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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们惊讶∶中国文化就是“吃”的文化！
谋生叫糊口， 工作叫饭碗； 受雇叫混饭吃； 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 混得好的叫吃得开； 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 女人漂亮叫秀色可can 受人重用叫吃香; 不顾他人叫吃独食； 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 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 嫉妒叫吃醋； 做得辛苦叫吃力； 理解不透叫囫囵吞枣； 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 收入太少叫吃不饱； 负担太重叫吃不消； 犹豫不决叫吃不准； 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著走; 爱管闲事是吃饱了撑着！ ——原载网络，作者不详 2009-07-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周年祭
100年前，中国部分志士在“变法图强”的意念驱使下，开始了以变革政治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而这次变法的失败，中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惶惑旅程。决定了中国百年飘泊历程的两个相关主题是“法统”（政治制度）和“道统”（意识形态）的创新。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由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保国保种”的头等大事，保国保种又须依赖“富国强兵”，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实施，所以戊戌变法主要先解决政府改革这一问题。 从世界历史来看，所谓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则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而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成的。戊戌变法失败所导致的最大问题是使中国中断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只能走暴力革命这条损耗最大的路。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当时的革命者赋予了太多的历史使命：民族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政治革命（变帝制为共和）、思想革命（废儒家学说）。但其实一场革命是无法完成这三大任务的。现在从这三大革命的命运来看，只有民族革命是成功的，政治革命虽然改帝制为共和，但大都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精魄民主、自由、法制等精神。只有思想革命最为复杂，它的不彻底为中国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因为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改革的高度，并关系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取向。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百年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中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 从认识根源上来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中国对世界与本身的认知能力有关。中国一直只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而意识形态却优于西方国家。产生这种心态非常自然，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资格与历史来说，确实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对西方文化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将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阳光大道，并且也容易使当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将现代化看作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这里后来有一个相当复杂的马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苏式政治体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但只要看看一个半世纪以前洋务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后来改革过程中那种“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就可知这一变迁的深度──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前提下发生的社会改革，其被动性和不彻底性可想而知。从宏观上看，可以说中国自从戊戌变法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失败以后，这100年来作为中国社会管理者的三个政体完全不同的政府基于各自不同的认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五大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到了20世纪末，上述5大问题不仅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严重的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自清中叶乾隆时期开始已相当严重，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和马尔萨斯处于同一时代的洪亮吉在《意言 生计篇》里就已谈到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这一事实。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汪士铎更是直接将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与人口压力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一个社会在人口过度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政治清明，气候收成都不错，但由于失业人口（即“不农、不工、不商、不士之人”）太多，都必然要产生社会危机。但可惜的是这一思想未被后来者整合进社会思想的主流中，只是长埋故纸堆中。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认为中国贫困落后完全产生于分配制度的不公，以拉平贫富差距来克服大众贫困的方法成了后来百多年思想家和革命者努力的主要方向。虽然有不少外国的学者们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帝国疲惫地倒在尘土之中。中国，这个世界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这种批评当时被当作帝国主义的恶意诬蔑而根本不予理睬。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更是受到粗暴之极的批判。忽视控制人口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平行进行的基本道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新增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纯粹是人口意义上的──从4亿5000万猛增到12亿，完全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过剩所造成。 其次是农业内卷化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由人口问题决定的。所谓农业内卷化，指的是农业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早在清代中叶开始，由于劳动力过剩，中国传统农业耕作就已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地步，形成了典型的贫农经济。人多地少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方向。在本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后，中国经历了农村人民公社等历史实验，又退回到以前由小农家庭分散占有土地的制度。由于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很少，无地农民数量庞大，土地分散在小农户手中，中国农业始终无法向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从历史事实看，在本世纪50年代工业化早期，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摆脱人口压力，但由于政治上的一再失误，而且将人口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又一次丧失了选择机会。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农业问题绝对不会比一个世纪以前简单，反而由于农业政策导向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一方面是土地太少，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大量土地抛荒，中国由一个农业大国变为一个粮食进口国，对世界农业体系的依赖使中国的农业问题变得尤其复杂。 第三是教育问题。戊戌变法提出的教育改革直到1908年新政期间才开始进行。从大学这一层面上看，发源于欧洲的大学以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为已任，中国的大学制度最初也具有这一特质，但越到后来，所存在的问题也就越多，不仅精神特质相去甚远，就连技术教育这一层面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大问题。中小学至今还未实现义务教育。由于人口素质的普遍低下是教育不普及的直接结果，到了20世纪，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如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很难获得成功，因此必须让农民学会解决他们世世代代面临的经济问题。在这种观念驱动下，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的活动在中国兴起，发展成本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的类型甚多，有西方影响型、本土型、教育型和军事型等。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本来重视教育和保护知识分子是应有之义，但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教育中衰，知识分子也受到各种无情打击。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教育体制中间还经受过所谓“教育革命”之摧残，层层淤积的弊端堆积到如今，已造成了教育严重萎缩这一事实。 第四是政府的腐败问题。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被腐败这一政治之癌所困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恶梦般的生活当中，在官僚资本与专制政治相结合的统治体制下，许多改革举措先后流产，最终使国民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前朝的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所以腐败问题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还能得到控制。但到了80年代以后，腐败以一种不可遏制之势蔓延开来，权力市场化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并成为威胁到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之癌。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其实就是权力市场化，就是在权力市场化的作用下，中国才再次出现了社会不平等。 第五则是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不平等，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但这一措施却未来得及实施；共产党则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采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铲除了城市有产阶级，使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平均主义理想。这种奠基于平均主义理想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曾在几十年内使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到了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得不开始寻求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尝试。由于权力资本介入市场前的国家资源分配，这一尝试到最后虽然打破了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益，却使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现任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这二者参加分配的比例上作出公正的规定，否则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和社会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将严重妨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和苦难，戊戌变法只不过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漫长飘泊的开始。经历过长达100年的惶惑旅程，从宏观层面上看，戊戌变法时期面临的五大问题，无一不以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挑战，任何回避都只会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回到本世纪初社会改革的起点──政治体制改革来加以克服。除了上述五大问题之外，我们这个民族现在还经历着精神整体崩溃的痛苦。作为政府，现在既要防止在上层形成拉美国家那种分利集团，又要防止下层出现中国百年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 一切似乎又得回到世纪初的起点来开始讨论。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之际，这场讨论究竟应该在什么层面上展开？这是研究者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笔者曾看过不少这方面的纪念文章，发现大多数研究者均纠缠于一些具体史实的厘清与论争，而不是去思索中国这100年来曾付出过什么，得到些什么？近年来通过戊戌变法的讨论，人们已在“革命”与“改革”能互相兼容这一点上悟出一些新意，但与现代化任务相比所要求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却还相差很远。因为要想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必须从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开始。而且这种认识决不只限于对近现代史事实的重新认识与廓清，它需要整个历史观的改变。 （发表于《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4200字，《读者》1998年第7期全文转载）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狼不能争取人的尊严
三十多名恐怖份子在俄国绑架一千一百名人质五十二小时的事件，以四百多人死亡的代价结束。在全世界一致谴责恐怖份子的残忍行为之时，在文明的西方社会居然仍然可以听到左派们对恐怖份子同情的声音。他们的理由是，弱小的车臣要求独立，面对强大的俄国，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恐怖手段来表达和追求他们的目标。 西方那些貌似同情弱势群体的浆糊头脑和伪善者们，在高举同情弱者的旗帜时，完全忽视，或者刻意无视，用滥杀无辜的邪恶手段，绝对不可能达到任何正义的目的。事实上，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绑架和屠杀平民的暴徒，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要求独立，更不是作为弱小的受害者要求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完全是向人类文明挑战。 要求独立是要求做人的尊严，但当他们用恐怖手段绑架、杀害平民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了和「人」这个概念毫无关系的豺狼，哪里还谈得上什麽要求做人的尊严？弱小面对强权，这是人类范畴的概念。而当人如狼一般屠杀无辜的时候，弱小的概念立刻不存在，而变成了邪恶。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一群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平民的暴徒，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保护人的尊严的国家。当他们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俄国人时，就同样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车臣本国的人民。在美国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这两个国家也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不仅那里的人民完全没有做人的自由和尊严、遭到独裁者的滥杀，而且成为全世界恐怖主义的基地。所以独立从来都不是最高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尊严才是。如果车臣独立到这些恐怖份子的手中，成为前阿富汗第二，则不仅丝毫无益於车臣人民，更将成为世界的灾难。 而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采取恐怖主义的暴徒们，独立也完全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要的是把车臣变成匪窝，变成他们向世界文明挑战的基地。所以，这次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行动，绝不只是俄国和车臣之间的统独之争，而完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份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向以西方基督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挑战的一部份。 退一万步说，即使要求车臣独立真的是那些恐怖份子的唯一目的，那麽不仅那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在原则上完全无法接受，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最大的错误和失败。因为第一，用滥杀无辜的残忍手段，不仅会激起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愤慨，也会失去绝大多数同情者的支持。第二，试图用恐吓手段造成俄国人民的恐惧，以达到迫使俄国政府退让的目的，这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民愤怒的情绪和自卫的勇气从来都大於恐惧，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打响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 普京政府绝不向恐怖主义妥协、绝不和恐怖份子谈判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对於恐怖份子，只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邪恶只能铲除，而没有和平共处的余地。这次俄国付出的四百多名生命的代价，是给那些不支持美国反恐的俄国人再敲了一次警钟，再浇了一次清醒剂，让他们再一次看清邪恶的面目。 如上所述，俄国发生的这次恐怖行动，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份。所以，美国总统布什领导的这场反恐战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必须的。在结束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之後，人类或许得付出更大代价来摧毁恐怖主义；这是一场没有其他选择的战争，也必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再一次赢得最後胜利的战争。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8日） 2004-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30👍 0💬 0萨特和西蒙波娃的「荒谬存在」
今年对法国人来说，可能是个萨特年，因为正好是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诞生百年、去世25周年。法国左派报纸《解放报》还邀请中国学者写文章谈萨特，毕竟在八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阵「萨特热」。但在美国，对萨特非常冷落，不要说知识界没有任何纪念活动，主要大报连报道和评论都没有。 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萨特和他的情侣战友西蒙波娃不仅在西方知识界大为走红，而且经过他们强化和解释的存在主义曾影响了全球无数知识分子。今天在回首反思上个世纪人类巨大灾难的经验教训之际，大概没有什麽比审视一番萨特和西蒙波娃的人生道路更容易令人理清思路了。 萨特一生都是无神论者，并像尼采那样，致力於挑战上帝。在12岁这麽小的年纪时，萨特就开始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他要自己解决一切问题。他在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表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人人都想成为上帝」。他自己就完全是这麽做的。他认为以前的伟大哲学家，都不同程度信仰上帝，而无神论者的哲学则几乎是空白，於是他决定填补那个空白，否定一切传统的知识经典，做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型知识分子。他推动和发展的存在主义，最後在欧洲风行。 （萨特、西蒙波娃和拉丁美洲的丛林革命者格瓦拉在一起推崇暴力） 简单概括说，萨特的存在主义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认为上帝不存在，现实是荒谬的，人生是虚无的，没有意义和目的，人也没有义务遵守既定的道德标准，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和生活准则的自由，即人的本质是自由。二是在这个本无意义和荒谬的现实环境中，人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在「虚无」的现实中用人的「有所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从而获得生存的价值。 ●萨特和尼采们造就了斯大林、毛泽东 存在主义所以风行二三十年後就退潮，冷却，以至被扬弃了，因为其前後两个主要内容难以自圆其说，根本无法实施下去。因为当已确认上帝不存在，世界本是荒谬的，人生其实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那麽後面那个部份，即人要行动，要在这种荒谬和无意义中体现出意义，就根本无法做到，更不会像另外一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所认为的「是一种快乐的哲学。」我们通过存在主义剧作家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更可看出这种哲学的荒谬性：该剧写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叫「戈多」的人（Godot 暗示上帝God）。但经过一场无聊至极的等待之後（以至後悔没有去埃菲尔铁塔自杀），最终戈多也没有出现。贝克特想要表现的是，现实是荒谬的（苦候一个根本不会来的人），人生是无意义的（终生期待一种不存在的虚无）。但贝克特和萨特们认为，两个流浪汉「苦候」的过程构成生存的意义。但这种毫没结果、绝无希望的「苦候」人生，怎麽可能会是「快乐的」，它怎麽可能会是「快乐的哲学」？难怪连加缪都认为，「如果把存在主义哲学引用到现实生活中，则是哲学自杀。」因为这种人生哲学不仅是前後矛盾的，而且绝不会有乐观和喜悦，更不会有真正的信心和信念。这也就是为什麽存在主义哲学迅速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但萨特们的存在主义为什麽曾风靡一时？这和十八、十九世纪兴起、二十世纪达到高潮的反上帝的启蒙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左翼思潮的主要目标是否定上帝，拒绝《圣经》中对人的规定性和道德规范。萨特提出的「人的本质是自由」，和尼采所强调的「自由意志」，都是要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萨特认为，「不信上帝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完全按照自我意志行事。」这种哲学引导的现实就是，离开绝对的道德标准，抛弃上帝的主导，而按照人的「自由意志」来行动，於是有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尼采所推崇的「超人」主宰世界，结果是出现空前的人类灾难。 萨特之所以能够成，是他把哲学带到了现实的政治中，与此同时，他给政治赋予了哲学意义。对於当时已经相当受黑格尔、尼采和弗洛依德等思潮影响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蔑视传统和道德，鼓励人们只需要用直觉和理性指导行动，自然立刻引起呼应。与此同时，当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後期，法国和大半个欧洲被纳粹统治，人民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萨特的「现实是荒谬的」，人必须起来行动的理论，就相当有市场。这正应验了法国另一名伟大的基督作家雨果的话：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具有无比的力量。 二战结束後，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兴起，左翼思潮开始风靡整个欧洲知识界，这种人文背景，又给了萨特们这种反上帝、反既定秩序、反资本主义，要起来抗争，要挑战现存秩序的带有造反色彩的理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後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之所以也曾红火了一阵子，主要也是由於当时中国的特定背景，自由派知识分子利用介绍萨特的理论，来影射共产党统治下现实的荒谬性，以发泄对现存社会的不满；以萨特的「人的本质是自由」来抗衡没有自由的专制制度。 在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借用萨特的理论来否认现存制度还有情可原，但在已经实行了民主宪政制度的西方，萨特的一味反抗、颠覆现存秩序，把西方的资本主义，西方的基督文明作为抗争和否定的对象，把行动、过程本身当作了目的，同时，在颠覆一切的过程中还抛弃绝对道德标准的指导，这就和同样抛弃上帝、颠覆资本主义、宣称人定胜天的共产主义一味相投。於是出现了萨特们在自由的西方推崇专制的共产社会，而共产社会下的人们用萨特理论来追求自由的荒诞现象。 ●不惜撒谎支持共产主义 像萨特、西蒙波娃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自己这样认定），出於反对资本主义，同情社会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支持宣称要解放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当那场共产主义运动明确地剥夺了萨特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并用集体主义取代了萨特最强调的个人主义的时候，萨特仍闭著眼睛，甚至不惜撒谎来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典型地成为了邪恶的帮凶，完全不可原谅了。 萨特和西蒙波娃五十年代初曾去苏联访问，回来後发表了那个後来他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萨特几年後表示，当时「说了钗h对苏联友好的话，这些我自己都不相信。」至於为什麽那样做，他解释说，「我们不能刚离开了东道主国家，就批评人家，这不够礼貌。」一个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作家，居然如此应对这麽大是大非的问题，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好在他还承认撒了谎。至於为什麽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举，萨特更进一步坦承：「部份原因是我不知道在与苏联和我自己的思想的关系中，我应该站在什麽立场上。」 但是当毛泽东、卡斯特罗等暴君邀请他们去做客之後，萨特可是很清楚选择什麽立场。他称赞共产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铁托的南斯拉夫「是我的哲学的实现」；对毛的中国，他和西蒙波娃更是赞美有加。毛发动文革时，萨特也想在法国复制，他支持1968年的法国学生造反，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 ┅┅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他和西蒙波娃最喜欢的学生口号是「把禁止禁止掉」，那就是要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践踏一切秩序、法律和道德，要无法无天，这样萨特和西蒙波娃就能做「法国思想界的毛泽东和江青」。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共产世界的乌托邦幻想和美化，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之中，根本不了解到底什麽是邪恶。但是，一旦了解到那个共产世界的真实之後，他们中一般来说会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像写出《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的奥威尔那样，当发现现实和他信奉的学说发生了冲突之後，他选择服从现实经验（真实），放弃了曾信仰的左派理论，并从此全身心地传播真实，鞭挞共产邪恶。再就是像和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加缪那样，选择站在真实一边，站在人的一边，而不是让人屈从於理论和意识形态。 作为同样信奉存在主义的作家，加缪和萨特不仅同是左派战友，而且一度还是亲密的朋友。但後来两人分道扬镳，并发生激烈笔战，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共产世界的真实和残酷越来越被西方所了解的时候，萨特继续向左转，加缪不能接受，更无法跟随；他转向批判共产主义，因为他认为「人比概念更重要」。加缪曾向西蒙波娃坦率地说，「我们，我和你，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人对於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宁要具体不要抽象。我们宁要人民不要『主义』。」但萨特继续选择坚持自己的理论，而无视人的经验。西蒙波娃直觉意识到加缪是正确的，但仍非常理智地追随了萨特。 ●推崇暴力和毛主义 除了在人和概念、真实和谎言中萨特选择了概念与谎言之外，他的另一个不可原谅之处是他的行动哲学，包含革命和暴力。萨特一直认为法国左派，法国共产党组织都不够左，不够「革命」，不情愿「以暴易暴」。他宣称，「对我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要抛弃左派那种不应当以暴易暴的理论。」他认为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民选议会制度而形成的现存秩序就是「制度化的暴力」，因此使用屠杀和革命等暴力手段推翻它就是正当的。这种观点和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後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大清洗」，在本质上完全一样。它对西方的左派造反运动，对东方的暴力革命等，都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例如後来在柬埔寨杀害了四百万人的波尔布特集团的八个头目，有五个是教师，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公务员，一个经济学家，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和萨特的信徒，他们五十年代在巴黎留学时接受了萨特的行动主义哲学和「必要的暴力」理论，因而萨特也被称为暴力和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 在萨特晚年，即使面对共产国家那麽多血腥的事实，他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据西蒙波娃的《告别萨特》（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在1971年时，他还对西蒙波娃说，希望死後有众多的毛主义者（Maoists）跟在他的棺材後面。他认为西方有太多道德上理不清的问题，他最认同的是毛主义的道德观。这是在中国已经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其残酷西方已经不是太陌生的情况下。此时那个在北京垂垂老已的毛泽东大概做梦都没想到，在被他认为是敌方的西方竟然有那麽多他的追随者，而那个风靡了半个地球的「大哲学家」竟然是他的崇拜者。当然他知道了也不会在乎，因为他同样认为自己是拯救整个人类的上帝。 在萨特1980年去世前的二、三年，他的追随者更大幅滑坡到寥寥无几的程度。难以忍耐没有崇拜者的萨特被一位个人野心极大的年轻男秘书左右，这位崇拜者带他去贫民窟般的地方吃饭、聊天。尽管当时萨特已经双目失明，什麽也看不见，耳朵也接近全聋，但他很高兴，因为那种地方还有年轻人崇拜他。美国作家贝尔（Deirdre Bair）的《西蒙波娃传》里指出，「萨特晚年只要年轻和变化，拒绝一切其他。」 ●「女权主义」的牺牲品 萨特和西蒙波娃两人除了在思想和社会行动上造就了一代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之外，他俩的私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无数昨日的西方左派和今天第三世界的「现代派」。 萨特和西蒙波娃在相爱初始就定下原则，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是本质的爱（essential love），与此同时，他们各自可以体验和他（她）人的偶然情爱（contingent love affairs），条件是两人要相互绝对坦诚，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出於女性本能，西蒙波娃对这种做法一开始就有所畏惧，但是在理性和理论上接受，加上对萨特的一往情深，所以答应了。在准则定下之後，萨特首先付诸实现，并坦然地和西蒙波娃谈论他的女人们。 面对这种情形，西蒙波娃在第二卷自传《鼎盛人生》（The Prime of Life）中写道：「在我这方面是没有嫉妒的┅┅我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个原则，那就没有困难接受这个事实。」但这完全不是西蒙波娃的真实。在她毫不讳言是根据自身经历而写的第一本小说《女宾》（She Comes to Stay）中，女主角在无数次理性和感性的挣扎、妒火和原则的冲突中痛苦不堪，最後把她的情敌杀了。而且是完全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做的，小说这样结尾：「『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了』┅┅她选择了自己。」 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奈保尔曾说，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比现实中发生的更接近自我内心的真实。相信这是多数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共识。西蒙波娃同样，她的小说也明显比她的传记更表现她的内心真实，虽然她的小说质量很差。上述《女宾》和包括她得到最高法国文学奖龚古奖的《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等都非常琐碎、拖遢、缺乏构思、思想混乱，所以人们多记得的是她的《第二性》和她是西方女权主义先驱的形象。 尽管这本被西方左派捧到天上去的女权主义宣言也是繁琐、过时到令人像吞中药般难以下咽（以至无法不怀疑到底有几个狂热的女权分子真的读下去了），但该书毕竟抨击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等，有些有益的部份。但她提出的女人在性方面要和男人平等的理论，却在她自己那里就不仅行不通，甚至成为这个理论的受害者。例如，萨特可以做到轻松愉快地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而西蒙波娃就绝对做不到，不到萨特零头的几个「多重性关系」就已经快把她自己折腾疯了。 ●女性的「榜样」，小女人般可怜 为了实践「各自可以体验和他人的偶然情爱」的理论，西蒙波娃在一次到美国的旅行中和芝加哥的作家艾格林（Nelson Algren）相爱，并给他写了後来发表出来长达五百多页的情书。她在信中写道：她有「使自己幸福的天才」。但真实并非如此，她的美国情人不仅没能使她缓解对萨特情妇们的妒嫉，反而更增加了一层困扰。 尽管对描述自己的真实情感相当有保留，西蒙波娃在她的几部传记中还是经常流露出她和萨特关系的痛苦。她多次提到经常喝酒，经常泪如泉涌，或突然无法控制地痛哭，随後是长时间的情绪低落、沮丧，觉得周围一切都是灰色的，毫无生气。由於萨特定期去见他的其他女人，西蒙波娃写道：「和萨特分离总是令我非常痛苦。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长时间地哭泣。」 难以想像这个曾被《纽约时报》称为「女权运动之母」、这个令无数女性羡慕、佩服的榜样，竟常常如一个小女人般可怜。她的经历无法不给人一种感觉，她本人是她那种女权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只不过她用巨大的理性克制了自己。她说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种样板式的经验。於是为了成为样板，为了实践一种理论和设想的生活方式，她宁肯忍受巨大的痛苦，宁肯扭曲自己。 西蒙波娃这种情愿牺牲自己的情感，也要满足萨特情欲的做法，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来看，似乎应该感激。但事实是，她不仅摧残了自己，也害了萨特。正是在西蒙波娃的耸恿下，萨特才坦然地、理直气壮地放纵自己，最後把男人的自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西蒙波娃是负有相当大责任的，她扮演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怜的角色。 她不仅容忍、耸恿了萨特的女人们，甚至帮助拉皮条，勾引自己年轻的女学生送给萨特。在和萨特关系的痛苦和沮丧中，她试图从女人中寻找情感安慰，和萨特的女人们发展同性恋关系。但这种荒唐的关系不仅没能给她带来解脱，反而更把她拖向痛苦的深渊。 而萨特也净找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要那种被崇拜的感觉。他自己对需要各种女人的解释是：「敏感和智慧不能分割，敏感是智慧的一部份」；他「希望从女性那里得到男人在成长过程中失去的敏感」。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但他似乎忘记了，敏感不只是指自己对外界事务的感觉，还包括对他人的理解。虽然西蒙波娃拼命努力去理解萨特，而萨特却从未理解、甚至从未想过去理解那个和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女人，就更别提其他女人了。萨特的做法是左派的典型，他们总能拿出各种听来满是那麽回事儿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和实践无论怎样脱节，都无关紧要了。 在这些和女人们的关系中，萨特和绝大多数男人完全一样，要满足的只不过是男人的征服欲、肉体快感和被女人们宠著的得意。但这两个所谓的哲学家，硬要从这里面解释出各种意义，西蒙波娃更是拼命努力地要去理解萨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独特」，并为只有她能「理解」萨特而自得。谁知道萨特的其他女人们是否也或多或少地持同样想法呢？ 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性成了效仿西蒙波娃的受害者。好莱坞影星、美国女权主义分子简．芳达在她最近出版的自传《我迄今为止的人生》（My Life So Far）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她怎麽帮助第一个丈夫找情妇、和妓女一起伺候丈夫的经历。这个「疯」了一辈子、现在政治上仍继续左疯的、离了三次婚的近七十岁的简．芳达，唯一在情感问题上开始醒悟：表示羡慕那些维持了一辈子婚姻的老人，遗憾自己没能有一次维持了五十年的婚姻。 左派们首先害了自己，然後害他人、害世界。西蒙波娃是个最典型的代表，她首先害苦了自己，其次害了萨特，害了萨特的其他女人们，然後他们一起害死了无数崇拜他们「高智商」、要模仿他们生活方式的年轻人。 西蒙波娃在扮演著女性「样板」的角色、不和任何一个萨特的情妇公开决裂的同时，绝对没有忘记报复她们。她在自己的五本传记中，（除第一本描述少女时代的之外）对萨特的女人们极尽嘲讽、挖苦和贬损。萨特死後，她出版了萨特给她的信件，把其中萨特对别的女人的议论，从性、爱、相貌，到年龄、智商等等，全都一古脑地倒了出来。她在传记中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同志和战友般的关系使我们足以嘲弄我们和任何其他人的关系。」萨特对西蒙波娃说，「我和你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和其他女人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萨特还多次跟西蒙波娃强调，她是中心，其他女人只是边缘。这些信件发表之後，令好几个萨特的情妇愤怒至极，她们意识到自己成了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 ●对西蒙波娃的致命一击 如此看来西蒙波娃好像还有可得意之处，但萨特最後对她的背叛则是对这个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不可估量贡献的女人的致命一击：他瞒著西蒙波娃把一个年轻的情妇变成法律上的养女，在他死後继承了他的所有遗产和版权等。而仅仅是伴侣，却没有任何名份的西蒙波娃，则连萨特的手稿也拿不回来，而萨特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是经过西蒙波娃的严格审核、编辑之後才发表的。 萨特这个被西蒙波娃惯坏了的男人，不仅残酷地对待了那个他声称是「中心」的女人，同时也背叛了他的「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的原则。那麽，曾经获得过巨大荣誉、又拥有过众多女人的萨特晚年是否为自己的成功而得意呢？据西蒙波娃的《告别萨特》，他在晚年对很多事情都不关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没兴趣了。他经常是要麽很悲伤，要麽距人千里之外地冷漠。抑郁、沮丧、酗酒、用药和毒品是他晚年的常态，经常被情妇们发现醉倒在地板上。 由於他一生都不会理财，同时要在经济上资助众多女人（因为他的女人们全都是自己没有什麽经济能力的小左疯），所以晚年经济状况一直十分窘迫，西蒙波娃在上述《告别萨特》中写到，缺钱成为最後几年里困扰折磨他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最後一次被送去医院之前，西蒙波娃像往常一样到他的公寓去关照，发现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吸困难，连叫她的能力都没有了，而且这种状态已持续了四个多小时。西蒙波娃立刻抓起电话要叫救护车，但是电话被切断了，因为他没钱交电话费。在他死前最清醒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金钱，「我们怎麽解决葬礼的费用？」西蒙波娃安慰他说，法国的社会福利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事实上最後还是朋友们支付的。 虽然结局如此，但萨特从未反省自己的哲学和人生。他在去世前六年时对西蒙波娃说，「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观点、原则、行为全都满意，只是遗憾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与比共产主义分子更左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更接近。」所以他在晚年时与比法国共产主义分子更左的毛主义分子更接近。他说，「我完全接受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完全是一个我想成为的人。」 连靠肌肉吃饭的拳王阿里都明白：「如果你在40岁的时候和20岁时的想法一样，那你就白活了20年。」真正的人，都是在不断地探索、修正、矫正自己的过程中成长，而萨特则自始至终没有过任何反省精神，所以他越走向晚年，越糊涂，至死未有丝毫清醒。 西蒙波娃同样，也是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反省忏悔之处。老年後也是酗酒、用药，忧郁症严重，却仍不忘到处宣讲她的女权主义理论。她死後，带著美国作家艾格林给她的戒指，埋在了萨特的身边。他们三人在地狱里仍然继续著情场苦旅，体验著萨特的《禁闭》（又译「间隔」）中所描述的挣扎。 萨特和西蒙波娃用他们自身的「行动」证明了他们这种抛弃上帝、在纯理性主义和绝对自我意志主导下的人生存在的「荒谬」。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儿既勤奋又刻苦的「高智商」者的自我摧残、又摧残社会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 本文为作者十月将在台湾出版的《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一书中的节选 （载《开放》2005年9月号） 2005-09-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政府投资号急吹“克强经济学”破产
何清涟 如今是个经济泡沫伴随着概念泡沫的年头，一个概念的破产时间比论证时间还短促。今年6月由巴克莱资本推出、国际投行界看好的“李克强经济学”就是如此，其中主要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正被中国地方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至于本来就是文火慢熬的“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中央新策：婆婆让媳妇自己当家\ 楼继伟在G20财长会议上称中国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的话音刚落，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已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继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 在诸项投资中，轻轨建设是重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各地发展轻轨的理由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还可以将各大经济圈连接起来。这一消息也得到中国交通运输部的证实，部长杨传堂近日在交通部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总理与财长都已说过不刺激经济，地方政府难道敢违抗中央政府自行其是？从程序上说，倒还真不算。巴克莱资本在6月底推出“李克强经济学”概念之时，可能没注意到，早在2013年5月，中央政府已为地方政府开了一个很大的政策口子，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达117项，其中发改委取消和下放的投资审批项目就多达25项，下放的理由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因此，中央政府可以说自己信守承诺，这是地方政府发挥投资审批自主权所致。但是熟悉中国政府运作模式的人，都知道这只能算是掩耳盗铃之举，因为地方疯狂批复城轨项目虽然是自个当家作主，但真正落实到建设阶段时，资金筹集却需要中央“给政策”，否则寸步难行。 \中央政府的“金融定向扶持”\ 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 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上海是金融政策扶持的重点。8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协议，向上海提供2500亿元的信用贷款，这一额度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这笔贷款将用于迪士尼乐园项目以及支持实施上海自由贸易区所涉城市改造和升级工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述支持只是农行对上海六大领域金融扶持的一部分，如此大额度贷款，不能不引起外界认为政府将进行“新一轮财政刺激”的猜想。 除了各大商业银行之外，这一次还有专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国家投资开发银行加入。近期内，国开行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多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支持力度。同时，国开行各省分行也与许多地级市也签订不少协议。据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上半年发放新增贷款数千亿，其中80%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等“两基一支”领域。 国开行的加入表明，发行地方债仍将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国开行是作为以发债为筹资主渠道的债券银行，是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发债体，俗称“第二财政部”，前任董事长陈元因其执掌家大业大的中国“第二财政部”，《金融时报》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代表团来到发展中国家审核潜在贷款项目，始终都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陈元出访海外的时候能够得到皇室级待遇。”如果说商业银行向地方加大贷款力度是商业行为，国开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银行，向地方发放贷款则完全体现了财政刺激经济这一属性。 \地方政府如何了断债务？\ 国内外经济界人士绝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和影子银行极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两大风险地带，中国官方经济学家也很担心这问题。今年7月，清华大学发布的城市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全国289个城市透明度总体很低，即使排名度最高的上海市也远没有及格。更严重的是，很多市政府涉嫌隐瞒地方债，仅有13个市公开了债务信息。地方债早就成了一笔笔糊涂账。 旧债未清，又大规模举借新债，这在民主国家很难做到，在美国，这样的政府只能宣告破产，如加州南部的橘县与底特律。但是，“天下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8月13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一文，标题就叫做“官员推诿地方债务：上届政府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其中提到，该刊记者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欠了多少债，地方政府弄不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市县乡基层领导不仅没有“债务意识”，反而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认为上届政府欠下的债务，本届政府不必要偿还——这种“经济”已无信用可言。没有“信用”支撑的经济体，无论是投资还是生产，全都是短期化行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是与非？ 至此可以判定，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甚至是“旧瓶装旧酒”，只换了个新标签，即用“新城镇化”取代“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并辅之以让农民进城即拥有城镇户口的“福利政策”。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李克强，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7月22日）一文中，已经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在各方压力下，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我唯一没想到的“这段时期”会短促到不足三个月。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8月1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8/likonomics20130813/；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likonomics-failed-20130813/172916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权力梦对人的腐蚀
胡平在《北京之春》（1996年2月号）发表了两万六千字的长文就我近几年来分别发表在《北京之春》和纽约《世界日报》上的批评性的文章进行了概括的总批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我写的批评性文章，以前胡平曾亲口表示赞赏，而自从我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批评了他的几个观点之後，他就恼羞成怒了，那谦谦君子风度不仅荡然无存，还给我打来一个半小时的斥责电话，声称“我不骂你就不错了。”胡平反应之强烈非常出乎我的意料。说实在话，我对胡平的文章一向是满欣赏的，虽然他写了几万字批评我的文章，我仍认为胡平在传播自由主义理念和研究民运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能拿出这麽大的精力对我发表过的文章进行全面梳理和批评，对於在海外这样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对一些理论的探讨也是有益处的。正因为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才特别珍惜在海外的这种可以自由说话、自由探讨、相互批评争辩的机会，因为真理只有在争论中产生，而不是在压制中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洋洋洒洒的两万多字之中，胡平刻意回避了我与他争论的主要原则内容，而是以影射方式大谈“文革、红卫兵、大字报”指责我文章的形式和语言风格。 胡平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想回避他在民运理论探讨上的偏误，更不想承认他在海外民运的两次较大分裂事件中应负的责任，以此保持他“一贯正确”的形象。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他不断批评”民主墙”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进”、“不策略”；连篇累牍地撰文指责八九民运时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要为流血负责。既然中国两次重要的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有缺陷，那麽一向研究策略、懂韬略的海外“民运理论家”胡平就成了“正确”的代表。从而增加了将来出任民主中国“开国领袖”的资本。 有人说，共产党是被权力腐蚀掉了，而海外民运的某些领导者，则是被“权力梦”腐蚀了，还没有获得政权，却被那个要当统治者的权力欲望腐蚀得失去理想和原则。从胡平近年来的一些偏离自由主义理念的言行和强烈的功利意识，可以看出这种“权力梦”的严重腐蚀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运的其他领导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义，而是以功利意识和“权力梦”作为民运的主要动力，那麽这场民运将很难有前途。因此，我愿在这里通过一些事实谈一下我的思考，与读者共同来分析∶ 一，与魏京生攀比，自认为“并不逊色” 近年来，胡平几次在文章和谈话中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行为是“激进”、“不策略”。而我认为这恰恰表现了魏京生的智慧和勇敢。这是我与胡平的主要分歧之一。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能因魏京生是著名异议人士，现在身陷牢狱就不能批评。只要有言论自由，谁也没有不被批评的豁免权。但是胡平的批评存在两点偏颇∶ 第一，我认为他批评得没有道理。在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在顶礼膜拜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时，魏京生敏锐地指出“警惕邓小平蜕变成独裁者”，体现了他的政治洞察能力和智慧。而他把这种观点公开张贴在“民主墙”上，更体现了中国人中罕见的勇敢。这样的智慧和勇敢行为怎麽偏偏在胡平眼里成了错误了呢？ 第二，即使胡平对魏京生的批评没有道理，他也有权利坚持他的看法。但问题在於，胡平对魏京生的批评，给人要与魏京生一争高低、“攀比”的感觉。从胡平批评魏京生的字里行间，人们能感觉到潜台词是∶我当年的深刻并不比魏京生逊色，但我比魏京生更懂策略。胡平唯恐读者不解其含义，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把这一点直接说了出来∶“在民主墙时期，我和很多民运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试问，┅┅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北京之春》1995年12月号36页）以这样的“攀比”心态来批评魏京生，会有客观公正吗？ 二、与魏京生攀比，认为魏的理论水平不如他 据现居纽约的当年天安门的学生白梦说，他发表了反驳一些人指责天安门学生的“天安门审判”（《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的文章後，胡平为此给他打了五个多小时的电话争辩纠缠。最後胡平谈到将来谁能当上民主中国的“开国总统”的问题。胡平认为，魏京生当不上将来中国的总统，因为他在监狱中没读多少书，从魏京生获释後发表的文章和谈话看，他对中国现实不怎麽了解。胡平并举例说，曼德拉能当上南非的总统，因为他在监狱中读了很多书。让白梦吃惊的是，最後胡平直言说，“魏京生在理论上不如我。” 胡平和魏京生之间不是不可以比较，但最好让别人去比较，由自己这样公开说出，显得太自负和俗气。中国民运的胜利和全国大选至今还八字没有一撇，海外的民运领导者就在心里盘算争当“总统”了，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当然，胡平有权利与魏京生竞选将来民主中国的总统，但那应该是在中国有了真正民主选举的时候。现在魏京生身陷狱中，海外的民运人士不去推崇传播魏京生所代表的抗争暴政的勇敢精神，却一心想著与魏京生争当“总统”，是不是有点权迷心窍？ 三、当不上主席，就不加入“民联” 1987年底中国民联於旧金山召开“三大”，刚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对31票的一票之差当选上民联主席。据当时与胡平竞选主席的姚月谦的搭档、现居纽约的民运人士林樵清回忆，当时代表们所以不愿选胡平，一则他并非民联成员，一上来就要竞选主席，人们对他了解不多；二则是他在接受代表质询“如果选不上主席，会不会参加民联”时回答，如果当不上，就考虑不参加这个组织。胡平的这种态度引起代表们相当反感。这也就是为什麽即使王炳章以民联创办人的权威身份彻夜找代表谈话规劝给胡平拉票，胡平也才仅多了一票的原因之一。胡平的这种当不上“官”就不参加民运组织的思路，不仅显示出强烈的功利意识，而且也为几年後的民联民阵华盛顿合并会议的分裂留下了伏笔。 四、与王军涛攀比谁更像“开国领袖” “六四屠杀”後不久，民联在洛杉矶召开“四大”，胡平竞选连任主席。据当时在场的老民联成员，现在美国达拉维尔的曹世华回忆，当时王军涛因受中共当局通缉追捕，再加上报上说王军涛是“八九民运的黑手”，有的会议代表议论说，王军涛有才干，又仪表堂堂，很可能成为将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胡平对此不以为然，在竞选答辩时说，有人说王军涛仪表堂堂，有领袖相，我的长相不如王军涛，但长相是爹妈给的，没办法，选领袖，不能以长相，要看水平。言外之意，他比王军涛更有水平，更适合出任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曹世华对此感叹说，他当时听到胡平这样与王军涛攀比，感到胡平虽擅长於民运理论，但“私心太重，权力欲太强了。” 五、与方励之攀比，“我写言论自由时，他在哪里？” 当方励之获准来到美国时，被报刊媒体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一时名声大噪。在民联的一次联委会议上，有人提出方励之名气很大，最好让他出任海外民运的领袖。胡平对此不屑地说“我写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时，方励之在哪里？”民联联委成员吴方城当场批驳胡平说“胡平，你这也太狂了！”民联联委会议一向都有录音记录，胡平的这段“攀比”现在还保存在会议录音记录中。强烈的权力欲使胡平在潜意识中与那些在民运中有较大名气的人暗中“攀比”资格和水平，从魏京生、王军涛到方励之都成了胡平假想的将来开国领袖的“竞争对手”。 六、“我写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 这种动不动就质问别人“我做什麽时，你在哪里”的事情，我自己也亲身遇到。我在去年12月号《前哨》上发表了“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2月3日发表了此文的删节本），其中在谈到胡平时说，“胡平是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代表者。......胡平在七八年北京民主墙时期就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在海外撰写了很多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是这一代人中较早的觉醒者。”在充分肯定之後，我也谈到了胡平某些观点的偏颇，例如从胡平《论言论自由》中引用的大量马克思语录中可以看出，“《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胡平对这样的评价竟大发雷霆。在我的文章发表後，胡平给我打来电话质问∶“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我连喊三遍说∶“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当时说不出话，因为我怎麽也没有想像到胡平会这样讲话。我在想，无论当时我在哪里，我的水平比胡平低多少，今天我都有权利对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和评论。胡平的做法正如一个作家对著一位批评他作品的评论家质问∶“我写小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会写小说吗？！”一个有一点水准的作家会这样做吗？ 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例如胡平在《前哨》上的批评文章中竟写道∶“我只想告诉曹长青一句话∶你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唯一者，更不是第一人。”我的文章只不过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水平上，把中国知识分子与原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作了一些比较。而在胡平看来，这是别人要和他争“第一人”了。在共产主义是邪恶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根本不存在谁是反对共产主义“第一人”的问题，更不存在“唯一”。胡平有做民主中国“开国领袖”的抱负和争当知识分子“第一人” 的雄心，这些都是他的权利，但这样神经脆弱地树“假想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七、“权力梦”导致不做自我反省 “权力欲”导致假想攀比，“权力欲”更导致不作自我反省。因为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胡平近年来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在去年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後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90页） 胡平以这种理论批评学生有著明显的偏颇∶第一，正如我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一文中分析的，以“好”和“坏”这样抽象的词做标准，随意性太大，无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说“戒严令”前有六次“好”的机会，学生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把第六次的“好”定性为“大好”。但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学生在前几次“好”时就按照胡平的理论“收”了，不是错失了後来的“大好”了吗？而“戒严令”後，学生一直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已是“见坏就上”、坚持到底的。胡平又凭什麽批评学生坚持在广场不撤离是违背了他的理论呢？他的批评和他的理论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意味著理论在先，实践在後。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是在六四屠杀之後的1990年3月才开始系统写出的。在1989年5月21日，胡平只是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标题，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把它作为“民联”的策略建议正式转达给八九民运的领导者，当时的学生领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理论。在运动发生之後，发明一套理论并用它来批评运动参加者没有按照这套理论做，这符合逻辑吗？这种批评能让“实践”服气吗？ 第三，在上面提到的胡平在《世界日报》上的文章中，他是主张学生不要撤离的∶“所谓戒严令，一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 直至1990年5月，胡平还认为流血是必要的∶“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己，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倘若屠夫（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巨变。”（《中国之春》84期15页） 胡平现在不断撰文批评学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激进”，是策略失误，按照胡平自己的标准，他的上述主张不也是“激进”“失误”的一部分吗？当然，为了更好地总结民运的经验，胡平有权利後来改变了想法，提出新的理论。但当你提出与你以前的主张完全相反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去批评别人时，是不是也要承认自己以前也有过偏颇，并作一点自我反思和检讨呢？如果对自己的失误不做任何自省，却一味批评学生，学生们能服气吗？在上面提到的“八九民运讨论会”上，当胡平滔滔不绝地用他的“八字理论”批评学生时，天安门学生之一封从德插话指出“你5月21号说的话与你现在的不一致。”但胡平根本不予回答。（《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91页） 後来封从德撰文提出胡平当年的观点与今天“不一致”，而胡平在回应文章中对此不置一词。胡平一向自诩著文严谨，为什麽会疏漏这麽大的质疑呢？显然是有意回避，因为回应这个问题，就要承认自己以前有过失误，就会损害“一贯正确”的形象。“西人有言∶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如果我们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言失措，正确的弥补做法是坦诚的承认，并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就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以及更进一步的信任；文过饰非是不可取的。”这段话是胡平在批评学生时说的（《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49页），胡平对学生如此严格要求，为什麽不同样要求一下自己呢？ 八、“权力梦”导致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对於八九民运，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批评学生上，而应更多地反省自己的失误、怯懦和愚昧。现在西安的异议人士林牧在《北京之春》1995年9月号上发表的“八九民运绝非激进主义”一文中，他的自我反省就让人很感动。他说∶“目前海外的争论和反思，几乎都是议论学生领袖的功过。我认为这很不公道。其实，在八九民运中表现最好、缺点最少的是青年学生，而且他们年纪轻轻，经验较少，也有权利多受些保护，少受点指责。最值得反思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有民主思想和民主倾向，但是决心、勇气和实际行动却不如青年学生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而这些人是很难进行自我反思承认自己的失误的。” 作为中年知识分子，胡平至今没有写过一篇反省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角色的文章，却是不断撰文批评学生。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作为海外民运领导者之一，作为“民运理论家”，胡平写过“民主墙∶十年的反思”；对於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的长文和专著。但至今没有写出一篇他深足最深的海外民运的“反思”。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於研究民运理论，为什麽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只有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但是，“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回避这项重要的工作。”这段话也是胡平批评天安门学生时说的（《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54页），胡平怎麽再一次忘记了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一下自己呢？ 九、“权力梦”导致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革大批判与今天在海外的相互批评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文革大批判是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法律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大批判”以权力为後盾，不许被批判者申辩反驳（如果允许自由答辩，这种批判就无法进行下去）。被诬陷者更没有法律申诉的机会。文革中，文字已成为权力的象征，谁有权力谁就是赢家，而完全不靠文章本身的道理。第二，文革大批判的主要特征是“扣帽子”，没有事实，并以政治权势压人整人。今天我们在海外的相互批评与此完全不同，我们都拥有言论自由和相互批评的权利（例如我写了九千多字“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批评胡平的观点，胡平写了两万六千字反批评。而我在一万三千字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及胡平处不到一千字，而胡平在《前哨》上撰文一万两千字专门批评我一个人）。谁也不能用权力解决理论争论。如有诽谤，还可以到法庭打官司。胡平在文章中指责我动不动就引录某某在哪里怎麽说的，而这正是我作为记者的职业要求，那就是用事实说话。这些资料就是事实。你可以质疑这些资料的准确性，但你不能指责这种引证方法。这种引证、用事实说话恰恰是西方媒体的重要特色。而胡平在他的两万多字批评我的文章中，有一半多的篇幅是谈文革的做法和语言来影射我的文章，而不是用具体事实指出我的哪句话是“文革大批判”，我的哪个行为是“红卫兵”。 至於胡平指责我的语言尖刻不宽容，那属於写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尖刻与“文革大批判”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胡平阅读美国的英文报刊，会发现美国媒体上，坏消息比好消息多。而言论版中，则更是刻薄批评的声音占绝对压倒多数。只有中共《人民日报》才充斥“到处莺歌燕舞”和对“党与国家领导人”的谄媚奉承。所以我痛感只有被这种报刊喂养大的读者们才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想起文革大批判。如果胡平阅读《纽约时报》，就会发现它的言论版的七个专栏作家，全部以发出批评的声音为主。像不久前该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批评总统夫人喜莱莉是“天生的撒谎者”的文章，语言极为尖刻讽刺。但没有谁指责沙费尔的语言尖刻就是中国人的文革式大批判。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语言的尖刻与否，而是喜莱莉到底撒没撒谎。 胡平把别人指为“红卫兵”，结果是红卫兵烧文物，胡平就是文物，价值连城；红卫兵斗教授，胡平就是教授，学识高人一等。就算胡平是教授，但有水平的教授是不怕学生挑战的，从没有听说哪个教授面对学生的批评就指责对方“你是红卫兵！”更不会气急败坏地质问学生“我写书的时候，你在哪里？！” 十、“权力梦”导致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以我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中引用了他在电话中说的“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这麽一句话而大加渲染，指责我引用他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等等。这句话确实是胡平在电话中与我谈的，那是去年我就他不断批评魏京生“激进”一事与他进行了近一小时的电话辩论。我强调，魏京生的行为不是激进，是勇敢，并举出索尔仁尼琴等人例子说，他们当年就不一味考虑策略而是坚持说真话。胡平则反驳说，“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等。 把别人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公开引用批评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美国学界是怎样看待这类问题的。现在《纽约时报》每周发表两篇文章的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也是美国研究言论自由的著名学者，他曾因出色地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新闻诽谤案而两次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路易士现还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於言论自由）。我曾一堂不漏地听了他在哥大的课，读了他指定的全部阅读教材和他的关於言论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并对他本人进行了长篇专访（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月29日），由此对美国的个人隐私权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简单地说，美国是实行双重标准，即对普通人，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而对政治人物，国家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无论是公共和私下都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因为人只要与权力连在一起，就导致腐败。因此新闻监督、人民的知情权比政治人物、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隐私权更重要。而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制约，则迫使他们检点公开和私下的言行，给社会树立好的形象。 胡平出任过两届“中国民联”主席，至今仍是海外主要民运刊物的负责人，最近更以民运领袖身份，受到去台湾观摩总统大选的官方邀请，当然属於政治人物。当然属於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这不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例如，个人的报税单应是最隐私的东西之一，但最近《纽约时报》把五名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个人税单全部刊登在报纸上（1996年1月21日E三版）。这就是新闻监督，没有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侵犯了这些人的个人隐私。 研究“言论自由”的胡平对此应该不陌生。但他却故意把这种新闻监督与文革揭发批判混淆在一起，利用读者对文革做法的厌恶来扭曲问题的实质。而更令我吃惊的是胡平竟否认他亲口跟我说过的话。在他打给我的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中对我引用他的一句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大加纠缠，并宣称“政治家在法庭上，如果发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如果对方没有证据就可以否认。”接著我们在电话上对魏京生的问题再次辩论，胡平又重复了他的类似那句话的观点。这次我把它全部做了录音，否则他下次又否认。在给我的这个一个半小时的电话里，胡平曾两次亲口否认他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今後如果胡平再否认他讲过的话，我就只好用事实说话，把这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内容逐字整理交给报刊发表（连同录音带一起），让人们了解，胡平是怎样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胡平这次的行为给我上了极好的一课，使我更明白了为什麽美国媒体一再反复强调对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们”的监督。 胡平为了抹黑辩论对手，还在他的文章说“曹长青经常把别人电话交谈中讲过的话作为公开批评的材料”。在我写的所有批评文章中，除了引用胡平的上述21个字以外，有两次引用别人电话记录，一次是批评《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冒充周恩来的私生女，弄虚作假，欺骗读者。在文中引用了艾蓓主动打给我的电话中又说的一些谎言。另一次是我在“尊严”一文中批评了参与起草“民阵”成立宣言的吴国光以给中共领馆打电话表白自己已与民运无关的不尊严方式谋求回国，他给我打来电话骂“他妈的x”，我不在家，他的话留在我的录音机中。我把它发表，是让读者看看这位前《人民日报》评论员是何等水准。胡平一向自认为著文严谨，既然用了“经常” 两字，即是很多次。那麽请胡平举出这很多次在哪里？如果胡平举不出来，我只能认为他以空话和编织来贬低辩论对手。 十一、“权力梦”导致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胡平认为电话中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不能公开发表，那麽他应该也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但据我所知，他有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内容全文发表。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民联主席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打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从打字员那里得知消息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要求不要发表，并恳求胡平说，如果杨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虑他的安全吗？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後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车少莉後来退出民联，从此不再参加民运，这是原因之一。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後，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王丹北京家中打电话，然後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随後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发表的“电话交谈”上并没有就可否发表一事征求王丹意见的文字，更无王丹授权。这样发表身在国内那样险恶政治环境中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会给当事者带来什麽样的政治後果，胡平显然没做考虑。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道，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後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随後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的“电话对谈”上注明是“据录音整理”，文中也是没有征求魏京生可否发表的文字，更无当事人的发表授权。这次中共以“阴谋颠覆政府罪”把魏京生又判重刑，其中引证的“罪证”之一就是与海外民运人士的通话。如果海外希望了解魏京生的观点，可以邀请他撰写文章。这样突然打去一通电话，什麽都聊，然後全部发表，会被中共迫害当事人抓住口实，对国内异议人士的处境很不利。我想以胡平的智力不会不清楚这样的道理，只是出名心太切。因为魏京生刚获释，媒体广泛报道，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显然可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这真是一个很滑稽的现象，一方面胡平迫不及待地批评魏京生“激进”“不策略”；另一方面又要借魏京生出名。这也难怪，胡平的价值长期不被人发现，实在把他逼到一个很令人同情的境地。 胡平发表有可能（有的已经）给当事人带来危险的长达几小时的私人电话时，都没有征求本人的意见，他在指责我引用他的仅仅一句完全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危险的话的时候，为什麽不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呢？ 十二、“权力梦”导致放弃原则 胡平还在他的文章中多处指责我“简单化”，“黑白两分”，并强调对有些人以不尊严的方式回国的行为也要宽容，并例举三十年代一批共产党高级干部就是用写“悔过书”的方式走出国民党监狱的，这是策略需要等等。胡平显然有意混淆了当年共产党干部写悔过书和今天我讨论的知识分子要看重尊严的本质不同。我在“有尊严地回家”（《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一文中，并没有批评普通留学生、华侨和一般民联成员，而是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分子。在民运高潮时，这些人拼命争自己在民运中的名声地位，有的还靠民运捐款生活；在今天民运低潮时，这些人有的给中共领馆打电话表白与民运“划清界限”，有的给北京政权写“悔过书”以争取宽恕，得以回国。对这种无视尊严的行为我坚持应该批评，因为中国人的尊严意识远不是太强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被重视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只能是“黑白两分”，没有中庸的余地。正如《圣经·新约》所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麽？西方学者史密斯（L. P. Smith）解释得很传神∶“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有了。” 至於胡平批评我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我感到很吃惊。我想胡平是太健忘了∶ 第一，我在撰写“有尊严地回家”一文之前，曾打电话与胡平探讨这个问题。胡平认为，这个问题是相当值得写的。并特意指出，当中共发言人提出民运人士如回国，“按徐刚、李三元、吴国光模式办”时，李、吴两人都极力否认，这说明他们是“知耻的”，但像张郎郎那样，通过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写信，表白与民运划清界限得以回国之後，还向《九十年代》记者炫耀中共对他的重视，就属於“不知耻的”，更应该批评。他特别强调，如果用给中共当局写信和打电话与民运划清界限的不尊严方式回国不受到批评，那像魏京生、刘青等一直为理想和原则蹲监狱的人不是白蹲了吗？ 第二，1994年圣诞节那天，在纽约一位朋友家的聚会中，胡平当著十几名参加者的面亲口为我的“有尊严地回家”一文的观点辩护。当时有人批评我文章的语言太尖刻，胡平为我争辩说∶“对长青的文章，你不能说他本身尖锐就是错，而应说他批评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错。你看美国政治界的批评也是非常激烈的嘛，非常尖锐的。”“关键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第一符不符合事实；第二有没有是非。是坚持了‘是’还是坚持了‘非’。”当时也有人批评我的文章对人不宽容，胡平替我反驳说∶“宽容并不等於不坚持原则和没有理念。正因为一个人对某个理念坚决地主张，用生命去捍卫，对另一个主张才深恶痛绝。非常强烈地反对，不等於不宽容。”胡平并举例解释说∶“中国人在宗教上都很宽容，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宗教。你如果非常信宗教，提倡伊斯兰教，你还能容忍（其他宗教），那才叫宽容呢。中国人根本不是个宽容问题，他是无所谓嘛！”我至今认为胡平的这番解释准确、精彩。 当时在场的一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要写海外中国民运的文章，在征得大家同意後，把这场几小时的谈话做了录音。当我听这个录音时，感到深深的悲哀，一个人这样轻易地为了攻击争辩对手而放弃原则，原来那样赞赏我的观点并为之辩护，而在我批评了他之後，就一下子反过来为不尊严回国的劣行辩护了。而且竟然为歌颂叶剑英、赞美中共监狱的戴晴辩护。 当然，胡平可以在“尊严回国”问题上改变观点。但当你由原来的赞赏改为批评时，总要向读者有一点说明。为了把批评他的人压下去，为了一贯正确，连尊严这麽重大的原则都不顾了。为了“一贯正确”，胡平不仅回避以前的失误，现在还要否认他以前的正确。胡平这种为眼前的“斗争需要”而放弃原则，用这种“凡是曹长青批评的我都辩护”的方式来拉“同盟军”，是不是有点太降低“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十三、”权力梦”导致滥用权力 在胡平打给我的一个半小时的斥责电话中，我告诉他说，我已写好了一篇“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批评他的“见好就收”的理论，文中也评价了他的《论言论自由》，准备投给《北京之春》。胡平立即回答说∶“别人假如说批评我的《论言论自由》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那我作为（《北京之春》）编辑之一，我认为这个就是低於发表水平。”我当时听了甚感吃惊。因为我在海外至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过程中，还没有遇到哪个报刊的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对一篇他还没有看到的文章事先警告说，假如你批评我，就是低於发表水平，不能刊登。而首次遇到这样的电话，警告者竟是一再为写出《论言论自由》而骄傲的胡平，而胡平要阻止我表达的观点恰恰又是针对《论言论自由》本身，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自我讽刺。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我对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它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对这样一点点的批评胡平都要大动肝火，甚至以不刊发我的文章为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我持这种观点，例如最近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5年12月22日）刊载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李进进写的探讨言论自由的文章，在提到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时，在肯定之後，也是指出胡平“在文中引用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语录来倡导言论自由”， “他不能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限制了他向理论深度自由扩展。” 对於这样的评价，胡平不同意可以写文章反驳，但不可以采取不刊载别人的文章，封住别人的嘴的方式来拒绝批评，保持自己“绝对正确”。而且作为《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是深知言论自由的价值与意义的。他曾写过，言论自由，最根本的是要给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的自由。因为歌颂和附和，没有人会限制。而胡平在海外发表的“权利先於是非”一文（《中国之春》59期），更是强调∶“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你的观点以及反对别人的观点，但是任何人，包括政党、政府，都没有权利去压制别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压制，当你见到有其他人，尤其是执政者，试图利用强力去压制别人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都必须维护别人的自由权利。”胡平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但为什麽批评到他的头上，他就完全忘记了这些原则和理念了呢？ 更令我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这样威胁了，也真的这样做了。当我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编辑部後，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其实，在中国文人的笔战中，作者投稿批评刊物主笔观点的也不是没有，例如四十年代储安平办《观察》杂�遥�当有人投稿批评主编储安平时，他不仅刊发了，还用了比常规字大一号的字体。而刊登自己的答辩时，则用了小一号字。这是储安平的“高水准”和胸怀。因为信仰自由主义的储安平相信，只要是正确的观点，是不怕批评的，不管批评是多麽尖锐，广大读者是有鉴赏力的。而“一般水准”则是见到批评自己的稿件，编辑本人会回避，由其他编辑决定处理。像胡平这样亲自阻止发表的，不知属於何等“水准”了。我不知胡平同时在《前哨》和纽约《世界日报》上，一边撰文为自己的《论言论自由》水平高低而辩论，一边以实际行动阻止别人的言论自由的时候心理是怎麽平衡的？ 胡平在我批评他之前，曾多次向我约稿。自从我批评了他的“见好就收”的八字理论後，不仅再也不向我约稿，现在又说我的文章“低於发表水平”，并阻止刊登了。怎麽我一批评胡平，我的文章质量就一下子降到不够发表的水平了呢？ 胡平不仅不发表我批评他观点的文章，也不发表郑义关於八九民运和胡平观点不同的文章，更拒绝发表封从德投给《北京之春》的多篇和胡平争论天安门运动的文章，为此封从德非常气愤，并撰文抗议胡平这种做法。 胡平现在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治权力，仅仅是一家民运杂志的负责人，就要禁止不同的声音，有了大的权力又会怎样呢？如果他将来当上了中国的宣传部长，是不是要把批评他的文章都禁止发表？如果胡平获得邓小平那样的权力，批评他的人会不会被抓进监狱呢？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这种思考真正令人恐惧。 胡平的这种做法和他所反对的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好的，则用最痛快的办法∶封住他们的嘴。而我来美国後最深刻的体验是∶思想信息也像自由市场一样，在能够自由流通、交流、交锋的情况下，最後一定是真实和真理被人们选择。这就如同商品，是不会用禁止别的商品生产和上柜台来证明自己质量好，而是让所有商品都有上柜台的机会，让消费者选择。 谁怕批评？只有专制者、权力者和没有道理的人才怕批评。用禁止发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虚弱和无理。就像共产党连允许一张报纸自由说话的胆量都没有一样，胡平则连让一个曹长青说话的胆量都没有。反对共产主义、提倡言论自由的胡平的这种阻止不同声音发表的做法，比共产党人本身这样做更可怕。 十四、“权力梦”膨胀自负和狂妄 “权力梦”导致容不得批评，更听不进批评。在“一贯正确”的自我陶醉下，人就会逐渐膨胀出自负和狂妄。本文前面举出一些事实，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攀比”的自负；而近来胡平又与昆德拉、哈维尔等人“攀比”了。他在《前哨》上反驳我的文章中写道∶“曹长青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和昆德拉的言论，他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我请曹长青读一读我的文章，如《社会主义大悲剧》、《人的驯化、躲避和反叛》等，两三篇即可以。你可以很容易发现，被你引用的那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1996年2月号83页） 且不说这种“他们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这种话是多麽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因为不可能别人的每条见解你都讲过），而且它完全混淆了两个根本区别∶第一，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们是在几十年前表述的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而胡平是在许多年之後才复述的，发现真理和後来对真理的重复与诠释在价值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吉拉斯和索尔仁尼琴等是在共产极权专制的环境下独立思考并勇敢地发出那些声音的，而胡平所列举的文章都是他在美国这样既无政治危险、又有自由流通的信息和充分言论自由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写出的，其价值怎麽可以比拟呢？退一步讲，如果胡平真的不比昆德拉和哈维尔们逊色，也最好由别人说，自己出来说，实在让人感到太自负和狂妄。其实，凡是自己宣称不比大师逊色的，不是伪的，就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因为真正的大师、智者是不会通过攀比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的，他们是自信的。 胡平的自负可以从他在纽约《世界日报》论坛（1995年5月17日）发表的题为“‘失街亭’新编”一文看出。胡平以八九民运为素材自编了新的“三国演义‘失街亭’”的故事，把柴玲比作不听劝告最後失守街亭的蜀国大将马谡，而他则成了“事前诸葛亮”，要挥泪审柴玲。那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使他俨然成了“民运孔明”。 1990年夏我和当时的《中国之春》主编丁楚一起受邀到康州大学演讲，他的讲题是“中国民运的孙子兵法”，讲的是胡平“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策略。演讲会的组织者会後对我说，学生们对这种提法很反感。胡平也是用古代兵法比喻他的八字策略，强调兵法就是抽象的，来为他的八字理论的随意性狡辩。但“孙子兵法”是经过多少次战争检验的，而胡平的八字民运兵法，正如我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指出的，不要说在八九民运中操作不了，即使在海外几百人的民运组织中也无法运作，连胡平本人都不能实行。而更显见的事实是，八九民运根本不是战争，不是“兵法”能解决的。但胡平那种用兵法来比喻八字理论的自负口气，俨然他就是“民运孙子”（孙子指兵法的作者）。 1993年初胡平在民联民阵华盛顿合并会上的退选演说我至今不忘，因为他在演讲结尾说了一句很神的话∶“我相信我今天说的话将起20年的作用。”（日本《民主中国》1993年3月号13页）胡平为什麽不说15年或30年呢？为什麽是20年？它的科学根据在哪里？这不是有点像邓小平说香港制度“一百年不变”，後来又改口“五十年不变”一样随意吗？这种居高临下地随意使用数字，表现的正是人的自负和狂妄。 十五、“权力梦”终将破碎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在与共产主义专制抗争的那些勇士们的行列中，我更赞赏和推崇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种坚持不谋求权力，永远做统治者的监督者和批评者的知识分子。 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人传统中，涌向权力的大道上总是挤得头破血流，而在不屑权贵坚持独立的小径上，却永远是宽敞得鲜见人迹。所以，在中国文人中，不论怎麽强调警惕“权力梦”的诱惑都不过份。 “权力梦”对人的腐蚀是严重的，因为权力是最能使人丢掉理想、放弃原则的东西。胡平可以努力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雄心，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胡平总做“权力梦”的话，不仅他从政管理国家的抱负很难实现，恐怕也很难做成一个好的理论家，因为这二者之间毕竟相抵触之处太多了。 （载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4月号） 1996-03-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记者用了民族主义毒品之後
《纽约时报》的中东问题专家弗里德曼（T. Friedma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在阿拉伯国家，那些不是国营的、不属於政府控制的独立报纸、电视等，在报道和评论巴以冲突问题上，不仅像国营媒体一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而且很多时候比国营媒体更能煽情，更过份。例如，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一家独立大报竟有声有色地报道说，以色列人过节时，要杀阿拉伯孩子，吃他们的肉。 《纽约时报》另一名专栏作家、前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 Kristof）则在发自也门的文章中说，当地的独立报纸竟大幅报道说，911世贸大厦被炸是布什政府和犹太人合谋干的，然後嫁祸给伊斯兰世界。 为什厶独立的媒体，反而比政府控制的媒体更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一个原因是，专制国家的国营媒体毕竟要受到政府外交政策的限制，像沙特出於要和美国保持关系的国家利益考虑，政府就会有时限制国营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和煽情。 但他们的独立媒体，在没有政府限制的情况下，却受到编辑记者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毒品的作用，主动去迎合伊斯兰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它是一件既不惹政府的意识形态的麻烦、潜在地传播权力者的话语系统、又满足伊斯兰社会排外排西方的极端宗教情绪，两边讨好（迎合），两边获利的事情。只是牺牲了新闻的本质规定性：客观、真实、专业责任。 由於这种媒体不是政府控制的，因而这种煽情的民族主义宣传，比官方媒体更具欺骗性、腐蚀性和破坏性。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媒体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在遇到和民族、国家有关的重大事件时，那些平时被视为比较开放的报纸，则表现得比《人民日报》等党报更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更蔑视新闻专业化原则。 例如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时，中国媒体不仅全是一个声音，而且那些平时被称誉为比较开放的报纸，在渲 民族主义情绪时，分贝比新华社还高。 《羊城晚报》和《北京青年报》是中国一南一北被称为比较开放的两家报纸，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次日（5月9日）的《羊城晚报》的头版通栏大标题是“炸我领馆，就是炸中国；中国人民愤怒了！”《北京青年报》的通栏大标题则是“震惊，愤怒，抗议！”那份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党报等纯喉舌更强烈，更对民众有迷惑性。 新闻的基本常识是要用事实说话（不可用形容词），向民众提供客观信息，而不是渲染情绪的主观意念。例如，《纽约时报》在报道世贸大厦被炸这样重大的事件时，911次日的头版通栏标题也仅是两行粗体字：“美国被攻击；在惊恐的一日被劫持的飞机摧毁世贸并撞击五角大楼”。根本没有《羊城晚报》上那种“炸我世贸，就是炸美国，美国人民愤怒了”那种不提供事实，而完全主观导向的煽情大标题。 在1996年那次世贸被炸时，《纽约时报》也是仅用通栏两行标题：“世贸中心被击中，怀疑是炸弹；五人丧生，上千人逃出冒浓烟的大厦”，完全是报导事实，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更没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媒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和媒体长期处於政府控制之下，编辑记者缺乏真正新闻专业教育和训练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才一碰上“民族主义”这个毒品，就立刻迷乱，狂热，连提供新闻这个基本要素都忘了。 专制独裁政府用意识形态压迫新闻记者，而民族主义情绪则是记者们自我沉沦的毒品。所以，专制国家的新闻媒体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之间实在是隔著遥遥的鸿沟。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5月9日） 2002-05-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川普总统令直指纵容犯罪的“零元保释”
何清涟 川普上任以来的内政改革最大之举措当属联邦政府的裁员，但自8月11日开始向华盛顿特区派遣国民警卫队已经触及联邦政府与地方分权这一层面。美国几大左派媒体对此称为“军事介入”，将军队卷入地方政事。但考察事情的缘起及干预的后果，很难说川普此举不正确。 总统令直指民主党的刑事司法改革零元保释 8月11日，川普宣布向华盛顿特区派遣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解决首都地区的暴力犯罪和无家可归问题，“今天是华盛顿特区的解放日，我们将我们国家的首都从犯罪、流血、混乱、肮脏和更糟糕的境况中拯救出来”。川普陈述了行动的法律依据，“根据我作为美国总统所赋予的权力，我正式援引《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第740条……并将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置于联邦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此举当然引起左派媒体的强烈批评，《纽约时报》于次日发表《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特朗普再将军方卷入政治问题》。此文的所谓“再”当然是指还有第一次，这个第一次是2020年5月下旬，民主党利用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美发起BLM抗议，华府成为BLM活动的重镇 。川普当时想援引《地区自治法》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察局，6月1日，川普与国防部长马克·T·埃斯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米利(Mark A. Milley)将军一道步行到白宫附近的教堂，沿途国民警卫队为之开道，民主党指此举为借军方之力干预国内政治，《纽约时报》就是称“也许就是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变了”。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但当时川普面对Deep State与媒体处于绝对弱势，加之军方完全投靠民主党，川普连辩解的余地也没有。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丽尔·鲍塞（Muriel Bowser） 也坚决反对总统派兵清理华府犯罪的举动，坚称“该市仍然拥有控制权”。民主党籍华盛顿特区议会主席菲尔·门德尔松（Phil Mendelson）尽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座城市，杀人也能逍遥法外”，但仍然坚持总统不能派军队干预地方政务。 不过，《纽约时报》的指责与华盛顿特区市长、议员的说法不正确，川普这次行动有法可依，1973年《地方自治法》赋予了总统这一权限。 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赋予总统的权限 华盛顿特区是联邦政府所在地，也是唯一一个不属于美国五十个州的城市。在 1973 年之前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华盛顿特区一直由三位总统任命的专员管理。 川普派国民警卫队进入华盛顿特区后，《地方自治法》成为媒体高频词汇。这部法律全称是《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ome Rule Act），是 1973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联邦法律，该法律将哥伦比亚特区的某些国会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授权特区居民选举市长和市议会，促进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自治。 但这部《地方自治法》也规定，如果“存在紧急性质的特殊情况”，总统可以控制该市的警察部队，可以使用华盛顿特区的警察部队48小时，如果通知国会，则最多可以使用30天。特朗普表示，他计划在最初的48小时后继续维持联邦政府对警察部队的接管，并将正式通知相关方。截至本文完稿之时，川普还未越权。 川普总统令直指零元保释制度 华盛顿行动开始14天之后，川普于8月25日签署了行政命令，命令全美范围内采取措施终止无现金保释制度，保护美国人民。美国舆论哗然，叫好者称这是向保护零元购的零元保释开战；实施这些法律的城市（川普称之为“问题城市”）则老调重弹，称这是对贫穷的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犯。 这里需要稍加解释。2020年5月下旬开始，BLM抗议全美遍地开花，同时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等几十座民主党管辖的城市均发生以黑人为犯罪主体的劫掠商店、超市的抢劫活动，名之为“零元购”。美国商界与守法者对此深恶痛绝却束手无策，全因民主党城市实施“零元保释”（无现金保释，Cashless Bail）。这是民主党人实施所谓的“刑事司法改革”，他们声称保释金制度对于贫穷的犯罪嫌疑人（主体是黑人）不公平，要求改变以保释金为基础的保释制度， 无需缴纳保释金就可以让犯罪嫌疑人出狱，许多犯罪者被抓后很快释放，再重复犯罪。 从8月25日的总统令中可看出，川普了解“零元购”问题的核心——零元保释制度，他下令司法部收集所有实施“零元保释”的城市以及州的名单，然后以停止联邦拨款威胁，要求这些地方取消“零元保释”。 如果说洛杉矶和旧金山是最先实行“零元保释”的城市，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于2024年全面实施《SAFE-T法案》，成为美国首个彻底取消现金保释的州。 零元保释政策允许大多数被捕人员在未支付保释金的情况下获释，被视为这些民主党城市犯罪率高发的重要原因——这种看法其实完全有道理。犯罪经济学的奠基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提出的犯罪成本论是犯罪经济学的核心，意指犯罪率高低与犯罪成本呈正相关关系，犯罪成本低（不受或者少受惩罚）必将导致犯罪率高发，犯罪成本高（受惩率高）则会降低犯罪率。贝克享誉全球，但在美国，由于民主党大力推行DEI政策，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位犯罪经济学的奠基者就在芝加哥。 “问题城市”将被清理 9月3日，白宫在X上的官方号“The White House”发表推文并附上芝加哥犯罪地图，推文写道：我们对民主党执政城市中美国民众的告诫：衰败是可选择的。数十年来，民主党城市的领导者们始终未能尽责。现状本不必如此。每位美国人都应享有安全感。“ 与此同时，川普宣称民主党主政的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巴尔的摩和奥克兰等城市为“问题城市”，宣布将派遣多达 1700 名国民警卫队，从 8 月起一直部署到 11 月中旬，支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及国土安全部（DHS）。作为关键边境州的德克萨斯，将获得最大规模的兵力投入。其他涉及的州还包括：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爱达荷、印第安纳、艾奥瓦、路易斯安那、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新墨西哥、俄亥俄、南卡、南达科他、田纳西、犹他、弗吉尼亚和怀俄明等19个州——当然不是全州铺开，而是针对“问题城市”。所谓“问题城市”例如芝加哥、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奥克兰和华盛顿特区都有个共同特点：民主党执政、黑人较多。 美国宪政奠基于法治之上，联邦与地方分权（包括联邦法与地方司法各有权限）是美国司法体系的特点。但近年民主党当政，从各方面破坏美国法治，比如以DEI的身份政治为由保护黑人犯罪者、无视移民法以人权名义引进数千万非法移民保护犯罪者，都造成了法治废弛，民主党当政的城市与地区犯罪率高发，民主党地方政府又无能或者无意愿清理整顿之时，确实需要联邦介入。具体到川普派遣国民警卫队至“问题城市”清理犯罪、重建秩序这一事情来看，一是《地区自治法》确实赋予了总统相应的权限，二是需要从实施后果评断。如果确实降低了犯罪率，让当地人民生活更安全，那么就应该支持，而不是坚持民主党那套害民说辞。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9月9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909-7480127)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与其钻网眼，不如粉碎渔网
最近，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一方面，中国当局似乎展现了日益膨胀的自信，其具体例证就是最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反卫星飞弹成功测试；而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对言论控制的日益加紧又显示了它的极度缺乏自信与政治恐慌：先是划定1957年“反右运动”与1937年“七七事变”为两大言论禁区，继而又由新闻出版总署下令查禁8本书籍。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以“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 由于中国政府多年致力于编织文网，网眼也愈来愈密，国人在谈国事方面早已高度“自律”，所以当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解真实的历史记忆并构造虚假的集体记忆，通过控制言论、信息隔绝来达成人群之间的隔绝。此举只是效法当年毛时代的故智：只要人被隔离成社会中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也就无法集结成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与共产党对抗。如果对中国国情尚有几分清醒的判断力，就会明白此次中国向世界展示反卫星飞弹技术，正是缘于政治恐慌感，想藉此警告美国不要批评中国的人权及政治制度，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 然而，就算此情此境之下，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也还是不能通过“等待”就能到来。相反，“忍让”的结果是导致文网日益密织，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生存与发展脉络均显示了这一点。 胡平曾借用索尔仁尼琴“鱼群与渔网”这一比喻，生动概括中国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六四”之后，中共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我认为这一比喻非常恰当。其实，笔者当年在中国历尽周折，发表了《现代化的陷阱》与一些文章，就属于“钻网眼”之举。当时外国传媒误以为这几本书的出版标识著“北京的春天”，我尽管知道这些只不过是“漏网之鱼”，但也曾对这种钻网眼的举动抱有希望，指望钻网眼的鱼多起来，能够将网眼扩张得更大，甚至弄出破洞来。 但此后几年的事态表明：依靠少数鱼钻网眼的举动，并不能粉碎渔网。每逢有几条鱼钻出网眼，当局必将网眼织得更密，于是，能够钻网而出的鱼也日见稀少。 期望当局变得开明一些，将“言论自由”赐予国人，已被事实证明是文化界的一厢情愿。袁鹰的《风云侧记》一书被禁就是一例。袁鹰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按他的预测，他自己曾说过，他所写到很多事情，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写过了。2006年11月13日总理温家宝在“同文学家艺术家谈心”时曾许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当时其实中国政府正在肆无忌惮地控制舆论，抓捕异议人士。但袁鹰对这种虚情假意的表态还是感到激动，表态说“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语音刚落，他的《风云侧记》竟然被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党指为“泄露国家机密”而遭禁，真要算是当代中国的黑色幽默。 ??举袁鹰先生为例，绝无批评之意，而是想说明：在一个依靠谎言维护极权统治的政府管制下，言论自由是等不来的。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暗流汹涌不息，即使大家非常自律，被政治恐慌感折磨的顾此失彼的当局也会神经过敏，这次被禁的八本书就是一例。 中国当局的愚蠢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控制言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容易做到，因为封闭社会里具备控制言论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如资讯传播手段的落后，民众的愚昧，还有民众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崇拜等等，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如此。而现在的中国民众已经不象毛时代那样愚昧，互联网的开通也使当局的言论控制越来越困难，中国当局的政治权威更是严重下滑。所以中国当局控制言论的努力与其梦想的效果相差很远。 但中国知识界人士也必须意识到，依靠钻网眼的方式无法粉碎渔网。目前中国知识界以微言讽刺、涂上政治保护色这类努力争取著作的出版，有如聪明的鱼想方设法钻过渔网网眼一样，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漏网之鱼。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鱼群团结起来粉碎渔网。 令人鼓舞的是，被禁书的作者之一章诒和女士对当局表达了她的抗议与愤怒，一些身在中国境内的文化人如沙叶新等人也起而支持。这些，就是鱼群试图粉碎渔网的尝试与努力。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2月1日，总17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桑兰的证人路平在中国行骗
中国古语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桑兰案，真是绝了，竟然把流氓恶棍们集中到了一起，演出了一场旷世的小丑闹剧。 这里先不提那对敲诈夫妇黄建、桑兰了，他们原来的那个代理律师海明，已被证明是个恶棍。真是老天有眼，海明后来竟然被桑兰黄建告上了法庭，他们两家干上了，互相揭发大批判，那劲头简直像个“迷你型文革”，还很受广大群众欢迎呢。我早就预言，桑兰跟海明，迟早会打起来，因为都是流氓恶棍。他们两家打，就像希特勒跟斯大林打，同归于尽，是最完美的结局。 海明跟桑兰闹翻了，这个案子居然还有人接手。有同样基因的律师出现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市，他叫徐晓冰，居然接过桑兰案，当上了“海明第二”，继续帮桑兰“滥诉”。 海明当年接桑兰案，是想出风头，开始就用美国种族歧视桑兰什麽的做卖点。现在这个徐晓冰，律师生意惨淡，可能想赚几个银子。他在佛州奥兰多的律师所，不仅开在街对面是0.99美元廉价商品店的低收入区，而且穷到广告似乎都做不起，在像“工地仓库”般的木板房子的律师所外墙上，用绳子吊个帆布条幅，就当广告了，上面写著，打离婚案，办遗嘱，办绿卡等等，只要250美元起价。这也太掉价了吧？纽约那些再唬牌的华人律师，也没寒碜到徐晓冰地步吧？所以网民早就把徐晓冰嘲讽为“徐笑柄”了。 人们今天嘲讽痛骂恶棍律师海明、恶心律师徐晓冰的时候，可别忘了，这个桑兰案里，还有个非常特殊的自称“证人”的路平呢。这个老头子现在哪里去了？ 今年应该78岁的美籍华人路平，当时曾跳出来，跑到海明的律师所，信誓旦旦地说，他曾亲眼看到“被告”刘谢夫妇的儿子薛伟森“性侵”桑兰，他还有桑兰的血迹和录音呢。（十多年前路平就知道保留血纸什麽的，这老头子可真有心计呵。看来各种带血的东西都不能扔呵，说不定哪天派上用场，血中生财呵！原来“血汗钱”还有这个意思，路平对中文有贡献呀！） 但这个证人路平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没有心理疾病，天底下有谁会把一个女人（还是瘫痪）的那种血纸一直保留著？他也不怕腥臭出毛病来？ 刚从媒体上看到“路平”这个名字时，就觉得有点眼熟。后来看到路平在记者会上的录影讲话，完全确定了，这世界真是很小，这个路平，居然还跟我打过交道呢。 先说他的所谓证词，本应是交给法庭，由法官和陪审团裁决其可信度。但路平和桑兰律师却高调开记者会，公布证词。既然这样，他这个证词就成了公众讨论的题目，谁都可以根据常理，来评论他的“证词”是否可信。 首先，有点常识的人在第一时间都会质疑，为什麽路平当年不告？美国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并是法治国家，怎麽路平一直不吱声，十多年后才出来嚷嚷？他当年不替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讨公道，现在冒出来什麽意图？ 其次，当时桑兰住在薛伟森家里，如果薛有不轨想法，那麽在自己家里，什麽时候都有条件，为什麽偏偏要等到“路平医生”来的时候，当著他的面做出格的活动？编故事也要符合基本逻辑吧？ 第三，路平说他到薛伟森家时，看到薛正在沙发上搂著桑兰，上面盖条毛毯。然后听到桑兰说，怎麽有血了？既然是盖著毯子，那下面发生什麽事，路平是怎麽“目睹”的？他有透视镜？ 第四，当时并不是桑兰和薛独居，桑兰的父亲、母亲都在那里住。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薛伟森真的“性侵”，怎麽会在大白天，还是在客厅？难道路平想证明薛伟森是弱智者？而且，桑兰父母在干什麽呢？他们纵容薛伟森性侵桑兰？ 第五，基本常识，在美国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从《纽约时报》的报导照片来看，形像个头都不错，他要想找个女孩子，或仅仅解决性问题，实在轻而易举。在美国，连高中生有女友和性生活都司空见惯，薛伟森会去“性侵”一个下身毫无感觉的瘫痪人？ 第六，路平说至今保留有桑兰的“血迹”。他怎麽得到的这血迹？怎麽能证明是“性侵”造成？而且一个老男人13年保留一个女孩子的“血迹”？这个行为本身不是怪异、不是病态吗？事实上，这整套说法都令人怀疑∶是不是全是虚构的？ 这种质疑不是空穴来风。路平有过凭空撒弥天大谎的前科。 从网上看到的路平就桑兰案的谈话表明，他当时和桑兰的义务监护人夫妇（刘国生、谢晓红）发生争执，被终止对桑兰的推拿（所谓治疗）。所以不排除路平出来“作证”是挟怨报复。就像那个新华社记者杨明，明显因为当年想采访桑兰不顺（他自己撰文说），就利用此机会泄泄当年之愤，在完全没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就在媒体上白纸黑字、用文学描述手段给薛伟森定罪了。难道不担心薛伟森跟他们打诽谤官司吗？ 十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麽？你说，他说，没有旁证，很难裁决。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打到法庭，当事人的历史，说话做事是否诚实、靠谱，就成为重要的参考。 我起码了解这麽一件事∶大概是十多年前，路平在纽约曾参与民运活动。要跟民运领袖王若望合搞一个“中共冤错假案索赔委员会”。但很快他们就分手了，因路平做事太离谱。他张罗的那个组织，公布了一批“顾问”名单，把达赖喇嘛也列上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就感觉不是那麽回事，因为达赖喇嘛不可能给什麽中国人的民运组织做“顾问”。后来一打听，藏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这就是路平的做事风格，属胆大包天类型。敢在达赖喇嘛这种人物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随便就拉到他的“顾问团”里，比海明的“联合国律师军团”更有气魄，更敢骗。 估计他当时列出的“顾问们”都是这麽来的。顾问中还有个纽约的女作家莫利人，她既不认识路平，更不知道为什麽被列到了顾问名单里，所以很生气。由于该组织是打著王若望的旗号，所以她就跑去跟王若望抗议了一顿。写到这儿，再次感叹世界真是小，那个当年被路平强加的“顾问”，就是今天桑兰案被告律师莫虎的姐姐。 世界不仅小，而且滑稽。1994年5月，我在北美《世界日报》周刊发表了一篇长篇调查评论文章“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是假”，揭露《叫父亲太沉重》作者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一事。这个叫路平的人，大概是从王若望那里拿到了我的电话，所以看到我的文章后，给我打了过来，说他拿到报纸后，认为这文章不能随便读，他特地去买了罐啤酒和花生米，然后坐下来好好品尝。品尝完之后，就来跟我这儿叫好。但不知这路平老先生意识到没有，他当年是为我揭露艾蓓撒谎而叫好，但后来他自己是否也去撒弥天大谎了呢？ 路平后来还搞过什麽组织，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从网上查到些报导，例如2009年8月，路平参加民运人士在纽约为司马璐举行的90岁祝寿会并讲话。2009年9月底，被毛打成大右派、后旅居法国的民运名人林希翎去世，《北京之春》编辑部给她举行了一个追思会，从报导上看，有14人参加及发言，其中就有这个路平。该刊报导说，“林希翎生前好友路平”在发言中“回忆了与林希翎的共同经历，赞扬了林希翎与专制制度斗争的勇气。”事实上，那个林希翎，品质恶劣超过海明，精神症状也超过海明，一个吓死人的可怕女人（我会另写长文评论）。 海外民运搞得一塌糊涂，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大小林希翎品质的人“胡闹”是一个不小的原因。这个路平，从几件已知的事情上来看，也在林希翎的路子上。 路平出来为“桑兰被性侵”一事作证之后，被网友查出来的他的资料令我震惊，因为这次他绝不仅仅是搞组织拉大旗做虎皮的不靠谱了，而是回中国撒弥天大谎去了。 路平在山东滕县（现为滕州市）出生。1988年从中国来美。2008年，路平曾回到山东，去了滕州市东郭镇。据当地莲青山旅游网的报导（注1），这位路平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在美籍华人中其经济实力颇具影响”的“实业巨子”。这个头衔可是吓人的，得是李嘉诚、包玉刚之类，才被华人媒体捧为“巨子”。这没有什麽人听说过的路平，怎麽成为“巨子”了？ 那这位“路巨子”办什麽大企业？这篇报导说，路平在“纽约开一家颇具规模的私人医院”，还注册有“一家出版公司”，还开办“一家文物收售中心”。他住的房子就更阔气了，是“一处千亩地的庄园”。这位美国的“实业巨子”路平还是“医学博士”，并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两处名牌高校的客座教授”，“作家、学者、书法家”等等。 我在美国住了20多年，别说没见识过，都没听说过，哪个八十年代末（已经50多岁）从中国来美国的华人有这麽大的“成就”∶既是企业巨子，又是教授、医学博士，还开私人医院，办出版公司，住一千亩地的庄园！ 都不用调查，仅凭常识，就知道这路平是在漫天胡吹。因为根据东郭镇政府旅游网这篇报导，路平原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主编，1988年到美国。那他靠什麽资本成为“实业巨子”的？哪方面的企业？ “注册的出版公司”在哪条街？他的“文物收售中心”在多少号？路平没有在美国读过医学院，他的“医学博士”在哪儿拿到的？他在美国连医生执照都没有，那间“颇具规模的私人医院”在哪儿开的？至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两处名牌高校的客座教授”，他是哪年哪月，在这两所大学教的是什麽课程？ 路先生到底是跟东郭镇的官员喝假茅台喝出了毛病，还是在山东莲青山梦游时说胡话被报导了？ 就连路平在中国时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主编”也是编的。因为我直接打电话到该出版社调查，该社编辑部金主任特意到人事处问询，然后她答复说∶路平只是在该社短暂地做过编辑，“没有行政职务，社里只有社长和总编，没有主编这个设置。” 我在那篇评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的文章中感叹过，艾蓓敢撒弥天大谎，是那种撒谎如撒尿般随便的共产文化产物，他们已不知道谎言和真实的区别。现在，艾蓓有了路平结伴，还有海明壮胆。路平能跟海明“唬”到一起，并非偶然，实是“谎以类聚”。像海明的纽约大学（NYU）教授、美国国会颁奖等等，都跟路平同样，谁是小巫，谁是大巫，都很难区别了。 至于路平在美国住在“千亩地的庄园”，更是谎撒到天边。别说路平没有任何庄园，他根本就是靠美国救济生活呢！据纽约《世界日报》2008年5月4日发表的该报记者曾慧燕写的报导（题目∶生根、归根？）（注2）∶路平曾在中国被骗。当时路平回到山东，用3万美元跟人换25万人民币，结果钱被骗去。路平在这篇报导中倾诉，那3万元是他的全部养老金。他回到美国后，当时“正在申请纽约曼哈坦的老人公寓”。 这路平真够绝的，我既没见识过哪个华人有“千亩地的庄园”，也没听说过谁来美国20年，还“穷困潦倒”到只有3万美元。这个路平是可以把两头的路都踩平的！往左往右，都可以把谎撒到头。 后来看到路平在网上说，他一度“甚至连房租都交不出，曾慧燕得知后立即雪中送炭，寄来千元美金为我解决燃眉之急。”这世界日报记者太慷慨了，怎麽资助起美国华人中的“企业巨子”了？ 这桑兰案真是大谎套小谎，大恶棍、小泼皮，一天一场戏。桑兰、黄健、海明，70多岁的老骗子路平，还有“海明第二的徐笑柄”等，简直是由泼皮、无赖、骗子组成的“桑兰恶棍团”小丑闹天下。 桑兰告CNN索赔多少亿美元，根本没打到法庭那一步，就撤案了。因为她没有任何证据。她告美国所有机构的案子，最后都撤销了，只剩下告当年曾照顾过她10个月、被她一口一个“恩人”感激的刘国生、谢晓红夫妇了。只是因为她在刘谢家住过，后来又跟黄建（2008年）来纽约住在刘谢家，知道人家有大房子，生活比较富裕，就动了敲诈之心，想通过咋咋呼呼（在媒体上）打官司，用黄建的话说，“吓死刘国生他们”，来敲出几十万美元来（据说桑兰黄建一直希望庭外和解，就是要刘谢拿钱出来摆平，有钱能使“桑”推磨，叫刘谢“花钱消灾”，息事宁人）。 刘谢夫妇当年帮了桑兰，桑兰却演出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被网友称为“农夫与桑”。可想而知，刘谢夫妇怎麽能接受这种恩将仇报的敲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毕竟这是在美国，不能就这麽被人“绑票”了。他们是宁可被“撕票”，也要把官司打到底。可能也真被撕去不少银子，那个莫虎可不是徐晓冰那种“廉价律师”呵。 可如今桑兰对刘谢的案子，也突然宣布撤诉了。明眼人都能看清，因为案子到了取证阶段，桑兰黄建什麽证据都拿不出来，桑兰又恐惧接受被告律师莫虎的“取证”（depositions），她要回答各种问题，这个一贯撒谎的心灵残疾者，哪敢面对真实啊，所以赶紧撤诉了。 桑兰的这一堆起诉，一个案子也打不到法庭上，不知会让多少想看热闹的人失望呢。 但路平案倒真有可能打到法庭，因为他对薛伟森的指控是“强暴”，且不说薛伟森是一个普通人（private person），即使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你诬告“强暴”，而且是公证后交给律师，作为法庭证词用，那麽等于是“伪证罪”，会被法律追究。因为从路平公布的内容来看，他什麽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桑兰的那堆“血纸”，也可能是瞎说，到了法庭，他也拿不出来。而对薛伟森一方来说，仅仅网上，就有大量过去这些年他们（跟桑兰）友好互动的证据，2008年桑兰黄健来美国还住刘谢家，他们的儿子还陪桑兰去游玩。这本身就推翻强暴一说，等于路平做伪证。 现在桑兰主动撤诉了。桑兰当年高调到美国打官司，被告多达20多名，索赔天文数字的21亿美元，现在所有的案子都自己撤了，桑兰这不是有意诈骗了一圈吗？无怪中国网民说，做人不能太桑兰，防火防盗防桑兰！ 桑兰撤案了，但原来被告刘谢的儿子薛伟森起码可以在美国起诉路平，告他“诽谤”呵。路平要想躲官司的话，大概只有一个路子，就是逃回中国了。但这位“路博士、平教授”经过这次网路曝光之后，还有中国人会买这位“实业巨子”的账吗？ （注1∶“美籍华人路平先生到山东莲青山地质生态公园观光考察”∶http://www.tzdongguo.gov.cn/lydt/t20090613\_76660.htm） （注2∶美国《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报导∶“生根、归根？”http://www.epochtimes.com/gb/8/5/5/n2106203.htm） 2015-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钓鱼岛吊愤青胃口
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是个老问题，北京政权并不想真正解决，只是需要时，拿它煽动民族狂热，转移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而已。而那些咋咋呼呼、高调“保钓”的爱国愤青，很多也是作秀，人们也不必拿他们当真。 一提到“主权、领土”什麽的，最能让愤青们热血沸腾，吊起他们（炫耀、招摇）爱国的“胃口”。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官方媒体强调的“中国比日本早四百年发现了钓鱼岛，史书有记载”，还是日本人强调的“他们祖先就在那些岛上采过中草药”，对於今天这个重视条约、法律的世界，都无多大意义。因为哪一方都可能从史书或什麽传说上，找到一些根据，这种争论，没完没了，也不会有结果。 所谓钓鱼岛，实际上是由八个小岛组成（全部面积6.34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岛不到0.8平方公里），座落在台湾和日本之间。认为钓鱼岛属於中国的一个理由是，它靠近台湾，在行政区上曾属台湾宜兰县管辖。 今天世界主要国界的确定，基本都是近一百年左右，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确定的。而且从常识来看，距今天越近的“确定”，越有法理意义。 近代涉及中日领土问题的第一个重要条约，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朝把台湾全岛和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所以，即使钓鱼岛曾属台湾管辖，但经这个条约，也由中国让与日本。日本当时把钓鱼岛改名为“尖阁群岛”。 第二个重要条约，是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二战的战败国日本跟46国签署。在该和约中，日本宣布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主权；但没有提到把它给当时已成立两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流亡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这也是今天台湾人说“台湾主权未定”的主要理由之一）。在该条约中，日本详细地写明，放弃对（朝鲜）济州岛、巨文岛、郁陵岛的主权，放弃对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各岛屿）的主权，放弃对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但却没有一个字提到钓鱼岛。 第三个重要文件，是毛泽东时代（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在这份由周恩来和日相田中角荣签字的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到钓鱼岛，甚至连两国有领土分争字样也没有。 第四个重要条约，是邓小平时代（1978年）签署的《中日友好条约》，该条约被视为中国对日关系的基石，但无论是序言，还是正文中的五个条款，也是只字没有提到两国有领土争端，更无提到钓鱼岛主权。 第五个重要条约，是1952年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跟日本签署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和平条约》，里面除了再次确认日本“已放弃对於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之外，没有提到钓鱼岛，更无任何领土争端字样。 日本强调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还有一个理由，即七十年代美国跟日本签署了《琉球返还协定》，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即冲绳群岛）“行政管辖权”还给了日本。在日本扣押中国渔船事件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就此回答记者时明确表示∶“钓鱼岛是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明定，条约适用於日本政府管辖的领土，所以，如果你问条约目前是否适用於钓鱼岛，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宣布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等岛屿归还日本，是1970年，而两年之後，中日两国才签署《联合声明》，但毛泽东、周恩来们，却在联合声明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钓鱼岛。当时日本已把钓鱼岛正式划入冲绳县行政管辖。毛泽东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默认日本对这个岛屿的主权。 後有报导说，周恩来曾提出，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留待以後条件成熟时解决。邓小平掌权时表示，钓鱼岛问题可留待子孙後代解决。这种所谓“留给後代解决”，明显是一种推诿，甚至是变相默认（日本拥有钓鱼岛的现实）。因为如果对一个房子有产权争议，双方同意搁置争议，留待以後解决，那必须房子是空的，谁都不去占用，那才有“将来解决”的真实意义。但美国不仅把钓鱼岛还给日本（以条约方式确定），日本也正式将其划入自己的行政区管辖，而且还派军舰保卫“领土”；而共产党在正式条约中对此只字不提，私下也只是说“留给子孙後代解决”。这是实质上的放弃，起码是在他们这一代。 所以今天中共政府发言人一板正经地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云云，实际上只是摆个姿态，安抚一下爱国愤青的情绪而已。他们也许会批准“爱国者”游行抗议一下，但共产党很会拿捏分寸，需要控制时，就会收了。玩这种政治，他们是最老道的行家。 而那些动不动要开船“保钓”的，更是作秀。他们对历史，对条约，对共产党是怎麽回事，真的不知道吗？但起码他们知道，钓鱼岛是个无人岛，那上面只有鸟粪。而中国那些大活人的住房，被政府强行拆迁，他们不为近在眼前的被欺压、被迫害的弱者发出一点不平之声，却要开船到几百海哩之外，喊什麽争国家主权。个人的权利都不去争、争不到，还谈何争国家主权？不是作秀是什麽？退一万步说，即使争到了，又是谁的呢？强化独裁政权的筹码又多一块而已。 2010年9月16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2-09-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张艺谋和法西斯美学
谈到奥运会，人们不期而然想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因为两场奥运会都是由专制国家主办，开幕式都是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群体主义。而且两场奥运会都是由当红的御用专家导演拍摄，用艺术手段给“党国强权”披上耀眼的辉煌、迷人的神圣。 在纳粹德国，女导演莱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三六年柏林奥运》，尤其是记录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被视为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在共产中国，当红导演张艺谋，则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强权、集权“统一天下”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被钦定为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 瑞芬斯丹和张艺谋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他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较两者的异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纳粹和共产主义的美学观有多麽惊人的共性。 第一个类似∶底层出身、个人奋斗，到官方“加持”。 近年美国出版了两本有关瑞芬斯丹的传记，一本是译自德国科隆大学影视艺术史教授特林本（Jurgen Trimborn）所著的《瑞芬斯丹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国学者巴赫（Steven Bach）写的《瑞芬斯丹传》。据这些传记，瑞芬斯丹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底层家庭，父亲是水管销售员。但她从小就要出人头地，16岁时，就曾饰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电影完全失败。随后她转向跳舞，曾和一个比她大19岁的粗鄙网球手同床，并学会了她后来的信条——利用男人达到自己目的。一个犹太银行家曾爱上她，她拒绝结婚，但乐见这个银行家出钱出力帮她跳舞出名。她自我奋斗，但不断受挫，还一度膝盖受伤，使舞蹈生涯无法继续。直到她在电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纳粹美学，她才开始大红大紫。 希特勒说，“我一生在电影中看到的最美丽景色，是瑞芬斯丹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为希特勒从中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和征服欲。所以希特勒掌权后，瑞芬斯丹就成了纳粹艺术宣传的首席指挥，更是法西斯美学的展示者、阐述者，并藉此达到了她艺术和声望的顶峰。 张艺谋也出生在社会底层，并在上山下乡、工厂劳动时吃了苦头。后来进入电影学院，靠个人奋斗出头，早期作品曾带抨击制度的色彩，也描写荒唐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他靠在国外获奖成名，却在国内受挫，好几部电影都曾被当局禁映。后来其作品则越来越“规矩”，到拍出和官方意识形态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戏剧）、《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就已成为官方导演，到出任奥运开幕式总导演，其地位则窜升到共产文化宣传的“紫禁城总教头”地步；像瑞芬斯丹一样，成为权力者的“宠物”。 第二个类似∶美学趣味相投。 瑞芬斯丹在两部记录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的法西斯美学。她史无前例地用一连串的群众呐喊、军人方阵、高山大海、纪念碑、游行队伍等整齐划一的大场面，制造出一种秩序的威严、权力的崇高、意志的战无不胜。 在《意志的胜利》中，那种人群方阵、旗帜海洋，齐刷刷、炮筒般高扬的纳粹礼，把国家主义、群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意像，放大到美学的极致。在《三六年柏林奥运》中，奥运精神被置换成纳粹精神；最应体现个人自由的奥林匹克，成了群体狂热的法西斯英雄仪式；银幕上“战斗” “胜利”等旁白，预示了后来的奥斯威辛和征服欧洲的屠杀。 美国有评论家说，法西斯美学的特点是∶对控制、服从、奋斗、痛苦这四种特性的著迷并为之辩护。在瑞芬斯丹的镜头中，是领袖控制一切，人民服从国家，为日尔曼民族奋斗，什麽痛苦都坚忍前行。因为他们相信群体主义的远大目标是辉煌、壮丽的，是值得牺牲、献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镜头中，触目皆是那种泰山压顶般的群体阵势，那种绝不可被挑战的秩序，那种令个体不寒而栗的霸气。 张艺谋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秦皇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著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瑞芬斯丹在《意志的胜利》里，把希特勒回到纽伦堡拍得如弥赛亚回到人间一般壮丽。张艺谋则把《英雄》里的秦皇亮相、《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绝对权力的降临，象征著皇帝的至高、至尊，绝对的等级，绝对的权力。所有人都惊惶、紧张、敬畏、恐惧，他们都是整齐划一的蚂蚁，规格相同的螺丝钉，毫无个体气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摄影机下，纳粹手臂是统一的，军靴迈进是统一的，旗帜和掌声是统一的。在张艺谋的秦王大军那里，万剑射杀是统一的，“杀不杀，杀！”的喊声是统一的，“风，大风”的吼叫是统一的；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连宫女制药、送水的动作都是统一的，甚至连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被挤成统一规格。他用这种夸张的“整齐划一”，造成一种视觉效果，促人欣赏“整齐之美”；而在欣赏“整齐之美”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得到一种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统性、一贯性，不仅有其无法挑战的威力、威严，更有令人欣赏的绚美。在这种“整齐划一”的美丽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个性，都会因破坏这个“统一之美”而令人无法接受。 这种群体主义美学，在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式中更为突出∶千百人组成一个方阵，千百人构成一个画面，千百人变成一道景观，其步调一致到可与电脑控制比美的地步。 这种高度一致、整齐划一的画面展示的是∶群体才是最美丽的，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群体之中，你才有价值；没有群体，就没有你。张艺谋要传递的是∶在这个灿烂、美丽、威严的群体面前，个人是多麽的渺小，只有成为这个雄伟群体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骄傲之感。这种一种巩固君王统治的群体主义哲学，这是一种践踏个体主义的专制美学！ 张艺谋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这个技术层面，他也毫不掩饰地展现那种法西斯美学。例如《十面埋伏》是绿色，《英雄》是红色，《满城尽带黄金甲》是菊黄。张艺谋在每一部电影里，把一种颜色推到极致；用这种全银幕的同一色彩，呼应上面那些统一的群体、统一的行动、统一的吼叫；再次用视觉效果，强化“整齐划一”、群体的辉煌。在这里，无论是全绿，全红，还是全黄，关键在于“全”，是独尊的全色，没有余地的单一。在这个“全色”里，任何的杂色，都会刺眼，都不可以被允许。 这种表现群体意志、整齐效应、单一色彩的艺术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识形态非常吻合的观念∶那就是把“群体、统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对“个体、独特”则不仅蔑视，更要泯灭。 除了群体、整齐划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欢拍体育场的宏伟建筑、高耸的纪念碑等，因为这种意像更具崇高感、权威感；有法西斯美学所需的壮观、神秘、权力三要素。而张艺谋则喜欢拍紫禁城、宫殿群，也是因为这种辉煌的建筑，本身就是皇权的象征。《英雄》的结尾在紫禁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结尾也在紫禁城，都标示著最后是宫殿所代表的权力胜利。 第三个类似∶国家意志相近。 瑞芬斯丹的镜头，放大的是国家的崇高，日尔曼民族的优越，领袖的伟大；张艺谋的镜头，渲染的是“天下”的至圣，中华民族的辉煌，皇帝的威严。在这种“世界”，个体的存在，个性的声音，个人的自由等等，不仅微不足道、毫无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败、灭亡的命运。在《英雄》里，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侠客，都以自我毁灭告终。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即使贵为王后、太子，只要违背父王意志，也都身败名裂，遭灭顶之灾。那种父王大军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阵，以及万众齐声的呐喊，都是瑞芬斯丹《意志的胜利》的回响，即权力意志的胜利，同时也是想脱离王者的个人的毁灭。 对于瑞芬斯丹来说，德意志的强大，日尔曼的崛起，是高于一切的；而领袖则是国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国”。 对于张艺谋来说，则是“朕即天下”，天下高于一切。为了这个“天下”，即使“十面埋伏”，血腥杀戮，导致千万人头落地，那个最终的胜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幸存者还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动，自己了断，自我神圣。 在《英雄》中，那个要杀秦王的刺客，最后被朕要统一天下的雄心伟业感动，放弃到手的机会，选择被万箭穿心，成全那个“天下”。他死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悲伤，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个被洗脑、把四个手指头硬看成五个的史密斯一样，在被处决的时候，是含著对老大哥的敬意和满意的微笑而离开的。这才是最大的残酷。 正是这种国家意识，瑞芬斯丹把体育比赛拍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英雄伟业”，个体之间的竞赛，变成国家意志的对决。当德国选手获奖、德国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时，个人的胜利，已经成为群体要求的胜利、国家意志的胜利，德意志的荣耀。因此有人把《意志的胜利》译成《德意志的胜利》。 第四个类似，效果殊途同归。 《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最重视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纳粹宣传家戈培尔宣称，要把电影变成一种宣传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虏大众的手段。瑞芬斯丹的两部纪录片，对宣传纳粹主义，对人的洗脑，所起到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有记载和评论说，无数德国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一直热泪盈眶，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个英雄，是上天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网站上，还有人写道，“人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两部作品中强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国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如果学生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还有中国网民激愤地为瑞芬斯丹抱不平说，“一个神话追求者，最终将她的生命编织成神话。一生酷爱运动和美的美丽女子，究竟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张艺谋那种推崇国家、维护天下、荣耀暴政、独尊群体、泯灭个体的电影，在中国个人主义意识刚刚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杀、窒息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第五个类似，“英雄”所见略同，都清楚自己在做什麽。 2003年去世、活到101岁的瑞芬斯丹，至死都没有为她的纳粹宣传认错，坚持认为那两部片子不是“宣传性的纪录，而是纯粹的历史”，并强调对纳粹集中营一无所知，在波兰时“我从没看到一个尸体，无论士兵还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国学者巴赫的传记说，有照片证实，纳粹在波兰一次处决几十个平民的屠杀现场，就有瑞芬斯丹，虽然她脸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奥运》，特意选在希特勒生日举行首映式，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元首。希特勒则回报说，“这部作品赞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 早在纳粹上台前，她就说过，“只要犹太人做电影评论，我就永远不会有出头的机会。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会改变的。”希特勒第一次见到她，就决定“等我们掌权，你一定要给我们拍电影。”而她曾对记者说∶“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力量，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Algis Valiunas）在2007年秋季号《克莱蒙书评》上发表对上述两部瑞芬斯丹传记的评论说∶“声望，金钱，权力，诱惑她和纳粹交易”。但从瑞芬斯丹的一生来看，她的强人气质（72岁开始学潜水），征服欲，事业狂和纪律性（她说不会爱任何一个男人），都使她的日尔曼国家观和纳粹不谋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当局。她说过，即使丘吉尔要她拍，也会拍出这样的纪录片。 在生命晚期，她还梦想拍一部女王电影∶美丽、英勇的女战士族的女王，最后被希腊英雄所杀，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对女王的爱慕，和她的尸体交媾。瑞芬斯丹说，“我会用二千匹白马拍摄战争搏杀的场面”，还是要大场面，要“意志的胜利”。她说，那个女王就是我的个人肖像，热情果敢，充满勇气。听到有人拍她的传记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爱，被迫害，永不被忘记。这种劲头本身就带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传说的希特勒的情妇，也是他的“灵魂伙伴”（soul-mate）。 张艺谋的“天下”国家观，也是和官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虽然很懂得“艺谋”，何时“悄悄示爱”，何时“公开献媚”，拿捏准确，但张艺谋也并不是全然逢迎当局，而是自己欣赏那个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可谓一拍即合。而且张艺谋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谭盾曾在电视上这样评论张艺谋∶“他是一个英雄，这个人他就是想当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实上，《英雄》这个片名和谭盾对张艺谋的评论都用词不当。他们歌颂的、想成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挣脱群体、不靠团伙而站立的个人；而“王”是践踏个体、毁灭个人、完全依赖群体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三个不同∶原创和模仿，阳刚和阴柔。 但瑞芬斯丹和张艺谋也有不同，起码有三点∶瑞芬斯丹的片子毕竟有些原创∶锐利的线条、亮眼的蒙太奇、张力的影像，律动的画面，广角特写等。而张艺谋的电影，则有太明显“二手货”的模仿痕迹。只不过当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调动鲜艳的色彩，把国家权力的形象，镀得光芒万丈。像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就用了三万个琉璃，使皇宫放射出更耀眼的辉煌。 瑞芬斯丹有一种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圣。纳粹没有了，瑞芬斯丹还在，她的“女王之梦”还活著。而张艺谋的雄心，似有暴发户的底气不足。靠“天下”壮胆，他才能架起“王”朝幻梦。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还能继续吗？ 第三个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军队、纪律、钢铁、机械、胜利建构出一个阳刚世界。而张艺谋的电影，则体现中国特色的阴柔。在瑞芬斯丹那里，是铁骑的阳刚；在张艺谋这里，有闺房的阴柔。前者扩张国家的威风，后者渲泄团伙的委琐。前者充斥奇观、神秘、权力，后者则汇集阴险，阴谋，阴暗，并浸透著刻毒和残忍。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在他的书评结尾说，瑞芬斯丹“就像是个现实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给邪恶戴上美丽的面具，宣称她一生都活在纯洁美丽之中。”而张艺谋则是给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让十三亿中国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 2015年12月20日改写 2015-1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重温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正当其时
何清涟 3月15日，澳洲杀手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在新西兰两所清真寺枪杀49人的惨案震惊全世界，西方媒体除了表示哀恸之外，还挖掘了不少元素：疑犯塔兰特在行凶前发表的宣言中自称为法西斯主义者，曾与2011年挪威奥斯陆屠杀案的极右凶手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有简略联系；并提了一句与他“政治理想和社会价值观最接近的是中国”。除了这种廉价的政治正确表态之外，西方世界到底在刻意回避什么？ 西方世界刻意回避“文明的冲突” 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杀手对中国的向往，其实都掩盖不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伊斯兰世界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从被零星引用的塔兰特自白书内容、枪杀案发生的背景（难民潮对欧洲永久性的改变），以及被夸大的舆论强行拉进这起凶杀案的中国，殿堂级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里预言的21世纪三个要角全部到场：日渐衰弱的基督教文明、回归原教旨的伊斯兰文明、以及毁灭了儒家文化如今又以孔子继承者自居的中国。3月18日早晨，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Utrecht）发生一起枪战，3人死亡，9人受伤，一名37岁的土耳其男子是该恐怖袭击案的主角。四天之内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再次证明了正是穆斯林大规模进入西方国家之后发生的高频率恐怖袭击事件，引发了白人的生存危机感。 西方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对此事的态度，呈现了两个撕裂的世界，主流媒体强调的是澳洲疑犯塔兰特仇恨多元化的种族主义，社交媒体不少评价都直接或者半隐含地透露了对塔兰特动机的理解：种族生存危机感。 高大上的政治正确制止不了恐怖活动 枪杀事件发生后，新西兰与凶手所在国澳洲，以及其他国家的元首都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与对凶手的谴责，但对几天后荷兰的穆斯林凶手杀人案保持沉默。这表明，政治正确成了他们的桎梏，让他们不敢正视这种文明的冲突。 塔兰特的自白书清楚无误地显示了他对西方基督教文明及白人面临的种族威胁有过长期思考。如果将这份自白书中的用语、思想逻辑和ISIS相对比，会发现二者之间有互生关系，比如： 1、我们的文明（即基督教西方文明）受到的威胁，正在衰退，这是缘于外来的异教徒占领了我们的地盘，他们正在杀戮我们的人。我们需要清理掉这些人，维持文明与人种的纯洁性——ISIS的圣战，就是要消灭一切异教徒。 2、因应ISIS的圣战，枪手使用的枪支上，记录了各种指代欧洲与穆斯林恩怨纠缠的历史事件，不少立场不同的人已经精确解读这些词语的含义，比如For Rotherham（“为Rotherham复仇”），是指1997年至2013年，英国小镇Rotherham多达1400名儿童遭到性侵，罪犯多为穆斯林；“Tours 732”指的是公元732年爆发的图尔战役，被称为“铁锤查理”的法国国王查理·马特率领8万以农民为主的军队，在图尔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伊斯兰帝国名将阿卜杜勒·拉赫曼率领的7万入侵骑兵，这一战是决定西方文明命运的重大战役，从此阿拉伯人再也没有西进。“1571”指的是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 “1683”指的是1683年的第二次维也纳战役，这两场战役都是欧洲王国击败奥斯曼帝国入侵军队，保护了欧洲文明的重大战役。 有人指出，枪支上的铭文表示，塔兰特将自己类比于“中世纪福音战士”。没错，我也如此认为。 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忽视这是近年来ISIS的崛起、伊斯兰恐怖势力在欧洲大地上发起无数次规模大小不等的恐怖袭击，欧洲人深感恐惧与绝望后的一种同样极端的反击。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以下事实：2015年夏末难民潮初起之时，德国人对难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被社会各阶层热捧的“欢迎文化” 曾让全世界对德国默克尔送上各种赞辞。但现实是严峻的，到了2015年10月，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做了一项调查，显示51%受访者对新来的难民人数太多感到担心。与9月份相比，一个月之间持这种看法的人增加了13%。到了2018年，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干脆指出，移民问题是”德国所有政治问题之母”。默克尔之所以政治失败，成了一个没有政党支持的跛脚鸭总理，连欧洲左派媒体都不得不承认是她的难民政策种下的恶果。 德国的情况只是欧洲一个缩影。但欧洲的政客对此几乎无所作为，仍然继续无视难民问题在本土引起的生存与安全焦虑。媒体更是依据新的身份政治，即恐怖分子的肤色、宗教信仰，选择性表达愤怒，过滤与屏蔽相关信息，继续坚持无视事实的政治正确，完全无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做的十大预言正逐渐被现实验证。 亨廷顿成为西方学术界“贱民”的原因何在？ 1993年夏，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此文构建了一个分析冷战后全球政治的理论框架，其中那句“伊斯兰世界到处是流血的边界”的论断，成为冷战后最富争议，又最富远见的政治预言。如今，书中提出的十大预言逐一兑现： 预言1：中美冲突不可避免；预言2：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长达1400多年，而且将继续上演；预言3：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预言4：基督教国家一致对外有悠久的传统（这还得观察，据英国《卫报》报道，一项调查表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信奉宗教，欧洲正走向后基督教的社会）；预言5：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不如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却会走到一起，共同对抗西方文明；预言6：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将在2025年解决。预言7：西方极右势力崛起与移民问题相伴而生；预言8：国际贸易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预言9：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土耳其：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俄罗斯：几百年来都没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和亚洲人性格不和。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预言10：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亨廷顿这段话说的是事实，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从来不是完全依靠软实力，而是美国强大的国力支撑的军事实力。人们在推崇约瑟夫·耐的“软实力”之说时，确实有意忽视了这一点。 在该书中，亨廷顿明确指出了三种文明相比较，伊斯兰文明不仅内部易起冲突，与其他族群也难以和平共处的原因。指出了穆斯林更多卷入暴力冲突的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详见该书第九、十章），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最后，亨廷顿还提到了伊斯兰教人口增长极快，有向外扩张的冲动——2017年11月，美国皮尤调查公布的《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Europe’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也证实了这一关于穆斯林人口增长的预测。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建立的“文明的研究范式”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演变，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必将发生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不宽容、中华文明的独断之间，三者之间是结构性冲突，不可以调和。但正如人口学之父马尔萨斯所言：凡预言人类悲剧性结局的人，注定不受欢迎。塞缪尔•亨廷顿于2008年圣诞夜辞世，他辞世前的境况正如埃里克·考夫曼所言，“亨廷顿是作为美国思想界精英中的贱民而去世的，这是因为他是正常人 ”，在左派当道、常识被严重扭曲的西方世界，一个正常人必然引起持续不断地指责，“从军国主义到本土主义无所不包。《文明的冲突》被描述为美国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 亨廷顿辞世之后十余年的世界局势，包括未来西方文明的前景，都注定了他将在西方思想学术的万神殿中有一席显著的位置。今后，西方文明如果能够保持辉煌，后人要纪念他的先知先觉，及时发出警示；西方文明衰落，后人必得悲叹，亨廷顿同代人的错误与他们对亨廷顿理论的排斥与打击，导致了如此悲惨结局。 谨以此文表达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深深敬意。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3月2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9651）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两种法律 - 经济制度的比较
──读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 “社会制度的进化是种文化进化，文化进化产生或形成行为的抽象规则，这些规则不是本能生成的，我们在其中生活而对它们不理解。” ── 詹姆斯•M•布坎南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改造工程，它的启动点是经济，它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大多暴露于经济领域中。在困惑中人们终于发现：在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制度转换过程中，所遇到困难并不是凭借政府力量就可以完全克服的，超经济力量的作用毕竟有限。当此际，读读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自由、市场和国家》，对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将有裨益。 “经济人”与“道德人” “二战”以后，主流派经济学家一直执美国经济学界的牛耳，他们倡导以政府调节取代强韧的个人主义，认为这样就可以使人们生活得更为人道。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就是这样认为：“在生活的复杂经济条件使社会合作成为必然的地方，可指望善意而明智的人们诉诸政府的权威和创造性活动。”然而，自6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债务失控，各种调节手段使经济窒息，政府开支落入特殊利益集团的份额空前增大。这一切使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对政府调节作用的预期只是人们对政府的浪漫期望而已，于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应运而生。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听起来倒也并不玄奥高深，其理论支点只有两个：第一是经济学的交换方法，第二是经济人的假设。经济人的交换科学并不难理解，对于经济人的假设布坎南却有自己的独创性解释。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在人数众多的复杂社会里，有必要把成员看作好象他们都不自愿将其行为限制在互利的限度内，”每个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人”，全都最大限度地追求私利，全都最大限度地将净财富个人化。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人们才能制订出适宜的“法律限制”，并把它作为有效宪法对话的一个题目。只有对这种经济相互作用模式的结构进行正确的分析，才能赋予统治者相应的权力规模和权力范围，统治者才能依据法律，把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纳入互利的限度内。绝大多数社会都有自己的法则，这些明确的社会法则被固定在政治权力或传统习惯之上，然而资本主义却没有这样明确的法则。资本主义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即每个人只要在市场上为自己奋斗，自然就会产生社会的共同利益和秩序，而不是产生无政府状态。经济人的概念就在于它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独立的各种经济实体之间的对抗式联合竟能导致一个富足和日益发达的社会。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政治上的自由，而任何集中化的社会制度都有走向政治控制甚至独裁的危险。 经济人的假设并非布坎南首创，自从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将追求私利和自主的人的观念有力地带入哲学意识中来以后，在霍布斯契约性洞察力的基础之上，18世纪哲学家则表明：在强迫的行为限制中（相互有利的限度），个人方面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推进整个众人社会的福利。至此可以说，18世纪思想家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建造了一座桥梁，它的一端搭在“经济人”上，另一端搭在“社会福利”或“集体利益”之上。 詹姆斯•M•布坎南的贡献在于：正是在这个假设上，他明确了经济学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科学的分野，指出前者只是预测科学，旨在提出预测，说人们必然象经济人那样行动；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以经济人的术语来描绘众人以推导宪法结构。在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无例外地看作是最大限度地追逐纯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以便促进“普遍利益”和防止人对人的不适当的剥削。他反复强调，同样的原理，为同样的理由，必须同样看待“公仆”：“对处在代表国家行事地位上的人，如果要适当地设计出能制约赋予他们的权力和他们在那些权力范围中的行为的法律──宪法条款，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看作是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逐纯财富的人。” 正是“经济人”的假设，导致西方产生了“法治”这一伟大的自由主义原则，培养了人们的宪法心理。在适宜的法律和制度保证下，市场中分散的谋私利的个人行为产生一种自发的、能反映参加者价值最大化的秩序，一种分配结果的模式。这样一种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必定是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这种社会产生的权威只会是法理型权威。换言之，在这种社会，哪怕贵为总统，只要违宪，也会受法律制裁。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具体例证。反观我国历代法律，就会发现一个和西方迥然不同的特点：我们是以“道德人”的标准来要求社会成员，并由此出发推导法律构架，制订法律条文，由此决定的法律目的和西方也很不一样。这一点，只要翻翻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便可了然于胸。瞿同祖的书著于1947年，并未受此后“以论带史”风尚的影响，故翔实可信，值得一读。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了解到，中国古代法的特点是“以礼入法”，法的目的只在于维持“礼”所规定的社会等级。在这样一个泛道德化的社会里，决不承认个人有追逐自身利益的权利，父母在禁止子孙拥有私有财产可说是礼法上的一贯要求。一个人只要父母健在，哪怕有了子孙，也只能处于社会童年期。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受与其名位相称的道德规范的制约，所谓“享受当让父兄，劳作则子弟任之，卑事尊，幼事长”就是“孝弟之道，妇妾之道”的实质精神，举凡法律要约束的对象，就是这样一群道德人；法律要维护的，只是三纲五常这样的名教伦理；施法准绳只有一个：是否违反礼教。这种把人看成圣人，把理想的社会行为──道德作为制订法律依据的做法，一开始就严重违背了人性，隐含着严惩的社会问题。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们那些“礼教吃人”的悲愤控诉，只是“人性”穿透几千年淤积的层层血污放射出来的一缕理性之光。 “道德人”的假设，把中国人导向了另外一途：法治思想压抑薄弱，德治思想超强发展。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孔子将周代形成的“德治”思想系统化，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性修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只强调自律（自我道德修养），而忽视了他律（法律制度）。在这种思想的涵盖下，统治者被含蓄地看成具有预言论断能力的圣人，人们往往把社会幸福寄托在统治者是具有超凡道德、应天顺人的圣明贤君这一飘渺的希望上，指望统治者具有理解社会，把握环境，同化世界的素质。这种软约束使中国政治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一旦统治者丧失了自律能力，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个人素质往往成为社会兴衰的关键，“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事例屡见不鲜。正由于人民和统治者在道德上不等值，故这种社会只能培养人民的崇权心态，导致人民对魅力型权威和权力的过度崇拜。也正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里，毛泽东才能凭借他那罕见的魅力，将宪法、党章等一切规则遮蔽在他那巨大的身影下，以至发生了“文革”这样一场民族浩劫。 道德社会、道德秩序和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布坎南将人类社会划分成三个类型：道德社会、道德秩序、道德无政府状态。对这三个抽象模式，他下的定义如下： 关于道德社会，“凡团体中个人成员认为与一个集体单位、一个社会是一致的，而不认为他们是独立的、孤立的个人，道德社会就存在于这批人中间。”这个社会有如下特点：一、这种社会建立于非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基础之上，有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个人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私下目标；二、这种社会更容易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表现出个人违背社会共同的目标；三、这个社会以身份差别划分等级，它所奉行的规则具有人格状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人格上处于不平等状态；四、政府可以对人们区别对待，而这种区别对待往往用国家社会更大利益的道理来证明、解释或加以合法化。 我国传统社会就是这样一种道德社会，它所具有的那种种特点，如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的家族本位主义，社会成员之间那种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秩序等等……，人们要表现“个人”，只能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方式来渲泄，中国历史上那史不绝书的孤臣孽子，那些刑天式的反抗人物，那些不和统治者合作的“隐士”，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颇具个性，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违背社会共同目的的一些特立独行者而已。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社会直到本世纪50年代都是典型的道德社会，亦即身份型社会。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现在，其精神特质还沉淀在民族心灵深处，并表现在执法特点上。关于“道德秩序”，布坎南指出：“当社会相互作用的参加者彼此之间以对等的道德相对待时，道德秩序就存在了。”道德秩序不同于道德社会，第一，它建立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在有效的道德秩序中，个人之间不一定要有共同目标，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私下目标；第二，人们认为法律—政治秩序的规则一定是公正的，具有合法性，每个人都照这一规则行事；第三，政府在办事中对人们一律对待，不存在合并个人利益的压倒一切的“社会利益”；第四，许多个人因信奉一套抽象的规则而结合在一起，这套规则根本上不具有人格，它的基础是普遍承认所有人互相合作，社会成员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在具有道德秩序的环境中，人们在法律构架里追逐自己的目标，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是安全的，社会对治理的需要降低到最小程度。这种遵守道德秩序的社会就是契约型社会，美、英等欧美国家可说是这方面的典型。 关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布坎南作如下界定：“在一个社会里（倘若它还能称为社会的话），个人不考虑他人存在于他们的道德社会之中，同时个人又不接受道德秩序行为的最低要求，这样，道德的无秩序状态就出现了。”在这种道德无秩序状态中，人们既不象道德社会中那样，认为他人是共同目标社会中的同胞，也不象在道德秩序中那样，把他人视为自主的个人对待，每个人都是把他人作为达到他自己目的的工具。就已有经验而言，法治社会还几乎没有陷入普遍的道德无秩序状态的先例，而道德社会却很容易滑入道德无秩序状态。因为道德社会对人的“道德水准”要求很高，一个人必须遵守政府倡导的伦理规范，努力扮演好各种社会角色。在这样一种至善至美、无法企及的道德模式规范下，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格分裂状态，真实想法常被迫内缩回心灵深处，人前则以另一种面目出现，“见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类古训常被父辈用来训诫子孙。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也基本上依靠提倡“为人民服务”和树立道德楷模等超现实的道德标准来维持社会秩序，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在如何通过法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还只做了一些很粗糙的工作。这种对行为的自愿限制曾一度有效，其真实的社会后果却未必使人乐观，因为以超现实的道德标准加诸社会，只会扭曲社会成员的灵魂，并塑造出典型的“两面神人格”，从制度层面上鼓励大家虚伪和无耻。越到后来，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与官方用社会主义教育形式提倡的道德标准背离得越远。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们几乎大都头上有一连串的“先进人物”、“模范共产党员”、“优秀干部”之类的社会荣衔。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旧道德规范已失去制约作用，而适应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道德秩序等还未能建立起来，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道德无秩序状态。人们一旦发现原来的“道德人”品格不再适应商品经济社会的需要后，就丧失了早已在“文革”中消磨殆尽的自律能力，表现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利益，全社会产生了一种金钱饥渴，以他人为手段成了整个社会的交往原则，流氓意识早已成为社会公害，不少人在追逐社会财富时危害社会利益，或以破坏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无视他人权利、败坏社会风气、危害他人的生存为手段，只能说这个社会已堕落到了“人皆为盗贼”的可悲境地。以往作为道德规范的信用被破坏殆尽，而作为法律规范的信用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经济运行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近年来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的“三角债”为例，只要一家企业的到期债务不能清偿，便会导致和该企业有经济关系的所有企业发生连锁反应，经济信用严重失常。更令人怵目惊心的是社会性腐败已严重到“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的地步，自上而下，各阶层都有贪污腐化的倾向。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还指望用恢复五、六十年代那种“道德软约束”的办法，去整顿道德严重失范的社会，只是社会管理者无能的一种表现。因为五、六十年代的道德软约束本身有其物质基础，即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 市场经济的基石──法律制度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之间，我们不仅要看到两种运行机制和运行结果的相异性，还要看到两种经济体制的哲学基础的相异性。要摆脱目前这种让人痛苦的道德无秩序状态，唯一的现实选择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让人们在法律构架里追逐自己的目标，从而使社会健康发展。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证明了一点：“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市场制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建立起契约交换关系。正如布坎南所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过程，在其间个人彼此互相作用，其目的在于追逐他们各自的不论哪一种目的。18世纪哲学家的伟大发现是在适宜地设计的法律和制度中间，市场中谋私利的个人产生一种自发的秩序，一种分配结果的模式。它不是任何人选择的，但是它可以合适地归类为能反映参加者价值最大化的秩序。”在市场这个制度过程中，合适的法律和制度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任何交易或交换中，个人参加者有一种作伪、欺诈、骗取和违约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并急于推进狭隘的个人眼前私利，而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训这一切必将限制或控制这种急于谋求短期私利的做法，使大家必须在这个相互作用过程中尊重他人的平等权利，以达到开明的长期的私利。西方法治经济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两点启迪：第一，只有将“经济人”的行为作为推导宪法结构的依据，这些法律制度才能获得成功；第二，培育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应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上，而应该放在先于市场过程本身的权利和要求的分配上，这也就是说，不应象改革前一样，只追求“结果均等”，而应努力做到机会均等。因为“试图缓和主要由于市场前不平等到造成的分配不平等到或不正义，不应该采用干预市场过程的形式。……试图修正分配结果应该对准产生令人失望的后果的原因，就是以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勿庸否认，在市场经济中权利要求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但如出身这个因素成了唯一的、并使一切努力成为白费心思，那这个社会就不能称之为健康社会。前一段时期的改革中，经济运行始终受行政权力干扰，在这种权力经济中，出身于权贵家庭使不少人沾了光，一批新贵应运而生。目前社会上对收入不均和财富分配不公正的指责大部分就是针对这种状况而发。而改革中贪污腐败状况丛生的情况已证明，以往那种靠着家族、裙带等社会关系而擢升干部的体制，也终于使我们自己因这项弱点而自食其果。 公共选择理论已日渐成为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在这样一篇文章中介绍它的所有精华显然不太可能，而且该学派所倡导的一些规范在目前的中国还只能是纸面上的侈谈。但这个学派的研究方向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非常现实的启迪意义。由于中国的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到法律制度限制和资源限制（亦即人口问题）上来。 （此文完成于1989年7月）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弗里德曼为何三次获普利策奖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一位重要报人，著名的新闻学府、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北端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就是以普利策基金创办的，在这个新闻学院门口，至今还矗立著普利策的全身铜像。 美国有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新闻学府，一个是密苏里新闻学院，它设立博士学位，主要培养理论及研究人才；美国很多新闻学教授就出於这个学府。另一个就是哥大新闻学院，它仅设新闻硕士学位（近年刚开始和哥大文理学院联合招收传播学博士生），主要培养实干家，美国很多大报记者，都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由於哥大新闻学院和普利策奖均由普利策基金创办，所以每年四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这个在美国新闻界享有最高权威的普利策奖。 获今年评论奖的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48岁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这是他第三次获得这项荣誉。 美国现有1,500多家日报，上万家杂志，几十万新闻从业人员，可谓人才济济，天外有天，能获得一个普利策奖已属幸运，获得两次已经少见，像前《纽约时报》老牌专栏作家、并在哥大和哈佛两家法学院担任客座教授讲授宪法第一修正案（关於新闻和言论自由）、今年74岁的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才得过两次。 弗里德曼1954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安那波利斯，先在一家小报做任记者，因文笔好，後被《纽约时报》挖去，派驻黎巴嫩做采访主任，专事报道中东问题。弗里德曼反应快，文字生动，吸引力强，他前两次获得普利策奖（1983和1988），都是因为出色地报道了中东问题。他成了这方面的专家，1989年他撰写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不仅成为研究中东问题的必读书之一，而且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在这部作品中，他用新闻记者的简洁、通俗、清晰的语言介绍了中东问题的来龙去脉。其背景资料介绍之清晰、实地采访内容之丰富、深入浅出的推理之令人信服，都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新闻教材，难怪这部作品获得了1989年的全美图书奖。它非常值得任何关注中东问题、尤其是新闻记者阅读。 在新科技红火的九十年代後期，他被从中东调回纽约，派去专门报道华尔街股票市场，结果使他进入经济领域。1999年他写新科技经济的专著《凌志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出版就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书中凌志名牌车体现新科技，橄榄树代表阻碍全球化的落後村落，主要论证了新科技的伟大前景，以及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该书除了保持他前一部作品的丰富的第一手采访资料、文字清晰、简洁等风格之外，更增加了风趣幽默，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用浅显的例子讲明，不仅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读物，同样也是一本很好的新闻教课书。读者会在阅读时常为他的聪明和妙笔而每每拍案叫绝。在经济越来越左右世界局势的今天，经济知识的空白往往会导致对其他问题看法的偏颇，弗里德曼这部作品可以作为新闻记者和普通读者了解新经济和其对世界影响的入门读物。它绝不乏味。 今天巴以冲突加剧，弗里德曼作为中东问题专家，每次从中东回来，几乎都被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邀去做一个电视评论。他在911之後写的专栏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於反恐和中东问题。所以他的专栏成为新闻界、学界和一般读者最为关注的观点之一。他的分析多建立在第一手采访资料之上，以事实和道理服人，所以他的多数观点同时被左派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所接受。他的确是应该获得今年普利策评论奖的第一人选。普利策奖董事会表示，弗里德曼获奖，因为他关於反恐和中东问题的评论“是建立在大量新闻报道基础上，具有清晰的视野”。 弗里德曼对中东问题的主要看法简单说有两个：一是他认为以色列应该还给巴勒斯坦人土地；巴勒斯坦应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利，双方和平共存。他认为现在巴以双方都越了“线”：以色列右翼强硬派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筑屯垦区，想永远占领这些土地，越过了联合国划分的边界线；巴勒斯坦人则长期不给以色列人安全感，使他们不敢撤军；最近又使用自杀炸弹等恐怖主义手段，越过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他的另一个观点是，巴勒斯坦人没有产生真正的领袖，从1969年就出任巴解主席（迄今已当了33年，从无真正的选举）的阿拉法特没有政治远见，本质上仍是个游击队长，这是中东问题处於僵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以两本报道新闻为主的作品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获全国图书奖、并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还没听说有第二个人。这当然是由於他的智慧和勤奋，但更由於美国的新闻自由制度，他可以口无遮拦，怎麽写，怎麽说，怎麽评论，都没有任何麻烦。中国俗语说“放胆文章拼命酒”，就是指只有在最尽兴的状态才能喝成酒中仙，才能写出美妙的文章。这个“放胆”的基础就是自由，而“美是自由的象徵”。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4月11日） 2002-04-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陈小平∶刘宾雁对共产党的批判一辈子都不到位（摘要）
中国著名记者、作家刘宾雁逝世八周年之际，明镜出版社推出了由马云龙所著的《刘宾雁时代——鸦雀无声雁有声》一书。 2013年12月7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中国研究院、明镜出版社和《新史记》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刘宾雁逝世八周年暨《刘宾雁时代》新书发布会”在纽约举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与刘宾雁的交往经历，回忆了对他的丰富印象，分析了刘宾雁的精神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名星》根据录音整理了全部发言，并经发言者审订，经授权全文刊发如下。 他对共产党的批判一辈子都不到位 陈小平（明镜集团执行总编辑）∶ ┅┅刚才大家说了刘宾雁很多好话，我就说八个字，我对刘宾雁的印象∶本性难改，稀里糊涂。“本性难改”是什麽意思呢，是说他一辈子敢言，他在美国也说，在中国也说，他从小就说，一直说到他死的那一天。包括他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都一直在说，这是他的本性，本性难改。 说刘宾雁先生“稀里糊涂”是指什麽呢，今天会议上有人强调，要挖掘刘宾雁这个case，博树博士刚才还对社会主义的东西做了理论上的系统阐述，我认为只会阐述得越来越糊涂。为什麽呢？社会主义这个烂东西啊，就是个乌托邦，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实现它，居然刘宾雁信了80岁还在坚持，他还没有反思，这是一个。 另外他对共产党的批判一辈子都不到位，郑义提到他《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书里也写到曹长青对刘宾雁的批判，《刘宾雁时代》作者马云龙不同意曹长青的观点，对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进行了“创新”解释，认为是“陛下的忠诚的反对派”这种意思。我觉得这种解释有些牵强附会。这是英国式的宪政术语，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怎麽能解释为“陛下的忠诚的反对派”呢？英国的“陛下的忠诚的反对派”那是有一个国王在自然法下，大家服从一个自然法、是在宪政体制下做反对派，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里有这个东西吗？根本就没有。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传记作者过度拔高了刘宾雁先生的政治形象。 刘宾雁先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道义，人性的善良，同样都是作家，他跟王朔就不一样，刘宾雁的名字签上去有感召力，王朔的名签上去有金钱的力量——不是一个东西！如果我们这些人对刘宾雁从政治上拔高，甚至说他具备最时髦的宪政形象，我觉得有点走样。 ┅┅ （《名星》特约记者马俭、记者高伐林 整理） ——原载《明镜网》2014年2月20日 2014-0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泰坦尼克热”之谜（4 之 2）
距今90年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当时引起轰动，而且随著时间推移，世人仍对此牵肠挂肚、心神迷往，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为什麽会如此？因为它是20世纪最大的海难，有一千多人丧生？但想想也不尽然。在人类历史上，灾难太多了。仅仅20世纪，就有两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使几千万人死亡。20世纪後半叶，有中国的唐山大地震，30万人一夜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几年前的日本神户大地震，5,000多人丧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但这些死亡，这些灾难，为什麽没有引起人们像对“泰坦尼克号”那般的关注？总结起来，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泰坦尼克号是人类建造的最大的可移动物。她是人类掌握现代科技、充满信心进入20世纪的象徵。当时的各种造船数据都表明，这是一艘绝不可能沉没的巨轮，被称为“上帝也无法叫它下坠”的“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但是她谜一样地在两个多小时内就沉入大西洋底；而且沉没後，70多年人们都找不到她究竟沉睡在哪里。她的沉没，她的无影无踪，都充满了神秘性，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 第二，她的巨大和豪华，即使今天也没有任何豪华客轮可以和她相比。她的排水量达65,000吨，长度270米，有半里多地那麽长；高度相当於11层大楼。仅船身上的大烟囱的高度，就有两个天安门城楼那样高。 “泰坦尼克号”上的设备和装璜，在豪华程度上可与帝王的宫殿相比。她的最豪华的房间，连接私人专用甲板，一晚收费高达4,350美元。这是当年的钱！如果折合成2001年的价值，它相当於9万美元。即使在今天旅馆业，一个房间要价每晚4,000美元以上的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船的甲板上修了“巴黎大道”，连接到餐厅。大道旁边的摆设，给人一种真的走在两边是咖啡馆的法国大街上的感觉。船上还设有健身的体育馆，里面有游泳池。这是人类第一次在船上修建了这种设施。船上还有网球场、长满四季常青植物的拱台亭榭、镶嵌著瓷砖并带有桑拿浴的土耳其浴室。 船上有冷冻设备，可以保藏冰冻矿泉水；植物园可以提供鲜花；美容室有从自来水管道自动流出的洗发液，使头发速乾的吹风器；洗相室的显影和暗房设备，可以使乘客们把在海上拍的照片不用到岸就洗出观赏；船上还修建了配有现代医疗设备的医院和手术室；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图书馆、阅览室、吸烟室、聊天室和写作室等。 船上还装上了电梯，这是人类第一艘有电梯的轮船，以当时的年代，不管在哪里，电梯都让人惊奇，它是最新潮、最现代的标�摇４�上还有电话和无线电发报系统，这些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 泰坦尼克号仅酒杯就带了2,000个，还有2,000瓶啤酒，20顿新鲜水果，1,200磅果酱，6,000磅新鲜奶油，15,000瓶矿泉水等各种食物，船上居然还带了奶牛，以便人们能喝到新鲜牛奶！ 今天，在全世界的水域上，都无法找到这样豪华装璜、收费昂贵的轮船了。即使飞机上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之分，实际上差别很小，只不过头等舱宽敞一些，坐的舒服一点而已。当代的飞机、轮船和火车，已再也没有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给大富豪们摆阔的机会了。那样昂贵的房间只属於记忆和想像。 第三，由於是首航，又是第一艘巨轮，有钱人争相先“乘”为快，船上高度集中了当时的大富豪和各界名流。乘客们上船时，船上准备了乘客名单，人们争相传阅，在上面寻找那些名人和富豪的名字。他们中有总统的武官、钢铁大王、船王、铁路大亨、石油巨头等，而且侍从上百，美女如云。夜总会不仅豪华，且通宵达旦，由欧洲一流的音乐家伴奏。 今天，任何一架飞机、一辆火车、一艘轮船，都不可能再有这种机会能把世界巨贾名人集中到一起，因为没有任何人类制造的装置能把人吸引到那种程度。 当年“泰坦尼克号”上名人云集，几乎像在开一个“世纪聚会”，这本身就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337名乘客中，57个百万富翁占了头等舱人数的六分之一。 今天，一个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全球关注，人们在英国皇宫前为戴安娜献的鲜花，重量总计达一万吨。而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巨轮上，等於是戴安娜那类人的大聚会。它好像今天电脑钜子盖次、股票大师巴费特、房地产大亨川普、可口可乐总裁、麦当劳董事长，再加上篮球飞人乔丹、好莱坞性感女星莎朗．斯通、歌坛巨星迈可．杰可逊等这样一些名人集中乘坐在一条船上，可想而知这条船的引人瞩目。如果载著这样一些名人的巨轮沉没了，恐怕整个21世纪人们都会谈论它，因为它永远搔动著人类好奇心的痒处。 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情人卡蜜拉，对“泰坦尼克号”沉没引起的震撼评论说：这如同有多达一半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们同时乘坐一架飞机，结果这架飞机撞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纪念碑上。 第四，泰坦尼克号巨轮撞上了冰山，即将沉没之际，人性的美德和丑陋，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显露无遗，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成为船难中的绝对主体： 船长史密斯作为船上的最高指挥者，最早知道船将沉没，最有条件逃生，但他只说了一声“我跟船走”，一直站在船舵旁，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把他和“泰坦尼克号”一起卷入海底。海上的牧师也不逃生，在众人惊慌恐惧，尖叫逃命的大混乱中，沉著镇定，给人们朗诵《圣经》。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不逃，还一直演奏“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在那死神逼近，船裂人亡的巨大灾难面前，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的尊严！ 在生死关头，船员们表现了弘大的人道情怀：把救生艇让给女性和孩子，使705人获救，而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做了真正的男子汉！ 还有女性死活不上救生艇，生生死死一定要和丈夫在一起。据统计，在一等舱的144名女性中，有3人选择不上救生艇，她们和丈夫一起坐在甲板的椅子上，手挽手渡过了生命的最後时刻，真正永远不分离！ 今天人们更加怀念“泰坦尼克号”，因为她代表了那个维多利亚时代人类遵奉的美好价值和人道信念。这些永恒的人类价值，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著高科技高速度的现代化社会的到来而显得更加缺乏、更加宝贵。 第五，它是对人类的狂妄发出的警告。人类进入18世纪以来，随著蒸汽机的发明，无线电的使用和其他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人类无所不能，所向无敌，可以挑战自然界的一切。“泰坦尼克号”可以说是上帝给人类的警告，告诫人不可太狂妄。和好莱坞的另一部全球卖座的电影《侏罗纪公园》表达的主题一样，人类不能太自以为是，以为可以造出恐龙，复制世界，结果最後大难临头，灾祸无穷。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比“泰坦尼克号”沉没的20世纪初更加拥有高科技，人类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制造了原子弹、航空母舰和超音速飞机，还发明了传真机、无线电话、电脑，更有了电子邮件、国际互联网。但“泰坦尼克号”永远是一个警告，人类不能忘乎所以，以为“人定胜天”，挑战宇宙的一切。人类必须谦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然和生态环境亦不可肆无忌惮地破坏。过於狂妄，上帝就会给你准备“冰山”，让你尝尝“泰坦尼克号”的命运。 “泰坦尼克号”意味著，傲慢会葬送所有的“绝对不会”。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因，再加上好莱坞电影的大制作，“泰坦尼克号”才在人们敏感的神经上又戳了一下，於是全球兴奋与缅怀。 描绘“泰坦尼克号”始末的《不可沉没》一书的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D.A.Butler）说：“泰坦尼克号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三个最被人所知的名字，它的知名度仅排在上帝和可口可乐後面。” 现在连那些“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也成了名人。虽然他们中很多当时只是很小的孩子，对“泰坦尼克号”沉船毫无记忆。但每一个“幸存者”去世，《纽约时报》都会在“讣告版”发消息，通常这是社会名流才能得到的荣耀。 中国人说：死心塌地的爱是无价之宝。美国人说：纯洁的爱情具有伟大的力量。《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说：经不住死亡考验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用一个单纯的故事和历史的真实，再现了人性的辉煌，人们对爱情永不沉没的追求。这其实是人类最古老、最简单的“谜”。 2002-04-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中美贸易战：美国要价为何高开低走？
何清涟 2018中美贸易战的结果让所有认为中方必败的人深感意外：美国一手好牌，最后怎么几乎没占多大赢面？就算笔者一直认为只是“剪羊毛”之战，也觉得这“羊毛”剪得既不顺利也太少了一点。 一份细节不明的联合声明 5月19日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如下：中美双方就创造有利条件增加制造业和服务领域的贸易达成共识，同意将采取措施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美方则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因为声明里没有相关数字、实施时间，只字未提中国最为关切的中兴公司的命运，引发了各种猜测。 中美双方对谈判结果表达也不相同。中方说的是双赢，“不打贸易战，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用词明显不同于中方，只说美中双方在中国大幅度削减美中贸易赤字上达成共识，但不是“不打贸易战”，也不是“停止互相加征关税”，而是“暂不加税，暂不打贸易战”。 仔细分析过种种信息之后，我认为联合声明缺乏细节，主要是因为细节磋商还需要艰难的谈判。之所以说谈判艰难，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 填补2000亿美元逆差的目标不现实 美国高级贸易代表团5月初在北京，明确要求北京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因为中美两国去年的贸易逆差为3 752亿美元。 作为回应，在华府的第二轮谈判中，中国带来了一个2 000亿美元的大单。行家其实都知道，这么大的贸易逆差是两国经济结构包括美国对华限制出口一些高科技产品、尤其是涉及军事技术的高科技造成的，仅仅依靠大幅增加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以及半导体和天然气的购买量来降低差额，几乎根本不现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Bow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直白地说：让中国每年多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相当于美国每年对华贸易逆差的一半以上，“简短的回答是，这是些不切实际的数字”。 中国国内传言，这次中国贸易代表团给美方开了张欧洲卖而美国不卖的高科技产品目录，恳请参考放开高科出口限制，实质性扩大自美国能源尤其是LNG（液化天然气， Liquefied Natual Gas）进口。这一替换策略实际上会导致中美两国与欧盟、拉美等国的关系恶化。 比如从美国扩大能源进口，则势必挤走俄国和中亚诸国的市场份额；中国海关总署2017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已连续9个月保持中国最大石油供应国地位，将沙特阿拉伯挤到第二位。但即使中国冒着得罪俄罗斯的高风险，将部分需求转移到美国，但美国所得也有限：依据2013年中俄签订的长期供应原油协议，未来 25年当中，俄罗斯每年将向中国供应 4 600 万吨石油，总价值共计2 700 亿美元；天然气协议长达30 年供应时间、每年 380 亿立方米供应量、总额近 4 000 亿美元——算来，俄罗斯每年的石油、天然气对华出口230多亿美元到顶了。 再谈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芯片。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3 200亿美元，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中国每年进口芯片高达2 0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第一大进口商品。最早传言中方提议把日韩台芯片订单转给美国公司来削减贸易逆差，但就算大半都转移给美国，恐怕也就400-500亿美元。 中国还可以将欧洲空中客车的订单转给美国，但加起来不过是每年200-300亿美元左右。 就算中国从此不再进口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只从美国购买，这笔帐也很清楚：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金额397亿美元，从巴西、美国进口大豆金额为209亿美元、139亿美元，占总进口金额比例为53%、35%。就算美国农民扩大种值面积，垄断对华出口，也只增加了200亿美元。 以上全部加起来，只相当于2000亿美元总额中的一半左右，而且还需要在一个目前看来非常不现实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即美国迅速扩大生产，能够生产出中国所需要的这一切产品。另外一个后果是：中美双方都不担心此举影响自身与欧盟、俄罗斯、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关系。 上述国家对中美贸易战非常敏感：5月20日，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接受欧洲一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接受大幅购买美国物品以削减美中巨额赤字的做法，是美国要让欧盟和欧盟成员国为中国的不良的行为举止付出代价，这些做法对作为盟邦的欧盟来说是完全不正常和不可思议的。相信有这些担忧的并不止法国，其他国家也在观察，在思谋对策。 制裁中兴由中美矛盾转化成了美国府院矛盾 中美联合声明只字未提贸易战中的焦点——中兴公司的命运。但谁都知道，这是中美贸易战中的焦点，媒体通过各种方式挖出没公开说出的故事。 先是美方官员谈出一些涉及中兴的细节。5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都坦率承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曾请求川普总统过问一下中国的中兴公司的事情。 但是，川普总统5月13 日在Twitter上发表同情中兴员工失业、想让其“尽快恢复业务”的推文之后，美国政界与媒体都认为这是总统将放松对中兴制裁的表示，纷纷予以抨击。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5月17日紧急通过一个修正案，以阻止美国商务部重新谈判中兴禁售令。 《华尔街日报》5月22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称中美双方已就解决中兴的争议问题达成大致的框架方案，协议将解除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和软件的禁令。同时，中兴公司将要被迫对管理层和董事会进行调整并缴纳一定数额的罚金（川普总统透露罚金为13亿美元），任何禁令的放宽行为都要接受美国国安部门的审查。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同意，取消对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但白宫谨慎地表示，中兴公司案件是司法问题，不是谈判的筹码。 但国会的行动相当快。5月2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在一场听证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份修正案，限制美国总统川普放松对中国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的制裁。这份修正案是由马里兰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提起的，附加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正在审议的有关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立法草案中。根据该修正案，美国总统川普在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前，必须首先向国会证明，中兴的确遵守了美国的法律。 制裁中兴公司的问题，已经从中美矛盾演变成美国的府院矛盾，川普总统需要费很大力气去说服民主党议员以及本党部分不支持他的议员。 川普的复杂压力来自美国国内 我早就说过多次：川普最大的麻烦不是来自中国，是来自本国各利益集团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各方，要求互相矛盾，注定美国要价必然呈高开低走之势。 5月22 日，美国时政新闻网站“政治”（Politico）发布一项民调统计。该民调显示，在受访的近2000位已登记的选民中，有47% 认为加征关税会达到川普政府的预期效果，对中国经济造成杀伤；50%的受访者认为这一举措会伤害中国贸易。但是，还有46%的受访选民认为这一惩罚措施会伤及美国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位于中产和低收入阶层的美国民众。川普总统发动贸易战之时，正逢他想在朝鲜无核化上突破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支持对他至关重要；今年10月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农业州是川普与共和党的基本政治盘，在这次贸易战中，这些州的政界及农场主、企业家都持反对态度。 美国国务院5月中旬曾公布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 （SUSAN THORNTON）关于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以及川金峰会的评论：美方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撬开市场准入的大门。 以上这么多复杂的要求，注定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今后会成为一种常态，但美国国内复杂的要求，以及美国地缘政治的考虑，注定中国会有不断更新的筹码与讨价还价的空间。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5月26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1589）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MVP 杜兰特的独特
NBA刚评出的“最有价值球员”（MVP）凯文-杜兰特，在领奖致词后接受采访，对他的人生目标和打球，说了一句很短，但很精辟的话∶先做好人，再打好球。 岂止是打球，每一个行业都存在一个“先做人”问题。有一套人生哲学，是很多人有成就的前提。杜兰特的开场白就颇有哲学意味，他说∶“我要感谢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明白什麽是真正的人生。篮球是一个促我激励人们的平台。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杜兰特的领奖词感动了无数人，颇有横扫第二天美国媒体的味道。我也在当时激动的情绪中立刻写了篇“最佳球员的演讲令我落泪”。他的讲话为什麽感人？就在一个词∶感恩。懂得感恩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应该拥有、却往往最缺乏的一种情操。 杜兰特的通篇演讲是感恩。他感谢了教练、感谢了球队经理、更感谢了每个队友（一个都没漏）∶“这些伙计们每天都激励我进步，我想感谢他们每一个人。你们都对我意味很多。”杜兰特充满感情，几度哽咽。 在最后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时，他更是动情，看著台下的妈妈说∶“你大概不知道你对我做了多少。你18岁有了我哥哥，三年后我出生了，21岁的单身妈妈带著两个孩子┅┅我们不停地搬家，全靠自己┅┅你让我半夜起来，锻炼，做俯卧撑，你上街为我们弄衣服，弄食物┅┅你是真正的MVP。” 杜兰特哽咽著说到这儿，台下的母亲也无法自制，双手捂脸哭泣，此刻全场情绪到顶点，人们起立鼓掌，向这位了不起的母亲致敬。杜兰特整场致词，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父亲。杜兰特出生八个月时，父亲离家出走。21岁的单亲母亲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相当艰辛。 在美国，众所周知，黑人单亲母亲很多。在杜兰特出生的华盛顿DC（因是首都，福利好，很多黑人涌入），比例高到75%，即四个黑人母亲，只有一个有丈夫。很多黑人孩子甚至根本不知道爹是谁。在那样的环境下，杜兰特大概更痛感母亲养育他的不易。 杜兰特身高六尺九，可谓身高马大，又是球迷们仰望的MVP，但他一再地展示出谦恭和细心。例如领奖致词后，他特意跑到大厅外，对大街上观看（颁奖）大银幕的球迷们致意，说“这座奖杯属于你们，希望六月能为你们带来另一座。”（赢得NBA总冠军）。 有人说NBA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但杜兰特证明这是偏见。在评选MVP之前，我就希望杜兰特取代（迈阿密热火队）勒布朗-詹姆斯。两人同是伟大球员，球技旗鼓相当。但我为什麽偏向杜兰特？主要有两点∶一是杜兰特谦恭，而詹姆斯自傲；二是詹姆斯的“黑人种族主义倾向”颇令人倒胃口。 杜兰特通篇感恩的领奖词，展示的是他谦恭、友善的美德。而詹姆斯就不同了，对杜兰特首获MVP，他虽然也发信祝贺，说杜兰特应该得到这个奖，但却有这麽一句∶“我支持你，是前MVP对下一个MVP的支持。”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缺乏诚意的感觉（他已经四次当过MVP，而杜兰特才第一次）。 而且当记者问詹姆斯今年怎麽没获MVP时，他竟说，“我认为自己打得好到足够得到它，但我们球队的表现不足以赢得它。我们球队这赛季有太多起起伏伏了。”竟然认为是热火队的不稳定表现伤害了他的机会。 而杜兰特被问到得奖感觉时，却一如既往的谦虚∶“我觉得难以相信，我很努力，很多人帮助了我，我们的设备师刚才给我一个拥抱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MVP’，我想了想，的确是，这是团队的奖项。” 詹姆斯把失败归于团队；杜兰特却有成就不忘队友。这是两种心态，两种为人，两种人生哲学，高低立判。 詹姆斯打个好球，捶胸、跺脚，手舞足蹈（摆出特殊姿势），好像老子天下第一。而杜兰特打了再好的球，也没有什麽不可一世的动作。他懂得什麽是谦恭，并努力去做。 我说詹姆斯有“黑人种族主义倾向”，是因为针对最近洛杉矶快船队老板私下说“不喜欢黑人”这个事件，詹姆斯的反应可谓最强烈，居然带领球员们身穿“白衣”，在比赛前把白衣脱下扔在场地中央，以示抗议（快船队老板是白人）。快船队老板的种族主义言论当然是错误的。但他是私下谈话被女友录音。那个比他小50岁的西裔女性涉嫌“敲诈”，案子正进入司法程序。退一步讲，无论快船队老板错到何种地步，都只是个别人所为，而不是整体白人。更何况，主要由白人拥有的美国媒体异口同声地痛批快船队老板。在排山倒海般的舆论下，NBA对快船老板作出了最严厉的惩罚∶罚款250万，终生不许到NBA现场看球，不许介入快船队事务，并强迫他卖掉球队。尽管这不是政府举动，而是私营的篮球联盟自身的决定，属于市场经济导致的制裁，但是否过头仍颇有争议。 我们设想，如果有白人球员们把象征黑人的“黑衣”扔到地上唾弃，那铁定被舆论骂翻天。而对黑人球员的“黑人种族主义”举动，媒体则装作没看到，把“政治正确”当作神主牌。 这次“扔白衣”并不是詹姆斯的偶然。去年辛默曼（George Zimmerman）事件中，詹姆斯就是整个NBA中最起劲鼓噪该案是对黑人种族歧视的。当时他还特意穿上那个被打死的黑人青年的套头装。辛默曼的母亲是秘鲁移民，父亲是德国后裔，他并不是纯白人。但因打死了黑人青年（陪审团裁决辛默曼是自卫而无罪），就被左派媒体渲染为“白杀黑”，是种族主义。 跟詹姆斯的“黑白对立”思维不同，杜兰特对辛默曼事件和目前的快船队老板种族歧视言论事件等，都没有公开评论，更没有领著队友抗议。在他领奖致词时，也没有“政治正确”地作出任何姿态。 杜兰特是单亲母亲带大，成长过程艰难，但他没有对美国怨天尤人，没有抱怨美国，更没有像有些黑人那样，把自己的人生失败归罪于“种族歧视”，而是以健康的心态，感激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不仅有黑人队友，还有白人教练和球队经理，更有来自其他国家（白人的瑞士，黑人的刚果）的外籍队友。他强调的是自我奋斗，他看重的是感激感恩，他展示的是谦恭友善，他向往的是用打好球激励更多的人。 杜兰特没有扯种族问题，没有受害者心态，用他的做人和球艺赢得了我发自内心的尊敬。而詹姆斯总不忘打种族牌，他在球场已经那麽成名了，还用受害者心态毒化自己，把他因球艺而赢得的我的喜爱都降低了一大半。 詹姆斯忘记了，他每年几千万的收入，来自全球各种肤色的球迷。他那种踩白球衣的做法，既伤其他种族球迷的心，更对消除种族偏见、种族歧视毫无建树，甚至往往适得其反。 杜兰特跟詹姆斯是NBA以及整个世界篮坛的两个巨星，但他们明显是两种心态，两种人生哲学。我欣赏和推崇杜兰特，所以为他当选MVP而高兴，更希望他领导雷霆队，以雷霆万钧之力击败热火（上次总决赛时gong亏一篑），赢得今年的NBA总冠军！ 虽然球场上的结局难以预料，但在人生这个平台上，杜兰特的感恩之心会使他常胜不败。 2014年5月9日于美国 2014-05-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台湾缺乏西方个体主义
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为推出○八年总统候选人而紧锣密鼓之际，我再次来到台湾，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这个中华文化下的社会实践民主的过程。应该说，这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障碍重重的过程，但毫无疑问更是一个令人充满希望的过程。 ●国民党阵营的困境 对国民党阵营来说，人所共知，马英九是众星捧月的唯一候选人，尽管他已经因涉嫌贪污特别费问题被起诉，而且被定罪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的问题一目了然，法官即使想不定罪，找理由都很困难）。但国民党已经铁定心肠，候选人非马英九莫属，哪怕修党章，改条文，为马英九量身打造。而且蓝营基本盘似乎也众志成城，无论如何都要推出马英九做总统候选人。一位绿营的年轻朋友跟我说，他的支持蓝营的同事表示，即使马英九死了，也要把票投给他。这到底是马英九的骄傲呢？还是国民党的悲哀？他们除了一个被起诉的人之外，再也拿不出第二个候选人。 除了只有一个被起诉的马英九出来参选的尴尬之外，国民党的第二个麻烦是能否协调马英九和王金平合作的问题。作为国民党本土政权的代表人物，王金平自然也有相当一部份支持者，他们目前明显在期待，如果马英九一审被定罪，那麽王金平就有出来竞选总统的希望，而不是做马英九的副手。所以对於○八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不仅要面临马英九个人问题所带来的困境，还可能要面对马王不和而带来的分裂。因此，即使不谈意识型态的理念层面，仅仅从政治操作的技术层面来看，国民党要在 ○八年夺回政权的希望实在不大。 ●民进党类似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 相比之下，民进党推出候选人的进程则健康得多。首先，由既有地方执政经验，又都担任过行政院长的游锡堃、谢长廷和苏贞昌，加上现任副总统吕秀莲这四位被称为民进党「四大天王」的人报名参选。尽管我本人对「天王」之说十分反感，这种称呼用在影艺界人士身上已经够俗烂，用在政治人物身上则不仅媚俗、低俗，更可能因这种定位而潜在地设定了一个框架，使其他挑战者望而生畏，但无论如何，这四位毕竟都是民进党内公认的最有资格的参选人。 除了四人正式报名参选之外，民进党也成功地举行了全部三场的政见辩论会。我在台北和台南的电视机前观看了前两场辩论，在嘉义现场目睹了第三场政见发表。总的感觉是，民进党的这几次辩论会，从形式到内容，几乎可以和世界一流民主国家媲美。当几位候选人相互握手致意，站到各自辩论台的时候，似乎有在看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感觉。尤其值得特别推崇的是第一场政见辩论会的提问，几乎所有问题都非常精彩，既尖锐，又到位，迫使参选人解释自己的政见。而且四个提问者，有交叉和辩论，这比美国通常只有一个新闻界代表提问的方式更全面，更公平。 几场辩论，候选人都完全是在君子之争的范畴，整个一派绅士风度。而且三场辩论会陈水扁总统都全程在台下聆听，展示他对党内公平竞争的支持，和对透过民主机制而产生候选人的信心。对於第一次进行党内初选的民进党来说，能举行这麽成功的辩论会，不仅是他们本党的骄傲，也是台湾民主的骄傲。 明显地，民进党内的政见辩论和顺利进行的初选，使国民党相形见绌，所以泛蓝媒体不断热嘲冷讽，什麽「四天王内讧」「恶语相向」「政治恶斗」「人身攻击」等等，把民进党内正常的政治竞争夸张成「恶斗」。当然，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面对国民党没有民主初选，只是权谋政治的「乔」（台语∶安排、协调）来「乔」去，乔不出个名堂的尴尬，蓝营的支持者们难免酸溜溜的。 ●四候选人国家认同基本一致 民进党内的竞争在既君子、同时也各不相让地激烈进行著。迄今为止几位候选人之间没有人身攻击，他们相互批评的基本都是政策路线，或者行政操作。四位候选人在台湾的国家认同上基本一致，都明确表示要追求台湾成为法理独立的国家，但对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则有路线政策的不同。 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苏贞昌和谢长廷倾向继续扩大开放，游锡堃则主张更谨慎，必须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考虑进一步的发展。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四位民进党候选人没有多少差别，都是中间偏左，强调福利、环境、照顾弱势团体等等。在目前的台湾，右翼想法似乎没有立足之地，泛蓝媒体的调子更左，不仅在所有社会议题上都呼应西方左派，在经济政策上则呼吁增税，跟西方左派鹦鹉学舌地喊「不能为富人降税」之类。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右翼思潮几乎完全没有被引进台湾，这是今後台湾社会的一个潜在危机。 在如何处理国家定位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最关键议题上，概括说来，仍是苏贞昌和谢长廷的政策比较接近，倾向於通过向国民党让步和妥协，以期做到「和解共生」。他们认为，等到要求台湾独立的主流民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那时正名、制宪、成为法理独立的国家也就水到渠成了。这种做法基本上是陈水扁执政的延续，也就是说，保持目前「中华民国在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是台湾」这个事实独立的现状，看民意发展程度，继续下一步「修宪」或「制宪」，走向法理台独。 在这个问题上游锡堃和吕秀莲的政策比较接近，认为既然主张台独的主流民意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二，那麽下一步就应该自上而下，积极主动地推动台湾从「事实独立」走向「法理独立」。 ●绿营精英和百姓阶层的竞争 至於四位民进党候选人最後谁能出线，目前还很难判断。首先吕秀莲基本上没有希望，竞争是在游、苏、谢之间。游锡堃在普通绿营民众中的支持率很高，但苏贞昌和谢长廷则在绿营精英中各抢了一片天地。普通百姓看的是理念和人品，他们认为游锡堃为人忠厚朴实，不会权谋计算，理念比较坚定。但精英阶层则更看重政治操作，虽然他们对游锡堃的理念和人品也都一致持肯定态度，但认为他的口才、运作不如谢长廷和苏贞昌，对他是否能打败马英九持怀疑态度，所以多数精英推苏、谢。换句话说，精英们是在苏、谢之间撕杀，老百姓则著急怎麽才能把游锡堃推出线。 在美国，左右派之间的争斗，基本上是左翼知识分子带领最底层福利阶级抗衡右翼中产阶级大众。在台湾没有最底层福利阶级，目前开始显现的是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百姓之间的裂痕。所以说，这场民进党内的竞争最後结果如何，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是绿营精英阶层和百姓阶层的竞争。但无论最後谁能赢，结果不重要，关键的是这个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操作过程。 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感觉，中华文化在台湾的选举中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它只增加了人们对人际关系和权谋的看重，对理念和原则的妥协。这一点无法不令人想到，无论是台湾，还是今後的民主中国，或者整个亚洲，要能使民主体制健康地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传播西方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价值的观念，而在东方这种建立在群体主义文化上的社会，只能在民主的道路上制造各种绊脚石。 2007年4月23日於台北（原载《开放》5月号） 2007-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