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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溃而不崩》后记
何清涟 自《中国的陷阱》一书出版，迄今已逾20年，我也从不惑之年步入耳顺之年，鬓边白发已生几许。人老之将至倒不值得感叹，令人纠结的是中国那日益严酷的政治环境。当年那本《中国的陷阱》在中国旅游了一年半，经过了13家出版社，最终还能由中国今日出版社于1998年1月出版，如今，作为《中国的陷阱》一书姐妹篇的《中国：溃而不崩》，已经毫无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不仅说明中国的言论环境日益苛酷，更能证明，中国近期之内与民主政治无缘，这是清醒者都能看见的现实。 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中国能够找到一条出路。这本书凝聚了我多年的思想，有许多观点与思考，就是在与我的夫君程晓农那无以数计的闲谈中形成并得到磨砺的。这本书是我们二人十六年朝夕相伴、艰难与共的思想结晶。这种闲谈，几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无时不在。有时，我们在夕阳中漫步，微风轻拂，树林低语，时闻草木芬芳，即使在这种时候，我们也是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包括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中国问题。当散步者迎面而来，阳光灿烂地笑着向我们“Hello”之时，我才猛然醒觉这是在散步，顿时有点茫然：在遥远的美国，享受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置身于这么美好的大自然中，我们为什么还要执念如此，不知疲倦地讨论地球另一边的中国？ 没有别的解释，只因我们都出生在那块土地上，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不管我们今天生活在哪里，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无法不与那块土地上的人共一国风雨。 也因为同是中国人，我这本书的三篇序言中的两篇，来自多年的老朋友徐友渔与吴国光。他们与我一样，都了解那块土地，他们二位那富有穿透力的序言为拙作增色不少，我从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友情，更多的是他们那深切地忧国忧民之心。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张清溪教授也欣然为拙作命笔，要言不烦，对拙著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内涵做了非常精当的阐释。张教授是台湾本土人，他非常了解大陆与台湾之间那种命运共同体般的关系，深知大陆民主化与否，实乃台湾安危之所系。我这三位朋友都对我的“溃而不崩”结论比较失望，在序言里表达了这点，但因三位都是学者，既出于对我的学术信任，更知道学术研究不能出于想象，尤其是实证研究，基于事实做出推论是学者之学术良知和责任所在。 这本书在送出版社之前的校对，全部都是德国的野罂粟女士完成。她为我做的远不止这些，从她发现我在VOA的博文中有错字、别字、漏字之后，主动承担了几乎全部文章的校对工作，因此，成为我的文章、书稿的第一读者，经常会为我提供不错的意见。她的坚持不是数月，而是长达几年，对此，我心存感激，无以言表。 感谢旅居德国的华人艺术家伍之女士帮拙作设计封面。本书的封面很好的传达了书稿的意涵，还非常有艺术感。我还要感谢现居美国的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铭先生为我与晓农所作画像，钢笔画配上木刻封面，有浑然一体之感。如果出版社用此封面为拙作发布宣传画，我一定要悬挂一张在家中客厅的墙上 。 感谢余杰为我引介了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李延贺先生，使拙著得以在台湾出版。有幸与这家高品质的出版社合作，我深感荣幸。 这本书的日文版在今年4月出版之后，很受欢迎。在写作中文书稿的四个月时间内，正逢郭文贵爆料事件引发的郭氏推特革命发生，今年4月之后翻墙出来的郭粉如蝗虫过境，将中文推特搅得乌烟瘴气。我与章立凡先生、王立铭先生等不想被拖入这潭污水的学者与艺术家，自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口号是“凡不支持郭文贵的人，就要消灭”，各种污脏暴力语言如大雨倾盆。在“郭氏乌云”笼罩之下，一些灵台清明的推友意识到郭氏推特革命的危害，他们站 了出来，如@fufuji97 、@fading\_you1、 @roydandan等推友一直在与郭粉力战，中途有北京律师梁政、四川教育学者徐歌、青年经济学者萧山等以真名注册的国内推友加入，@twittezhanji 更是战斗力超强，被推友誉为“推特上的传奇”。这些推友与更多的无名推友，大家一起奋力保护推特的言论自由。我则如同薄加丘《十日谈》里那十位离开佛罗伦萨避瘟的青年一样，偶尔将视线转向“瘟疫”重灾区，批评郭氏推特革命的丑恶，大部分时间用来完成我的书稿。因为亲身经历了这场震动中南海的政治闹剧，我在结语中对未来的中国革命不免充满了忧虑。 作为学者，20年前那本《中国的陷阱》所预测的一切，都为中国的现实所证实，但我实在高兴不起来。我希望中国能够从“溃而不崩”、消耗社会重建资本的境地自我超拔。 是为记。 2017年8月30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刘淇昆∶对“远志明是否在撒谎”的回应
“粗粮锅巴”就柴、远事件发表了他的第三篇文章∶“远志明是否在撒谎”。他置疑远志明在撒谎，主要根据是远志明对与柴女士发生性关系的地点说法前后不一。2013年3月对周爱玲牧师说是发生在他家；而在2014年6月的波士顿会见中，则说发生在柴女士家的卧室之中。 事件发生的地点，当然是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强奸、顺奸还是通奸。但是我没有看到（感觉不到）远志明的前后矛盾。他只是说柴女士到他的住所找过他，并未说明他们“上床”是在他家发生的；而且这个说法还是通过两个人（即周牧师和柴女士本人）的转述。转述人是否正确理解了远的原话，是否作了正确的转述，都是可以置疑的。柴玲去过远志明的住处，并不意味著他们之间的性行为（不管是强迫的、半强迫的还是自愿的）就发生在远家。这是两码事。在普林斯顿，他们之间确有一定的交往，“大家常在一起参加一些活动”，远还给柴当过义务司机等等。柴女士可能确实去过远家，甚至不排除是坐著远的汽车去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发生在何处，是另一回事。 远志明非等闲的无知无识、浑浑噩噩之辈，他以前还是专攻哲学的。对事件发生的地点，他不可能如此前后矛盾，牛头不对马嘴。若然如此，周牧师为什麽不在普林斯顿会见中提出置疑？柴女士为什麽对这种明显的前后不一致，也一声不吭？在波士顿当著两位牧师证人的面，远志明说明了在柴玲家他们发生关系的细节，而柴玲当时未作任何反驳。 现在不少人认为柴女士对远的指控可信，一个重要原因是远志明自柴女士发表公开信以来，未作公开的回应。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远心虚理亏。其实此事发生在二十四年前，没有任何人证、物证，确实是个“你说、我说”的无解之谜。远志明若是个无頼、恶棍（并且确实强暴过柴），他会在公众面前拍著胸脯，矢口否认，甚至倒打一耙，血口喷人。远先生的缄默， 在我看来倒是一种颇有修养的表现。 但是无论如何，远先生不宜再沉默下去了。人们渴望了解真相，希望听到你对柴玲指控的回应。如果公众再听不到你的声音，对你是十分不利的。 2015年2月10日 2015-0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习近平缺席 G20，真正原因并非“皇帝”心态
何清涟 2023年G20印度峰会上，最引人注目的高光亮点竟然不是G20峰会将讨论什么，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缺席。习的缺席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原因并非这是他成为中国掌门人以来的首次缺席，而是因为国际社会希望通过拜习会面缓和中美关系。2022年11月，两位大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G20峰会期间的首度面对面接触，双方同意应该管理分歧，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被认为缓和了美中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 那么，习近平为何要缺席这次会议？ 2023年G20会议，不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机会 国际社会对习不出席印度G20峰会有各种猜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博社的“皇帝心态说”。该论认为，习近平这次对该峰会的“冷落”，标志其行事方式的重大改变，象征他从一位政治家，转变成为中国“皇帝”，回避在世界舞台上可能面临的中国经济路线、对台湾潜在军事侵略，以及他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等棘手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木銮（Alfred Wu）更以近几个月欧盟领导人及美国高官相继访华，造成习“万国来朝”的皇帝心态，希望各国政要去会见他。 我认为这不是习近平不去G20印度峰会的原因。在拜登对习近平缺席G20峰会表示失望，并表示“但我会见他”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9月4日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暗示道，要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的中美缓和），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这其实是一种非正式表态：美国得拿出一些具体的“友好”行动。为什么让不负责外交的国安部出面，这与美国经常让刚卸任的前官员释放信号一样。 G20成员国分属两大阵营，美国仍占主导地位 G20与G7一样，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不设秘书处，没有落实决议机制，会议议程与主题一般由东道国决定，轮到某国操办某国就负责一切。从现状来看，其成员包括G7：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外加一个非正式成员欧盟；还有BRICKS的成员国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以及准成员沙特阿拉伯、阿根廷，申请加入BRICKS暂未获准的墨西哥；其余四国是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韩国是美国新盟友，印尼、土耳其与澳大利亚明显与美国更近。在G20中，美国占优势。 鉴于G20只是个定期会议，不是组织，东道国才有点主导权。由印度举办的G20峰会既不是中国主场，又缺乏中国需要的“友善背景”发表中国叙事，习近平不去，比去要更好——此为原因之一。 接下来我再分析第二个原因。今年8月下旬的南非BRICKS峰会落幕不久，各国领导人在金砖峰会已有互动，而且成果不菲，用BBC在《金砖国家南非峰会：中国与俄罗斯在非洲挑战西方影响力？》（8月23日）的话来说：“金砖集团也许还在萌芽阶段，但它已在实际产生一股具颠覆性的能量与亢奋感。南非政府安排的外交政策工作坊上，众人几乎一致认同中国才是未来”。南非BRICKS峰会，中俄两国才是真正的主角，中国议程充分展现了能动性，直接面对“全球南方”述说“中国叙事”，远比在西方国家主导的G20峰会上与美国抢话筒痛快。 路透社评说，习近平的缺席为华盛顿重塑美国在G20这个一直难以控制的政治俱乐部的议程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拜登带去了世界银行的改革提案，以及增加该行在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和基础设施方面提供援助的资金，这将为赠款和贷款再添出数千亿美元的新资金。白宫正在向国会寻求 33 亿美元，以补充美国和亲密盟友国家先前采取的措施，即到 2027 年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筹集 6000 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这是一项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这等于向全球南方提出一项建议：无论中国经济发生什么情况，美国都可以帮助你们并为你们的发展提供资金。 能够在中美角力中拿到双方资助，对于G20成员国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如今世界各国越来越聪明，知道美国国内政治党争非常激烈，2027年拜登是否还在白宫还在未定之天，为了未来的画饼也不必要马上放弃一带一路这块现实的大饼。反正就是开会如仪，又不付出什么。习近平深知这点，去不会多得点什么，不去也不会损失什么。习近平的重心是强化中国在“南方国家”中不断增长的领导力，其主场地就在BRICKS与上海合作组织（SCO）。 世界正在重组，各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新站位 美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兼强国，其“大国战略竞争”战略将影响全球。在推广这个战略的同时，美国也伴之以推广新的普世价值——LGBTQI彩虹文化，选边站的压力已经遍及亚非拉美等各大洲。在非洲方面，尼日尔政变之后，西共体最初响应美法，给尼日尔下了最后通牒，但一个多月过去，却未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后院拉美国家当中的大国巴西、阿根廷已经加入BRICKS，委内瑞拉亲中，墨西哥等国准备靠拢BRICKS。“选边站”的压力也在亚太国家当中出现，新加坡与四国联盟（QUAD）成员澳大利亚，希望不要被要求选边站，东盟希望亚洲不要成为大国角力的战场，原有的非西方国际组织都面临调整。G20不是组织，无非就是会议是否继续召开，但东盟国目前因为面临南海问题与缅甸问题，十个成员国因对华立场不同，按半岛电视台的说话，这两个大麻烦正将东盟推向崩溃。 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No.1的领导地位，仍然以价值观为主导，区分“南方国家”的成员属性，并以各种国际组织定性这些国家的政治身份，借此与地区性的潜在竞争者相互制衡，避免让出现一个反西方的“全球南方集团”。有助于扼制中国的南海问题、印中边境问题，以及在中东国家的传统操作，新的非洲战略等等，现在都遭到中国部分反制，例如今年3月促进伊朗与沙特阿拉伯这一对“世仇”恢复外交关系，9月5日表态愿意在尼日尔问题上发挥调解人的作用。 G20是由G8（G7+欧盟）发展而来，是西方国家的主场。习近平近年来对世界局势的认知是“东升西降，平视西方”（主要是美国，对欧盟早就是俯视了），加上俄乌战争后BRICKS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再以客位参加美国占优势的G20，就不再那么重要。这就是习近平缺席印度2023年G20峰会的主要原因。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9月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90820231743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推荐文章】敖博：我第一次到人间
【推荐按语】第一次听到敖博这个名字，是在三月份要离开台北的那个晚上，一位台湾摇滚乐手来饭店找我，带来一大叠中英文报纸，上面有对敖博及他的盘古乐队在台湾演出的报道。我当时几乎有点不能相信，竟有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能超越狭隘的大中国情结，勇敢地发出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利的正义之声。 回到纽约後不久，看到了网络上介绍敖博歌词的文章才明白了，他的认识和境界，早已超越了自己是哪国人的层次，而是站在一个世界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发出道义的呼喊，为了世界上所有被剥夺了自由的人。 他的歌词中表现的，那种义无反顾，那种大义凛然，那种摧枯拉朽，那种滚滚激情，那种对独裁专制毫不留余地的彻底否定，都放射出中国「威武不能屈」，以及西方「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光芒。而且他的歌词，不仅雅俗共赏，更体现了艺术家的风骨。他和目前中国污泥浊水、酱缸般的所谓艺术界，形成鲜明的对比。 2004年6月20日於纽约 我第一次到人间 ——盘古新歌词 （2004.5.7） 敖博 我第一次出国 我第一次到泰国 我第一次到台湾 我第一次到了人间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 我第一次离开地狱 我第一次离开绝望 我第一次见到了自由 他们问我为什麽要到人间去 他们问我在人间过得好不好 他们问我是不是想留在人间了 他们问我还回不回共产中国了 我第一次到了人间 我第一次见到了自由 我记得我原来还是个奴隶 我记得我还要去发动起义 我早晚一定会回去 我的革命一定会继续 我一定要让我的朋友得到自由 我一定要使我的祖国成为人间 《让我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2002）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国家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民族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历史 让我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人民需要信心》 （2002） 我们要让人民听到 我们要让人民看到 我们要让人民知道 我们要让人民相信 我们要给人民反抗的勇气 我们要给人民斗争的热情 我们要给人民革命的决心 我们要给人民成功的希望 人民需要信心 我们要给人民信心 《公告》 （1998） 在自由面前你不可能 无懈可击 在盘古面前你不可能 无所畏惧 无法回避 盘古来了 没有人权 一切都是假的 没有盘古 一切都是苦的 盘古来了 共产党完了 《拳打脚踢》（1998） 一拳就是一拳 一脚就是一脚 打不著不打 打不重不打 打不死不打 拳打中国音乐花架子 脚踢红色摇滚僞政权 打碎中国原创音乐的天空 踢破中国摇滚朋克的美梦 趁著大家还没有死 我们拳打脚踢 打出个自由 踢出个民主 《关於杀人》（1997）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挣一个 这样的杀人 没有出息 一个赤手空拳的人 一辈子能杀几个人 一个手掌大权的人 弹指一挥间 让多少人直奔阴间 高手杀人 像他们思考时抽的烟 一根接一根 一根接一根 荆轲刺秦 就算没杀死 自己也陪进去了 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声 而真正的职业杀手往往就是统治者本身 像秦始皇这样的统治者 你就不知道 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杀过多少个荆轲 杀过多少个比荆轲还差劲的杀手 杀过多少个连差劲杀手都轮不上的 生来就不敢杀人的草民 《独立革命》（2000） 独立吧 独立吧 赶紧独立吧 革命吧 革命吧 赶紧革命吧 就算我们独立一天 也比不独立要好 就算我们独立一小时 也比不独立要好 就算我们独立一分钟 也比不独立要好 就算我们独立一秒钟 也比不独立要好 就算我们要爲革命 流尽最後一滴血 也比被压迫要好 就算我们要爲独立 战斗到最後一个人 也比被奴役要好 2004-06-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就曹长青《“五错俱全”的王丹》一文当面求证于张思之
金秋时节，平头有幸作为导游陪大律师张思之老先生一行，在丹麦北部农庄过了几天信马由缰的田园休闲日子。 中秋佳节，在丹麦海滨小城奥尔堡陪先生一行共进晚饭，三杯酒下肚，八十七岁高龄的张先生童颜鹤发，思维愈加敏捷，与弟子们谈兴丝毫不减。时而谈笑风生,时而插科打诨，席间的趣闻逸闻佳话笑话，尽显“耄耋律师仍少年”的老顽童一面。老爷子精力过人，一晚上依然声若洪钟，毫无倦意。 （图∶张思之先生在丹麦欧登塞童话大师安徒生故居老街） 张思之生于河南郑州；1944年，16岁的张思之参加中国远征军，并赴印度接受训练。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49年2月，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1979年7月，张思之重返律师界，随即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 这位曾给李作鹏、魏京生作辩护的中国著名大律师张思之，因为人低调，且所办案件多涉“敏感”不宜公开审理，张思之并不为中国大众所熟悉。但他参与的一系列案件却每每轰动海内外，如1981年“李作鹏案”，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从1990年代到现在，他为中国知名的所谓的“政治犯”魏京生、王军涛、鲍彤、高瑜以及维权律师郑恩宠等作过无罪辩护。 2008年11月10日，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将两年一度的佩特拉.凯利奖授予81岁高龄的张思之。伯尔基金会称，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律师的荣耀和良知”的大律师。 扯远了，言归正传。 九月五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平头驾旅行车带著张老先生一行，由丹麦日德兰半岛前往德国汉堡。 （图∶笔者小平头与张思之老先生在汉堡市政厅前合影） 晚饭是在港口落日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在汉堡著名的渔人码头露天酒吧畅饮啤酒。 席间我的智能手机响起“邮件提示”，打开一看，恰好曹长青先生将《“五错俱全”的王丹》一文在民运圈邮组群发，也发到平头的邮箱（平头与曹先生素未平生），其中有一段涉及张思之老先生—— 今年（2014）六月，从媒体对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的新书《行者思之》的报导中看到，作为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对某个学生领袖的表现颇为不满。他没点名，但稍微知情者都知道是王丹。报导说∶“张思之说，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他查阅卷宗，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运领袖给控方提供了什麽东西。没料到，其中有份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甚至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他辩护，张思之毫不犹豫找藉口回绝了。他认为，坐了共产党的牢，顶不住，交代问题，他不但理解，而且会谅解，要允许人性有弱点。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垫背，更不允许害人，那是背叛，更何况你这是‘恶毒攻击’，自命领袖，统领‘学界’，怎麽还受人‘教唆’？什麽叫教唆犯？官方都给他加不上这个罪名嘛。” 于是平头将此文从邮箱调出，将文章字体在手机屏幕放大让老先生一阅。老先生看得很仔细，文章看完之后，还说“这文章是昨天（九月四日）刚发的呀”┅┅于是，平头斗胆向张老先生求证，其一，曹文中涉及张本人的是否属实？其二，那个没点名的“某个学生领袖”是否就是王丹？ 老先生顿时一脸严肃，作了肯定答复∶那个学生领袖就是王丹，曹长青文章中涉及我的部分都是事实。未了浩叹一声“人贵自知之明那”——他在书中之所以没点出王丹的大名，是念及王还年轻，期待他以后自省。没曾想王到海外之后倒变本加厉啦！看来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哟！┅┅ 九月上旬，张老先生一行结束北欧之行返京。下旬传来张老住院的消息∶9月25日中午，张思之突发脑中风住院，一度说不了话，目前已无大碍。目前，张思之担任浦志强和高瑜两案的代理律师，可能是因此劳累过度的缘故。祈愿早日康复！ 2014年11月16日于丹麦 ——原载博讯 更多该作者文章见其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xiaopingtouyehua/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阿拉伯世界为何落後
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世界上的焦点新闻有两个，一个是美国领衔的全球军事反恐；另一个是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加剧。这两件事都和阿拉伯世界有直接的关系。袭击美国的19名恐怖主义份子，其中有15名国籍是沙特．阿拉伯。因而有人总结说，现在人类的冲突，基本是先进的西方文明和落後的阿拉伯文化的冲突。 阿拉伯国家，以至穆斯林世界，从来不接受这种结论。但最近由一批阿拉伯学者在联合国支持下、经过一年时间研究撰写的“2002年阿拉伯发展报告”（AHDR）为上述说法提供了事实根据。 这份报告展示，阿拉伯世界处於全世界最落後的状态，其自由空间不仅远远少於欧洲、亚洲、美洲，甚至少於撒哈拉大沙漠的非洲国家。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没有一个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仅所有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且对女性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不仅阿拉规定男人可以有四个妻子，而且至今女性开车都要被判刑。 ●22个阿拉伯国家产值少於西班牙 虽然阿拉伯国家生产石油，但它的经济水平却相当低。22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的平均人均收入，现在才是南韩的一半。全部22个阿拉伯联盟成员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还没有西班牙一个国家多。 阿拉伯联盟国家共有二亿八千万人口，四分之一是文盲；文盲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在阿拉伯国家举行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阿拉伯青年想移民。但这样的地方，却人口增长最快，按目前速度，到2020年时，将增加到四亿六千万，几乎要翻一番。 在文化方面，阿拉伯国家更是封闭。据这份报告，全部阿拉伯世界一年翻译的外国书才约三百本，这个数量才是希腊这个小国的年翻译量的五分之一。 到底是什麽原因导致这种状态？不久前被暗杀的荷兰政治家福图恩曾大胆地直言：“伊斯兰文化是落後的，伊斯兰教和荷兰的自由传统不相容。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和犹太教相比，在价值观和现代性标准上来说，是一种未经启蒙过程的文化。”连这份阿拉伯学者撰写的报告也承认，阿拉伯世界“令人伤心地缺乏三项必要的东西∶自由、知识和女性的权利。” 正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如此落後，阿拉伯文化如此落伍，因此才有了半个世纪流血冲突的巴以冲突，它表面上看是围绕土地，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所属於西方文明的以色列，和阿拉伯落後文化的冲突。 ●让我们不要降低到他们的水平 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有这种认知，是在十多年前看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中对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采访录，梅厄介绍说，当以色列士兵和侵略他们的埃及军队打仗回来，他们把自己反扣在房间里痛哭，他们痛悔自己在战场上不得不开枪，杀死了人。他们看重生命，即使是敌人的生命。 虽然以色列军队也在武装冲突中导致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但这和刻意地用自杀炸弹杀平民完全是两种性质。今天巴勒斯坦人使用自杀炸弹有意杀害以色列平民，不仅不把对方老百姓的生命当作人命来看待，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珍惜。而且那些留著大�鹤印⒂兄�四个老婆的阿拉伯男人们，竟让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少女去自杀和他杀，这难道不是连兽性都不如吗？ 西方文明和阿拉伯文化的冲突从巴以两方的葬礼也可看出。巴勒斯坦人抬棺游行，戴著面具的男人手持冲锋枪向天上扫射，那种狂热、复仇的气愤，几乎要从电视画面喷溅出来。 而以色列平民被自杀炸弹有意谋杀，以色列人只是静静地在墓地举行葬礼，没有复仇的集会，更没有挥舞枪枝，煽动狂热和仇恨。一位儿子被自杀炸弹杀害的以色列人父亲在葬礼上说的是，“让我们永远不要降低到他们的水平。” ●对生命的重视是文明的标�� 区分文明程度的不同，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是看其对待生命的态度。最近看到一篇报道，更加强烈感觉西方文明对生命的重视。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继续在老挝、越南、柬埔寨搜寻越战时美军阵亡士兵的尸骨。越战已过去30年了，但美国人还在极为认真地、年复一年地寻找每个士兵的尸骨和残骸，即使是一颗牙齿，一块碎骨。 美国在和越南、老挝恢复外交关系时，把寻找越战美军士兵尸骨作为政策第一优先。每年投入的资金高达四千万美元，在夏威夷有十个搜寻大队，派到这几个国家寻找。在那条当年河内向南越的越共提供武器的著名“胡志明小道”上，美国寻找大队的人员，用筛子过滤那些被猜测可能埋有尸骨的山土。上个星期，找到了被列为失踪人员的第733个美军士兵的牙齿（还有175人没有找到尸骨），被送到夏威夷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尸骨鉴定试验室查核。 原来美国人曾出价购买越南人手里的美军阵亡士兵尸骨。但听说美国人这麽重视尸骨，越南人竟纷纷自行寻找，或挖墓盗骨，然後和美方讨价还价。一包尸骨叫价到一千到五千美元不等。而美国人买回尸骨後发现，大部份骨头是越南人的，还有动物骨头掺在其中。 美方向越南政府交涉，河内当局也觉得难堪，於是下令突击搜查窝藏尸骨者，仅在西贡的七个家庭，就搜出一千多包。经检验，这三千一百块骨头，除22块之外，都是越南人的尸骨。而且经夏威夷的尸骨鉴定中心查验，从越南买回的真正美军阵亡者的尸骨，并不是刚刚从地下挖出，而是在地上保存了多年。 後来美国放弃了购买阵亡士兵尸骨的计划，因为越这样找，越难以找到，更多的尸骨都被越南人提前盗走，待价而沽。这些事情经报道後，让那些视生命至上的美国人目瞪口呆，而那些阵亡军人家属更是欲哭无泪。 西方世界对生命的重视是当今任何其他文化都远远不可比拟的。而阿拉伯世界在这点上连他们自己的学者都不敢恭维。对生命的重视，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重视，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自杀式屠杀则是用最残忍的手段谋杀人类文明。 （载《开放》2002年8月号） 2002-07-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奈保尔歧视非洲？——奈保尔评介（6 之 2）
虽然自18岁以後奈保尔一直住在英国，但他的作品却主要是描写第三世界，具体地说是写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再具体地说，大概除了中国，他把第三世界几乎全写到了。 1971年，奈保尔以《在放任的国家》（In A Free State）得到英国最高图书奖布克奖（这里之所以译成“放任的国家”而不是“自由的国家”是因为小说指的是一个刚独立、尚未建立起任何规矩的、混乱的非洲国家。而中文的“自由国家”通常指西方自由国家）。在这部由五个中短篇组成的作品集，奈保尔主要描写了个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困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不相容性。《在放任的国家》是一个中篇小说，或叫短长篇。在这部作品里奈保尔通过一对欧洲男女在非洲某国的一次旅行经历，主要写了非洲从英国独立之後的失控。 1979年奈保尔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的经典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印度後裔的穆斯林人在某个没有给具体名字的、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经历。这是他描写非洲後殖民地时代现实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在这本书里，奈保尔用一个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印度後裔但在非洲谋生的小杂货店主的口吻、用平静的语调，说出了人们不想看到、不愿意承认、更不敢说出口的真实：殖民地独立之後，非洲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远超过殖民地期间。他们在挣脱了部落的枷锁或殖民地的规矩之後，却无法进入现代人的生活；社会没有秩序、毫不安顿；形成了一种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既无规矩、更无法律的混乱局面。“丛林在自行运转著，人们无路可逃。”“丛林”（The bush）是奈保尔常用的代名词，表示非洲以及整个第三世界。 在那个社会里根本没有知识份子，军队是唯一的权力，在军队之上就是“强人”（Big Man） 总统。任何政策的决定都取决於这个“强人”的奇想。就像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状态。在那种世界，被压迫者经常会像压迫者一样邪恶；两者同样都被黑暗和恐惧征服；普通人没法有真正个人的事业，没有个人的成就，他们很容易被各种幻想和谎言左右。 同样像共产主义社会，“强人”根据他的统治需要，雇了一个白人学者重新改写历史。在这之前非洲的历史也全都是欧洲人写的，自然带著欧洲人的主观或偏见，但非洲人本身却没有写下自己的历史。奈保尔写道，如果欧洲人不把非洲的历史记录下来，他们的历史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人在乎过去，也没有人看重将来，他们只是活在当下。 奈保尔在这部书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是在人类成就的基础上写的，没有成就也就没有历史。他暗示，非洲的历史是从欧洲人来了之後才开始有的。 《河湾》的男主角说：“逃离家庭、社会规定的生活不仅是一种渴望、需要，而是能幸存的唯一选择。”这不能不说是许多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所以奈保尔说他自己没法在作品中充满浪漫情怀地美化第三世界，没法对那里的野蛮做合理的道德解释。那里到处充斥贪婪、嫉妒、野蛮、仇恨；黄种人恨褐色人，褐色人恨黑人，黑人恨白人，就这样循环著。这种仇恨似乎是正常的。奈保尔认为，“贫穷比任何现代机器都更把人非人化。” 对西方那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赞美第三世界的歌声，奈保尔在《河湾》中写道∶“你无法听下去那些关於人间不平的甜蜜歌声，除非你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能享受到正义；你不可能歌唱世界的末日，除非你感觉到是安全地呆在一个将一直存在下去的世界。” 奈保尔在另一部以拉丁美洲为背景的作品《游击队员》里，最刻薄地描述的是一个浅薄的左派英国女人。那个善良的白人女性，因为背後有另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安全、富有等保护著，她根本对革命、对人要付出的代价、对那种社会的残酷毫不清楚。她对周围的荒诞完全没有感觉，她的感官系统失灵。当她在非人的第三世界过得不开心的时候，以为就可以轻松地飞回西方自由世界的保护伞下。但最後无知被邪恶吞噬，她自己被强暴之後屠杀。奈保尔对西方人的“天真”似持不原谅态度。 他表示，对於“原始森林”（指原始野蛮的社会）他没有西方人那种“温柔的情感”，因为西方人只是周末到“森林”里去野餐一顿；他们在西方自由通行证的保护下，轻松愉快地到非洲遛达一趟，见到和欣赏的是微风吹拂下的棕榈树和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美妙沙滩（就像西方人到北京上海见到的是高楼大厦、霓红灯闪烁，好一派现代化的美景）。 《河湾》的男主人说：“我很吃惊，欧洲和美国的报纸上居然对这里的屠杀有赞美声。当然，人们对他们不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他们不必去居住的地方总是愿意说些好话。”精辟、准确至极！ 西方左派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平等的价值，但他们自己却绝对不去和西方具有“平等价值”的第三国家居住。他们大可以在西方全方位的精神、物质保护下，躲在西方的象牙塔里赞美第三世界的迷人。事实是，一味地施舍廉价的同情绝不是真正的关心，对自己不必去居住的残酷地方的轻松、潇洒的赞美则不是无知就是可恶。如果有谁能真正放弃西方国家的护照，移居到第三世界国家居住，并热烈地赞美那里发生的一切，这才是值得佩服的；只有这种人才不是伪善。但还没听说过在西方有这种人，连加入阿富汗塔利班恐怖份子军队的美国人沃克尔（John Walker）都不肯放弃美国护照。 无论如何，世界上没有比躲在象牙塔里赞美“丛林”的人们更伪善的了。 奈保尔眼中的非洲是无法无天的相互残杀、独裁政权的野蛮统治、社会的贫穷落後。大概只有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在那种社会生活过、挣扎过，才能真正理解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里那句话：“去旅游是个美妙之地，去居住则是地狱”。 现在不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当他们像西方人一样得到“自由通行证”的保护之後，也开始赞美那些他们不必回去居住、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旅游、更可以潇洒地离开的地方。自由给了他们赞美“丛林”的资本，也给了他们抨击西方的特权。这类就是令奈保尔非常生气的“那些享受著自由却不赞美自由的人”。 不少天真可爱的西方人对奈保尔的作品感叹∶“他写的多厶好呵，可是他为什厶不写写西方白人的缺点呢？”也有人讽刺“因为他是棕色皮肤的，所以他就有了骂有色人种的执照了。”那个以攻击西方文明、维护阿拉伯文化而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又译萨伊德，Edward W. Said），则谩骂奈保尔是“白种人的黑鬼”（a white man's nigger）。可这个和巴勒斯坦的小孩子们一起向以色列哨所扔石头的赛义德自己却绝对不回到他的家乡阿拉伯第三世界去居住，死活呆在给他所有言论自由的美国。 绝大多数和奈保尔有同样想法的作家都缩著脖子不敢声张，而奈保尔则毫不顾忌地写（说）出自己鲜明的观点。作为一个有色人种，他的确有著同时指责第一和第三两个世界的特权，他也尽最大能量地使用了这个既没人主动给、也没人主动要、更挨第一、第三两个世界主流舆论骂的特权。 有记者问奈保尔，“为什厶非洲的作家们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好像没有你那厶深入的批评？”他回答到：“有的社会刺激、促成有深度的作品；而另一些社会则不能，因为那种社会提供的促使智慧扩展的空间太小，所以作家们很难深刻。”奈保尔认为那些住在原始、野蛮、黑暗社会的人经常没法清晰地看清他周遭的世界。 奈保尔曾对一位印度裔作家说，“拉丁美洲除了官方作家什厶都没有。”“官方作家是指他的观点对现存体制、政府、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到处都是官方作家们，他们不冒犯任何人，就让拉丁美洲那厶一团乱糟，因为作家们不冒犯任何人。他们躲避了真实，所以混乱在继续著。” 《河湾》中写道：“每个人都放弃了一部份自己，去为他们的领导人服务。每个人都自愿地自我渺小去凸显他们领导人的伟大。” 当然，奈保尔并不是唯一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批评者，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已经有不少拉丁美洲、非洲和印度作家抨击第三世界的独裁专制、民族主义和腐败落後，像拉丁美洲的塞尔文（Sam Selvon）、拉明（George Lamming），非洲的阿基比（Chinua Achebe），印度的纳拉延（RK Narayan）和拉奥（Raja Rao）。但奈保尔则是其中最著名的。 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贫穷落後原因在於他们自己文化的糟糕、政治的独裁、政府的腐败、知识份子的愚昧、人民的野蛮。他对这样的第三世界充满悲观，所以当有人问他非洲的前景在哪里时，他说：“非洲没有前景”（当然这话是在二十多年前说的）。他之所以敢这厶大胆地说话是因为他没有像西方作家那样，带著昨日殖民者的歉意美化非洲和拉丁美洲。 他的作品不仅描述了非洲、印度、中东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困境中挣扎的悲惨现状，更明确而尖刻地指出：虽然西方殖民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人民带来了文化震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绝不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落後、野蛮的理由。在殖民统治结束後，那些国家的情形更黑暗。而造成这种黑暗的原因完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军阀混战的独裁统治；迎合支持独裁者的文化人；缺乏人性的文化；被原始、野蛮包围的大众。他尤其愤怒地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失败归罪於别人，归罪於西方，而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期望的。所以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未完待续） 2002-03-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达赖喇嘛的巨大财富——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四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除了藏人的苦难经历和全民信佛给人强烈的印象外，再一个就是藏人开办的学校，由于它教授藏文，又不收学费，吸引了大批西藏青少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这里求学。而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学校大多用汉语教学，而且学费越来越贵。 在距达兰萨拉四小时车路的西藏儿童村分校，校长白玛次成告诉我，该校现有1,251名学生，99％是近年从西藏逃来的，都没有护照。 这个学校有初中、高中班，学生年纪在14到17岁之间。学校共有61名教师，除一人外都是藏人。白玛介绍说，“每个月，每天，都有学生从西藏逃来这里，昨天还到了六个孩子。他们在这里学习数理化各种知识，还学习藏文、英文和印度文。毕业後，再到印度的大学深造。有的又回到这里任教。”白玛指著身边28岁的学校教务长拉噶才仁说，“他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在课间，我采访了一个刚逃到这里才一个月的学生班禅。这个16岁的男孩告诉我，他家在拉萨附近乡下，父亲已去世，母亲50多岁，在牧场干活。他有五个兄弟两个姐妹，其中两个哥哥是和尚。家里没钱供他读书，而他特别想得到好的教育。他的舅舅做生意，有时去尼泊尔，听到这里有学校教藏文，就鼓励他逃到这求学。 “我们一批20多人一块逃的，交了700元带路费，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路也太长了，太累，太难走，有时感觉会死在路上。”班禅说，他学完会返回西藏，为西藏的未来做点事。 ●八千西藏青少年逃来印度 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中心”主任索郎秋培介绍说：“从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500多孩子从西藏逃到这里，年龄在6到13岁之间。他们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在路上走一个多月，有的孩子冻死了，有的冻伤，但大部份都过来了。” 这些孩子有的是随父母来的，有的是交钱给蛇头带来的。由于中印边境双方都有大量驻军，因此偷渡者主要是进入尼泊尔，再从那里到印度。因尼泊尔与中国关系较好，在边境双方没有驻军，只有哨所，而且山口也较多。 印度驻军见到逃来的藏人，只是赶回去，不抓。见到孩子有时放他们进来。但尼泊尔哨所抓到越境藏人会交给中方，有时还勒索抢劫藏人，因为逃来的藏人都带著一些积蓄。在达兰萨拉编辑中文《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告诉我:“不久前，一个从西藏逃来的尼姑，在边境被尼泊尔警察强奸。” “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这里之後，就不管了，等于是托付给了西藏流亡政府。孩子的吃住教育等全部开支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募款。”索郎秋培继续介绍说，“过了七、八年之後，这些孩子父母弄到护照後，再到这里来找孩子。有的父母长期申请不到护照，想孩子心切，就冒险偷越边境过来看孩子，再以同样方法回去。因为这里的教育水准高，又不收费用，因此逃来的孩子越来越多。1979年以来，已有8,000名青少年从西藏逃来。” ●藏干与中共捉迷藏 中共当局近年开始采取措施，规定说，藏人干部如果不把孩子从印度领回来，将开除公职。当局给干部发护照，让他们来印度领孩子。由此在藏干与当局之间开始了一场“找孩子的迷藏”。 有的藏干怕丢掉饭碗，只好把孩子接回去，也有的从印度回去後谎称孩子丢了，无法找到。有的干部则利用这个机会来印度听达赖喇嘛讲经，然後对当局说，孩子被带到尼泊尔边境时又跑掉了，而他已无足够路费回去再找。也有的藏干来到印度，干脆就不回去了。“难民中心”一位刚逃来不久的藏人说，现在拉萨有些藏干煞有介事地在街上贴“寻人启示”找孩子，其实是做给当局看的，因为他们早已把孩子送到了印度。而在西藏乡下，由于现在经济开放，人员流动，孩子没有了，家里谎称说送去了城里亲戚家，当局也搞不清楚。 在西藏儿童村，校长白玛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最近有人从西藏带来的中共西藏共青团委员会开具的藏文介绍信，上面写著，如果父母不把孩子从印度领回，将开除公职。 在“难民中心”，住著一百多名新从西藏逃来的人。越来越多的藏人源源不断地逃来达兰萨拉，给流亡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西藏通讯》编辑达瓦才仁说，“经济上有些困难，但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国际捐款越来越多。但现在流亡政府的政策是劝逃来的人回去，因为中共向西藏大量移入汉人，使藏人已成为少数，藏人再大量逃来印度，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成为少数了。而且印度终究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早晚我们要回到家园。经过劝说，逃来的藏人有一半又回去了。中共给藏人洗脑宣传说，达赖喇嘛回去要恢复农奴制，但逃来的藏人在这里亲眼看到流亡政府的民主运作，了解到西藏的真相，回去後等于是活的宣传品。” ●藏人传统：孩子六岁就进寺庙 大人回去了，孩子一般都留了下来，分配到各地藏人学校。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了104所学校，其中千人以上的全日制寄宿学校有7所，有65,000多名藏人学生。同时还建了一所综合大学，该大学以藏语授课，培养了很多藏学人才。 在印度南方藏人居民点拉格林，藏人办的学校有1,200名学生。居民点的行政主管、达赖喇嘛的代表索南考拉桑告诉我，学生的衣食住都是免费的，也不收学费。除了流亡政府给些资助外，主要来自国外捐款和个人赞助。现在300学生有赞助人，一个月20美元，赞助人多来自法、德、美等西方国家。 我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儿童村采访时，遇到一个法国驻中国的女外交官，我们共进午岳犰o告诉我，她听说这里有西藏孩子需要帮助，就特意和丈夫一起来这看看并选择赞助了一个女生。 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现在是西藏儿童村总校校长，她告诉我，在西藏流亡社区，98％的孩子都上学就读。 有些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印度，是因为这里有能使孩子很早学习佛学的机会。以藏人的传统，孩子满六岁，就可以送到寺庙当和尚，学习佛经。但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规定年满18岁才可以出家。因此现在西藏的寺庙中出现了“非法和尚”：那些年龄没到18岁的和尚，在中共当局来寺庙检查时，就躲起来，检查人员一走，再进寺庙。 达瓦才仁说，“我有三个弟弟都是‘非法和尚’，有个才14岁，当局来检查，庙里的人就谎称他是临时来帮忙的。但很多小和尚被查出遣送，父母还受惩罚。因此很多家长只好把孩子送到这里的寺庙。”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的寺庙，有一百多名7到15岁的小和尚，绝大多数都是从西藏逃来的。 ●流亡藏人的“延安” 从西藏逃来的成人，很多也进入学校学习。在距达兰萨拉三小时山路的索噶学校，就是藏人建立的成人学校。这个学校建在山上，坐在课堂，隔著窗户就能清晰地看到雄伟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学校现有的319名学生，全部是近年从这白皑皑山脉後面的西藏逃来的。 60岁的校长降巴介绍说：“这里的学生最小的18岁，最大的35岁，多数是从西藏东部的安多（青海）逃来的，因那里学校更少。他们对当局说去拉萨做生意，逃到这里学习六个月或一年，再偷渡回西藏。” 这个学校没有校园，没有操场，只有一排排铁皮房子，作为教室和宿舍，房子之间有潺潺流动的泉水，山青水秀，充满灵气。一个筒仓式铁皮房子，有20多张床，没有取暖设备。 我去的时候是11月底，住在达兰萨拉很好的宾馆，晚上要把两条毛毯和被子全压在身上，还有时冻得难以入睡。达兰萨拉的旅馆和住家都无取暖设备，成人学校的学生们要在铁皮房子里过冬，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校方发给每个学生四条毛毯。我在学生宿舍看到，每个床头除了毛毯和书籍，都挂著达赖喇嘛的像。在课间，当学生听说来了一个中国人采访，一下子围过来100多人。校长提醒我，不要拍照，不要问他们的名字，因他们还要回到西藏，免得中共找麻烦。 从甘肃天祝县逃来的今年28岁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毕业于甘肃省佛学院，经常听英国BBC和美国之音，因此知道了这个学校。他是前年9月和40人一起逃来的，在路上走了23天。 当我问他对西藏前途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西藏不独立，我不结婚，宁可等二十年。”当我提醒他达赖喇嘛主张西藏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时，他马上说：“我同意达赖喇嘛的‘一国两制’，达赖喇嘛怎麽说，我都同意。” 他穿著白色衬衣，花格毛线衫，外面是西服，脚蹬皮鞋。我问他怎麽穿得这麽时髦？他笑著说，“这是学校两年前发的服装，我经常穿。”我问他“你恨不恨中国人？”他说“不恨”。“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当面你不好说？”他回答我说，“不是，我在西藏时心里就这麽想，我恨共产党。” ●千名藏人纪念“六四” 这个藏人小伙子对中国人的想法不是个别的。我在当地采访的50多名藏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去年六月，达兰萨拉的藏人们还举行了纪念“六四”死难者活动，有一千一百多人参加。我听到这个数字很是感慨，因为我居住的纽约，有30万华人，但每年纪念六四活动，参加的人都不到500人，才是千分之一强。而只有7,000藏人的达兰萨拉，有1,000多人参加，是人口的七分之一，还是纪念中国人。藏人的这种胸怀，和他们信仰佛教，遵守“戒律”中的“不杀生”、“不仇恨”有关。 降巴校长说：学校也给学生讲授一点佛学，希望能使青年人得到更多的佛教文化熏陶。学校一个月费用18万卢比，合5,000美金，由流亡政府拨给。学生们都很用央A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学习到晚上六点，一周学习六天。他们刚来时，50％的人会说中文，35％的人会藏文，其它的人什麽也不会，只会说一点点藏话，因在西藏没有学习藏语的机会。在这里他们学习藏文、英文和其它知识。 在课堂上，我看到那些二、三十岁的男女藏人，在用看图识字的藏文课本，随著老师的发音，在一字一句地复念朗读。那几十名学生一起朗诵的声音，和窗外奔涌的山间溪水声，此起彼伏，交响在一起，流动著活力和希望。它使人不期然想起四十年代的延安，那种同仇敌忾，那种艰苦奋斗，那种青年学生冲破封锁义无返顾、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劲头。 ●青年藏人都想报效国家 在新德里机场接我的青年藏人诺佩正在印度的一所大学读书，他说，最大的志愿是毕业後能进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虽然在文盲很多的印度，一个大学毕业生很容易在印度人社会找到工作，但他认为必须为西藏自由独立做点事，尤其是他小学中学都毕业于藏人学校，流亡政府给了他免费教育，他必须回报。他前年曾利用假期偷渡进西藏进行考察。 曾陪我去南方采访的23岁的“西藏青年会”干事更秋才仁告诉我，如果流亡政府有一个空额，会有几百名藏人应征，很多都是大学生，要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能进入流亡政府工作，非常被人羡慕，因为大家都想为西藏做点事，为国家献身。他也是大学毕业後经过几次考试与筛选才进入“青年会”的。更秋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与藏文，还会说印度语和南方乡下的印度方言。 ●人才：西藏的未来 现在流亡社区的中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是藏人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有这种报效国家、回报政府教育的愿望。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的素质很高，绝大部份大学毕业，很多还在美国留过学： 我在南方采访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的行政主管索南考拉桑在纽约长岛的大学进修过硕士课程，还在挪威的“西藏之声”做过编辑；拜拉库比藏人居民点的主管普布赛达在乔治亚大学政治系读过书；南方藏人居民点总负责人丹巴桑噶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流亡政府新德里办事处主任坚巴曲桑在迈阿密大学获得比较政治学硕士学位； 流亡政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土丹桑佩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硕士。哥大新闻学院是世界一流新闻院校，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至今才十几人，而桑佩是第四个获得这所新闻学院硕士学位的流亡藏人； 教育部第二副部长塔西瑞卡在维吉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交部的第二副部长索南达波，在新德里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後，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拿到政治学硕士学位。 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後，特别强调教育，不仅开办藏人学校，提供免费教育，还把一批批青年藏人送到西方国家的大学深造。西藏流亡政府现在虽然仍艰难奋斗，但它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是通晓英文，熟悉国际社会，心胸开广、有全球视野的人才。这是它最大的财富，也是西藏这个民族百压不垮、不可征服的希望与未来。 （载香港《开放》1998年6月号） 1998-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蔡英文会输给马英九的三原因
（这是去年【2011年】3月，即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产生之前做的 长青论坛 节目的文字，指出，如果蔡英文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会输给马英九。台湾总统选举1月14日揭晓，蔡英文输给马英九近80万票。在蔡英文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後，又显露出其他一些导致败选的原因，我另文再叙。） 2012年民进党总统大选的人选问题已迫在眉睫。就目前摆在桌面的这几个人，我们应该支持谁？收到一些台湾读者来信，感到困惑。我的回答是，我不看重这个人是男是女，是民进党，还是民进党外的（当然得是绿营的），我最看重的，是这个人能不能在2012打败马英九。 蔡英文虽然现在呼声很高，但我觉得她很难打败马英九，如果她作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参选，可能会使绿营在2012年再次丧失机会。那将是绿营的一个难以承受之重。 为什麽说蔡英文很难打败马英九，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因素，希望引起绿营朋友们的重视和讨论，因为这不是要不要支持蔡英文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绿营的前途，台湾的前途，是个超越哪个具体人的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蔡英文的政治理念不清晰，对台湾是否要走一条成为正常国家的路，没有任何明确的表述。理念不清晰坚定，就难以调动起台湾南部的绿营支持者的激情。而没有南部的火热激情，就无法最大程度地赢得南部选票，来平衡和抵消台北中国城的国民党选票，也就无法打败马英九。 我们看陈水扁2004年赢得总统连任，主要是在高雄、台南等南台湾大赢，抵消了北部国民党的选票，略有盈馀，才赢得了选举。那次选战主轴，打的是国家认同，尤其二二八手牵手，强调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台湾不属於中国，台湾人自己决定命运等。正是这个主轴，激发了绿营基本盘的士气和激情，造成众志成城的声势和气势，才获得绿营的胜利。 但是，在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理念是否清晰和坚定这一点上，恰恰是蔡英文的弱项。蔡英文当上民进党主席至今，从来都不提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她刻意避开了这八个字。最近，蔡英文提出的两岸论述，是什麽「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这种抽象、模糊的阐述。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论述君子和小人的。用两千年前中国孔子的语录，来确定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本身就有点不伦不类，也让人不知所云。选总统是政治操作，候选人的政治理念、各项政策，必须清楚地给选民交待，必须用最简单的话，让扫地、卖菜的老百姓，让不识字的人都听明白才行。如果2012 蔡英文代表民进党选总统，用古文来表述她的用大白话都讲不清楚的选战主轴，那怎麽能调动起民众的激情呢？我实在看不出来。 第二个，蔡英文缺乏辩论能力。在今天这个电视时代，只要电视辩论表现很差，基本就输定了。我们看美国上次大选，欧巴马对麦肯，年迈口笨的麦肯，在辩论上完全不是欧巴马的对手，第一场辩论下来，就大局已定，麦肯输定了。蔡英文跟马英九曾有过电视辩论，是关於ECFA即艾克法问题，那场辩论，我在网上看了，平心而论，蔡英文完全是输家。辩论後的第二天，台湾预测政局的「未来事件交易所」上的蔡英文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股票价值，大跌了七美元。说明大家的看法是一样的。 蔡英文可能是个不错的大学教授或学者，但她不会选举语言，更缺乏临场应变的辩论训练和能力。再加上对台湾成为正常独立国家的信念不清晰坚定，所以在跟马英九辩论艾克法时，她居然不提最关键的三个问题∶第一，对艾克法，要不要公投？第二，签协议前，中共要不要撤飞弹？第三，签这种协议，台湾还有没有主权？公投，撤飞弹，争主权，是艾克法的三个关键！其他那些经济数字，只是枝节。因为本质上，这不是经济协议，而是打著经济幌子的政治协议，是国共联手走向政治统合的第一步。但蔡英文完全回避这三个关键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恰恰马英九最难回答的，你回避，就全让马英九占便宜。那次蔡英文只是背诵那些繁琐的经济数字，可想而知，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有几个明白那些出口多少亿、进口多少千万的复杂数字，听一会就都糊了。马英九的辩论能力和口才都不怎麽样，但蔡英文显得更差。 所以，在这次蔡英文参选新北市时，对手朱立伦几次提出要电视辩论，蔡英文就是不敢应战。按道理，在野的一方，都是愿意公开辩论的，因为执政的一方总是有包袱，这里做的不好，那里有执政弊端等等，尤其台北县的国民党籍县长周锡玮，在泛蓝媒体做的民调中，都是一直挂车尾，糟透了。但蔡英文却从始至终都拒绝跟国民党候选人辩论。 但是在未来总统大选时，拒绝就各项议题跟马英九辩论，那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的电视直播时代，总统候选人的口才和辩论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怯场呆板，表达不清楚，不流利，几乎就可以确定，一定会输掉大选。缺乏辩论能力，是蔡英文的明显弱项。而这个是几乎无法改正和补救的弱项。现在开始训练也来不及了。 第三个，蔡英文的女性身份，在台湾这个深受日本和中国的大男人主义文化影响的社会，恐怕也很难当上总统。即使蔡英文没有上述两个弱项，她是女性这一条，也是很大的障碍。我以前写过文章，强调女性照样可以当总统，歧视女性是绝对错误的。但是，现实是，即使今天，连开明的美国，女性都还没有当上总统，喜莱蕊一点也不比欧巴马逊色，但她连党内初选都没打败那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和经历的欧巴马。 如果你问大众，你认为女性可不可以当总统？绝大多数都说可以，同意。但是，真投票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做别的选择。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你喊女性选总统喊得多麽政治正确，但最後你拿不到总统的位置。 有人说，女性出来选总统，可以拿到更多女性选票，其实很多时候正好相反。美国做的民调，男性认同女性做总统的比率超过女性。也就是说，男人支持女人，而很多女人恰恰不支持女性候选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相当普遍的政治现象。例如在美国保守派中人气很高的前阿拉斯加女州长培林，在民调中，得到的男性票远超过女性票，反而是很多女性不支持培林选总统。 蔡英文在选新北市时，得到的女性票，没有对手朱立伦多。选前的民调，蔡英文拿到的女性票，比朱立伦竟然少十个百分点以上。只是从这一点来看，和马英九对阵的时候，蔡英文抢女性的票，能否抢过马英九，我可没有信心。 我们看，连美国这个能把黑人选进白宫的、这麽先进、开明的国家，都没有ready接受一个女总统，那台湾这个被中国和日本两个大男人主义文化一路薰陶过来的社会，大概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只凭这一点，蔡英文选总统，就可能浪费掉绿营的这次机会。看我这篇文章的朋友们，起码是能上网的文化人，可能对这点不以为然，但绝大多数的选票要靠乡下老百姓。 2012年的大选是很关键的，如果马英九再次拿到总统府，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可就真不是开玩笑的了！所以，到底选哪个人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必须要看这个人能不能打败马英九，其他都是次要的。 我上面谈到的蔡英文的这三个弱项，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不太看好她代表绿营选总统。以前几次我的预测都很准确，但这次我非常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 2011年3月4日於美国（caochangqing.com） 2012-0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两会”观察（二）：“文革”及“杀地主”的隐忧
前文所述吴敬琏的忧虑是害怕亡党，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钟南山对环境生态的忧虑是超阶层的人类生存层面的忧虑。本文将分析另一种忧虑，即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再发酵为暴力革命的忧虑，这种忧虑以导演冯小刚的发言为代表。 中产阶级的怕与盼 在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上，冯小刚建议当局在电影题材审查方面，应该具有战略眼光，希望可以“拍文化大革命这种题材”，“用来反省”。以下是他的一段原话：“如果不让现在年轻人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红卫兵的暴动带来的灾难，再发生暴乱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呼的一下起来，大家会觉得拿砖头砸玻璃是件过瘾的事。” 其实冯小刚想谈的更深一层的意思，在“两会”这种政治T台上不适合表达，但他在别处表达了。时尚传媒曾发表一篇对冯小刚的采访“人生能有几个18年”，值得一读。冯小刚说，拍《一九四二》这部影片，让他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其中，他特别提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根据采访，在影片中设计了一个地主家在饥民劫掠下灰飞烟灭的细节。以下是冯小刚的感悟：“其实这些看似孤立、看似荒唐的事情，都可以从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找到答案。这是我拍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原因，也是《温故1942》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内容。这部小说颠覆了我对历史的想象。过去我们会把一些苦难、民不聊生的情况归咎于制度或政党。但实际上你看完小说或者电影《一九四二》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民族性本身的问题”，“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上述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大灾难时期、或者王朝末丧乱之际，都会反复出现。唐末农民起义，诗人韦庄写的那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几乎是所有王朝更替的写照。 地主被集体消灭是1950年代中共的土地改革（包括此前中共在解放区的改革）中的经典场景。大概是采访中的故事再现了这些史料中的场景，2011年9月11日，冯小刚在网易微博上发表了一段微博：“人们天真的认为，杀了村里的地主， 农民就过上好日子了。经过土改的实践，地主的人头嘁哧咔嚓的落地，农民摆脱穷困了吗？还是邓大人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现在，杀地主的逻辑似乎又深入人心了。地主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留给你们的中秋节已经不多了。我真不厚道，大过节的吓唬有钱人。您吉祥！” 冯小刚在这里说的“地主”，当然不是指1949年前的地主，而是指改革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富起来的人们。他这种担忧是不是凭空虚拟？当然不是，仇恨富人与成功人士的情绪弥漫在中国上空各个角落，任何不麻木的人都能感知到。这是吴敬琏说出“我们是体制内的不想革命”这句话的大背景。何谓“革命”？毛泽东早就说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民族性与民族记忆 吴敬琏与钟南山的劝谕有明确的对象，即中国政府。但冯小刚是对民族性的反省，因此，他的劝谕几乎是面对所有人。 我本人的“幸运”与痛苦，在于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民族性”。1968年我亲眼见过湖南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杀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尸体。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时期这种集体屠杀不止发生于邵阳县一处，在广西、湖南道县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处均有发生——这不同于冯小刚印象深刻的饥民暴乱，因为饥民暴乱是中国历朝历代长盛不衰的故事，人吃人的现象史书不绝。这是非战争时期一部分自认为政治地位优越的国人为彰显自身优越性，而对另一部分政治贱民的肆意屠杀。 由于沿资江漂下的死者遗体表明，他们在死前都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使我从此非常在意当地贫下中农们使用的酷刑是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才从参加过调查邵阳县屠杀的乡贤陆芒的《老虎坪纪事》里得知，1950年冬天，邵阳县郦家坪在土地改革之时，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残杀。以后随着“文革”（尤其是广西吃人的那段丑恶历史）、土改的许多史料相继被挖掘出来，尤其是20世纪中共领导的数次农民运动的各种史料，我很清楚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什么。 其实，“杀地主的逻辑深入人心”并非近年才产生，第一，它有历史沉淀。且不说历代农民起义的动员口号，就说半个世纪前山东临城抱犊崮一帮土匪传唱的歌谣。这帮土匪凭藉险要地形，作恶多端，甚至劫持火车上的中外旅客。这些土匪自编一首诗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上等人们该我钱，中等人们莫管闲，下等人们快来吧，跟我上山来过年”。叶剑英女儿记有一事：“文革”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散场后满地金条，据说是红卫兵抄家时抢来的。由此可见，“抢掠文化”从未绝迹，只要一有机会，这一潜藏在国人心中的魔鬼就有可能诱发出来。第二，它有中共建政以来的阶级斗争教育与现在还未放弃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论”做为理论基础；第三，它有现实诱因，因为中共权贵集团及官僚们（小至村长）疯狂聚敛早已到了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小至抢夺土地房屋宅基地，大至毁坏生态环境。“上等人们该我钱”，是权贵掠夺民财这一事实导出的自然结论，早已深入人心。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底层已经能够用马克思理论及毛思想等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得更精致。 在一个社会上升管道畅通的社会，底层会想方设法上进，让自己能够跻身为上中层社会的一员，如中国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叶；但当社会上升管道严重阻塞，红二代、官二代与富二代成为社会身份的符号，一个参军指标都要被掌权者拿来卖钱的社会，生活于绝望之中的底层失去了期盼，剩下的就只有仇恨。“屌丝”一词代表了沉淀于社会底层的受教育者的自怜、自伤及对社会的严重不满与仇恨。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其实，如果中国真能通过“茉莉花革命”转型，哪怕是付出利比亚那种短期内战的代价，都可能是未来中国最好的结局。 1949年政权鼎革时，虽然满是战争创伤，但中国这块国土上，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天是蓝的。目前，遍布全国的癌症村与笼罩中国上空的雾霾提醒国人，我们其实已失去了家园，这家园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还是物质意义上的。恐怕不少人都在心中暗问：王力雄 《黄祸》一书的结局，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宿命？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3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3/worry-about-revolu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美国《肥咖法案》带给中国精英的烦恼
美中关系之“亲密”造成以下现实：美国的蝴蝶只要轻轻扇动一下翅膀，中国总能掀起轩然大波。2月14日美国财政部关于《肥咖法案》相关跨国协定的一条消息，给中国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击，不过他们的反应却是“手持团扇半遮面”，不想让外界窥探。 美国富人的“外国避税天堂”行将消失 先介绍何谓《肥咖法案》。美国2010年开始施行《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其英文全名是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缩写FATCA的前三个字母可译为肥胖，于是有人很聪明地将其译成《肥咖法案》，令人印象深刻，便于记忆。《肥咖法案》规定，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凡三年累计经常往来美国超过183天以上，只要个人或企业银行帐户超过5万美元或25万美元、保单现金价值超过14万美元，就符合查核的门槛，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公民海外逃漏税行为。该法案要求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与美国国税局合作，将美国公民（包括绿卡持有者）在各国的相关金融资料通告美国国税局。拒绝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2014年开始将受到重罚，并可能被拒于美国金融市场之外。 2013年2月1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已与瑞士签订跨政府协定（IGA），瑞士同意向美国国税局提供美国人在瑞士银行拥有的帐户资料。美国自2010年起已与英国、丹麦、爱尔兰和墨西哥签订类似协定，还有50个国家、地区正就此与美国展开谈判。例如，台湾正与美国谈判，但尚未签订协议，因为其中涉及诸多存户隐私的法律问题需要先釐清。目前美国与加拿大和中国的协商还未突破。 这一条款自2010年开始施行后，美国人把金融资产藏匿它国以避税的做法，风险越来越大，这在美国的一些富人中引起了恐慌。据新浪网引用《星岛日报》消息，2009-2011年美国人当中自动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翻番达1781人”，该报道引述专为放弃美国国籍者提供财务服务的deVere集团的执行长格林的说法，今年1月份询问改变国籍避税问题的客户人数比普通月份增加了48%，并以中国影星李连杰于2009年放弃中美两国国籍成为新加坡公民为例说明美国丧失吸引力。 据美国的《联邦公报》公布，2012年前3个季度逾1100人脱离美国国籍。富豪脱离美国国籍主要是为了逃避《肥咖法案》的追究。例如，脸书共同创建人沙佛林（Eduardo Saverin）出生于巴西，1998年移民美国，2011年9月申请放弃美国国籍，改入新加坡国籍。据称，由于新加坡不对资本收益征税，他因此可每年少缴税金1亿元。但是，根据2008年生效的美国关于“适用弃国者”的法案，美国公民欲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持有者放弃永久居民身份（如果过去15年中持有绿卡长达8年），只要他们过去5年中应缴所得税达到12万5千美元，或净资产达到2百万美元，或无法证明自己曾在过去5年中依法交纳应缴所得税，就属于“适用弃国者”的法定范围。“适用弃国者”必须在脱离美国国籍时完成纳税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出走税”(Exit Tax)。 中国精英的美国“船票”价格飚升 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圈中人士——移民美国者不知凡几。据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2010年3月的“两会”期间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国内媒体曾绘制“中国富人移民地图”，展现出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主要流向、分布和资金投入。其结论是：在中国每年100多亿美元流向海外的移民财富总量中，有八成以上的财富贡献给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不到两成被欧洲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瓜分”。 今年1月，美国公布了最终版《肥咖法案》的实施细则。日前，我在国内微博上公布了美国与瑞士的协定后，博友一片叫好声，认为这是“美国在帮助中国反腐”。可是，那些利用权力挣钱的“裸官”与傍上权力挣钱的富人，对美国的《肥咖法案》实在恨在心头。在中国，他们习惯了大把挣钱却享受种种“豁免纳税义务”的特权；他们花钱移民，弄个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永久居留权，只不过想买一份身份保险，何曾想过尽美国纳税人的义务？如果玩弄故技，继续逃避美国的税收，这在美国属于刑事罪，《肥咖法案》大大增加了中国富人在美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为了逃离中国这个可能的监狱，却要付昂贵的“船票”费用，不付就要坐洋牢，划不划算？富人与裸官们纠结得很。 实际上，对来自大陆的华裔富人来说，面对《肥咖法案》作出选择，比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要艰难得多。中国的不少富人或者本身是贪官，或者通过官商勾结、在灰色地带运营致富，其间黑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虽然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政策半真半假，但贪官们永远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更何况放眼周围，同僚、下属与亲密无间的小三，谁都可能断送他们的前程。与其说他们移民国外是贪图国外优越的生活环境，倒不如说他们的本意是为了逃避将来在中国可能遇到的法律和经济制裁。他们选择美国，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拒普世价值，这是美国坚拒与中国签订引渡协议的原因，因而是他们认为美国是他们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如果为了避逃美国税收而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中国的富人们就不易踏上美国的国土了，就等于放弃最安全的避风港。 哪些国家可替代美国成为藏身地呢？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正采取措施收紧移民政策，很难保证它们不学习美国的《肥咖条款》。如果不考虑子女后代的发展，新加坡对中国富豪还有吸引力。但近年来新加坡对中国移民越来越不欢迎，据称，“中国移民成狮城人口头号公敌”。除了这些国家，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倒也提供了其它几处可以免缴税收的国家供选择，比如圣基思奈威斯，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不细查地图就说出它的所在位置？ 世界之大，难觅理想避风港 《肥咖法案》一出，对中国富人及裸官来说，选择美国作为避风港的成本之高，令其望而生畏。他们若老老实实申报在中国的财产和收入，每年要交纳的税收至少相当于所得的30%，对于在中国以权力或者勾结权力为资本享用免费午餐的中国富人与裸官来说，他们心理上无法适应，觉得大大吃亏。这是他们纠结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肥咖法案》的出台是件好事，可以迫使中国的富人学会如何尽社会责任。在中国，富人不喜欢履行社会责任，移民他国后更是只想沾便宜，中国的好处与美国的好处全想要，两国的社会责任却都不想尽。《肥咖法案》至少可以强迫中国富人学会守法纳税。这方面，美国一些富人可以成为他们的表率。美国这两年面临财政悬崖，200位美国顶级富豪于2011年联名致信奥巴马总统，请求美国政府对他们多征税。中国富人但凡有这等社会责任心，中国何至于仇富情结如此之深？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2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2/fatcat/）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政府应拿出保证食品安全的诚意
最近中国江苏丹阳市大吕村村民刘明锁因其上演现代科技版的“拔苗助长”故事，成了世界级新闻，不少著名媒体用生动的语言向本国读者讲述这位中国瓜农施用膨大增甜剂化肥后，导致47个瓜棚西瓜疯狂炸裂的奇怪故事。中国农业的可怕生产方式再次为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但作为经常食用这类化肥施放过多的农产品的中国人，面对这条消息，心情恐怕很不好受。因为他们早就成了中国农业过多依赖“高科技手段”的直接受害者。国人的痛苦在于：闭着眼睛吃，假装不知道事实真相换来心里安宁。每当这类事情被曝光一次，人们就再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慢性中毒，而且无法逃避。以水果种植业而言，生产过程中使用膨大增甜剂并非只有刘明锁一人，他只是“运气”不好，或是买的化肥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 中国的食品安全早就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以前我曾总结过，中国食品的毒源主要有三，其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比如这次爆裂的西瓜。其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比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其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这次轰动世界的西瓜爆裂事件，只不过是中国食品供应链条始端上一个小小环节漏了气而已。 最让中国人无法释怀的是，他们已经无力保护自己的餐桌安全，因为中央政府早在若干年前就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在全国建立了数百个食品特供基地。尽管中国政府出面坚决否认这些基地的存在，但自去年以来，省地市各级政府及大型国企、金融机构纷纷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周围开发蔬菜自种基地的事实，却一一被相继曝光。去年11月是“部分机关国企忧食品安全组建蔬菜自供基地”，今年5月上旬是“北京海关等机关被曝自建特供蔬菜基地”。一个国家的信用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才能到这种生产者种有害有毒食品而不知羞耻，政府逃避监管责任，花费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构筑食品安全屏障？ 我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强调，道德伦理是支撑任何社会持续发展的四大重要支柱之一（另外三大支柱是生态环境、生存底线即就业机会，政治制度）。其中伦理道德是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是非出发点。但中国现实一再表明，伦理道德这一支柱已经倾塌。也许知识产权这种集体沾外国公司光的问题让国人感到没什么不了得的，但同属于信用范围的食品安全那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切实地感到自己生活于危机之中。 最近，中国政府总算表态要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了，将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国务院日前指示全国各地“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工作”。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还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但考虑到中国食品生产安全问题几乎存在于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食品生产涉及的不仅有大厂商，还有无数家庭作坊，涉及到个体生产者的道德自律、厂商伦理与政府监管等方方面面，仅仅依靠运动式的清理与打击是不可能的，还应该立法规范这类“科技成果”的研究与投放市场。即使是暂时认为安全的食品添加剂等，也应该建立专卖制度与购买登记制度，以便追踪管理。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只要中国政府拿出监管异议活动的认真劲来，有毒食品泛滥的局势定能扭转。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让中国的民众体会到党与政府打击有毒食品的真诚，最好是与民同忧，先取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食品蔬菜自供基地。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5月2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food-security/）
何清涟2025-11-09 00:23👍 0💬 0陈水扁当选的意义
台湾大选进入倒时针阶段，三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连战和宋楚瑜，到底谁能是赢家，不仅是全台湾的话题，也是美国媒体的报导重点。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商业周刊》报导和评论台湾选情时，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的竞选活动报导得比较多，并倾向於认为，近百年的国民党王朝这次要结束了。 美国主流媒体所以这样报导和评论，不仅因为台湾的选情给他们这种感觉，更因为从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社会看问题，更倾向於认为，民主起码意味著政党轮替，不能一党永久执政，成为王朝。 而目前结束国民党王朝的最好方式，就是民进党候选人赢得这次总统大选。如果陈水扁获胜，起码有这样四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削弱直至杜绝台湾的黑金政治。 台湾的黑金政治是世界出名的。三位候选人中打「清廉牌」的独立参选人宋楚瑜，最後都被揭出有八百万美元（相当美国总统二十年薪水）来路不清的款项，而原因之一是宋楚瑜曾是国民党的高官，有分肥的机会。只是因为他和国民党闹翻，才被揭出老底。而在国民党中，还有多少「宋楚瑜」，没有谁知道。人们知道的是，国民党是全球最富有的党，党产有几百亿美元。据《纽约时报》的报导，这次竞选，国民党就拿出六千万美元买票。 台湾黑金政治的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一党执政时间太久。仅仅在台湾，国民党就已掌权五十多年，如果加上大陆那段历史，使它成为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想像一个党会当政这样久。这种陈年老店，自然会导致盗鼠丛生，不仅会政治腐败，政府也绝不会有效率。 美国和其他任何成熟民主国家的经验是，只有实行多党政治，政党轮替，才可能减少以致杜绝黑金政治，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民众的品质。因为只有权力更迭，才能把被「黑金政治」的尘土板结的权力结构，有上下翻抖的机会，使「黑金」的尘土掉下去，政府恢复廉洁。 当然，民进党掌权了，不等於黑金政治就会销迹。但民进党如果也走黑金政治，那麽下次选举时人民再淘汰它。 第二，陈水扁当选，不仅意味著台湾的民主走向成熟，也给台湾的社会变革带来希望。 面对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之所以同情和支持台湾，不仅是台湾的经济繁荣，更因为台湾有了民主。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评论说，如果这次选举国民党失败了，正意味著台湾民主的胜利。它说明台湾真正建立了轮流执政的健康的政治环境，说明台湾的民主开始走向成熟。 台湾会因此更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舆论和人民的支持。而台湾在对抗中国的威胁时，美国人民的支持起著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台湾越民主，安全系数越大。 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这次选战的主要口号是保持台湾的「稳定」。这和北京领导人的口号有点相像。当今世界，一个显著的政治现象是，凡是保守的或专制的政治势力，都是打「稳定牌」，吓唬民众，如果他们不掌权，社会就会不稳定，就要有混乱和灾难，由此使他们继续执政，永远当权。 而在西方民主国家，每当总统大选时，不论哪个党，都强调「变革」（change）。因为只有变革，社会才有进步，政府才能更高效。西方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竞选口号是「不变革」，固步自封，要原样、要稳定。 变革是否就会不稳定？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恰恰是政治不断变革，才可能更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真正地稳定，并且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 美国今年也在进行总统大选，所有竞选者的口号都是变革。美国这个几乎每年都在强调变革、进行变革的国家，恰恰成为了当今世界最稳定、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是全世界最强调稳定，强调到「稳定压倒一切」的地步。但中国恰恰是全球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连一个老弱病残为主的练身团体法轮功的存在，都被视为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可见这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多大。 第三，陈水扁当选，不仅不能恶化台北和北京的关系，反而会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接受台湾的现实。 北京之所以不断对台湾军事威胁，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威胁能够产生作用。如果台湾人民用选票选择北京最不喜欢的人当总统，向中国说「不」，中国就真的拿台湾没有办法。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目前没有武力攻打台湾的军事实力。 北京唯一能做的就是恐吓。但当这种手段不起作用，又没有其他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时，他们才可能坐下来，真正和台湾对等谈判。正如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叶望辉（Stephen J. Yates）强调的，北京只有真正明白用武力威吓手段无法屈服台湾人民时，它才可能和台湾对等谈判。 第四，多数西方军事专家都评估，五年之後，解放军在台海才可能对台湾具有海空优势。因此，现在是台湾人民选择民进党执政风险最小的时机。 如果陈水扁当选，以中国没有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北京就不得不和陈水扁政府打交道。随著这样的两岸格局的确立，渐渐地，北京就不得不承认台湾事实独立这个政治现实。这样，统独问题就会越来越淡化，就不会再成为今後台湾总统选举的最大问题。而台湾的其他重要的政治、经济政策，才会成为候选人更关注和致力於去努力的目标。 而如果台湾人民等四年之後，当中国军力超过台湾时，才选择民进党，明显地条件更不利。如果台湾人民今天选择连战，是否四年之後还准备再继续选择连战和国民党呢？如果那样，不仅会使国民党王朝继续存在，而且更使北京相信它武力威吓的作用。 北京的独裁者们不仅不让自己的人民选举领导人，甚至阻挠从未受过它领导的台湾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世界上有这麽霸道的吗？台湾人民要甘心一直容忍这种欺辱吗？ 如果这次陈水扁当选，四年之後，即使中国有武力攻台的能力，北京也更难以找到理由贸然攻打台湾，而国际社会则更不能容忍北京突然对台湾动武。所以陈水扁这次当选，对台湾的安全更起保护作用。 因此，台湾人民今天选择陈水扁，比选择任何一个其他候选人都更意义重大。 （载台北《自由时报》2000年3月17日） 2000-03-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6👍 0💬 013 年前批“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天安门文件”的真伪引起各方议论，但在民运人士中，王丹的评论最令人吃惊，他在接受台湾ET today记者林敬殷的访问时说∶“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不是最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问题。 ” 怎麽“真伪”不是最重要问题呢？如果“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它的“流出”不仅不会“反映”出任何“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造假记录上再加一个大丑闻。 这种只要对中共不利、“真假”不重要的逻辑，使我想起几年前调查采访《叫父亲太沉重》作者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一事，当时也是有很多民运人士和知识份子认为，不管真假，只要对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扬，称赞“艾蓓剥开周恩来的圣人外衣”，“使周的完美形象破灭”。当时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主席甚至在报上说，“至于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其实也无关紧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样？┅┅艾蓓还是艾蓓，只是人们不再把周恩来当做圣人而已。” 我当时曾撰文批评说，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一切致力于向专制挑战的人们，唯一的武器是真实。谎言不能打倒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虚假。共产主义就是在为了（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思维中兴起的。 “不管真假”这种逻辑，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想法。如果民运人士以这种逻辑来反对共产党，即使打垮了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 当年那个被很多民运人士称赞“剥下周恩来圣人外衣”的艾蓓女士，曾阻止我调查撰写批评她造假的文章，说中共已派人到其居住的旧金山来暗杀她，“枪已顶到腰眼上了”。但六年过去了，艾蓓活得好好的，可能那“顶到腰眼”的枪还没发射呢。 六四事件刚过，北美曾出现一本《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的书，绘声绘色地记录天安门事件前后中共高层决策的内幕。我八九年底和一批异议人士到台湾参加会议时，那里的官员神秘地披露，他们把这本书的作者请到台湾，说是获得了中共高层的重要情报。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可笑，因为那本书的作者曾在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做记者，他从北京调来之前是中央党校的普通教员，虽然文笔不错，但不太适合跑新闻采访，在报社干了几个月，就去了深圳华侨城办公室工作，后来旅居美国。他到报社应徵时，是我负责人事考核的，如果他和中共高层有那麽深的关系，知道那麽多内幕，我们报社早就会继续留用他了。 我从没写文章置评此事，因为人家也没有说这是“文件”和“内幕”，只是写了那麽一本政治推理小说，国民党政府愿意掏钱当傻瓜，他旅居异国他乡也需要资助，两相情愿，皆大欢喜。 近年从报上看到听到中国人造假的事，可谓日新月异。在人人争相“下海”经商捞钱的大潮中，中国人的“造假”潜能也得到激发，假烟，假酒，假药，假米，假结婚，假文凭、假合同┅┅简直无“假”不有，撒谎如同撒尿，成为人的生理本能。 在这种背景下，当我听到“天安门密件”时，第一个反应是要保持警觉，把它的真伪作为最首位、最重要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除了相信那几位鉴定这批密件的美国专家的公信力之外，外人很难做出判断，因为鉴定它的两个基本条件都不存在。 第一，带出这批密件的当事人“张良”不出来现身说法，人们无法根据他的身份（有否获得密件的能力，是否诚信，熟人对他人品的评价等），他获取密件的方式（是否符合逻辑推敲）来鉴别这批密件的可信度。 当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还没有出版，当事人李志绥就现身说法，他曾担任毛的保健医这一身份被确认，他的故事就有了起码一半的信用。“张良”对不公开身份的解释是，为了再返回中国大陆。但这种说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他返回一旦被中共捕获肯定会被处决，以他带出这样大量的机密文件，外人为他在法律上辩护都是困难的，这是任人皆懂的常识；而如果中共垮台后他再返回，则无安全问题。 他说公开身份在海外会有危险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因为他带出的文件都已出版或在他人手中，中共再对他采取措施，已无实质意义。有人说中共是会胡来的，但实际上中共是相当计算的，如果胡来，怎麽不对李志绥下手？李志绥在英国BBC和美国PBS上大揭毛的丑事时，他的书美国“蓝灯书屋”还没有出版。而且他一直到病世都住在儿子家里，既无美国警方保护，也没碰上“枪顶到腰眼”的中共刺客。在江南被暗杀，台湾国民党政府为此在政治上赔得血本全无的情况下，谁再做这种蠢事都会相当计算利害得失。 “张良”表示，他带出这批密件是为了推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美国“六十分钟”电视访问节目上人们能看到他的中文书稿封面有“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十个大字。从中共那种警察国家带出这种机密文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张良自己也说，他是冒著“外界无法想像的危险”。现在他强调公开身份的危险性，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于他的不公开身份而造成人们对文件真实性质疑的话，那麽他就对自己冒那麽大风险所要达到的目的自设障碍了。 “向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前提首先是“向真实负责”。只有帮助人们确信这批文件资料是真实的，它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推动作用。 第二，由于中文版要在几个月之后才面世，现在人们从华文报纸上看到的几乎都是英文译文的中文译文，而且多由不太熟悉大陆政治术语的港台媒体翻译的，所以人们无法考察文件中所用的语言和当事人身份、口气等是否吻合，语境是否一致。 离开了上述这两个条件，除了那几位审核这批文件的美国专家之外，外人对它真实性的评断，近乎是盲人摸像了。 但有一个线索，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判断依据。据《华盛顿时报》引述黎安友教授的话说，这批文件资料总共有15000页。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将出该书中文版的明镜出版社负责人说，这批文件资料太庞大，该社仅从中选出一千页出版，共57万字。一千页打印的“文件资料”就有57万字，那麽每页是570个字，由于通过电脑打印出来的每页字数差不多，那麽按照这个字数推算，这批15000页的文件资料总共就有855万字！ 这麽多的字数，仅以“张良”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即使从八九年就开始写作，11年中（该书已在美国翻译数月，估计张良至少在去年春就已抵美）不间断连续撰写，也要平均每年写77万字。有写作经验的人会知道，一个人无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麽多的文字。 如果是“张良”联合其他人一同写作，由于需要收集和整理资料（包括大量当时外电报导，各省市动态等），没有很多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中共统治的政治环境中，这麽多人联合起来做这样的事情，风险更大，一旦泄漏出风声，参与者都有被以泄密罪重判的危险，因此，多人联合完成的可能性似乎更低。 如果既不是“张良”一人完成，又不是多人合作完成，那麽这批“天安门文件”到底出自谁手？ 它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之手。在八九民运期间，中共高层有专门机构负责收集编纂各种反应，包括外电报导、各地上交的动态简报和专项报告、中央各部委了解的情况、高层内部对此问题的会议记录，以及新华社（内参有八种）、《人民日报》等各级党报的各种各样“内参”等。。 这些文件资料等，最后可能汇集成专门的天安门事件文件资料而储存。由于电脑的发展，现在大陆各种部门也在使用电脑保存文件和资料。“张良”或是通过本人工作之便，或是通过能在电脑上接触到这种文件的朋友，下载了这批资料，用磁盘带到美国，经过整理后，成为《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的书稿。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话，这批文件资料的可信度就很高。但是，对这批天安门文件的进一步论定，还要等到中文版问世。无论如何，这批文件的真实性才是它的价值所在。那种“真伪不是最重要”的思维倒是一个很需要引起人们深思的重要现象。 2001年1月17日于纽约 ——原载《大纪元网》2001-01-19 附记∶《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来后，就被人识破，这是造假，因其内容只是中共媒体（驻各省记者站）所写的情况汇编等，根本不是什麽《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内容显然是作者杜撰的。我曾在香港《开放》杂志撰文批评“六四《天安门文件》造假”，指其是“中国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王丹当年就认为“真假不是最重要”，13年过去了，今天还是对真假毫不在意。对到底是不是真得了“脑瘤”，没有《回美证》无法通过安检、离开美国等事实，完全都不在乎，等于戏弄了全台湾，尤其是那些同情他的人。王丹对自己在此事件中的一系列谎言，不仅迄今无一字道歉，而且态度恶劣。（2014年8月17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8-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蒙古草原的民主之风——总统大选後的蒙古
5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举行了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巴嘎班帝（Bagabandi）再次当选，由此标�抑�外蒙继续向民主改革的方向发展。 外蒙自1992年结束共产统治、制定了民主新宪法以来，这是第三次总统选举。该次选举，主要在现任总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候选人巴嘎班帝和民主党人、前任国会议长更其格道尔基（Gonchigdorj）之间进行。 今年51岁的巴嘎班帝这次当选连任，主要依赖三个条件： 一是巴嘎班帝个人政治资历较深：巴嘎班帝在1996年当选总统之前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国会议长、人民革命党主席等职位。他的四年总统任期，被评价为「做得还不错」。 二是他的主要口号「政治稳定和为人民执政」，比较赢得中产阶级和一般大众的欢迎。在改革派（民主党组成的民主联盟）当政期间，由於实行较激烈的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经济严重波动。蒙古选民经历这一时期之後，大多希望经济不再动荡，更希望政局稳定——民主联盟政府後来陷於党派纷争，并被指控为腐败。 三是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党在国会占有绝对多数，选民认为，如果总统来自国会多数党，工作效率会较高，而且政治较稳定。在去年的国会选举中，虽然更其格道尔基所属的民主党联合组成的「民主同盟」获得40％的选民支持，但由於实行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他们在国会仅获得二个席位。而现任总统巴嘎班迪领导的人民革命党获得了国会76席中的72席，占有压倒优势。巴嘎班迪的人民革命党还赢得了全部21个省的省长职务。 ●共产制度给外蒙留下恶果 外蒙在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期间，不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只能按照莫斯科的计划经济，生产苏联指令的产品，因此造成外蒙经济极为畸形；而且由於外蒙是个完全内陆的国家，面积156六万平方公里，人口才240万（相当於台湾的十分之一强），畜牧业又成为唯一的经济形式，主要靠向东欧的其他共产国家提供牛羊肉，出口铜、羊毛，并接受苏联的补贴（占该国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生存。 1991年苏联共产统治被结束，外蒙从苏联得到的补贴被结束，外蒙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而且东欧国家对外蒙的牛羊肉的需求也下降（东欧国家结束共产统治後，其经济也实行改革，不再直接需要外蒙的牛羊肉）。 在这种情况下，外蒙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实行私营化。第一届民选政府把外蒙国有经营的2,400万牲畜分给了个人（每家30头），实行私营化。开始的发展很令人鼓舞，原来国营的2,400万牲畜，私营化後很快增加到3,200万头。而且私有企业的产值迅速占全部国民产值的70％。 但由於在共产统治下，外蒙经济已接近崩溃边缘；实行私营化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巨大的波动；再加上天灾——寒冷的冬天和夏季干旱接踵而至，造成大批牲畜死亡。全部3,200万牲畜，死掉了500万头，死亡率高达六分之一，牧民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畜牧业是蒙古经济的主要支柱，牧民的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目前外蒙经济处於相当严峻的状态：40％的人口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以下，30％的蒙古人失业。去年外蒙的经济成长仅是1.1％，远低於预期的3.5％。过去两年，外蒙的农业产品下降了15％到20％之间。国际上对外蒙一向出口的铜和羊毛产品的需求的下降，更加深了经济困境。 但刚当选的总统巴嘎班迪表示对经济仍有信心，承诺在他领导下，外蒙的经济会复苏，并将在二零零四年（他当选任满之际），达到年增长率6％。 新政府还宣称将继续三个目标：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人权，民主。当选总统巴嘎班迪并表示，虽然他的党在国会是绝对多数，并成为执政党，但外蒙绝不会回到苏联卫星国时代的一党统治制度。 ●在俄、中之间保持平衡 外蒙是夹在俄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内陆国家，而且由於外蒙过去和俄国的卫星国关系，以及和中国大陆有内蒙问题，又是当年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历史背景，导致外蒙在两个大国之间，哪个大国也得罪不起，只能采取中间平衡政策，而无法完全倒向哪一边。 而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也有意加强和外蒙的关系，争取它更靠拢自己。去年，俄国总统普京和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都分别访问了外蒙，显示莫斯科和北京对外蒙战略地位的重视。 虽然乌兰巴托想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外交，但由於外蒙的外交政策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核心，因此它的外交会更倒向北京，而非莫斯科。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从经济角度对外蒙的利益较大。而俄国本身也处於经济困境，能够对乌兰巴托的帮助较小。而且从经贸角度来说，中国的市场也远大於俄国，对乌兰巴托更具诱惑力。 由於存在内蒙问题，乌兰巴托更会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避免引起北京不满。虽然外蒙已结束共产统治，但乌兰巴托一直没有提出内蒙问题，更没有支持内蒙的蒙古人的要求民族自决的异议运动。对这个问题一向保持距离。 ●北京为何拉拢外蒙 巴嘎班迪当选後，江泽民迅速致电祝贺，并再次强调和乌兰巴托发展「友好关系」。北京拉拢外蒙主要出於几个战略考虑： 一是为了稳定内蒙，不使外蒙成为支持内蒙自决运动的外部基地。新疆和西藏，已成为北京头痛的主要问题之一。新疆和西藏的独立运动所以高涨，外部支持是个重要原因。新疆外部有很多穆斯林国家，包括土耳其新疆独立运动的支持。西藏外部则有总部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支持。如果外蒙支持内蒙的独立运动，将会更增加北京的麻烦。因此，北京极力拉拢外蒙，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二是和俄国之间保持缓冲地带。北京虽然近年和俄国改善了关系，并解决了领土纷争问题，签署了新的边境协议，但两国都是核武大国，再加上历史原因和潜在的竞争关系，两国无法建立亲密的盟友关系。因此，莫斯科和北京都希望拉住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外蒙，使它倾向於自己，以制约对方。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北京的愿望恐怕更为强烈。去年一月，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了外蒙，一次就提供了800万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迟浩田还和外蒙国防部长会谈，双方决定扩大彼此军事关系。 三是减少腹背压力，以便武力攻台。由於中共大後方的印度近年迅速发展军力，并拥有核武，并有和北京在亚太一争高低的态势，因此，北京需要减轻腹背的压力，无法承受外蒙成为像印度那样具有潜在敌意的国家。尤其是中共有武力攻打台湾的战略目标，因此更希望外蒙等处於自己腹背的国家能够和北京保持较友好的关系，届时不成为牵制的力量。 ●达赖喇嘛将访问蒙古 达赖喇嘛计划今年八月访问外蒙。他原计划去年九月访问外蒙，但由於中共方面的抗议，最後乌兰巴托政府被迫以「技术原因」取消了达赖喇嘛的访问计划。 达赖喇嘛所以要访问外蒙，因为蒙古人和西藏人一向关系和睦，即使是成吉思汗建立庞大的蒙古帝国时期，占领了全部中国，但却没有直接统治西藏，而是交给他所崇拜、并拜为国师的藏人大喇嘛八思巴进行管理。蒙古人信仰佛教的非常多，今天外蒙仍如此。 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计划，达赖喇嘛在访问外蒙之前会先访问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佛教徒聚集的Buryiat地区。 如果达赖喇嘛今年八月访问外蒙，这将是他第一次访问佛教为主的前共产党国家蒙古，势必会引起北京方面不满。但乌兰巴托方面解释说，达赖喇嘛将作为蒙古佛教主要寺庙的客人到访，是从宗教角度，而不是作为西藏流亡政府首脑的政治角度。 蒙古人一般较欢迎达赖喇嘛来访，他们把达赖喇嘛的访问看作政府抵抗南方邻国干涉的晴雨表，同时也把他看作提高佛教地位和抵抗美国教会势力的象徵。 乌兰巴托政府虽然今後可能倾向於和北京合作，但也会同时采取相当有距离的方式，而不会和北京走得太近。而且最近当选的外蒙总统明确表示，乌兰巴托政府将会谋求和所有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他提到俄国、北京，同时还特意提到日本。由此可见外蒙新政府将会采取更现实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意识形态式的。 （载香港《动向》月刊2001年6月号） 2001-05-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这次中美战略对话看起来成果不少，但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却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美国社会各界对此的不满从下列信息可见： 几乎与战略对话同时召开的美中经济审议委员会专门针对中国严重的盗版问题举行听证。听证会上，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批评前所未有地严厉，甚至提到，美国对中国的金钱投资与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技术窃取，是养虎为患；而且还提出，应该严惩中国的盗版行为、美国的科技公司应该从中国撤离。美联社也于此时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认为中国处心积虑地采取各种手法窃取美国机密情报。自2008年以来，起码有 “57名被告因间谍案在联邦法庭被起诉”，这些被美国抓获的证据确凿的中国间谍多数是盗取技术情报。所有这些表明，美国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已经忍无可忍。 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意见最大的应该是高科技领先的美国，以及以精密机械技术（即制造工作母机的机器）闻名的德国。这两个国家既想到中国投资，但又对知识产权的流失非常担心，因为这已是经常发生的问题。尽管德国企业很生气，但除了向本国政府抱怨之外，又舍不得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比如高铁技术就是一例，与中国的高铁交易让西门子公司的高铁行业转亏为盈，但为了眼前的销售而出让技术的结果却是，为自己培养出了竞争对手到国际市场上来抢生意。德国人没有办法，于是近几年每年都将一个恶搞的金鼻子剽窃奖发给中国某一企业，但还只敢发给一些生产小型用品的企业，如刀具、手电筒、沐浴喷头等，中国的铁道部它还不敢得罪，因为西门子公司的这个产业现在还得依靠中国订单赢利。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成了美国的心病，每年都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议题。目前话题集中在与互联网软件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上，这是最让美国头痛的问题。仅在中国使用盗版软件方面，美国的损失从2004年的36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6亿美元。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几乎每 10台个人电脑当中，就有将近8台使用盗版软件。近年来在中国的美国商会几度发布报告，称在华美商对中国投资环境抱怨不已，抱怨集中在知识产权、投资环境不透明及对在华外商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但这几项内容似乎在这次战略对话中并无实质性进展。这次美国虽然再次获得中国要严肃处理盗版问题的承诺，但骆家辉也知道“中国很少履行承诺”。这两年，中国干脆出台一个禁止外资投资的行业名单，其中有许多规定，已经进入这些行业的外资发现，如果他们想留在这些行业，就得交出软件的源代码，放弃知识产权。 比较有趣的是，在跨国公司抱怨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同时，中国也在抱怨“让出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双方的抱怨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冲突。 在国际社会看来，每项新技术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受到保护的所有权，这是国际社会共同承认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含义。其宗旨就是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假货泛滥成灾。虽然中国也是伯尔尼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签字国，因此中国政府有遵守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但它在国内所说的“尊重知识产权”，从来是口惠而实不至。比如，其利用外资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市场换技术”，即希望在与外资合作的生产过程中“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从大量侵权案件的发生来看，这种“学习”并非合法获得，而经常是通过侵权的方式取得。但在外资公司日益变得聪明起来之后，这种“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至于中国国内，不仅本国厂商彼此之间相互侵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连大学的研究者都觉得西方将知识产权作为战略资源与竞争工具是种“恶意的垄断行为”，似乎外资将技术专利白白奉上才算是“公平和自由竞争”。 正是这种与国际知识产权公约背道而驰的思维，令外商不敢在中国从事核心技术的研发。社科院研究员王春法在东莞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彩电、计算机、DVD和手机这四大类电子产品的知识产权多数不在中国企业手中；跨国公司仅仅将商品产业链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组装环节放在了中国；在华外资FDI公司严重依赖母公司的设备和技术，它们向母公司采购设备和元件是维持与母公司技术联系的重要渠道。这些在华外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产品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 事实上，中国从引进外资之始就没打算在充分尊重外资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坦诚地与外资合作开发技术，也不愿意投入必要的资金加快自己的科技能力，只打算走捷径，用开放市场来“换取”。这种政策导向使中国未能形成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也无相应的人才储备。这一点使得中国从2007年开始的经济结构转型困难重重。尽管中国政府早就将产业结构转型当作未来的经济战略，并屡次政治动员。但任何事情并非有了心理准备与政府动员就能够成功，更何况，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可能依靠偷窃知识产权来顺利完成。 从短期来说，窃取知识产权以提升本国的技术能力看起来是条捷径；但从长远眼光来看，这对本国技术实力的真正提升并无好处。因为企业一旦偷窃成风，就不会再花大量时间与金钱去做基础研究及开发新产品。在中国下决心摘掉“知识产权盗窃大国”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之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不可能完成的。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5月2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and-economic-restructuring-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房企老大陷危境——中国房产业的危机信号？
程晓农 中国的房企老大恒大集团最近陷入财务危境，不但在国内引起轰动，其股价在香港股市也连日暴跌，华尔街也开始关注恒大困境显示出来的危机信号。恒大还能撑多久，会不会昭示着中国兴盛20多年的房地产业就此进入滑向危机的开端？笔者特地就其现况和前瞻作一些分析。 一、房地产业盛极而衰 要谈到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必须回顾一下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在此期间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这第一个十年的繁荣拜“出口景气”之赐。 但中共陶醉其中之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贸易必须互利，若中国一国赚尽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曾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这标志着“出口景气”的拐点来临。随着工资上升，外企开始撤资，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2016年的出口按美元计价下降7.7%。 中共为继续维持经济高增长，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拉动一轮“土木工程景气”。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近10年的经济繁荣，但房地产泡沫也悄然形成。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时期，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一比例不过6%。若比较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当于日本经济平成泡沫的1倍，美国次贷危机时的房地产泡沫也不过中国的几分之一。 “土木工程景气”在短短的十年内把中国的房地产业变成了经济的“领头羊”和支柱，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多；粗钢生产能力6年内从2008年的6.6亿吨（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69%）。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代表着房地产资产的泡沫化。 二、对房企的融资新政断送房地产公司 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这种对“土木工程景气”的高度依赖让各级地方政府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商业银行的大量资金已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成为购房者的抵押贷款，银行比地方政府更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的坏帐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因此，北京当局从2017年以来一直面临着经济政策上的两难，既要抑制房地产过热，又要小心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 而疫情之后，由于经济凋敝，中央政府开始加大对房地产炒作的打压力度。其中有三重考量。其一，担心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因为房价太高、房贷负担过重而遏制消费，导致消费相对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其二，由于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的现状难以为继，要准备用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替代收入来源，而房产税一旦出台，许多持有多套房的人为避免负担房产税会抛售房产，大量二手房将涌进房市，房价势必下跌，这当然会诱发银行业的金融危机；其三，由于银行不断把大量资金借贷给房企和买房人，若房价下跌、房企破产，会引致银行破产，中央政府无力援救。 于是中共在去年8月份给房企划出了“3道红线”，限制房企的银行贷款额度。这3条规定是：一、除预收款之外的资产负债率（即负债除以资产）不得高于70%；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房企的现金短债（即现金除以短期债务）比不得小于1倍。 按照对房企的融资新政，一家房企若3道“红线”全部踩中，被归为红色档，其有息负债规模不得增加（即不能再到银行贷款）；若踩中2道“红线”，归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若仅踩中1道“红线”，归为黄色档，有息债务规模年增速可以达到10%；若3道“红线”均未踩中，则归为绿色档，有息债务规模年增速可放宽至15%。也就是说，经营最好的房企，其银行贷款规模的扩大也不许超过15%；经营最差的房企，从今以后，如果不能改善财务状况，银行贷款就断流了。 这样一来，房企借新债还旧债的老路就走不通了。若借不到足够的贷款，旧债又必须按期偿付，房企就可能被逼倒。自从房企融资新政从今年初开始实施，8个月来房企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到期债券违约未付的现象与过去2年明显增加，今年前6个月发生违约的房企就有12家；到9月5日，全国有274家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平均每天有1家，率先破产的是资金实力弱的小型房地产公司。大型房地产公司虽然“膀大腰圆”，时间长了，也不见得就能熬下去。 三、房企老大陷入危境 恒大集团在中国的房地产业名列前茅，今年8月2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大公司，恒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国入榜的8家房企当中恒大排名第一。这样大的公司，如今居然也陷入现金流困境，其艰难之状不仅让中共担忧，让许多投资恒大的中国人害怕钱打水漂，连西方对恒大的投资者也非常焦虑。 恒大曾经有过辉煌，它以房地产为主业，曾经拥有中国最好的职业足球队，甚至还拥有生产电动汽车的部门，也凭借自己的商业地位大量提供理财产品。但即便是这样“强”的大公司，在房企融资新政面前照样脆弱不堪。此刻恒大的处境是，其旗下由恒大集团全资持股的恒大财富公司的理财产品到期后无法兑付，引发了社会上的关注，大批讨债人云集深圳的恒大财富公司门前。 目前恒大财务报表上的总负债是2万亿人民币，其中有息负债5,718亿，42%将在不到1年内到期（即短期债务）；而账上现金及等值物仅有868亿，此外还有约4,600亿的地产，还有146个住宅建设工程，主要在珠三角，其中深圳有62个。按照“3道红线”来衡量，恒大的经营状况岌岌可危，因为它的财务现状踩了3条“红线”，属于禁止银行给予贷款之列。 自从房企融资新政出台以来，恒大一直试图出售资产，套取现金，但不断碰壁。账面上恒大还没破产，但在中国经济日益困难、房地产业遭当局打压的局面下，恒大拥有大量土地和住宅工程这个资产优势，现在反而变成了劣势；土地和住宅工程想出手套现，却找不到买主，大房地产公司都缺钱，即使能买恒大的几块地，也怕套死在手上。目前恒大的股票市值已蒸发九成，恒大本部在香港的股价下跌九成、恒大物业跌了77%、恒大汽车惨跌93%。 恒大现在之所以现金流严重困难，主要是过去扩张过度，也错误估计了中共对房地产业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共央行今年收紧银根，即便恒大没归入房企融资新政的“红色档”，各商业银行也不敢对恒大多放款；而现在恒大现金短缺，已越过“红线”，银行就更不能违规贷款了。银行贷款断流，恒大的在建工程就难以为继；而且，潜在的买房顾客面临各地频频出台的住房限购、限价政策，后面还跟着中央政府正筹划开征的房产税，顾客们买房的兴趣缺缺，恒大的现金收入便越来越少。债多钱少，恒大这个中国的房企老大照样暴露出经营困难了。 四、恒大的危机折射出中共的经济困境 中共也不是对恒大的处境撒手不管，毕竟恒大的银行贷款来自国有的几家大银行，恒大垮了，这些银行虽然未必倒闭，却也伤筋动骨。最近中共副总理刘鹤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把恒大的财务困境说成是“流动性问题，而非资不抵债”，就是一种保护姿态，其实是希望银行不要从恒大抽走贷款，那会把恒大逼倒。中央政府还居中协调，帮助恒大出售了一些资产，尽力降低恒大债务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但是，随着全国房地产价格逐渐回落，不少城市实行了按市价打七折的最高销售“参考价”，恒大持有的地产和住宅工程势必贬值，它的账面资产因此会不断缩水，每况愈下，而债务负担依旧非常沉重。所以，这家超大型公司今后只能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了。 9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出公文，给了恒大重重一击。该公文规定，当地金融机构即日起暂停受理恒大地产公司的不动产抵押业务。这道公文让恒大地产不能用在当地的项目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来缓解现金短缺；而谁买恒大在当地9个项目的房子，则可能申请不了私人房贷，这让恒大在当地的房子也卖不出去了。佛山的这个命令基本上把恒大在当地的项目判了“死缓”，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仿效，那恒大就要垮了。 恒大是中国第一家正在垮下来的超大型公司，但它不会是最后一家，而很可能是逐渐蔓延的公司经营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露头。恒大的财务困境折射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艰难现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真相。因此，继续夸奖或盲目相信中国经济前景“依旧看好”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而中国经济前景不佳，会不断给热衷于投资中国的华尔街经纪们浇冷水，他们盼望改善美中经贸关系的愿望和游说也会慢慢冷下来。中共当前急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原因之一，就是源于国内经济隐忧深重。 五、中共亟盼拜登解中共的燃眉之急 拜登和习近平通话后，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关于这次通话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中有一篇的标题是，《习近平、拜登的话外之音》。这篇分析暴露出，中共急于改善中美关系，亟盼美国取消所有制裁措施，解中共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这篇文章显示，中共非常看重这次通话，希望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有利于中共的转折点；但该官媒表示，北京早已不耐烦了，而华盛顿“还没想好”。这篇分析还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用外交辞令表达了对拜登的不满。据新华社通稿，习近平在通话中提醒拜登，要“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让中美关系逆转。此文还直接表达了北京对拜登的不满：拜登像“小脚女人”一样，总是希望不急不躁地迈着“小碎步”来推进中美关系……这只能说太保守了，中美民间贸易真的等得起吗？ 《多维新闻》关于“中美贸易等不起”这句话，说明中共现在确实相当恼火，急切地盼望拜登取消所有对中国的遏制措施，从而帮助中共扭转其经济上的困境。如果美国能尽快取消所有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无疑会给中共衰弱的经济打上一针“强心剂”。正因为如此，中共今年以来在中美高层外交官的阿拉斯加会谈和天津会谈中，在与拜登派去的气候特使克里的两次会谈中，一再表达强硬立场，希望通过对拜登当局施加最大压力，迫使拜登立即采取措施，实现中共的愿望。 拜登果然对中共的压力作出了反应。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和环球电视网9月13日报道：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后，中美两方9月13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此次对话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主办”，中方代表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美方代表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和代表共和党的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不过，美国的英文媒体并没报道这次对话，参与对话的美方人士及民主与共和两党到目前为止只字未提这次对话。 现年87岁的希尔斯是美国“拥抱熊猫派”的大本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荣誉主席，她以共和党代表身份参加此次对话，说明共和党内也有拜登的同路人。 但是，拜登果能如中共之愿吗？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就能知道答案了。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15/n1323685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政府扮演上帝的恶果
法国工人长达数周的大罢工，被全球媒体注目。电视画面上，巴黎示威者投掷石块，砸毁店铺，甚至放火烧车辆，在火光和浓烟中，跟手持盾牌的警察对抗，那场面简直像一个战场。 法国人罢工和街头闹事，已不是新闻，过去时有发生。这次，则是因为法国政府要改革退休金制度，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2岁。法国工会认为这损害工人利益（等於晚拿两年的退休金），所以组织罢工抗议。很多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被煽动去游行抗议，说是为将来着想。有评论嘲讽说，法国青年真是“浪漫”，还没找到工作，就先为“退休”示威。 法国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原是65岁，左翼密特朗总统执政时，为取悦工会等，把它减至60岁。这次右翼的萨科奇政府又要改回去（取中间值，只改到62岁），因为法国的“国家退休基金”即将破产，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这并不是法国工人的健康程度提高，可以晚退休，而是政府用拒付两年退休金的方式，来解决财政危机。 西方退休金制度要破产 西方工业国家，几乎都实行这种退休金制度，美国称之为“社会安全基金”（social security）。所谓退休金，实质上是自己的钱，只不过事先被政府从工资中强行扣出（一定比例），退休後，政府再每月付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这种退休金制度，普遍遇到了麻烦。原因跟法国大同小异∶人的平均寿命延长，拿到退休金的年头增多，工作的年轻人（供养退休者）比例下降，导致“退休基金”入不敷出。像法国的退休基金近年就一直亏损，按法国政府的预估，到2018年就将“破产”。 美国的情况比法国好一点点，因美国的生育率仍维持在2.09（欧洲平均只有1.47，日本不到1.3），即平均一对夫妇有两个多一点的孩子，所以美国的人口（年轻人）仍在增加。但即使如此，美国的社保基金也面临危机，预计到2042年将破产。 所谓破产，就是进来的钱没有付出的多，难以为继。在1950年，在西方国家平均大约是七个工作的人（用事先缴纳的社保基金）“供养”一个退休老人。现在，则变成只有四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2040年会变成2比1）。而二战後“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间）出生的约八千万美国人口已开始步入退休年龄，使养老金缺口问题更雪上加霜。 面对这种困境，西方国家的普遍应对之策是“法国式”，即延长退休年龄。美国的正式退休年龄已延至67岁，届时才可拿到全额退休金。法国这次延至62岁，才是欧盟国家退休年龄的平均值。但即使这样延个几岁，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种退休金制度的建立，从技术和理念上来说，都有错误。 不再“人生七十古来稀” 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当初设退休基金时，没有想像到人的平均寿命会如此延长。例如1935年美国建立“社保基金”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才62岁，而现在已达78岁；法国更高，已至81.5岁。而且随著医疗和生活等各方面的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据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人们高夀100岁，就像今天活到70岁一样平常。当年杜甫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白居易的“世间七十老人稀”，都已成为历史。 老龄化和养老金增高，已成为政府开支的沉重负担。例如美国三十年代设立退休基金时，其费用在GDP中只占0.2％。现已增至占7％，等於过去75年增加了35倍！专家预测，很快会占GDP的10％以上。面对这种趋势，无论怎麽延迟退休年龄，都难以根本性解决问题；同时又不可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七、八十岁以後。 所以说，从技术操作层面，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西方政府，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上台，都喊“退休基金”再不改革，就将破产；可谁都改不动，就是因为它没法根本性改造，因为它从设立开始有隐患无穷。 政府越大，效率越低 从理念层面来看，这种退休金制度，是国家冒充上帝，把个人应对自己负的责任转到政府身上。政府不生产金钱和财富，於是把责任再转嫁到他人头上。这是奠定社会主义思维的根基之一。 在二十世纪之前，美国人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什麽“社保（社会保障）”概念。人的退休养老等，被视为“个人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个人应对自己负责，为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作出预设安排；这是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一部分。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早就强调，人跟动物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人”能想到明天，懂得要在创造今天的生活必须品的同时，为明天的安身立命做准备，而不是得过且过，随遇而“活”。所以对自己老年退休後的生活等，事先就应自己筹谋，包括储蓄、节俭、投资等等。美国人的这种“自助理念”，使美国社会相当强调个人自助。对於残障和因各种原因而无法自助的人，无数的个人和社会上的慈善机构会提供帮助。政府只是提供一些相关的扶贫法律，扮演很微弱的角色。 但到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群体主义思潮蔓延到美国等西方知识界时，信奉大政府的乌托邦成为知识人的时髦和标�摇Ｇ∏≡谡飧龉丶�时刻，美国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左翼的罗斯福政府，乘机扩大政府权力，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例如美国的社安基金、福利制度、国营化等，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原来强调的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观点越来越由於政府的包揽而被改变。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福利制度，把人从摇篮到坟墓全都“包”了起来。结果越管越大，越管越糟。它不仅促使相当一部分人越来越依赖政府，越来越放弃对自己的责任，更导致政府规模和权力的无限扩大，其前景是灾难性的——说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同样思维基础之上并不夸张。 退休福利导致“两高一低” 退休金制度的建立，至少导致“两高一低”∶一高是，人们追求早退休，以便从国家获得更多的退休金。例如美国加州，州府公职人员的退休年龄，居然在工会等左派势力迫使下，被推前到50岁。可想而知，加州的退休基金，怎麽不会被掏空，经济怎麽能不崩溃。再加上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加州，也享受许多福利，所以加州的破产，几乎是注定的了。只要有纵容懒惰的福利制度，就有人要钻空子，靠“吃”其他勤劳者的税款而活。 第二个“高”是，政府乘机扩大权力，高支出，高浪费，高度官僚主义。有了庞大退休基金，政府就要设立各种管理分配机构，滋养出更多的官僚衙门。同时政府更有机会扩大开销，甚至在财政赤字下运作（美国的赤字已是天文数字，超过以往历届政府的总和）。而如果没有这些庞大退休基金可挪用，政府寅年吃卯年的粮，到哪里去找？几乎难以操作。 另外“一低”是，退休金和福利制度降低整个社会的竞争力和进步。因政府强行从个人工资中扣去的社保基金，不是被国家挪用挥霍，就是通过福利制度天女散“钱”养懒汉。而这些资金，如由这些创造者自行支配，投资或建厂等，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 美国卡托（Cato）研究所“社保选择”项目主任希普曼（William Shipma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的“把社保基金私有化”文章中说，一对美国夫妇工作了45年後，在2009年66岁时退休了。他们的退休金如不被政府扣去掌控，而由他们自己投放股市（买共同基金），退休时他们将拿到（扣掉管理费等）855,175美元，几乎是百万富翁了。即使2008年美国股票大跌37%，他们股票的年回报率还有6.75%，仍比从政府的退休基金拿到的钱多了75%。而2008年那次美国股票大跌，是过去七十年才遇到一次的。 全球的“社会主义病” 政府强行扣下退休金等福利制度，不仅扼杀创造者，更制造了无数寄生虫；他们本应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比领救济金更富裕的生活，而且更有做人的尊严。所以，鼓励福利制度，不仅是鼓励懒惰，更是在美丽的口号下扼杀人的尊严——让人像动物一样赖活著，让人丧失对自己负责的能力。 福利和退休金制度出现的二十世纪，是政府要包揽人生、扮演上帝的世纪；是知识精英们蔑视大众的能力（没有政府管著，你们老了就都得饿死），要扮演救世主，政府与经济一体的“政经合一”，制度性地控制人们生活、甚至命运的乌托邦体现。 虽然退休金和福利制度在技术和理念层面都有严重的弊端，但改革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所有社会主义政策，往往都是确立容易、拿掉难，一要取消，既得利益者就会大闹天宫。这次法国只是把退休年龄推迟两岁，就闹得整个法兰西不得安宁。 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跟美国雷根总统联手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全面经济改革，但是退休金制度，也无法根本撼动。今天，它更发展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病”。最近美国上届总统布什出版了回忆录，其中认为，他两届八年执政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根本改革“社保基金”。人类在二十世纪基本解决了政教合一，在本世纪，会解决掉“政经合一”吗？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11月 2010-1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
中国经济的主题最近已变成“国企改革”。据说内部文件已传达到基层政府与大专院校，改革的理由是不能让央企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以及官员退休的荣养之地。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推出国企改革方案并付诸行动。但由于还未达成改革共识，原定于9月出台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将延后至明年出台。 \“混合所有制”内容模糊\ 驱使中国国企私有化的动力，其实是债务。《金融时报》8月12日发表《中国发起第二轮国企私有化》，文中引述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David Dollar的说法，“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私有化的重要推手”。其实，国企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以高铁为例，据铁道部财报显示，2006年到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的净资产从8623亿元增至15786亿元，增长1.8倍，而同期的负债则从6401亿元增加到24298亿元，增加了3.8倍。尤其是2008年到2011年大力兴建高铁期间，总负债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 国企尤其是央企这类垄断型经济寡头，是朱镕基当年抓大放小、重组国企为中共留下的“经济命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无论是占用资源、政策扶持、银行贷款还是垄断特权等各种优惠，政府均毫不吝惜；为了强化国企高管的经营责任，还将“经理人持股（MBO）”作为一种奖励。但是国企很不争气，除了本文开头谈到的腐败问题之外，无论从GDP贡献、就业贡献、投资、税收、利润等方面，都比“共和国的庶子”民营企业差得多。 根据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国民营企业创造GDP的占比，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发展到60%多。更有人估算，规模以上民营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其实在66%－74.9%之间。2011年，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达2.35亿人，占城乡总就业人口之比为30.8%；国企占比只有8.8%。民企的税收贡献，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应交增值税中，民营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占一半左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仍在下降，同比降幅分别为5.1%和4.1%。因此，有论者认为，民企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大贡献者，民企的发展事关“国祚”。 因为以上原因，有人认为这次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国退民进”。但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方案及相关部门政府官员的谈话来看，本轮国企改革，重点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民企入股，究竟能占多少股份，是否让民企持有占据有话事权的股份，至今未有明确说法。 \民企如何看国企改革？\ 在官方看来，以为这是舍了个香饽饽给民企，但民企却不怎么领情。对于“混合所有制”，据国内媒体介绍，民营企业的反应分为“馅饼派”和“陷阱派”。“馅饼派”认为，曾经限制民企进入的行业终于可以准入，是个机会。但我并未找到有哪位民营企业家表达过类似想法；“陷阱派”则认为，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以下几位民企巨头的想法颇有代表性。 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对党一直很贴心，但他对本轮国企改革有自己的看法。9月2日-3日，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重庆举行，宗庆后受邀在论坛上发表《国企改革与全员持股》的主题演讲。在谈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宗庆后表示，现在搞试点仅拿出少量股份让民营资本溢价进入， “实际上民营资本亦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机制。”他认为，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进去，最后可能又让国外的基金占了国企的股权，导致国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新浪财经就国企改革采访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这位中国首富已会晤过好几个央企一把手，都是谈“混合”的。他对新浪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 “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曾参与过20多家国企改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虽然比上述两位委婉，但态度实质相同。今年4月25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论坛上发言，谈到自己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小股东进去”，“没有管理权，所以跟原来的国有体制还是一模一样，这样基本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非常明确一点，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话”，不予考虑。 \各怀心思，联姻不易\***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国企高管及政府相关人员获得“改革暴利”的教训，不免让许多人担心国资流失问题，认为国企改革“其风险点即国有资产流失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在“三优”：优良企业、优良资产、优良业务线。其中，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有4个渠道：潜在利益、资产评估、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低估贱卖已广为人知，而关联交易则隐秘而多样。” 国企高管们面对“混合”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最重要的是要看自己的权力在改制后是否受损。中国建材曾于2008年重组南方水泥。掺入许多民企股份，有人说它成了有产者的打工仔，是搞“国退民进”，争议声至今未息。如今，中国建材作为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样板，成为国资委4项改革的试点之一，其董事长宋志平称自己是“老改革”，中国建材的经历是“以国民共进方式成功进行行业结构调整的故事”。他的说法很符合中央精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三足鼎立的关系，不存在谁吃掉谁、谁掠夺谁、谁被谁同化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强调的是不同所有制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国有、民营都作为股东而存在，都在公司法下规范运作，各自的合法利益都“神圣不可侵犯”。国企有规范的管理、规模优势、技术实力，民企有灵活性、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二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强大的竞争力。 即便如此，宋志平也有不满。他说，在中国建材的高管会议上，经常是身价上亿的民企老板、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传统国企干部三类人坐在一起，虽然都是企业高管，但收入相差悬殊：民企老板有股权、职业经理人拿市场化薪水、传统国企干部拿体制内的薪水。从长期看，这种差距不利于企业发展。 本轮国企改革中，降低国企与国有银行高管的薪酬是既定目标，宋志平的想法正好与之相悖。工资一项，应该改革中相对容易的一项，都难以达成共识，遑论其他。 民企老板们对国企改革的怀疑观望及前述言论，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有篇《李克强苦心孤诣，资本家欲壑难填》就代表了这种情绪。作者内心认为民企拿钱出来入股国企是天经地义之事，王健林等人的态度是激进的见解，智慧的做法应该是：“台面上：不要把官资和民资对立起来，大家是一条私有化统一战线（但我官资是主导）。台底下：用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来混合，总要胜过体制外民资的混合（还是我官资来主导）。这种既不和民资撕破脸并试图将其纳入自身战略轨道，同时自己探索一条更加合理的渐进式私有化之路，……这才叫‘懂政治’的大智慧”。 这种“充满智慧”的算计，要想让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恐怕只能通过捆绑才能成夫妻。如果权力不介入，让民企从纯粹的投资效益考虑并持 完全自愿原则，那些持“陷阱论”者多半不会“自愿”参与。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9月6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reform-20140906/244106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进退维谷的在华外商
可以预言，Google退出中国将成为外商在华投资道路上的一个界标性事件。在Google事件发生之前的2009年11月至12月，中国美国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曾做过第12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调查显示，91%的受调查企业也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或“乐观”。这次调查共有388家企业参与，调查结果迟至4月2日才发布。但Google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关系波澜迭起，外商对中国商务环境的感觉已大不如前。中国美国商会于3月下旬发布了另一项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与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的公开文章，表明在华外商对其投资前景深感困惑。 一、在华欧美外商的困惑何在？ 美国商会在中国有两个，一个在上海，另一个在北京。北京的美国商会名为“中国美国商会”。该机构3月下旬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中国政府陆续采取措施，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一些蓬勃发展的市场领域之外，在华跨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抬头。 据称，由于担心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和中国本土创新规定的影响，中国美国商会就中国拟议中的政府采购条例对会员进行了调查，并像往年一样询问了它们对中国总体商业环境的看法。调查结果是：感觉不被欢迎参与中国市场并进行竞争的企业激增到受访企业的38%――而仅仅就在几个月前的2009年12月公布的2009年度调查为26%， 2008年为23%。自中国美国商会开始就该问题对会员进行调查以来，这是4次调查中不满意比例最高的，表示外国在华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估在迅速恶化。 这些外企抱怨的内容包括中国有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新规定，以及使外企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府采购政策。在那些感觉到不受欢迎的公司中，58%提及因中国科技标准的强制实施而产生的障碍，还有50%提到了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这都与中国政府一项新规定有关：2009年10月底，中国三部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科技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该目录将涵盖外国企业销售的数十种产品，包括服务器、移动基站、安全和财务软件及风力发电机。在被问及新政策影响的受调查科技企业中，有57%说它们认为这会对未来在华业务造成负面影响，而有37%的企业说已经产生影响了――即使条例尚未正式生效。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投入重金设立了研发业务，它们担心新的采购政策可能迫使它们将自己的创新成果与中国的竞争对手或政府机构共享。 上述担心是新调查显示的。但中国美国商会第12年度的调查所显示的一些担忧并未成为过去式。在第12年度的调查里，“法规解释相互矛盾”被列为首要挑战。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对获得必要的经营许可和国家保护主义方面的担忧日益加剧，外资企业在华面临的八大挑战中，有七项与中国政府相关。这项调查中的一些担忧，也反映在美国贸易办公室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中。 二、傍徨踟蹰的在华外商 仿佛是为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做注脚，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文章谈到，“突然之间，政治上的进展和监管方面的限制汇集到一起，酿成一杯危险的‘鸡尾酒’――许多公司从中嗅到了保护主义气息。……在许多行业，外国企业的挫折感远比中国政府意识到的更为明显。我第一次听说有（外国）企业考虑完全撤离中国。它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并非因为它们无法与本土对手竞争，而是因为它们厌倦了在一种无法预测的商业环境里苦苦挣扎，……我还听说一些大型企业准备制定战略，将未来的部分投资撤出中国，转投其它亚洲国家。” 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证实了许多外资企业正在亚洲其它国家“筑巢”应变。通用电器、福特汽车、新百伦（New Balance）等长期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纷纷增加亚洲市场的多样化经营。福特在泰国投资10亿美元，与马自达（Mazda）合资办厂；通用电器在越南海 防市投资6100万美元，兴建风力发电机工厂；新百伦运动品牌企业计划在印尼寻找分承包商，为在中国的四座工厂和越南的一个工厂寻找新货源。新百伦亚洲经理朱迪斯·麦凯（Judith Mackay）将此称为“中国加一战略”。 分析人士指出，政治、经济因素正在促使外商扩大视野，到中国以外地方寻找发展机会。美国新兴市场战略公司总裁甘布尔分析，劳工成本不断增加与正在改变的政策法规环境，加上知识产权的剽窃与干涉行为，以及骇客攻击和造谣中伤等等，已经让中国的经营吸引力有所下降。Google就是这种环境的冰山一角，美国前任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近日对香港媒体说，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市场，但最近，“我看到很多美国公司正在寻找替代市场。” 三、中国政府出面安抚效果不彰 中国当局对外商日益增强的忧虑并非毫无感觉。在外商对中国投资和经营环境忧虑日益加重的时候，温家宝于3月22日出席中国发展高峰论坛，在与60多位外企负责人会面之时，代表政府向在华经营的外商释放善意。他强调，中国的发展依然需要外资，他能够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并表示会增加与外国企业的往来。 4月13日， 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将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 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所谓“两高一资”行业，即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的行业。与此同时中国还将鼓励外资去西部贫穷地区，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 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删除了有关采购新规草案中一些限制性条款。中国政府采购市场每年的交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根据去年发布但未正式执行的规定，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所有申报的产品都要拥有中国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且申报人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全独立于海外机构或个人。这一限制性规定曾经引发外商强烈不满。根据外资企业的理解，这一规定意味着没有中国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就不能进入政府的采购名录。这导致北美、欧洲和亚洲的代表全球多数科技巨头的30多个行业团体向中国官方致函抗议，称这些规则属于保护主义。 最新草案中删掉了这一条款，只要求政府采购目录上的产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申报人拥有或有权在中国使用该产品的知识产权。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负责全球政策的副总裁诺弗尔（John Neuffer）称，尽管中国政府对批评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但这并未解决外商所有的担忧。外商必须全面理解这个规定，其措辞仍模糊不清。即使删除了部分引起麻烦的词句，在政府采购时使用自主创新清单仍是一个大问题。 在我看来，外资被从“神坛”上赶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对外资政策从来就未脱“利用”二字。所谓“利用”，指的就是当中国羽翼未丰，有资金技术等需要时，双方合作，这时候可以给对方各种优惠；一旦中国羽翼丰满，外资利用价值下降，优惠自然取消，门也开得越来越窄。不过，这扇门并非这时才猛然关上， 中国外资政策环境变化的转折点应当追溯至2006年11月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十一五期间外资利用规划》，该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要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自此以后，外资在中国的优惠待遇逐渐丧失。今年3月21日，国务 院还发布了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外资利用放在了重点工作的第四十四条。在外商投资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并未强调加强吸引外资，相反强调工作中心在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这些都是在华外资不可不注意的信息，如果忽视了这些信息的内涵，最后可能只会自找不痛快。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61期 ⁄2010年04月29日,http://watch.secretchina.com/%E7%9C%8B%E8%AB%96%E5%A3%87/2010/2084）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