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美国有什麽好？”
自八十年代初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大陆留学生和知识份子来到美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即使是“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也已长达七年。但我最近越来越发现，他们中很多一开始热烈拥抱美国的人，开始不断地抱怨和批评美国了。常有人和我争辩“美国到底有什麽好”。一位著名的流亡知识份子还曾撰文说“西方虽好，无非是丰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国去处。”他主张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於美国民主和中共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为什麽一些在海外多年的中国知识份子会有这样的抵触美国、质疑美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心态呢？据我的观察，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 ●夸大枝节不足，无视主体价值 第一，美国媒体和知识界的主体声音是对本身政府和社会的批评。中国知识人们附和这种批评一来显得自己的认识水平已可以和美国知识份子匹比；二来显示自己不属於盲从赞美美国的那一类。但这些中国知识份子忽视了一个重要区别，即美国知识份子对美国的批评，多是在肯定西方主体价值的基础上批评现存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参照系数是更理想的社会。那些中国知识份子在批评美国的时候也拿一个尚未存在的完美社会作参照系数，而忘记了他们的参照系数应该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大陆。这就导致他们在批评美国枝节不足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在否定西方模式，拒绝西方的“个人大於国家，自由高於秩序，创新优於既有观念”等主体价值。 中国知识份子当然可以批评美国，但是用多大精力去批评美国枝节的不足和用多大精力去倡导传播美国的主体价值则会直接影响中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认识，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知识份子对自身社会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思考和批评也许更能得其要领。中国知识份子在中文媒体去增加这种批评声音的分贝不仅没有多大的意义，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抵毁，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事实上他们的批评对中国人的误导力量更大，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知识人。 除上述之外，某些中国知识份子，虽已来美多年，但思维方式仍然处於“大陆状态”，不仅用东方思想作为价值尺度，更潜意识地使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而他们还自认为早已西化了。他们不明白的是，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把它从北京搬到美国，如果不是有强烈的愿望和行动把里面原来的软件洗掉，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这台“电脑”即使在美国呆了多少年，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消失。 ●边缘人心态是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 第二，海外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人”心态是妨碍他们真正了解美国价值的主要障碍。很多知识份子在中国大陆有教授、专家、诗人、作家的头衔，但在美国，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位置，更无法进入美国的知识份子圈子。而有些即使得到了专业位置的人，由於东西方文化思想价值的巨大差别，心灵也很难进入。而对很多从事人文科学的流亡知识份子来说，则是位置和心灵两者都进不去。英文不好是直接的障碍，迫使很多人只能从美国出版的中文报刊和电视获得有关美国的资讯，而在美国的中文媒体质量都较低，有些远低於台湾香港甚至大陆。在只与中国人交往，只说中国话，只受劣质中文媒体熏陶的情况下，能深入了解美国社会是相当困难的。除此之外，那些至今还保持著“名人”心态的矜持的流亡者，“进入”的障碍就更大。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由於某种原因一下子出了名，就可以一直大名鼎鼎一辈子；但在美国这样竞争激烈，谁都想成名的社会，“每个名人的光荣期只有5分钟”。像中国大陆谢冰心那样，半个世纪都没有像样作品问世的作家，还能保持文坛泰斗而被社会关注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那些在美国仍自视为“名人”，而周围人并不再把他当名人相待的中国知识份子，他们的痛苦和抱怨可想而知。这种名人落寞的愁怅，职业悬空的个人困境，语言不通的闭塞和“边缘人”的心态，导致他们把忿恨和批评转嫁到美国社会和西方思想文化价值上。 ●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 第三，中国人在美国共160万，只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四。作为少数族裔，面对美国的强势文化，很多人则以自卑的自尊极力推崇自己原有的文化，结果连中国文化中的劣质部分也加以捍卫。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人中则是历来如此。例如近年发现的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时，曾在该校刊上发表“中国之婚俗”的英文文章，竟为他在国内时曾痛斥的包办婚姻辩护，说父母包办婚姻的“中国婚姻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建立在婚姻不只是小两口儿的事。也是整个家庭的事。”荒唐的是，胡适本人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他在力数包办婚姻的种种好处之後，还批评西方人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是不堪忍受的习俗。以胡适这样一直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大知识份子来到西方後面对强势文化都糊涂至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而两年前发现的诗人徐志摩二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内容竟是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为中国男人迫害女性辩护，甚至为纳妾和裹足这样的劣行辩解。 争辩“美国有什麽好”，实质是要争辩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有什麽好，中国需不需要引进这种人类目前最有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当年中国的知识份子不辨“美国究竟有什麽好”，以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排斥和拒绝西方文明，结果导致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後来共产党的全面专制。今天，中国又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不是还要重蹈覆辙？ （载《开放》1996年6月号） 1996-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香港与台湾的政治命运为何不同？
何清涟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无论参议院是否批准通过，都很难改变北京让香港“二次回归”的既定策略。北京与香港之间，继续谈判的基础是基本信任，这一基础目前已经荡然无存。香港反对派开出的价码已远远超过北京的容忍底线，要赢只能具备超过北京的“实力”。就此时此刻香港形势而论，北京的“实力”就是政权的强压制力，香港政治反对派的“实力”就是街头抗争（包括暴力抗争），以及美国压力与国际舆论支持，二者的虚实强弱，不需要多说。 除香港本土之外，最关心香港命运的当然是台湾，考校香港局势走向，有利于台湾下一步行动。 香港反送中终局已定 香港抗争最大的公约数是双普选，立法会选举与行政长官选举都以一人一票普选投票选出。运动期间出现的光复香港、香港独立与成立香港临时政府，并非主流。本次反送中与2014年的占中运动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和理非与激进派（称“勇武派”）之间互相支持。和理非认为，只要激进派施加的压力一大，中国政府最后就可能软化态度，做些让步。但激进派的行动恰好成了本次运动的“短板”，决定了双方对峙的强度。在613大游行之后，北京确曾一度软化态度，暂缓修例。但随着反抗者的暴力日益升级，港警的镇压也逐步严厉。尽管勇武派中有大量非成年人参与，当局抓捕起来毫无顾忌。 美国众议院15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愤慨，警告美国中方将采取有力反制措施。所谓“反制措施”，暗的是指在中美贸易谈判协议中不给美方想要的条件，明的则是指对香港反抗者镇压升级。外界一直都猜测北京会派军队镇压香港，这一猜测忽视了北京近年对内镇压力量的倾力强化。自1989年六四屠城发生之后，中共开始了武警部队的建设，专门用于对内镇压。香港警力不足之时，武警换上港警服装进驻香港执勤是完全可能之事，只是外部不易获得证据而已。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就算辣手治港，实施二次回归、让国企大量兼并港资，在香港推行所谓“公私合营2.0版”（中共接管大陆后曾没收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强制实行公私合营，谓之1.0版），美国、联合国都没有武力介入的法理依据——中国政府也决不会给外界这一藉口。 在目前这种政治氛围中，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非不可能。只要该法案仍然保留对香港人权状态实施年度审议后再决定是否取消特别关税区地位，恐怕等到年度审议生效之时，香港的问题已经如美国总统川普10月11日所言，已经自行解决（take of itself）。正好我在《习近平“悔棋”与华府的政治牌局》中所分析的那样，围绕法案牌桌的有四位牌手，关系错综复杂，牌局后果也极其复杂：法案支持反对派，直接打击香港经济，受损的是香港商界中产；北京利益间接受损，其反应极有可能是辣手治港，国际道义谴责很难制止。 香港与台湾各自凭恃不同 香港反送中抗争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台湾政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2020台湾大选。这是中共非常痛恨却无可奈何之事。 但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因此，香港的抗争给台湾的是激励，但台湾却必须采用其他途径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 一、台湾与香港的国际法理地位不同。香港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政府，而台湾虽然始终被说成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却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人要求的双普选就算实现，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国籍属性，甚至也摆脱不了香港经济对大陆的高度依赖。台湾有完整的选举制度，拥有自己的军队与外交系统，与香港经济对大陆的高度依存相比，台湾的经济体系相对独立。因此，陆港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陆台关系却非北京口中的内政，而是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 二、美国对台湾关系法与香港政策法完全不同，这决定了美国对两地的政治义务完全不同。1979年1月1日，美国总统卡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首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为了安抚台湾，美国国会发动并最终于4月10日通过《台湾关系法》，取代因断交终止的中华民国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确立了在非官方关系基础上，美国与台湾维持各个层面的关系。该法最重要的内容是在维护台海安全方面，除了提供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法源，明确表明美国对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视同威胁西太平洋和平安定，当台湾人民安全遭受威胁而危及美国利益时，将引起美国“严重关切”，美国会采取“适当行动”。所谓“适当行动”保持了“战略模糊”的弹性解释空间。1996年台海爆发危机时，美国派遣两艘航母战斗群部署台湾海峡外海，牵制中国大陆军事行动，被视为是“适当行动”的体现。今年3月31日，中国大陆两架战机穿越台海中线，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警告说“台湾关系法和美国的承诺清楚明确。”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关系法》承诺，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享受贸易优惠，承认香港特区护照，并允许香港采购敏感技术。根据《香港关系法》第202条（美国法典 – 外交 第5722条），美国总统如认为香港自治情况不足以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有权签发行政命令中止此法；如美国总统认为香港恢复自治，可恢复此法。从香港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以后，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香港关系法》的强化版。该法案2017年版本载明，在指定任何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协议前，美国国务卿需向国会确认“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国务卿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涉及美国利益”的香港情况。但是，在奥巴马当政期间，这一提案从未在国会通过，直到今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才一致通过修法。 上述两部法案本身已经说明：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是种政治责任；美国对香港则是照顾性的施惠，取消贸易优惠只是对北京政府的间接打击。二者区别甚大，《台湾关系法》一直是美中台三角关系的限制，也是北京无法拔除的眼中钉；而《香港关系法》却无此地位，如非美国国内政治争斗白热化，很可能就象奥巴马时期那样存而不论。 台湾的任务：保护民主为表，维护独立是实 台湾的独立政治地位，决定台湾对大陆的抗争远比香港容易。香港现阶段的斗争目标，是以一国两制的承诺落到实处为标的；台湾的斗争目标则是保护本土民主制度不受侵蚀，主要斗争对象是“内鬼”，防止中共红色渗透，防止代理人利用台湾选举操控台湾政治。台湾争取美国支持的口号当然是保护台湾民主，但实质则是保护台湾的事实独立。如果说香港反送中的终局极有可能是北京强制下的“二次回归”（ 详情请见拙文《“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但台湾则肯定达成目标，只要台湾人珍视手中的选票，为自己选出一位能够守护台湾民主独立的领导者，就又赢得了几年时间。 更重要的是：台湾需要明白自身在美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美国支持香港固然出于道义，但也有长期的战略考量，最近访问香港的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在推特上转发他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片段，写了如下一段文字：“共产党执政的北京正试图让NBA和美国企业成为他们宣传的一部分。是时候说出真相了。中国想要碾压香港——然后支配他们的邻居，最终主导整个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站出来说不。” 只要台湾人明白自己的位势，严防红色渗透，台湾就不会成为香港。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10月1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3620）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要不要“打土豪，分姚明”？
最近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引起争论，《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支持，《纽约时报》等左派报纸则严词谴责。右派（共和党）强调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成长，有利於民；左派（民主党）则认为减税肥了富人，损了国家。那麽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 美国两党的经济理念非常不同，民主党把平等作为主要目标，更多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功能，主张增加税收，然後通过福利制度进行财富再分配（给穷人），以均贫富来实现社会平等。 共和党则把自由作为主要目标，强调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而不是政府），因而要降低税收，削减福利，通过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来实现个人富裕，社会的繁荣。它强调小政府，大社会。 美国近日关於减税的、重复了一万遍的争执，反映的仍是这两种不同经济理念的分歧。美国在二战後有过两次大规模减税，都是共和党政府所为。第一次是1981年由雷根总统发起；第二次是这次布什的减税计划，准备今後10年减税一兆三千五百亿美元。最近布什政府提出的免除公司和个人股票的红利税等，只是这个减税计划中的一个部份。 左派批评布什减税计划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有利富人，不道德；二是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降低，出现赤字，在经济上难以运作。但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的。 左派民主党的主要经济手段就是多收税，尤其是向富人和中产阶级多收税，然後再分给穷人。其根本理念是要“劫富济贫”。实际上，在一个实行法制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社会，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勤劳、智慧获得的，他们拥有较高的收入既不是耻辱，更不是罪恶。国家以所谓“人民的名义”把他们的劳动所得用越来越高的税收方式强行夺走，再分配给穷人，不仅违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自由原则，更是对人类智慧的创造者们、对辛勤工作的劳作者们的不道德。 当然，政府离开税收无法运作。但税收应该多少才合理？如果按收入多少来缴税，即使所有人都以同等比例缴税，富人和中产阶级就已经比穷人多缴了很多。如果以中国人熟悉的球星姚明为例，他来美国打球，四年合同是1780万美元的薪水，等於每年挣400万。如果他要像美国人那样缴税的话，即使所有人都按10％的比例缴税，他就比年收入4万美元的人要多交39万6千美元的税（本文只是为了讲道理，抽象计算，排除实际缴税时的一切其他因素）。 但美国的税收不是大家按统一的比例缴税，而是挣的越多，缴税比例越大。美国原有五个纳税定级，分别是15％，28％，31％，36％，39.6％。即收入低的要缴15％，年收入超过28万美元之上要缴最高等级的税，即收入的39.6％要被政府收走。另外还有37％的人由於收入太低，则缴很低的税，或者基本不必缴税，还能从联邦政府得到补助。按照这个比例，姚明的400万美元的年收入，要被政府收走160万。而一个年收入4万美元者，才交6千美元的税，姚明缴的税是他的266倍。 布什总统的减税方案是，把五个等级都降低、并简化为四个：10；15；25；33。但由於民主党的杯葛，最高等级的税，只减到36.9％。对於姚明等年收入28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才减了3个百分点，而其他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明显减的百分点更多。但左派还是强调富人获得的回扣多，因为姚明减了3％的税，就拿回12万美元，而收入4万者即使减了5％，也才拿回2千，是姚明从减税计划中获得的财政回报的60分之一。 左派总是强调，减税计划对美国1％的富人有利，但他们刻意回避的事实是，姚明等这1％的富人缴的税，占美国全部税收的47％！《华尔街日报》1月8日社论引述的税务局统计数字是，美国2000年收入12万8千美元以上的5％的美国人交的税，占当年税收的50％以上。这家报纸的社论说，“当富人承担了美国一半以上税收时，减税时自然不可能把他们排除在外。” 根据美国税务局的统计，美国有37％的人（年收入三万五以内）缴的税，仅占全部美国税收的1％。和上述的1％富人缴的税比较，就可看出到底谁在养活美国（政府）。 左派民主党的这种高税收、均贫富的思路和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例如美国共产党虽然完全被人民淘汰，根本没有影响力，但他们仍在自己的电脑网站（http://www.cpusa.org./）呼吁：收入六万美元以下的免交税；政府包办幼儿园和学校，一律免费；国家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向富人和企业徵高税，反对市场经济等。还公开呼吁共产党员支持民主党。 美国共产党这样呼吁，正是由於他们和左派民主党的均贫富的平等理念是一致的。例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要发动穷人和痞子，来革富人的命；列宁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也是均贫富，把富人的私有财产充公，然後平均分给穷人；法国大革命，也是在平等的名义下，向所有的有产者实施暴力。今天西方左派也同样，用一切宣传灌输一个理论：富有就是罪过，就是不道德。按照他们的理念，人们就应该打断乔丹、姚明的腿，让他们和瘸子同样比赛，同样收入；於是人们不再看到精彩的篮球比赛，回到袁世凯给每个球员分一个球的时代，大家都上场乐呵一下。按照他们的理念，人们还应该分掉比尔．盖次的相当於许多第三世界小国整个国家财产的个人资产；於是人们不再有新的微软产品，最後大家一起用羽毛写字。 主张市场经济者主张减税，他们认为这个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的，应该属於他们自己来支配。大众有了钱，才会增加消费，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来自大众消费！富人和中产阶级手里的钱不管有多少，只要他们不是把钱用火烧了，任何花销（包括浪费）都是消费，都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而且统计证明，绝大多数富人和中产阶级都把他们的钱用於再投资，再生产，办厂开店。大小资本家都想赚更多的钱，其结果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们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人们有了工作，挣到钱，才会消费，才会刺激经济成长。雷根总统当年把减税的经济政策称为“滴水经济”，即富人和中产阶级手里更有钱，他们办企业会招募更多的工人（滴出油水，养活穷人），由此才会增加就业，活跃经济。只有民富，老百姓手里有钱，才会有国家强大的这个结果。 而左派民主党的提高税收政策，接近“杀鸡取蛋”，虽然可以通过高税收马上使政府手里有更多的钱，并通过福利政策分给穷人，得到立竿见影的迅速效果；但均贫富的结果是，富人和中产阶级手里不再有钱，那麽就不会再产生“蛋”，最後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大家都“平等”了，但是一起受穷。所以右派说，左派喜欢穷人，结果制造出更多的穷人。 这次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多数美国人将受益，包括减免股票红利税等。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统计数字，53％的美国人拥有股票，有5千2百万个美国家庭购买了共同基金等。而在过去三年股票贬值，尤其是科技股缩水70％的情况下，再让股民把已大量缩水的股票红利（虽然公司的股票价值大幅贬值，但许多公司仍有年终盈利，股民仍分到红利）打税，既不合理，也造成缴税者的经济负担。按照布什的这个减税计划，不仅股票红利税可以全免，而且一个收入4万美元的四口之家，原来要缴联邦政府税是1,178美元，现在则降到只缴45美元，等於削减了96％。因而布什的减税计划受到多数美国人的欢迎。据福克斯电视台1月10日晚间新闻公布的民调结果，62％的美国人支持减税计划，反对者为30％。 当然美国反恐需要增加军费开支，同时大幅减税，会导致收支不平衡，出现像民主党所指责的财政赤字。但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10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九倍），经济学家多认为这不是大的负担。 上次雷根减税，遭到民主党的杯葛。这次左派同样阻挠布什的减税计划。但他们成功系数不大，因为一是通过中期选举，共和党赢得了参众两院，减税计划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员赞成；二是民调显示，它获得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三是上次雷根大幅减税刺激了经济复苏，而民主党总统卡特增税扩大福利则导致经济衰退，这些都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知道好坏。因而不管左派主导的媒体怎样用他们永远的武器——减税只有1％富人获利——的说法来煽动反富情绪，胡弄经济外行者和无知的穷人，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自由经济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尽管步履艰难，毕竟今天已不是“打土豪，分姚明”的时代了。 2003年1月14日 2003-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三体》奈飞版在美国引发“文革”联想
何清涟 从今年2月末以来，中国文革在X（Twitter）上成为热点话题。这是缘于两点：#一是2月27日美国著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 ）采访了美籍华人##西·#范弗利特（xi van fleet）女士，主题中美国极左发动的美式文革，范弗利特女士将其与中国文革做了简单比较，此视频经X（推特）执行长马斯克转发之后，据说当天就已超过5000万的浏览量。3月21日，#中国小说家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改编的电视剧在网飞（Netflix）开播，开头约4分钟重现中国文革时期的批斗画面，被范弗利特女士及多人在X上转发，一天之内总浏览量超过千万，其中的留言，不少都将中国文革与美国的Woke运动（包括BLM、lgbtqi+等）的暴力场面联系起来。 #中国文革的“身份政治”，让美国人看到Woke的可怕前景 塔克采访西·范弗利特女士是从一段白人女士在接受CRT（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培训开始的，这种培训是美国自奥巴马时代开始在全美政府、企业与军队推广DEI项目的重要一 环。这段CRT培训人员强迫白人女士检讨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并被迫自我忏悔的情景，只要经历过中国文革“触及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强制洗脑的人，会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相似点：美国的Woke（觉醒运动）是将人分为受害者（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但不包括亚裔、lgbtqi+、穆斯林、女权主义者）与施害者（白人、正常性取向者、穆斯林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者、白人男性）；中国文革是将人群按照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及其子女，后三者是1949年以前的“受害者”）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极端疯狂时扩大为“二十一种人”，1949年以前的“压迫者”）。 简述之，美国的Woke与中国文革这两者之间有个共同点：就是按照人出生时的天赋条件即身份划分等级，美国的Woke是种族、肤色、性别、信仰（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出生时就被给定的信仰）；中国的文革（其实文革前的毛统治也是这样）是按照人出生的家庭所属阶层。Woke的变性人是后天的，与中国文革时“可教育好的子女”（指出生于黑五类家庭的人）类似。美国的变性人需要通过手术与术后长期药物依赖改变先天性别，中国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则需要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长期思想改造并与自己的父母决裂划清界线，批斗检举他们的反动言行，被革命群众认可其表现，方能被列入“可教育好的子女”——革命队伍的小跟班。 塔克在采访中就上述CRT培训片段发问：“这就是一桌子有特权的白人女性，跟另一些更有特权的非白人女性凑一起，呱噪谈论她们的种族主义倾向，她们的罪，而这些白人女性喜欢听这些。你觉得这怎么回事。你怎么看？“西·范弗利特在简述了她作为少年参加这种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会后，总结说：”对，身份政治，就是实质。在中国，一切开始于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人群分裂成两个阶级，红色阶级和黑色阶级。你可以猜到这是什么意思。红色是正确的阶级，黑色是错误的阶级。他们是有房产的、地主，和带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们都被划成黑色阶级，是国家的敌人。我们都看上去差不多的，但是中国就这样被毛分裂了。“ 西·范弗利特这段采访在塔克节目的观众中引发的共鸣很大，她用美国人能够听懂的方式点出了Woke与中国文革：均是基于“身份政治”的斗争。 奈飞版《三体》引发又一波“中国文革-美国Woke”联想 在Xi Van Fleet @XVanFleet 介绍《三体》开场4分钟文革场景这条推文下，用See similar Posts 搜索，会发现不少推主都在推送这段场景，大部分留言都说这正发生在美国。从数量上来看，两天之内至少有好几千万人看过这个片段，以下列出部分摘文与图片： 图片 Dr Manhattva @Manhattva：我刚刚在 Netflix 上看了一个名为“三体问题”的连续剧。这是对1966年北京文革的极为准确的描述。今天的左派比你想象的更迫切地想要这样做。 图片 @Zubi\Freeman：他们看起来就像美国的觉醒马克思主义者，推动 CRT、DEI、BLM 和 LGBTQIA+Z+++ A group of people in a crowd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注：这张图片是2020年5月美国BLM运动期间发生的场景。 @Resitutor 我看了前两集，开场的斗争很激烈。 开场场面很棒。然而，这个系列显示了一些主要的危险信号……总的来看，Woke现在有了100% 全球化的最终签字（认可）。 CRT（批判性种族主义）：到目前为止，所有白人都被塑造成小丑/……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史蒂文·米勒，医学博士、哲学博士 @SageListener：我们正在美国学术界看到中国文革发生的事情。 Woke之旅正在带领美国进行一场疯狂的旅程！ 他们永无休止地寻找一些可以冒犯的东西。 就好像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玩“发现微侵略”的游戏， 甚至不需要考虑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们在你说“言论自由”之前取消你。 伙计们，这绝对是一场马戏。 也许是时候在事情变得更加失控之前进行一次老式的现实检查了。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lancelands：可以肯定，这一斗争场景在加利福尼亚是现实存在。 西·范弗利特女士：一位热爱美国的勇者 #我想重点介绍一下西·范弗利特女士，她出生于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1986年之后一直生活在美国，在2021年弗吉尼亚州劳登县石桥中学（Stone Bridge High School in Ashburn, Loudoun County, Virginia）事件中批评美国的批判性种族理论（简称CRT，Woke的主要理论支柱）进入美国公共视野。这一事件的受害者是斯考特·史密斯（Scott Smith父女。劳登郡学区要求学校允许学生根据自己认为的性别选择洗手间，2021年5月28日，史密斯的女儿莉莉（化名）在学校的女洗手间时，一名穿着裙子的男生殴打制服了莉莉，并对她实施了包括肛交在内的性侵。史密斯先生到有关部门投诉，要求学校改善学生安全环境，但学校却给所有家长发邮件，称学校里没有发生危及学生安全的事情，暗示莉莉说谎，史密斯无理取闹，并悄悄把嫌疑人转学到了另一所学校。 发生这个案件之后，劳登县校董会继续推进他们包括男女共用厕所在内的扩大LGBTQ学生权力和特殊待遇的计划。 史密斯听到这个消息，赶去参加6月22日的校董会，当场指责学校试图掩盖5月28日女儿在石桥（Stone Bridge）中学被一位心理认同为女性的男生性侵一事，学监斯科特‧齐格勒（Scott Ziegler）否认学校存在性侵事件，左翼女权活动人士杰基‧施沃姆（Jackie Schworm）则指责史密斯的女儿在被性侵一事上说谎，史密斯随后与发生激烈争吵，最后被警察逮捕，戴上手铐，强行拖离会场，与他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两名男性家长。当地警察局将史密斯的行为列入“国内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这种指控，是近年来左派应付学校与家长冲突的新招术。在6月8日劳登学区一次公开会议上，Xi Van Fleet发表演讲，公开抨击弗吉尼亚州学校董事会支持有争议的批判种族理论（CRT），她在会上勇敢地公开批评该学校校方及校董会：“你们现在正在教导、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社会正义战士，并厌恶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历史。”她将 CRT 比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到 1976 年，毛泽东领导了一场种族灭绝，导致 50 万到 2000 万人死亡，“现在在学校以及这个国家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文革的重演。” 图片 亲眼目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西范弗利特于2021年6月8日在劳登县学校董事会发表讲话（劳登县公立学校） 在美国左派当道，政治正确肆虐之时，西·范弗利特女士站出来批判CRT与Woke，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认为她能够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文革并引起如此高度关注，堪称“华人之光”，但还有少数人认为她对文革讲得太浅。我在X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中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西·范弗利特女士的这段介绍，完全是根据美国受众能够理解的程度来谈的，而且抓住了最核心的问题。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革与Woke之间的共同本质，她奋笔疾书，出版了《毛式美国文化大革命：一位幸存者的警告》（Mao’s America，A Survivor’s Warning） 图片 西·范弗利特女士的著作#：《毛式美国文化大革命：一位幸存者的警告》 我知道好几位在美华人专家，他们专研文革、共产主义运动史并持批判态度，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但遇到民主党的Woke与CRT理论，不但忽视这些理论与文革及共产主义身份政治的相同本质，还成了左派的坚决拥护者。与之相比，对文革仅有亲身经历的西·范弗特女士的见识与情怀显然要高得多。她抓住中国文革与美国Woke最本质的特点切入，加以比较，成功引起美国社会保守人士的共鸣与警惕，并投身于反Woke的行列，是一位热爱宪政美国、值得世人尊敬的勇者。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3月28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98000）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暴力治国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悖论
从胡锦涛执政以来，建立“和谐社会”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更被渲染成了一个理想目标。而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更有意思，中国当局正在做的事情，即打压地方诸侯、力挫强势部委倨傲之气只字不提，只突出一个主题：建立和谐社会。 但评价这个政治口号，不仅要考评它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还得考量口号与实现口号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考量这个口号，提出它是合理的。试想想，生活于一个每天都发生无数暴力事件、社会反抗事件不断的国度，安宁平静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及之物，且不说富人需要保镖随身防卫，即使是平民百姓，家宅必须要安上牢固的防盗网，有如生活于一个囚笼里；而出门最有可能碰见三种人：骗子、小偷与抢劫者，人与人之间已经缺乏基本信任。此情此境，提出要建立一个安宁、平静，较少社会冲突的和谐社会，不能说不合理。 再来考量口号与实现口号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实践有两大特点，一是为了追求理想设定的目标，所使用的政治手段往往带有浓厚的血腥味。二是尤其是当政者号召人民，为了实现未来的理想，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对现实生活的合理要求。上述两点是各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时遇到的老问题，在中国尤其明显。过去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中国人曾经连一求温饱都成了奢望，为塑造共产主义新人而屡屡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这些往事烟云还未尽散，现实中更有新的佐证，比如人们因失去土地、住房而被迫上访，往往被当局以“上访破坏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强行劝访甚至拘留时，这些利益受损者是否应该从建立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消释忿恨，忍受了事？ 所以问题还得回到两个被有意模糊了的出发点来谈：第一，是谁制造了不和谐，即社会矛盾？第二，政府通过什么手段达致和谐，是通过压制反抗者与无权者的正当利益诉求，还是减少制造矛盾的根源？从这两点来看，十六届六中全会尽管声称在建立和谐社会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寻找不和谐根源时，显然却回避了这一问题。六中全会公报通篇是虚化的套话，而从“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所发表的各种文章来看，党认为目前影响中国稳定的主要矛盾是部门利益膨胀，地方势力坐大。 但这两大矛盾是否真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呢？应该说不是，这两组矛盾影响的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与权力秩序，并不直接影响民生与民权。而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社会安定，导致黎民生计日益艰难的不是这两大矛盾，而是整个执政集团直接剥夺民众生存权利，以及政府在处理民众的被迫反抗时，完全依赖政治暴力手段。日益显示出向极权政治回归的倾向。 对中国现政权的性质，人们做了诸多归类：后极权社会、威权政治，以及新极权主义。应该说，这三种概括其实用来描述1978年以后的政治演变过程比较合适，因为它正好代表了自那以后中国政治演变的三个阶段。80年代属于后极权政治，以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为主要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而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威权政治时期，政治控制较之80年代要紧，而思想文化控制则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定型阶段。而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则日益向极权政治复归，越来越依靠政治暴力恐吓、威慑民众，让民众出于恐惧而被迫服从当局。 于是中国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政治实践越来越依赖暴力统治；政治口号却声称要建立和谐社会。而达成和谐的手段不是消除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即控制强势集团对弱者的掠夺，而是通过政治暴力手段压制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诉求与反抗，同时加强特务统治，比如在大学建立信息员与安全员制度。 不正义的手段绝对不会通向正义的目标，力图通过暴力治国稳定统治集团利益的社会，是无法通向和谐的。因此中国当局与其通过宣传表达建立和谐社会的决心，还不如以行动显示其诚意。而显示诚意的最好方法是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否则，所谓建立和谐社会只不过是中国当局为新极权政治编织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0月19日，总 162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结束共产专制後的波兰
如果你去欧洲，问哪个国家首脑最亲美，答案不是美国的最亲密盟友英国的首相布莱尔，也不是那位名言为“不管美国主张什厶我都赞成，即使还不知道美国要说什厶”的意大利右翼总理贝卢斯科尼，而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这位亲美派总统前天抵华盛顿，被人称为将和布什总统度“三天蜜月”。 前天晚上布什总统为这位波兰元首举行了隆重的国宴和欢迎仪式，今天（18日）布什将陪同这位“波兰知己”一起乘坐空军一号总统座机前往密西根州。在昨天的午宴上，国务卿鲍尔称赞波兰是欧洲捍卫自由的重要力量；布什和波兰总统会谈後发表的联合公报说，美国和波兰有“深厚友谊”，是“紧密盟友”。 《华盛顿时报》报道说，这位波兰总统不仅完全同意美国的全球反恐政策，并且使用的语言都和布什一样，也是用“邪恶”来指那些共产政权和中东的流氓国家。 布什总统如此隆重接待波兰总统，不仅因为他是欧洲国家中最支持美国强势外交政策的领袖，更因为波兰是东欧最早挑战共产专制，并成功地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样板。 克瓦希涅夫斯基在6年前击败波兰首位民选总统、前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而当选总统。由於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前共产党人，当时人们对他还有些担心。1996年我曾到波兰采访，回到美国後曾撰文介绍说，波兰不会倒退，因为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竞选时就宣称：“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被埋葬。”曾为前波兰国防部长做助理的普拉塔斯（Arkadiusz Protas）在华沙对我说，虽然前共产党人当选上了波兰总统，但他的政见和瓦文萨几乎一样。 波兰第二大报《Rzeczpospolita》总编辑卢卡西维奇（Maciej Lukasiewicz）昨天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在开始的时候他也有点担忧，毕竟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前共产党人，而且竞选时是“民主左翼联盟”的候选人。但6年过去了，这位波兰大报总编说，“在波兰从共产主义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没有谁比克瓦希涅夫斯基这位现任总统扮演的角色更大。他现在是波兰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在这位亲美派总统领导下， 1999年波兰和捷克、匈牙利一起加入北约（北约扩为19个成员）；根据目前的进度，专家预测，波兰将会在2004年加入欧盟，从而完全融入欧洲，成为西方的一员。 除了走向民主，融入欧洲，波兰的经济改革也是世界出名的，尤其在中国知识人中间曾引起争议，因为他们在俄国之前率先使用了“震荡疗法”，即把国营企业一次性卖给私人，一次到位地私有化。当时为波兰的这种改革做顾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赛克斯曾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像一个人跨越壕沟，只有运足力气一大步冲过去，如果用两小步，一定会掉在沟里。 波兰的震荡疗法，如同快刀斩乱麻，或像动大手术割去癌瘤，虽然短期剧痛而衰弱，但恢复过来，才有健康的前景。普拉塔斯在华沙接受我采访时说，“震荡疗法”给波兰经济带来活力，波兰多数企业迅速实现了私有化，经济一直稳步成长，1995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6.5％，使波兰成为东欧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昨天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介绍说，12年前的波兰，70％的产品是国有企业生产的，现在正好反过来了，70％以上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在1990年时，波兰的主要出口是向东欧市场，现在波兰70％以上的经贸是和欧盟市场；波兰现有200万中小企业；外国投资达500亿美元。 除了政治民主和经济私有化，波兰更令人瞩目的是新闻自由的扩大，言论自由的保障。当年我在华沙中心火车站的报亭，就看到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被摆在显著位置。当地的记者朋友告诉我，这本书的波兰文出版後竟登上了波兰全国畅销书榜的榜首。 最让波兰新闻界自豪的是，他们有一张被誉为“波兰的《纽约时报》”的严肃报纸《新闻报》（Gazeta），并是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该报的总部大楼，副总编辑培斯维奇（Piotr Pacewicz）告诉我，《新闻报》周日发行50万份，周末达70万份。在只有3,700万人口的波兰，能达到这个发行量是令人惊奇的。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周日发行量才80多万份，周末约150多万份。 《新闻报》的波兰文全名是《Gazeta Wyborcza》，意思是《选举期间的新闻》。培斯维奇向我解释说，因为这张报纸是在1989年6月波兰全国大选期间正式公开发行的。在这之前，它是一张地下周报，1982年由10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创办，秘密发行。现在《新闻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主要编辑记者都是前持不同政见者，是当年办地下报纸的主力。 波兰知识份子不是像中国自由派知识人那样，绞尽脑汁在体制内和当局打“擦边球”，而且站到共产党对立面，像当年抵抗纳粹一样从事地下反抗运动。这一点我在采访华沙的“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时更有感触。该基金会的干事考兹埃特（Adam Koziet）向我介绍说，在共产党执政时，这个基金会就在地下成立，20名发起人中有记者，医生，法官、物理学家，法学教授，还有当年反抗纳粹的英雄等，基金会成员90％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向国际社会揭露共产波兰的黑暗，谴责当局践踏人权。在共产党倒台後，这个基金会才由地下转入公开。 当我提到中国流亡者中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天安门屠杀推动了东欧的剧变时，考兹埃特对此没有正面回答，他说，1989年“六四”那天，正好是波兰全国大选，波兰人第一次享受投票选举的时刻，却听到北京正在屠杀，心情极为痛苦和感慨。“那天有几千人投票後去了中国领馆前示威抗议。”不言而喻，在中国人还不相信共产党会屠杀的时候，波兰人民已经开始用选票埋葬共产党了。原因就是这样简单：在中国知识份子先是感激涕零邓小平的改革，继而千呼万唤胡耀邦、赵紫阳时，波兰知识份子们却在用地下报刊和地下组织传播从根本上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声音。 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另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是，他将使用否决权，来捍卫波兰的新闻自由。由於左翼议员在国会是多数，尤其是波兰左派总理米勒（Leszek Miller）一直想限制《新闻报》媒体集团的发展和扩大，因为它不仅发行量大，倡言改革和西方化，而且这家媒体集团准备购买电视台。米勒和他的左派国会同志提出议案，禁止报纸集团同时拥有电视台。克瓦希涅夫斯基已公开表示，如果国会通过这个议案，他将使用总统否决权。 波兰左派总理的另一个举动是，对独立的波兰“货币政策委员会”设限，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波兰“国家银行”行长，并是把波兰经济带出公有制的“震荡疗法”的设计师。波兰第二大报《Rzeczpospolita》的总编辑卢卡西维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对於这些不民主的行为，唯一有效的路障，将是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的否决权。而他已公开宣布，准备这样做。”这位报人在文中感叹说，克瓦希涅夫斯基的这些行动，“不仅是站起来反对他以前的共产同志，而且在为波兰做出关键性的选择。” 当年在波兰采访国防部长助理普拉塔斯时，我曾让他比较一下“先政改、後经改”的“波兰模式”和中国的“先经济改革，以後政治改革”模式的利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波兰的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仅稳定，经济也稳步成长，人民享受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普拉塔斯最後的结论是，“我无法评价中国模式，因为它还谈不上是一个模式，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进行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并不意味著自动的政治改革。” 正是由於对共产主义制度之恶劣的深刻体验和理解，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才比任何其他没有经过共产社会的西方国家首脑更加亲美，因为他清楚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才是目前人类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证明的最可行的道路。 2002年7月18日於纽约 2002-07-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中国为何不再被外商视为投资福地？
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不仅未能象日本、南韩那样促使本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提前出现各种经济衰象。除了股市、房市双双大幅下挫之外，更令中国政府头痛的是引进外资下降，如日韩台企业在华投资今年上半年锐减31％，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更是从2003年以来逐年减少。上海美国商会与思艾伦咨询公司于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称，在接受调查的美、日、欧制造商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相对其它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 面对数千家港台企业破产撤离以及随后更大的撤资潮，中国政府强自镇定地宣称这是调整产业结构、重新进行布局的结果，仿佛胸中已有应对之策，这话可谓半真半假。 何谓“半真”？因为近年来中国制造引起国际间贸易磨擦加剧，北京确实想通过提高税收、调整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去，同时再引进一些具有品牌、技术、资源优势的外资。这类策略以前曾获成功，如2000年与2005年中国发生的两次外商撤资浪潮，都与中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本国能源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最后迫使美国电力、赛德能源和西门子等国际电力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 但要说中国政府对目前的经济困局有应对之策，却是假话。因为当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撤离之际，中国政府预期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企业却并未形成气候。何以会出现这种“麻杆打狼两头空”的局面？这与近几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以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评估有关。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中国方并无“双赢”概念。从2005年开始，中国一些经济精英成功地利用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了政府的外资政策。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加大外资成本之举已显“成效”，大量港台资本撤资就是明证。但限制外资并购的规定却有碍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中国希望产业结构升级，但缺乏相应的技术实力，依靠本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生疏的国际市场营销手段，根本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外资想要中国的市场，但还得考虑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这两类问题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监管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外企为获准一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说明，美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极大力气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侵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都遇到过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另起炉灶之事。这也是外企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并购形式进入中国的原因，因为并购是消除竞争对手并接管市场的便捷形式，还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与外部成本。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是：过去，大量出让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现在，不肯让出市场，却使具有品牌、技术与资源优势的外资裹足不前。 原载BBC，中国透视栏目，2008年8月4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7540000/newsid\7540400/7540492.stm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
911事件後，美国有的报纸和电台由於评论失当而受到了惩罚，它是否意味著在目前强烈的悲愤和爱国情绪中，美国式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了威胁？ 在全球191个国家中，美国应该说是言论和新闻最自由的国家，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私营体制。美国媒体除了像“美国之音”等非常特殊的电台之外，其他基本都是民营的。例如美国现有的1509家日报，都不被政府拥有，而是属於不同的私人报业集团。传播业的共识是：私营才可能独立，独立才可能客观。最近布希政府撤销了“美国之音”台长的职务（因为该台是由政府提供资金、其台长位置——像中央情报局长和联邦调查局长一样——是属於由总统内阁任命的职务），但布希政府没有权力撤销任何一个私营媒体的发行人和编辑记者的职务。美国媒体的私营性质，为新闻和言论自由提供了体制上的条件。 第二，宪法保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主要条款就是“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新闻自由。”这条法案使国会无法通过任何损害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法律。中国俗语说“无法无天”，没有“法”，就是没边的自由，最大的自由。美国宪法极具权威性和稳定性，美国建国225年来，除了增加一些修正案，宪法正文从没改动过。而修改宪法，需要联邦的参众两院和50个州各自的参众两院四分之三多数议员通过，而这种要求是极为困难达到的。（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大陆的宪法改了7次；台湾的宪法从90年代以来改了6次）。 第三，判例法保护。由於媒体是私营的，所以政府无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报导或评论，而只有像个人一样通过告到法院的方式来限制、或制裁媒体。最通常的是告媒体 密，或诽谤。但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 密案”和“诽谤案”时确立的判案原则，都有利於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美国的法律和中国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成文法”，而是“案例法”，即用判案时确立的原则作为以後同类案子的审理标准。 对於政府来说，它最容易告媒体的是“ 密”。美国最高法院於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 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1，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著，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 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後果，才可以定罪。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对於所谓国家秘密的报导都很难被证明带来上述三种後果。因此，当年美国国防部的控告失败。这三条原则从此保护了媒体报导不受政府以 密理由限制。 对於个人来说，他们最容易告媒体的是“诽谤”。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阿拉巴马州的警察局长“沙利文（L.B.Sullivan）告《纽约时报》诽谤”案时，确立了政府公职人员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三原则” ：原告必须同时（！）提供三种“证据”∶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名誉被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和“故意疏忽”，即媒体在明知报导内容是假的、不实的而故意刊出。当事人即使能拿出前两个证据，却极为困难拿出第三个——媒体事先就有诽谤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官员状告媒体诽谤案几乎无法打赢。後来最高法院又把这三原则延伸到“公众人物”，而且“公众人物”的定义范围相当大，例如一个小镇上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的退休员警告媒体“诽谤”，结果法庭以他的名字上过两次社区小报，确定他为“公众人物”，结果因他无法提出上述三种证据而败诉。还有一个女歌星的丈夫告“诽谤”败诉，也因为他由於妻子的缘故上过报纸，被确定为“公众人物”。 为什麽“公众人物”就该遭“诽谤”而无法打赢诽谤官司？因为“公众人物”本身就拥有对媒体讲话的机会，这是一种权力，对权力人物就必须有制约。 近年来，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南非等国家，都开始采用美国审理“诽谤案”的三原则，包括台湾，也历史性地在1999年审理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泰英告香港《亚洲周刊》和该刊特约记者陈婉莹诽谤一案时，援引这样的判案原则，裁决诽谤罪名不成立。 美国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保护新闻自由的方法，那就是最高法院提出的“举证责任在原告”的原则。而这一原则，迄今为止只有美国采用。 举证责任在哪一方，对於诽谤案来说极为重要。例如前台湾新党总统候选人李敖告中学时的同学刘泰英“诽谤”，因刘泰英说，李敖上中学时好花钱，还喜欢追女孩子。按台湾的法律，被告刘泰英必须拿出李敖确实有过这种行为的证据，这点刘泰英显然很困难做到，因中学时代已是近半个世纪前了，即使有人仍记得，也不见得愿意出来作证，卷到官司里。而按照美国的判案原则，这个举证责任在原告，也就是说，必须由李敖提出他中学时没有乱花钱，没有喜欢追女孩子的证据。而李敖提出这样的证据就更不容易（因为证明做过什麽事还有可能，而要证明没做过什麽事极为困难）。因此，如果李敖（作为原告）在美国打这种官司一定会败诉。美国所以确立这样的判案原则，就是不要让政府官员、名人轻易打赢诽谤官司，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 911事件之後，虽然美国有专栏作家和脱口秀主持人由於言论不当而遭到惩罚，但上述美国的这三种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基石都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并不存在美国式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的问题。那麽最近媒体受惩罚的事件，是属於哪种性质的问题？ 美国三大电视之一ABC晚间脱口秀节目“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比尔．马哈尔(Bill Maher)在评论911事件时说，劫机撞毁世贸大楼的恐怖份子不是胆小鬼，而从两千英里外向阿富汗恐怖份子基地扔飞弹的美国才是胆小鬼。这种评论立即遭到电视观众的抗议，这个节目的主要广告商撤了广告，转播ABC电视的很多地方电视台决定不再转播这个节目。马哈尔随後几次公开道歉，表示评论失当，并把道歉声明发表在他节目的网站上。 《德克萨斯太阳报》（The Texas City Sun）的专栏作家汤姆．卡廷（Tom Gutting），在评论911事件时说布希总统当时“在美国上空打转，像个做了恶梦而受惊吓的孩子，在床上寻求妈妈的保护。”该报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和电话抗议，广告商撤广告，导致报纸发行人在该报头版发表书面道歉，并立刻解雇了这名专栏作家。俄勒冈州《每日信使报》（The Daily Courier）的专栏作家丹．戈士瑞（Dan Guthrie）也由於批评布希总统在911当天“躲在内布拉斯加”“是令人羞愧的”而遭解雇，该报同样登出了向读者道歉的声明。 但同样是严厉批评了布希总统在911当天没有立即返回白宫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和多德（Maureen Dowd）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且沙费尔连写了两篇，文字远比上述那两位专栏作家的批评更刻薄。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女专栏作家安．寇特尔（Ann Coulter）则由於在专栏里写了“我们应该进攻他们（伊斯兰）的国家，干掉他们的领导人，把那里的人变成基督徒”而遭解雇。《国家评论》的主编为此发表了长篇文章，指出这是寇特尔最糟糕的的言论，过了底线，令人厌恶，简直到了垃圾的地步，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失败。 以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当然有权评论美国和总统，在他们平时的节目和评论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修理美国总统、各界要人或批评美国的各种政策。在美国媒体的言论中，批评的声音占了约九成，不仅根本不会因此受到来自政府或法律方面的惩罚，也受到读者和观（听）众的欢迎。但像寇特尔那种极端言论在正常情况下，在公开的媒体上几乎是见不到的。 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机制，有一个最大的制约力量，那就是民意——通过市场效应来制约媒体，使这个力量最大的第四权也不可以滥用权力。因为如果由於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失当而遭到广告商撤广告，或民众退报的话，电视节目或报纸就无法办下去；一旦关门，则发出任何声音、行使任何权力的机会就都没有了。这正是民意对新闻的一种监督方式，或者叫市场对媒体的制约。 总社曾在纽约的华文报纸《中报》的倒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9年时美国的华文报纸主要是两家争雄：现仍出版的《世界日报》，和北京资助的《中报》。当时《中报》的发行量已超过《世界日报》。但“64”屠杀发生後，在全球媒体都谴责中共屠夫的时刻，《中报》的社论却是支持“邓李杨”，结果广告商纷纷撤了广告，读者也拒买这家报纸，导致《中报》连月严重亏损，最後破产关门。《中报》的倒闭，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言论自由，更不是因为美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而是民意通过市场效应制约（惩罚）的结果。 这次上述几家报刊的专栏作家遭解雇、电视主持人频频道歉，都不是来自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压力，更不是来自法律规定，而完全是来自市场机制的制约。市场的背後是民意，实际上是民意在制约媒体不得犯规，要求它在重大事件时，和人类良知、人的基本情感保持在一个轨道上。 而美国之音代理台长被撤职一事，则是另一类问题。美国之音和其他美国独立的媒体性质不完全一样，它是美国政府出资支持的电台。按美国法律规定，美国之音不得在美国国内播放，因为它在对外政策上反映的是美国政府的观点，如果对内播放，则有政府对民众进行宣传之嫌。虽然在新闻取舍和新闻价值判断上，美国之音坚持和其他独立媒体一样的原则，但由於该台是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所以它的责任是向全世界报道美国人的声音、美国社会和美国的价值。尤其是它的社论、言论按要求不得和美国政府的现行对外政策相冲突，例如，布希政府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政策，美国之音的社论就不可宣传取消这种制裁。 在911事件发生後，3,000平民被谋杀，全美国处於极为悲痛、敏感的时刻，尤其是在布希总统国会演讲已誓言绝不和塔列班谈判，并准备军事打击这个支持恐怖份子的邪恶政权之际，美国之音要播出对塔列班政权头子的采访，从新闻处理上来看应该谨慎。而且国务院得知要播出这个访问时表示了反对意见，但该台代理台长仍执意播出，这无论从新闻价值判断上，还是从该台的所属关系上都表现出不明智。英国BBC引述专家评论说，那个播出的访问，毫无新意，是塔列班政权头子在他控制的阿富汗电台上每天都说的陈词滥调。昨天《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社论指出，布希政府决定撤销美国之音代理台长的职务，正是为了让美国之音真正发出美国的声音，同时批评这个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电台，911後多次播出对恐怖组织头子的采访，而不对这些恐怖份子做背景介绍，使美国之音近乎成了恐怖份子的传声筒。这会给阿拉伯世界的听众造成困惑，到底美国的意图是什麽？ 那麽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政府对它下属的新闻媒体的管制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没错，中国政府的确有权管制它出资的媒体，但它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它管理自己属下的媒体，而是它完全禁止任何其他人办私营的媒体，垄断了中国的全部新闻业，这就和美国政府完全不同了。美国政府不仅完全不干预任何公民自由办报、办电台，而且美国政府的声音在法律的严格限制下，不允许在美国播出，以免影响美国民众的思维。而中国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独裁政权一样，在不允许任何其他私营媒体存在、自由发出声音的情况下，用完全在政府控制下的整个媒体机器向国人宣传政府的旨意，这就性质完全不同了。 美国媒体有非常清晰的左、右翼之分，但遇到新闻自由被限制的事情，左、右翼总是打破理念分歧，团结一致，捍卫新闻自由。在台湾审理刘泰英告《亚洲周刊》和陈婉莹诽谤一案中，美国左派的《纽约时报》和右翼的《华尔街日报》等十多家著名报业公司及“保护记者协会”还组成“法庭之友”，并连署了“答辩书”，为亚裔记者仗义执言。但这次对美国之音代理台长被撤职、ABC晚间脱口秀节目被广告商杯葛、几个专栏作家被解雇等事件，除了有报导和评论以外，尚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媒体出面正式抗议。而且一向最强烈支持新闻自由的美国“保护记者协会”主席对此发表看法说，“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它说明，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不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当越过道德底线和人类情感的承受能力时，就会有制约和惩罚的机制。 2001年10月4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2001-10-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0👍 0💬 0在野党大胜 印度进入新时代！
历时35天投票（全球最长）的印度大选揭晓，右翼人民党（BJP）在543个议席中，赢得282席（超过半数，可单独组阁），加上友党的52席，右翼联盟总共拿到334席（占国会席位的60%），获得“压倒性胜利！” 原执政的国大党（INC）加上其联盟才获得63席（他们原有209席）。其他146席为另外36个小党瓜分。 这是印度自1952年首次全国大选以来，选民投票意愿最强烈、投票率最高（66.38%）、选举结果最一面倒的一次大选。 之前类似情况是1984年，国大党总理英迪拉.甘地在任上被卫兵暗杀，激发出选民的同情票，那次投票率是62%，国大党大胜，英迪拉的儿子出任总理（后也被暗杀）。 但这次没有“暗杀”，没有政治大动荡，12亿人口（全球第二多）的印度却全国沸腾，注册合格选民达到空前的、也是世界之最的8.14亿，最后有5.5亿人投票。 印度人民所以沸腾，甚至有点群情激愤地出来投票，是因为过去十年在左翼国大党执政下，印度经济滞缓，腐败严重，治安恶化（多起恶性轮奸案），激起民怨，甚至民恨。数亿印度选民对拉胡尔们的（尼赫鲁）家族政治实在厌倦透了，所以憋足了劲，等待这次投票机会来惩罚国大党。 另一个原因是，人民党推出了强有力的候选人莫迪（Modi）。莫迪在印度重要的古吉拉特邦已连任了四届州长（14年），使该邦的人均收入增长两倍以上，经济规模增长50%。莫迪的丰富从政经验，他领导下的经济奇迹，他的强势作风等，都给选民以希望——拯救印度！ 而国大党推出的候选人是英迪拉.甘地的孙子拉胡尔。拉胡尔毫无莫迪这样的从政经验，只有尼赫鲁家族的光环。拉胡尔43岁，莫迪63年，相差20岁，如同父辈和儿子。莫迪的成熟（治理经验）、男子汉形像（演讲铿锵有力），跟拉胡尔的奶油小生及缺乏从政经验，形成鲜明对比，强烈反差。 除此之外，这次选举新增了一亿两千万首次投票的年轻选民（占全体选民的20%），他们多支持莫迪。年轻人期待改变，支持变革，渴望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印度，而不是老气横秋、家族政治盘根错节、官僚气十足的国大党统治下的印度。印度人口中三分之二年龄低于35岁，可想而知“象徵改革”的莫迪具有的优势。 莫迪被视为印度的“撒切尔”，因他信奉并推行撒切尔主义——减税，平衡预算，民营化，友善商界，充分市场经济。同时莫迪也被比作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戴高乐上台结束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混乱局面，使法国一跃成为世界性强国。选民期待莫迪能以他的坚定理念、强势作风结束尼赫鲁家族的国大党长期执政导致的贫穷和混乱，而把印度建成一个世界强国（目前印度经济已超过日本，排世界第三位）。 我在“印度的撒切尔掌权”一文中曾提到，莫迪当选，会把尼赫鲁家族热衷的社会主义方向搬道岔，改变印度的地缘政治（自印度有大选以来60多年中，国大党掌权了近50年）。由于印度是内阁制，小党林立，执政党因席位不过半，需联合很多小党组阁，所以常有内讧甚至倒阁。而这次莫迪的人民党赢过半数，更给莫迪的强势改革提供了条件，等于是“人民授权”。《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印度进入一个新时代！” 莫迪在主掌古吉拉特邦时，推动了该邦的高速公路建设。他在竞选时承诺，当选后将推动印度兴建高铁（准备建四条），并加强基础建设，包括电力、港口、公路等。 由于莫迪把重心放在经济，所以竞选时他虽对中印边境分歧问题态度强硬，但选後仍会重视和强化中印关系，尤其在经济合作方面。另外莫迪的印度更会跟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日本联手，也会致力跟欧盟和美国发展经贸。在这个大背景下，莫迪的印度跟外部冲突（对抗）的可能性更加降低，包括跟宿敌巴基斯坦，都可能谋和，以发展印巴经贸为重。 莫迪精力充沛，体魄健壮。从去年九月至今，他在各种造势大会演讲了457场（平均每天近两场），全印度飞行了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7圈半）。 在得知选举结果时，莫迪说，“这是印度的胜利！”其实这也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胜利。因为按人口，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次选举结果，等于再次向世界传递清晰的信号∶不管人口多寡，不管人均收入多少，不管文盲程度多高，都可以选举，都能够选举，并且选举成gong。人民用选票，证明自己是主人！ 大选揭晓时，媒体报导说，新德里等到处有鞭炮和庆祝欢呼声，人们为将变革的印度而高兴，而激动。40岁的新德里律师辛格.迪瓦纳（Singh Tiwana）这样对《纽约时报》说∶“我今天的兴奋之情，可相比的，只有我出生那天我妈妈才有的那种心情。” 2014年5月16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5-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中国城市中产家庭的经济抗压能力分析
程晓农 不久前我谈过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生活上的抗压能力有多强呢？说到底，抗压能力与兜里的钱有关。最近，广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发表了一份《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这是关于人们兜里有多少钱的调查。使用该报告的数据，我在此文中准备分析一下，人们对经济下行有多大的抗压能力。 被调查对象都是谁？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看过有关这个报告的新闻，但是，相关新闻都没介绍，这个调查反映的是哪些家庭的财务状况？这份报告不是富人调查，因为户均总资产只有150万元（包括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同时，它也不是房奴调查，因为户均负债（包括房贷等）只有7.5万元，这在大中城市里最多只够买5平米房子，而房贷族欠下的贷款通常都多到上百万；它更不是贪官财产调查，因为这个商业性调查是自愿参加的，不管是上门访问，还是电话调查，漏网贪官们大概都会拒绝接受调查，虽然他们知道，来人或来电的，不是中纪委或省市纪委。 根据报告撰写者的介绍，这个调查在全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东北、西北7大区的23个城市进行，这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南京、济南、杭州、上海、福州、广州、深圳、佛山、汕头、中山、湛江、郑州、武汉、长沙、成都、昆明、沈阳、哈尔滨、大连和西安。归纳一下，除了北上广深四大都市以及广东省的几个中小城市外，其它城市都是省会城市，但不包括经济比较差的华北、西北、西南地区的部分省会城市。调查者根据被调查户所在地区、家庭资产状况分组，按各组比重随机抽样，最后选取了1,754户家庭，这些家庭的年收入在67,817元以上。 从以上信息判断，这个商业性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城市老住户当中的中产家庭；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只有在城市里拥有长期老户籍的住户，才基本上不需要在过去几年里购买昂贵的住房，因此不会背著沉重的房贷，他们多半以前就拥有自己的住房。城市老户籍中产家庭有一个特点，他们可能不是炒房大户，对房价下跌的敏感度不象房贷族那么大；这样的家庭资产增值，很可能不是炒房炒出来的，而是已有老房产的价值随着市价上涨而自然升值；同时，他们的住宅可能以自住为主，属于不能出售的不动产，把他们的全部资产扣除不动产后的金融资产，才是他们可以动用的金融资源。 从这个调查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它覆盖的是经济相对较好的地区，因此，调查得到的家庭财产数额高于涵盖经济落后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以观察，在经济比较好的地区的省会以上城市，城市老住户当中的中产家庭，究竟现在平均有多少金融资产，又分布在哪些方面，是银行定存为主，还是理财产品、股票为主？关注这一点，是从中可以分析这些家庭对经济下行的抗压能力。 房产致富？ 这个调查当中，被调查户里户主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53%，30岁以下的只占8%、总共140户；而在这140户里，16岁到22岁的家庭年收入达到18.5万，23岁到30岁的家庭年收入达到23.8万。这说明，被调查对象主要是相同年龄群里收入比较高的家庭，而不是那些从中小城镇到大中城市工作、生活，单人月收入只有三五千元、买不起房的年轻人。由于调查机构的目的是了解被调查户的金融投资意向，所以，它对“月光族”不感兴趣，更不反映低收入家庭的状况。 就所有被调查户的平均状况而言，这些家庭的平均总资产是150万元，其中房产价值占77.7%，即117万。这次调查是2017年做的，所覆盖的23个城市中，除了沈阳、哈尔滨、大连和湛江以外，其它城市2017年底的房产均价都已突破万元；那么，用调查数据中的自住房房产价值（总资产扣除可投资资产），除以这些城市的平均房价每平米1.5万元（这是一个偏低的估算，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高达4到5万元），大致可以了解，这些中产家庭倒底有多少房子。我计算下来的结果是，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的，他们的自住房产大约平均是八十多平米，而30岁以上的家庭，其自住房平均约100到120平米。这样的居住面积比较舒适，但同时也说明，这些家庭如果因为经济需要，要从现有住房中腾出一个房间收取租金，可能性并不大。 这些被调查户除了自住房之外，还有多少房产可以收取租金呢？可以收取租金的房子属于投资性房产，从被调查户的可投资资产中扣除金融资产后发现，户主在30岁以下的家庭中，平均大约每4户里有一户拥有1套小户型房子可出租；而41到50岁的家庭里，每3户里就有一户拥有百平米面积的可出租房；65岁以上的家庭里，是每4户里有一户拥有百平米面积的可出租房。由此可见，城市中产家庭里，真正拥有第二套可出租住房的家庭只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对大部分没有第二套住房的家庭来说，房价涨跌带来的财产增减，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房价涨了，他们也不大可能卖了房子去套现；房价跌了，他们也没有家庭财务损失，只不过感觉差了点。这个结论指出了一点，在城市中产家庭里，靠房产致富的家庭其实很少；而房价下跌，对大部分只拥有自住房的家庭来说，并不构成多大的冲击力。 余钱怎么用？ 城市中产家庭的财产中，除了可出租房子外，就是金融资产了。按这份调查报告披露的情况，所有被调查家庭金融资产的平均分布情况是，43%是银行存款，17%是保险产品，13%是理财产品，10%是别人的欠账，股票只占8%，剩下的9%包括现金、基金、债券等。 在经济下行情况下，不同年龄组的需要不一样。所谓的经济下行，在一定阶段内，先表现为就业机会减少、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就业者被裁员，同时在职人员薪资缩水。这种情况对年青人的冲击是，收入停滞或减少，为此将不得不压缩消费；对中年人而言，子女教育等开支不能压缩，一旦收入不够，也必须压缩消费；而老人的收入和日常消费本来就有限，所以经济下行对他们的冲击力最小。如果青年和中年家庭入不敷出，就只能动用金融资源来维持生计。 那么，不同年龄组的被调查家庭各有多少金融资源可以动用呢？这个调查得出的数据是：户主在22岁以下的家庭平均拥有52万金融资产；23到30岁的家庭平均拥有64万；31到40岁的家庭平均拥有82万；41到50岁的家庭平均拥有88万；51到65岁是54万，65岁以上是33万。22岁以下的家庭能平均拥有五十多万金融资产，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父祖辈的馈赠；23岁到50岁的家庭有60到近90万，数量不小；而51岁以上的家庭因为有医疗等大项可能的开支，拥有30到50万金融资产，倒不算很宽裕。从这些数据来看，城市中产家庭的不同年龄群组，其金融资产可以补充或支撑他们在经济下行阶段的生活开支，而不致于度日艰难。 不同社会阶层的焦虑 过去10年来，围绕着资产保值，城市中产阶层的焦虑点不断转移。先是炒股遇到股市大跌，现在他们金融资产当中平均只有8%是股票，炒股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曾经有一部分有房中产阶层试图购进新房，把金融资产转变成会增值的房产，现在，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萧条状态，炒房也不再是他们的选择，这份调查报告也披露，城市有房中产阶层的房贷负担其实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面对上涨的物价和高企的房价，如何让自己手中的财富不贬值，理财产品曾经是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但前年开始，理财产品和基金经纪人频频“跑路”，于是中产阶层又不得不把他们将近半数的金融资产重新放回银行账户，宁肯利率低，也要保资产安全。可以说，前些年，在股票、房产、理财产品等诸多选择之间，城市中产阶层为财产保值而焦虑不已；如今，选择少了，甚至没了，这种为选择而焦虑的感受可能反而减轻了。所以，城市有房中产家庭并不是社会各阶层当中，短期焦虑最强烈的阶层；而其他社会阶层的焦虑可能强弱不一，对经济下行的承受力也各不相同。 几亿农民都有自有住房，本来生活水平就不高，如果全国经济状况不佳，他们出去打工或靠在外子女汇款的来源减少，还可以通过种植和养殖来维持日常生活；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对经济下行的抗压能力大得多，没多少钱，也能抗下去。 与农民相反的是城市里的上亿中低收入阶层，包括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家庭以及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及家中未就业的青年人，他们可能对经济下行的感受最为强烈。这个社会群体的积蓄有限，如果待业青年本人或父母没有就业机会和足够的收入，其生活水平会下降。 有一个社会群体因期望值比较高，今后的焦虑感会越来越强。这是指从乡村考进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谋职的青年人，以及从中小城镇到大城市谋生的青年人，他们曾经的梦想是在大城市里定居，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一旦他们在城市里买了房，成为高房价之下承负着沉重房贷的房贷族，在经济下行时期，他们既担心工作机会不保，付不了房贷，又担心房价下跌，吞掉自己的首付，甚至把他们这些房贷族变成“负资产族”（若房价跌过三成，他们的房产净值可能小于房贷余额，这样的房产就变成了“负资产”）。对他们来说，退回家乡没出路，留在城市则十分艰难。 按道理，拥有多套房产的富人似乎是对房产下跌最担忧的阶层；其实，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担忧还不是房价下跌，而是资产“锁死”。富人的财产不是几笔银行存款或一两套房子，而是多种多样的房产、投资等。对他们来说，财产管理意味着按照市价计算而得出总数，财产增减就是一个数字概念。当然了，他们对经济下行的承受力非常大，虽然财产总数不涨了，但足可以花上许多年。问题在于，他们所期待的，其实不是守着财产安心度日，而是希望把财产变现，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即国外。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焦虑，因为现在当局对购买外汇和将外汇转移境外，限制越来越多，就算房产能降价出售，也未必可以顺利转移到国外。从这个角度去看，富人的财产其实已经被“锁死”，不管他们在境外有几国居留权，带不走钱，出了国也神气不起来。 事实上，富人当中财产最多的人，早已在外汇管控强化之前把部分财产转移境外了。现在“锁死”焦虑最强的人，多半是那些在境外没路子、想出国又不摸著门的“土财主”，他们怕“共产”，但又躲不掉；还有一批人，就是悄然躲过反腐运动的官员，他们积累的财富不少，但见不得光，“见光死”的不只是钱财，还包括他们自己。所以，他们的焦虑甚至可能比经商的富人更严重，因为护照被收上去，钱财转不走，上缴就是罪，心虚也得守。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下行主要冲击的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而最穷的农民反而受影响有限，中产阶层的抗压能力相对比较大；至于富人的焦虑，与经济下行时期的抗压能力无关，这样的焦虑内生于“中国特色的道路”。 大纪元时报，2019年01月23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22/n1099470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九：时代错位的领奖词
高行健的《灵山》由於杂乱到不成书的程度，很多人根本看不下去，所以也无法评论。而看了《一个人的圣经》之後，不少人则吃惊「怎麽烂到这种地步？」开始对高行健的水平表示怀疑。再读了高行健的诺贝尔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才终於明白了「无与伦比」的水准到底是多高。 《纽约时报》评论家埃德（Richard Eder）对高行健在《灵山》里使用的「我、你、他、她」这一堆人称评论说：「对这些你只有不仔细推敲，才明白一点；但当读者习惯了这些之後，又只能更心烦。」 其实高行健的东西，如果不能说全部都经不起推敲，起码我还没见到过哪一篇能经得起推敲。对高行健极为认真对待的、花10天功夫写出的，「向全世界发表的演说」，读者只要稍微认真留意一下，就至少可以发现下面几个刺眼的严重问题。 第一，高行健的时代错位： 在21世纪的今天，高行健站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向全世界宣布：「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话本身有错吗？没错。可问题是高行健既没弄清楚他的听众、读者是谁，更忘记了他讲话的时间。别说在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把文学当作「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这回事儿，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有谁在「为党和社会主义利益」而进行文学创作吗？再别说今天，即使在20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文革残酷或知青艰辛等的文学作品，他们又是在为哪个政党、哪个阶级服务呢？中国作家们早就开始以行动，而不是宣言，来写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故事。而恰恰是时刻忘不了宣称文学要脱离政治的高行健，在他的作品里塞满了乾巴、空洞的政治事件。自80年代初以後，我在国内从未读过像高行健那种政治背景介绍般的「小说」，今天更是吃惊他写出政治档般的「诺贝尔领奖词」。他的不同只是把歌颂共产党变成控诉共产党，连文字都档般地只有骨头架子。 正像高行健在他1998年完稿的《一个人的圣经》里面非常严肃、认真、发现了新鲜真理般地告诉读者：共产党可真是糟糕透了，它硬要拖著我们「一起去过好日子」一样，现在他又庄重地告诉全世界：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这话如果是在1966甚至1976年的中国说，都的确是令人刮目的。 虽然中国作家至今仍没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毫无疑问，那种用文学为党、为政治服务的做法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尤其是从主观上，都已经是历史了。现在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其实恰恰是类似高行健的问题，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艳阳天》式的为他人、为社会主义服务到《一个人的圣经》式的绝对自私和肉欲。末流通俗作家写出《上海宝贝》之类完全正常，但严肃作家们涌向「废都」和「丰乳肥臀」则不仅浅薄，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在中国的政治大潮早已从「无私」地为党为人民，转向贪污腐败的绝对自私，文学从为共产主义理想呐喊，转到理想彻底幻灭、赤裸地玩味颓废的今天，高行健这番话听来实在恍如隔世。今天，如果哪个中国作家还说文学应该成为政党或政府的喉舌，不得让人嘲笑死吗？那麽反过来，高行健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反复告诫人们不要去当红卫兵难道不也很滑稽吗？ 中国早已过了讨论文学是否要为政治服务这个阶段，而应该探讨怎麽把严肃文学和通俗读物分开，少一本正经地在最高学府开一些「金庸文学讨论会」 之类。 当然，高行健向西方喊这些话还是可以得到同情的，因为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就像对《灵山》一样。 第二，高行健对中国文学落後的浅薄理解： 虽然毫无系统和层次，但高行健还是表达了中国文学落後的原因，那就是革命对文学的劫难。毫无疑问，20世纪的革命风暴一次又一次地荡涤了文学的自由精神。但是，没有谁比中国人更清楚，同是在共产专制下，俄国人写出了满不错的文学作品。而在18、19世纪的中国，封建专制对文学的压迫并没有超过俄国的沙皇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宗教势力，但中国在世界上根本拿不出普希金、狄更斯、福楼拜这麽响亮的名字。这说明，中国文学的落後，一定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仅仅归於政治实在还太表面。如果没有政治压迫就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了，那麽为什麽高行健本人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後，反而越写越糟糕了呢？如果中国文字忘了怎麽用，造出一堆病句有情可原的话，那麽他的思想、艺术水平怎麽更从山坡滚落到谷底了呢？ 第三，领奖词结构零乱得近乎《灵山》水平：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试著看看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举世瞩目的瑞典文学院做的演讲是否达到了你上中学时老师教给的写政论文的基本要求。 虽然我在评《灵山》一文中已经谈到高行健完全没有谋篇布局的构思能力，但对於那些咬牙切齿也读不下去《灵山》的读者，我怎麽写大概也难服人，但他这篇领奖词倒实在可以成为我的一个佐证。 高行健这篇绞尽10天的脑汁「创作」出来的文字真足以成为结构混乱、语无伦次的范文。首先，文章劈头就宣告：他是无神论者，「一个人不可以成为神，更别说代替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个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一个人说什麽都可以，但总不能太突兀，总要告诉读者你为什麽要这样说，尤其是当你使用宣告般的语言时。 在做了这番宣告之後，他开始痛斥「超人」，然後严肃地告诉大家那些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的真理：文学不是救世主，文学不是政治工具。继续说下去，真理多听几遍总没坏处。於是他开始声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劫难，继而谈语言之美妙。那麽大概是前面的真理讲完了？没有。隔了15个自然段之後，作者开始抄自己10年前写的关於「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作家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等高见，接著说写非功利文学作品的作家需要另谋生计等，然後笔锋一转，从文学突然一下子跳到人类文明史。读者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跳跃，开始适应了，复习一下人类文明史也没坏处，好在前面的真理讲完了。没有！他刚讲了两段半文明的衰败之後，又记起了革命的坏处，同时也记起了他在30个自然段之前开篇就告诉过人们的警言：「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我不禁感叹高行健的见多识广，居然见过有如此雄心的作家。接下来，他开始讲文学是对自身的关注、文学的虚构呀、技巧呀，语言呀，我终於松了一口气，真理课这会儿可真上完了。绝对没有！又过了15个自然段後，作者再次提醒大家：「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病句）这次，我开始做心理准备，听下一次宣言。果然没错，又翻过一页，作者再一次耐心地告诫读者：「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 我们再来看看他对语言的论述。作者在第12和第13个自然段谈到语言之美妙，隔了29个自然段之後又谈了两段语言；隔了三段之後，又感叹语言如此奇妙。他绝不把一个主题清楚地讲完之後，再转到下一个主题上，而是说了几句这个问题之後，突然想起另一个，於是讲下去，还没等讲完，又记起上一个，於是再回去，来来回回，对哪个问题都这样。我不相信高行健在领奖的时候还跟瑞典国王玩「现代派」。 再看看他关於什麽是文学的论述，则这儿一句，那儿两句，读者自己找吧，那真叫乱得「没治了！」希望有读者能仔细把每一个自然段读一读，看他到底有多少地方是上下文毫无联接或递进关系的，说了多少句「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这类「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毛泽东式废话；加上「那怕是文学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作家要不屈从於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之类又废又病的话。 我实在禁不住纳闷，鲁迅写了祥林嫂没得奖，高行健当祥林嫂就愣得了，我完全同意高行健的人类文明衰败论。 第四，高行健对文学和语言的见解多是模仿（抄袭？）别人： 当祥林嫂也可以理解，只要他在说自己的话；高行健又不是政论专家，现代派小说家嘛，意识流式的表达应是被允许的，但是—— 高行健关於什麽是文学的议论，不是缺乏新意，而是完全没有新意，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不加掩饰的模仿或抄袭。其中主要观点，比如「作家通过写作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写作是作家对自身价值的确认」等，萨特在他的《什麽是文学》一书中全部都更清楚、具体、细致地长篇论述过了。萨特这本书最早就是在他和西蒙．波娃主编、高行健在大学就读到的《现代》杂志上连载的。当然，该书发表日期比高行健读大学的时期要早。 有意思的是，萨特在这本书里有一章题目叫做《为什麽写作》，而高行健为1996年在瑞典召开的题为「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中国作家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一模一样，也是《为什麽写作》。而在这篇《文学的理由》里，高行健又引用了他的《为什麽写作》里的「文学原本超越政治」、「文学该是个人对生存环境的挑战」等观点。 更有意思的是，高行健在翻阅自己的文章的同时，发现作家研讨会之後结集出版的小册子里其他作家的观点也还不错，於是不妨也揉进这篇演讲中，反正代表汉语作家嘛。如果读者不信，请看下面这些句子像不像双胞胎： 高行健：「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 余华：「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 高行健：「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 史铁生：「文学是超越国境线的，超越种族的┅┅」 高行健：「语言乃人类文明的最上乘的结晶。」 格非：「语言被视为人类存在的菁华，作家则是运用语言创造奇迹的人。」 高行健：「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文学则不过是对自身的关注。」 格非：「卡夫卡并不是因为要拯救人类才开始写作的。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他个人的局限。」 当然英雄所见略同，正如马悦然所说：「高行健不是跟著人说的，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尤其是对真理之类。 其实，高行健如果不去下功夫复习萨特或认真关照其他汉语作家，他一定能省出点儿精力去发现他的诺贝尔奖前任格拉斯只不过讲了些个人故事，而莫里森才写了不到三千字。45分钟的要求只是最长限度，而不是最短。格拉斯和莫里森选择了做小学生和偷懒，而高行健则做了45分钟的真理大师，的确是辛苦。 2001-01-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奈保尔：孤军作战，写出真实
人类自有文学以来，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用文学追求人类的正义、正向价值。在人类文学最辉煌的18、19世纪，虽然文学作品大多都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描写上流社会的生活（无产阶级不识字，当然谈不上文学），但对人性的追求仍是文学作品的绝对主旋律。到了19世纪中後期，出现了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描写下层人民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抨击的都是作家自己生存的那个社会的不平现象，所以基本不存在种族差异、文化冲突等问题。 20世纪前期，除了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一批阳春白雪作家以外，出现了康拉德、福斯特等描写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作家。到二战以後，随著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出现了第三世界的作家，多是描写种族压迫、歧视等。同时西方也出现关注前殖民地生存状况，以及西方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生活的作家。 ●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互不相让 由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格局越来越明显地把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划分了开来，作家、知识份子也明显地大致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强调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西方列强历史上的侵略、殖民，和现在的军事、文化霸权等。这派要求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对於独裁政权虽然也持批评态度，但不强硬，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强调其存在的理由。 在西方这种文明社会背景下，这种站在所谓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一边的被称为“政治正确”派，或左派（这里且不谈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西方这种左翼观点和第三世界政府、知识份子的主流观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强调西方文明不适合东方、强调第三世界被欺压，西方霸权，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受歧视等。 由於这种观点在西方占有很大的市场，所以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戈蒂默（Nadine Gordimer）这一黑一白两个完全站在黑人立场谴责白人种族歧视的“政治绝对正确”的女性作家，早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她们作品的质量相当受非议。 西方的另一派观点是：导致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的独裁政府、他们辅佐政府的知识份子、他们落後的文化。这一派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目前最先进的文明，它适合於全人类。这派对东方文化特殊论完全不买账。这种观点在西方被称为“政治不正确”派，也就是右派。所以，简单笼统的区分就是：亲西方的，属於右翼；反西方、或主要批评、指责西方的是左翼。 由於西方媒体和高等院校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左派占主导地位，加上左派占据“替弱者、被压迫者说话”、 “尊重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这些道德高位，所以左派的声音一直是压倒右派的。而右派强调西方文化先进，就等於说文化是有高低的；这种明显“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说出口就很难，赢得公开的掌声更难，在第三世界国家知识份子中就更被斥责包围。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奈保尔成名 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恰恰就是一个迎著“政治正确”的左派大潮而孤军奋战的典型右翼作家。在他出版的20多本小说、非小说作品中，在演讲、媒体采访中，他从不放弃机会表达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对东方、第三世界文化的蔑视和强烈抨击。令西方左派伤脑筋、更令第三世界愤怒的是，奈保尔是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有色人种。 奈保尔1932年出生於加勒比海的小岛千里达（Trinidad，又译特利尼达），这个英国殖民地於1962年独立，目前人口约130丌，主要语言是英语。奈保尔虽然是印度後裔，但他的家族从其祖父起就远 印度到千里达谋生，直到奈保尔30岁时才第一次到印度。 奈保尔自幼接受的是英语教育，他父亲是个记者，酷爱文学。受父亲影响奈保尔很小就立志当作家。未满18岁时，奈保尔得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 开千里达（并表示永不回去）到英国留学。25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四年後出版了後来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该书以他父亲为原型，描写一个充满雄心，却被生活磨难吞噬了的人生。“在一个生命的废墟上，父亲的梦想在我的身上继续著”，奈保尔後来写道。 1971年，奈保尔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家》（In A Free State）得到英国最高图书奖布克奖。1979年奈保尔出版了第二本被选入“20世纪最佳英文小说”的经典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在这两部作品里（前一部由五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奈保尔都主要描写了个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困惑、非洲从英国独立之後的失控、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不相容性。 ●不替母国印度护丑 在英国居住了12年以後，奈保尔第一次去了祖先的家乡印度，但那趟返乡使他自幼对印度的梦想破灭。印度的贫穷、落後和野蛮令他沮丧万分，回到伦敦後三个月陷入无法写作的失语状，然後他写出了关於印度的第一本书：《黑暗地带》（An Area of Darkness）。在随後的20多年里，他又几度回印度，写出另外两本关於印度的书：《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和《印度：数不清的反叛》(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构成关於印度的纪实三部曲。 这三部曲描述了印度从英国独立之後走向民主道路的艰难。前两部写印度人对独立後的美妙前景曾充满幻想，但独立时的振奋、荣耀和欢庆迅速被贫穷、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代替，印度不仅成为一团乱糟，也成了屠宰场，由於部落种族争斗，50万人丧生，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最後一部里的印度仍是问题严重，但毕竟开始有希望。 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的印度知识界自然强烈抨击这三部曲。但奈保尔根本不在乎，他曾表示“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有市场，而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在得到诺贝尔奖的第二天，他在伦敦的一个文学会议上表示，40年前印度人还没有智慧到能看懂他的书，但现在已经进步到有人看了。 ●“没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奈保尔最引起西方争议、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後所写的两部游记：1981年的《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的《信仰的尽头》(Beyond Belief)。 奈保尔尝试去理解为什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那些地区发展那麽迅猛。他发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变成伊斯兰信徒的人都有被殖民的历史，所以伊斯兰教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他分析了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他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他说法国人在五百年的罗马统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历史，自己祖先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则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历史、忘记传统，最後脑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们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他甚至说“没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在《信仰的尽头》里，奈保尔还写了穆斯林人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其实无法回避和解决周围现实生活与宗教冲突的问题。这部书名暗指穆斯林人在走向原教旨主义的同时，正离开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他还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说他们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裁政府的帮凶。 除了他的作品以外，奈保尔更在他的许多演讲、接受采访中激愤地谴责那些享受著西方的一切自由却赞美第三世界独裁国家的西方极左份子们。他从来都观点鲜明，绝不站在中间灰色地带，所以同意他主张的人极为欣赏，反对他的人则恨之入骨。 对那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赞美第三世界的声音，奈保尔说∶“你无法听下去那些关於人间不平的甜蜜歌声，除非你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能享受到正义；你不可能歌唱世界的末日，除非你感觉到是安全地呆在一个将一直存在下去的世界。” 对於西方那些赞美“原始森林”（指原始野蛮的社会）的人，他表示自己没有西方人那种“温柔的情感”，因为他们只是周末到“森林”里去野餐一顿。奈保尔在这里表达的很像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所说那种“去旅游是个美妙之地，去居住则是地狱。” 轻松愉快的西方人到非洲遛达一趟，见到和欣赏的是微风吹拂下的棕榈树和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美妙沙滩（就像西方人到北京上海见到的是高楼大厦、霓红灯闪烁，好一派现代化的美景）；但奈保尔见到的却是无法无天的相互残杀、独裁政权的野蛮统治、社会的贫穷落後。 ●“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他的作品用清晰透明的语言（奈保尔追求的风格）不仅描述了非洲、印度、中东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困境中挣扎的悲惨现状，更明确而尖刻地指出：虽然西方对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化震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绝不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落後、野蛮的理由。在殖民统治结束後，那些国家的情形更黑暗。而造成这种黑暗的原因完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军阀混战的独裁统治；迎合支持独裁者的文化人；缺乏人性的文化；被原始、野蛮包围的大众。他尤其愤怒地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失败归罪於别人，归罪於西方，而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期望的。所以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不少天真可爱的西方人感叹∶“他写的多厶好呵，可是他为什厶不写写西方白人的缺点呢？”也有人讽刺“因为他是棕色皮肤的，所以他就有了骂有色人种的执照了。”那个以攻击西方文明、维护阿拉伯文化而著名的赛义德（Edward W. Said）则谩骂奈保尔是“白种人的黑鬼”（a white man's nigger）。可那个和巴勒斯坦的小痞子们一起向以色列哨所扔石头的赛义德自己却绝对不回到阿拉伯世界去居住，死活呆在给他所有言论自由的美国。 在当今世界有影响的作家中，奈保尔是少见的具有丰富的世界知识、对全球政治、文化冲突有宏观把握的作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倾“政治正确”势力主导西方媒体和知识界的这几十年里，在作品遭到左派谩骂而损失读者的情况下，奈保尔孤独地坚持从另一个角度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 奈保尔的这次获奖无论对西方和东方的知识份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虽然西方右派许多年来已经不在乎、甚至蔑视诺贝尔文学奖了，但左派和第三世界是非常重视的。把它给了奈保尔，就是肯定、奖励了敢说出第三世界真实的勇气，它无法不对那些被动听的词汇、美丽的幻想封闭住的头脑们构成冲击。 （载《开放》2001年11月号） 2001-10-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中共领馆为什麽给胡平送烟？
在最终被武力镇压的香港雨伞运动中，海外民运最刺眼的一道景观是前中国民联主席、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主持民运刊物的胡平的喊收、喊撤言论。 对运动观点不同当然属正常，但胡平的论调、逻辑跟《环球时报》太惊人地在同样讲歪理的轨道上，太不符合他应有的基本正常思维，无法不令很多民运/异议人士吃惊∶胡平这是怎麽了？于是有人嘲讽，也有人质疑，他是否被中共招安、和谐了。 我虽然自二十年前就在观点上、如何对待批评言论的做法上等，多次跟胡平打笔仗，但却从来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设想过胡平是否有可能受招安，甚至是线民，而且也对海外持续不断的“舆论抓特务”颇不以为然。 但我发表了“胡平的‘见好就收’错在哪里？”一文之后，一位异议作家给我发电子信写道∶“他们一直跟中共暗通款曲。据唐柏桥亲口对我说，胡平跟他吹嘘，领馆送他（胡平）的好烟都可以开烟铺子。” 看到这个内容我非常吃惊。于是电子信跟唐柏桥求证∶“这是真的吗？”唐回信很简洁∶“是真的”。 这可太严重了。不仅跟领馆有接触，而且能“被送烟”，他还“接收”到可以开烟铺子的程度，那得是多密切的接触、多融洽的关系！我开始感觉有些不寒而栗。 虽然唐柏桥回答“是真的”，但这毕竟不是小事，必须很严肃地对待。于是我又给唐柏桥发信∶“关于中共领馆给胡平送烟一事，你是听说的（传言），还是胡平自己跟你说的，是开玩笑的，还是认真的？是什麽场合，哪一年的事？” 唐柏桥这次回信如下∶ “胡平当时是亲口跟我说的。是2005年春夏，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有一次我去泰国看望被关押在泰国移民监狱的砸毛像的天安门三君子之一鲁德成。回来时顺便在机场买了两条万宝路烟，准备把其中一条送给我们当时公民议政唯一抽烟的人胡平。我跟胡平从无个人交情，我对他也从无任何好感，而且我们之间一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敌意。但是，我当时是公民议政负责具体工作的执行主任。从组织大局出发，我想用这种人性化的方式感化他，让他不要对我再有抵触，影响我们的工作。没想到他当时竟对我说了这番话∶‘中领馆送给我的烟抽不完，都可以开店了。还是送给其他朋友吧。’我当时大吃一惊∶一个被视为民运领袖的人居然跟中共走得这麽近，还接受过中共的这麽多礼物。表面上看，中共好像对反对他们的人还很好。实际情况当然不是。那麽，这倒底是怎麽回事呢？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唐柏桥的上述文字很具体，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但认为还应该更进一步确认，于是再给唐发信询问∶第一，胡平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旁边有其他人吗，有没有旁证？第二，如果就是你们俩，你没有记忆错误的问题吧？他是说的“中领馆”，即中共领事馆？没有听错的问题吧？ 第三，有没有听到其他民运等朋友，也提到胡平有类似的问题？ 唐柏桥的回信是∶ “理解。你曾是记者，需要了解更多细节，这是对的。我把我能回忆起来的情况都告诉你。我记得当时我和公民议政的其他人去一个饭馆吃饭，好像有XX（纽约的民运人士，由于跟唐后来闹翻，所以暂隐去其名）跟我们走在一起。我几乎可以肯定同样内容的话胡平也跟（上述）XX或其他亲近的人说过，他肯定没有太避讳（做多了就不觉得有什麽见不得人了），否则他不会跟我这个跟他交情不深的人讲。” 我真感觉有些严重了。想到过去这些年读到的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人数众多到令人震惊的“线民”问题，我写了“太多民运名人是共产党线民”一文，没有指控任何人，只是列举了一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以期引起警觉。文章发表后，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像被针刺了一下一样，跳出来发泄几句恼怒。跳什麽脚呵，我只不过复述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儿，什麽人才会那麽敏感呢？ 胡平的“作秀同盟”、纽约律师李进进也是过敏者之一。他在群发信中说，“不能将持不同观点和策略的人当作对方的‘线民’。这种做法，第一，没有根据，第二，是唯我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专制文化心态的表现，第三，不但不能抓住真正的‘线民’，而且只能破坏和分裂我们自己。” 真有意思，我明明是“抄写”人家东欧发生的事儿，给大家提供点信息，怎麽就有人感觉说到谁头上了呢？还上纲上线到“专制文化心态”，更自作多情地套“我们”，谁跟热衷作秀者们是“我们”呵。 但既然有人替战友过敏，还要“根据”，那就请胡平先生回答一下∶ 中共领馆的人，是怎麽给胡平送烟的？在饭馆？还是送到家里？怎麽个交接法的？从常识来说，一般送礼，多是送到家里。那麽领馆是什麽级别的人到胡平家里去的？总不能像报童那样，把烟扔到家门口撒腿就跑吧？胡平跟领馆怎麽发展到“收烟”这种地步的？从什麽时候开始的？背后的“交情”、“交易”是什麽？每次送烟拿烟时，双方都说些什麽？如果“烟多到可以开烟店了”，那起码表示送了很多次，甚至很多年！ 这件事，我们需要胡平的解释！否则，人们有理由做出自己的推断。 2014年12月18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钓鱼岛爱国游行与国家游戏
话说观察中国，如果只看官媒，肯定与事实有诸多不相符之处。如果细究下去，那真相却让当局难堪。这次的难堪至少有这么几重： 一、民间保钓露出真相，背后推手是政府。 本次钓鱼岛风波的大陆版本如下：香港民间保钓船“启丰二号”8月15日下午成功登陆钓鱼岛宣示主权，在试图插上五星红旗时受阻。船上14人，包括凤凰卫视的随船记者，全部被日方以“非法入境罪”抓捕，此事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民间保钓”风波。 但接下来看到的就有趣了。登岛事件发生当天，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等都在显要位置报道此事件。腾迅、网易、新浪、搜狐等都以首页报道并滚动播出。其中，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媒体凤凰网最积极，甚至在香港民间保钓活动中派出记者随行。官媒这种同仇敌忾的气势，与以往民间保钓活动的“待遇”完全不同。中国网民在多个微博及讨论区贴出“反日大游行”告示，也未被删除。 鉴于当年国内反美游行时的旧经验，比如由各大中城市地方当局向各单位分配了游行参加者指标，必须到场。我所在的报社派出十来位年青记者或者员工参加，记者可减免一篇报导的工作量。现在看到这架势，凭直觉感到这“民间保钓”背后的推手可能是官方，还是先看看周末全国各地是否真有反日大游行发生。如果政府不想让游行发生，游行连门都没有，那“金盾工程”好不厉害，肯定早有国保警察循迹查出发帖者，上门警告了。 二、发动游行靠经济奖惩，不参加者要罚款。 星期天上午，在中国许多城市果然发生了反日游行。BBC还为“中国各地民众响应参与反日游行”配发了一幅大图片，几个6、7岁的小孩拿着大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标语牌与五星红旗在喊口号，显示了“爱国精神”从小就在孩子心中发芽。我生活过13年的深圳市，一向不重视经济之外的事务，这次也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反日游行。当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深圳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了。 但接下来，可恶的推特、微博把我对深圳的好感击得粉碎，潮流毒物@yep365 发布推文：“转载：肖申克的舅舅：身在国企的姐夫，昨天被要求今天去华强北参加反日游行，不去的要交钱。然后……交钱了，今天果断在家睡到了12点，诶。你们懂了吧。” 原来是“不爱国”就罚款，用这种方法将深圳人逼到街上去爱国？深圳这地方还真有经济头脑，它不学习中国驻外使领馆从兜里往外掏钱，出补贴动员海外留学生“自发组织”欢迎国家领导人；深圳的方法是你不去，就从你兜里往外掏钱。不去的人多了，又是一笔帐外收入。 微博上还有更猛的。网易微博上，@三起三落默多克的微博附上一张深圳反日游行照片，很多示威者都穿着统一的T-恤衫，他还指出“此中年男子是深圳‘游街’行动组织者之一，据说是深圳罗湖某分局副局长，求数据求人肉，看看背后都是些什么人在组织！” 这当口不得不说说“反日爱国”这个行当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了。中国的反日活动还真是唯一让中国青年有可能参与的“外交事务”，一则是由于这个领域政府管制最松，安全系数最强；二则是由于一旦愤青扛上了“爱国主义”大旗，道义上顿时身价上涨：你对政府不满？哪凉快哪呆着去。大敌当前，政府再差，也是咱的政府不是？我们得支持。三则是从1989年以后，除反日反美之外，中国就没有过什么游行。好不容易由政府批准爱国游行，大家也算是享受一下街头狂欢的滋味。因此，中国政府作背后推手的反美、反日等“爱国主义”游行，已经陶冶了一代又一代愤青。从来就不缺少参加者。 三、引发了人权与主权何者更重要的网上激辩 网友对此事态度呈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主权高于人权，政府就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还是应该保钓。但本次反对保钓的人显得理直气壮。以下是几条有代表性的微博： 王朔说：“一些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呵斥的人却勇于高呼灭了小日本，一帮连活着的人民的痛苦都漠不关心的人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全世界有那么一种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爱国者’”。“在水一方”嘲讽说：“中国人很有意思，他们活着的时候保不住自己的土地、保不住自己的房屋、保不住自己的财产、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生计、保不住自己的孩子；哪天不小心死了的话还可能保不住自己的尸体、保不住自己在死亡名单上的名字。但是一谈到保钓，立刻就激昂起来、热血起来，仿佛已经是国家的主人。” 直至今年7月，中国还有两个被政府操纵的领域具有表面上的号召力，一是救灾与慈善事业，二是反日反美这类爱国主义题材的动员。自7月水淹帝都之后，中国网友在网上勇敢地发起拒绝捐款的活动，以表示自己对政府渎职的愤恨，这次网友们也非常明确地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反对漠视人权的北京政府在钓鱼岛归属上利用民间情绪。 四、中共曾宣称过钓鱼岛属于日本，网友找到了真正的卖国贼。 有网友将《人民日报》1953年1月8日社论“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以及1958年3月26日社论“无耻的捏造”，扫成图片传上网，人们看到，这两篇文章均大骂美国策划各种阴谋，破坏冲绳民主选举，并引述中共外交发言人称美国在捏造“中国绝不放弃对琉球的主权”消息，“目的在于打击冲绳人民要求把冲绳归还日本的强烈情绪。还说总理周恩来早在1951年8月15日的一项声明中就指出（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称被规定脱离日本。” 《人民日报》这些老社论在国内几大微博上引起网友热议，大家忽然发现，原来政府一直在忽悠人民，也由此知道了谁是真正的“卖国贼”。 想想北京也真不容易，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事件折腾成世界戏剧，还与什么德国人哈根斯那罪恶的人体标本展扯上关系，让一个十八大开得这么困难。为了凝聚人心，精心导演了一场以“钓鱼岛爱国”为主题的国家游戏，也被网友揭得千孔百疮，洋相百出。所以五毛很体谅主人，总是甘冒网上矢石，希望国人“要体谅政府，政府也不容易啊。”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8月2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diaoyudao/）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从梁启超到韩寒
在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能得以传播的思想火花，都可能刺激大众反叛的神经，引发共鸣的效应。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任何偶发或奇特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名人。韩寒嘲讽时政的博客，由於其短小、幽默、通俗易懂而颇受大众欢迎，再加上小夥子长得很帅，还能赛车，於是更增加一层文章之外的、让年轻人喜爱的偶像魅力。韩寒以此魅力，发表带著当今年轻人话语风格的讽刺小品文，其所能发挥的风化专制的作用是独特的，有著常人难以达到的效果。 Lady Gaga评美国大选 但遗憾的是，韩寒最近的三篇博客“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让人感到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把名气当成了智慧。不客气地说，我看完之後，差点产生听Lady Gaga评论美国总统大选的感觉。这三篇文章的逻辑之“差”，思维方式之“俗”，文笔之“糙”，不亚於孔雀忽然把背後转给大家看了一下的效果。 其逻辑“差”在∶他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行，但天鹅绒革命又没可能，所以革命是没有影的。虽然革命没有影，但民主还是需要的。虽说民主是需要的，但中国人的民主素质是没有的。虽说民主素质是没有的，但是自由还是应该有的。虽说自由是应该有，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不想争取的。——如此这般逻辑，不正是韩寒应嘲讽的对象吗？ 其思维方式“俗”在∶流入“成龙一条虫”的套路∶中国百姓不配民主。 其文笔“糙”在∶没一个乾净利索的句子，更不见任何昔日的小幽默，连年轻人的清新都不见了。看来真是逻辑一糊涂，文字就浆糊了。 很多人批韩寒，大概是因为接受不了忽然面对孔雀背後那实在不漂亮的一面。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发现那麽年轻的韩寒，忽然穿上了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梁启超的马褂。这“马褂”其实一直被无数中国文人穿著，只不过套在被大众一直当作孔雀而喜爱的韩寒身上，刺眼的效果更强了些。 这马褂之所以值得谈，首先因为绝不止韩寒一个人穿；其次因为当年梁启超穿时还是新的，但今天它已腐烂不堪，很多人还得意地穿著，实在太难看。 华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在大清王朝晚期，梁启超到美国考察，看到旧金山的华人吵成一团、勾心斗角，也不关心美国政治，他悲哀地得出结论，华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中国万不可实行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中国人不配民主；更不能革命。革命会天下大乱，应该靠皇帝改革（开恩），等待从上至下的变化。但朝廷做的却是，杀掉谭嗣同等维新派六君子，改良被严酷镇压，最後激起革命，清王朝被推翻。 从清朝的覆灭可看出，革命不是“反对”就可以避免的，它是统治者拒绝政治改革、激化矛盾、官逼民反的结果。不仅中国的辛亥革命如此，近代人类的几场重要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这种模式。它跟统治者的暴政有直接的关系。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它是路易王朝的巴士底狱的“塔楼”刺激出来的；“断头台”从地底冒出对“塔楼”说，我是你造成的血泪浇灌出来的。 所以穿马褂的人们说“革命未必是中国好的选择”没有意义。因为是否发生革命，取决於政权的腐败、残暴程度。一百多年前，那麽领引全国思想风潮的梁启超的言论都没阻止得了中国革命，而如今，中共政权把既反对革命、更完全达不到梁启超当年在全国影响力的人们都关进监狱了。更何况统治者完全拒绝政治改革，上下官员普遍腐败，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严重不公。在这种国情下，每一天不满都在剧增，革命的岩浆在酝酿，火山完全可能爆发。 Man和Men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所以，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天鹅绒革命，都不是谁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加上中国的辛亥革命、共产革命，全部都是暴力革命。但为什麽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宪政民主，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而发生在美国革命之後的法国、俄国、中国等的一系列革命，都建成了暴政呢？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用什麽思想”指导革命。这个指导思想，才是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中国文人多少年来一直在探讨要不要“告别革命”的问题，完全是在一个错误的思路上。 美国和法、俄、中的根本不同，就在於指导美国革命的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保护单数的man的个体权利。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的两场革命，都强调的是国家强大、人民意愿（法国人把它称为“公意”——General Will），都高喊的是复数的men的群体权力。这一字之差，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相反的理论，相反的结果。 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体，而不是群体或国家。随後制定的美国宪法，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再後来的“权利法案”被列为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全部是确保个人的司法权。 “复数的人民”最可怕 而法国大革命则不同，虽也制定《人权宣言》，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但最後被加上一条“不可违背人民的意愿”，即“公意”。违背者就是“叛徒”，就是“人民的敌人”。那什麽是“公意”？谁来确定“人民的敌人”？法国没有美国这种对个体权利的司法保障，结果谁拿到大权，谁就成为“公意”代表，谁就有权把“敌人”送上断头台。 後来列宁的俄国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都是法国这种模式。而且列宁是清清楚楚地效仿，他曾说“法国大革命没有失败，只是没完成。”意思是由他的布尔什维克来完成。他们真的把法国大革命“完美化”了，断头台被扩展成俄国的古拉格（群岛），在毛泽东那里则成了一座座劳改营。 所以，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理直气壮的群体主义名义，摧毁个体、剥夺个人权利的指导思想。这种思维至今在中国深入人心，这才是令人脊背冰凉的恐怖。 中国的“上梁”都塌了 韩寒和无数中国文化人继承梁启超马褂的另一典型谬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差、无法实行民主。但乌坎村的百姓怎麽可以实践民主了呢？在把党的村干部和警察都赶出去之後，他们不是自治得很好吗？难道乌坎村的百姓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劣质刁民”不一样，个个如韩寒之类“素质超群”？ 诸此“中国民众素质太差”的言论，使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接受一个电视采访上的谈话。因他主张国家最少干预的绝对自由经济，主持人问他，“面对那麽多十分贪婪的人，国家不采取更多措施管制，怎麽行呢？”弗里德曼笑著说，“当然，别人统统都是贪婪的，反正只有我们自己不贪婪。”台下观众哄堂大笑，都领会了他的意思。 从中国官方到文人群体，都是一个口径∶中国人素质太差（潜台词，只有我一个素质高的）。韩寒举例说中国人开车不懂得关高照灯，素质太差。可他忘记了（还是没看见？），官员们则是可以随车带著警灯的，需要开路的时候，随时可把活动性警灯放到车顶，不必高照灯，一路畅通无阻。如此“权威”的“高素质”，老百姓怎麽可以比？ 中国老祖宗早就清楚∶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中国的“上梁”都塌了，文化人们却抱怨百姓们顶不起“道德”大梁，素质太低下。当然啦，别人都差，唯有他们高。 执政者和文化人是罪魁 他们大概也不否认，今天中国民众的素质比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也好不到那里去，道德水准可能更差。那按中国文人们的标准，再过一百年，中国人的素质也不配实践民主；而那些为金正日的死哭天抢地的北韩人，更应该统统都死在暴政的魔窟里得了，他们配民主吗？ 中国官方和御用文人们，不是成天骂美国吗？有一点他们好像忽略了，在民主了二百多年之後，在几天前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美国不是还有好几个地方的民众抢商店吗？如此这般抢商店的“暴民”们，什麽素质？怎麽也可以实践民主呢？在中国还没听说有民众抢商店的西洋景呢。中国人怎麽就不能民主？ 中国文化人们，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柏杨到今天的小偶像韩寒，都把矛头对准大众。事实上，大众从来都是被动的，他们是好制度的受益者，恶制度的牺牲品。而执政者和文化人们，才历来都是恶制度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百年过去，中国文化人之所以总能看见大众的“劣”，是因为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所以看不见、看不清早已腐烂透顶的“上梁”，而只看见一堆堆斜斜歪歪的下梁们。 跟暴君“跪求”自由 这个以调侃当局而闻名的韩寒，今天不仅看问题的视角有所改变，而且说话的口吻也忽然从“嘲讽”变成了“祈求”。例如他说，“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一个敢站起来喊两嗓子、被众人鼓掌叫好的青年偶像，怎麽忽地一下就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地“跪”下去了呢？说好听点，这调子和《零八宪章》的请共产党修宪在一个思路上。再说清楚点，跟八九年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递状子性质完全一样。总而言之就是∶请求、恳请、跪求。韩寒作文前大概太懒惰，他在“恳请”之前，没去谷歌搜一下，看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跟暴君“求”来的自由。 如果说，韩寒那些讽刺小品文，起到了强化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的话，那麽和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专制城墙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头力度更强。中国文化人的典型群体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经常是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由於“盾”的背後是强大的政权，所以盾总能赢。 能引起中国一阵风潮的，从百年前错误思维的梁启超，到百年後混乱思维的韩寒；从能光明正大探讨（清王朝都比今天开明），到现在只能热讽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中国文化人还在高喊“不要革命”，中国人不配民主。其结果，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在客观上成为专制地基的一部分。 ——2012年1月3日於美国 （曹长青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305086861） 2012-02-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在中国，个人命运由哪些因素决定？
何清涟 今年春节期间，关于农村现状及农村出身者命运的文章特别多，讨论也颇为激烈，引发这场讨论的主因是那篇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男友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触动了中国那根最敏感的社会神经：农村底层青年的社会上升管道已变得极其狭窄。如今关于这一讨论的情绪宣泄期已经过去，我想写篇文章分析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中，哪些因素将决定一位当代中国人的命运。 身份型社会的特点是上升通道狭窄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使用“身份型社会”这一词汇来概括中共治下的中国。所谓“身份型社会”，意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缘决定，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 中共统治长达67年，其中只有从邓小平倡言改革开放的1978年-2003年，身份型特点淡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毛时代是逆向身份歧视，即将一切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精英阶层与政治异己贬为政治贱民，一切社会上升通道如升学、参军，以及就业机会（招工）等，全部向这些政治贱民的家庭成员关闭。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社会中下层成员的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还能获得一些上升与较好的就业机会。 从社会上升机会的多寡来看，机会最多的是197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特别是文革前大学毕业者，以及1977-1979那三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者，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十年沉淀的人才。政治上，他们正逢邓小平当时重用知识分子，并设立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三标准，启用一代新人；经济上，他们赶上了1992年体制向商界输送人才与机会。这些人当中后来不少成为精英阶层。近几年反腐中倒下的不少40后、50后“苦孩子”出身的高官，基本上就是这一段时期得到上升机会的。 但这种对全社会开放的社会上升通道时间不长，随着新精英（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官、商）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的成年子女陆续进入社会并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之后，社会上升通道日渐变得狭窄，中低层社会成员当中仅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上升机会，社会阶层渐渐出现固化现象。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大学毕业后常面临一职难求的困局。这与中国城市化特点有关。中国由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是一个伪城市化过程，即农地因征地的关系不断在减少，但城市并没有相应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 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资本”的跨世代转移已经成为既定格局。资本世代转移的含义之一是，出身于何种家庭决定了一个人的起跑线。 这种跨世代转移主要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但有不少亦发生于岳父母与女婿之间。这一研究注重“裙带关系”（kinship）对个人成功的影响，尤其适用于亚洲文化，因为亚洲国家的人治色彩非常浓厚，裙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无论何种类型家庭都“少子化”，因此，在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里，除了“拼爹一族”可以大展身手之外，优秀者还可以创造条件，攀龙附凤，成为“靠岳父一族”， 出身于一、二线城市的官宦与富裕家庭者，因家庭条件优越，可以为子女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包括本地优质的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以及聘请昂贵的家庭教师，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最后出国留学。出身于不同类型家庭的孩子，即使姿质差别不多，因教育投入不同，在高中阶段拥有的“资本”已经不同，成为是否能进美英名校的决定因素。 这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前途无忧，官二代找工作可通过家族资源安排，富二代可继承家业。 如果出身于城市的普通家庭，则看其父母素养。少数天姿聪明的孩子经过父母精心培养，也许能够与官宦及富裕家庭的孩子相侔，通过考取本国的名牌大学再争取考奖学金出国，其余的注定输在起跑线上。前些年有不少调查谈到，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中，农村出身的学子越来越少，原因就在这里。 出身于农村家庭的青年，所处地区是经济发达还是穷困地区，以及家庭子女数目多少等，都会成为个人未来命运的决定因素。概言之，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一般会好一些，农村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也会多一些；穷困地区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远少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此外，子女少的家庭给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对会多，子女多的家庭则在投入上只能挑选，一般会将投入集中在相对聪明努力的男孩身上，放弃女孩或者其他的孩子。 婚姻是仅次于母体的决定命运的第二重要因素 号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格雷·贝克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奠定了以家庭为本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堪称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贝克对人类婚姻、离婚、生育决策、儿童教育决策提供了标准解释，正是这些解释，使得这本书广受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少数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1992年，贝克因其“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本书集中论证了婚姻市场的基本定理：正向的配对组合──类似者配对是最合适的。贝克解释说，家计单位所追求的“商品产出”并不同于国民生产总值通常认定和衡量的商品，而是包含了小孩子的量和质、性行为的满足，以及其他从未被国民产出包括在内的商品。假设每个男女都只关心他（她）自己的“私人”福祉，而不关心社会福祉，但为了追求私利，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婚姻市场中具竞争性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而去追求总和产出的最大化。 中国现在最有名的攀龙附凤婚姻，可用邓小平孙驸马安邦董事长吴小晖为例。资质极高的吴小晖，两次婚姻都成为他人生起跳的有力撑杆，在中国、台湾、香港，包括日本，都知道“娶富家千金（官家小姐）可以少奋斗二、三十年”这一事实。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上海女逃离江西男这一现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江西男”类型家庭的中国特色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说，这种情况在欧洲、美国也会不同程度出现，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呢？ 青年依靠家世赢在起跑线上这点，西方社会也普遍存在。但西方社会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才是最重要的：政治世家出身者如果想从政，必须经过民选；出身中产与底层的青年只要努力，也会有很多机会。美国的索罗斯、布林（Google创始人之一），巴菲特等成功者都是移民后裔。 除此之外，与中国相比，美国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即美国是个讲究个人责任、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一个人成功了，不需要携带其不够资格的家庭成员“升天”，比如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他的亲弟弟继续在中国南方漂流；在中国，一人得道，携带本家的鸡犬升天，却是伦理责任。例如周永康就必须帮助其农民兄弟家庭发财致富。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曾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其亲身经历谈到多年来她与农村出身的丈夫共同面对、处理以及遭遇的很多家庭琐事，指出这些琐事与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透过各种细节，她说明了一点，农村出身者“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其家族的命运便几乎永无可能改变。 理解了这点，也就会明白上海女逃离江西男究竟是逃离什么。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拖拽的一条粗重尾巴，这条尾巴上集中了中国社会所有的痛感神经：贫穷、污染、从精神到生态环境都陷入全面破败（沦陷）之中，以及难以承受的家族重负。 在中国，因为伦理责任，婚姻并非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黄灯女士的故事说明，与一位农村出生的男子结婚后，意味着一生一世对那个家庭永无休止的付出。这是无数城市男女青年择偶时面对农村家庭产生犹豫的原因。 每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中国特色在于：权贵阶层在非常短的30多年之内，通过权力垄断资源分配形成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垄断机会造成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社会很快陷入阶层固化的困境。这种社会必将成为滋生非民主革命的最佳土壤。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2月2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fate-20160220/319955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延安道路：一条政治上的死胡同
胡锦涛于2006年春节期间在延安大“扭秧歌”，并非只是一种亲民秀。联系到他以前的西柏坡讲话等一系列施政宣言，完全可以将之解读成这是他在表示回归毛泽东“延安道路”的政治决心。 ――与其说胡锦涛的这类举动表现出他个人政治智慧的局限，还不如说表现出他所领导的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党现在已面临一种无出路的困窘。这种政治上的无出路，早在十多年前就被人用如下语言概括，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 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难道就算找到了出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说穿了就是三样东西的混合：小农经济时代的封建专制内核、苏联式政治体制外壳，加上一个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的魅力型领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极权政治。这一极权统治制造的许多国家之罪，至今中国共产党尚无足够勇气面对。而这一极权统治之所以结束，就是因为它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中国人不健忘的话，应该记得1976年之后，中国除了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之外，邓小平倡导的经济改革确实一度引得万民欢呼，认为这是“走向新时代”。 但邓小平的改革有个致命缺陷，即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起点。这种改革虽然仍旧打着所谓“社会主义”旗号，声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社会主义张扬的“追求社会公正”却被抛弃得相当彻底，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经典理论“剩余价值”论早已被“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代替，于是中国只剩下政治教科书仍旧在唠叨“社会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尽管所谓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用来抗拒西方民主政治时，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将其当作一面旗帜挥舞一番――挥舞者至少可以在破旗的猎猎声响中自我陶醉一番。 而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人――无产阶级，包括“半无产阶级”小农阶级在内，却发现自己“领导阶级”与“同盟军”的崇高地位丧失殆尽，并且在不经意之间已经乾坤倒转，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均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别称）的对象，前年那74,000多起与去年那8万多起社会骚乱当中，他们毫无疑问是骚乱的主体，但却得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政府的无情镇压。 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名实分裂、意识形态上的不能自圆其说，胡锦涛似乎毫不在意。邓小平当年曾陷入这种名实分裂，但对理论了无兴趣的邓采用了“不争论”来暂时搁置这种困境。但到了胡锦涛这里，理论上无出路，回归毛时代、走延安道路似乎成了他唯一可以抓住的政治理论大旗。 但中国不能依靠“扭秧歌”扭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毛泽东思想”里面有“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内控制法宝，有在中国打内战的战争宝典，也有控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专制经验，还有处理计划经济时代政经关系的“论十大关系”――至于那些是毛个人智慧还是集体智慧这里姑且不论，但就是缺少在信息化与高科技时代将中华民族引领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的政治智慧。胡锦涛即使将毛的“雄文四卷”天天读、年年读，也不见得就能悟出多少现代治国经验。 更糟糕的是，胡锦涛领导下的政府，其促使社会良性发展的政治举措只见空头许诺，但在镇压底层反抗与控制言论等方面却表现了这个政府的强硬与力量，比如沿袭江泽民创下的“国家诬陷”手法，将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颠来倒去地使用，不断加强网络控制，密织文网，构陷冤狱，开动坦克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失地农民，整个国家进入末世状态。 胡锦涛的执政乏善可陈，也不能完全怨他本人，毕竟是中共通过党内选举这种政治形式将他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那捉襟见肘、力竭计穷的政治智慧代表了这个政党的末路状态。但有一条胡锦涛应该很清楚：他应该知道他不是毛泽东，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而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心向往之的“毛泽东时代”，也与他心中想要的“毛泽东时代”很不一样。 可以断言，胡锦涛意欲回归的“延安道路”，于中国而言只是一条毫无前途的政治死胡同。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2月2日，总125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谁在肢解民进党？
昨天（22日）结束的民进党全国临代会令人瞩目，因为其决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和立委的产生方式。最後备受争议的「全民调」方式得到通过。这个方式将对民进党的未来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民进党的变质化、泡沫化。 民进党的总统和区域立委全部用民调方式产生，至少产生两个严重後果∶ 第一，基层党员将难再有积极性，因为党员最重要的权利（党内初选投票权）被剥夺；其结果，将可能从基层瓦解民进党。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选民之所以会注册加入某个政党，不仅是因为认同其理念，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党内初选（总统候选人、州长、议员等等）时，具有投票权，选择那些体现该党价值，更符合自己理念的候选人。如果没有了这个党内「投票」选择权，那这个「党员」当不当已不具实质意义。因为没有了权利，也就没有了义务，更没有了热情。 本来民进党的党员人数就相当少，甚至少到可怜。上次总统大选後民进党改选党主席，报导说投票率五成一，共十三万人投票，说明全部民进党党员是二十六万左右；这在上次绿营总统候选人获得的五百四十四万选票中，比例占不到5％；更不要说在全台湾人口中，才是1％多一点。 民进党政治自杀 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主要政党都注重发展基层党员，在总统和议员等选举中，也主要靠本党的党员票，即基本盘。例如上次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拿到六千六百万票，但民主党注册党员有八千七百万（占全国人口29％），等於百分之百拿的是本党党员票（还流失了两千万票）。对手麦肯拿到五千八百万票，共和党注册党员是五千五百万，等於95％拿的是本党注册党员票。 美国的两大政党，在过去的主要选举中，基本都是这个格局，主要靠各自的基本盘。但台湾民进党的注册党员，才是全部支持者（投票给绿营候选人）的5％，这实在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民进党高层不去全力解决，不去更努力耕耘基层，发展党员，重视党员的权益，激发基本盘的热情，反而用「全民调」完全甩开党员，等於是「废弃」党员，那以後谁还会加入这个党？这不是一个政党的「自杀」行为吗？ 民进党选择「全民调」的一个理由是，如果党内初选，因为有「人头党员」问题，可能会造成司法问题，影响将来当选人的合法性。但是，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追求民主的政党，还存在「人头党员」（实质是作弊）问题，这实在是个耻辱！这是个必须严肃面对、积极解决的问题。投票，是党员最重要的一个职责。而人投票的问题不解决，等於什麽票都不能投了。换句话说，什麽问题都不能用投票解决了。那民主用什麽方式实践？这麽重大的问题，怎麽能用「全民调」来回避？而不顾「全民调」将使民进党基层被掏空，最後头重脚轻，甚至变成「稻草人」、泡沫化？ 妥协派打败原则派 第二，「全民调」将导致民进党的立委、县市长、总统人选等，统统偏离绿营的原则理念。因为坚持基本盘理念的候选人，难以在「全民调」中胜出。原因很明显，因为这个「全民调」不是在全体绿营支持者中民调，而是在有蓝有绿的所有民众中民调。在台湾蓝绿对半的政情下，等於有一半蓝营的人（在有些地方比例更高）参加民进党的总统和立委人选决定。可想而知，那些坚定推动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绿营候选人，绝对无法被蓝营认同和选择，一定会在这种「民调」中被蓝营的参与者「淘汰」。而胜出的，一定是因妥协绿营理念而被蓝营喜欢的，或起码是被蓝营视为「温和」的。而被泛蓝认定的所谓「温和派」，必定是不强有力挑战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形态、甚至是看蓝营的标准和眼色行事的政客。 也就是说，如果经由本党党员投票，一个坚定基本盘理念的绿营候选人，以六比四的比例击败那个「妥协理念」的党内对手的话；但在「全民调」中，因有一半蓝营的人参加，那个「妥协理念者」却可以反过来拿到七成选票（加上蓝营的五成）而大胜「坚定理念的候选人」。 如果美国也按这种方式做，茶党候选人一个都不会胜出。而各自政党的理念坚定者，无论是雷根，还是欧巴马，都绝对不会当选。而且世界七大工业国（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参选人，都是靠党内选举产生，不可想像用全国民调方式。 偏离建党初衷和理想 全民调方式在全民普选中的结果往往是，那个「妥协者」在最後跟国民党候选人对决时被击败，这在民进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因为不坚持绿营的原则理念，跟国民党自然就没有明显区隔，结果绿营不感动，蓝营不买账，只能失败。曾强调「宪法一中」的谢长廷在总统大选中大输二百多万票，就是惨痛的教训。 除此之外，这样做的另一个严重後果是，民进党内坚持原则理念的人会逐渐都被淘汰。民进党就「变质」了，偏离甚至背叛追求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建党初衷和理想，而变得面目皆非。其结局就是变相肢解了这个党。（作者曹长青为独立评论员） 作者注∶本文是应《自由时报》邀写的“星期专论”，但因这个内容却无法在该报发表出来，令人深感遗憾。 2011年1月23日 2011-0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中国经济大厦的粉墙开始剥落 ――从通胀率持续走高透析中国经济质量
11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在刚过去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2006年同月上涨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6%。 但官方公布的数据比民众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要低得多。近几个月以来，物价上涨成了中国民众的恶梦，对这场恶梦的注脚是近日相继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发生的因抢购半价或8折食用油而导致的恶性踩踏事件。生活于上海与重庆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尚如此敏感，其它中小城市的居民因物价上涨引起的恐慌感自然就更强烈。 对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国境内外的感觉非常不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王志浩(StephenGreen)甚至表示，食品价格上涨有助于将财富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地区，而这正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之一。但中国政府以及部分专家的感觉却并不乐观，担心即将面临通胀预期失控的局面。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最近已决定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左右，以此安抚怨恨不已的低收入阶层。 所谓“面临通胀预期失控”，意味中国政府对此应对乏策，这正好暴露了喜好干预经济的中国政府缺乏眼光。因为这轮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所产生的价格传导作用，早已酝酿着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因子。试想想，与房地产相关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共有几十个，房地产价格已“一枝独秀”地上涨了好几年，与之相关的诸多产业的产品价格岂能原地踏步？三、四年前煤、电、油等能源与运输价格就已轮番上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应是政府预料中事。如果说上述踩踏事件是中国“消费者通胀预期上升”的结果，那就只能说中国消费者获得的价格信息是不完全信息，这种“信息不完全供给”不仅导致他们对涨价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还导致他们对政府管制经济的能力处于不信任状态。而这种心态既是中国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媒体控制策略所导致的，也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互信关系的表现――这是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是：“通胀预期上升”并非中国独有，但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不会导致这类抢购事件，唯有在中国才会导致这种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在经过了30年号称“奇迹”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民众对物价的承受力为什么还如此脆弱？ 惧怕物价上涨因而抢购生活必需品的场景，曾在80年代后期“物价闯关”时出现过，抢购风潮中，不仅冰箱、电视机，甚至连肥皂、白糖、食用盐都成了公众囤积的目标。风潮过后，中国逐渐进入物质丰裕时代，民众生活水准也相应提高。好长一段时期，一些囤积者手中用不完的肥皂、吃不完的白糖成了众多评论者嘲笑的对象，有人甚至预言：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提高，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因担心物价上涨而囤积的现象。 这个预言只对了一部分。所谓“对了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0％的高收入家庭对食物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根本不在意。但问题在于，中国人还有将近一半人生活在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线之下――世界银行曾制定“高贫困线”与“低贫困线”两条测试贫困的标准，衡量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高贫困线，而衡量中国民众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1美元这条低贫困线。对中国采用低贫困线标准是否出于中国当局的要求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由于采用了低贫困线标准，中国的穷人数量由将近7亿减至1.35亿人，大大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但对于占人口将近一半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过快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将大大下降，因为他们将被迫把有限的钱更多地用于食品消费而不是其它消费。 如果说贫富差距过大、穷人过多、失业率居高不下、贪腐肆虐等是中国经济大厦的内部景观，那么产品质量与通胀指标则是这座大厦的外墙，两者共同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质量问题。当中国人在为内部景观不佳所苦之时，外人还在欣赏外墙的景观。如今外墙已开始剥落并露出内在的不堪，对中国经济质量的深层思考才可能真正开始。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1月22日，总219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中国不能实行民主，是缘于精英素质还是民众素质？
新华社及其旄下的《半月谈》公布了“2005年中国十大新闻”，内容大同小异，但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几次事件，如定州血案、太石村事件以及硝烟还未散去的汕尾东洲血案，却没有一件列在两张新闻单上。如果说这种新闻遴选标准并不出奇，因为中国政府的新闻观历来就是“只有有利于党的形象的好事才是新闻”；那么下面这些政府高官的发言就无法不令人拍案称奇：就在镇压者隆隆开动的坦克与枪声中，中国政府高官数度出面向世界声明“中国的人权状态比美国的好”――只差没说“中国的人权状态是世界最好的”了。 先是政府高官唐家璇坦然面对媒体微笑声称“中国的人权比美国的好！”继之是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于2005年12月11日强调，“中国在人权保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美国自身存在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年终岁尾，我们奉劝美方看清形势，多反省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放弃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纠正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错误作法。”――言下之意是告诫中国人民：既然中国的人权状态比人权卫士美国的要好，你们应该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安于现状，无需再为争取改善人权而努力了。 就在秦刚放言高论时，正值汕尾东洲成了人间地狱，死去亲人的村民们连亲属的尸体都无法认领。面对国内外同声谴责汕尾事件的政治暴力，中国政府最后只得抛出一两个低级别的责任人作为替罪羊。此举立刻获得理论帮闲的高调喝采：“官方在承认自身责任的同时，也承诺对死伤者进行经济补偿。这比之八九死难者至今不获承认、不得赔偿，已是不小进步。”“汕尾事件在造成诸多遗憾的同时，似乎也悄悄见证了大陆社会在诸多力量影响下艰难、缓慢但却坚定的进步历程”（见冼岩“从汕尾事件透视中共应对群发事件的基本思路”）――这种比较方法，有如用清代的帝王生活与现代中产者生活的舒适程度相比较：“现在中产者能够使用抽水马桶，而以前的皇帝也只能使用茅厕，这说明现代中产者每个人都成了皇帝”，只有脑袋一盆浆糊的糊涂人会赞同这种不伦之比较。 这些年，一直让认真思考的知识界人士深感困惑的是：自称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百余年却始终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用那点宪政ABC与民主常识来启蒙，而这些民主宪政的常识却始终无法化为中国的政治实践。原因在哪里？最常见的总结当然是“民众素质太低”――笔者也曾多次在文章中承认民众素质低确实是专制极权的土壤。2003年温家宝以中国总理身份在哈佛的演讲中，声言“民众还未准备好”，算是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陈述中国未能实现民主政治的原因。 现在看来，不是“中国的民众未准备好”，而是中国当政者与政治精英未准备好。但熟悉历史的人也知道这一“准备过程”也实在太长了一点，想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状态时，历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罪行，民主的口号要多响亮就有多响亮，人民的智慧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当共产党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动员了千百万农民，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唤起了青年学生，用分享权利吸引了众民主党派支持取得政权之后，人民则成了被教育与改造的对象。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政治风雨之后，“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只能匍匐在专制极权的神坛下，诚惶诚恐地活着。 当汕尾东洲村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失去生命之后，一旦当政者表示赔偿，立刻有人称颂这是“坚定的进步历程”――这是什么样的丛林逻辑呵！须知道生命的“大数原则”：任何生命都是唯一与不可再生的。不懂得尊重生命的国度竟敢大言炎炎地吹嘘说本国的人权状态很好？只能说在虚伪与无耻的政治文化中生活得太久，官员们已经习惯将谎言当作真话了。 民主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实践层面的问题。过去几年，民众在维权斗争中的作为已表明民众日渐成熟，郭飞熊在太石村事件后总结的“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之主张，更是充分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不是中国的民众未准备好，而是中国的当政者与政治精英未准备好放弃权力带来的一切财富与尊荣，以及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的痛快。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月5日，总121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