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国不能实行民主，是缘于精英素质还是民众素质？
新华社及其旄下的《半月谈》公布了“2005年中国十大新闻”，内容大同小异，但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几次事件，如定州血案、太石村事件以及硝烟还未散去的汕尾东洲血案，却没有一件列在两张新闻单上。如果说这种新闻遴选标准并不出奇，因为中国政府的新闻观历来就是“只有有利于党的形象的好事才是新闻”；那么下面这些政府高官的发言就无法不令人拍案称奇：就在镇压者隆隆开动的坦克与枪声中，中国政府高官数度出面向世界声明“中国的人权状态比美国的好”――只差没说“中国的人权状态是世界最好的”了。 先是政府高官唐家璇坦然面对媒体微笑声称“中国的人权比美国的好！”继之是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于2005年12月11日强调，“中国在人权保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美国自身存在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年终岁尾，我们奉劝美方看清形势，多反省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放弃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纠正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错误作法。”――言下之意是告诫中国人民：既然中国的人权状态比人权卫士美国的要好，你们应该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安于现状，无需再为争取改善人权而努力了。 就在秦刚放言高论时，正值汕尾东洲成了人间地狱，死去亲人的村民们连亲属的尸体都无法认领。面对国内外同声谴责汕尾事件的政治暴力，中国政府最后只得抛出一两个低级别的责任人作为替罪羊。此举立刻获得理论帮闲的高调喝采：“官方在承认自身责任的同时，也承诺对死伤者进行经济补偿。这比之八九死难者至今不获承认、不得赔偿，已是不小进步。”“汕尾事件在造成诸多遗憾的同时，似乎也悄悄见证了大陆社会在诸多力量影响下艰难、缓慢但却坚定的进步历程”（见冼岩“从汕尾事件透视中共应对群发事件的基本思路”）――这种比较方法，有如用清代的帝王生活与现代中产者生活的舒适程度相比较：“现在中产者能够使用抽水马桶，而以前的皇帝也只能使用茅厕，这说明现代中产者每个人都成了皇帝”，只有脑袋一盆浆糊的糊涂人会赞同这种不伦之比较。 这些年，一直让认真思考的知识界人士深感困惑的是：自称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百余年却始终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用那点宪政ABC与民主常识来启蒙，而这些民主宪政的常识却始终无法化为中国的政治实践。原因在哪里？最常见的总结当然是“民众素质太低”――笔者也曾多次在文章中承认民众素质低确实是专制极权的土壤。2003年温家宝以中国总理身份在哈佛的演讲中，声言“民众还未准备好”，算是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陈述中国未能实现民主政治的原因。 现在看来，不是“中国的民众未准备好”，而是中国当政者与政治精英未准备好。但熟悉历史的人也知道这一“准备过程”也实在太长了一点，想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状态时，历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罪行，民主的口号要多响亮就有多响亮，人民的智慧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当共产党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动员了千百万农民，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唤起了青年学生，用分享权利吸引了众民主党派支持取得政权之后，人民则成了被教育与改造的对象。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政治风雨之后，“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只能匍匐在专制极权的神坛下，诚惶诚恐地活着。 当汕尾东洲村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失去生命之后，一旦当政者表示赔偿，立刻有人称颂这是“坚定的进步历程”――这是什么样的丛林逻辑呵！须知道生命的“大数原则”：任何生命都是唯一与不可再生的。不懂得尊重生命的国度竟敢大言炎炎地吹嘘说本国的人权状态很好？只能说在虚伪与无耻的政治文化中生活得太久，官员们已经习惯将谎言当作真话了。 民主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实践层面的问题。过去几年，民众在维权斗争中的作为已表明民众日渐成熟，郭飞熊在太石村事件后总结的“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之主张，更是充分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不是中国的民众未准备好，而是中国的当政者与政治精英未准备好放弃权力带来的一切财富与尊荣，以及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的痛快。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月5日，总121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从新冠疫情看中国政治的墨菲定律
何清涟 一场新冠病毒引发武汉肺炎来袭，武汉从繁华的九省通衢变成生命哀号不绝的鬼城。中国从各国小心应对的世界第二大国变成被各国封关的国际孤儿，只经历了30多天。回溯这30天中发生的事情，中国当局所做的政治选择几乎“完美”地体现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 所谓“墨菲定律”，是由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上尉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基于经验在1949年提出的数学推理，意即：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简言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 一、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疫情本是公共信息，但在中国，疫情却分明、暗两条管道流传。 先说明面上的关键信息： 2019年12月30日晚间，两份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在网上传播，称市内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治疗，“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1月1日， 武汉警方宣布“依法查处”八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同一天，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治。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人传人”之后，武汉市民才算意识到危险。两天之后，武汉封城。 再说暗的。社交媒体上此类信息甚多，不一一摘引。只说一条最关键的。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在记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绝美国提供的帮助提问时，华春莹指责“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公开疫情有助于公众主动采取措施防疫，需要公众参与的防疫必须要公众知情，但中国当局却选择了封锁信息。从1月3日向美国通报，到22日宣布封城中间有20天，由于公众不知道疫情的蔓延，基本未做任何防控。就在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一起共度农历小年，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扩大了传染面。疫情从可控到失控就在这20天内发生的。 二、隔离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在人口流动高峰的春节期间更应如此，但中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封城。在封城之前已经从武汉离开了50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的特点是无症状传染，其中不少身带病毒而不自知。 武汉游客所到之处，都有武汉肺炎的病例产生，泰国、新加坡、香港、澳门、日本、英美法德等几十个国家不断传出发现武汉肺炎病人的消息。全世界在担心、忧惧中等待，直到1月30日WHO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才纷纷采取行动停止中国的航班，部分国家在此之前由于飞行员工会的压力停飞。 中国对这种旅游禁令很不欢喜，谴责美国带头做这种事情，其实，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就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任何事物实行双重标准，自己做是对的，别人做了妨碍到自身，就立刻批评指责，是中国政府的惯技。 三、对WHO施加影响，让其在科学、政治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 武汉于1月22日封城，此后疫情日趋严重，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拖延了8天，迟至30日晚上才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PHEIC）。 所谓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缩写PHEIC），是指通过国际疾病传播而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的异常事件，中国的政治肺炎也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3个特点。本文想分析一下WHO为何在此次事件中向中国弯腰，谭赛德能这样操作，有WHO规则本身的问题。 首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动员及协调全球卫生资源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防疫抗疫的机制，从来都涉及大量政治，超越了纯粹的科学、公共卫生领域。 其次，PHEIC的诞生，源自2003年中国的SARS事件。中国SARS疫情流播全球，WHO在2005年修改国际卫生规例（IHR）之后提出这一概念。SARS事件从产生、控制到全球影响，包括病例数据与死亡数据的发布，基本都在中国影响之下进行，PHEIC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政治性，必然影响到WHO对今年武汉肺炎事件的判断与处置。 第三，WHO设置PHEIC的本意，是用来防止严重传染病跨境传播、对全球构成风险，防止一国随意宣布另一国是疫区并禁止对方公民入境。在公布PHEIC后，WHO亦会发指引，指出如何在边境监察入境人士的健康状况来减低相关传染病传入，从而令各国不用动辄对别国封关。但实际后果是：PHEIC宣布某国是疫区，其他国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对该国实施入境限制。 第四，WHO不是一个有执法能力的机构，也没有庞大的卫生物料资源，所以PHEIC最重要的作用局限于政治方面。作为名义上的全球权威公共卫生机构，WHO能聚集全球所有顶尖卫生专家为其服务，只要它宣布是严重卫生危机，便可迫使传媒、各国政府及药厂等相关私人公司或民间组织，聚焦此一事件，并采取行动。但各国如何反应，WHO不具有强制、统一要求的能力。 本次各国采取的行动不拘一格，美、英、法、日、韩等国派出飞机从武汉撤出部分本国侨民，并采取紧急措施，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但也还有另一类，比如柬埔寨总理洪森宣布不许戴口罩，不停直航，不撤侨，不歧视中国人。按照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31日，共有已有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管制。中国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国际孤儿。 理解了上述四点，就明白中国有多么不情愿武汉肺炎被世卫宣布为PHEIC，世卫的干事长在不得不宣布中国武汉肺炎为PHEIC之后，表扬中国防疫如何正确如何得力，实在是为中国减压。 四、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却选择了谴责他国不厚道，帮助最多的美国挨骂最多。 世卫启动PHEIC之时，已经有20多个国家报告有确诊病例。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影响世卫迟迟未发出PHEIC警告，自然引起世界各国不满及媒体批评，但中国不反省自身的错误，到处抗议人家的批评，比如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1月27日刊出讽刺漫画，将中国国旗上的5星换成5枚新型冠状病毒图案，引发北京愤怒抗议，要求这家媒体道歉，遭到拒绝。 各国实行旅游禁令后，中国驻以色列代理大使戴玉明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限制甚至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错误做法使他想起二次大战期间，犹太人被大屠杀的人类最黑暗日子。这番发言连中国外交部都觉得不妥，为此道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先于1月31日指责美国关闭边界不厚道，2月3日在春节后的首次微信记者会上痛批美国在中国武汉疫情上制造和散播恐慌，说“美国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撒出其大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但事实是美国早就伸出了援手。早在1月28日，美国卫生部针对武汉肺炎疫情举行记者会，部长阿萨尔（Alex Azar）指出，自1月6日始，美国多次向中方提议可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专家前往当地协助，但中国拒绝了美方的好意。美国吉利德公司无偿向中国提供新冠特效药瑞德西韦，并提供试验的设计和操作办法。2月中旬开始收治首批报名参加的中国新冠肺炎病人。 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还罢了，反而迁怒他国不帮忙，这行径也太为世所不齿。七大工业国集团（G7）近日内将开会商讨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共同应对方案，却不邀请中国这个病毒原生国与会，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这种态度，既不会讲真话，又不愿意分享有价值的真实信息，来参会除了批评、反对斥责他国不帮忙之外，于事无补。 以上事实说明，一场发生在武汉市的病毒传染病危机，就因为中国政府在关键的一个多月中，做了四个错误的选择，不仅让全国染疫，还酿成了全球范围的PHEIC事件，充分验证了中国政治决策完全符合“墨菲定律”。这一特性是由中国极权政治的三个垄断特色所造成，政治垄断造成问责机制缺位；经济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遇到大灾难时民间缺乏自助与互助机制；信息垄断剥夺公众知情权，错失防范机会。从毛泽东统治下的三年大饥荒到2020新冠病毒危机，中共当局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原载大纪元网，2020年02月0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2/4/n11844531.htm）
何清涟2025-11-09 00:08👍 0💬 0“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中国财政
中国政府奉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国富民穷，还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钱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维稳”。所谓“维稳”，说白了就是用税金铸造敲向民众头上的大棒。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财税政策既让人觉得几分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丝丝凉意。 一、“竭泽而渔”的资源抽取 “新中国财税带来辉煌60年”一文展示了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与此相对比的则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 “国富民穷”这一事实我已经讲得够多。本文我想讨论另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从1,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 10,000亿元到60,000亿元只用了9年时间。 不可小看这9年间财政收入的跃进式增长。因为这一“辉煌业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而这模式就是是以榨取民众的生存资源、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为存在前提的。在这9年当中，中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拆迁户悲歌四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竞相建造污染企业，将中国的江河湖海及不少土地尽行污染。这辉煌的9年，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3年增至5万8千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直到近三年的每年逾十万起。中国社科院最近颁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原因引起，因为政府欠民众的债过多， 造成的民怨太深。 政府卖地对财政的巨大贡献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见一斑： 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约占同年GDP的4.4%。在土地出让金比2008年增加140%的后面，是失地农民与拆迁户此起彼伏的绝望反抗，四川唐福珍站在屋顶上自焚的那幅惨烈画面将作为中国之耻深深地烙在这个政府身上。 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财政如此富裕，中国民众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并不强大的小国国民如北欧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失业及养老等三大保险，在中国至今只见政府承诺却不知何时能够兑现。这么多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有几组数据可以让人看到财政收入的流向： 中国宣称是“为民赋财”，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非用之于民，而是用来供养干部群体。中国财政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吃饭财政”，这“吃饭”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口，即党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5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亿3,000万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 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如此疯狂的资源榨取，地方财政负债却高达5,000万亿——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 如此敛财尚不能满足政府开支之需要，这些民脂民膏究竟流往何处？下列数据也许可以让人们做个大致推想：2009年，有10万6,626党政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其中有17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有研究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每年高达13,800亿元。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2008全球财富报告”则称，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于少数家庭的趋势更明显。另有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家庭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干。 看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知道中国现阶段的财政已经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但也不能否认，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确实“用之于民”，比如用于强化镇压机器的财政投入。武装警察所到之处，一切反抗都如同“蚍蜉撼树”。且看以下实例：今年1月8日广东佛山万石村500余名村民竟敢手持尖木棒、板凳、刀具、汽油瓶这类低档原始“武器” ，反抗政府强征土地。结果政府只出动了 1,000余名武装执法人员“征剿”，杀伤力强的武器还未出手，村民就在高压水枪与催泪弹等强攻之下彻底溃退，48名村民束手就擒，两名重伤者在医院被打死。 中国政府对待抗争农民的泰山压顶之势，与前不久对待索马里海盗劫船索要赎金的“节制”与慎用兵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足见军队也好、武警也好，都是用于对内，而非对外。纳税人的钱如此用法，纳税人又奈其何？ 三、敲向民众头上棒，尽是税金所铸成 过强的资源抽取能力已经榨取到民众的基础生存资源，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维稳的艰难性。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用之于民”，但这不是让民众享受福利，而是用钱来铸造敲向民众的大棒。2009年中央财政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2.6%，总额接近1,200亿元；而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中国政府也不遗余力，“治乱邦用重典”，加大对异议者的打击力度。据中美对话基金会（The Dui Hua Foundation，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根据中国相关官方数据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2009年的统计数据现在还未看到，但估计这种类型的“罪犯”只会呈增加之势。 不能说“维稳”是易为之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2009年末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让人们看到党与政府的“不容易”，需要布防的“维稳重点”实在太多：境内境外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世博、亚运两大重点时间及上海广州两大重点区域；高危人群与精神病人（原话如此，大概是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说法已被当局欣然接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此等等，实在让人不知哪个葫芦会冒出青烟，于是只得将“网上网下两个战场”都列作布防重点，网络虚拟世界与网下的真实世界尽囊括为警察国安布守之地。这样一来，真成了“边陲腹地尽是敌，万里江山万里营”。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当然也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除了扩大专职国安国保人员之外，还廉价地雇佣了下岗工人、小商贩、在校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充当“坐探”；互联网则成了“五毛”活跃出没之地，如此不惜重金投入，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维稳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些活动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当然又要用到纳税人上交的税金。 正如我曾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一文里所说，这个政治集团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他们要求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拒绝承担掌握权力必须担负的任何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更拒绝权力必须接受的任何约束，这是中国社会自1989年以来逐步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维持政权稳定的代价是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溃而不崩”状态。所谓“溃而不崩”，指的是政权短期内不会崩溃，但社会溃败却成无法避免之局。 但我相信，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能长久，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之日，就是社会崩解的开始。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月14日，第1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专访曹长青∶新加坡独裁真面目
【大纪元5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新加坡法庭对两名法轮功学员程吕金和黄才华的不公正判决，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目前两人绝食抗议已进入第六天，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已纷纷前往当地的新加坡使领馆前请愿和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停止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社会各界也纷纷谴责新加坡政府助纣为虐的行径，揭露新加坡政府虚假民主的面目。 大纪元记者辛菲5月3日采访了政论家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指出，新加坡这次事件背後真正的黑手是中共，新加坡是在迎合、讨好中共，同时这件事也是新加坡独裁专制政府本质性的表现。凡是有良知的国家、有良知的群体都在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这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逆流而行，所以国际社会特别要给以谴责、批评，制止这种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曹长青先生认为，是不是迫害法轮功，不仅仅是一部份信仰者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标�摇Ｐ录悠抡獯纹群Ψ�轮功，再次向世界传送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专制的国家，是中共这种专制政权的同谋，是中共的帮凶。热爱自由的人、尊重信仰自由的人，都应该谴责新加坡这种可耻的行为。 下面是曹长青先生访谈摘要。 新加坡事件背後黑手是中共 据我所知，全世界除了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外，新加坡是第一个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家。新加坡发生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专制的国家，不允许信仰自由、炼功自由，这是所有独裁专制政府本质性的表现。 另外，新加坡政府迎合北京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策，讨好中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利益，跟中共做生意，要中国的经济市场，为了市场不惜出卖良知。这件事情背後真正的黑手是中共，根源在北京。 只要是专制的国家必然要和中共走到一起，因为今天的世界不是按照人种分的，而是按照观念分的，是按照专制和民主两种价值分的。同样是中国人，台湾就站在美国这一边，新加坡就站在中国那一边，这是按照专制和民主来分的。新加坡和中共等其他专制的国家是一伙的，而民主的国家则是一个阵营。 这次事件也透露出一个信号∶说明中共当局不仅在海外利用亲共媒体丑化法轮功，而且现在又开始新的行动，利用海外专制国家的手直接迫害法轮功，这很可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新政策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全球都应该谴责新加坡，制止这种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全球支持法轮功 新加坡逆流可耻 是不是迫害法轮功，不仅仅是一部份信仰者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标�摇Ｐ录悠抡獯纹群Ψ�轮功，再次向世界传送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专制的国家，是中共这种专制政权的同谋，中共的帮凶。 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这样迫害法轮功。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主要的有线电视台，都有法轮功的广告，揭露中共怎麽迫害法轮功学员，这都是对法轮功的道义支持，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同情，美国主要的媒体都在登这样的广告。凡是有良知的国家、有良知的群体都在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这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逆流而行，所以国际社会特别要给以谴责、批评。 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而且还把手伸到海外，在其他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利用中共控制和影响的媒体丑化法轮功，新加坡是第一个在海外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专制国家，所以新加坡是非常可耻的。 新加坡这个行为再次告诉世界∶新加坡是专制的一部份，和中共一样，是个专制政权，非常可恶！热爱民主的人、尊重信仰自由的人，都应该谴责新加坡这个可耻的行为。 国际社会舆论谴责 撕破新加坡的丑恶嘴脸 国际社会应该在舆论上进行强烈的谴责。新加坡政府还是害怕舆论的，因为它对外不承它是专制的国家，而是自称民主的国家，新加坡对外还是强调它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就象中国一样，还要摆出个假像。 国际社会谴责的声音可以撕破新加坡的丑恶嘴脸，它恐惧假像被撕破，所以谴责的声音如果大，来自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舆论，就会形成压力，会使新加坡恐惧，因为它还想保持那个假像，它是靠假像来欺骗新加坡人民从而维持统治的。假像一旦被撕破，它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所以现在谴责、舆论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能够对它构成一定的压力。 新加坡驻联合国的代表公开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谴责台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台湾的民意、台湾政府没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言来反驳新加坡，新加坡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谴责、丑化和批评台湾，引起了台湾很大的愤怒。 从新加坡自身来说，完全没有资格对民主的台湾说三道四。因为这个城市小国像独裁中国一样，迄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新加坡的各个方面都比台湾糟糕，有什麽资格批评台湾，而且更不应该在联合国批评台湾，因为那不公平，台湾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在台湾，不管是主张统一的，还是主张独立的，都受到同样的保护和享有言论自由，这是台湾民主的表现。台湾的道路就是自由民主的道路，新闻自由的道路，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道路。在台湾，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炼功，佛教徒、基督教徒等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虚假的民主自由 实为独裁专制 新加坡虽然打著民主的旗号，但是在西方媒体上，从来没有人认为新加坡是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民主国家有两个最重要的标�遥�一个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另一个是定期的公平的真正的选举，这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标�摇Ｕ饬礁霰戬遥�新加坡都没有，没有真正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公平的选举，所以导致新加坡政府才敢这样的胡作非为。 新加坡虽然也有选举，但这个选举是虚假的，新加坡的反对党不能正常的进行在野党的活动。新加坡一直是李光耀父子在掌权，从来都没有政党轮替过，现在新加坡的方式跟中共以及北韩金正日是一样的，它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一党执政的独裁专制；新加坡不属於新加坡人民，而是属於李家王朝。 李光耀是北京屠夫的支持者，他不久前在“全球品牌论坛”上还表示支持中共在1989年使用坦克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做法，并引述邓小平的话，“如果杀20万人，才能保持中国的稳定，我会这样做”。 李光耀统治集团在表演任人皆知的虚假选举的同时，迫害所有反对党的领袖和异议人士。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参选挑战李光耀的人马，就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到法庭，指控他在竞选中的讲话是“诽谤”，不仅索赔50万美元让他倾家荡产，而且禁止他永远不可再竞选国会议员。 敢於直言的人都受迫害，真正反对党的领袖都受迫害，真正敢言的人也逃亡海外，和很多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一样，也逃亡到美国，新加坡一个很著名的作家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流亡。 控制媒体 封锁言论自由 在当今的新加坡，主要的报纸电台等，都为国家所有，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新加坡的报纸被政府控制，很难公平、客观的报导，更很难批评李显龙的政府。 近日发表社论批评台湾外长的《联合早报》等新加坡大报，像北京的媒体一样，都是国营的，是政府的喉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新加坡的独立报纸，都被李光耀查封了。去年第二届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新加坡在166个国家中排行第144,比津巴布韦还要落後三名。 对於新加坡的政治迫害，美国等西方媒体常有报导。李光耀无法阻止境外报纸，就不停地控告在新加坡内的外国报纸（本地出版物基本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用所谓“诽谤罪”索取高额赔偿，以封住所有媒体的嘴。 经济发展不是全部 中国不能走新加坡的道路 新加坡的富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早已超过一万美元以上，中国的人均收入才880美元，可见，仅仅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自由和民主。新加坡的例子已经活生生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地方仍然在实行专制统治。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经济水平提高了，并不是全部，必须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 除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是一个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6%，新加坡这种专制给中国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样板。很多中国官方知识份子主张中国要走新加坡的道路，新加坡这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再次告诉中国人民，新加坡是个什麽样的国家制度，是个什麽样的政府，未来的中国不能走新加坡的道路。中国的未来必须走新闻自由、政治民主、公平选举的真正的民主国家道路，象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才可能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表达的自由。 （原载大纪元5/3/2005） 2005-05-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中美冷战对中国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冲击
程晓农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美就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开始面临严重的外贸困境。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近提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个说法的隐含意思是，过去20年里中国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外贸困境之下，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全国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同时必然外汇吃紧。中共可能会进一步卡紧民用外汇开支，以便为扩军备战和军工研发保留外汇储备；同时减少饲料粮进口数量，因此今后物价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战开始，经济退到“内循环” 6月18日上海举办了第12届陆家嘴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表了书面致辞，其中的一个关键用语引起了国内不少财经媒体的关注。刘鹤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是中共对国内经济前景的一个重大判断。解析这个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信号，相当重要。 所谓的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就是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用外贸拉动经济，转变为不再依靠外贸，而是以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众所周知，目前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民众收入明显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能力本来就在萎缩，再同时减少出口，自然就是整体经济雪上加霜。李克强在今年人代会的记者会上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该院的课题组2019年采用分层线性随机抽样，获取了7万人的收入样本数据。该调查显示，39%的人口（相当于5.47亿人）月收入低于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两部分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2.85%。指望这样的居民购买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中国经济之所以无法再依靠外贸，全球疫情严重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无法再继续依靠庞大的美国市场来维持出口顺差和外汇收入。毫无疑问，这是从过去20年来中国已经习惯了的依托经济全球化带动经济繁荣的经济发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状况。 最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周力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共面临的国际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我外贸出口企业订单大大减少，上下游企业生产停滞，国际运输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产品运不出的现象激增，对我稳增长、稳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他的话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贸困境。 二、外贸困境意味着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共就面临如此严重的外贸困境，那么，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之后，究竟中国经济整体上会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年前，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经济轨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中共到底获益多大，也可以发现，一旦与经济全球化半脱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有多大。 这方面有两个经济指标可以用来观察。第一个是外贸依存度，就是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贸带动国内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第二个指标是净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减去进口后的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贸方面的净所得对整体经济的现金流有多大贡献。 我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后发现，外贸依存度呈先高后低的趋势。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外贸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许多产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逐步发展，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依存度开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达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随着外贸和外商投资带来的经济繁荣逐渐形成，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比较稳定的为经济全球化服务的企业和供应链，同时中国能够占领的全球市场份额也快接近顶点了，国内就不再创办更多新企业，新的商机也不那么多了。这样，外贸扩张带来的经济推动力就开始相对地放慢，这时，外贸依存度就开始降低了。中国2015年的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5.6%，与日本相当；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说，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的三成依靠外贸。李克强最近表示，中国的外贸企业涉及2亿人的就业。2亿人的就业与外贸相关，大约也相当与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从现在开始，中国局部地脱离经济全球化，那么，中国的部分外贸就会萎缩，这对经济的冲击会相当大。 三、对美出口受阻，外汇开始紧张 当然，外贸深受冲击，并不等于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贸都没了，中国经济还是会勉强维持，只是失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当然也谈不上经济繁荣了。刘鹤提经济内循环，就是想让国内企业放弃等待中美关系恢复到过去状态的期望，另谋出路。由于前些年中国经济繁荣之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比如石油、饲料等进口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出口受到冲击后，进口是否会受影响，国人出国留学旅游的开支、航运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在国外必须的开支、以及使用外国技术专利所必须支付的使用费等等，是否还能正常维持呢？换言之，中国是否能保有足够的外汇现金流呢？这就要看净出口依存度这个指标了。 中国多年来的外贸进出口记录显示，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体上基本打平，并没有多少净外汇收入，只有对美贸易才能创造巨额外汇现金流。所以，中国的净出口，大体上就相当于从美国净赚的外汇数额；净出口依存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从美国净赚的外汇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中国在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的2006年，净出口依存度是6.5%，相当于GDP将近7%的外汇净收入是从美国市场上赚来的。这样大数量的外汇净收入当然让中共可以迅速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净出口依存度已经下降到2.9%。虽然将近3%的净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对经济的贡献不那么大，但随着中国GDP总量的上升，对美出口的外汇净收入仍然达到数千亿美元。有这样大的外汇净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许民众购买外汇出国旅游或留学，也得以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不过，中美冷战开始后，这股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 四、对居民因私用汇的管控逐步升级 对中共来说，当宽裕的外汇流入中断后，冷战状态下，它优先考虑的是扩军备战和军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会逐步压缩民众出国的用汇需要。 为了在整体经济转入“国内循环为主”的状态之后能继续扩大军力，与美国保持军事上的相持态势，中共会一直有进口相关设备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购买大量技术专利。而中美之间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形势表明，今后中共想继续每年从美国净赚大量外汇来应付它必须的军工方面的外汇开支，就越来越难了。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中共既然不会放慢扩军备战的速度和军工部门的技术研发，而过去靠美国净赚外汇的路子断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即尽量压缩民用外汇开支，包括减少出国留学旅游的外汇支出，也逐步减少进口饲料等消费品。 实际上，中共已经在管控外汇开支方面逐渐收紧。比如，对民众出国用汇的需要越卡越紧，甚至一些省市连事业单位员工的因私护照也全部上收。今后，对国内的私人购买外汇需要可能会实行越来越严格的管控，这将成为一个趋势。所以，许多中产家庭热衷的出国旅游和子女出国留学，前景越来越不乐观。许多留学生依靠父母提供学费、生活费来继续国外学业，或者正策划国内念完中学后直接出国留学，这样的家庭计划很可能跟不上高层对外汇管控的政策变化。可以预期的是，今后几年内国家外汇储备将日益吃紧，中止子女学费汇出的政策可能会出台，那样，许多留学生的留学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价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汇吃紧还会造成物价持续攀升，尤其是荤食的价格将不断上涨。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食用粮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荤食消费量不断上升，对猪、鸡等食用类动物的饲养，就无法再象上世纪80年代那样靠农户家养为主。因为家庭饲养受农户圈养规模的限制，而且饲料来源主要是采集利用叶类植物、辅以麦麸、稻糠以及厨余物，饲养量有限。于是，大规模工厂式速成圈养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产方式，而高蛋白饲料特别是豆粕的充分供应，则是大规模速成圈养的前提，这样才能保证快速出栏。大规模速成圈养需要大量进口饲料，而大规模饲料进口的需求恰恰与外汇充裕同时出现，如此则大量进口大豆就成了中国解决饲料来源的唯一办法，所以201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高达1亿吨（9,554万吨）。 然而，今后外汇的来源紧缩，可能逐渐影响到大豆进口数量。如果大豆进口减少，是否可以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呢？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如果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因为大豆产量很低。我做过计算，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样，口粮就会严重不足。不但国产大豆无法按养殖需要充分种植，而且其国内种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种植补贴来维持国产大豆价格不飙涨。 今后，如果进口大豆减少，改用种植国产大豆来替代，政府补不起巨额的种植补贴，那饲料价格就会翻番。无论是减少进口大豆数量，还是国产大豆种植补贴不足，都可能导致饲料短缺；而饲料短缺造成的饲料价格上涨，会让大规模养殖的数量下降，肉猪和肉鸡来源不足，于是肉价就会翻番。肉价上涨，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后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会带动消费物价不断上升，伴随着高失业率和工资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阶层可能重回苦日子。 总结一下，从加入经济全球化到退回“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状态，就业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出国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阶层，物价方面受冲击的是低收入阶层。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07-13，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713202012122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习近平对“老领导”的“十五字方针”
何清涟 “老领导“今年成为热词，这与郭文贵海外爆料多少有点关系。北戴河会议之前，不少人预测，今年这北戴河会议将起大风波，因为老领导们将是十九大之前对习近平与王岐山进行阻击战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我从大外宣王牌多维新闻网看到了三篇文章，加上该网将一篇2016年的旧文《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干政阴影将散》重新置于重要位置，主题其实就是一个：习近平的老领导政策。这家总部现在北京、被指由习近平控制的中文媒体，点名批评了江泽民的“老人干政”，看来，老领导们在北戴河的“最后狙击战”中失利（甚至根本没发生过这一“最后狙击战”）。 对“老领导”的新“十五字方针” 将三文综合阅读，可以理出以下梗概： 半年以前，多维新闻网于2015年12月5日刊登了一篇文章，《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老人干政阴影将散》。该文明确提出，习近平对“老领导”采取了“十五字方针”，即“尊重其贡献、警惕其影响、控制其待遇”。此文介绍，所谓的“尊重其贡献”，是指逢年过节时有看望，打击“老领导”的重要部下（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时，会与江泽民、胡锦涛商量，但这属于“尊重”，而不是“遵从”、“听命”；所谓“警惕其影响”，即“完全不接受”“‘政治元老’干政的旧况”；所谓“控制其待遇”，指2015年11月30日中共政治局通过的文件，该文件限制了“‘党、国领导人’的有关待遇，要求退下来的‘领导人’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轻车简从，赴外地休假要压缩时间，实行严格报批制度等”。 多维新闻网这篇文章特别点出了实行这“十五字方针”的原因，即“这些老领导一个个树大根深、人脉广泛，门生故吏众多，继任者往往也就顺水人情”，如今这一“中共特色”要改改了，对“政治元老”，生活待遇上要适当收紧，而在“政治决策”层面，“强势”的习近平不能接受元老干政。 邓后故事：从“老人亲政”到“老人干政” 中共的元老干政，是毛后形成的。毛死前指定华国锋继任，华就任后听任宣传机器的吹捧，一时之间似乎能继承毛的权威。但是，党内多位大佬联手，终于把华国锋挤下了台，形成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人的集体领导。这新一代领导人毕竟年逾古稀，不耐事烦，且需要改弦更张，有所变更，于是便启用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中年官员，在一线处理繁杂事务。老人不再“亲政”，表面上也设立了退休制度，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干政的空间。哪怕元老们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也不参与具体的政策讨论，但重要人事决策仍需他们提名或首肯。所谓“八老”，是指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八位中共建政参与者，其中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在1992年至1993年相继过世后，“八老”成员又换入宋任穷、万里、习仲勋。概言之，1980年代起至199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拥有凌驾于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上的权力。 多维文章是这样总结八老干政这段历史的：中南海在1980年代后将“元老”固化在中共的政治词语中——因为彼时的邓小平需要依托“党内的老同志”，把毛泽东主政时代集于元首一身的权力分化到“党的领导集体”手中。同时，时任中共十二届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年纪尚轻”还需“扶上马再送一程”，由此形成了元老治国的政治格局。 更关键的是，一线的中年官员如胡、赵，虽然坐了大位，却无军权，“枪杆子”是“老人干政”真正的制度保障。正是在这样的高层架构下，退而不休的元老们得以继续干政，并以“党内退休老人”的身份，先后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又把“六四”后偏向陈云系的总书记江泽民逼回了邓小平路线。但江泽民却待机而动，借助曾庆红的谋划，趁邓小平晚年体衰年迈，除掉了代邓小平掌控军队的杨尚昆。邓小平死后，江泽民通过提拔一批军内高层，逐步形成了对军队名义上的指挥权。到90年代中期，邓时代的元老，即著名的“八老”陆续辞世，江泽民终于摆脱了“老人干政”。 等邓小平生前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接任时，“老人干政”再度重演，只是这一回的主角由邓小平为核心的“八老”换成了江泽民及其背后的曾庆红，胡锦涛执政十年，江泽民也品尝到了当年邓小平的威风。在胡锦涛领导之下的中共朝廷，江泽民提拔的人马遍布要津，胡锦涛用人行政，处处受其掣肘。更重要的是，江泽民虽辞去党职、政职，却保留军委主席一位达两年之久；待到他辞去军职之时，军内听从江系的将领们已经自成气候，胡锦涛对军队只能听之任之，做个名义上的最高军事统帅。 批判“老人干政”：点名江泽民 前述多维网文章如此大胆犀利，已足证江泽民的“老人干政”被习近平拒绝。但是，此文毕竟没有点名，因此，可能会让读者误以为，这只是敲打地方官场退休官员。 但是，从8月14日开始，多维网连发三文，矛头直指江泽民：《江胡音容难觅，“老人干政”如何退出》（8月14日），不但重申习近平对“老领导”的“十五字方针”，而且在标题和文章中点出江泽民之名，以此表示，这“十五字方针”重在中央最高层元老。不仅如此，文章还指出：“在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其实都是已退休的政坛元老。如果得以平安落地，亦有可能作出‘干政’之举。” 8月15日。多维网再次发文，以《从八老议政到胡锦涛裸退，解读中共元老政治》为题。直接点名批评江泽民：“江泽民的‘送一程’则一直被外界批评为是典型的‘老人干政’。江泽民‘干政’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众人耳熟能详的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期间解放军高层借口要请示‘老领导’，不听代表胡锦涛奔赴灾区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指挥。这种尴尬现象的背后，是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两年的影响，以及一直到中共18大后才撤销的‘江泽民办公室’的长期存在，对于胡锦涛发挥领导权的掣肘。……江泽民的’干政’，是在政局稳定的局面下，对权力的不放手；且他利用没有放手的权力，对中共政坛高层人事安排作除了不应该出现的干预，掣肘了当时的中共在任领导集体。” 习近平允许官媒这样做，当然不是为胡锦涛当年的“儿皇帝”处境抱不平，而是另有用意。8月15日多维网这篇文章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今日中国政治已经基本摆脱了‘元老政治’的束缚……‘元老政治’确实有其负面影响……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也许他们可以接受‘政治老人提出意见’，但是绝对不应该再有‘老人干政’现象的出现。所以，中共十九大期间可能还会出现元老们的身影，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象征中共的团结和尊老，而非对政治大势的影响。” 江泽民遇到官媒点名批评，不但标志着这位“老领导”已余威失尽，而且意味着，以江泽民为依托的若干其他“老领导”如曾庆红等，亦处于势力衰颓状态。即便“老领导”们今后在中共的会议上登台，也主要是扮演“高层团结”的“花瓶”；而期盼“老领导”们还能“说上话”的官场众人则不免失望了。 最妙的是，多维网还于8月15日发表一篇《从倒薄周到挺法制，如何看待元老压舱石作用》，通过褒扬宋平与2015年去世的乔石对现任中共领导的支持，阐明了两个要点：1、宋平与乔石在中共十八大后给予现任最高层相当有力的政治支撑，适度控制自己对“党中央的政治建议”，还劝说其他政治元老避开红线；2、乔石1998年以年龄原因离休，是因中共党内政治势力与其对抗时用年龄划线，逼迫乔石退休。提出这点，皆因本届常委中年龄超线的人中，有一位需要留任；提及当年江、曾针对乔石的“阴谋”，当然带有警告之意。 将外宣王牌多维透露的所有信息综合分析看，习近平再次宣示针对老领导们的“十五字方针”：对于越红线的元老，要警惕、控制；对于宋平与乔石这样为现任领导站台、加持的元老，要尊重，视其为“压舱石”。自邓小平时代以来，这是中共喉舌媒体第一次对正常卸任总书记发出公开责难。江、曾大势已去，非常明显。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8月1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xi-jinping-20170817/399071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巫永福文化评论奖”得奖感言
尊敬的巫永福先生，赵天仪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台湾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说，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本届的巫永福文化评论奖。非常感谢巫永福文化基金会，感谢这个奖项的评委们。同时我也感到很抱歉，因为远在纽约，无法亲自到台北来领奖，只好委托我的好朋友，出版《理性的歧途》这本书的“允晨出版社”副总经理廖志峰先生，代我领奖。 由於我的书、我的文章都无法在专制的中国出版和发表，所以我感激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民主的台湾，有一块可以用我熟悉的语言发表任何想法的自由的台湾！ 我感激所有为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做出贡献的人，包括用小说，用诗歌，用各种文学方式，推动台湾进步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今天在座的巫永福先生，我们的文学前辈，就是这样一位推动台湾社会，尤其是推动台湾的文学，向前发展的勇士。当然还有诗人学者赵天仪先生，以及今天在座的很多文学前辈。可以说巫永福基金会的建立和存在，就是一个证明，一个象徵。 我曾经在一位中国流亡作家论述台湾文学的演讲中，读到了巫永福先生早年写的两首诗，一首诗的名字叫“孤儿之恋”，写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心灵痛苦，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对祖国的怀恋。这首诗的结尾是，诗人说他希望像一苹挣脱笼子的公鸡，“勇敢地跳上屋顶，从咽喉迸出高亢的声音”。 巫永福先生的另一首诗，题目叫“气球”，写的是，他所渴望的祖国终於来了，蒋介石的军队登陆台湾，可是他们给台湾带来的仍然是专制，台湾人像气球一样，被绳子拴著，无论怎样“在风中挣扎”，都无法获得自由，因为“主人紧紧握著绳索”，而且告诉气球说，“我时时在监视你，知道吗？”我读到这两首诗，深深感受到台湾人在外来政权统治下的悲哀和痛苦。 今天，台湾终於不再被日本天皇主宰，不再被蒋家王朝统治，但仍然面对隔岸共产党的威胁。而台湾的一些知识份子，仍然在宣扬巫永福先生在“气球”那首诗中所抨击的不许人民自由选择的专制思想。 我的这本书《理性的歧途》，副标题是“东西方知识份子的困境”，主要也是探讨知识份子的问题。二十世纪人类所以发生那麽多灾难，主要原因是由於知识份子的乌托邦和暴力学说。这种乌托邦知识份子，看重的是意识形态，看重的是理论学说，而不是人本身。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詹森（Paul Johnson）就此写了一本书，台湾有译本，书名叫《所谓的知识份子》。这本书的最後一句话是∶“知识份子永远要记住，人比理论重要。”而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通病就是为了理论，为了乌托邦幻想，为了意识形态，而不顾人本身，甚至不惜摧残人的生命。 今天，虽然台湾已是民主国家，但台湾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有相当一批知识份子，和二十世纪那些热衷乌托邦、给人类带来沉重灾难的知识份子一样，把意识形态看得比人的权利更重要；把理论看得比人本身重要；把国家、版图看得比人的自由、人的尊严更重要。 今天，面对台湾的历史转型，知识份子应该检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应该做传播自由价值的勇士，而不是做旧势力的帮凶。不管台湾今天面临多少艰难，多少内忧外患，但我坚定地相信，台湾的民主之车，谁也无法再倒退回去。就像出来的牙膏，再也无法挤回去一样。 我相信，台湾人不会继续做“气球”，被绳子拴著。台湾人要的是，做雄鹰，飞向自由的天空。今天有许许多多像巫永福老先生这样的台湾人，执著、坚定地热爱台湾，推动台湾社会，包括台湾的文学艺术向前走，雄鹰展翅的台湾指日可待。这不仅有赖於在座的各位所代表的台湾知识界的努力，而且我更相信，我们今天这个颁奖会所选择的地点“基督教青年会”的预示，那就是上帝一定会保佑台湾！ 谢谢大家！ 【台湾巫永福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06年巫永福三大奖”公布评审结果如下∶ 一、巫永福文学奖 廖鸿基作品《漂岛》（印刻出版） 二、巫永福文学评论奖 黄美娥《重层现代性镜像》（麦田出版） 三、巫永福文化评论奖 曹长青《理性的歧途》（允晨文化）】 －－原载∶《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7-03-18 2007-03-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普京主义是如何炼成的（二）
很多法国人并不真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 ——托克维尔 \勃列日涅夫统治为何成了“黄金时代”？\ 普京主义成形的过程中，有不少怀念政治先贤的活动，其中最出人意表的是重新塑勃列日涅夫。 勃氏统治苏联长达18年，接近苏联80余年历史的四分之一。过去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大体上以“停滞”二字概括之，认为勃氏或许扩大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力，但却是以苏联经济停滞为代价，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更是其饱受诟病之处。安德罗波夫接任后，就将勃氏女婿作为反腐败的重要目标系狱。 就在俄罗斯人逐渐淡忘这段历史及其执政者之时，勃氏闪亮归来。2011年普京重登总统宝座之后，据说其首席公关顾问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特别擅长“重新解释”历史，因而勃氏以前所未有的伟人形象重回俄罗斯公众视野。 勃列日涅夫的执政业绩当中，被普京看中的应该是其强国业绩。勃氏当政期，军事征伐最为突出。1981年军费达1400亿美元， 较1965年的320亿美元增长4.4倍，舰艇总吨位接近美国，作战舰艇和攻击型潜艇数量超过美国，在亚非拉地区获得了20多个海空军基地使用权。1987年，它的洲际导弹数量超过美国，核弹头当量约为100亿吨，几乎比美国多一倍。其军事冒险业绩可圈可点：公然入侵阿富汗。对社会主义国家，勃氏毫不手软，1968年公然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1979年，中越爆发边界战争，苏联公然支持越南，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安全。 苏联帝国在勃氏统治时期，其国际地位完全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与赫鲁晓夫主张的“三和一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恰成对比。普京的智囊称勃氏时期为“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黄金时代”，其实就是怀念前苏联那种以武力征伐的扩张时代。 \特工渗透俄罗斯社会系统\ 对外武力平定车臣，对内消灭政治异己，这些都需要借助于非正常手段。普京手持总统权杖之后。凡对他造成威胁的寡头，或囚入监牢，或驱逐出境，这些都需要加强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普京通过两套手段实现了这点，一是政治垄断，普京掌控的统一俄罗斯党控制着杜马和上议院，俄罗斯人如果有政治抱负，必须先加入该党，效忠于该党。另一手段是大量使用前克格勃特务系统的人。普京本人曾任职克格勃与俄罗斯联邦安全情报局，其用人原则是前克格勃人员优先。曾为克格勃的萨弗罗诺夫成为内政部副部长，施科罗夫成了内政部经济安全局局长，格鲁布约夫提升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副经理。 莫斯科精英研究中心曾对外公布，俄罗斯领导层中，78%的政治精英曾与克格勃或克格勃后续组织有联系。因此，观察者评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一个由“联邦安全情报局”统治的国家。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现在的联邦安全情报局不只是控制国家机器，它已进入经济生活、政党、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甚至进入了文化界。这样，联邦安全情报局的权力不断增大，俄罗斯国内的任何事，没有联邦安全情报局的同意就办不成。 外交系统是特工天下，这本是前苏联沿袭下来的传统。一个名为“荣誉与尊严”的联合会由退休特工与外交官组成，会长维里赤科公开声称，外交官就是特工，“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对于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国外的活动，国家杜马给予其极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在国外追踪、必要时从肉体上消灭“涉嫌恐怖分子”。 前苏联流传一个“什么是幸福”的政治笑话，描述克格勃给人民造成的精神恐惧。笑话讲述三个不同国籍的人讨论什么是幸福，美国人认为拥有金钱与社会知名度是幸福，法国人认为旅行时浪漫邂逅美女是幸福，苏联人则说：“你们都错了。幸福就是当半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人来敲你的门时，你能从容地告诉他们：同志，你们要找的彼得洛夫住在隔壁！” 苏联崩溃之后，特务系统又在普京的扶植上重回俄罗斯。 \民粹主义必出专制强人\*** 俄罗斯与埃及的经验都反复证明，在有威权政治传统的国家，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一定就能保住民主政治的果实。 早在2008年，俄罗斯高层政治显露出梅普“二人转”迹象之时，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选择的不是抗争，而是逆来顺受。民调表示，45%的俄国人相信，普京会任命一位继任者，而这个人将会成为新总统；有25%的人相信将会修改宪法，这样普京就可以有第三个任期，观察者悲叹，“几乎所有的人都理解，总统权力的转移在最高层策划并且在投票箱中得到确认”——在一个有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人民将选票看作可有可无，其实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这种情况缘何造成？除了前文讲过的崇拜政治强人的威权文化因素之外，还与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有关。21世纪初，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卖方市场（即供给方占优势，拥有定价权），能源与矿产价格不断上涨。俄罗斯拥有的天然气、石油等资源，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俄国人从此摆脱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困境，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享受到舒适生活的人的比例比前苏联时期高得多，超过俄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本来，苏联时期的政治恐怖及克格勃肆虐，就使俄国民众养成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政治冷感，不少人麻木不仁，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知道有了选票就有向任何当权者问责的权利。 普京执政时期，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持续的改善。曾有人预言，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壮大，会加强他们的政治参与感。但克里姆林宫狡猾地采取了另一策略孤立中产阶级，他们依靠保守的、苏联风格的选民作为其权力基础，让民粹势力压制那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在民粹盛行之下，也有一些边缘性政治团体和反对人士组织示威等活动，但均面临沉重的官方压力与骚扰，民众出于害怕，对他们敬而远之。俄罗斯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死于谋杀，民众对此漠不关心；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科兹洛夫被暗杀，很多人愿意相信他是被“生意夥伴”杀死的传言。在这种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中，中产阶级当中不少人或者选择移民，或者干脆远离政治，甚至不投票。 苏联解体之后，经历数年休克疗法阵痛之后，俄罗斯重新构建了政治稳定与经济秩序。中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其实也是俄罗斯人的主流民意。因此，普京可以说是被俄罗斯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领导人，在专制之痛未重新全面降临俄罗斯人头上之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认为现状有什么不好。对比一下中俄政治现状，会发现施政者的方式有不少相似，专制政治、腐败（中国更严重）、特务渗透社会、增强军力等。差别主要是两点，一是中国人从来不曾拥有选票，二是中国没有能源天然气等优厚的天然资源，人口太多，生态环境千疮百孔，人民福利远比俄罗斯差，总体上比俄罗斯人贫困得多。 俄罗斯向专制的复归，使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在威权统治根深蒂固的原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从来就不是单行道，在一定条件下，复归专制是完全可能的。而如果复归专制发生在一个前超级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握于心系霸权的独裁者手中，那么 ，复归专制的结果极可能是冷战重现。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3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putin-making-process-2/1882637.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薄熙来父亲毁掉《深圳青年报》
（照片说明∶《深圳青年报》编辑记者在深圳小梅沙海滩-1986年夏））整整25年前的1987年初，我所编辑的《深圳青年报》正式被政府关闭，全部编辑人员被遣散。虽然这只是一张地方报纸，但由於其版式的新颖（全国第一家使用电子制版的报纸）和内容的独特性，所以拥有全国范围的订户。我当时是副总编辑，跟总编辑刘红军一起被撤职，并从此不被允许从事新闻工作。 《深圳青年报》是当时中国最敢言的报纸之一，跟上海钦本立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被视为一南一北中国最开放的报纸。《深圳青年报》被关闭两年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也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时被当局查封，从此两张最开放的报纸都从中国的报业中消失了。 当时《深圳青年报》被关闭，导火索是发表了一篇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当然还由於刊发过其它一些大胆抨击时政的文章等。但到底是谁把这个问题捅到了北京高层，中宣部为什麽派人来整肃报纸，这些内情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二十多年前我来到美国后，有一次见到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前中国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才从他那里听说，是因为中共元老薄一波发脾气，要求追查处理《深圳青年报》，所以才导致最后报纸被关闭的结局。 最近，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被撤职查办，严家祺写了篇文章评论说，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歌”等，跟他父亲一样都是极左派，“也许是老父的多年教导，也许是遗传基因起作用，薄熙来和他父亲都是‘发飙’能手”。该文详细介绍了薄一波当年在一个会议上发飙，导致《深证青年报》被关闭的内幕。当时严家祺作为赵紫阳政治改革小组成员列席了那个会议，他提供的是第一手资料。 严家祺介绍说，当时是一个政治改革会议，薄一波代表顾问委员会参加。在会议主持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还没到会之前的几分钟，与会的彭冲提到我们报纸发表了一篇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反响比较大等等。结果薄一波一听就大发雷霆，说对这个问题一定要追查！并近乎失态地对在场的胡启立、田纪云说，“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吓得胡启立赶紧站起来表态∶“我们希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 薄一波不是中宣部长，也不负责报纸工作（他当时只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这个高层会议，也不是讨论报业等宣传问题，但是，就因为薄一波发了顿脾气，要求赵紫阳处理，中宣部就派人南下，把我们的报纸关掉了。 在中国那种制度下，一个小小的偶然性因素，就可能改变一切。如果当时赵紫阳准时到会，没有开会前大家闲聊的这几分钟，彭冲没有提到我们报纸，薄一波可能就没机会发飙，《深圳青年报》就可能再幸存两年（当时躲过去，89年也得被关闭）。中国的事情就这样戏剧性，或者说毫无制度性，政治老人一顿脾气，一张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就被关闭了。 我们报纸所以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并非心血来潮，因为美国著名的60分钟电视节目主持人、（4月7日刚刚去世的）华莱士当时访问邓小平，问到他以前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过要退休，怎麽现在还没退？什麽时候退？邓小平回答，我是想退休，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呵！随后广东《羊城晚报》总编辑许用笔名“微音”在该报发了篇文章，呼吁邓小平不要退休，说全国人民仍需要邓大人掌舵。许实在政治上实在是老道，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邓小平心里想听的话。可我们这些“不识时务”的年轻人，正好借此机会“擦边”一下政治改革问题。于是就在头版头条位置发了一篇读者投书∶我们答应小平同志退休呵。反对他老人家不行，赞成总可以吧。 文章发表后各界反映很好，包括深圳市委领导都赞扬我们思想解放。於是我写了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报道，又是发在头版头条。共产党一直说人民是主人、它是公仆，那“主人”总可以议论一下“公仆”吧。但结果是“不可以”，尤其是用“头版头条”来议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去留问题，简直就像太岁头上动土了。用薄一波的话说，“这不允许，要追查！” 我们报纸当时致力於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尤其重视发表对现政权有挑战精神的文章。不谦虚地说，它当年影响了不少年轻人。但极左政治老人的一句话，就掐死了这张报纸，阻止了一个传播一点不同声音的渠道，要把所有人的思想都憋死在党的传声筒里。 今天，薄一波极左的儿子薄熙来，不仅左疯到要唱红歌，甚至禁止重庆卫视插播商业广告，而是要播政府的宣传说教，真是子承父业。薄一波当年发左疯，封掉了《深圳青年报》；今天他儿子薄熙来也发左疯，结果封掉了他自己、他全家，还有一大批他的左派人马。以前共产党打倒哪个人，多是受到百姓同情，像这次整治薄熙来这麽大快人心的，还真不多见。看来以后谁要发“左疯”也得要小心点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4月11日 2012-04-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华盛顿与北京：谁更想要贸易协议？
何清涟 事件回放 进入主题之前，先得将8月23日以来繁复多变的中美过招简单梳理一下： 华府对外声称的9月初会谈还未见影子，自8月23日以来中美之间又过了两轮硬招：中国当天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震怒之下，除宣布全面提高关税之外，还将习近平从“朋友”变为“敌人”，并声称准备启动外界评论为核弹级的《紧急经济权力法》，召回在华美企。外界正担心那核弹会否引爆之时，中国副总理刘鹤在重庆一会议上反对贸易战升级的说话又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争相报道。对此美方做了积极回应：特朗普总统于26日发表推文称——美国官员接到两位中国官员打来电话，表示希望“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习近平再度被他从“敌人”恢复为“伟大的领导者”（great leader），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他不知有这电话。 中国方面官方未公开表态，美方拒绝透露电话的详细内容，外界只能继续猜测。唯一清楚的事情是：中国试图用拒绝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方式影响2020美国大选。 特朗普总统到底“后悔”什么？ 8月25日在G7峰会中，记者问特朗普是否对美中贸易战局势感到遗憾，特朗普回答“对”，“我对每件事都会再考虑，也许还会改变主意”，一度让外界以为局势有所缓解。稍后白宫新闻秘书葛莉珊（Stephanie Grisham）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后悔的不是发动贸易战，而是后悔对中共没有更强硬些。 特朗普于2018年3月公布对华贸易战的备忘录，声称的原因主要是两点，巨大的贸易逆差，以及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竞争力的伤害。此前一年多，白宫为改变中美关系对拥抱熊猫派进行了政治打击。所有这些说明，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值得他后悔的只会是开战的时间。开战之时，离大选还有两年多时间，按照特朗普团队的估计，中国在高压之下，道义上（用各种方式侵犯知识产权）处于劣势，经济实力相差不少，重压之下，一年左右应该该鸣金收兵了。关于大豆、玉米、猪肉、石油等产品，白宫应该如此认为：这都是刚需且有生产周期，别的国家一时无法提供，中国拿它做武器，必然会让本国人民陷入食品短缺。因此，一年左右结束贸易战，胜利成果正好用来表达总统兑现承诺的诚意，成为2020大选的助力。 基于上述因素，所谓“后悔”，估计一是后悔不该在第一任期开展风险极高、无法掌控的对华贸易战（其他总统都是在第二任期才放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二是后悔低估了习近平的抗压能力——中国人在强权压制之下的疼痛忍耐力远比美国人强。这一期间，机会似乎常出现，却没有一张牌能够毫无顾忌地用来对付中共。比如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初起，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一事似乎可以做为一张牌，但掣肘因素太多，一是约有1300家美国企业在香港设有基地。二是美对香港处于贸易顺差。2018年美国向香港的出口额为506亿美元，进口167亿美元，美国对港的贸易顺差达340亿美元。真要取消，恐怕本国大企业先群起反对。因此，8月13日，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但中国领导人首先应该“人道地”对待香港，但也就说说而已。 第三应该后悔的就是对盟友们对华态度做了误判。美国一直认为，各国都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受害者，也是中国不守国际规则不满已久，因此，对华开展贸易战理应得至盟友甚至其他国家的支持。但事与愿违，最开始半年，各国确实对中国挨揍有点高兴，但后来发现这事可能波及自己利益，就只盼望美国快点结束。盟国的不满， 成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日常报道。 习近平的“牺牲打” 在贸易战中，中国本就处于守势，直到今年5月后才非常明确地亮明了战略：对美反击采取“断其十指，不如伤其一指”，一切围绕着影响特朗普2020大选票仓，让其连任泡汤这一目标，坚决拒买农产品。8月23日宣布增加关税的产品当中，大豆、猪肉、原油等全是原来加增过关税的。 习近平这种打法是“牺牲打”，中国是个农产品进口进口大国，各种农产品是种刚需。自从停止进口美国农产品之后，中国农产品价格节节上涨，以猪肉为例，因为用俄罗斯猪肉取代美国货源，引来后患无穷的非洲猪瘟，导致猪肉供应更加紧缺。据《新京报》8月25日报道，猪肉涨到88元一公斤，消费者感到承受不了。刚需中的部分必须从别国满足：法国为此对华的猪肉出口数量上涨，从以往一年出口10万公吨到11万公吨猪肉到中国，今年将达到15万公吨。出口量增加的同时价格也上涨，法国出口猪肉价格7个月内涨了35%。中国进口的巴西大豆，其实不少是巴西商家从美国豆农手中低价收购后再高价卖给中国。近日日本安倍首相与美国签约，达成购买玉米的意向，已经有人猜测去向将是中国。 下一步两国的谈判将有什么要点？ 最终协议的谈判，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不大可能达成。但双方在农产品的采购上将略有进展。 美国农民因中美贸易争端而处境困难。最近，伊利诺伊州大豆协会市场总监艾伯森（Mark Albertson）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说美国农民库存的大豆很多，“美国大豆农场主和他们的债权人对持续的贸易战感到非常紧张。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唯一的赢家似乎是我们在南美种植大豆的竞争对手（指阿根廷与巴西）。”美国政府正在启动每英亩补贴15美元的计划，但远远不够。农业州是特朗普选举基本盘，以及豆农利益受损的情况，我在《与选情相关的大豆成了中国的必杀器》一文中做过详细分析。 中国则在全国29省共计发放超过20亿元的价格临时补贴，安抚民心。例如福建省某地规定，本地消费者凭身份证每人限购2公斤——与80多元一公斤的猪肉价格相比，这当然也只是毛毛雨，算是展示一下“政府关心人民”的姿态。据此，中国可能会采购一些美国农产品，既解本国之急，也息特朗普之怒，但决不会在数量上满足白宫愿望。 中国副总理刘鹤打给美国官员的电话内容未被透露，从其公开讲话来看，我认为是对特朗普威胁要启动《紧急经济权力法》的一种缓冲，希望用这番言论稳住那些正想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在特朗普总统发表称习近平为“敌人”等几条推文之后，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就对CNN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节目表示，特朗普并不真打算下达命令，“特朗普向美国企业提出的建议是，应该考虑把业务和供应链迁出中国，其次是希望美企回国 ”。 白宫也早就看穿了中国针对特朗普总统票仓定向打击这一“阳谋”，但无计可施，因为这不违反国际规则，无法指责。更何况，美国国内从政界到媒体，不少也暗中希望中国如此做，只是不便公开表达罢了。但最近这一回合，显示了特朗普达成贸易协议的愿望较中南海急切。 中国作为一个资源严重对外依赖的大国，用残人并自残的牺牲打方式与美国斗气，这并非首次，当年毛泽东时期中苏交恶，就只为与苏联争当世界革命领袖。但美国人民的疼痛忍耐力却远不如中国。在美国的几大主流媒体中，《华尔街日报》在对待特朗普的态度上一向努力保持中立，也终于忍不住了，于8月27日发文指出：特朗普总统认为，在寻求2020大选连任时，他强硬的对华贸易姿态将是一个优势。去年一项民调也显示，中国是唯一一个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对美存在不公平贸易关系的国家。但这一咄咄逼人的姿态同样可能适得其反：如果贸易战升级，关税之痛将更加明显，经济也将进一步承压。 对于特朗普来说，明知对方已经抓住自己的软肋，如今继续极限施压无效，应该考虑更好的战术，哪怕暂时做点妥协，也比拿连任机会去冒险要好得多。 （原文首发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19年8月29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guan-dian-hua-sheng-dun-yu-bei-jing-shui-geng-xiang-yao-mao-yi-xie-yi?language=zh-hans）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埃及制度变迁中的“结构锁定” ——阿拉伯之春三周年回顾（2）
何清涟 埃及革命三周年大庆的参加者，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庆祝穆巴拉克军政府倒台的革命青年。塞西元帅在未来的选举中当选埃及总统似乎毫无疑义，军政府当家已经隐然成形。埃及青年希望通过革命一揽子解决的问题，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再次被枪炮逼回地下状态之外，政权还是军政府，失业问题比革命前更严重，经济困境更甚于革命前。 用路径依赖学说来解释，就是埃及进入了制度锁定状态。 \埃及军方离权力最近\ 埃及军政府轮回转世，其实是埃及政治势力结构所决定。2011年1月31日，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军方手握最大的政治砝码，离权力的距离最近；其次则是成立于1928年、存在80多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其社会基础广泛，选举政治中具有优势。 事实的演化确实如此。作为革命主体的埃及青年，革命中的临时聚合并非有效的组织资源，选举政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与竞选经费几乎为零。在革命中崭露头角的青年领袖，包括2013年4月底发动“反抗”运动的巴德尔（Mahmoud Badr），非常年轻（22到30岁之间），他们的最大实力是能够发动民众，并导引民气促进政治改变；最大弱点是，他们无法将街头运动转型成长久的组织。他们拥有的临时性政治团体，欠缺明确的政治规划，“只知道不要什么，却不知道要什么”。这种团体过去在埃及2012年的大选中无法胜选，今后更不是军方候选人塞西元帅的对手。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埃及革命青年没有办法由“扔石头的人”变身为职业政治家。 这一切固然与青年人长于街头运动、短于选举政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其结果之一是“结构锁定”，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势力结构决定了军方离权力最近，也最容易在适当的时候攫取政权。 \“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的渊源\ 1月下旬，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表示，支持军队最高统帅塞西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理由是“必须遵循人民对塞西将军的信任。这是人民自由的选择”。为了让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更具夺目光彩，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宣布授予其“元帅”军衔。 考诸埃及政治，“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这句话并非全是宣传用语， 这一“人民选择”形式上是去年埃及街头运动的诉求，实质上是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实力。 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埃及军方自命为“埃及人自由的守护者”，一直是主导埃及政坛的隐形力量。与它国军队不同，埃及军队除了每年能从美国得到1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外，本身更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收入。埃及军队办企业这一传统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埃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的资料，当时埃及军队数量是敌方以色列的5倍之多。 战争结束后，大量退役的年轻男子无处可去，军队决定自己解决退役军人的生活问题，于是开始办企业，从此将商业触角伸至埃及的每个角落。这个军方商业帝国有多庞大？据维基解密提供的数据：军方在埃及建立了30多家工厂和公司，约占国家经济总量的15%到40%，为埃及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没有人能确知军方资产数量，但却确知一点：埃及人的衣食住行与军方企业息息相关。 埃及军队干政的传统形成于埃及国父纳赛尔时期。纳赛尔本人就是军人，直接领导了数次中东战争。此后的萨达特、穆巴拉克等无一不是军事强人，能有效控制军方，让军方成为其执政的后台力量。但在民众意志过于强大或领导人处于弱势之时，军方就会显示出独立的意志，2011年以来就是如此。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方掌握了埃及的实际控制权。由于军方对待示威者的克制态度，埃及的革命青年对军队非常信任，其时解放广场上“军民手拉手、心连心”的标语触目皆是。只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埃及军方才极不情愿地将最高权力移交给穆尔西。但实际上埃及军方只是暂时蛰伏，当民众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并要求军方接管政权之时，埃及军方迅速抓住机会走上前台，并抓捕穆尔西，结束了短命的民选政府。 \埃及形成制度锁定的两大结构性力量\ 埃及军方的整垮穆尔西除了审判时提到的政治理由之外，经济上的理由是穆尔西在其执政的短短一年内未能解决失业，经济持续恶化。据公开数据： 2011年革命前失业率为9%，2013年高达31%。在350万失业人口中，有72%在革命前有工作，有33%的人有大学文凭。 未来的塞西政府，能够为埃及人民同时带来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吗？考察埃及的人口与资源，答案是很不乐观。 穆巴拉克1981年10月上台，2011年2月下台。在其执政的近30年期间，埃及人口由1981年的3,500万左右上升至2011年的9,100-9,300万人，其中一半处于24岁以下，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 埃及的资源无法支撑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埃及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但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的热带沙漠，90%的人口居住在宽约16公里的尼罗河谷及开罗以下的三角洲绿洲带（约为埃及国土总面积的1/30）。全国实际耕地5,000万亩，人均耕地仅为0.55亩（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1.37亩的2/5），自产粮食只能勉强养活一半人口，因此，埃及每年需进口小麦9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 穆巴拉克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穆巴拉克下台后，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革命前的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1%下降为2011年的不到1%；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缩水至135亿美元，仅能维持3个月的进口。同时，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 自由不是免费的，除了革命中的流血之外，革命后经济萧条几乎是必然现象，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埃及的革命青年们却希望革命使一切都迅速变好，穆尔西政府因此百谤集身。 中国舆论认为，埃及的现状标志“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突尼斯与埃及两国的革命与革命后的重建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象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原有路径走下去。 我希望北京正确认识埃及经验，是出于以下考虑：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力、资源与人口面临的“马尔萨斯陷阱”，最后交织成“结构锁定”力量，使埃及在经历了三年的革命与动乱之后，又回到原处。中国的资源与人口同样面临“马尔萨斯陷阱”，如果今后当局者为了巩固权力之需，将军方培养成埃及军方这种持有武装的经济怪兽，中国将会成为埃及的难兄难弟。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2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203/184378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奥运会展示中美价值不同
中国队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就被中国人认为是振了「国威」，北京媒体更是欢呼「中国成了体育超级大国」。但如果对奥运进行观察，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在体育观上有巨大不同。 首先是方式不同，中国是国家办「宫廷式体育」，美国是社会办大众性体育。例如，中国对於重大国际比赛项目，都有专门的「国家队」，由政府出资，开办训练基地，教练和运动员成为国家公职人员领取薪水。这次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囊括全部四块乒乓球金牌後，新华社发表了「直通悉尼──（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见闻」的通讯，赞美国家办体育的方式。 而美国没有政府出资长年训练的「国家队」，参赛选手，都是在奥运会前通过选拔赛按成绩筛选的。美国虽也有体育训练基地，但都属於私人经营性质。例如这次参加奥运的多数运动员，都是在这种私人训练地获得的培训。像中国体操队那样，孩子很小就送到「国家队」常年隔离训练，不和父母在一起，以美国人的家庭观是无法接受的。 还有一些美国运动员，是在自家训练的。像这次获得男子50公尺游泳冠军的豪尔（Hall），就是他曾为奥运选手的父亲培训的。这次奥运女子800公尺接力赛，美国参赛的四名选手中三人是同一教练在家里培训的——两人是教练的姐妹，一人是教练的妻子。 ●私人公司承办奥运 中国国家队训练基地是保密和封闭式的，而美国的私营培训基地是开放的，哪国运动员都可参加。例如这次获得男子百公尺金、银、铜牌的选手来自三个不同国家，但都是在美国同一个私营训练基地获得的训练。 美国甚至连奥运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比赛，政府都不包办，近年在美国开的两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都是私人公司承办的，并不是美国政府出资。 美国这种大众性体育可以从近年「练身俱乐部」数量激增看出，据《纽约时报》报道，近年这种俱乐部增加了50％。在曼哈顿的「练身俱乐部」年费1,000多美元，仍人满为患。 其次是反应不同。中国获得一项金牌，举国欢呼。八十年代初中国男足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半夜时分，中国各地竟同时有几十所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彻夜游行欢呼。今天中国人虽不像当年那样狂热，但仍兴奋异常，似乎多一块金牌，中国就真的更「强盛」一点。 而美国人反应则不同，虽然这次美国奥运队仍夺得最多金牌，但人们对此根本不狂热。独家报道这次比赛的美国NBC电视台的奥运节目收视率却是历次最低的。 ●中国选手没有自己的语言 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反应也有不同，例如，中国金牌获得者接受访问时，都说「为祖国、为人民争光」这类话，而美国运动员则多是感谢家人支持，个人感到自豪。蝉联男子四百米冠军的美国选手迈克尔．约翰逊获奖後说，「我的奥运生涯是伟大的，我为之自豪，我终于有机会创造历史。」女子百米夺金的琼斯则是感谢亲人在场鼓励。幸运的美国运动员们大多数都有家人在观众席上助威。 中国人这种「为国争光」、「国家最重要」的价值观，很大程度是官方媒体灌输和渲染的。例如这次中国男子体操获团体冠军，中国多家大报把它制作成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渲染成是「重振国威」，「东方巨龙苏醒」等等。 而在美国的报纸上，则看不到对获金牌有这样的报道。虽然美国队几乎每天都获得多块金牌，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仅刊登过四幅奥运选手获奖照片，其中三幅还都是外国选手——澳洲男子四百游泳接力击败美国夺金，中国男子和罗马尼亚女子分获体操团体冠军。仅刊登的一幅美国选手照片是琼斯获百米女子冠军，还是因为该报特别重视女性。而美国男选手格林百米夺金的照片仅刊登在内页体育版下角，篇幅是琼斯照片的八分之一。 美国媒体不仅不去「振国威」，有时还刻意暴丑闻。例如美国NBC在转播奥运会开幕式的黄金时段，用了20分钟插播了美国犹他州奥委会如何贿赂取得主办奥运滑雪比赛，以及美奥运官员用公款旅行等丑闻。而中国媒体对国家体委临时取消多达40名预定奥运参赛选手，既无挖掘内幕报道，更没有任何批评。40名运动员，苦练了4年，在奥运开幕前不到四百个小时，被国家硬性取消了比赛资格，总应该有个交待。 ●美国信奉「公平比赛」 而在美国，不管选手以前曾获得多少次冠军，都得通过选拔赛以这次成绩好坏决定有否资格参加奥运。例如这次格林在男子百米夺金後激动得泪流满面，很大程度是因为，虽然他在上届奥运之前就破了男子百米世界记录，但由於在美国奥运选拔赛上失利，而失去亚特兰大奥运百米比赛的机会，把奥运最瞩目的男子百米金牌拱手送给了成绩并不如他的加拿大选手，这次是他苦苦等待四年的结果。而即使这次，不仅他，还有上届奥运二百和四百米双料冠军约翰逊，都因为在美国奥运二百米选拔赛中腿部抽筋临场退赛而失去在悉尼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资格。以他俩以往二百米的记录，以及这次在悉尼各自获得百米和四百米冠军的成绩，这次奥运二百米金牌一定是在他俩中间产生，结果他俩都失去了机会。美国信奉的是「公平竞赛」，谁在选拔赛获最好成绩，谁代表美国参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宫廷体育不会赢得世人尊敬 美国和中国在体育价值上的最大不同，是出发点不同。美国人把体育当做体育，而中国政府把体育看作是政治。当年毛泽东提出乒乓外交，实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要体育服从政治。 这次中国政府临时取消40名选手参加奥运，据说是怕药检不过关，影响北京正全力争取的主办二零零八年奥运机会。中共把能否主办奥运，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在北京办奥运，可以凸显「中国」强大，使中国人在「民族自豪感」中继续认同中共专制统治。中共这种企望和1936年希特勒办奥运振兴纳粹国威是一致的。 中国的腐败早已拿了世界金牌，当年中国办亚运会，北京市长陈希同就贪污了数千万。如果北京办奥运，等於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陈希同们更大的中饱私囊的机会。在当今中国这种制度性腐败的条件下，像奥运这种巨大开销的活动，实际上等於为中共官员更大规模贪污腐败提供了比赛场地。 悉尼这次办奥运，开销是50亿美元，它相等於俄国年度军费开支。而中国办奥运，还要加上环境改建费130亿美元，总共达近200亿美元，它占中国全部外汇存底的八分之一。奥运是富国的游戏，只有六千万人口左右的英、法、德等国家，选手人数都超过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选手人数则是中国的一倍以上。中国现在仍是穷国之一（人均收入才是美国五十分之一），有太多的领域需要资金：中国有6,000万残障人，3,000万精神病人，每年有20万人自杀，全国2,000个县三分之一在联合国贫困线之下，成千上万下岗工人没有劳保补助保护┅┅200亿美元投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都比办虚的「奥运」对中国人有实在的好处。 近年来，西方媒体上不断有中国人偷渡被抓或丧生的消息，即使悉尼奥运期间，仍有这类报道。一个人民用「脚」投票、争相偷渡逃走的国家，靠「宫廷体育」获得多少块金牌，举办多少次奥运，也不能赢得世人的尊敬。 当年希特勒靠办奥运进行纳粹宣传，一个邪恶的帝国，风光了一阵子。今天但愿人类吸取教训，不再给邪恶第二次机会。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10月号） 2004-08-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中国“全球治理”的虚与实
何清涟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全球治理”这一说法，中国领导层近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过数次，但出现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尚属首次。这个看似官样文字，其实内含对中国西部疆域加强治理的宣示。 中国提出全球治理的背景 李克强在报告中说，“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读者诸君看到这段话时，切莫认为所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对不少西方媒体呼唤中国成为“全球化新领军”的回应。中国政府当然明白，那是西方媒体不满川普成为美国总统的玩闹之举，用中国话来说，那是“起哄架秧子”，当不得真。“全球治理”这顶大帽子下罩的是“地区事务”这一实质内容。而这“地区事务”除了明言的南海争端之外，还指中国最近“军事介入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英媒用语），准确地说，是中国军队集结于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防范恐怖分子进入中国。 对于穆斯林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小心地将维族与境内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区分开。2014年3月昆明事件标志新疆的民族矛盾进入转折点：昆明事件发生之前，是维汉矛盾东突化；该事件之后，则是东突问题车臣化。 中共为了防范“车臣化”，将汉地的维族人大都驱赶回新疆，暂时扼制了这一趋势。从此以后，新疆的维稳与全国各地不同，自成一体：对内强化管控，在新疆地区已建立3000多个意在维稳的便民警务站，据说发出警报后，警方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对外则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防止在该国基地组织受训的恐怖分子潜回中国境内。但这基本上是被动防守型。对于更进一步的行动，中共当局非常谨慎，并不想触怒伊斯兰国（ISIS）等各种基地组织，以免引火烧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月底。 伊斯兰国3月1日发布视频，一名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男子宣称将回国发动恐怖袭击，直到“血流成河”。为了应对恐怖袭击的威胁和新疆的动荡局势，中国开始在阿富汗边境部署军队。ISIS发布与中国相关的视频，这并非第一个，除了将不知何原因去了该地区的汉回樊京辉扣为人质索要赎金的视频之外，ISIS还于2015年12月发布过一个用普通话吟唱的新数字录音歌曲，呼吁穆斯林“觉醒”，“拿起武器去反抗”，被认为是想在汉人中招募极端分子。最近这个看来很有可能付诸行动的威胁视频公布之后，终于让中国决定介入。 北京卷入“帝国坟场”是被动防守 《金融时报》敏锐地发现了这点，立刻发表一篇相关社评：《中国军事介入“帝国坟场”的真实意图》，主要观点是：中国领导人很清楚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名声，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到大英帝国、苏联及当今的美国，许多帝国在这里折戟。中国没有任何进行大规模海外军事冒险的欲望，即便中国真的决定除了在边境地区围剿维吾尔逃犯之外还要做点什么，其努力也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它在开展军事行动和国家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中国士兵开始装进裹尸袋回国的时刻就是北京方面收手的时刻——请注意，该报用的是“维吾尔逃犯“，而避开事实，即在基地受过训返回中国的恐怖分子这个词。 《金融时报》发表警告，并非缘于对北京的关心与爱护，而是有一个心结：新疆地区的民族冲突，是中共长期压迫新疆的少数民族，不应该成入国际反恐行动的一部分，这一看法在国际社会很有代表性。两三年以前，对中国新疆维族涉及的所有暴力事件，除“昆明事件”受到西方政府的谴责之外，美欧政府、媒体、NGO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中国镇压少 数民族。直到难民潮淹没欧洲、西方各国穷于应付本国的恐怖袭击之后，美欧政府才算是基本对中国在新疆的“反恐”不做直接反应，最多只说“对新疆最近发生的事态表示关注”，但媒体的报道方向依旧，NGO的态度也保持原有立场。 北京卷入“帝国坟场”，完全是被动防守之举。按照北京原来的设想，如果巴基斯坦这位“铁巴兄弟”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将祸患消消弭于巴国土地之上，北京政府绝对不会开展这种军事介入了。问题是巴基斯坦在帮助中国反恐上食髓知味，将其发展为一个养寇自重的产业。 ISIS与新疆“反恐”有无关系？ 讨论新疆问题，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ISIS与中国的维族暴力反抗事件是否有关系？ 据端传媒《独家：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2015年12月27日）报道，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提及的数目，但尚无其他信息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与号称“铁巴”的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主要就是针对新疆维族人受训的基地组织。但巴基斯坦却发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每年剿灭一些，可以因功而得到中国政府价值不菲的援助；但又不能一次性全部剿灭，以留待做下次邀功的资本。这一智慧叫做“养寇自重”。中国也知道铁巴的心思，但也只能这样了。只是现在情势紧急，目前西方对ISIS的军事行动正进入收盘阶段，部分圣战士混在平民中逃出来，混入各国，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自然是其主要的藏身之地，维族ISIS恐怖分子还公开在视频上放言威胁，在此情况下，为了保证新疆的安全，就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真是“帝国坟场”，中国也得守住“坟场”进入中国新疆的通道，以避免新疆的“暴力反抗”再增加生力军。 最后，得讨论关于中国足陷“帝国坟场”的结果究竟如何。《金融时报》那篇文章有道理之处是：中国没有海外派兵的经验，确实不宜深涉这块“帝国坟场”。但中国政府现在只是守住中阿边境与中巴边境，是在自家土地上，并不算涉足“帝国坟场”，后勤给养、军力补充等一应军中供需能够不假于人，不管采取什么行动也不会引起国际纷争，最大的目标只是禁止外来圣战士进入新疆，也就是说，“帝国坟场”暂时还埋不了中国军人。 真正的问题是新疆本身的问题，新疆局势在持续恶化，柔性处理的时间窗口已经闭合。新疆汉人不管如何看待维汉矛盾，不得不与中共政权同命运、共呼吸。许多汉人已经看到这一前景，有法可想的人早就返回内地了。 可以说，2017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所谓“推动《巴黎协定》生效”之类，因气候环境改善等本来就是一个尺度松紧随意拿捏的领域，基本是个虚化的话题，落到实处的就是中国在中阿、中巴边境派驻军力，这无异于一个烫手山芋丢到西方眼前：是将北京在新疆的“反恐”算作全球反恐的组成部分，还是继续使用两套标准，即：对ISIS采取的相关行动，于西方来说是反恐，于中国来说是镇压少数民族的国家暴力——有时候，离真相的距离就是一层窗户纸被撕破的问题。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3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20170308/37558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曹长青∶美国强盛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二百个国家中，在人类二千年历史上，美国的国土、人口、资源，这三项都不是全球第一，但为什麽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成为自由世界的旗手？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或者说是“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在于，美国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更加自由”，“更加个人主义”。 自由（freedom）、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独特性的两个主要价值，是促成美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把它放在近代人类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更能看出美国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三个“幸运”∶ 第一个幸运是，“美国没有受到欧洲旧制度的毒害”。 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有两场革命，对人类进步意义最大。一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实行了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权力。另一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殖民统治，建立了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根本价值的伟大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甚至这样评价∶当代最伟大的事，是美国的崛起！ 为什麽光荣革命能在英国成gong，而法国大革命却带来血腥和断头台？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当年英国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她没有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的农民阶级、森严等级的国教、集权强势的君主制等；而是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光荣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扩大个人权利的革命。 而随后发生的美国革命（独立战争），虽然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但是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恰恰是非常欣赏、共鸣主导英国光荣革命的辉格党的理念，其根本追求是个人自由，而不是法国革命那种以“人民名义”建构群体主义专制。 而且美国的早期移民，几乎都是从欧洲逃过来的革新派新教徒，在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广袤土地上，白手起家，创建一个新国度。所以美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是独特的，跟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美国没有政教合一的教会权威；没有王公贵族；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没有“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的反富倾向；没有“根深蒂固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所以“美国没有受到欧洲旧制度的毒害。” 第二个幸运是，美国以三大权利和两句话建国。 虽然当时是英国属地，但英国的统治是微弱的，甚至是放任的，被史学家称为“有益的疏忽”；所以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就已经是世上最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也相当发达，人民的富有程度是当时世界最高的。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是独特的，不存在一个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没有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描绘的那样一个有巨大贫富差别、穷人哀嚎遍野的社会。美国的工人阶级是富有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并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会从最富有的国家开始”一直都只是幻想而已。 到了打响独立战争，建成一个新国家时，美国又一次飞跃，主要体现在建国先贤用《独立宣言》确立了美国精神和价值，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根本，而不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和政府。这份奠定美国文明的文件主要确定了美国人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用“天赋的”这种绝对性，防止任何力量的剥夺。而追求幸福，原意是指个人发财，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后来在这种精神下形成的美国宪法，根本宗旨是两句话∶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这“三大权利”和“两句话”，就把美国跟欧洲，以及整个世界拉开了距离，形成了美国的独特性，使美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政体”。 第三个幸运是，美国先贤们信奉自由经济。 美国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有稳固的民主，强大的军事，蓬勃的市场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就是因为重视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形成了有竞争力的（物质、思想、制度）的自由市场，让人民（消费者）选择，优胜劣败；同时由于政府权力受限，统治精英无法随便剥夺个人权利。 奠定人类自由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独立宣言》发表前四个月问世的。美国的建国先贤大都读过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受到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 像写出《常识》一书、被誉为美国独立革命理论旗手的潘恩，就非常推崇自由经济。潘恩认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会自由发展贸易，对经济有好处。他在《常识》中开篇就断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必要的恶，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恶。” 潘恩当时（二百年前！）就认知到小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留下这样的明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 这些原则，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并至今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指南。 后来领导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度的林肯总统（《国富论》在林肯出生33年前问世的），就深受《国富论》等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体自由的经典著作（以及潘恩等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所以林肯当年就曾这样精辟地指出∶ “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强化弱者。你无法通过摧毁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你无法通过榨干富人来致富穷人。你无法通过搞垮雇主来帮助雇员。你无法通过透支来摆脱困境。你无法通过借钱得到安稳。你无法通过剥夺人的动力和独立来塑造人格和勇气。你无法通过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并应该做的事而真正帮助他们。” 林肯强调的不是均贫富，不是反富仇富，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个人自立自强，靠个人能力自我实现，发财致富。这种被称为“林肯哲学基石”的原则理念，成为后来美国（以至世界）左右派分野的标志∶保守派认为“自由”（liberty）最重要（高于“平等”）；左派认为“平等”最重要。但左派的实践结果是，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了个体自由。最后自由没有了，平等也不存在。均贫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左派的极端表现。 正因为这样一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才使“美国对财富的态度以及它的成就，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热爱商业，更不反富，更热心创造和拥有财富，并把这视为成就的象征。 美国的不幸是∶其独特性遭内外挑战 但美国的独特性一直受到挑战，不仅有来自共产国家的敌对，极端伊斯兰世界的仇视，更有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左派知识份子的痛恨，他们希望美国成为另一个欧洲，即有更多的政府权力，更多的精英主义，而更少的个人自由。同时，美国的独特性，也受到美国内部左派势力企图摧毁它的挑战∶ 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左派罗斯福政府就乘机推行侵蚀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大政府新政，其热衷的榜样是共产苏联和法西斯的意大利。罗斯福的主要智囊就曾感叹，“为什麽让苏联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罗斯福们也要像苏联那样推行改造社会的乌托邦。那个时候通过的退休金制度，福利制度，国营经济等，至今仍在损害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先贤们确立的个人自由原则。 奥巴马执政时代，更把美国推向社会主义，热衷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高预算（赤字）的政策。政府并不产生钱，奥巴马政府敢这麽做，一是靠高税收，更多剥夺个人财富；二是提前花销年轻人预交（被政府从工资扣除）的未来退休金。如果没有当年罗斯福新政建立的这种强行退休金制度，政府的高赤字运作就不易进行，因很难拿到这麽多钱。三是举债，中国已成美国的最大债主。专家预测，今后十年，美国的庞大债务将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7%！ 奥巴马等左派的这种大政府政策，本质上损害美国的立国之本，侵蚀甚至摧毁美国的“独特性”。奥巴马是以高喊“改变”而上台的。但他想改变的，是美国的独特性，要把美国变成法国，变成希腊。而当今美国内部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捍卫个体自由），就是传递这样的信号∶美国人民要改变的是大政府的体制，捍卫美国历史形成的美国特色，保住美国的“独特性”；使美国仍成为保守派的里根总统所乐于称颂的“山顶那闪亮的城市”，继续成为所有被群体主义奴役的人民的灯塔和希望。 2016-03-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吴征杨澜的恶劣品行
本来作为两家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国内名声颇响的公众人物、再加上三个大学的客座教授，吴征被媒体和大众指出学历等不实之处之後，他如果公开道歉、公开正式改正简历，或许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谅解。但吴征在《北京青年报》上不仅骂人、俨然一副没有丝毫错误的态度，他还和杨澜去国际艾美奖那里“恶人先告状”等。几次做法都超出常人预料。 本来他们故意把“国际艾美奖”和“艾美奖”混淆，误导大众，已经问题严重；被人指出之後，吴征又撒谎“两亿人”看到他在颁奖典礼上；在被人指出颁奖没有直播、没有两亿人看到後，实在已经是很理屈了，但他们居然能超出常人智商地想出用歪曲别人文章的做法，先告你贬低“国际艾美奖”，然後再让这个奖的负责人说你的报道有误，更进而有胆把电脑网页上的播放（webcast）说成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和“实况转播”。这实在已经不仅仅是个虚荣、夸大的问题，而是品行问题。 再接著得知他们整了一堆我的“材料”状告到北京，对媒体施加压力，由於我个人的某些经历（下面举例说明），我对这种“告政治状”和用政治压媒体的做法很敏感，更愤怒。而这对六十年代才出生、并没有直接被政治漩涡的混水浇灌过、都在美国留过学、还从事媒体事业的人，居然也能想出、做出这种与时代、他们的年龄和经历都不符的事情。而杨澜更进而还会用“反动人士”这个近年来我父亲那辈的人都已经感觉陌生的词汇。至此我更清楚吴征杨澜的品行之恶劣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实在是少见的。 仔细想来，吴征和杨澜的一系列谎言实在不只是小谎，而是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为什麽这麽说呢？虽然谁都有可能随口撒点儿小谎，但这种小谎第一是随口的、私下的，并不被认真地记录、铅印、发表，第二，这种小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证人能戳穿、或值得去戳穿的。撒小谎自然也是人类很难克服的恶习之一，但大小谎的程度不同，性质也不同。 先说关於学历的谎言。我们无论在哪儿上学都有很多同学，怎麽敢想像在学历上造假呢？如果我说在黑龙江大学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马上可以有一堆同学证明你根本没有。这不要命吗？吴征敢在北大网站上公布复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他怎麽就不怕别人问，你是复旦哪一级、哪个系的毕业生？你在华大哪一年拿到博士？就像吴征说他是“文科第一名”“唯一保送生”、“86年法语系毕业”一样，马上就有同学出来指出，你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 更不是法语系。敢对媒体撒这种一下子就可以被人戳穿的谎言，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国际艾美奖”，吴征杨澜清楚地知道，不仅他俩参加过这个颁奖典礼，香港的凤凰卫视、台湾的中华电视、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华人记者中都有人参加过“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典礼，对其规模清清楚楚。就有胆故意混淆它和美国艾美奖，并睁眼撒谎说“有两亿人看到”，他怎麽就一点儿也不担心，香港卫视或台湾华视的同行看到这种说法怎麽办？敢公开撒这种谎，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杨澜的“全年级前百分之五”的成绩。她不是不知道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有很多中国学生，怎麽就敢在新浪网公开说她有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成绩呢？是美国著名大学校董之类的说法是可以随便让媒体传播的吗？这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对明明登在各种报纸、网站上的、阳光卫视登过的、新浪网上仍然登著的一模一样的吴征简历，杨澜硬是敢睁眼说“他从来没说过他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我们在文凭上从来没有弄错时间，时间上的混淆是他们自己弄的。”“从我们正式发表的简历来说，都是没有错的”。难怪男性、女性中都有人撰文指杨澜“流氓”，反正我刚读到杨澜这些话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麽？”目瞪口呆。就算所有读者、网民都瞎了，阳光四通的雇员们总看过、记得他们自己网站上的内容吧？杨澜主席说这种话的时候，大概做好了准备，再也不面对自己公司的员工了。 有读者来信说，对於吴杨简历中的水份也别太苛刻了，我们在美国找过工作的人都知道，你不往简历里加点水份，吹著来，根本找不到工作呵。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我想起有的朋友抱怨，在美国即使找个扫地的工作也得有经验，你就得编一段在中国扫过二十年地。 但这种在找工作时一定程度上的夸张，经常是可以理解的。连奥普拉．温芙瑞和《飘》的作者密切尔（Margaret Mitchell）都自己承认她们找工作的时候撒了谎，瞎编了一段自己根本没有过的经历，并没有人指责她们。这种瞎编和吴杨的不同是，你的确就是为了找个工作，除了那个雇用你的老板之外，你恨不得任何人都别看见你那份瞎编的简历。而且你也不敢编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经历，否则不三天就被解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也极少有人敢编学历。 而吴杨是把夸张和编造的资历通过媒体公开，完全是要从大众那里赢得一份他们根本不胜任的荣誉和这种荣誉所带来的利益。而且他们敢在成为全国瞩目的公众人物、重要上市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仍坦坦然然地公布与事实不符的简历、经历，能不是胆大包天吗？而在媒体、网民如此追踪之下，用这麽恶劣的态度继续撒弥天大谎，不是严重的品行问题又是什麽？ 我在前面谈到对吴征杨澜去北京“告政治状”非常敏感和愤怒，因为我在黑龙江大学上学期间曾三次被别人背後“向组织上”告黑状，所以一直认为这种背後告状者是非常险恶的一类人。 第一次是我去牡丹江看望一个青年作家朋友，在旅馆房间里聊起了我们学校的文学社团，探讨哪些政治问题等等。房间里当时还有另一个旅客，在睡觉。我们交谈非常随便，对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提防。但我还没离开牡丹江，这个人就向当地公安部门检举了我们。结果我那位朋友被当局找去问话。他托了上边很“硬”的政治关系才算保我俩过关。 第二次是我利用假期去北京采访，回哈尔滨途中路过长春，去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看几个朋友，晚上就住在吉大中文系的宿舍。当时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们都非常关心政治、国事；由於东北是边远地区，消息闭塞，大家对北京的任何“形势发展”都很感兴趣。我当时非常兴奋地跟他们讲在北京见到、听到的关於西单民主墙的情形、消息。但就这一顿胡侃，被他们宿舍里一个人悄悄地记录了下来，告到吉大党委，吉大党委转到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公安厅又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我们学校。我们中文系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位副主任私下告诉了我这一切。一个青年学生在学生宿舍一个晚上的随便聊天不仅被“告密”，而且被兴师动众到如此地步。这件事成为我毕业後被留校反省三个月的“罪状”之一。 毕业时，吉大中文系那个向党委告状的人被分到北京国安部。几个月前，当年听我胡侃的吉大中文系的一个朋友去欧洲旅游，电话中他告诉我，当年那个告状者现在已经是国安部重要官员，主管军方情报之类。 我第三次被告状是被黑龙江大学我宿舍的一个同学。由於我当时组织一个文学社团，他就一直偷偷地记录著我在宿舍说过的话，毕业时报告了“组织”。我在留校反省时被一遍遍要求回忆说过的话。我当时不是不想“交待”，可四年来在宿舍里随便说过的话怎麽可能记住？又是那位中文系副主任不仅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并帮助我“过关”，旁敲侧击说，“你是不是说过┅┅”“对，对，没错┅┅”之类。 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党和政府”是十分“慧眼识才”的，我同宿舍那个告状者也被分到了北京国安部。当时我的很多同学说，你可真成全了他，否则他只能被分到哪个小地方的一般单位，现在则去了北京的大机构了。他现在也应该爬到高位了吧。不知他和吉大的那位同行有没有交流过当年告我的心得。 从此之後，我对任何向那个政府告黑状的人，任何跟国安部有联系的人，无论是北京的，还是深圳的，都心怀戒心，另眼看待。我到海外多年以後，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声称手里有深圳安全局的关於我的材料，并十二分逼真地把所谓“材料内容”极为自然地写进了无处不虚构的“纪实文学”。我就理解不了，安全局的材料怎麽能到平民百姓的手里？而平民百姓跟安全局有联系是怎麽回事？ 这次吴征杨澜则把我在海外这些年发表的抨击共产党的文章、评论西藏等问题的文章搜集了一大本子，拿给了北京《光明日报》社领导和其下属的《中华读书报》，然後通过一位前中共宣传部门重要官员（现北京某大报总编辑，出於某种原因暂不点名），找了《光明日报》。吴征杨澜要求《中华读书报》对发表我的“对吴征的六点质疑”做出道歉。他们态度极为蛮横，但道歉的要求被报社拒绝。 除此之外，吴杨还通过和他们关系好的北京报刊，以向海外作者徵求稿件为名，了解海外的人写吴征杨澜的动机、个人通讯处、照片等资讯，以及有关吴征杨澜的尚未发表的材料等。一副神经兮兮，要缉拿谁归案的样子。 从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於吴杨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媒体今天已不是噤若寒蝉，更不会被吴征杨澜这种势力吓倒。吴征杨澜这种做法除了给自己留下劣迹之外，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媒体对他们的继续揭露。 我在美国住了十多年，巨大的思想和写作自由已经使我完全松弛了当年曾紧绷著的“阶级斗争”的弦。吴征杨澜的做法使我记起了往事、重温了被人整材料、告黑状的感觉。一次很好的“忆苦思甜”教育。 从吴征杨澜一次次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到一次次背後的“告黑状”，我越来越相信，这一对人在需要的时候，不仅可以正面睁著眼坦然地欺骗，更可以背後理直气壮地“险恶”，其品行的恶劣是相当有质量的。 （载《多维网》2002年1月27日） 2002-01-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中美政治体制悬殊，谁的攻防能力更强？
何清涟 最近几天，让中国人最在意的美国重拳，其实不是蓬佩奥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的表态，而是美国将中国“国防七子”——七所与军事、国防科技有关的重点精英大学列入禁发签证名单。世界皆知，中国留学生赴美接受教育，尤其是科技教育，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大的红利。通过留学形成的科技人才队伍，则是中国自称“科技强国”的重要资本。 禁止敏感专业，中国有办法暗渡陈仓 但是，现任美国政府与中国的这场战争，同时也是美国政府与美国大学之间的战争。 《纽约时报》5月29日文章《美国计划驱逐有解放军院校背景的中国研究生》，列出美国将禁止接收留学生的七所大学是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 这当然是千人计划大规模公然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后遗症。在美国看来，千人计划是中国将美国多年来培养与放心使用的华裔科学人才纳入中国人才网络，这些人当初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并被美国各机构放心接纳使用的人才，如今都成了挖美国墙角对付美国的棋子，断了这几个与军事科技有关的学生来美接受教育之路，以免中国借助美国培养的人才来对付美国，是从根子上入手。如果真的能够实施，此举无异釜底抽薪。 但是，推特上发布这条消息之后，跟帖者几乎都认为中国有的是办法送这七个学校的理工科高材生来美学习。我认为“老美玩这把戏，还真是玩不过中国。如果中国想送军工系列人才过来深造，挑些尖子，变造一套履历，寻常小事，国内大学都会配合。就是增加了一些难度而已“。推友北去南飞雁 @RHinSyd01提供了一个情况：“这样的做法在80年代就开始了，军队里的人管这样的地方大学叫掩护学校。有军队院校毕业想出国的，都必须到指定的掩护大学，做一整套学生记录，包括毕业证书，再以这个学校毕业生的身份出国。” 因此，美国如果要防范，必须要吸取华为经验，不能先留个25%的口子，再减至5%，最后才全方位防堵，到后来华为已经养成实力，再禁就相当困难了。只要这些专业不拒中国学生，只拒某些限制名单上的学生，结果如同不禁。 中国想办法暗渡陈仓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美国政府这一行动还会遇到来自美国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的阻力。接收中国留学生早就成了美国大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一些研究机构还经常性从中国取得研究资助。《纽约时报》5月29日报道说，预计美国的大学将会反对政府这一行动。尽管国际教育交流因其学术价值而备受珍视，但许多学校也依赖外国学生支付的全额学费帮助支付各种费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大批学生。 中国留学生成美国国际学生主要生源 对中国全方位开放，是从克林顿时期开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盛时期，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将国际化列为重点策略的美国大专院校数量，在2011年占所有院校的60%，但后来逐步减少，到2017年已减为47%。 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美国国际学生的重要生源。据2017年国际教育交流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 IIE），2016-2017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从32·85万人增加到35·08万人，同比增长6.8%；这一学年，中国连续第八年成为美国外籍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地，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2.5%。仅2016年，在美国大学和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为美国贡献了125.5亿美元。彭博社在2016年6月30日一篇题为《中国留学生拯救美国大学》的报道中，称如果没有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多少美国大学能存活下去将成疑。来自外国学生的资金流如此庞大，甚至已对美国整体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率447亿美元，中国留学生的贡献占三分之一左右。Open Doors的报告总结说，在美国大学本土学生的招生率下降、大学财政出现问题，一些学校面临关门的时候，国际学生的地位变得格外重要。 美国的高等教育现在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大学财政困难而关停。债券评级公司穆迪透露，在过去的三年里有11所不能适应当今招生局势的高等院校，他们都会在参加风险评估后选择关闭学校。而根据educationdive的报道，自2016年至今已经有56所大学或者学院选择不同的方式关闭学校。另一方面，则是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美国高教国际化的“黄金期”，正是美国各大学预算紧缩之时。《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2018年10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谈到，仅以国际化而言，反对声浪不只来自白宫，还来自美国各大学，他们不喜欢那些外国合作伙伴。例如，耶鲁大学教授2013年曾抗议校方决定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开文理学院。而去年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疑似在伊斯坦布尔沙国领事馆遭谋杀后，麻省理工学院决定不斩断他们与沙国的合作，也被教职员批评为“为了钱而不顾理智”。 《高等教育纪事报》指出，国际教育理应是全面的，嵌在实体教学、教职人员的研究、学生的体验之中。但如今焦点一直是学生的流动──把外国学生带进美国校园，以及把美国学生送出国。这种肤浅的“国际化”虽是可以量化的目标，而关于国际知识、学生究竟学到什么，评量起来困难得多。 美国大学对中国的资金依赖 美国大学对中国资金的依赖，除了对中国生源的依赖之外，还有对中国各种合作的“赞助”的依赖。 美国对本国大学接受外国资金本有法律规定。1965年，美国通过《高等教育法》（公法：89-329），第117条（Sec.117）规定，“任何（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1个自然年内接受来自国外价值25万美元及以上的现金或礼物，必须向联邦政府教育部汇报。这样的汇报每年有两次。这些规定一度有所废弛，2004年10月，美国发布文件，正式通知美国各高校，按时依法披露来自国外的捐赠。 自2018年中美开打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交恶，中国对美国的红色渗透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2019年6月29日，教育部针对某些学校瞒报、少报国外捐赠、合同一事展开8项调查。从7月1日起，陆续有学校补偿上报，累计金额高达65亿美元。其中来康奈尔、耶鲁、芝加哥、德州农工等10所名校的金额高达36亿美元。教育部称耶鲁大学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少报了至少3.75亿美元的捐赠和合同。 一些与中国有合作关系却未申报的资深教授也受到惩罚，最著名的就是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未申报，因此遭到逮捕，并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堪称美国打开大门欢迎渗透的项目是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由中国教育部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推动和资助的这个项目，自称旨在推广汉语教学，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交流。2004年，汉办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开设美国的第一家孔子学院。在美国国会2019年有关孔子学院的调查报告发布时，全球有525所孔子学院，其中在美国的最多，有110所，分布在全美44个州。 这方面的资料甚多，可以写一本专题著作。当年美国大学从积极方面论证，将此说成是美国开放、对自家制度有充分信心的一种文化交流。等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现咄咄逼人之进攻姿态时，现在多批评为历届美国政府犯了战略性错误，开门揖盗。 开放体制与封闭体制的对奕 美国是开放体制，有如一个筛子，到处都是眼。就算筑了篱笆，那也只是象征性的，到处是可钻进来的洞眼，再加上本国还有游说机制、各大学、跨国公司都在帮助外国拆除各种篱笆。中国本来就是战时管制动员体制的基础，稍微变了一下而已，党支部建立于居委会、村委会这种基层组织之上。再加上中国人奉行有空子就钻的机会主义，连对本国政府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点小事难不倒中共，当然也难不倒有办法、愿意支付更高成本的中国人。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疫情期间禁飞中国航班，但想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想各种方法绕道他国，最后全都进来了。所以，最后美国疫情来源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来自欧洲、加拿大等各国的病源。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封闭体制远比开放体制有效率得多。 因此，在与中共这种极权体制国家博弈时，美国这种开放体制注定防守漏洞百出，美国在中国寸步难行，中国在美国长驱直入。比如千人计划盗窃知识产权，这事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生，但在美国不但发生，还长驱直入，相当普遍，参与者甚至无须隐瞒。有的千人计划参与者从中共2008年开始建立就加入了，每年都要在中国呆上几个月，他们供职的机构不仅知道，还通过这些人与中国建立资金赞助、研究项目合作等各种联系。就算是某些负责人可能觉得有点不妥，但因为这些人帮助本机构从中国拿到各种名义给的赞助，这些机构也就全默认了。 中美关系现在进入自由落体般下坠状态，双方都不知道球落地后的结果。目前来看，美国这方面一招接一招打出快闪拳，但都没想好后手。中国则是以不变应万变，表面上一律以战狼姿态应之，内里则是等待，一切等11月大选结果出来，视白宫主人是谁再定章程。 （原载大纪元，2020年5月3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5/29/n12147396.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毛泽东的两个好学生：习“王”薄“寇”
何清涟 北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日益严苛，且从现实话题延伸至历史领域，2月中旬， 133个所谓“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被关闭。这种政治高压状态，让薄熙来再度成为一个话题，不少人认 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习近平与薄熙来有何不同？习近平难道真是薄熙来的效颦者？本文试图就此阐释自己的看法。 政治上：习近平与薄熙来是相似三角形 对“中国正在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这一看法，我从来就没有赞同过，因为薄熙来与今天中国当政者的矛盾，完全不是政治思想路线上的矛盾，而是政治利益上的争夺。放眼中国政治高层，除了前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3月中旬两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曾提出“路线斗争”之说，再无高层人士将薄熙来当作政治意识形态异己，最多视为“政治野心家”而已。 习近平要走的道路是毛式铁腕+邓式国家（权贵）资本主义，毛式铁腕就是高压政治+思想严控；邓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控制资源及经济命脉，达成“国富”（政府富），二是让少部分权贵先富起来。习目前正在做的，无非是对权贵资本主义稍加抑制，因为它的肆无忌惮严重影响了“国富”；但习既没办法效仿邓小平，用“全民奔小康”口号安抚民众，而且也学不了薄熙来，依靠举债来给社会底层发福利“买支持”，因为薄督可以从“国家”这口大锅里往重庆这口小锅里舀饭米，但习近平现在自己就是“国家”这口大锅的掌勺人，没有更大的锅给他提供饭米。 在消灭不同声音与打压异己力量上，习、薄二人的意愿并无不同，只是实践起来则因权力大小而相异。薄督倾尽全力，可以吸引全国不少知识人、艺术家歌颂重庆模式，但消灭反对声音则只能局限在重庆市这块地盘之内，因此，否定重庆模式的声音在领地之外不绝如耳。但习总不同，掌管的毕竟是全国政权，不仅可以在国内采取各种措施消灭不 同声音，比如打压微博，抓捕持不同意见者，监管互联网，整治高校教师思想，一点一点地收缩思想言论空间。还可以多层次组建网监队伍，派出大量五毛进驻海外中文网站，以“占领舆论阵地”。 说习近平师法薄熙来，实在是委屈了他。习、薄二人，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只不过一个成为登上王座的胜利者，一个成为囚居秦城的失败者。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成王败寇”，这是中国亘古未变的政治权争法则。 经济上：没法师毛，无计学薄 但如果说中国将在习近平带领下回到“文革”，我看无此可能。这是因为社会条件限制，历史虽然常常由胜利者书写，但社会现实毕竟不完全是统治者可以任意捏弄的橡皮泥。 毛发动文革并坚持10年，有各种社会条件支撑：一、毛想通过文革清洗刘少奇等政治异己；二、毛由于多年刻意培养对其的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内已经具有神一般的地位；三、当时中国闭关锁国，被愚化教育洗脑的中国人都以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自己去拯救，不仅将毛看作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视之为世界人民热爱的革命领袖；四、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政府能够调配一切资源并按等级分配 ，在低水平上维持全国人民“活着”。 观诸社会现实，习近平发动文革的主观愿望不足，因为清洗高层政治对手这一目标已经通过反腐顺利达成，后三个条件则一个也不具备。就以调配全国资源一项来说，政府控制力远不如毛时代，诸如国企高管偷盗国企资产、瞒报利润，通过海外办公司巧妙地化公为私等等，英明的党中央一样都管不住，更何况还有好些位“周永康”也加入偷盗。至于民企那是更不听话，哪里有捞钱机会，民企闻风而来，一听说党号召为亏损的国企买单入股就立即装聋作哑。如今经济形势不好，国内资本源源外流避险。想当年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一面大量出口粮食换取制造两弹一星的昂贵材料，一面援助外国换取支持，却让老百姓成为饿殍；如今，这样的事情想都别想。毛时代常提“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当下的中共却只好“花钱买安定”，因为自知对国民的意识形态约束力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利益诱导。 薄熙来以崇毛为旗帜，得到社会底层的支持；但这种支持说穿了是花钱买来的。西方社会用福利换选票的左派政治路线，被他演化成用福利换取政治支持。薄督既无毛的所谓建国之功，也不象毛那样赋予工农以高等政治地位，他只是依靠分发“免费蛋糕”，取得底层基于实利考量的有限支持，然后半真半假地将毛时代当作理想时代讴歌了一番。与中共政府对底层的无比吝啬相比，薄的蛋糕虽然不大，但足以形成吸附力。不过，当时薄督“分蛋糕”的钱，并非来自于重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来自于举债。我记得国内（包括我本人在内）一直在猜谜：支持“唱红打黑”与重庆模式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直到薄熙来倒台之后，有人写了篇《国开行的重庆账本》（《金融时报》2012年5月15日），细算了一笔帐：从2007年至2011年底，重庆市全部地方融资平台余额应该在4620亿元左右，国开行的贷款占重庆全部财政平台借款的 25%，即1155亿元左右。也就是说，这场“唱红打黑”戏剧成本之高，让有心者难以追慕。 习近平做为中共的当家人，除了继续发钞之外，无法举债给占人口约60%的社会底层发免费蛋糕，只能有选择地发放给一部分人，就是配合思想控制、舆论控制而不断扩大的五毛队伍，即中共意识形态近卫军。习接见周小平、花千芳，就是对这支队伍加冕，将其从不入流的边缘性行业纳入中共官方控制意识形态大军，其作用主要是在网上营造“正能量”舆论，围剿不同声音，而非掀翻目前的利益圆桌。目前的利益圆桌上，坐的主要是政治集团、经济精英及知识教育圈。前者是自家人，支撑统治的基础；经济精英本来就是大大小小的马云、刘汉、曾成杰们，按其能力与财力与各种级别的政治精英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同时还为政府贡献税收；知识教育圈则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工具，按中共的习惯说法，是政府供养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听话，就让其坐在圆桌上，不听话，就解职砸饭碗，再发动五毛大军口水围剿。中共政府很清楚，要重点对付的人就是少数“吃政府饭却要砸政府锅”（即要求限制权力）的“不听话分子”。因此决不会效仿毛当年那样宣称，“将颠倒了的秩序再颠倒过来”，先依靠红卫兵运动掀翻利益圆桌，再出动工宣队进驻所有单位、让全社会实行军管。 中共政治禀赋难改：依靠边缘人 中共当年革命，社会边缘人（即毛说的流氓无产者）是其依靠力量。如今执政了快70年，仍然还要依靠边缘人。这几年五毛队伍与网监队伍迅速扩张，这只队伍有多庞大？外界只能猜测，从新华网《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10/03/2013）文章可知，这个拥有至少200万从业者、专为政府提供监控服务的行业，仅工薪就需2400亿元。舆情分析师在中国网监行业中属于高端职业，需要专业训练，总数高达200万；估计低端的五毛即网评员数量更多，再加上各地培养专司告密的信息员，这支思想控制队伍从业人员总数应该不下1000万。中共出于极端自利的需要，为大量底层知识青年提供了一个饿不死吃不饱的就业机会，不惜将精神污染制造到底。 五毛行业的职业要求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制造谎言为业，因此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习总以接见其中翘楚周小平、花千芳的方式，展示了这个行业的上升通道。此举正式宣告中共经历65年执政生涯，山大王禀赋依旧难改，虽然在江泽民时期曾提出“三个代表”，要重构社会基础，但终归还是回到依靠社会边缘人的老路上去。区别在于，以前依靠边缘人作革命主力，推翻国民政府，消灭有产阶级，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依靠边缘人，围剿社会良知与一切敢说真话的知识人，钱就那么一点，让参与者“活着”。 我的结论是：全民文革未必，因为那不符合当局的政治利益，因此毛左们幻想的“打土豪分房子”、抄家抢财产这等“中国梦”比较遥远；但思想整肃方面，除了让高校与相关机构出面，定点清除之外，还会形成统治集团与社会边缘人因利益需要而结成的联盟，组织网络批斗会，这倒是既可以让领导层快意恩仇，还可以让毛左们一泄心中之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0期 2015年2月6日—2015年2月19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5612）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青年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后果 ——从贵阳“拆迁学生军”谈起
何清涟 这是一条让人无法接受的消息：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于10月12日对该区金华镇上铺村空山坝7.2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实施拆除，在参加“拆违行动”的2671人中，有837人是当地大学生。 这件事只是中国青年正在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一个例证。 \青年学生的“利益动物化”趋势\ 先简述这条已隐然成形的低端维稳链条。据《新京报》报道，这一链条通过四层转包形成：拆迁活的发包方是政府，第一承包者是当地的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将维稳任务批发给第二承包者，即一些被称为“师兄”的年长大学生。师兄出面组织在校大学生参与拆违，半天的薪酬是80元。据说，学生参与“拆违”已成为贵阳大规模拆违活动常规，这支“学生军”5个月参加了6次拆违。 值得一提的是，与众多当信息员、五毛的大学生一样，这些学生参加拆迁并没有任何良心负担，记者在采访时得知，没能参加的学生因为没有机会挣钱而感到气愤。 这条消息见报之后，国内网友深感气愤。有网友嘲讽说，“由所谓的‘爱国愤青’到‘参与者’，只须区区几十元。这就是贵州大学生的节操。”“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发表微博说，贵州大学生参与拆违，本该在学校读书治学的年轻人被无辜牵扯进社会漩涡中，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保护从何谈起？ 看了这话之后我只能苦笑。“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对学校现在如何培养学生应该知根知底。活跃在各大学校园里的“红马甲”（即校园五毛党）、充当告密者的信息员，不就是通过各学校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招聘的么？网络这个舆论阵地难道不是社会旋涡？与拆迁学生军相同的是都得出卖灵魂与良知，不同的只是工种：红马甲、信息员干的是“文活”，隐身在暗处；“拆迁学生军“干的是“湿活”，得公开出场。 官方在学生中招聘红马甲与信息员，就是用利益诱导，将青年驯化成放弃良知、唯利是图的利益动物。这些人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量产生的左翼青年不是同类，因为那些左翼青年不少出身于中产之家甚至富裕之家，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痛恨当时的黑暗政治，绝对不象今天这批五毛左派愤青这样，在利益驱动之下亲身参与制造黑暗。 \共产运动与恐怖主义的特点：善于动员青少年\ 青年人从来就是社会变革的主力。一种文明的存续及发展，全在于这个国家如何教育青年。正常的国家都会将教育青年视为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投资。 进入近现代以来，励志改变社会的人群更是以青年为主。中国这条脉络从“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 但是，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16岁以前），其思想价值观还未定形，可塑性强，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求诸历史，我们会发现，动员青年甚至儿童参加政治运动，是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基本特点。希特勒将德国青年塑造成信奉纳粹主义的“国家青年”；苏共创立共青团组织，将青年培养成苏共所需要的革命后备军。中共不仅向苏共摹仿共青团这一形式动员组织青年，还将革命动员延伸至少年儿童。许多利用儿童团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如“王二小放羊”被编成歌曲传唱，许多杜撰的儿童英雄还被拍成电影，如小兵张嘎、潘冬子之类。凡属被毛泽东思想照耀的东南亚邻国莫不照搬这种宣传模式，20世纪60年代，华人组成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其势力范围内，就从幼儿园开始教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教跳“忠字舞”。塔利班吸收儿童与青少年参加基地组织，利用青少年的无知与盲从，从事各种血腥的恐怖活动。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出青年运动的种种不足甚至反社会倾向，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臻于成熟之后，也会认真反思当年的不足。但上述运动均没有以赤裸裸的追求金钱为号召。希特勒的“国家青年”是以纳粹主义为理想，欧洲的1968运动以反越战为主诉，错将他们不了解的“红色文革”当理想，但都诉诸一种意识形态。塔利班组织对青少年的暴力恐怖教育，也是以“真主”之名。纯粹以物质利益为诱饵，这是中国现阶段独有的现象。 \左派愤青、五毛与底层无业青年的奇特交集\ 中国的左派愤青、五毛大多来自于底层无业青年。在与权力（当局）的关系上，左派愤青与五毛都属于心理依附型；在与资本的关系上，两者都对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恨之入骨，认为国家垄断经济理所当然，这两点都是当局所需要的。还有一部分底层青年则走到了另一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机会稀缺，社会上升通道狭窄的中国社会，革命就意味着人生的机会，至于什么类型的革命才有利于中国的将来，他们考虑得较少。这批人将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潜在响应者。更多的底层青年则处于挣扎求活的浑噩状态。 在三者当中，左派愤青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教育。他们有意忽视真实历史，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毛时代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红色神话，认为自己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但他们的公平概念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基于机会均等的平等正义观，而是结果均等的小农平等观。左派愤青（包括新左与毛左）的思想特点，我在《帮闲时代：新左派对权力的曲意逢迎 ——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二）》、《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等多篇文章中都谈过，此处不赘。但这三者之间的身份转换非常容易，只需要有利益吸引，他们就甘愿被利益驱使，不独贵阳参加拆迁的这些“学生军”，五毛如此，一些政治反对者在遭受当局强大压力与利益诱惑之下，也是如此。 上述三类人产生的社会大背景相同，即中国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几乎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经济就处于无就业增长状态，知识型劳动力严重过剩。出身农村与城市底层平民之家的青年，幸运一点能够低薪就业，不幸运一点的一职难求。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希特勒当年能够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将德国青年驯化成了充满法西斯主义精神的“国家青年”，让战争与种族灭绝成为滋养“国家青年”的意识形态营养土；目前中共政府意识形态处于衰微状态，无法成功地为自己驯养出“国家青年”，也没法用外部战争与种族灭绝作为意识形态营养土，所以只能以利益作为凝聚手段。当社会无业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政府提供的利益即使稀薄，也能短期内聚合为其服务的人群，大量五毛存在即是一例。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本国青年，就会获得怎样的未来。中国政府让青年一代成为无原则生存的利益动物——只要能够活下去，告密、当特务、线人、五毛，什么都愿意干，那么，中共的“凝聚力“，即暴力与谎言支撑的维稳体制，就只能依靠金钱支撑，一旦财源枯竭，中共将丧失这所谓“凝聚力”，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不仅将加入为中共送葬的队伍，还会葬送中国的未来。 原载美国之音（2013/10/20,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interest-animal-china/177344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中共面临国际公共关系危机
程晓农 自肺炎疫情爆发后，许多地方的中国民众已居家隔离多日，最近各地陆续松动。人们出得门来，柳枝春意之间，似乎一切照旧。其实，“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对中国来说，短短几个月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共已陷入其执政以来最大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此危机呈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声势大而制裁难，隐性的无声势却奏效明显。 一、追源问责风暴初起 中共目前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乃疫情的国际传播所诱发，武汉一市的疫情不仅快速扩散全中国，而且祸及全球，到4月中旬为止，已导致世界各国二百多万人确诊感染，十四万人丧生，各国为抗疫而蒙受巨额经济损失。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综合分析多方资料后发现，各国抗击此次疫情的种种措施恐将对人类的生活和生计，造成近百年来最大的打击。以欧洲和美国为例，人们在一个季度内蒙受的收入损失，可能将远远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的那个著名的“大萧条”时期。 对世界各国来说，这次意外的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完全是个飞来横祸，不仅十几万人失去了生命，对企业、居民家庭及各国政府都带来了巨大冲击。瘟疫初起，各国慌忙应对，无暇顾他；局势稍定，各方自然就开始思考这场灾祸的由来，于是中共隐瞒疫情、误导各国的防疫准备，以及放任疫情向境外传播的种种做法，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责难和追责。中共的反应则是一如既往的霸凌护短，这类拙劣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各国政府、议会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但不可能制止这场追源问责风暴，相反却可能使得这场风暴成为中共执政以来最大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之一。这就是笔者此文开头所说的显性危机。 二、追源问责四种模式的可行性 逻辑上，全球的问责风暴可能有四种方式，按其舆论声势高低来排列：第一种是若干国家组成多国追索制裁的审判模式，即有人提出的所谓“纽伦堡式”审判；第二种是由各国政府行政当局或国会自行调查追源，并通过国内法律或法令实行制裁；第三种是通过现有国际组织依据国际法调查并追究责任；第四种是由个人或民间团体在民法层面，向本国法庭提起索赔诉讼案。 人类历史上只举行过两次有效的国际大审判，即二战之后的东京大审判和纽伦堡大审判，那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战犯的审判和制裁。战犯们由占领军宪兵逮捕后关押候审，战胜国在占领军的有力支持下，对战败国组织这样的审判易如反掌。但是，针对此次疫情显然不可能按照这种模式组织审判，而中国与世界各受害国之间当然不是处于战后状态。因此这种设想的可行性最低。这样的主张，与其说是一个可操作的计划或方案，不如说只是一种造势行动。 第二种方式，即一些国家的行政当局或国会自行调查追源，并通过国内法律或法令实行制裁，这实际上已经开始。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调查这次疫情的病毒起源。可以想见，美国行政当局必须对国民作出交代，今后会发表相关的调查报告，而美国国会随后则会有相关的行动。由于对华追责将导致外交关系紧张，因此，外国政府的追责行动无疑会让中共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同时也转化为部分民主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危机。4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代理首相拉布（Dominic Raab）表示，将协同盟国针对病毒及疫情问题质问中国，“不可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还表示，这场危机过后，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已经“回不去了”。英国如此，美国应该也不例外。 在此背景下，外国政府的追责如果进一步延伸到相关领域里针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将可能引发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急剧恶化。这样的制裁手段虽可奏效，却需要制裁国承担相当大的经济代价。德国目前虽然国内有追责的呼声，但德国政府却不愿批评中共。因此，最后各国究竟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手段，制裁国不仅需要听取民意和企业界的声音，而且需要与盟国反复协商，并非易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能否在不影响本国经济的情况下协同一致地对中国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实行制裁，是个从未尝试过的举动。 三、通过国际组织主持调查裁决？ 这是追源问责的第三种可能的形式。从道理上讲，全球疫情的相关调查和追责，理应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然而，这次的现实情况是，世界卫生组织不但没有资格和能力来主持这样的调查和追责，它自己就是被调查追责的对象，而且已经站在被告席位旁边了。 英国广播公司4月16日的一篇报道指出：“世卫在1月初曾经发表声明，引述中国官方称，病毒不会人传人，最后证实这个说法错误……中国医生李文亮在去年12月已经向外界警告，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新型肺炎病毒个案，之后一度被地方公安部门以散布假消息警告。世卫没有公开评论中国当局惩罚李文亮，反而多次称赞中国抗疫工作的透明度，只在李文亮患上新型肺炎去世后，才在社交网站发帖表示‘悲痛’。中国当局随后撤回对李文亮的警告，并把他与其他10多名殉职的医护人员评定为烈士。另外，世卫在疫情早期也多次要求各国不要实施旅游限制。它1月时的建议指出，在公共卫生危机时实施人流和物流管制，对管控疾病传播没有效用，因为这只会鼓励公众非法越境，继续传续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是因为愚蠢而盲目轻信中共，因而犯有严重的失职过错，误导全球抗疫，还是因为其负责人与中共有勾结而为中共服务，这已成为一些国家开始追责的关注点。据“4月17日报道，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援引的国际法专家指出，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初期，中国没有遵守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信息通报义务。鉴于世卫组织的有关规定具有国际法层面的约束性，因此中国隐瞒疫情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北京，多维新闻网，《德媒追问能否因新冠疫情损失向中国索赔，柏林拒绝北京怒斥》，聂振宇撰写，2020年4月17日）。所谓“世卫组织的有关规定具有国际法层面的约束性”，此语意味着，世卫组织还具有为各国防疫提供具有国际法约束性的规定并据此执法的某些功能。一个有关全球防疫的，被授予重要权威的国际组织本身成为“准被告”，这样的国际组织怎能主持调查裁决防疫错失问题？ 另一个可能行使追责索赔功能的国际机构是海牙国际法庭，但它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未必能实行有效制裁。例如，该法庭裁定中共海军抢占南海的公海水域中的多处暗礁造岛，以建设军事基地属于违反国际海洋法的行动。但中共拒绝接受这一仲裁结果，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 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尚且无法有效追责索赔，由个人或民间团体向本国民事法庭提起索赔诉讼案就更难付诸司法执行，毕竟各国民事法庭的司法裁决只在本国生效。 四、中共败在“世界工厂” 当媒体和社交工具聚焦于追责索赔之时，一个被忽视的真正的压力其实已经形成，那就是，中共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其实不见得是索赔案件的有效审理，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变轨严重冲击中共赖以维持经济的“世界工厂”。这便是笔者此文开头所说的隐性危机。 中共在这个层面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里所面对的是许多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不见得加入索赔追责的活动之中，但他们却悄悄地采取令中共有切肤之痛的行动，因此也属于“追责”主体；但他们的行动不是与中共公开对阵，而是不声不响地远离中共。首先是“世界工厂”的订单消失，然后是这些公司默默地在别的国家另行组织自己的供应链，于是，经济全球化这趟“列车”突然就“变轨”了；跨国公司们不但是这趟追逐经济繁荣的“列车”的“火车头”，而且也是“列车”的“调车员”，它们把中共所属的那些车厢“摘了钩”，让这些脱离了“列车”的“车厢”留在过去的“轨道”上停止不动，而其他车厢则由“车头”牵引着呼啸而去。 中共过去二十年来，经济繁荣所仰仗的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和“世界工厂”的出口业绩，而前者的短期膨胀又相当程度上与后者营造出的经济效果有关。如今，“世界工厂”正面临缺乏订单而无法正常开工的困境，虽然看起来主因是各国因防疫而消费萎缩，但这个短期现象很可能掩盖了今后的订单将逐步转移的危险前景。对中共来说，这样的前景不但让它经济复苏的希望可能落空，而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失业压力。 事实上，中共越是在目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各国追源问责面前千方百计地躲闪逃避、硬抗抵赖，这些举措让跨国公司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他们对中共的信任便瓦解得越快；而跨国公司的忧虑越重，“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的可能性就越大。至于跨国公司在这场中共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当中所忧之深，其虑之远，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4月1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417202015095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51👍 0💬 0中美经贸关系的摇摆期行将结束
何清涟 从5月中旬开始，随着俄乌战争话题日渐淡出，中国话题又开始回归西方媒体关注热点范围内，这次最先回来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税话题，以及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是否“给中国送礼物”的问题。 主张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一直存在 中美关系中，主导一方无疑是美国，中国更多的是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美国方面是时松时紧，就是我说的“阴天版”（战略对手或潜在敌人）与“晴天版”（合作伙伴）来回交替；而中方则抱定宗旨：不主动出击，于中方有利的美国外交政策就欢迎，不利的就反对。也因此，在中美关系中，我更多关注美方的变化。 美方对中国的态度一直留有余地，这点即使在俄乌战争期间也是如此。3月份是西方舆论一致谴责中国不与美欧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关系紧张时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习通话前公开表示，“如果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支持俄罗斯的侵略，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但在通话后美国主动降低声调，先是声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给俄罗斯军事援助，继而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3月25日CNBC采访节目表示，因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制裁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 因拜登团队多数成员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离开政府，在核心智库从事国家安全、亚洲战略等领域的研究，经常联名发表文章，因此拜登内阁成员的对华政策主张，中国智库人士曾做过深度研究。在拜登就职典礼第二天（2021年1月21日），中国智库人士联名发表了《拜登及新内阁对华思想全景图：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何方》，其基本判断是：拜登核心内阁成员对华态度基本一致，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不冷战、不脱钩。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区别，比如国务卿布林肯主张对华采取预防性外交政策与威慑，但不赞成中美脱钩，认为两国存在合作空间。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坎贝尔和拉特纳经常联名发表文章，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美接触的时代已过，要以更冷静的头脑，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 如果从预见性判断来看，中方对拜登政府班子的对华外交的思想主张研究较透彻，也因此，这一年半以来，无论美方对华外交波澜迭起，北京甚少变化，最激烈之时不过是让战狼出阵，但原则上从未有过大的改变。 关税豁免：中国在等待美国自撤藩篱 6月7日，美国财长耶伦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作证，主要提出两点：一是要争取将高达8%的通胀率降下来（刚公布5月份的通胀率是8.6%，1981年以来最高）。耶伦称，为了应对通胀威胁，美联储正设法抑制需求。她说，拜登政府在国会的几个优先事项可能有助于缓解通胀，其中包括降低处方药价格，激励清洁能源生产以及支持半导体制造业（上三类产品都与中国制造有关联）。因此，她主张全面免除中国关税。二、她表达美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能源道路：“从中期来看，关键是我们变得更加依赖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风和太阳。” 耶伦这番说话当然不是即兴发挥，总统拜登想免除中国关税并非近日的想法，已经公开表达过多次。在40年来最高点通货膨胀逼迫下，美国政府寄望于调降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以摆脱危机，但财政部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琪立场分歧：耶伦早在3月就多次表示，部分关税并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也让消费者受损，削减中国商品关税对降低美国通胀具理想效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结果称降低中国关税可将通货膨胀率降低1.3个百分点，让耶伦的说法有了理论支持。但戴琪却公开质疑耶伦的结论是“介于虚构或有趣学术活动之间的东西”，她呼吁从战略角度看待关税，认为有必要将处理中国关税视为对华整体贸易战略的一环，并采取更具战略性作法，过早行动会让美国失去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鉴于对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白宫不可能长期处于战略摇摆状态，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北京今年的大事是二十大，对中美关系改善也不太着急。日前发布的2022年4月贸易统计（美元计价）显示，出口额为73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增幅为2020年6月以来的低点。进口额与3月一样，和2021年3月基本持平。北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清零对国际供应链中断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干脆坐等美国政府在免除关税问题上统一思想后自撤藩篱。 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东南亚”是最大供货商 在耶伦于参议院作证时谈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的前一天（6月6日），白宫正式声明：美国将对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采购的太阳能组件给予24个月的关税豁免。白宫表示，美国允许在公共土地上部署更多清洁能源项目，并向城市和农村地区推广；将通过高薪工作支持太阳能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为盟国建立有弹性的清洁能源制造供应链；另外还在波多黎各投资推进数十个太阳能项目。在当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此发问“这不是给中国的礼物吗？”白宫发言人对此断然否认。 那么，记者难道是无的放矢？当然不是。自从西方国家主张发展绿能之后，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是一个关键问题。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最新估计，要实现《巴黎协定》中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从现在起到2050年得花费131万亿美元，这高于全球2021年85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也比之前预计的98万亿美元高得多。尽管中国自身将实现零碳排放的日期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比如在COP26大会中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中国早从西方发展绿能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近1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绿能设备产业。2020年，在全球前十大风电整机制造商中，中国企业占有其中七个席次。2021年的统计显示，中国制造的“光伏面板”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而且按市场份额排名前三的太阳能电池板品牌，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天合光能、SunPower、中国英利）。 正因中国在风电设备及太阳能光伏面板方面的巨大生产能力，且具备价格相对低廉的巨大优势，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将太阳能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近年来，美国安装的太阳能组件绝大多从东南亚进口，2020年来自东南亚的组件约占进口组件的3/4。 基于以上事实，美国结束对华战略摇摆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戴琪女士称耶伦女士的建议是“介于虚构或有趣学术活动之间的东西”半对半错：世界绿能产业设备中国占大头这是事实，免除关税能降低美国通胀确实是愿望（虚构）。谈到学术活动更是有趣，对恶性通胀和经济史有专门研究的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5日在彭博社发表题为《掸掉“缓和政策”的历史灰尘，和中国开展接触》（Dust Off That Dirty Word Detente and Engage With China）一文，中心观点就是美国需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耶伦从政前是学者（当然偏左），弗格森此文她肯定关注且有共鸣。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6月1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1020221156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