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
――兼谈中国官方修补裂缝的新举措 中东北非革命不但掀翻了一张张独裁者的宝座，还让其本人及家族多年搜刮的巨额财富化为泡影。一向被各类贪渎者视为财产保险箱的瑞士银行接连宣布冻结本•阿里、穆巴拉克与卡扎菲的财产，英美政府也相继宣布冻结这些独裁者存放在本国的巨额资产，准备交还给这些独裁者所在国家的人民。 这些独裁者都自称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其人民所拥戴，或者声称他们是人民最大的恩主。比如蒙博托曾在集会时对群众说：“是我造就了你们”；穆巴拉克临到下台还宣称“我爱我的国家”。卡扎菲的脸皮更厚，面临人民殊死的起义反抗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我的人民热爱我”。但正是这些自称是人民恩主的独裁者最喜欢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藏匿于外国，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其中据说卡扎菲是藏钱高手，狡兔三窟，西方国家到处都有他的藏金窟。 为什么赐予人民幸福的独裁者认为自己的国家缺乏安全？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将钱藏匿于“好朋友”比如中国的国家银行里，却将他们痛恨的西方国家的银行作为自己的财富保险箱？这些保险箱又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裂缝，变得不再安全？ 一、西方银行的“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 应该说，直到2009年，全球的独裁者及腐败者选择的藏金之地基本上是安全的，只是与1987年以前的安全有所不同，这一安全变成了与独裁者的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原因是1987年瑞士在各种压力之下取消了匿名帐户。 二战以后，由于纳粹的关系，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组织的强烈谴责，被称为“纳粹的银行”。瑞士银行被迫对传统保密制度做了修改，取消了匿名帐户，要求职员“了解你的客户”，即必须确认每个开户客人的身份及经济上的“合法性”。在这个“了解你的客户”制度下，如果申请开户者是在外国担任公职的“政治公众人物”，银行会对其可能带来的法律或声誉风险做出评估。这些领导人的亲属也在名单之上。如果申请人要通过中间人处理相关开户事宜，他们还得签署一份特殊的清单，声明谁是受益人。据瑞士总统米什琳?卡尔弥-瑞透露，在本•阿里的案例中，亲属名单包括40个名字，其财产均被冻结。从此以后，瑞士有了一个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各银行可向其订阅。有些大银行也有自己的这类名单。 由于1987年“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的建立，菲律宾的马科斯、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独裁者的政权被推翻后，他们在瑞士银行保管的巨额财产也随之曝光。这类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愤怒与指责，导致瑞士银行不得不继续改革其保密制度。2007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一项新倡议，即《追回被窃资产倡议：挑战、机会和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的领导人和官员所窃取的国家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于发展项目投资。倡议面世第二天，瑞士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合作。这项合作的“产品”就是瑞士于2010年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 《独裁者资产法》赋予联邦委员会冻结有争议性资产的权力，一旦资产被冻结，联邦委员会将有最多10年时间来采取没收这些资产的行动。这些资产一旦被归还给资产拥有者所在国家，则必须被用于改善广大人口的生活质量、巩固司法系统和打击犯罪。 这部法律于2011年2月1日开始生效。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革命正好发生于这部法律生效之际，因此，瑞士银行先后宣布冻结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及其家属的财产。 二、中国权贵为资本外逃另辟蹊径 北非独裁者财产均被冻结的结果，让中国高官顿感原来的藏金方式不再安全。独裁者及官员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及子孙后代安享富贵。他们不愿意将财富存放在本国及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之处，当然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些财富源于掠夺，在本国见不得阳光，二是出于政治安全考虑。这些独裁者深知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政权安全并无保证，因此才变着法子存放至瑞士及英美银行。目前这些保险箱既然只能在他们的政权稳定时成为保险箱，就得考虑如何在政权易帜之后也能保障财产安全。 中国权贵这方面的脑子动得够快。就在3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公布新的《海外投资条例》，从本月起对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央企限额以下均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这一新规定使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权限从金额上放宽了十倍。 颁布这一新条例的理由是希望藉此实现外汇储备均衡化，减少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但其实际作用却远比政府部门愿意公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真正的目的既不是央企有那么强的投资需要，因为中国的海外庞大投资至今大多数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也不是为了给私企以更多方便，因为私企资金自有其灵活的流出管道。有官员今年2月份曾去非洲某国考察，发现该国官方统计，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9亿美元，而中国自己的统计却是3亿多美元，两个数字相差了整整6亿。中方掌握的数字与真实投资之间的差距源自很多“绕道走出去”的企业投资。所谓“绕道”就是“绕”过行政审批制度，通过贸易项下或者资金对冲等其他渠道转移资金至海外。 目前中国小额的资金外流之门早已打开。去年出台的新规定个人用汇5万美元以下不需要任何审批，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门帮助国人换汇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个人套取100万美元出国也不是问题。因此，这种放宽资金限制不仅是为了让大额资金合法流出去，更是为了让大笔资金穿上投资这件合法外衣，免在将来遭到类似北非独裁者财富被冻结的命运。 中国与北非这些国家相比，有些不同的特点。第一、中国是腐败共谋等级制，从上到下，各阶层官员都利用权力攫取金钱并向外转移资产。第二，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有大量财富隐匿在他人名下；第三，不少官员子弟已成为他国公民。因此，中国官僚阶层在海外存放财产的方式远比本阿里、穆巴拉克多样化。从已案发的腐败案例来看，高级官员们的海外关系多，经验亦较低阶官员丰富，不是通过妻子儿女移民海外的管道成功转移资产，就是通过情人二奶之类的在海外投资经营将钱洗白。但许多人的财产可能还留在国内，有的干脆就是以公司资产形式存在。在北非独裁者保险箱裂开大缝、多年聚敛的财富不保之时，中国及时出台这么一部《海外投资法》，算是为这部分大贪家族及时转移资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2011年4月7日，第49期，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54）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两会的“改革”与“政改”之间的鸿沟
今年两会之际，《人民日报》那句“宁要微辞，不要危机”，激起不少人的政改遐想。中新网还援引香港《明报》报道放风：“中共已对改革表明态度，时机选择亦有深意”，一时之间，有关中国政改的评论又纷纷出来，乐观派拿着显微镜努力寻找两会中与“改革”的相关词句，并加以解读。 两会所谈“改革”并非“政改” 我仔细搜罗，穷尽两会谈到“政治改革”的人与讲话。计有：赵启正谈“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未截然分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李克强说“改革已进入不进则退的深水区”。温相的《政府工作报告》逾60次提到改革，包括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等六方面，其中没有一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其中谈得最诚恳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3月5日汪洋对中外记者表示改革“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次日又在全国人大会议广东团分组会议上表示，“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则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我们想改，中央不让改”。但观其全部讲话，所指仍旧是行政改革，希望中央给地方政府放权松绑。 可以说，无论是温家宝报告提到的“政府改革”，还是汪洋希望先行一步的改革，都是指现有政治格局框架内的行政改革，并不是指解决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 再联想到人大发言人李肇星在记者问及“全国人大代表为何不能实行直选”时，以“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推诿搪塞——既然连人大代表都不能实行直选，《人民日报》刺激的政改想象当然只是一张无法充饥的画饼。 各界精英对“政改”的态度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教授杨海坤在“无党派和社科联组会议”上做了五分钟即席发言，建议中央能够研究出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获得热烈掌声。晚间该消息在微博引起关注。但CCTV及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均将这一段讲话删除，因此被网友戏称为“两会第一删”。值得关注的是：杨海坤这一被当局所不容的发言，开头就是“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在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解决好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解决的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就这样小心翼翼并不触及重建政治合法性的“政改”建言，北京也根本不想采纳。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政协委员，联想董事长柳传志在两会前夕的一番言论。柳传志如此理解民主政治与中国国情：“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此话遭到许多人批评，认为柳传志缺乏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缺少对本国数以十亿计的贫困民众的体恤、同情。 其实，柳传志所言，要害不在缺乏同情心，而是他对民主政治的严重误解。因为民主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而不是保证社会成员的财产平等。民主制度更不一定就是高福利，比如美国、日本与印度都是民主制度，但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民主政治更不是主张瓜分富人财产，近百余年来，人类社会真正主张剥夺有产阶级的，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正是柳传志现在所依附的这个党，先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民众，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中国的有产阶级，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化私为公，充作国有资产；然后再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让权贵及其利益相关者化公为私，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所以，柳传志真正应该担心的，不应该是民主化“将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而是权力市场化正在将中国拉入的这个巨大陷阱，这个陷阱早已形成，而且很深，要爬出来，中国人还得费番苦工夫。 政治精英只想要经济精英当配角 柳传志们对党很贴心，但党的精英却另有一番盘算。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此次两会上提出“一人一票为什么不行？”并逐条论述如下：“1、共同富裕之后一人一票可以，但如果10%的人拥有80%财富，他们就可能让投票方向发生变化，一人一票就不公平；2、人少可以，人少候选人大家都能了解，但人太多，候选人在哪 都不知道，一人一票怎么准确？3、一人一票就是书生之见，是对着书本想概念。” 因王立军事件正走背运的黄奇帆发表此论前应该经过精心算计，认为自己把准了中央领导层的心脉。与柳传志不同，黄画出来的“理想蓝图”是：政治权力圈既要排除草根，还要排除经济精英，只能由党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执政，让政、经、文三类精英的部分人物进入“两会”，以“精英共和”的形式统治中国。 “向天再借二十年”？ 除了政治利益集团之外，中国各界对“政改”的期盼已经很久了。凡有头脑者都已经清醒地看到中国现在已经陷入各种难解的矛盾：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其集结点在于土地及相关的社会权利；资本-权力同盟与劳工阶层的矛盾；政府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与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经济精英要求建立完全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政府过度挤压与广大中产阶层生存艰难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还有全体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态危机。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但北京仍然愚蠢地认为只要强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能继续维持下去。俄罗斯普京的当选更象是给中南海衮衮诸公打了一针吗啡，以为还能“向天再借二十年”。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等到北京终于决定启动“政改”之日，就是他们耗尽了“政改”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之时，比如社会信任与生态资源消耗殆尽，深陷财政危机。只是到了那时，启动“政改”也回天无力。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3月1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3/120312\cr\lianghui.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巴解领袖要「活埋」阿拉法特？
患重病住进巴黎医院的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现在到底怎麽样了，是像报道所说，已「脑死」，成了植物人，仅靠人工输氧维持，死不报丧？ 本日（八号）《华盛顿邮报》刊出专题报道「阿拉法特妻子发怒指控」说，早就离开巴勒斯坦的贫民地区，住在巴黎豪华公寓的阿拉法特妻子苏哈（Suha Arafat），今晨在接受卡达的「半岛电视台」电话采访时大发雷霆，指控巴解组织的三位可能继承人，巴不得他的丈夫快点死，甚至尝试「活埋」阿拉法特（trying to bury him alive）。 巴解组织发言人说，苏哈的指控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如果阿拉法特能够听到，他都会反驳。「苏哈的目的是要毁掉巴解的领导层，然後由她来单独做决定。」 这位比阿拉法特小34岁，三年前和丈夫分居的巴勒斯坦第一夫人，一向口无遮拦，曾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 法国外交部长Michel Barnier昨晚被记者问到阿拉法特病情时，没有否认「脑死」传言，只是表示「我不能那麽说」，他的情况「非常严重」，但「他还活著」。收治阿拉法特的巴黎医院也不公开病情，显示势态严重。但苏哈却声称，她的丈夫「情况良好，他会返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今天在澳大利亚《时代报》（The Age）发表题为「如沙漠上的足迹」（As lasting as a footprint in the desert）的文章说，阿拉法特本质上是个坏蛋，他扼杀了自己人民的向上精神；他的腐败、自私的统治，导致创造性的外交无法触及到巴勒斯坦。「他将死亡的消息，将给那个地区带来更多的希望。」他的政治遗产将如沙漠上的足迹般迅速被抹得毫无痕迹。 弗里德曼1988年出版的研究中东问题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这位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在其文章结尾说，「阿拉法特是个坏家伙，不仅因为他把恐怖主义的新层次引进到世界政治，而且他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罪行。因此历史对他的评断将不会客气。」 2004-1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从“独立自主”到对外依存
中国对外开放30年，从当初闭关锁国状态下的“独立自主”发展到今天，从能源、原料、生产到销售等各环节，都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只是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之变化，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也在渐渐改变。 “中国制造”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国资本的眼中，中国意味着两点，一是低廉的劳动成本与土地成本，二是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需求。但近5年以来，国际资本总算渐渐明白了这两点在中国其实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为中国人多，就业机会少，所以才愿意在低工资与低（或零）福利的状态下就业；但也正因为劳动力工资低廉，购买力也就低下，这13亿人当中至少有8亿购买力严重不足。于是中国成了一个内需严重不足、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家。凡真懂中国经济的人都为这种状况担心：外贸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经济对处依存度高达70%。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比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作为“中国制造”的第一、第二两大市场的美国与欧盟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外贸这架“马车”就有死火之虞――去年下半年开始，这已成为现实。 以往将近20余年里，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和美国消费大军之间的彼此依存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金融危机迫使花钱大方的美国人不得不看紧钱包，中国出口贸易就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今年7月下旬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出现了这样的有趣场景：美国希望中国能有效地提升本国内需；而中国却希望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美国人多多消费，以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环境成本并非中国独有“优势”，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方面的“竞争力”。当中国国内由于土地成本持续上升并推动其它各种物价上涨之时，国际资本就到其它国家与地区寻找新的“成本洼地”，比如越南、印度、印尼、斯里兰卡等国。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便宜哪安家。当外资大量从中国撤离之时，民众的就业与政府的税收就都成了问题。 中国经济的软肋：能源对外依存度偏高 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是既互相依存又时有摩擦，这种复杂关系既体现于各种市场份额的争夺中，还体现在抢占能源、矿产和原材料的竞争中。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石油需求持续增长，能源需求已构成中国外交的第三环节。这段时期内，中国GDP年均增长9.79%，原油消费年均增加5.77%，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2004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西方舆论认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引擎，直接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走向，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及石油供给安全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看法就是令中国非常反感的“中国能源威胁论”。 石油折射出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美国兰德公司在《中国寻求能源安全》这一研究报告中，分析了全球石油地缘政治以及中国石油资源形势，基本结论是中国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应限制在1/3的范围之内。在这需要靠外部供应的1/3中，兰德公司对中国的建议是：应从俄罗斯解决1/3左右，从中亚解决1/3左右，另外的1/3左右可继续依靠中东。 ――理解了中国以石油为主的能源需求，也就理解了能源外交为何会成为仅次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的外交政策第三环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粗放式增长，所消耗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中国GDP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 2006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达到12.4亿吨，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全球初级产品的全面上扬，无疑与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强劲增长有直接关系。中国自己做了个保守估计，按到2030年中国人口16亿，人均GDP5千美元和人均钢铁蓄积量7吨计算，中国的钢铁总蓄积量将超过百亿吨，中国每年消费的钢铁将超过3 亿吨，消耗的铁矿砂将超过6亿吨，这一数量已超过目前全球的可贸易量。 “能源外交”：中国外交的第三环节 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能源消耗的国际化有两大主要特点；即石油“走出去”和煤炭“走进来”。石油“走出去”指中国石油企业出去收购并购国外石油资产，中石油联手中海油频频出手收购海外石油资产，如今年7月以145亿美元收购安哥拉油田，以1,500亿人民币收购阿根廷YPF就是两个大动作。煤炭“走进来” 则是因为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额的比重将越来越大，2010年可达40%以上。这种庞大的需求足以影响世界能源与原材料市场的价格，并改变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供求格局。 作为全球第二大矿业公司的澳洲力拓早在2008年1月就曾经公开预测，中国将在十年内消耗掉全球一半以上的主要资源。在力拓供应的所有铁矿石、铝和铜中，中国消耗的量分别达到47%、32%和25%，成为世界镍、铜、铝、钢铁、碳和铁矿石的最大买家。只有在石油消费方面还落后于美国，位居第二。基于这一市场预测，力拓持强硬的谈判立场。而作为力拓矿产品最大买家的中国，在价格谈判未达到预期目标以后，以拘捕力拓中国公司高层的方式来应对商业谈判失败这一做法，确实给国际商界蒙上了一层厚重的心理阴影：如果今后中国继续采用这类超经济做法，国际市场的供需规则将如何维持？ 中国的执政集团越来越现实。他们知道培育中国国内市场任重道远，对中国产品及能源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有清醒认识，但他们也不愿意因为经济上的高度依存而放弃政治上的“中国特色”。今年2月习近平在墨西哥指责外国人批评中国人权状态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可以看作是中国方面的政治表态。至于世界各国，原来以为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多了一个新的投资宝域与产品市场，没想到结果是多了一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大户与廉价商品供应基地。如何调整这种不期而至的关系，是中国及世界各大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原载于BBC·点评中国，2009年9月2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8230000/newsid\8233800/8233865.stm）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曹长青“对桑兰的批判是不是太无情过分了？"
编者按∶本网接到下面这封读者来信，再次提到桑兰问题，并质疑曹长青“对桑兰的批判是不是太无情过分了？”面对疑问，本网再次刊发之前的评论，以正视听。 下面是这封读者来信∶ 曹先生，您好！ 桑兰是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是就失去了未来！她是多麽的可怜！您对她的批判是不是太无情过分了？是不是美国也没有这麽批评残疾人的作家？只能在轮椅上坐著，回想起自己以前的光荣会使人精神分裂，您权当桑兰是一个精神分裂病人，不要无情的批判她了。我知道您说过对于恶毒的女人，越心软越会得寸进尺，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可是桑兰已经截瘫了，受到惩罚了，请您从对一个残疾人的同情中不要再对她伤口上撒盐了，那样太残忍了，她即使有全世界的钱也无济于事的。我很难想像对于一个那样的残疾人您能骂的那样狠。 权当我的建议，您别生气。 祝好！ Alex Arend 2014年4月20日 下面是评论文章∶ 曹长青∶桑兰比海明更毒 【大纪元2011年08月27日讯】自从桑兰告“性侵”失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桑兰案就急转直下，几乎从媒体消失，因国内报纸也清楚桑兰案是闹剧了。但最近，桑兰又上了媒体，这次更“闹”了，因她跟律师“闹翻”。海明在博客上“修理”桑兰，什麽不交律师费，不交房租费，也开始骂桑兰是“白眼狼”了。 海明曾说做雷锋，桑兰案不收费（还写进状子），还认桑兰做妹妹，哥长妹短的，很让人恶心了一阵子。现在他却骂起自己的客户妹，而且连篇累牍，几乎每天发博客，想著法子损桑兰，要把他“妹妹”玩死。 这海明怎麽了？难道真疯了？他一点也没疯，他精死了！这样丧心病狂地辱骂桑兰，就是要激怒“客户妹”换律师，这样他就可从这个官司中逃掉。因为他炒作出名的目的已达到（虽是臭名昭著），不再代理桑兰，指望减轻或逃掉莫虎提出的惩罚动议和刘谢的反诉。按法律，“客户妹”不签字，他就摘不掉“桑兰律师”的帽子，而这顶高帽现在把他压得心焦麻乱、坐立不安，所以猛玩激将法。 天下哪有律师玩客户的？正如网民所说，这海明“朝著顾客的软肋上捅刀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放客户的血。”这海明不是太缺德、太狠毒了吗？ 于是网上出现争论，到底桑兰和海明谁更毒？有人认为海明更毒，理由是桑兰原来没想告刘谢，是海明教唆的。桑兰开始时更没想告刘家父子“性侵”，也是海明“指导”的。就像一个人原来没想杀人，但在律师劝说教唆下，最后去杀人。所以海明最毒。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桑兰、海明谁更毒”一文中说，“海明毁了桑兰后半生”，因为桑兰以后的“形象”完了，就如我在第一篇文章所说，“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 但再进一步仔细思考后，我觉得原来的想法是错的。实际上桑兰比海明更毒！理由如下∶ 海明教唆指导桑兰告刘谢夫妇（后又告莫虎、薛伟森等），以简单推理，应是事实。因桑兰曾说过，当初不同意告刘谢的（那时更没告他们的儿子薛伟森）。但为什麽说桑兰毒过海明呢？ 我们举个例子，一个想钱要想疯了的女儿，从没想过杀自己的富有母亲，但律师启发教唆说，如果杀了，可得保险以及家产等多少多少钱（他也能分成），并承诺帮助其逃脱法律制裁。结果这个女儿就真下毒手了。那麽这个女儿和律师谁更毒呢？当然这个女儿更毒！因为这律师虽冷血残忍，但他跟那个母亲陌路平生，没什麽关系。而女儿则不同，她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她得到过、体验过母亲的恩情，她熟悉母亲。律师和这个女儿都是图财害命，法律上谁罪更大是一回事，但道德上，这个女儿除了害命，更“恩将仇报”，把全世界最有恩于她、又最疼爱她的人“杀”了！你说哪个心更毒？哪个更不可原谅？ 早就有人说桑兰是《农夫与蛇》中的蛇。如以这个典故来看，海明也是毒蛇，他平白无故咬刘谢，咬莫虎，咬网友，咬周立波，咬董明等等。同样是毒蛇，为什麽桑兰更毒呢？《农夫与蛇》中的那条毒蛇并不知道（也不懂得）曾被农夫救活，苏醒后是出于本性咬人。海明也像这条本能要咬人的蛇，所以逮谁咬谁，乱咬一气。 而桑兰就不同了，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咬的“农夫”有恩于她，当年“农夫”曾全家动员照顾过她十个月！还给她募款、找工作、支付在中国期间医疗费等等！桑兰过去十多年写过很多感恩文字。所以当年操办桑兰回国后安排的国家体操协会官员张曼蕾最近在网上说，桑兰“怎麽能把十三年来的事实在一个晚上统统翻了个个，把她自己说了十年的感激（刘谢夫妇）话统统颠覆┅┅桑兰，你走的实在太远了！到底是什麽邪念让你著了魔似的越走越远？” 桑兰不仅咬“农夫”，还要咬死他们全家，把刘谢及他们儿子都告上了法庭，索赔额高达七亿美元！清清楚楚地咬有恩于自己的人，你说这有多毒？绝对毒过海明！ 桑兰的更毒之举，就是告刘国生父子“性侵”。很显然这个“一级强奸”案又是在海明指导下才发生的。因事发之初，黄建只是博客上抱怨什麽洗澡、买文胸之类。随后就被海明写进诉状，成“性侵”了。当时海明在博客上还说，桑兰为报案而准备“家庭作业”。从逻辑常识上说，没有海明指点，桑兰和黄健两个“美国不通”哪知道只有告一级强奸（还先撤销民事诉案）才可避开“时效过期”的法律限制。 既然这样，那在这个问题上，海明不是比桑兰更毒吗？不对，还是桑兰毒过海明。为什麽？因为海明为自己出名炒作而陷害他人，但他以前跟刘谢、跟薛伟森都没有瓜葛。反正他是可以闭著眼睛把任何人送进监狱、或让人家倾家荡产都毫无感觉。当然，“兽”怎麽可能有人的感觉。 但桑兰不同，上述那位体委领导张曼蕾感叹，“不幸的桑兰却幸运的遇到了活菩萨——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他们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在桑兰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她最无私的帮助”。可是桑兰却把她曾感恩到视为“母亲”的谢晓虹告上法庭还不够，还把“这位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两个男人（丈夫和儿子）都告上了法庭，而且是用最伤害男人的罪名“性侵”，还是一级强奸！ 桑兰坐在轮椅被推进纽约的警察局、向警方录供时，是她最毒的时刻！因为她清清楚楚知道，她没被刘国生父子性侵，更无什麽一级强奸。她能在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有“阿森哥哥”把她从轮椅上抱上抱下、给她当“墙”使，让她舒服地依赖等等画面的情况下，去警察局报能把薛伟森判二十几年徒刑的一级强奸，能在清清楚楚地知道刘伯伯给他修车道、做大床、改浴室等等的情况下，平静地侃侃而谈，向警方描述自己编织的故事。而且报完一级强奸出来，喜笑颜开。你说这个桑兰得毒到什麽程度！ 为什麽我说是编织的“性侵故事”？根据起码有两条∶其一，是警方录制的口供，只有短短六页纸。我当年曾调查采访过吴征、杨澜的造假案，曾在吴征“卖保险欺诈中国留学生一案”的案发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看到吴征的笔录取证（deposition）。那还不是什麽强奸这麽严重的案子，取证就长达154页。开头还有当事人的出生、经历等资料性东西。而桑兰的去掉这些常规内容，其真正“性侵”的叙述部份，更明显少得可怜。可想她不管怎样在海明的明示下，还是很难编出实质性内容。这就是为什麽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取供，最后只有六页纸。 其二，检方很快就作出结论∶“缺乏证据、不予立案”。只是给桑兰的律师打个电话通知，连个正式书面文字都没做。按常理，报案者还在纽约，检方起码应写个书面文字，正式通知桑兰。但连这都没做。所以连海明都在博客抱怨，美国是“歧视”桑兰。事实上，纽约的检察官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桑兰“烂诉”的愤怒！ 我在“桑兰、海明谁更毒”中写过，桑兰海明是中国人中少见的“毒类”。“海明跟桑兰打，就是斯大林跟希特勒打，同归于尽是最好结局，也是必然。”但为什麽很多人更恨海明，就是因为他太流氓、太无赖，一边把灵魂脱个精光，在网上“裸泳”，一边还举起“贞节牌”，大谈道德。中国那句“做婊子立牌坊”用在海明身上，都让人感觉是侮辱婊子。 如果桑兰跟海明不能同归于尽的话，大众肯定没法皆大欢喜。如果说必须要道义“处决”他们的话，对桑兰的“毒”，应该用电椅。但海明的流氓气更让人气昏头，所以应该用凌迟，一刀一刀剥下他的人皮，因为他不是人！ 2011年8月26日于美国 下面是大纪元网转载此文时的原始读者跟贴∶ 大纪元网友∶ 即使残废，做人都不该如此卑鄙无耻。 大纪元网友∶ 是什麽让她变成这样的人呢？在她生命中最辉煌最美丽的时刻，一下子掉入万复不劫的深渊，由天之骄女变成了残疾人。这其中巨大的物资和精神落差，很容易扭曲一个人的心灵。而社会道德风气的不断沦落，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这种扭曲的程度。 我想，如果上帝能让她在21亿美元和重返过去之间选择，她一定会选后者。她的内心，其实也一定是很苦的。别说21亿，就算200亿、20000亿，她又能享受到什麽呢？让大家一起来痛苦，恐怕就是她的真正目的，这样可以让她暂时忘掉自己的痛苦。哪怕这些人当中，有些还曾经是她的恩人，她也顾不了这麽多了。她现在不毒，不想方设法捞钱，以后恐怕连丈夫都保不住。不管她现在多可恶，她依然还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大纪元网友∶ 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桑、黄、海极毒。 大纪元网友∶ 桑兰比海明更毒——其实比起中共来，他（她）们只是小巫而已。rn他（她）们还没有全部学到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但已够触目惊心了。rn凡受了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毒害的中国人，多多少少有这方面不是人的表现。rn唯解体党文化能解此毒。 ——原载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8/27/n3356250.htm 2014-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杨武事件揭开了国民人格最后的遮羞布
最近的杨武事件，从杨武的怯懦成为采访热点，再到人们反思媒体的“伦理底线”，一时之间非常热闹。但检视一下各种批评、同情及反省，我觉得与其说是杨武的卑怯让国人感到不堪，还不如说人们从杨武事件中看到了更不堪的社会土壤与自身面临的生存状态。事实上，面对强权及暴力如杨武一般怯懦者大有人在，如同杨喜利这种附着在权力骥尾之上的狐假虎威者更大有人在。国人当中有不少属于这两类人，有的人则两种特性兼而有之。杨武的不幸在于发生了其妻被众恶棍当其面强奸这件挑战人类尊严底线的事情，将其怯懦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互联网及媒体聚光灯下。 中国人的尊严是如何逐渐流失的？ 杨武事件关系到人的尊严，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不能失去的最后一点尊严。对杨武的感觉，我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8个字来形容。不管人们用无数理由来为其辨白并施予同情，他在那两小时内无所作为的坐视，已经彻底出卖了他的妻子，抛弃了他最后的一点尊严。杨喜利这类垃圾，本就是天朝物产，从古到今从未绝迹，只是本朝特别多，这点，我早就用“精英流氓化，下层社会痞子化”来说明。 但杨武的卑怯、懦弱，以及他将活着看得比人格尊严重要，所有这些品格特质与观念，都应该归功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社会。在长途客车上坐视女友或未婚妻被辱的事情其实在中国早就发生过若干起，杨武事件遐迩皆知，只是拜互联网之赐。但施暴者母亲事后还那么理直气壮地指责受害女子勾引其儿子，只能说社会有病，个体有病。社会有病，病在不少人已经丧失社会良知，杨喜利的母亲就是丧尽良知者。个人有病，病在不知于人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尊严。但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不是在杨武身上失去的，早就在生活中一点一点地流失，只是大家假装看不见罢了。 近30年以来，最能说明中国人的人格尊严流失的是男人对自己至爱的姐妹妻女的态度。早在90年代初中期，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底层成员大量将姐妹妻女当作脱贫致富工具。东南沿海一带的低级妓女，许多人就是为了让家里早日脱贫，盖房为兄弟娶亲。在当时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者月工资不过一、二千元之时，这些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乡村女子能够往家里数千上万地寄钱，家里人并非不知道她们干的什么营生，不但接受，只嫌不够。 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媒体报道这些现象时，几个常见的理由一是个人堕落，二是强调卖淫者家中父母生病，均说成是被迫。虽然我了解的许多人根本不属于这类情况，他们只是将妻子姐妹的姿色当作“资源”利用。但毕竟没法做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只能在那篇“灰色女性及其他”的文章里谈说一番罢了。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发表的那篇“被‘鸡头’改变的村庄”彻底颠覆了“被迫卖淫”这种精神自慰。记者们经过调查，终于揭露了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25个村庄上千名“鸡头”组织逾千名农村女童和女青年卖淫脱贫的过程：先是鸡头拐卖女童，受害人刚开始抗争，但因女儿致富之后，便心安理得地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接受；村民们先是鄙视卖淫发财之家，后是艳羡和效仿，再后来，年轻男子娶妻都以相貌好为第一条件，因为相貌好，意味着卖相好。 这时候的谴责还主要是针对底层社会成员。但与此同步，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也纷纷堕落。 从商界的性贿赂发展到公务员献妻谋升迁 性贿赂在90年代末期就已经盛行，但多是贿赂方将与自己无血缘或无婚姻关系的美貌女子重金养之并献上，比如福建陈凯找到自己喜爱的美貌女子后，发现自己有所求的官员也喜爱这位女子，忍痛割爱。到本世纪初发生的性贿赂则挑战男人的尊严，开始是上级官员让下级女公务员奉上肉体，报之以升迁等“照顾”，丈夫假作不知。其中可以在国内公开讨论的“极品人物”，是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党总支书记、总队长陈光明，这位二级警监除了本部门的职务之外，还荣膺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第五届“中国十大女杰”等各种政治荣誉；后来是男性官员为了贿赂上级，奉上自己妻子。这类现象在腐败案件中屡有所闻。比如中共河南开封市委组织部长李森林共与300余位女公务员发生关系，其中好些是女公务员丈夫为了升官主动奉上。据说李森林对这类女性伴有个称呼，叫做“贡女”。这种情况本质上与贫穷农村人卖妻女姐妹相同，都是将妻女的肉体视为商品，去交换好处。差别在于交换者的社会等级越高，所交换的标的物也越高。小民是拿妻女姐妹换钱，官员是换取升迁机会。后者人格上一点也不比那些让妻女姐妹卖淫的穷人高尚。正因为本质上是“交换”，交换目的没达到，才会有愤而举报者，李树森案件中，据说就是因有一百余位没拿到“好处”的“贡女”集体出面举报。 这些男女公务员典卖妻子及自身的行为，其实比杨武更不堪百倍。前者是在没有暴力胁迫之下发生的违背人伦底线的交易，目的是通过性交易换来政治资源，是出卖灵魂与肉体的的双重卑劣；杨武则是弱者面对众强者的暴力凌虐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是彻底的怯懦。 人们常用道德堕落来形容目前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其实上述现象已不能用道德堕落来形容，而是无耻，是彻底丧失人之为人的羞耻感。杨武事件其实掀开了中国人最难面对的真实国情：中国人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格尊严。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批评杨武这一卑微如尘埃的可怜人。他今后可以改名换姓，从公众视野消失，重新开始生活。但如果中国人不通过这一事件认真反思一下中国为何盛产杨喜利与杨武，这类耻辱恐怕永远将伴随中国人。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1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1/yang-wu-tragedy/ ）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习近平原来是金正恩
在过去这几年来，中国人以讥笑北朝鲜、嘲弄金正恩为乐，大家都为中国“进步了”而有点得意。当然，谁不愿看到中国进步呢。于是，红墙内外，又有相当一批人，尤其是反共的人，像当年欢呼“胡温新政”一样，为“习李新政”叫好，第N次启航寄望“好皇帝”的梦想。 金日成的毛时代，西方也有一半人做共产主义美梦，不必提它了。金正日时代，西方对他只是铁著脸皱眉头。到了金正恩时代，西方人也和中国人一样，拿他逗乐了。孙子返祖到爷爷的时空，当然像猴子一样好玩。至于那里的人民嘛，唉——，所有看猴的人都感叹，可怜呵，被封在笼子里的傻子们。 中国当然成色不一样了。步中国货涌向世界的后尘，中国人也开始涌向世界。以前“老子去了趟纽约”、“哥儿们刚从欧洲回来”还可以吹吹牛，今天那些精英们周遭转一圈，发现没几个人的老婆不是刚从国外采购归来。那些成天玩什麽“苹果”的，对国外早已不新奇。至于中国领导人嘛，你顶多也就是铁著脸皱眉头，怎麽也还不至于想到金正恩。 这次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加上随后的那个“网络作家旋风”，忽然让很多人看到，啊，原来中国也走到了“返祖”的金正恩时代！傻了。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还是能不能笑出口。自己是看猴的？还是被猴耍的？还是也成了北朝鲜那些被感叹的？ 毛泽东历来喜欢舞文弄墨，以七十年前的时空，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可以理解。之后，毛的接班人们，邓小平没开过，江泽民没开过，胡锦涛也没开过。因为再继承党的传统，也不至于走到“返祖”那一步。在连批判“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成恐龙的年代，居然冒出一个“习近平文艺座谈会”。 去网上看一眼那个座谈会的视频，简直太恍如隔世了。这年头，还有如此耍猴的！台上台下人说的那些昏话，早在三十多年前，不就被否定、被嘲笑了吗？怎麽今天会在众目睽睽下梦呓出来？好像在排演一部有关“上山下乡”年代的戏剧，而且是夸张的舞台剧。不知座位上那些人有没有谁脸上发烧，想想互联网的观众面那麽大，那台戏留在网上的历史会是到永久。 那台戏，耍猴耍得最精彩的、终于让“国货”代替金正恩成为国人饭后茶余笑谈的，当然是嘟囔了两个小时台词的习大人。而点名“两个网络作家”则把这台怀旧戏演到高潮。 任何不是猴子的都可以看出，那个网络“作家”实在是比姚文元更恶劣一万倍的。姚文元起码相信自己说的话，那个周小痞是连自己的谎都不相信的。 当然，中国十几亿人，有几个疯子不奇怪，令人目瞪口呆的是那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居然欣赏、钦点，并要让痞子谎言家释放“正能量”。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居然有人说，习是被中宣部耍了、黑了；总书记根本不知道周小痞是咋回事儿；甚至有人说，是宣传部门把“精心包装的狗屎”给习大人泼了一脑袋。对如此“狗屎论”者，你只能猜测，他本人大概就是参与“精心包装狗屎”的，否则怎麽沾一身和周小痞一样的味道！ 如果“精装的狗屎”在一夜之间就臭遍全中国，说明此“精”烂到周某人地步。如果宣传部门谁敢斗胆到给习大人泼狗屎的地步，他早就在18层地狱睡了好几觉了。中共宣传部，从来都是跟最高领导人穿连裆裤，对这一点装不知道的，差不多得有周小痞一样的撒谎勇气。 这里一目了然，那两个“网络作家”是习本人亲自发现、亲自钦点到那个座谈会上，然后才有那个直接点名的高潮。没有习大人的亲自点名，哪怕中宣部里全都是猪，也不会把一滩连一夜都包不住的狗屎送到总书记鼻子底下。 毛时代，他手下的人可以把任何跟毛相佐的意见全部挡掉。就像袁世凯，部下自己做报纸，让他看到全国都拥戴他做皇帝的一片大好；当有一天佣人用街上的真报纸包著东西回来，让他意外看到原来全国对他是一片恶骂，结果一下子就一命呜呼了。 今天，习近平和你我一样，每天上网看各种消息、评论。他可以封网，挡住绝大多数中国人看外面的景，但有谁相信他会给自己的电脑架起防火墙吗？他此时此刻就和你一样，在网上看你正看的文章。 这张网轻轻松松地把珍珠和垃圾、真实和谎言摆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这里是最真的共产主义——君子和痞子，待遇绝对平等，按需所取。 那凭什麽判断习近平亲自钦点周小痞呢？且不说他上台两年中国的急速左转，对异议声音镇压的心狠手毒，仅凭他这几年被广为报道的高论就清晰可见，中国人多麽倒霉地迎来了一个金正恩∶ 出访国外时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麽好说的。”典型一个上山下乡红卫兵。 对苏联解体的认知是，当时 “竟无一人是男儿”。他崇拜的男儿是毛泽东。 更有甚者，对国内的反对声音，他回答，“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原来还是党在养活著13亿人！ 凭这种“山大王”等级的言论，再加上他的核心目标是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你完全可以想像，习某在网上见到周某和花某的文章，感觉多麽解渴，多麽一拍即合。 据花某人博客说∶“他当时的原话是∶‘我们的会上还来了两位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在哪儿坐著呢?’ 那一刻简直不知所措，不由自主的就站了起来，举手说∶‘习大大好!’总书记微笑点头┅┅” （上述博文，以及花某2014以后的博文现已统统不见了，看来“花作家”是只被允许说假话的，刚说了一句关于总书记的真话，也被封了，因福得祸呵。） 习近平不仅清楚地知道二人，而且在被当面叫做“习大大”时，竟然微笑点头。别说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厂长、村长，如果有人叫他“张大大、李大大”他能接受，还挺高兴的，那是不是有点智障呵？你再闭眼想想习大人微笑点头那情景，不是活脱脱一个金正恩嘛？ 中国的事儿实在太怪了，高官越疯越有人捧。今天捧习的人，比捧邓、江、胡的都多。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独裁专制的垮掉都得是最高领导人的倒台。连毛皇帝都很清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真不知那些号称反专制，却死挺专制最高领导人的人们到底要干什麽？ 若干年后，回首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最滑稽的一幕大概是，海内外居然有那麽多中国人，一边痛批共产党，痛骂独裁专制，痛宰某个贪官污吏，一边誓死捍卫中共最高领导人。一绝。一股维护习政权的“正”能量。 不过大家别以为习近平很得意，有谁认为做金正恩很得意吗？我们看所有独裁者，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毛泽东到萨达姆到卡扎菲到穆巴拉克，无论是不得好死，还是不得好活，他们哪个人的日子比得上戈尔巴乔夫呢？更别说在历史书上，那是魔鬼和gong臣之分呵。（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只好用拼音代替。抱歉） 习近平明摆著有做毛泽东之心，但毛当年能得逞，不仅仅是靠血腥，更靠人们心里真正的蒙昧。可今天你看看吧，谁想用周小痞的能量（能耐）对付那些看金正恩耍猴的中国人，结果不仅是自己制造了一盆“精装的狗屎”，结果还扣在了自己头上。 2014年10月31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0-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莫将统计数据当作宣传工具
今年网民针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枯燥无味的统计数据之所以成为“公众话题”，不是因为这些统计数据鼓舞人心，而是这些数据透出的明显虚假。 第一波质疑针对国家统计局，因该局2月26日公布的2008年全年税收总额与财政部税政司公布的全年税收总额相差3,600多亿元；第二波质疑针对4月9日该局公布的2008年城镇职工平均收入2.9万元，民众大都感到这一平均收入明显高于自己及周围人群的实际收入；第三波质疑针对去年四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的数字迷宫。仅谭作人、谢贻卉的《公民独立调查报告》报告中，就指出四川省教育厅曾公布过三套不同的统计数据，这还不包括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2008年11月21宣布的“在校师生死亡总数为19,065人”后宣布为口误的那一次。 统计数据只是衡量社会经济状态的量化指标，原本用途只是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在民主国家，对它的关注从来就不像中国这么高。但在中国，由于统计局被当局错位地赋予了宣传功能，造假就成了中国统计数据摆脱不了的宿命，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才会如此一波接一波出现。 对四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数字的可能瞒报，时论很清楚地指出这是出于四川地方政府规避责任、减少赔偿等政治经济需要。但对于国民收入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平均收入”这一口径，除了专业人士之外，公众只是感觉到不对，表示质疑，很难掰扯明白。本文以此作为切入口，指出统计数据承担的宣传功能“妙”在何处。 国家统计局将高、中、低收入一锅煮、社会福利计算在内、并且遗漏了几乎占就业人口三分之一（不包括私营企业从业者及个体工商户在内）、将失业人口排斥在外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要害在于通过模糊一些关键性的指标掩藏真相： 第一，它可以掩盖中国收入差距过大这一事实。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约占全国家庭总数0.4%的150万个家庭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还体现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上（2007年的基尼系数为0.48，远远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过去几年以来，多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都表明，目前一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有的甚至高达30多倍。即便是在收入高的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能“搭便车”获利。以北京网通、北京电信为例，有媒体曾披露，一线装机职工的月工资约为700～800元左右，仅比2006年7月北京实施的最低工资下限640元高几十元而已。 第二，它模糊了收入分配的流向。大多数网络留言都阐述了一个事实，即留言者的收入远远低于职工平均工资数。那么这些“增长的收入”究竟流向何处？有据可查的流向有两条，一是流向垄断行业，即几年前新华社曾大张旗鼓地声讨过的“特殊利益集团”。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支柱，是它们支撑着中国职工工资的“增长”。 其实，今天的国民受教育程度较毛时代要高得多，用这类有意模糊收入差距严重性的数据来糊弄公众，作用显然有限，只是自欺欺人而已。而用来做为“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依据”，不仅无法矫正时弊，反而会导致政策的短命化与行政能力的弱质化。比如去年的“两税合一”政策、以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为核心内容的“新土改”政策，因为错估时势与实际情况，其命运都与“王莽新政”相类，出台不久即告夭折。而4月开始实施、用来证明中国已成为经济强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结算试点”政策，它那还未启航就告沉没的命运更是成为一个错估本身实力的笑柄。 为了减缓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领导人呼吁要以信心攻坚克难。但是，信心不是依靠谎言打造出来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琉斯有言：“对于事实的健全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中国政府依靠编造统计数据来打造信心，只会弄巧成拙。因为谎言不断被戳破的结果，是政府失去诚信，国民失去安全感。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5月14日，第291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柴玲∶《举目》对我举报远志明强奸后的处理（第 7 封信的第四部分）
神圣洁, 教会也必须圣洁——柴玲写给教会关于远志明的第7封信（第四部分） 2015年3月14日—4月20日 关于《举目》机构对我举报远志明强奸后的处理 2015年1月13日，《举目》发表了徐志秋和周爱玲两位对我跟远志明在2014年6月24日会面后的充满不实的会议备忘录后，在教会里引起很大的混乱。马太福音18∶15-17 本来要求证人帮助句句扣准，这下出了4个版本。实在是荒唐。 2015年1月22日，我在要求徐志秋和周爱玲主动澄清他们文章中的不实无效之后，不得不发表我的回应。按照任何对西方媒体公众报道的要求，我把我的信也交给了《举目》，没想到，我遭受的竟是稿子在发之前被送给徐志秋，徐立即威胁我不要发；然后《举目》拖延决定，直到最后说时间已过，不再发。至今也没有发。 这样的行为，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媒体的做法吗？我在基督中饶恕您们。也请主祝福您们。但是，您们的做法，对我是又一次的属灵虐待，对其她的受害者，对教会的伤害有多深多广，您们是在营造什麽样的基督文化，愿神启示您们。 许多该说的话，都在这些电邮交流中说了。希望您们举目望天，举目望田的时候，能够真正看到天上的耶稣地上的羊群，真正成为“一个提供论坛，信息，交流，报道的深度平台,以建造海内外事奉者，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附录∶我跟举目联络，他们拒绝发表我的文章的记录 2015-01-22 22:46 GMT-08:00 Chai Ling : 编辑您好， 上周您们发表了徐志秋先生关于我的文章。这是我对他的文章的回应。请您也发表，为了平衡，希望您们也能连续登三天。 谢谢您们。 耶稣祝福您们 柴玲 2015-01-23 0:31 GMT-08:00 Agnes Tan: Dear 柴玲， 谢谢您写信来。 我今天不太舒服，匆匆看您的来信，或许有疏漏，但先注意到第三点有误会。在周的原稿内并没有“但我们提醒YZM” 这句，而是云牧师的话，但当时改稿的时候（不是我），为了断句，误植进去。过了约两天，周牧师才发现，打电话给我，我查看原稿、确认后才修改。附件是我从facebook上撤下来的最终稿。 至于是否能发表您的这封信，我需要与机构主管商量，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周五有一天的会议，之后又是周末，几位主管，还有我，都要外出服事，未必能找到时间开会决定） 去年年底，我在个人的facebook上转了你的第一封信。当时转发率很高，胜过《举目》的其它任何文章。由于机构认为虽然是在我个人的facebook 上转载，也等于是代表OC，因此同意在 《举目》上转徐周两位牧师的文章，并加上你信件的链接┅┅ 但因为事情发生太快，大家没有经验，所以内部尚未有充分沟通，感到措手不及...... 请您为这件事祷告，希望你的心能得到安慰，也希望不会在枝节处，横生更多误会，让仇敌笑话。 \-- In Him, 谈 妮 Agnes Tan 敬上 举目执编/代理主编 Managing Editor/Acting Chief Editor, Behold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2015-01-23 0:32 GMT-08:00 Agnes Tan: 忘了附件 From: Agnes Tan Sent: Friday, January 23, 2015 4:09 AM To: Chai Ling Subject: Re: 柴玲投稿 对不起，太累了。忘了说明，您的第一封信是登在facebook 上，12/27-12/30 一共4天，后来，谢文杰也开始参与发言，并跟另一位朋友起争执，我觉得不好，就撤了。我不介意各抒己见，但拒绝打笔仗。 \-- In Him, 谈 妮 Agnes Tan 敬上 举目执编/代理主编 Managing Editor/Acting Chief Editor, Behold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From: Chai Ling Sent: Friday, January 23, 2015 8:56 AM To: Agnes Tan Subject: RE: 柴玲投稿 Dear Agnes 谢谢您给我的这些背景。对我更有帮助和安慰。 我跟您一样，我也不同意打笔仗。即使徐和周对我实行了“突然袭击”，他们没有给我看，同意，纠正，就发表了一些会议内容，我还是按马太福音18∶15-17 跟他们先私下沟通，要他们纠正错误。 周至今没回应； 徐对我私下抱歉，但觉得公开纠正没必要。我没有办法。 公众不能被误导。这对我和对其他的受害者也不公平。 请在祷告中决定。 为您祷告。耶稣给您力量。 柴玲 On Friday, January 23, 8∶40am 2015, 发自 徐志秋: 柴玲姐妹∶ 由于您写的文字与我和周牧师相关，海外校园让我过目。我已经把您的文字转给我的私人律师，从法律角度征求意见。 请耐心等待一、两天。我得到律师意见后马上告诉您。 谢谢！ Zhiqiu Xu,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Chinese Studies 2015-01-23 10:11 GMT-08:00 Chai Ling: Dear Agnes, 谢谢您的指正。我回头看了他们在网上发出后，又给我的最后版本。您说的是对的。我对第三点已做了修改。希望您们发出去。 希望您们相信我。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不说假话。如果我的文章有错误，我会立即纠正并公开道歉。耶稣已经拿去了我的耻辱。我有错就改。神教导我们∶ “9 凡是从 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 （1 John 3∶9） 我们做基督徒的，也经常犯罪。因为我们是在被更新的过程中。但是罪被指出后还继续犯罪，是绝对不应该的！“因为 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原文作“种子”）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 神生的。” 我收到徐志秋今天早上的电邮。很吃惊。我给跟举目投稿，我没有授权举目不给我发表就给徐和周看的。举目没有给我一个受害者看任何徐、周对我的不实的指控就发表了几天。媒体有责任给被指控的当事人一个澄清的机会的。这样才平衡啊！您说哪？ 上周末，即使在痛苦和外界急切要求回应澄清的压力下，我也花时间按马太福音18∶15-17的方式跟他们个人沟通，要求他们纠正因事实不对的错误，周不回应，徐私下道歉，但不肯公开纠正。这样是对公众，对我和家人，尤其是对其他的受害者想站出来说话的，公正吗？如果您需要我跟他们电邮沟通的记录，我会给您。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举目因为您个人在Facebook上发了我的第一封信就不再给我机会发表对徐周的回应，那是不对的。我的第一封信是要由远志明亲自来回应的。别人是不可以代替的。除非是远志明授权公认的代表他的发言人讲话。徐的文章中说，他没有经过远的同意。所以徐周的文章发表后是需要给我一个机会澄清的。要不然的话，举目觉得这样做公平吗？ 耶稣要我们在爱心中说诚实话！神说，我们会找到真相，举目愿意帮助我们找到真相吗？ 至于徐的“律师意见”的威胁，希望他从律师那里知道，说真话和新闻自由是永远的防御！希望他的律师也会告诉他，他没有剥夺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利！ I have been telling the truth! I have nothing to hide! I have been wronged again by Xu and Zhou in this process. Pls give me a chance to tell the truth! Humbly and sincerely, 柴玲 From: Agnes Tan Sent: Friday, January 23, 2015 1:32 PM To: Chai Ling; Rev. z xu徐志秋 Subject: Re: 柴玲投稿 Dear 柴玲， 谢谢来信。 关于您的第三封信。昨晚我已经从另一位朋友那里收到您这封信的Email了。所以我想，您这封信已经广发出去了，同时也投稿《举目》。同样的，当时我转发您的第一封信，也未曾联络远牧师。 此信我也cc 徐牧师。希望大家不要因此扩大误会。谢谢。 \-- In Him, 谈 妮 Agnes Tan 敬上 举目执编/代理主编 Managing Editor/Acting Chief Editor, Behold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From: Chai Ling Sent: Friday, January 23, 2015 2:08 PM To: Agnes Tan; Rev. z xu徐志秋 Subject: RE: 柴玲投稿 Dear Agnes, 谢谢您的回信！徐志秋先生的文章也是在别处发表同时给举目的。下面是他们网上发表后才寄给我的。对于文章，任何人有权发表。但是作为会议记录，不经当事人过目、校正、同意就发表，是不对的。 如果这个会议是法律程序，律师不经当事人签名就把文件抛出去，是会被法官制裁甚至取消掉律师执照的，文件的信息也是完全不被采用的。作为牧师，这样不经当事人的同意、许可、校正，把这样痛苦的事情公布出来，是完全破坏牧师跟信徒之间的神圣的信任的。这些话，出于恩典，我都在回应中没有说。 请公平处理！允许发表我的回应！我的回应不是会议记录。是我对已经公开的文件的指正！徐、周先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表错误的信息，被私下指正后拒绝跟公众纠正，现在又试图再剥夺我澄清歪曲的事实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请举目以公义的方式来对待我！对待每一个人！ 谢谢您！ 柴玲 Ps. “让真相曝露在阳光下 徐志秋 博士（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神学院副教授 ） 【编者注】∶此文首发于徐志秋牧师参与的私密微信群。在同时，徐牧师亦传给《举目》，授权发布。此文作了简单的编辑，并经过徐牧师、周牧师的过目。” From: Chai Ling Sent: Saturday, January 24, 2015 1:38 PM To: Agnes Tan Subject: RE: 柴玲投稿 Good morning Agnes, 今早在祷告中，受感动要再你“follow up”这件事。希望举目刊登我的回应。 有姐妹牧者等在台湾看到你们发表的徐周未经我校正的“会议记录”，又看到我的回应。建议我跟举目联络，由您们刊登我的回应来平衡混乱。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联络。 “至于是否能发表您的这封信，我需要与机构主管商量，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周五有一天的会议，之后又是周末，几位主管，还有我，都要外出服事，未必能找到时间开会决定）” 请把您们的决定告诉我。 谢谢， 柴玲 2015-01-26 18:06 GMT-08:00 Chai Ling: Agnes, 平安。 至于是否能发表您的这封信，我需要与机构主管商量，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周五有一天的会议，之后又是周末，几位主管，还有我，都要外出服事，未必能找到时间开会决定）” 有决定了吗？请告诉我。 谢谢， 柴玲 Agnes Tan Tue 2/3/2015 7:28 PM Re: 柴玲投稿 Dear Ling, 谢谢来信询问。 今天主管让我回复您∶关于您的这篇文章，由于目前许多网页都已经刊登，网上的散布已经很广了，周围凡关心此事者都已读过您的回复。所以我们将不再考虑发布。再次十分感谢您对我们的看重。 From: Chai Ling Sent: Tuesday, February 03, 2015 10:15 PM To: Agnes Tan Subject: RE: 柴玲投稿 Dear Agnes, 谢谢您的回信。 您们主管的决定让我很失望。这样做是不对的。只发表一面之词，不是一个公正的新闻网站的做法，更不应该是一个基督网站的做法。别的网站的发表，是别的网站的决定。不能代替您们的决定。您们的网站是我最先投稿的。您们不但不发表，反而寄给徐志秋看， 让他来用律师之类的话来威胁我不发。您们做的，是基督会做的吗？ 徐志秋牧师和周爱玲牧师的做法已经犯了两条法律∶受害者的隐私权法案和牧师跟信徒之间的隐私权的法律。您们帮助他们发表，在一定程度上也犯了法。尤其是您们现在还要再进一步地不允许一个被侵犯的信徒澄清的权利，那就实在太不对了。请您们主管看看下面的经文，不管您们这样决定的原因是什麽，请您们祷告一下，您们 值得在主面前犯罪吗？请三思。 雅各书 2:1-13Chinese New Version (Simplified) (CNVS) 不可重富轻贫 2 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 2 如果有一个手戴金戒指、身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 3 你们就看重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 4 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 5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而且是承受 神的国的人。这国是 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 6 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其实，那些欺压你们，拉你们上法庭的，不就是富足的人吗？ 7 难道不是他们亵渎那召你们的尊名吗？（或译∶“难道不是他们毁谤你们蒙召的美名吗？”） 8 你们若照著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作对了。 9 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就是犯罪，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 10 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违犯所有的了。 11 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法的。 12 你们既然按著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照著这律法说话行事。 13 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 柴玲 From: [\[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on behalf of; OC投稿信箱 Thu 2/5/2015 9:36 PM To: Chai Ling ; OC投稿信箱 退稿信 亲爱的柴玲∶主内平安 您的作品《第三封信最后版本》已于2015年1月23日收到。非常感谢您如此真诚地表达观点与感想，积极地探索真理。您在执笔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已成为馨香之祭，蒙上帝悦纳。然而，每次通盘审阅之后，我们都不得不割舍许多佳作。很抱歉这次我们杂志不能刊用您的作品。 敬请关注《OC海外校园》杂志网站(http://ocm.oc.org；http://ocimx.com)及《举目》官网 (http://behold.oc.org)中“关于我们”，可以帮助您更了解我们杂志的异像、风格，以及栏目。 亦欢迎将《海外校园》和“OC新媒体”介绍给你认识的慕道朋友；将《举目》介绍给基督徒弟兄姐妹。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爱护。盼望您与我们保持联系。 敬颂 笔安 《海外校园》杂志 “OC新媒体” 《举目》杂志 编辑部 敬上 From: Chai Ling Sent: Wednesday, February 25, 2015 3:18 PM To: Agnes Tan Subject: RE: 柴玲投稿 Dear Agnes 最近18位牧师在网上发表他们独立调查的报告，您跟您们的主管一定看到过。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3900 再次，我正式要求您们主管对不肯登我的信来澄清事实而造成的对我名誉伤害，和对教会的混乱做出公开的和正式的道歉！ 我给您们24小时做答复。这是马太福音18∶15-17 的第一步。 谢谢， 柴玲 2015-03-05 15:43 GMT-08:00 Chai Ling: CC: CCpastors March 5th, 2015 Dear Agnes, 我在2015年2月25日的要求道歉没有得到回音。希望您们主管为您们做的不对的地方给我公开道歉，来挽回您们的一系列行为对我对教会造成的极大的混乱和伤害。这些行为包括∶ \# 发表徐周的非法不实信件， \# 不发我的回应信， \# 又把我的信私自给徐志秋，导致他威胁我，试图威胁我到不敢发表信件来澄清混乱。 我给您24小时做答复。这是马太福音18∶15-17 第二步。我请18位牧者给我做证人。 柴玲 From: Anges Tan CC: CCPastors Dear Ling， 谢谢来信。非常抱歉，目前机构几位主管，人都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与国家服事，我也是才从外州回来，正在照顾年迈、病弱的父母。如同对您上封电邮的回复，要等主管都回来之后，才可开会，决定如何处理您的来信。 愿上帝与您同在！ In Him, 谈 妮 Agnes Tan 敬上 举目执编/代理主编 Managing Editor/Acting Chief Editor, Behold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Joanna Su Mon 3/9/2015 3:20 PM CC: Agnes <> 柴姐妹∶主内平安！ 谢谢您先后两次来信（2/25及3/5）。 您当初的投稿（您在subject处注明是“柴玲投稿”），我们是按长久以来，杂志一般正常的审稿程序，经众编辑审稿后作的决定—退稿，整个程序并无不妥之处。 您提及《举目》脸书刊登了徐的“非法不实信件”，倘若徐文正式被确定为“非法”和“不实”，我们就会考虑该如何处理。 敬颂 以马内利 《举目》杂志主编 苏郑期英 敬上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To: Joanna Su CC: Agnes <> Mon 3/9/2015 4:33 PM 苏郑期英姐妹， 您好。谢谢您的回信。您的说法是不对的。举目发表了徐周对我不实的会议记录，并发表了三天，对我和家人引起很大的伤害。举目作为一个媒体，应该给我同样的机会来刊登我的回应信。您们不但选择不登，并把我的信转给徐志秋，使徐志秋来恫吓我不发我的信，这是不对的。 您的回应，不但不承认您们不发表我的信决定的不对，还坚持您们的错误，这就更不对了。 我在基督中饶恕您们的过失，也求耶稣祝福您们。但是您们这样的不公正，是不对的。 柴玲 ——原载《女童之声》 2015-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决定台湾“明天”的因素是什么？ ——为《台湾关系法》40 周年而作
何清涟 今年4月10日是《台湾关系法》签订四十周年之日，美国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五位参议员近日提出一个议案以资纪念；台湾则正逢总统选举竞选活动开始，香港与澳门特首均接受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此举表达了北京对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的期许。台、中、美“新三国演义”的序幕已拉开，在参与的三方中，谁是决定台湾明天的因素？ 台湾政府的色彩决定与北京关系的远近 2011年我去台湾听到的名言是：现在台湾人最不怕的就是换政府与换总统，觉得这届政府与总统不行了，让他下台，换个总统试试看。 这种看法，一方面表示台湾选民在选举中可以体现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台湾地方小，风狂雨骤易起变化，政治人物由红转黑可能就因一个不太大的事件。但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点：人民委托的代理人——政府首脑一旦选出，必然会对政治产生作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选举是会产生后果的”，这话不仅对美国适用，对台湾也同样适用。陈水扁、蔡英文当家的台湾，与马英九的台湾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对北京的态度也迥然相异。 最近台湾媒体采访我时总要问到一点：韩国瑜是不是中共大外宣的产物？我的回答是：“韩流”的出现，首先是台湾民心的转变，其次才是北京借势成事。在太阳花运动前后，通过打倒“外来政权”凝聚的民气，化为对本土人执政的高期待。蔡英文女士执政以来，经济上难有作为，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又对美国民主党的“进步”政策过份追随，将同性婚姻置为主打议题。台湾人当中有不少早就厌倦了蓝绿之争与统独议题，也不喜欢民粹当道的务虚激情。20多年来一直是“绿地”的高雄人民早就存在较强的危机感，韩国瑜一句“高雄又老又穷”引发共鸣，瞬间就让高雄由“绿地”变成“蓝天”。 台湾人因为厌倦蓝绿之争，在政治上一直希望有所谓“第三方力量”出现，经济上则希望台湾能够回归亚洲“四小龙”时期的辉煌。但在两党成势的情况下，第三方力量很难崛起。高雄“绿地”变“蓝天”之后，在全岛范围内，韩国瑜满足了台湾“第三方力量“的想象：他属于蓝营，却没有官场习气，说话直白，清廉而不腐败，引起多方期待，因此，韩国瑜的人气、网路声量一路攀升，在台湾汇起一股“韩流”。 北京为什么支持韩国瑜？ “韩流”成气候之后，北京很快发现，可以将2020台湾大选翻盘的赌注押在韩国瑜身上，于是利用亲中媒体发力，将韩国瑜努力包装成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的未来领袖。今年3月22-23日，韩国瑜一行接连走访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获得当地高规格接待，分别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澳门特首崔世安，并先后获港澳中联办主任会见。对台湾一位市长给予这种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可视为北京一种明确的政治背书。 台湾还在争议蓝营的“天王”们是否愿意推出韩国瑜做2020总统大选候选人，但这点其实毫不重要，只要北京需要，在台湾政商两界就会形成“需要”。3月25日，在投资上从不踏空、擅长随机应变的台湾富商郭台铭（英文名Terry）开通Line@粉丝团帐号@terryGou1018，公开为韩国瑜助选，相信跟进者将有不少。 无论台湾人怎么想，台湾经济已经与大陆形成一体相联的趋势。这一趋势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港台位居四小龙，大陆贫穷落后，需要借两地之力发展；不到十年，大陆凭借劳动力、土地价格、税收优惠等“比较成本优势”，让港台经济空心化，香港的四大产业除珠宝业之外的制衣、电子、玩具都陆续北移，台商更是大量涌入中国投资，此后成了港台两地需要依赖大陆支持，对香港，北京政府最喜欢说的是自己“放开内地人士香港游，让港人获得旅游收益”。对台湾，大陆最喜欢引证的数据是：从1990年到2015年这25年时间里，台湾GDP占大陆比重，竟然从43.8%断崖式地跌至4.56%，以此来证明台湾的衰退。 台湾当局也不得不面对以下事实：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即使在2015年蔡英文当选之后有所下降，但直到2018年底，台湾仍然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并有444家非金融企业赴台设立了公司或代表机构，备案金额25.69亿美元，领域涵盖批发零售、通讯、餐饮、塑胶制品、旅游等多个行业。 台湾事实上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尽管中共在国际社会围剿与孤立，仍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共不能在台湾直接实施统治，只能通过“以商制官”、加深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关系，让北京势力逐渐渗透台湾。以反服贸协议为主的“太阳花运动”之后，国民党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陷入衰败之势，中共干预台湾政治失去一只可用得着的手。但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中共，在等待中寻找机会，忍耐了四年左右，终于等来了“韩流”，发现了让台湾“绿地变蓝天”的可用之材。 可以预见，由台湾亲中财团投资控制的亲中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会开足马力宣传，为台湾人民打造出一位远胜于空喊民主的“空心菜”总统，当然也会送上一些让台湾人得到经济利益的大礼包。 美国的态度是平衡台海关系的重要砝码 全世界都知道，所谓“台海关系”，事实上是美、中、台三角关系。美国道义上不能放弃台湾，主要是缘于当年让中国加入联合国时对台湾的承诺，这承诺体现为《台湾关系法》，这部法规最关键的是第二条第二款：“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以及“美国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这一相关条款。具体解释，就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统一”之时，美国才会出兵保护台湾。这意味着美国不会主动出兵帮助台湾独立，而且也不排斥台海两岸自愿“和平统一”。台湾人认为美国必须要保护民主的台湾，恰恰不是《台湾关系法》的内容。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台湾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关系日渐密切，甚至连和平统一的最后一块铺路石《服贸协议》都差不多要被批准，美国却一直未出面干预，其原因就是《台湾关系法》的基本原则。自从奥巴马任美国总统以来，由于台海互动频密，实现了海空运直航、大陆客访台、经济合作等各方面的密切交流，加之北京对台湾上层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红色渗透日益加强，美国已经采取一种无为、不加干涉的消极立场，北京当时甚至有种看法，美国的对台湾关系法行将结束其历史使命。川普上台，美国对台海关系的态度发生变化，再度强调《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台湾人选总统是个高难度技术活 台湾政府首脑处理台海关系，当然得考虑中美两国的态度，对中国要巧周旋，以保住台湾的事实独立为最终目标。由于保持台湾的事实独立而非争取名至实归的独立（即台独），与美国目标一致，容易取得美国支持。陈水扁当年失败的教训在于不合时宜地展现了“倚美求独”的姿态，既为中国痛恨，也失去美国支持。有鉴于此，蔡英文对美国倒是善于借力，通过美国减缓大陆对台湾的压力。但如何周旋北京，则是民进党与蔡英文的“短板”。 蔡英文所在民进党的主要基础是草根，台湾国民党多年经营，在政界、商界、传媒、学术文化界中均有很大实力，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只是政治精英受挫，商界与传媒、学术文化界、军界的实力受到的削弱有限。因此，蔡英文不得不面对这几方势力的不合作以及见缝就钻的反对活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失败其实并不算很意外。 由于北京过去多年来持续采用各种软性渗透，如北京对媒体的红色渗透，对军队政界商界的利益诱惑等，这需要台湾自身加强抵御。马英九执政失败，就在于对所有这些渗透都顺水推舟，乐见其成。台湾人民可以对政府不满，可以对政府首脑提出任何批评，但如何才能够选出一个在中美两大强权的夹缝中找到自保之道（兼顾经济民生与反中国红色渗透）的政府首脑，却是一个民众无法完成的高难度技术活儿。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19年 4月10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9/04/09/guan-dian-jue-ding-tai-wan-ming-tian-de-yin-su-shi-shi-yao-wei-tai-wan-guan-xi-fa?language=zh-hans）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开动印钞机：中国应付高负债的法宝
何清涟 中国每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按惯例都要发布报告。而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政策方向，基本都会被解读成明年的经济政策要点。本次会议的第一重点是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说法，明确表示今后习将在经济领域负全面责任，主抓经济工作的总理将成为配角。第二重点就是预告明年的经济工作将是”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削减工业产能过剩、控制货币供应，以及一些中国最近采取的其他举措，但对中国债务激增问题，只提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中国企业的高负债几乎未曾提到。 中国危险的高负债 但熟悉经济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如果不将控制债务当作明确的目标，控制货币供应，亦即“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其实就会流于虚化。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中国在如何解决其成堆的债务问题上，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借贷有助于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也许愿意允许更多的债务。 笔者在《中国：溃而不崩》一书的第四章中专门分析中国经济的庞氏增长，其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深陷债务泥潭。与中国经济的规模相比，中国在10年里积累起来的债务与美国和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相当。自2017年5月下旬穆迪（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将其对中国主权债务的评级从Aa3降到了A1，紧接首是惠誉下调信用评级。到9月份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将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原来的AA-下调为A+。三大评级机构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理由均是信贷增长过快削弱了金融稳定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2月上旬公布一份关于中国金融稳定的评估报告。该报告称，中国的债务水平远远高于国际水平，信贷的增加超过了GDP 增长的速度，造成债务过多，公司债务达到了GDP 的1.65倍，传统领域债务的增长伴随着生产力增长的放慢以及资产质量的压力——这个数字不包括政府债务与个人债务。 尽管官方表面上对债务问题表现出不在意，但债务问题必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 国际投资正在远离中国 在2016年以前的十多年当中，中国一直是新兴市场投资者的宠儿，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拉动了亚洲、拉美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但从2016年9月开始，在中国艰难应对由过高债务推动的“繁荣”之际，国际投行界的基金经理人却纷纷避开中国。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新兴市场股票团队主管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表示：要考虑“中国后世界组合”，总体仓位原则是“中国梦行情”已经结束，必须寻找尽可能与中国无关的投资项目。鉴于夏尔马的声望，他对投资中国的态度，得到其他基金经理人的呼应。基金经理人大都认为，中国企业负债过高、民营企业活力下降、国企改革迟滞等各种因素，都在拖累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南亚、菲律宾、越南、印尼及东欧部分地区成为相对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 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2017年。据美国彭博社消息，2017年2月对16家投资机构和分析师的调查显示，在10个新兴市场中，巴西和俄罗斯的债券和货币最被看好。中国则是最不被看好的市场。原本，投行界还指望，在摩根大通政府债券指数-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指数将中国政府债券纳入之后，可能会自动引导数十亿美元流入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市。但中国政府的债务政策，可能会让投资经理裹足不前。 新一轮通胀不可避免 一个国家的外债越多，借助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负担的吸引力就越大。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谈债务，这等于宣告中国不打算真正控制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结果必将是新一轮通胀。专家表示，如果借贷更多地来自家庭部门的话，中国更有可能会允许债务增长，最近的情况正是这样。抵押贷款和其他类型消费贷款的增加，促进了家庭借贷和开支的增长。中国官员明确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消费支出，以平衡中国的经济。 债台高筑的国家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都被视为滋生通货膨胀的温床。虽然民众最怕物价上涨，但其实国家反倒希望利用通胀减轻政府的压力。 研究货币史的人都知道，通胀就是财富再分配过程。通过增发货币，国家不仅可以藉这种方式来摆脱部分债务，而且还能使自己的财政更加充实。货币发行过量，收益的是政府、与政府接近的国企、某些富人。经验证明，不论在什么国家，由央行增发的货币首先会流入政府部门，在中国不是流入政府照顾的垄断国有企业，就是以政府投资的方式花出去，这些接近政府与权力的企业，其雇员收入会提高。 中国通胀一直在持续。以前的特点是货币进了房地产这个蓄水池，物价上升远比房地产缓慢，稀释了人们对于通胀的感觉。 中国2018年的经济政策将是增加债务，考虑到债务高企的风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疑虑又多了一重。 （原载台湾上报【upmedia】，2018年1月2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2447）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样的“两分法”，也许可以很快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样写。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却并非如此，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既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同，它攀附在中国现存的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营者、劳动者的工作努力，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中，各个方面都把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狭义地定义为改革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和调整排斥私有经济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连很多严谨的学者也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以为只要在意识形态中给市场经济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经济活动中清除了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经济计划加意识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下还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生成一种制度性文化。后两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们完全可以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失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为转型过程深深地盖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计划经济并不难，改变其社会基础则极为艰难，东欧俄国虽然也未完成这后一过程，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而中国实际上则是在现有的社会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既承认原来的权力体系、又承认市场交换活动的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其一是，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其潜在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其二是，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的活动能量比改革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机构和干部所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其次，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以及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则是机构要努力“创收”、个人更是“一切向钱看”。第三，计划经济的瓦解使财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样垄断财源，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上级机关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下级机构拨付足够的正常活动经费，更无法满足这些机构员工永无止境的提高工资福利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构和干部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也不甘于经济地位上半点落后；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可同时他们也想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最“驾轻就熟”、最现成的机会；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公众利益的代表，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象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那么，中国的现行体制有什么特点呢？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国家已经不再扮演万能的计划者的角色，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自动退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动，政府用非计划手段完全可以实施和过去相似的干预活动。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对经济进行调节或管理，这种调节有些是政府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行使正常职能，而有些则主要是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不一定以提高经济效率或维持社会公平为目标。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丢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但仍然能够通过国有垄断性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不至于减少，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国有企业在“汲取”国民经济资源。这个“汲取”过程的经济社会效果有正负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汲取”过程产生的“汲取效应”。其正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有助于扶持城市消费需求，稳定城市社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还可借助外资带来的制度文化间接地促进市场化；而负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大大抑制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同时使国有企业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企业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企业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面的反映：国有企业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经营收入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取消指令性生产和销售计划后，商品市场可以迅速形成，但是这个市场化过程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过程；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状态完全可能与在商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并存，构成一种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不一定也是资源配置争夺中的优胜者；由于国有企业“汲取”了本来可由市场机制配置给非国有企业的资源，使得低效率的企业得以维系、而高效率的企业失去了利用更多资源的机会，这种过程当然不是资源利用优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谈市场化进程可能会掩盖上述资源配置反市场化的现实。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还表现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地“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其最便捷的做法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屡禁不止的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搞“有偿新闻”，大专院校办短期“培训班”出卖文凭，中小学收“高价生”，出版社卖书号，医院向公费患者强行推销昂贵药物、搭售日用品等等。这样，税收稽查权、新闻播报权、学历授予权、出版发行权等过去与商业交换无关的权力机会都变成了用于“创收”的工具。其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型交换扩展到了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这样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寻租”活动的空间，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谋利，不但可能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在财政支付能力日益缩小、而机关事业机构并未随着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在短期内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对此现象“眼开眼闭”的原因；但同时此类活动又大大地扰乱了经济社会活动的应有秩序，增加了混乱，同时还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威胁着长远的社会稳定。 当此类活动是由单位有组织地进行的时候，常常被称为“搞创收”；如果是员工假公济私、个人单独进行，一经查获则被视为“腐败”。实际上，一旦行政事业机构这类有组织的活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在这样的秩序混乱中，很多社会成员一方面是受害者，一方面又是混乱的制造者；他们会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为自己的不当谋利行为辩护，而对别人类似的损害自己的行为，却从道德的角度加以指责。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在计划经济消失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体制会是一种与计划经济无关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市场机制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讲的行政性干预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观管理，而主要是指两类情况。一种是为满足个别利益集团而实施的政策，例如银行奉命向长期亏损、拖欠大量逾期贷款的国有企业继续提供新贷款，这样做既有违经济效率也损害社会公平。另一类是拥有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主要是为了满足干预者个人或小群体的经济利益，这类干预不可能有明确、统一的规则，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难有效地加以控制，只能定期地发动反“摊派”、反贪污之类的“运动”加以遏制。实际上，此类现象正是现行的半市场调节、半“随意型”行政性干预的“双轨”体制的一种“体制病”，只有对这种体制进行“手术治疗”才能“手到病除”，而用“模范人物”的道德宣传或“运动”打击惩处，必然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可能存在，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功能，产生了激励机制，也为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正常交易提供了市场规则，保证了计划经济消失后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作者单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何清涟2025-11-06 09:14👍 0💬 0重逢黑暗
当北京机场海关的官员把护照递还给我，过了海关，一步踏进中国的一瞬间，我有一种很惊奇的感觉∶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这个被列入“49人黑名单”的人就这样容易地进了中国？在边检大厅，我转游了半个小时，观察来观察去，没有发现任何人在注意跟踪我。於是在机场候机厅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平静一下。眼前闪过几年前的一幕。 自1988年夏天离开中国，9年多了，从没有回去过。1992年，我的中国护照到期，於是去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办理延期。交了护照费，按预定的日期前去领取护照时，他们没有给，说是侨务领事傅柄连要和我谈谈。我坚持“没有什麽可谈的。”结果他们把已经给我延了期的护照，加盖了“注销”两字。我当即问领馆人员，为什麽注销我的护照？他回答说∶“你心里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请解释我违犯了中国哪一条法律？护照仅证明我是中国人，你们是不是要吊销我的中国人身份？” 中共领馆也清楚自己的无理，吊销护照连原因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只是重复说，“你心里明白。而且口气也硬不起来。我跟他们大吵起来，坚持要他们说出理由，一群等待办理护照的人像看戏似的，导致领馆无法办公。後来那个领馆人员软了下来，无奈地说，这是领导决定的，他是小办事员，只是奉令行事。当然我心里的确是明白的，护照的吊销只是因为“64”屠杀後我办了一张《新闻自由导报》，写了一些批评中共的文章。但中共胆怯理屈到连这个理由也说不出口。 ●美国有改名字的自由 去年五月，我加入了美国籍。今年初又把护照上的名字改了。美国是个充分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有法律规定，你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可以更改，而且可以改多次，只要不是为了逃避债务、赡养费和目前的刑事犯罪责任，而且手续非常简单。去年报上说，有个美国男子，把他的名字改成了“President”（总统），於是别人见到他，就称他为“总统先生”，他说他的太太自然成了“总统夫人”。 八月下旬的一天，"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吴弘达和我谈到，他们正在制作一部“魏京生与劳改”的记录片，接近完成，只缺魏京生目前被关押的河北南堡盐场监狱的镜头，急需有人去大陆拍摄，准备在江泽民十月份访问美国时，在美国主要电视上播放，依此争取舆论，迫使北京释放魏京生。我觉得这个记录片相当有实际意义，我曾写过长篇声援魏京生的文章，这次能有机会为他的获释做点具体的事情，即使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而且作为一个自由记者，我对调查性新闻一向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此一口答应下来∶“我去走一趟。”报上说我去北京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美籍妻子是误传，我妻子从没有在北京工作过，她在纽约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工作。 ●强迫做苦工，人权被剥夺 由於护照上完全是另外一个名字，因此进海关毫无麻烦，前後不到两分钟。九月四日，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了魏京生被关押的河北南堡监狱。南堡距离天津约二百多公里，但不通火车，需在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汉沽下车後，坐汽车去，约85公里。 南堡是中共关押劳改犯人的重地，当地有三场一狱∶碱场、盐场、化工场和河北监狱，除碱场外，都是用犯人做苦工。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南堡盐场劳改犯人生产的工业用盐出口日本和美国。车进南堡，就可以看到望不到边的一块块巨大的盐田。还有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的巨大盐座，非常壮观。魏京生在第一次判刑後就在这里关押，我找到了当年他的妹妹魏珊珊去探视时住的“春燕饭店”，它是一个两层楼的警察招待所，有很多军警出入。我用藏在背包中的录像机拍摄後，又以找人为由进入了南堡劳改三支队，和他们的供销科长聊了半个多小时，并乘司机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悄悄拍下了里面的盐座和生产图表。图表显示，这个支队有劳改犯581人。然後又以同样理由进入了化工厂，录了一些外景。 去中国之前，吴弘达就提醒我，南堡是险地，到处是军警。他的描述果然准确，在南堡，几乎两、三分钟就有一辆警车在街上驶过，街头街尾，到处是穿著黄军装的武警。街中心有个五层大楼，上面写著“快乐俱乐部”，它是当地军警的活动中心，门口停著六辆警车和一些军用摩托，一些武警出出进进。这个快乐俱乐部的军警，和盐田中做苦工的劳改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 对中共强迫犯人做苦工，西方人权组织一直有批评。但也有中国人为此辩护，认为犯人犯了罪，不能坐在监狱白吃闲呆，应该干点活自食其力。这话好像不无道理。但在南堡盐场监狱，你会感觉到，即使是从那些中国人的观点角度，这种强迫犯人做苦工的制度，也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犯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长短，待遇报酬，伤残保险和医疗，犯人是否自愿，是否有警方滥用权力等等问题都不受到监督，因为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都是保密的，不仅不许外国记者，连中国国内的记者也不许采访，更不要说让外界调查。九年前我在中国做记者时，中宣部就有名文规定，不经批准，监狱劳改场所不许报导。现在则和以前一模一样。 ●中共用犯人生产石棉 这种虐待犯人做苦工的情况在辽宁省朝阳县“朝阳新生石棉矿”更为严重。朝阳石棉矿是臭名昭著的辽宁省凌源劳改营（八九学生刘刚曾被关押在该劳改营）六支队所在地，座落在朝阳县台子乡长茂河子。从县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台子乡，以後就没有公共车了，而且都是山路。我租了一个小三轮柴油车，东北人称它为“蹦蹦车”，因为在颠簸的山路上，它像在跳舞，把人的屁股都能颠肿。在山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过了三条小溪，才到达四面环山的朝阳石棉矿。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条路冬天进不来车，只有武警的高轮子车才能开进来。 石棉对人的肺部有永久性伤害，可致肺癌。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开采。开采石棉几乎等於判了死刑。但中共在这里用犯人开采石棉已有很多年，出租车司机说，这里驻守的军警就有一个连，生产的石棉出口俄国和南韩。由於犯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看管的军警也恐惧肺部损害和环境太恶劣而毫无积极性，生产效率非常差，因此最近中共将这个石棉矿卖给了朝阳县个体的天马公司的高占武经营。 我去的时候，犯人已基本上迁到凌源和营口，只有少数犯人作为技术指导留在那里。我以找人为由，爬上了山，在山上拍了军营和监狱大墙岗楼等，及剩余人员加工石棉的情形。 拍完石棉矿，我就去了距朝阳有两小时车路的锦州，因为王丹关押在那里。座落在锦州市太和区锦山街南山里86号的锦州监狱，对外挂的牌子是“锦州开关厂”，因为他们使用犯人生产开关等电子产品。我以做开关生意为由，很顺利进入了开关厂大院，一路拍摄了监狱高墙岗楼。最後以住宿为由，在他们大院内的开关厂招待所二楼的一个房间用录像机拍了锦州监狱的狱墙和牌子。 ●中国警察对美国感兴趣 九月八日早晨，我在监狱旁边拍摄一群被剃光了头的劳改犯在持刺刀的军警看管下挖地基的场面时，不慎被岗楼上的嘹望哨发现，被拘捕。被他们带走的一瞬间，我对自己的不够警觉後悔万分，心里喊著“完了”，真正体验了“功亏一篑”的感觉。 我被带到监狱办公大楼，随後被押送到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审问，身上带的照相机、录像机、钱和怀表等，都被他们搜了去。锦州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副处长施蕴辉，警司刘永平，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处长高崇宽、副处长于海源等20多人轮番审问，主要问为什麽拍摄监狱劳改营？美国什麽部门派你来的？还准备去哪里？同伙是谁？什麽时候去的美国，从哪去的，原籍在哪？我强调，根据中美两国协议，他们在关押我48小时内，必须通知美方领事。我坚持不让我给美国领事打电话，就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他们一会宣讲政策，一会拍桌子大喊大叫。我在他们说累了之後，只是回答一句话，不让与美国领事联系，什麽都不回答。 在审问间歇，我说如果你们想了解美国社会，我可以详细介绍。那些警员非常感兴趣，他们详细打听中国人在美国能挣多少钱，美国警察工资多少。他们问房租、物价，尤其是汽车价钱，还和我大谈美国篮球明星乔丹。他们都表示愿到美国看看。 就这样从早上一直到半夜，连续了审问了10多个小时。没有人殴打我，除了拍桌子喊叫，威胁，还算客气。第二天，没有审问。看守我的几个人颇有兴趣地听我谈美国，我则详细讲了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的“六四”屠杀，李志绥书中毛泽东，以及美国人怎样选总统，如何尊重个人权利，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等等，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中午，一名警司告诉我，你今天就能走。他说公安部已批下来，马上遣返美国。 ●中共公安是黑社会 当晚七点，由两辆警车，七个军警押送，去了沈阳。九月十日早晨，由三个人随机押送到上海虹桥机场。他们用扣在他们手里的我的钱买的飞机票。我去中国时买的是日本航空公司的纽约到北京的来回机票。回来的票是open。但我被告知，中共公安部决定必须从上海押解出境，不许到北京。我猜想可能是因为那里正在开中共十五大。但我的个人用品和手提箱等都寄存在北京，他们说下次来中国时再取。我原来买的从北京返回纽约的日航机票也被他们没收。当晚11点，被押上中国民航飞往纽约的飞机。前後被关押了共63个小时，他们根本没有按照中美协议，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领馆，更不允许我与美国联系。直至飞机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卡拉其机场停留时，我才得以给朋友打电话报平安。 这次从中共警方对待我的情况看，中共是很怕美国的。只要一提是美国公民，他们的态度马上不一样。各自出示他们的证件，表示他们抓人是合法的，也没有要打人的样子。 但他们有时态度还是很凶，喊叫，拍桌子，不让你睡觉。他们不断向我强调，因为你是美国人，我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言外之意，如果你是中国公民，他们早就“好好收拾了”。 大陆的经济是有发展，但公安部门，和九年前我在中国时一样，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没有法制，有时完全是土匪黑社会做法。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处长高崇宽主审我，当我强调我是美国公民，不见美国领事，绝不回答问题时，他喊叫说，“别给我摆你是美国人，就是你们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我这，也要听我的，这是我的地盘，这里我说了算！”对於他们一直关押我，既不出示逮捕证，也不出示拘留证，更不允许我给美国领事和家人打电话，我抗议说他们这是绑架，是黑社会做法。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这是法制。” 这次去，本想不管成功与否，都悄悄去，悄悄回来。失败了，以後还可以再去。整个事件与曹长青毫不沾边。因为我感觉自从被抓住，到被送上飞机遣返美国，他们都仅知道我是Billy Lee。但回来後发现报纸上登出来了曹长青的名字，可能是朋友认为公开登出了我的身份，可以更有效地营救我。但实在是遗憾，我的这本美国护照也和我原来的中国护照一样，一次性使用就作废了。 ●最黑暗的部份是监狱劳改营 这次进大陆，本想在完成拍摄任务後，回一趟家，看看分别了九年的父母兄弟。尤其是母亲，每次我们通话她就在电话那端流泪，哭著问我，在她死前还能不能看到我。但拍摄计划的失败，也使我失去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与家人久别重逢的机会。 回到纽约家中，意外发现卷在洗漱用具中的一个胶卷幸免，照的是朝阳石棉矿。看著那些照片，我眼前不断闪过那群光头犯人在刺刀下挖地基的场面，它是中国劳改制度的缩影，劳改犯们像蚂蚁一样随时可能被踩扁碾碎。监狱和劳改营是中国大陆最黑暗的部份，这个部份必须曝光，让世人知道它的丑陋和邪恶。即使对我这个美国公民，仅仅关押了63个小时，我的体重就掉了六磅，那恶劣的食物和环境，加上比警察更恶劣的大蚊子，每一分钟都让人感到那是畜牲的日子，根本不是人的生活。 虽然这次拍片没有成功，我被扣押遣送出境，但这不是中共的强大，而是前期的顺利拍摄麻痹了我，是我自己的不够警觉和没有经验导致的。这次经历使我感觉中共漏洞非常多，因此持美国护照，改了名字，谁都可能进去。我还会想办法再进去，因为调查挖掘政府的黑暗，是最令记者兴奋的事。黑暗只有曝光，丑恶才能减少。正如一位犹太人所说∶有暴虐的地方，不是暴虐的强大，而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7年9月28日） 1997-09-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
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热捧了鲁迅，所以不知从什麽时候开始，一些中国文化人发起了一阵攻击鲁迅的风潮，骂鲁迅甚至成了一种时髦。与此同时，祭出胡适，作为反鲁迅的参照物。这其实是既不懂鲁迅，也不懂胡适，只看到表象，没认识到本质的不得要领。 鲁迅是一颗珍珠，不能因为毛泽东把这颗珍珠抢过去，挂他自己脖子上炫耀、利用了一阵子，你就说那珍珠不是珍珠了。而且，被毛抢过去一把，也不是珍珠的错呵。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毛绝不是真正懂得并欣赏鲁迅！ 包括鲁迅之子周海婴等人提供的史料表明，毛泽东曾说，鲁迅如果活著“要麽被关在牢里继续写，要麽识时务一句话也不说。”设想一下，你们谁会把一个自己热烈推崇的作家关到监狱里，或逼他住嘴？如果你有毛泽东那种绝对权力的话。谁也不会！毛泽东的话足以证明，他根本就是利用了鲁迅而已。 鲁迅和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塔”，他们各有特色，却不等于是对立的、应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如果后人硬把他俩对立起来，用一方诋毁另一方，则既不明智，更不具任何建设性。 鲁迅和胡适外在表现的不同，首先是由于他们天生性格的不同，才华不同，导致写作、为人处事风格等的不同；其次是他们后天的经历不同，导致思想认知上的差别。事实上，无论鲁迅认为胡适多有道理，他也不会成为胡适；反之，无论胡适多麽欣赏鲁迅的傲骨、气势和风格，他也做不成鲁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鲁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应该成为一个深陷革命和组织的活动家，但他却一路什麽“行动”都没有，始终靠文字影响著无数人，一直到今天。而以胡适温文尔雅的性格，他更像个应该终日呆在书房的学究，但他却一路都是领导风潮的“弄潮儿”，甚至直接参政。 以鲁迅爽朗幽默且颇露锋芒的性格，也好像应该是成天呼朋唤友、高谈阔论，或像康有为那样开学堂，有几个梁启超那种可以呼风唤雨、从政组阁、进行改造国家大业的弟子；但他却不善应酬、也惰于书信，只有很少几个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条孤独的作家路。而看上去性情沉静的胡适，却更善交往、喜高朋满座。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仅在1916这一年，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而在台湾做中研院长期间，更是宾客盈门，不亦乐乎（当然，那大概只是表象，他由于坚持西化而导致的孤寂是明摆著的）。 这两人最大的不同其实是∶鲁迅的影响力在于作品本身，而胡适的影响力更多在于曾经引导风潮。鲁迅从来就是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团伙，更没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后多年的事），连个教育部小职员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个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个过去百年来中国文坛最高大的个人主义者。 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还没拿到，就被陈独秀请回国当了北大教授，不仅后来有一个拥他的文化界，还有一个挺他的政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最大变革的民国时代，胡适那个位置本身就给他带来几乎无人可取代的影响力。但仔细阅读过鲁迅和胡适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鲁迅的写作才华远超过胡适；胡适主要是以其为人处世的君子风范，尤其是革命大潮来临之际的清醒认知，成为后人难得的表率。 简单概括一句∶这是各有千秋的一对儿∶胡适更懂处世，鲁迅更会作文；胡适更易在群体中得到认可，鲁迅更是个体欣赏者心中的英雄。 在中国那种文化传统、人文环境中，能出一个鲁迅，一个胡适，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指出了上述的不同点之后，我更要强调的是，他俩的性格和外在表现的确有很大不同，但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化历史上，鲁迅和胡适是骨子里最相似的一对孪生兄弟。 ●本质上，鲁迅胡适的“相同”超过“不同” 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鲁迅明说中国文化吃人；胡适力推“全盘西化”，直到死前最后一次演讲。 当然，回头来看，鲁迅有其偏激之处；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则是对西方缺乏了解的口号，因为西方有左派、右派，有推崇群体主义观念、追求个体主义价值等几种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往哪个方向“化”呢？ 但是，对鲁迅和胡适当年如此激进的观点，不应咬文嚼字地去理解为他俩都要彻底否定中国的一切，而应去体会他们对中国现状的极度不满，那种痛感中国需要彻底变革的迫切心态，那种需要推倒这堵窒息生命的中国城墙才能让人透口新鲜空气的激愤。 这里明摆著，那个最呼应鲁迅要冲破黑暗的呐喊的，除了高喊“全盘西化”的胡适，还有谁呢？他俩谁都没明白（当然，这里胡适比鲁迅清楚），骨子里，他俩是最心心相印的一对双子塔∶一个欲打破黑暗，一个欲引进光明。 第二，对个人主义的追求是胡适到死的呼唤，他最好的文章是“易卜生主义”。鲁迅则以身实践，做了中国的易卜生。 第三，鲁迅有话直说——尖刻、犀利，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东西绝不留情。胡适表面上谦恭温和，且有外交官式的修养，但骨子里却有和鲁迅类似的激烈、激进（全盘西化的口号本身就是一例），有点像罗曼·罗兰和乔伊斯那类人。斯文儒雅的罗曼·罗兰的激情通过《约翰·克里斯朵夫》展露无疑；《尤利西斯》作者乔伊斯沉静不苟言笑，却热烈崇拜激愤的易卜生，以至亲自跑到挪威登门拜访。胡适如有机会，我看他也会跑去。 我对胡适的敬佩之处，绝不是他的被许多人拿来贬损鲁迅的所谓“宽容”，而恰恰是他的坚持——他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的坚持。他的“全盘西化”国民党的文化阵营就是反对的，蒋介石尤其反对；他不仅没有跟蒋妥协，甚至当面直接顶撞。事实上，我就没看见胡适宽容他认为错的东西，他顶多就是沉默。在重大问题上，他不仅不宽容，而且是绝对不妥协，哪怕得罪老友。比如∶ 在陈独秀出任中共总书记后的1925年，北京发生了共产党领导学生市民烧毁《晨报》事件，因该报发表了不赞成中国走苏俄道路的文章。就此，对请他回国直接当了北大教授的老友陈独秀，胡适愤怒谴责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处了。”胡适的口气是要跟老友绝交。 三十年代，在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不少中国知识人，包括留洋回来的丁文江、钱端升、蒋廷黻、林语堂等胡适的朋友们都认为中国只有走德国和意大利那种独裁之路才会迅速强大。胡适对此毫不让步，撰文批判这种开明专制说，“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他反对强人政治，认为“将国家大小诸事，都仰仗于一人，这决非现代政治应有的现象。”在追求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上，胡适宁可得罪朋友们，而绝不容忍错误观念。 当面顶撞蒋介石，是在1958年胡适就职中央研究院长的典礼上。当时蒋亲临致辞，在给了胡适相当的美誉之后，强调中研院“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但随后胡适讲话时，却直接反驳蒋介石说，中研院的工作是在学术上，而不是推广什麽中国文化。蒋介石就此在日记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两次最大“侮辱”之一，为此他“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胡适此举，在中国文化人中还能找出第二个吗？ 更令我对胡适刮目相看的，是他对宗教的“大不敬”。这里且不探讨他的对错和深浅，只谈这位谦谦君子的对宗教胆大包天的“出言不逊”。他写过多篇深入研究佛教的文章，得出的结果却是对和尚们近乎深恶痛绝的反感，甚至说到“99%的和尚都是骗人的”地步。曾因一时感动而加入基督教，但很快又退出的胡适，对基督教也做出这样的斥责∶基督教的最大坏处是乘人之危——也就是利用人有难处（生病，灾祸，逆境）时，拉你入教。这个“乘人之危”说，可能是胡适的独创，我在其它地方都没有读到过这种说法。（简注一句∶我个人认为胡适这句话只是有一个独特的角度，但并不深刻，更远不到位。） 在上述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胡适不仅没有展示所谓的“宽容”，而恰恰表现了他在价值理念上的毫不让步。他在思想原则上的坚持超过对朋友关系、个人利害的考量，而且不惜得罪人数众多的群体（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 所以说，当今一些人，把胡适要求“政府”宽容言论自由、宽容异己，理解为他是对个人的宽容、对政见的打折扣，并由于毛捧了鲁迅，他去了台湾而把他弄到和鲁迅对立的位置，是不得要领的肤浅，更是矮化了胡适。而用他来打鲁迅则更是荒唐。鲁迅1936年就去世了，我认为，如果鲁迅活到49年，如果他了解毛泽东的延安整风，大概会比胡适更早地逃到台湾，也不会像胡适那样把儿子留在大陆。 毫无疑问，无论是妥协“人情世故”，还是妥协“原则理念”，都远比“坚持”容易。在这两点上的坚持之所以难，因为它不仅需要智慧、勇气，更需要能力。所以古往今来，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妥协者永远占大多数。鲁迅和胡适，从不同的角度，都努力地坚持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东西”本身的价值另当别论，“坚持”和“人格的统一”则是他们自身的、非常值得后人推崇的价值。 第四，无论是鲁迅的激情，还是胡适的冷静，无论是鲁迅的悲观（尽管他否认自己是悲观的，也否定悲观情绪），还是胡适的乐观，他俩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人做得“正”——心地不阴暗、不狡诈，不圆滑，都没有一丝一毫玩世不恭的心态，都不会把个人gong（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用拼音代替∶工字旁加个力。下同）利放在高于原则理念的位置上，都欲“真正”建gong立业，而不是追逐虚荣（这是和当今相当一批文人所最大的不同点）；而且，他俩都特别把自己当人，当正经人，当重要的人，尤其是，当有尊严的人。他俩都清楚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但却绝无丝毫轻狂的海口，就因为他们懂得∶什麽叫尊严。 这些年我越来越意识到，做人是否真诚地道，比观点是否正确更重要。思想观点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中成长。跟严肃认真的政敌，你可以论理、论战；但跟痞性的人（哪怕是跟你政治观点一致的），你束手无策，因为 “我赢、我赚”是这类人的唯一准则。人的品行一旦“痞”了，很可能是一生都无法改变的。痞性，就是可以没有底线、没有准则，没有是非，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把擅长阴谋诡计当高智商，可视弥天大谎为小事一桩。 痞性的人，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产之一，他们绝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农民中（诸如阿Q那种低级痞子），而是在各行各业。毛泽东就是中国痞子的最典型代表人物。过去这二、三十年来，痞子这个特产在中国文化人中繁殖最快，生命力最强。痞，成为“酷”，成为时髦。这类痞人，无论是维护专制的，还是举著反专制牌坊的，本质是一回事儿，他们在齐心协力，把中国推向一个“痞子共和国”。 鲁迅和胡适，尽管风格迥异，却都是和那类痞子文人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他们两位都不是完人，但都是中文世界人格统一的典范，是高扬“人”的精神的双子塔。 ●黑夜中的呐喊 鲁迅的贡献，当然首先是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对吃人的旧礼教的痛斥。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文化历史悠久的大国，像俄国和中国。鲁迅早就指出，“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当年如此，一百年后还如此。纵观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哪里缺乏对本民族劣性的痛批者，哪里就最落后。中国在推翻帝制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成了一个比帝制时代更专制的国家。悲惨至如此地步，还是容不得批判。为什麽？除了政权以外，“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鲁迅语）。”今天，那些“害国”民众就叫做“爱国愤青”。 正因为批判自己的民族太艰难，所以勇者罕见；正因为罕见，所以鲁迅才加倍地可贵。但是，有思想、有勇气，还必须要有那份写作才华。鲁迅就是那个在中国百年难得一见的、这几样都具备的才子。有一个这样的才子指出中国的弊病，是中国人的幸运！ 我虽然几十年前就喜欢鲁迅，但最近重读一遍《鲁迅全集》，不仅比许多年前读更震撼，而且发现他的文字比以前记忆中的鲁迅好太多了。 说鲁迅悲观没错，他的确是太悲观了，鲜有几篇能让人看见点儿光亮的东西。可话说回来，自古至今，有几个中国作家从那个社会里挖出点儿光亮来呢？那个最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悲观到极致了吧，他最后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虚无。鲁迅则是眼前一片黑暗。但起码，他声嘶力竭地喊了∶这里太黑，这里窒息！他是一定要“与黑暗捣乱”的。他拼命努力的，是要在跟黑暗厮杀的过程中，撕出一片光明来。 胡适曾热烈推崇易卜生，高度评价易卜生对社会的毫不留情的抨击∶“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的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我想说的是，鲁迅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易卜生呢？ ●文学家的鲁迅已经耸立 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杂文起（之前只有文言文），到1936年去世，只有18年的光景用白话文写作就留下那麽多影响了无数人的作品。18年，多麽短暂！他身后，无论是被当气球吹，还是被污水灌顶，什麽都不如他本人的文字最强有力地捍卫著他自己。 首先，仅仅是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就是屹立中国文坛的巨人。他说只看过百来篇小说（且多是短篇），就开始写了。他的确是天才，学得极快。《狂人日记》今天看来仍是超优秀！作为中文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那麽短、那麽新潮地使用意向和蒙太奇手法，就写出了既有深刻思想、且中学生就完全可以看得懂的东西。无论从艺术上和思想上，我都未看过第二个中文短篇小说可与之匹敌；也认为它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好很多，好在文字简洁、意向清晰、尤其是思想深刻——从史书“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发现了“满本都写著两个字∶吃人。” 这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发现”，用今天的话来诠释就是∶那个文化的主体价值灭了“个人”——奠基了四千年专制的坚固根基。鲁迅当时就睿智地意识到自己这个发现的价值∶“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这种状况迄今亦如此，又过了一百年！ 但鲁迅同时认为，“《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 鲁迅不是假惺惺地故作谦虚，他是真的没意识到∶他自己就是那个天才！第一篇仓促之作就可以写得那麽精彩，随便一学，就能达到那种程度，只有天才可为。天才是不可重复、无法模仿的，所以百年来中国没有第二个鲁迅式的小说家。 《阿Q正传》几乎是在《新青年》编辑“逼”著下硬写的作品，居然刻画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人物之一。这部作品全中国人民都熟悉到像对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了，这不是靠谁宣传就能达到的，必须是它本身“经看”。阿Q这个人物之典型，绝不仅仅限于中国农民，我新近的发现是，由于中国文化人中的阿Q太多，所以制造了一个“阿Q共和国”。 《药》同样是很短的一篇小说，但从故事构思，到人物塑造，到场景描述，都相当紧凑、清晰；前后呼应转折也很自然、恰到好处；而且用那麽平淡、平缓的语气，却让人清晰地感觉到那个社会令人彻骨的绝望和凄凉。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仍是思想，不著一字，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是最难的一点。真不知道在华文世界还有谁的作品，这几点结合得如此之好。 《伤逝》或许受到契科夫《哀伤》的启发，却一点也不比《哀伤》差。《哀伤》很生动，但女主角却一直是冰冷地死著；而鲁迅的子君则是可爱地活过。《故乡》虽然像一篇散文，却是拿到世界上也是大家都能看懂、共鸣的。能让外国人看明白的中国小说实在不多，《阿Q》极好，但真是出不了国。外国有好人，有坏人，有魔鬼，就是罕见痞子。所以《阿Q》只是懂中国文化的人才能懂的“中国特产”。《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字，只能算是篇散文，但却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丝人性的光亮。 当然，鲁迅作品中的黑暗远远大于光明，因为他要做的，就是控诉社会的黑暗、家庭的桎梏。他的许多人物也颇有其内在美、人性的闪光，但整个社会环境都不升华（而是践踏）个人的内在美；封建家庭也是在泯灭著人性。鲁迅批评中国人的奴性、呆滞、阴暗，但更怒斥那个逼良为娼的社会和制度。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国人是（用鲁迅的话说）“阔了”，但普遍的人性程度比鲁迅时代更低了，社会制度更黑了。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鲁迅，在中国肯定是被灭了的。 但鲁迅也有自相矛盾∶他一边呐喊著要冲破黑暗，一边又总是怀疑，“娜拉出走之后怎麽办呢？”怎麽办？先让她有走的权利，走的自由！当她能迈出那一步，无论对错，她就会学著走下面的步子，她就会闯一条新的道路，起码不至于在黑暗的等待中被窒息。什麽样的努力，多大多小的努力，都比被动地、屈辱地在黑暗中被压抑至死要好！ 鲁迅后期的小说，如《故事新编》等，显然没有前期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那麽精彩，但他明显地开始了要塑造光明的、正向人物的尝试。他开始写英雄，写巨人（治水的大禹，补天的女娲，刺暴君的大侠等等），明确地高扬起他信奉的“个人主义”（独胆英雄）哲学，而摆脱前期那种多是写阴暗、卑琐、残缺的小人物的状态。可惜，中国人的现实世界亮光太少，中国文学史上可借鉴的正面英雄形象、可吸取的文学养料太少，思想上的启迪更少，所以鲁迅的尝试很明显地非常艰难，他试图从远古的中国历史中去寻找资源，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但一个文学家，只要有那麽几篇优秀的，就可以立得起来。鲁迅仅凭《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就可以不朽地耸立中国文坛。更何况，他还有祥林嫂、孔乙己等过眼不忘的人物。 ●评论家的鲁迅无人项背 记得多年前，坐在书架前随手翻看鲁迅，还颇对先生的文字挑剔了一番。但现在重读，不仅读出许多以往没有的感触，更对他在白话文本身尚未成熟之际表达得那麽清晰有力而深感敬佩。鲁迅的文字没有做作、没有矫情、更没有卖弄，他总是自然且鲜明地表现著本色、展示著他的真性情，让人感觉到一种气势、一种棱角、一股吸引你读下去的魅力。 鲁迅的杂文经常会有像针灸那种刺激一下神经的东西，促人思考。他还时不时有一些格言警句，无论你持什麽思想观点，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可以拿来借鉴一下。而且，鲁迅的幽默更是随处可见。在当代中文世界，还真没读过第二个人的作品，能集鲁迅这麽多优点于一身。重读鲁迅更令人相信∶好的文字，谁骂也倒不了；坏的文字，诺贝尔奖也挺不起来。 写评论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体会，最难写的是批评人的文章。以个人的写作经验，能批到点子上就很难，并在文字上能把握住分寸，再能找到恰当的文字表达就加倍地难，尤其是在批评中能展示一些有深度的思想。而鲁迅的文字就有这种gong力。 鲁迅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那也是一种没法模仿的天赋。英语里时常有作家被说成是genius（天才），也就是说他（她）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原创能力。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西方语言里这种作家不少，但中文世界罕见。 很多人批鲁迅骂人，这实在是咄咄怪事。评论家主要是批评家，骂人就是他的职业呵！哪国的评论家不都是主要在批评吗？总不能因为鲁迅批得更犀利，更到位，你就说人家不该骂吧。关键是他骂的内容对不对。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的中国，比阿Q更糟的痞子、恶棍到处都是，你让他每天歌gong颂德吗？歌谁的gong？颂谁的德呢？ 鲁迅既骂武断专横的政府，也骂愚昧卑俗的大众，但最令人钦佩的，是鲁迅对文化人的毫不留情。因为文化人才是罪魁，是文化人支撑著专制。大众只是好制度的受益者、坏制度的牺牲品。是文化人的奴性，造就了大众的奴性；文化人的苟且，造就了大众的苟且，文化痞子则成为各种档次的阿Q们的样板。痛斥愚昧大众不是难事，因为大众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批判帮闲文人，文人不仅可以还嘴，还会歪曲诽谤、拉帮结伙地攻击。所以，抨击文化人更需要勇气，更需要才智。重读鲁迅更痛感，不是没人想做鲁迅，而是太少人有他那份才华。 鲁迅骂人是不留情，但绝不下流，反而经常风趣幽默。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在美国看到的最好的批评家骂人都是∶够狠，够损，但不下流。鲁迅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格，实在太令人惊奇了。那些写不过鲁迅的，就说人家态度不好。问题是，那些人和事该不该骂？用“形式”转移“内容”的视线，是没理儿的人论战的最常见手段。事实是，鲁迅无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超过对手，主要是才华超人，才气逼人。 鲁迅骂人的文章是多，但人们忘记了，有多少人在骂鲁迅！他们一堆人，每人射鲁迅几箭。而鲁迅则要回射一圈，当然他的箭多，显得净是鲁迅在嚷嚷了。更明显的是，鲁迅一回击，由于批得更准确到位，就比他的对手们更有力，所以给人以“狠”的感觉；而这一狠，增加了气势，也给人以“多”的感觉。其实，那时期由于自由度很高，骂人的文章老多了，都达不到鲁迅的档次而已。鲁迅有时的确有一些不必要的情绪化，但没有了那些情绪，也没有了那些激昂、犀利又俏皮的文字。那些情绪，很多时候其实是一顿美味中的油盐酱醋呢。 要我来看，那些被鲁迅骂的，差不多都是该骂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点很重要）观点之争还是第二位的，主要是人格不同、人品不同导致的冲突。鲁迅耿直、率性，又才华横溢、文章锋芒毕露，这就让某些二、三流文人酸溜溜地难受，诸如梁实秋、徐志摩、陈西滢、林语堂之类。他们仗著留英美回来（其实没学著啥，那年头在美国睡三年觉，回到中国也是教授），就不买鲁迅风头太劲的账，于是时不时地来调戏先生一下。 或许是我对鲁迅的偏爱，怎麽看都觉得，那些跟鲁迅骂笔仗的人，都比鲁迅卑琐、阴暗、不正；而且他们更善结伙，这是最令我不齿的一点。比如，徐志摩和陈西滢就一唱一和∶ 徐志摩上联∶“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我即使看了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陈西滢对下联∶“他（鲁迅）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 但被鲁迅一回骂，他们就受不了了，就抱团儿。但那些人的笔力凝一块，也远不是鲁迅的对手。他们是一群人围攻鲁迅，包括他那个忘恩负义的“混帐”（岂止是鲁迅所说的“昏”）胞弟周作人。 事实上，像那个陈西滢，要不是三生有幸撞到过鲁迅笔下，我怀疑今天有没有三个人还记得他。而那个徐志摩在西方溜达了一回，最大的发现是，中国的给女人裹小脚比西方的给女人束胸要文明。他当年要不是靠大登广告弄什麽“中国史上第一文明离婚”、然后再大肆渲染什麽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的浪漫史，再加上很不幸飞机摔下去了，就凭那点今天只能忽悠青春少女的什麽康桥、沙扬挪拉之类的呻吟，哪可能有今天这般大名？那片带不走的浮云（虚名）早就飘散了。在我看来，志摩先生倒是中国最早懂得“炒作”的大师呢。 鲁迅就一个人，从不拉帮，从不结伙，孤独地站在那里，迎接那些歪曲、中伤的乱箭。他也不断地左右还击，他也遍体鳞伤。谁真惹怒了先生，他随手回一棒，就比他对手们的阴阳怪气有力。鲁迅就是大锤，你把几个小榔头绑一块，也顶多只砸出几颗星星。大锤仍然屹立，准备下次重磅一击。 除了力度，鲁迅先生的文字之“俏”和幽默更是他的对手们所望尘莫及的。林语堂推崇幽默、努力幽默，但他怎麽整，都给人一种“硬”要“做幽默”的感觉，不仅无法和鲁迅的自然幽默相比，而且他一“幽”就“滑”，读来没享受感。 读鲁迅，除了享受他的思想、文字、幽默，还会油然产生一股非常思念他的感觉。好像他活著的时候，曾经跟他彻夜促膝交谈，有过一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切感叹；而今他逝去了，有一股失去了一个难得的老朋友般思念。能激起人这样一种情怀的作家，实在是罕见的。 鲁迅的那些（因时代和环境）而导致的左倾观点（尤其是30年代以后的）我当然不认同，但我一点都不怀疑，即使今天跟鲁迅先生有不同观点，也完全可以沟通。因为他真诚、认道理、通情达理、严肃认真、不矫情做作，更无圆滑世故；尤其是，他心地特别良性，是个没有犬儒、没有精明、没有油滑、更没有痞气的人。 而鲁迅那些对手们，只说有名的，诸如上述梁实秋、徐志摩、林语堂之流（没错，之流），别说交朋友，假如有人请一桌宴，有他们在座，哦，再加上那个陈西滢，你连去凑热闹的心都没有。哪怕跟他们观点一致，也聊不到一块去。讨厌那种酸，那种滑，那种阴阳怪气。 ●“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去世前在《死》这篇文章中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段话成为很多人批判他的靶子，说他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等等。但我却很欣赏鲁迅先生这段话，尤其喜欢这句“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他一字一句地告诉你∶我不是随便说的，而是认真考虑后，做的一个决定，并且勇敢地、高调地把这个决定公布于众。我认同先生“不宽容”的原因也很清晰∶ 第一，这个世界上那些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的宽恕，不仅是披著道德外衣的“我无能、我投降”的宣言，更是客观上怂恿邪恶、促成灾难的罪魁。 第二，很多高举“宽容”牌坊的人，根本就没有真宽恕，而是做“宽恕秀”，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是不宽容。”事实上，那些高喊宽容的人，是远比一般（不唱这个高调的）人更不宽容的！ 能“宽恕”甚至“爱”敌人的耶稣，如果你不信他，可是要被诅咒到地狱去的。神且如此，何况人也。 所以，无论是“没有是非”的伪宽恕，还是“口是心非”（作秀）的假宽恕，对世界的害处都远大于好处。相比之下，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诚实的鲁迅，比只做“宽恕状”给人看的，好一万倍！ 任何一个人，无论持什麽观点（谁都有盲点），是否作秀、做姿态，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表达不是自己心意的观点，才真正展示一个人的品德。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了不起就是∶展示一个真实的我，不去做那个秀！ 我不仅认同鲁迅先生的“不宽恕”，还准备照他遗嘱里更“警钟”的一句话去做，那就是∶“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因为（我的补充）这种人要麽是浆糊，要麽是伪君子/作秀狂，多数是两者全兼。 鲁迅的“拳来拳对，刀来刀挡”不仅正确，而且远比“你打左脸，我再送上右脸给你打”的无是非和假惺惺更有正向的、建设性的价值。拳和刀本身都不错，关键看你干什麽用；拿来“首先”去杀人，你就是屠夫，必须被惩罚；拿来自卫和保护他人，你就是英雄。而那些指责“刀和拳头”本身的（就像指责“枪”是问题的美国左派），要麽愚昧，要麽作秀，要麽是没刀没拳的无能者——这些人加起来就是大多数，于是给了有真枪实弹的（极少数）恶人以机会和操控绝大多数人的可能。人类的历史清清楚楚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著这一点。 有些人拿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和胡适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来比较，想说胡适多麽对，鲁迅多麽错。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概念！！！自由是相对政府而言，是从政权（authority）那里要；容忍是指个人行为。且不说（鲁迅这种）个人的不宽恕错误（包括不宽容论敌），绝不等同于不容忍不同意见；更何况，只有政权能压制自由，个人容忍与否，又能怎样呢？没有政权压制的话，你容不容忍，我照样发表，照样有人喜欢，也照样有人痛斥。同样，无论你个人多麽宽容，可政权连发表言论的自由都不给的话，你连我想说什麽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谈何容忍？ 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任何的！）能跟自由相比。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古往今来，人类付出最惨重代价争取的，就是自由！所谓“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苹果跟榔头相比的不伦不类、故作高深，是把人的头脑浆糊化的典型例句！而且，没有是非的“容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遏阻了人对自由的追求。更何况，今天某些文人高喊的容忍，甚至是指对专制的容忍。 事实是如此的一清二白∶没有（被政权扼杀的）自由，根本就谈不上（个人的）容忍！也就是说，没有自由，就没有容忍；自由不仅远比容忍重要，更是容忍的前提！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文把话正说反了——“容忍是自由的前提。”他说作为无神论者，他可以容忍别人的信仰，而共产党却不容忍。这里不仅混淆了个人和政党政府的不同，更忘记了，他是在有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说”容忍！事实上，他自己的文章的后半段也自相矛盾地表明，是社会的自由给了他“容忍”的可能。 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人，绝不会因为某句话是某某大师说的，就奉为神明。我在西方这麽多年的最大发现就是，无论是什麽名家，都可能有盲点到荒谬的东西。所以，这句胡适从康奈尔大学校长那里学舌来的话，也绝不等于就是正确的。西方错到离谱的文人太多太多了！胡适一路推崇、从未批判过的、他的导师杜威就有重大的、被历史证明的谬误。而胡适本人，最大的败笔就是只高喊全盘西化，却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学习、研究西方。宣扬这句“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就是典型一例。对于懂英文、多年留美驻美、极端推崇西方、且在中国文化界独领风骚的胡适来说，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观点对错可以探讨，没有人绝对正确。但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因人群多寡而转风向，才是真正可贵的。所以说，在一个盛产乡愿、谄媚、和稀泥者的文化中，出现一个鲁迅，简直像汪洋中出现一座岛屿、一个灯塔，沙漠中一块绿茵、一汪清泉。这，就是鲁迅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 ●鲁迅的左倾 鲁迅今天被许多人批判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左倾和加入左联，而胡适则坚决反共，于是再以此“捧胡贬鲁”。但这也不尽公平。 在当时的情况下，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清晰共产主义革命是怎麽回事。即使在欧美，文化人中也是推崇、支持者占大多数。胡适也不例外，1926年他去过一次苏联，回来就说苏俄是“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甚至对社会主义歌颂到这种程度∶“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直到1945年，胡适还给毛泽东拍电报，希望国共两党能像美国两党那样轮流执政，跟马歇尔一样昏。 那个林语堂就更严重了，不仅当年歌颂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以说为联合战线铺好了道路┅┅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抗战是准备不足的”；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崛起是中国民主的基石。而鲁迅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去世了！ 1953年胡适在台湾就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公开认错。林语堂后来也改变了想法。而从刚加入左联就跟其领导人在思想上有很多冲突的鲁迅，如果不早逝，如果了解到苏俄暴政的真实，他也一定（！）会像胡适那样认错，因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绝不会知错之后还“一条道走到黑”。连做过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和陈独秀后来都真诚地反省了，更何况从一开始就不满他们的鲁迅。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鲁迅绝对有认识共产歧途的能力。像陈独秀，晚年追悔自己信奉共产主义的错误，又回到推崇英美个人主义的道路。鲁迅题过“人生有一知己足矣”的挚友瞿秋白，如不被国民党杀害，也会像陈独秀那样公开认错；他那篇《多余的话》已透露清晰端倪。他们这些人，有错误、有时代背景而导致的认知局限，但他们的追求是非常严肃真诚的、不会因gong利而压倒理念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认识到错误一定是敢于承认和纠正的。 深知鲁迅，也了解共产党的胡适说得很明白，“鲁迅若不死，也会（被）砍头的。”所以做出这种判断，胡适曾跟《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说过∶“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这个“我们”当然是自由主义阵营。我对胡适这句公正评价鲁迅的话充满感激和敬意！这也是对我自己认定他俩是一对思想孪生兄弟这个判断的佐证！ 鲁迅左倾，还与国民党杀了许多左翼作家（尤其是他珍重的好友柔石、瞿秋白等）有直接关系。而且国民党不仅禁过鲁迅的作品，还几度追捕他本人。当年在中国的时候，由于对共产党痛恨万分，我对国民党曾有相当好感。但近年来随著对国民党在中国和台湾的白色恐怖的更多了解，越来越感到，他们其实曾是一个小希特勒政权，尽管曾经反共、反红色政权，但从本质上讲，同样是践踏生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一路打著“反共、反攻大陆”的旗号，实施严酷的专制独裁。由此我对鲁迅当年的加入左联也更多了一分谅解。当然，无论如何，加入左联是鲁迅对“红色恐怖”缺乏了解的一个重大思想局限。 再一个导致鲁迅左倾的原因，是他去了日本，完全没有接触过西方体制。虽然日本有过明治维新的变革，提出“脱亚入欧”，可惜日本当时“入”的是法国德国那种群体主义（国家强大第一）的思路，而不是英美的个体主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价值，这是导致二战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根源。而且鲁迅还学了俄文，在俄国那个最疯狂的年代，可想而知，鲁迅从俄文能得到什麽。当时的俄国，刚经过一个思想界、文艺界“群星灿烂”的时代，但那些“星光”散发的全部都是左倾、均贫富、推崇农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反西方物质文明、反工业化的东西。俄国精神是什麽？就是东正教+斯拉夫主义+共产主义的群体主义至上精神。俄国思想对整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损害是无可估量的！在这点上，鲁迅只是没能成为一个例外。 我认为，如果鲁迅学的外文不是日文和俄文，而是和胡适一样懂英文，并像胡适那样有那麽长时间在美国，他对美国的发现和理解会远超过胡适，不仅因为他的天资悟性超过胡适，也因为他比胡适更用gong。 鲁迅左倾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一个文学家同情弱者的常态的左倾。鲁迅小说的字里行间，随时可见那种对残酷现实的心的疼痛。那是一个真正作家的敏感——他有这种敏感，同时有表达这种敏感的能力。像狄更斯、托尔斯泰等都左倾得很，都有那种天性的敏感、自然的悲天悯人。但这类作家都绝对见不得杀人。共产党式的杀人，会让他们震怒的。正因为如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鲁迅绝对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只是不了解共产党的本性。 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和《阿Q正传》都明显地表现了对“吃人、杀人”的恐惧。他写《纪念刘和珍君》时，对“政权竟然可以杀人”的巨大、难以言喻的愤怒，从他那切肤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写出《纪念刘和珍君》的鲁迅，绝不可能容忍共产主义，而只能是一个后来会被毛泽东灭掉的鲁迅。 狄更斯用小说形式对资本主义的“残酷”的控诉，无论对知识分子还是对大众，其影响力大概都远超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喜欢狄更斯小说里那些闪闪发光的人物的读者，大概不会追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悲惨”的夸张，因为狄更斯实在是无法想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会是残酷到何等地步。更何况，仅凭他的《双城记》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暴政和暴民）双重厌恶，我毫不怀疑，狄更斯也绝不会容忍、接受共产主义。这也是我对鲁迅的确信。对政府杀了47个人愤怒至极、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七篇文章的，除了鲁迅，还有谁？！ 鲁迅对杀人的恐惧和痛恨也跟（用今天的眼光看相当左倾的）托尔斯泰很相似。托氏在法国看过一次断头台斩首，看得浑身发抖，深恶痛绝。鲁迅自己从没见过斩首，但仅仅是看过一篇有关斩人头的报道，他就对那种“斩”法忍无可忍，始终记恨。 鲁迅有一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说叫《兔和猫》，写一只凶狠的大黑猫吃掉刚出生的小白兔的故事。一个大男人，低吟出一个小女孩般对弱小动物的怜爱，而且其观察之细腻亦如女童。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几度感叹生命之脆弱∶“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小说中他更感叹面对生命损失时周围人心之漠然。一个对生命感觉如此强烈的作家，对杀人最多的共产政权，怎麽可能有一丝一毫的容忍？ 对屠杀生命者，鲁迅是要报复的，他不能容忍没有是非的“修善”（今天的所谓“没有敌人”的“大爱”）。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爱，才不能容忍对生命的屠宰。《兔和猫》的最后一句是∶“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５。”思想清晰、干净利索、令人过瘾的结尾！由此可以想见，对今天这个比当年北洋军阀政府杀了更多人的政权，鲁迅会是什麽态度。 我坚决地相信，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他会是激励中国人埋葬共产专制的最响亮、最有力、最一箭到位的声音。写到这里，一股强烈的怀念鲁迅之情骤然升起。先生在，该是多麽棒，他那匕首般的笔，会横扫掉文坛和思想界的多少乌烟瘴气！ ●革命还是改良 捧胡贬鲁一派，还有一个观点是说胡适主张改良，鲁迅偏向革命。言“内”之意，是革命的诉求，导致了后来的共产革命，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再要革命，而应倡导改良。这种观点有两大错误∶其一是对“革命”的认知错误，其二是对胡适和鲁迅两个人都错误解读。 鲁迅欣赏和赞美的革命，是结束帝制的辛亥革命，是革旧制度的命，革辫子、革小脚、革包办婚姻的命。不革命，怎麽赶走皇帝？清朝那些要保皇改良的，改成了吗？有谁说胡适不赞成辛亥革命吗？至于对民国政府，胡适期待改良，鲁迅要推翻过吗？在临死前两天的文字中，鲁迅还提到“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担心走回头路，怕保不住民国，何等的情怀！ 鲁迅赞美革命，却和毛泽东的心态正相反！1921年共产党成立那年，鲁迅写出《阿Q正传》，对阿Q式的痞子、边缘人的革命不仅非常担心，而且完全反感。但1927年，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是高歌痞子暴民运动∶“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从当年到今天（！），就痞子革命，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两个人的想法更对立的了吧！ 所以，认为一个能写出阿Q的鲁迅，会是欣赏毛泽东式的痞子革命的人，压根就没读懂鲁迅，也理解不了鲁迅这种人的思路。 在毛那篇《考察报告》发表之前三个月，鲁迅对《阿Q正传》是这样解释的，“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此后倘再有革命，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鲁迅甚至预见到阿Q们喜欢的革命“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而这正是毛建立红色政权的时刻。 鲁迅这个预感，也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预感并恐惧即将发生的地痞流氓主导的革命（列宁斯大林的共产革命）。如果中国有俄国那种文学传统，鲁迅不是没可能成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狄更斯、雨果对法国大革命的认知很相似，陀氏也是既要推翻欺压人民的旧沙皇制度，同时对群魔乱舞的痞子革命和杀人政权更完全没法接受。鲁迅跟他们实在太相像了！ 鲁迅恨死了吃人的旧制度，他要革命，恰恰是要救生命，救灵魂。革杀人制度的命，才能救活更多的人。同样是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就和法国大革命、俄国/中国的共产革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革命并不错，关键是在什麽思想指导下的革命。 那些一味“反革命”的人，和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一样浅薄，他们不懂/也不想懂，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不靠革命而得来的自由！还有一类“反革命”的人，他们是像李光耀之类的，认为秩序高于自由。 今天的捧胡贬鲁派，在革命和改良问题上，硬是把鲁迅和胡适对立起来，当然是要借他俩说今天的事儿，要借胡适的改良民国政府，给自己要“改良共产党政权”找依据。但这些人其实是非常明显地自相矛盾。他们中大概没有谁是不支持辛亥革命的。既然连清王朝都改良不成，那面对目前中国这个远比清王朝更残酷的政权，谈改良岂不是清清楚楚的水中捞月？ 如果“反革命派”能说真话∶“当然只有革命才能改变，但因为目前的政府太残忍，如果我们说要革它的命，那它就先来革我们的命了；所以我们是不得已，不敢说要革命。”这种真话，谁都能理解，没人会挑剔。让人受不了的是，给怯懦、愚昧和作秀戴上“改良比革命更高级、更有头脑”的高帽。这种高帽形成舆论，在文化人和大众中潜移默化，就成为巩固专制的力量。 事实上，胡适又什麽时候说过对共产党也是可以改良的呢？任何研究过胡适的人都清楚，胡适所以对蒋介石一再迁就，就是认为只有靠他才可能推翻共产党。是推翻！所以，捧胡贬鲁派更加矛盾的一点是，他们一边抨击鲁迅左倾，推崇胡适的反共到底，一边却要借胡适给“改良共产党政权”壮声势。真是一边玩自己，一边践踏胡适，一边阻碍（胡适所向往的）通向自由中国的道路，尽管这并非他们的主观愿望。历史证明，主观愿望不是关键（喜专制拒自由的人极少），导致的结果才是值得追究的。 ●鲁迅的最大价值在哪里？ 中国传统文人多是两大类∶竹林七贤式的逍遥派，学而优则仕的当官派。最缺乏的，就是西方那种既非常入世，又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鲁迅就是中国人中罕见且颇有成就的一个。他早就认知到独立的意义，誓言不跟当权者打交道，尤其是因支持学潮而失去教育部的公务员职务后，就一直独立写作，靠稿费谋生。中国文化人中，像鲁迅那样能忍住孤独、不屑团伙、不依附权势、真正独立、认真地坐下来思考，写出点内容、说出几句真话的人，实在太罕见了。 再跟胡适相比，胡适更容易在群体中得到认可，而鲁迅的独立精神价更高。我们看，当离开中国文人那个“造势”、“构势”的群体，到了美国之后，虽然既懂英文，还有被认可的地位，（虽不富裕却也）不必为饭碗而耗费时间精力，但胡适却一筹莫展，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建树。胡适的文字比较平庸，既缺乏深刻清晰的思想，也无俏皮幽默；而鲁迅则以这几点见长，今天读来仍有过瘾的感觉。正因为鲁迅的名声全部都是靠自己的文字垫起来的，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可以靠那支笔站立。 鲁迅后来跟胡适关系“生隙”，与他反感胡适跟当权者走得太近有关。当然，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是有偏颇的，或者说，他对胡适的思路不清楚。胡适并不是热衷从政的，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时，他甚至说20年不谈政治，欲致力思想文化启蒙，认为政治革命的前提条件是思想革命。这点很正确、很重要！他后来也屡次拒绝政府延揽。当时的入阁朋友曾戏言，胡适是处女，我们是妓女。但后来胡适也当了官，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为抗日而争取美援）。研究胡适的（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有个解释∶胡适不再是“处女”，但没变成“妓女”，而是“良家妇女”，始终是一股“清流”。 鲁迅比较独立，一直没在政权势力的“河边”站，所以“不湿鞋”，很了不起。胡适则不仅常在河边站，而且一直是弄潮儿，更一直试图影响、扭转“潮向”，却也基本保持了“不湿鞋”。到底谁更难呢？ 认真思考一下，还是觉得从不去“河边”更难。因为到“河边”即使保持不湿鞋，却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既得到来自权势的影响力，还有经济上的实惠。胡适因为常在“河边”站，所以总有“水”的滋润，从未尝过鲁迅那种生活上的艰辛。他还曾主掌过国家文化基金什麽的，即使在美国那段算比较艰难的岁月（五十年代初），他还是得到蒋介石亲准的九笔汇款（四万五千美元）的资助（这在当时应算是很大一笔钱）。而鲁迅却要自己爬格子，完全靠稿费生活，经济保障状况没法和胡适相比。 周质平教授在比较胡适和林语堂时曾指出，林语堂早年涉及蒋介石的文字不仅“稍显轻佻、谄媚”，后来还曾致信蒋夫人宋美龄“求委员长”给他题字“文章报国”，说“有了这四个字，我死而无憾。这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无论我身在何处，这四个字都将高悬在我家里。”胡适当然从无这种谄媚权力者的不自尊文字，“胡始终自居于与蒋平等的地位”。有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中国社会的特点则是“文人难过君王关”。而鲁迅，连跟“君王”通信都不屑，从始至终保持了一个知识人最可贵的独立性、批判性。 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一些人认为，鲁迅就是批判、破坏，却没有什麽建树。但事实上，鲁迅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我们看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提出什麽了呢？那只不过是一场关于当地水源是否对身体有害的争论。那个医生的伟大，并不在于发现水有问题，而是面对所有人的反对、围攻，他坚持不后退，哪怕成为“人民”的敌人。 人民就是群体，就是多数。这部剧高扬的，是“个体”敢于挑战“群体”的精神，是“个人”敢于对抗“人民”的强大头脑和心灵。这种精神是人类古往今来都极端缺乏的；由于缺乏，它就更珍贵，价更高。而且这种“敢于独立”的精神价值超过提出一个普世价值。为什麽呢？ 首先，普世价值很多人提出，很容易被“普世”接受，也和个人的利害、安危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其次，人人都在高喊普世价值，你说“爱”好，每个人都说要“爱”。你说要民主，毛泽东也高喊民主，希特勒也举民主旗帜。胡适提出的“西化”、争取“个体自由”也完全不是他的原创和独创。介绍、引进当然很重要，但这不是太难做到，甚至原创出一个理论也不是高不可攀。 最难的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根本价值是人道主义，而大多数反对）的事业。胡适的最值得推崇之处，恰恰和鲁迅是一样的，是坚持自己的理念。而且，胡适晚年越来越走向鲁迅的方向，并且战斗精神更增强了，更不妥协他的“西化”理念，更跟那些反对西化的昏庸文人战斗，直到最后一口气。明知蒋介石不喜欢，国民党文化人也认为，是因为他弄西方自由主义、抨击传统文化，导致他们丢了大陆，但胡适的最后一次演讲仍慷慨陈词∶“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但讲这话几分钟之后，他就因情绪激动而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清清楚楚是被气死的嘛！完全不是宽恕后平静地死，而是战斗至死，真真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这明明是和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一模一样！而鲁迅却是到死也没走向（拒绝走向）给胡适留下一世英名的方向（所谓“宽容、妥协”）。从这点上来说，鲁迅比胡适更真。 胡适要做一个“宽容”的姿态，但他没意识到，个人的生气与否，妥协与否，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不是一个层次、一个平面讨论的问题。美国总统杰弗逊可以因被媒体痛骂而生气，但却绝不会动用他的政府去制裁那种骂，这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分水岭。 对政府来说，跟人民的妥协值得肯定。对个人来说，恰恰是毫不妥协的坚持才是真正的美德，真正难以高攀的品德境界。胡适自己是不妥协的楷模，却留下了最易被曲解的遗产，这其实是他一生gong名的最令人遗憾之处。 独立的个人往往面对巨大的阻碍、压力∶一是来自国家政权，一是来自被洗脑的大众，再就是来自知识分子。这三方的压力哪一个都是可怕的，哪一个都可能把“个人”碾碎，哪一个都可能掀掉你的饭碗，顶住哪一个都很不易。在多数状况下，这三种压力是结合成一体的，它能把任何个人碾成粉末。所以，要能把这三方面的压力全部顶住，坚持发出自己理念的声音，是难乎其难的。“人民”遍地都是，“个人”在哪里都罕见。 所以，鲁迅（周树人）作为“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建树，就是弘扬个人主义精神价值的一部分，就是推动中国文明前进的一个动力。他是名副其实的“树人”——树一个individual（站立的个人）。鲁迅这种“个人”在西方文艺作品中很多，现实中有，当然也不多。而在东方，在中国，就是罕见了。这麽一个罕见的“个人”在中国大地上冒出来，就像一颗绿草在石头缝里冒出来，这本身就是鲁迅最了不起的原创，就是他最大的建树。 ●鲁迅的经久价值超过胡适 如本文开篇所述，鲁迅今天之所以遭误解和非议，主要因他曾被毛泽东歌颂并推崇。毛要利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批判，来推翻一切传统价值，然后在价值观的空白纸上涂抹他的共产篇章。鲁迅对传统的批判，是要打破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剥夺和压抑，追求个体自由的价值。毫无疑问，毛批传统的方向和结果，是建立了列宁斯大林式的群体主义、国家主义至上的、彻底灭了个人的集权统治。这和鲁迅所向往的正相反。所以说，毛对鲁迅，只是拿来利用一下，他既不懂，也根本不在乎鲁迅的追求。 胡适的遭遇同样。他去世时，蒋介石送挽联称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貌似对胡适推崇备至。但这也是表象。和毛泽东利用鲁迅一样，蒋介石也不过是要利用胡适而已∶一是因胡适在知识界的地位而拉拢文化人，二是利用胡适争取美国援助。但蒋跟毛清楚鲁迅一样，深知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终究是要威胁他的集权统治的。所以胡适“走了”，蒋如释重负，在日记道出真实想法∶“我终于去掉了反攻复国的心头大患。” 所以，我们今天评价鲁迅和胡适，不应受中国两大独裁者对他俩的利用因素而左右，最重要的是去看他们本人的作品。任何其它因素，都不如他们本人的文字最能展示他们的真实。 自鲁迅、胡适们开创的白话文新世纪开始，至今已经近百年了；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是“阔了”，但中国更专制了，中国人更“阿Q了”，不知受了什麽诅咒。正因为如此，回头来看，鲁迅和胡适的正确、正派、正向、正气更加倍地可贵。这对双子塔的存在，提升了中国人的人格、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 近年来有中国文化人探讨俄国知识分子，不少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比不过俄国知识分子。从一个角度来说，没错，俄国知识分子的确探讨了整体人类的大事，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名声、影响力远超过中国知识分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那些大名鼎鼎、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化人中，没有一个对俄国文化有过鲁迅对中国文化那麽深刻、那麽强烈的批判，而俄国文化中的糟粕绝不亚于中国。同样，虽然许多俄国文化人早年都曾向往过西方，但晚年统统回到民族主义，变成反西方文明的斯拉夫心态的老顽固；没有一个名角像胡适那样，至死强烈推崇西方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坚持追求西方体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过鲁迅和胡适的中国文化界，是有超过俄国之处的！世界不了解没关系，我们自己应该懂得、珍惜、并推崇他们的价值。 仅限于中国来说，只要有中国人存在，文化的劣质部分、劣根性就存在，鲁迅的批判精神就需要。鲁迅的精神，是自苏格拉底以来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继承，是一种永恒的价值。相比之下，中国有了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之后，胡适的影响力就会降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的经久价值超过胡适。无论多少人不买鲁迅的账，但就是批不倒鲁迅。 鲁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必定是群体主义的敌人，专制政权的掘墓人。不，他是活不到今天的——即使能逃过毛泽东的魔掌，大概也早被海峡两岸那成堆的“帮闲文人们”给气死了，跟胡适一样。不过我相信，直到永远，都会有我一样的后辈，记得往先生的坟上插一朵小花，送一曲低声的歌唱，让先生那曾经嘹亮地呐喊过的声音有不断的回响┅┅ （作者附记∶海内外研究鲁迅的书大概汗牛充栋，专家学者也多如牛毛。但我不是研究者，对那些“鲁学”的书几乎都没看过。本文初稿去年4月已经完成，但为了不受先前对鲁迅看法的影响，没有急于发表，而是去重读鲁迅，重新思考。在美国生活四分之一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不要受先入之见的影响，不要迷信专家评论，一定要去读原著。虽说鲁迅可谓识字的中国人都读过，但我在共产时代读过的绝大多数当时认为“还不错”的中文作品，后来重读都对其“差”非常吃惊。所以这次为了把握准确，重读了《鲁迅全集》和本文谈到的几个作家。我妻子康尼也一直都很推崇鲁迅，这次她也和我一样重读了一遍《鲁迅全集》，感觉之好，超出以前读鲁迅的印象。随后我们数次讨论、研究、交换评论。我们对鲁迅的看法评价几乎完全一致！所以这篇长文是我跟妻子共同的创作，但她一如既往，不愿在我们共同创作的文章上署名。有这样思想非常共鸣、且“授人之美”的妻子，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 2015年8月于美国 2015-1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TPP 航船是否出港与亚太国家的忧虑
何清涟 大选过后，美国的国际政策中，被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TPP（跨太平伙伴关系）协议可能夭折。在近日于秘鲁首都利马举办的亚太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也呼吁美国不要抛弃环球贸易协议，希望美国批准TPP，向世界各国实行最高程度的开放。专家们的预测更是异彩纷呈：英媒大谈“白宫易主 中国将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还有一些专家希望川普当选后只落实一半竞选承诺或者干脆放弃其中四分之三。 如果将TPP协议成立的初衷加以简要剖析，以及它在美国为何遭到强烈反对，将它与美国亚太战略的关系稍作剥离，亚太国家也许不需要这么担心。 TPP是为了增强亚太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 亚太各国从来很少正视美国国会不肯批准TPP协议的原因，那就是这项协议的受益者主要是亚太国家，奥巴马总统对此项协议的考量更多地出于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利益。TPP协议初议之始，美国国内制造业界大都持反对意见。即使希拉里·克林顿承诺要“接收奥巴马的政治遗产”，那“遗产”中也未包括TPP协议。 TPP协议对奥巴马总统来说很重要。今年4月他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重返太平洋是他宏大的外交战略当中的主要内容，TPP协议则是他希望用来巩固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支柱。他之所以要签订TPP协议，乃是因为要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并将中国排除在外。 当年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军队逐渐撤离亚太地区：一则是因为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集中军力对付伊拉克及中东地区，二是因为发现亚洲盟友的三心二意。其时，全世界都看着中国这颗未来之星的光芒日渐耀眼，亚洲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经济利益靠中国，政治安全靠美国”这种两头通吃的“战略”，美国发现费力不讨好。但美国退出之后，“和平崛起”的中国势焰日渐逼人，堪称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与中国，恰好都不为亚洲国家所喜，因此它们希望美国继续充当“亚洲的太阳”。但是，美国真正重返亚太之后，发现困境依旧，亚太国家仍然奉行两头通吃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总统下决心建立TPP，通过放开美国市场，为TPP成员国减免关税，增多工作机会，加强其产品竞争力等方式，提振这些国家的经济，从而削弱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亚太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但公平而论，美国并未从中获得经济好处，这是奉行国际主义至上的奥巴马总统为了维护国际秩序而做的一项决策。 也因此，TPP一开始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争议。反对者主要是美国的制造业工会与中小企业。福特公司所代表的美国汽车业人士认为，TPP协议将严重影响美国汽车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的销售。在销售业绩受损的情况下，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将生产移至海外，要么彻底关闭企业。无论哪一种情况，伤害的都是那些依靠一份好工作来支付大学学费或储蓄养老金的美国家庭。 美国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会长詹姆斯·荷弗（James P. Hoffa）说，根据已知的TPP协议内容，只能说知道的细则越多，人们的抵触就会越多。人们质疑这个贸易协定，一是认为协议生效之后，会将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二是会减少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更多不安全的受污染的食品进入 美国等等。劳工工会一直是民主党的有力支持者，因为TPP协议，今年大选中，铁锈地带许多工会会员脱离工会领袖自行选择投票。 TPP对中国究竟有多大制裁作用？ 2015年10月，我曾在《TPP为何不带中国玩？》一文里，专门分析过TPP不带中国玩的主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那句“不能让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TPP并不设置排除中国的规则，但加入的国家必须符合标准，而奥巴马为TPP制订规则的方向就是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努力。对照TPP规则，中国知道自家哪条都够不上：贸易和服务自由，即禁止各种门槛。而中国最善于设置各种门槛来管制经济，官员则将此当作寻租工具；货币自由兑换：即禁止政府操纵汇率；税制公平，即禁止国家给企业出口补贴（中国政府如果不补贴，中国出口企业将大批垮掉）。其余如国企私有化（中共正想让国企到“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私企参股控股）、保护劳工权益（中国血汗工厂世界闻名）、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是世界第一山寨大国）、保护环境资源（中国水陆空污染还在加剧）、信息自由（中国多年来保持“新闻自由之敌”与“互联网之敌”的称号）。因此，成立TPP，就是想孤立中国，等于在中国政府脸上抓了几条伤痕。 中国政府当然知道美国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的原因，但在去年10月正式宣布各国进入签协议阶段之后，中国政府反而低调应对，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知道美国国内阻力强大，不仅国会强力反对，就连当时准备竞选总统的希拉里也表示绝不通过；二是因为中国深知TPP的软肋在哪。善于盘算的中国政府早就经过一番精密计算，商务部官员白明的说话有代表性：“TPP某种程度会稀释入世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也不要被吓住。在TPP的12个成员国中，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已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与中国有自贸关系，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也与中国有双边自贸协定，如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顺利，只剩下NAFTA中的美加墨三国了，还是老对手嘛。” 这话的意思是：TPP未必难得住中国。TPP体系将中国排除在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不能从美国直接获得如今这么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与他国的关系绕道与美国做生意。比如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技术限制出口，中国就通过与美国重要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以色列获得军事技术与武器。美国的军事技术约占以色列武器进口的85-90%和出口的40%，这种合作关系加上自身的研发能力，使以色列成为世界武器和军事装备出口大国，中国通过以色列轻而易举得到了不少美国拒向中国出口的军事技术。美国虽然很生气，却无法阻止以色列不赚中国的钱。 各国愿望的实现，取决于协议与美国利益的交集 以上分析说明，TPP协议的成立，从一开头就不是出于美国自身的经济需要，而是出于围堵中国的需要。亚洲国家出于实利采取“经济利益靠中国，政治安全靠美国”的策略，注定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更多的是利用，即“我们与中国的经济来往要继续，美国得站在我们身后，一旦与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发生摩擦，看到背后的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美国退出太平洋，面对中国这一庞然大物，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臣服于中国，这使一干亚洲国家心有不甘。有了美国，进，他们既可以向中国叫板，也可以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那样，利用“中间位势”向中国要更多的好处。退，即发生冲突时，有美国站在身后做保护伞。如果说他们以前对签订TPP还有所犹疑的话，自从川普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这些国家担忧川普成为总统后真有可能掉头不顾亚太地区，因此亟欲将TPP协议变成事实，让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多一重羁绊，不至于让他们独自面对中国这个大国。 川普正式进入白宫之后，按照其团队公布的施政纲领，即以美国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意识形态斗争，以减税，基建，再工业化，就业为四大重心，现有的TPP协议除了做大修改，否则不可能通过。但美国是否从此退出太平洋，则还要看美国外交、军事两大专业人士组成的强势集团的态度。作为候任总统，川普目前正在谋求与建制派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这从他外交大政问计于基辛格及挑选国务卿之谨慎可见端倪。这两大集团也有重量级人物不断发出声音表达意见，比如11月15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就川普“再次重新设定”与俄关系的行为发出警告，表示“美国不应该对普京改善双方关系的愿望给予重大信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于同一天亦公开表示，亚太地区对美国的繁荣与安全至关重要，政府虽然换届，但保卫亚太安全的决心不改。这至少可让亚太国家暂时放下一半心来。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1月20日，http://www.voachinese.com/a/TPP-Asia-USA-trump-20161120/3605081.htm）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不会衰落的“美国”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令世界吃惊地迅速获胜，更展示出美国的强大军力和战略优势，以至一些欧洲的知识人疾呼，美国已成为“新帝国”，将主宰整个世界；同时有人预测，美利坚帝国将像历史上所有“帝国”一样迅速衰落、崩溃。但如果深入考察美国，就会发现，如果说已形成“美利坚帝国”，它也和以往的帝国有本质不同，因为它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奴役那里的人民，而是通过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西方文明的“思想帝国”，让世界更稳定，使人民更自由。这样的“帝国”，不会衰落。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在全球具有绝对压倒优势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近代的大英帝国，都完全无法相比。从军事上来说，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挑战美国的军力，而且美国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拉开的距离，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体现在下述事实上： ●人类历史的最强大军力 第一，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高达四千亿美元（中国的全年产值才是一万多亿美元），不仅居全球之冠，而且比排在美国之後的15个国家（包括英、法、德、俄、中国、印度、日本等主要大国）的总和还多。北约经过两次扩大，现有26个成员，但除美国外的25个成员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 第二，伊拉克之战再次展示出，美国拥有准确导引的战斧导弹，射程长达一千英哩以上，命中率达95％，可打击小到20尺体积的目标。例如，当情报说萨达姆正在巴格达市区的一个楼里开会，美军从几百英里外发射的四枚战斧导弹，就准确地落到了那个只有50尺的地点。美国的长程导弹最多时达一万枚（中国有20枚），并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战略导弹力量，全球无可匹敌。 第三，美国有九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都没有。印度有一艘买来的二手旧货。俄国仅有一艘航母，但不仅吨位仅是美国航母的一半，而且由于设备落後，都无法离开停泊的港口。英法有几个小型航母，其吨位和数量都完全不能和美国的同日而语。而美国还正在建造第十艘尼米兹号级别的航空母舰。 第四，美国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不仅有隐型战机（其他国家没有），连续飞行31小时不用加油（相当纽约到上海一个来回）的轰炸机，无人驾驶侦测和导弹导引飞机，以及最先进的环球鹰隼号（Global Hawk）战机（飞行高度六万尺，任何地面炮火都无法企及，其他国家需十年才可能发展出这种战机），而且通过先进的卫星系统主导了军事太空。萨达姆有300架战机，但伊战中竟无一架敢起飞，因为升空就会被美国卫星导引的导弹击落。 第五，美国有九千辆最先进的MI阿伯罕姆斯型坦克，是迄今全球最强大的陆军装甲军团。美国在全球140个国家有军事基地或军事人员。无论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都根本无法像今天美国这样把军事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洲际，具有这样的覆盖能力。 第六，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力进入中亚和南亚；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军队进入中东的心脏地带；美国在南韩和日本等亚太地区驻军十万；美国在欧洲仍保持强大的军队；美国本身地处美洲。这样等於除了大漠孤烟直的非洲不毛之地，在全球主要的洲际大陆，欧洲、亚洲、美洲，以及中亚、南亚、中东等，美国都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 ●美国经济是日德英三国总和 除此之外，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之後的三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的总和。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约11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明年5月欧盟扩大到25个成员之後，全部产值将达9万亿美元，但仍比美国这一个国家少2万亿。 据“威尔逊国际中心”学者汉密尔顿（Lee H. Hamilton）最近发表的论文“世界上的美国力量”，美国人口只占全球5％，但美国的产值占全球43％，科技产品占全球40％，研究和发展占全球50％。在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华盛顿的声音都举足轻重，因为主要资金来自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经济在全球独占鳌头，一直处於领导地位。 ●“软力量”辐射整个世界 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多的不是靠军事实力的“硬力量”，而是靠体现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软力量”（soft power），即美国不靠强迫，而靠自己的成央A来吸引其他人接受美国的价值：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种靠成功榜样来征服别人的“力量”。 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之後，全部的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美式选举制度。俄国的新宪法体现著这种借鉴美国宪政制度的趋势：确立三权分立，保障新闻自由，推行私有化，保护个人财产，实行市场经济。从而使整个欧洲大陆，成为全球第一个全部国家（44国）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 在亚洲，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等，都实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後，不仅有了新闻自由，而且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权力和平转移。无论中国人的历史是二千年还是五千年，从来都没有民主政治的资源，它完全来自西方，是美式文明的一部份。 在美洲，除了共产古巴，其他全部34个国家都近水楼台仿效美国，实行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即使在非洲，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现在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後的国家，像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刚果，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马达加斯加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精神和知识的麦加” 美国不仅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辐射到全世界，而且还成为全球所有向往自由、求知者的“精神和知识麦加”，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涌向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史丹福、哥伦比亚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表。连不断向美国说“不”的法国总统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留学；江泽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国镀金。 南韩学生白天参加反美游行，晚上则挑灯准备托福考试，到美国留学。5月16日《纽约时报》引述美国驻汉城大使馆的统计数字，过去四年，平均每年有七千韩国人移民美国，仅去年的“投资移民”就有1351人。中国的年轻人同样，“相见在美国”多年前就成为很多大学生的目标。美国大使馆前那长长的等待赴美签证的队伍，是中国人对美国真实看法的惊叹号！连美国的快餐麦当劳在中国也成了热俏食品。有评论家说，中国人不是去吃麦当劳，而是去感受和美国文化的心理近距离。被视为美国象征的麦当劳，可口可乐，万宝路，已走进了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城市，都有麦当劳快餐店；所有的交通要地，都有可口可乐和万宝路的醒目广告。在反美情绪高涨的巴黎，有40多家麦当劳。近年我曾采访之地，在布拉格，在华沙，在马其顿，在安卡拉，在新德里，都吃到了美国的麦当劳，只不过土耳其和印度的汉堡包里夹的是羊肉。 ●“泰坦尼克号”驶向五大州 美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辐射是英文书籍。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每年展出30万种图书，全球80％的图书版权合同都在这个书展签订。而在这个世界最大书展上，最受欢迎的是美国的图书版权摊位。美国每年出版新书约六万种，仅在国内就卖出22亿册（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买八本书）。不要说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畅销榜，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的畅销榜上，很多都是美国书。而在中、港、台三地，长年为抢美国书的中文版权，而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 更有辐射力的是好莱坞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驶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全球赚了20亿美元。两年前到德国开会，在柏林的一家旅馆，电视上放映的四部电影中，三个是美国电影，只有一部是德国片。法国政府为了阻止好莱坞的电影大潮，像中共当局那样限制美国影片进口，否则法国人白天到大街上游行反美，晚上就会去看美国大片（反自己的国产片）。几年前我在新德里看到美国电影《穿黑衣的人》（Men in Black）的大幅广告，印度朋友说，美国影片的票价比印度国产片贵很多，但在全球电影产量最高的印度，人们最喜欢的仍然是美国电影。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好莱坞的动画片“狮子王”（The Lion King）。而在中国垂帘听政的江泽民，最喜欢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而不是张艺谋歌颂君王的《英雄》；他热衷为访客弹奏演唱的是“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而不是《英雄》的“杀不杀，杀！” 而媒体和科技力量，正在把美国的流行文化和英语传播到整个世界，今天伊朗的青少年听美国流行音乐，印尼的青少年喝可口可乐，埃及的孩子们学习英语，中国的球迷看洛杉矶湖人队的巨无霸欧尼尔，小飞人布莱恩，还穿出空中飞人乔丹的23号球衣。连袭击美国的恐怖份子，也是用美国人发明的电脑科技发电子信联系。在印度南方的偏僻乡下的西藏人建的寺庙中，十几岁的小和尚和尼姑们，也在使用电脑，传真机。 ●21世纪仍是美国的世纪 电话、传真、电脑网络，使任何城墙都无法隔绝信息的流动。美国价值，西方文明，就在这种新科技中辐射向整个世界，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无论誓言捍卫伊斯兰文化的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塞义德（也译萨以德）们如何把美国文化指责成“话语霸权”，如何和阿拉伯世界维护专制政权的文化人们一起抵制西方文明、美国价值，但只要允酗H民自由选择，东欧人民、非洲人民、亚洲人民，都在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的道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是自由的价值；它是把个人、个人自由、人的尊严作为最高原则的道路；它是富有而尊严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价值，这样一种选择，不是武力威逼的结果，不是军事帝国强加的结果，而是千百万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没有专制者的闭关锁国，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全世界的人民，不管什麽种族，什麽肤色，什麽文化，最後都会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国，而是美国的价值符合全世界人们内心的呼唤。 美国的确在建立帝国，但不是军事帝国，而是一个民主自由价值辐射全球的“精神帝国”。以这种自由精神和思想力量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帝国”不仅不会衰落，而且整个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 2003年5月19日于纽约（载《争鸣》6月号） 2004-07-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中美蜜月：始自冷战，终于冷战？
程晓农 Australia SBS, 25 OCT 2018 – 4:46PM 中美之间并未形成新冷战态势。在上世纪的美苏冷战中，中国是最大受益国，但北京并未深刻体会处理大国间相互关系的国际大格局思维，即核大国之间要避免导致双输的零和博弈，尤其要建立诚信。北京长期用中国式聪明处理中美关系，积弊至今，终于爆发了中美贸易战。 最近，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议论不绝于耳。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新冷战吗？上个世纪发生的长期冷战提供了许多教训，从中可以发现，今天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其实与北京长期以来从未读懂美苏冷战有关。 一、新冷战，山雨欲来风满楼？ 近十天来，《华尔街日报》、《日本经济新闻》、香港《信报》相继发表关于中美新冷战的文章，而深圳市委、市政府批转给市发改委的内部研究报告《“不宣而战”，世界格局的改变将比我们预期来得更快更猛烈》，则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对新冷战的未雨绸缪。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真的已经到了冷战的程度吗？ 要了解新冷战爆发的可能性，就必须先明白旧冷战的特点。上个世纪世界上发生过两场冷战，一场是美苏冷战，一场是中苏冷战。前者人所共知；后者则中苏都避而不谈，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丑恶争斗。所谓冷战，是双方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相互遏制和对抗；更重要的是，双方以能相互毁灭的核武器彼此直接威胁对方以谋求各自的国家安全，相应地，彼此的经济交往和人员交流减少到最低限度。 以此观之，当下中美之间并未形成新冷战态势，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打击目标，也没有用核武器直接威慑；中国同样也没有冷战层级的威胁动作。 首先，美国并没有明确表示要终结中国的现行制度，更没有这样的计划，而只是对专制不满。中国也没有政治上消灭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战略；相反，中共部分采用了市场体制，而在政治上则放弃了制度输出或模式输出，它只希望保住政权。 其次，中国的核武器确实对准美国，但比起美国的核武力，中国主要还是防卫态势，并没有冒核大战的巨大风险而实行制度对抗的想法；美国的核武器目前仍然以俄国为第一目标，中国只是次要目标，这其实也是防卫态势，民主制度下，如果不遭到攻击，美国很难主动发动核战争。 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现在的意识形态已经支离破碎，不但对过去的70年难以自圆其说，连对改革中的一些制度改变都闪烁其词（比如私有化，做了不承认），共产主义说教已不属于有效意识形态，只是为了法统延续而不得不念的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具备进攻力；美国虽然讨厌中共的意识形态，强调普世价值，但美国政府并没有针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批判方略。 最后，在经济层面，中国的生存依赖于全球经济，不会主动实行闭关锁国方略；美国企业也不愿意放弃对华经济交往，所以美国不可能封锁中国经济。就以上主要方面来看，最近关于新冷战的议论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味道。 二、昔日冷战，中国因祸得福 现在来反思上个世纪的冷战，分析多年来被忽视的一个话题，即中国因祸得福，却颇有现实意义。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美苏冷战，却忘记了中苏冷战。事实上，只有从这两场冷战的相互关系去思考，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其实是美苏冷战的最大受益国。 美苏冷战中，中国不是主角，相关资讯在国内可以公开，世人皆知。至于中苏摩擦，50后、60后这两代人都有切身体验，只是中国民众没有意识到，那其实是比美苏冷战更危险的一场大国对抗。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较量上公开对阵，核武器瞄准对方，双方军队甚至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和新疆铁力克提地区发生了营一级的战斗。据中国官媒人民网2016年10月25日报道，1969年8月28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密令：苏联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请秘密征询美国当政者的意见；计划投放的核武器属于精确打击，不会产生多少核污染。多勃雷宁立即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通报。白宫的反应是，美国反对苏联的计划，若苏联这样做，将违反美苏间关于维持世界稳定的协定，也不符合国际宪章；同时，白宫故意向《华盛顿邮报》泄露了苏联的这一计划，以便让中国有所准备。8月28日该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中共政治局获悉后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高层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北京玉泉山中央军委战备指挥中心坐镇应对。随后，“要准备打仗”就成为全国的口号，不仅把大批重要工厂的设备转移到中西部山区（即“三线建设”），而且全国到处挖防空洞。北京因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大部分人员均分散在各地农村的“干校”，市内人口大减，同时，外地游客几近绝迹。我曾于1970年夏到北京，从西直门坐火车去长城游览时发现，八达岭长城上空旷无人，我和同伴是唯一的游人。 当时基辛格还告诉苏联大使：美国总统认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首先参战；基辛格特地向苏联大使透露，美国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苏联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美国就开始执行报复计划。面对美国强硬而明确的直接威胁，苏联最后没有按下用核武器袭击中国的按钮。中国不但因此避免了一场恐怖的中苏核大战，而且从美国政府善意地帮助中国摆脱中苏核危机之举中，发现了中美接近的机会，由此开拓了中美建交的历程和7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蜜月。 三、中美蜜月因何而终？ 也许正是因为中国是美苏冷战的获利方，而非受损方，北京当局疏于思考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中国似乎只是单纯从美苏冷战的美方需要出发，去理解自己因祸得福的侥幸，却并未从中深刻体会大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国际大格局思维。中国过去的决策者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一个问题，即美苏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在国际战略方面的共同需要就会消失，而美苏冷战时代建基于相互战略需要而形成的中美蜜月早晚有一天会结束，那样的冷战“红利”不可能永存。本世纪初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实包含着继续延续中美蜜月的考量，其基础是希望中国遵守国际规则、恪守承诺，互利双赢，维持上个世纪已改善了的中美关系。然而，北京似乎并未充分理解此意，而是仅仅从大家赚钱的层面来看待这一机会。随着中国开始讨论自己的崛起，美苏之间的冷战教训更是被置之脑后。 美苏冷战时代最深刻的教训是，核大国之间不能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样的零和博弈（即一赢一输）策略，那种博弈策略最后会反过来伤害自己；在彼此对抗的国际格局中，唯有谋求互利的战略才是上策。美苏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双方其实都有一个互利的最终目标，即避免爆发美苏之间的核战争，那样的核战争将意味着地球的毁灭，绝对导致双输的结局。其次，对立双方之间的信任需要用坦诚相待的实际行动来确认，尔虞我诈、以诡道相欺，只会毁掉互信，增强摩擦。因此，苏联在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之前，特地通报美国，不希望因中苏核战争而引发美国参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美国将自己的计划实言相告，既有防止中苏核战争威胁世界和平的国际大格局思考，也相信苏联并不想和美国拼个你死我活，果然，苏联就此收手。美苏冷战时代的两大教训其实同样可用于分析过往的中美关系。 现在中美之间未必会爆发新冷战，但是，中美之间经贸冲突的产生，其实与北京不懂得双赢和诚信的重要性，有直接关系，因为北京总把美国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take it as granted）。由于北京缺乏对大国关系之间的国际大格局思维，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就把中美经济竞争变成了零和博弈，以为自己有了单赢的本钱；同时，为了单赢而不择手段，结果激化了美中矛盾。其次，从80年代开始中国处理中美关系就始终是两手并举：一是中国式聪明，言行不一、钻空子、玩小伎俩、便宜不占白不占，屡屡侵犯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包括用间谍手段）和想尽办法钻世贸组织规则的空子，就属于这类问题，上世纪末朱镕基在位时就发表过准备趁世贸组织监督不力而钻空子的内部讲话；二是中国式霸蛮，一遇批评就怒怼，用爱国主义宣传掩盖对行为的是非判断。久而久之，积弊凸显。 美国现在只是要求中国在“牌桌”上守规矩，别“偷牌”、别作弊，并没掀翻“牌桌”；而中国其实也想留在“牌桌”上，但心里明白，不偷牌、不作弊，大概就赢不了。几年前美国曾提出，“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做国际社会的成年人”。这话正面听是鼓励；反过来理解，就是指责中国缺乏诚信、钻空子成了国策的长期做法。美国处理美中关系，川普之前的历任总统一直是以善意换“朋友”，不计得失，只盲目相信前景会美好，即所谓的期待“共同发展”；川普所改变的，其实就是打破“幻境”，面对丑陋的现实，这就是美国的“对华新策略”，但并不是要形成中美冷战，只不过是在经贸领域里拨乱返正。 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10/25/guan-dian-zhong-mei-mi-yue-shi-zi-leng-zhan-zhong-yu-leng-zhan?language=zh-hans
何清涟2025-11-06 09:12👍 0💬 0研究中国大外宣是台湾的责任
何清涟 最近，由于北京针对香港抗议发动舆论战，结果暴露了大外宣的一个新项目，政府出资购买推广者，专门在海外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帐号，传播中共抹黑香港抗议的信息。5月19日，Twitter Inc.和Facebook Inc.的代表表示，一些账户被认为牵涉中国破坏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努力，因此暂时关停。从这两家社交媒体公司问世以来，这是首次将中国视为一个虚假信息活动来源予以暂时关停惩罚。 中共的网络大外宣是个研究盲点 2009年以前及此后的约五、六年当中，中国大外宣的重点主要是经营平面媒体及一些网站。研究者可以通过追索注册者身份与资金来源发现其背景，确定媒体背后的出资方是谁，以此判断媒体属性。但大外宣进驻海外社交媒体方面却是个研究盲点，因为Facebook的总裁扎克伯格一直希望进入中国，Twitter公司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友好，大中国区的总裁一度任命了有军方背景的中国高科技精英陈葵女士。因此，即使在2017年3月中国商人郭文贵利用所谓曝料发动“推特革命”，5月份中共醒过神来派出大量水军与郭粉对峙，推特也从未干预过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交媒体运作，更未公布双方各有多少帐号。Facebook倒是一度取消了郭的号，从而将中文脸书的虚假信息与乌烟瘴气减少了一点。 这次Twitter表示，已暂停936个与源自中国的一项“国家支持重大信息行动”相关的账户；Facebook表示，从Twitter获得消息后，已删除五个账户和七个公共主页，这些账户和页面触达的账户超过1.5万个，还有三个成员超过2,000人的小组。但事实上，有中共政府背景的帐号远不止这些。 Twitter、Facebook与Google这次宣布关闭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自媒体，我相信只是其中一部分，真正的数字，这些公司应该会掌握比较接近的数字，但如果他们不开放这些数字，外界无法拿到。这些帐号在社交媒体上的操纵舆论能力及其影响，只有基于这些数据相关的资料上分析，才能够做出分析。以Twitter为例，推特上估计中共水军帐户至少有20万个，作为Twitter的最小语种用户群来说，这个数量足以改变中文推特圈的舆论生态。 中文世界的红色渗透研究，台湾有责任深层掘进 社交媒体的出现不过十余年，目前还是一个无规则之地。像Facebook（脸书）、Instagram、YouTube、微信等网站既成为人们获取大量信息的渠道，也成为人们的聊天与联系工具。这些社交网站无可否认地充满了陷阱，在其中鱼目混珠、浑水摸鱼的大有人在。由于社交媒体曾在伊朗大选、阿拉伯之春中发挥过重要的政治作用，还由于各种犯罪者在社交媒体上钓鱼并屡屡成功，各国政府都有程度不等的介入管理，方式主要是督促相关公司自我监管，目前，有关社交网站上出现的内容，主要依赖于网站的自行监管，像YouTube和 Facebook这些网站都有自己的规则，规定不能上传的内容包括虚假新闻、仇恨或极端主义言论，以及可能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政府更多地是监管社交媒体公司。比如英国准备设立一个独立监管机构，对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危害社会和公众内容的公司采取惩罚性措施，包括巨额罚款和停止其经营业务。 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监管相当严格，被认为是干预言论自由的典型；但同时又派出官方媒体或采用外包的方式购买水军搅乱他国的社交媒体，为了特定目的制造假新闻。这种对内对外分裂式的政府行为非常罕见——俄罗斯有类似行为，但规模远小于中国。对于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就是纵容。 中国建立大外宣体系向全世界进行红色渗透，第一大语种当然是中文世界，这个体系已经通过各国的中文媒体建成；第二大语种是英文，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防范主要在这个语种方面，对大外宣渗透华文媒体并不真关心，认为就算渗透，影响也是边缘性的。世界上讲中文为主的区域，除了中国本土之外，还有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香港与新加坡不可能投入资金人力去研究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渗透，而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在全球扩张的真相》由于初稿成书于2012年，因为是个人研究，无法获得网络渗透的详实信息。交付出版前虽然对2012年以后的资料有大量补充，但主要还是集中于中共对平面媒体及相关网站的控制与渗透。这一遗憾，在出版前已经有台湾大学传媒研究所教授张锦华女士指出，我告知研究所谓假新闻由大陆输出，我一人之力难以完成。今年5月我在台湾为本书做推广时，也有人提出这本书并没有研究台湾从去年开始出现的假新闻与中共的关系。我当时回答说，这些假新闻的出现，我相信背后有中共的手。但是，做研究不能全凭推论，网络数据的获得，远远超出了我这位个人研究者的能力，这需要有网络公司的配合与政府力量介入，我希望台湾相关部门能够投入资金、人力专门做这项研究。近日，我看到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除了经济吸纳之外，根据新近研究，北京对台湾媒体施加影响的方法，还包括“规范扩散”（norm diffusion）、“假讯息输出”等途径，亦即：除了资金渗透之外，其实还有文化渗透与资讯渗透。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非常正确。如同我今年5月在台湾的多场公开演讲中所谈过的那样：《红色渗透》一书不是专门研究台湾，在研究中共大外宣体系建立方面，只算是拓荒之作，每一章涉及的专题都值得深层掘进，尤其是中共利用财力与科技力在网络渗透这一方面，并不是任何个人有能力完成的研究课题。 基于上述原因，希望人才济济的台湾传媒研究学者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一责任， 相关数据的获取，则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2020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台湾政府应该将这当作国家级课题给予立项与资助。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8月2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SerialNo=70042&fbclid=IwAR3TsmFnDVjOPixtg8W\hEchDH-BrK0rUj7oayy5Na2B79IJl2zbE6ETDQ0）
何清涟2025-11-09 00:55👍 0💬 0反贫困之战：川普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何清涟 今年6至7月，联合国与白宫先后发表两个报告，前者谈美国的贫困问题，后者宣告美国延续50年的反贫困之战结束。两个报告发布之间穿插一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上演的乌龙：用2015年的美国贫困人口数据嘲讽2017年进入白宫的川普制造了贫困。 ——切莫小视这乌龙，它体现了美国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派”与保守主义在反贫困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为何要将奥巴马的“政绩”赠给川普？ 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 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报告。据他统计，现在全美国有约4000万贫困人口。其中，1850万人属于“极度贫困”（也称“赤贫”），还有530万人的生活状况堪比“第三世界的赤贫阶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位教授引用的数据是奥巴马时期的，但他批评的却是川普政府。 “今日俄罗斯”美国频道“今夜编辑”（Redacted Tonight）节目看了这份报告如获至宝，这一主打政治讽刺路线的节目，请了许多美国脱口秀演员作该节目主持人。7月2日那期节目的常驻主持人约翰·奥唐纳（John F. O’Donnell）据这报告狠批川普政府在制造贫困，“从来没人跟我说，美国在制造穷人方面也是世界最厉害啊。”节目播出后，因为与事实不符，一些外媒查看报告后质疑该节目：数据明明是2015年，即奥巴马当政时期的，那时川普还未进入白宫，制造贫困的业绩怎么归于他？该报告撰写人阿尔斯顿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数据是有些过时，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川普在恶化当前局势。 美国的媒体与学术界偏左，都以进步派（即自由主义）自居，对他们宠爱的奥巴马任期内的问题缄口不言还罢了，但要川普为前任这样背黑锅，实在太荒谬。早在2016年大选期间，因选情极为对立，我因此花了不少时间了解美国现状，知道美国存在贫困人口增多、中产阶级人数减少及收入水平下降等各种社会疮疤，美国政府机构当时公布的数据是最好的说明。 奥巴马时期被媒体默杀的贫困数据 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无人工作。2016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达19.7%。这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无人工作。美国劳工统计局从1995年开始进行这项统计，家中没有人工作的比率一直没有很大变化。1995年，家中没人工作家庭的比率是18.8%，2011年曾达到最高的20.2%，2012和2013年都保持在20%，2014年略降，为19.9%，2016年为19.7%——这20多年，正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充当全球化主要推手，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国失业现象日趋严重的20年。 中产阶级数量已经不到美国人口一半，收入下降。皮尤研究中心于2015年1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已从1971年的61%减少到2014年的49.4%，中产阶级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衰落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该报告指出，2014年美国总收入的49%进入了富裕家庭，1970年这一数字为29%。同时，2014年全美总收入的43%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口袋，大幅低于1970年的62%。 与失业相关的白人中年男性自杀率大幅增加。2013年5月2日，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公布：从1999到2010年，在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次贷危机的十年里，美国中年人自杀率上升了28％，其中白人自杀率上升了40％。据分析，失业是导致美国中年白人男性自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富人主导的国内政治专注守成，穷人主导的国内政治专注变革，但二者都会导致动荡。美国一直以本国中产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自傲，认为中产阶级家庭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推动社会消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本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日渐萎缩，既显示了美国国运走衰，也成为今后美国政治的关键问题。过去数年，民主、共和两党建制派都没能提出一个可行方案来解决问题，于是选民在无奈和绝望中，把眼光转向政治素人，这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社会背景。 福利主义的争论焦点：扩大就业还是扩大福利供给？ 在阿尔斯顿等“进步派”精英有意忽视美国目前工作机会剧增，继续纠缠于给穷人提供粮食券、批评川普为富人减税之时，白宫7月12日发布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报告，声称美国始于1964年的“对贫困之战”大体上已胜利结束。该报告称，按消费来衡量，美国贫困率自1961年以来下降了90％，目前只有3％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个报告的写作背景如下：川普上任以来一系列经济政策，如吸引国际资本来美，促使制造业复苏，工作机会迅速增加等，使失业率降至18年最低的3.8%，公认为自里根以来最好状态。今年4月，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概述了联邦援助计划中低收入公民的工作任务，包括为低收入个人提供联邦医疗保险的医疗补助计划，以及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这两个计划都是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 ，1963–1969任美国总统）执政期间开始的，1964年1月，这位民主党总统在他的第一次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出了“对贫困之战”（war on poverty）的说法，这两个计划意在为贫困公民编织社会安全网。根据这一行政命令，川普政府已经允许肯塔基、印第安纳、阿肯色和新罕布什尔等四州提出的要求——这四州要求那些接受医疗补助者去工作，这是美国政府自约翰逊总统的计划实施的第一个此类限制。 今年6月，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项农业法案，其中包括要求一些获得粮食补助福利的成年人参加工作。所有的民主党众议员和2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反对该法案，现正在等待参议院通过。 在就业形势大好，报告指出，现在的时机非常适合扩大对于那些享受社会福利、没有残疾的适龄工作的成年人的工作要求。归根结底，扩大的工作要求可以改善现有福利受益人的生活，同时尊重工作的重要性和尊严。 以上这些，被菲利普·阿尔斯通指责为“破坏已经漏洞百出的社会安全网的关键方面”。 这一争论在美国延续了将近五十年：解决贫困问题，应该扩大就业还是扩大福利供给？ 川普的反贫困策略：授人以渔 从世界范围内看，推广自由经济思想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自由经济的不少优点与人的直觉相悖，例如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最大误解，就是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但这并非事实，美国学者也早就发现这一问题。 自从1964年1月约翰逊总统开展反贫困战争以来，增加税收、扩大福利供给就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后来美国学者发现，自从1964年美国的“反贫困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基尼系数还从1964年的0.36攀升至2010年的0.44。现实让一些研究者意识到，社会成员如果对社会福利产生倚赖，将制造长期贫穷，开始尝试从“认知陷阱”中往外爬。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美国的贫穷率自二战结束后稳定下降，但自从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推行“反贫困战争”以来，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攀升：1960年代后期，花费1千亿美元社会福利开支，贫困率大约在13%；此后，福利开支每年逐步上升，到2013年达到每年9500亿美元的规模，但从1960年代后期以来，贫困率再也未曾下降，一直徘徊在13%上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报告，2015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3.5%，贫困人口为4310万人（此次统计的贫穷家庭指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4口之家的年收入不超过2.4万美元的家庭，是按收入统计，并非今年7月白宫报告指的消费率），宣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基本失败。 奥巴马当政八年，在最初的五年当中不断扩大福利开支，结果也不得不在2013年承认，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 · 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时，保罗勇敢地回答：“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党执政的国家。”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到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1992年出版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这是一本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最重要的书”，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将本书视为其构思“美利坚契约”的蓝本。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美国人从小就被告知要有同情心，特别是要帮助穷人。因此，政府设立多种反贫困项目，宗教和社会团体成立各种救助组织，富人捐款成立各种基金会，美国日益成为“福利社会”。但同情、慷慨、乐善好施这些原本是美国优良传统的东西，而今已成为引起社会不满和腐败的重要原因。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美国穷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宁愿接受社会福利也不愿自食其力。因此，政府只有减少救济，让更多的人就业，恢复紧密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才是解决贫穷化的出路。 奥拉斯基的思想历程同样值得关注：他是典型的青春期无神论者和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72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成为典型的社会反叛者，他自己也承认那一期间曾打破了十条诫命中除反对谋杀那条之外的每一条。一年多之后，即1973年末，他就离开了共产党，并于1976年皈依基督教。因为这段从共产党转化成基督徒和保守主义者经历，奥拉斯基对福利主义之害鞭辟入里，在阐述保守主义反对福利国家（不是反对任何福利）的两大理念，例如“过度的福利让被救助者丧失工作主动性、丧失尊严、丧失人格；例如政府一旦跨越有限政府的红线，充当杀富济贫的角色，必然破坏鼓励辛勤工作、追求自我实现的新教伦理，挫伤商人和资本家经营的积极性，进而危害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时，语言之尖锐，批评之透彻，同类著作中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这本《美国同情心的悲剧》阐述的道理，可以用两句中国古话概括：救急不救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降低贫困的手段上，共和党选民中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对割富人的“肉”来向穷人输血。如今，川普总统正在遵循保守主义的反贫困策略，变民主党长期以来的“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这不仅有利于培养穷人的自立自尊之心，更有利于美国未来的发展。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7月21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4853）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老外们惊讶∶中国文化就是“吃”的文化！
谋生叫糊口， 工作叫饭碗； 受雇叫混饭吃； 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 混得好的叫吃得开； 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 女人漂亮叫秀色可can 受人重用叫吃香; 不顾他人叫吃独食； 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 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 嫉妒叫吃醋； 做得辛苦叫吃力； 理解不透叫囫囵吞枣； 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 收入太少叫吃不饱； 负担太重叫吃不消； 犹豫不决叫吃不准； 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著走; 爱管闲事是吃饱了撑着！ ——原载网络，作者不详 2009-07-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