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美经贸关系的摇摆期行将结束
何清涟 从5月中旬开始，随着俄乌战争话题日渐淡出，中国话题又开始回归西方媒体关注热点范围内，这次最先回来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税话题，以及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是否“给中国送礼物”的问题。 主张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一直存在 中美关系中，主导一方无疑是美国，中国更多的是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美国方面是时松时紧，就是我说的“阴天版”（战略对手或潜在敌人）与“晴天版”（合作伙伴）来回交替；而中方则抱定宗旨：不主动出击，于中方有利的美国外交政策就欢迎，不利的就反对。也因此，在中美关系中，我更多关注美方的变化。 美方对中国的态度一直留有余地，这点即使在俄乌战争期间也是如此。3月份是西方舆论一致谴责中国不与美欧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关系紧张时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习通话前公开表示，“如果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支持俄罗斯的侵略，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但在通话后美国主动降低声调，先是声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给俄罗斯军事援助，继而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3月25日CNBC采访节目表示，因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制裁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 因拜登团队多数成员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离开政府，在核心智库从事国家安全、亚洲战略等领域的研究，经常联名发表文章，因此拜登内阁成员的对华政策主张，中国智库人士曾做过深度研究。在拜登就职典礼第二天（2021年1月21日），中国智库人士联名发表了《拜登及新内阁对华思想全景图：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何方》，其基本判断是：拜登核心内阁成员对华态度基本一致，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不冷战、不脱钩。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区别，比如国务卿布林肯主张对华采取预防性外交政策与威慑，但不赞成中美脱钩，认为两国存在合作空间。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坎贝尔和拉特纳经常联名发表文章，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美接触的时代已过，要以更冷静的头脑，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 如果从预见性判断来看，中方对拜登政府班子的对华外交的思想主张研究较透彻，也因此，这一年半以来，无论美方对华外交波澜迭起，北京甚少变化，最激烈之时不过是让战狼出阵，但原则上从未有过大的改变。 关税豁免：中国在等待美国自撤藩篱 6月7日，美国财长耶伦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作证，主要提出两点：一是要争取将高达8%的通胀率降下来（刚公布5月份的通胀率是8.6%，1981年以来最高）。耶伦称，为了应对通胀威胁，美联储正设法抑制需求。她说，拜登政府在国会的几个优先事项可能有助于缓解通胀，其中包括降低处方药价格，激励清洁能源生产以及支持半导体制造业（上三类产品都与中国制造有关联）。因此，她主张全面免除中国关税。二、她表达美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能源道路：“从中期来看，关键是我们变得更加依赖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风和太阳。” 耶伦这番说话当然不是即兴发挥，总统拜登想免除中国关税并非近日的想法，已经公开表达过多次。在40年来最高点通货膨胀逼迫下，美国政府寄望于调降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以摆脱危机，但财政部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琪立场分歧：耶伦早在3月就多次表示，部分关税并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也让消费者受损，削减中国商品关税对降低美国通胀具理想效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结果称降低中国关税可将通货膨胀率降低1.3个百分点，让耶伦的说法有了理论支持。但戴琪却公开质疑耶伦的结论是“介于虚构或有趣学术活动之间的东西”，她呼吁从战略角度看待关税，认为有必要将处理中国关税视为对华整体贸易战略的一环，并采取更具战略性作法，过早行动会让美国失去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鉴于对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白宫不可能长期处于战略摇摆状态，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北京今年的大事是二十大，对中美关系改善也不太着急。日前发布的2022年4月贸易统计（美元计价）显示，出口额为73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增幅为2020年6月以来的低点。进口额与3月一样，和2021年3月基本持平。北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清零对国际供应链中断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干脆坐等美国政府在免除关税问题上统一思想后自撤藩篱。 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东南亚”是最大供货商 在耶伦于参议院作证时谈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的前一天（6月6日），白宫正式声明：美国将对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采购的太阳能组件给予24个月的关税豁免。白宫表示，美国允许在公共土地上部署更多清洁能源项目，并向城市和农村地区推广；将通过高薪工作支持太阳能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为盟国建立有弹性的清洁能源制造供应链；另外还在波多黎各投资推进数十个太阳能项目。在当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此发问“这不是给中国的礼物吗？”白宫发言人对此断然否认。 那么，记者难道是无的放矢？当然不是。自从西方国家主张发展绿能之后，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是一个关键问题。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最新估计，要实现《巴黎协定》中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从现在起到2050年得花费131万亿美元，这高于全球2021年85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也比之前预计的98万亿美元高得多。尽管中国自身将实现零碳排放的日期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比如在COP26大会中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中国早从西方发展绿能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近1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绿能设备产业。2020年，在全球前十大风电整机制造商中，中国企业占有其中七个席次。2021年的统计显示，中国制造的“光伏面板”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而且按市场份额排名前三的太阳能电池板品牌，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天合光能、SunPower、中国英利）。 正因中国在风电设备及太阳能光伏面板方面的巨大生产能力，且具备价格相对低廉的巨大优势，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将太阳能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近年来，美国安装的太阳能组件绝大多从东南亚进口，2020年来自东南亚的组件约占进口组件的3/4。 基于以上事实，美国结束对华战略摇摆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戴琪女士称耶伦女士的建议是“介于虚构或有趣学术活动之间的东西”半对半错：世界绿能产业设备中国占大头这是事实，免除关税能降低美国通胀确实是愿望（虚构）。谈到学术活动更是有趣，对恶性通胀和经济史有专门研究的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5日在彭博社发表题为《掸掉“缓和政策”的历史灰尘，和中国开展接触》（Dust Off That Dirty Word Detente and Engage With China）一文，中心观点就是美国需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耶伦从政前是学者（当然偏左），弗格森此文她肯定关注且有共鸣。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6月1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1020221156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彭明敏和李登辉的不同选择和启示
明天（8月15日）是彭明敏先生98岁生日，在此祝彭先生“生日快乐”！ 能过98岁生日，太难得了，本身就值得庆贺；更何况在彭先生漫长的一生中，不仅对台湾民主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他始终保持著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和尊严，这种难能可贵是鲜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最近东京奥运，台湾代表队被迫用不伦不类的Chinese Taipei国名，引起人们讨论，怎样改变这种不合理现状？同时也有人探讨，对台湾民主化和国家正常化，哪个人贡献最大？有人提到李登辉，也有人提彭明敏。他们两位分别是体制内和体制外改革的典型人物。在台湾完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能有这麽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产生，是台湾的骄傲，更值得对岸中国人学习和借鉴。 一，拒绝加入国民党的道德勇气 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黑名单，尤其是推动了总统直选，对台湾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登辉能起到这个作用，关键一步是他获得蒋经国器重，当上副总统；蒋去世，他顺理成章继位总统。他获得权力后迅速推动改革，为台湾民主化提供契机。李登辉能有此政绩，和最初得到蒋经国一路提拔、最后当上“副总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彭明敏，如果压根没有李登辉那种在党国体制内飞黄腾达的可能，那麽他的体制外反抗，就更顺理成章，其主观意义上的难度也就相对小很多。事实上，从加入国民党、走仕途之路的角度来说，最初彭明敏的条件要比李登辉好很多。他和李登辉在台大读书期间就是每星期见面吃饭的密友。他在法国获国际法博士学位後回到台湾，成为台大最年轻的教授和政治系主任，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并成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这些都是“政治起飞”的火箭底座。1969年李登辉还在因曾加入共产党而被警总从家里带走、约谈，而早在1960年，彭明敏就被胡适手把手引荐给蒋介石，后还被蒋单独“召见”。 如果彭明敏像李登辉那样顺从地投入国民党怀抱，定会迅速高升。老蒋召见后，国民党高层就找他谈话，暗示如入党，会获得非常高阶层的任命。但彭明敏竟然拒绝了。后来他又拒绝了蒋经国接见的机会。这和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毕恭毕敬、拿小本记录（有数十本，后集结成书）天壤之别。如果彭明敏当年像李登辉那麽顺从，那后来的副总统、台湾的总统都可能是他。当然历史不能倒转，但对历史的研究可以倒想。 在党国时代，被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器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在我有限的阅读中，看到有三个人被蒋介石召见，表现不卑不亢，随后都没有升迁∶一是殷海光。他见蒋后竟写道，很后悔去，并批蒋对历史不懂装懂，装腔作势。二是陈迟（陈布雷儿子、前民进党秘书长陈师孟的父亲）。蒋对“文胆”陈布雷心存感激，所以特别召见他儿子，问生活有无困难。可能得到父亲清廉、正直的言传身教，陈迟回答“没有”就谈话结束；在美国获得硕士的陈迟一直在台南糖厂做技师。三是彭明敏。他被蒋介石召见后拒绝加入国民党，当然蒋不悦。研究者说，被蒋召见的人，事先都准备“作业”，溜须拍马、投蒋所好。但殷海光、彭明敏等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没有对最高权力者卑躬屈膝，了不起的气节！ 当年殷海光就和彭明敏关系密切，两人多次见面探讨国事，可能在人格气质上“心有灵犀一点通”（详见我在《民报》的另篇文章“殷海光超过鲁迅和胡适之处 ——纪念殷先生去世50周年”）。 李登辉当上民选总统后，曾邀彭明敏做总统府资政，他也是拒绝。直到绿营执政，他才答应陈水扁总统的邀请。李登辉当总统后要见他，要他到指定地点，然后派车去接，但车子要带黑帘，以防被人看到。但对这种秘密见面，彭明敏拒绝了。他要光明正大，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彭明敏之举不是清高孤傲，而是为捍卫尊严。对普通民众，他就会有细心关照之心。仅我知道的一个小例子∶张志群曾是新四军，中共49年前派到台湾的卧底，醒悟后变成坚定支持绿营的台派。张先生非常敬仰彭先生，曾在彭明敏竞选总统时的总部做过义工；他病重时，当时已经90岁的彭先生亲自到他家探望。我去过张先生的台北寓所，下了捷运要左拐右转进巷子，电梯很狭小，三个人进去就转不开身。以彭先生的高龄和身份地位，竟跑那麽远的路，去一个志工家里探望，那种温馨令人感动。 二、实践自己理念的勇者 彭明敏先生的惊人之举，是1964年与两名学生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痛批国民党，呼吁台湾“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15个字方针奠定了台湾的未来和方向。彭明敏表面文雅书生，但却是敢把自由主义理念付诸行动的勇者。有时“行动”本身比理论更有力量，风险当然也更大。 在中国时我觉得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撰写美国宪法的麦迪逊对美国建国作用最大。到美国后，尤其是读了两次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作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专著《1776》，更倾向认同∶对美国的独立建国，华盛顿的作用超过杰弗逊和麦迪逊；华盛顿在危难之际独撑大局、率军对抗英国殖民者，敢于采取“行动”。 当时联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先贤们都做好了牺牲准备，因一旦独立失败，他们都得被送上绞刑架。在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前，彭明敏当然也清楚后果，两名参与的学生还没毕业，而彭明敏已是知名学者，国民党准备重用的人才（被任命为十大杰出青年和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就是铺垫），如果反国民党，就会失去一切。在如此背景下，发表那种自救宣言的后果，是没有到那麽高位的人难以设想的。结果就是，彭明敏的杰出青年、教授、系主任等都付之流水，而且成为阶下囚，被判刑八年。朋友亲人都疏远。当年殷海光被国民党迫害时，他的朋友在大街上见到都回避，更别说去看望支持。彭明敏也处于这种境地。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最后彭明敏出狱，居家监视，特务24小时守候，到哪里都被跟踪记录。他要忍受心灵的孤独，生活的困境，事业的无望等等。而这一切是发生在蒋介石召见两年之后。他不受权力的抚摸，反而在权力老虎上拔毛。这份胆识和勇气，是李登辉那种气质的人所没有的。这是两条不同的人生，更是两种气质人格。 三、照亮台湾前途方向的明灯 1964年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不仅是勇敢 ，更展示智慧。五十多年前的文字，一般都会过时，甚至陈旧到没法读了。但《自救宣言》今天读来，其基本精神和原则理念都没过时，仍是台湾的指路明灯。 宣言提出台湾人民的自救之路是∶推翻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15个字明确了台湾前途方向。可悲的是，今天在台上执政的绿营的民进党，对这15字目标不仅不追求，甚至连公开提倡的胆量都没有。与彭明敏等那一代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责任感相比，今天的民进党高层政客们简直太侏儒了！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彭先生主导的《自救宣言》就敢使用“推翻国民党”的字样，那是何等的勇气和智慧！ 就像美国《独立宣言》痛斥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劣行、然后提出建立美利坚新国家的必要性，《自救宣言》也是历数国民党罪恶，然后呼吁建立新国家。在这一点上，彭明敏身上又带著杰弗逊的特色。 四、不强调蓝绿种族，最看重自由的价值 美国独立宣言没有强调美国人对付英国人，更没有把建国视为英美两族群的对立，而是强调自由的价值、个人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美国独立后，没有统独和美英种族冲突。林肯总统强调，美国是熔炉，美国人是电线，各族电流融化在一根线里，激发出强大美国的火花。这个电流就是国家认同、价值一致。彭明敏等人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就有这种特色，强调外省人、台湾人团结起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扬弃“一中”的虚假，建立一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宣言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而不是狭隘的地域或族群。 这点又和美国另一建国先贤、强调独立是《常识》的作者潘恩很像。潘恩当时就睿智指出，美国建国不仅是国家独立，更是在北美大陆及全人类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彭明敏们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也是这个思路，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台湾人不再是二等公民，不再有种族歧视和压迫，所有人（台湾人、外省人）都自由、平等、共荣；强调要在台湾“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这个角度和美国独立宣言有精神上的一致性。 将来台湾人真正当家作主了，台湾的制宪、建国、入联的三大目标实现了，台湾也不可有歧视外省人和其它任何族裔的情况发生。不同族裔的平等、自由、尊严地共存是《台湾人民自救宣言》的理念，也是正常健康社会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彭先生与美国建国先贤的思考在一个轨道，背后支撑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未来的台湾人民会更加欣赏和感激建立在这样理念上的建国根基。 五、一生看重尊严，直言批评权力者 彭明敏在2019年初的重要举动，是和台派领袖高俊明、吴澧培、李远哲发表联名信，呼吁蔡英文不要再选总统。当时民调，蔡输给国民党。这些台派领袖希望绿营能延续执政、并有坚定台派接续香火，从而推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提出的六字纲领（制宪建国入联）。因蔡英文在总统任内别说六字纲领，连转型正义都不认真做，被批评为“民进党越来越像国民党”。彭明敏们心急如焚。在南韩，反对派拿到国会过半席位后，就通过一个个议案，“光州事件”被昭雪，责任者两任总统被判刑，落实转型正义。而在台湾，民进党在立法院席位占三分之二（65.5%），却对《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提出的制宪、建国、入联根本不追求，甚至对台派的推动都阻拦杯葛。比如东京奥运前民间推动台湾正名就被打压，推动台独的喜乐岛联盟被摧毁等。 但在蔡英文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后，大选投票前，彭明敏再次发表宣言（自救宣言续文），提出七项主张，呼吁当选者必须推动制宪建国入联这三大目标。 坚定做监督者，而不是权力者附庸，这肯定得罪总统府的掌权者，但这是彭明敏的性格气质所致。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彭明敏和李登辉两人，就颇为清晰地彰显了这一点∶李登辉之所以能对台湾的民主化做出重要贡献，是因为他的确推崇自由民主的价值，同时有相当的台湾人意识；但由于他可以屈尊顺从的性格，加上在国民党体制内浸泡太久，用他自己说法，是“蒋经国学校”出来的，就薰陶出一种没有统一性的国民党特质。2000年大选陈水扁当选，李登辉被国民党赶出家门，成立了台联，宗旨是推动台湾独立建国。但后来情况有变，他就改弦易辙，强调“我从没说过台独” “台独没用论”等，翻来倒去。这都跟国民党“权谋”思维有关，不能始终如一坚持原则理念，过于政治现实考量。所以李登辉虽然对台湾民主化做出重要贡献，却始终没能甩掉党国文化薰陶下的、缺乏独立人格和统一性的特质。 而彭明敏则始终如一，在做人尊严和原则理念上从未妥协过。对两蒋的招安都不为所动，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清高、独立和凛然正气，实属罕见。 两种人格气质，哪种选择更难？ 李登辉和彭明敏走的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从国家角度来说，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两者不可缺一。但从个人角度来讲，哪一种选择更难？ 我在“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这篇两万字长文中比较过胡适和鲁迅∶胡适入朝当官，对中国的改革进步做出贡献；而鲁迅始终是体制外作家和思想家，哪个更不容易？当然是鲁迅，他没有政府资源，没有显赫权力地位，当然就更没有门庭若市的官方地位带来的络绎不绝门客，而且靠自己爬格子写作维生。这条独立知识分子之路是艰难的，是一条孤独之路，能坚持到底的人不多见。尤其是那些非常有可能谋到权力而拒绝、放弃的人，才是更不容易，更令人敬佩的！在海峡两岸最常见的现象是∶绝大多数文化人，都在权力的小径上挤得头破血流。 鲁迅和胡适代表两种人生道路选择，更是两种人格气质。胡适永远没法变成鲁迅，而鲁迅也做不成胡适。让胡适孤独地写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圣贤书，他做不到；他喜欢呼朋唤友、门庭若市。而让鲁迅去拉帮结夥、靠群体壮胆、依靠政府力量，打死他也不会干。谈到彭明敏和李登辉，不期然想到鲁迅和胡适，虽是不同时空，却颇有相似之处。各自独特的存在，成就了一番不同风景的人生。 彭明敏和李登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18年4月郭倍宏等在高雄举办的”喜乐岛联盟”推动台湾独立的誓师大会上。会前在休息室，彭、李两人多年后见面，他们简短寒暄的主题竟是蔡英文∶李登辉首先对彭明敏说，你是总统府资政，蔡弄成这样子（对蔡不满），你得提建议噢（其实彭早已请辞资政了）；彭回答，你跟蔡英文关系很好，你应该提啊！两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最后见面，仍是殷切地关心国家、关心台湾前途，令人感动不已！ 李对蔡私下不满，公开却保持良好关系。李过生日，蔡带高官们参加，大宴宾客，名流云集。而彭明敏从不办大型庆生宴会，也不大张旗鼓过生日。当然，在“西瓜偎大边”的谄媚文化背景下，彭先生举行庆生宴，恐怕也不会有多少高官去参加，尤其在蔡英文专权下，给彭先生捧场，恐怕就会令老佛爷不悦（蔡连任后，就把吴澧培和李远哲的资政拿掉了。彭早已辞，高牧师已逝），虽然她也会做点表面样子。 李登辉仕途一帆风顺，虽不能说享尽荣华富贵，却当然没受过任何物质生活上的艰辛。想起前南斯拉夫副总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Milovan Dilas），他虽官至二把手，但发现共产党本质后，毅然决裂，写出揭露共产邪恶的经典《新阶级》等。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晚年过著孤独、艰难的生活。他的政府高级别墅被没收，住在一个没电梯的破旧公寓，没电时要摸黑爬楼梯，但他至死不向权力者低头。 彭明敏先生在台北淡水的住处是朋友借他住的房子，从门口下车后必须经过40个石头台阶才能进入公寓楼（无地下车库）。我几次爬那个阶梯都非常感叹，彭先生如此高龄，每次进出，要怎样支撑才能爬上那些“台阶”？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富裕台湾，难道就不能提供一个没台阶的公寓给这样一位对台湾独立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贤居住？ 蔡英文当权已五年，之前当过民进党主席多年，从来（！）都没去彭先生家里探望过。没有彭明敏等一代人的奋斗和牺牲，哪有民进党执政的今天？没有这些“染血染泪”奋斗筑成的台阶，哪有蔡英文们“拾级而上”掌权的可能？ 没有豪华公寓、没有权贵探望、没有喧闹奢侈的庆生宴，但他有一颗强大的心灵。从台大最年轻教授和系主任至今60年的漫长岁月里，彭先生不向权力者低头，不屈服党国势力，走了一条独立、自尊、高贵灵魂的人生道路。至今98年的人生历程，始终如一；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一趟令人钦佩的人生旅途！ 祝彭明敏先生更健康快乐，让您这种独立人格的形象越来越长寿，激励越来越多的后辈跟您一起继续那个必定能完成的事业和目标！ 2021年8月14日寄自美国 ——原载《民报》、《台湾海外网》、《台湾e新闻》 2021-07-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刘淇昆∶对柴玲给教会公开信的进一步貭疑
柴女士写给教会的公开信，笔者一一拜读过了。信件既阅，疑窦丛生，于是投稿给曹长青先生的网站，对柴女士的强奸指控指出质疑。笔者对柴女士第三封信提出了两点置疑，未获任何答复。现在不揣冒昧，对她的第四封信再提出两点质疑。笔者并不奢望新的质疑会获得回答。 和以往一样，柴女士的公开信打著基督的旗号，抹著被强暴的眼泪，但是结果却露出了新的破绽。柴女士这次在信中试图为她在1991年秋，去远志明家探访并致送礼物作解释。她说在普林斯顿访问一对夫妇时，他们要去看望远志明夫妇（远的太太刚从中国来），邀请柴玲同行。柴玲曾推辞不去，对方问柴不去的原因，柴“不愿意说出被远志明强暴的原因，只好跟他们一起去了”。至于赠送礼品，柴玲辩解说是那对夫妇买的礼品，“为了客气把我的名字加上”。 柴女士的这些解释是笔者难以接受的。 柴女士自称被远志明强暴。在给教会的第一封公开信中，她这样形容对远的切齿痛恨∶“我的痛恨甚至到了我都不屑于再在我的记忆里，认为你是一个人，这麽多年 来，每当我听到你的名字时，我都在心里说一句‘伪君子’。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生活下去”。既然怀有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怎麽还要和朋友一起去远志明家探望？对朋友的邀请，即使柴玲不愿说明被强暴的原委，不是轻易地可用“我还有别的事”、“我另有约会”推辞掉吗？柴女士是否要我们相信，她连这一点随机应变的能力都没有？难道推辞掉一个突如其来的、去朋友家探访的邀请，比去自己的强暴者家中作客、去和自己切齿痛恨的人握手言欢，还要困难吗？ 柴女士在她自称的强奸事件发生后，对远志明倒底怀著什麽样的感情，在她写给教会的公开信里说法不一，前后矛盾。 在上面的引文中，柴女士告诉我们∶“这麽多年来”，她的痛恨使她已经不把远志明当作一个人了。可是对这个她如此痛恨的衣冠禽兽，柴女士当初为什麽不在事发之后举报呢？柴女士说∶“我为了保护民运的声誉”。真是奇哉怪也。远志明当时还是无名之辈，既非民运大佬，亦非“六四”的风云人物。他的声誉好坏，与民运的声誉无关。况且，一个民运人士道德败坏，就说明整个民运不道德吗？柴女士不至于这麽糊涂吧？ 柴女士声称这麽多年来她对远志明切齿痛恨，是在第一封公开信中。可是就在同一封信中，她又表达了对远全然不同的感情。 柴女士说∶“2011年10月底或11初的时候，我给你发过一个电邮，说我已经饶恕了你在普林斯顿强暴我的事。你马上给我回了电话”。为什麽给远发这个电邮， 柴女士未作解释。从她的上下文看，这个电邮是柴主动发给远的。既然如此，柴女士把远志明视为“非人类”的切齿痛恨应该冰消瓦解了吧？ 柴女士在信中接著告诉我们∶“2012年2月份左右，我在一个华人的教会图书馆里面看到你们制作的纪录片《十字架》。我看了后┅┅也在主面前为你的这份工作献上感恩。我也的确在2013年春天跟通过交换我的书来买十几盘录像，为的是让福音更广的传播。我也试图让自己饶恕，和解”。这里，柴女士不仅进一步表达了她对远的“饶恕、和解”之情，而且对远的工作表示赞赏。 可是，这和她下面说的话就“满拧”了。“2012年11月份时，在兄弟姐妹为我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基督突然让我感到你在1990年在普林斯顿对我的强暴是多麽深深的伤害著我”。于是柴女士对远志明不共戴天的仇恨死灰复燃了，而且这是奉基督之名。可是如何解释，她在不久之后的2013年春天，“通过交换我的书来买十几盘（远志明的）录像”呢？ 2013年，柴女士的情感到底如何，她在第四封公开信中是这样说的∶“2013年 成了个很困难很困惑的一年。远志明的抵赖，撒谎，刘彤牧师对我的反应，其他牧者不同程度上的不理不睬，还有因女童之声事工方面来的攻击，让我实在痛苦，甚至几乎失去对神的信仰。不时苦到经常有再要自杀的念头等┅┅我被带到了死亡的边缘，每天开车去上班不知道晚上能否愿意再开回到家里。有时看到一棵树也会有要撞上去的念头”。真是痛不欲生呵！而且柴女士宣布∶“几乎失去对神的信仰”。如果柴女士所言不虚，请问又如何解释她在第一封信中说的，她在2013年春天和远志明通过教会交换各自的作品，而且“为的是让福音更广的传播”？ 对这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陈情、叙述，我们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可否请高人指点一下？ 柴女士掀起这一场控诉远志明强奸的大风波，据她自己讲“是想用这件事情来说明饶恕的力量，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基督饶恕的大军”。但是，柴女士张口闭口称远先生为“强奸犯”，而且对所有未坚决支持她的人，表达了不加掩饰的不满，无论是对民运人士（如苏晓康），还是对态度真诚、谦和的多位牧师。柴女士可真是饶恕别人的光辉典范！ 2015年2月1日 2015-0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行将见底
程晓农 中美关系恶化之后，中共虽然强调要自力更生，但它的经济却严重依赖石油、粮食和芯片等商品的进口。在对美出口前景未卜的情况下，中共能否有足够的外汇继续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取决于它的外汇储备究竟能否支撑下去。而中共外汇储备的真实状况往往扑朔迷离，不易把握。10月11日国内的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国外汇储备还有多少可用？》，就外汇储备不足发出了警讯。本文详细分析中共外汇储备的真相，认为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行将见底。 一、从家庭金融资产看国家外汇储备 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用个人的家庭金融资产来做个通俗的比喻。分析家庭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了解家里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有多少，借来的钱要还，别人欠的钱如果要不回来就泡汤了，账面上的钱扣除这两部分之后，才是净金融资产。每个家庭正常情况下每月都有收入和支出，如果经常性收大于支，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增加；如果支大于收，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减少。 国家的外汇储备总数相当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但扣除借来的钱和别人欠你但还不上的钱，剩下的才是可以动用的外汇，这就是国家外汇平衡中的净外汇储备。如果外汇经常处于支大于收的状况，就只能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开支窟窿。中共每年要进口石油、粮食、芯片以及其它制造业零部件来维持经济的日常运转，2019年的食品进口为420亿美元，石油2,413亿美元，芯片进口3,055亿美元，仅此三项合计即达5,888亿美元。除了进口需要外汇之外，还有民航、船舶、国际保险等非贸易支出，加上出国者（如旅游者、留学生）所需外汇，这些开支每年还需要1,000亿美元以上。 中共的日常外汇收入主要是靠出口，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本世纪前十年出口曾创下每年平均增长25%的记录，外汇收入源源不断；而今年1到9月的出口只增长2个百分点，与过去的外汇收支相比，几乎就是收入不涨，开支照增。以前中共每年通过对美贸易净赚3,000亿到4,000亿美元，对所有其它国家的贸易大体上外汇收支打平，因此，保持外汇储备稳定的关键是对美贸易顺差。今后对美出口下降，这笔来自美国的外汇来源就靠不住了。少了这几千亿，每年进口所需外汇就只能吃外汇储备的老本。一旦要靠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外汇开支窟窿，就必然造成中共看紧外汇储备这个“荷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到国内中小银行换汇或提取外汇存款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二、外汇储备的虚实面目 表面上看，今年9月底中共坐拥31,426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似乎阔得不行，其实，这些外汇并不都是可以随意使用的现金。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实际上只是个虚数，因为中共同时也背负巨额外汇债务。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按照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0年9月底外债余额为20,325亿美元，其中六成是1到2年的短期债务，到期就得偿还；全部外债当中，硬通货外债是13,498亿美元，占66%，必须用外汇还债。所以，真实的外汇储备要扣除硬通货外债，剩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动用的外汇。过去十年中共的外债余额不断增加，而真实可用的净外汇储备则不断减少，到今年9月底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只剩下1万8000亿美元。 这个账面上的1万8000亿美元仍然是个虚数，因为中共还欠着对外企的隐性外汇债务。中共要求所有外企的投资全部强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把外企投资的外汇全部充填了自己的外汇储备；一旦外企需要汇出利润或者撤资，中共就不得不给他们外汇。目前外商投资已累积到7000亿美元，由于中美冷战大大增加了外企在华经营的风险，大批外企正在部分或全部撤资，所以会集中出现大额外企撤资用汇的需要。按照近期外企撤资三成的最低估计，至少会用去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今后还会上升。从账面上的1万8000亿美元中扣掉这2000亿，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就只有1万6000亿了。 三、外汇储备中现金不多 中共真实的可动用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不是现金，因为外汇储备不能用现金储备的形式放在国内各家银行的账上或金库里；否则，外币一旦贬值，就立刻出现外汇储备亏损。外汇储备也不能分散存到外国银行里吃利息，因为外国银行对存款账户的存款保险数额有限，万一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外汇储备便消失了。外汇储备更不能买很多外国股票或公司债券，因为股市每天波动，贬值或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避免外汇储备贬值，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购买可靠的外国国债。国债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这样便可以让外汇储备稳值或略有增值。所谓可靠的外国国债，指的是这些国家的国债信用可靠，其政府不会轻易破产，它们的国债也不会到期不还。中共虽然与美国为敌，双方已进入冷战状态，但在金融方面却不得不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因为只有美国的国债发行量大而且可靠，而日本或欧盟的国债发行量小，也不允许中共买多了。所以中共为外汇储备购买的主要是美国国债，还有小部分日元债和欧元债。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共到今年8月1日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是10,680亿美元，占其净外汇储备1万6000亿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有少量日元国债和欧元国债。 中国国内一直有缺乏金融常识的“妄议”，以为中共手持美国的1万亿国债，可以作为“武器”来要挟美国，假如大量抛售，便能逼美国于绝境。这种荒唐的想法十分可笑，因为美国的国债发行量目前是26万亿美元，中共只占其中的3.8%，就算全部抛售了，也无法冲击美国的国债市场。何况，外国的政府债券分短期、中长期多种，不到期不会兑付，而中共为了获得高一点的利息，所买美国国债基本上是中长期的，不能随时兑现，而短期国债只占3%。中共若要抛售持有的未到期美国国债，必须找到买家才行，而买家只有在中共压价求售的情况下才会接盘，于是吃亏的只能是中共。 由此可见，中共的1万6000亿净外汇储备扣除了已经购买的外国国债，只剩下5,000多亿美元的现金了。 四、对外投资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就是这5,000多亿美元的现金外汇储备，其实也多半不在中共手里，因为它们基本上被花出去、拿不回来了。过去多年来中共大量在海外投资，目前总额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用5,000多亿现金外汇储备，如何能实现2.2万亿的对外投资？其中的奥秘在于，这2.2万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当中，大部分是用人民币投资，但统计上折算成了美元。 中共不公布对外投资中人民币投资的比重，但可以发现一些参考线索。据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披露，到2018年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总投资达986亿美元，在非洲的投资累计达461亿美元，对香港的投资为11,003亿美元，这三部分合计占对外投资的43%。由于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是人民币投资，中共对其它国家的投资当中，也有一部分是人民币投资，所以中共的海外投资中真正动用外汇的部分并不那么高。虽然如此，中共的巨量对外投资中需要外汇的部分仍然足以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当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即将见底时，中共能把对外投资撤回来，变现成外汇吗？到2018年底，中共的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这些行业的投资占总量的7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个领域的对外投资主要是设备租赁，因为这些设备不容易找到买主，只能租赁，当然设备也就很难出售变现；过去10年中共在国外也投资了大量矿山和资源类项目，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对矿产的消耗比中国还大，因此也不容易找到接手这些矿山的买主；中国公司还在许多国家购买了批发和零售企业，由于疫情的关系，这些行业倒闭风连连，谁会想这个时候接手买下来？投资国外的其它服务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王健林在美国购买的电影院连锁企业目前就因为疫情而濒临破产。 中共在外汇储备尚且宽裕时开放对外投资，而当对外投资达到顶峰、几乎吸干了现金外汇储备时，恰恰遇到中美关系恶化，外汇储备的美国来源将迅速收缩。本来，对外投资是长期项目，投资长周期（30年以上）之后才能用盈利收回投资。一旦外汇储备吃紧，临时想变卖以前投资购买的商店、矿山、仓库，并没那么容易。指望变现对外投资项目来缓解外汇储备的短缺，实属远水不解近渴。 五、三万亿外汇储备不过是虚好看 中共的外汇储备账面上有三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现金外汇储备却快要见底了。这不但令人难以理解，也实在让人不敢相信。但上面的分析说明，正是因为中共高层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共掌控国际局势的能力过度乐观，想操控世界的野心过于膨胀，多年来大规模挥霍外汇去国外投资，结果对外投资吸干了国家的现金外汇储备。 为了维持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支出，中共只能抛售美国的国债。据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9月20日报导，2020年前7个月中共一共抛售了1,07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按照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抛售超过2,000亿美元的美债，持有美债的规模将逐步缩减至8,000亿美元的水平。上文提到，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只有3%是短期国债，剩下的都是中长期国债，而已经抛售以及今后准备抛售的数量达到中共持有美国国债总数的30%；这说明中共为了外汇用度的急需，已经开始抛售以前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了。随着中共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被抛售变现，今后中共将只能抛售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那将出现打折变现、充填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形。 外汇储备最低层次的安全性一般要求覆盖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对中共来说，这样的需要至少达到2,000亿美元的数量；而中共已经通过抛售1,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变现了外汇现金，今后准备再抛售2,000亿美国国债，这正是满足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之数。与此同时，中共最近还不断增加中国国债的对外发行，用这种方式借外汇来应急。这属于寅吃卯粮，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陷阱中。 那么，中共的贸易顺差能带来多少外汇流量呢？今年前3季度其对美出口为3,2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自美进口961亿美元，增长2.8%，对美贸易顺差是2,309亿美元。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拜登家族的电脑门事件进一步压缩了民主党得票的空间。川普明年很可能对中共提高进口关税，这将进一步减少中共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令中共的外汇储备更加吃紧。 今年从4月到9月这6个月里，中共通过对外发行国债，借来4百多亿美元；又在1月到7月期间抛售了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钱都用于必需的外汇支出。即便这样筹措了将近1,500亿美元的外汇现金，仍然无法维持外汇储备总额的稳定。今年9月底中共的外汇储备总额从上个月的31,646亿美元下降到31,426亿美元，一个月减少了220亿。中共不但是账面上的3万亿外汇储备徒有虚好看，而且其外汇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困局面已近在眼前。 原载大纪元，2020年10月18ri，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0/18/n12484121.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中国会勇扛全球化领军大旗吗？
何清涟 美国候任总统川普终于宣布上任后要立即废止TPP，让那些还在冀盼他手下留情的国家完全绝望，智利、秘鲁终于转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替代贸易协议而去。世界很不情愿地意识到，主张美国优先的川普最后可能会将“世界总统”一位慷慨让贤。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将“世界总统”这一位置的职能分拆为二，其网站首页上两篇文章赫然并列，一是《中国将引领全球化》，另一篇是《默克尔是西方衣钵的继承人》，将全球化的经济领军大任降之于中国，西方价值的接班大任赋予了德国总理默克尔。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欧时，已经将价值观火炬传递给默克尔，她也表示要竞选总理的第四个任期。但北京是否愿意接过全球化经济领军的帅旗，却有待观察。 全球化领军缺位，中国为何受到青睐？ 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就“领军”之事表态。但一些民间人士比政府更着急接盘。有篇文章标题为《川普胜选是中国的大机会》，大意是川普要美国优先，退出全球化领军之位，“等于帮中国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战略机遇，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还有人感叹说：“才几十年的功夫，角色完全倒转了：原来美国是全球化的领头羊，中国是闭关锁国的，现在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支持者，美国要闭关锁国了。” 民间人士表达抓住机遇的愿望绝对政治正确，但川普的“美国优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不再出钱出力帮助别国建设他们的国家，并非闭关锁国。川普宣布废止TPP后，美国表示庆祝的群体阶层包括制造业工人及工会，还有环保团体与中小企业。事实上，TPP只是美国承诺进一步免除或大幅度减少成员国上万种商品的关税，并非自由贸易的宣言书。在它之前，世界各国的贸易自由早就存在了多少年，虽然存在关税甚至贸易壁垒，但谁敢说那不是自由贸易？ 中国被相中做全球化的新领军，是因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引发的联想。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今年8月，我在《支撑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动摇》一文中，引述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发布的研究结论，即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上升，但发达国家内部却扩大了贫富差距。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引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引起了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近几天，美国媒体也报道了一个两年前就写出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经济学家贾斯汀·皮尔斯（Justin Pierce）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彼得·肖特（Peter Schott）联合发表，其重要结论之一是：美国自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以来，美国制造业中就业机会流失的一半可以归咎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增加。在美国那些受PNTR影响较大的地区（研究中以郡作为单位），自杀及其相关原因造成的死亡案例明显增多，失业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导致自杀率提高11%。论文提到，相对来说，白人男性从事制造业的比例比其他群体更高。白人男性群体是受影响的“重灾区”。 但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例外，那就是中国成为纯粹的受益者。这个受益可从四个层面总结： 一是GDP总量的剧增。中国从“改革开放元年”即1978年的2168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0.98万亿美元，扩大了整整48倍。 二是从资本净输入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只有对兄弟国家的援助而无投资，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三是养成了全世界最多的亿万富豪。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富人，到2015年，中国亿万富豪高达568名，首超美国（535名）成为世界之最，占全球亿万富豪2188名的四分之一强。2015年中国平均每五天诞生一位亿万富翁。其中科技业、消费品与零售业、房地产业都是富翁“温床”。 四是养成了占总人口20%多的中产阶级。据瑞信《2015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人口，达1.09亿名，超越美国的9200万名中产阶级人数。 不过，中国对全球化也并非全盘接受，比如对普世价值，以选举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等，中国就一直拒绝接受。从胡锦涛时期开始，中共中央不断宣布的防止颜色革命、五不搞，七不讲，就是明确宣布拒绝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与影响。这一点，中共与殖民化时代清朝廷拒斥西化一样，那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今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 在中国政府看来，中国既得全球化经济之利，又避免了西方价值观之害，是一本万利、只赚不赔的生意。也因此，就算美国欧盟等国右翼民粹主义高涨，都反全球化，中国也决不会加入反全球化大军。 全球化领军大旗，中国能否扛得动？ 做世界领袖这愿望，从20世纪以来，不知多少国家的首脑们怀抱这雄心壮志，但都难以达成。无他，因为这领袖地位得有三样：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与价值观这软实力，同时具备三种实力且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少之又少。美国曾被称为“上帝选中之国”，就是它在二战之后，长期保持了这三种实力。 以下逐项检索中国的实力： 以军事实力而论，中国军事实力排名第三、在“全球火力指数”中排名第四，都居前五强之内。不过，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较，世界都知道差距太大，尤其是全球进行武力干涉所需的空军、海军作战能力，实在落后太多。 以经济实力而论，中国虽与美国同为GDP年超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两个成员，但人均相差太多。以2015年为例，在世界191个国家中，美国GDP总量为17.94万亿元，排名第一；中国GDP总量为10.98万亿元，排名第二。但美国人均GDP为49866美元，排名第12位；中国人均GDP为7990，排名第76位。以美国如此实力，尚有70%左右的人民要求美国政府少管外国闲事，多关注国内事务，改善民生。实力远逊的中国必须惦量一下自己的份量：中国的富人数量虽然超过美国，但穷人的数量之多却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新疆、藏区两地及内地每年花费的“国家安全费用”与军费不相上下，这种情况下，能够“维持稳定”就算不错了，根本无法像美国那样做全球化领军，雄心勃勃地外扩。 至于价值观方面，胡锦涛时期还弄了个“中国模式”，一帮中外学者在嚷嚷“北京共识将要取代华盛顿共识”，习接任后，这些说法都束之高阁，只剩下全球大撒币展示经济实力。 以上这些弱项，中国政府心知肚明。充当全球化领军，听起来非常吸引人，似乎是“皇帝轮流做，终于到我家”了。但北京更清楚地知道“梦中黄梁固然味美，眼前饥饿着实难熬”，这“饥饿”就是眼下的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 法国兴业银行公布最新一季的全球金融市场“黑天鹅”榜单，中国因为房市泡沫、高负债和不良贷款，成为最大的“纯经济风险”，并预估中国有20%的机率硬着陆。这个估计并没有夸大其辞，只要看看国内媒体如今喊出的口号是“放弃房地产，保卫外汇储备”，就知道中国外汇储备正面临迅速流失的风险，有如金融防波堤上最薄弱的一环。大家只要想想，中国政府倾力保护的币种不是自家人民币而是美元，就知道这人民币虽然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钦定的五大储备货币之一，但其实力却远远比不上美元。 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一靠超强的军事实力；二靠美元长期获得的世界认同，能满世界卖国债；三靠经济上支持全世界。中国一无美国的国力，二则价值观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三来是人民币没有美元那强势的国际地位，实无接位之能。真要去接，肯定压弯了腰，还弄得全世界喋喋不休，埋怨没前任“世界总统”做得好。 鉴于以上种种事实，可以断定：美国要淡化自身在全球的领导作用，中国确实乐见其成，因为至少会比奉行意识形态至上的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感到的各种压力会小一些。但如果认为北京因西方媒体这种意在警告美国的架秧子哄抬就患上“大头症”，那也是低看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智商。习领导下的中共，决不希望与美国争霸，而是希望国际格局最后演化成美、俄、中三足鼎立，中国师毛晚年故智，游刃于美、俄之间，小心维持自己那资源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利益，以保证中共的执政地位不倒。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1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globalization-20161124/361062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江苏省关于徐州铁链女的调查回避了什么？
何清涟 1月28日以来，徐州铁链女事件不仅在中文圈传得沸沸扬扬，英文的Xuzhou Chained Women信息也多达245,000条（截至2月23日），事件的焦点是中国异常严重的拐卖妇女问题与农村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形成的小共同体犯罪现象。因为意识到不管什么阶层、不管受过什么程度的教育的女性，只要被人贩子盯上，就有沦入地狱的可能。国人盼望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狠狠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但是，2月23日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徐州铁链女的调查终于出炉，恰恰回避了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对官员的处理事由竟完全回避拐卖人口 通过铁链女事件，人们对徐州贩卖妇女的黑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不仅翻出198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作者谢致红、贾鲁生），该书揭露了全国拐卖人口的恶劣现状，对徐州的描述如下：1986年以来，从全国各地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有48,100名。该书还指出一个当时少有人关注到的现实：人贩子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量拐卖妇女，徐州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在1988年前几年内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阜成门六号院”根据这条线索再翻查资料，写了一篇《少数民族激增：人口普查数据揭徐州拐卖普遍性》（2022年2月20日），该文指出，徐州位于苏鲁交界地带，本来绝大人口都是汉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没有什么其他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徐州有18个少数民族，共9000余人。但是短短18年以后，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数民族增加到47个，其中包括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这期间徐州市人口仅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 在1980年代后半期曾出现公开人口市场的宿迁是江苏省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现出现不少民族村，据说是一些被拐卖女子因此地条件优于家乡，转相介绍来此的（当然要收取介绍费）。这种因拐卖女子而形成的民族迁徒，也算人口迁徙史上奇特的一页。 上述文章只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我现在再补充一条，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1年），江苏省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84,126,802人，占99.27%；各少数民族人口为621,214人，占0.73%。与2010年该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5,850,787人，增长7.47%；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236,288人，增长61.39%。这种增长速度不可能是人口自然增长，大都是西南各省迁入的女性人口。 江苏省委省政府抢在两会召开前颁布关于铁链女的调查结果，是想对这件轰传世界的丑闻做个了断。但这份调查回避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受处理的五位丰县县级官员（其中那位徐州市妇联副主席是追查其担任丰县卫健委主任期间的失职）、十位丰县欢口镇村级基层官员的处理，主要事由是在计划生育、宣传不当、婚姻登记、对家庭虐待行为和严重超生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等，完全回避了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中国拐卖人口问题。调查报告中虽然提到拐卖妇女问题，但官员追责时却无此过，这就意味着“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是句空言。 回避了中国农村在拐卖人口上沦为共同犯罪体 铁链女事件引发不少讨论，由被拐女子为何逃不出，引出的事实真相是血缘、亲缘与地缘利益，使农村成了一个个犯罪共同体。许多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镇派出所不但没有发挥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积极作用，反而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中国农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独姓村还是杂姓村，彼此之间早就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光棍扎堆的贫困村落，花钱买媳妇习以为常。为了保护“买来的财产”，会形成一种不宣之于纸面的“乡规民约”，以及一种保护这种“特殊私有财产”的“群防群治”体系。比如一旦发现被拐卖妇女企图逃跑的行为，要给买家通风报信，让他们采取措施提防；对于警察来解救刚被拐卖妇女的意图与行动，村民会预警，会拒绝配合，让警察找不到人。万一被发现，村民会聚集起来阻挠警察把人带走。 再回到徐州，据知情者透露，“在徐州，解救妇女是一件非常困难并且危险的事情。每个村口，往往有老人提着铜锣把守，见到谁家媳妇逃跑或者外地公安进村办案，立马就敲响铜锣，每个家有收买媳妇的恶人行动，被拐的女性插翅难飞，而办案的民警在解救妇女时，被数十上百，甚至数百的村民围攻也是常事”。不过，这现象并非只在徐州出现。事实上，在拐卖妇女儿童问题上，中国农村成了一个个犯罪共同体，从村、乡镇乃至县一级政权都卷入其中。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2月20日，出现一篇网文《丰县董志民家族的前世今生及其关系网》，作者是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该文称，“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董氏宗族，是一个在当地生存繁衍了近六百余年，有宗祠、祖陵的大宗族。考察丰县董家并非欺男霸女之家；也非土匪刁民之辈。为何会诞生作奸犯科的董二瘸子和恶名满世界的董志民？实在不好解释。”文章还特别提到该家族对董志民的冷落，族中的婚丧喜庆都不带他玩，听起来，董的作恶完全与家族庇护无关，是他个人行为。 作者对董氏家族的正面叙述非常详实，许多资料除董氏家族主动提供，很难在网上搜索获得。但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有一个疑问：该族难道不知道董志民家那个女的被铁链锁住囚禁饱受虐待的事情么？如果知道，为什么不能出来制止？上述文章想证明，董氏家族一直讲究体面，但董志民虐待铁链女的惨无人道，却让这个聚族而居的家族努力装点的体面尽失。 结合起来看，我只有一个解释，中国政府想掩盖新农村建设失败这一事实。自从中共中央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将此作为对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在2006年将其细化为“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土地整理，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稳定与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流转土地”，从这些方针不难看出，除了“乡风文明”这四个难以界定内涵的要求之外，具体措施主要着重于物质层面的硬件建设。2021年8月，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调研时强调“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重心也在物质层面。 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意味着文明的同步推进。常见说法是拐卖人口现象严重是因为贫穷落后江苏省自改革开放以来，按GDP总量排名，一直居中国经济发展前五之列，近几年跃升到第二或者第三。徐州市的排名也一直未出前十，2020年跃升至第六，居全国50强城市的第27位。但铁链女事件，却让世界对徐州的印象难脱“野蛮”二字，更让中国政府长达18年的新农村建设光环尽褪，经济发达，一直自以人文鼎盛自居的江苏尚且如此，其他农村地区可想而知。 可以说，徐州铁链女事件带出的人口拐卖与农村成为犯罪共同体真实面目，标识中共建政以来的农村治理基本失败。这就是江苏省委省政府相关调查报告努力回避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所在。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2年2月24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the-issues-evaded-by-investigation-on-xuzhou-s-chained-woman）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反全球化：世界性表演的马戏团小丑
7月20日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召开之际，来自全球约五万人聚集到这个城市，示威抗议「经济全球化」，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在此之前的魁北克34国「北美高峰会议」，瑞典的「欧盟首脑会议」，西雅图的「世贸年会」，以及墨尔本、布拉格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都遇到这种「反全球化」的示威杯葛。这种抗议活动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在瑞典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砸橱窗，抢商店，放火烧汽车，袭击警察。在意大利，警方逮捕了一名德国女性，因为她向意大利偷运石头块，用於示威中袭击警察。在会议开幕当天，就有一名示威者在和警察冲突中丧生。 近年的反对经济全球化运动已变成逢会（世界首脑或经济会议）必闹，逢闹必有暴力，弄得「会」不宁日，警方如临大敌——放路障，筑铁丝网，施放催泪弹，如同应付一场战争。英国首相布莱尔谴责说，这些示威者就像是「巡回世界表演的马戏团小丑」；美国总统布什则较客气，说他们的做法根本不能帮助穷人，只能适得其反。 反全球化的主要理由是：全球性市场经济带来了更大的不平等，劳工条件更加恶化。这种诉求粗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义精神，但仔细分析，尤其是联系具体的经济现实，就会发现它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自由的价值大於平等 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充分的私有制（私营才可能成功，公有已成为失败的代名词），另一个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要素，因为财富和分配的绝对平等是做不到的——人的才能不同，贡献不一样，怎麽可能有分配上的平等，按「需」分配更是乌托邦的幻想。如果硬性要求分配上的平等，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共产国家条件下实现。共产历史已经证明，在那种分配制度下，不仅人的自由被剥夺，而且产生了更严重的不平等，因为决定分配的集团利用手里的权力，形成了一个吉拉斯所定义的「新阶级」，它比资本家更贪婪，更腐败，更残酷，因为它还掌握著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苏联帝国、红色中国和所有实行共产制度的国家，都是这种状况。 而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的地方，虽然存在著贫富不均，财富分配不同，但人们可以享受「机会的平等」，有自由发财至富的机会和可能。而越是对经济限制少、全球化的地方，经济越是活跃、繁荣，人们的生活越是富有。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去年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排行榜」，前四名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美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既无自然资源、又很拥挤的城市，也都不靠外援，之所以经济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限制少，实行了充分的自由经济，全球化程度高。正是香港的「小政府」、「低税收」、经济活动限制少，金融和商业市场比其他国家更自由、更活跃，所以才促进了该地的繁荣。最後一位英国驻香港总督彭定康原来是个崇尚政府干预经济的左派，但他卸任时说，香港的经验改变了他，使他相信自由经济的力量。 美国在前四名中更有代表性，毕竟香港和新加坡仅是城市，而新西兰又很小。美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美国一直实行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强调竞争、市场、全球化和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和分配的平等。据2001年7月14日《纽约时报》的报导，美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九万九千六百三十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去年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就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 ●《资本论》是反全球化的鼻祖 反全球化者强调富国和穷国的不平等，第三世界国家新兴企业劳工条件差，违反人权，财富分配不公平等等，正是共产主义的理论鼻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重点论述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劳工条件恶劣，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越贫困，最後在绝对贫困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全球走向共产主义。但迄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活生生地证明马克思的这些推理都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工人的绝对贫困，而且随著资本的增加，劳工条件不仅得到改善，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全部都比共产国家的工人更富有，福利条件也更好。 据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一书（中国江苏出版社翻译出版时未做任何解释地把关於马克思的一章全部删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得出的理论是根据在当时早已过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期阶段的一些工厂劳工条件的统计数字，他不仅使用单一的资料来源，且断章取义，因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工人绝对贫困的错误结论。约翰逊引述西方研究马克思的著述说，马克思从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工厂、矿山、米场等资本主义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他的《资本论》是一部典型的闭门造车的结果。 ●条件差也比失业强 今天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那些几近疯狂地反对全球化的人，恰恰绝大多数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左派和青年学生，（据美国媒体报导）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工作，完全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金生活。而他们所要求的分配公平，财富平等，所愤愤不平的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劳工条件恶劣等问题，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强调的。在这些反全球化者的抗议杯葛下，一些第三世界的新兴私有企业因达不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劳工条件，而被迫关闭、工人失业。而那些反全球化者，根本不去考虑的是，那些工人失业後，根本拿不到像他们在西方获得的失业福利金等待遇，而是完全断了生活来源，活得更加艰辛，这和那些反全球化者所期待的正好相反。 对於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来说，认可工作条件差一些，也是有工作比没有好。所以很少有第三世界的工人加入这种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活动。 只有通过企业生产创造和积累财富，才能最终改善工人待遇。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资本家不是无限制、无穷尽地「剥削」工人，榨取剩馀价值，而是在积累资本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工人的福利，改善劳工条件。而且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资本家行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逃向第三世界和共产国家，而恰恰相反，第三世界的劳工们汹涌澎湃地逃往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第三世界的劳工们可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且消费者更直接获益，因为只有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才会有产品价格下降，质量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就憧憬人类有一天各国都完全取消关税，产品可以最大自由地交换和流通，使所有的消费者都获益。今天的全球化，就是向亚当．史密斯的理想在迈进。 （载《开放》2001年8月号） 2001-07-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最坏的中国人在台湾
我原来一直以为，最坏的中国人在中国，但多次来到台湾，并在美国远距离观察之后，才发现最坏的中国人在台湾！我在电视上说了这话之后，有朋友问道，难道还有比毛泽东更坏的中国人吗？我说，毛泽东之类是杀人恶魔，不在“人”的讨论范畴。而且，我说的“中国人”不限定居住地，而是指“自我认定”是中国人的人。 我所指的最坏的一类人，主要是指文人，而且主要不是指意识形态、思想观点上的敌人，而是指人品。思想观点不同属正常，更何况思想观点谁都可能往不同的方向改变。但人品、德行方面的邪门，几乎是无可救药的。 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在正常人那里，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是共识的，比如不能撒谎、欺骗、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等。 而邪门的一类人，头脑里是没有这些基本上概念的。比如陈文茜，在台湾总统大选这麽严肃、重大的问题上，她就胆敢编造 “奇美小护士”的谎言，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脸不变、心不跳地欺骗整个世界！而且，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事后，她竟然很自得地在中国炫耀她这一“壮举”。同样，她刻意地弄一个绝不让台湾人民公投能办成的“鸟笼公投法”，事后也是洋洋自得地对中国媒体说，“我表面上给你这个东西，但后面都是假的。”竟全然不知耻地招摇自己欺骗和践踏台湾人民尊严的恶行。连共产党、国民党都不敢公开这麽无耻吧？ 坦率地说，在经历了共产残酷、文革恶斗的中国文人中，我都不知道有谁敢这麽理直气壮地撒谎，尤其是就公共事务。当然很多人撒过谎，甚至弥天大谎，但撒谎者都是强调他们说的是真话，而绝不敢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谎言而得意，尤其是公开地、在公共媒体上得意地直言∶看我的谎撒得多妙！陈文茜居然连撒谎是恶行都不知道！如果知道，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难道不是最恶质的一类人吗？ 再比如躲在阴暗角落、用人间最刻毒语言骂台湾人的郭冠英（范蓝钦——谐音亲泛蓝，亲国民党）。即使针对某一个他个人的仇敌，那都过分到下三流的小地痞程度，而对一个种族，那就是不可原谅的邪恶！全世界哪里都有歧视，但如此恶毒、嚣张地歧视、侮辱一个民族的，大概只有希特勒能跟他比。看郭冠英那些毒蝎子般的文字，我一丝一毫都不怀疑，他要是有希特勒那种权力，会把台湾人全都送进毒气室。郭冠英的下作，远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中国文人。如果他也可以被算在人的范畴，难道不是最阴毒的一类吗？ 在中国，有无数无耻的、给独裁政权护航的文化人，但在21世纪，你找不出任何一个文人，像李敖那样，赞扬共产主义，推崇毛泽东，歌颂邓小平，给六四屠杀辩护，甚至说要让共产党再活一千年。这个以反国民党专制而起家（今天却疯狂反民主台湾、反自由美国）、这个当下还装模作样给胡适做雕像的风头狂，真相信他自己的疯言疯语吗？他是一个为赢得更多民族主义愤青粉丝（背后是金钱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典型。这个在台湾立法院展览他身体的丑陋、去中国给独裁者招摇灵魂丑陋的文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找不到第二个。李敖高喊了一辈子他是“第一”，没错，“文坛邪门之冠”非他莫属。 本书在痛斥一些丑陋的文化人、政客的同时，也推崇的了一些我个人接触到的、代表正向价值的人物。在台湾，虽然有了选举层面的民主制度，但在司法领域，在言论和新闻自由领域，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党国专制时代的遗毒仍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向一个正常、完善的民主国家之路仍步履艰难。许多英雄奋斗了，倒下了，无数优秀的个人仍在不懈地努力著。中华文化总习惯通过赞美君王来灌输大一统、群体主义的思维，西方文化则习惯通过讴歌优秀的个人来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个人主义价值的核心是个体自由、个体权利、个体尊严。在“华人社会”这个概念下，台湾是一个“个体”，为了这个“个体”的权利和尊严而奋斗的“个人”们，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本书也通过对某些人与事，以及一些重大案例的分析，来探讨其背后在制度、法律和文化层面的价值等问题。 最后，由于我在本书中痛批了一些文化界和政界的所谓名人，有朋友警告，要小心诉棍李敖、缺德的施明德，还有那个不断赢官司的马英九等，来打诽谤官司。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声明，本书的所有文章，我都文责自负，跟《前卫出版社》没有关系。如果李敖等，不管他们有谁要跟我打诽谤官司，我不仅将奉陪到底，而且宣告∶他打一个诽谤官司，我一定至少再写十篇痛斥他，看他的官司打的快，还是我文章写的快。 曹长青 2017年4月18日于台北 本文为台湾《前卫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新书《骂赞台湾人与事》的作者自序，该书台湾各大书店有售，网路《博客来》购书∶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2041 金恒炜、彭文正、曹长青巡回演讲 ——声援民视暨新书发表会 两本新书最近由《前卫出版社》出版∶汪笨湖纪念文集《本土原味 台湾心声∶笨湖精彩一生 》和曹长青新书《骂赞台湾人与事》（骂了李敖，陈文茜，郭冠英，马英九，金溥聪，星云和尚，施明德等；赞了彭明敏、郭倍宏、陈师孟、金恒炜等）。笨湖纪念文集三位主编（金恒炜，彭文正，曹长青）会出席台北、台南、高雄、台中等四地的新书发布会；同时也声援民视，保卫本土价值。 一、台北场 时间∶（2017）5月13日（周六）下午2-4点； 地点∶台湾国际会馆（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2段125号伟成大楼15楼） 主持人∶简余晏（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局长） 主办∶前卫出版社 协办∶彭明敏文教基金会，凯达格兰基金会 笨湖纪念文集三位主编（金恒炜，彭文正，曹长青）都出席，前卫出版社林文钦社长也出席 彭明敏前资政，游锡�@前院长，吴澧培资政等将出席，还有卢世祥、杨黄美幸等多位本书作者会来参加签书。 二、台南场 时间∶5月14日（星期天）上午10-12点。 地点∶吴园公会堂（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二段30号） 主题∶《新书，民视 ，保卫台湾价值》 主办∶林俊宪立委服务处 协办∶汪笨湖办公室，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出席∶金恒炜 ，彭文正，曹长青 三、高雄场 时间∶5月14日（星期天）下午2-4点举行 主题∶《新书，民视，保卫台湾价值》 地点∶高雄国际会议中心，高雄市盐埕区中正四路274号（高雄市历史博物馆隔壁）高雄捷运橘线〈盐埕埔站〉02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即可抵达。 主办∶《南方快报》、郑新助议员服务处 主持人∶《南方快报》邱国祯社长 出席∶金恒炜，彭文正，曹长青，郑新助，作家吴锦发，诗人曾贵海，民报董事长陈永兴，基进侧翼党创建人陈奕齐等 四、台中场 时间∶5月14日晚上7-9点 地点∶全国大饭店国际厅2（台中市西区馆前路57号） 主题∶声援民视和新书发表会 主办∶基进党台中总部，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台中分部 协办∶好民文化行动协会，台中市新文化协会，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台湾人权文化基金会 出席∶金恒炜，彭文正，曹长青，田再庭（民视荣誉董事长），Jenny Tsai（洛杉矶《台湾e新闻》主编），杨绪东医师（大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彦斌（台中新文化协会执行长），谢锡安（台湾人权文化协会理事长）等。 2017-05-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星期专论》：「连胡会」损害台湾也损害中国民主事业
连战的中国行被国民党称为「破冰之旅」，但从连战和胡锦涛的会谈来看，这是一次把台湾往「冰窟窿」里推的「害人之旅」，它不仅损害台湾，还由於有利共产党统战、增加中共统治合法性而损害中国的民主进程。 连战避谈 两岸四大问题 因为在前天的「连胡会」上，连战根本没有提出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主要四个问题，第一是要求北京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不再阻挠台湾加入联合国。因为以人口而言，台湾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排名第四十七，经济力进入全球前五名，更是民主国家，符合联合国成员的所有条件，仅因中共阻挠而无法加入。但连战对此却苹字未提，刻意回避。这个所谓的「破冰之旅」根本不触及任何有「冰」的地方。当北京连中华民国的存在都不承认，它怎麽可能真正承认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在野党主席？ 第二应该要求中共撤掉瞄准台湾的七百枚飞弹。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被这麽多的飞弹威胁。但连战对此一句不提。这就像有强盗用枪炮瞄准你家老小，你却到这个强盗家作客、喝红酒，好像没事似地。那麽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家的成员，是不是真的关心家人的生死？你说中国行是「和平之旅」，那麽和平的第一步就应该要求对方撤掉「枪炮」，为什麽对此装聋作哑？ 第三应该要求中共废除「反分裂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成员，联合国宪章写得很清楚，必须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但北京明目张胆地以法律形式要用「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而连战对此没说一句话。这就像有恶棍张贴告示，要杀了你全家，你却以「缓和两家关系」为由到那个恶棍家「对谈」，结果却不谈这个最主要的问题。那麽你去那里干什麽，是去帮恶棍壮声势？ 第四应该要求中共改善人权，放弃专制。台海局势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中共的独裁统治。只有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台海才会有安全。但连战对此竟不说一句话。西方民主国家领袖访问中国，都会提出人权问题，即使为了国内政治和应付人权组织，也得做做姿态。但连战连「姿态」都不做，热中於和独裁者握手、碰杯。当然也不奇怪，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人类历史上两个臭名昭著的列宁式政党，两个独裁党的党魁凑到一起，怎麽会喜欢谈人权和民主？ 两岸对谈 北京找错对象 美国等西方媒体对连战的中国之行普遍负面评价，《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试图孤立台湾陈总统」，《华尔街日报》说连战是个「错误的台湾人」（The Wrong Taiwanese），北京找错了谈判的对象，如果两岸对谈，中国应该和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谈。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没有在野党主席到敌对国家签署什麽共识的，因为它违背基本政治规范。例如美国不可能由在野党主席率领代表团，到美国的敌对国家伊朗、利比亚等去访问，签署什麽共识。在东西德对立的冷战时代，民主的西德，也没有在野党主席去东德访问，和东德共产党签什麽共识。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南韩的在野党主席也没有去访问平壤，和金正日举行「党对党」的对谈。如果南北韩的政治气氛允许这麽做，只能是卢武铉和金正日进行谈判，两个政府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或协议。就像金大中时代，南韩总统曾访问北韩，与平壤达成某些协议。 为什麽人家的在野党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等於告诉国民，我们这个在野党为了党派之争，为了打击执政党，不惜和敌人合作，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其结果当然是损害自己国家本身。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这种做法就会遭到选民的惩罚，丢失更多选票，因此正常民主国家的在野党都不可能这麽做。 两岸分歧 在於价值对立 但连战为什麽就不顾一切，非要和中国的独裁者握手、拍照？主要的原因是连战和胡锦涛在一个思维框架之内，那就是把台海两岸的分歧视为「统独之争」，要联手对付「台独」。但任何一个真正具现代民主意识的人都会清楚，今天台海两岸的最主要分歧，不是统独问题，而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立，是「冻蒜」和「清算」的不同制度选择。主导台湾社会变化的主要力量是民主价值，而民主的核心是人民有选择权利。如果说台湾正走向独立，那这只是认同民主价值、尊重人民选择的一个结果。台湾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变化证明，民主化和本土化已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那样无法分割。只要台湾走向民主，只要台湾人民有选择权，就自然会有自己当家作主、台湾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本土意识和愿望。这就像当年李登辉先生提出台湾直选总统时的那场争论一样，国民党的守旧派认为，只要直选总统，就是台独，因为只经台湾人民选出来的就不再是下辖三十五省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而只是台湾的总统。但推崇民主价值的李登辉坚信民主第一，坚持人民选择权利至上，结果才有了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尊重人民的选择权是价值，而台湾独立只是一个结果，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而要阻止台独的唯一道路是恢复国民党独裁。连战先生认为在台湾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今天，仍然靠「清算」制度维持的中共政权，故意回避两岸的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两种选择的不同，而用「大中国」「国土」「统一」这些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掩盖、模糊两岸的根本分歧。连战在中国的言行，说明他仍然局限在自己是「纯种中国人」这种胡锦涛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中。如果连战有现代民主意识，应该做的是致力国民党改革，以重新获得选民认同，而不是跑到独裁者的土地，寻求共产党这个大恶霸的支持，阻止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 去北京和独裁者共舞 说白了，连战的这次所谓「破冰之旅」，实质上是和中国独裁者的「冰上共舞」。因为北京刚通过的「反分裂法」，遭到台湾一片反弹，两次民调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表示反对。国际舆论普遍谴责中共的这个对台湾暴力法，连美国国会都高票通过谴责案。但国民党副主席却在百万台湾人民抗议反分裂法大游行四十八小时之後，就去北京访问，安排连战之行。这不仅是帮助北京解套，简直等於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台湾内部主要在野党不仅不在乎北京的挑衅，更进而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国共合作。 「冰上共舞」还会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决定，因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给了美国有力的理由说服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连战去中国访问，制造出两岸关系缓和的假象，会给欧盟以理由来寻求解除禁令，从而使中共获得欧洲武器，增大对台威胁。因此连战的中国行，是直接帮助北京，损害台湾，也不利美国的台海安全战略。所以《华盛顿邮报》都说连战的中国行是「危险游戏」。 造成假象 有助中共统战 连战的中国行另一个严重後果，是有助於共产中国的统战宣传，增加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明摆著的事实是，台湾已是党、政完全分开的民主国家，有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确分别；而对岸还是党天下，政经军民商，都要服从党中央，最後听从一个独裁者。因此连宋的中国之行虽然打的是「党和党对谈」的招牌，但由於对岸是党政军一家，结果根本不能是党对党，而是台湾在野党，和对岸的整个统治集团在谈；其结果不仅给了中共一个统战台湾的机会，而且还造成假象，好像台湾在野党所代表的一半台湾人民心向中国，心向共产党。在连战还没有启程去中国时，中共的报纸上刊出的大标题就是：「一颗中国心，连战登陆行」。连宋的中国行，在中共宣传上变成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人民渴望统一」之行，成了共产党对台统战的宣传筹码，更给了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欺骗和洗脑中国人的机会，从而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连战去年败选不认输，煽动街头抗争，已严重损害了台湾的国际形象和民主进程。今天又通过朝拜北京，在损害台湾的主权地位和尊严的同时，也强化独裁政权在中国的地位，难道国民党真的像它的孪生兄弟共产党一样，不怕历史的审判？ 连战为了今天一时的风光，为了发泄当不成总统的一口恶气，就要把自己和国民党一起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独裁者才不顾忌历史定位；在现实社会里，只有疯子才做事不顾後果。本来国民党在李登辉手里完成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变，给国民党在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独裁统治划上了一个体面、尊严的句号。而连战四年来则把国民党这最後的一点体面和尊严撕得粉碎。 在美国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在野党主席根本就不会是新闻人物，民众和媒体都不会关心谁是党主席，因为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完全不重要。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在野党主席是谁。（在台湾有几个人知道？）美国人和媒体重视的是选举产生的总统，他才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对外讲话。像台湾这样已经两次败选的在野党主席，还是新闻人物，还被媒体重视报导，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不仅是罕见的，更是可笑的，这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标志。 虽然在去年立委选举中，由於技术层面的失误和贿选文化的作祟，直接影响了台湾的民主进程，但是这次小小的搁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扭转台湾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的必然大潮；因为这是历史的潮流、人类的潮流！连战和国民党今天的行为，只能成为台湾明天的教科书中，令台湾一代又一代新人不齿的一页！ （台北《自由时报》2005年5月1日“星期专论”） 2005-05-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2👍 0💬 0911 式灾难会不会再发生？
明天就是911事件一周年了，仅仅一年，探究911事件的书和文章已不计其数，在纽约的各个书店里，这类书摆满了书架；据《出版家周刊》的统计，包括画册在内，有150种之多！有怀念遇难亲人的，有描述消防员等英雄的，有挖掘情报失败原因的，有强调美国价值的，题材多种多样，而且很多书都热卖。 在上星期天《纽约时报》畅销榜（非虚构类）上的15本书中，10本和911有关：在93航班领导乘客反抗恐怖份子的那位英雄的遗孀写的《我们动手吧》登上畅销榜第一名，第二名是福克斯电视主播汉尼悌（Sean Hannity）强烈抨击左派的专著《让自由回响》。保守派政评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同样内容的书《诽谤：左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排在第四名（曾居榜首八个多星期）。该书列出780个注释，用事实证明美国左派媒体长期以来对民众的误导。 在这些关於911的书中，美国学者丹尼．派普斯（Daniel Pipes）的专著《好战的伊斯兰进入美国》（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相当受到好评，《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这本书宏观地分析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由来，提出了独特见解。 1981年从哈佛获博士学位的派普斯已写过12本关於伊斯兰的书，早在1995年他就发出警告：伊斯兰主义（Islamism）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一样，是对人类新的威胁。伊斯兰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那种排斥一切、独尊一元的意识形态，那种反西方、反理性的偏执、那种蔑视生命献身未来的煽动，那种强调平等、以集体消灭个人、通过暴力改变世界的乌托邦等，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派普斯强调，自由世界必须像对待纳粹和共产党那样，来击败伊斯兰主义这种邪恶的势力。 但派普斯的警告没有被重视，即使在他发出呼吁的两年前世贸大厦已被炸了一次，六人丧生，一千多人伤残。美国，尤其是左派的克林顿政府，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场战争。而克林顿之前的卡特左派政府，更是荒唐，当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竟夸赞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宗教狂人霍梅尼是“一种圣人”（some kind of saint）。 而美国的左派知识界，就像当年对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时那种绥靖、同情态度一样，不仅缺乏警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推波助澜。派普斯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左派知识份子误导民众的理论和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辩解。 例如对於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左派们强调，只要我们美国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把我们当作敌人。派普斯感叹地说，当年在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时，西方左派精英们同样是持这种论调，英国的张伯伦们把波兰拱手让给了纳粹，认为这样希特勒就不会“把我们当作敌人”。而法国以左派作家萨特、西蒙波娃等为首的知识精英们更是主张要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萨特本人还到巴黎市中心演讲，歌颂共产苏联和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 西方左派们还强调，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主要是贫穷所致，而经济全球化则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别。所以，解决之道是美国必须停止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向那些国家提供更多金钱、物资援助，帮助那里的社会均贫富、实现平等。 派普斯反驳说，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并不是贫穷的产物，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那样的产油富国，照样有大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份子。而且没有经济全球化，没有市场经济，穆斯林国家绝不会变得富有。伊斯兰主义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投入多少经济援助可以解决的，而是首先要摧毁保护暴力狂热意识形态的专制制度，就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先决条件是共产政权被铲除一样。除了派普斯之外，近年来已经有多位西方和穆斯林学者指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对於那些把美国的对外政策说成是伊斯兰主义兴起原因的左派学者，派普斯反驳说，共产主义运动难道是由於美国的对外政策才兴起的吗？伊斯兰原教旨的兴起，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麽，而是因为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存在，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伊斯兰主义的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照出了他们的焦虑、绝望。他们不是遵循正确的道路做自身的改革，而是把一切都归罪於外部，归罪於西方，把攻击西方作为他们愚弄和欺骗穆斯林世界的口实。 派普斯还特别反驳了哈佛的左派教授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说，他认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主义的冲突，就像当年和共产主义的冲突一样，根本就不是文化冲突。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并不是一回事，而是那些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份子劫持了伊斯兰教、劫持了穆斯林世界，那些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就像被奴役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西方世界应该联合那些温和、真正的伊斯兰信徒，来击败这股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 但派普斯的“振聋发聩”并不能解决左派知识份子的执迷不悟。即使911之後，美国左派作家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还在《纽约客》撰文，把世贸被炸、三千多无辜者遇难，和美国十年前抗击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相提并论，表示性质是一回事；桑塔格的最疯狂的左派同志、宣称越南是“正义和自由的榜样”的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911後出版的书仍在把全球的灾难都归罪於美国。而那位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政绩最糟的总统吉米．卡特，上周四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为伊拉克辩护。虽然该报中间偏左，但也实在忍受不了这位前左派总统的智力迟钝，在上周六以罕见的方式反驳卡特，把三封抨击卡特的读者来信作为“社论”发表。其中一位读者尖锐地写道，谄媚几乎世界上每个独裁者的卡特住嘴吧。 左派这种对邪恶麻木、绥靖以及纵容的历史可谓非常久远。二十世纪人类两场最大的灾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都和左派的乌托邦幻想有直接的关系。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知识界，认为纳粹和苏联的制度是“高尚的尝试（noble experiments）”的声音占主导地位。学术界、新闻界和好莱坞的左派们，几乎成了苏联共产党的强大外围。 上个月纽约大学举办了胡克（Sidney Hook）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曾担任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三十年代，年轻的胡克就是在美国学术界这种亲苏、亲共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左派氛围中，成了激进的左派，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把世界从种种邪恶中拯救出来”。後来由於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要求胡克做间谍，在大学收集先进科技情报给苏联，才引起胡克的警惕和醒悟；後来在认清了共产主义的实质之後，他像写出《1984》和《动物农场》的乔治．奥威尔一样，从一个左派转变成了坚定的右派以及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醒悟後的胡克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上自由的最大威胁。”结果胡克在美国以及西方学术界一直受到左派的围攻。不仅像胡克这种著名哲学家，主张彻底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等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受到学术界的排斥。而普通的学者，只要是坚定地推崇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崇尚个人主义高於集体主义、捍卫人类独立思考价值的右翼学者，在学术界得到晋升的机会非常小。而右派作家不仅很难得到文学奖项，更会遭到文学评论界的围攻。 胡克在1989年中国天安门屠杀那年去世了，他终於看到了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胡克留下一句名言，也是他从左派转到右派的人生总结：西方社会的左派们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胡克的话说出了一个尖锐的事实，今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土崩瓦解、大势已去；但共产主义的根基，那种左派的均贫富、依赖大政府包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幻想，反富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以多元文化为由诋毁个人主义高於集体主义的西方主体文明价值等，都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遥相呼应，有内在的密切联结。 911事件，以三千人生命的代价给了美国左派一次重创，像桑塔格、乔姆斯基、简．芳达（好莱坞演员）等极左派，不像反越战时那麽春风得意了。但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最近以畅销小说《海洋公园的皇帝》而引人注目的耶鲁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在九月八日《纽约时报》言论版说，“但愿得到上帝的帮助，阻止我们滑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人类那乌托邦幻想的部份会因为911而消失吗？人类能从此开始认识邪恶的本质麽？当年左派们不去谴责制造邪恶的苏联帝国，却嘲笑指出苏联是邪恶帝国的里根。今天同样，左派们不去谴责制造邪恶的伊斯兰独裁国家，却抗议指出邪恶轴心的布什。 派普斯在书中总结说，这次西方能否击败伊斯兰主义，主要并不在於这股邪恶势力有多强大，而在於自由世界有否足够的智慧，认识邪恶，有强势的声音和力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崛起、蔓延，都不是由於它们本身多麽强大，而是自由世界的人们不肯行动。在911的废墟上，建筑什麽样的高楼大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灾难之後，矗立起认识邪恶的智慧和勇气，它才是人类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人类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後，击败了纳粹和共产主义；自由世界的力量最终也一定会击败伊斯兰主义。但今天西方左派和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模一样的表现预示著，人类这次要付出多大代价，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未知数。 2002年9月10日 2002-09-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欧盟接受群体免疫 中国为何坚持清零？
何清涟 俄乌战争开始后，世界防疫进入反向而行的两极，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一场两种制度的竞赛。此前正在忙于强制推行疫苗护照的法国、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两国政府利用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内战”当然也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经济之都上海开始，陆续推广至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却看不到头。本文将从全球化背景下病毒传播的规律、各国防疫的共同点到最后演化成两种不同的选择入手分析，中国坚持不可能达成的病毒清零的内在原因。 欧盟群体免疫与中国病毒清零的依据 据路透社4 月 27 日报道，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欧盟进入紧急状态后阶段，在该阶段大规模报告病例，据估计有 60% 至 80% 的欧盟人口感染过 COVID-19——根据传染病学家们的经验数据，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居住区域的一种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过，就会形成群体免疫力。基于这点，欧盟委员会表示，今后疫情不会太严重，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时，欧盟各国政府应加大对儿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种力度。这意味着，欧盟各务包括法国马克龙政府2.0版，也不会再强行使用发放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方式，激发本国公民对抗政府。欧盟今后正式进入群体免疫阶段，接受与病毒共存这一模式。 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另一统计口径，不是全国多少人口感染过covid-19，而是接种疫苗人数。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2021年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6.9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1.9亿人，中国疫苗接种率已达80%以上。接种疫苗是为了获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国自夸的疫苗有效性，中国的群体免疫率至少也达到60%左右，但最后却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规模封城。 其他方面，中国与西方也算同步。比如从1针有效到2针、3针，再到加强针之类，接种疫苗本为防感染改为防发病，中外专家同步。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都爆发了民众自发性的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等卫生措施的示威抗议活动，西方左派政府有些还挺羡慕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武汉封城这种地步，有些国家也采取以往不敢的强硬手段逼迫民众。这些抗议活动中，以加拿大卡车司机2021年1月至2月间的抗议活动最为规模盛大，法国马克龙政府采用强制疫苗证重置公民权利的做法是挑战该国民众的容忍底线，引发极大反弹。加法两国直到俄乌战争发生，才中止了疫苗护照的强制推行，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极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实上，只要中国不闭关锁国，与全世界保持经济贸易关系，就会有国际人口流动，而这些流动人口当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这种封城于防控疫情并无实际作用。 西方早已预知：全球化必然引发病毒世界性传播 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偏远小国发生的瘟疫将波及全球，对这一危险的认识，开始于1990年代，2003年中国Sars强化了这一认识。 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其中提到，由于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病毒出现了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原因，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或扩大传播范围。一些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军团病、禽流感和SARS等纷纷出现。该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 2003年中国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与病毒共存更现实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国武汉开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国病毒与传染病专家们就指出，全球化时期，一种病毒出现之后，其前景只有三种途径： 一、通过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控制病毒的传播，比如爆发也可能随着新疫苗的发明而结束。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以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 Nathan Grubaugh为代表，这位专家特别说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新疫苗的研发成功，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疫苗发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因此出现了美中及世界各国要求本国公民不断注射疫苗的情况，疫苗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引发普遍质疑。 二、人类形成群体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数最易感染的人后自行消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发有点像是火灾，疾病爆发有点像火灾。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终，如果没有引燃物，火就会自行燃烧。当病毒不再发现易感染的人时，病毒的爆发就会结束。他说，2015年到2016年发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兹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终结，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流行病学界说的“群体免疫力”形成，就是指这一情况。 三、冠状病毒成为另一种常见病毒，成为人类社会每个流感季节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的米纳与埃默里大学全球健康医学教授杰西卡·费尔利均持这种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说，目前有四种冠状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类，新型冠状病毒或许是成为季节性病毒。 中国坚持病毒清零是为了压力测试？ 既然将近两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无法清零的covid-19，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一条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让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气冲天也在所不惜？ 关于这有许多猜测，包括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斗争，习近平要借机打击江泽民的上海帮等。但我实在想不出这如何能够打击到江泽民势力。放眼全球，有个解释也许能够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组，美欧推行“大重置”时，中国想从内外两方面测试一下中国能够承受的压力点在哪里。 对内，测试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从去年西安清零开始，法国试图通过疫苗护重置公民权，加拿大、美国都试图推行强制疫苗。三国当中，美国遇到强烈抵制，法、加两国引发本国公民强烈抗议，直到乌克兰战争开始，法加两国政府才借机将重点转移至援乌方面，只有中国还坚持在上海继续清零。 对外，测试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有多重份量。选择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首都清零不为无因。上海港货物积压如山，造成全世界供应链紧张，西方媒体引用各方分析论证这点的文章不计其数。早在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公开表示，鉴于奥密克戎变种的高传染性，中国应重新评估其“清零”政策，中国作为主要商品供应国的角色，这些限制现在被证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了负担。此后这类担忧的评论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出现，BBC、《纽约时报》就此发表过不少文章。美国政府更是认为国内通胀与供应链紧张有关系（真实原因其实是财政花费无度，一年举债10万亿），4月22日，美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将取消中国关税。 可以说，美媒与西方国家其他媒体每天都希望中国放弃清零，让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 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与欧盟了解到：俄罗斯的资源供给对欧盟国家非常重要；中国则通过这次压力测试了解到：中国的供应链对当前的世界很重要。无论是抛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2年4月30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4/30/n1372433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吴征和杨斌的九大相似之处
在调查采访杨斌的“传奇”时，总是不期然地想起“巴灵顿博士”吴征，因为这两位中国知名的“富豪”不仅长得有点像，都有元首（圆首）的身躯和气派，而且在编造学历、吹嘘经历、空手套白狼的发财术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粗略比较一下，至少有下列九点： 第一，都是编造学历： 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已成了一个欺世盗名的典故，杨斌大概和吴征并不相识，但好像是“吴博士”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是用编造的海外学历来唬人。 杨斌说他是公派到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军事战略专业的留学生。但韩国记者查询了莱顿大学，该校说“莱顿大学从来没有一位出生於1963年、姓杨的人在这里上过学。” 杨斌说他是莱顿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Tony Saich的学生，但一位曾和这位同在一个学校的荷兰女士对韩国记者说，这位教授目前在哈佛教书，“我问过Tony，他说认识杨斌，但杨不是他的学生。” 在“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网页上列出的“杨斌主席”的英文简历是：“educated in the Netherlands”（在荷兰受过教育）。按中文的字面意思，至少指在荷兰上过学。但知情人说，杨斌在荷兰根本没有上过学。这麽笼统地说在荷兰受到教育，就是要唬人。如果真的毕业於荷兰哪所大学，以杨斌那样善於吹嘘的人，早就会大写特说了。 顺便说一下，杨斌公司网页列出的四位领导人英文简历中，除了杨斌有荷兰受过教育的“学历”之外，只有另一位“科研副总”谷祝平有学历：“visiting professor in US”（美国的访问教授）。美国的大学有几百所，到底是哪个大学的访问教授？这种模糊手法和杨斌的一样，也是唬人的。 第二，都是用骗术哄抬自己公司股票，坑害股民： 吴征的“第一桶金”除了在圣路易士卖保险欺诈中国留学生赚了二、三十万美元之外，主要是靠在香港和中国文化部属下音像公司合资成新公司，吹嘘说要发行“聪明盒”，通过有线电视网的点播系统，打败录音录像的盗版世界；经过媒体宣传炒作，吴征公司的一毛多港币的股票当年就暴涨了100多倍，在炒到4点6港元时，吴征全部脱手，大赚了一笔。但至今四、五年过去了，吴征的所谓“聪明盒”，除了保证他自己聪明地成为“暴发户”之外，再也没人提起过，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唬了那些把积蓄都亏进去的小股民。 杨斌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情形大同小异，中国“证监会”通过查账发现，杨斌公司将过去四年收入不足一亿元的营运资产，虚报为21亿，然後把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股票最高时炒到价值46亿。杨斌在不告诉公众的情况下，悄悄把他手里的公司股票两次就抛出八千多万股。虽然没有像吴征那样“全部脱手”，但也把那些用三块多美元买了他公司的股票，现在股票仅值五美分的股民吭苦了。他自己则成了“中国二富”。 第三，都是玩贷款，套钱： 吴征和杨澜的“阳光公司”几乎总是在进行并购、贷款、融资，在私下里做见不得阳光的“买卖”和交易。但不管怎麽做，目的只是一个，那就是从中国的官方银行，国营性质的公司往他们自己手里套钱。吴征在接受北京《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购并从来都是为了资本炒作而购并。”说白了，不是为了企业经营，而是通过并购来“炒”到钱。 杨斌也是这样，他的公司主要资产都是从中国官方银行贷款“套”出来的。仅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就贷了几个亿，今年第一季度香港一家中资银行一次就贷给他一亿六千万元。 吴征、杨澜和杨斌们成为“中国富翁”，他们的钱是从股民和官方银行那里套来的；他们的“富”建立在吭了百姓和国家的基础上。 第四，都是和高官勾结，合夥“贪赃”： 吴征真正赚到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原中国广电部长、现文化部长孙家正得到的。杨斌在沈阳办花卉公司发迹，靠的是辽宁省副省长杨新华，沈阳市委书记徐文才，以及後来被判死刑的巨额贪污犯、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等。正是通过这些“看不见的手”，杨斌从沈阳和辽宁省拿到农业用地（改做房地产，盖荷兰村），大量低息贷款，以及进口温室大棚的回扣等。 第五，都是安达信公司做的假账： 有人说，美国的《福布斯》杂�液λ懒巳耍�牟其中、刘晓庆、杨澜、杨斌等这些被抓、被调查、被人骂的虚名“富豪”都是这家杂志选出来的。美国的《福布斯》杂志的中国版看来确实有问题，因为它列出的“中国富豪”都是美国“安达信”上海分公司调查评出的。这家公司现在已因做假账而臭名昭著於世界。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也是由安达信公司做的账。 第六，都是在百慕大注的册： 我在“刘晓庆之後该是杨澜了”一文曾提到，吴征持美国护照，中国政府似乎管不了这位“美国人”；他在香港经商，美国政府也似乎管不到这个地盘；而香港商管机构似乎也拿“吴博士”没办法，因为他和杨澜的公司是在大西洋上三不管的小岛“百慕大”注的册。坑害股民的美国“环球电讯”（总裁温尼克Garry Winnick）也是在百慕大注的册，温尼克一开始就准备骗术败漏，卷（抛售股票）款溜之大吉。 杨斌公司的网页显示，他的欧亚农业集团公司，也是在百慕大注的册。而且杨斌比吴征、温尼克还“狡兔三窟”，人家把主公司设在了毛里求斯，网页上这个公司连个位址、电话等任何资讯都没给，让全世界都“摸不到头脑”。整个一个“神耍”。 第七，都是编造在海外的“成功”： 在杨澜的《凭海临风》中，吴征是美国的富商巨贾，一会儿是加州海边的别墅，一会儿是佛罗里达州的豪宅，其实这都是无中生有。实际上吴征除了卖保险从留学生手里赚了点钱之外，在美国没有其他大的成功，他在圣路易士办的两家公司，都被密苏里州商务局取缔，因为没提交年度财务、税务报告，连几十美元的执照税都没交。 杨斌也是这样，编造在海外的“传奇”，说在荷兰创业成功，回国带了“五千万美元”。但荷兰的知情人指出，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常识和实情。 第八，都是找媒体吹捧，靠报纸造势： 吴征杨澜能够“发”起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通过媒体的吹捧，造势。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如果注意中国的报纸宣传，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中国女人像杨澜那样得到官方媒体的比歌颂江青还谄媚的报道。虽然还不清楚到底哪些歌颂报道是杨澜吴徵用“有偿新闻”买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媒体“哄抬身价”，一是壮了吴征杨澜的胆子；二是给了那些当官的一个确信，以为吴杨真的做出了“业绩”，更容易批给他们贷款；三是胡弄了小老百姓，使他们掏腰包，买他们公司的股票。 杨斌也是这样，自己掏钱请中央电视台拍摄组到荷兰为他录制“杨斌成功在荷兰”的电视新闻。中国大陆那些大小报刊上的“杨斌传奇”不知有多少都是这样“传”起来的。 中国的媒体是当今世界最腐败的媒体，不要说“有偿新闻”成为普遍、正常现象，一个编造经历（冒充哥大校董）、吹牛撒谎、谄媚慕绥新等大贪官的杨澜，竟被《北京青年》编辑部列入《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彭波，王林主编），而且书中称杨澜可能是“中国的法拉奇”。这太污辱法拉奇了，因为杨澜正是法拉奇的反面。法拉奇以严厉批评监督著称，而杨澜是吹完自己捧别人。自称“媒体人”的杨澜吴征怎麽可能监督杨斌，他们本身就是杨斌。由吴征杨澜来“监督”杨斌，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 第九，都是“豪爽”、敢吹，能说会道： 熟悉吴征的人说，吴征的外号是“大兴”（上海话指好吹嘘），“吴征这人见面熟，称兄道弟，会拉关系；胆大，敢骗。”“有人想骗没有胆，有人有胆不会骗。吴征则是那种又敢骗、又会骗的人。” 熟悉杨斌的人说，杨斌的外号是“大炮”，指他好信口开河，敢睁眼撒弥天大谎，也是既敢骗，又有骗的能力。荷兰熟悉杨斌的人说，杨斌从好几个中国留学生那里借去了钱，这个几百，那个几千，然後就“泥牛入海无消息”。西班牙老华侨朱光在杨斌的“能说会道”下，卖掉了餐馆，连同积蓄一起，投给了杨斌的公司，最後血本全无。 吴征、杨斌，还有已倒台的“中国富豪”牟其中、刘晓庆、赖昌星等，都“豪爽、仗义”；有口气大、什麽都敢干的劲头儿；有风风火火，叱吒风云，上天入地的折腾劲儿。他们的“豪爽”都体现在大胆行贿，大方送礼。当然“大方”，因为那都是轻而易举套来的钱。 他们是那个制度的产物，而更是那个制度给了他们吹牛、撒谎、欺骗、钻营、暴发的机会，使他们成为中国“首骗”“二骗”，全都能进入中国骗子的“排行榜”。如果没有那麽一个腐败至极的制度，他们的骗术不至於从中国走向世界。吴征杨澜这对“老吴杨”，吴征杨斌这对“新吴杨”，或许有机会进入中国辞海，给後人解释“中国特色的资本家”是怎样发迹起来的。 2002-10-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亚洲资本困守中国的尴尬
今年无论中国政府如何努力吹嘘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中国制造”还是失去了“低成本皇冠”。各种迹像表明，在华外资正加速撤离。 外商投资下降，污染项目填空 中国海关总署此前发布报告预警，从2008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来看，中国今年有外资大规模撤资的风险。撤走的外资究竟有多少？至今中国政府仍未公布相关统计数据。但新引进外资比例下降已成事实，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一季度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21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6%。 面对如潮撤退的外资，中国媒体按照政府口径，一律贬称为“非正常撤离”。另一方面，为了挽救经济颓势，中国政府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大量上马污染项目。2008年11月，在短短三天之内，中国政府就批准了93个投资计划，价值达2600亿元人民币。同时各省级环境部门立刻纷纷效仿，缩短了有关环境影响评估的时间，例如把评估项目对环境影响的时间从60天减少到5天。 这些高污染项目的上马将使中国已经破败不堪的环境雪上加霜。必须指出的是，在2005年外国电力巨头与家电行业大规模撤出中国之时，中国已经在大力引进高污染的PX项目，目前成了全球最大的PX生产基地。2009年一季度，中西部省份贵州、湖南、内蒙古、安徽、四川、江西等省区的工业增速接近20％，得益于大量高污染企业。如江西南昌市新建县、玉山县、余干县，湖南益阳市南县、隆回县；内蒙包头等地都分布有死亡率极高的癌症村。 与2006年中国政府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将宣称要限制外资并购，将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数十个项目列入有关国家经济安全范围，对外资挑挑拣拣的倨傲相比，令人恍然有如隔世。 中国不再是“成本洼地”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港台韩日等亚洲资本来说，5月14日全球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ners）公布的一份报告不是好消息。该报告指出，中国已经丧失了世界制造成本最低国的地位，成本洼地已经转移至墨西哥和印度。2005年，中国在本排行榜上尚位居第一，印度和墨西哥紧随其后。然而到了2008年，中国退居第三，墨西哥则成 为制造成本最低廉的国家。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的制造业成本逐渐接近，中国只比美国工厂低6%。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却比美国低25%。AlixPartners公司董事Stephen Maurer说，以往外国公司将产品制造地选在中国，如不计 算增值因素，就能节约30%以上的成本，但现在于中国而言，这种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AlixPartners公司通过对小型发动机和模具等一揽子的工业制成品及组 装产品进行分析，编制了生产成本指数。该公司对过去三年中劳动力成本、汇率、交通以及原材料成本的变化进行了跟踪调查，并将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制 造业成本分别与美国进行对比。报告指出，2008年下半年的墨西哥比索贬值抵消了其最近三年来劳动力薪资水平的上涨。此外，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墨西哥还 不受交通运费上涨的影响，众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则有助于其削弱进口成本增加的影响。 亚洲资本困守中国的艰难 AlixPartners公司报告预计，随着油价的渐趋温和将降低海运成本，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将在2009年下半年得到改善，但今年不会赶上印度和墨西哥。 这对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亚洲资本来说，2009年是生死攸关的一年。南韩资本则大多采取偷偷溜走的方式逃避债务。据中国媒体报道，仅山东青岛地区，2003年以来，206家非正常撤离的韩资企业，拖欠工资1.6亿元，拖欠银行贷款近7亿元。这还没有计算供货商的损失。那些幸存的港台资本有足够能力转移的已经去了中国周边地区，留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正在苦熬中翘首盼望能接到新的订单。AlixPartners公司的报告表明，它们可能无法盼来多少订单，苦苦支撑的结果最后还是破产清盘。 唯在日本撤资方式不同，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与逆势而取的民族性格。在华的日资企业约有2万家左右，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产品覆盖各个消费领域，从服装、食品、化妆品、电子产品到汽车工业等。这些产品大多在中国就地销售，由于质量优秀受到消费者欢迎。但从去年开始，由于中国国内市场严重萎缩，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考虑退出中国市场。这种撤退被日本政府与国内母公司称为“自我救赎行动”，它们在停产观望之际，正积极探讨在中国等国家的撤退办法。为了减少撤资的风险与损失，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2月至3月期间在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举办了“在华投资企业顺利撤资工作研讨会”，为日本企业讲授撤资诀窍。除了撤离者之外，还有不少日资企业选择留下来巩固中国市场，以压缩开支来应对危机。更有一些日资企业逆势而取，加强开拓中国市场的力度。如日本AE帕瓦株式会社(AEPower)就在今年4月增设了北京代表处，希望更好地与中国国家电网沟通，寻找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蕴含的商机。日立、东丽、川崎重工等在基建领域拥有较强竞争力的日资企业，也正在中国寻找市场机会。 这轮金融危机的结果是再次巩固了美国的强国地位：美国是危机之源，但世界各国却比美国的危机更为深重。目前美国经济已有复苏迹象，各国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好兆头。被国际社会寄以厚望的中国经济却继续处在下跌通道，尽管中国不断发布利好消息，但国际能源署对中国统计数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今AlixPartners公司报告表明，中国已经失去了“低成本皇冠”，这等于宣告困守中国的亚洲资本面临生死难关。 （原载《看》双周刊，第38期， 2009年6月4日-18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习近平反腐引起的舆论波澜
何清涟 如今中共的宣传系统完全乱了章法，8月4日，首发于《长白山报》的《习近平：置个人生死毁誉于度外进行反腐》由凤凰网转载后广为流传，旋即又被大部分网站删除，此事引发了网民的猜测，认为习反腐又有变数，遇到极大困难。 困难当然特别大，这从反腐引起的舆论波澜可见一斑。 反腐重点是警军特 这篇被删的文章其实还可以在网上找到“遗珠”。我认为该文较重要的信息是提到“这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对反腐败形势有一个新提法，就是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坚决地讲到‘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王岐山还指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站队问题、定力问题，也反映了背后是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问题。” 无论是“胶着状态”预示的反腐困难，还是政治高层内部的“站队问题”，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有关方面通过背景各异的香港媒体，以及外媒各种直接、间接甚至隔山打牛的报道，释放了不少信息，善于解读的人早已明白近两年中国高层政治是一番什么光景。 从公布的反腐战果来看，习近平反腐的三大要害部门是警军特。警权与武警指挥权原来在周永康手中，习目前已经将其控制在手；军权过去由郭伯雄与徐才厚双头掌控，随着二人被拘押，人事慢慢调整，习近平应该也有把握控制。剩下的国安系统比较麻烦，这一块本来就是有明有暗，分布全球，目前对北京反腐的价值判断（并非形势判断）十分混乱，其中就有这个系统在起作用。 国安系统曾由曾庆红长期经营，曾退位之后，也一直保持着对这个系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但是，目前江、曾在警、军二系统大势已去，国安系统可以捣乱，可以威胁，但未必能发动政变，更未必能够通过党代会这种制度性安排来废除习的总书记职务。 个人独裁与寡头政治孰优孰劣？ 对这场反腐的价值判断，形成鲜明对立的主要是两类观点。支持习反腐的人理由有二，一是认为反腐非常必要，能够通过反腐抓捕一些腐败分子总比让他们留下继续为祸要好，二是期盼习近平在局势稳定、大权在握之后，有可能实行政治改革；对习反腐持非议态度的人，一是认为这是政治清洗，因而缺乏正当性；二是认为利益集团成员有实行宪政的愿望。 两种判断都有一半对，支持派认为反腐非常必要，绝对正确；反对派认为是政治清洗，这是从反腐对象的选择性来看，也符合当前事实。但无论是前者对习有可能政改的预期，还是后者认为利益集团成员有实行宪政的愿望，都只是一种基于假想的推测。迄今为止，习近平未曾表现出任何对民主政治的兴趣，也未显露出对普世价值的爱好，有的只是“鞋脚论”、“三个自信”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态。但认为利益集团有可能实行宪政的说法更为荒谬。如果说利益集团的代表是江胡时期的政治局常委们，这些人大权在握时，除了温家宝个人在离职前两年曾空言政改，并口头表达了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其余的人大都是“五不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者。这些人对政治的态度是：既不前进（即通过政改推行民主制），因为那会丧失特权与保护其腐败的现存制度；也不后退，因为毛式文革对他们极其不利。他们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保持目前这种半行政干预、半市场化经济的权力经济结构，因为只有保持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垄断并介入经济活动，才能确保他们的家族继续捞钱并且不受清洗。这些人在位时，有权力推行改革却拼命维护现有体制，如今退休荣养却有人希望他们推行宪政，且莫说这只是反对习近平反腐一派的期望，就算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此时真有过这种表达，考虑到他们面临的反腐压力，这种表态的诚意就很值得怀疑。 反腐的前景很容易判断：如果是习近平赢了，将稳固他的个人独裁；如果是习输，结果就是继续维持江胡时期的寡头共治。对民众而言，二者都是独裁，并无本质区别。从政治学意义考察，独裁指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学界根据当时的现实，将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独裁政体以其政治实践昭告世界，这类政体严重侵害和违背民众利益，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因而逐渐被人类社会抛弃。 从中国民众的角度来判断，很难判断个人独裁与寡头独裁孰优孰劣。唯一不同的是，寡头独裁形成的食物链多那么几条，养活的攀附者要多一些。比如中国的政商结合，过去在九龙治水时期，大多数政治局常委们可以在自己掌控的部门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链条，每一链条上各有不同的攀附者。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改，腐败肯定还要卷土重来，就算习王二人清如水，又怎能阻止住成千上万的官僚的寻租活动？ 普世派期待的政改会不会从天而降？ 自由不是免费的。宪政改革完全不符合中共极权政治的需要，更不符合中共利益集团的需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改不会从天而降。我的理由如下： 中共从来就是危机推进型改革，没有内生危机，绝不可能思谋改革。中共判断改革是否有利，可能与清朝末年统治者相同，是既要保大清也要保中国，保大清先于保中国。戊戌政变之后，清朝廷宣布康有为及其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赫然醒目：“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以后此语几经流变，演变为慈禧太后亲口所言的拒绝行宪的理由。这段话说明，清朝廷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利益与清皇室的利益并非一致，行宪可能导致皇室天下不保，但于中国有好处。这与中共目前面临的局面相同：推行宪政可能保不住中共的特权与执政地位，但于中国有益。这恰好成为中共绝不接受的缘由。中共一直将本党执政权包装成“国家的核心利益”并昭告天下，要求美国等予以尊重。习本人既然斥锐意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不是男儿，目前也不大可能来个脑筋急转弯。 鉴于此，我还是坚持我2003年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所做的判断：中国将长期维持“溃而不崩”之局：维系一个社会的支柱有四根，在生态基座、伦理道德（在它国还表现为宗教文化）、基本生存条件（就业）等都遭到严重破坏之时，中国只剩下政府强管制这一根支柱。如果在这支柱倒塌之前，中国不能营造一个新的制度出口，很难对中国前景做出乐观预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6期，2014年7月25日—8月7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954）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塑料王国》里消失的政府监管
何清涟 纪录片《塑料王国plastic china》在阿姆斯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奖。通过此片，制作者王久良将中国的白色污染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展现给世界。我在观看这部片子之时，却发现一个画面表达之外的问题：这一归属于环保产业的再生资源行业，从原料（即从业者口中的“洋垃圾”）的进口到生产（清洗分类）与最后对废弃物焚烧时的漫天黑烟，完全是非常不环保的有害处理、不断释放高污染的过程，在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塑料王国》里的小厂商与从业者说，他们只防记者，因为担心被记者曝光，但几乎没人说过担心政府的环保部门。 进口洋垃圾：一项合法的进口贸易 我在国内时就开始留心这方面的信息，所谓“垃圾”的官称就是“废旧物质”，环保称呼是“可再生资源”，废纸、废塑料、废五金、废钢铁、铝废碎料、铜废碎料、旧电子产品等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尽囊括在内，当然也知道有“洋垃圾中淘金”之说。 经济大国的地位与电子废料的产生相当。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是公认的第一大电子废料制造国，与经济地位相称，中国也在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电子废料制造国。根据2010年的联合国环境计划报告，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设备废料高达2000万至5000万吨，从2011年开始，中国年产230万吨的电子垃圾，並每年进口全球电子废料的约七成（1400万至35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进口国。河北、山东、江苏、广东等十几个省都有“洋垃圾”处理地。 除电子废料之外，中国每年进口多少“洋垃圾”？官方并没有公开整体数据，见报的仅有一些零散的数据：2010年，中国进口废纸、废塑料、废五金等固体废物达4800多万吨，价值300多亿美元，2012年则达到约400亿美元。其中仅废旧塑料一项，中国海关2011年到2013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年进口800余万吨。 中美贸易当中，可再生资源是一大门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自2000年至201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可再生资源交易额从7.4亿美元上升到115.4亿美元，2011年占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的11.1%，仅次于农作物、电脑和电子产品、化学品和运输设备。当然，这些进口的“洋垃圾”不仅来自美国，还有从欧洲、南韩、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进口的。 洋垃圾背后的跨国产业链 人类的消费欲望几乎无尽地扩张，环保的需求催生了资源再生行业，这个行业的存在减缓了人类攫取地球有限资源的速度，因此得到发达国家政府的鼓励。美国和欧盟都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提出了相关要求，自2000年以来，美国先后有 20 多个州在制定电子废物专门管理法案。美国高科技公司也在设计既容易回收，又对环境损害较小的电子产品。据说美国电子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可高达97%以上。欧盟委员会则要求欧盟国家在2015年实现75%的回收率和65%的再利用率。 但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处理1吨电子垃圾需要花费400至1000美元，而出口费用每吨只需10至40美元，因此，很多公司都将电子垃圾卖给废品出口代理商。2012年美国有六成的资源再生在国内进行，四成交给海外。据说是可用机器处理的就放在国内，必须要用人工处理的则图节省人力成本，打包卖给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与巴西。英国等欧盟国家的企业也同样如此，收取政府的补贴后，对垃圾不进行分类处理就装进集装箱，省下大笔处理垃圾费用，再卖给中国等国的进口商获取收入。 中国买家为什么最受欢迎？《塑料王国》说得明白，因为中国商家往往愿意出高一倍的价格。中国媒体早就关注到“洋垃圾”在中国野蛮处理后将严重污染中国的环境，在《全球电子垃圾七成弃华》、《入世五年 中国变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垃圾场》这类报道中，都严厉谴责了美欧日本以及中国那些利欲熏心的商人，但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因素，对项目负有审批与监管责任的政府都放过不提，人民网在《全球电子垃圾，毁了中国环境》一 文开头就说，“70%的电子垃圾在中国翻新、拆解、掩埋，折射出一些人的短视与愚蠢”。 据《中国渐成发达国家“洋垃圾” 走私者数十倍暴利》一文揭示，这条“洋垃圾”产业链由国外供货商、中间商与国内进口商组成。国外供货商都有自己的垃圾收集打包厂，通过接收政府补贴，处理垃圾。中间商通过销售城市垃圾可获得10美元/吨左右的直接利润。国内进口商选择购买境外未分拣的城市垃圾而非分拣后的垃圾废物，更主要考虑成本因素。国内分拣成本只相当于国外分拣成本的十分之一，如果购买境外已分拣垃圾，购货成本将远超过境内销售金额。 国内进口商的主体多为贸易公司，在港口附近建有专门的简易垃圾分拣厂，对进境垃圾分拣销售后牟利。据被海关查获的合肥和普贸易有限公司人员供述，其从荷兰购买的763吨“洋垃圾”成本为每吨1000至1100元，但分拣出的废纸市场售价在每吨2000元左右，分拣出的牛奶瓶、矿泉水瓶等塑料制品市场售价在每吨7000至10000元，分拣出的铝制易拉罐等售价也在每吨4000元左右，约占总量8%左右的不可利用的剩余垃圾则交给有处理资质的企业，每吨只需60元的费用。 分拣人力成本低是国内进口商赚取暴利的另一原因。据说国内分拣成本只相当于国外分拣成本的十分之一，中国分拣工人月工资只有2000元人民币，工作时间达到每周60至70小时，分拣过程中几乎无防护措施；而欧盟国家分拣工资为每月2000欧元左右，工作时间每周只有40小时，必须配备成本很高的防护服等。 该文揭露的事实触目惊心，但却用“走私”一词掩盖了这个行业缺乏政府监管的事实。那么大、那么多的垃圾分拣场，当地政府怎可能看不见？中国政府什么都可能忘记，但决不可能漏掉收税的肥羊。 暴利污染行业折射政府监管缺失 这样一个牵涉到国际贸易与可再生产资源利用的行业，至少要有国家商业部与环保局等几个部门的审批才能拿到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但是，拿到许可证的企业只管进货与过关，进了中国境内后，就会分批发卖并无牌照的众多小企业甚至家庭作坊式的个体户，即《塑料王国》里那些中小企业主与家庭小作坊。据郑州杏坛塑料商会秘书长对记者介绍，在河南中牟县百余家塑料加工企业中，仅有两家拥有进口许可证。 中国政府在监管方面严重失职。2002年虽然有政府行文禁止电子垃圾进口，但是，垃圾还是被高价竞买的中国商人一船船地从世界各国源源不断运入中国。2011年8月1日起，由国家海关总署、环保部等五部委联合制定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对进口固体废物国外供货、装运前检验、国内收货、口岸检验、海关监管、进口许可、利用企业监管等环节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号称“进一步完善了进口固体废物全过程监管体系”，但状况并无好转。纪录片《塑料王国》显示：这些“洋垃圾”进入中国后的落地之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港口行政当局，对其造成的污染基本不闻不问。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个“洋垃圾”处理行业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税收，监管部门将监管当作寻租的工具。 《塑料王国》中，从业者形容这个行业说：“空气不好，水不好，就是钱好，垃圾一来，大家说来美元了。不是说笑，钱真是拣出来的”。 我曾在《中国污染的共犯结构 ——中国2013“经济改革”的焦点》中分析过，政府官员从审批到监管，每个环节都寻租，加上官员政绩考核及财政预算这两大体制性作用，污染企业与政府部门早就形成一种共犯结构。但那时的中国政府还总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治理污染，如今几年过去，环境污染更严重了，一篇《浸泡在农药化肥里的国度，即将爆发的癌症群》发出的其实是中国人生命的哀号：未来十年，中国癌症将现井喷。33%的家庭，将因此耗尽所有积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污染的土地成为中国人的隐形杀手。 但政府对环境生态的叙事内容却悄悄在变，前一向北京将雾霾称之为气象灾害，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在1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环境污染极为严重，但却说看不到何时能改善。 中国官方环保叙事方式之变后面，隐藏的其实是一个绝望的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200期，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19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su-liao-wang-guo-li-xiao-shi-de-zheng-fu-jian-guan）
何清涟2025-11-06 06:31👍 0💬 0中藏“17 条”的签署真相
5月23日，是西藏和中国签署所谓“17条”的周年日。每到这个日子，中国政府就喜欢做文章，强调北京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但北京不敢允许媒体报导西藏历史真相，更禁止人们自由讨论西藏问题。 事实上，“17条”仅是西藏人和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签署的两个正式条约之一。最早的条约签署於唐朝时期，两国签署了“蕃汉盟约”（西藏当时被称为“蕃”），确定蕃唐是两国国家，互不侵犯。唐朝还向藏王松赞干布献上妃子（文成公主），以求世代和好。 1951年春签署的“17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西藏主权从此归中国（解放军进藏，国防、外交等由中央政府负责）；二是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不变，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等不变）。这个协议可以说是最早雏形的“一国两制”。 当时藏人所以同意签约，因为中共兵临城下，邓小平属下的野战军已攻占西藏康区首府昌都，直逼拉萨。解放军有五百多万，而当时西藏全部人口才三百多万，藏人根本无法抵抗。 由於藏人代表不同意北京提出的协议草案，最後双方另拟了“附件”，条款有藏军不改编，达赖喇嘛如逃到外国，任何时候回来都是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等。但中共违背承诺，没有把附件和17条一起发表。至今也没有公布这个附件。 1997年我在伦敦的“汉藏会议”上采访到当年参加“17条”谈判的藏人翻译达拉．澎措扎西（P. T. Takla，曾担任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和西藏流亡政府国安部长）。他说∶当时中国政府谈判代表拍桌子恐吓，说如果不签字，解放军就开始进攻，动武的。最後藏人谈判代表被迫签字，五名藏人代表在协议上盖的私人印章，是北京方面事先刻好的；达赖喇嘛是在拉萨从收音机中听到17条内容，事先并不知情。仅从这些细节就可看出，这个协议并非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即使这样的协议，中共也没有遵守。解放军进藏不久，就违背了17条中不改变西藏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承诺，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激发了西藏人民在1959年起义。起义遭到严酷镇压，达赖喇嘛和八万多藏人逃亡到印度。 中共对西藏实行的殖民统治，可从过去几十年来西藏“一把手”的人选看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曾雍雅、任荣、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陈奎元，及後来上任的郭金龙等，全部领导人，都不是西藏人。 许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强调不主张西藏独立，仅要求高度自治，要求的内容并没有超过“17条”。但北京政府不仅闭门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并故意指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愚弄无法得到自由信息的中国民众。但这种拒绝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的愚蛮，只能导致国际社会更关注和同情西藏人民的处境，使西藏问题更加国际化。 原载2011年5月18日《大纪元网》，原题∶殖民统治下的西藏 2013-05-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我的脸书不给恐怖言论空间
有人在我的脸书页面上连篇累牍（10条、20条）地刊登转载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文章及视频。我发现后，现已全部删除。原因有这样几个∶ 第一，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非常明确，哈马斯是恐怖分子，是跟当年纳粹那样的邪恶。在德国和美国等民主国家，都不给纳粹宣传空间。哈马斯等恐怖分子有意杀害平民（甚至用自己的人民做人质，掩护飞弹基地等），完全是邪恶行为。所以为邪恶辩护的言论，在我这里没有空间。 第二，这是我的个人博客（脸书），不是公器般的报纸等媒体，这里只是登载我自己的文章，传播我个人认同的理念。其他人想做自己的宣传，请到你自己博客。别利用别人的阵地偏执狂般地做自己的宣传。 第三，在阿拉伯报纸，西方左派媒体，还有中国官方媒体，都是长期宣传支持巴勒斯坦，支持阿拉法特，甚至言论偏袒哈马斯，他们用所谓强弱（以色列强大，巴勒斯坦弱小）来掩盖对与错、是与非、文明与野蛮的根本区别！所以不少台湾的读者，也被误导，甚至被洗脑，也跟着西方左派的调子，以所谓支持弱者的名义，支持巴勒斯坦的野蛮势力，支持哈马斯。我的小小的脸书博客，只是对这种强大媒体宣传的一点点对抗（平衡），所以在这非常有限的个人言论空间，不能给那种跟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左派鹦鹉学舌者以机会。 第四，在台湾有相当一批被左倾宣传洗脑的糊涂人，把台湾自比巴勒斯坦，把中国比作以色列。这不仅是不伦不类（台湾跟哪个国家也没有过宗教冲突），这简直是自我贬损、自我作践！台湾怎麽是巴勒斯坦？台湾有哈马斯吗？台湾有恐怖袭击吗？台湾有用自杀炸弹去有意杀害本国或他国平民吗？面对蒋介石国民党们的欺负凌辱歧视等压迫，台湾人民一路都是用理性在抗争。我不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镇压人民的独裁政府，但是，任何使用故意屠杀平民、制造恐怖的手段都是人类最野蛮的邪恶，是任何文明人都绝不可容忍的邪恶！ 无论多麽弱小的一方，都绝不可使用故意屠杀平民的手段。无论你有多少委屈、多麽“正义”的理由，但只要使用这种手段，就立刻改变你抗争的性质，你就成为绝不值得同情的邪恶一方！ 中国和台湾的关系，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完全没有任何可比之处——以色列是民主国家，中国是独裁国家，两者是根本性质的不同。同样，巴勒斯坦是比独裁国家还不如的、被极端宗教分子主导的、经济极为落后的恐怖主义国家，而台湾是民主的、和平的、经济繁荣的国家。所以，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实质是跟哈马斯）的冲突，比喻成中国跟台湾，不仅是对中东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也是对台海两岸真实境况的无视。无论在台湾还有多少不公不义，都绝不可把台湾比作巴勒斯坦，那是对台湾、对台湾人民的巨大侮辱！ 我的脸书主要登载我的个人文章。由于读书写作很忙，对读者留言都没有作答，非常抱歉。另外我也不习惯在脸书上公开回答读者来信或留言。如来信，请寄我的个人信箱∶[\[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多谢理解和支持！ 2014年7月25日 ——原载“曹长青facebook”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曹长青：所谓要渗透台湾的「共谍」是冒牌的吧？
中共特工渗透香港、台湾、西方，这是常态。但看了澳洲媒体（60 Minutes Australia）对王立强的专访视频，令人质疑，他真的是要渗透台湾的中共军方总参的特工吗？ 1，他的所谓爆料，基本都是媒体上有过的；并没有特工作业细节。留心点港台新闻的，这些都说得出来。 2，他2015年才从安徽财经大学的油画系毕业，中共怎麽找个26岁画画的负责对台渗透？他在专访中说，由他负责对台湾渗透发出命令。这点太难令人信服。 3，一般中共间谍都由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原隶属国家安全部）等特工学校培训。他这个年龄，又是画画出身，没经过这种培训，就重用他为港台情报负责人？完全不像那麽回事。 4，他不会英文，怎麽会派海外做特工？看澳州电视采访，全程要靠翻译，好像他一点英文都不会。中国的外语人才多如牛毛，怎麽可能派出这麽一个20多岁的土包子掌管港台两地的情报工作？太开玩笑了吧？ 5，《纽约时报》报导说，「王立强写道，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画家，2012年就搬至澳大利亚学习。在2018年12月看望了她和孩子之後，他决定叛逃并寻求庇护。」从常理和惯例来说，中共特工的妻小多是留在国内做为人质，怎麽可能让王立强全家在澳洲几个月？ 6，他手持的所谓韩国护照，被香港《南华早报》报导韩国事务的记者John Power发现，上面韩文名字与英文名字Wang Gang完全不符。如是中共提供的假护照，连这种基本问题都出大错？ John Power的质疑得到美联社驻韩国记者姜大翼（Dake Kang）的证实与呼应。姜大翼是美籍韩裔，韩语是母语，也精通英文，他与韩国方面联络得知，王立强的韩国护照右下方持照人那里，应是韩文名字曹京美（女性名字）。记者感叹：「为什麽会出现这麽基本的细节错误? 」（两记者质疑文字请见照片）。 7，如真是中共特工，怎麽能这样大喇喇地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当年逃到美国，揭露中情局内潜伏共谍金无怠的中国国安部官员俞强声，从来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也没露过面，至今低调到无人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他是真特工，一定会被美国当局保护起来，怕中共杀人灭口报复；以後再有涉及共谍的事情，还可能请他来分析（真懂中共情报工作）。王立强这样四处接受媒体采访（电视，报纸，甚至海外中文网络等），说明澳洲情报机构根本没有重视他，更没有提供保护。这点也令人质疑，他真的是中共总参特工吗？ 8，据王立强在接受澳洲媒体所言，他今年五月决定叛逃，向澳洲当局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在澳洲《60分钟》电视采访中，他没有说政治庇护被批准。如果批准了，以他在电视采访中那种随口讲话的风格，应会大肆渲染，他政庇被批准了，这更能证明他是中共特工，因澳当局的批准等于是一种认定。但他的政庇至今没被批准，这是不是等于说，澳洲情报当局还没有认定他是真的中共总参特工？ 9，王立强现在这样四处接受媒体采访，可能感觉自己政庇要被拒绝，所以想通过媒体造势，促使澳洲认可他是共谍而批准他的政庇。这可能是王立强（如真是共谍）违背常规常理而四处接受采访、主动曝光的原因。如果是真间谍，应会低调，以保护自己和家人（不被中共报复）。 10，澳大利亚的那个电视节目，给人感觉明显故弄玄虚。40多分钟长的节目，有王立强的镜头只有四分之一，其它都是渲染的背景资料等。而且开始就用神秘兮兮的汽车场面，里面绿色光点闪烁等，制造迷离气氛。这个并不像专业的新闻记者所为。而且记者根本没有问关键性的一些问题：学画画的，毕业後怎麽被选做特工？在哪里做过培训？去过哪些国家，做过什麽特工的事情？他的韩国护照上为什麽是女性的韩国名字，且与英文拼音完全不符？他在电视上说不知道间谍和特工是什麽意思，只是觉得爱国的事情就要做、反台独港独的事情要做。这更不像是专业特工的话。 11，王立强在澳洲电视节目上明确地说，他参与了在香港绑架铜锣湾书店的经营者李波事件。但铜锣湾事件发生在2015年10至12月。按照澳洲媒体引述王立强所说，他是安徽财经大学的油画系毕业（2011年入学，一般本科都是四年），他怎麽可能刚毕业第二年，就已是在香港负责绑架等特工主管之一（他当年才22岁）？这完全不合常识逻辑。 总之，这个所谓的「共谍」疑点太多了。当然，如果王立强是冒牌的，不等于说中共对香港、台湾及美国等没有大量派间谍渗透。操纵「第五纵队」、玩特工和间谍战，一直是共产党最擅长的绝活。但这个王立强，却不像是真的特工，很像是需要解决身份问题，用这种方式寻求政庇。当然这些都是常识推理，最後真相如何，还需继续观察事态发展。 由于藉所谓反共而造假，之前有过很多先例，这个「共谍」王立强也是疑点太多而令人质疑。之前，仅我本人就质疑揭露过几件（当时都是轰动性新闻），後被证实全都是造假。例如： 《天安门文件》造假，台湾情报机构被骗（见我的文章：https://www.ntdtv.com/b5/2014/08/19/a1131453.html）； 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始末 （https://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ID=312）； 「天才作家」韩寒的大骗局 （https://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ID=2588）。 我当时写这些打假文章时，都被反共人士攻击。但在我这里，真假绝对高于是否反共。中共的本质是虚假，假的打不倒假，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虚假。必须强调、坚持诚信的价值！ 2019年11月24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民报》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1e162618-95d0-4869-bc4e-2e229703afa4 附录： 曹长青：六四《天安门文件》造假 六四事件距今已20多年，虽然这个事件的性质人们已清楚，它是一场政府对平民的屠杀，但具体是谁下令，如何决策等内情，由于中国仍是专制，信息封闭，所以外界仍不完全清楚。民间关于六四的书，已有好多本，但当时最有影响，甚至引起轰动的两本书《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和《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为《中国「六四」真相》，今天看来，基本都是杜撰的，甚至可说是「伪书」。 在六四过後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就连载《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後又出单行本，作者为「江之枫」。这本书以一位中南海秘书的口气，对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进行了绘声绘影的描述。那口气和笔法，给人强烈印象，这位「秘书」非常知情，掌握很多内幕。 这本书当时爆红，台湾的情治部门相当重视。八九年底我和一批异议人士到台湾参加会议时，那里的官员神秘地披露，他们把这本书的作者请到台湾，说是获得了中共高层的重要情报。 这本书其实是政治三国演义，里面没有文件出处或内幕来源等。後来得知书的作者是吴建民，就更确定，这是一本政治推理作品。我认识吴建民当年我在《深圳青年报》做副总编辑时，吴建民来报社应征，是我负责人事考核的。当时他是中央党校的普通教员，来深圳闯天下。他虽然文笔不错，但不太适合跑新闻，工作几月後，就去了深圳华侨城办公室工作，後来旅居美国。如果他和中共高层有那麽深的关系，知道那麽多内幕，我们报社肯定会继续留用他。 吴建民写政治推理小说 但吴建民没有说他的书是文件或内幕，他只是在一个热点上，写出一本畅销书，是个机灵的人。但台湾的情治部门把它当作「机密」，由此也可看出，为什麽国民党输掉了中国大陆，它的情报部门到八十年代末，还对共产党的情况这麽无知。因为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判断能力，一搭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本政治推理小说。 有报导说，这本书还要出英文版，但後来没了下文。可能是英文出版社首先就会问，这是虚构（fiction），还是非虚构？如是虚构，就没多大出版价值。如果是非虚构，那就要给出资料出处，还有作者的身份是否能获得这种重要信息的考虑等。像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美国出版社首先要证实他是不是毛的医生，否则就很难出版，因为没有了「权威性」。 吴建民後来回广州时，曾被中共以「替台湾搜集情报」罪名拘捕。但最後中共也没拿出证据，他就被释放。数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吴建民，我们随後通过电话和电子信，但他已转行从商。这些年，在媒体上也没再看到吴建民的消息和作品，他那本书就真成了「王牌出尽的桥局」。 新华社内参被说成「报告」 关于六四题材，比《桥局》更轰动的，是後来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随後又出中文）。该书作者「张良」也是笔名。张良到底是谁，至今外界也不知道，只是三个编辑《天安门文件》的美国「中国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加大河滨分校特聘教授）、夏伟（Orville Schell，加大伯克利新闻学院院长），用他们的公信力做了「担保」。 但这三个中国问题专家到底对张良知道多少，也很难说。《天安门文件》问世这十多年来，张良一直都是「隐身人」，从不露面。这无法不被令人怀疑其身份的「权威性」。 为什麽要隐身？很可能是怕真实身份曝光，导致《天安门文件》的可信性打折扣；因以他的身份地位，很可能拿不到真正的「文件」，由此证实人们的质疑书中的所谓「文件」不是真正的「中共文件」，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本人杜撰的。 事实上，即使略过作者身份，仅从书的文本就可看出这本书不仅故弄玄虚，甚至弄虚作假。因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占95%），根本不是什麽中央文件，而是报社内参、情况反映、动态清样、简报的汇编。但全书却分成「国安部报告」、「各地省委报告」、「新华社内参」和「中共文件」等四大部分。 在国安部报告部分，从口气来看，完全是报社写的内参，例如在北京校园跟学生的对话等，从常识上判断，也不会是国安部人员所为。作者所以把它称之为「报告」，就是想提高它的「份量」，否则全书到处都是报社内参，那个「天安门文件」的头饺就有问题了。 「到截稿为止」露出马脚 所谓「各地省委报告」更是假的，因为口气完全不对，全是第三人称，根本不是以「第一人称」的省委名义和语气写的。「报告」落款有时间，很多竟是下半夜一、两点，甚至凌晨四点发出。省委为什麽不白天工作、发报告？从「报告」内容看，也没有这种紧迫性。而且向中央递交的报告，怎麽可能这麽草率，在半夜草拟发出？ 实际上，对中国宣传机构、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是驻各省会的大报记者，按惯例深夜发的内参稿。因记者站多是设在省会，所以这些「报告」只是写了省会的状况。如是省委报告，应会写全省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发自西安的「省委报告」，文中竟有「到截稿为止」 （还有用「据悉」）这种记者惯用语，而根本不是省委报告语言。记者内参会有大量这种「到截稿为止」的新闻用语，「张良」可能费心良苦地做了删除，但没有删干净，留下了致命伤。 即使是「新华社内参」部分，很多也被写成「上交报告」。作者也是想尽量少提「新华社内参」，以免让读者想到这麽多内容原来只有一个文件数据出处。实际上当时新华社有八种内参，在情况紧急时，每小时地上报。 但即使把记者的「内参」拔高为「报告」，毕竟这些报社内参还是原始存在的。而《天安门文件》更令人质疑之处，是作为 「卖点」的三个「中央文件」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私人谈话、中央政治局会议、八老会议。这三个文件，全都没有编号，作者也没有提供文件原本或复印件。这是最令人怀疑之处。因按惯例，中央文件全都有哪年度几号文件的编号等，以确立其权威性、准确性。 杨尚昆「记得」胡平、陈军 那三个卖点「文件」的内容和语言本身，更能让人看出有假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与杨尚昆之间那麽带有历史定论性的私人谈话，包括对军队的掌握，对高层核心人员的安全问题等的推心置腹交谈，不可能有秘书记录，更不可能形成文件。邓杨两位老人，更不可能边走边自己记录，那场面太可笑。而且像邓杨这种高位的人，又是八十多岁老人，也不可能说出只有下属们才了解的钗h细节。仅从这点，也可以判断，这个「邓杨私人谈话」很可能是张良推理想象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更假了，里面有描述性语言，例如什麽「望著说」之类。政治局会议记录不可能有表情的描述。英文版无法处理，只好把它括起来。 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也明显是假造的，因为杨居然提到纽约的民运人士胡平、陈军等名字。作为国家主席，而且是八十岁老人，按常识逻辑，他怎麽可能记得海外民运的具体人名？只有中共驻外记者写的内参或简报，才可能提到。张良在这里又是把海外「简报」拔高到「文件」。而且由身为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波士顿民运的具体情况，就更离谱了，其中提到一个北美什麽分会，那会名即使按字面来念，都很长很绕嘴，可杨尚昆居然能脱口而出其全称，太不可信。 张良做「隐身人」的苦衷 至于全书最有卖点的「八老会议」，则死无对证。如果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八老会议」真的存在，那麽避开中共的正常党内作业程序与惯例，在元老家里聚会讨论重大政策，又是决定当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去留问题等，按基本逻辑，邓小平们为了避嫌，也不会愿留下记录，更不会把违反党内纪律的做法形成文件；因为那等于让所有人知道，这是「老人政治」，是以「老」治国。 据出版此书中文版的编辑说，原来书名副题准备就用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但张良不同意。张良知道懂中文的人，会一下子知道这不是「文件」，所以心虚不敢用「文件」两字。但用「造假」的方式，来展示《六四真相》，实为一大讽刺。 如果该书不是记者的内参报导，如果作为卖点的三个文件真实，那麽最起码，「张良」本人不应该一直藏著不敢露面，他起码要经得起读者「验明正身」，起码拿出一个中央文件复印本。否则无法不令人叹息，「天安门文件」是中国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6月号 2020-01-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新闻报导∶曹长青批洪秀柱、蔡英文媚共
【看中国2015年06月21日讯】（看中国记者艾琳报导）6月14日中共政协主席对外表示，为推动两岸民众交往，将针对台湾民众适时实行卡式台胞证，以及台湾来往大陆的免签证。当时并未透露卡式台胞证何时发行。然而，6月18日中共当局突然宣布，此政策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 同时，中共当局对外声称，实施卡式台胞证每年将为台湾民众省下10亿多新台币，可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麽，中共当局快速推动卡式台胞证的正真目的果真如此吗？背后有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家曹长青接受了《看中国》记者专访，就此事进行分析解读。 看中国问（以下简称“问”）∶请问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为什麽要使用台胞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曹长青答（以下简称“答”）∶这是中共当局胁迫的结果，你不使用北京要求的“台胞证”就无法通过中国海关。 问∶按理说，台湾人持有的护照，可以在100多个国家免签同行，没有必要实行台胞证，甚至是现在提及的卡式台胞证，那为什麽中共当局还要实施上述政策？ 答∶台湾（中华民国）护照，在全世界多数国家都获得免签（通行）。根据国际知名的金融顾问公司Arton Capital今年4月发布的“全球国家护照指数”，台湾护照在109个国家或地区享有免签待遇，在“护照效力排名”名列第28名。而按台湾外交部的统计，台湾护照目前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享有免签、落地签证或签证便利待遇。台湾护照享有的出国签证便利待遇，已经涵盖了台湾民众常去目的地的98%。 在上述的“护照指数”中，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非外交公务护照），只获得20多个国家的免签或落地签证。相比之下，台湾护照比中国护照在全球更畅通。 但北京政权不承认中华民国，更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用硬性实行台胞证的政策，来打压台湾，矮化台湾，凸显中共强调的“一个中国”政策，而北京的一中，当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台湾视为其中的一个省。 问∶中共当局是对外声称，免签每年将为台湾民众省下10亿多新台币，也可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其真正用意何在？ 答∶使用新的卡式台胞证，而且免签注，当然可以节省费用并省略繁琐程序。但北京政权这样做，目的绝不是为台湾人民著想，而是用这种方便，更有效地、潜移默化地拉近台湾人和中国的心理距离，让你更感觉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明摆著，卡式通行证是给中国特区的公民（像港澳地区）。所以这是“统一台湾”步骤中的一环。要拉近心理距离进行统战是本质，方便通行只是表面形式。 但无论是强行要求使用台胞证，还是今后免签注的卡式通行证，无论怎麽拉近心理距离，只要中国的制度不改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赢得台湾人心。谁都清楚，靠小恩小惠收买，只能得到最浅薄的东西，得不到真正的心理认同。例如去年底台湾九合一的地方县市长选举，倾斜北京的国民党惨败，说明台湾的整体民心既无法被北京收买，更无法被强迫收去。 问∶事实上，台湾的户政系统很可能早就被中共渗透，许多台湾民众的基本资料都已经被中共掌握。那这次将要实施的卡式台胞证，背后会不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答∶当然，台湾有大量中共间谍和线民已是公开的秘密。早在2007年美国《国防新闻》周刊就引述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的数字说，台湾有中共间谍超过五千人。按照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计算，等于每4600人就有一个中共间谍，比例惊人！近年随著中共对台统战的力度加强，更加全面渗透，这个数字只会增高。这从台湾方面不断抓到中共间谍和内奸这点上也可看出。现在随著卡式台胞证的实施，更方便中共对台湾居民的基本资料的获取和掌握，更有利于中共对台湾的全面渗透和统战。 问∶那麽，如果台湾政府接受该政策，是否意味著对中共统一的默认许可呢？台湾民众会有反弹吗？ 答∶作为个人，台湾人反弹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些要到中国大陆经商访友的个人，不使用卡式台胞证，就没法进入中国。你总不能要求大家用不做生意、不探亲访友来抗衡，更何况要求也不可能做到。有反弹力量的应该是台湾政府。但现在执政的国民党，其政策就是倾斜中国，他们不仅对共产党要吞并台湾的意图装聋作哑，甚至为了在台湾获得权力，不惜跟北京暗通款曲。现在台面上唯一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最近就公开宣称，要跟中共妥协（台湾才能生存）；就差没直说“叩头投降”了。而在野的民进党也好不到哪里，今年六四屠杀周年日民进党发表的声明，调子软到像是对北京叩首送秋波。 民进党已经确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甚至在六四周年之际，歌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反腐）。路人皆知，中共反腐三十年，越反越腐，那不仅是摆样子，收买人心，更是利用所谓反腐进行权力斗争，干掉政治对手。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习近平等不受制约的权力者的存在，本身是腐败的最烂根源。民进党的蔡英文们居然不明白这样的常识。 这种在六四屠杀的周年之际歌颂对岸独裁者的做法，跟几年前马英九的表演一模一样（马英九总统也是在六四周年日歌颂共产党，夸赞他们抗震救灾有成就）。 台湾政坛目前是这种毫无骨气、更无尊严，缺乏原则理念的朝野两党，怎麽可能会对中共的渗透统一政策持强硬态度？更谈何反弹、对抗？中共的做法，是独裁政权的本性，没什麽可奇怪的。而民主台湾的国、民两党，都在对中共的统一政策持默许、认可、认同的政策，这才是真正令台湾人悲哀的 ——原载《看中国》2015年6月21日（刊出时有删节） 2015-06-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民运内斗”之说可以休矣
谁要一批评某些搞民运的人的问题，就会有一堆人跳出来说“内斗”。什麽叫内斗？谁跟谁是“内”呵？谁承认谁是“内”呵？有人在家打老婆才叫内斗。 民主是“明斗”，专制是“暗斗”。明斗是狗血喷头，暗斗是人血横流。 只有能明斗，才可能阻止暗斗。“没有斗”的地方只有谎言。 大家都看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成天打得不可开交，有线电视，24小时都在打。但你们谁看见塔利班“内斗”来？谁看见伊斯兰国ISIS内斗来？ 你们看看美国有没有人喊，“共和党、民主党，你们还在那儿打什麽？没看见ISIS恐怖分子来砍我们头了吗？你们应该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谁这麽说，大家都会认为他是傻子。那凭什麽说民运是“内斗”而不是“明斗”呢？ 大家都看见国民党、民进党成天打得不可开交，两边都被骂得狗血喷头，天天在电视上唾沫横飞地打。但你们能看见中共是怎麽打的吗？你们知道北韩是怎麽打的吗？ 你们看看台湾有没有人出来喊，“没看见共产党飞弹对著我们，你们国、民两党成天打什麽？闹什麽？你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跟共产党打才对。” 同样，谁这麽说，大家都会认为他是傻子。那凭什麽说民运是“内斗”而不是“明斗”呢？ 以为看不见的地方就没有“斗”了吗？他是不让你斗，但杀你的头。 所以，必须有狗血喷头的“明斗”，才能阻止人血横流的“暗斗”。 在民运里面，最搞阴谋诡计的，最高喊不要“内斗”，因为阴谋诡计都是怕“光明”的，所以他要用“内斗”来避免你想到这是民主社会的“明斗”。 在民运里面，最贪污腐败的，最高喊不要“内斗”，因为贪腐当然都是捂著、藏著、盖著的，所以他更要用“别内斗”来阻止你去揭开盖子，避免人们看见“明亮”下的真相，那样他就可以在盖子的黑暗下随便乌七八糟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内斗”这回事儿。“内斗”是个伪概念。没有“斗”的地方是没有的，区别只有民主社会的“明斗”，和专制社会的“暗斗”。 2014年11月11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11-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