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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巴拿马文件的真实性
被称为《巴拿马文件》的揭秘资料引起震撼，因涉及全球众多政要及家人，更有商家和名人，涉嫌在海外避税洗钱等。其中也涉中国高层的八个家族成员。 中国官方对此基本回避，外交部发言人称《巴拿马文件》是“捕风捉影的东西”而拒绝置评。官媒《环球时报》则发表评论说，“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等于未审先判，定性这些文件是“编造或偷窃”的。 但从各方资讯来看，这批文件绝非中国官媒说的“编造”，而是真实的∶ 第一，文件有明确出处，来自巴拿马的Mossack Fonseca律师事务所。该所客户遍布世界各地，是全球第四大的专门代理在避税地设立海外资产公司（所谓离岸）的律师事务所。该所已承认这些文件是他们的资料。 第二，这批文件数量庞大，有1150万件。任何个人或一群人都难以编造出来，因多是金融资料、往来信件、图片等等。这个庞大数量本身也显示它的真实性。 第三，该批文件是匿名人士交给德国媒体，背后没有金钱交易，更使它有真实性。按西方媒体惯例，不管提供什麽样的新闻，都不能付钱。如付钱性质就变化，不再是新闻，而成为“情报”。只有那些娱乐性“小报”（tabloid）才会付费买名人轶事，所以其内容真假难辨。 第四，这批文件涉及很多国家，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调动了多国、多语种的媒体（全球108家报纸）进行调查核实。文件有多国语言，里面涉及的人名地址等，也只有靠本国媒体才能核实清楚。 第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被这批文件涉及的多国政要，都承认犯错，甚至因此下台。例如冰岛总理就因此辞职，该国要提前大选。如果这批文件不是真的，冰岛总理怎麽可能会选择下台，执政党怎麽会同意提前大选（那包含著他们的党可能被选掉）？ 被文件提到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不仅承认自己因父亲设的离岸公司获利三万英镑，并在政治压力下，破天荒地公开自己的报税单（这在英国首相是第一次）。 文件提及的阿根廷总理马克里，也已承认曾开过离岸公司，该国检察官已就此展开调查。文件提及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也遭到本国司法部门的调查。 在澳洲，新西兰国税局已呼吁该国设有离岸公司的人主动报税，以免受罚。澳大利亚税务局也表示“已和警方、国家金融情报局等合作比对资料”，如发现漏税，“绝对不会让这些人好过”。 在台湾，媒体报道说，该批文件证实，国民党开了八家这种避税公司，其中四家用的是国民党总部的台北地址。因台湾政党轮替，新总统下月将就职，对国民党这些海外党产的追究，在马英九掌权的最后时刻，目前当然很难进行，就看新政府怎麽处理吧。 仅上述这几条就可以证明这批文件的真实性，所以中国《环球时报》的未审先判，定性这批文件是“编的”，明摆著是先替主子心虚了。 在官方喉舌矢口否认文件真实性的同时，为什麽中国政府对《巴拿马文件》不予置评、保持沉默？就是因为这批文件上有中国高官家人的名字，其中主要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刘云山的儿媳贾丽青，张高丽的女婿李圣泼，毛泽东的外孙女婿陈东升等。 在冰岛、英国、阿根廷、乌克兰等文件涉及的国家，均都有公开报道和当事人表态，本国司法介入调查等。连政治强人普京统治的俄国，官方也进行解释（虽然是否认普京涉案），只有中国，官方完全回避，媒体被禁止报道，被称为巴拿马文件碰上中国城墙。 但中国城墙早已不是固若金汤，而是百孔千疮。互联网的网眼，电脑的键盘，都在推动自由之风吹进中国。现在媒体报道的巴拿马文件只是第一波，更详细的资料将在五月初公布，那是第二波。今天（4月13日）巴拿马警方搜查了这家律师事务所，拿走了更多资料等，后续调查将会曝出“第三波”，中国权贵家族的避税洗钱内幕更会首当其冲，因为∶ 一是从第一波的资讯（客户名单）来看，中国占的比重很大（29%），近三分之一！这个比重本身就说明中国的避税洗钱内幕最多，最严重！ 二是中国是资金外流大国，据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中国有数千名贪官外逃，从1990年始，外逃资金平均每年约100亿美元。按此推算，现已累计2600亿美元。这是一个多大数字？它接近英美两大国的外汇存底总和（2800亿）。 三是中国贪腐严重，已到无官不贪、人人是和 （本网简体版无法显示此字，应为“和”字旁加个“申”，发音shen。所以用坤字代替，下同）的地步。和坤是清朝大贪官，被搜出8亿两钱财，相当清朝15年财政收入。而据《纽约时报》前两年的调查，温家宝任总理期间，其家族资产累计到27亿美元（160多亿人民币）！仅温家宝母亲名下的股票就高达8亿人民币（纽约时报从中国工商部门拿到了温母的股票拥有名册，上面有其原始投资5000万人民币的明细，有温母的印章、身份证号码等）。温家宝家族的资产如按美元比，都是和坤的3.5倍！如按人民币，则是清朝大贪官的20倍！ 巴拿马律师所管理的离岸公司多设英属维尔京群岛，那里被称为藏钱的“避税天堂”。随著《巴拿马文件》的一波波地陆续公开，对中国城墙的冲击波也会加大。 文件涉及的冰岛、英国、阿根廷、乌克兰等国，都已由检方出面调查。这是最好的方式，如查出问题，凸显依法治国，如果没有，还人家清白。而中国政府却选择最糟糕、最恶劣的方式，封锁新闻，控制网络，甚至把“巴拿马”“姐夫”等都列为敏感词而屏蔽。但这种封锁本身，就等于是“招供”了。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封锁式招供”只能激发和酝酿出更强烈的反抗和愤怒民情，再厚重的城墙，都会在觉醒的民意下被冲垮。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历史，都印证了这个道理，中国也不会例外。巴拿马文件，就成为这样的“文箭”，加快射穿中国的黑幕。 2016年4月13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6-04-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武汉肺炎的中国舆论“拐点”
何清涟 武汉肺炎从中国发源，截至2月28日，全球已有52国染疫。并且已经形成三个传播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区，其中南韩、日本等国的疫情严重，日本政府现在采取消极对应措施；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连环爆发，到2月27日为止，21个欧洲国家均出现病例；以伊朗为核心的中东十余国尽皆爆发，至2月28日止，伊朗已成武汉肺炎死亡率最高国家。 但疫情在全球蔓延不重要，在北京看来，重要的是先制造舆论拐点，让一切变得于中国有利。 2月26日：中国从病毒输出国成受害国的“拐点“ 武汉肺炎本来是中国输出到世界各国，经WHO总干事谭德赛2月15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盛赞中国为从源头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强有力防控措施令人鼓舞，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世界各国对抗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机会之窗，立刻就将中国从病毒输出国变成了抗疫第一国，有了这荒谬解说垫底，中国政府包括部分民族主义感强烈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舆论战可以仿照谭德赛干事长指出的光明大道。 2月26日这一天，中国政府让“愚人节”提前来到。这一天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掌握公布世界疫情大权的WHO终于宣告：疫情2月26日出现了“拐点”——在中国境外确认感染病例数字首度超过中国国内，这一发现，环球网如获至宝，立刻发表消息，盛赞中国政府控疫有方，迎来了拐点。第二天， 环球网继续不辞辛苦地从WHO搬运消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月27日发布的全球最新疫情数据，过去24小时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85例，其中中国境外新增746例，中国439例。至此，中国境外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第2日超过中国。”此话仿佛宣示，因武汉肺炎肆虐而痛苦不堪的中国，因为 “他国人染病比我中国多，我就赢了”，该报主编及编辑是什么心态？就是典型的“东亚病夫”心态，而且病在灵魂。 二、2月26日，北京市举行第3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主题是新冠肺炎在海外扩散，北京作为国际性都市将如何加强防控？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在会上表示，对来自或去过国家疫情严重地区人员，按照北京市规定，要接受居家或集中隔离14天，主动服从社区管理，防范疫情风险——从武汉封城以来一个多月，只见他国对来自中国疫区的人禁入、检查、要求隔离，在中国方看来，128个国家对中国采取禁入或部分禁入规定，是剥夺了中国的入境尊严，如今北京作为国际性城市，终于可以对来自其他疫情严重国家的人可以采取同样措施了，还有比这更痛快的事情么？当天，成都开始查找82名韩国人，以防疫情“倒灌中国”。 三、2月26日，宁夏中卫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当日该市发现一境外输入型新冠肺炎病例，从伊朗经莫斯科回国。伊朗虽然是中国友国，而且表示决不歧视新冠病毒，但中国准备歧视伊朗了。 为了不辜负2月26日的武汉肺炎国际疫情“拐点”到了这一大好形势，中国专家开始助攻了。钟南山这位“防疫国宝”驻跸之地是广州，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于2月27日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身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称：“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武汉肺炎源于中国本是毫无疑义之事，WHO干事长谭德赛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为中国向国际社会甩出了第一大锅，称“中国牺牲自己，成为世界第一抗疫国，为世界抗疫赢得了‘机会窗口’”，不料各国不珍惜中国牺牲自己为他国赢得的“机会窗口”，惹疫上身，老专家钟南山现在乘国际疫情拐点来到这大好时机会，向国际社会甩出了第二口大锅：病毒来自中国之外。 同一天，美国CNC发布美国疾控中心宣布的疫情消息，其中疾控中心官员讲到“CDC confirms first coronavirus case of “Unknown” origin in US. ”（美国发现第一宗未知明确原因的冠状病毒感染），立刻被中国网站打上中文字幕“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认第一个新肺病毒起源于美国”，在国内网站上轰传，让一帮子爱国小粉红激动得不行。 政治站队高于一切，伊朗现成为疫情第二严重之国 截至2月26日，伊朗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为139人，死亡人数为19人，死亡率约13.6%，冠绝全球，是中国以外死者最多的国家，就连伊朗的卫生部长也因武汉肺炎收治。但伊朗官方的作为很象它的盟友中国政府，迟至2月19日才首度公布疫情，指当地有2名确诊病人，同日宣布死亡。一个星期之后，疫情以倍数级蔓延，但伊朗总统鲁哈尼迟至2月26日仍然表示伊朗绝不会隔离城市，只会隔离个人，更指“每天都有人因为感冒、流感而死”，“不必污蔑新冠状病毒”。 香港01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伊朗究竟做错了什么？》，指出两个原因导致伊朗疫情严重：首先，伊朗官方将新冠肺炎比作感冒的态度，加上鲁哈尼将疫情比作美国制裁一般“恐惧大于实际”的威胁，让人担心政府因为各种境内外政治原因，而未有实事求是的应对疫情。。另一个原因则认为伊朗因饱受美国制裁，导致医疗体系落后，没有足够能力去应付武汉肺炎疫情。 美国早就成了共产极权、宗教极权国家清洗自己各种罪孽的污水桶，不管它们遭遇什么坏事，哪怕与美国没半点关系，在这些国家的宣传机构与中国的大外宣那里，罪魁祸首总是万恶的美帝。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中东和北非最大的外国投资金主，全世界最大的原油消费国，而中东也视中国为纾困的救世主，反美更是成了中国与伊朗的共同点。BBC于2月27日发表《肺炎疫情：这些国家争相示爱取悦北京背后的考量》一文，指出在这次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中东各国争相向北京“示爱”，力图赢得中国这个日渐重要的伙伴的青睐。有口头表示友情关爱的，有慷慨解囊提供物资的，在中东和北非部分地区，取悦北京似乎成了不少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甚至与对手竞争。对中国的支持不仅来自以沙特为首的一方，还来自伊朗及其盟友，以及以色列、卡塔尔和土耳其。 其中，伊朗当然最坚定，伊朗外长扎里夫2月4日用中文连发推特，称赞中国的抗疫努力，并且引经据典展示爱心：“在同我的好朋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通话中，我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举措表示赞赏和感谢，中国不仅制止了疫情在国内恶化，更阻止疫情向国际蔓延。我们谴责美国趁人之危的做法，比起2009年美国对H1N1流感的防控，中国显然更负责任、也更成功。” 概言之，伊朗错将防疫当作政治站队，以为只要坚决反美并紧握中国的手，就能将武汉肺炎拒之门外，可惜瘟疫无情，面对满国蔓延的武汉肺炎，只能痛骂万恶的美帝，静待北京的慷慨援助。 病夫心态：民主国家连抄中国作业都没抄好 武汉肺炎爆发并流播世界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国家的防疫工作做得不好，日本、南韩相继失陷，意大利更是成了欧洲的武汉肺炎病毒传播中心，引发连环爆发，到2月27日为止，欧洲已经有21个国家发现病例。面对蔓延的疫情，欧洲除了意大利宣布对北部伦巴第和威尼托（Lombardy and Veneto）两个地区的十几个市镇施行隔离封锁，但米兰、威尼斯等重要城市仍然沦为疫区。欧洲各国虽然恐慌，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象中国那样，在1月20日至2月20日这段时期省自为战、城自为战，对外封锁道路，对内封闭小区，以防止疫情蔓延。 这里当然有各种原因，以韩国为例，在2月18日新天地教会发生数百人群聚感染之前，韩国人以为这只是中国人带来的病毒，要求来韩的中国人自觉隔离14天，部分民族主义者戴上口罩上街游行，举着各种“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的横幅并高呼口号，但政府考虑经济利益，不肯断航，终至沦陷，并让大邱市成为韩国的“武汉”。意大利更是反应迟缓，虽然宣布断绝中国的直航，并按世卫指引错将台湾也列进去，但却不拒绝绕道进入意大利的中国人——意大利的中国人主体来自温州，而温州是中国仅次于武汉的二号疫区。 日本、南韩、意大利等民主国家失守，让中国的小粉红们无比得意，一位刘斯郎写出了一篇旷世奇文《为什么中国控制住了疫情，多个发达国家却控制不住大爆发了？》，总结了几条：1、制度漏洞导致政策的拖拉；2、社会民众防范意识较薄弱；3、社会经济的根基很不稳固。主要意思就是：民主制度的软弱、扯皮，远不如中国专制极权体制有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众素质决定意大利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最重要的是，中国之大无几个国家能及，武汉一地出了事，全国几十个地区养着供着，而民主制国家几乎没有一样中国具备的上述优势。该文以美国的CDC为例，认为医疗体系的漏洞放大疫情，被神话的西方资本主义医疗体系，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最后，作者引述WHO总干事谭德塞盛赞中国社会动员能力的名言“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以及谭同志此前多次对中国政府防疫举措的褒扬，痛斥日韩意大利：你们这些民主国家连抄中国作业都抄不好。 一个刻意隐瞒疫情，向世界传播病毒，还努力推诿卸责的国家，如今一边厢想寻找病毒来源的替罪羊，一边厢无耻之极地用舆论战方式颠倒黑白，刻意营造舆论拐点，如此种种，让我相信：一个在20年不到的时间内经历了SARS与武汉肺炎的政府，还会再经历这样的灾难。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2月2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2333&fbclid=IwAR0xAgcAHpTwlOYyLCftHdDcTY4ElIAlbDSTOCRLsNBdreHww3bmvdARZHo）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中国民众为何冷对反腐风暴？
第三、四代交接权力之际，存在一段政治管控的模糊期，上一代领导人的阴影迟迟未曾散去，新一代行使权力谨小慎微。但习近平来势不同，在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立刻展现“新君”风范，高调反腐算是他开局后端出的第一道大菜，海外因俄罗斯普京的百日政绩盘点与埃及穆尔西的百日计划，谐称习的反腐为中共第五代的“百日计划”，对此抱持观望态度。 官场百姓都在观望 在习近平第一次表达反腐决心时，无论是中国官场还是民众，都当作老生常谈。我在《习近平反腐大业的短板》一文中指出这是他重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一环，许多人还认为他真要“反腐”也得等到明年3月政府换届之后，没想到他立马行动。 新晋位的其他六位常委当中，已有李克强、王歧山、俞振声等三位就此明确表态。俞振声还表示，他家的财产清单早已上反中纪委，只要党中央宣布要公布官员财产，他立刻可以公布。 这等于乱了胡温一朝的规矩。胡温对贪腐基本采取无为而治，贪官获死缓已成近五年的定制。大小官员早就对贪腐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也未将新君的“反腐”告谕当真。当他们还在观望之时，全国十几名厅局级官员、一名副省级高官已经在20天之内相继落马，其中广东省一连抛出五位厅局级官员，仅深圳就有两位副市长。如果传闻中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之妻谷丽萍被捕一事属实，这次“反腐”战果比起当年朱鎔基用“三百口棺材”之说标示的反腐要大；各省也仰承中央脸色，不断地抛出一些县处级官员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就连一向反应迟缓的甘肃、新疆也分别抛出县太爷与公安局长以示响应。一向为官员深恶痛绝的网络反腐也暂时进入合法状态，一经爆料，立即调查，及时公开。 如此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这次“反腐”是“速度、力度、透明度”全有，但是真正体现民意的微博上，其主流意见却是表示不信任与看大戏。各地政府其实也是抱着等等看的观望态度来应付这场“反腐风暴”，期望抛出几个倒霉鬼了事。至于抛谁不抛谁，那是官场关系网中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各省纪委与反贪机构这类举报材料从不缺少，这时候拿谁献祭，并包装成“网络检举”，却得经过内部激烈斗争。 政治公信力丧失殆尽 如此高热的反腐风暴，为何会遭遇民众冷眼相对？我认为是以下两个原因： 一、不少民众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腐败源于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多年来贪官前赴后继，连最不应该腐败的司法与教育领域也成为腐败重灾区。同一职位的官员曾发生过三至五任相继落马的故事。这一残酷现实，已经让不少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病入膏肓，这种源于体制的制度性腐败，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无法治理。仅依靠中共自身的同体监督与运动式反腐败，只是意味着一批旧贪倒下去，另一批新贪站起来。人们都知道，再好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只有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即异体监督），才有可能治理腐败。但恰好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中共十八大宣示“不走邪路”，让国人看不到政体改革的任何希望。 二、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对于这次高层动员、省市各级政府被迫“响应”的反腐，中国《农民日报》记者唐士军将1987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七项决定张贴于微博：“1、清理整顿公司，惩治官商勾结腐败。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配偶经商。3、取消领导同志的食品特供。4、严格管理公车。5、禁止请客送 礼、不准公款宴请。6、严控领导干部出国。7、严查贪污受贿。”唐士军在后面紧跟的微评是：“转眼20多年过去了，让事实说话吧！”意在提醒中共反腐有开空头支票的习惯。 贪官们那严重分裂的人格，更为中国人深深领教。早在若干年前，就有网民不断地将贪官们的“廉政语录”辑录在一起，证明中共官员群体那种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人格分裂与虚伪无耻。2012年中共高层权力交接时发生恶斗，参与权力斗争的双方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将一些高层政治人物许多难以见光的事情通过各种渠道曝光，结果让中国人彻底看清了统治精英的无耻一面。尤其是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故事，可说是伤透了许多中国人的心。 习李注定要为胡温十年买单 网友们普遍认为，这场所谓“反腐风暴”，最后只会拿平民出身的“苍蝇”级官员开刀，副省级不过是一只大苍蝇罢了，真正的老虎绝对不会拉出来痛打。因此，当我将透明国际12月5日公布的《2012年的“腐败感觉指数”》上传到微博上，说明100分为非常廉洁，0分为高度腐败，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8%的国家得分低于50，中国分数为39，在不及格之列，廉洁度全球排名第 80。不少网友认为透明国际的数据不真实，中国的排位应该垫底，还有人质疑这名次一定是通过收买报告作者得来的，真实分数应该只有3.9分。 如果拿十年前所谓“胡温新政”开局时的情况相比，习李可能会产生委屈感。胡温刚上任时，温好去访贫问苦，胡则忙于朝拜西柏坡，回延安扭秧歌。尽管腐败日烈，民生艰困，但民众还是热烈拥抱他们，对子虚乌有的“胡温新政”赞不绝口。目前习李等人真心实意地端出这一道反腐大菜，希望与民更始，却只换来冷眼相对与嘲讽。其间原因可用一句话总结：生不逢时。中共藉内部净化来提升民望、重塑合法性的时机已经消逝。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12月10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12/121210\cr\anticorruption\_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张艺谋歌剧《秦始皇》被美国评论家痛斥
由中国名人张艺谋导演、谭顿作曲的大型歌剧《秦始皇》，去年底在纽约曼哈顿的大都会歌剧院推出後，目前正在美国公演。媒体报导说，该剧投资三百万美元。由於事先做了大手笔宣传，使九场主要演出的票基本售出。 歌剧《秦始皇》在美国上演到底是不是赚了钱，外人无法得知。但人们知道的是，这个歌剧没有赢得美国观众的心；尤其是美国评论界，可以说是恶评如潮，各大报几乎众口一词，批评这个剧。即使在商业效果上，这个剧赚了，但在实质效果上，这个剧则是大赔本。 近年因发行量飙升而成为全美第五大报的《纽约邮报》的乐评家巴恩斯（Clive Barnes）的评论具有代表性，他说，歌剧《秦始皇》创造了很多第一：「大都会歌剧院首次让多明戈唱原创角色（以往都唱名剧）；自1940年来，首次有作曲者登台指挥自己的曲子；第一次有中国人演唱。但这也不是第一次大都会的首演令人失望了。」 首先，美国主要的乐评家都指出，歌剧《秦始皇》太冗长，令人昏昏欲睡。该剧长达3小时20分钟。在今天的快节奏时代，这个长度本身就是对人们耐力的一个考验。不要说这种情节缓慢、而且主要靠清唱的歌剧，即使节奏紧凑，情节惊险，可以动用很多特技手段的电影，一般长度也都不敢超过二个半小时。因此美国重要的音乐评论家菲利普．肯尼科特（Philip Kennicott）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说，「三个多小时的故事太长了」，歌剧开始的时候，人们对华丽的服装和异国情调的音乐还有些惊奇，但「一会儿疲倦就会产生」。 《纽约时报》的古典音乐评论家安东尼．托马西尼（Anthony Tommasini）甚至不客气地说，「中场休息时间不算，整个歌剧竟然长达3小时20分。当歌剧的主角多明戈又开始沉闷的独唱时，你忍不住会想∶拜托，不要再唱了！」 当然，如果内容精彩，即使再长，人们也不会厌倦。可歌剧《秦始皇》的曲调不仅落俗套，而且被评论家批评为「乏味」。主要是因为没有创新，是以往各种曲调的拼凑。上述《华盛顿邮报》乐评家肯尼科特毫不客气地指出，「谭盾想对抗传统歌剧，他无耻而又认真地把别人的最好作品拿来用」。《纽约时报》乐评家托马西尼则认为，谭盾的音乐令人失望，尤其是咏叹调及唱词不和谐。 很多评论家都指出，谭顿作曲的《秦始皇》，太多模仿意大利歌剧《杜兰朵》，《纽约时报》乐评家托马西尼说，歌剧《秦始皇》越是像《杜兰朵》的地方，越是乏味。 《纽约邮报》乐评家巴恩斯说，显然谭盾想融合东西音乐，以多明戈的西方唱腔，加上锣、笙、古钟和北京京剧的哨笛。在这种怪诞、喜怒无常的乐曲气氛下，这是大胆的尝试，但是，这种「东西方音乐」从来没有完全融合。 美国另一家大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乐评家史密斯（Tim Smith）评论说∶虽然歌剧《秦始皇》虚张声势地做了很多商业宣传，但整体来看，这个剧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央C这位评论家委婉地说，这可能是英文没有翻译好，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美国十大报之一的《波士顿环球报》乐评家艾克勒（Jeremy Eichler）不仅从歌剧的技术层面提出批评，更指出歌剧《秦始皇》回避了秦皇用杀戮建立帝国的基本史事。这位评论家说，歌剧《秦始皇》几乎没有表现这个残暴皇帝的武力杀戮，他的巨大野心。那种战争血腥，在舞台上根本没有体现；即使秦始皇强迫成千上万的人修筑长城，在舞台上也是抽象表现，用绳子把像砖石样子的一排城墙吊在舞台上，而且闪了一会，就消失了。 艾克勒还批评说，剧中的秦始皇女儿，根本不像二千年前的人物，而更像今天一个被父母娇惯的青少年，因为这个秦始皇的女儿居然对她父亲说：「皇帝，我的父亲，你把你的帝国放在了我的爱情之上。你曾经想过我是一个女人、我有自己的感情吗？不，我不会听你的！」 艾克勒说，谭顿以前有过不少还不错的时刻，但没有出现在这个晚上。 《费城探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评论家戴维．斯特恩斯（David Patrick Stearns）则直率地指出，整部歌剧，没有任何曲子具有原创性，没有全然的西方歌剧的韵味，你感觉像被提起来，又扔下去，然後又被提起来。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日报《华尔街日报》首席乐评家威尔森（Heidi Waleson）也认为，「这或许是一个出色的歌剧故事，但谭盾的作曲乏味僵化。剧中那些人物，也没有像剧本写的那样融为一体，而是各唱各的。」威尔森感叹说，「谭盾在美国受过广泛的西方音乐技巧训练，但还是不能避免模仿的缺陷。」 威尔森还批评张艺谋说，「张先生的舞台导演是僵硬而不自然的。即使是最好的场景——那众多的合唱者，每一个都是全然的木讷——那堂皇的、异国情调的景观，就像它的整场歌剧，全都没有生命。」这位乐评家直率地指出：「我们被告知，这个剧要反映秦始皇探索更大的真理，而不是武力征服，但在剧中，根本没有这个内容。而且多明戈的演唱，也根本没让我们感觉到这点，即使他的西班牙口音，也没有使他更像一个中国皇帝。」 近年热衷秦始皇，拍了电影又来导歌剧的张艺谋，最得意的是大场面、华丽辉煌的舞台场景，用他对中国媒体的说法，歌剧《秦始皇》是一次「视觉飨宴」。而恰恰这一点，受到美国乐评家的痛斥。《费城探询报》乐评家斯特恩斯说，《秦始皇》的舞台粮\]「很像一个圣诞节」，「你经常感觉，这是一个舞台大合唱（a staged cantata）。」他的结论是，这出歌剧虚张声势，没有内涵；事先宣传成一个大象，而实际上只生出一苹老鼠。 《华尔街日报》乐评家威尔森对此更是同感，他的评论标题就是「谭盾的最新作品更像庆典欢闹，而非歌剧」。他说，那一百多名合唱者整齐划一地站在类似露天看台的装置上，身著华丽的、珠光宝气的礼服，齐声高唱┅┅结果更像个游行庆典（Pageant），而不是歌剧。 美国最大的通讯社美联社的评论家马丁．斯坦伯格（Martin Steinberg）就歌剧《秦始皇》发表的评论标题，就是「炫目的瑕疵品」，说这部作品应该修改。他很幽默地总结说，「秦始皇期待他的大秦帝国能够传到一千代，但只有两代就死了。而歌剧《秦始皇》也就只能坚持这一季的演出吧。」 《华盛顿邮报》乐评家肯尼科特的结论，很可能代表了美国观众的心声，他说，「观众们可能会高兴听到有这麽部新的歌剧，但很可能他们不会再来看第二遍。」 但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官方媒体上，《秦始皇》却被吹嘘成「巨大成功。报纸的标题就很有秦始皇般的气势，什麽「张艺谋《秦始皇》驾临纽约」，「谭盾拥《秦始皇》今日纽约登基」。 张艺谋更自吹自擂：「《秦始皇》的成功意味著中国文化产品打入美国主流文化阶层」；「展示中国艺术家的艺术水准」。谭盾对新华社说，「首演是一次成功」，是对西方歌剧的「挑战」。而在剧中扮演秦皇手下将军的田浩江更离谱，他说「《秦始皇》是一道绚丽的光芒，将成为世界经典作品。」可能是这位演员在舞台上跟随秦皇排练太久，结果成了「台」底之蛙。连那个西班牙裔的歌剧演唱家多明戈，也为扮演暴君而沾沾自喜，甚至不无谄媚地说，「我的收山之作是演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也算圆了我的一个东方文化之梦。」（梦呓？） 张艺谋和谭盾这样热衷秦始皇这个题材，不是没有原因。十年前香港回归，在中共的庆典上，谭盾就献曲，歌颂江泽民像秦始皇那样「收复」土地。而近年在官方越来越走红、几乎成了北京紫禁城「文化教头」的张艺谋，不仅正筹划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奥运会庆典，还在歌剧《秦始皇》公演前说，「我和谭盾有个大胆的想法，如果《秦始皇》成功，那麽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们想把它搬到中国长城实地演出。」《秦始皇》回到当年孟姜女哭不倒的长城那里演出，真是「地」至实归，在秦皇式专制的当今中国，还有血泪和尸骨堆砌的长城真布景下，演出杀戮、征服、帝国的绵延┅┅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2007年1月24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7-0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靠什麽振兴台湾经济？
马英九曾夸口，他当选，股票一万点是起点，然後要冲到两万点。可现在，他上台才一个多月，股市就狂跌了1,800点，连一万都没影了。那种我上台就会把股票冲到多少点的夸口，实有经济白痴之嫌。 面对股民的怨声载道，国民党的唯一招法，就是向中国开放，并炫耀说，每天从中国来三千游客，一年就有一百万，可刺激经济发展。但中国观光客到台湾後真的能大量购物、消费吗？这是很令人质疑的—— 首先，随著经济开放，今天中国的物品已相当丰富，不要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即使一般中等城市，商场也是玲琅满目，货品繁多。而且由於劳工便宜，多数同类商品都比台湾便宜。所以现在即使到香港旅游的中国大陆人，也不像当年那样大包小包地买东西了。 ●拍张照片「到此一游」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按北京官方说法是一千八百美元，但仍低於伊朗（三千美元）、泰国（二千五美元）等。这样的收入水准，也意味著中国游客在台湾不可能高消费。另外人们容易忽略的是，中国人到台湾，和到任何其他地方观光的心理都不同，它主要是出自一种政治心态，并不是要真正享受假期、消费等；而只是「到此一游」。因为台湾在中国被政治化了几十年，在中国人的心里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地位。到台湾晃荡一圈，拍张照片；那个成天被媒体喧嚣的、以前中国人去不了台湾我去过了，如此而已。 所以，即使中国观光客真的每年来一百万，其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如果马政府真的重视观光客对经济的作用，为什麽不重视日本游客？日本到台旅游人数去年创110万的历史记录，正好和马政府计划的一年从中国来的观光客一样多。而日本人均收入三万美元以上，是中国观光客的近20倍。但马政府上台後却利用钓鱼台事件煽动反日，高喊「不惜一战」，这显然影响日本民众来台湾的热情。马政府对日本的一百万游客（又有较高消费能力）反而不在乎了，那麽所谓开放观光客为了「拼经济」是真的吗？ ●退税是经济发展的杠杆 不要说中国还是一个专制国家，并是台湾的主要敌人，即使在美洲大陆，拉丁美洲那些小国，面对美国这个全球经济龙头的民主国家，人家的领导人也没把自己国家的经济都押宝到美国上。像近年经济强劲增长的巴西等国，主要是靠自己内部的经济改革，走更充分的市场经济道路，包括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等等。 目前民进党和国民党在经济上的一个争执是，绿营强调马政府要给人民退税。人民手里有钱，才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由此发展经济。而马政府却以所谓经济不好，没有钱退税来敷衍。 是不是退税和减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发展的关键。以香港为例，在美国「传统基金会」评比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行榜上，香港近年一直居冠，其中最主要因素是香港实行单一税率，而且只有14％（全球税率第三低）。7月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为香港叫好」（Cheers, Hong Kong）的社论，因香港取消对酒的40％关税後，全球三个最大的酒公司马上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仅4月份举行的酒类展销会，香港就获1,150万美元收入。这篇社论说，这个减税的决定，一下子使香港成了亚洲的酒中心。这不是香港向中国内地全面开放的结果，而是通过减税、实行充分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 ●资本流向回报率更高之地 退税和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已是全球性的现象。例如美国在2004年通过法案，给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一年的减税优惠，原来35％的税，降至5.25％。7月1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结果愈800家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上缴的税款「像潮水般」汇回来，高达3,600亿美元。而同年美国公司的投资额也上升了9.6％，是过去10年最高的。 新加坡最近也准备把税率减至16％，以增加和香港竞争的能力。俄国结束共产制度後，实行税务改革，不仅采单一税率，而且只有13％（全球第二低，最低的是爱尔兰，只有12.5％），结果俄国不仅经济持续发展，且税收比上年度增加50％。 减税促进经济发展的道理很简单，一是刺激大众消费，消费高，自然经济发展，像美国大众消费占国民产值的66％；二是企业有更多资金再投资、扩大生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三是企业规模扩大，缴税基数增大，同时失业率降低，缴税的人多了，国家税收自然增多；四是税低，外商自然来投资，全世界的资本，都是流向税低、回报率高的地方。 开放中国观光客即使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台湾毕竟不是一个靠旅游生存的国家。而且中国又是用飞弹瞄准台湾的敌对国家，把台湾的经济前途押宝到对岸敌对的国家身上，等於帮助中共通过经济统合台湾，走向政治统合，其前景无法不令人担忧。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7月6日「星期专论」 2008-07-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默多克跟邓文迪离婚是好事
说来也巧，就在我发表“马悦然和杨振宁哪个更糟”、对两对“老少配”调侃抨击了一番的几天之后，另一对全球著名且和中国人有关的老夫少妻闹出了最大的花边新闻——国际媒体大亨默多克（港台译为梅铎）正式提出跟邓文迪离婚。 当年听到默多克娶了邓文迪，就替默多克担忧，因为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媒体帝国。什麽事儿超出常理、常识，就会有潜藏的危机。这种老少配的结果，往往因为老者去世，小老婆跟前夫孩子争财产，导致原来的家族企业分崩离析。而默多克所拥有的，不是生产“衣食住行”商品的企业，而是一个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在西方左右派理念之争的大战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巨大媒体帝国。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默多克顶起西方“右边天”》的文章，详细介绍了默多克在西方这场没有硝烟的左右博弈中的重要地位。不太了解人类的新闻历史和西方左右派之争的人，可能无法明白，默多克的媒体王国是多麽庞大和重要。 一般人谈媒体巨人，都会想到三十年代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但他当时只拥有四本周刊（除《时代》是政治周刊外，其他侧重体育和娱乐等），而且其影响力主要在美国本土。但默多克就不一样了，他从澳大利亚办报起家，自己一家报业集团后来就拥有整个澳洲60%的读者。后来到英国发展，收购了老牌报纸《太阳报》、《泰晤士报》等，还拥有天空电视，在英国媒体的占有率也达到40%。他到美国发展后，收购了《纽约邮报》，使这家报纸的发行量超过《华盛顿邮报》而跃为全美第五大报（前四名是《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后来默多克又收购了世界最知名的商业金融大报《华尔街日报》，还拥有大出版社哈珀科林，以及全美收视率第一的有线电视福克斯（共拥有35家电视台），占美国四成的电视市场。 在全球主要四个英语国家中，除加拿大外，其他英、美、澳三国，默多克的媒体集团都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拉美，默多克媒体集团还跟三家电视合作播送节目。在印度办的电视则通过七种语言、40多频道向亚洲53个国家提供节目，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种跨国媒体的规模和影响力，之前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默多克没有显赫家族和政治背景，他的做战地记者的父亲去世前留给他的遗产是一张名不见经传的小报，默多克凭借他的新闻天才和拼搏努力，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空前的媒体奇迹。 默多克本人是“绝对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即信奉个体自由和市场经济。在他的媒体集团崛起之前，西方媒体基本都在迷恋社会主义均贫富乌托邦的左翼势力手中。默多克一个人，可以说改写了整个西方的新闻历史，更影响着英美澳等三国的政治景观。如果没有默多克媒体在澳洲的崛起，保守派的霍华德总理就很难有连续执政11年的历史；同样在英国，没有默多克的强力媒体支持，同为保守派的撒切尔夫人，也难有主掌唐宁街十号11年的辉煌。在美国更是如此，没有《华尔街日报》和“福克斯电视”，那整个媒体都会是左派的天下，想像起来，真有令人不寒而栗之感。 所以默多克宣布跟邓文迪结婚时，有保守派人士担忧，一旦默多克去世，邓文迪跟默多克的其他孩子争夺财产，这个媒体王国就可能受到重创，甚至垮台，这对西方保守主义，对“绝对自由意志论者”，对信奉这种理念的“茶党”运动，都会是巨大打击。而奥巴马之类的社会主义，在美国更会畅通无阻了。 今天，听到默多克跟邓文迪离婚的消息，相信很多保守派人士都感觉松了一口气，因为默多克在世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等于避免了他死后老婆跟他前妻子女争遗产而毁掉这个媒体王国的可能。 但默多克本人为此将付出重大代价。中国媒体最热衷的，是猜测邓文迪能从离婚中分到多少财产，甚至说可能是10亿美元（这完全是对默多克婚前协议无知的瞎猜；我没在任何英文媒体看到这种报道）。但其实无论多少，在默多克的112亿资产中，都是小数字（他公司资产400亿），也对默多克的帝国没有什麽打击（在他们要离婚的消息发布当天，新闻集团的股票反而略微上扬）。真正打击的是他本人的形象和感情。 默多克是以办小报（tabloid）起家的。有人总结说，他早期办报靠三个“S”打天下∶Sex（性），Scandal（丑闻），Sports（体育）。也就是说，主要靠花边新闻等吸引读者。而这次，他本人则成了“花边新闻”主角，更成为全球对他恨之入骨的左派报纸们争先嘲笑的“佐料”。 这场失败婚姻的的根源当然首先在默多克。这位被称为在新闻业战场中无往不胜、估算精准的媒体大亨，却在女人问题上，跟那些被称为遇到爱情就智商等于零的小女孩一样，也是智慧全无。对来自中国那种背景的邓文迪，他远没有真正了解，就“邓”迷心窍，跟她结婚了。 像默多克这种亿万富翁和媒体巨人，如果像中国的有钱人或高官那样，包个二奶，找个小三，可谓轻而易举，（如果在中国）甚至可能有一堆堆的女人争相恐后向他冲锋。但这老头，却动了真情，认为找到了爱。他跟妻子安娜（原是记者）有31年婚姻，但他毅然决定放弃。这里既有对“真爱”负责的美德，也有抛弃共同打拼的妻子的缺德。 有报道说，安娜在理事会的告别演说让很多人落泪。“她说，这不仅是我婚姻的结束，也是我生活的结束┅┅离开他我感到非常难过。一些董事眼里闪着泪花，目送这位自18岁起便为新闻集团尽力的女人在她大儿子的陪伴下黯然离去。”那份悲情可想而知，因为她跟默多克携手创业、缔造了这个媒体帝国，现在这个“夫人”位置却被邓文迪夺去了。 之所以说默多克不了解邓文迪，是因为在他们结婚之后，《华尔街日报》曾刊登一篇关于邓文迪背景的调查报道（这是默多克收购该报之前两年的事）；该报记者说，这篇报道让默多克感到震惊，“他连其中一半的事都不知道。”邓文迪“显然没有告诉过他这些。” 邓文迪的历史，通过媒体报道，中国人都很熟悉了。虽然在英文媒体上，她的形象基本上是“淘金者（gold-digger）”和“花瓶老婆（trophy wife）”，但中文媒体，超过对杨振宁和翁帆，对邓文迪的报道更几乎全是歌颂赞美，什麽自信、坚毅、聪明、能干，穿着高贵得体，谈吐不凡等等，简直把她捧成了一个智慧、高雅的公主。那份羡慕、谄媚跃然纸上，像是要煽动中国女人都去走这条最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一步到位满足虚荣和金钱欲的途径。 这年头当然是婚姻自由，哪怕90岁娶19岁的，也是愿打愿挨。但明明是任人皆知的交易，却硬是举着爱情牌坊，招摇虚伪，就难免有人看不下去了。尤其是华文媒体还完全吃这一套，整个儿是一片对“祖孙配”的歌颂、甚至谄媚声。为什麽会出现这种不合常识、常理的情形呢？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对名人盲目崇拜；只要和名人有关，天花都看成酒窝。第二，报复那个文化多年来对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压抑——彻底反叛，凡是反传统、反道德、反常识、反常理的，就要闭着眼睛高歌赞扬；至于那种表面鲜亮的老少配背后的难言之苦——那是人家私事儿，你们都别多嘴。可是，有谁想过，媒体对虚伪牌坊的一味颂扬，又误导了多少人、多少观念呢？它挑起了多少“老牛”不切实际的对“嫩草”的垂涎，又刺激了多少女性不费吹灰之力而获荣华富贵的白日梦呢？ 像嫁了杨振宁的翁帆、以及嫁给马悦然的陈文芬一样，在嫁给爷爷辈的名男人之前，邓文迪也是默默无闻。但她善于利用男人为自己谋利，颇有心计和手段，甚至被称为“女版于连”，即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塑造的利用女人、不择手段挤进上流社会、贪恋虚荣的人物。不仅如此，邓文迪好像还很懂得“火箭升天”的原理∶要想冲向天空，不仅需要“燃料”做动力，还要把一节节用过的燃烧桶及时甩掉，火箭才能达到目标。 被“邓文迪火箭”甩掉的第一节燃料桶，是那个担保她到美国念书、替他交学费的50岁的美国男人。那个有妻子女儿的男人，跟后来的默多克一样，认为自己找到了“爱情”，抛妻弃女跟她结婚。但邓文迪拿到绿卡就甩掉了那个比她大30岁的男人。 “邓文迪火箭”的第一节故事就显露出她的心狠。从报道来看，那个美国男人并不富有，邓文迪来美国后住在他家，跟他女儿住上下铺，可见没有宽裕的房间。但邓文迪嫁他后，据邓的美国同学说，她出手阔绰，还有名牌服装，邓跟同学说，她嫁了个有钱老公。可见那个美国老男人是多麽宠她。可婚后不久，邓就跟一个年轻的美国白人小伙子偷情。老头知道这事儿后和邓文迪分手了，但还是等到她可以拿绿卡时，才跟她办了离婚。后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那个美国男人仍说，他曾爱过这个女孩。这既显示邓文迪的“本事”，也说明美国人的善良、简单。他们哪有中国女人那麽有心计。但不管怎样，邓文迪用第一节燃料桶，冲到人生第一个高度∶来到美国，读了大学，拿到了绿卡。 第二节被甩掉的燃烧桶，是那个跟她偷情的白人小伙子。有报道说（但没得到确认）他们也结了婚，邓能念耶鲁这麽昂贵的常春藤大学，是这个做经理的小伙子给了支援。在耶鲁要拿到学位之际，邓文迪就把这个小伙子也甩了。 然后就是“邓文迪火箭”通过默多克而冲天的故事了。默多克的愚蠢在于，除了年龄的差异之外，他更忽视了文化、社会背景给他和邓文迪之间带来的距离。如果他更理性一些，以他的雄厚财力，可以雇到全世界顶尖的侦探，调查一番邓文迪的整个背景；以他媒体大亨的身份，也可派遣一流的记者，探寻到邓文迪的全部历史。但是从默多克后来读到《华尔街日报》的吃惊来看，这些他都没有做。 默多克为什麽这麽轻信？一是因为西方人普遍比中国人轻信，社会上太少见坑蒙拐骗，导致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那麽多“弦”，在他们印象中，中国女孩都应该是单纯可爱、温柔贤惠的。至于邓文迪生活过的那个背景能把人的心灵毁坏到什麽程度，把头脑弄得多麽“不简单”，西方人是完全没有概念、不可想像的。 邓文迪的美国密友曾说，文迪很能讲，一开口就是一车皮的话。外人当然不知道邓文迪都对默多克忽悠了些什麽，也不能指控她跟默多克撒了谎，但从默多克对《华尔街日报》对邓文迪报道内容的“一半的事都不知道”说明，邓文迪起码隐瞒了相当一部分她自己的历史。 虽然不能妄断邓文迪，但另一个在美国唬成的“女版于连”却足以说明中国女人编织故事的能量有多大，西方世界又是多麽的“容易骗”。那个所谓美国华裔企业家傅萍的自传（《Bend, Not Break》——弯而不折）可谓满纸谎言。我曾写过一些打假文章，但上个月在书店浏览了一遍傅萍的英文自传，觉得韩寒、唐骏、吴征杨澜，还有蒋方舟什麽的，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傅萍简直应改名叫“傅假”，一个敢随口撒弥天大谎的女人。但谎言却能迷惑住美国人。像有次在美国经理们参加的会议上，傅萍谈她文革中才8岁就进劳改营，10岁时被轮奸的“悲惨”时，满屋男男女女的美国人都听哭了。他们根本无法想像那是傅萍编的故事。当年那个杀妻后自杀的中国诗人顾城有句名言∶“老外哪懂咱中国人呵！”真不知还有多少中国人在全世界不同程度地骗、唬、忽悠西方人。默多克这个典型的“老外”，当然更不会懂得中国“女版于连”是怎麽回事了。 但默多克有个特点，发现错了，马上坚定纠正。他的传记作者沃尔夫（Michael Wolff）说过，默多克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会当机立断，全力改正。这也可能是他事业有成的原因之一。例如对属下的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他就以壮士断腕般的魄力断然“改错”，把整个报社给关闭了。这张报纸历史悠久（是中英鸦片战争时成立的），而且在经济不景气很多报纸倒闭之际，默多克就有这种本事，使《世界新闻报》的发行量全英第一，是盈利的报纸！英国《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四家大报的总发行量还不到180万份，而每期《世界新闻报》发行高达280万份！但默多克却因该报的错误而把它关掉了。有行内人士认为，这样处理太过严厉，因为可以撤换报社主要责任者、改变编辑方针等等，完全没必要把一个盈利的老牌报纸一下子毁掉。但这就是默多克的个性。所以这场他和邓文迪的“离婚”，大概不会有回转余地。默多克一旦决定，就会走到底，如同他关闭那张有168年历史的报纸，结束31年的婚姻，这次“了结”和邓文迪这一程，看来也是断然决定。 有不少中国媒体说，默多克跟邓文迪离婚，是为了多给她财产，因为婚前协议中给她的太少。这真是把美国当中国——用假离婚多购一套房；把西方人当中国人了——骗字当头，用离婚骗法院、骗前妻、骗孩子、骗股东、骗全世界媒体。中国人关于如何“骗”的想像力永远令人目瞪口呆。他们以为默多克就是一个手里只有几毛钱的小地主，需要这麽小聪明一下，给自己的小老婆多分几个铜板。现在默多克头脑完全清醒地活着，他自己创的天下，想给谁，完全大权在握。中国媒体应该怅然的是，邓文迪完全不如他们吹嘘的那麽“智慧、高雅”，否则不能这麽快就被“休”了。 英文媒体报道说，默多克几年前就跟他大儿子表示，跟邓文迪结婚是个错误。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尤其小报，都在挖这个“错误”的原因。当然邓文迪为她的两个孩子争财产可能是个原因，但从常识来说，一般这种被中国人讥为“老牛嫩草”的老少配，最可能出的问题是，“嫩草”耐不住，去找了“青草”。而这是最伤老男人自尊、最刺激敏感神经的背叛。好莱坞有部名片，叫《报复》（Revenge），就逼真地描绘了这种关系和心理。 在商业战场上老谋深算的常胜将军，在个人情感生活上却吃了败仗。虽然“革掉”邓文迪的夫人头衔，能避免他死后小老婆跟前妻子女争夺遗产的战争，能延续他的媒体帝国的寿命，但这场“败仗”却很可能会深深刺激默多克的情绪，影响他的健康，毕竟他是82岁的老人了。在人生的最后岁月，误以为找到了爱情，抛弃了携手创业、共同生活31年的妻子，而跟邓文迪结婚，认真地爱了一把，结果竟然失败，可想而知其伤心和痛苦。但愿默多克能挺过来，毕竟他家族有长寿基因，他母亲去年才过世，享年103岁。 默多克的故事，给天下的老少配提供了一个警讯，别以为找到“嫩草”是占了便宜，但嫩草可能去找青草，最后让老人把肠子都悔青了。 2013年6月15日于美国 2013-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中国为何对“中国威胁论”的提倡者敞开大门？
何清涟 最近，在权力殿堂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美国国际关系大师、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百岁高龄去世，很多人都在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是否会回到美国华府决策圈？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美国现状，这当然是指对华外交是否会实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该理论严词批评199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民主和平论”，并极力主张国家在决策时权力与利益的考量，高于理想或道德。这让我想起一个极有趣的现象：现实主义外交理论当中的进攻型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倡者、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近20年以来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他自己也认为中国学界同行最懂得他。探讨一下其中原因，很长知识。 米尔斯海默与“中国威胁论”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与刚去世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年龄相差24岁，算是美国两代国际关系领域的代表人物，基辛格退出政界是在1970年代末，#米尔斯海默一生著作甚丰，多在国际社会享有盛名。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001年，以下简称《悲剧》) 中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世所瞩目。2010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K·贝茨（Richard K.Betts）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杂志发表《冲突还是合作？重温三个愿景》（Conflict or Cooperation? Three Visions Revisited），称《悲剧》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92）、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塑》（1996）这三本书，是后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三本著作。2018年9月，米尔斯海默出版了《大幻觉：自由梦想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在美国引起了激烈争论。英国《金融时报》将其列为2018年最重要著作。 中美关系交恶之后，人们更是意识到他在《悲剧》一书中曾对此有过精准的预言。俄乌战争以来，米尔斯海默更是成了热门人物，人们突然想起，他在2015年6月那场视频演讲中成功地预测过俄国一定会对乌克兰下手，尽管他对冲突的起因分析美乌皆不喜欢，却无损这一预测“神准”。 中国对米尔斯海默敞开大门 米尔斯海默在《悲剧》一书中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在论证大国之间权力竞争的源头时，列出了五个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现象：1、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2、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3、一个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4、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5、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这五点成了米尔斯海默的论述核心，即世界上并不存在“好国家”与“坏国家”之分，作为国际体系内的主权国家就会依照国际体系的规则去行动。基于这些，大国之间必须保持力量平衡，由此延伸，米尔斯海默得出了中国为何无法和平崛起的核心观点。 米尔斯海默指出，任何一个大国虽然无法建立全球霸权地位，但是基于安全的考虑，一个大国会不断的追求权力，从而建立地区霸权，但当今世界只有美国能够成功地建立地区霸权。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追求并建立西半球的地区霸权地位的过程中，也多次扮演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也就是说，美国无法容忍另一地区出现地区霸权，当一个地区出现潜在的地区霸主时，美国就会开始进行干涉和遏制。支持米尔斯海默这一观点的核心论据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中分别对于威廉德国，纳粹德国-日本，苏联的遏制。 在预测中国的时候，米尔斯海默直言：“一言以蔽之，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美国却要全力以赴阻止中国取得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将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说简单些，中国崛起之路大概并不平坦。” #《大国政治的悲剧》于2001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后，便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作者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在冷战后理论界一片“历史终结论”、“大战过时论”和“民主和平论”的声音中，米尔斯海默的声音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对中国来说，2001年10月还未加入WTO，正处在希望叩开WTO的大门的紧要关头，对这本书极感兴趣，2003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译本，2003年10月28日，米尔斯海默应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邀请，开始为期12日的第一次访问中国之旅，期间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进行了演讲和研讨活动，并访问了中国外交部。此后20年间他数至中国，与中国学界辩论的重点也日渐深入。 中国比较喜欢外国学者赞美中国，不少批评者会拿不到签证。为何提出“中国威胁论”的米尔斯海默不仅没被排斥在外，反而受到各大学这种半官方机构的热烈欢迎？ 中国学界对“中国威胁论”从误读到“最懂” 在今年4月28日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记者要求米尔斯海默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在中国很受欢迎。米尔斯海默言简意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中国非常理论化。他们非常关注理论的运作。过去的对话中，中国的精英们会谈到经济相互依赖理论，作为对我现实主义世纪观的挑战。 “喜欢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真对待中国。我说中国将上升到与美国竞争的阶段，我认为中国想听到这个。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无情的强国。他们会告诉我，终于有一个美国人说出了美国的真相。 “第四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我，认为我的论点中蕴含着一种力量。他们明白，随着他们越来越强大，一场安全竞争不可避免。好几个对话者告诉我，他们想听听我的理论，好弄明白它为什么是错的，以及他们如何证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我总是告诉他们，你无法击败我的理论，中美之间注定要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但直到2018年，我的大多数对话者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他们认为川普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恶化是个例，当拜登上台时，很多人以为中美关系会回到过去，回到单极世界。但我告诉他们回不去了。” 米尔斯海默的这种总结，从他历年与中国学者的对话、接受媒体采访中有迹可循。在最初几次与中国学者阎学通等人的对话中，双方辩诘的焦点就是：中国方力辩中国和平崛起不会形成对世界的威胁。之所以如此，中国那时刚加入WTO两年，还在韬光养晦阶段，不希望被美国看作国际安全的威胁，为了打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顾虑，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 “和平崛起”为个概念，美国极为注意，外交事务于2005年发表了郑必坚的《中国和平崛起走向大国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但其间经过小布什、奥巴马两任总统，中美一直维持着高层战略对话，两国的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与重要的合作伙伴之间游移。 2018年确实是个关键年份。2017年1月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拥抱熊猫派在美国对华外交中失宠，在准备一年左右后，针对中国先后出击：公布301条款调查报告（3月），打击千人计划抓捕四位华人教授（8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9月），北京从中感受到丝丝寒意。紧接着就是2019年3月开展的对华贸易战。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以拖待变，希望换个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回到过去，结果未能如愿，两国关系恶化到前所未有，摩擦性外交成了拜登与习近平二位当政美中时期的主调。 从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到2018年《大幻想》出版，这17年间国际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学界与米尔斯海默的接触，始于要论证“中国和平崛起”以驳斥“中国威胁论”，经历过自2018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剧变，终于承认米尔斯海默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局势的判断富有前瞻性。在《中国对米尔斯海默的八个误解》当中，作者罗列了他认为的所有误解。也因此，米尔斯海默半开玩笑地戏说：他喜欢去中国，因为最懂他的人在中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2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072023100545.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When dragons fight with wolves (Part seven of seve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unday, October 17th, 1999 During a severe famine brought on by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a large number of Uighurs starved to death. When they protested against the policy that brought about the lack of food, the Chinese rulers answered with mass detentions and systematic torture The Chinese revere the dragon, an imaginary creature with sharp fangs and claws. Turkics worship wolves. Legend has it that the Turkic people survived on wolf milk years ago while taking refuge in the mountains after a defeat in battle. Thereafter, they thought of wolves as their saviors. Many Turkic people display wolf pelts on the walls of their homes and offices as decorations and nationalist symbols. "The Chinese call us wolves' babies (狼娃子)," said Abdulhekim, former Chairman of the Urumqi Writers Association, in his office in Istanbul. "They think we are as untamed and unruly as wolves." Perhaps it is this wolf-like quality that keeps Uighurs from giving in to Chinese rul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Uighurs instigated two uprising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epublic, although both were crushed by local Chinese warlords. In the early 1960s, like many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a serious famine occurred in the large prefecture of Yili (伊犁) as a result of Mao Zedong's (毛泽东)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政策). Unlike the more docile people in China, the Uighurs revolted. "In Bay \[Baicheng, 白城\] in East Turkestan, as many as 60,000 people starved to death," said Abdulhekim in the headquarter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Many of them died crawling on the ground." When several thousand starving Uighurs gathered outside the Yili local government building in Gulja (Yining, 伊宁) and shouted "We want food," and "Resist Han migration," Wang Zhen (王震), the Chinese commande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Xinjiang, ordered his troops to open fire. No one knows how many protesters were killed. One witness said he saw several hundred bodies lying in the street. The killing enraged the Uighur, the Kazakh and other minority group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esieged and destroye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and then led a mass exodus from the prefecture. "Even top Uighur officials fled," says Bache, a visiting scholar of Uighur hist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including the deputy commander and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of the Xinjiang Military Command, the governor and the police commissioner." Beijing estimated that after the incident, 150,000 to 200,000 people left Xinjiang and swarmed into the Soviet Union. By Abdulhekim's estimation, the number is closer to 600,000. The Turkic exiles formed seven military leg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stablished an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Liberation Committee to free their homel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Soviets.This made Beijing nervous. Although resistance to the Chinese rulers continued in many areas in Xinjiang after that incident, the largest Uighur demonstration in Gulja didn't take place until February 1997. The protest began after Chinese authorities prohibited Uighurs from holding a meshrep (a traditional Turkic gathering for entertainment) and arrested organizers when they went to the city's Party Committee to complain. Following the arrests, several hundred young Uighurs held a rally on the streets. Much the same as all the previous protests, the rally was met with a large group of PLA troops.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s Human Rights Report on Xinjiang released last April, 3,000 to 5,000 people were arrested and several hundred detained for hours in a soccer stadium flooded with freezing water and ice. Some of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were forced to run barefoot on the ice. Many children and women suffered severe frostbite. "The hospitals refused to treat injured women and children after they were released," said a physician from the Gulja Municipal Hospital who later escaped to Turkey. "In addition to the 200 who were injured, four froze to death." Witnesses said Chinese soldiers unleashed a wolfhound on a young Uighur man in front of the stadium entrance when he tried to negotiate with them. Many participants in the demonstration were imprisoned, and some sentenced to death. Retired Yining Textile Factory worker Shamseden's 33-year-old son was among those who received a death sentence. His execution has not yet been carried out thanks to appeals from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view in Istanbul, Shamseden said he did not know why the police issued an arrest warrant against him on charges that he encouraged his son to protest. Shamesden escaped to Turkey with his wife under the pretext of making a pilgrimage to Saudi Arabia. Shamseden, 61, and his wife now live in a small room in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After the Gulja Incid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ducted mass arrests of suspected separatists and imposed harsh penalties 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10 people in Xinjiang have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since January 1997. Among them, 190 have been executed. Mos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or already executed were Uighurs. Various sources indicate that those in prison are treated abominably.Urumqi police officers beat up 70-year-old Nizamidin Yusayin, a former Xinjiang Daily reporter who later died in prison. "He was tortured because he wrote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independent history of East Turkestan," said Abdulhekim, the old man's former co-worker. A former Xinjiang court official told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at 90 percent of the detainees told judges that they had been tortured into confessions during police detention. The judges turn a deaf ear to those complaints, the court official said. Reports from Xinjiang received by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show that a variety of torture methods are used in Xinjiang prisons. They include severe beatings with fists or other objects, sticking electric cattle prods into prisoners' throats, hanging, burning, biting by dogs, tying detainees outside in cold weather, sticking needles and bamboo sticks under detainees' fingernails and pulling the fingernails out altogether. The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confirmed the use of these kinds of torture techniques. It also added testimony from one Uighur political prisoner whose interrogator repeatedly stuck strands of horse hair into his urethra. The torture continued for 25 or 30 minutes until the prisoner's penis was swollen and began to bleed. He was granted probation only after his friend bribed police with five thousand yuan. The prisoner said that for the following two months, he bled every time he urinated. He had to undergo six months of medical treatment, he sai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use us of being separatists," Uighur writer Abdulhekim concluded with wrath, "but they're killing our people and beat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the ones practicing state terrorism. We have reached the end of our rope. 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now is resist. Sooner or later blood will be shed between the Uighurs and the Chinese." If the wolves wage a holy war against the dragons, the hatred will surely spread. (This is the seventh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 1999-10-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新浪为自保迫吴征辞职
【多维新闻社24日电】多维社记者报道/新浪网董事会22日接受吴征“博士”辞去董事及联席主席两项职务，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的新闻，北京《中国青年报》对此报道评论说，“吴征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入主了新浪，其与夫人杨澜在资本市场上连续上演的‘帽子戏法’赢得了世人的艳羡。”但“作为一个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联席主席，如果公然造假，不仅影响自身，而且可能损及新浪的商誉。”因而北京企业界人士说，这个决定有利於恢复新浪的形象。因为吴征杨澜已成为业界的笑料。上海《解放日报》网页则刊出“吴征和新浪分手疑和假学历有关”的报道，援引中国互联网分析师吕伟钢的话分析说，吴征辞职可能与“假文凭”而引起新浪董事会成员的劝告有关。继国内媒体报道评论之後，巴黎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予以新闻追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维克多4月23日采访了调查吴征杨澜造假事件的多维社特约记者曹长青先生，就吴征“辞职”一事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媒体的新闻角色等做了分析与评论。多维社获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授权，独家刊出这篇访问，以飨读者。 问：本台获悉，新浪董事会於22日正式宣布接受吴征的辞职。吴征涉嫌一系列欺诈行为，早已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定居美国的华人政治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曾写了很多文章披露吴征的欺诈行为。今天我们请曹先生就吴征辞职一事发表看法。你对这个事情有什麽评论？ 答：我觉得吴征离开新浪应该说是压力导致的，说为了更好地管理阳光文化公司明显是个保住面子的借口。因为从技术上来说，杨澜吴征夫妇是新浪的最大股东，作为最大股东却连一个董事都不占，这是不合常理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公司，如果是最大股东，至少会占个董事位置。吴杨夫妇现在什麽也不占，明显这後面有问题了。从另一个技术角度，阳光和新浪交换并股时，杨澜已把她拥有的近30％的阳光股份全部都给了新浪，她和吴征在阳光已经没有任何股份了，吴征现在却要去做阳光的总裁，这也不合业界规矩和逻辑。所以可以说目前吴征辞去新浪联席主席职务一事，显然是由於他的假学历等一系列问题遭到股民网民质疑後，引起了新浪的重视。新浪为了自保，不得不采取措施，压吴征辞职。 当初吴征是被当做“帅才”引入新浪的，新浪董事会主席姜丰年曾说，“吴征的到来，给了新浪董事会巨大的想像空间。”为什麽他这麽说呢，因为吴征给新浪出了个战略性主意，吴征曾说，“现在三大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就像三架平行起飞的飞机，必须有一架突然摆脱并肩飞的编队，做一个垂直升天的动作。所以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让新浪做这一架垂直起飞的飞机。”但姜丰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想像空间”也太大了，“垂直升天”就一头栽下来了，跌的很惨。 新浪本来一直亏损，当时新浪大概本想借阳光的明亮来擦去亏损的雾气，但没有想到吴征进到董事会之後，带来的不是阳光，而是乌云，是晦气，吴征学历和经历不实的风波大浪，摇得新浪摇摇晃晃。新浪和吴征合作“垂直升天”，就像大家合伙吹起来一个大气球，极容易被一根针捅破；而这气球越大，它可能撞到的针就越多。 我想新浪董事会的人後来是清楚吴征学历有假的；如果不知道，他们怎麽会把新浪网上的吴征简历改了很多次呢？这个改动本身就说明你知道原来登的有假吗！正如昨天《中国青年报》所说的，“今年2月新浪科技发布的吴征简介中，去掉了那个令其‘蒙羞’的美国巴灵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头衔。”说明姜丰年们是知道怎麽回事的，因此才会压吴征辞职，因为新浪是个上市公司，必须有公众信誉，不得不看重舆论和民意。当然新浪也是有问题的，当初多次改动其网上刊登的吴征简历，从不做任何解释。这次又在赞扬吴征的同时把“吴主席”免职送走，而不向股民网民做真正的交待，是根本不负责任的。 问：曹先生，那麽你最近一个时期写的揭露文章是不是起了作用？ 答：舆论当然构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多维新闻社对这个事件的连续报道和评论，对人们了解吴杨做假事件，构成舆论监督，是有相当作用的。虽然国内的报纸没有像多维社报道的那麽多，但前後我也看到有十几篇。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是很快的。你看杨澜被《中国妇女》杂�已∥�“十大时代女性”之後，《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是一面倒的反对。这说明国内能上网的人，基本都相当了解吴杨造假事情。在吴征辞职离开新浪之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也评论说，吴征杨澜“在资本市场上连续上演‘帽子戏法’”就是指出吴杨玩戏法、欺骗世人。国内这个行业早就有人指出，吴征不是投资，而是“投机”。 问：这是不是说舆论监督对造假有制约作用？ 答：当然是。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舆论、批评的声音还是第二位的。首先是吴征本人的学历和经历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即使舆论再大，他也不会倒的。今天即使一百家报社的一千个记者天天坐在那儿骂比尔．盖茨没有学历，从哈佛退学，你能骂倒他吗？骂不倒。因为盖茨的名和利是站立在微软大厦这个真实的业绩之上的。这个真实的业绩既利己，更不害股民。但吴征被批评後，现在“辞职”、开始退了倒了呢，因为吴杨大厦不是像盖茨那样建立在自己真实业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我吹嘘、夸张造假、股票买空卖空的名人名牌效应这个沙滩上。 问：那麽曹先生，为什麽媒体和网上，包括您在内，对吴征杨澜的揭露能持续这厶长时间？ 答：第一个是维护诚信价值。杨澜吴征学历经历有假已是公认的事实，像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学位，杨澜的美国三大台邀请当主持人，哥大校董等，现在都成了笑料。由於海外的中国人多生活在更注重诚信的社会，因而对吴杨造假更敏感、更重视，反应更强烈。而且由於吴杨的很多造假事情都是在海外发生的，也有一定条件调查揭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吴征杨澜造假事件被揭露出来之後，他们夫妇的反应实在太恶劣，骂网民是疯狗，建立警察网站，要全球缉拿批评他们的人，还压制媒体报道。他们夫妇这种极为恶劣的态度，更促使人们揭露批评他们。 无论在西方、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做假欺骗的事情，谁都可能有做错事的时候，但像北大的王铭铭，被揭露出来抄袭，最後向社会道歉。香港的李泽楷是念了三年史丹福大学而没有毕业被媒体报道成毕业而已，人家也马上出来道了歉。而吴征不仅经历中有严重吹嘘夸大，他那个巴灵顿学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欺骗社会，比李泽楷念正式学校没念完性质严重得多。跟吴征共过事的人，好多最後都和他打官司，因为他常吹牛撒谎骗人家。面对这厶多劣迹，这对夫妇不仅从不道歉，反而嚣张地骂批评他们的人，恐怕找不到态度比吴杨更恶劣的了。这种情况人们怎麽能容忍呢？吴征杨澜是办媒体的，本身造假就不可容忍；被揭示出来又是那样蛮横骄横、毫不认错，在这个方面，我看吴杨真是“开了先河”了。但从吴征被迫离开新浪来看，舆论还是有作用的，假的东西真不了，纸里早晚包不住火。 问：从这个事来看，今天有什麽教训我们可以吸取呢？ 答：人不是不可以“一日成名”、“一夜致富”，如果这个“成名、致富”的背後是由无数个辛勤努力的日日夜夜做基础的，这个业绩是真实的话，那厶这个名利的大厦才可能坚固，才不会因一点风雨而顷刻倒塌。拥有这种真实名利的人心里才会踏实。而吴征杨澜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股票价值增长不是根据公司的业绩，而是由於媒体的充气、吹捧。西方媒体的特点是挖丑闻的时候争先恐後，而中文媒体则是捧星、捧名人的时候蜂拥而上，所以在媒体这种众星捧月之下，杨澜“创造了商界神话”。 当然西方媒体也有乱捧、报道不实的现象，顺便我想提一句，杨澜之所以被捧起来，和西方媒体也有很大关系，把杨澜评为中国50位首富第38位的就是因安龙事件而信誉破产的安达信的上海分公司，是美国的《富比士》报道的。刘晓庆曾被称为“中国最富的女人”，也是《富比士》报道的。看来以後这个杂�以谥泄�的信誉也成问题了，安达信的信誉就别提了。这也是一个教训，不仅做一番事业的人要讲诚信，而且媒体本身也要注重专业化，否则乱捧名人，最後也会捧出麻烦。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
何清涟 3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显示去年12月份青年失业率略低于15%，与欧盟相近：均为14.9%。不过，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与中国近几年经济结构转型直接相关，属于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或行业衰退而造成的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v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持久，因为失业者需要再职业教育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而摩擦性失业涉及人们在工作之间转换，与经济周期无关，是人们经常遇到的失业。经济学家一般不太关注摩擦性失业，但特别担忧结构性失业，可惜的是，注意到中国青年失业率高的分析者，多半忽视了这是结构性失业。 房地产业萧条导致数十个上下游产业萎缩 近三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动，从世纪之交就成为中国经济龙头产业的房地产业，因市场过度饱和而难以为继。在继续投入资金（主要是银行贷款）维持泡沫与让泡沫慢慢瘪下去另觅经济发展之途二者之间，习近平咬牙选择了后者。 但兹事体大，房地产业一直被中国当局及经济界视为大而不能倒的产业，是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就业这点来考虑。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过一篇《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其中列了一个表，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建筑业的就业拉动能力最大。建筑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635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62人。金融业的就业拉动能力第二，金融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51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70人。房地产业本身就业拉动能力并不大，房地产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35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12人。按此计算，2020年仅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带动就业就超过1.15亿人，对民生影响巨大。 上述研究还没有考虑其他几十个房地产开发上下游产业。择其大要述之，房地产开发上游主要包括土地（七通一平就涉及数个行业）、金融行业；建筑工程（包含各种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供应）；房地产开发相关服务；房地产开发下游主要包括房地产经营、房地产销售、房地产辅助服务、装修产业（涉及多种装修材料的生产与供给）等，与此同时还有交通运输产业，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从业人员。 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两大产业 房地产、建筑业与金融业在中国是共存共荣的关系，房地产衰落，自然会影响到这两大产业。但细读之下，除了房地产业衰落的影响之外，还有这两大行业因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有更新要求的因素。 以银行业为例，2016年之前，银行业曾是白领向往的金饭碗行业，但2016年开始，先是遭遇智能化取代人力，仅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就裁员约2.5万人；以后每年都有银行业裁员消息传出，成了常态。2023年9月30日，中国国内第一财经根据Wind数据统计，称降薪、裁员成为2023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财报透露出的两个关键词。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总数虽然突破了250万人大关，但同比增幅仅为1%。中工建农这四大银行还在裁员，其中，工商银行一年之内少了9000余人。据该报道透露的数据，从专业构成来看，招商银行招聘得最多的依旧是零售金融业务的员工，净增5378人（上一报告期增9460人），此外，运营操作及管理净增加2172人，而综合管理类人员则净减少近千人——熟悉银行业务的就知道，这些银行招聘的是能为银行增加业务的一线员工，以及专业门槛较高的技术型员工，“综合管理类人员”是属于万金油式的管理人员，这类人失业之后再就业相当困难。 中国建筑行业正处于技术转型时期 建筑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判断支柱产业的标准是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8年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85%以上，2022年甚至接近7%，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2.5个百分点，支柱产业的地位依然稳固。建筑行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至大：第一，它的发展带动着建材、冶金、化工、轻工、机械、石油、煤水电气、装饰装修、智能科技、家电等几十个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国的GDP增长和就业状况。第二，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一直是中国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行业。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 至2020年，每年从事建筑业的新产业工人人数在5000 万人以上，占比20%左右。 但是，情况正在起变化。最近几年，中国建筑行业出现一个现象：企业增多，但从业人员反而减少。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43,621个，同比增长11.55%；从业人数5,184.02万人，同比下降0.31%；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39740个，同比增长7.9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8712个，同比增加926个；与此同时，建筑业从业人数4016.41 万人，同比减少3.79%。简言之，企业变多了，更多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与此同时从业人员反倒减少了——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减少是按千万计数。国内的分析是认为企业养不起那么多人，国企增多则被认为是建筑行业的“国进民退”。 但事情远比这两类分析复杂。只有极少数分析指出是因为技术和管理的发展，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从中国现在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共有四条主线，分别是：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筑机器人研发和应用；推广绿色建造方式。上述这四点，注定中国的建筑业从设计到劳动类型与人力配置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将形成数量巨多的结构性失业者，因为列入十三五计划的“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和十四五计划的“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技术支撑：装配式、产业互联网平台、建筑机器人，这意味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劳动力类型需求将发生改变，包工头一般也无力投入建筑业新技术改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体力劳动者将逐步减少。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每年那么多大学生毕业，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我将另文分析。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3月24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32420242135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大国主君的欧洲梦幻之旅
话说习总这次欧洲之行收获颇丰，先是在法国放言“睡狮已醒”，继而在德国收到了一张1735年的地图，将其内容与国内媒体对地图的反应仔细看下来，几乎就是一场梦幻之旅。 咱还是按顺序说吧。 \中国睡狮百年间究竟醒过几回？\ 习总在法国发表醒狮演讲。据说“睡狮”典出拿破仑，因此中国元首在法国发表这番演说倒也顺理成章。习总的原话如下：“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但这番话怎么读都有点别扭：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率先与中（共）国建交的国家（1964年），关系非常亲密，连狮子是醒是睡都需要习总亲口提醒，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法国很麻木，至今可能还不知道中国这头睡狮醒了；二是法国有可能认为中国这头狮子不太和善可亲。 讨论这两个可能都会引起很多纷争。比如讨论狮子和善可亲，狮子是食肉族，以掠食相对其而言较弱小的动物为生，除了让狮子转基因，变成食草族，否则讨论其是否和善没有多大意义。况且，法国对这头狮子历来持亲善讨好之态，觉得它比美英更可亲。讨论狮子醒了这个话题，带来的问题更多，如果不否认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有连续性，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这只狮子在这百年间时醒时睡，但很难弄清楚是清醒的时候多还是睡着打呼噜的时候多。目前，见诸现在中国互联网的资料，中国这头睡狮百余年间一共醒过三回，唤醒者至少有三位：孙中山、毛泽东、改革开放的邓小平。 \百年三唤睡狮醒，睡醒之际难分辨\ 改变历史的近现代人物之中，孙中山最早提及睡狮之说，1895年1月（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呆了一段时间，他在西医书院时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这时仍在香港，为孙介绍了在当地开照相馆的日本富商梅屋庄吉，希望梅屋能够提供资金。孙中山在造访梅屋时说：“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要醒起来才有用。” 与此同时，睡狮之谓经常见诸报端与政论文，直到民国建立、北伐战争开始，所有革命还被称为唤醒睡狮的行动，比如北伐军军歌就是这样唱：“同胞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警钟一鸣森森森，睡狮齐猛醒……”，按当时的说法，孙中山算是中国唤醒睡狮第一人，中国这睡狮似乎也猛醒过一次。 第二位就是毛泽东了。在中共官方宣传中，毛泽东被称为“唤醒东方睡狮的巨人” ，文革前及文革时期，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都被说成黑暗的奴隶制与封建王朝，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的功绩也就不止是唤醒睡狮，还升格为将中华民族从五千年黑暗中拯救出来的人，以及全世界劳苦人民的解放者。 第三位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了。1978年之后，中国有段时期，报纸与电台论政用语常以“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头，后面跟着列举种种改革成就，于是有人将改革开放与唤醒睡狮比拟。其时，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在大陆走红，该剧主题歌几乎传遍大街小巷：“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容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不巧的是，“醒狮”还未被中宣部认可做图腾，中国又成了“东方巨龙”，一首《龙的传人》红遍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做龙比做醒狮光彩，从此龙图腾受宠。 如今中国的图腾又成了醒狮，看来中国这头狮子是醒是睡，除了在位皇上自己认可之外，还得权力继承者认可。所以，今天看昨天，中国这头狮子永远在沉睡不醒。 \1793年地图的国内版\*** 再说默克尔赠送的1793年地图，这幅地图在中国的说明用的是“变身”。以搜狐历史为例，展示的默克尔所赠1735年中国地图（http://history.sohu.com/20140330/n397452500.shtml），图的左右下角均有德文图示说明，但读者无法看清楚。如果该图片以红线内的土地为清朝领土，今天的西藏、新疆与东北（即满清的发祥地关外满洲）都不在红线内。也就是说，红线内的版图，与其说是清朝疆土，不如说象明朝疆域。搜狐网担心读者看不明白，干脆将一幅根据《乾隆内府舆图》做成的地图，附于默克尔赠送的地图之上并说明之：“从当时的中国版图看包括北部的远东，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等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钓鱼岛更在其中。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千米。除此之外，周边国家如朝鲜、安南（越南）、南掌（老挝）、缅甸、琉球、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兰芳共和国等则为清朝的保护国。” 1735年是什么年份？正好是雍正驾崩，25岁的宝亲王弘历（乾隆）登基之年。乾隆可说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最有福气的一位，文治武功长寿，没一样不占全。但最牛皮的还是他拥有的疆域之辽阔，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其祖父康熙不仅费心开拓疆土，还召集专家，耗时30年绘成中国历史上首幅地图巨制《康熙皇舆全览图》（1717年），此后，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大清帝国版图空前广大，北起自萨彦岭，东北至外兴安岭，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地区，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至新疆等地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时人颂为盛世，待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时，乾隆帝可以说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默克尔在习总即位之初，赠送一幅乾隆登基之年由德国人绘制的地图，国内附上大清帝国地图并解释说：“从当时的中国版图看包括北部的远东，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如今远东、唐努乌梁海、西伯利亚等地都在俄罗斯版图之内，加上此时“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事件正让欧盟颇感不爽，国内网友因此热议默克尔赠送此图到底是出于什么用意。 中国互联网上早就流传一篇“复兴中华梦”的诗文： “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中华。剑指天山西，马踏黑海北，贝加尔湖张弓，库页荒岛赏雪,晨赴恒河饮马,夜抵碎叶揽月，中南半岛访古，东京废墟遥祭华夏先祖。汉旗指处，望尘逃遁，敢犯我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只是那贝加尔湖、库页岛的统治者现在是普京大帝，不是个好商量的主，因此“汉旗指处，望尘逃遁”的强国梦，只能施之于国内新疆与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次借默克尔赠送地图之机，爱国人士再次梦回库页岛与周边属国，将习总的访欧之旅演化成一次真正的梦幻之旅。 但是，“谁为神州理旧疆”？中国土地上的立体化污染之严重，让人不由得要问：如果现有的土地都被污染得成为人类不能使用的毒地，梦回旧疆又能如何？ 对于所有怀念大清皇舆全览图的同胞们，我想借南宋诗一首赠之：“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江山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归不似旧封疆”。今天中国的军备再隆，GDP再高，人的生活毕竟还离不开清水净土与新鲜空气。此三物难求，梦幻之旅再多几次又有何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4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xi-visits-europe-20140402/188436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吴征的诬告——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四
和吴征今天在学历、艾美奖等诸多问题上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态度完全一样，当年被那麽多留学生指出在卖保险过程中有误导和欺骗之後，吴征在一封长达六页纸的信中也是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错误，而那些留学生们则是“投机者”、“撒谎者”、“不缴税者”、“文革红卫兵”，他们想“玩过这个制度”。 就海外华人目前对吴征杨澜的谴责，吴征对国内记者表示，人们主要是妒嫉他。他说海外华人的心态是：“我在哥伦比亚和哈佛读书，在哈佛混著，你倒好，读了一个远程教育的博士就可以赚这麽多钱了。”吴征很同情大家：“他们住在美国，离乡背井，很辛苦。”他希望海外华人们“想想陕北的农民，大家的心态就平衡了。” 吴征到底哪里来的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觉，本文无意探讨。至於他究竟有没有那个克莱登“远程教育博士”、到底怎麽“赚这麽多钱”，大概也是以後的题目。这里想点出的只是吴征今天的“嫉妒论”倒是有他自己的传统的。 当年在圣路易士的时候，吴征就认为“嫉妒”是那些留学生告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那封丝毫不认错、反控留学生们的信中写道：“我拥有很好的生活，有好房子、好车。”“他们嫉妒我经济上的成功，对我想把他们美国化、把他们熔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努力不满。” 吴征那种居高临下的自我优越感也是有传统的：“我总是对他们说，他们从这个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益处，所以才这麽成功富裕。他们甚至好多年不缴税。我要求他们对美国忠诚并不过份，遗憾的是他们只忠诚他们自己。” 吴征在谴责那些留学生不忠诚於美国的同时，还抨击他们“不忠诚於朋友之间的友谊”。“即使徵求和保险毫无关系的事情的意见，这帮人也可以在半夜12点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只是以为我可以帮他们的忙，现在我意识到了，他们只是想占我的便宜。” 然後他借一个朋友的话说，“他们仍然是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当时他们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接著吴征给美国人介绍道：“红卫兵是高中生。中国的文革摧毁了道德标准，教给人们不信任。人们只忠诚自己。甚至丈夫向当局告妻子，父亲告儿子等都是常见的。他们是无神论文化的一部份。”“他们同样学到了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了真的。” 那麽吴征自己呢，则是一个处处助人为乐的基督徒：“我几乎帮助了这些人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从章沛那儿买了两栋、卖了一栋房子┅┅我帮李东的妹妹进入一家大学┅┅我帮韩、叶夫妇搬家俱到他们的新房子┅┅我帮鲍、蒋夫妇带东西到中国，还通过我在美国参议院的朋友帮他们的家人来美国；我帮任、董夫妇延期护照；帮左、吴夫妇办理过期的签证┅┅我从做旅行社的王那里买所有的机票。在章沛夫妇因为太忙要把孩子送回中国的时候，我和妻子还提出要完全用我们自己的钱来抚养他们的孩子┅┅” 面对这麽一群忘恩负义的中国红卫兵，吴征向大都会保险公司提了两条要求，“第一，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因为我百分之百地维护了大都会的信誉┅┅（我们）甚至不应该有任何馀地去想一下和这些人达成某种协议，因为这是正义和原则┅┅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退掉保险┅┅只是领头的人想得到免费保险，想在两年之後把钱拿回来，其他人不想被这个免费保险的机会拉下。这个案子里面只有两个领头的和11个随从的投机份子。” “第二，我强烈要求大都会从法律上追究这些撒谎者们的责任，或者用其他追究方法。我们必须做出强硬的全国性的反应，因为公司必须坚决支援和保护它的辛勤工作的亚裔美国人代理。” 这是一封下了很多功夫的信，它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对中国留学生的指控颇能自然地引起美国人对这些中国人下意识的反感。比如： 第一，不缴税。在美国，人们的收入都是需要向政府纳税的，但这批拥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自然收入也应该不低）的中国人居然都不缴税，这怎麽可以呢？ 信中这句“他们甚至好多年不缴税”是个很误导的说法。在律师取证时，吴征在律师的追问下解释道：“由於中美协议，在获得绿卡之前中国公民在美国工作只要交一个地方的税。你如果交中国的税，就可以不必交美国的税。”吴征同时向律师表示，这些人其实是两边的税都不交。 事实是，如果持J-1、F-1签证，上学期间不能工作，奖学金部份免税，而J-2、F-2可以工作，但必须报税。吴征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留学生在工作以後、按法律规定要向美国报税时仍不报。但简单、笼统地指责这些人不报税，怎麽说都很容易给美国人一个糟糕的印象。 第二，撒谎。美国当然是一个诚信度远高於中国的地方，美国人接受谎言的承受力也远不如中国人。所以，当吴征指责中国留学生想用谎言获取免费保险的话，怎麽能不引起反感？ 第三，不忠诚於美国，不愿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虽然外国人谁也没有义务要忠於美国，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无论是祖辈还是新近来到美国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由於热爱美国的自由和个人发展机会，对美国充满一份感情。所以美国人自然对那些不缴税、拒绝忠於美国，不肯进入美国社会的人们产生反感。 第四，文革红卫兵，无神论者。不必说，中国的文革红卫兵在普通美国人心中就是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打砸抢的洪水猛兽。由於美国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所以信上帝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几乎就等於是“好人”的代名词（所以像吴征这类急於宣称自己是“好人”的人，首先要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无神论者，在不少美国人眼里就近乎是野蛮人的代名词。吴征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成为无神论者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完全由不得个人的选择。但这种制度差别的空档不正是可以用来误导美国人的看法吗？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和吴征这封信有关，但在这封信中被吴征点名为两个领头告他的人，章沛和李东，在这封信之後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叫去问话，其中李东被问了两次，章沛一次。 至於吴征是否像他自己描述的那麽热情助人，记者无意去调查否认，但在圣路易士和华人们交谈中、和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发现，在强调别人的“坏”和描述自己的“好”中，吴征都有夸大误导的倾向。 比如，章沛说，“我只是随口说说孩子没人看，想送回中国。吴征也随口说，那送我们家帮你看。这种随便说说的话，在这信里就变成了他真的要免费给我们抚养孩子了。”而在律师取证中，吴征又强调他们夫妇曾出於善心决定“收养”章沛的孩子。章沛对记者说，我自己的孩子怎麽可能送给他们收养呢？ 再比如，吴征在这封信中和後来的律师取证材料中都表示，他通过和国会议员的关系帮助留学生延期护照和签证。左映雪说，“吴征说他促使了（老）布什签署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的行政保护令，那我们这些受那个行政保护令留下来的人不就都得感激他嘛。” 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吴征说他曾给国会议员写信帮助两个人办签证，但当律师追问时，他又表示只打过电话，没写信。吴征还说，天安门事件之後，有些中国学生必须留在美国，他认为领馆应宽容。由於他和芝加哥中国使馆总领事是朋友，所以去帮人延期护照。律师问：“他同意了？”吴征答：“是的。” 至於吴征和布什总统行政保护令的关系，吴征是这样对律师描述的：“我们都等著总统签发让所有中国学生留在美国的签证，而我幸运地参与了这一决策制定过程。因为我曾为布什的竞选服务，并和布什总统家保持非常近的关系。我曾经每星期跟一个负责这事情的布什的上层助理说，像左先生和他妻子这些都是好人，他们应该留在这个国家，以此促使总统签署命令。” 律师问：“那关於左先生的事情你成功了吗？”吴征答：“是的，但是那是一个总体的事情。我一直打电话吵他们说，请让中国学生留下来，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应该留在这个国家。如果他们留不下就会出现家庭问题。我一直和左先生保持联系，告诉他我在促使总统做什麽。” 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还表示他和老布什的三个兄弟是很好的朋友，也熟悉老布什总统本人。虽然记者无法核实吴征到底跟（老）布什家有多“近”的关系，但这里明显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因为吴征说，他是由於帮助老布什竞选，得以和布什的上层助理建立关系，促使老布什总统做出中国留学生可以变永久居留身份的行政命令。但据调查，吴征在圣路易士帮助老布什竞选是1992年10月的事，而因六四事件让中国学生可以留在美国的“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2711）在1990年4月11日已做出，国会也在1992年10月通过了。再说，老布什在1992年11月竞选连任中败给了克林顿，所以在时间逻辑上根本不存在吴征往白宫打电话和老布什联系的问题。而老布什1988年选总统的时候，吴征刚到美国，还在加州念书打工。 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还说，他和密苏里州的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熟悉，尤其联邦众议员Jim Talent是他的好朋友。圣路易士的留学生们也说，吴征总说Jim Talent是他的“dear friend”，但是留学生的律师金布雷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那位众议员时，问他是否熟悉Bruno Wu，他说根本不认识。 当地好几个留学生还表示，吴征到中餐馆时，常说他岳父是密苏里州卫生厅长，但却从没听他当时的妻子说过她父亲是卫生厅长。以中国人的心理，卫生厅长就有来检查卫生的可能，所以别得罪。在当地开珠宝店的何伟麟说，“你们不能把吴征怎样，他在中国有很强的官方背景。”那麽这位香港商人从哪里得出那个当年二十多岁卖保险的年轻人“有中国官方背景”这种感觉呢？ 如果那些留学生们真的都承蒙有如此“中美两国官方背景”、神通广大的吴征的帮助，他们还能联合起来告吴征的话，从常理推断，吴征应该不至於像他自己描述的那般丝毫错误都没有吧？ 在圣路易士记者了解到，那些被吴征说成是“投机者”、“撒谎者”、“不缴税者”和“文革红卫兵”的人们基本上都事业有成，进入了美国社会，过著稳定的生活，似乎没有谁想“玩过这个制度”。章沛开的房地产公司有十多个雇员，在当地生意颇红火；左映雪是进入圣路易士最高级画廊和美国著名画家Jasper Johns一起开画展的华人画家，并在大学任教；裘小龙用英文写的侦探小说前一段获得了国际侦探小说大奖。其他人有的在华盛顿大学，有的已经离开了圣路易士，但多数都在美国的各研究机构工作。十多年前吴征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那些留学生们也刚刚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他们成了吴征第一笔生意的来源。 1992年4月吴征为了鼓动当时在圣路易士公平保险公司做事的倪镳加盟到他的公司，把倪镳约到其办公室，拿出他自己制作的年度收入图表，送给了倪镳一份，劝他回去好好想想。倪镳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据熟悉他的人说，“当时以短篇小说《伤痕》出名的卢新华曾在老倪担任小说组长的文学社团”，来美後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倪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谢绝了吴征的邀请，但吴征制作的那份三页纸的收入图表，和其他档案资料在一起，竟没有被扔掉。据这份图表，吴征在卖保险的第一年（1991年）的实际收入是9万7千美元；第二年预计最少收入19万3，最多27万6千美元；第三年预估最低收入22万6，最高39万美元（第三年——1993年4月吴征被留学生投诉，当年11月份整个该分公司被撤销、关闭）。 在1994年取证的时候，律师问吴征：“是什麽促使你成为这个地区数一数二的推销员？你有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和奖金？”吴征清楚地回答：“没有。那只是我好胜。我是公司的头号推销员┅┅我每年卖超过200个保险。” 在这里，吴征明显地又对律师做了伪证，因为他不仅跟倪镳用图表证实他第一年的实际收入是九万七（他的年薪是三万一），而且据记者得到的可靠消息，吴征在国内接受采访时曾说（没被发表），他“第一年销售在公司就名列前茅，得了很多奖金。第一年工作收入就超过10万美元了。”他还说，那些留学生们“即使在医院工作也就是四万美金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比他们高多了，我超过10万，大约是14万一年。” 吴征上述这番话是在去年12月中旬时说的，他大概已经忘了，在这之前一个多星期他还对《北京青年报》说，他的客户交的保费“都是交给公司的，而不是装入我个人的口袋”；大概他更不记得几年前曾对律师毫不含糊地回答过没有得到奖金。 但不管怎麽说，吴征的“第一桶金”的第一部份其实是从这些华人留学生们身上挣到的。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柴玲控远志明强暴 决定去警察局报案
进入应许之地 柴玲写给教会关于远志明的第6封信 2015年3月8日 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长老，牧师们，主内平安！ 我非常感谢您们的代祷，支持，和18位牧者的勇敢调查。 我按照马太福音18∶15-17的步骤来面对远志明在1990年强奸我的事，从2011年10月到2015年2月已经整整走了40个月。我感谢耶稣的话语和神的教会，终于马太福音18∶15-17走完了。我跟远志明的对质，从个人私下，到带证人，到告诉到教会，耶稣的话语是信实的，马太福音的过程是成gong的。虽然有人来试图破坏这个过程。但是神和他的教会还是得胜了。 马太福音 18:15-17∶ 如何挽回弟兄 15 “如果你的弟兄对你犯了罪，你就要去，只在你和他之间责备他。如果他听你的，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 16 如果他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去，为要使“任何事，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才能成立。”17 如果他不听他们的，就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就应当把他看做像外邦人或税吏一样。 我在这40个月里，付出了很多代价，走了多少里路 （请看附录），甚至在2014年6月24日，我带病去跟远志明会见，始终是为一个信念，神造一个器皿不容易，个人尽最大努力让阿爸天父的心得到满足，为神挽回一个兄弟。但是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18位牧师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後，远志明对有关“强奸”、“诱奸未遂”、“性侵犯”等指责一概否认；神州也声明“并将在适当时候诉诸法律，提起诉讼。”继续在主内交通的路，完全被远志明和神州协会堵绝了。远志明拒绝听从以18位华人牧师成立的独立调查团，在结果公布之后试图否认一切，这就是“连教会也不听”的表现了。下一部该怎麽办哪，圣经讲的很清楚，把远志明作为一个“外帮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来看。哥林多前书第6章信徒中间不诉讼就不再适合了。 最初，当J姐妹要我去告诉远志明我已原谅他时，我只是很单纯的以为远志明信主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会有忏悔和认识，道歉承认后，一切就过去了。没想到，远志明会一步步地继续撒谎，直到今天在众多的证人面前还是在撒谎。这已经不再是柴玲跟远志明的事，而是远志明要面对4个受害者，12个证人，在几个事件跨越24年，在三个国家发生，受害者彼此都不认识，在报告中看到远志明作案的手段都很相似，等等这样的指正。所以我请大家想想，是远志明一个人的否认可信，还是4个受害者，12个证人的报告可信？这样撒谎的行为，对所有的惯犯来说是很普遍的。但是专家认为，当这个人选择这样撒谎的时候，那他对教会和社会，就变得非常危险了。 为了教会和社会的安全，我决定去警察局对远志明强奸我的事报案。我在1990年事发后做了一个错误的不报案的决定，以为通过牺牲自己这样可以保护天安门运动的声誉。通过天安门运动的继续可以给中国带来自由，给受害的家人带来安慰。我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非常地错误。我请神和大家原谅我。尤其是在后来可能受到远志明伤害的人，请您们原谅我的错误决定。今天在耶稣里我才知道，只有耶稣是能给中国带来自由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不能靠自己的公义标准和方式来成就神的公义。 在我2012年底了解到这种惯犯的行为后，我就积极地想通过教会和圣经的程序来解决。中间也被周爱玲牧师误导耽误了很多次，说法包括，“要等候神，神一定会解决的，会做的比你做的更好，你什麽也不要做，要静静的等候神┅┅”这样的教导是十分不对的。直到现在还有人责备我为什麽发表公开信，正确的经文是这个∶“ 你们不要参与那些属黑暗结不出果子的事，反而要把那些事揭露出来，”以弗所书 5:11. 我们一定要破除中国文化里的面子客气，我们要跟神问一问，如果我们在罪面前互相包庇，爱面子，彼此遮盖，那是神的公义还是我们自己的公义？靠自己公义生活的人是爱神，还是背叛神？我们都是要到神面前去交帐的。 我会在报案后，把报案号再加回到信上。我希望更多的受害者一起来报案！我最初走马太福音，是抱著挽回弟兄的希望，但是程序走完了，挽回的希望在现在是没有了。您们不需要再走马太福音，直接报案就可以了。 对每一个受性强暴的受害者，除了性暴力之外，在举报时还会受到机构虐待（institutional abuse），在这里是属灵虐待。我会在下一封信中再写明。但是神是知道一切的。 无论如何，经过了痛苦的40个月，今天，我们终于开始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了！感谢耶稣！ 附录∶柴玲对远志明强奸，按照马太福音18∶15-17 程式为了挽回兄弟走过的40个月的历程 · 2011年10月到11月， 我饶恕远志明後，J姐妹要我告诉远志明。但在电话上受到远志明的要我闭口的威胁和圣经误导；说他不需要认罪忏悔因为他在主里是个新造的人；我心里很觉得不对劲； · 2012年2月到3月，我看到“十字架”，受感动，试图以交换书籍和DVD的方式忘记过去；向标杆奔跑，致力於结束一胎化政策； · 2012年11月29日到12月初，神还是要我彻底面对远志明对我强暴的事，重新回到记忆场景中，神给了我深深的医治，使我认识到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个可以埋葬的事； · 2012年12月初我告诉了周爱玲牧师远志明对我的强暴，她分享自己的经历让我祷告，等候神； · 2012年12月初我给张伯笠牧师打电话，以为帮助主内姐妹为名，伯笠建议不要管这样的事情，很牵扯精力；但是苏晓康可能了解情况； · 2012年12月初我给苏晓康打电话问远志明的情况，苏晓康突然发怒，摔电话，不允许我再跟他调查远志明的事；我很奇怪苏的反应； · 2012年12月7日尖子班基金会给周爱玲牧师的教会贷款二十五万美元，8年期限； · 2012年12月22日，应刘彤牧师的要求，我从午夜写了7个小时，长达12页的信，通过周爱玲转给刘彤牧师，试图请刘彤牧师帮助调查，使远认罪和解； · 2013年2月飞到加州去分享事工，并见刘彤牧师，刘彤牧师冷冷拒绝调查，并说他相信远志明因为他们是朋友；我从美国西岸5小时流泪而归； · 2013年3月周爱玲牧师给远志明通话，远志明撒谎诬陷说我到他那里去勾引他；让周爱玲牧师开始不相信我； · 2013年3月∶听到远的撒谎，我很震惊。圣灵给我一句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几天後感到，耶稣是说，我不仅是救生的真理，我是一切事件的真理； · 2014年4月18日，写关於饶恕的公开信，信中提到一句自己被强暴的事，但是没有提强奸犯的人名； · 2014年5月，接到张博立牧师的电话，说苏晓康给他通电话，说在1989年在巴黎还有一位妇女指控过远志明强奸，说他相信我；God is good. 神似乎在鼓励我们揭露真相； · 2014年6月1日到2014年6月24日， 按照马太福音18∶15-17程式，通过不断的电邮联络， 远志明来到Boston跟我见面走第二步程式。远志明在之前给我的电邮和跟云牧师的通话中，口口声声地说他要来“彻底认罪，道歉”，没想到真正见面时远志明突然抛出他所谓的版本，声称是两厢情愿，并有多次性关系，我坚决不同意，并挑战远志明我们都去做测谎证明来证明我们各自的版本，远志明不肯。在场做见证的周爱玲牧师和徐志秋牧师都不帮助维护我，我信任的云牧师也被远志明的谎言所骗，以致我也受骗。远和周都不允许我带丈夫来，我又在生病中。那个会面是很艰难的，我被骗，被羞辱，被3∶1的围攻。但我感到耶稣跟我同在； · 2014年6月30日我给苏晓康通电话（苏在2012年12月曾给我甩过电话，不允许我再跟他调查远志明的事，感谢主，祷告後神允许苏晓康讲了实话）苏说在1989年6月後，有位在难民营的中国妇女也控告过远志明强暴她，但是苏晓康没有调查和处理； · 2014年7月13日，我在国外旅行中把会面的备忘录发给远志明，周爱玲，云牧师，并要求他们转给徐志秋，及神州董事会。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人给我回电邮； · 2014年11月7日我们跟周爱玲牧师发生冲突； · 2014年11月14日我跟丈夫去跟周爱玲牧师调节冲突；没达成完全协定；但是同意分开∶周爱玲同意辞去女童之声董事职位，我不再去周爱玲的教会敬拜，周爱玲不再是我的牧师； · 2014年11月19日我通过测谎，证明我的见证是真实的。 · 2014年11月24日我通过电邮给远志明，周爱玲，云牧师通知我已通过测谎，告诉他因为他还在继续撒谎，我只好把他交给教会；他们始终没有给我回音； · 2014年11月26日我给周爱玲姐妹一份长点邮，要求她对我们的不实指控纠正，她至今没回信；我要求她把我的五万美金来建7\*24小时祷告中心的钱转给女童之声，来给中国的穷苦妇女，周爱玲始终不回答；专款另用，是不合法的； · 2014年11月26日，我先生写了“对待性强暴的正确态度”一文 · 2014年11月29日我的第一份信∶“我们永远可以找出真相，你愿意吗？”在我们的电邮圈里发出；除远志明以外的有不良行为的牧师们的名字没有报上。希望他们会忏悔改变。周爱玲收到电邮。一直没有回音； · 2014年11月24日我跟Gospel Herald联络，回他们在5月份要求我澄清远志明的名的电邮，他们在12月3日决定不发表我的信； · 2014年12月4日，收到周爱玲教会的信，拒不归还我们基金会的贷款。这是合法的， 但不符合圣经教导和贷款时的信任精神的； · 2014年12月17日我们的All Girls Allowed开了年终董事会。 · 2014年12月18日晚我进入了神的安息；希伯来书 4:3,3 然而我们信了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烈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神的工作，从创立世界以来已经完成了。 · 2014年12月19日我们的教会团契寄挂号信给远志明的神州董事要求他们调查。至今没有任何回音； · 2014年12月19日12∶37am 曹长青来电邮询问他们网站可否转载我们女童之声上的我的公开信；祷告很久，终於在 2014年12月23日同意他发布，并把刘彤，周爱玲，徐志秋（误以为徐永海）的真名字都复原。 决定不再为他们各自的行为遮羞； · 2014年12月31日，收到西班牙方面帮助远志明办“天歌“会的牧师的误解和责问。交流後有好转， 但是最终到2015年1月8日他们的长老始终不肯说他们是否面对过远志明，远是如何回答的； · 2014年12月远志明的Facebook只推销DVD，概不回答责问； · 2015年1月1日，在度假中看到13位牧者的对我的公开信的回应信，感谢耶稣！ · 2015年1月9日发电邮给王永信按牧团，要求调查，至今没有任何回音； · 2015年1月9日我发表第二封给教会的信---“不靠权势，不靠能力，专靠耶和华的灵！” · 2015年1月12日晚，13日徐志秋周爱玲各自发表会议备忘录， 我再受羞辱，诽谤，非议；徐周没经受害者同意，过目，和校正的发表不但违反圣经原则，也违了两条法律∶牧师和信徒之间的隐私权，和受害者的隐私权；但是网上的非议和传播，直到今天，还在伤害我的声誉和家人；我对周爱玲女士选择这样的方式似乎是来趁火打劫，趁机报复，深感痛心， 基督徒不该这样做，牧师更不该这样做； · 2015年1月14日，刘彤牧师给小组长的讲话发表到网上；对我再次不公； · 2015年1月12日举目发表徐周的信，但是在2015年1月22日我要求举目同样发表我的回应徐周的信， 他们不但不发，反而先给徐志秋看。徐志秋在2015年1月23日，又打电话，又给我电邮，试图用请律师等来威胁我不发表我的第三封信---“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希望”；在2015年2月3日，举目才回信说不发我的第三封信。（2015年3月9日，举目编辑苏郑期英回电邮不肯认错）； · 2015年1月27日，我发表第四封信---“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报告万润南先生对巴黎另一位受难妇女朱女士的见证。God is good! · 2015年2月10日，终於18位华人牧者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 · 2015年2月18日， 我的教会团契发表对神州协会董事会的公开信，“让公义出现”； · 2015年2月23日，18位华人牧师公开调查报告；证明除了1989年朱女士在巴黎的强奸报告， 我在1990年在普林斯顿的强奸报告，还有2013年5月的在德国的第三案例的不当行为和2013年9月在巴黎诱奸未遂的第四案例； · 2015年2月25日神州协会董事发表对“调查委员会”威胁诉讼的公告； · 2015年2月25-27日我发表给教会的第5封信---“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感谢18位牧者的调查，谴责神州协会董事的公告； · 2015年2月27日美国《今日基督教》发表头条关於我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 · 2015年2月28里神州协会发表通告∶远志明辞去一切事奉和事工； · 2015年2月28里神州协会发表律师通告，要一切联络通过律师； · 2015年3月2日，远志明发表声明，承认性过犯，否认一切刑事罪责； · 2015年3月8日， 我再次给教会写第6封信∶进入应许之地 2015-03-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欧美对俄制裁：半是海水半火焰
何清涟 2022乌俄战争除了改变世界军事版图之外，美国全球化进程中建立的金融霸权、科技霸权这次亦显示了巨大的威力。2月26日，美国和欧盟、英国及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的几家主要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发动对俄制裁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选择。并称他的目标是确保北约和欧盟保持一致。 制裁启动几天之后，世界发现这一制裁竟然成了“半是海水半火焰”的格局。 欧美对俄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 通过制裁，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重塑世界能源、农产品供应链，孤立俄罗斯，让俄罗斯经济尽快陷入困境，严重削弱俄罗斯国力，最后让普京陷入失败，应该说，这算是部分达到目标了，俄罗斯目前正被经济制裁的火焰上炙烤。 俄国发动侵略战争前，大约70卢布换1美元，现在的汇率接近170卢布换1美元。但因为中、印、伊朗等国未参与制裁，特别是中国为俄罗斯开启了人民币结算这条通道，因此，关闭Swift这枚“经济核弹”的震慑力最后成了一枚巨型炸弹。 但是这轮制裁与以往制裁小国不一样，因为制裁对象是俄罗斯，尽管俄罗斯按GDP总量，与美的国实力差距异常巨大：2021 年，俄罗斯GDP总量为1.49万亿美元，连前十都未入；美国以16.9万亿美元仍居“领头羊”之位，经济规模约为俄罗斯的11倍。但在全球的原油以及天然气市场中，俄罗斯占有重要地位，是最重要的供应来源之一，同时也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及非OPEC产油国组成的“OPEC+”中占据重要位置。以下数据可证：2021年，俄罗斯贡献了全球原油出口总量的35%、全球天然气出口总量的25%，并且是近期‘OPEC＋’增产的主力。 在油气能源供应方面，欧洲对俄罗斯有经年累月的依赖。仅就天然气而言，欧盟27个成员国40%的需求依赖俄罗斯。因此，制裁俄罗斯的后果，远非美国曾制裁过的几十个小国的后果可以相比，比如美国曾对古巴、缅甸、克里米亚地区、伊朗、伊拉克及黎巴嫩等国实行过或长或短的经济制裁，美国本土几乎感受不到损失。但俄罗斯不同，无论是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欧美对其能源的依赖度，都非这些小国可以相比。这种联系是苏联解体之后的30年内建立的，也因此，要想将俄罗斯从全球主义的秩序中剔除出去，世界都将忍受格局变动带来的损失。 对俄能源出口制裁与德国之痛 CNN称，反过来，俄罗斯也需要欧洲的资金。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2021年的油气收入约为9.1万亿卢布，按今年1月汇率换算作约1190亿美元，占据了俄罗斯国家预算的36%。欧美基于“继续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就是为普金提供战争资金”这一考虑，发起对俄罗斯全方位经济制裁，尽管知道此举将给欧洲的能源供应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做了精神准备。 就国家而言，德国是俄罗斯天然气最大的客户，比利时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Bruegel）数据显示，德国55%的天然气进口、50%的煤炭进口和35%的石油进口都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由于德国实施绿能战略多年，油价每年持续上升。2021年12月，德国物价同比上涨5.7%，接近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8.3%，这迫使政府承诺为较贫困家庭提供援助。自今年2月26日宣布制裁以后，几天之内，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70%，最先坐不住的是德国政客们。 3月3日，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绿党领导人）在柏林与德国工业界官员会晤后告诉记者，“我不会支持从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的禁令， ……我甚至会公开反对它，因为这样做会威胁到德国社会” ，“可能给德国企业带来价值高达200亿欧元的损失”。 3月7日，社民党籍的德国总理肖尔茨表示， “目前无其它途径可确保欧洲的取暖、交通、电力供应和工业能源供应”，而确保能源供应”对于生存和公民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 肖尔茨强调，数月来，德国联邦政府及其在欧盟内外的合作伙伴已在全力开发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品， “但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有意识地决定继续与俄在能源供应方面的商务活动。 陷入这种纠结的还有不少国家。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也明确反对俄罗斯发动的侵略乌克兰战争。但他表示，这不应该对匈牙利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交易产生影响。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是乌克兰的盟友，俄乌开战后，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作战无人机，但同时也维系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土耳其在旅游业、小麦和能源供应上都严重依赖俄罗斯。 美国消费者受到制裁影响 美国这次对制裁俄罗斯几乎没有分歧，两党都同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她“完全赞成”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在3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很乐意每加仑多支付10美分的费用。”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3月4日告诉媒体记者，美国正在想办法减少进口俄罗斯石油，同时确保维持全球原油供应稳定。 但是几天以后问题来了，每加仑汽油增加的是10美分的N倍。据美国汽车协会(AAA)的数据，3月7日，全美普通汽油均价触及每加仑4.173美元，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该价格较前一周上涨15%，较前一个月上涨了21%。在油价最贵的加州，每加仑已经飙升到5.444美元。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或者“浮在汽油上的国家”，影响之大几乎覆盖全社会。 休斯顿Lipow Oil Associates（ LLC）的总裁Andy Lipow援引能源情报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EIA)的数据称，去年美国进口的石油和成品油约有8%（67.2万桶/日）来自俄罗斯。其中，俄罗斯原油约占美国进口量的3%，约为20万桶/日。不过，美国进口的原油大部分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拉丁美洲以及西非的小国向美国输送的原油通常也超过俄罗斯。 面对能源价格在短短十多天内猛升之局，一向特别支持拜登政府的CNN连发数文：支持乌克兰的代价正在上升。但坚持绿色能源政策的拜登政府此时想到的不是解除页岩油开采的禁制，而是去与2019年断交的委内瑞拉寻求石油供应。 全球主义者打造的全球化市场分裂成两半 国际油价飙升，也带动农机用油及化肥价格上涨，造成农作物生产成本抬升，这也将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据专家称，由于乌克兰战争，世界正走向一场“灾难性”的全球粮食危机，这将导致食品价格“人间地狱”。3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声明警告说，乌克兰冲突升级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 毁灭性”的经济后果。除了冲突本身以外，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并对其他国家产生附带影响。IMF认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加剧了全球在走出大流行之际正在经历的通胀飙升。 俄乌战争在开打，乌克兰不少城市已经沦为废墟，前方战事激烈，拜登还以为制裁就能达到大败普京的效果。其实，美欧对俄制越的最大效果是将西方跨国公司与西方各国政府努力建成的全球统一市场分裂成两半，一个是拒绝俄罗斯的西方市场，另一个是保持与俄罗斯经济联系的亚非拉美市场。制裁的海水确实让俄罗斯呛水难受，难以呼吸，但同时却将本国的公民放在物价恶性上张的高通胀火焰上炙烤，更何况，美国的通胀已经高达7%，德国、英国等欧盟国家的情况也与美国类似。 （原载大纪元，2022年3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3/10/n1363584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中国为何会产生“骆家辉现象”？
写下这个题目，是想告诉我的同胞们，骆家辉先生从其可能成为美国驻华大使那一天开始，中文世界里“为伊颠狂”的文字全是中国人自个的心结（或者心魔）所致，与美国白宫并无瓜葛。因为无论是中国方面暗中猜度华裔任美驻华大使将有利于中国对美外交，还是《光明日报》发表“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这种“大彻大悟”的文章，都好有一比，即中国那句有名的禅语所说，“风未动，旗未动，是尔等心动”。 这话我揣在心里好多年了，也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问题发生在北京的“文化中国”战略。至今被中国尊为座上宾的哈佛某著名华人教授，多年前给北京献上一策，要好好利用海外华人的力量，用中国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比如儒家文化做为凝聚华人的亲和力，开展统战工作。北京的宣传官员与官方学者一直在苦思，如何塑造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最后找到的办法就是要认真宣传海外华人与“祖国母亲”那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浓于水”的关系。中国多年来春节文艺晚会上都有一套不变的节目，即五大洲的华人们为春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此节目给国人造成的印象是：华人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孤儿”，那煎心的思乡之情只有在“祖国母亲”怀抱里才能尽情释放。当年张明敏在春晚上一曲“我的中国心”一晚上红透长城内外，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密码尽在此中。 也因此，中国政府不喜欢用各国对移民的标准化名词，比如用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来称呼在美华人，而喜欢用美籍华人(Chinese with American Citizenship)、乃至“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名之。华裔美国人的内涵是这些移民虽然有外国背景但已经归化美国，是美国公民，所谓华裔无非其本人或父祖辈的出身地而已，归化美国时他们都已宣誓效忠于美国。而美籍华人一语则强调，即便他已入美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国，但他永远是个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相对应的是“祖国母亲”，其效忠对象是统治中华民族群居之地的政权——北京政府。 从美籍华人、“海外华人”这样的概念出发，北京政权理所当然地断定：全世界的华裔外国公民都应归它管辖。这并非我的编造，美国一人权组织负责人乃英国殖民地时代出生在香港、幼年移民美国、几十年前就已是美国公民，前些年随欧盟人权代表团到北京，险遭中国国安绑架。在欧盟官员与外国记者“围观”下，北京国安绑架未遂丢下一句狠狠的话：“不是你是哪国人，也不管你会不会说中国话，只要你是华人，我们中国政府就管得着你！”也正是出于这观念，不管华人入的是哪国国籍，只要进了中国，很容易成为外交牺牲品，比如被当作某国间谍抓起来。这点也已经成为各国对华外交官的“常识”，有时他们会劝告某些从事中国当局不喜欢的工作，比如人权、环保、爱滋病防护的华裔工作人员，在某敏感时期内不要去中国，以免被捕。 一个巴掌拍不响，若只是中国政府有这种“祖国母亲”心态，而没有各国华裔那种“海外孤儿”式的响应，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不可能形成的。客观而论，第一代移民们由于其社会化过程（从出生到16岁以前的成长及受教育经历）是在中国完成的，无论是价值观还是交友方式，无论是“心”还是“胃”，都无法摆脱母文化的影响。以美籍华人为例，由于在美国从政需要依靠为选民服务，从（大多中国人认为）微渺的社区服务干起，得到认同，然后才能从镇到县到州一级级参选。这对于喜欢权势的第一代中国移民来说很不适应。如果习惯做个普通人倒也罢了，但如果想要在华人中“出人头地”，不少人就开始“挟共自重”，以自己与北京的“关系”在美国的华人社团中占居一席之地。而北京将“华文报纸、华人社团、华文学校”一向视为“海外统战三宝”，让亲北京的各国华裔在“三宝”里占据一席之地，双方皆大欢喜，“孤儿”找到了组织“母亲”，“领导”找到了被领导者。 但社会化过程在移居国完成的第二代与第三代移民就不一样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已不能熟练地使用母语，比如会听、会说但不会写，他们在所居国形成的价值观注定使他们不喜欢中国大陆那一套。许多华人家长交流的经验是：在孩子12-15岁以前带他们回国，孩子们会很高兴；但过了这年龄，想带他们回去很困难。“第二代”不喜欢中国的理由有许多，比如脏，尤其是祖父母辈在小城镇与农村的，连个干净的厕所都没有；比如中国人的不排队，不礼貌；比如公共交通的混乱。有的第二代回去参加夏令营后谈体验，说“我知道什么叫集中营了”。大多“心系祖国”的父母辈在教育子女“爱国”时，可能会遇到子女的顶撞：“I’m an American, not a Chinese.” 一个生在美国、父母在台湾、祖籍是浙江的美国官员曾对我讲过，当年她参加与中国的WTO谈判，因为她是谈判中的唯一一位华人，中国官员的一句话让她很困扰：“你是中国人，这下好了，我们是自己人。”她说，这话让她产生的感觉是，她必须站在中国的立场考虑问题，而不是她所代表的谈判方。 骆家辉是美籍华裔，而且是第三代。他的行事、价值观首先是必须与美国主流社会一致，如果是北京希望的“黄皮红心”，绝难在美国从政，因为美国政府没必要为自己找一位“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余则成”（中国电视剧《潜伏》里面的英雄）。所以有关骆家辉代表什么，主张什么，中国大陆所有的期待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对于骆家辉而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9月1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9/gary-faye-locke-phenomenon/）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美国之误：以“中国预想“构建对华政策
——2001年-2019：美中之间的乾坤挪移（下） 何清涟 从30年前的中美关系回溯至如今，就会发现，美国现在面临十分尴尬之境：作为“造王者”，不仅控制不住自己倾力赞襄的“王者”，还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经济利维坦成了难以对付的“战略竞争者”。10月29日，美国国防部主管科技创新的一位官员曾公开说，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 美国川普总统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可谓深恶痛绝，但他并未提到美国几任总统对中国这类行为采取的几乎是放任态度。 几任美国总统对中国争相撤除篱笆 目前美国拥抱熊猫派虽然失势，但处于蛰伏状态，势力仍在。批评中国红色渗透的文章与研究都有，但基本是指责中国政府太狡猾，对外扩张野心勃勃，并无任何人反思美国政界这些年来如何不断撤除对中国的篱笆，让中国在任何方面都可以长驱直入。 克林顿夫妇与中国的关系，世人皆知。克林顿基金会的资金，来自中国企业家的赞助之多， 曾被澎湃新闻一一列举。克林顿为美国提供的与中国合作的理由“引导、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但不保证中国一定这样做”，为“拥抱熊猫派”对华无条件友好提供了“政治正确”的保护，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批评中国的人在美国成了“中国黑”，即使非常有理由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只要一句“他是中国黑”，立刻就被置入不被相信的行列。 意在防止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考克斯报告》就是在克林顿时期受到美国各界强烈批评而夭折。1998年，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主持起草了一份机密报告，称《考克斯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于1980-1990年代在美国展开了大量的间谍活动。中国搜集情报并非依靠专业人员，而是通过访问学者、学术交流项目、在美国科技界或机要部门工作的华人、记者等。同年6月18日，国会以409对10票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调查技术或其他信息是否转移到中国，因为这些技术很有可能被用于加强已有核武器、发展洲际弹道导弹或研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当时正是美国结束“六四”时期宣布的经济制裁，中美各方刚刚恢复正常交流，亟盼加强中美交流的美国商界、科技界、学界对这个报告强烈反对，甚至有人将其批评为“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各方的巨大压力下，《考克斯报告》被束之高阁。 小布什主政白宫时期，正是中国企业赴美进行反向收购、借壳上市的APO产业链形成时期，许多中国企业在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帮助下，加上股神巴菲克的背书，“中国概念股”一时间成了美国股市一道风景。如果不是这些中国企业暴露了严重的财务问题，可能至今还在华尔街、纳斯达克圈钱。 奥巴马对中国的态度可称前恭后畏。大选获胜后，他曾委托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纽约）制定对华政策，该所邀请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美国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清单中一半内容由中方撰写。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无异于对北京说：请告诉我，应该怎样与你相处才让你满意？而中国也就真开列出了一张清单，指出中美两国应该建立经济、反恐、防扩散、绿色、跨太平洋等五个伙伴关系，目的是希望美国放弃“价值观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一党独裁的执政地位。直到后来中美关系发生许多不舒服的事情，奥巴马才做了小幅调整。 一句话，中国势力渗入北京，利用的是美国全方位的开放，借助的是美国一大批制度套利者——拥抱熊猫派。早在2015年6月，我就写过一篇《中美关系，谁更能战斗在“伙伴”心脏里？》 ，分析过这种情况。彭斯副总统去年的哈德逊演讲，历数中国对美国方方面面的红色渗透，例如持续利诱与胁迫美国企业、制片商、大学、智库、学者、记者和各州与联邦政府官员，影响美国的公众论坛。其实，中国在美国的红色渗透并非悄无声息的秘密工作，几乎是大张旗鼓地公然行之。就说那“千人计划”的参予者，每年都需要几个月时间在中国工作，供职机构不可能不了解，其中不少人还为供职机构带来大笔中国赞助的研究经费。 一个国家如果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他国利益优先（2016年以来后的两年，美国主流媒体批判的就是川普的“美国优先”）。中国红色渗透在美国公然行之的情况，与其谴责渗透者太缺乏道德，不如检讨自己为何要开门揖盗。 克林顿总统之误：以中国假想构建对华政策 克林顿总统预期中国会走向民主化，美国因此要积极引导（这引导当然包括给予中国各种方便与帮助），并以此设定对华政策基调。不幸的是，中美关系的现实，包括他认为最有把握保证美国利益的几点，全都与他的愿望相反。 比如“好处当然是美国公司获得巨大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确实获得了巨大的中国市场，但中国发明了以“市场换技术”，你美国公司要我的市场，对不起，请转让分享技术，否则中国市场就对你美国公司不开放。“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实现了，但不是销售，而是政府在外资政策中写进了巧取豪夺的无偿转让。要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不敢挺起胸来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只能回来向本国政府抱怨，要求美国政府介入，制止中国政府这么做——更滑稽的是，抱怨多年后，终于有位美国总统这样做了，川普总统开展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影响了美国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部分利益受损的企业又抱怨贸易战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市场。 克林顿总统满怀信心地告诉美国人：“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这个愿望很快被证明痴人说梦。以下只是美国两大行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年内流失的工作岗位：2000-2010 年，美国制造业当中的每个部门都在流失工作岗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计算机和电子工业以及运输设备工业，此后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一直集中在美国的特定地区。在纽约—新泽西北部地区的大多数都会区，就业基础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2016年12月11日路透社报道，一份由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itute）发布的报告称，在截至2013年的12年时间里，美中贸易赤字增长了近4倍，至3 242亿美元；其中沃尔玛占了481亿美元，仅沃尔玛一家就可能贡献了15.3%。 对中国的预测更是离谱，克林顿宣称，“通过降低对国有企业保护的壁垒，中国正在加快将政府从广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进程”，事实是：朱镕基总理通过抓大放小搞国企改革，出售、关停了不少亏损累累、严重拖累国有银行且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国企，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数量（这正是克林顿演讲中拿来证明中国国有经济衰退的数据），但通过资源重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巨型国有企业，正是这些获得垄断经营特许权的国有寡头，在胡温时期支撑了中国的黄金十年，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源。如今，不少还进入了世界500强。一旦喘过气来，中国政府又开始国进民退，挤压本国民企、外企中与国企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比如美国的制药业（美国人也许知道，中国制药业的中坚力量清一色的是在美国受过教育、并在美国药业有过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明文规定了各种让国企做大做强的方式与途径，例如国企参股经营前景好的民企，而且国企股份必须占大头。 在川普之前，美国并未真正做过全面的对华政策检讨。川普上任后，在美国民主党与主流媒体批判他的“美国至上、丢弃盟友”的斥骂声中，开展了对华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写了一篇《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用的评估》，核心观点是：简言之，认为中国轻易就会服从像WTO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规定的观点是误导。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根本不是针对一个与建立WTO的基本前提如此相悖的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国家。美国允许中国加入WTO，就已经丧失制衡中国的手段。 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主席肯尼迪（Brian Kennedy）直方不讳地指出：“在中共不断践踏人权的过程中，美国不仅以另外的方式（来看待）， 而且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向他们转移我们最先进的核导弹技术，给予他们最惠国待遇，并与他们分享进步；将中共推向21世纪，（让其）成为美国的超级竞争对手。” 中美脱钩难，和平共存亦不易 在贸易战久拖未决，中国无论如何不肯按照美国愿望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中美脱钩论一度成为一些人的猜测。这种猜测几乎无视中美经济目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互为第一、二大贸易伙伴，两国都在对方有巨额投资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美国需要中国的大量购买与市场，中国更不可能离开美国资源与市场存活，习近平当然也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写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就此对西方闭关锁国。因此，两国探讨如何调整角色共处才是正道。 这方面，中共并不需要调整，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从来就视美国为敌，经济上则无孔不入的利用美国的资源。据说习近平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中国必须“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觉醒晚了不止20年。这是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决定的，一是两党对华政策不一样，换个白宫主人就换一套章程；二是美国讲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拥抱熊猫派在美国得势30余年，主导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影响了美国人对华态度。这个类似的派别在中国几乎不可能生存。 如今美国只是明白了自己帮助建设中国的结果，是培养出一个强大的战略竞争者——但这只是共和党与美国鹰派的认识，不是美国政界的共识。华府的白宫与国会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政客，就算本届美国政府认清了中国的本质，下一届如果换了民主党，如何认识已经有他的公开言论为证。美国国内政治党争恶化，确是美国难以有效扼制中国的重要原因。 美国需要的是对华战略的调整，而且还需要这种调整能够持续，否则就算拥有极大优势，也难免陷入川普对华贸易战这种被动的尴尬局面。 （原载大纪元，2019年11月9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1/8/n1164268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撒切尔夫人给男人做样板——纪念铁娘子逝世三周年
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去世，连左派旗舰《纽约时报》讣文的第一句都这样写道∶“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把她的国家从35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回来，领导她的国家打赢马岛战争，引导著美国和苏联渡过了冷战的最后岁月。” 这个评价很准确，不仅突出了撒切尔夫人最重要的贡献是扭转了英国的社会主义局势，也一语点出了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虽然当年美国跟英国打了一仗而独立出来，但是，英美却是全球国家中关系最亲密的盟友，不仅在政治军事等层面，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价值领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这个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强大，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确立和实践（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思想价值。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麦迪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被视为立国之本，其主要精神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这个重要的思想价值的源头是在英国。所以人们谈到西方，常自然地提到“英美”，而且是英国排在美国前面。 几天前，人们纪念手机发明40周年。今天电脑和手机的普遍应用（全球已有70亿手机，平均人手一机），是人类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象征。而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发生在英国，绝非偶然。标志工业革命的突破性发明“蒸汽机”，表层是科技产物，本质是思想革命，是英国建立保护个人产权制度的结果。正是有了以保护个体权利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激发了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才有了蒸汽机等各种个体的发明、创造。包括今天的手机、电脑等等的发明，都是私有产权受到保护的制度产物。 所以英国的蒸汽机工业革命被普遍认为是一场制度革命∶更进一步确立保护个人发明和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 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革命。在蒸汽机出现一百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就写出《政府论》，首次明确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权。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得到人民授权，并保护这三大权利。政府如果做的相反，人民就有权革命推翻政府。美国《独立宣言》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理论；《美国宪法》更缘于洛克思想∶限制政府权力（其目的仍是保护个体权利）。 洛克的《政府论》写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之际，而英国光荣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进一步确立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其实早在13世纪初（中国宋朝时），英国就有了《大宪章》，其中最重要条款是∶不经过法官和司法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不可被剥夺。包括美国目前正在激烈争论的枪支问题，也早在八百年前的英国《大宪章》中有明文体现∶个人拥有持枪权。 由此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近代史，应该从英国的《大宪章》开始，因为人的值得推崇并高歌颂扬的历史，应是个体权利和尊严开始确立并被保护的历史。 个体权利得到了保护，真正的民主制度才开始。人类的民主历程二千年来主要走了四站∶雅典，罗马，伦敦，费城。古希腊民主和罗马元老院只是民主的雏型；真正革命性变化是在伦敦，即大宪章、政府论、光荣革命——开始确立个体主义、保护个体权利这个根本价值，最后走到建立了美国政府的费城，并在美国的实践中达到了迄今为止人类保护个人权利的最高点。今天人们常说的美国独特性（美国例外论），最主要体现在重视保护个体权利上。而这些思想都主要来自伦敦。所以，美国的伟大，是因为其站在了英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是美国的思想老师。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最大灾难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这一重大事件，英国再次给美国做了样板，因为英国最初是独力抵抗纳粹德国。当时（民调显示）美国多数人不同意参加二战，即不赞成出兵抵抗纳粹。1935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后，对美国参战欧洲，美国人95%说No。直到美国本土珍珠港被袭击，二千多美国官兵丧生后，美国才宣布参战。 虽然美国参战起到重要作用，这也被列入罗斯福总统的政绩，但史学家认为，二战中最重要、最杰出、最勇敢的西方领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对纳粹的坚定抵抗，他对共产苏联的警惕（大声提醒世人），他的演讲天才（发表很多震撼人心的演说），他的写作能力（写出近一千万字，并由此获诺贝尔文学奖），都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给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西方政治领袖树立了样板。 二十世纪另一重大事件是“冷战”，在人类打赢冷战、战胜共产苏联的过程中，英国又是作出重要贡献。当时是撒切尔首相，根据她和戈尔巴乔夫的接触，认为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共产党人的苏联领袖，可以对话谈判；然后她说服了美国总统里根，促成他跟戈尔巴乔夫交往、会谈，最后促使苏联帝国的崩溃。这次又是英国牵著美国的手，取得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内部自世纪初就开始的另一场“战争”走向更加激烈的厮杀——这就是西方的左派、右派之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严峻程度，其对保护个体权利的意义，绝不亚于二战、冷战和今天的反恐战争；而且，这将是一场人类长久（如果不是永久）持续的战争，而在这个战场，英国又是先走一步，给美国做了样板。 撒切尔夫人七十年代末出任首相时，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左翼工党二战后掌权，推行大政府、高税收的政策，结果导致英国的社会主义程度远高过美国，所以英国的改革比美国更加困难。当时英国债台高筑，失业率达13%，通货膨胀接近20%，被认为其社会主义程度快赶上共产东德了；英国甚至被称为“无法管理”（ungovernable）的国家。 撒切尔的改革不仅面临工党的杯葛，更有左翼工会（煤矿、印刷、交通等行业）的反对，还有本阵营（保守党）的妥协派制约。但撒切尔夫人不仅敢想、更敢做。她不畏阻力，强势改革，大幅减税，把个人所得税从最高税率的83%（以及非直接所得税率98%）合并降低到40%，一下子砍去一半多！同时推行私营化，包括能源、电力、交通、通信等领域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用撒切尔自己喜欢的用词，叫做“市场化、自由化”。她这场战胜工党左翼势力（包括工会）的大战，其震撼人心的程度，不亚于她后来领导的从阿根廷夺回福克兰群岛（马岛）的跨洋大战（八千英哩外）。 经过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的失业率从13%降到5.7%，也是砍掉了一半多。英国的大国营企业被私有化后，很快有了活力。在整个欧洲经济萎靡不振时，英国能够独树一帜，成为最好之一，主要就是因为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推行充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撒切尔执政一年后，里根当上美国总统，开始了英美二十世纪后半叶最融洽、最卓有成效的亲密合作。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致力在经济领域往私有化、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方向推，但撒切尔夫人面临的局面更艰难，而且她比里根早走一步，也从来不曾是左派工党成员（里根曾是民主党人）。所以说，这等于是英国又给美国做了样板。 不仅如此，在最能体现男性特色的战争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的智慧和勇敢不仅超过她本国的男性，也超越美国的里根总统。在马岛之战上，里根并不赞成英国用兵，而是主张谈判解决（事实上谈判根本不可能解决）。在英国内部，不仅有左翼工党的反对，在保守党内部，也五十对五十，有一半的人不支持用军事手段解决马岛争端。但撒切尔夫人鹤立鸡群，坚持用兵，独自作出决定，更誓言自己承担后果。结果当然是打败阿根廷，赢得马岛之战，更赢得英国人的敬佩；在随后的选举中，她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 除了经济和军事之外，撒切尔夫人还有另一超越里根之处，那就是她不把宗教带入政治领域。里根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宗教信仰应限于个人范畴，尤其对政治家来说。但里根时常宗教不离口，甚至把宗教引入白宫政治，被批评有损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而撒切尔夫人则鲜见在政治领域谈宗教，她最看重的是个人的权利，是每个人的本次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虚幻的来世）。所以说，撒切尔夫人所做的，实质是一场思想革命，是清晰的恢复和强化英国《大宪章》和洛克等的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和原则的革命。或者说，她是把美国《独立宣言》所强调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再次实践，把核心价值是限制政府权力的《美国宪法》精神在英国发扬光大。 撒切尔最后是因失去保守党主席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英国是内阁制，哪个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其党主席自动出任首相）。而丢掉党主席，主要因为她提出“人头税”（head tax, poll tax, capitation tax） 即按人头平均收税，这不仅极度简化了税率，更重要的是，它更为公平合理。 说“人头税”更公平合理，是因为它不再按个人收入多少而定，连单一税率（flat rate）都不是（比如10%的单一税率，年收入一百万的缴10万，年收一万的只缴一千，已经是很大差别，并不公平合理，因为富人并不比穷人使用更多的公共设施，或得到政府的警察和军队的更多保护）。但这种明显最公平合理的人头税，迄今在西方民主国家，除撒切尔夫人之外，还没有任何国家元首在任时敢提出。连实现单一税率都比登火星更难。 例如在美国，在税率改革方面走得最远的，其主张被视为“最激进”的，是《富比士》创办人、曾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富比士，他提出把等级税率简化为“单一税率”，以及上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黑人政治家凯恩提出的“九九九”税率，即把个人所得税等都削减到9%。即使连他们（还是在野）都不敢提出人头税，因为提出这种主张，别说在全国大选，即使在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初选中都不可能胜出。而撒切尔夫人敢在首相期间提出“人头税”，并致力推动，即使遭到左派暴动杯葛，本党内部强烈反弹，也不为所动，坚持原则理念，勇往直前，这在近代人类历史上，不要说女性，即使男性政治家中，也是从没有过的！ 撒切尔所以这样坚持，因为她在大学时就熟读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信奉自由经济。她曾把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放在桌子上对政治同行们说，这就是我们信奉的。 撒切尔信奉自由经济，实质上是信奉“自由人”的原则。因为只有自由市场，自由经济，自由制度，才为“自由人”提供平台和可能。所以撒切尔夫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具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左派总是用“社会”和“公众利益”等抽象的概念（实质是群体主义）来剥夺个体的权利（包括用税收剥夺私有财产）。撒切尔夫人对“社会”这个概念的否定，是从根本上来强调个人价值、个体权利不可被所谓“集体利益”而取代的地位。 撒切尔夫人致力推行的自由经济和个人产权等原则理念，被称为“撒切尔主义”。这种主张，据当代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研究数字，已被全球50多个国家采用。约翰逊说，撒切尔主义不仅响彻20世纪，也走入并影响21世纪。近年美国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即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的运动，其实就是在信奉和实践“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夫人证明了“穿裙子的照样能当国家元首”。在东方“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和西方“女人是男人一根肋骨”的歧视女性的文化历史中，撒切尔夫人不仅脱颖而出，鹤立“女群”，在全球范围大幅度地提升了女性的形像地位，甚至超越“男群”，成为令无数男人对女性刮目的指标、旗帜性人物。 但远比作为女性典范更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给男性政治家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原则、无畏对手、迎战群体、勇敢地实践自己理念的榜样！她甚至在面临自己的内阁要求她妥协、顺应局势的阵势下，都毫不畏惧地连喊三句∶“No，No，No！”人们常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撒切尔夫人的名言却是∶“我不是要共识的政客，我是坚持信念的政治家（I am not a consensus politician, I am a conviction politician）” 。在全世界一批又一批指望用妥协而赢得选举的政客们对面，是靠毫不妥协理念而成为英国20世纪任期最长的首相撒切尔夫人！ 难怪，英国人几年前用投票，把撒切尔评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首相（丘吉尔排第二，布莱尔第三）。而且连英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贝克特（Francis Beckett）也作出相同结论，把撒切尔评为英国“最佳首相”，说她“政绩显著，能力高强”（也是把丘吉尔排在后面）。 丘吉尔像美国的罗斯福一样，都因领导打赢二战而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伟人。但抵抗外敌侵略，在哪个国家都很容易得到万众支持。而对内经济改革，打赢“内战”，击败社会主义思潮和势力，事实上远比战胜“外敌”更艰难。对此深有体会的撒切尔夫人曾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内部的敌人，他们（比马岛的敌人）更难对付，他们对自由的威胁更大。” “他们对自由的威胁更大”，一语道破最明显、却最被无视的天机！ 英国首相卡梅隆悼念说，撒切尔夫人“拯救了英国”。非常准确。撒切尔夫人不仅重塑了保守党，而且她改变了对手工党，迫使他们从左翼走向“中间道路”，等于体面地向撒切尔主义靠拢。后来布莱尔靠走中间道路（美国的柯林顿也如此）当选首相，这位工党领袖已信奉自由经济，成为撒切尔的崇拜者了。布莱尔当政时曾制定方案，一旦撒切尔夫人去世，将为她举行“国葬”。在英国历史上，国葬是皇室专享，20世纪只有丘吉尔例外，得过这一殊荣。布莱尔不是随便说说，他甚至制定了国葬蓝图和出殡路线等；此举虽遭党内强烈反对（认为不该给对手党魁这种荣誉），但布莱尔坚持己见，他认为撒切尔夫人对英国政治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随著时光的推移，历史的长河将会更加证明，如果二十世纪只评选一位最伟大的领袖，那会是撒切尔夫人莫属！如果两位，那会加上丘吉尔。两位最杰出的政治领袖都出自英国，这是英国的骄傲和伟大，也是继承英国个人权利至上理念传统的美国的幸运！拥有过一个撒切尔夫人，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2013年4月15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6-04-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中国抓住了瑞士什么痛点？
何清涟 最近三条消息让全世界对中国的红色渗透更增疑虑：一条是中国和瑞士在2015年签署的“5年再入境协议”，让中国特工能够入境瑞士审讯中国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相关费用由瑞士税务人埋单。另外两条则是旧闻新热，今年9月就已上网的一个包含195万中共党员信息的外流资料库。在数据安全分析机构“Internet 2.0”的帮助下，IPAC在对材料进行认证后，将数据库传给了包括《每日邮报》在内的全球四家媒体机构。该名单被指划分为79000多个党部分支，其中许多分支隶属于公司或机构当中，然后媒体据此发现了美国与英国不少这类中共党员。 三条放在一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惧加深。本文只分析瑞士为何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的协议。 瑞士与中国这一秘密协议怪诞在何处？ 英国卫报报导，瑞士和中国在2015年时签订了一个所谓的“重新接纳”协议。原因是因为协议在12月7日到期，需要更新。瑞士曾经和超过50国签署类似协议，允许这些国家的官员来协助辨认与驱逐非法公民，唯有和中国大陆的协议从未公布过详细内容。 这个协议一直不为人知，而瑞士报纸NZZ今年8月的一篇报道，终于令这个秘密的协议得曝光：该协议为中国官员进入瑞士讯问准备被遣返的中国国民提供了条件。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将该协议的条款细节公之于众，并在其所附报告中指出该协议与瑞士和其他国家签署的类似协议有何不同之处，认为将会对“那些中国政府希望其被遣返的人”构成威胁。 瑞士接纳的与中国有关的异见人士，主要是藏人与新疆的维吾尔人，还有香港部分人士。因此，“保护卫士”组织的负责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认为秘密协议被曝光的细节“将会令瑞士的声誉蒙尘”。达林说，被派往瑞士的中国“专家”并非“移民官僚”，而是特工，该协议允许他们在未受监督的情况下，在瑞士自由走动、采访和讯问。 来自香港、台湾和其他地方的“流亡异见人士”有可能会被引渡回中国。 瑞士移民部断然否认该协议有任何秘密，并声称该协议是一种标准的“技术安排”，就像它与其他60个国家所达成的协议一样。瑞士移民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该协议从未像其他协议那样公开发布，但是随时可以要求得到，并表示，瑞士与中国的这个协议在过去5年里只在2016年时使用过一次。当时两名中国官员在瑞士住了数日，并讯问了13个中国人。 允许一个保留政治罪的专制国家到自己国内自由接触讯问政治异议人士，这是西方国家当中被披露的第一例，非常怪诞。 瑞士为何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协议？ 瑞士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协议，只因对中国有严重的经济依赖。一般人认为，瑞士这个小国的经济支柱产业特殊，主要是瑞士银行的财富保险箱作用，因此，这种经济依赖主要来自于中国权贵存放于瑞士的巨额存款。 中国权贵在瑞士存放多少金钱，这当然是个秘密。2019年8月3日，中国官方经济学者贾康在国内发布一条消息，称瑞士银行发布了报告，认为100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存款达到了7.8万亿人民币，他这段话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让大家觉得吃惊的是内容的矛盾：贾康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任常务理事等职，以他的身份说这事，应该是看到一些寻常人接触不到的资料。但根据这数字，100多位中国富翁在瑞士银行存7.8万亿人民币，平摊到每人头上就是780亿人民币，根据富豪排行榜上的数据，前100名的资产加起来也不到7.8万亿，而且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是股权，又不是现金，根本不可能存在瑞士银行。 因此，贾康的说法，可能是一份财富报告的以讹传讹。因为瑞士信贷此前发布过一份报告，认为中国资金1亿的富豪有300多人，其加总资产大概有7万亿人民币。况且，富豪的财富保险箱并非中国国家利益所在，据此分析，瑞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应该不是这一财富保险箱业务。 瑞士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复杂 我曾在2011年写过一篇《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谈到在美国等多年持续的压力下，瑞士不得不于1987年取消了匿名帐户，瑞士财富保险箱的安全系数与独裁者的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于2011年1月生效的《独裁者资产法》，让中东北非四国独裁者失去政权之后，全部财产被没收。此后，世界上其他信誉、资历远不如瑞士银行的几十处避税天堂生意突然兴旺起来，瑞士的财富保险箱业务大受影响。2016年4月，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全球的避税天堂与洗钱中心也不再安全，成为美国欧盟打击的对象，于是发展中国家的权贵富豪另觅他途。美、英等法治国家的各种豪宅成了发展中国家洗钱者藏匿财富的新宠，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十余个城市，英国伦敦，澳大利亚的悉尼，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豪宅价格近两年持续快速上涨，各国民众均受不了住房变成投机品，各国纷纷开始限购。 这一期间，瑞士并没坐吃等死，开始与中国等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关系，瑞信、瑞银证券都在中国努力开拓各种投资关系，例如瑞信方正这一时期的中国业务获得大发展。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总部设于北京，致力于为中国本土客户提供一系列资本市场服务，包括A股、外资股、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的保荐与承销以及相关财务顾问服务。瑞信还组建了一家资产管理合资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当前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底，管理资产总规模接近人民币1.3万亿元。 瑞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有多深？根据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记录，卷入美国大选的Dominion投票系统的母公司Sta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于2020年10月8日从瑞银证劵（UBS Securities CO LTD）得到4亿美元。而瑞银证券75%的股份来自于中国政府。以下是美国证券交易所关于Stam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这笔交易的记录连结（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827586/000182758620000001/xslFormDX01/primary\_doc.xml） 理解了瑞士与中国这种复杂且牵缠甚多的经济依赖关系之后，对瑞士与中国之间有这种特殊的协议，就不必要再吃惊。西方人权机构帮助中国人改善人权状态的任务，也面临极其复杂的艰难局面。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2月1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14202016430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川普时代中美关系新棋局
何清涟 12月2日川蔡一通电话引发的巨大波澜至今还未止息，美国外交界、智囊群、知识精英圈与媒体认为这是川普对“一中政策”的危险挑战，批评声如潮涌，上演了一出“华府精英力驯狂龙”的大戏。与此同时，《时代》周刊却将川普列为2016年度风云人物，并幽默地称他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但在中美关系这块大棋盘上，台湾其实只是一着闲棋，今后中美双方如何布子博弈，才事关大局。 川普对外关系的战略思维 谈中美关系，得先看川普这位候任总统的战略思维。很多评论者都轻蔑地断言川普缺乏战略思维，但他们可能错了。应该说，川普有战略思维，只是他表述时没经过太多的修辞包装，听起来不怎么“高大上”。 川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话比较笼统，但胜在“大象无形”，任何支持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勾勒出一幅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到大选日前不久，川普为自己的白宫蓝图描画了两条粗大的轮廓线：对内，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放弃意识形态之争。但媒体与竞争对手一是猛批他针对墨西哥移民的造墙论，认为有碍非法移民权利；二是紧紧揪住他让北约国家自保，不想让美国出钱帮助别国建设自己国家的言论，指责这是得罪盟友的不智之举。但不管舆论如何定性，这都是川普总统为美国未来勾画的战略目标。 在受到各方攻击之时，川普确实表示过对专家的不屑。但在当选前夕，他也明确表达了转圜之意：如果当选，他将会依靠有经验的人施政。当选之后，他在组阁中确实这样做了。尽管《纽约时报》12月2日发表一篇题为《川普的怪物舞会》，称川普“正在努力组建一个由亿万富翁和偏执者、恐同者和恐伊斯兰者乃至否定气候变化人士和白人至上信徒构成的顾问团队”，并将他的政府班子蔑称为“怪物舞会”。但平心而论，从川普所任命的人来说，绝大多数都是一时之选，且量才录用，比如他敲定习近平的“老朋友”爱荷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做美国驻华大使，足见其用心之工。国务卿的众多候选人虽然都是才俊之士，但川普至今未决定人选；他还特别与基辛格会谈，听取后者的意见。上述数事，可见他对外交事务之重视，以及他深知这位国务卿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如何看中美关系？ 有人曾担心川普不懂中国，我不这样认为。这次一些华裔助选团当中，一些侨领会成为川普团队与中国方面联系的牵线人。有个小插曲很能说明问题：大选日之前几天，中方派出秘密代表团赴美，与川普竞选团队接触。中方日后也承认，中方与美方，包括与川普团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也会继续这么做。反观日本，由于安倍政府以前只愿意相信希拉里获胜，在发现选情出乎意料时，才觉知自己与川普之间没有合适的牵线人。德国也同样如此。 网上广为流传，川普曾在一次战略午餐会上说过，“美国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根本不可能调和”，因此作出判断，认为川普当政期间，中美关系将恶化。这种判断显然误解了川普这话的真意。川普团队当中，对中国事务发言最多的是美国前中央情报总监、川普在竞选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小罗布特·詹姆斯·伍尔西（R. James Woolsey Jr.）。伍尔西曾不止一次表示，美中两国都是重要的商业国家，都知道该怎样“做生意”。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针对中国一党专制制度——这一被认为是中国国内、国际问题总根源的关键问题，伍尔西表态说，虽然美国在世界上推广自由这一政策是不可动摇的，但是，随着对中国复杂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理解不断加深，越来越明显的是，挑战中国现行体制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努力。美国可能不喜欢这个体制，但也不必有所作为。他表示，可以看到未来几年里美中两国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巨大交易，那就是美国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并承诺不以任何方式瓦解中国；作为交换，中国则承诺不挑战亚洲现状。 这次川蔡电话会后，北京反应相对淡定，一是知道华府外交圈与智库必然反对，不需要自己出面表达激愤；二是因为伍尔西表达的对华战略思路清晰，尽管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是北京的核心利益，但相比“一党专制”这一核心利益来说，显然次要得多。 美国外交圈深患“川普焦虑症” 川普与美国外交集团的关系，确实有待磨合。在今年选战正酣之际，75位美国退休外交官与国务院资深官员曾于9月21日发表公开信，直言川普“完全没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与军事统帅，他不了解俄罗斯、与伊斯兰国(IS)等国际事务，也没有学习的兴趣。这些外交官强调，他们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总统时期开始任职，资历加起来超过数百年。写这封公开信于他们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动作。 在主要国家，外交从来就是一个专业领域。大英帝国时期，外交官基本出身外交世家，其人脉是从其在伊顿公学直至剑桥大学就开始培养的，因为那两所学校也是殖民地王公贵族子弟受教育之地。进入现代以来，主要国家都有外交官培训基地或者中心之类，老一代外交官的理念会通过这种培训代代传承。 美中建交时，前国务卿基辛格是关键人物，他的外交理念几乎成为美国外交界美中关系中教科书式的经典理念。这一理念经过几十年磨砺，被浓缩为“接触、影响、合作、改变”这一务实方针。克林顿总统当政以来，将这一原则定为两条主线：经济往来为主，人权为辅，此后这点一直没有改变。只是克林顿时期重在“接触、影响、合作”，将“改变”作为努力方向；布什总统时期，需要与中国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因此重在合作并试图影响，例如正式开启克林顿时期确定的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是谋求合作，第二任期内因中国黑客、斯诺登事件、南海问题等与中国摩擦不断，但仍然未曾偏离这一主轴，只是基本放弃“改变”这一方向性目标了。 川普任命的国务卿上任后，先得缓解外交圈的“川普焦虑症”，在中美关系的大思路上必须谋求达成一致，否则无法驾驭这辆惯性强大的车。 中美关系棋局大思路 川普进驻白宫之后，其实也无法脱离“经济交往为主，人权为辅”这两条主线，只是偏重点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人权问题的重心，可能会与特别“自由派”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点领域，比如中国的LGBT、女权、性工作者权利等等不同。出于保守派立场，川普可能更关心宗教自由、法治、政治权利这些问题。但如果指望他放弃美国的重大利益去做人权交易，可能也不切实际。我认为川普政府关注中国人权，更多是出于价值观偏好与策略上的考虑。 但中国政府如果足够聪明，看到川普振兴美国经济的四大措施，就应该知道如何才能下好这盘棋。这四大措施是：减税、开放美国资源以吸引外资、再工业化、基建。四大措施全为了一个目标：提高美国的就业率。 这四大措施当中，只有减税可能不利于中国（当然也不利于世界）。川普班子已经宣布，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减税，幅度为25%，这将使欧盟与中国哀声遍地。此事的影响，我将另写文章详细分析。 其余三大措施，却都是对中国有利之举。比如开放美国资源以吸引外资、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而言都是利好消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近年来对美投资迅速增长，几十个行业的中国企业已进入美国。今年4月，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2016年“新邻居”报告。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在美国的收购、新业务和扩张已逾15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升近30%。截至2015年底，在美的中资关联公司超过1900家，遍布80%以上的国会选区，受雇于中国附属公司的美国人高达9万人。 扩大基建对中国也是绝大利好消息。伍尔西曾指出当初美国不支持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个错误，认为美国可以在南亚、中亚与中国合作进行项目建设，参与“一带一路”乃至可能的多边贸易协定等。伍尔西还强调，川普是一个“建造者”（Builder），几个月后，中国会发现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等方面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这样的合作也能促进美中各自的经济改革，两国都会受益。 《纽约时报》与CNN还在继续抗击川普，但《时代》周刊已变得相对中立一些了，该杂志该杂志总编辑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就2016年度人物评选发表评论，“还有谁能破坏规则、无视常规，击败美国2个大党，能在‘百分之一’的机率下胜选？”如果中国当局接受某专家忠告，不要在此时轻举妄动，硬将自己塞入川普的敌对阵营，中美关系的前景决不会象某些人预测的那么悲观。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2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blog-he-sino-american-under-trump-20161208/36281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中国政府对虐囚事件的舆论导向背后
这一向最让中国政府兴高采烈的事件莫过于美军虐囚事件的曝光。通过这一事件，中国政府终于“成功”地向中国人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论证了美国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自然也未曾忘记通过“民意”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民主制度虚伪性”的痛恨――这些民意是通过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国人当中素质较高的人群，如学者以及名牌大学的学子们，并用新华社消息广为发布的，比如近几天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认为美国的人权报告极具虚伪性”，发言的学生就来自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在一个社会身份决定社会等级与社会信誉的社会里，学者与大学生们的发言更能取信于民众，尤其是取信于文盲半文盲民众。 但比较遗憾的是，虐囚事件事实上并非美国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在此情况下，非要将这一事件论证为“民主制度的虚伪”与“民主神话的崩塌”，总会露出许多破绽来。考虑到对同一类性质事件的评价应该使用同一标准这一基本准则，笔者就不得不对中国政府的发言以及部分学者及学生们的表态发言感到遗憾，因为这一苦心制造的“舆论导向”，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包括部分中国人）在人权问题上宽以待已，严于律人，随时使用双重标准衡量事物的共产党政治文化。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而国家制度优劣之差别主要体现于三点：第一，侵犯人权是使用体制性暴力还是小范围人群使用的非法暴力；第二，这个国家的制度是否保护暴力的施予者；第三，该国的媒体及社会公众能否自由地表达对暴力使用者的批评。其中最关键的区别是所谓第一点，因为体制性暴力是借助政权力量推行的。 首先，与中国政府利用体制性暴力镇压政治异议分子与法轮功信众不同，虐囚事件只是美军中少数人使用的非法暴力。仅就侵犯人权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前者比后者要严重得多。但在中国政府眼中，自己使用体制性暴力天经地义。笔者也相信，不少谴责虐囚事件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本国的人权问题。 其次，美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保护暴力的施予者。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作出道歉并严厉谴责虐囚事件的非人道与非正义，并且对参预该事件的人员依法严惩，此次事件也成为布什在大选中的严重负面因素。相比之下，中国政府从未对自己制造的任何国家非正义行为与罪错向受到严重伤害的中国人民道歉，这些国家罪错包括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数之多，亘古少见，但中国政府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将历史真相严严实实地掩藏起来，所有有关这些事件的研究文章与回忆录，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发表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旧的国家罪错之恶劣影响还未消失，中国政府又在制造新的国家罪错，如镇压法轮功，动用国家诬陷方式镇压一切批评者，哪怕这些批评者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笔者相信，如果检举虐囚事件的兵士生活在中国，一定会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受到严厉惩罚，并且会因为“给伟大祖国抹黑”而受到“人民”唾弃。 第三，在世界各国媒体当中，美国媒体对虐囚事件的谴责是最不留情的，美国的社会公众对此的反思也是最深刻的。与中国一些批评虐囚事件者不同的是，美国公众并未从这一事件中看到美国民主神话的崩溃，相反还从国会与政府对虐囚事件的反应中看到了民主制度的纠错力量。经过200多年的政治实践，美国人民深信民主制度与言论自由的力量，他们不会幼稚到以为民主制度可以避免一切错误，因为民主制度的设立之本意就是相信人（包括最优秀的人）都有自利倾向，因此需要各种社会监督，需要通过社会监督来纠正错误，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政府与部分中国“人民”对虐囚事件的反应，不仅没有表现出他们在人权问题的认识上有所进步，只表现出一种让中国人蒙羞的阿Q精神。让笔者稍感庆幸的是：部分善于思考的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只不过在中国政府严厉管制言论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意见没有表达机会，于是无论是中国的纸质媒体还是网络，只能充斥政府刻意制造的阿Q式舆论。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5月27日，总3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