.9％，美国占3.8％）。 「旧欧洲」走向低潮，主要由於近年欧洲「向右转」，左派政府纷纷败选。八年前，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两个右派政府，其他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执政。但近年来，荷兰、葡萄牙、丹麦、爱尔兰、卢森堡，希腊，法国、德国，瑞典、比利时等10国，都变成右派执政。而新加入欧盟的10个前东欧国家，几乎都是亲美、反共的右派执政。 近年左派重新掌权的欧洲国家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芬兰、奥地利各组左右共治政府）。但意大利的选票太接近，以至总理一度无法产生；由於胜票太少，左派执政後也没敢太激进，再则意大利的影响力远不如德法。西班牙左派政府上台後，不仅立即从伊拉克撤军，还率先在全世界通过议案，不许再有「丈夫、妻子」称呼（说对同性恋者造成不安），夫妻间要称为「伴侣」。但西班牙在世界的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 ●市场经济和自由理念深入人心 英国虽是中间偏左的工党执政，但英美关系向来亲密，工党政府并支持伊战。布莱尔六月底卸任首相，交棒给财政大臣布朗。近年工党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在经济理念上向撒切尔主义靠拢，也赞成减税、市场化等，因此不管谁出任英国首相，都不大可能疏远美国。英美联盟，将持续左右全球政治。 美国不仅在欧洲赢得更多知音，其亚太区域两大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更是右派连续执政。日本新首相安倍去年上台後，不仅像前任小泉那样亲美，且力主修宪，提升日本自卫队的地位，加强美日军事联盟。澳大利亚右派霍华德总理，已连续执政11年，今年底还要寻求第五次连任。澳经济15年连续增长，失业率4.5％，是30年来最低（1995年左派执政时高达11％）。澳民调显示，六成四民众满意霍华德的表现。 美国Vs.旧欧洲的无声战争，已基本有了结局，那就是哈耶克的市场经济政策，以及向世界传播自由的理念，越来越赢得人心。它是美国，更是保守主义在全球的胜利。 2007年6月22日於纽约 ——载《开放》2007年7月号 2007-07-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强国的基础在于富民与人权进步
自世界银行公布2006年各国GDP总量排行榜以来，中国行将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并于若干年后超过美国这一说法，几乎成为中国媒体的最强音。11月一项来自“欧美的民调”更支持了这一说法，原来欧美人民也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强国”！于是网上有评论说这证明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的强国之路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国之路是什么？那就是“富国强兵”之路，不谈“富民”与人权改善。今天中国人并非毛泽东时代的群氓，不少网友在网上的留言表示了对这一结论的不信任，也指出民众依然穷困这一事实。但他们毕竟受制于舆论环境，只能半吞半吐地发表看法。但最近中国物价上涨导致的多起抢购事件，终于让个别外国经济学家意识到一点：沿用多年的“购买力平价”可能有误差，必须重新评估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强国”的经济实力。 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他在那篇题为“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直译为“限定在一个更小更贫穷的中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4日）的文章中，以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一份报告为基础，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其核心是对“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加以分析，其结论竟是：“在世界银行今年年底公布预期的购买力平价修正数据时，中国经济规模将比以往估计的规模小40%”。 根据这一计算，盖保德提出两点：第一，世界银行根据80年代末概要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从一开始就夸大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至今为止，世行对此估计修改甚少；第二，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需要重新估计。购买力平价数据调整，降低购买力平价消费估算值，会大大增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 盖保德指出，亚洲开发银行是第一个使用购买力来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的。而根据新分析，“中国生活在世界银行设定的日均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实际上应为3亿。”对于中国，这一数据校正还需要追溯到上世纪80和90年代。当时，中国生活在日均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更有可能是5亿多，而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约3亿。国际社会这些年一直认为，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项任务可能远比多数人想象的更为艰巨，而所获成就则被世行估计数据夸大了。 ――如果盖保德因为这一分析而被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看作别有用心，我只能表示遗憾，因为盖保德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强调：鉴于中国政治与安全演变上的不确定性，这幅更为温和的中国经济规模图让人放心，因为实力不足，国际社会不用担心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军事威胁。 盖保德对中国经济重新估量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从来未被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矜夸经济高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其重心永远放在“富国强兵”之上，而不是如何“富民”上――表面上，中国当局当然从来不会忘记标榜自己是何等地“爱民、重民、亲民”，但事实却是中国民众的生存权经常因政府的自利性经济目的而受到严重侵夺，比如近十年中国到处都发生的征地与拆迁，就是地方政府侵夺民众生存权并批量制造穷人的过程。 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之困窘，可以从许多新闻中找到雪泥鸿爪。穷人家庭的女子毫无出路不得不成为“性工作者”，而性服务业的恶性竞争使得服务价格猛跌，比如苏州那些一次服务收费10元人民币的下岗女工，比如北京那些为民工服务一次只收一美元的年轻姑娘。一个贫困人口占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实际比例可能更大），一个底层民众出卖尊严尚不得温饱的国家，政府依靠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并牺牲生态环境而堆积出貌似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只好比在流沙之上建构大厦，难奠磐石之安。 充斥着穷人的强国，永远只可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民众的生存权都不得保障的国家，哪怕政府再富，也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尊重。 （《华夏电子报》2007年11月29日，总13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王丹涉嫌“儿童色情”FBI 存档
对王丹是否是同性恋的问题，他自己当然有权保持沉默。但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报道他出入同性恋场所等，他不仅矢口否认，甚至扬言要起诉报道他是同性恋的媒体，这就等于说，王丹否认自己是同性恋。王丹表示，那家媒体负责人最后向他“道歉”。但他自己对媒体、对大众撒了那麽多谎，却绝无一句道歉。而且，一个本应是为同性恋权益呼吁的人，这麽个否定法，不知同性恋团体怎麽看。 但不管怎麽说，他是不是同性恋，不是问题，但如果涉嫌恋童，那可就一定是问题了。我在《五错俱全的王丹》一文里曾提到，王丹在哈佛读书期间，他的美国邻居就有反映，王丹和太多男孩子交往，如果不当接触未成年男孩的话，是会犯罪的，需要长辈管教。在台湾清华大学，也有老师意识到他周围总有一些年轻男孩。学校老师们还以为，王丹是因为安全原因，需要有一帮男孩子保护。当被告知王丹的美国邻居的担忧时，清大老师才意识到，原来还有这种“思路”。 几个月前前，有人给我提供了一篇和这种思路相吻合的有关王丹的英文文章（附在本文后），并告知，有一个外人不懂的世界——成年男人装小孩，逗小狗小猫，为的是吸引小孩，那是“恋童癖”表现的一种。 这篇英文文章的大致内容是，王丹离开哈佛后，把他的一些私人物品寄存在一个仓库里，但由于他的代理人（也就是哈佛大学东亚所那个帮王丹写英文作业的南希女士）没有及时缴费，他的东西被清仓拍卖，结果被发现其中有“裸体男孩照片”，最后那些男孩裸照都被美国FBI高价收回。这件事情的过程恰好被一个喜欢购买拍卖品的美国人撞见，所以他写出了这个过程。从该文语调来看，他显然对中国天安门学生领袖私藏儿童裸照的行为很厌恶、很不满，所以他的文章标题是（No Child Porn Here）, 意是是∶别在这里搞儿童色情。 几年前我从美国的一个电视新闻报道中得知∶私藏儿童的裸体照片是犯法的，从网上下载儿童裸体照片到自己的电脑里也犯法，如果发送传播，刑罚就更严重。电视片中那个尚没有任何侵犯儿童的行为、只是从网上下载了儿童裸照的人，直接就被警察铐走了。报道提示，如周围邻居有此类问题，要向警察局报备，以保护附近的儿童。 这篇英文在我这里已经压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期待王丹能像个公众人物的样子，诚恳地对待批评，对他撒的一串谎言道个歉，对被指控的款项问题做个交代，那我就替他保住这个密——起码不从我这儿捅出去。但他不仅毫无悔意，而是更加嚣张；甚者故意给骗子韩寒背书，并再一次想靠舆论帮他要特权。既然他狂妄到对所有的批评都置之不理，那我也就完全没必要把这个信息帮他藏在文件夹的深层。更何况，他可能根本不把涉嫌“儿童色情”当回事儿（连美国FBI不也只是存档备案，并没抓他吗，六四光环还是相当有保护层的），就像他的同行者，前中国民联主席、《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收了中共领馆一铺子香烟，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当成天大的事儿，但人家就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潇洒地指点民运江山（还继续收中领馆的厚礼？）。以王丹对前面一系列事情的处理来看，他和胡平的确是同志，活在一个外人不懂得的世界。所以，本文只是给大众读者看的，看看这样的人是否适合做role model（年轻人的样板）。 我得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用链接一下子就连到了网上的原文，但是去年底，这篇文章就从网上神秘地消失了（受到了来自哪里的压力？）。 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凡是网上有过的东西，就像凡是在电脑打过的东西，哪怕全部删除掉了，在专家那里也都是可以查到的。请看附录的这篇文章，以及链接的网络存档版（请往下看，到 No Child Porn Here）。我只是作为一个记者提供这个信息，至于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情，我就不再评论，由读者自己来判断吧。 2015年1月22日于美国 附录∶ No Child Porn Here by Alden Howes Olson 22 February 2013 This really happened. Totally no shit. I used to go to a lot of auctions, two or three a week, sometimes four or five. One of my favorite auctions was Acorn Auctions, run by Stan (name changed). Stan was terrific and he almost always had interesting items, never much high end, expensive stuff, but interesting stuff. Stuff you could either use or re-sell. I hit Acorn every Saturday afternoon to preview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n go home to look up online the items I was interested in. Everything Stan sold was his. He bought virtually all of it at storage unit auctions, way before Storage Wars got on TV. So one Saturday afternoon I go into the place and, because I’m always there early, only Stan is there, no one else has been in yet. I start previewing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oom, like usual, and immediately see that this auct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s I’ve seen Stan hold. The first table is full of pictures of crowds of Chinese people and some Chinese soldiers. Hundreds of pictures. This is not a happy occasion. I pick up one photo that shows a guy with no forehead. The cavity behind the hole is empty, no brains, nothing inside his skull. Some blood on his face, his chin on the street. I look at other photos that show some tanks, some people running, some look like they’re throwing rocks, some injured. The crowds are huge, chaotic. This is no small event. On the next table a little print-out by Stan says the items belonged to Wang Dan, a leader of the Tienanmen Square uprising in 1989. There are what look like old notebooks or journals. No idea what they say because I don’t read Chinese. Could be anything, but naturally you think they are journals kept as a record of the demonstrations. It was a big deal at the time. Wang Dan was more or less second-in-command. He was very present, very outspok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ted him. And arrested him. Put him in jail. Eventually, he was released. Then he got jailed again. This time Bill Clinton, at a summit meeting in China, requeste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ease Dan, who would come to the U.S. In fact, he would become a graduate student at Harvard. I notice on the floor about a dozen boxes filled with New Yorker magazines. I look at the address labels - all the same address. Wang Dan; c/o Nancy Hearst; Librarian; 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I write this down. I continue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room. Some stuff is normal, but more of the items are clearly part of Wang Dan’s stuff. I know it must all have come from a storage unit. I ask Stan about it. He says he got it at a storage unit in Somerville a few days ago. I say thanks and leave, go home, and call the Fairbank Center. No answer. I leave a message. I try directory assistance and find a Nancy Hearst in Brookline and call her house. No answer. I leave a message. She calls back. I tell her I’m not an expert, but this looks like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stuff for sale tonight in Greenfield. Is she aware that Wang Dan’s stuff is being auctioned off? No, she says, Dan has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speaking ou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and it was her responsibility to pay his storage unit rent. Which she neglected to do. So his stuff was sold to Stan and now would be sold to anyone with enough money to win the bidding. I told her I didn’t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I would be glad to buy 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and get them back to Dan as long as I could get reimbursed. She said maybe, that she would call Wang Dan, and would I please call her back in about 10 minutes. I called back. No answer. I waited another 10 minutes and called back. No answer. I did this twice more. She wasn’t picking up. So after an hour of trying to contact Hearst, and with the auction about to begin, I drove back down and saw the stuff sold. I didn’t buy any of it. A local book dealer bought the diaries for about $7000 dollars plus 10 percent commission. $7700 and he couldn’t even read them or know for sure what they were about. Monday afternoon I stop by Acorn to see Stan about something. He tells me he had some visitors that morning. The FBI had stopped in. They got a list of all the people who bought Wang Dan’s stuff and went to all of them and bought it all back. They paid the buyers more money than was bid. Everyone made some kind of profit, but probably not the amount they were hoping for. Stan tells me there were also some pictures of naked boys he found in the unit. Young naked boys. Not good. At first he thought he had thrown them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 trash that inevitably comes with a storage unit purchase, but wasn’t really sure. Turns out he still had them in the backroom along with a few other things in a some beer flats, which he was going to toss but then the FBI showed up. The FBI agent asked Stan how much he thought he could sell the stuff in the beer flats for. Stan, thinking quickly, said it was worth about $1000. So the agent paid him a grand on the spot and took all the stuff that Stan was going to toss, including the porn. Later Monday afternoon I’m home and Nancy Hearst calls me. She is a little tense. She wants to know whether I bought anything at the auction and who else bought stuff. She asks her questions slowly, unlike when I talked with her a couple of days earlier. She keeps pausing between sentences as if someone else is in the room with her. I tell her I don’t know who bought what, but I didn’t buy any of it because she didn’t answer her phone. She told me she didn’t pick up because she was afraid I might be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Of course. Totally no shit here. True story. The FBI told Stan they were buying all Wang Dan’s stuff back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ing that Dan was one big, huge thorn in the sid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he was the darling of the American pro-life crowd, and the politically conservative crowd, and a bunch of other crowds that hated PRC, and that no less tha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ecured his release from Chinese jail and that Harvard had gladly taken him in, I’d guess Wang Dan’s photographs were kind of an embarrassment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anted to forget about. Forever. Posted by Alden Howes Olson at 12:00 PM Labels: copied 10-dec-2013 网络存档∶http://web.archive.org/web/20130829035558/http://wanderingtheoutskirts.blogspot.com/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德国的戏剧：默克尔王座下的民意基础
何清涟 9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本党柏林败选后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时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难民政策。因为近一年对德国有密集观察，我认为，昔日“欧洲女王”的这番话，与其说是缘于她对难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说缘于王座不稳产生的危机感。因为柏林毕竟是德国左派大本营，那地方原本没有德国选择党（AfD）一点立足之地，基民党败选可视为德国政治的转折点。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有民意基础 有人将德国的难民困境归因于默克尔一人，但我认为，德国陷入难民危机，有默克尔个人的因素，但她绝非一个人在“战斗”，支持她守住难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国一众左派，以及德国公法媒体罔顾事实的赞歌；给她信心的，是欧美长期奉行、且已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霸权，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声。她在这些力量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台灯光让她完全不愿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现实。 默克尔宣布接收难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计很多人都“忘了”两个多月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国电视一台一个谈话节目中，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难民小女孩里姆在节目中向默克尔陈情，她一家人从黎巴嫩到德国避难已经4年，很可能被遣返。针对里姆的述说，默克尔回答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时，政治就是很残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人。如果我们说‘你们都来吧’、‘你们都从非洲来吧’，我们将无法承受。有些人必须要回去。”这一回答令里姆当场哭泣。这段2分钟的视频让默克尔受到了汹涌如潮的指责，认为她太冷血。 8月24日，内政部属下的移民局经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国基本法给予避难的个人权利的条款，对叙利亚申请避难者单个进行审理，而是给予所有叙利亚人庇护，将“都柏林规则”废除，且移民局还将此内部操作方式于8月25日在推特上公开。此外，德国还撤销了驱逐此前避难被拒的叙利亚难民的决定。9月5日，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让所有难民进入。她的这一决定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支持，被誉为“尊重欧洲团结大局的一举”，全世界的左派更是为之沸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政府首脑纷纷向默克尔表示敬意，并声明要向德国学习，欢迎难民来本国。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赞誉，欧洲女王默克尔很难再保持冷静，面对接收无上限的犹疑，她在9月20号信心十足地宣称“我们能做到”。德国民间的“欢迎文化”成为主流，民调显示，86%以上的德国人都表示欢迎，谁要是提出疑问，重则被骂为纳粹、种族主义，轻则被斥责为没有人道关怀。一些德国专家更是争先恐后地论证：难民将极大地解决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甚至臆想出叙利亚难民中有不少医生、工程师等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人。有报道说，根据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的统计，如今身处希腊的叙利亚难民，竟有高达4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很多人会说英语，这就减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碍。而实际上，开姆尼茨工大的研究显示：自愿参加智力测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难民，即对德国民众所宣传的“难民工程师”，实际水平只相当于实科学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经济学Wößmann教授的调查显示，只有10%的难民是受过高等教育，其余基本不会读写，是母语功能性文盲。 默克尔的名声在这时达到顶峰，成为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呼声最高的热门人选。 “默克尔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权，应该怪谁？ 难民到达接收国，其处事方式是在接收国政府与民众的接触中形成的。难民变成享有法外特权的群体，是政府主导，但不能说每道命令都是默克尔亲自下达的，比如难民在商场拿东西不付费不算偷窃，应该说是各州政府的规定；凡难民的犯罪行为，包括抢劫、强奸、伤人、偷窃，媒体出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考虑决不报道，这是多年来政治正确约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征用住房安排难民时，强行将原德国住户（包括一些年迈退休老人）的租约解约。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会贴上人道标签。 上述现象，我在《德国的戏剧：“政治正确”高于国家安全》提及过。难民们动辄就是“我们是默克尔的客人”，并以此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对医护人员施暴，有的还高叫“真主至大”将刀架到医生脖子上，要将医生斩首，或重伤医生，导致医生住院，由于种种暴力行为频发，有的医院被迫为医生集体订购自卫武器，让医生带着武器进手术室，不少医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极其的避难者暴力-越来越多的医生购置武器》）凡此种种，只能说是德国社会惯出来的。 政治正确被发展到如此荒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岁的是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后的经历为证。格伦在今年1月被性侵后报警，她先是向警察说谎话，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后，她还在脸书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一些女中学生被难民性侵后不报警，也是出于和格伦同样的考虑。 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恐怕也只有在德国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发生的咄咄怪事，考虑到这位女子是个职业政客，可以推想德国政坛左得离谱。 司法部门对难民的犯罪行为，也很少予以惩治。一位22岁的厄立特里亚人因各种犯罪行为被报案/起诉189次，但总是被释放。前一向，这年轻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检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释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释放 – 德国司法如此阻挠警局》） 动物农庄有句著名的话：“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难民潮以后，德国实现了这种“平等”。对难民这种法律上的特殊宽纵，既害了德国社会，也害了这位年轻人。因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结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震惊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国汉堡，斯图加特等十余个德国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类似集体性侵事件），就是在难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惩 治的社会氛围中发生的。 政治正确的子弹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如果说民众缺乏眼光与通盘考虑所需要的知识，有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但是，在政治正确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很少有知识分子愿意出头。个别愿意担负起社会瞭望者责任的，往往被政界、媒体与民意三重压力碎成齑粉。我在《德国的危机：“政治正确”下的媒体失灵》中以原柏林市财政部长、经济学家、原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蒂洛·萨拉辛为例，讲述了他被政治正确的子弹密集射杀的往事。2010年，萨拉辛出版了《德国的自我毁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过对一些统计数据的分析，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德国正在走向毁灭。因为这本书，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德国各界不在意他讲的是不是事实，而在意他这本书的“政治不正确”。指责他的人马当中，主力是德国政界和媒体，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是领军人物。萨拉辛不仅被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局严辞谴责并辞退，犹太人社团对他进行严厉谴责，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欧洲其他国家媒体也对他发出激烈批评。 短短20多天内，萨拉辛失去了社会声誉、工作以及犹太人的族群认同，即使如此，民众的愤怒仍然如波涛汹涌，不断有民众将其称为“种族主义者”，要求其“闭嘴”。现在，萨拉辛当年的预言全部实现了，但德国朝野无人向他道歉。 有了萨拉辛被政治正确子弹射杀的先例，德国知识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发生后，才有一些人站出来陆续发表各种言论，讨论难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读者，考虑到政治正确对德国民众的裹挟力时，不要忘记汉娜·阿伦特在二战后反思屠杀犹太人时，提出的“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平庸之恶”意指极权体制下人们在意识形态裹挟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欢迎文化”虽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众在意识形态裹挟之下一种无思想、无责任的行为。反思欧洲难民潮的缘起，批评默克尔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意识形态裹挟下大行其道的“欢迎文化”。 （本文德文资料由德国网友野罂粟@WilderMohn 女士翻译并核查，特此鸣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9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german-politics-20160925/3524018.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9👍 0💬 0吃吧，勇敢的中国人！
最近好像邪门的事都带“萨”字：萨达姆、萨哈夫、萨斯病毒。伊拉克的两萨被铲除了，但第三“萨”却在中国兴起，江泽民连撤了两个高官，似乎还是镇不住。4月21日《纽约时报》登出的统计数字是，因萨斯全球已死200人，其中香港88人，中国内地79人，新加坡和加拿大各14人，越南5人。印度和非洲也已出现萨斯病患者，前景真是令人恐怖。 迄今为止，专家们还没有研究明白“萨斯”病毒从哪儿来的，但从感染和死亡人数来看，明显广东和香港是重要源头之一。为什麽会是广东和香港？目前还没有人给出答案。但我的感觉是，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环境卫生太差；第二是和广东人什麽都吃有关，常言道：病从口入。 十多年前来美国时路过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第一个感觉是那里的自由令人振奋，第二则为香港的脏乱差而十分吃惊。一个闻名世界的富裕城市，怎麽会有那麽多烂水坑，即使繁华的九龙的许多商业楼宇之间都有臭水坑，蚊蝇遍地，更别提平民的居民楼了，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是因为居民密度太高，但我随後路过东京，住了十天，那里的居民密度一点也不比香港低，但那个城市的乾净简直与香港有天壤之别。香港多年名列世界经济自由度排行榜首位，人均收入为全球前几名，但其肮脏度大概也能上排行榜。能把富裕和肮脏连到一起，也算是香港一绝。 除了脏之外，更可能是和“吃”有关。中国人常说“吃在广东”，“吃在香港”，意味著广东人、香港人非常讲究吃，饮食文化发达。这两地的人又最喜欢吃海鲜，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香港、广东的海鲜大多是中国内地运进的，但那些黄鳝、螃蟹等，很多是带毒的，是用激素、抗菌素喂养的。 据媒体报道，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去年在北大演讲时，谈到毒黄鳝问题。他说，当年七月，他到苏州参加会议用餐时，一位科学院环境研究所知名学者对他说，“你们知道如今的黄鳝为什麽长得这麽快吗？就是因为饲养者用了激素，人吃了黄鳝，这些激素在人体内七、八年还要发挥作用。”陈志武说，听到这话之後，吓得那些与会学者们没人再敢吃黄鳝了，虽然会议包食宿，但餐桌上剩下一碗一碗的黄鳝。陈志武还说，“我有一个亲戚是卖豆芽的，他对我说∶这些豆芽不能吃，用了激素，本来要五天才能长大的豆芽苹要一天就长好了。本村人知道这些，都不去买这种豆芽，都是卖给广州，一卡车一卡车，一夜之间就到了广州的菜市场。” 不仅黄鳝、豆芽，还有广东、香港人最爱吃的大闸蟹，也是用激素喂养的。江苏是中国盛产大闸蟹之地，有600多个蟹场。香港广东的大闸蟹，多是从江苏运来的。香港《壹周刊》去年十月报道说，“香港人喜欢吃大闸蟹，蟹价越来越便宜，几乎成为市民家常便菜。大闸蟹卖得愈便宜，市民吃得愈凶。”大闸蟹怎麽越卖越便宜，是大丰收吗？该刊记者专程到江苏蟹场采访，结果发现，那些大闸蟹都是用激素快速养成的。 湖里的大闸蟹一般至少两年才能长到二两以上，但江苏养殖场的大闸蟹，使用激素之後，都是一年蟹，当年下苗，当年养成上市。《壹周刊》的记者把从江苏蟹场买回来的螃蟹送到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化验发现，蟹肉里不仅有激素，还有多种对人体有害的抗菌素。 江苏使用“高科技”养蟹闻名的“大发水产养殖场”徐场长对香港记者说，“从蟹苗到上市，至少要喂十种药，例如氯酶素、土酶素、乙醇、痢特灵、诺氟沙星、恩诺沙星、病毒灵、多西酶素、己烯雌酚等等。”他还谦虚地说，他们比较守本份，福建人更毒，在蟹产卵时喂避孕药，这样母蟹不会变瘦，蟹苗更容易长大。说著，这位蟹场负责人捞出两苹大蟹对记者说∶“你看看，多凶，不吃药哪有这麽凶！”当记者问这麽做不是害人吗？这位场长直率地说，“现在的鱼类、家禽类，哪一样不是靠药物长大的！”你不这样做，别人做，你还能做生意吗！ 香港记者在江苏蟹场看到，“工人将药物搀入饲料，站在船上撒饲料，有如天女散花。”江苏的大闸蟹，多数外销香港、广东，而且使用飞机运，当晚捞蟹，次日上午就运到香港、深圳，下午就上市，晚上香港人就吃到嘴了。那位徐场长透露，为了防止运输途中大闸蟹死亡，他们在捕蟹前再喂一次抗菌素。而24小时後，那些抗菌素就经蟹肉到了港人肚子里。香港记者说，在“大发养殖场”附近路上，随处可见“蟹药店”。他们进去一家，卖药人一下子拿出十多包不同种类的药物，并告诉记者用法∶土酶素每百斤饲料搀500颗、痢特灵每百斤饲料搀8两、乙醇每百斤饲料搀9两┅┅ 《壹周刊》记者把从港九、新界、深圳、江苏四个地方买回的12只大闸蟹，送去化验，结果发现11个样本有土酶素，6个样本有氯酶素。土酶素属“过时”抗菌素，因副作用太多，已很少使用；而氯酶素属香港违禁物质，因会压抑骨髓功能，影响人体产生血球和血小板，导致贫血、抵抗力下降和凝血困难问题。孕妇吃了含有土酶素的毒蟹，胎儿的骨质会变灰、变脆。 香港记者在江苏了解到，蟹场附近的女性，很多因吃了带毒的大闸蟹而有流产症。在“大发蟹场”附近住的周红梅说，“我生在水边，吃水产长大，怀上三个孩子都流产。後来医生禁止我吃螃蟹，说里面的药物会对我不利，我照做了，才有了这个小宝宝。” 除了使用激素、抗菌素，江苏的蟹场还使用死猫、死狗、死鸭禽等喂养大闸蟹。江苏“新群蟹场”被称为“李叔”的负责人的床下就放著两只未剥皮的死狗，还有一堆死鸡鸭。他说，“一星期放一次，蟹特别喜欢吃烂肉！”香港记者看到蟹塘中浮著一苹剥了皮的死狗，两只大闸蟹爬在狗尸上进食。水面的狗尸血红中带紫，狗头呲牙咧嘴，样子很恐怖。但那位“李叔”却很轻松地从他的床下拖出一苹死狗，剥去皮毛，拎著狗腿对记者得意地说∶“这是天然饲料，我的蟹营养丰富，从小吃肉，不像别人的蟹从小吃药！”但这些狗都是走私团夥将路上的狗用剧毒氰化钾毒死後，拿来出售的，本身就是毒狗。 养蟹的人说，现在大闸蟹饲料有两种：素和晕。吃素就是喂激素，以及土酶素、氯酶素，金酶素等抗菌素；吃晕就是往蟹塘里扔死狗、死猪、死鸡、死老鼠、死鱼、死虾，这叫“天然饲料”。 江苏阳澄湖出产的大闸蟹最出名，但据水产部门统计，阳澄湖的一级大闸蟹，每年只产一万三千苹。但去年香港人吃了一千三百万只螃蟹（平均每人吃两只），可见大部份都是冒牌货。江苏淡水研究所工程师唐天德说，现在全中国除西藏外，都说出售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八成以上是杂种蟹；是毒蟹。 广东人、香港人还喜欢吃乌龟，认为大补。但养殖户用避孕药替乌龟增肥，本来五、六年才长大的乌龟，现在一两年就能上市。香港人和广东人还喜欢吃蛇，但据深圳《晶报》报道，蛇场为了使蛇在短期内份量加重，也喂避孕药。深圳、香港市面出售的蛇，体形肥肥大大的都是食药蛇。 据广州《南方周末》报道，中国每年生产700吨诺酮类（一种抗菌素），但其中有一半被蟹场、蛇场、乌龟场、黄鳝场等养殖业用掉；再加上其他种类的抗菌素，不知总数有多少吨，最後全部转到了香港人、广东人，以至各地中国人的肚子里，不知慢性杀死了多少国人。谁知道这萨斯病是不是这些毒药经毒动物再转化到人体後产生的呢？专家们不是说这种病毒以前只在动物体内产生过吗。 这些毒螃蟹、毒蛇、毒黄鳝、毒乌龟等，只是当今中国掺毒食品的巨大冰山一角。在中国人突然有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却又处於一个无法无天的道德真空（既无宗教信仰，传统伦理也全部沦丧）状态下，那种不顾一切赚钱的欲念，可以诱发出人性中最冷漠、最恶毒、最疯狂的部份。像往西红柿、葡萄等水果上撒药、涂色以增加鲜亮等，都根本不足一提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食品检验制度又远远不完善，同时人为的腐败漏洞比大闸蟹还多。 例如香港记者曾在江苏蟹场问那位徐场长，“国家有没有禁止或者化验标准？”徐场长毫不忌讳地说，“笑话，你不了解国情吧！放药多少靠经验。上市测试也没个准，他高兴就放行，不高兴，再乾净也没用！”说到底，这“毒”从本质上还是共产制度放的。就萨斯病问题，江泽民免了一个张文康、孟学农，从形式上是件好事，但完全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当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称为最勇敢的人。但今天，敢吃中国大闸蟹的人，还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进入了一不怕苦（吃蟹好辛苦）、二不怕死的境地。但他们不是正在被“谋杀” 吗！ 2003年4月22日於纽约（关於大闸蟹的情形，选自2002年10月的香港《壹周刊》，对挖掘毒蟹事件记者的敬业精神深表敬意！）（原载多维） 2004-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经济威胁
程晓农 2020年是美国的多事之秋，中国对美国发起了冷战，而美国的总统大选则掀起重重波澜，久久不息。2020年对澳大利亚来说，也是一个多事之年，其经济和国防问题都与中美这两个大国的未来走向密切相关。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亚洲的若干主要国家，如印度、日本，都面临与澳大利亚相同的处境。中国从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试图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布局和国家安全政策，澳大利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会放松警惕。 一、美国大选与中澳关系剧变 美国总统大选之所以对澳大利亚等亚洲国家非常重要，是因为大选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对澳大利亚的国防和经济关系很大。 中国今年以来对美国及亚太地区的军事压力明显增强，今年6月3日我在SBS发表的文章《中美新冷战正式开始了吗？》点了题。但是，当时美国还没开始全方位应对，因此，在6月份的时侯，究竟中美关系的逆转幅度有多大，尚未明晰。但目前已经可以说，特朗普当局的对华新政策基本展现出来了。若总统换人，是否会再度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方向，全世界都在关注。 而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澳关系的剧变主要表现在贸易领域。澳大利亚经济与中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其出口的35%面向中国，而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占进口总额的24%。澳大利亚近年来输华的主要商品是铁矿、煤、黄金、羊毛、牛肉、铜矿、铝矿、羊肉、葡萄酒、棉花、龙虾、原木、大麦等，货值约8百多亿美元。但是，过去几个月来中澳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贸易摩擦，或者说，中国对澳大利亚开始了变相的单方面经济制裁。 澳大利亚约70%的大麦出口通常流向中国，今年5月29日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开征80.5%的反倾销税；8月27日中国宣布，停止部分澳大利亚牛肉的进口；9月1日中国暂停澳大利亚最大的谷物出口公司(CBH)的对华大麦出口；10月12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中国的能源供应商和钢厂接到口头通知，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港口也不卸载澳大利亚进口煤炭，据彭博社分析，到11月23日仍有货值逾5亿美元的澳大利亚煤炭停留在进入中国港口的船上；10月16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澳大利亚棉花行业组织表示，中国开始劝阻其纺织厂使用澳大利亚进口棉花；澳大利亚的龙虾出口94%流向中国，11月初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龙虾延迟通关，使澳大利亚空运出口的活龙虾可能死于机场，导致活龙虾出口受阻；11月上旬中国还暂停了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和维多利亚州进口的木材；与此同时，中国又施压中国进口商拒绝来自澳大利亚的羊毛和铜精矿；澳大利亚是中国的葡萄酒主要进口国，11月26日中国对进口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实施高达212%的反倾销关税。 总体来看，除了铁矿石、黄金、铝矿、羊肉之外，澳大利亚的其他对华出口商品均遭到了中共的全方位制裁，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当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二、澳中协商能解决贸易纠纷？ 澳中关系的恶化，究竟是中国的无心之错，还是有意为之？澳中双方如果在经贸领域加强沟通，是否能化解贸易摩擦呢？ 目前中国并未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实行相同强度的贸易制裁措施，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制裁做法是单独指向澳大利亚的。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里并未对中国采取任何不利于中国的措施，所以，说中澳贸易摩擦，其实是中国在单方面制造摩擦。这种单方面制造摩擦、又选择性地针对澳大利亚一个国家，显然不是无心之错，而是有意为之。正因为中国要单方面地主动对澳大利亚实行变相贸易制裁，而在贸易领域里又找不到任何实行全方位制裁的正式借口，所以就只能故意制造贸易摩擦，来达到阻止澳大利亚对华正常出口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每一种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限制进口或阻挠进口规定，使用了五花八门的不同借口。 中国的经济目前并未真正进入现金外汇周转不灵、全面收紧进口的局面，所以，它停止进口了这些澳大利亚商品，却可能改从其他国家进口。也就是说，中国不是经济上完全不再需要澳大利亚出口的这些商品，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针对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产品的各大类陆续实施制裁，很明显是要借此打击澳大利亚的经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国对自己的这个意图其实毫无掩藏。 通常情况下，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源自经贸领域的纠纷，如果彼此能协商解决，贸易摩擦即可迎刃而解。但是，如果双方本无经贸纠纷，其中一方突然主动地蓄意制造贸易摩擦，甚至变着花样地使用各种莫须有式的借口，这就表明，如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不是双边协商可以顺利解决的。就象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邻居不断无理制造各种事端，让自己连续蒙受明显的损失，这个人就会思考一下，那邻居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故意制造贸易摩擦、乃至形成变相贸易制裁的霸凌做法，采取了冷静慎重的态度。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11月1日表示，“中国当局应排除任何歧视性行为”；11月27日他又表示，澳大利亚认为，中方的举动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表明澳大利亚坚持自由公平贸易的立场，11月15日澳大利亚也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没有派商务官员到北京协商，对北京的上述做法也不高调抗议，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澳中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经济方面的双边对立。中国实行变相的对澳贸易制裁，其真实目的是籍此向澳大利亚施压，要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改变方针。 三、中国的对外姿态日趋强硬 从去年底开始，中国就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公开威胁亚太地区和美国的军事动作，由此点燃了中美冷战。 去年的美中经贸谈判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技术盗窃和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美国以后者为工具，希望同时解决前者；中国在谈判初期以虚与委蛇对之，后则玩弄分离这两个议题的花招，最终彻底拒绝讨论技术盗窃问题。当时两国在军事问题上并未发生对抗。然而，今年1月到6月，中国采取了三个对外军事威胁行动。其一是海军舰队到中途岛美军基地附近演习，剑指珍珠港；其二是宣布在南海国际水域通过建造大量人工岛，构筑对美发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和“发射阵地；其三是宣布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精准核打击的卫星导航部署。中共当局对国内民众封锁相关消息，但通过外宣媒体《多维新闻》及时做了详细报道和分析。 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今年7月开始，美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长等人陆续发表正式讲话，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的多方位对抗。所谓全方位对抗，按相关各领域对抗的重要性来排列，主要包括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每个领域的对抗目标都是弱敌强我。这四大对抗相互关联，构成了冷战的典型格局。 中共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威胁除了瞄准美国，也关系到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亚太大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今年7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未来10年内投入2700亿澳元，用于国防建设，包括升级攻击性武器、加大网络能力以及增设高科技水下监控系统。莫里森总理表示，澳大利亚国防军现在需要加强威慑能力，从而阻止对澳大利亚的攻击，有助于防止战争；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意味着双方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尽我们所能，保护澳大利亚，保卫澳大利亚。 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后不过数月，中国又将对外军事威胁进一步升级。10月22日《多维新闻》发表一篇题为《国际安全不稳定性突出，中国国防法拟增“开战条件”》的报道，宣布中国修改国防法，把经济需要列为“开战动员”的重要理由。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如果面临严重威胁，可能会作战争准备，为此要实行战争总动员，这可以理解。但中国现在考虑的却是，只要经济发展遇到麻烦，它就可能准备发动战争。换言之，中国通过这次修改国防法，把对外战争的“开战条件”扩大到无穷大，随便一个说法都可以轻易地和“经济利益”挂上钩，然后便可被中共拿来作为开战的理由。 四、中共军事威胁对澳大利亚的警示 澳大利亚对中国上述威胁并不陌生，太平洋战争之前大日本帝国就是这样思考的。当年日军占领南洋诸国之后，就开始轰炸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企图进一步攻占澳大利亚，以确保它占领的南洋油田的长期安全。那时澳军奋起挺身，捍卫祖国，与美军并肩战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域的陆上、海上和空中与日军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 现在中国对外核威胁的主要工具是战略核潜艇，其基地在海南岛的三亚港。这些核潜艇的活动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出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巴士海峡；二是沿东南方向，穿过菲律宾群岛，东出印尼与菲律宾之间的苏拉威西海。后一个方向再往东不远就是巴布亚这个大岛，澳大利亚的大门口。今年9月到10月中美两国舰队在巴士海峡已经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水下和水上反潜对峙，那个海域目前是美军防范中共核潜艇的重点地区。另一个重点防范区就是苏拉威西海，美军准备以苏拉威西海以东的帕劳群岛为基地，展开反潜部署。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十年计划要增设高科技水下监控系统的原因。 大日本帝国打太平洋战争的借口是需要加里曼丹等岛上的石油。若按照中国最新的“开战条件”来看，那些大量出口物资到中国的国家，都符合中国的经济需要。澳大利亚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理所当然会与其他国家合作，未雨绸缪。而中国之所以一步一步地对澳大利亚施加经济压力，无非是为了削弱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保障。 11月27日《多维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间于中美难题，莫里森这次学聪明了吗》。此文作者用十分强硬的口气写道：“很明显，中国并不避讳澳方‘中国将贸易作为政治武器’的指责，从中方角度出发，澳方政府及媒体近来的一系列取态令两国关系恶化，两国贸易关系出现问题也就是必然后果。对此，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9日表示，‘澳大利亚永远会是澳大利亚’，将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作出决定”。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主任劳伦森教授在BBC的采访中说，北京的愤怒是针对澳大利亚在国际关系中的立场，“中国看到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做出了与美国站在一起的选择”。劳伦森说得并不准确，澳大利亚并未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澳大利亚与遥远的美国也没有传统的地缘政治关联，但澳大利亚面临中国的军事威胁，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刻，这种威胁是核潜艇；将来，还可能面临中共建成的航母编队，而类似的日军航母编队，澳大利亚人80年前就见识过了。 熟悉祖国现代史的澳大利亚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祖父辈当年面对日军的强势威胁，浴血奋战，苦斗经年，方才守护住自己的家园。如今，中国从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试图操纵澳大利亚的国际关系布局和国家安全政策，澳大利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会放松警惕。 原载澳广SBS, 2020年12月1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china-s-economic-threat-to-australia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