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国政府对虐囚事件的舆论导向背后
这一向最让中国政府兴高采烈的事件莫过于美军虐囚事件的曝光。通过这一事件，中国政府终于“成功”地向中国人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论证了美国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自然也未曾忘记通过“民意”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民主制度虚伪性”的痛恨――这些民意是通过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国人当中素质较高的人群，如学者以及名牌大学的学子们，并用新华社消息广为发布的，比如近几天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认为美国的人权报告极具虚伪性”，发言的学生就来自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在一个社会身份决定社会等级与社会信誉的社会里，学者与大学生们的发言更能取信于民众，尤其是取信于文盲半文盲民众。 但比较遗憾的是，虐囚事件事实上并非美国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在此情况下，非要将这一事件论证为“民主制度的虚伪”与“民主神话的崩塌”，总会露出许多破绽来。考虑到对同一类性质事件的评价应该使用同一标准这一基本准则，笔者就不得不对中国政府的发言以及部分学者及学生们的表态发言感到遗憾，因为这一苦心制造的“舆论导向”，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包括部分中国人）在人权问题上宽以待已，严于律人，随时使用双重标准衡量事物的共产党政治文化。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而国家制度优劣之差别主要体现于三点：第一，侵犯人权是使用体制性暴力还是小范围人群使用的非法暴力；第二，这个国家的制度是否保护暴力的施予者；第三，该国的媒体及社会公众能否自由地表达对暴力使用者的批评。其中最关键的区别是所谓第一点，因为体制性暴力是借助政权力量推行的。 首先，与中国政府利用体制性暴力镇压政治异议分子与法轮功信众不同，虐囚事件只是美军中少数人使用的非法暴力。仅就侵犯人权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前者比后者要严重得多。但在中国政府眼中，自己使用体制性暴力天经地义。笔者也相信，不少谴责虐囚事件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本国的人权问题。 其次，美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保护暴力的施予者。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作出道歉并严厉谴责虐囚事件的非人道与非正义，并且对参预该事件的人员依法严惩，此次事件也成为布什在大选中的严重负面因素。相比之下，中国政府从未对自己制造的任何国家非正义行为与罪错向受到严重伤害的中国人民道歉，这些国家罪错包括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数之多，亘古少见，但中国政府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将历史真相严严实实地掩藏起来，所有有关这些事件的研究文章与回忆录，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发表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旧的国家罪错之恶劣影响还未消失，中国政府又在制造新的国家罪错，如镇压法轮功，动用国家诬陷方式镇压一切批评者，哪怕这些批评者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笔者相信，如果检举虐囚事件的兵士生活在中国，一定会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受到严厉惩罚，并且会因为“给伟大祖国抹黑”而受到“人民”唾弃。 第三，在世界各国媒体当中，美国媒体对虐囚事件的谴责是最不留情的，美国的社会公众对此的反思也是最深刻的。与中国一些批评虐囚事件者不同的是，美国公众并未从这一事件中看到美国民主神话的崩溃，相反还从国会与政府对虐囚事件的反应中看到了民主制度的纠错力量。经过200多年的政治实践，美国人民深信民主制度与言论自由的力量，他们不会幼稚到以为民主制度可以避免一切错误，因为民主制度的设立之本意就是相信人（包括最优秀的人）都有自利倾向，因此需要各种社会监督，需要通过社会监督来纠正错误，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政府与部分中国“人民”对虐囚事件的反应，不仅没有表现出他们在人权问题的认识上有所进步，只表现出一种让中国人蒙羞的阿Q精神。让笔者稍感庆幸的是：部分善于思考的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只不过在中国政府严厉管制言论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意见没有表达机会，于是无论是中国的纸质媒体还是网络，只能充斥政府刻意制造的阿Q式舆论。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5月27日，总3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美国经济真的一团糟吗？
再有一个多月，美国就将进行总统大选。目前两党都开了全国大会，正式提名了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总统大选历来的主要议题，都是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这两大块。围绕美国经济，两党更是辩论激烈，也有很多抨击。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在评论美国大选和经济时，特意引用了美国一些党派的攻击资料，渲染美国的经济一团糟，由此可潜在衬托出，还是中共「领导有方」，经济强劲增长，由此给中国老百姓洗脑。 美国的经济真的是一团糟吗？当然，美国从去年始，出现房屋贷款危机，导致就业市场缩小，截至今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已升至6.1%（去年底是5.0%）；并有十馀家银行倒闭，美国政府最近出手，接管了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出现严重金融问题的大银行。 但从更大的背景来观察美国，它的整体经济状况，或者说基本底座，并没有发生重大松动，并有强劲复苏的潜力。 美国民间研究机构「政策研究中心」（CPS）研究员、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顾问的经济学家马斯登（Keith Marsden）九月初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布希总统有很好的经济记录」一文，提供了很多统计数字，由此可更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的整体面貌。这些数字不是来自执政的共和党政府，而是来自像国际货币基金（IMF），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世界专案评比（ICP）以及美国统计局（USCB）等权威机构。 ●美国经济实力比八年前增19% 根据这些机构的统计，美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2001年到200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2.2%，自8年前克林顿政府结束至今，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19%。而在这个期间，法国只是增加了14%，日本是13%，意大利和德国都是8%。 当然，北京官方媒体会强调，中国过去开放改革的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中国，这种统计数字有多大水分，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Rawski）认为，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和这个统计有很大距离。但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幅度比较大，是个事实。不仅中国，被称为亚洲经济四小龙的南韩、台湾等等，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比例都是如此。现在，连印度的年度经济增长率，过去8年，都保持在6%以上。但和美国经济相比，这些国家的距离仍相差很大。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两点，一是整体规模，二是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2008年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在3万亿美元之内，美国将突破13万亿美元。这和美国、中国的人口数量恰巧形成反比∶美国3亿人口，中国13亿。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国的四倍以上。 ●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18倍 比整体国力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国富」，而关键在於是不是「民强」，即人民生活是不是有质量、富有。根据「世界银行」各国发展指数的「世界评比专案」的最新报告，美国的人均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45,594美元，远高於法国（40,782）、德国（39,650）、意大利（35,386）、日本（34,023）。台湾排全球第26名，是16,274美元。中国排第104名，是2,460美元。 「世界评比专案」对全球146个国家的研究统计，2005年，美国的人均消费（公民和非法移民都算上）是32,045美元，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排在欧洲小国卢森堡（该国人口不到50万，面积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之後，远超过英国（25,155美元）、加拿大（23,526美元）、法国（23,027美元）、德国（21,742）。而中国的人均消费，根据这个报告，只有1,751美元。 根据最乐观的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的城市家庭的年消费能力可能达到一万美元，大约是今天的美国家庭的四分之一。届时中国的整体大众消费能力增至9910亿美元，约相当於美国的18%。 ●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三分之二 美国虽然目前处於失业率攀高的状态，但美国的就业人口比例，按照国际标准，仍是相当高的。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的报告，美国的就业人口（16岁到66岁）在2006年占71.7%，高於欧洲欧元区国家平均值5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从2001年到2007年，平均为4.7%。而在之前的克林顿执政的八年中，平均是5.2%。美国的失业率远低於欧元区国家平均值的8.3%（从2001至2007）。 美国虽然因为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并至今仍要维持很大的军力和开销，但美国的军费开支和九十年代相比，并没有很大增加。例如，1995年美国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8%，2006年则仅增长到占GDP的4.1%。和在二战（占37-38%）、韩战（13-14%）、越战（7-9%）期间相比，比例还是很低的。 美国经济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它主要依靠「内需」，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国正相反，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美国主要依赖自己内部的市场，而中国主要靠世界，所以一旦有国际性经济危机，中国就会首当其冲，受到重大影响。 ●民主国家财富藏於民 中共媒体总是渲染美国政府有多大的财政赤字，而中国的外汇存底是世界第一等等。但美国向来不是那种小地主，把钱都攒起来炫耀，而是投资、用钱滚钱。而且更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民主国家，都是财富藏於民，政府反而经常赤字运作。像美国，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06年，有114万人的个人财富达到500万美元之上。拥有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美国家庭，已增加到930万户。而这些富有的美国家庭，除了继承财产的，都是靠自我奋斗、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财富。而中国的巨富、暴发户，相当一大部分是在没有真正市场经济的不平等竞争中获得的，更有很多是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 最近世界银行发表的最新「2009年商业」（Doing Business 2009）年度经济改革、经商自由度评比报告（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进行年度追踪观察和统计，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结果，美国领先所有其他工业大国，排第2名（第一是新加坡），後面依序是香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国从去年的排名第90，升至第83名。 ●「美国溜向社会主义」 美国经济现在处於不景气状态，主要由於房屋贷款出现问题。近年由於美国房价上涨，有些人抱著投机心理，抢购房子、囤货居奇，想发横财；贷款银行也因投机（和商业竞争）心理，没有严格把关，随意贷款；房建商则猛盖房子。最後房子过剩，抢购的房子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当然就还不上，造成金融危机。 但美国政府没有让「市场」自行调节，即没让那些随意贷款的投机者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没让乱贷款的银行倒闭，反而由政府大手笔出资，接管了两家出问题的大银行。这像是有人赌博输了钱，政府出面补偿。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提名人麦凯恩和佩林在《华尔街日报》合写文章说，两家房贷银行被政府接管，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11月初的美国大选，不管哪个党的候选人进了白宫，其经济政策都可能走向这种政府统揽经济的方向，只不过民主党的奥巴马是「跑步」，共和党的麦凯恩是「走步」，速度不同而已。 二千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市场经济学泰斗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无论哪个党胜选，「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共和党可能溜得慢点，民主党可能溜得快一点。如果弗里德曼还健在，对这次大选，可能还会做出这种预测。这种不走充分的市场经济、热衷政府干预的「溜向社会主义」政策，才是美国经济的真正「隐患」。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9月第21期 2008-09-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曹长青访谈∶中国取代美国是梦想还是梦呓？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导，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介绍了他的《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新书，引起了美国媒体和关心美中关系人士的关注。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静汝就“中国真的能取代美国麽”这一问题采访了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主持人∶《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指，长期以来，许多美国人和媒体以为中国的目标只是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您怎麽看？ 曹长青∶所谓中国的目标，更准确地说，是中共的目标。大家都知道，毛时代是热衷政治运动（整肃），邓小平掌权后，才结束“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但邓说得很明白，这是为了不要步苏联后尘（即共产党垮台）。所以中共发展经济是为了保住其权力，而不是出于人民的福祉。西方学者说，这是“用经济发展来换取民众的沉默”。所以，中共表面是发展经济，背后是为了保党；另外通过经济发展提升国力，以所谓的强国崛起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把是共产党带来的国家强大这个假说深入到人心中。总之，维护中共的统治，才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如果中共真的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或最高目标的话，首先要实行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是对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好保障。 主持人∶文章还提到，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书中谈到，中国的策略是首先获取西方技术，发展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种说法对吗？ 曹长青∶中共的区域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降低并最终取代美国的影响力，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者。至于“最终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不仅是中共的梦想，也是不少连中国和中共都分不清的愚昧中国人的期待。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只是一个白日梦，没有实现的可能。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并相当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共产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无法出口电视节目。她说得非常准确，即中国可以随著经济全球化，出口更多的鞋、玩具、衣服，电脑、电视机，以及将来出口汽车等等，但是中国无法出口“思想”，因为共产党完全没有提升人类的思想。 今天人们谈到西方文明，多是提到“英美”。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向世界、向人类提供了正向的思想。英国人在中国还被蒙古人统治的时候，也就是元朝的时候，就有了《大宪章》，提出君主立宪，通过国会制约国王的权力。甚至在《大宪章》中就提出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后来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洛克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可以说为整个人类奠定了“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人权观，这也是今天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实行的宪政民主的根基。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可以说是全盘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理论。而美国的强大，就是建立在两句话（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上∶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但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而且做得相反，恰恰是剥夺和践踏个人权利，无限扩大政府和统治者的权力。这样的中国怎麽可能取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成为超级强国呢？那样认为的中国人，让人想到清朝那些帮著慈禧老太太狂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们。 主持人∶白邦瑞还提到，美国低估了中国政坛上鹰派的影响力。您认为呢？ 曹长青∶美国不是低估中国政坛鹰派影响力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对中共邪恶本质认识不清，绥靖妥协的问题。而这点则和“白邦瑞们”这些所谓的“中国通”有直接关系。 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前哈佛教授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鼻祖，后来主掌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们，多是费正清的弟子。费正清在中共六四开枪杀学生的时候，还说弄不懂这是怎麽回事。他当时说中国问题是深渊，越来越看不清楚。他去世前不久，当众给哈佛校长递交了他的最后一本研究中国的著作，可校长打开一看，没有字，全是白纸。费正清很有自嘲的幽默，他认为自己一生研究中国，最后是交了“白卷”。 但费正清的弟子们却没有这种道德勇气。像白邦瑞最新出版了分析中国的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他为此写了篇介绍文字，其中还一口一个“毛主席” “周总理”，叫得很肉麻。我们无法想像，一个犹太学者研究纳粹德国的书，会把希特勒称为“希总理”，把戈培尔称为“戈部长”。白邦瑞还在书里说他怎样怀念毛主席、周总理，夸赞邓小平、江泽民等，甚至还炫耀，七十年代他怎样跟美国国防部的同事帮助解放军强大，把美国的鱼雷、炸弹、炮兵技术等给了中共。他说中共应该给他奖赏，“我应该得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这样的中国通在美国一群一群的，你说他们怎麽能明白共产中国？竞相谄媚、争取中共的茅台红地毯还来不久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别提什麽小布什、奥巴马这些政客了。 西方有些人总是夸大或渲染中国的鸽派鹰派什麽的，其实共产党基本都是一派，是既得利益派，誓死保住党的利益派。而西方那些总是去分析什麽鹰派鸽派的，基本是不懂中共派。这是西方的中国通和政客们的整体性问题。所以他们对中共的行为和战略意图，常是低估或错误判断。 主持人∶就您所了解的，从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方面等，中国和美国相差多少？政治体制对一个国家的强大起著什麽样的作用？ 曹长青∶2003年的时候，前美军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Dennis Blair）曾评估说，中共军力比美国整整落后了一代，至少有30年；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现在最多相当于美军越战时的水平。 过去十几年，随著电脑网络、新科技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能力的提升等，使中国跟美国的科技和军事差距在缩小，这是自然的。但要想从根本上超过美国，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代，绝无可能。因为科技也好，军事也好，最根本的是要有自由的思想，才会有想像力、创造力。中国现有的教育系统主要还是培养奴才或匠才，不会产生天才。几天前中国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还声嘶力竭地喊说，“不得使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都什麽年头了，他还说这种恐龙时代的话，连横向的外部世界的思想都不许传播，更不许借鉴，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窒息思想和想像力、创造力的。 另外，发展军力，是为了打赢战争。而要想打赢战争，科技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正义性。美国领衔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打赢一战、二战和冷战，现在也一定会战胜恐怖主义，就在于他们打的战争，是为人类争取自由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国现在都是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奴隶国家，谈何正义？任何一个独裁国家，最终都无法抵御自由世界的力量。所以，无论中共怎麽发展军力，除了更多地花费老百姓的钱，给世界带来潜在危害，没有任何正向意义。 今天显见的事实是，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障，一个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强大和民富国强。世界七大工业国家（G7）全部是民主国家。据联合国公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排在全球前20名的国家，除了香港和新加坡这种特殊的、只是一个大城市的地方之外，也全部是民主国家。中国排在第91位。 你光是炫耀国家有多少外汇存底没有用，关键是老百姓的人均收入是不是高。连台湾都人均收入二万美元（是中国的四倍），更不要说美国是四万七，瑞士、卢森堡、挪威等都超过七万美元。中国人的人均GDP收入才是美国人的22%，在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2014年还排在第84位，跟哥伦比亚、塞尔维亚、古巴、尼加拉瓜什麽的排在一起，而精神文明方面就跟世界差得更远更远了。说这样的国家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基本还在梦呓状态。 所以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怎麽取代美国，而是首先想怎麽取代共产党，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中国只有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自由的国家，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保障人权、受到世界尊敬的国家。 2015年2月5日 ——原载“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015-02-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中国梦”现实版：到美国去！
何清涟 话说习总提出“中国梦”之后，引起不少争议，当政者、普通人与异议人士对此是各弹琵琶各有调，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无论贵贱，都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到美国留学，即使是那些将美国说成“人间地狱”的大小“戈培尔”，子女家属也都奔往美国。 “到美国去！”就是不少中国人共同的“中国梦”。 \奔赴美国为哪般？\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中国已成世界上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在西方各国中，美国则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之地。《2011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中国留美学生仍然以读研为主，高达76,830人，占2011年中国留美人数的48.8%；本科生为56,976人，占36.5%。据称，中国留学生90%以上属自费。从出国留学普查数据来看，2009年以前出国且已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只占2%，而在2010年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比例占了34%左右，出国留学将越来越平民化。有些中产家庭早些年置了房产，随着房价升高，出卖房产即可获得足够的留学资金。这些工薪家庭倾家庭财力将子女送出国，首先是对国内教育现状不满，希望子女出国接受优质教育；其次也希望子女学成之后能够在留学所在国找到工作，实现移民梦。 但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的同时，应对来自中国的这种快速增长的需求产生了畸形供给：许多留学生无法达到美国大学要求的标准，于是各种野鸡大学应运而生。据说全球半数野鸡大学已在美国，这些大学批量生产的文凭，买家95%是中国人。这倒不是美国政府骗人。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近些年一直在曝光全球“野鸡大学”黑名单，提醒外国人不要上当。2012年曾曝光的未被认证的大学和教育机构共691所，其中仅美国就342所，几乎占了一半。 \中国大学为何丧失吸引力？\ 中国大学丧失吸引力，主要缘于教育质量。世界排名前50位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占大约20家，英国大概只有5-10所，中国只有2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中国大学现状乏善可陈。自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产业化以来，各种不够资质的专科学校通过合并或升格的方式，成为“大学”，但无论是师资还是图书馆等教学设施等都无法跟上，学科设置与教学内容陈旧，再加上二、三流大学的学生质量本来就低，产出的大学生质量已经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官方意识形态教育规定必设的政治课，如毛邓三科等，让学生花费了大量精力去接受洗脑。昂贵的学费与质量低劣的教育，使中国大学没有多少竞争力。这种情况，让许多中国家长考虑送子女出国。 首选美国大学自有道理。只要不是误入野鸡大学，正规的美国大学收费虽然昂贵，但教育质量是有保证的。一是选择性大，除了一些专业性极强的专业（如医学、药学等）之外，一般前两年并不定向，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选择专业；二是大学对学生提供的学术支持与非学术支持都比较规范，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美国大学提供的知识是普适性的，不象中国那样自成一体，与世界完全不接轨。 以经济学课程为例，中国大学要求学生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谈的是价值、使用价值，在生产三要素中，只强调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土地均被当作资本盘剥劳动的工具，这些当然都是为了支持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剩余价值理论。这门政经学的目的不是教学生掌握经济学常识，而是让学生学会反对剥削的革命。几天我在Twitter上就见到两位推友争辩金融经济的作用，其中一位将金融当作寄生经济，争得不亦乐乎。看到两位推友争得面红耳赤，我只好发条推文指出，将金融当作寄生经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后果。列宁将银行业的发展与金融资本主义当作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称之为“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而现代经济学则公认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银行贷款为企业的资金循环提供须臾不可或缺的血液。也因为缺乏这些基础常识，中国人一直将外汇储备当作人民的资产而不是央行的负债，经常在微博上煽动性地宣传，是中国人民在养着美国（这点我改天再写篇专题分析文章）。 至于历史学（尤其是现代史）、国际政治方面，中国学生在中国学得越多，就对现代文明越隔膜。而且，与其它国家不同，中国的大学不教本国政治，所以中国学生对本国政治制度和现实往往一无所知。无论从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还是从未来适应世界文明程度方面来说，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相比，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中国学生留学后，就必然面对将那些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有害“知识”淘汰的痛苦过程。当中国大学学费越来越贵之时，中国家长从教育成本与收益比较的角度选择，让子女到美国留学而不是留在中国，应该算是理性选择。 \到美国去，但别往教育泡沫里钻\ 工薪族倾全家之力供养一位留学生并非易事，这种家庭出身的青年也知道自己的承载着太多的家族希望，因此，在留学准备方面，还是要做足够多的准备，以免烧了钱还看不到好一点的结果。 美国教育有两大特点，一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二是培养青少年的自信心，让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因此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之后选专业，不少人凭兴趣，很少考虑其就业前景。过去20年间，约有1/8的大学生主修人文学科，1/4的学生主修商科，1/13的学生主修工程类专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社会有钱，上百万个NGO之类的机构可供那些人文、艺术社科专业等各类软专业的学生就业或短期过渡。但2008年以后就不同了，NGO的资金来源减少，许多人文艺术社科专业毕业者找不到工作，还要为偿还学生贷款发愁。曾经热门的商科学生也大量过剩。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让美国人再度讨论“美国的教育危机”。还有电视台专门开设节目，让失业大学生谈“比起学贷，我的学位不值”，大倒苦水。好在美国崇尚言论自由，危机说从来不绝于耳，稍远一点的可追溯至如苏联卫星上天、日本经济腾飞，近时就在中国“和平崛起”之时。没人会说这是“唱衰美国”。我儿子高中时期有次物理公开课，我去听了，那位年度最优教师放的幻灯教学片，主题就是“美国教育的四大危机”。 但工薪族出身的中国青年却不可以象美国青年那样凭兴趣去学习语言文学、英文写作、教育心理、艺术批评、文化人类学之类，因为他们烧光全家积蓄能够获得的机会就这一次，这类专业莫说在美国无法就业，就算是回国也难以找到工作。许多中国学生选择这类学科，主要是这些专业在本国招生困难，中国学生申请入学相对容易。 因此，对于那些急欲让孩子“到美国去”的中国工薪族家庭，务必在出国前做好充分准备，一是必须考虑孩子在异国独立生活的能力；二是先将“野鸡大学”的名单下载，千万别花钱让自己的孩子淹没在这种教育泡沫里；三是要让孩子考虑专业选择。如果孩子在中国也只能读文科，就算来美留学学文科，那文凭在中国也不会特别有帮助。对中国孩子来说，来美国从政基本不可能，因此自费就读国际政治、政治学之类没太多必要。如果不是兴趣所在，也没必要花巨资让孩子来美国学习中国历史与东亚文学之类。对不是以人文为业的学生，在大学学好人文社科的基础课，再根据兴趣阅读一些相关书籍也就够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106/1785298.html ）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王立强疑云背景：中国利用民主摧毁民主
何清涟 最近， “王立强”这个真假难辩、莫衷一是的中国间谍，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他所透露的情报除了向心这个人物之外，中共干预港台政治、意图操纵选举，收买台湾中时、旺旺等媒体集团，香港铜锣湾书店绑架书商案等全是这些年在网上可以查得到的资讯，中国政府也播放了王立强2016年因诈骗案受审的视频，但许多人（包括中国人）仍然倾向于认定他就是中共间谍。造成这种社会认知的背景不可忽视，细究起来，都是中共多年来对世界红色渗透，试图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包容摧毁民主的孽报。 中国在FBI眼皮下广布谍网 FBI的厉害，通过美国电视剧深入人心。但中国更厉害，居然这只最厉害的老虎眼皮下面源源不断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堂而皇之地推出千人计划，十年内引进了7000高科技人才，包括70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产业升级、制药业水平追比美国，很大程度上拜这些人才所赐。 中国派遣没有受过特工专业训练的人士，例如访问学者、留学生、商人、旅游者在美国通过各种方式窃取情报并非秘密，但由于“拥抱熊猫派”势力强大，遍布华府政界与全美学界、研究机构，其中一些人都接受中国政府资助，因此这问题在美国成了“房间里的大象”。直到2018年，中国的千人计划才被美国政府列为调查范围。经过一年多调查以后，美国参议院的常设委员会在今年11月18日发布《中国千人计划: 对美国研究机构的威胁》（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指出，中国透过200多个资助项目恶意利用美国的开放性来提高自身的国家利益。报告书写到，由于中国计划在2050年成为世界的科技大国，所以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引进世界各地的专家。根据FBI的报告，中国在2008年到2020年之间投资了2兆元美金，相当于国民生产毛额(GDP)的15%。 报告列举的情况令人震惊：千人计划的成员向其服务的美国科研机构隐瞒在中国的合作情况，继续获取美国的科研资金，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实验室里的研究和他们在美国做的研究相同；还有些人就是直接把美国的科研成果和技术盗取给中国。报告提到一个例子，一位千人计划成员从他工作的美国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偷走了多达3万份的电子文档。千人计划影响到的美国机构非常多，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务院和商务部等等，与知识产权有涉的是高科技领域，也是中国在制定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时列举过的，包括芯片、基础软件、基因修改技术、传染病防御和医治等等。 美国认为自己晚了十年防范，这是基于千人计划成立于2008年，其实是晚了20年。美国人有意“忘记”1998年的《考克斯报告》被束之高阁的旧事。当年《考克斯报告》指出，中国于1980-1990年代在美国展开了大量的间谍活动。中国搜集情报并非依靠专业人员，而是通过访问学者、学术交流项目、在美国科技界或机要部门工作的华人、记者等。该报告陈述的情况与今天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那份报告生不逢时，遭遇美国商界、科技界、学界强烈反对，甚至有人将其批评为“麦卡锡主义”。 澳大利亚是中国红色渗透的重灾国 澳大利亚的科技产业不如美国发达，中国对它的渗透，主要是几大类，收买政界要人，控制当地华人并影响政界，办媒体试图影响当地社会，控制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等，用澳大利亚人自家的形容，目的是想把澳大利亚变成中国的傀儡国。 中共在澳大利亚玩的这些把戏，美国简直根本就没被当成问题，甚至将其当作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来看待。从这点来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红色渗透的的敏感程度远高于美国。 早在2014年4月21日， 《悉尼晨锋报》刊登Fairfax Media亚太事务编辑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的文章，称中国正在澳洲的主要大学内部建立庞大的秘密线人网络，并称中国情报官员曾向Fairfax Media证实，中国正在构建用于监控华人社区的网络，以保护北京的“核心利益”。 这篇报道之后，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红色渗透的舆论风潮再也未曾止息，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邓森因卷入“中国渗透”丑闻而辞职。后来，澳大利亚发现这种渗透遍及政界、学术界与媒体业，社会因此产生严重的焦虑感。2016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授权发起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中国是对澳大利亚渗透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共不仅试图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施加影响，还想打开通往澳大利亚政府各个层面的渠道。2017年6月5日，澳广国家频道播放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权势及影响力”的节目。这个节目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费尔法克斯传媒联合制作，美国联邦调查局、澳洲安全情报局、澳洲联邦律政部（内务部）及首席检察官与国防安全专家参与制作。由于担心中国影响，澳大利亚下令调查重修反间谍和外国政府干涉内政的法律，这部法律涉及如何界定中国驻外媒体与外宣媒体的记者的工作。 红色渗透：利用民主制的宽松开放反民主 澳大利亚反红色渗透的成果很多，这里就不提时时见诸媒体的落网间谍。例如黄向墨、严雪瑞等案件，只介绍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那本《无声的入侵》（Slient Invasion），作者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正通过各种各种手段，企图将澳洲变为傀儡国家，在短短15年间，笼络澳洲前总理鲍勃．霍克（ Robert James Lee “Bob” Hawke）、保罗．基廷（Paul Keating）、陆克文（Kevin Rudd），将这些政要变成中共的新买办，大量中国资金涌入澳洲的农地、房地产、大学。无声无息间，中国成为澳洲官界、学界、产业的最大金主，也成为澳洲第二大地主。这本书完成之时，澳大利亚还处于特别亲中的阶段，这本书的出版很不顺利，曾被三家出版社拒绝之后，作者被扣上“反华”的帽子，该书被称为“新黄祸论”。 这本书为澳洲人敲响了自由与法治的警钟。澳大利亚两位政治新闻记者也根据中国间谍故事写了两本纪实性小说 The Marmalade Files” 和“The Mandarin Code”，最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秘密之城》（Secret City），已经拍出了第一、二季。我看过这部连续剧的第一季，尽管深知中共在世界的红色渗透非常严重，但对那么多澳大利亚政府高官包括情报系统高官尽入中共彀中，还是有点离奇感。直至看到《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1月22日采访前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负责人邓肯·路易斯，才知道并非戏剧情节。路易斯说，中国试图以暗地的间谍活动及操弄影响力来“接管”澳大利亚政治体系。中国可能锁定任何任职于政治机构的人，“间谍和外国势力干预都是暗中潜伏的，可能数十年都看不出效果，但等到看出效果时就太晚了。”据他描述，可能人们有天早上醒来，就发现自己国家所做的决定不符合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这“不只在政治领域，在社群或经济领域也一样，外来势力从根本上接管，从境外发挥影响力”。 澳大利亚的醒悟与美国的半沉睡 从这些资讯来看，澳大利亚情报机构比美国FBI醒得早些，甚至已经领悟到中共情报系统创始人周恩来间谍工作中的“下闲棋”的手法（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手法的由来）：派遣间谍潜伏重要部门但多年不启用，但在关键时刻使用一次就足以摧毁对方。比如周恩来亲派留美经济学家冀朝鼎卧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身边，直到国共内战关键时刻才向宋子文建言法币改革并拟定方案，这个方案实施之后让国民政府金融系统崩盘。美国好莱坞人士最喜欢玩政治，但由于新老板是中国资本，因此对那么多在美发生的中国间谍故事视而不见，至今还没有拍出一部类于《秘密之城》的电视剧，当然也没有这样《无声的入侵》这种警世作品。 王立强的间谍身份尽管破绽不少，他提供的情报多有新闻报道，但人们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原因之一是中共多年来利用民主制度的缝隙行摧毁民主国家之事，澳大利亚、美国、台湾等国家发生的中国间谍故事一个比一个丰富。原因之二则是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太差，北京利用宣传机器不断“辟谣”，等于在为王立强的间谍故事不断添加柴火助兴。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19年11月29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opinion-china-uses-democracy-to-destroy-democracy）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计票透明：台湾视为程序，欧美闻之群赞
何清涟 历届台湾大选都有一些国家各方人士组团前往观选，但2024大选观选却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不少自媒体与西方人士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台湾选举程序的公正透明，样板就是最后的计票环节，一致评论为透明度高、距离真实选情最近，选后并无盗票指控。有的评论不惮指出：这一点就值得美国学习。尽管我多次表达过希望美国放下民主指导者身段，学习台湾选举过程的投票计票过程，但这次还是希望再系统地复述一次：应该学习台湾的什么经验。 台湾维护了一人一票、出示证件、选举当日出结果的制度 每个国家的政府财政开支都依赖于本国纳税人所交纳的税，因此，只有本国公民才具有投票资格，而且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这一制度在美国尤其是2020年大选崩坏。所幸的是，台湾执政党虽然亦步亦趋学习美国，在计票验票这点上却没在毁坏台湾自有民主选举以来就坚持的一人一票且需要验证身份的定制。 多家国际媒体早就介绍，根据台湾法律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年满20岁以上，以及在投票地居住达4个月以上，就可以投立委票及政党票，居住达6个月以上可以投总统及副总统票、立委票及政党票。 此外，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以外居住的人民可申请返回台湾行使选举权。受理期间自至今年12月4日止，申请人必须在此期限，向其原户籍地的户政事务所办理返台投票。投票期间，受监护者（比如重大刑案犯人或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等）不能投票。备受关注的2024年台湾大选在当地时间1月13日吸足了全球的注意力。 美国号称民主灯塔，但在2020年不少民主党州就允许17岁的青少年投票，比如加州、新泽西州。早在2018年8月，美国众议员格蕾丝·孟（纽约州民主党）提出了一项决议，提议修改美国宪法，将全国投票年龄降至 16 岁。该决议( HJRes.138 ) 将取代第二十六修正案，禁止各州的投票年龄高于18 岁，规定：“年满16 岁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美国或任何州不得因年龄而拒绝或减少投票权。” 作为宪法修正案，该提案需要获得美国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以及四分之三州的批准。如果通过，这将有效地允许十六岁和十七岁的个人在所有联邦、州和地方初选和选举中登记和投票。少数州还宣布重刑犯可以投票，布隆伯格还专门投入资金为民主党购买这种选票。 美国选举自从2020年选举日当晚六大战场州停止计票，出现拜登曲线之后，选举日成了选举月甚至更长。这一改变只有美国民主党觉得自己是在“捍卫民主”。 计票过程透明度高 除了大选结果外，还有一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那就是台湾选举唱票过程相当透明。 德国《明镜》（Der Spiegel）记者科尼利厄斯·迪克曼（Cornelius Dieckmann）在X平台上盛赞台湾唱票的透明度。 “台湾的民主正在发挥作用。每张选票都被（唱票者）高高举起，以便让公众能看到。”迪克曼说，“选票上的结果被（唱票者）大声喊出、并重复喊，然后在一张让外界都能看到的（被贴在展示板上的）纸上进行统计。” “任何人都可以观看、拍照或录像。当投票箱空了时，工作人员会向公众展示投票箱确实是空的。” A group of people standing in a room with pink papers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这条推文有390万浏览量，很多评论者都认为这种做法才是公正透明的。1月13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科技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Twitter上附上了一个类似的台湾大选唱票视频，并称赞说： “这就是台湾人的做法，完全透明——与我们不同。” 台湾大选到现在进行了十六届，选举要求选民亲自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并且采用的是纸张选票。台湾没有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代理投票或电子投票等其它方式。选票由专人清点，每张选票在计票前都会展示出来供公众监督。台湾选举计票过程一直如此，为何只有今年才被关注到？关键是2020美国大选出现的严重问题，不仅导致本国民众对本国民主信心丧失，还导致世界对美国大选的透明公正产生怀疑。 我专门研究过台湾的选举，早就知道台湾在竞选过程中互相抹黑对手、挖对方隐私并夸大曝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采用各种赠物方式来影响投票倾向，均称得上无所不用其极，但在选举投票过程却始终保持透明公正。2020年美国大选采用大规模邮寄选票、机器投票之后，不少台湾人口头上并不相信美国大选舞弊这一指控，但我与他们在Twitter、Facebook上讨论相关问题时，问他们“台湾愿不愿意学习美国这种大规模邮寄选票、机器投票”时，无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都一致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台湾采取这种投票方式。更有人表示，台湾的民主来之不易， 当初民进党为了防止国民党操控选举，力争建立了这种最简单也最容易防止作弊的制度，对双方都公正，不会轻易改变。 民主制度的建立包括三个重要环节，一是民主程序，主要是选举过程的透明公开；二是民主选举产生委托人代理制，由民选官员治理国家；三是民主的定期修正机制，如果委托人（选民）不满意，可以用选票定期更换。这种选举虽然花费高昂，但远比一场革命实现的政权轮替要低。而民主制的脆弱，就是因其悬在一张张选票上；民主制的保有，基本有赖于民主程序的公开透明，这点关系到选民意志能否得到实现。台湾作为一个3000万人口的小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年数虽然不长，但在民主程序的公开透明上，却已经超过了它的民主导师美国。有美国评论者如彭博有作者说这是为了防止中共介选，实是不了解台湾计票制度的形成历史。 台湾的选民主体知晓自己的长远利益 与欧美国家相比，台湾选举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特别大，选举舆论环境的恶劣与外部干扰也相当罕见，尤其是TikTok对年轻世代选民的影响力之大前所未见。也因此，台湾选前预测赖清德会胜选，但赢得的票数最多在几十万至百万之间，极少数甚至判定几万票差距，但最后以558万票胜出，立法院也只比国民党少一票，可说是台湾选民在优先事项的判断上，很清楚何为台湾之“本”，何为“末”，其定力与清醒程度，完全值得欧美国家的选民学习。 自从西方国家实行“选票换利益”以来，欧美国家的选民多关注短期利益，几十美元购买一张Homeless的票、出资让福利院护工收割养老院选票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台湾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台湾媒体很少有过相关报道。 在大选之前，我就写过一篇《APEC拜习会后：台湾命运之球已踢到选民手里》，那篇文章我表达的希望是：尽管台湾选民对蔡政府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希望他们在选举日那天踢好这关键一球，做出有利于台湾命运的选择。如今台湾2024大选已经落地，这守护的责任就落到民进党新政府身上。我相信赖清德总统会体察民意，对蔡英文奉行的“进步主义优先于民生”路线加以调整，将台湾人关心的经济民生放在推行各种“进步主义”主张之前。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1月15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92675）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是什么驱动华人地区“去中国化”？
何清涟 2015年春节期间，“中国羊”欢畅闹世界，连英国王室都出面祝贺。此举被北京视为中国“软实力”推行大获成功。但北京绝对不愿意面对的是，世界上三大华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即香港、台湾与新加坡，正在纷纷“去中国化”，只愿意承认自身的华人身份，却要与“红色中国”划清界限。 香港：陆港矛盾正演变为“去中国化” 香港对大陆的离心力早就产生，这一过程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可以清楚看出趋势。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港大启动“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2013年港人身份认同调查报告显示，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创14年新低。2014年占中运动之后，港人身份认同更是跌至新低，其中80后年青人降至2.4%。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认为，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度近年来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是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因认识到大陆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香港人对于中港融合感到担心，再加上北京当局对香港的政治干预尤其是对香港特首选举的干预，令香港年青人很反感。 但陆港关系演化成尖锐的矛盾却是近五、六年以来的事情。陆港矛盾的“前世”，我已在《香港民间公投考验北京的政治智慧》、《香港占中：北京的“台阶”在哪里？》两文中述及。这里只谈占中运动之后的陆港矛盾与香港萌发的“去中国化”意识。 “去中国化”进程当中，堪称象征意义事件的，当然是香港大学通过公投退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继港大之后，又有中大、理大、浸大、城大等几所大学学生在Facebook上发起退出学联关注组。由本土团体“新民主同盟”成员成立的“中大本土学社大，最近向学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月底前提出增加透明度的改革方案，否则下月收集联署，启动公投。由于香港学联早就被“染红”，香港大学生在争取全港真普选无望之后，将真普选落实到学联选举之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有人提出不再举行“六四”纪念晚会，理由是天安门屠杀是中国的事情，与香港无关——这一点，正好与台湾30多年前以民进党主张台独时的去中国化如出一辙。那时，民进党认为台湾与中国无关，是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因此，大陆的民主化与台湾并不相干。 台湾：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创新高 从1992年开始，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一直在对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政党认同及台湾人认同进行调查。最新调查显示，“台湾人认同指数”从1992年的负7.9%，逐年增长到2014年的57.1%，在马英九执政7年内的增速，明显快过其前任陈水扁。其中，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为60.6%，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32.5%，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3.5%。 在统独立场上，也明显地彰显了台湾人的“去中国化”意识。 “两岸统独指数”在李登辉执政的1994至1999年平均为5.1%，陈水扁时期为负2.9%，而马英九时代为负11.7%，2014年更创下历史新低的负14.7%。意味着马英九执政期间，支持台独的比例达到新高。 香港占中运动中的唯一“赢家”是台湾。从香港“一国两制”的惨淡遭遇中，台湾看到了统一的前景。九合一选举中蓝营的失利与马英九政治行情猛跌，实际上代表北京在台湾的统战失利。自从1996年大陆对台导弹演习事件之后，武力威胁使许多台湾人不敢支持台独，但同时也促使台湾人对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减弱，主张“大陆不武、台湾不独”，维持现状的人成为主流。此次政大的调查却彰显了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与陈水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明显不同的是，台湾青年愿意以一个“邻国”国民的身份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因为他们深知，只要中国不民主化，对台湾的威胁始终存在。 新加坡华人：我们不是中国人 中国每年的春晚，总不忘记宣传一点，海外数千万华人是流落在海外的“孤儿”，一心向往中国这位“伟大的祖国母亲”。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中，不仅香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连新加坡也是中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族兄弟。这一认识当然是官方宣传所致。 按照中国国务院侨办的调查，截至2007年6月，新加坡华族约277.5万，加上暂住居民中的华人，则新加坡的华人总数约在353.5万，占新加坡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加上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老家是广东大埔党溪村，华语是新加坡第二语言，中国人认为新加坡华人是同族兄弟实是“顺理成章”。一篇在国内广为流传的《一位老华人眼中的新加坡华人社会》这样描述：新加坡是个“长悬海外的华人孤岛”，“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中国被一些国家视为敌人，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要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特意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暗地里联系很多”。在这位“老华人”眼中，由于新加坡华人不愿意多生育，新加坡政府对引进华人很积极。 不幸的是，新加坡华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老华人”的说法只是少数人的看法。自2013年新加坡政府发表白皮书，称要在2030年之前将人口从530万增至650万到690万，从此以后，新加坡华人开始明确反对中国大陆人移民新加坡。 《纽约时报》2月13日登载“你是中国人还是华人”，清晰地揭示了新加坡华人的去中国化倾向。该文指出，紧密相连的语言、食物的相似性以及根植于儒释道文化的共同习俗，本应使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大陆人非常亲密，但现在却因社会价值观的不同，二者存在一条难以弥合的裂痕，“随着中国向外输出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理念，在海外的华人社区制造了新的紧张气氛。在新加坡，华裔过去被称做中国人或是华人，这两种说法经常相互替代使用”，现在因“前者关联的是拥有中国国籍或在中国出生的人；后者是任何在种族和文化上与中国存在关联的人”，新加坡华人正在刻意“去中国化”，如果与国际社会打交道，他们要声明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 去中国化：缘于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恐惧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是群居动物，每个人都需要在心理上认同特定群体，这种认同有民族、地域、宗教等各种因素，其中族群认同是人类社会身份认同当中最基本的一种认同，港台新加坡三地区（国家）的“去中国化”，表面上看是否定以前的族群认同，其实是表达对红色中国的拒绝与排斥。 针对港台两地的“去中国化”趋势，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在北师大看望一线教师并参观相关成果展览时，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之后，曾明确表示很不赞成将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将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近平谈这番话时有意将港台的“去中国化”的主诉来了个乾坤大挪移。这三地的“去中国化”，不是要去除中国古典文化与民俗，而是要祛红色中国之魅。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台湾人对中国古典文化保持涵育得最好，即使是长期居住在香港的金庸，也能用他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向华人社会展示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倒是在中华文明的祖传之地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且不说那些曾禁绝封建文化、毁坏文物、大挖祖坟之类的愚昧之举，就连中国人最重视的饮食文化当中的茶文化，到“文革”结束后，只剩下广东与福建人会“饮茶”，多数中国人只会喝一杯老粗茶，唯剩浓酽一味，毫无茶香茶味可言。可以说，如果不是台港地区及相邻的广东福建保留了中华茶文化特色，中国人真的只好去日本学茶道了。 上述三地的“去中国化”，传递了一个很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这三地在中国红色文化扩张的强烈恐惧感之下采取了一种自保之策。这种政治价值观上的裂沟，并不是用唐诗宋词元曲等次级文化沟通可以填平的。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2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222/265417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美中关系：成于全球分工的互相依赖 ——美中关系近 30 年变化分析之一
何清涟 目前，美中关系处于平静阶段。对美国来说，大选期间，国际事务维持现状最为重要；对中国来说，也得等待大选结果，视白宫主人是谁制订因应之策。但是，这段窗口期也是最好的反省时期，双方都有必要反省一下美中关系为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因为这并非是两国任何一届领导人刻意追求的结果，只要认真思考一下目前这轮竞争的关键词：制造业+高科技核心技术，就明白这是经济全球化内在运作逻辑的必然。 明白两国“竞争”关键词，美国晚于中国 中国官方了解到中国必须在技术上与美国竞争，大概在2005年提出“和平崛起”就开始了。2008年的“千人计划”，就是为了巧取美国技术实现“弯道超车”而刻意打造的，其结晶就是2015年李克强任总理时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如今回望这一过程，令人感慨的是：中国方面这些动作并非密室谋划，而是大张旗鼓宣之于世的公开计划。而美国直到2017年川普入主白宫才算将“中国仿制、偷盗、剽窃美国技术”这种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列入对中国政府公开指责的重要内容。 拜登上任以来，奉行“战略模糊”的对华战略，但在俄乌战争这一背景下，美中关系不断恶化。9月18日，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为题的听证会时说，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美国必须为先进技术领域投入资源，因为“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与此同时，坎贝尔还示警，“中俄合作以及乌克兰战争的走向对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有深远影响。” 在地缘政治中，要避免中、俄、伊朗、北韩四国当中的中俄两国尤其是四国全数结盟，是美国冷战大师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反复告诫美国政治家（包括他们之后的在内）的重要提醒。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一书中，明确建议美国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中、俄、伊朗这几个国家形成联盟，因为那对美国十分不利。 坎贝尔对华战略的考量要点 俄乌战争发生后，俄乌战争以来，中俄在地缘政治上的联盟已成为事实。美国的中国专家已经换了一代人，坎贝尔对美中关系的定位符合新一代美中战略家的构想。综合他历年言论，他对美中关系的战略要点（按时间先后）主要是： 2020年12月，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中国的挑战可以帮助美国避免衰落》（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 Why Competition Could Prove Declinists Wrong Again)，该文指出，“衰落主义”或认为美国的卓越地位正在不可逆转地下滑的观点有其吸引力，但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美国仍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包括有年轻的人口、金融主导地位、丰富的资源、和平的边境、强大的联盟和创新的经济。此外，美国拥有非同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美国可借应对中国挑战来扭转衰落之势。 2024年6月13日，坎贝尔在出席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的活动时表示，当前世界局势危险性高，对美国而言，推翻中国政权不符合本身利益，应与盟友一起做足准备，发出明确讯号划红线及表达关切，在尽可能不损害美国或盟友的利益下，与中国共存。 9月18日，坎贝尔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则表明他对美中竞争的核心定位已经与冷战完全不同，也与拜登对美俄冲突的定位不同。冷战的基调是民主的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专制极权苏联阵营的对决，美俄矛盾的性质，拜登多次指出是民主与独裁的冲突，坎贝尔对美中矛盾完全限制于地缘政治的框架内，是硬实力的比拼——这说明坎贝尔对华外交战略完全持现实主义态度。 坎贝尔是职业外交家，归属于民主党阵营。不过，现在美国两党在对华态度上比较一致，就算大选过后，政党轮替，他的这些主张应该不会被束诸高阁。 以下需要回顾美中友好与交恶的主轴：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共分两个层面，其中的政治全球化，即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改变中国，让中国民主化并接受普世价值，如果说克林顿在主张接纳中国加入WTO之时有此想法，此后数届政府也曾做过相应努力，但到了胡锦涛任总书记并于2005年开始公开反颜色革命时，政治全球化在中国这里卡了壳，以后的全球化，在美中关系这里，主要就是经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二者。 1990-2012年：美中两国互补互利，中美国（Chimerica）成流行词 美国资本大规模（包括制造业转移）进入中国，发生于2010年代。据统计，1990年至2015年的25年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228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640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来自中国方向投资的3.56倍。其中，美国对华投资于2008年达到210亿美元，是历年投资的最高峰值。 这种大规模资本进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两国关系亦进入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英国The Telegraph在2007年3月4日发表了一篇《并非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Chimerica）》，作者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写了一本Chimerica: A Tale of Two Nations（《中美国：两个国家的故事》），弗格森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并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内在全世界变成流行词。 为什么要创造出“中美国”这个新词呢？弗格森的论据如下，中国加入全球经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对全球工资水平的影响，推动美国企业利润从 2001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 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 12%。与此同时，中国储蓄涌入全球资本市场，导致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从2001年前的 5% 左右降至2006年的 2.8%。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失衡，中国央行持有超过 1 万亿美元的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美国正越来越深地陷入共产主义政权的债务中。 弗格森认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不平衡：要把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两个国家，而要看作一个国家：中美国。正如所有美满的婚姻一样，中美国家两半之间的差异是互补的。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尤其是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人，而美国人的平均财富比中国人大约高出 25 倍，这难道不有点疯狂吗？难道穷国不应该从富国借钱来资助其工业化吗？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增持美元债券，不仅仅是在为美国人的挥霍提供资金，它正在系统性地减缓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从而保持中国出口商品的廉价和不可抗拒。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创建终极稳定基金。当你的银行账户里有一万亿美元时，你或多或少就不会像 1997-1998 年那样，在其他亚洲经济体中造成混乱的货币危机。 弗格森也承认，中国还会经历更多起起伏伏。但他们的周期性失控不太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只不过是短暂的阵雨，与中美共生的长期盛夏相比，这不过是阵雨而已。尽管中美关系名为“中美国”，但这并不是幻想。弗格森回答：“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如今距离2007年已经有17年，这一期间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中美国”这个由英国人发明的词就象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非常短暂，但确实被许多人当真了。美国智库人士也曾当过真，但对中国所产生的作用是否全然良好保持怀疑。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0月1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china-us-relationship-30-years-101020241126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庆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
达赖喇嘛生于1935年7月6日，今年是他80大寿。1997年底我到他居住的印度达兰萨拉采访他时，提到当地有个藏人居民点，办了个养鸡场。达赖喇嘛去视察时看到八千多只鸡被关在笼子里，说了一句“最好使用别的方法，这样我能活到80岁。”他们就把鸡场关闭了。现在达赖喇嘛就要欢度80岁生日了。 藏传佛教相信转世传承，西藏至今共有14位达赖喇嘛。但自第二世之后的12位达赖喇嘛中，九位都不到50岁就去世了，其中第九世到十二世的四位达赖喇嘛，平均寿命不到18岁。 14位达赖喇嘛中，超过50岁的只有五位∶第一世83岁，第二世67岁，第五世65岁，第十三世57岁，当今这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马上80岁，是他们之中仅次于第一世的最长寿者。 在14位达赖喇嘛中，有三位被认为成就最大（也都是长寿者）∶第五世达赖喇嘛曾到北京跟满清顺治皇帝见面，维持了汉藏关系稳定；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英国和清王朝都觊觎西藏的复杂局面（大清王朝末期），坚定力保西藏的独立地位，曾两度为此被迫流亡。当今这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59年西藏人民反共抗暴起义失败后，率领八万藏民逃抵印度，至今已流亡56年！他是第一位走出西藏高原，走向世界镁光灯的西藏精神领袖，赢得世人的广泛尊敬，他所代表的西藏人民的命运，得到世界性的同情。 为了保护保住西藏的宗教文化等，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妥协让步到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求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民主选举），但始终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绝。 我曾几次采访达赖喇嘛，多是谈西藏的前途命运等政治问题，1997年在达兰萨拉的采访，特意重点访谈了关於生命，情感，死亡，人生等可能更多人关心的普世问题。值此达赖喇嘛80寿诞之际，再次刊登，以庆贺这位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的长寿。 以下是那篇专访的正文∶ 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作者∶曹长青 1937年冬天，2岁半的男孩拉木登珠被簇拥的马队从他的出生地西藏东北部的安多（今青海）护送到拉萨，这个后来闻名世界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此在有一千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潜心研经，过著隐居生活；偶然出来，也被严裹在黄顶轿中，四周是森严的警卫和马队，普通人根本见不到他。 但现在达赖喇嘛可能是当今世界旅行最多的人，一年中有数月周游世界，访问演讲，讲经布道。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有一年在澳大利亚，他一天的日程有17项，从早上7∶50开始，晚上8点还给二万人做“内心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演讲。 他的睿智、谦恭、慈悲与神秘，赢得了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包括好莱坞巨星李察基尔、史蒂芬席格、哈瑞森福特和莎朗史东。他演讲，票被抢购一空；他走到哪里，人们争相一睹为快，更有不少人希望被他摸一下头顶，得到他的祝福。 西方媒体称他为“人类抵抗撒旦的最后一个和平偶像”。有记者问他，人们是不是对他比对西藏更感兴趣？他调侃地回答∶“是中国政府对我的谴责和批判帮助我出名、成为更重要的人物。” ●全球掀起“西藏热” 在电脑网络上打出“达赖喇嘛”，会出来全球媒体的一万多篇英文报道和访问。好莱坞的电影“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上映后，全球更有“西藏热”。 全球媒体记者一批批奔赴达赖喇嘛居住的印度北方小镇达兰萨拉，等待采访他。他说的每一句话，佛教徒都要仔细研究，藏人更是认真聆听。虽然绝大多数藏人都渴望西藏独立，但当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即只要求西藏高度自治，64.4%的人回答∶达赖喇嘛怎麽说，我们都认同。 在达兰萨拉，他早上四点起床，祈祷、研经到六点，然后洗澡，早饭。早饭通常是西藏传统的米粥∶糌粑拌和酥油与蜂蜜。他每天只吃早、午两顿饭，晚上仅喝奶茶。他每天骑半小时自行车，晚上看英国BBC电视新闻，然后可能到他的工作室修表，他从小就对复杂的机械著迷，至今恋恋不舍。 ●坦率真诚，注重友情 1997年11月2日，我在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时发现，他的住处戒备森严，门卫检查比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还严格。负责安全工作的藏人朋友告诉我，几年前，一个藏人妓女从拉萨逃来，在接受达赖喇嘛摸顶时突然嚎啕大哭，交代说，她是中共派来的。一个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住在高墙铁门与持枪士兵之中，让人感慨、悲叹。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他。他一般见人15分钟，长的半小时。我问他给我多少时间，他幽默地说“给你100小时，但今天是一小时，以后再给你99小时。”然后是他著名的大笑。但我们一气谈了三小时，但我没忘叮嘱他还欠我99小时。 采访用英文进行，据录音整理（有删节）。采访中达赖喇嘛偶然说一两句汉语，到底他的中文程度如何，如同他本人一样，充满神秘性。 ●同情与慈悲使人快乐 记者∶以前在纽约和波士顿采访你，谈了很多政治。这次我想问些关于人生的问题。你认为人在什麽样的情形下活得平静和快乐？ 达赖喇嘛∶什麽情形下？在警察国家或极权社会（大笑）。在严密控制的前苏联共产社会，没有小偷，没有妓女，没有丑闻。在毛泽东掌权时的中国也是这样，没有小偷妓女，这样的社会就有“和平”（大笑）。 记者∶那在你的领导下的“和平”是什麽情形呢？ 达赖喇嘛∶我认为，人应该有慈悲感，要关心他人。有关心他人的情怀，才不会去伤害别人，才培养了自律，这样就不需要警察，不需要政治角色。当有了内心的信仰和价值的时候，人就会平静和快乐。 记者∶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达赖喇嘛∶通过教育，好的家庭与学校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富有同情心与慈悲感，关心他人，人就会达到那种境界。 记者∶孤独，是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人们需要妻子或丈夫。你一直是和尚单身，有没有过感到孤独的时刻？ 达赖喇嘛∶没有。孤独，并不取决于是否单身或有否生活伴侣，而取决于人是否有正确的生活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即使结婚，有了伴侣，今天感到幸福，但一个月，一年后，那种热情和真实的感觉会一点点消失，最后可能双方成为敌人。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和他人有很好的关系，就不会感到孤独。 记者∶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否那样的瞬间，渴望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倾诉内心深处的所有想法？ 达赖喇嘛∶我和最亲密的朋友什麽都说。从小我就愿意和人交流，我经常可以在身边找到能分享感情的人。 ●结婚生子，麻烦太多 记者∶在你看来，是否僧侣生活比结婚生活要好？ 达赖喇嘛∶这个我很难说，但从研学佛教来看，当然和尚尼姑的单身生活更好。单身生活可以降低这个太自我中心世界中的许多附加关系∶妻子，丈夫，孩子，孩子的孩子等等。有了孩子，你就要操心他的教育、婚姻以及将来，太多麻烦事。婚姻产生太多复杂的关系，你得操心你的朋友和敌人，你妻子的朋友和敌人，你儿子的未婚妻的朋友和敌人，太多的分支关联。自然带来很多需要做的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僧侣生活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佛教角度，这种生活更有益。天主教亦如此。但抛开宗教的角度，泛泛地谈的话，就因人而异了。比方说，如果你的妻子分享你的感情，共担你的责任，就像两个人一个脑袋，那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那就很好。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我采访一个年轻和尚，他虔诚信仰佛教，但又非常喜欢儿童，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为此很苦恼。你有过这种苦恼吗？你是否喜欢孩子？ 达赖喇嘛∶我喜欢孩子，因为他们诚实、天真，心胸向人开放，和儿童交往非常容易，我爱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哎哟，你看看，有人为没有孩子犯愁，到处求医；有的为孩子太多烦恼，吃避孕丸，做流产。当代社会，人们不是耽心有没有孩子，而是耽心有孩子后有否足够的钱供他上学。上好的学校，意味更多的钱。孩子毕业了，又要耽心他能否找到工作，这种耽心没个完。你看，这种没有意义和不必要的问题，使做父母的觉都睡不好。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些分支的烦恼，所以总是睡眠很好。你从没用过睡眠药？ 达赖喇嘛∶没有，我躺下就睡著，从没有吃过睡眠药。 ●死亡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 记者∶几天前，你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说，也许哪一天在新德里与达兰萨拉的山路上发生车祸，达赖喇嘛就消失了。你是否恐惧死亡？ 达赖喇嘛∶我是半开玩笑说那话。不管怎样，这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死了，对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意味著它会停止。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这个民族还在，新一代藏人会继续斗争。但就像你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达赖喇嘛健在，会更容易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他不在了，藏人的斗争会继续，但青年藏人可能会使用武力。”我不怎麽恐惧死亡，人早晚得死，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你这个问题或许应该是我有没有准备好了面对死亡。作为佛教和尚，有很多准备死亡的训练，准备死亡，即准备进入更好的来世。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或者说这种准备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重要的是当你活著的时候要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作为和尚，我没有孩子和家庭，一身无牵挂，这是我不恐惧死亡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我今天就死了，我还是有牵挂的，因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还没有找到。 ●毛泽东使我恐惧 记者∶那你的一生中从没有过恐惧的时刻？ 达赖喇嘛∶有过两次。一次是1954年，我从拉萨去北京见毛主席。北京负责礼仪的官员弄得我非常紧张，他要求我见毛时要这样那样，必须做得准确无误。例如，他要我进门只能走十步，然后在一边坐下。当时连我的资深老师都很紧张。我站在前排，后面是班禅喇嘛，然后是我的资深老师，他拿著献给毛的礼物，再一个是我的年轻老师，后面跟著至少有15个人带著各种礼物给毛。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见那样的首脑人物，所以有些惊恐。 但真正的恐惧是1959年3月17日那个晚上，我做了决定逃离拉萨去印度。在走到一条小河时，看到河对面有大批中国士兵，都能看到士兵枪上的刺刀。我当时真有一种恐惧，因为我们可能被全部毁掉。但同时我也有一种勇敢的感觉，因为我们决定冒任何风险，面对任何困境。那是一个经过好几天的商量、反复思考后的决定。我至今不后悔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它关系到西藏的未来，联结西藏的历史。 记者∶你有过恶梦吗？ 达赖喇嘛∶我做过恶梦。有时梦到我1959年时不得不逃离拉萨的罗布林卡宫去印度的情景。 记者∶在上次采访中，你说各种迹象表明，你可能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但几个月前你对西方记者说，下一个达赖喇嘛将转世在西藏之外的自由世界。你改变了想法？ 达赖喇嘛；没有。我当时所以对你那样说，是因为达赖喇嘛是否存在要取决于西藏人民。如果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现象不需要存在，那我就可能是最后一个。如果藏人要求继续这个传统，那麽，问题就是怎麽继续这个传统，是否可以像罗马教皇那样选举，或根据资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到时候西藏人想继续传统的选择方式，那麽就会有选择转世灵童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西藏人还像今天在外面过难民生活，那麽下一个达赖喇嘛只能产生在西藏之外，因为作为我的转世，十五世达赖喇嘛就是为完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求而存在的，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达到他的追求，如“五点和平计划”和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庸之道”。 ●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性 记者∶西藏历史上有一个达赖喇嘛不是藏人，是蒙古人。下一个达赖喇嘛有否可能转世成印度人或中国人？ 达赖喇嘛∶这是可能的。如果是中国人，可能出现在自由中国，而不是在中共统治下。也可能是纽约的中国人，或在台湾（大笑）。但以现在西藏还没有获得自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在流亡的现实，他的转世最有可能是西藏人。各种事情都有内在的联结。 记者∶有没有可能你的转世会是一个女性？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下一个达赖喇嘛是女性，会更有益。西藏传统中，很少有地位高的喇嘛转世成女性的。只有一个大喇嘛的转世是女性，她的寺庙存在了700年。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我听说有个八千苹鸡的禽场，你去视察时说，如果你们关掉它，我能长寿，活到80岁。结果他们就关闭了这个很有经济效益的鸡场。是这样吗？ 达赖喇嘛∶我没有叫他们必须关闭，只是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得到同样的效益，最好使用别的方法。我说过，这样我能活到80岁。 记者∶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除了五世（66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58岁）之外，其他达赖喇嘛都是在50岁之内就去世了。你今年已62岁，你预测自己能活到多少岁？ 达赖喇嘛∶第一世达赖喇嘛活到82岁呢。我的专职医生根据我的健康状况预测，我能活到103岁。我经常梦想和期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回到西藏。那时我会辞去一切政治职务和责任，做个自由人。我想在全西藏旅行，访问很多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也想去中国内地旅游，去见那些中国佛教徒，和不信佛教的中国兄弟姐妹，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当然也想再来印度，见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徒；去世界各地，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你看，如果我活到百岁，我仍然会有很满的日程，可能那时我是一个坐在轮椅里的忙碌而快乐的人。（笑） ●最愿吃四川辣椒牛肉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市场上几乎看不到卖猪肉，藏人说他们不吃猪肉，因为你的生肖是猪。你对此怎麽看？ 达赖喇嘛∶哎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他们就是愚昧或盲从。我达赖喇嘛自己都喜欢吃猪肉，对这个没有限制。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烹调味道的猪肉，最好的是四川菜。在我去台湾访问时，曾说过喜欢吃辣椒牛肉，记者把我这个话报道了出去。台湾邀请我的一个寺庙住持看到报导后给我发来传真说，“你最好不要提辣椒牛肉”。（笑）一般来说，藏人，尤其是年轻喇嘛避免吃鱼、鸡、猪肉和鸡蛋。 记者∶但是你全吃？ 达赖喇嘛∶是的。但在我参加佛学考试之前，不吃。过了考试，就没有限制了。西藏古文献记载，吃这些东西会损害记忆。现在藏人居民点的人不吃猪肉、鱼和鸭禽，为的避免杀戮，因佛教主张不杀生。作为佛教社会，我们当然不鼓励人们杀生。 记者∶我采访藏人居民点时看到，每个家庭，以及办公室、出租车，都挂著你的画像。你是否耽心成为霍梅尼？你怎样比较你和伊朗已逝宗教领袖霍梅尼？ 达赖喇嘛∶我常说，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和尚。不管人们是否把我与霍梅尼比较，对我都没有什麽。还有人说我已成了好莱坞明星，我也不在乎。我真正忧虑的是有些藏人自称是佛教徒，却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佛教，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因为我属猪，他们就不吃猪肉，这是乱来，这就是缺乏真正佛教知识的结果。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有宽容 记者∶不久前你在旧金山批评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很多报纸转载，成为一时话题。在美国很多同性恋者同情支持西藏。但你的话让他们很不高兴。你是和尚，从没有过性生活，怎麽知道什麽样的性行为是好或坏？ 达赖喇嘛∶佛教有“十戒”。其中三个和身体有关的是∶杀生；偷窃；不当性行为∶它包括僧侣和他人有性关系；婚外性；同性间的性行为；口交或肛交；手淫。从佛教的观点，这些都是错的。但如果同性恋者不信仰佛教，不是佛教徒，从社会角度，如果两人真正相爱，彼此尊重，而且感觉幸福，那麽有那种关系也应该可以。不管怎麽说，比暴力要好的多。但有些同性恋者想从我这里得到赞同，对我来说，这怎麽可能？观音对此说的很清楚，这种性行为是错的，我不能改变这个。但有些社会歧视同性恋者，这也是错的，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没有爱滋病的危险，双方同意，同性恋对社会并没什麽伤害。 记者∶藏人99%以上信仰佛教，以佛教立场，同性恋被视为“不当”。如果西藏获得自由独立，西藏政府将怎样对待同性恋者？ 达赖喇嘛∶西藏是个佛教社会，但没有规定每个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但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就应该遵守“十戒”。当然，一个佛教徒有了不当性行为，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不可以继续信仰佛教。佛教的“十戒”有三个是涉及精神的∶欲望；仇恨；错误看法。所谓“错误看法”指不相信有来世和观音。这是最严重的违背戒律的行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说这个人就不是佛教徒。我们不能规定所有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我们怎能这样？社会一定是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有人信教，有人不信。应该宽容，包括宽容同性恋者。 记者∶自由的西藏会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吗？ 达赖喇嘛∶是的。 ●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 记者∶从我三年前采访你到现在，达兰萨拉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问题出在哪一边？ 达赖喇嘛∶当年我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也就意味著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份。我们当时百分之百地想留在中国。但北京宣称西藏过去就是中国的一部份，经常是“自古”，还“一直是”（笑），这就违背历史真实了。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是，西藏过去的政治地位，应该留给历史学家，我们应该著眼未来。 记者∶在去年德国波恩的“第二届世界声援西藏大会”上你致词说，北京要求你公开宣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你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在这点上，你会妥协吗？ 达赖喇嘛∶现实是，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问题。北京必须尝试去懂得这一点。他们应该去了解西藏大多数普通人要什麽，而不是少数为他们服务的藏干。去倾听藏人的呼声，感受藏人的感情，然后做一些政策改变。如果中国政府不再把眼睛只盯在达赖喇嘛上，就有了正确的开始。 ●寻求西藏自治是根本目标 记者∶我在藏人居民点采访发现，无论和尚尼姑，还是普通藏人，每个人的内心呼唤是西藏独立。而你主张高度自治。在你和西藏人民之间，谁是最高权力者？ 达赖喇嘛∶当然是人民，这无可质疑。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我认为“中庸之道”能更好地解决西藏问题。如果多数藏人最后完全拒绝这个方案，那就听人民的。但现在我尝试去解释为什麽要走“中庸之道”。坦诚地说，要求西藏独立的想法还是在情绪的层次，不智慧，也不现实。 记者∶你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达赖喇嘛∶不是。这是我长期思考后确定的目标。我一直认为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独立更重要。保护佛教文化不与国家自豪有关，它与人有关。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警察。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会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非常尊重其它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三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他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这种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吗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 ●21世纪将会更好 记者∶你的高度自治可以理解成是“一国两制”吗？ 达赖喇嘛∶不完全是那样。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中国的其它地区会怎样，我们要在自治的西藏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西藏议会和领导人都要通过选举产生。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怎样预测21世纪？更好，还是更坏？ 达赖喇嘛∶在20世纪，人类得到很多教训，因此也更加成熟。现在很多迹象表明，共存的精神，非暴力精神，都比以前更加强大。同时，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到的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s）的概念，像民族自决权，少数族裔文化保护，都比以前更被人接受。当然人们也更关心生态环境。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谈民主了，中国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说要有更多的民主。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之间也比以前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认为21世纪将会更好。 ——原载香港《开放》1998年5月号 2015-07-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产能过剩成中国经济“核威胁”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述评（一）
何清涟 2014年APEC会议，中国寄予厚望的“亚投行路线图”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加上墨西哥政府决定撤销中国企业37亿美元的高铁大单，以输出“过剩产能”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开局不利。面对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北京还得想方设法脱困。 \中国为何要实施马歇尔计划？\ 国内不少评论谈到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时，基本着眼于中国向海外投资。虽然会言及“输出产能”，却有意省略“过剩”这个关键修饰词。 这里得先介绍何谓“马歇尔计划”。所谓“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正式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遭受战争重创，经济濒临崩溃。美国为了帮助欧洲盟国恢复经济，并防止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进一步渗透和扩张，提出这一重建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约等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为战后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计划推行时，乔治·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因此命名为“马歇尔计划”。 中国试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规划，向国外大量输出过剩产能，评论者将此称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过，与美国马歇尔计划相比，无论是实施的国际环境、美国与欧洲等国的关系，还是美国对欧洲援助的性质等方面，二者均很不相同，唯一的表面相同点即输出产能（技术、设备）。关于两者的不相同，有心的读者可以去看童大焕那篇《评中国高铁版马歇尔计划》，该文对两个计划有比较分析。我在本篇文章中想分析的是：中国之所以需要马歇尔计划？原因是中国大多数产业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 \产能过剩为何被视为中国经济的“核威胁”？\ 所谓产能过剩（Excess Capacity），即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与美国当年主要是制造业设备输出不同，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房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中国的产能过剩几乎与中国经济增长相伴而生，其产生根源可以这样概括：投资是社会主义的，需求是资本主义的。所谓“投资是社会主义的”，指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投资风险最后转化为银行坏帐，却无需借贷者真正承担风险，国企老总无须承担责任，即使是民企老板，破产后跑路的大有人在；所谓“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即产能要有市场需求，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形成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有两个特点： 第一，产能过剩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经济的增长往往与政府刺激政策相关，只要中央政府出台刺激政策，各地必然大上各种项目，这些项目具有极强的同构性，结果必然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抑止一些行业的过度增长，但往往徒劳无功，旧的产能过剩还未消除，又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200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披露，自2005年以来，就有19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其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抑制产能过剩。但由于地方追求GDP政绩的驱动，产能过剩无法抑制。到了2013年，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被视为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第二、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往往制造更多的产能过剩。以中国钢铁行业为例，近十几年来虽经几度“轮回”，但一些地方总能找到办法逃过抑制。例如前几年，政府政策规定，对钢铁产能淘汰的标准是200立米以下高炉，本意是想将小钢厂淘汰出局，但很多小钢厂就改成300立米、500立米甚至更大的高炉。后来，淘汰标准提高到300立米，企业也水涨船高，再往大了改造。这种为适应国家标准的改建，结果造成国内钢铁的实际产能越来越大。目前的情况是：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中国企业的增产意愿仍然旺盛。2013年中国钢铁产能过剩3亿吨，约为欧盟产能的2倍。据中联钢网统计，2014年中国有24座新增高炉投入运行，年设计产能为3500万吨。虽比2013年新增加的7000万吨减少了约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况下，产能仍将持续被增强。 近两年房地产投资减速，与房地产相关的水泥、钢铁、平板玻璃、铝合金等无一不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不仅如此，根据发改委陆续下发的文件，焦炭、电石、甲醇等煤化产业，多晶硅、维生素C、风电设备制造等无不如此。有分析称，中国已经找不到几个不过剩的行业了，产能过剩成了中国经济的“核威胁”。 为何抑制过剩产能如此困难？除了前面分析过的投资体制问题之外，地方政府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淘汰产能会引起大量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与政府维稳目标相悖。以河北省为例，按该省任务安排，唐山市5年内要削减钢铁产能4000万吨，将导致十几万人失业。二是债务风险。当前中钢协会员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左右，贷款总额达到1.3万亿元。加上非会员企业，全行业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万亿元。如果让企业退出，债务窟窿很大。 \亚投行筹建为何困难重重？\ 从中国本身的情况考虑，向外输出过剩产能似乎是可行之道。这是习近平履任之后开始与周边国家谈判筹建亚投行的主要动力 。 2013年，习近平在印尼访问时，提出为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按中国的设想，各国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困难是主要障碍。据估算，2011-2020年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存在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国愿意做供应方，达成协议并不困难。此后经过数轮多边谈判，今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越南等21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预计亚投行能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签署和生效工作，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 中国倡建亚投行遇到的困难是多重的，一是一些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对此缺乏兴趣。亚投行备忘录签署时，亚太地区的四个主要经济体日本、韩国、印尼和澳大利亚缺席该签署仪式，其中印尼是东盟（ASEAN）10个成员国中唯一的缺席者。二是美国日本都持反对态度。有报道称，美国曾要求其盟友谨慎考虑加入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中尾武彦干脆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没有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从事贷款业务，中国向外输出过剩产能的计划实施会很困难。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1月1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inglian-blog-china-marshall-20141115/252181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台海三方博弈：非战争军事行动、豪猪战略与 API
何清涟 中国以围台为主要形态的的三天无伤亡军演，在中国、台湾与美国引起的反应是不相同的。于台湾而言，是极大地坚定了台湾人对美国保护台湾的信心；于大陆粉红而言，认为中共具有极强的攻台能力，只是引而不发；但美方的评论完全是另一个角度：这次实弹军演暗示未来对台战略：中国将来极可能以某种不构成直接冲突的程度来运用武力，比如用“围而不打，疲敌之师”的方式，对台湾施行极限施压。这种 “灰色地带”的战争，美国应该以什么方式参与？要做的准备有哪些？ 这场军演预示着台湾未来的命运：中美两种对台方案在未来的互动与相互影响。 中国《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针对台湾 佩洛西访台，与台湾的欢欣鼓舞完全不同的是美国主流媒体的尖锐批评，包括被视为民主党喉舌的纽约时报、CNN，友军彭博社与其他各种媒体。可参见《访问台湾：西方媒体出现的反对意见和观点》，主要观点是不应该刺激北京，引发台湾危机。这话有一半道理，但是如果佩洛西不访台，中共是不是就放过台湾了？当然不会，只是步子会缓和一些，比如在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这件头号大事的定之前，可能不会有如此大规模演习。这样说的理由是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国防部宣布，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纲要》共6章59条，对基本原则、组织指挥、行动类型、行动保障、政治工作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部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规依据。 因为内容不详，人们只能从术语的创始国那里寻找解释。“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术语，20世纪90年代在美军的作战纲要等军事文件最先出现，随后被北约、俄罗斯及日本等采用，“非战争军事行动”通常包括军事威慑、国际维和、反恐怖活动、反走私、缉毒、戒严、防暴平暴、抢险救灾、支援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等——虽然中国未公布详细内容，但军事分析人士都知道是针对台湾的。 这次军演倒也算是中国大规模对台“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预演。《华尔街日报》于8月6日刊登《中国实弹军演暗示未来对台战略：逼迫而非入侵》一文，认为这次为期四天的演习于8月4日中午在六个区域启动，这些区域实际上包围了台湾，相当于一次暂时性的封锁。因此，这次演习是一次释放信号的演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称：中国今后更有可能以某种不构成直接冲突的程度来运用武力，这种方式被一些专家称为“灰色地带”战争。 19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期，间林彪所部东北野战军的“长春围城”（1948年5月-10月）这段历史，就知道这个所谓“灰色地带”战争就是“围而不打”，断绝城中粮食及各种生活物质供应，最后迫使敌人屈服。因此，《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到美国必须保证台湾的能源、药品及淡水等物质供应。 美军方为台湾量身定做的“豪猪战略” “豪猪战略”公开见之于媒体，是前北约司令、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2021年7月4日参加纽约WABC 770 AM-N.Y. 的“猫圆桌会议”（The Cats Roundtable）透露的。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扩军尤其是加强海军建设，针对台湾的意图非常明显。美国军方拟定了一个“豪猪战略”，在未来五年内，由美国负责提供武器与相应的军事装备，让台湾积累大量的防空、反坦克和反舰武器弹药，包括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和移动海防巡航导弹（CDCM）等低成本弹药，一套庞大的无人情报、监视和侦察（ISR）和打击系统，它们有能力摧毁中国昂贵的海军舰艇和海军装备，能够打击大陆沿海目标的反击能力。所有这些，将不断增加中国赢得战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斯塔夫里迪斯说：“这被称为豪猪理论，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变得多刺且难以消化，中国就不太可能想吞并它。” 其目标可以这样概括：台湾成了“豪猪”之后，在战争的沙盘推演中，中国测算到攻打台湾，宛如面对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无从下口，也难以消化，最后就会放弃。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对这一战略心领神会，总结为“美国应该充当装甲兵，而不是保护人”。 这个计划看起来不错，但台湾在五年内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美国那异常昂贵的军事装备，以及中共是否一定会等到五年后攻台，是该计划的漏洞。 统合威慑需要亚太国家的参与 豪猪战略，仅有美国与台湾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好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都意识到台湾与自身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愿意参与统合威慑行列。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开发了“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 API），当考虑 API 的“联盟力量乘数” （alliance force multiplier）时，战略计算将发生显著变化。联盟力量乘数这个子指标是联合的联合军事能力与一个国家的自主军事能力的比率，其中联合军事能力主要是指盟友（主要盟友当然设定为美国）。美国的行动可能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所说的“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相一致。据推测，综合威慑意味着在不放弃直接回应解放盟国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为台湾）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美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或俄罗斯会面。该战略还将军事要素与经济战结合起来（俄乌战争后的对俄全面经济制裁就是综合威慑）。此外，亚太地区其他美国盟友也将参与。 “豪猪战略”以五年为期，是参考了其他计划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将于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目标，因此台湾定于2027年按照“豪猪战略”完成计划，日本2026年完成新型超高音速反舰导弹的战略部署计划，在此之前会完成扩张军备需要的修宪。与此同时，美英与澳大利亚的AUKUS协议，核潜艇虽然迟至2040年才能交付，但澳大利亚的新核潜艇基地据说2023年完成，未来的核潜艇将停靠在这个新潜艇基地，此前美英的核潜艇舰队也将对该基地进行定期访问——所有这些，自是台、日、澳提高处主军事能力的重要举措，目的当然是为了对付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威胁。 综合威慑的的核心是美国 在盟友们加强军备的这段时期，如同前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所说，美国军队仍然“非常强大和非常有能力”，有能力支援与保护盟友，也就是说，在各国自主军事能力完成之前，美国将是亚太地区安全的保护者，一如这次中国军演时期，美国里根号及舰队，一直驻守在军演的海域附近，以示威慑。 但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变数，盟国不得不察。 拜登政府的弊政丛生，两年不到挤爆美国边境州的非法移民被偷运到纽约等各地，连民主党重镇纽约都宣称受不了；物价飞涨，7月通胀率高达9.1%，持续刷新40年未有之纪录；国债接近30.64万亿美元（National Debt Clock，2022年8月9日数据），相当于2021年GDP总量23万亿的1.4倍左右。政府开支庞大且无节制，只有罗掘税收，拜登政府最近宣布，新雇87000税务员监督每个纳税人，凡600元以上银行出入，均有联邦税务局监视。202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因内政弊端丛生，所有预测都认为会丢失两院至少一院（民调的预想前提当然是不作弊）。 二、国际环境对美国来说空前恶化。且不说美国宣布对外推行LGBTQI+（第四代）女权遭遇大多数国家的软抵制，树敌之多就违背了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美国历来认为国际社会有两大（中国、俄罗斯）两小（伊朗、北韩）敌人，原则是决不让这些敌人结盟，增加对付难度。但今年乌克兰这场代理人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让这两大两小敌人正式结盟，紧跟美国的欧盟也有一半国家离心离德，因能源与天然气问题消极反对制裁俄罗斯。 佩洛西台湾之行没事先向盟友打招呼，引起澳大利亚、日本与东盟的不满，布林肯不得不安抚这些亚太盟友，与澳日三国外长发表声明，表示赞成东盟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维持台海现状。 因此，台湾对于自身的命运，从现实来看，从最坏处着眼准备（军备），往最好处努力是自己能够把握的，但美国国运如何，连美国人自身都有88%的人认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原载台湾上报，2022年8月10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1423）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西方年轻人为何加入“伊斯兰国”（ISIS）
对侵入伊拉克的ISIS（伊斯兰国）的最新评估，他们有两万人，其中约二千人来自法、英、德、美等西方国家。这些在西方土生土长、享受西方生活和自由信息的年轻人，为什麽会去参加砍人头的ISIS，狂迷伊斯兰教？这里起码有六个原因∶ 第一，极端意识形态的诱惑。 伊斯兰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然会在各地有信奉者，包括西方国家。而ISIS恰恰是这个宗教的极端者，要在中东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它的最大卖点，是强调精神性（对抗物质享受）、纯粹性（对抗人类的世俗性）、平等性（对抗资本主义的贫富差别）、垄断性（要在全球实现伊斯兰）等。另外它的极端性（包括残暴），也对享受腻了西方（和平、宁静）的狂热穆斯林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任何一种以反资本主义、强调平等、热衷群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有它特殊的诱惑力。这跟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是类似的。当年就有不少西方年轻人，跑到共产苏联和中国，参加他们视为理想的共产革命。 例如现在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当年就跑到苏联朝拜他为之著迷的、认为是平等美好的共产主义。他的婚礼蜜月还特意选择在共产古巴。他至今仍持同样的意识形态。这点我曾在“共产分子当上纽约市长”一文中详述。 另外像加拿大《环球邮报》的华裔记者黄明珍（Jan Wong），当年才19岁，就（得到周恩来特批）跑到中国参加尾声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在西方出生长大的第三代华裔孩子，和中国的学生们一起去上山下乡，吃尽了苦头，就因为她对毛的革命著迷。在付出了青春的代价、目睹六四屠杀后，她回到加拿大后写了本《神州怨》（Red China Blues），记述自己当年的荒唐。 有西方评论家说，ISIS是“打著宗教招牌的政治邪恶”。但它对一些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尤其是年轻人，具有相当的迷惑和欺骗的力量。 第二，失败者的圣地。 从现已披露出的ISIS的西方支持者情况来看，他们在西方国家多是那种无所事事、一无所成的loser（失败者）。他们缺乏专业技能，甚至中学都没毕业，游手好闲。那种不被社会重视的“边缘人”心态，使他们滋长一种反社会、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从而很容易被某种异端邪说吸引。ISIS高调要跟西方对决，尤其是它的血腥，给这些西方“失败者”提供了一种希望，让他们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可以通过残忍（像砍人头）来发泄他们长期的不满不忿不平之意。 人们对“得意忘形”总是很容易看到，但却经常忽略另一种更可怕的现象，那就是“失意无形”——因失意而失去理性、理智，失去自我，有些甚至完全进入一种精神症状中。而那些失意者、失败者一旦聚集，群体发泄，就是一种可怕的毁灭性力量。 第三，左派媒体掩盖真相。 在左派主导的西方媒体上，人们看到ISIS砍人头的报导，但却缺乏对伊斯兰原教旨的批评和深入分析。左派热衷“政治正确”，他们不会像（已故）意大利知名记者法拉奇那样直言不讳地指出，极端伊斯兰只是冰山一角，有1400年历史的整体伊斯兰教才是根本问题。法拉奇曾激愤地说，伊斯兰教是不把人当人，女人不值骆驼钱的宗教。所以，因缺乏对伊斯兰的深入真实报导、批判，导致这种宗教的落后愚蛮方面，没有被西方民众，尤其年轻人知晓，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警惕。 第四，清真寺的宗教洗脑。 西方民主国家强调宗教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甚至明文规定，国会不可立法限制宗教。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却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给了（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经过改革的）伊斯兰在西方发展的机会。清真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据2007年的数字，当时英国有清真寺1700个，法国有1600个，德国有2200个。而现在（2015年），英国的清真寺增至1834个，德国增至2400个，法国增至2500个！等于过去八年，法国平均每年增加112个清真寺！从而使法国成为整个欧洲清真寺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数字，当时有清真寺约1200个，现则增至3186个，等于二十年间增幅160%。美国的清真寺多在加州和纽约，这两地总共有1032个。即使在摩门教大本营的犹他州，现也已有15座清真寺。在美国清真寺最少的是夏威夷（3座）、阿拉斯加（2座）、佛蒙特州（1座）。 不少清真寺被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把持，他们关上门，给年轻人灌输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物质享受）、反世俗化的原教旨伊斯兰主义。那些头脑如同一张白纸、刚刚涉世的年轻人，就在这种灌输中，潜移默化地成为“伊斯兰国战士”。 第五，家教的失败。 由于强调多元文化、性自由，导致西方有大量单亲家庭。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据统计，每四个黑人女性中，就有三个是单亲母亲。单亲妈妈带几个孩子，不仅有经济压力，更精力不足，当然很难给孩子足够的家教（绝大多数单亲母亲本身就严重缺乏教育）。那种家庭的孩子，更可能成为社会边缘人、失败者。另外，西方有些家庭过于放任孩子，强调让孩子“自由”发展，结果一旦接触伊斯兰、走进清真寺，就可能迷上“伊斯兰国”。 第六，福利制度的惯养。 单亲家庭的日益增多，跟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有直接关系。因为无论她生出多少孩子，国家全都管了，政府提供充裕的福利。在美国，一个单亲母亲养三个孩子，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超过一个电脑公司的中等职员的收入。所以美国曾有一个女人用人工受孕，一次生八胞胎的惊人之举。之前她用同样方法生了六个。她一个人怎麽能养活十四个孩子？因为有政府福利。而政府并不产生钱，是用高税收强行从勤奋工作的人那里抢夺来的（不交税要坐牢）。在热衷社会主义的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美国现在领福利的人，已高达五千万（占美国人口的六分之一）。美国各级政府现在仅仅是一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就超过6000亿美元（美国2014年度军费才是六千亿）。 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所以不急迫找工作、养活自己，因为政府的福利把他们养起来了。这样他们就有时间、有闲心，去清真寺，去热衷伊斯兰等。 像美国波士顿去年发生的马拉松爆炸案，被查明的两名恐怖分子，弟弟在上学，已是成人的哥哥（及他全家）都一直在领取福利生活；他们平常去练拳击等，根本不用工作。等于政府用抢夺勤劳者的钱，养活这些恐怖分子。 用穆斯林人口占领欧洲 上述种种现像，在欧洲国家更加严重。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更兴旺，福利金和清真寺等更多。所以“产生”的ISIS的支持者也远超过美国。 据情报部门数字，ISIS中，有法国700人，英国500人。美国没有统计数字，但联邦调查局长说，受到监控的有十多人。如果超过英国法国，早就会有报导（而美国人口是英法两国总和的两倍半）。 出现这种情况，还跟中东阿拉伯人涌入西方社会有直接关系。美国相对较少。据统计，在美国的阿拉伯人，70%成为基督徒，只有23%信奉伊斯兰（成为穆斯林）。 另外，美国的穆斯林人数也不多，约有200万，占美国总人口0.7%；是美国华裔（400万）的一半而已。这200万美国穆斯林中，25%是黑人，72%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土生土长的白人穆斯林，在美国是非常少的。 穆斯林在全球人口已占22%。在欧洲，穆斯林已有5600万，接近一个英国的人口。尤其是在法国，穆斯林的增长速度最快，已占法国6400万人口的11%。预计25年之后，法国一半人口会是穆斯林。 在英国，最近英格兰西北部小镇克利瑟罗的一座（废弃）基督教堂被改作了清真寺，成为轰动新闻，这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再次折射出伊斯兰在英国迅猛发展的势头。所以有伊斯兰主义者宣称，我们不用入侵欧洲，用穆斯林人口就可以占领他们了。 要想解决穆斯林人口中走向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状况，最根本上，不是禁止这个宗教，而是铲除中东的独裁政权。只要没有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没有政权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孕育土壤就难以产生，极端分子的生存空间也骤然缩小。与此同时，穆斯林内部的改革声浪会大增，最终促使伊斯兰改革。 ——原载《看》杂志2014年12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12-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窃选者的炫耀：《影子竞选秘史》发表之因由（1）
何清涟 事件背景：窃选疑云无法消散 拜登于1月20日正式进入白宫，在几天之内签发了40多项总统令，完成了去川普化过程；但美国社会对拜登Steal Vote（窃选）的怀疑从未消失。社交媒体不得不大量删除指责拜登窃选的推文甚至推号。拜登支持者也将舞弊、窃选说成是川普支持者与法轮功制造的谣言。但是，美国《时代周刊》2月5日发表一篇《拯救2020大选的影子竞选秘史》（以下简称《影子竞选秘史》），讲述了“数据驱动政治变化”的先驱者迈克·波德霍泽（Mike Podhorzer）从2019年开始创立并主导了一个跨界联盟，前所未有地操控全美选举，并“赢”得2020美国大选的故事。 文章发表之后，左派阵营均佩服组织者用数据改变政治的天才般组织才能，保守派则认为这些文章有如金库大盗回到现场展示偷窃的全过程，非常无耻，比如伯恩称拜登为“星号总统（President ＊），说按照程序是拜登赢了，但是赢得不光彩，就像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所以带星号。白宫前助手卡内特·齐格勒（Garrett Ziegler）2021年2月6日在一次视频访谈中谈到这种认知分裂时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有两种正义概念的国家，即便把证据摆在左派面前，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会相信2+2=5，如果那是在操作上行得通的（Operational Success）。就像科学上的X和Y染色体已经证明男女有别，但是左派仍然认为男的可以变成女的”，都是客观之论。 作为一位对美国大选密切追踪关注的研究者，我认为这篇纪实深度报道的出现，弥补了2020美国大选一个重要的视角：窃选联盟（他们自号为Democratic Defense Coalition，捍卫民主联盟）的自述。从文献资料来说，研究一段历史，需要有亲历者自述与文献资料、第三方调查这三类。目前，2020大选有六个战场州在大选之后几十天内连续召开的数场关于大选舞弊的听证会现场录相，属于亲历者自述；也有经济学家、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发表的三份调查报告：《完美诈骗：选举舞弊的6大关键层面》（The Immaculate Deception: Six Key Dimensions of Election Irregularities，2020年12月17日），《偷窃艺术》（The Art of the Steal，2021年1月12日），《是的，川普总统赢了》（Yes，President Trump Won, 2021年1月13日）。报告里面说，通过对6个摇摆州（亚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密歇根、宾州和威斯康辛）选举数据和过程科学分析，得出有力结论：疑似非法选票3069002张。纳瓦罗教授的报告非常有力，资料可靠，内容详实，属于第三方调查；只有文献资料阙如，由于乔治亚州、密西根州都出现销毁原始文档的情况，估计左派阵营也不想留下文献作为证据，《时代》周刊的文章就算是“胜选”方自证了。只要将三类资料对照阅读，对这场大选是否窃选会得出接近真实的结论。 作为美国2020大选的亲历者，我必须做一位清醒的历史见证者，不为立场所左右，也不为传言湮没心智。 《时代》周刊为何会发表这篇深度纪实报道？ 《时代》周刊发表《影子竞选秘史》之后，我开始根据《影子竞选秘史》一文大而化之提到的现象，逐一比对大选以来的相关资料（我从不采信Q的传言），复盘大选。从文中所述2020年发生的所有大事件——从疫情与邮寄选票的关连、5月下旬后BLM与Antifa在全美的兴起、社交媒体封禁川普及其支持者言论、2020年11月大选夜发生的六州停止计票后发生的数据证变、对支持川普的关键人物的全面施压（两位密西根州共和党参议员 11月20日去白宫同川普会面所遭遇的各种压力），直到文中提到“捍卫民主联盟”努力吸纳反川普的共和党政客（川普方称之为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而采取的“Red Team”等策略，所有这些，关心大选的公众其实都知道大概，我写过不少相关文章，包括邮寄选票与数据政变，文中所述大选之后的最后五步，在左派网络媒体Axios的创办者吉姆·范德海在大选之前几天发表的“78天政变计划”里也有叙述，只是没有这么清晰罗列。 所有这一切，川普支持者都认为是深层政府在操控，但没人能说得出这深层政府由哪类人组成、他们如何沟通协调行动。即使是民主党选民，只要不在这个庞大的行动网络中，估计也不很清楚，从这个角度观之，《影子竞选秘史》一文算是将2020年操控选举行动的组织者与组织网络、行动方式大体交待清楚了。那么，《时代》杂志的左派立场一向亲民主党，该报道记者Molly Ball在文中也承认她与该组织有密切交往并及时分享信息，如果披露内幕对左派阵营只有伤害，绝对不会在这时自曝操控选举内幕，是什么原因导致Molly Ball要写这篇长文，并获“捍卫民主联盟”的同意？ 我认为是三个原因： 一、拜登窃选的质疑声不断。大选之后半个月左右，拉斯穆森调查曾于2020年11月20日发表一项民调，约有47%的人认为拜登偷了选举，其中受访的民主党人有30%的人如此认为，共和党人如此认为的达75% ，以所有受访者计算，则有47%的人认为拜登偷窃了这场选举。窃选者心中明白，尽管如愿将拜登送进了白宫，但窃选的污名却无法抹去； 二、既然窃选是事实，干脆主动出面，反面文章正面做，说成是“捍卫民主”，为窃选行动戴上政治正确的道德光环。主流媒体都是自家左家帮，如何定性由左派说了算——这篇文章设置的语言陷阱随时可见，作者处处将左派置于道德制高点，将破坏美国民主宪政的窃选说成是捍卫民主的行动，将威胁利诱反对者的配套施压行动说成是压力降级，将违法说成是正义，将以民主党为核心的左派组织系统包装上无党派的外衣以证明其得道多助，如此种种，不但可为自身正名，还可以用来说服左派当中那些怀疑舞弊的选民，算是给他们递上的精神安慰剂。 三、窃选成功，必须让世人知晓其功。文章提到，“无党派法治倡导组织‘保卫民主’（Protect Democracy，捍卫民主联盟的加盟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伊恩•巴辛（Ian Bassin）表示：‘任何干涉选举正确结果的企图都被挫败了’”。但让这个国家明白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这非常重要。这个系统并没有神奇地发挥作用。民主不会自动执行。”所谓选举正确，是指左派眼中，除了选出他们要的人之外，其余的一切都不正确，为达到这个目的采取的一切行动，哪怕是违背现有法律，都是“保卫民主”；所谓“民主不能自动执行”，是让民主党不要忘记，“赢”得这次选举，是他们运用智谋与各种手段得来的，不是选民自动选的。 基于上述利大于弊的考量，才有了《拯救2020大选的影子竞选秘史》这篇奇文。尽管文章通篇都是为窃选联盟评功摆好，声称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民主”。但是，鉴于这篇文章揭示的事实触目惊心，几乎完全否定了左媒（包括《时代》周刊在内））以前一边倒的“大选舞弊根本不存在”的辩词，就连盛赞这个“大计划”非常成功的左派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周刊的调查彻底动摇了美国社会，尤其是最保守的行业，它解读了一个历时数月的计划是如何策划出来的，目的是在民调、法庭和公众舆论中击败川普。”随后，这篇文章终于承认，这是一个“在进步派、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保守派之间组织了一次大阴谋（a mega-conspiracy）”。 由于美国的地位，由于2020美国大选必将成为世界从全球化到大重置的关键转折点，这篇《影子竞选秘史》因自证窃选，为美国、为世界留下了一份珍贵文本。从此以后，左派媒体不能再声称大选公正、透明，只能自弹自赞窃选“非常高明”。 （原载大纪元网2021年2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2/13/n1275137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面对国际索赔，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是啥？
何清涟 4月8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发言中，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指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外部环境变化”与“底线思维”这两个关键词，表明他清楚知道自家在国际社会的实际处境。次日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深刻理解“底线思维”的赵立坚继续充当战狼，将甩锅进行到底，发表了三个“第一时间”的宏论，继续拉WHO大旗做虎皮。就在这一天，汇集全世界流行病学家提供的病毒样本的网站（https://nextstrain.org/ncov/zh） 呈现了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的3123样本，结果与一个半月前相同：现有的 3123个病毒都有一个共同祖先：武汉肺炎病毒。 习近平说的“外部环境变化”指什么？ 国际疫情由中国起源再输入世界，由战狼外交官赵立坚出面的甩锅没有成功，反而引起国际社会更深的反感；世界经济因各国封国而陷入停滞，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也深知犯了众怒，因此，在4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有了习近平这番讲话。 “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当然是指各国还看不到拐点的疫情。在医疗条件相当优秀的美国，其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之多，远远超出医疗条件远逊于中国对外公布的两类数字。基于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数据的怀疑日浓。 英国政府科学顾问向约翰逊首相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低报确诊数字，实际感染比公开报出来的要严重15到40倍。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Thomas Tugendhat）在《星期日邮报》的评论中批评中国“象传播病毒那样迅速传播不实信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决心要创建一个由其领导的‘新世界秩序’（a new world order）；他要求英国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渴望商品和投资，但我们要导入中国的威权价值体系及其产品吗？还是我们应该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并减少我们对这种独裁统治的依赖？“”现在，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机会来评估世界的未来，并开始将其塑造成我们自己的道德框架。像所有威权政权一样，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软弱的。“ 中国低报疫情数据，甚至引起了中国友邦伊朗与巴西政府官员的公开质疑。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4月5日表示，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似乎是一个“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许多人认为武汉病毒就像流感一样，且死亡率更低。他还表示：“如果中国说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了控制，人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路透社报道，4月5日，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Abraham Weintraub）在Twitter上发文，指中国医疗设备生产商趁火打劫，借疫情牟利，并指疫情能“帮中国政府统治世界”，还配上一张图片，用一个拥有语言障碍的卡通人物来代表中国。 法国一直不想得罪中国，最近因为要购买中国一亿口罩，还被中国强行要求使用华为的5G技术。法国实在忍不住了，公布了给法国带来疫情灾难的零号病人的关联国别。法国《世界报》形容法国科学家寻找疫情足迹，就像警察寻找杀人犯的线索，最后找到了这位与中国有关系的零号病人。 中国厂商借疫情谋取暴利，大发灾难财，也为世界各国痛诟。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会考虑向中国采取法律行动，因为中国在1月至2月期间，于全球各地搜刮数千万保护衣和20亿只口罩，同时也禁止3M等公司出口N95口罩和手套等医疗装备。在全世界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中国有“预谋操控保护装备等同一级谋杀”，因此将会通过联合国或欧洲人权法庭，采取法律行动。 多国开始向中国索赔的法律行动 武汉肺炎造成全球尽皆染疫，中国对自身造成的世界灾难，不仅毫无歉意，反而通过一系列甩锅行为诿过于美国、意大利，嘲笑他国抄中国作业都没抄好；声称中国为世界抗疫作出了重大牺牲，要求世界感谢中国，凡此种种，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感。 最近，中国网络上热议“新庚子赔款”，指全球200个染疫国家，将会有不少联合起来向中国索赔，戏称为“八十国联军”，将是“八国联军”的十倍。玩笑归玩笑，但却有事实依据。 美国《国家评论》发表文章说，国际社会想让中国为疫情付出法律和政治的代价，但是在向中国索赔方面，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并没有有效的强制手段，因此建议美国可以尝试说服其他国家，在科硏及经贸合作方面对中国施压，还可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游説有中国投资的国家没收中国国营企业资产来补偿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只要世界上受害的国家可能参与，势将掀起一场全球围堵中国独裁政体的持久战。 印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和印度律师协会近日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中国就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蔓延造成的巨大损失作出赔偿。据印度《论坛报》（The Tribune）报导，这两家机构控告北京“秘密地”研发了大规模杀伤的生化武器，其目的是为了买空经济崩溃国家的股票，控制世界经济；它们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调查，并要求其对国际社会及其成员国，尤其是印度作出赔偿。 巴基斯坦前内政部长、人民党参议员马利克（Rehman Malik）近日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建议其组成新冠病毒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病毒是否是人造的，及其来源地。 3月17日，美国保守派组织“司法观察”和“自由观察”的联合创办人拉里.克莱曼律师，向德克萨斯州北部法庭提交诉状，状告中共研发生物武器，致“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索赔至少25万亿美元。 以上只是索赔行动的一部分。国际社会深知索赔的道路很漫长，但索赔这种态度，足以表明世界要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决心。 事到如今，在四面楚歌声中，习近平也终于意识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但仍然初衷不改，要求全党及政府“坚持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决不承认中国是2020世界瘟疫的源头与制造国，拒不赔偿。 武汉肺炎这只巨大的黑天鹅，终于将全球化带入黑色版面。西方保守派精英必将反思：价值观完全与西方相悖的中国，能否在全球化体系内与世界和平相处？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4月1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102020160649.html）
何清涟2025-11-07 05:02👍 0💬 0埃及宪法公投展示了什麽
最近两年，埃及几度成为全球媒体焦点∶先是统治了该国30年的独裁者穆巴拉克被人民赶下台；接著全国大选，原来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不仅被允许参选，其候选人穆尔西甚至当选了总统；然后是穆兄会主导的国会制定新宪法，经公投通过；但穆尔西上台才一年，去年七月就遭到人民大规模抗议，最后由军方介入被推翻。 埃及人民这次所以愤怒，是因为穆尔西上台后强化伊斯兰主义，要把埃及推向政教合一。穆尔西下台后，埃及走什麽方向备受瞩目——是军事强人统治，还是内战混乱？ 结果是埃及军方推出“政治路线图”∶第一步，起草一部不再是倾向伊斯兰主义，而是完全世俗化、走向民主化的新宪法，交付全体人民公投；然后选举新的总统、新的国会。这个政治路线图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即一切由全体人民公投、选举决定。 埃及的这部新宪法，由各界50名专家和政党代表等讨论起草，最后交付全体人民公决。这个公投结果被普遍视为不仅是确立埃及的根本大法，也是对去年军方介入支持示威者推翻穆兄会政府的一个检验和评判，如果很多人出来投票支持这部新宪法，就等于是对去年那场结束穆尔西政府的运动打了对号。 出乎很多观察家的预料，这部新宪法得到了埃及人民的强烈赞同，支持率高达98.1％！在近年无论是中东还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等，任何公投都难有这样高的支持比例。 这不仅展示民意支持，也同时说明，埃及人民对穆斯林兄弟会政府要朝向政教合一、推行伊斯兰主义是多麽愤怒不满。他们用支持世俗化的新宪法来传递这种情绪。 上次穆尔西政府举行的宪法公投，赞成率是63.8%，远低于这一次（98.1%），投票率是32.9%，也低于这一次的38.6％（合格选民5340万，参加投票2061万）。 上次穆尔西政府主导的宪法公投，没有政党公开杯葛，各派都参加，结果投票率还不到33%；而这次公投，穆兄会等伊斯兰势力公开抵制，呼吁民众不要投票。两天投票期间，有十多人死亡，四百多人因干扰投票而遭逮捕。在这种情况下，投票率和支持率还这麽高，更说明新宪法深得人心！ 开罗民营报纸《华夫脱报》感叹，这是埃及历史“从未有过的”高比例公投。国营媒体《共和国报》则欢呼“几千万人书写历史，埃及人选择自己的未来。”连美国的《今日美国报》也情不自禁地赞美，“这次胜利公投是埃及崎岖政治转型之路的里程碑”。 导致这个结果的很大原因在于，新宪法的核心是世俗化∶反对把埃及变成宗教国家，反对政教合一，反对在宗教基础上建立政党（不许政党拥有武器）等，同时明确规定，女性跟男性具有同等的权利。在很多伊斯兰国家女人都必须蒙面、更不可参与政治的宗教文化下，埃及新宪法确立女性参政等权利，更具重要意义。同时埃及新宪法还规定国会可以弹劾总统等，等于确立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 西方左派媒体对埃及宪法草案和军方做法有批评，认为军方扩权。但如果深入了解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就会很清楚，最可怕的、最阻止这些国家迈向民主的是热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势力，如果没有世俗化军方的强有力制约，他们就可能掌权，把国家推向中世纪的黑暗。在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转型中，给予军方一定特权，是必要的，而且有时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例如，土耳其是唯一加入北约的穆斯林国家（五十年代就加入），就因为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用军力强势推行世俗化，军方一直有相当的权力制约伊斯兰势力复辟，才使土耳其走向世俗民主，而不是伊朗式的毛拉统治。 科索沃战争期间我曾到土耳其采访，从参观凯末尔将军纪念馆，到跟当地民众交谈，得知军方在他们国家有崇高的地位（甚至特权）。即使凯末尔的后代将军们从1961年以来发动过四次政变，推翻要走伊斯兰主义的政府，但伊斯兰政党最后还是上台（至今已掌权十年，上台后以阴谋政变罪名把二百多将军逮捕判刑）。但正由于凯末尔的将军们长期推行建构的世俗传统和体制，即使伊斯兰政党上台，也无法把土耳其拉回伊朗那种宗教状态，因土国的宗教文化土壤，在多年世俗化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埃及的塞西将军明显是凯末尔的“传人”，也是以强大军事力量来阻止伊斯兰势力，推动国家世俗化。这次宪法公投赢得九成八民众支持，是埃及人民对塞西将军说“yes”的标志。 从CNN等西方媒体画面可看到，那些排队投票的埃及人，很多都拿著塞西一身戎装的画像，他们感激这位将军挽救了埃及，称赞他是“一条汉子”，在埃及历史十字路口，敢于挺身而出，率领军方对抗伊斯兰，使埃及回到世俗化轨道（从五十年代纳赛尔上台至穆巴拉克，埃及一直是世俗化主导）。连美国左倾（不喜欢塞西）的《洛杉矶时报》都不得不承认，投票站的埃及民众“表达了几乎一致同意的对新宪法和塞西将军的支持”，一位男子喊道，“我们不在乎奥巴马要什麽，我们要的是塞西！” 如不出意外，今年夏天将举行的埃及总统大选，将会是民众一面倒支持塞西（如他参选的话），这位59岁的将军会高票当选。 在公投前塞西说，“埃及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阶段，世界在期待（公投）结果，如果我参选，那必须应民众的要求，而且获得军队的授权。” 据埃及媒体，埃及军方内部已达成一致意见，支持塞西参选总统。而民众的支持率，从这次宪法公投（也是对塞西的公投）能明显看出来。塞西如果当选埃及总统，将对埃及的世俗化、政局稳定（包括亲西方，继续成为美国盟友）以及民主化等，都起到关键性作用。我预感，他很可能成为凯末尔之后，穆斯林世界第二个伟大的将军。 2014年1月20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美国《肥咖法案》带给中国精英的烦恼
美中关系之“亲密”造成以下现实：美国的蝴蝶只要轻轻扇动一下翅膀，中国总能掀起轩然大波。2月14日美国财政部关于《肥咖法案》相关跨国协定的一条消息，给中国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击，不过他们的反应却是“手持团扇半遮面”，不想让外界窥探。 美国富人的“外国避税天堂”行将消失 先介绍何谓《肥咖法案》。美国2010年开始施行《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其英文全名是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缩写FATCA的前三个字母可译为肥胖，于是有人很聪明地将其译成《肥咖法案》，令人印象深刻，便于记忆。《肥咖法案》规定，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凡三年累计经常往来美国超过183天以上，只要个人或企业银行帐户超过5万美元或25万美元、保单现金价值超过14万美元，就符合查核的门槛，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公民海外逃漏税行为。该法案要求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与美国国税局合作，将美国公民（包括绿卡持有者）在各国的相关金融资料通告美国国税局。拒绝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2014年开始将受到重罚，并可能被拒于美国金融市场之外。 2013年2月1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已与瑞士签订跨政府协定（IGA），瑞士同意向美国国税局提供美国人在瑞士银行拥有的帐户资料。美国自2010年起已与英国、丹麦、爱尔兰和墨西哥签订类似协定，还有50个国家、地区正就此与美国展开谈判。例如，台湾正与美国谈判，但尚未签订协议，因为其中涉及诸多存户隐私的法律问题需要先釐清。目前美国与加拿大和中国的协商还未突破。 这一条款自2010年开始施行后，美国人把金融资产藏匿它国以避税的做法，风险越来越大，这在美国的一些富人中引起了恐慌。据新浪网引用《星岛日报》消息，2009-2011年美国人当中自动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翻番达1781人”，该报道引述专为放弃美国国籍者提供财务服务的deVere集团的执行长格林的说法，今年1月份询问改变国籍避税问题的客户人数比普通月份增加了48%，并以中国影星李连杰于2009年放弃中美两国国籍成为新加坡公民为例说明美国丧失吸引力。 据美国的《联邦公报》公布，2012年前3个季度逾1100人脱离美国国籍。富豪脱离美国国籍主要是为了逃避《肥咖法案》的追究。例如，脸书共同创建人沙佛林（Eduardo Saverin）出生于巴西，1998年移民美国，2011年9月申请放弃美国国籍，改入新加坡国籍。据称，由于新加坡不对资本收益征税，他因此可每年少缴税金1亿元。但是，根据2008年生效的美国关于“适用弃国者”的法案，美国公民欲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持有者放弃永久居民身份（如果过去15年中持有绿卡长达8年），只要他们过去5年中应缴所得税达到12万5千美元，或净资产达到2百万美元，或无法证明自己曾在过去5年中依法交纳应缴所得税，就属于“适用弃国者”的法定范围。“适用弃国者”必须在脱离美国国籍时完成纳税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出走税”(Exit Tax)。 中国精英的美国“船票”价格飚升 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圈中人士——移民美国者不知凡几。据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2010年3月的“两会”期间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法制晚报》记者曾绘制“中国富人移民地图”，展现出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主要流向、分布和资金投入。其结论是：在中国每年100多亿美元流向海外的移民财富总量中，有八成以上的财富贡献给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不到两成被欧洲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瓜分”。 今年1月，美国公布了最终版《肥咖法案》的实施细则。日前，我在国内微博上公布了美国与瑞士的协定后，博友一片叫好声，认为这是“美国在帮助中国反腐”。可是，那些利用权力挣钱的“裸官”与傍上权力挣钱的富人，对美国的《肥咖法案》实在恨在心头。在中国，他们习惯了大把挣钱却享受种种“豁免纳税义务”的特权；他们花钱移民，弄个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永久居留权，只不过想买一份身份保险，何曾想过尽美国纳税人的义务？如果玩弄故技，继续逃避美国的税收，这在美国属于刑事罪，《肥咖法案》大大增加了中国富人在美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为了逃离中国这个可能的监狱，却要付昂贵的“船票”费用，不付就要坐洋牢，划不划算？富人与裸官们纠结得很。 实际上，对来自大陆的华裔富人来说，面对《肥咖法案》作出选择，比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要艰难得多。中国的不少富人或者本身是贪官，或者通过官商勾结、在灰色地带运营致富，其间黑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虽然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政策半真半假，但贪官们永远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更何况放眼周围，同僚、下属与亲密无间的小三，谁都可能断送他们的前程。与其说他们移民国外是贪图国外优越的生活环境，倒不如说他们的本意是为了逃避将来在中国可能遇到的法律制裁。他们选择美国，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拒普世价值，这是美国很难与中国签订引渡协议的原因，如此一来，美国便成为他们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如果为了避逃美国税收而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中国的富人们就不易踏上美国的国土了，就等于放弃最安全的避风港。 哪些国家可替代美国成为藏身地呢？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正采取措施收紧移民政策，很难保证它们不学习美国的《肥咖条款》。如果不考虑子女后代的发展，新加坡对中国富豪还有吸引力。但近年来新加坡对中国移民越来越不欢迎，据称，“中国移民成狮城人口头号公敌”。除了这些国家，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倒也提供了其它几处可以免缴税收的国家供选择，比如圣基思奈威斯，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不细查地图就说出它的所在位置？ 世界之大，难觅理想避风港 《肥咖法案》一出，对中国富人及裸官来说，选择美国作为避风港的成本之高，令其望而生畏。他们若老老实实申报在中国的财产和收入，每年要交纳的税收至少相当于所得的30%，对于在中国以权力或者勾结权力为资本享用免费午餐的中国富人与裸官来说，他们心理上无法适应，觉得大大吃亏。这是他们纠结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肥咖法案》的出台是件好事，可以迫使中国的富人学会如何尽社会责任。在中国，富人不喜欢履行社会责任，移民他国后更是只想沾便宜，中国的好处与美国的好处全想要，两国的社会责任却都不想尽。《肥咖法案》至少可以强迫中国富人学会守法纳税。这方面，美国一些富人可以成为他们的表率。美国这两年面临财政悬崖，200位美国顶级富豪于2011年联名致信奥巴马总统，请求美国政府对他们多征税。中国富人但凡有这等社会责任心，中国何至于仇富情结如此之深？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美国左派为权力残害黑人
美国的黑命贵运动引起全球关注，其实这不是族群对立，而是左派政客等利用煽动族裔问题而获得权力。 歧视问题哪个国家都存在，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歧视，这是人类的共性之一。例如大城市的人瞧不起乡下人，暴发户蔑视穷人，大中国主义者歧视边陲地区的人。但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仅仅因为肤色而种族歧视的，其实很少很少。人们更多的是瞧不起（蔑视）恶劣的举止、行为。 在美国对黑人问题更证明人们歧视的不是肤色。比如：美国黑人仅占人口13.4%，但犯罪率却占50%！在被称为“凶杀之城”的纽约和芝加哥，主要凶犯是黑人，多数被害者也是黑人，在黑人集中的芝加哥南部，几乎每天都有凶杀案，黑人被黑人杀害。这是2015年的一份统计： 黑人被白人所杀 2%；黑人被警察所杀 1%；白人被警察所杀 3%；白人被白人所杀 16%；白人被黑人所杀 81%；黑人被黑人所杀 97%！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的七倍！强奸和性犯罪，黑人是亚裔的32倍！ 面对这样的数据，说对黑人的歧视是因种族和肤色，不仅是睁眼说瞎话，而且是左派政客和左疯媒体用来做“政治正确秀”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撕裂美国。 奥巴马八年毒化了黑人 2008年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人们期待美国的族群问题能够缓和，黑人犯罪率下降，结果正相反，奥巴马不仅没有致力族裔和睦，反而时刻提醒黑人和白人肤色不同的问题，在用阶级划分人群的同时，更用肤色制造对抗。在遇到警察和黑人嫌犯冲突造成伤亡时，刻意煽动黑人对抗警察。奥巴马八年执政使美国的黑白问题（其实是黑人犯罪、闹事问题）更加严重。奥巴马的煽动，让黑人感到有总统撑腰，更加有恃无恐，情况一路恶化。 “美国对黑人有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一说完全不能成立。黑人只占美国人口一成多，如果对黑人有制度性歧视，奥巴马怎麽可能当上总统？白人在美国占压倒多数，恰恰是因为白人急于让一个黑人当总统，才把没有任何政绩、无品无德的奥巴马送进白宫。面对一清二白的事实，指控美国制度性歧视黑人者，不是无良政客、左派作秀文人，就是被洗脑成被害妄想的黑人牺牲品。 说美国警察歧视黑人，也同样站不住脚。跟普通人同样，警察歧视的是罪犯。黑人犯罪率高，与警察冲突多，当然成为警察（执法者）要对付的对象。被警察 “跪死” 、导致一场全美打砸抢烧的“黑命贵”暴动的黑人佛洛伊德就是惯犯，多次入狱，曾吸毒、偷盗、甚至闯进民宅用枪顶著孕妇肚子抢劫。他被警察抓住时是被一店主举报使用假钞。他的死亡是个悲剧，但他绝不是黑人和白左们吹捧的英雄，他是罪犯。 高福利和单身家庭害了孩子 黑人为什麽犯罪率高？而且主要是青少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家教，太多的黑人孩子从小就没父亲。50年前，有25％的美国黑人婚外生子，在当时已是令人震惊的比例。现在这个数字增长了近两倍；目前美国黑人婚外生育率高达70％（亚裔不到5％）。最新统计，在美国15到25岁的黑人女性中，未婚生了孩子的高达75％！也就是说，每四个黑人孩子，有三个没有父亲。孩子从小没父亲，母亲又生一堆孩子，谁来教育？哪里会有家教？这些做了父母的人自己都没有基本的教育。 既然没有能力家教，为什麽还要生那麽多孩子？这才是美国的制度问题，因为孩子多了，就可多领福利。在美国，一个单身母亲带三个孩子，政府给的各种福利（食品卷、现金、加其它各种补助款等等花样繁多）相当于一个电脑公司中等职员的收入。有这样的收入，谁还去工作？坐吃别人纳税款，不亦乐乎！单亲母亲有大把福利补贴，正中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们的下怀：不结婚，孩子就被政府养著了；不结婚，不用对老婆孩子负经济责任，他还能自由自在跟别的女人再生一堆孩子。如此恶劣状况下，黑人家庭和社区怎可能健康和进步？ 奥巴马上台时，美国有2600万人领取福利（按族裔比例，黑人是最多的），到奥巴马八年卸任时，领福利的激增到近5000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三亿美国人平均每六人就有一个领福利。国家给空子，自然就有懒汉钻，不劳而获，吃勤奋劳动者缴纳的税款。谁都知道，国家不产生钱，是人民养活了政府；政府用高税收搜刮民财，强行把勤劳者的财富收走，然後用高福利大撒钱养懒汉，懒汉再支持大撒币政府。由此恶性循环。 大撒钱是奥巴马、拜登等左派发善心、照顾穷人之举吗？绝不是！他们是用高福利收买人心、变相买票。那些不交税，还得到福利的人，自然感恩戴德、成为左派的“票源”。在美国有多达47%的人不交税（所谓穷人），而那些领取福利的大军（5000万）基本都倾向左派民主党（恩主）。所以，美国黑人青少年犯罪率高的问题，和家庭结构、家庭教育有关；而导致不健康家庭结构的高福利则跟左派民主党“变相买票”的政策是直通车关系。这种高福利制度不改革，美国直线增多的黑人单亲家庭、青少年缺乏家教而犯罪高的问题，就没法解决。这跟什麽黑命贵指控的“警察暴力”无关，跟左派政客黑心“图权害命”则是直接关系。 左派为选票不惜害人 所以美国的所谓黑人问题的关键，是左派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惜损害黑人、牺牲美国国家利益，典型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对此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美国西裔学者查韦丝（Linda Chavez）曾说：黑人问题不是什麽种族歧视造成的，它和黑人的不重视“家庭价值”、大量婚外生子、黑人男子不负责任，以及黑人的“受害者心理”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应该再加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民主党政客和左媒的煽动。政客为权力，媒体为意识形态，都在用谎言洗脑黑人，把众多黑人洗成被受害者心态扭曲的牺牲品。所以，左派政客和左派媒体才是“谋杀”黑人的真正凶手。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1年5月号 2021-05-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白宫两任国安团队的中共认知
程晓农 自从拜登上任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过去大半年以来，各国各界都在观察、等待，想知道拜登当局最后会怎么做。拜登是年迈政客，他不会形成系统深刻的中共认知，他的观点除了受到美国政界、商界、学界“拥抱熊猫派”的影响之外，相当程度上与白宫国安团队的中共认知有关。最近，拜登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发表了一系列观点，笔者把他的观点与川普总统的国安团队的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其中的相似性和差别。 一、中共对美30年大战略 今年7月8日白宫国安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共削弱美国的大战略已实行了30多年，如今，美中两国并非处于和平竞争之中；相反，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只能有一方获胜的零和博弈。 杜如松在书中用大量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共文件为依据，揭示了美苏冷战结束以来中共领导人对美世界观的逐渐明晰化，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变成了习近平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但是，这种变化并非突然的大转变，而是由来已久的对美大战略在不同时期外部表象上的差异。 杜如松认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并不是永久性策略，韬光养晦其实是邓小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这24字战略方针的浓缩。过去30多年中，中共的邓、江、胡、习4届领导人一直在实行削弱美国实力、取代美国地位的中共大战略。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共认为，公开挑战美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在那一时期，中共在军事上从过去强调用导弹和潜艇来削弱美国力量，转变到通过海上控制和两栖能力建立中共操控的地区秩序，特别是强调航空母舰、作战能力更强的水面舰艇、两栖部队、海外设施等，试图改变东亚地区乃至周边海域的现有国际秩序。 杜如松指出，川普总统当选后，习近平提出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个口号，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增大其削弱美国和强化自身的力度，从而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但是，这个口号的提出，主要不是习近平的性格或个人野心的产物，而是中共多年来对美大战略的延续，只不过随着中共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判断而把对美挑战公开化而已，在习近平之前，中共的相关意图和准备早就在筹划中了。 二、美中进入零和较量 杜如松指出，美中竞争的实质主要是谁来主导亚洲和全球的秩序，他认为“在许多地方，但不是全部，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他基本上排除了单边妥协、讨价还价容纳或安抚中国的战略，也排除了通过和平演变或政权更替改变中国的战略。杜如松认为：“剩余选项就是竞争战略。” 杜如松认为，美国对中共战略的重点应当是削弱中共的实力，建立美国实力和秩序的基础。在军事方面，海湾战争以后，中国寻求以发展不对称武器挑战美国昂贵的武器项目，美国已越来越多地借鉴中国的做法，寻求同样的不对称努力，从而使中国的行动自由变得复杂化。“美国具备发展这些能力的技术熟练程度，而且已经就这种方法的粗略轮廓达成共识：远程精确打击、无人驾驶航母攻击机、无人水下航行器、具有大型导弹有效载荷的潜艇、高速打击武器和地雷等将是关键优先事项。”“这些能力不会受到中国（共）自身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影响，而且会使中国（共）在台湾海峡或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两栖作战复杂化，其成本会低于中国装备的昂贵资产。” 杜如松还批评了基辛格看衰美国的说法，杜如松指出，“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基辛格公开写过美国衰退的文章，并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谈到这一点。长期以来，他对美国的地位相对于苏联的悲观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杜如松认为，“今天基辛格论点的翻版可能认为，中国主导全球制造业，高科技领域日益与美国相媲美，从购买力看拥有比美国更大的经济，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比多数国家更好地处理了百年仅见的大流行，成为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国。” 杜如松说，悲观主义者往往忽视美国对中国的优势，“人口年轻、财政优势、资源丰富、边界和平、联盟牢固、经济创新。此外，在中国崛起的40年里，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这不是偶然的。” 三、中共的对美大战略：盘剥美国的实力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最近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的9月/10月号发表文章，文章的标题是，“Beijing’s American Hustle, 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北京的美国喧嚣：中国的大战略如何盘剥美国的实力》。 博明表示，“北京对华盛顿的敌意，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就开始了，甚至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就开始了。自1949年掌权以来，执政的中共一直将美国视为敌对势力。30年前冷战结束时，中国领导人就把美国从众多对立面中的一个，提升为中共的主要外部对手，并开始悄悄地修改中国的大战略，寻求地区和全球的主导地位。” 博明认为，“西方国家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国精心设计的、长达数十年的敌对战略，这与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傲慢有很大关系。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共将发现几乎不可能抵制柏林墙倒塌后掀起的自由化浪潮。根据这一思路，通过帮助中国致富，美国将放松该党对其经济、人民和政治的控制，为逐步与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接轨创造条件……这可以说是一个误判，部分原因是，中共为实施其大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在掩饰其挑战和颠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意图。北京与西方技术合作，美国人认为这些技术将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但它却利用这些技术来监视和控制中国人民，并将中国境外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作为目标。该党现在系统地培养西方公司和投资者，而这些公司和投资者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政策言听计从，甚至以符合中共目标的方式游说其本国首都。” 博明表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没有考虑到美国社会和企业正在被武器化以服务于中共的长期议程，这可能被归结为天真或波利安娜式的乐观主义。这样的借口已经不再可信了。然而，北京仍在上演这出戏，将美国的资金和机构用于自己的目的，这使得华盛顿更需要采取真正的行动。” 他讲的波利安娜式的乐观主义，又称为波丽安娜效应（Pollyanna principle）。这个概念来自美国小说家Eleanor Porter的小说《少女波丽安娜》（Pollyanna），小说主人公波丽安娜是个充满乐观思想的女孩，总以乐观思想感染身边的人。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潜意识层面，人脑会倾向于关注乐观向上的信息，波丽安娜效应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比喻。 四、北京的对美政治战和谍报战 博明认为，中共“咄咄逼人的举动代表了几十年来战略的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对中国提出的“韬光养晦”国际战略并非永久性方略，而是中共开始挑战美国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博明指出，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有个主要的设计师，就是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坎南（George Kennan），他早在二战结束的第二年1946年就预见到苏美冷战的爆发，并通过一份很长的电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警告。他的这份警告后来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被称为著名的“长电报”。坎南回到美国国务院之后，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专家。他1948年指出，苏联当时对美国实行的是“政治战”，就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国家目标，在战争之外使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 博明写道，“如果肯南今天还活着，他会惊叹北京在克里姆林宫的游戏手册上的改进。”博明提到，“肯南认为，经济国策是政治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将经济武器纳入其大战略并不令人惊讶。北京的经济目标是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而不是依赖国外销售市场；中共要减少中国对高科技进口的依赖，同时使世界上的供应链越来越依赖中国，并利用经济杠杆来推动中共在全球的政治目标。” 博明还谈到了中共的对美颠覆活动，他认为，北京的大战略也依赖隐蔽和无形的活动，就是旨在颠覆中国对手（这里指的是美国及其盟国）的信息战和舆论影响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统战”，“仅仅中共的统战部就有3倍于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的干部”。统战工作会收集公民个人和政府官员的情报，并努力影响他们，“重点是外国精英和他们经营的组织，收集档案一直是列宁主义政权的一个特点，但北京对全球数字网络的渗透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共收集了全世界数百万外国公民的档案，利用它收集的材料来影响和恐吓、奖励和敲诈、奉承和羞辱、分裂和征服。统战工作是腐蚀和破坏外国政治制度的工具，“削弱和分裂我们，使我们的媒体的批评声音受到侵蚀，并将我们的精英变成中共的客户，他们的嘴里塞满了现金”。“中共的统战武器库中比较新的是对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的利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在他们的美国平台上充斥着公开和隐蔽的宣传，并通过代理和机器人放大，这些宣传不仅越来越注重宣传北京政策的粉饰性叙述，而且还注重加剧美国和其他目标国家的社会紧张局势。” 五、杜如松和博明的异同 杜如松和博明分属两任白宫国安团队，而拜登对川普总统持高度敌意。但是，谈到中共对美的大战略，他们两人显示出六个共同点：一，两人都关注到中共的对美大战略，而不是拘泥于双边关系中的小事；二，两人对中共大战略的分析都倒推30年，直到老布什时代；三，因此两人都看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是为了掩盖对美大战略的实质；四，两人都聚焦中共对美国的威胁；五，两人都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对抗阶段；六，两人都是文官，因此都没谈到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 博明的文章反映出对美中关系有更坦率、更深刻的反思。博明认为，从美苏冷战结束的时候开始，以后的30年里，美国对中共的认知一直存在严重偏差。不仅仅是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也同样如此。博明指出，美国两党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共战略中最具威胁性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共利用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对中共战略企图的错误认知，把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盲目信任作为武器，来为中共的国际野心服务。博明强调，重要的美国机构，特别是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坚持几十年来的“接触”政策，造成了自我毁灭的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华盛顿把经济合作和贸易置于一切之上。 博明判断，在中美之间，中共已经确定要对美国实行苏美冷战时期苏联的对美政治对抗；也就是说，中共在政治层面不再考虑双边合作，相反以对抗为基本战略和外交手段。 杜如松的观点不如博明的观点那么直截了当、毫无含糊，但他与博明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今后中美关系基本上是一种“零和格局”。所谓的“零和格局”，是指一方如果得益，另一方必然损失，因此双方无法真正地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就杜如松的书采访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保罗·海尔(Paul Heer)，海尔指出，杜如松这本书所反映的对中国方略暗示了一种几乎是敌对的、完全竞争的战略。 博明的看法厘清了美国政策圈川普团队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但他所属的团队已脱离决策圈；而杜如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共大战略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拜登的中国政策团队除了杜如松之外，其他人都没发表比较系统的对中共战略的说法。杜如松的观点表明，白宫国安团队对中共战略意图的判断开始清晰化，这个变化应该对今后美国的对中共战略和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当然，杜如松的看法必然受到拜登已经确定的中美“竞争性关系”这个框架的束缚。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经济方面既对抗又竞争的关系，其中合作的空间在缩小；在军事层面，双方的扩军备战也是一种对抗式军力竞争，但并无扩军备战方面的合作可能；至于在政治对抗和谍报对抗层面，双方是敌对关系，谈不上合作。中美关系下一步将如何演变，还需要不断观察双方的互动及其结果。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8/n1322040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改变口号无法提升软实力——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中国政府于12月22日发布一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有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将过去几年中国官方民间都爱使用的“和平崛起”一词，改换成“和平发展”，声称“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这个词的替代并非仅仅只是语义的变化，而是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种姿态调整，只是这种调整多少有点被迫的味道。 “中国和平崛起论”一经面世，便在中国内部引发一场辩论。观点之一是，“崛起”在外文翻译中有可能被赋予一种武力征服的意味，从而起到与本意背道而驰的作用。但中国政府当时想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领袖的意愿非常迫切，而且总以为军事力量可以做为后盾，根本不理睬这种担忧。此后中国政府在军事现代化的种种努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让“和平崛起论”引起世界普遍担忧。 为了安抚国际社会，中国历邓、江、胡三朝而不倒的“理论常青树”郑必坚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大国地位”一文，大谈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此后郑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话，重申中国的和平崛起仅仅是一个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中国梦”。他阐释说，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欧洲梦，也不同于苏联梦，中国只出口电脑，不出口革命。郑必坚不断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无意挑战或推翻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 但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或者仅仅只是区域领袖，除了“硬实力”――强大的经济力量与军事科技力量等之外，还需要“软实力”，即文化价值、政治信念、外交原则等方面的感召力。有关中国的“硬实力”到底有多强大，国内学者其实并不看好，但国际社会却被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迷惑，这里暂且搁置这个费时费力的问题不论，只讨论阻碍亚洲各国接受中国成为区域领袖的“软实力”。 亚洲国家普遍不希望中国成为“亚洲的太阳”，认为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最近，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深入涉及了这个问题。文章说，亚洲许多国家负责安全事务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现在使用软身段仅仅是不想被看成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国家”，而且亚洲国家要的是“有很多太阳的太阳系，而不是只有一个太阳的太阳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反对，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要参加12月份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 亚洲国家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亚洲国家并不认同中国的所谓“软实力”，即不认为共产党中国在文化、价值理念和原则方面具有感召力。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希望做“中国梦”或者生活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文章引述亚洲问题专家的话说，日本和中国都是有着强大经济力量的亚洲大国，但两国对亚洲的前景同样缺乏远见，也并不了解其他亚洲邻国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未来。 对于亚洲国家的担心，中国当局并非不知道。因此整个2005年，中国政府利用一切机会，从各个角度阐述其所谓“和平崛起”的理论，以缓解与消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忧惧。但效果似乎不明显， 因为“软实力”的提升并不是看一国政府说得如何好听，而需要视其价值理念与政治实践。 在价值理念上，中国至今还在坚持已经被人类社会抛弃的社会主义，抗拒民主价值理念；而政治实践亦乏善可陈；在外交上，为了利益与一些臭名昭著的暴政国家打得火热；在国内则一心一意维护少数精英的利益，纵容官员贪污腐败。对于社会蕴积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动辄使用暴力镇压，甚至动用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对所有严重的污染事件与疾病传播、包括各种社会反抗活动均采取封锁消息兼撒谎的方式，得过且过地应付了事。凡此种种，均证明中国政府对内依赖政治暴力残民以逞；对国际社会而言，也从来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但愿中国政府这次用“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是真打算改弦易辙，而不是虚应故事。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2月29日，总12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中国：溃而不崩》后记
何清涟 自《中国的陷阱》一书出版，迄今已逾20年，我也从不惑之年步入耳顺之年，鬓边白发已生几许。人老之将至倒不值得感叹，令人纠结的是中国那日益严酷的政治环境。当年那本《中国的陷阱》在中国旅游了一年半，经过了13家出版社，最终还能由中国今日出版社于1998年1月出版，如今，作为《中国的陷阱》一书姐妹篇的《中国：溃而不崩》，已经毫无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不仅说明中国的言论环境日益苛酷，更能证明，中国近期之内与民主政治无缘，这是清醒者都能看见的现实。 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中国能够找到一条出路。这本书凝聚了我多年的思想，有许多观点与思考，就是在与我的夫君程晓农那无以数计的闲谈中形成并得到磨砺的。这本书是我们二人十六年朝夕相伴、艰难与共的思想结晶。这种闲谈，几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无时不在。有时，我们在夕阳中漫步，微风轻拂，树林低语，时闻草木芬芳，即使在这种时候，我们也是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包括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中国问题。当散步者迎面而来，阳光灿烂地笑着向我们“Hello”之时，我才猛然醒觉这是在散步，顿时有点茫然：在遥远的美国，享受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置身于这么美好的大自然中，我们为什么还要执念如此，不知疲倦地讨论地球另一边的中国？ 没有别的解释，只因我们都出生在那块土地上，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不管我们今天生活在哪里，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无法不与那块土地上的人共一国风雨。 也因为同是中国人，我这本书的三篇序言中的两篇，来自多年的老朋友徐友渔与吴国光。他们与我一样，都了解那块土地，他们二位那富有穿透力的序言为拙作增色不少，我从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友情，更多的是他们那深切地忧国忧民之心。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张清溪教授也欣然为拙作命笔，要言不烦，对拙著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内涵做了非常精当的阐释。张教授是台湾本土人，他非常了解大陆与台湾之间那种命运共同体般的关系，深知大陆民主化与否，实乃台湾安危之所系。我这三位朋友都对我的“溃而不崩”结论比较失望，在序言里表达了这点，但因三位都是学者，既出于对我的学术信任，更知道学术研究不能出于想象，尤其是实证研究，基于事实做出推论是学者之学术良知和责任所在。 这本书在送出版社之前的校对，全部都是德国的野罂粟女士完成。她为我做的远不止这些，从她发现我在VOA的博文中有错字、别字、漏字之后，主动承担了几乎全部文章的校对工作，因此，成为我的文章、书稿的第一读者，经常会为我提供不错的意见。她的坚持不是数月，而是长达几年，对此，我心存感激，无以言表。 感谢旅居德国的华人艺术家伍之女士帮拙作设计封面。本书的封面很好的传达了书稿的意涵，还非常有艺术感。我还要感谢现居美国的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铭先生为我与晓农所作画像，钢笔画配上木刻封面，有浑然一体之感。如果出版社用此封面为拙作发布宣传画，我一定要悬挂一张在家中客厅的墙上 。 感谢余杰为我引介了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李延贺先生，使拙著得以在台湾出版。有幸与这家高品质的出版社合作，我深感荣幸。 这本书的日文版在今年4月出版之后，很受欢迎。在写作中文书稿的四个月时间内，正逢郭文贵爆料事件引发的郭氏推特革命发生，今年4月之后翻墙出来的郭粉如蝗虫过境，将中文推特搅得乌烟瘴气。我与章立凡先生、王立铭先生等不想被拖入这潭污水的学者与艺术家，自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口号是“凡不支持郭文贵的人，就要消灭”，各种污脏暴力语言如大雨倾盆。在“郭氏乌云”笼罩之下，一些灵台清明的推友意识到郭氏推特革命的危害，他们站 了出来，如@fufuji97 、@fading\_you1、 @roydandan等推友一直在与郭粉力战，中途有北京律师梁政、四川教育学者徐歌、青年经济学者萧山等以真名注册的国内推友加入，@twittezhanji 更是战斗力超强，被推友誉为“推特上的传奇”。这些推友与更多的无名推友，大家一起奋力保护推特的言论自由。我则如同薄加丘《十日谈》里那十位离开佛罗伦萨避瘟的青年一样，偶尔将视线转向“瘟疫”重灾区，批评郭氏推特革命的丑恶，大部分时间用来完成我的书稿。因为亲身经历了这场震动中南海的政治闹剧，我在结语中对未来的中国革命不免充满了忧虑。 作为学者，20年前那本《中国的陷阱》所预测的一切，都为中国的现实所证实，但我实在高兴不起来。我希望中国能够从“溃而不崩”、消耗社会重建资本的境地自我超拔。 是为记。 2017年8月30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