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台湾缺乏西方个体主义
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为推出○八年总统候选人而紧锣密鼓之际，我再次来到台湾，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这个中华文化下的社会实践民主的过程。应该说，这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障碍重重的过程，但毫无疑问更是一个令人充满希望的过程。 ●国民党阵营的困境 对国民党阵营来说，人所共知，马英九是众星捧月的唯一候选人，尽管他已经因涉嫌贪污特别费问题被起诉，而且被定罪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的问题一目了然，法官即使想不定罪，找理由都很困难）。但国民党已经铁定心肠，候选人非马英九莫属，哪怕修党章，改条文，为马英九量身打造。而且蓝营基本盘似乎也众志成城，无论如何都要推出马英九做总统候选人。一位绿营的年轻朋友跟我说，他的支持蓝营的同事表示，即使马英九死了，也要把票投给他。这到底是马英九的骄傲呢？还是国民党的悲哀？他们除了一个被起诉的人之外，再也拿不出第二个候选人。 除了只有一个被起诉的马英九出来参选的尴尬之外，国民党的第二个麻烦是能否协调马英九和王金平合作的问题。作为国民党本土政权的代表人物，王金平自然也有相当一部份支持者，他们目前明显在期待，如果马英九一审被定罪，那麽王金平就有出来竞选总统的希望，而不是做马英九的副手。所以对於○八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不仅要面临马英九个人问题所带来的困境，还可能要面对马王不和而带来的分裂。因此，即使不谈意识型态的理念层面，仅仅从政治操作的技术层面来看，国民党要在 ○八年夺回政权的希望实在不大。 ●民进党类似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 相比之下，民进党推出候选人的进程则健康得多。首先，由既有地方执政经验，又都担任过行政院长的游锡堃、谢长廷和苏贞昌，加上现任副总统吕秀莲这四位被称为民进党「四大天王」的人报名参选。尽管我本人对「天王」之说十分反感，这种称呼用在影艺界人士身上已经够俗烂，用在政治人物身上则不仅媚俗、低俗，更可能因这种定位而潜在地设定了一个框架，使其他挑战者望而生畏，但无论如何，这四位毕竟都是民进党内公认的最有资格的参选人。 除了四人正式报名参选之外，民进党也成功地举行了全部三场的政见辩论会。我在台北和台南的电视机前观看了前两场辩论，在嘉义现场目睹了第三场政见发表。总的感觉是，民进党的这几次辩论会，从形式到内容，几乎可以和世界一流民主国家媲美。当几位候选人相互握手致意，站到各自辩论台的时候，似乎有在看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感觉。尤其值得特别推崇的是第一场政见辩论会的提问，几乎所有问题都非常精彩，既尖锐，又到位，迫使参选人解释自己的政见。而且四个提问者，有交叉和辩论，这比美国通常只有一个新闻界代表提问的方式更全面，更公平。 几场辩论，候选人都完全是在君子之争的范畴，整个一派绅士风度。而且三场辩论会陈水扁总统都全程在台下聆听，展示他对党内公平竞争的支持，和对透过民主机制而产生候选人的信心。对於第一次进行党内初选的民进党来说，能举行这麽成功的辩论会，不仅是他们本党的骄傲，也是台湾民主的骄傲。 明显地，民进党内的政见辩论和顺利进行的初选，使国民党相形见绌，所以泛蓝媒体不断热嘲冷讽，什麽「四天王内讧」「恶语相向」「政治恶斗」「人身攻击」等等，把民进党内正常的政治竞争夸张成「恶斗」。当然，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面对国民党没有民主初选，只是权谋政治的「乔」（台语∶安排、协调）来「乔」去，乔不出个名堂的尴尬，蓝营的支持者们难免酸溜溜的。 ●四候选人国家认同基本一致 民进党内的竞争在既君子、同时也各不相让地激烈进行著。迄今为止几位候选人之间没有人身攻击，他们相互批评的基本都是政策路线，或者行政操作。四位候选人在台湾的国家认同上基本一致，都明确表示要追求台湾成为法理独立的国家，但对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则有路线政策的不同。 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苏贞昌和谢长廷倾向继续扩大开放，游锡堃则主张更谨慎，必须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考虑进一步的发展。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四位民进党候选人没有多少差别，都是中间偏左，强调福利、环境、照顾弱势团体等等。在目前的台湾，右翼想法似乎没有立足之地，泛蓝媒体的调子更左，不仅在所有社会议题上都呼应西方左派，在经济政策上则呼吁增税，跟西方左派鹦鹉学舌地喊「不能为富人降税」之类。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右翼思潮几乎完全没有被引进台湾，这是今後台湾社会的一个潜在危机。 在如何处理国家定位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最关键议题上，概括说来，仍是苏贞昌和谢长廷的政策比较接近，倾向於通过向国民党让步和妥协，以期做到「和解共生」。他们认为，等到要求台湾独立的主流民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那时正名、制宪、成为法理独立的国家也就水到渠成了。这种做法基本上是陈水扁执政的延续，也就是说，保持目前「中华民国在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是台湾」这个事实独立的现状，看民意发展程度，继续下一步「修宪」或「制宪」，走向法理台独。 在这个问题上游锡堃和吕秀莲的政策比较接近，认为既然主张台独的主流民意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二，那麽下一步就应该自上而下，积极主动地推动台湾从「事实独立」走向「法理独立」。 ●绿营精英和百姓阶层的竞争 至於四位民进党候选人最後谁能出线，目前还很难判断。首先吕秀莲基本上没有希望，竞争是在游、苏、谢之间。游锡堃在普通绿营民众中的支持率很高，但苏贞昌和谢长廷则在绿营精英中各抢了一片天地。普通百姓看的是理念和人品，他们认为游锡堃为人忠厚朴实，不会权谋计算，理念比较坚定。但精英阶层则更看重政治操作，虽然他们对游锡堃的理念和人品也都一致持肯定态度，但认为他的口才、运作不如谢长廷和苏贞昌，对他是否能打败马英九持怀疑态度，所以多数精英推苏、谢。换句话说，精英们是在苏、谢之间撕杀，老百姓则著急怎麽才能把游锡堃推出线。 在美国，左右派之间的争斗，基本上是左翼知识分子带领最底层福利阶级抗衡右翼中产阶级大众。在台湾没有最底层福利阶级，目前开始显现的是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百姓之间的裂痕。所以说，这场民进党内的竞争最後结果如何，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是绿营精英阶层和百姓阶层的竞争。但无论最後谁能赢，结果不重要，关键的是这个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操作过程。 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感觉，中华文化在台湾的选举中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它只增加了人们对人际关系和权谋的看重，对理念和原则的妥协。这一点无法不令人想到，无论是台湾，还是今後的民主中国，或者整个亚洲，要能使民主体制健康地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传播西方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价值的观念，而在东方这种建立在群体主义文化上的社会，只能在民主的道路上制造各种绊脚石。 2007年4月23日於台北（原载《开放》5月号） 2007-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一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走红，他预测美欧分歧的著作《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成为西方知识界讨论的对象。 该书前身是一篇论文，去年夏天发表。现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并为《华盛顿邮报》每月写一篇专栏的卡根在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後，美欧关系也告终结，并逾生分歧，主要由於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有实力对付那些邪恶的国家；而没有这种实力的欧洲，则倾向妥协忍让，不惹怒那些邪恶势力。这种实力造成的不同对外政策，将导致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日趋严重。 卡根比喻说，这就像两个人在森林中遇到黑熊，其中一个人手里只有小刀，所以倾向不惹那个黑熊，尽量卧倒、藏身、不出声，以不引起黑熊的注意和攻击。另一个人则有猎枪，所以倾向先发制人，射杀黑熊，确保安全。只有小刀的人除了担心拼不过黑熊之外，他还担心，一旦有猎枪的人射杀黑熊，他则更会被显示出软弱和无能。 卡根最後总结说，美欧的分歧是地缘的不同造成的。他借用美国一本研究男女气质不同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比喻，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两者的“气质”无法改变。 ●欧洲挺美和反美是18比4 伊拉克战争之际，美国和法德发生严重争执，使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更清晰地暴露出来，卡根的预言似乎成真，因而引起知识界注意。他的由论文扩展而成的书，迅速登上美欧国家的畅销榜，卡根和几年前写出《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一样，被《纽约时报》认为是过去50年来第四位预测风潮、提出外交战略的美国学者，引起相当的重视（第一位是1947年的美国学者George Kennan，提出“围堵”苏联的战略）。 但细究卡根的观点，会发现其基本立论难以成立。因为明摆著的事实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洲严重分裂，美国两党立场也相当不同，这说明分歧根本不是地域的区别造成的，而是不同人群的不同观点和理念导致的。 围绕伊拉克之战，欧洲分成两大派，原东欧10个共产国家，全部支持美国。捷克总统哈维尔和七国欧洲元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军事倒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也明确站在美国一边。在欧洲的全部44国中，公开反对美国倒萨的只有法德俄和比利时等四国，而公开支持美国的达18国。这个事实本身就直接挑战卡根的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和美国对抗的立论。 美国本身也是这样，两大党也是两种声音，布什所属的右派共和党，99％支持军事倒萨；左派民主党则分裂，有近一半反对武力倒萨。美国参议院对伊拉克战争议案，以77对23票通过，反对者都是民主党人，等於近四分之一的议员反对，也不是一个声音。因而卡根所说的美国和欧洲各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对抗的事实并不存在。 ●张伯伦和邱吉尔争论的继续 显而易见，西方国家对这场伊拉克之战的分歧，根本不是来自地域的区别，而是来自左派和右派两种理念的区别。西方国家全都有左、右两派，理念分歧非常清楚，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对外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上，左派主张平等、均贫富、大政府，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对财产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高税收，给穷人提供和提高福利）。左派的特征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热衷福利社会主义。右派主张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竞争，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解作用（而不是政府）。右派的特征是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的左右派之争，根本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 右派的表象是亲美，实质是亲资本主义（因为在所有西方国家中，美国是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左派的表象是反美，实质是反对资本主义。 在对外政策上，左派寄托人之初性本善，即使对邪恶者，也强调对话、妥协、和解等，颇有张伯伦的绥靖倾向和乌托邦幻想。而右派强调，对邪恶者不能希冀用祈祷、祈求、妥协、让步等感动，而只能用实力遏阻或铲除，具有邱吉尔式的现实主义的抗争哲学。 ●欧盟15国有11国右派执政 在支持还是反对美国倒萨问题上，根本不是美国整体和欧洲整体的对立，而是凸显了西方这种左右派之争。例如西班牙这次之所以强烈支持美国，是因为其总理阿斯纳尔是和布什一样的右派。在结束佛朗哥统治之後，左派政党连续执政13年，把西班牙拖到经济困境。因而当年43岁的阿斯纳尔率领右派人民党崛起，於1996年击败左派，当选为西班牙总理，现在已执政二届七年。 澳大利亚政府这次也坚决支持美国，同样也完全是由於右派执政；总理霍华德顶著国内左派的巨大压力，仍毫不妥协地支持美国。 强烈高调反美的德国、稍微低调但仍坚决反美的加拿大目前都是左派执政。而这两个国家的右派则完全反对他们政府的立场。德国右派政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其主要领袖到美国访问受到布什政府、切尼副总统的热烈欢迎。加拿大右派在野党，由於愤怒该国左派政府的反美立场，在《纽约时报》发出整版广告，表示其坚决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立场。 这里法国和英国是例外。法国的希拉克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右派，但以法国一向左倾激进的历史，使法兰西基本没有英美那样典型的右派，法国的右派实际上是左派，而法国的左派，则是极左派；法国没有右派（这当然是从总体和政党而言，不包括他们非常右倾的个人和团体，以及极右派）。 英国虽然现在是左派工党执政，但布莱尔的工党已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在经济理念上向右派靠拢，并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款从工党党纲中废除。这其实是体面地向右派经济理念低头，因而有人称工党是披著左派外衣的右派。且不说英国从总体上来说是西欧最右倾的国家，以英美两国历史以来的联盟传统，布莱尔政府也一定得支持美国；而且在相当得时期内，任何人做总理，恐怕都不会愿意破坏这个英美联盟的传统。 ●左右派之争没有“历史的终结” 除政党之外，媒体大战也同样，反战的国家则不必提了，联手倒萨的英美媒体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媒体反战声调都更高。美国的《纽约时报》、ABC、CBS和CNN电视网和英国《卫报》、BBC电视电台等等，都比著看谁骂布什政府的分贝高；就因为他们是左派。 美国自己国家的一万四千名作家、诗人联名反战，也因为他们是左派，很多人骨子里恨死了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也丝毫不亚於欧洲左派。 从上述事实可以很容易看出，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分歧，根本不是什麽欧洲和美国两个区域的对抗，而是两个区域中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分歧，是左派和右派两种不同哲学理念的对抗。 而原东欧10个国家支持美国，则不仅因为他们刚刚摆脱极左的共产主义奴役，自然倾向右派的理念，更因为它们全部都亲身体验过独裁专制，知道邪恶意味著什麽，因而坚定地支持美国传播自由价值的道义之举。 如果沿用火星和金星来比喻的话，实质上是“理性、现实的右派来自火星；感性、幻想的左派来自金星”。而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人类这种左右派之争，这种现实和理想之争，既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不会如福山所预言的有“历史的终结”，而是会永永远远地争下去。 （载《开放》2003年8月号） 2004-09-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美国 2020 大选：支持川普的真实民意
何清涟 在《美国2020：分裂成两半的着火大厦》一文中，我已经分析过大选年美国飞起的三只黑天鹅，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疫情、拜登电脑门这些突发性因素的影响渐居次要地位，但BLM与Antifa运动引发的公共安全担忧切实存在，更重要的是：经济这个美国历年大选从不缺席的重要因素，不仅是选民支持川普的重要理由，更是影响中间选民（登记为独立选民的约在30%以上）的最有力因素。 胡佛研究所报告：拜登将让美国人变得贫困 双方基本盘选民对候选人的政策认知都很明确：共和党选民多是工薪阶层与农场主，喜欢相对合理的税收政策、更好的工作报酬、稳定的社会环境；民主党的基本盘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各种社会边缘人士，喜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例如高福利、不工作也有基本生活费用、不交费也能享受的全民医保。但正如我在《社情及外部民调呈现的美国选民意愿》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各种民调当中，除了总统支持率之外，在经济、公共安全、移民等话题当中，美国权威机构民调呈现的受调者偏好，更能显示哪位候选人更受美国选民青睐——因为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明确宣示了未来的执政方向，川普总统还多了第一任执政业绩。 按照10月9日的盖洛普民调，选民关心的问题依次为经济（89%）、国家安全（83%）、教育（82%）、医疗（80%）。该调查结果显示，56%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四年前要好。 而经济方面正好是民主党-拜登的弱项。10月18日《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发表了一篇社论文章，题目是“拜登经济学的代价”，这篇文章指出，乔-拜登精明地将竞选重点放在新冠病毒疫情和川普总统身上，这帮助他避免谈论自己的政策。胡佛研究所周日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拜登的经济政策将对美国经济、就业机会和家庭收入带来破坏性影响。 作者是经济学家蒂莫西-菲茨杰拉德（Timothy Fitzgerald）、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科迪-卡伦（Cody Kallen）和凯西-穆里根（Casey Mulligan）。 这份长达50页的胡佛研究很有价值，因为它研究了政策的激励和供应方效应，而不仅仅是研究宏观经济需求方的支出。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从新冠病毒疫情停产中恢复的速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的要快。 胡佛研究的意义所在，是因为它研究了民主党人在医疗保险、税收、能源和监管方面的政策。报告指出，拜登否认他支持绿色新政，但他推广电动汽车和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计划远远超出了奥巴马提出的任何方案。报告估计，拜登提出的政策如果全面实施，将使人均全职等值就业减少约3%，人均资本存量减少约15%，人均实际GDP减少8%以上。与国会预算办公室对2030年这些变量的估计相比，这意味着美国劳动者将减少490万，国内生产总值减少2.6万亿美元，家庭收入中位数减少6500美元。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宾州。这个水力压裂问题，可能会让拜登失去宾州。CNN一向旗帜鲜明地支持拜登，该台记者凡妮莎．尤尔克维奇（Vanessa Yurkevich）10月27日发表报导，称其去了宾州的Elysburg，与选民尤其是企业主交谈，说如果不存在压裂，他们将无法生存。认为川普总统对保持压裂状态有更清晰的认识，而拜登过去和整个竞选活动都在反复无常。大多数选民都表态说为了生计与未来，他们这次将支持川普总统这位记者只谈了一个县的情况，拜登出生地附近的卡本代尔市长已经公开表态支持川普。 税收政策影响部分人改变立场 10月24日，拉斯穆森调查发表一项关于税收和投票的民调： 66％的可能选民，包括57％的民主党人，认为减税对下个月的投票很重要。 这些可能的选民当中的53％（包括31％的民主党人）相信川普如果不能连任，他们交的税可能上涨。黑人说唱歌手Fifty Cents前一向公开说拜登让他的财产缩减60%，他准备支持川普。后因其白人女友及黑人内部压力收回支持，但这个例子正好说明：民主党的绿色计划、气候话题、福利、民调宣传战都很吸引其社会主义与极左基本盘，但纳税者更关心税收。 Fox商业与Fox的专栏作家汤玛斯·毕卡罗（Thomas Del Beccaro）今年7月30日发表文章，指出，大选的预言家最好记住这一点，在美国近期历史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问题是税收政策，提出增税的人会落选。他列举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竞选时提出大幅减税，在第一次竞选时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即反对减税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他在竞选连任时，还是以减税承诺击败主张提高税收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在竞选时，也以承诺“绝不会开征新税”（no new taxes）击败其竞争对手、在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提高了税收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 如果说两党基本盘选民有较强的价值观选择，那登记为独立选民的30%多中间立场者则有更强的经济考虑。早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第一轮辩论后，以反川普为己任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专栏作家Bret Stephens写的文章《民主党人的悲惨开端》，该文尖锐指出：民主党竞选人的主张表明，这个党漠视选民利益，但有兴趣帮助除了美国选民之外的所有人。 民主党人真的能得到郊区吗？ 凡逢美国竞选，基本如此划分：城市是民主党的，农村地区是共和党的，介于两者之间的郊区是关键战场。2016年大选出口民意调查提供的结果证明了这点：他们发现农村选民大多是共和党人，2016年以27分的优势投票支持川普，而城市居民给克林顿提供了26点优势。郊区选民只为特朗普投了4分。今年，《纽约时报》、CNN及民主党的宣传，基本将郊区划为蓝色，而且一再声明，郊区女性憎恨川普，绝对是拜登的支持者。 关于女性支持民主党，其实在2016年出现过，当时认为希拉里能够得到70%以上的女性票。但出口民调证明预测错了。2016年，川普得到的女性支持率是42%，希拉里得到的是54%。而劳工阶层的白人女性们则与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们一起，将票投给了川普。如果她们中的50%，只需要一半，把票投给了希拉里，她就将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性总统。 那么郊区之战是不是民主党有压倒性优势？应该不是。拜登重新规划郊区的经济管理方式对美国中产阶级的郊区生活构成极大威胁。John Carney于10月27日在Breitbart发了一篇文章，指出拜登推出郊区计划的目的，是将大城市的问题转移到美国的郊区，拥挤的学校，廉价的公寓大楼，犯罪——这个计划其实是蓝色浪潮的一部分，过去民主党一直在做，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一个人口不多的社区，只要用政府补贴建造几栋、十几栋低收入住房，强行往里面塞进数百位福利族，这个社区就会改变颜色，成为支持民主党的蓝色社区。 但是，今年的BLM运动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大城市旧金山、纽约、西雅图、芝加哥，拉斯穆森（Rassmussen Reports）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暴乱区”选民（居住在近期遭受掠夺和破坏影响的地区及其周围的人）三分之二赞成川普总统处理街头暴乱的方式。《华盛顿灯塔报》（The Washington Examiner）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评价说，“该调查显示川普赢得了’治安投票’，因为该国认为抗议活动中的暴力行为已从大城市扩展到了较小的社区，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 这项调查其实验证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奥马尔·沃森（Omar Wasow）于今年5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结论。该文根据当时的相关数据，分析1960年代黑人的暴力示威如何影响精英以及舆论在选举中的动向，结论是暴力示威可能导致白人选民转向共和党，转向比例从1.6%到7.9%。沃森警告说，1960年代的暴力示威终结了从联邦到地方的民主党几十年的统治，在接下来的52年里，由共和党设置从联邦到州到地方的议程。对于现在的民主党来说，有必要担忧暴力的蔓延会使当年的历史重现。 有了这些因素，设想郊区仍然是民主党票仓，多少有点一厢情愿。 几个不可忽视的信号 10月29日，距离大选仅五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最新经济数据，第三季度经济以创纪录的年均33.1％的速度增长，尽管仍然低于2019年末的水平，但表明美国已经挽回了很大部分因疫情造成的损失。 尽管民主党认为Early Voting对本党有利，但结果却显示政治版图正在大重置（Great Reset），大选结果可能难以如民主党之愿。因此，民主党中的极左派抗议者，密谋在选举日政变。一个公开的视频称，联邦雇员、特工透露说：从11月4日开始，他们计划关闭、占领华盛顿DC，直到就职典礼，强迫Trump离开白宫。明尼苏达的左派人士担心川普可能赢得该州的选举，策划大选后的“大规模动员”，准备占领当地警局。10月29日，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在其官网上以问答形式说了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后的计数，但在周二（11月3日）发生的选举中，拜登将当选。1月20日，他将就任美国总统就职。因此，尽管我们不想过于自信或承担任何责任，但我们必须为如何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做好准备。”——如果对大选结果有必胜把握，这些极左何必发出这种暴力夺取政权的威胁？ 一向以反川为己任的CNN脑筋急转弯，于10月31日发表署名文章称： 川普总统值得第二个任期，理由简单明晰：他提振美国经济，改善美国人的生活；使我们脱离了代价昂贵的新战争，让中东签署了和平协议。川普还坚决反对美国左派的最强烈冲动，试图恢复被极左暴力分子破坏的公共秩序。 在拜登电脑门中打破沉默的《华尔街日报》同日发表评论Trump’s Already Won（《川普已经取得的胜利》），文章历数了川普的外交、内政业绩，指出决定总统大选的仍然是业绩而不是如同奥巴马那样将美国视为问题。他接下来的一个任期，将使美国进入持续的繁荣、和平、经济增长，人民将因此得益。 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一直以常识立国，虽然斗换星移，其间经过奥巴马八年颠倒乾坤的统治，但即使在今年最黑暗的清除美国历史、摧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那几个月当中，我仍然坚信超过51%的美国人民不会丧失常识，走上一条毁灭美国之路。 （原载大纪元，2020年11月1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0/31/n1251654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非洲疫情开出巨额帐单 习近平怎么办？
何清涟 美欧沦为疫区后，中国一片欢腾之声。非洲出现疫情之后，中国政府与小粉红们没有欢呼，这倒不是出于对非洲兄弟有“同呼吸、共患难”的手足之情，是知道麻烦来了，而且麻烦实在不小，因为“非洲兄弟，请听我说，武汉肺炎病毒是美国制造”这招不灵光，从联合国与WHO不断发表的悲情陈诉中，北京已经听到他们在伸出的手，而且那手伸出的方向主要是北京。 中国与世界的罕见共识：非洲发生疫情就成巨灾 通常，这个世界不管发生什么，中国很难与西方各国达成共识，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开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就是明证。但这次，在武汉肺炎蔓延欧洲、美国之后，各方预测非洲虽然没出现多少病例，但必成巨灾，原因有如下几点：非洲贫困，人口密集，传染起来极快；非洲人天生喜欢热闹，一些关于艺术、宗教的聚集活动，极为常见；非洲缺水，没法勤洗手，对于防止武汉肺炎来说极为不利；医疗卫生条件差，拥有全球17%的人口，承担了23%的疾病负担，但只有1%的医疗支出。检测费用昂贵，大多数人无法检测；……总之，非洲不利的条件极多，一旦染疫，医疗资源匮乏的非洲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中国发生疫情，全世界都眼巴巴地先盼WHO干事长谭德赛宣布为PHIEC，后盼他及时宣布为大流行，但谭德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每天就读他那老三篇：中国防疫成功，中国为各国赢得了时间，为世界做出了牺牲。但对非洲还未发生的疫情，谭干事长却非常非常操心，未雨绸缪，美国、欧洲各国疫情那么严重，他却呼吁世界捐款WHO，帮助非洲应付未来将要发生的疫情——我当时在推特上猜测了一下谭干事长的动机：害怕非洲染疫，非洲人民找他算帐。毕竟他在埃塞俄比亚当卫生部长之时，有过三次隐瞒传染病的劣绩，为此，当年反对他当选世卫干事长的声音不小，其中包括非洲一些人权NGO。 中国为何不敢对非洲派出“战狼”？ 但是，比谭德赛更不希望非洲发生疫情的是中国，原因非常多，但既非该洲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兄弟，为中国提供了足够的“人头票”与美国抗衡；也非该洲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地+投资宝地+中国宏伟的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最根本的原因，中国不承认，但全球都心知肚明：非洲如果染疫且损失惨重，最后必然会将帐算到中国头上：都是你国武汉肺炎将我们陷入灭顶之灾。 非洲对全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经典贡献是反殖民理论。自1960年代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倡导民族解放以来，老殖民国家英法德一直在援助非洲以赎罪，包括大批接受非洲移民，最后都成了彩虹国家。在非洲人民与世界左派眼中，中国是比老殖民国家更恶劣、更可恨的新殖民主义代表国，通过金钱外交收买了非洲各国当权者支持，但购买了政府却没那么多钱购买社会，抢夺资源、破坏环境的罪过一直被非洲人权、环保组织声讨。这次疫情来袭，而且不分贵贱与贫富，已经让一些非洲国家的政要挂了，其中包括津巴布韦商业大亨兼政治家詹姆斯·马坎巴的儿子、著名时事新闻主持人佐罗罗、尼日利亚总统幕僚长基亚里（Abba Kyari），这让非洲各国政府非常不满。广州在疫情期间对非洲人士的处理方式，虽然是与中国国民同等待遇，但引发非洲多国不满与外交抗议，尼日利亚众议长约谈中国驻尼大使的过程，中国虽然未报道，但尼日利亚议员Oloye Akin Alabi在推特上写出来了：“议长先生向中国大使宣读了暴动法案：我们不会容忍在中国对尼日利亚人的虐待！”（Mr Speaker reads the riot act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We will not tolerate maltreatment of Nigerians in China!!!） ，还附有一张中国大使深度鞠躬之照片，谦卑之状满溢。 除尼日利亚之外，加纳、肯尼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非洲联盟先后就事件发声明或传召中国大使，对在广州非裔人士权益表示强烈关注，“兄弟关系”顿时变了味儿。 为何怕非洲？只因非洲“光脚”中国“穿鞋” 别看中国粉红军团颇有义和团2.0版气势，奉命征战全世界，大有“骂出一片红彤彤的新世界”之气概，但他们还真不敢在非洲国家头上撒野，为什么？知乎上面有篇文章说得实在，标题叫做《 你对在华黑人的一句歧视，落在在非华人头上可能就是一颗子弹》，该文说：“可以想象的是，受疫情影响很多非洲人没有了经济收入，在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地方，如果任由‘中国人歧视非洲人’这种误解蔓延，一旦暴乱发生，你对在华黑人的一句歧视，落到在非华人头上可能就是一颗子弹”。该文引证的微博不少在担心，“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危险了，如果你只想逞口舌之快，连自己同胞都不爱，又谈何爱国呢”，意思何指？非洲这些国家，一旦与中国翻脸，立刻打出反新殖民主义旗号，没收中国投资，攻击中国在非洲的国企，都有可能发生。事实上，这些都发生过，且不说利比亚借着2011年政权易帜之机吞了中国200亿美元的投资，就连津巴布韦穆加贝这位几十年的中国老朋友，也在几年前玩了中国一把：2016年3月23日，津巴布韦本土化部部长朱奥（穆加贝的外甥）宣布，要求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在津外资企业，至少要将51%的企业股份交予津巴布韦公民，否则在4月1日必须关门歇业。当时，津巴布韦是中国在非的第5大投资国，共为6亿美元，就这么硬被吞了3亿多。 在非洲的投资主要是国企，累计至少近千亿美元，非洲兄弟说翻脸就翻脸，对北京来说，“维护我在非人员生命与财产安全”，确实是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关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中国有许多类似的俗语：“好的怕赖的，赖的怕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宁可得罪十位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将这道理说得最高大上的当然非马克思莫属，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了，“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联合国已经开出为非洲支付的疫情帐单 世界很清楚非洲染疫的可怕后果，并且做了沙盘推演：危机第一波将发生于公共卫生和财政领域；第二波则是经济/社会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如果国际社会的援助不够，资金枯竭将导致非洲在中长期难以恢复。联合国及其机构的结论是：世界必须携手帮助非洲渡过危机。 在世界危机中总是最慷慨的美国与欧洲等现在都深陷于疫情危机，经济停滞，失业猛增，“地主家余粮也不多了”。目前能够给予的帮助，除了提供医疗外，就是减免非洲国家的巨额外债了。还想多筹款，恐怕有困难，Lady Gaga通过全球公民这个组织，邀约了百余位全球歌手，4月18日为WHO举办了一个网上演唱会，美英几大电视台倾力助推，将广告做得雷声隆隆震天响，共为世界卫生组织筹得1.279亿美元，据说那钱当中还有比尔·盖茨出的一亿美元。 以下是联合国开出的非洲疫情帐单：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干预，新冠病毒可能在非洲感染12亿人并致300万人死亡。即使干预，新冠/武汉肺炎大流行可能导致至少30万非洲人死亡，2,900万人将陷入极度贫困。该机构呼吁为非洲大陆建立1000亿美元的安全网。 联合国的经济学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15000亿美元援助； 2000年至2017年，中国向非洲提供了1430亿美元贷款，非洲多国现要求中国减免债务。 中国号称有3万亿外汇储备。路透社4月20日分别从约翰内斯堡、北京和华盛顿发出的联合报道说，分析家们表示，包括减免债务在内的任何全面的债务协议都将意味着北京要带头承担损失。 联合国的帐单开给谁？非洲国家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有完整的解释系统：非洲饱受新老殖民主义的掠夺，获得援助是天经地义。老牌殖民国家现在在还历史欠债，远远未还清；新殖民主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15000亿美元是长期帐单，1000亿美元编织安全网是即期兑现，习近平是接还是不接？西方各国要去中国化，不带中国玩儿了；非洲倒是很愿意陪中国玩，但开出的价码太大。拿，中国不堪承受；不拿，中国就会失去当年毛时代为中国抬轿并抬进联合国的非洲兄弟。兹事体大，很难定于一尊，得召开几次常委会好好谋划。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0年4月21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21/n1205046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背叛大众的纽约市长
911事件时以果敢领导纽约人民反恐救灾的市长朱利安尼，被视为英雄，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而接替他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又译彭博）由於推行全方位增税的政策，现在则几乎成了纽约的“人民公敌”。最新民调显示，布隆伯格的支持率已降到32％，约三分之二的纽约人对他反感。《华尔街日报》最近的社论说，“布隆伯格正把纽约带入灾难”。 布隆伯格最近提出并通过的7亿美元涨税、升价方案，使纽约市任何一个阶层都受到损害：1.5美元的地铁票，一下子涨到两块，升幅达33％；水费升了5.5％；公寓等房地产税升了18.5％（今後两年要升25％）；每条香烟再增加1.5美元的税；商品销售税升到8.63％（原8.25％已在美国城市中偏高，纽约邻州新泽西是6％）；纽约城市税升到4.45％，收入10万美元的纽约市民，不仅交联邦税、州税，还要再交11.75％的城市税；曼哈顿岛连结外部的两条隧道和桥梁，皇后区通向外地的过桥费等，都统统涨价。连泊车费、交通违章费等也一律涨价。纽约进入一个近乎疯狂的涨价、涨税期。 按照纽约市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明年纽约市的税收（按上一年推算），三分之一将来自占纽约340万缴税者的6％的13,297名富人；那些收入12万5千美元以上的中产阶级所缴的税，将占纽约全部税收的60％。布隆伯格的涨税方案，将严重损害这个中产阶级阶层。而那些过桥费、隧道费、地铁费、停车费、烟税的涨价，尤其是公寓等房地产税一下子涨了近五分之一，将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 布隆伯格的这种涨税政策，更将严重打击纽约的经济和商家。例如曼哈顿的公司用地，每平方公尺要缴税10美元（洛杉矶是3美元，亚特兰大是4美元）。这麽贵的地税将导致中小企业无法承受，而不得不搬离曼哈顿，或根本就不能到这个商业中心做生意。即使对大公司，这也是不小的税务负担，因为一个占地50万平方尺的公司，每年仅地税就得交100万美元。这种高税收政策，不仅窒息中小企业，也会把大公司吓走。5月9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过去40年来，纽约已成为美国所有城市中税率最高的城市。50年前，富比士评出的500家美国大公司，有140家在纽约，而现在只剩下33家。而纽约市政府等各级部门的规模却不断扩大，上升了20％，增加了9万个职务。仅纽约五个区的区长办公室，每年就要开销3千万美元。 六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纽约曾实行过这种大幅涨税的政策，结果都带来灾难後果，不仅没有解决纽约的财政赤字，更连累纽约的经济陷入衰退。按照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每增一美元税，就导致纽约的税收底座总基数少一美元，因此它很少或基本不增加纽约的财政收入。这种涨税政策，导致纽约每年减少七亿美元的生意（商家流向其他税率低的地方）。 连一向支持民主党（强调大政府高税收）的左翼报纸《纽约时报》，在5月16日题为“对市长的表现没人感谢”的社论中也感叹说，“不管公平与否，现在纽约感到疼痛，因为布隆伯格先生像一个手里挥舞著拔牙工具的牙医。” 但布隆伯格不是最善於涨税的民主党人，他是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当上的市长，而且在竞选时，按照推崇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的共和党传统，他承诺要降低税收，削减福利，缩小政府规模，强调大社会和高效率。但布隆伯格执政才不到一年半，就像当年那位喊“读我的嘴唇，绝不增税”，当选後就食言的老布什总统一样，也是获得权力就背叛大众。布隆伯格和老布什还有不同之处，他是半路出家的“共和党人”。这位今年61岁、22年前创办“布隆伯格商业电台、电视台”发家、现有资产44亿美元的大富豪，一直是民主党人，并是前美国第一夫人、现为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希拉莉等民主党政治人物的主要捐款者之一。一直到2000年10月，他突然反叛民主党，改为共和党籍。有评论家说他是个投机家，之所以“叛党”，是因为看到共和党籍市长朱利安尼任职到期，有了竞选新市长的机会，而民主党内想争市长位置的候选人太多（後来出来九位竞选），共和党则显得没有什麽知名人士，竞争者寥寥。结果真让他赌对了，他转到共和党後，只有一位比他保守的候选人和他竞争，结果被他击败。在纽约这个四多之地（穷人多，黑人多，移民多，左派多），共和党人想执政，只有温和的或偏左的候选人才有可能性。而且布隆伯格自掏腰包，拿出半个亿美元，把竞选广告做到家喻户晓，成为纽约市长历史上最昂贵的竞选者。 从布隆伯格的全面涨税政策可以看出，这位名为共和党的市长，其实在根本理念上还是一个左派。因为只有民主党才热衷涨税、大政府、高福利等政策。而同样是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做的和布隆伯格正相反，上任後致力推动的就是他竞选时承诺的大幅减税计划，上周获国会通过。 为什麽只有减税才能振兴经济？原因至少有四个：第一，只有减税，让人民手里有钱，才能刺激消费，而大众消费占美国每年11万亿美元的国民产值的三分之一！第二，只有民众手里有钱，才能促进中小企业的建立和成长，增加就业率，减少依靠福利生存的人。第三，大公司减轻了税务负担，会有更多能力扩大再生产，从而刺激经济成长。第四，税率降低後，虽然缴税的比例下降了，但由於缴税者的收入提高了，缴税的基数扩大了，结果会增加财政，而非减少；同时，由於就业人数增加，缴税的人多了，也会增加税收。例如共和党籍的雷根总统执政时就推行大幅减税的政策而最後刺激了经济成长，为後来美国持续110个月的经济扩张期提供了基础。连刚刚走向市场经济的俄国，前年也采取了大幅减税政策（降到13％，是欧洲国家中除爱尔兰的12％之外最低的），结果去年的俄国税收增加了50％。 减税的最根本价值在於，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收入和分配平等。只有让每个具体的个人富有了，才会有国家繁荣强大这个结果。它是民富之後的国强，而不是国富民强。正像军队一样，只有每个士兵都是英勇善战的，才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高税收的政策就如同把每个士兵的活力在短期内都“用光”，结果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布隆伯格的高税收政策，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杀鸡取蛋”的做法，可能马上获得财政增加的“鸡蛋”，但杀完了鸡，剩下的就是再无鸡蛋的“经济灾难”。30年前纽约的另一位“自由派共和党”市长林赛（Johan Lindsay）就曾这麽干过，结果把纽约带入了灾难。正是鉴於前车之鉴，纽约的商界领袖，包括前花旗银行（Citibank）执行总裁、曼哈顿研究所（MI）主席、Atco产业执行总裁、前纽约州长等六名商界政界名人，在5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联名文章，呼吁“拯救我们的城市”，恢复纽约的传统：给每个人提供机会，而不是伸手要税。 布隆伯格在当选市长的晚上曾发表演讲，结尾时说，“现在不是分民主党、共和党的时候了，现在我们都是纽约人！你们信任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这声音才过去一年多，布隆伯格就用老布什式的“读我的嘴唇”的发誓、违约方式，不仅失去人们的信任，更让纽约人失望。面对这样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和全面涨税的政治投机者，纽约人应该涨自己心里的信念，两年後，用选票，像结束老布什总统一样，结束布隆伯格的政治生命。到那个时刻，真得像布隆伯格所说的，“不分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们都是纽约人！” 2003年5月20 日於纽约 2003-05-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战後伊拉克充满希望
对於美国铲除萨达姆的战争，很多反战者警告说，伊拉克的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在那种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中，即使美国迅速获胜，战後伊拉克也将是一个烂摊子，把美国拖进无底洞。 这种说法并不陌生，美军打塔列班时，反战者就这样恐吓过，说阿富汗将成为第二个越南，而且一个拉登被击毙，千百个拉登会站起来（但至今不仅没有第二个拉登，连第一个也快被抓获）。现在面对阿富汗战後的平静和稳定，那些「警告者」们好像都丧失了记忆，完全忘了他们曾有过的危言耸听。 伊拉克的世俗程度很高 阿富汗和伊拉克有相同之处，更有很多不同。从战後阿富汗能局势稳定、逐步走向民主的现状来看，伊拉克的情形更有理由乐观，因为它有更好的条件走向民主。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口差不多，都是二千三百万（和台湾相同）；两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占百分之九十七。但阿富汗的国情非常糟糕：在塔列班统治下，内战不断，国不成国；百分之七十是文盲，平均寿命低於四十六岁。全国仅有一万四千英里的所谓道路，不到百分之十有硬土路面，其他都是烂路。而且阿富汗多高山峻岭，资源贫乏，是一个近乎中世纪状态的国家。 伊拉克不仅没有常年内战，国家更无四分五裂；它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有比较完整的管理机制。而且，丰富的石油资源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伊拉克人的生活水准、教育程度等都远高於阿富汗。虽然这两国信伊斯兰教的比例大致相同，但伊拉克社会的世俗程度不仅超过阿富汗，而且可能是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中最高的，超过沙特阿拉伯，几乎接近1979年霍梅尼宗教革命前的伊朗的世俗程度。 伊拉克异议人士素质超过中国民运 另外颇引人注目的是，伊拉克人对以色列和犹太人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敌视。据三月二日《纽约时报》杂�铱�登的预测战後伊拉克的长文「民主的梦想」，五十年代初期，在伊拉克的犹太人竟占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伦敦出版的伊拉克异议报纸最近还刊登伊拉克犹太人写的诗歌。一个在伦敦开咖啡店的伊拉克业主，最近专程去以色列，建立了「伊拉克—以色列友好协会」。不久前伊拉克异议组织在伦敦召开的「伊拉克国民大会」，都有犹太人代表。 伊拉克比阿富汗更具优势的是，它有较成熟的流亡异议组织以及知识份子的直接投入。早在十年前，伊拉克流亡政治家和银行家艾哈迈德．沙拉比（Ahmad Chalabi）就用自己的钱在海外创办了异议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沙拉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曾任伊拉克国民会议主席，後流亡到英国。911事件後，沙拉比联系六个伊拉克最大异议组织，在伦敦召开过两次代表大会，选出65人的执行委员会，其功能如同流亡政府。 伊拉克流亡组织中，很多成员是前政府高级官员，例如1969年流亡的前伊拉克外交部长巴扎奇（Adman Pachachi），他曾做过10年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是知名的外交家；还有军队高级将领（包括副总参谋长，师长等），以及著名的知识份子等。我在美国电视上看过近十位伊拉克异议人士接受采访，他们不仅都能讲流利的英文，而且理念、思维方式、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和西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完全一样。其整体素质超过中国流亡异议、民运人士。 阿拉伯知识份子的转折点 伊拉克异议组织中知名的知识份子智囊人物是马基亚（Kanan Makiya），这位目前在波士顿布兰迪大学担任教授的伊拉克学者，在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年写出《恐怖的共和国》（Republic of Fear）一书，揭露萨达姆统治的黑暗和残暴。该书偷运进伊拉克之後，被广泛传阅，马基亚成为伊拉克人民中的「名人」。第二年波斯湾战争爆发，《恐惧的共和国》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後来马基亚陪同英国BBC记者到伊拉克北部拍摄库德人被迫害的纪录片，根据了解到的真相，他又写出第二本英文专著《残忍和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残忍」指萨达姆的血腥屠杀，包括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毒死五千村民；「沉默」是谴责穆斯林世界知识份子面对暴行的沉默。 马基亚的书在阿拉伯世界知识份子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他认为：巴以冲突并不是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巴勒斯坦是否建国等所谓民族解放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是，阿拉伯国家要结束专制，建立民主。他认为，伊斯兰文化的失败，主要是穆斯林知识份子的失败，他们把穆斯林社会的贫穷、落後、灾难、困境都归罪於外部大小两个「魔鬼」（美国和以色列），而不去检讨和批评造成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本国的专制制度和伊斯兰文化宗教的弊端。 阿拉伯知识份子群起攻击马基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倍受中国新左派崇拜的萨以德（又译赛义德）也指责马基亚「已不是阿拉伯人，完全是为了虚荣而向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出卖自己。」 在不久前伦敦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上，马基雅被选入战後管理伊拉克的六十五人执行委员会，并被认为是可能出任首届民主伊拉克总统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主席沙拉比的主要助手和智囊。沙拉比和马基雅的关系，很像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瓦文萨和现任《波兰新闻报》总编辑米尼奇克的关系（米尼奇克曾是瓦文萨的顾问），是一种异议反抗组织领导人和知识份子紧密结合的关系。 战後伊拉克将退出阿拉伯联盟 在伦敦「伊拉克国民大会」上，马基雅宣读他代表全体异议组织起草的未来民主伊拉克的六大纲领：第一，像二战後德国非纳粹化那样，进行非萨达姆化；第二，建立追究萨达姆追随者罪行的法庭，成立「恢复真相委员会」；第三，全面推行世俗化；第四，通过新宪法，保证个人权利，少数族裔权利，实行全国大选，建立民主宪政；第五，非中央集权化，下放权力给省和地方；第六，伊拉克不再以宗教信仰和种族作为国家基础（否则库德族等仍是二等公民），退出阿拉伯联盟，把伊拉克变成一个非阿拉伯国家。此外，马基雅的草案还包括，战後伊拉克宪法，将模仿战後日本宪法，把伊拉克建成一个非军事化、致力和平的国家。 在美军攻打伊拉克之前一个月，马基雅和选举出的「伊拉克国民大会」65名执行委员就已绕道伊朗进入伊拉克北部，在那里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各方同意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後，伊拉克将在过渡期内由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方各推代表组成临时委员会，然後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组成由各民族和教派参加的大国民会议，并由此产生一个民族和解的政府。 美军在占领伊拉克初期，为保证局势稳定和伊拉克国土的完整与安全，将由美军攻伊指挥官弗兰克斯出任最高领导人，像战後主掌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那样行使权力。但根据美国战後伊拉克方案，美方将会尽快把管理权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新政府。这不仅由於美军不愿以「占领者」身份直接管理，以避免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弹，另外还在於，伊拉克有比较成型的反对派异议组织和管理人才，和阿富汗战後群龙无首，最後找到一个毫无名气的卡尔扎伊的情况相当不同。 伊拉克体现「中东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 当然，像伊拉克这样一个被萨达姆的铁血专制牢牢统治了四十多年的阿拉伯国家不能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而且伊拉克还有两大宗教派别分歧（什叶派占六成，逊尼派占四成），全国五分之一人口是库德族人（四百万）的问题等。但在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实行民主选举、兑现马基雅起草的保护库德人等少数族裔权利的宪法之後，伊拉克完全有希望成为一个多族裔共存的新国家。 战後伊拉克还有经济上的巨大有利条件：伊拉克现有73个油田，其中三分之二由於战争、制裁、设备陈旧等原因而处於关闭状态，无法生产石油。萨达姆政权被铲除，战後伊拉克局势稳定的话，这些油田可以逐步恢复生产，不仅伊拉克可望达到曾有过的每天生产350万桶石油的能力，而且其潜力可达每天产油七百万桶（接近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伊拉克是世界石油蕴藏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地下原油储藏量约为1,100亿到3,000亿桶之间。如果用前一个保守的数字，以伊拉克恢复每天生产三百万桶石油计算，可以连续开采100年。这些石油出口，可以成为重建伊拉克的主要基金。 「伊拉克」在阿拉伯语中是「根基很深的国家」。伊拉克人民和所有被压迫者一样，内心都会渴望自由，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我赞成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对伊斯兰文化的很多批评，包括本期《开放》刊登的她的题为《愤怒、自豪和怀疑》中的绝大多数观点；但我不认同她文章最後的「怀疑」，说伊拉克人民可能会拒绝被解放，拒绝自由，使美国陷入泥潭。从战後日本、战後波斯尼亚、科索沃，以及南斯拉夫来看，所有人类的历史都一次次证明，只要是人，不管是中东人，阿拉伯人，还是亚洲人，内心的呼唤都是自由，这是人的本质。那些逃到自由世界的伊拉克人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伊拉克人民，也将像阿富汗人民那样，证明这一点。伊拉克有比阿富汗更有条件，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民主的国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样板。正像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托马斯．卡罗舍斯（Thomas Carothers）所说，这将是「中东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 （载香港《开放》2003年4月号） 2003-03-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移民美国：梦想与现实的改变
何清涟 移民是中国过去20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各阶层达成最大一致的行动，不仅富人、官员及其亲属、中产阶层家庭包括社会底层都八仙过海，共赴移民之道，美国则是国人移民的首选之国。据联合国人口司的分析，到2013年为止，中国移民当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了美国，其余的多奔往加拿大、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但是，从2017年开始，川普政府试图扭转移民过多过滥的大潮，中国人因此受到影响。面对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哪些人可能碰壁，哪些人依然可以一圆美国梦？本文分析美国移民问题的现状以及移民政策改变的动向。 美国移民政策改变的国际大背景 目前国际社会出现了与移民有关的两大潜流，潜流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大批人口希望移民高福利国家，让发达国家的纳税人供养。欧洲首当其冲，今年春夏，连靠近中国的孟加拉都有大批人口远程绕道北非和意大利，试图进入德国享受永久性高福利。这种现象的出现，源自近年来欧洲国家敞开接收难民（实为贫困移民）并承诺提供优厚福利，结果大批西亚、非洲人以“难民”身份进入欧洲。欧洲各国虽然深感头痛，但一则受到意识形态的自我束缚，一时之间不能转变，二则与建制派各政党多年坚持“多元文化”政策有关。只要欧洲不关闸，估计亚非移民会继续涌向富裕的欧洲，直到造成的麻烦逼近临界点。美国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但拉美移民通过美国与墨西哥防范疏漏的边境，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总数远多于进入欧洲的移民。 潜流之二是，发达国家多数已陷入政府债务陷阱，入不敷出，难以为继，如不节省政府开支，这些国家将丧失未来。而发达国家为移民提供的福利，是他们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之一。以美国为例，过去几十年来每年有上百万人获得绿卡，但其中只有7%的人是靠技能由雇主协助获得绿卡，其余的93%多数是依亲移民；与此同时，大约一半移民家庭领取社会福利，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依亲移民来美后找到各种低薪工作，但每1百个有依亲移民的家庭中，有54个家庭的生活还是得靠美国其他纳税人来补贴。 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反映出白宫应对这种国际潜流的态度，那就是，只有顶住上述两大潜流，改变奥巴马时代的“三个放手”政策，即放手移民、放手支出社会福利、放手举债，才能扭转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潜在威胁。 以上是美国移民政策开始转变的大背景。虽然美国国会出于各议员选区的利益考虑，会设法修改川普提出的新移民政策改革方案，但美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动向大体上不会逆转。 华人移民知多少？ 根据华盛顿的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在美华人移民》（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报告，45年前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主要是老侨民，多来自于港台，总数大约是40万，此后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1993年老布什总统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提供“六四绿卡”之前，美国的华人移民大约是70万；2000年，华人移民数字上升到120万；2013年底，达202万，其中来自大陆的约为160万人。这2百来万华人移民当中54%已归化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这些移民中109万人拥有美国的选举权。此外，截至2012年1月，在美国还有21万非法居留的中国公民。 华人移民的结构与大陆社会结构一样，呈现明显的两极化，移民当中知识精英与英语能力差的低收入阶层各占一半左右。来自中国的25岁以上的合法移民里，47%拥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这个比例比同期来美各国移民的平均文化程度要高近20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移民里知识精英比例很大，这与国内名校毕业生争相留美的普遍印象一致。另一方面，62%的5岁以上的华人移民承认（5岁以下语言能力未形成，不在调查范围），自己的英语水平有限，这说明，有小部分在国内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因专业局限或年龄偏大等原因，在美国难以充分适应，而一半多一点的华人移民未上过大学。在美华人移民的这种两极化结构也体现在收入方面：19%的华人移民处于贫困状态，比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贫困比例还高4个百分点，这些家庭的主要成员受教育少、英语差，是他们生活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虽然华人移民中贫困户几乎占五分之一，但因为另一端的华人知识精英家庭的收入高，拉高了华人总体的收入平均数，结果华人移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达到57,000美元（2013年），比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家庭平均收入高7.5%。与国内流传的“移民美国、享福一辈子”之类的“美国梦”相比，美国的华人移民小社会的现实，其实十分“骨感”。 中国人是如何移民美国的？ 移民美国主要有五种方式：工作绿卡、投资移民、依亲移民、政治庇护、特殊机会（如特赦非法移民、“六四绿卡”和杰出人才）。国内一般只介绍前两种，很多国人也以为，能移民美国的，当然多半是精英中的成功者。但上述华人移民结构的两极化不免让读者们产生一个疑问，那些英语能力差的低收入阶层是如何移民美国的？答案是，申请依亲移民和政治庇护。 我分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2009年移民年鉴的数据，2009年共有6.4万华人获得绿卡，其中通过雇主协助申请工作绿卡的占17.5%，仅1.1万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获得绿卡的占17.1%，而父母或兄弟姐妹获得绿卡的占36.1%，通过政治避难获得绿卡的则占28.7%，后两项加起来占近三分之二。到了2013年，情况稍有变化，据上述《在美华人移民》报告披露，28%的华人移民获得了工作绿卡；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获得绿卡的占33%，父母或兄弟姐妹获得绿卡的占19%，另有约20%的华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获得绿卡。据该报告称，没有中国公民是以难民身份到达美国的，但中国人以旅游签证或通过非法入境进入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的比例高于任何国家，2013年财政年度美国共批准25,200人的政治庇护申请，其中8,500多人来自中国，占当年各国政治庇护获准者的34%。 将2013年的数据与2009年的相比，可以发现，获得工作绿卡的华人移民相对增加，但并未超过移民总数的30%；他们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获得绿卡的比例上升明显；由于为非直系亲属申请移民需要等待年度配额，而申请人太多导致等候年限越来越长，于是非直系亲属获得移民绿卡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近五分之一；政治庇护获准者在当年移民中的比例虽然减少了，但仍占五分之一。 美国新移民政策的调整方向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推出新的移民改革计划，仿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择优计点”制度，以“精英优先”的新移民政策，取代目前的“广揽亲友”、以福利供养他们的移民政策。其中关键是三条，其一，终止除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之外的非直系亲属的“移民跟随链”；其二，申请绿卡时按照英语水平、学历、年龄、技能等打分，高分者优先；其三，新移民不得依赖美国纳税人养活。 很明显，这项新政策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里的佼佼者而言，是个利好消息。同时，由于今年揭发了若干印度公司长年包揽约40%的工作签证申请、导致大批工作签证被送往印度这一移民申请处理过程中的弊端，今后每年定额的8万工作签证里，中国留学生获准的机会将有所增加。但是，中国每年来美留学的人数多达40到50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可能无法获得工作绿卡，而必须回国就业；据国内媒体报导，事实上目前占留美学生80%以上的人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对那些正排队等待获得绿卡的华人移民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来说，川普的移民改革计划则是一个利坏消息，这扇门可能从此关闭，而且，即便是那些已经获准移民来美的非直系亲属，他们今后或许无法再享受美国的社会福利。特别是那些在国内已经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准备在美国隐瞒收入和财产，骗取美国的穷人救济来享受晚年的人，他们的“美国梦”可能就此破碎。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8月13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immigrants-20170813/3984017.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7👍 0💬 0伊斯兰信徒为何要杀法拉奇
著名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沉默了十多年之後，最近又成了西方媒体上的新闻，这次不是由於她对权力人物的进攻性采访，而是她本人遭到“攻击”：意大利的穆斯林团体给她发信，扬言杀掉她，因为她写了批评伊斯兰教和阿拉法特的文章。 《华尔街日报》4月28日就此发表了题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论，把法拉奇列为遭霍梅尼下令追杀的英国小说家拉什迪之後，第二个因文章观点而生命受到威胁的西方作家；并对这种勇敢地站出来谴责自杀炸弹和恐怖主义的行为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法拉奇在七、八十年代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武元甲、阿拉法特、巴列维、基辛格、卡扎菲等很多国家元首和权势名人，由此集结成书的《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现在仍是美国主要新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1930年在佛罗伦萨出生的法拉奇在写过九本书和大量采访文章之後，从新闻界退休隐居，近年常住曼哈顿。她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几乎足不出户。许多人都要求过采访她，但她一律拒绝，闭门做自己的研究。 911世贸大厦被炸时，她正住在曼哈顿中城公寓，目睹了双星子大厦的轰塌。在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中，她打破十多年的绝对沉默，为此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一本书，强烈谴责恐怖份子，毫不妥协地捍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伊斯兰原教旨将毁掉整个世界 第一篇题为“愤怒和自豪”的长文，在去年9月29日的意大利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占了整整四个版面。法拉奇以她多次采访穆斯林首脑、和对伊斯兰社会实地考察的经验，毫不客气地抨击了伊斯兰文化中的种种丑陋，尤其是对那些有四个老婆的大�鹤幽滤沽帜腥说牧有校�更是淋漓尽致地痛斥。 法拉奇的文章充满了对美国的尊崇，她说，美国是一个宽容、慷慨的社会，对自己的公民和外来者都给予尊敬。“美国有几百万穆斯林人，当阿富汗的那些穆罕默德们来美国探望他们的叔叔舅舅时，要去飞行学校学开757飞机，没有人会说不可以。”恐怖份子之所以袭击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强壮、富有、力量、现代、多族裔、自由的象徵。 法拉奇在文章中说，早在20年前她就指出，狂暴、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将成为西方文明和国际社会的主要威胁；如果人类掉以轻心，它将会毁掉整个世界。 ●“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她在今年4月12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反犹在欧洲”中，强烈谴责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并批评欧洲对这种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保持沉默。她毫不客气地批评曾采访过的巴解主席：“很多意大利和欧洲人把阿拉法特当成绅士，但这个什麽也不是的家伙从沙特阿拉伯的王子们那里拿钱，做墨索里尼那样的宣传，却梦想著进入历史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乔治．华盛顿。这个语法很差的可鄙家伙，在接受我采访时，结结巴巴说不成完整的句子，无法进行准确的对话；还把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嚎叫说，我们的文化比你们西方高级，我们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同意法拉奇的文字，但她说的大部份是事实；而且她有权利说她想说的。那些恐吓要杀她的伊斯兰组织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因为法拉奇可不像容易被吓住。┅┅这位今年72岁的老记者见过真正的混世魔王，例如毛泽东和阿拉法特。这位老人说，用自杀炸弹来杀我？天哪，那是不是太浪费了。” ●权力像一剂春药，谁沾谁发疯 法拉奇是一位传奇般的记者，她以对独裁者和权势人物尖锐地提问、尖刻地批评而出名。她那本《采访历史》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以虺破湮�“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怎这麽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我吹嘘的家伙们在左右著世界。” 法拉奇的《采访历史》所以被学习新闻的人作为教科书，不仅它体现新闻采访技巧和专业训练，而且该书放射出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法拉奇在该书前言中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力，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通过对权力者的采访，法拉奇更发现权力对人的腐蚀。权力像一剂春药，谁沾谁发疯；权力使人腐败、骄横、愚蛮、迷狂。因而法拉奇厌恶权力，她说：“我认为权力是不人道的、令人痛恨的现象。” 正因为对权力持这种看法，法拉奇在采访那些名人时，不仅毫无很多其他记者那种谄媚、奉承、巴结，而是尖锐地提问，刨根问底地追击，毫不客气地挖掘，然後毫不留情地把权势者的丑陋全部写出来。以讲计谋、玩权术，老奸巨滑闻名世界的政客基辛格曾说，他“一生中做的最蠢的事”是接受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在采访後记中说，基辛格“像鳗鱼那样来回滑动，躲避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像岩石和癌症”那样僵硬、顽固而不可改变。但法拉奇用她特有的进攻性提问，也把尼克松的智囊国务卿逼问得颇为招架不住。 ●基辛格自当“马戏团小丑” 法拉奇的这篇采访发表後，引起美国政坛一场小地震，因基辛格说他“像西部牛仔，独自骑马，英雄打天下”，好像白宫不是尼克松当总统，而是基辛格当家。这种喧宾夺主引起尼克松愤怒，不再接基辛格的电话，吓得基辛格又赔不是，又要求举行国会听证会，指控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原话。法拉奇给美英几家大报和电视台发去信，要公布全部录音记录，因基辛格说的每个字都在录音带上；并在书中讽刺地说，基辛格这种说法，简直是不把自己当一个绅士，而是当“马戏团小丑”，让人恶心。 法拉奇在1980年8月访问了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第一个提问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是不是还要挂在那里？”後来追问邓，“你们说文革灾难是四人帮造成的，可中国人却举起五个手指头，那第五个是不是指毛泽东？”同时还问这位刚刚获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什麽时候退休。 法拉奇对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夫人的采访，由於追问出该国和孟加拉国的关系等问题，导致原来两国要签署的条约被迫推迟，几乎流产。由此可见法拉奇当年的政治访问有多大的威力。 在对布托夫人的访问後记中法拉奇说，“很多人对权力有很大的胃口，很敏感的鼻子，但却闻不到权力散发出的腐臭味道。他们对权力的排山倒海的追逐热情远超过对爱。”而在这些权力者的国家，“自由、民主和政治反对派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地位和意义，并经常被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取代。” 法拉奇那种挑战性提问，常常刺激得独裁者想杀掉她。霍梅尼在法拉奇采访後曾召集会议，研究是否干掉法拉奇。後来第二次法拉奇到伊朗采访，一下飞机就被逮捕，幸亏被一位当地翻译和美国上校救出。法拉奇在墨西哥采访内战时，曾身中数弹，被认为死亡拖进了太平间才得以逃生。 ●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这种独特的采访经历，和她特有的蔑视权力的采访风格和精神，使她对专制、暴虐深深地痛恨。她在《采访历史》的前言中说，“人类尊严的最美丽的纪念碑，不是雕像，不是旗帜，而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岛山坡树上刻印著的三个希腊字母“oxi”（英文No）。在纳粹占领期间，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把它刻印在那里。纳粹上校们用石灰涂盖了一次又一次，但经过雨水和阳光，那三个字母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奇迹般地又闪耀在那里。30多年了，它仍在那里。” 法拉奇在前言的结尾处说，读者在翻开《采访历史》时，“应该在脑海中记住那三个涂盖不住、倔强地、不可阻止、无法磨灭的希腊山坡树上的字母。” 而作为新闻记者，以及任何要从事新闻写作的人，恐怕不仅在读法拉奇的书的时候，而是一生中一直记住那三个字母，永远对权势者说No：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在这次美国遭攻击後，法拉奇强调西方对穆斯林极端狂热份子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力重视不够。她认为穆斯林恐怖份子绝不仅仅是对著美国，他们是与整个西方文明价值为敌。她强调跟整个伊斯兰世界恐怖份子的战役必须打，因为“如果美国垮了，欧洲就垮了，整个西方就垮了”。这个观点和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几乎完全一样。奈保尔说，“美国不可以倒下，美国绝不可以失败。如果美国垮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就垮了。这不仅是美国受到威胁，这是整个世界经济、我所赖以生存和写作的文明世界受到威胁。” 正是因为法拉奇和奈保尔对伊斯兰极端份子的直言抨击，惹来了恐怖份子的仇恨。但他们这种声言要用谋杀的方式对待言论的，只能更清楚地证明法拉奇和奈保尔对他们那个世界判断的正确性。 （载《开放》2002年6月号） 2006-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失业青年与社会动荡
何清涟 \中国年轻人为何喜欢上网发泄？\ 以下文字出自头号党刊《求是》杂志：“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 这段话，如果完全不考虑中国现状，尤其是就业状况，确实是金玉良言，是放之各个时代各国而皆准的“宇宙真理”。可悲的是，我太了解中国现状，从写作《中国：人口的悬剑》开始（1986年出版），已经担心了将近30年。目前，一大批无业可就的青年，精力旺盛，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以后，因为找不到工作，无法通过“劳动创造幸福”，更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于是只能“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看到那语言中弥漫的戾气，我不由得在想，如果不是有网络论坛、微博让他们倾泄不满，全憋在心里，一定会造成更多的“陈水总”。 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可能解决吗？在近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解决，近十年内只会更严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世界经济史上没有的奇特景象：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8-10%以上，但就业率的增长却跌落至1-3%的区间里，是典型的“无就业增长”。在1999年教育产业化刚开始时，我就指出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双重缺陷的作用，中国必将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2003年之后，我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真假。自从各高校在上级考评压力下不得不伪造毕业生就业率以来，不少大学生被迫让父母亲属单位开假接收证明来换取毕业证书。这种现象让我知道中国辛辛苦苦分析就业数据，其实无法知晓中国失业现象真相了。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 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 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都与父母社会地位直接相关。再以后，我每年看着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成了月光族、蚁族，没找到工作的成了城市流民、啃老族，或者干脆就用官方话语，统称为“待富一族”。 \中国的世纪难题：就业\ 要说政府完全没为青年就业想办法，那也不是事实。记得从2005年开始，吸收高校毕业生参军、去西部工作，到居委会及村委会当基层干部，一切能够罗掘出来的就业机会都罗掘穷尽；要说大学生研究生放不下架子，也真有点冤枉他们，殡葬工、环卫工，统统都干，不少女大学生干脆将当“小三”当作“就业机会”。此情此境之下，尽管好点的就业机会叫“官二代”们承包了，但平民子弟能够有碗饭吃，也算将就了。 为了安置大量城市下岗工人与失业大学生，不让异议分子及维权者们捣乱，破坏“社会稳定”，各地政府及高校在维稳经费那块大蛋糕慷慨地切下一块来，分给信息员、网评员。上海、北京等地异议分子多，就让下岗工人以跟踪盯梢这类人士为业，每月报酬不多，约为600-800元，下岗工人也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一朋友很荣幸地被列入盯梢名单，总想甩掉这些人，结果被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求恳：“您就让我跟着吧，全家还指着这每月600多元过日子呢。跟丢了我就干不成这活了。”黑龙江、湖南等地异议人士不是太多，于是让一些文化稍高的下岗工人当网评员。这类人在全国有多少？无法得知其详，但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 ”；内蒙古开鲁县是一个40万人口的偏远郊县，成年人口当中就有12000个充当线人参与维稳。这个鼓励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的维稳产业，其实是个庞大的精神污染产业，它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实体，用不高的报酬吸收社会底层，为中共构筑了一队思想上的盲从者。 \失业青年与社会动荡的关系\ 但问题是，无论政府再怎样慷慨，也无法将所有失业人口纳入这个精神污染产业，社会上总游荡着一大批青年人。这些无业可就的年轻人大批沉淀于社会上，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革命、日本赤军等社会运动中，青年热衷于参加的原因与失业的关联不太明显，但意大利红色旅的组成就与青年大学生失业现象严重有直接关系。60年代末期的意大利失业率开始上升，同时学校开始扩大招生范围，学生毕业后不易找到工作，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熏陶的特伦托大学社会学学生雷纳托·库乔及其女友玛格丽塔·卡戈尔（Margherita Cagol）、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等人创建了红色旅（Brigate Rosse，缩写为“BR”）。最初的成员包括大学生和一些希望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待遇的工厂工人。该组织仿效秘密组织形式，人员层层分级，同级单位相 互之间并不联络，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意大利政府定为恐怖组织。 最早注意到失业青年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应该是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写道，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 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等地区远远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20岁出头、失业青年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 埃及增长约5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 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亨廷顿进而论述道：“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 亨廷顿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伊斯兰教失业青年与原教旨主义发动的圣战（即恐怖主义活动）的关系，指出伊斯兰教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兰教，加上受历史上伊斯兰教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圣战”制度的影响，使 青少年成为了“殉教”、“圣战”的主要来源。这一预测已被事实验证，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使得圣战规模日小，但人口增并未停止，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2011年中东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参加主体也是失业青年——这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45%，点起革命第一把火的就是一位被迫做小贩的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事件。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有什么良策化解人口、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算中国近期内实现民主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也不会马上缓解，这有突尼斯等国的现状为证。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6月2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youth-unemployment-and-social-unrest-20130619/1685450.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6/youths-revolu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埃及革命与天安门运动的不同（六四周年反思）
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它再次让人们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运动。同样是大众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埃及和中国有相同性，但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这种“不同”，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第一个，口号目标不同。 埃及的示威民众，喊出的口号很清楚，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当权者穆巴拉克下台！这个口号和目标没有任何的含糊、温吞之意。而在当时的中国，天安门运动的主导者，既没有要求中国掌权者邓小平下台（真退休），更没有把它作为运动的目标。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而这种口号目标，非常抽象笼统，缺乏具体实现的标准。 而且，由于运动从一开始就目标很低，高压之下目标就越来越低，而最后的要求则可谓卑微了∶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请不要“秋后算帐”。就别提最早的长时间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等自践举动了。 天安门运动之所以诉求相当低，首先是出于对共产党专制缺乏实质性了解，不明白这个道理∶独裁政权不结束，“反腐败”不仅不可能，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要求。正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抱著“对政府好”的前提，摆出“进谏”的姿态，而不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出发，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其实那场运动，从那个下跪请求的举动开始，就已经定了调了。 但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生，而在知识份子；其次是受多年“第二种忠诚”之类的影响，被框在了“党内改革”这个紧箍咒中，从来不敢，也不懂得∶必须从根本上挑战共产专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仅当年，即使今天，仍把中国知识份子们吓死了！ 当时广场上的知识份子代表性人物、改革派的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等，在运动后期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等于是呼吁中国应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但这种真话和直言，被不少知识份子批评抱怨，认为是激怒了邓小平，导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出，早在严家祺发表《五一七宣言》之前，邓小平就已调动军队要镇压。 更可悲的是，直到六四镇压之后，人们喊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李鹏下台，李鹏是屠夫。可有谁不知道是邓小平掌权呢？ 第二个，参与的人员不同。 埃及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各个阶层人士参加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组织或群体。而中国的天安门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领导的。正因为学生从一开始就只提出反腐败，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意愿，所以他们强调学生的“纯洁性”，不欢迎其他阶层的人加入。而其他阶层也“自觉”地和学生保持距离，一是怕被指控为运动的“黑手”（诸如方励之等），二是也怕破坏学生运动的所谓纯洁性，导致政府“秋后算帐”。 而真正反抗独裁的运动，应该是首先挑战独裁者的合法性，要求独裁者下台。在这样的宗旨和目标下，自然是越多的人参加越好。而且运动的领导者不可能是既没有理论基础，又没有反抗专制历史的年轻学生。学生的年轻，自然导致运动的不成熟。八九民运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全国各界人士都加入的浩大阵势，但学生主导的情形持续到最后。 第三个，都没有“见好就收”。 在中国八九民运时，有人提出什麽“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民运策略。但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根本没有操作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在八九民运中没法实践，今天在埃及仍完全不可能。如果埃及民众按照这种所谓策略，在刚有小好（穆巴拉克已宣布九月下台、不再连任）的时候就“收”，那不失掉了后来的比较大的“好”了吗？所谓“好、坏”，是个抽象概念，没有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标准，人的天性和常态也是“见好更上，见坏就撤”。 埃及这次街头抗议运动，不仅没有“见好就收”，而是一再升级。和中国八九民运不同的是，抗议民众从一开始直到最後，都坚持这个信念∶埃及需要民主改革，首先穆巴拉克应该下台！他们把这个“好”定得非常清晰、明确。 第四个，没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 中国八九民运自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形式，既没有“非理性”，更没有暴力。但就是有要作秀的人，高喊什麽“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当时中国压根不存在“民间暴力”的情况下，高喊这种口号，就等于是把任何挑战政权合法性的言行，都自然划入“非理性”和“暴力”。像“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和往毛泽东像上泼墨的举动等，不仅立刻遭到排斥和阻止，甚至连人都被学生押送给警察了。 在埃及的街头抗议示威运动中，没有领导者或什麽文化名人，出来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常识，不能呼喊制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出现烧车辆，砸商店，甚至抢劫博物馆文物等违法行为，但也没有组织者喊这种口号，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为，是偶然的，不是常态；是个别人的，不是多数更不是全体参与者的行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人站出来，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号，把人们吓住。 正因为埃及反抗者们清楚，独裁是民主的敌人，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战胜敌人，而不是“没有敌人”，更没有人唱“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做“宽容大度”的“高级秀”。在中国是，“没有敌人”的高级秀做完了，迎来的是杀头。 更可悲的是，已经杀了，二十年后，今天还在继续杀，但还有那麽多人跟著合唱“我没有敌人”。中国异议人士们，准备把“高级秀”做到什麽时候呢？更令人摇头的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一，眼睁睁地看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获胜、看著埃及人民那麽明确地要求独裁者下台、官方武力丝毫没让他们改变初衷的情况下，中国又一批人签署请求中共修改宪法的《零八宪章》，这也太可怜、太掉价了吧？中国人好像被“巫”在了请求皇上改革的状子里了。 今天埃及的这场人民反抗运动，即使不能获得突尼斯的“茉莉革命”那样的立即民主成果（注∶写作该文时，穆巴拉克还没有下台，埃及的抗议运动正在进行），但也绝不会像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最后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仍是政府暴力，而是会像埃及异议作家阿默（Kareem Ame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所说∶“埃及永远不会再依旧”（Egyp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2011年2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5-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原罪”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竞争的双方都在主攻对方软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主打经济牌，强调奥巴马执政四年，债台高筑，债务相当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3％，全部债务平摊，三亿美国人每人负债16万美元；失业率8％左右已持续44个月（这是美国二战后仅有的）。罗姆尼不仅誓言重建市场经济，拒绝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政策，更强调恢复美国价值，即建国之父确立的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原本资本主义道路。 奥巴马总统则主打贫富牌，重点攻击罗姆尼是大资本家、大富豪，不代表穷人；并强调要向富人多征税，然后分给穷人，以实现社会平等。罗姆尼的经商成gong富有，在历来强调均贫富、平等的民主党那里，简直就是“原罪”一样的污点。 经商有成 白宫罕见 民主党确实抓到了罗姆尼的“软肋”，因在以往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中，像罗姆尼这样经商成为富豪的，非常罕见。 罗姆尼在哈佛大学时就专攻法律和商业，毕业后进入商界，很快就组办公司，在融资、并购、把频临破产企业救活上，展现出商业头脑和天赋。罗姆尼曾长期担任董事会主席和执行长的“贝恩资金集团”（Bain Capital）旗下拥有数百种企业，总资产达600亿美元。 600亿是个多大的数字？据今年最新《福布斯富豪榜》，世界首富是墨西哥电信大亨斯利姆（690亿美元），第二是美国电脑大王盖茨（610亿美元），第三是美国炒股家巴菲特（440亿美元）。当然罗姆尼不是个人拥有600亿，但他的公司有如此资产规模，可见其成gong。 罗姆尼公司属下的很多企业，都是家喻户晓的全美连锁店，有些是全球之最。像“超级办公用品中心”的Staples（在美国等48国有分店近四千家，年营业额240亿美元，员工九万多）；全美最大体育器材连锁店The Sport Authority；跟全球最大连锁店“麦当劳”打对台的汉堡大王（Burger King）；全美排第二的“多米诺连锁比萨店（Domino’s Pizza）；跟全球最大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打对台的“邓肯甜甜圈”（Dunkin Donuts）；全世界最大的冰淇淋连锁店（在48国设有六千多家分店）；全球最大的洗衣机制造厂；还有全美知名的儿童玩具连锁店，乐器商店，皮毛大衣工厂，天气电视频道等等。罗姆尼的“贝恩资产集团”在全球制纸、医药、家电、钢铁、化工、娱乐、玩具、饮食、广播、百货、运动、通讯、医院、服装、高科技、信用评估等领域，有多达250多种投资。据统计“为投资者带来年度大约15%红利的良好纪录，使贝恩资金公司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的飞速膨胀。” 罗姆尼主掌的公司不仅给投资者带来红利，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更提供了就业机会，其全部投资的企业，员工数量达60多万！ 罗姆尼后来主持盐湖城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凭藉其商业头脑和运作，扭亏为盈，为该运动会盈利一亿美元。然后竞争当选麻州州长，使那个长期赤字运作的民主党左派主掌的州，预算平衡并盈余。 世界需要更多的创造者 这些商业活动的成gong使罗姆尼成了亿万富翁。但他不是凭藉继承遗产，而是靠自己创业有成创造了自己的财富，也给美国人带来就业机会。他曾主导下的那些大企业和连锁店，更给民众提供了各种服务。但在善于煽动“阶级对立”的奥巴马等左翼民主党人那里，罗姆尼的商业成就和富有被铺天盖地负面报道，结果他的成就变成了他的“罪过”。 在美国这样一个实行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像中国那样靠权力、靠官商勾结，而是靠自己努力、合法而获得财富的成gong，凭什麽要被批评、排斥，谴责？要迫使他们有“负疚感”？在美国，除了极少数继承了可观的遗产，绝大多数成gong都是像罗姆尼一样靠自己发奋努力而致富的。煽动反富，其实质就是煽动反自我奋斗，反自我成gong。 美国最富的400人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需要更多像罗姆尼这样自我奋斗的成gong。他不仅自己成为亿万富翁，向美国贡献了更多。2011年的税表显示，罗姆尼缴税190万美元，慈善捐款250万美元。过去20年罗姆尼捐出二千万美元。 而奥巴马去年捐了17万美元，不到罗姆尼的十分之一。副总统拜登就更少了，才是五千美元，是罗姆尼的34分之一。 像罗姆尼这样的富人并不是个例。据最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的全美最富有的400 人的报税资料，其中近半数是靠股票红利和投资回报，来自传统薪水的的低于10%。从1992年到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400人的财富增加了650%，平均资产三亿四千万美元。在这个期间，股票红利和投资回报率增加了1200%。他们靠的不是工资，而是投资和商业头脑。他们的投资和创造的商机，给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更多的穷人变成为富人，使整个社会更加繁荣。 但是，西方左派媒体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劲浑身解数地制造“富人和穷人”对立，“富人剥削穷人”的媒体大合唱。这种东西对出自共产国家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太似曾相识了。虽然激烈程度不同，但它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那种搞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是建立在一个根基之上的。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分裂美国，更是摧毁美国的立国之本。因为美国建国先贤确立的原则，不是阶级斗争，不是贫富对立，不是煽动穷人盯住富人的钱包要“均分”的嫉妒和斗争哲学，而是在制度保障下的充分自由竞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整个社会不是要走向政府主导的强行均贫富（通过高税收和财产二次分配），而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真正公平原则。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会有活力，个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才会得到真正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只有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用税收强行均贫富的做法，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保障。 所以，奥巴马和罗姆尼之争，不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之争，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不要保住自由之战。（caochangqing.com）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10月 2012-10-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无法变形成民主伟人的毛泽东
最近，我将毛泽东当年论及宪法作用的一段话贴在微博上，引起W友们很大反响，其中当然少不了毛粉们的质疑与反击。 我引的是毛泽东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讲话：“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趕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毛粉们的反击以“龙凤呈祥@LFCXCX ” 的言论为代表，“她”认为中华儿女任何人都无资格指责伟人毛泽东，因为毛“开国有功”，“给了每个中国人以尊严”。这类言论既缺乏事实支撑，因为毛统治下的中国人是跪在地上为臣为奴，毫无尊严；不能批评伟人纯系愚者之见。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本朝太祖爷毛泽东不管做过多少恶，说过多少荒唐的话，反正不能批评，只能崇拜。如此见识，不理也罢。 但毛粉们的质疑有点意思，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毛会说这样肆无忌惮的话。这种不相信暗含的心理值得分析。这些毛粉们之所以选择不相信，是因为他们觉得英明领袖哪能说出这样无视法治的话？于是他们要求别人提供出处。不过，毛粉们要求的这出处是有“讲究”的，海外的网站信息不可靠，人家引证的也不行，必须要官方以某号文件形式正式颁布才算数。世人皆知中国是世界上“国家机密”最多的国度，《保密法》虽然载有绝密级30年、机密级20年的保密期限，但中共很少照此办理，所以毛粉们希望作者自证的要求几乎不可达到。 其实，上述说法是有来源的，现在网络上这段类似的话有1954与1961两个版本，其中对宪法作用的贬斥相同。其中1954年版本，文革时流传一本《毛主席内部文稿》中载有，我小时读过。而同一内容的话讲两次，或者出于某目的将当年的旧文旧信翻出来下发，这也是毛的习惯性做法。比如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时，为打击林彪，毛拿出矫情镇物之功夫，将为一大堆“写给江青同志的信”（其中包括自己兼具虎性与猴性的性格自况）与《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照》的旧诗与拿来下发，表明自己对局势洞若观火，但“乱云飞渡仍从容”。最重要的是，毛藐视资产阶级法律的看法早在1949年2月就已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昭告天下，也完全符合他一贯的做法。 毛粉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毛泽东自从得国之后，说话做事大多是为所欲为。这种为所欲为，在当年中国闭关锁国、充斥愚民之时，被认为是气吞山河之领袖气概。比如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属贫穷落后之国，但国人硬被毛教育成自以为肩负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时代重任；毛当时信口开河无论说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如闻纶音，他用过的物品均成为“圣物”，比如当时全国都举行过迎芒果庆典，就因那芒果是东南亚某国领导人送给毛，毛转手一下御赐给省级领导，就成了各省人民集体游行迎接的圣物；毛在《念奴娇·鸟儿问答》里一句“不须放屁”，竟然引发了中共大诗人袁水拍的一篇屁颂，将这四个字说成“中国历史上从来无人敢以‘屁 ’入诗，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方有此气概”。毛泽东将首开中美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视为朋友，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毛为表示其不忘旧友，在接见尼克松女儿茱莉夫妇时，不仅仍然称他为总统，还轻蔑地对其女儿女婿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并邀请尼克松再次访华。从这些事情可见毛那种“当今天下任我行”的性格。 在毛泽东眼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更是无一不被打上资产阶级文化的标签，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他不止一次自鸣得意的自诩“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1970的12月10日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也说了这句意在标榜自己敢于藐视一切法律规则的话。但那天的翻译不了解这句歇后语，译成了“孤独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孤独地踽踽行走。”有人将毛曾说过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话编在一道，比如“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不要考试，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武斗有两个好处”，“欢迎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均收录于内。其中有些当年被中共当作圣谕让全国人民学习过，“欢迎日本皇军侵略中国”那条，因为与毛对谈的黑田寿男等人回去向媒体公布了这次谈话，日本60岁以上的左派人尽皆知，我求证过。 毛泽东自况为“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终其一生，他以此为骄傲。但他死之后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与各种颜色革命之后，已经唾弃毛的众多好学生如波尔布特、卡扎菲之流。但不在人世的毛泽东却被毛粉们当作一个政治变形金刚，希望将毛这位“秦始皇”包装成一个常用常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偶象，塑造成反贪反腐、代表底层阶级的伟大领袖。但观毛一生行状，无论怎样包装，都没法成为现代文明社会认可的“民主伟人”，于是自欺欺人成了毛粉们的不二法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0月1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0/mao-zedong/）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我们进行的是复国运动”——新疆系列报导 7 之 2
随著苏联帝国的解体，中亚有六个突厥语系国家获得独立，加上土耳其，目前联合国已有七个突厥语系国家，全球有突厥人近三千万。这种外部的变化，更加刺激了同属突厥语系的新疆维吾尔人的独立意识。 而新疆独特的历史，更是东土人要求独立的根据。“我们不是要求独立，而是要复国。”“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说，“因为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现在被中国人占领了。” 虽然中国政府绝不接受这种历史观，但中国人编写的历史书《唐书》记载的史实却接近阿不克力木的说法。有著几千年历史的新疆，也像中国一样，经历过升起、衰落。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突厥帝国兴起。後来维吾尔族人打垮了突厥帝国，建立了回纥帝国，《唐书》称之为九姓回纥，即由九个维族人部落组成一个帝国。回纥军队曾帮助唐朝皇帝平定“安史之乱”，东土人至今对此津津乐道，并因此为证，新疆历史上不仅是个独立的国家，并曾帮助过中国人。 经过不断的战争，十八世纪末清朝将领左宗棠率大军进疆，打败了维族人。1884年，即中英鸦片战争之後44年，清朝正式在西域设省，取名“新疆”，即新征服的疆土。 但新疆人的反抗不断。1937年，维族人在南疆起义，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但很快被後来成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当地军阀盛世才镇压。1944年维族人在新疆北部再次起义，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军队收复了除乌鲁木齐之外的所有新疆北部的土地。但共产党用欺骗的手段，解除了我们的武装。”当年曾参加和进攻新疆的共产党将军王震谈判的东土军队代表之一、今年89岁的巴拉提．阿吉（Berat Haci）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回忆说，“当时王震说，新疆是独立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要联手先打败国民党。将来你们要自治还是独立，我们都会同意。因为列宁主张民族自治，只要人口超过一百万，就可以自治或独立。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一定会执行列宁的这些指示。”东土军队在这种承诺下允许中共军队和平进疆。 五十年代中期，中共在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随後对不满汉人统治的当地人进行镇压。“当时新疆分成十个区，其中八个区每个区抓了七万人，另两个区各抓了三万人。”阿吉回忆说。共产党的种族镇压政策，使维族人独立的梦想完全破灭。 今年35岁，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国立哈契泰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的艾尔肯博士（Erkin Ekrem）说，“在北疆成立的东土人民共和国所以被打垮，还因为当时东土政府的五位领袖都被谋杀了。” 九年前从新疆来到土耳其的艾尔肯是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东土学者之一。他回忆说，当时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主席阿合买江、军队总司令德力力汉、副司令伊沙克白克、外交部长阿布都克里木等五人受邀去北京参加谈判，但中共要求他们经苏联的阿拉木图（现哈萨克斯坦首都）转机到北京。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不久就失事，五人全部遇难。艾尔肯说，“实际上这五位东土领袖是被斯大林抓到莫斯科杀害了。一位当时参与拷打这五个人的克格勃人员在苏联解体後於一家杂�疑戏⒈砉�文章披露了这段秘密。这篇俄文文章被译成维文，很多人都看到了。根据这篇文章提到的线索，东土流亡者还特意前往莫斯科，找到了当时参与这个事件的一位前克里姆林宫医生。这位医生说，这五个人被关在原来沙皇的马厩里，在那里被处决。” 五位领袖遇难，激怒了维吾尔人。伊宁的东土共和国军炮兵团长热河曼诺夫下令，杀死所有当地的中国人。阿吉先生回忆说，“包括士兵和居民在内，中国人死了七千多。後来中共军队进来镇压，三天後把热河曼诺夫打死了，他手下的1200士兵也被打死或关押。” 对维吾尔人这样的经历，很多土耳其人，包括学者和政府官员，不仅同情，而视新疆是他们土耳其人的发源地，连土国政府的官员们都称呼新疆是他们的“祖国母亲”。他们认为後来西征到达土耳其的突厥人来自新疆，因此他们称呼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 突厥族人的族裔意识，使东土人的处境深受突厥国家的同情。五位东土领袖遇难之後，另一名东土人领袖艾沙．尤舒夫．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逃到了土耳其。这位东土独立运动的发言人深受土耳其朝野尊敬。1995年，94岁的艾沙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时，土耳其朝野政党领袖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参加吊唁的民众近百万。艾沙被葬在土耳其两位前总统的墓地旁边。土耳其政府还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座艾沙纪念公园，并在园中树了一面东土旗帜。东土国旗和土耳其国旗都是一个月牙，只是底色不同，东土为蓝色，土国为红色。 对於土耳其人和东土人的关系，伊斯坦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突厥世界研究基金会”主席土尔汉．亚兹干博士（Turan Yazgan）说，“我们土耳其人和维吾尔人是同种同祖，这不是我们划分的，这是真主的旨意。现在全世界有两个地区的突厥人还没有自由，一个是在伊朗北部，一个是中国的东土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2日） 1999-10-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白毛女”回延安：牛头难对马嘴的“革命教育”
何清涟 中共的红色革命文艺一直寓有政治教化目的，但这次由第一夫人亲任艺术指导的《白毛女》重回延安首映，却让我彻底糊涂了。套用一段最著名的毛主席语录，那就是：谁是当代杨白劳？谁是当代黄世仁？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经济总是深陷债务泥潭，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债权人债务人都是自家儿女。 债权人与债务人都是自家人 《白毛女》这部戏，相信5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还记得其主要内容：贫农杨白劳因家贫向地主黄世仁借钱，无力偿还，在债主多方催逼之下，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女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成为白毛女。幸亏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枪毙了黄世仁，喜儿才得以与已经成为革命军人的大春喜结连理，翻身得解放。 习总伉俪重续当年革命样板戏薪火，再将阶级斗争引入中国红色文艺，足证他们对穷人即举债者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我仔细一想，如今这地主阶级究竟是谁？在划定成分这第一步上，就让人愁呀愁，愁白了头。 全国的土地统归国有与集体所有。国家的代表当然是中共政府。这“集体”的代表也不是外人，就是各县市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上级是中央政府，与中央政府打断骨头连着筋。因此，眼下全中国只有一家大地主，即中共政府。数亿农民全都是只有使用权（耕种权）的佃户。那租金虽然承蒙上届政府在2003年税费改革时恩免了，但土地所有权还由唯一的大地主掌控。因此，如果号召打倒地主阶级，就等于号召数亿农民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去打倒中共各级政府，“让土地回家”。 打倒地主看来很困难。那就领会白毛女的另一寓意，号召杨白劳们站起来打倒债权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债权人，但中国人民却不是最大的债务人。据说中国个人消费信贷处于起步阶段，只占客户贷款总额的3.5 %左右。民企贷款也很困难。能够在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举债者，只有国企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这位杨白劳就积欠20多万亿巨额债务至今未还。如今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率据说高达8.1%（法国里昂证券估算数据），存在着7.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缺口，这数字超过中国GDP的十分之一。除了这些杨白劳之外，还有一位很大个头的杨白劳，那就是如今身陷秦城的前渝督薄熙来。为了唱红打黑，这位“薄白劳” 主政重庆时，全部地方融资平台余额应该在4620亿元左右，现全部成为银行的坏帐。 手背手心都是肉，倒黄扶杨皆心焦 以上分析证明，中共政府是全国唯一的大地主，中共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及商业银行就是中国国企、地方政府、民企、个人借贷者的债权人。如果将《白毛女》一剧的角色置换进去，中共政府及其控制的国有金融系统就是黄世仁，大大小小的国企，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民企、个人借贷者（包括入狱的薄熙来）就是杨白劳。 在分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之后，真正的难题来了：习总书记能够将黄世仁拉出去枪毙吗？ 杨白劳当中的小部分，比如在银行借贷的民企与个人，对于《白毛女》的革命寓意，即打倒黄世仁、烧毁债约、“土地回家”的做法，当然欢迎之至。从此无债一身轻，还不起债的民营企业家用不着跑路，个人不用担心不能还贷时失去住房，但这部分人是杨白劳群体中的少数成员。 真正的杨白劳们都是国企。这点连外国金融评估机构都很清楚，比如里昂证券在分析中国金融系统那7.5万亿的坏帐时，很清楚地指出这些坏帐的形成主要缘于国企、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借贷，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 房地产开发公司当中，也有不少是国企，因此，杨白劳的主体就是中共自家亲儿女。国企一直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地方政府本来就是中共的肢体，好比手、脚、臂膀什么的。更困难的问题是：黄世仁们即国有银行也是中共政府的血液循环系统，打倒黄世仁，扶持杨白劳，就算不是大放血，也算得上剜肉补疮。在倒黄与扶杨二者之间，如何把握分寸，当真不容易做出选择。 好在中共政府从来就是敢想敢干。最近就干了一单这种剜肉补疮的事情，根据中国财政网公布的数据，中国国有企业9月末总体债务规模达到7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更让人吃惊的是，仅9月份一个月，中国国企整体债务增长就达到了惊人的6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国国企最大幅度的月度债务增加量。对此，安信证券分析师罗云峰表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杠杆化操作……一些原本被归为政府债务的债务被重新划归成了国有企业债务”。 这等于说，“手脚”即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中央政府现在将其卸下，放到了“长子”背上。这种处理债务的方式，只有在中共管治下的中国才会出现。 “毛爷爷”能做的事情，“习大大”为何做不到？ 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大位之后，既想做毛泽东的传人，拥有毛那样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威地位；又想接过邓小平打造的“大钱袋”，因为做个穷而大的弱国领导人，那滋味毕竟不太好受。这次让第一夫人做艺术指导，重排革命样板戏中的长寿剧《白毛女》，并让其在革命圣地延安首演，毫无疑问是想向中国人释放一种政治信号。只是这信号到底是什么，恐怕他连自己也未必了然。 毛在文革前及文革中，让其夫人江青指导编排了八个革命样板戏，与毛对中国社会状况及其主张的革命路线有关。尽管毛已经在50年代初完成了消灭地主阶级与改造工商业的革命任务，消灭了私有制，但一直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并发展出了一个“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理论”，据此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既然要“继续革命”，那些以诉苦、推翻地主阶级与旧政权、让穷人翻身的革命样板戏，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用来教育民众的手段。 经过邓、江、胡三代，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于毛时期那种小农经济与早期工业化并存的经济结构。中共虽然依旧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是全国唯一的大地主、最大的资本集团，但各级统治集团成员的家族也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所有者，底层人民依旧贫困。“习大大”如果想继承“毛爷爷”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业，先得叛党，与中共决裂。近三年，他已经与周永康等一系利益集团决裂，但是还不够，还得更彻底一些，将薄熙来路线即用金钱为凝聚力、从社会底层汲取社会支持的道路贯彻到底，摧毁现有的统治集团。 今年以来，习近平在股市上演了一场权力与市场的恶斗，因为斗不过市场，就开始斗市场的主体——大大小小的资本所有者，这场斗争目前炉火正旺。由于担心“习大大”走上薄熙来道路，权力与资本的同盟已开始瓦解，资本外流非常严重，自2014年6月至今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已减少5000亿左右。如今在延安首映以废除债务、消灭地主阶级为主诉的革命样板戏《白毛女》，只能让资本产生更强的恐慌感。 治国之策必须三思而后行，最忌胸无定算，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如同road swing（路上左右飘忽行驶）。美国的Driver’s manual（驾驶者手册）告诫驾驶员，一是不要做road swing，二是见到road swing就要避开。习近平的忽左忽右，与胡锦涛十年的政左经右有很大不同。胡政治上坚持左，但并未在经济政策上贯彻“左”的路线，中国这辆车好歹还能继续开下去。但习总却将车开成了高速公路上的road swing，不仅自己危险，还给其他车辆造成阻碍，容易撞车、翻车。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1月1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white-haired-girl-20151112/305536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新华社的白日梦
最近，是中国政府对“大外宣”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这良好感觉多少有点事实支撑：那BBC不是终于因资金匮乏而结束了中文广播，VOA的中文广播能不能保住还在未定之天哪，只有咱们中国，在政府倾力支持下，正大把挥洒金雨，要占领西方国家正被迫退出的媒体市场呢。 中国这份踌躇满志的得意之情，通过两篇文章表现出来。一篇是新华社社长李从军6月2日用中英文双语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 （Toward a New World Media Order）；另一篇是6月23日《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BBC中文广播消逝的台前幕后”。后者主要表达了一种幸灾乐祸之情，除显示出为文者心胸格局狭小之外，其余未足深论；前者却无异于通过《华尔街日报》向世界发布了一份中国大外宣雄心的宣言，一副欲执当今世界媒体帝国牛耳的暴发户之态跃然纸上。 且先看看“李从军”说了些什么——我在这里用引号将李的名字括起来，是基于以下事实：中国近几年学会用官员个人名义发表政治观点，放点风以窥测反应，以便惹出麻烦来之后有回旋余地。所以“李从军”写的文章不仅仅只是李从军的文章。理解这一点，是理解“李从军”文章包括其它同类文章如朱成虎言论的关键。 “李从军”要“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当然是认为现有秩序存在严重问题。“李从军”找到的问题是，“由于目前国际传播缺乏足够公平的 ‘定约’与博弈，现代信息流和国际舆论场的‘桥’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找出国际传播的致命缺陷时，“李从军”仿佛忘记了以下事实，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恰好是当今世界上国家信用与制度信用最糟糕的国家。可资佐证的事实信手拈来，比如中国至今签署了22项与人权有关的国际公约，但几乎未遵守任何约定。比如最近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因涉嫌财务欺诈，百余家不是被停牌就是被列入禁买名单。至于“李从军”谈到的“现代信息流和国际舆论场的‘桥’正在发生某种断裂”，其原因不是西方社会控制媒体管制互联网（《华尔街日报》让李从军发表宣言就证明西方媒体的开放度），而是缘于中国控制媒体与互联网，这种控制才是阻断信息流的罪魁祸首。 “李从军”接下来表示，要“在传媒领域进行一次建设性的游戏规则变革”，他仿照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之数，也提出四项原则，即“更加公平、更多共赢、更大包容、更强责任”。这些话从字面上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一考量作为“喉舌”的中国官媒与西方自由媒体的实质差异，就发现问题实在太多。 美国等西方传媒有两个基本禀性，一是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保持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与监督职能。约瑟夫•普利策那句名言描绘了西方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职能：“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二是求真，哪怕真实是丑恶的，也必须公之于世以示警醒，优秀的媒体记者往往以做“耙粪者”自豪。 这两点，恰好是中国官媒一力排斥的。中国官媒所具有的特点正好与西方相反。首先，中国的任何官方媒体从诞生之日开始，其生存价值就是做“党的喉舌”。官媒与政府的关系是接受政府监督，并视吹捧政府工作及政策为“弘扬主旋律”。其次，中国的媒体报道不求真，选择性与粉饰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中国“创造性”的将新闻分成“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只要有损于党与政府形象的，哪怕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情，也属于不能报道的“负面新闻”，一个记者如果报道负面新闻，轻则受警告处分，重则被踢出这个行业，甚至入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正好发生一件足证中国新闻传播业不同于世界的事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范红被请为改善东莞城市形象出谋划策，她出的第一个主意竟然是：要改善东莞城市形象，必须严防记者对该城市的抹黑。这次座谈会上就是她要求所有记者离场。（专家座谈范红请记者离场 称担心选择性报道抹黑）这位教授教的新闻学难道是“传播控制学”？ 中国对外开放后，无论是价值观还是行事方式，都难与世界接轨。尤其是政府严厉控制媒体、迫使新闻媒体对权力奉献谄媚，说假话套话空话，更与世界新闻媒体基本准则扦格难入。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只不过是炮制了一些更精巧的宣传品，但宣传品再精巧也只不过是宣传品，不会有多少受众。“李从军”们不仅不反思这正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完全违背了普适价值，从而使中国的大外宣成为世界媒体帝国的异类，反而认为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舆论秩序……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当今世界 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因素”，仗着政府罔顾民生搜刮民财，腰包里有几个钱，就希望改变世界媒体帝国的游戏规则。 毛泽东当年曾说过“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的豪语，新华社始终被这个白日梦所激励。如今，新华社从规模上、人员上确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社，正利用可以大把烧钱的优势向世界铺天盖地地宣传。但宣传就是宣传，不依靠强权做后盾，新华社无法强迫世人接受谎言的灌输。可以预测，中国以新华社为主体的大外宣既改变不了世界媒体的游戏规则，也无法获得媒体应有的公信力。它对世界所做的“贡献”只是为一些失业的外国记者提供了新饭碗，为本国想移居外国的媒体从业者提供一个合法的机会。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6月2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6/daydream-xinhua-news/）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推动“新城镇化”的巨额资金从何来？ ——“新城镇化”的难点（一）
随着墨西哥蒂华纳新工业区的出现，北京终于明白“世界工厂”将花开别处，只好重觅“经济发展支撑点”。从备位总理李克强近半年有关经济发展的讲话来看，“新城镇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其实，所谓“新城市化”（或者被定义成“城镇化”）从本质上来看，仍然延袭“以房地产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只是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农村人口的户口或可变为城镇户口等社会政策。但我认为，户口问题只可以解决对农业人口的身份歧视，但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成功及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意义不大。 新城镇化的难题依次如下：推动新城镇化的巨额资金从何处来？谁会成为房地产的真正购买者？政策拉动的城市化，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处来？农村人口的土地征用产生的矛盾如何解决？ 本文先分析前两个问题。 第一，“新城镇化”资金由谁投入？ 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一般是是产业兴起或转移过程加上政策引导共同形成的结果，其资金来源多元化。当年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就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业区的建设、生活设施配套、物流等基础设施，都是以企业为主的各种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建成。但行将开始的“新城镇化”，正逢世界工厂由中国向东南亚、拉美等地转移，因此只能依靠政策拉动。所以“新城镇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巨额资金从何筹措。 从目前来看，新城镇化完全是政策拉动，因而只可能有一个主要的投资来源，即政府资金。 过去五年，中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萧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保持一枝独秀，其方法是大量发行货币，所谓中央政府四万亿与地方政府投资十几万亿只是个概数，中国央行增发的货币远远超过此数，这有数据为证：截止2012年年末，全球M2余额高达366万亿元，中国的新增货币数量包揽了全球增发货币数量的一半。以2011年为例，中国在全球新增货币量方面的贡献率高达52%，2012年年末，中国M2余额接近百万亿。有趣的是，尽管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却一直堂而皇之地谴责日本的不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这种全世界历史上少见的货币增发，加之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因此超发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只能在国内消化，其结果是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所谓通胀指标远远低于中国公众所感受到的物价上涨。但房价上涨这一事实却无法掩盖。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其中，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香港、以色列各居第二和第三，台湾过去五年房价平均上涨30.1%，排名第六。该项统计从2006年第四季到2011年第四季各国的平均涨幅，结果显示，中国过去五年来房价翻涨一倍多。以北京、上海为例，2011年北京市房屋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13173元，人均收入32903元，个人全年所得可购2.5平方米住房；上海市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3448元；人均收入为36230元，个人全年所得可购2.69平方米。 从房产价格快速上涨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依靠大量超发货币维持的“经济繁荣”，其实是以货币迅速贬值、老百姓财富严重缩水为条件的。一个超出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购买力、主要依靠炒房客支撑的房地产市场，只是一个被高度吹胀的经济泡沫。在泡沫未曾消退之时，由政府继续投资拉动“新城镇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中国拥有如此大的货币存量，就如同头上顶着一个堰塞湖。“规模过大的货币存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或资金外流。” 这些就是中国此刻中国正在经历的现实，资本外流数量我在“ 习总的哈姆雷特之困：反腐败，还是不反？” 一文中引述中纪委一报告，并计算出其占同年GDP比例：2012年资本外逃估计突破10000亿美元，占同年GDP8.23万亿美元的12%；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万亿美元，按GDP年增长7%计算，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7%。 第二，“新城镇化”建成的住房由谁购买？ 新城镇化中有个“镇”字，说明未来的城市化将不再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主角，而是以三四线城市为主角。但不管以哪类城市为主角，房子造出来后总得有人购买，否则就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现在且来分析中国还有哪类人可做潜在的购房者。 中国的房价，使得80%以上的中国人无力成为购买者。中国的房产的购买者在2009年以前是由国际国内大小炒家构成，2009年以后，则是由中国国内炒家构成。这些人买房不租不住，囤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资产保值并伺机赚钱。从2012年11月之后“不幸”被曝光的“房氏家族”（房叔、房妹等构成），只是其中少数人而已。 “房氏家族”购置房产，多半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目标，因为升值潜力大，市场相对稳定，变现容易。三四线城市基本不在考虑之中。因此，三四线城市的房产虽经一番炒作后，其需求仍然非常冷淡。最近，大房企相继从三四线城市撤回一线城市，中国“鬼城”正在蔓延。 更需要考虑的是，习近平自2011年11月以来不断宣示的“反腐”，以及全国40座城市房产信息即将联网的消息，使得“房氏家族”当中的重要成员（官员及国企经理）纷纷加入了抛房潮。这些人正在套现及转移资产，短期内不会重新再进入房市。未来的“新城镇化”缺少这支购房生力军，造出的房子将由谁购买？ 尽管我知道“新城镇化”是未来总理心中发展大计的重中之重，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新城镇化”将要建造的住房，与现在全国660个城市那6540万套空置房有什么差别？这差别之大竟然能够为“新城镇化”营造出足够多的房屋购买者？ 据国土资源部公布，2012年全国发现违法用地案6.2万件，涉及土地面积48万亩，其中涉及耕地面积16.1万亩。这还是房地产进入低潮后的征地状况。现在，“城镇化建设”有如弓在弦上，蓄势待发。但面对中国无数座“鬼城”——政府权力制造出来的泡沫经济样本，决策者至少应该先想好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头顶上方这座“货币严重超发”的“堰塞湖”会不会决堤？第二，有了几百座“鬼城”之后，中国还需要再建造新的“鬼城”吗？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2月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2/04newurbaniza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2015 年金融反腐（1）：救市三军尽入狱
何清涟 11月1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此言一出，国内媒体一片欢呼，认为御驾亲征房市，中国房市将去沉疴而获重生。鉴于习总曾亲率国家队勇战中国股票市场，总结那一轮权力与资本恶战的成果很有必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今后中国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重组，还关系到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命运。 “恶意做空中国”罪名横空出世 放眼世界各大股市（除中国之外），无不是投资与投机并存，多头与空头搏杀。不管投机者如何进进出出，股市除了为企业融资这一功能之外，也还让中小投资者获得一定回报。从政府与股市的关系而言，政府基本上只是个监管者，很少有政府将股市当作国有企业的提款机，更没有政府首脑忽发奇想，认为自己御驾亲征就可以左右股市的升降涨跌。 但中国不同，政府法力无边，挑战大自然与市场是中共优良传统。2015年7月A股救市之时，我在《7月A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一文中就回忆了1949年5月以后，陈毅、陈云在上海与“不法奸商”（实际也是“市场力量”）对决这段光荣历史。1990年代中国股市重新问世之后，政府更是从来没放弃过干预。但那种干预力度从来不像今年这般全面彻底：政府既是造势者，也是救市者，还规定了许涨不许落，只许做多，不许做空。 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问世。中国政府从砸钱救市走向整肃内鬼的关键转折点，应该是2015年9月。9月16日，被称为“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相继中弹倒下的还有多名证监会官员。10月份，中央巡视组对31家单位中共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之后，监狱大门就对一行三会、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一众官员开启。本轮证券金融界的反腐，动员资源之多，牵涉人员之多，是中国股市重建25年以来最大动作。从这些“被做掉的人”的身份与业绩来看，都曾是中国股市上呼风唤雨之人。 权力与市场斗狠，参与者纷纷倒下 国内有人总结说，本次金融反腐，王歧山书记要动三种人： 第一类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的监管者。 中国证监会有多名官员被查，今年奉钦命救市的三证监高官当中，除一位已经退休之外，另两位钦点大将是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与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姚刚曾掌控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13年之久，一度被业内戏称“发审皇帝”。被视为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张育军的罪名很具体 ：“与国内龙头券商及国外对冲基金‘勾结’，先放任两融与配资野蛮生长，把A股从健康牛催熟成激素牛。然后再以去杠杆为名严打配资，外资与内鬼乘机利用股指期货的漏洞疯狂做空，把疯牛变成疯熊。如果2015年的这场A股奇幻剧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那么可以说张育军亲手杀死了A股的牛市”。如果媒体评论的罪名坐实，张育军其罪当在不可恕之列。 第二类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的投资者”。 这方面的坏典型是私募基金泽熙投资CEO徐翔，据说如果中国股市有一人能够封“神”，非徐翔莫属。徐的罪名很有意思：“利用内幕消息，成功逃顶抄底”。话说中国股市本就是政策市、内幕消息市，各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与证券公司，都能从各种管道得到内幕消息，徐得到内幕消息并不出奇，出奇的是总能逢凶化吉，成功逃顶抄底。徐翔将来以什么罪名结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家那40亿个人资产尽皆追缴抄没入库。虽然难补那蒸发的4万亿美元之数，但多少也解了最高领导一口恶气。 第三类是“将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的恶意做空中国的券商”。 号称中国“证券一哥”、并以成为“中国版高盛”自励的中信证券首当其冲。在今年7月A股救市行动中，政府曾将中信证券列入救市券商的御席首座，但他们竟然辜负圣意，敢在御驾亲征股市时火中取粟，“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中信证券立刻从救市券商的御席首座被打落尘埃，从8月至今，中信证券执委会近一半人进入天牢。如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刘威等四名高管因“涉嫌内幕交易”被刑拘。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及于新力、汪锦岭等三位部门高管被拘，其罪名除“涉嫌内幕交易”之外，还有“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有待坐实的大罪：联合境外机构恶意做空，利用“救市计划”非法牟利。一家名为“司度”的国际贸易公司成为最大的疑点，这家注册于欧洲卢森堡的国际贸易公司，据说后台实为国际对冲基金巨头Citadel，其大股东为中信证券旗下的专业直投子公司金石投资，所有证据都指向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 各色股评家们，不待王书记亲自动手，早就有公安部在行动。据称，截至2015年9月1日，中国公安部因“散布谣言”查处197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财经》记者王晓璐。王曾撰写并发表了证券监管部门研究撤退救市的维稳资金方案的报道，此文发表当天，众股指齐齐跳水。王被逮捕，后来被迫在中央电视台上认罪，说自己写的关于股市的一篇文章“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 他们为什么倒下？ 上述几类角色，从中国重新建立股市以来，就与中国股市共生，他们身影出没于中国股市的每个角落，从A股市场、一级市场到定增市场，甚至进军海外市场颇有斩获。占中国股市户数80%的散户只能跟在这些“嗜血资本”身后，股市上升时，散户捡点嗜血资本散落的蛋糕残渣；在股市下降时，为他们充当垫底。 这一特点，历经江胡两代中共领导人20余年，两代领导集体不仅深知其弊，而且还纵放子弟参与其中（比如大量私募基金与投资公司），为什么党还是那个党，换了领导人就不行了？这倒不是习近平有意与这些权贵资本、官僚资本过不去，而是这几类人坏了习总的救市大计，从而坏了习总拟定中国经济发展大计，因为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寄托在股市这一步走好、走出彩来。 这次习总书记御驾坐镇的救市行动，有其理想的目标。今年5月26日，习总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回应一位女记者的话时曾说：“炒股好呀，很快就到一万点了”。此话一传，民间认为御口金言，股市过万点将成铁定事实，率相跟风。可惜天公不作美，到了5000大关时，屡冲屡挫，最后由“疯牛”成了“疯熊”，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过去三个月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据说导致60万中产陷入破产境地，让习总书记在全国人民面前大栽面子。 权力虽然斗不过市场，但斗得过市场的参与者，因此，英明的党中央开始了证券界反腐大行动，多年来咄嗟间立刻致富的中国证券利益集团终于倒在习王反腐的利剑之下。 除股评人士（媒体记者）之外，王书记要抓的三种人，确实是中国股市的行家、造势者、走势决定者。但不管他们有多神，股市还有涨跌定律，比如股市本就是多空搏杀战场，需要资金源源不断涌入，这些人的“能”，主要体现在借助股市本身特点，顺势推出政策，让股市借势走得更好，并从中渔利，比如徐翔。但他们毕竟不是上帝，在缺乏后续资金源源不断涌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将股市托到一万点。 因此，联合外国势力“做空中国”的“股奸”，实非上述三类人之罪。但他们确实不干净，例如目前的“一号股奸” 姚刚，其所任职务可以为拟上市企业IPO提供便利，这就注定他是众上市公司与券商逢迎讨好的对象，不利用职务谋利，几乎不大可能，北大方正CEO李友曾借钱给姚刚的儿子姚亮，用于购买方正证券3000万股股票，后获得巨额收益。“二号股奸”张育军在沪深两交易所和证监会总办公室三地游走多年，要梳理其腐败之罪也应该不少；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操玩股市很有名，比如他与两只“妖股”神州泰岳、暴风科技之间的联系，显示他曾携手令公子玩转创业板。 总之，中国股市是个充满原罪的市场，管理者、券商及机构投资者都不干净。但作为管理者与钦点的救市券商，竟然敢在御驾亲征股市之战中，与“敌方”勾搭成奸并大获其利，实在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这些人的捞钱机会太多，犯不着在关键时刻揭龙背逆鳞，捋老虎胡须，将一生功业与家业毁于一旦。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5年11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finance-china-20151116/30612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中国和俄国的八个不同
1989年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主要诉求是反腐败，要求政治改革。但这场民主运动，被共产党的坦克镇压了。 1991年，苏联帝国崩溃，俄国人结束了共产主义。在随後的十多年中，俄国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俄国“先政治改革，然後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不知道什麽时候政治改革或是否改革”。过去十年来，俄国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做一下比较，可以更清楚看出两条道路的优劣，两国前景的不同∶ ●第一，在社会制度上∶ 中共刚刚结束十六大，江泽民把“总书记”的头衔交给了胡锦涛。不要说中国迄今为止根本没有多党竞争和全民直选，即使中共党内权力转移，也完全是黑箱作业。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D.Kristof）在11月19日的专栏文章中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其实中国有“三个谎言”，所谓十六大选举、胡锦涛接班、江泽民交权，实质上都是假的。共产党的民主仍是“你民我主”。 而俄国在结束了共产制度之後，迅速实行了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并在1993年用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了俄国新宪法（废除了共产宪法）。在过去12年中，俄国已举行了两次总统全民直选。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第二次选举才意味民主制度的真实。俄国的民主正走向真实和完善。而且俄国还举行过两次全民公决，五次国会选举，以及全部89个地区的（每个地区三次）州长选举。俄国人通过选票，开始进入有选择权利的“人”的生活，而不再是《动物农场》 选举还保证对最高领导者权力的监督，对重大政策的约束。因为选民不会给国家领导人一次次胡作非为的机会。正如宪政学者所说的，民主即使不能创造最好，但它至少可以避免最坏。而且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民主才会带来社会的真正稳定，并促进经济的长久发展。目前全球人均收入超过三万美元的国家，全部都是实行选举制度的。11月12日由美国传统基金会（HF）等公布的《2003年经济自由排行榜》，前15个国家，除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国家和地区外，其他13个都是民主国家。它至少可以为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注脚。 ●第二，在新闻和言论自由上∶ 民主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定期、公平的选举；另一个是新闻自由。俄国不仅进行了上述的选举，还有了私营报纸、电视、电台和刊物，人们开始享受空前的言论自由。 前年俄国发生核潜艇沈没事故时，俄国的私营媒体对普京总统的批评相当尖锐。俄国著名政治周刊《Itogi》资深记者葛森（MashaGessen）甚至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严厉谴责普京说，“俄国人不能忍受苏联时代制造的所谓最好潜艇，更不能忍受苏联共产时代喂养大的‘高级官僚’普京。” 在不久前莫斯科人质事件时，俄国的媒体更是口无遮拦地对普京和政府决策等进行评论。不仅报纸，俄国的电视节目，也可以自由的模仿、嘲讽、甚至丑化普京。《纽约时报》今年3月24日曾刊出俄国电视上的“Kukly”政治讽刺节目的画面，上面是扮演普京的人打扮成马戏团小丑模样。该报说，这种讽刺政治领导人的电视节目在俄国相当受欢迎。 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周年日，莫斯科广场有几千人（多是老人）举著列宁、史达林、阿拉法特、萨达姆的画像，怀念革命和血腥。什麽样的俄国人现在都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 而中国虽然现在有2,050家报纸，并成立了17个“报业集团”，但所有的报纸都是国营的，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干部。中国没有一家真正独立的报纸、电视等媒体。而没有独立，就不会有客观和真实。 在中共十六大闭幕那天，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中国的电视就十六大播发了很多小时的节目，但没有任何评论，来探讨中国最高权力是不是转移，怎麽做出的决定。”英国BBC的评论则指出，“看中国新闻媒体对十六大的报道，可以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来形容。但是从报道内容和方式可以看出中共对新闻媒体控制程度之高。媒体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赞扬，如同在试图让人相信钱币的确只有一面。” 别说对中共十六大，即使对石家庄大爆炸案、江西煤矿倒塌案、南京早餐中毒案、杨斌被拘留案等等社会新闻，中国的报纸也没有独立报导和评论的自由。中国的50多万新闻工作者，在本质意义上仍是“党的耳目和喉舌”。中国媒体的主要功能仍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不是大众公器。 ●第三、在司法制度上∶ 在中国，共产党既是立法者（国会），又是释宪者（宪法法院），同时又是执法者（政府）。西方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三种权力互相制衡；中国则是法官、检察官、警察三种职能和角色都是一个人。因而所谓“以法治国”完全是假的。 而俄国从1993年立宪之後，就改用了“陪审团”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司法、立法体系。今年7月1日。俄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律，对原有法律进行了大手术，增加了律师和法官的权力，削弱和限制了政府检察官的权力；同时更加重视“证据”。 这个新法律被《纽约时报》称为俄国法律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俄国总统普京对这次法律修改相当重视，他把原来共产俄国的法律称为“专制的法律”，因而任命他的副幕僚长主持这项法律修改工作，对原来的法律做了3,500处修改，其中有100处是曾研习法律、做过律师的普京总统亲自修改的。 这个法律通过後，普京政府将提供15亿美元，培训和雇用更多的法官，提高法官工资，计划在今後四年之内，把俄国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五万人（现有一万八）。 ●第四，在对外政策上∶ 正是因为有了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才使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放弃了意识形态的主导。俄国不仅不再把美国和西方视为敌人，不再反对北约东扩，还历史性地建立了“俄国□北约理事会”，要融入西方。这次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北约首脑高峰会，又有七个国家加入了北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三国），从而使北约达到26个成员的历史最大规模。正是由於俄国对北约和美国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合作立场，北约的东扩才成为现实。在911事件发生後，第一个给美国总统布希打电话表示坚定支援反恐的就是俄国的总统普京。 而江泽民政府虽然也表示支援美国反恐，但很多西方专家都指出，中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利用反恐来镇压新疆的独立运动和人权呼声。北京曾热心组织“上海五国”等区域集团，主要战略目标是和美国抗衡。正是这种以反美、抗美为目标的对外政策，才导致北京在国际舞台的孤立。无论北约高峰会，欧盟年会，还是全球八大工业国会议，都没有江泽民的份儿。 ●第五，在军事政策上∶ 俄国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军事政策，不再谋求帝国角色，而是削减军费，把资金用到经济上。在共产苏联时，俄国的军费开支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2％，现在则削减到仅占5％（美国现在占3％强）。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1996年削到170万，今年又削减到100万，预计明年将削减到65万。 苏联原来有一万多枚核子导弹，不久前俄国总统普京访美达成协议，俄国将在今後10年把导弹最低削到1,500枚（将比美国少200枚）。俄国并在今年通过议案，将在2001年废弃实行了三百年的强制募兵，而实行像美国这样的完全志愿兵制度。去年，俄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教育经费超过了军费开支！ 和俄国相比，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幅图画∶中国虽然也在削减军队规模，但迄今仍保持有250万军队（是俄国的2.5倍，是美国的1倍）。而且一直在增加军费开支，据美国国防部7月12日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比上年度增加了17.6％，实际军费开支已接近650亿美元（而俄国军费开支去年是130亿美元）。 另外，中共大力发展中短程导弹，部署在台湾对面沿海；并致力发展长程洲际弹道导弹。其军费开支不仅在过去几年历年增加，并且远远高於对教育的投资。像俄国那样对教育的投资超过了军费开支，对中国人来说只能是个遥远的梦想。 ●第六，在经济改革上∶ 中国虽然在过去20多年也在进行经济改革，但基本是小心翼翼地做边边角角的调整和改革，而不是真正从所有制上进行变革。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一定的市场经济加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在经济“双轨制”下，必然公私混合，产权不清，结果是日益泛滥的全民性腐败。 最近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第三富”的辽宁企业家仰融，因与当地政府发生公司产权纠纷而被迫逃到美国。仰融所领导的公司，像中国的其他很多所谓民营公司或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产权不清，它们的所谓“民营”性质实质上是假的。 目前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速度是，每年改革100个大企业。但中国有大型国企一万家，按照这个速度，得要100年！而且还不是把它完全私有化、市场化的彻底改革。 但俄国却很早就对国营经济做大手术（一次性私有化），被称为“震动疗法”。当年不少中国知识人不看好俄国的大刀阔斧私有化，热衷中国式的保守疗法。但今天来看，俄国的手术不仅成功，而且术後恢复很快。 1991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5%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今天，这个数字上升到占70%！仅以图书市场为例，现在俄国书店里80%的书都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哈耶克、凯恩斯等的作品都摆在大型书店里。 私有化刺激了经济活力，过去两年，俄国的石油产量增加了15%，今年2月，俄国的石油生产第一次超过了沙乌地阿拉伯，达到每天728万桶。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石油市场的10%。俄国不仅粮食自足，而且还有能力出口500万吨。 1917年列宁夺取政权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国有化，建立苏维埃集体农庄。今年7月，俄国通过议案，把土地还给人民，将5亿4千8百万亩农业土地（相当4个法国的面积）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而且外国人也可以从俄国人手里购买或租用（租期49年）。俄国下一步的私有化目标是国营的煤气、电力、铁路以及由国家提供的养老金等。 而且俄国还实行了大幅减税的政策，去年初俄国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企业税从35%削减到24%。俄国的个人税收是整个欧洲除了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政府去年收上来的税却比减税前增加了50%，因为减税刺激了经济，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现在俄国的卢布不仅价值稳定，外汇存底已增加到385亿美元（中国外汇存底现为2,122亿美元）。俄国的经济前年增长8%（和中国当年相同），去年增长5.5%；今年预计为5.2%。去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社论“俄国的复兴”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第七，在人民生活品质上∶ 1988年，苏联有4,300万人（每6人有1个）每月收入不到75卢布（相当7点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99年俄国人均收入已达2,250美元。而中国去年的人均收入是880美元，不到俄国人的一半。捷克、波兰现在人均收入都超过5,000美元；连叙利亚的人均收入都是中国人的三倍以上。 1990年，每100个俄国家庭有汽车19辆；去年增加到42辆，今年预估将增至52辆，即超过一半的俄国家庭拥有私人汽车。 据《纽约时报》11月5日引用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现在私人拥有汽车800万辆，平均每百人有0.6辆。 在有900万人口的莫斯科，250万人拥有手提电话；过去两年，俄国使用电脑上网的人数增加了40%。 中国在过去几年使用电脑上万的人数也在激增，现已有五千万人上网。但中国政府却严厉控制网络，设立网络警察和“防火墙”，限制资讯流通。中国人上网看什麽，不看什麽，都由政府决定。而俄国政府从没有设立什麽“防火墙”，俄国人可以自由在国内网络发表言论，并自由地流览海外网站，下载包括任何政治内容的信息。 共产时代，俄国没有一个私人的慈善机构；去年，俄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已达到7万个。2000年俄国的大学比苏联时代增加了75%，大学生增加了50%。1991年，在有近三亿人口的苏联，只有50万人旅行过；在分出去14个国家之後，只剩下近1亿半人口的俄国，去年有525万人出外旅行。 ●第八，在人口和国民素质上∶ 俄国的土地面积大於中国，但人口只有1亿4千5百万，只是中国的九分之一。俄国的石油出口现已占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而中国从1996年起就能源不足，依赖进口石油。 中国13亿人口，多数在农村，城市人口仅占32%，而俄国的城市人口占73%（接近美国的77%）。 俄国这样少的人口（和中国比较），这麽大的幅员，这麽多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不到三成），再加上民主的制度，私有化的、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对政府和政治人物有监督制约的自由媒体，以及言论自由和资讯的充分流通等等，都为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俄国的崛起提供了条件。但愿中国人以前常说的那句话能成为现实∶“俄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 （载《动向》2002年12月号） 2004-05-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法国复兴计划：马克龙版“法国优先”
何清涟 民主国家的政客擅长选举，不擅治国，更是畏惧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却是其中异数，任期内经历了大寒大暑熬炼：因不左不右获选民青睐，上任不到一年就处在左右夹击之中，马克龙意识到一味讨好选民也难免失败，干脆锐意改革，法国复兴计划终于成行。现在离任期届满只有400多天，看起来违背不少公众意志的退休福利改革，备受伊斯兰国家与英美盟友指责的反对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反而让他的民调上升。如此际遇，也算西方国家一奇。 《反伊斯兰分离主义法》成行 2021年2月16日晚，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 反伊斯兰分离主义法》，在表决中以347赞成， 151反对票，65名议员弃权通过了这部法案。目前，法国有700万左右穆斯林人口，约占其总人口的10%，居欧盟各国穆斯林人口之首。只要对法国的伊斯兰问题有所了解，就明白马克龙这步跨得多么艰难。 法国内部近年恐怖袭击事件不断，2015年1月《查理周刊》事件使这一冲突显性化。但法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左派大本营，在政治正确的观念的自我约束下一直希望用鲜花、蜡烛与爱心化解冲突。但过去六年以来发生的几十起恐怖袭击，每一次都加深了分歧、对立和幻灭感，法国社会围绕言论自由、世俗主义和宗教纷争产生的观念分歧和社会撕裂越来越尖锐。 转折点终于来到。2020年10月16日，法国巴黎中学历史教师疑因展示穆斯林先知漫画遭当街斩首，长期生活于恐怖袭击阴影下的法国人的求生意志终于被激活了，全国范围内发生抗议，马克龙因应民众的安全要求，忍无可忍地批评了“伊斯兰主义”。但因为前面没有冠以“极端”二字，引发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反对，包括同盟国美英两国的压力，但马克龙没有屈服，终于促成了《 反伊斯兰分离主义法》通过。 据介绍，该法案可以关闭煽动对任何人的暴力行为或基于性别歧视的宗教团体。法案规定，以宗教理由威胁，侵犯和侮辱公职人员的人将被判处5年徒刑并罚款7.5万欧元。不说明国外对其捐款1万欧元以上的资金来源的宗教协会将被罚款3750欧元。法案规定对3-16岁的儿童进行正规教育，少数因健康或特殊情况的青少年，可经政府允许选择在家接受教育。该法案还反对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和童贞报告等做法。 马克龙还尝试将反伊斯兰主义这一主张推向欧盟内部。他自2017年提出“唤醒欧洲”之后，反应平淡。2020年11月10日，马克龙在巴黎跟奥地利总理库茨会面，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荷兰首相吕特、欧盟常任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及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召开视像会议，讨论恐怖威胁问题，矛头直指移民与伊斯兰主义。 改革福利制度正在途中 关于这一点，我曾在《马克龙理政：左右兼顾终成左支右绌》（RFA，2019-11-19）一文中分析过马克龙上任一年多面临的困境。面对高福利陷入的社会困境，马克龙终于意识到妥协也毫无出路，干脆挑明态度，“要穿西装就自己挣钱去买”， 2018年底，还发表了那番让民众极为不满的2019新年献辞，直怼黄马甲运动中那些一心只要福利的示威者，说“你们不能提出矛盾的要求，……既要减少工作量，又想赚更多的钱；既想减少税收，又要更多的福利；既对现状不满，却又不愿意做出任何改变”，他的改革直接触及法国人最敏感的退休福利改革，力度有如六级大风。 这场改革导致的不满非常强烈，总理菲利普不得不提出政府总辞，新任总理卡斯泰除了负责缓和遭到疫情重创的严重经济危机，重启经济外，还必须启动与工会有关退休制度改革的谈判，这些议题是法国社会风潮的火药桶。 卡斯泰上任后，要应对疫情引起的失业问题，与工会之间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谈判估计在进行中，一时半会不会出结果。根据2021年1月24日发布的Ifop民调数据，今年1月的马克龙支持率比上个月提升了两个百分点，达40%；卡斯泰的支持率维持在37%。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如此大张旗鼓地改革，马克龙在总统任期的同期支持率仍高于其前任的同期支持率：奥朗德任总统的同期支持率为24%，萨科奇任总统时的同期支持率为30%。 对华外交与美国分道扬镳 法国复兴计划，当然还包括经济上自立。2000年8月31日，法国政府宣布确定5大产业实施“减少对外依赖，战略工业回流”计划，为了重振法国的“工业主权”，推出1000亿欧元振兴计划，从2021年1月1日起，企业生产各类税务减免的100亿欧元。法国政府还联手法国公共投资银行，向“所有提出战略工业回流的企业开放补助金申请通道”——这个计划刚出来时，人们戏称这是摹仿川普的“让法国重新伟大”计划。 目前，因为疫情影响，这个计划执行得不如人意。但从民调来看，法国公众似乎能够谅解这点。2021年G7峰会上，拜登表示，希望在西方盟友之间深化包括硬件和软件的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马克龙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他决定提高欧盟的技术能力，以减少对美国和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从美国川普提出北约成员国应该加强经费自主之后，马克龙就在考虑“战略自主”，重点在于解决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法中关系上，法国决定重回非洲赛场。2月中旬通过了《关于包容性发展和消除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对外援助法案（草案）》，其目的是将法国对外公共援助的重点重新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8个国家和海地。这场“影响力的战争”的对手是中国，中国持有非洲国家46%的债务。针对中国对非洲公共援助中贷款占比较高，法国则强调是赠款。2月18日，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接受France Inter采访时这样概括：“我们已经和中国进入了（对外）发展模式和影响力的战争。”——这一谈话，加上法国军舰驶入南海，被中方宣传为《法国突然对华“宣战”，不仅派舰艇闯南海，还要和中国比拼影响力》。 2月19日，在G7视频会议中，马克龙在讲话中大谈“战略自主”。他提出，随着欧洲越来越关注亚洲，尤其是中国，欧洲不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再过度依赖美国。马克龙希望北约（NATO）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欧洲成员国在其中拥有与美国同等的地位，更少地受美国主导决策倾向的影响。他认为，欧洲应该“更多地承担起保护自己的重任”，信守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以重新平衡跨大西洋关系——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法国不再当美国的小弟与追随者了。 马克龙总统任期至2022年5月14日届满。在余下的400多天时间内，除了对外政策见效缓慢，并非法国选民考量重点，反伊斯兰主义法案与退休福利制度的改革，都是选民决定其去留的关键。因此，法国复兴的梦想能否实现，只有马克龙获得连任才能成真。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2月2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2420210943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美国有什麽好？”
自八十年代初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大陆留学生和知识份子来到美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即使是“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也已长达七年。但我最近越来越发现，他们中很多一开始热烈拥抱美国的人，开始不断地抱怨和批评美国了。常有人和我争辩“美国到底有什麽好”。一位著名的流亡知识份子还曾撰文说“西方虽好，无非是丰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国去处。”他主张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於美国民主和中共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为什麽一些在海外多年的中国知识份子会有这样的抵触美国、质疑美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心态呢？据我的观察，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 ●夸大枝节不足，无视主体价值 第一，美国媒体和知识界的主体声音是对本身政府和社会的批评。中国知识人们附和这种批评一来显得自己的认识水平已可以和美国知识份子匹比；二来显示自己不属於盲从赞美美国的那一类。但这些中国知识份子忽视了一个重要区别，即美国知识份子对美国的批评，多是在肯定西方主体价值的基础上批评现存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参照系数是更理想的社会。那些中国知识份子在批评美国的时候也拿一个尚未存在的完美社会作参照系数，而忘记了他们的参照系数应该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大陆。这就导致他们在批评美国枝节不足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在否定西方模式，拒绝西方的“个人大於国家，自由高於秩序，创新优於既有观念”等主体价值。 中国知识份子当然可以批评美国，但是用多大精力去批评美国枝节的不足和用多大精力去倡导传播美国的主体价值则会直接影响中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认识，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知识份子对自身社会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思考和批评也许更能得其要领。中国知识份子在中文媒体去增加这种批评声音的分贝不仅没有多大的意义，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抵毁，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事实上他们的批评对中国人的误导力量更大，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知识人。 除上述之外，某些中国知识份子，虽已来美多年，但思维方式仍然处於“大陆状态”，不仅用东方思想作为价值尺度，更潜意识地使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而他们还自认为早已西化了。他们不明白的是，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把它从北京搬到美国，如果不是有强烈的愿望和行动把里面原来的软件洗掉，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这台“电脑”即使在美国呆了多少年，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消失。 ●边缘人心态是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 第二，海外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人”心态是妨碍他们真正了解美国价值的主要障碍。很多知识份子在中国大陆有教授、专家、诗人、作家的头衔，但在美国，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位置，更无法进入美国的知识份子圈子。而有些即使得到了专业位置的人，由於东西方文化思想价值的巨大差别，心灵也很难进入。而对很多从事人文科学的流亡知识份子来说，则是位置和心灵两者都进不去。英文不好是直接的障碍，迫使很多人只能从美国出版的中文报刊和电视获得有关美国的资讯，而在美国的中文媒体质量都较低，有些远低於台湾香港甚至大陆。在只与中国人交往，只说中国话，只受劣质中文媒体熏陶的情况下，能深入了解美国社会是相当困难的。除此之外，那些至今还保持著“名人”心态的矜持的流亡者，“进入”的障碍就更大。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由於某种原因一下子出了名，就可以一直大名鼎鼎一辈子；但在美国这样竞争激烈，谁都想成名的社会，“每个名人的光荣期只有5分钟”。像中国大陆谢冰心那样，半个世纪都没有像样作品问世的作家，还能保持文坛泰斗而被社会关注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那些在美国仍自视为“名人”，而周围人并不再把他当名人相待的中国知识份子，他们的痛苦和抱怨可想而知。这种名人落寞的愁怅，职业悬空的个人困境，语言不通的闭塞和“边缘人”的心态，导致他们把忿恨和批评转嫁到美国社会和西方思想文化价值上。 ●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 第三，中国人在美国共160万，只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四。作为少数族裔，面对美国的强势文化，很多人则以自卑的自尊极力推崇自己原有的文化，结果连中国文化中的劣质部分也加以捍卫。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人中则是历来如此。例如近年发现的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时，曾在该校刊上发表“中国之婚俗”的英文文章，竟为他在国内时曾痛斥的包办婚姻辩护，说父母包办婚姻的“中国婚姻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建立在婚姻不只是小两口儿的事。也是整个家庭的事。”荒唐的是，胡适本人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他在力数包办婚姻的种种好处之後，还批评西方人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是不堪忍受的习俗。以胡适这样一直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大知识份子来到西方後面对强势文化都糊涂至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而两年前发现的诗人徐志摩二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内容竟是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为中国男人迫害女性辩护，甚至为纳妾和裹足这样的劣行辩解。 争辩“美国有什麽好”，实质是要争辩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有什麽好，中国需不需要引进这种人类目前最有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当年中国的知识份子不辨“美国究竟有什麽好”，以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排斥和拒绝西方文明，结果导致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後来共产党的全面专制。今天，中国又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不是还要重蹈覆辙？ （载《开放》1996年6月号） 1996-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