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左派为何在澳洲失败
前天（21日），澳大利亚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竞争的国会改选，结果两大政党都没拿到多数席位（要76席），但执政的左派工党明显是输家，因从原来的83席降至72席，而保守派联盟（自由党和国家党）则从原63席增至73席。今後几天，左、右两大党，谁能拉到独立派议员（四席），谁就可组阁。独立派的四个议员中，有三位原从保守派联盟出走，在理念方面，应说跟保守派更近，所以澳洲很可能像不久前的英国大选一样（也是两党平分秋色，国会没产生多数党），最後是保守派联合小党议员而组阁出任总理。 近三年前，工党打败了连续执政11年的保守派霍华德政府，气势如虹，工党领袖陆克文的支持率高达七成。但为什麽只有两年多，这只腾空的陆总理，就像流星一样陨落著陆？ 首先，陆克文在竞选中的改变全球气候过热的夸口，根本无法兑现。因它不仅涉及全球，并是一个假议题，根本不是哪个国家可解决的。而为气候过暖而限制企业发展，等於人为制造经济困境。陆克文是两头不讨好∶环保绿党及支持者愤怒，重视经济发展的企业界和民众也不满。 其次，陆克文上台後，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用国家资金大手笔“救市”，结果债台高筑。上届霍华德政府留下的172亿财政盈馀，被陆克文的救市计划花掉，还出现321亿的财政赤字。为补漏洞，陆克文要对矿业增收40％的税，结果怨声载道，民调暴跌。 曾学中文，会说流利汉语的陆克文，上台後全面亲近北京，希望依赖中国市场扭转澳洲经济，但并无效果。结果导致原来支持者反感。例如前台湾总统府顾问、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曾多年支持老友陆克文，但这次选前就撰文反戈，称陆克文“大概是世界民主国家中最亲近专制中国的国家领袖”。 第三，看到陆克文民调暴跌，工党急中生“蠢”，临阵换将，以密谋方式把陆克文拉下马，陆的副手吉拉德接任，并提前大选。此举在陆的家乡昆士兰省引起强烈反弹，结果工党在这个票仓（第二大省）的支持率降至三成。吉拉德为权力而无情出手、政治刺杀，导致愤怒的昆省选民要用选票为同乡打抱不平。 第四，在野党领袖亚伯特虽去年底才出任自由党主席，但他目标清晰，理念坚定，选战策略得当，以三大诉求赢得了选民共鸣∶制止住涌入澳洲的非法移民；削减赤字；减税，以市场经济再创繁荣。另外这位前橄榄球运动员性格直率、作风质朴，“在选民心目中更像一位普通澳大利亚人，更具亲和力。” 如保守派组阁，将再创澳洲记录，因过去79年，澳洲从没出现仅维持一届的政府。吉拉德的首位女性总理梦不仅破碎，也成为工党历史的噩梦。而从全球角度，G7加澳洲，八个西方主要国家，出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六国都是保守派执政的局面，左翼政府只剩下美国和日本。而日本的菅直人内阁，经上次参院选举惨败，已是势如危卵。而美国两个月後就国会改选，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民主党将是输家。现在五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虽然他自称基督徒）；近半美国人不清楚奥巴马到底信仰什麽。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如现在美国选总统，在野的共和党不论谁出来，都会打败奥巴马。看来，干预经济、试图垄断人们生活的大政府，在哪个国家都会短命；人们用选票教训那些走社会主义的政客。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8月23日“曹长青专栏” 2010-08-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西欧左派的兴起和本色
程晓农 西欧是当代美国左派的精神发源地，而法国则号称“欧洲左派之都”，至于德国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至今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从西欧的法德两国左派的兴起，可以看到西欧左派如何内影响其国内政治、外影响北美和东亚诸国的政治氛围。要了解美国如今十分猖獗的左派底蕴，最好的窗口就是了解西欧左派的历史和现状。 一、法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困境 法国被称为欧洲之镜，不仅因为法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摇篮之一（还有一个摇篮是德国），还因为法国和德国主导着欧盟的方向。但现在法国社会似乎正在向右转，连标榜自己是中间势力的马克龙也大受冲击。 法国是欧洲左派势力的大本营。上世纪50年代初法国社会里共产党大行其道，巴黎的“欧洲左派之都”即由此而来。法共曾经是法国左派中最大的政党，另一个左派政党是社会党。法共坚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长期追随苏联，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二战后法共一度成为全国第一大党，但后来其地位却一路下滑。1990年12月东欧剧变之时，法共第27次代表大会认为，资本主义正在东欧复辟，法共不能变成社会民主党，要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目标不变。但不久苏联就解体了，法共的苏联道路变成了镜花水月，法共也受到严重冲击。但这批顽固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1996年底法共第29大放弃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代之以“新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变革，结果在社会上越发无人理睬。到了2010年，大批法共党员和干部纷纷退党，年青党员越来越少，这个党已不可救药，其各级民选代表人数也大缩水，2010年仅及2004年的三分之一。 法共的失败有一个社会原因，法共按照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坚信要发动工人阶级来打倒资本主义。1962年法国的产业工人占总人口的40%，那时法共还能煽动他们；以后产业工人逐渐减少，1989年只剩下30%，今天已降到20%，法共的支持者群体越来越小，许多工人也不再支持他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数量会日益庞大起来。这个预言明显违背历史发展的事实，于是马克思主义害了法共。 虽然法共不可挽救地没落了，但新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一直根深蒂固，法共的衰落，并不代表法国人就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像萨特、德理达、福柯等人都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泛滥出过力；另一个来源就是毛泽东主义，即中共的影响。这两个左派意识形态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并未受苏联阵营解体的拖累，现在仍然在文化界、知识界非常活跃，与美国的情形相似。 二、法国的“五月风暴”造就了新左派 新马克思主义是法国土生土长的，那些原来相信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萨特，原来就是法共党员；由于苏共1956年批判了斯大林，萨特觉得，继续与莫斯科派的法共混下去，会很丢脸，于是和法共分道扬镳了。这些知识分子改而发展一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延伸包装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自称“后现代”理论，骨子里还是鼓吹社会对立、反对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等。 法国曾深受中国“文革”的影响，一批年青的大学生模仿“文革”，1968年5月在巴黎“造反”，号称法国的“五月风暴”，那是一场大规模罢课、罢工运动。导演“五月风暴”的左派学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法共的议会斗争路线，对苏联模式感到失望，转而向新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寻求启示。他们认为，传统的请愿、谈判等斗争手段已经过时，不起任何作用，需要采取革命行动，不断向统治者挑衅，让统治者不得不诉诸暴力镇压，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把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巴黎校园和街头上出现了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学生，打扮得像中国的红卫兵。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游行示威者举着马克思、毛泽东、格瓦拉的画像，甚至打出了“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的大幅标语。 这批学生是毛派，而法共是莫斯科派，由于北京和莫斯科势不两立，所以法共不支持“五月风暴”。“五月风暴”本来不过是左派人士找机会和借口来发泄情绪，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纲领或计划，很快这个社会运动就瓦解了。这次“五月风暴”造成了法国左派内部严重的分裂，法共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派则扩大了影响。同时，“五月风暴”也激发了戴高乐为首的法国右翼力量的大团结。 后来法共逐渐垮下来了，但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却兴盛起来，支配了整个法国乃至欧洲的教育界和文化圈。法国的高等院校里有大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师和学生，连一些大学校长也是这种人。 三、法国左派面临社会挑战 左派长期受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熏陶，都喜欢激进、幼稚的“乌托邦”。从追求社会主义大锅饭到追求大一统欧洲，再到追求世界大同、二氧化碳零排放等等，一向如此。但一旦这些“乌托邦”被转变成社会政策，最终却往往产出苦果。比如，法国长期的左派社会政策对阿拉伯移民宽纵，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抗思维和社会福利养育出一代具反社会情结、不思努力工作学习的年青穆斯林，他们把上世纪80年代尚且平和的巴黎北郊阿拉伯人社区变成了同情恐怖分子、动辄进入市中心打砸抢的混乱之源。法国现有650万移民，占人口10%，其中240万人已入籍，大部分是北非阿拉伯移民，其中很多人住在巴黎北郊，那里的阿拉伯社会对穆斯林恐怖分子十分袒护。其他法国都市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相同的问题，法国的社会治安深受其害。面对这种局面，法国的左派普遍采取精神逃避态度，他们往往拒绝从价值观上批评自己及其父辈追求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吸毒上瘾的人要戒毒那样，非常困难。 不过，法国社会现在开始厌恶新老马克思主义思潮塑造出来的种种社会政策，社会不满集中反映在国内社会治安问题上。前几年法国《世界报》曾发表一篇《为什么知识分子辩论偏向右翼？》的社论，认为从前法国的知识分子都左倾，而今天法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和防御性心理。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些左派对一些法国穆斯林在文化上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侵扰型行为越来越担忧，但因为自己的左派价值观是这种行为的根源而十分无奈，既看不到希望，又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现在距下届法国总统大选只剩1年，而法国因移民、恐怖袭击、郊区骚乱等问题导致社会治安很糟糕。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法国各地连续发生袭击警官的暴力事件，嫌犯明显受伊斯兰极端主义蛊惑。法国民众对总统马克龙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不作为”非常不满。5月10日法国知名右翼媒体《当代价值》（Valeurs Actuelles）周刊登载了法军官兵警告马克龙的声明，联署的军人达20余万，占法军27万人的四分之三。该声明指出，法国正处于暴力案件频发的“内乱”局面；声明呼吁法国各界要奋起，避免成为一个“Etat failli”（失败国家）。这种看法得到了法国各界的认同。 马克龙2017年当选时代表中间势力，但在国会的席位相当低；当时法国左派即已大败，法共溃不成军，温和的社会党的国会席位也从过去的277席下降到40席。而现在马克龙这股中间势力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在政策上仍然延续以前的偏左当局的基本方向。 四、上世纪德国的“红军派” 德国社会也对马克思主义充满好感。上个世纪后半期，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尊敬马克思，不少德国人对“毛派”恐怖主义小集团也充满好感，统一之后的东德社会更是怀念前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70年代西德出现了一个暴力团体“红军旅”，他们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加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部分是暴力革命。他们在西德以放火、绑架、暗杀起家，勒索钱财。1968年4月2日第一代“红军旅”的首领巴德尔（Andreas Baader）和恩斯林（Gudrun Ensslin）等人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宣称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火灾造成70万马克的损失。当时的西德民意调查显示，40％的西德民众支持他们。许多人曾自愿为“红军旅”成员提供秘密住所；这些人被监禁时，社会上还出现了对“红军旅”的声援浪潮。 这个恐怖组织在28年里长期从事地下恐怖活动，包括绑架并杀害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银行家彭托（Jürgen Ponto）等，1977年9月到10月还绑架并杀害了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案发后这些骨干成员逃到东德，躲避西德的追捕。“红军旅”从1970年到1998年实施的谋杀、炸弹袭击和抢劫事件共造成3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迄今为止，这些事件仍然未完全查清。 东德垮台以后，躲藏在东德的“红军旅”恐怖分子堂而皇之地回到西德，以其二线骨干组织了绿党，登上了德国政坛。近年来，老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式微，而绿党打着环保主义的旗号，吸引了很多左派选民。默克尔即将卸任，据分析，下一轮德国选举时默克尔的政党可能不得不与绿党联合执政。 在德国，不只是老一代的德国人仍然吹捧马克思，年青人也同样。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觉得，相信马克思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追捧马克思主义，不是耻辱，而是荣耀。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中共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权现在仍然是本世纪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口口声声讲良知、正义，但他们今天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不恰恰是对人类良知和社会正义的背叛吗？ 五、德国统一之后东德社会的价值观照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统一之后，并没批判东德社会里被原共产党政权灌输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马克思主义充满好感的西德就这样与本来就强制灌输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东德社会“统一”了。这样的“统一”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因此为德国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痕。 所谓的社会转型，指的是原共产党社会若要摆脱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必须有一个多数社会成员参与社会重建的过程，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做的，它们由异议知识分子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了新的政治精英，提出了三个社会重建口号，即“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忏悔”的意思是，每个人要通过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净化”是要人们把思维中共产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清除，达到灵魂的净化；而“牺牲”是要求社会成员放弃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为制度转型做出牺牲。 而在德国，西德只是在经济上为东德投入巨资，政治上批判东德过去的秘密警察（Stazi），但拒绝批判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样的批评会打到西德左派的头上。结果东德未实行社会重建，而是被号召要“逾越过去”；这种“向前看”方针放过了共产党统治时期灌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任其继续影响社会。这种方针虽然避免了社会分裂，却造成了东德民众像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那种“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心态。许多东德人认为，德国统一不过是西德人胜利、自己失败而已。为了安抚东德民众，德国的中间派执政党便选择了默克尔这个成长于东德的人担任总理。 六、默克尔的红色印痕和德国左派当道 默克尔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青年团员，她在东德生活了35年，统一后从政了，却从不批判自己成人阶段接受的共产党文化；相反，她回首往事时说：“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西方常常忽视这一点，东德的生活也不全是政治。”默克尔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变相地为东德共产党辩护。默克尔执政后亲中共，当然有德国经济上依赖中国市场的因素，但也有她个人青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共产党好感的影响。 默克尔的想法和说法在东德人当中十分普遍。德国统一后我多次到德国，每次都会遇到原东德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对中国好感，因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而充满失落。默克尔对共产党制度的态度，既体现了她个人的价值观，也反映出德国很多人的价值观。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很难走出马克思主义的阴影。 现在德国各领域掌权的都是1968年那一代普遍左倾、崇尚左翼革命、崇尚毛泽东的人，德国近40年来的社会和政坛越来越左，在德国的资深知识分子、政治家、中产阶层和文化精英当中尤其突出。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联盟（CDU）原本是西德中间偏右的政党，默克尔执政是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她为了迎合左派，政策大幅度左倾。德国联邦国会的多数议员也都是左派，绝大多数州政府都被左派把持，所以，德国政坛的主流是左派思想和左派势力，他们主导了联邦德国的政策方向。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欧盟一体化，其本质就是去德国化、去国家化、去民族化；他们梦想中的欧盟一体化是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区分的欧洲，为此他们不断消除德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想让德国融化在欧盟这个大家庭里。这就是2015年的难民潮在德国失控的原因之一。 一旦左派的政策遭到失败，他们神经里的马克思主义“基因”就会引导他们抛弃民主、拥抱专制。例如，2015年德国社会里出现了对荒谬的开放移民政策的批评，德国政府便模仿共产党专制国家，禁止媒体报道移民犯罪的负面消息，公职人员谁公开批评就开除公职；德国政府甚至动用其反间谍机构——国家宪法保卫局，把手伸到美国来，要求美国的德国移民政策批评者闭嘴。西方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时时处处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那思想专制的特点，今天的美国也同样如此。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5/31/n1298681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许信良蓝绿通吃 谁派他到绿营搅局？
民进党总统初选，本来是蔡英文、苏贞昌、吕秀莲三人参选，後来吕退出，剩下蔡、苏，被认为旗鼓相当，绿营的总统人选大局已定，基本从这两人中产生。但许信良突然报名参选，变成了三足鼎立，当然事实上还是两足竞争，许信良只是来做陪衬，或者是搅局，因为他没有任何当选的可能性。 许信良为什麽没有一点可能？因为他曾叛变到蓝营，给连战效力，给国民党做打手，是个无耻的政客。後来，连国民党都不搭理他了，他已经完全过气，就像一张什麽纸，被泛蓝用过之後就扔到垃圾桶了。 所以许信良又跑去中国，在那里寻求发展。使用的手段，是吹捧北京，取悦共产党。例如，许信良还特别选在共产党发迹的延安，也就是当年毛泽东在那里指挥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延安，攻击诋毁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 陈水扁作为政治人物，当然可以批评，但是，跑到共产党的地盘，当著中共的面批评，就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谄媚共产党，是变相邀宠。用现在中国时髦的术语说，是做「宠物」，让主人高兴。但最後连共产党也不搭理他了，他才又跑回台湾，看到绿营有机可乘，就又来投机了。 但是就许信良这份德性，绿营的支持者，怎麽可能投他的票。但许信良有钱，就能参加民进党总统初选。因为民进党的初选制度是，只要交五百万台币登记费，就可报名参选。 五百万可不是个小数字，相当15万美元，在美国现在房价大跌，15万足可买栋房子了。而对於台湾的月薪阶层来说，很多人每月才三、四万台币的收入，这五百万，差不多是十年不吃不喝不消费的收入总和。哪个人能玩得起？连那些政治新秀、後起之辈，也都很难交得起这笔钱。 按道理，民进党总统初选，应该更看重理念、人品、经验和政绩等等，而不是金钱和报名费。可以用党员连署的方式，来作为报名标准。如果是党员连署，那许信良就没有参选搅局的可能，他恐怕连一千名民进党员的连署都拿不到。 许信良是那种有大钱的人吗？当然不是。那麽他怎麽可以这麽潇洒，拿出15万美元来玩一把注定失败的初选？这不符合基本逻辑和常识。按民进党的规定，最後不管初选是输是赢，这五百万都是不退的。 一定要扔在水里的钱，只有两种人可以玩，一是不知道钱怎麽花的大富豪，二是钱不是自己的。许信良当然不是资本家、企业家，他自己也承认钱是「借来的」。但哪个人会借这麽大一笔钱给一个明显没有任何希望的政客？ 那麽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很可能是来自国民党，甚至共产党。国共两党如果掏钱，不会是给许信良个人出风头，抢版面，上电视，做个人秀，而是另有企图，最大的可能，就是利用许信良，来促使民进党的另两位总统初选人更向中间路线靠，或者更准确地说，更向国民党的中国政策倾斜。 因为许信良的竞选口号是大胆西进，就是更向中国开放，提出什麽台湾应该跟中国建立欧盟模式。中共经济学者胡鞍钢早就这样比喻说∶让台湾更依赖中国，就像一个糖尿病患者依靠胰岛素一样，中国就是胰岛素，台湾不打，就得死。这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也是他们可能要再次利用许信良的根本原因。 许信良不仅提出欧盟模式、建立中国联盟，甚至提出台湾应该把货币、关税、签证权都交给这个「中国联盟」。但谁主导中国联盟呢，能是台湾吗？当然不可能。结果只能是台湾交出自己的主权，让对岸的中国主导。 许信良提出欧盟模式，可以理解，因为他只是传声筒。但有些绿营人士，面对中国的崛起，国民党重新执政，绿营处於低潮，就说台独很难有希望了，乾脆跟中国建立欧盟模式吧。这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我们先不说欧盟模式是不是能给台湾带来好处，先说它是不是可以操作。欧盟模式对台湾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原因至少有三点∶ 第一，欧盟的27个成员，全部是民主国家，都有民主的选举。而中国仍是专制国家。民主和独裁，怎麽个建立联盟法？ 第二，欧盟不管多少成员，都相互承认主权。因为如果你连对方是主权国家都不承认，还谈什麽建立联盟？而中国至今都不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甚至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那你怎麽跟他建立联盟？ 第三，欧盟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用飞弹瞄准另一个国家。但中国用一千多枚飞弹瞄准台湾，还用反分裂法的法律形式确定可以对台湾动武。你怎麽跟一个武力威胁你的国家结盟？ 中国如果有善意，有诚意，首先应该撤飞弹，废除反分裂法。但现在它什麽也不做，台湾一味地要跟它建立联盟，不是明显是变相投降、自己矮化，变成香港第二吗？ 今天，台湾的绿营的确处於很艰难的局面。但这个艰难，其实不在於对岸中国的崛起，也不因为马英九赢了总统大选，而在於绿营的精英领袖，面对民进党败选的局面，被对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气势吓住了，失去了对台湾成为正常的、独立国家的信心和决心。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失去了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才是失败的开始，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蔡英文最近说，如果她当上总统，民进党执政了，两岸关系，要交给下一代选择。也就是说，她如果当上总统，不会推动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独立国家，不会由她来起步往这个方向走，而且不仅她这一届总统不做，甚至连她这一代人都不做了，要交给下一代。 一个领袖，要的是给下一代创下一个江山，这才是领袖的气魄，这才是人们寄望领袖、需要领袖做的。领导人物要把最困难、台湾每天都面临的最大困境留给下一代，这怎麽说得出口？怎麽可以想像？ 如果把台湾的国家主权问题放下、不往正常的独立国家方向走的话，那人们为什麽要选择民进党呢？要比赛谁跟对岸独裁中国合作得更好的话，民进党能跟国民党相比吗？ 所以绿营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对手多强大，而是自己没有信心，一路妥协软弱，从领导层开始。 选民不可以容忍领导人把政治责任交给下一代。交给下一代的话，要你们干什麽？领导人要做的，是从我开始，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台湾的问题是，台独运动从六十年代彭明敏时代就开始，半个世纪过後的绿营领导人，要交给下一代了。这岂不本末倒置了吗？ 西方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在鼓舞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的那本著名的《常识》一书中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值得所有绿营的人想一想，他说∶在当前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如果人们都抱著胆怯的思想，那麽後代的子孙们一定会以厌恶的心情，来想起他们祖先的名字！ ——本文为2011年4月8日「长青论坛」文字稿 2011-04-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限电挨冻背后的中共“大棋”
程晓农 最近中国因缺煤而限电，限电使许多地方的居民生活不便。由于煤价偏高，一些北方城市住宅区的供热中心把室内集中供暖的开供温度调低为摄氏3度，比以往低了10度以上；居民若想用家用空调提高室温，又遇到限电。结果，在2020年末的这个冬天，酷寒之中难取暖，室内格外的冷。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中共正在对美国“下一盘大棋”。 一、多地限电，官媒“辟谣”？ 北京的《多维新闻》去年12月28日报道，中国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用电紧张局面，浙江、湖南、江西多个南方省份的部分城市拉闸限电，企业被要求错峰生产，电梯用电、室内取暖甚至路灯照明等也加以限制。 面对这种反常现象，一开始国内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分析文章，认为中共抵制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炭，是导致此次中国出现电力紧张的罪魁祸首。比如，《新京报》去年12月17日的文章称，由于贸易环境变化，11月的煤炭进口出现了大幅下滑。所谓的贸易环境变化和进口煤炭大幅下滑，其实就是中共去年下半年以来对澳大利亚实行贸易制裁的结果。尽管很多中国发电企业购买了澳大利亚煤炭，但当局禁止运载澳洲煤炭的散装货轮及时卸货，导致煤炭到港却上不了岸，于是指望用澳大利亚煤炭发电的电厂就面临燃煤不足的困境。 但很快中国的媒体就开始变调，尽量淡化禁运澳洲煤炭的影响。因为禁运澳煤是高层下令，如果媒体上继续讨论下去，那么民众因限电而受苦的原因就暴露出来了。《多维新闻》去年12月29日的报道采用的标题是，《中国限电原因已找到，用电激增无需担忧澳煤断供》。此文强调，导致南方部分城市燃煤供应紧张、拉闸限电的根本原因是，各大电厂错误地估计了2020年冬季用电量的猛增；中国抵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对中国的煤炭供应和燃煤发电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这个借口十分勉强。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用电量曾经达到高峰，那时的电厂能充分供电，说明电厂具有足够的发电能力；去年夏天空调用电也曾达到高峰，而供电仍然正常。若去年年底时燃煤供应充足，电厂本来应该可以满足供电需求，不至于手忙脚乱地拉闸限电。事实上，去年年底的供电不足早有症候，原因是煤价偏高，电厂限量发电。 二、限电的背后：电厂为燃煤价格奋斗 在中国，电厂输出电力的价格是被管制的。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上网电价采用最高限价、对输配电价采用政府定价等。由于沿海地区大部分供电由火电厂供应，煤炭价格对电价的影响很大。燃煤供应包括国产煤和进口煤，国产煤质次价高，进口煤则发热值高、价格相对便宜。当国产煤价格偏高时，沿海的电厂会改用进口燃煤，而澳大利亚煤炭最受欢迎。澳大利亚的煤炭具有低灰、低硫、高热量的特点，价格仅及国内煤炭的一半。若进口澳煤遭阻，电厂便只能用国产煤，只要煤价高过每吨600元，发电成本上升，电厂就发生亏损。因此，发电成本与电厂的设备利用率呈反向变动；煤价一旦上升，电厂就可能降低设备利用率，发电量因此减少，以此来缓解成本上升的压力。 去年夏天以来，沿海地区的电厂一直在为降低燃煤价格奋斗。据《中国能源报》去年7月27日的报道《沿海六大电厂为何停报数据？》，沿海地区的六大燃煤发电企业（指华能、国电、大唐、粤电、上电、浙电在沿海各省的电厂）开始了与国内“煤炭企业的‘斗争’”。去年夏季用电高峰到来时，多地用电负荷频频刷新纪录，电力企业开足马力供电。这时，沿海的六大电厂纷纷停止公布其煤炭日耗、库存和可用天数等数据。发电企业为何不再公开数据？背后是一场煤、电之战。多年来沿海电厂定期公开的煤炭库存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华东、华南地区的用煤需求。《中国能源报》的上述报道提到，发电厂停止公布存煤数据，无疑是与煤炭企业“斗争”。因为山西煤炭集团使用发电企业的公开数据，作为晋煤涨价的“武器”，煤、电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 这场煤、电之间的斗争，源于电价被政府管制；如果政府再管制煤炭进口，而国内的煤价又偏高，这场斗争就必然进一步升级。去年夏天以来，北京当局天天高喊“复产复工”，媒体上一片“中国经济复苏、一枝独秀”之类的宣传。难道发电厂看不懂这些新闻，不知道冬季用电高峰即将到来，应该及时储存足够的燃煤？真正的原因是，发电厂承受不了晋煤高达每吨700元以上的价格，转而进口澳煤又被政府卡住，于是就发生了去年底的限电拉闸。 三、澳煤到港却断供 近年来澳洲煤炭物美价廉，以低价位进入中国市场，很多沿海电厂早就改造机组，燃用澳洲煤。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北京当局突然下令停止接卸澳洲煤，电厂的进口澳煤消耗殆尽。目前滞留在中国港口的澳大利亚运煤船达73艘之多，船上有近800万吨煤炭。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利亚资源部长皮特(Keith Pitt)表示，船上的澳大利亚煤炭无法清关，“这些煤炭由中国买家所有，在卸货方面由中共当局管理。” 据今年1月14日的消息，中共当局铁了心要在经济上打击澳大利亚，已向滞留在中国港口的澳大利亚运煤船船主明确表示，船上的货物不会在中国卸货。澳洲的好煤上不了岸，而北京当局承诺从印尼等国进口的煤炭一时又不能发货，而且煤质远不如澳洲煤。国内煤炭中只有蒙西、神华、晋北的部分煤种符合电厂的质量要求，但价格又远远超出电厂的承受力，不少发电厂因此陷入财务困境之中。 北京当局为何矢志不移地打击澳大利亚？在这方面，中共又撒了另一个谎。《多维新闻》就禁运澳煤的解释是，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共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政治指责，导致中澳交恶。所谓的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共的“指责”，主要是要求调查去年疫情在中国的源头，而中共坚称疫情的源头与中共无关。然而，这真是中澳交恶的唯一原因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中共正在实行针对澳大利亚的一个施压计划，目的是让中共的战略核潜艇从南海出发，经由澳大利亚北大门，畅行无阻地潜航进入中太平洋，以便用洲际核导弹威胁美国。 四、中共的打击澳洲计划 去年春天中共宣布，已经圈占南海的国际海域，作为中共海军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和“发射阵地”。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前些年主要在渤海和黄海活动，那个海区的水深只有几十米，核潜艇难以藏身。自从中共海军在南海的公海上抢占暗礁、施工造岛，这个海域已经变成了中共战略核潜艇的“后院游泳池”。去年12月7日，我在本网站刊登的《中共“南向崛起”的“立威之举”》一文介绍了相关的背景。 中共的战略核潜艇虽然在南海的深水海域获得了安全感，但从“深海堡垒” 前出中太平洋只有三条水下航道。其中的东南航道要穿越菲律宾群岛，进入菲律宾海。去年8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专门到帕劳群岛访问，部署在菲律宾海防堵中共战略核潜艇的水下潜航。随后中共开始尝试位于南海东北角的东北航道，去年秋末冬初，美中两国的潜艇和反潜飞机及水面舰队在台湾西南海域反复较量了一个月。此外，中共海军也尝试着从南水道绕道印尼的爪哇海前出中太平洋，于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便首当其冲了。 对打通战略核潜艇的水下南航道，中国摆出了志在必得的姿态，去年以来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措施。其一，在位于澳大利亚北大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1975年从澳大利亚独立）花费巨资，为在该国的达鲁岛筹建潜艇基地铺路(参见我去年12月16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SBS网站发表的文章《中国对澳大利亚施压的真实意图》)；其二，对澳大利亚实行长期经济制裁，阻止澳大利亚的对华出口，试图逼澳大利亚放弃重在反潜防卫的国防十年计划；其三，当美国海军尚未在中部印太海域完成部署和展开巡航之时，中共大规模地使用水下无人航行器，秘密探测核潜艇水下航道的水文资料，其探测范围正从印尼的爪哇海向澳大利亚近海延伸（参见我今年1月18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SBS网站发表的文章《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解析》）。 中共打击澳大利亚经济的手法包括阻止澳煤出口，于是沿海地区的发电厂就突然中断了进口燃煤的来源。受此影响，许多地方的拉闸限电便相继而来。 北京当局为了在军事上威胁美国，正不遗余力地逼迫澳大利亚让步。墙国小民也为“这盘大棋”作出了“贡献”（挨冷受冻）。但他们既不知道真相，也不便公开抱怨。只要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一日不去，国人就可能为此承担各种代价。今年是“这盘大棋”布局、“占位”的第二年，而“挨冷受冻”、“物价上涨”之类，只不过是“这盘大棋”国内后果的开端。 原载RFA，2021年1月1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119202112490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从中国劳教到台湾羁押
中国有一个恶法，就是简称「劳教」的劳动教养制度；它不需经过任何起诉、审判的法律程序，公安机关以行政命令，就可把人关押最高四年，强制劳动改造；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和蹲监狱没有两样。而抓关的理由有「不务正业、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和公务，屡教不改」等等；这种空泛条文，给了公安机关极大的权力，等於想惩罚谁，就可抓去劳教。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恶法，至今都没废除。现在则成为惩罚法轮札ケ�@B基督徒、异议人士等各种被政府视为「不听话」者的工具。 台湾的羁押制度，和中国的「劳教制度」有异曲同工之恶。也是给了权力者滥权的空间，哪个嫌犯「不听话」，或者让检方感觉「不顺从」，就可能在被起诉和审判之前被羁押，因羁押要件中有「串供」条款，而谁会被「串供」，能否「串供」，认定权都在检方手里。虽最後经法官裁定，但因有「串供」条款在先，法官一般很难否定检方要求。这就为检方的随意羁押，提供了像中国公安任意抓人劳教那样的方便之门。例如陈水扁被羁押案就是典型的以「串供」为藉口抓人的例子。扁被抓时，他周边的可能涉案人都已被羁押，他还能跟谁「串供」？但这个所谓「串供」条款，就给了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人总统进行人格羞辱（包括带上手铐）、政治报复的法律便利。 在美国这样法治较健全的国家，嫌犯等於是可公开「串供」的。嫌犯本人可行使缄默权，由律师代言；如一案中有多人涉案，各当事人的律师，可聚到一起，共同商讨对付检方的攻守策略。这并不是放任嫌犯串供，而是尽量保护嫌犯的人权，防止检方滥权。而美国警方对嫌犯的扣押期只有四十八小时，到时检方如不起诉，就得放人；如起诉，绝大多数都会被法官判决取保候审（各州对保释金据不同罪嫌都有价目表，法官也不能随意开高价）；只是谋杀罪嫌犯有继续伤人或逃脱可能，才会被判羁押。 而台湾的羁押期是两个月，到期还可再延。曾推动台湾太空计画，发射卫星上天的前国科会副主委谢清志，就经过这种噩梦，被以可能「串供」理由羁押59天，到最後一天期限，检方还声请继续羁押，理由是有个证人在国外没传到。一审已判无罪的谢清志在回忆这段噩梦的新书《生命振动》中说，如果那个所谓证人一直不回国，他难道就得一直被羁押吗？办谢清志案的台南检察长，就是现在「扁案」的特侦组检察官朱朝亮；他曾坦率对媒体说，「检察官办案不一定是要当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是让他们得到『教训』。」这种炫耀（可随意教训、践踏人权）权力的言论和心理，实令人质疑其对民主国家法律概念的理解。 美国是「法治」（rule of law），法高於一切，尤其限制政府和执法机关滥权，其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中国是「法制」（rule by law），从商鞅变法到今天的共产党，都是把法作为管制人民的工具，其核心是维护政府统治。「制」的最早象形文字是刀把，是恐怖、杀人的象徵。当今台湾的司法，给人感觉是继承中国的「法制」传统，而不是效法美国的「法治」精神。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12月1日「曹长青专栏」 2008-12-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我怎样成为一个美国右派
中共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刚三岁多，所以还没有资格被打成右派。但是在美国我成了一个右派，但这不是被别人打成的，而是自己选择做的。 或许由于近年来我在文章中多次抨击西方左派，有的朋友对我怎麽成了右派很是不解，尤其是想到右派是“保守派”的时候；因为在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通常是指亲西方、反中共的；而“保守派”则通常是指维护政府派。 但在西方这个概念正好反过来∶“自由派（liberals）”是左派。如果以党籍划分，左派政党在美国主要是民主党，在英国是工党，在法国是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在加拿大是自由党，在澳大利亚是工党等等。 而“保守派（conservatives）”是右派。在美国是以共和党为代表，在英国是保守党，在法国是共和联盟，在德国是基督民主党，在加拿大是改革保守联盟，在澳大利亚是自由联盟党等等。 其实，如果不按字面，而按两种观点的实际内涵，中文应把右翼保守派译成“传统派”，而把左翼自由派译成“激进派”。实际上在英文里也经常见到这种表达，说左派是radicals（激进者），而右派是traditionalists（传统者）。由于中英文翻译和其所表达的内容上的偏差，不仅中国人困惑，西方人也困惑。我妻子就曾在1995年夏天的一个月内分别被美国两家大报（左派的《纽约时报》和右派的《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编辑问到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到底是指持什麽观点的人。 为了清楚、简单起见，我在本文仍使用左派、右派。回想我自己在美国对西方左、右派的认识过程和经历，觉得写出来或许可以给那些对西方两大较量势力尚不十分清楚的中国朋友做一个参考。 我1988年刚到美国时，主要感觉和体验的就是美国“太好了”！因为这个国家全方位的文明程度实在和中国反差太大，我像个六岁的儿童进了迪斯尼乐园，兴奋不已，看得眼花缭乱，根本看不过来。除了日常生活的体验之外，最初的几年，和许多刚从中国来的朋友一样，赶紧翻阅各种中文报纸，希望能尽快了解、熟悉这个国家。但从中文报纸得到的多是关于美国重大消息的笼统报道，再就是中国人的社区信息等。在中文报纸上尤其见不到的是关于美国和世界重大新闻事件的讨论、专家们的评论。尤其是鲜见关于美国两党的政治分歧和争执的深入探讨。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和写作的人，我最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所以一边拼命学英语，一边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了解美国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具体情形和案例上。而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只是感觉“真是好”，然后是和中国独裁专制比较之后的万千感慨，而没有顾得上去分清美国内部这两党之间的具体、细腻的区别。1991年订了《时代》周刊，开始连英语带美国一起生吞活剥；1992年开始订阅《纽约时报》之后，才开始具体地了解美国社会和政治。 到了1996年夏天我和妻子一起入籍美国的时候，我们俩都自认为已经对美国社会和两党的政治理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各自选择了自己认可的党籍。入籍美国时可以自由选择共和党、民主党、独立党等约六、七个党；也可以什麽党都不加入。选择了党籍也没有任何义务，选举投票时仍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你虽然注册了共和党，仍可以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反之同样。 当时妻子选择了共和党，主要由于三个原因： 第一，她认为共和党人对共产主义本质的认识远比民主党人清晰；而民主党人则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太多浪漫幻想。她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许多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邪恶的无知和宽容。 第二，她欣赏共和党人的责任意识。共和党人强调每个人首先对自己负责。信奉共和党价值的人多是自律、发奋、敬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这点在少数族裔中表现得似乎更突出。据她个人的阅读经验，少数族裔在各行各业中有突出成绩者，多数是共和党价值的信奉者。而那些一边靠领取救济金生活，一边时间充裕、精力充沛地参加各种抗议游行的，几乎都是民主党、左派。 第三，由于她一直对西方女权主义、女权运动非常反感，甚至厌恶至极，所以对民主党的鼓动女权运动、强调未婚单亲母亲权益等等不以为然。而那些多次离婚、或生一堆孩子靠政府救济、或推崇性解放、抛开家庭以做单身母亲为荣、或强调男女全方位绝对平等的走火入魔的女权份子们，则无一例外全是左派、民主党，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或支持者。这就更把她推向了一直致力倡导传统家庭价值（family value）的共和党。所谓“家庭价值”主要是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家庭对成员负责，家庭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不应把家庭责任推给社会。 我当时则选择了民主党（1992年克林顿当选之后，我还在《世界日报》和《开放》杂志等写了赞颂克林顿当选，欢迎老布什下台的文章），主要也是由于三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强调言论和新闻自由，这点从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判案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尤其是从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自由派法官比保守派法官更给言论和新闻自由空间。 第二，民主党人似乎更关注世界人权问题。例如，九十年代初的那些年，对中国人权最关注和呼吁的美国众议员南茜．波罗西就是民主党籍。美国国会推动世界各国人权的议案也多是民主党籍的议员提出的。 第三，我觉得民主党人好像更善心，更具宽容精神；对穷人、少数族裔、移民等更关心，也更注重少数人的权益，像同性恋者的权益、女性堕胎的权利等等（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持宽容态度）。另外，禁枪是民主党争取的一大议题。见到美国社会这麽多由于私人拥有枪枝而导致的恶性事件，自然觉得应该禁枪。而对民众可以拥有武器、拥有保护自己、反抗政府的权力一说，感觉不强烈。认为在美国这麽成熟的民主国家，这点似乎大可不必。 入籍时我认为妻子选择共和党的三个理由十分充足，完全赞成；妻子认为我选择民主党的三个理由也有一定道理，也没有反对意见。于是，我们谁也没有劝对方加入自己的党，各自做了心满意足的选择。 随后就是1996年的总统大选。作为从共产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我们都为第一次能参加投票，亲自选举自己的总统而十分兴奋，非常关注候选人的竞选议题、各项政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妻子都发现了，在选择党籍时，虽然我们对两党主要理念的理解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同时都忽略了一个两党最重要的不同，或者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最根本的不同之一，就是经济政策的不同。 我们以前很少关心经济问题的议题，以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在实行和共产社会那种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既然是在自由经济的框架下，那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一些小的、具体运作上的不同也不必花心思去了解，毕竟还有太多其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文化人向来都不认为不懂经济是一项知识缺陷，甚至引以为荣。 在关注96年大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经济政策上的严重分歧，而且明白了，左派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从根上来看，几乎全部都和经济理念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真正了解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两党政治，左、右派的不同，首先必须弄清它们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背后的哲学理念分歧。而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生活，不懂经济就像今天不会使用电脑一样，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知识缺陷，而且会直接影响你自身的经济利益。 简单地说，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降低税收，削减福利，充分发挥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销、降低官僚主义）。 而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是，重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作用，对富人和中产阶级提高税收，然后进行财产再分配，把征得的税钱通过福利制度分给穷人、留给政府（扩大政府开销，增加更多行政部门）。 共和党一方面认为，要靠减税、促使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削减福利，因为如果纵容福利制度，那麽会有更多的懒汉永远躺在福利制度上，吃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且通过高税收的方式把富人和中产阶级辛苦挣来的钱以所谓“善心”的名义夺走再分给穷人是不道德的。由于人的才能和条件不同，人们的财富不均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必然现象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只要钱不是非法手段获得的，这种私有财产应该获得保护；“善心”不能大于“个人权利”。因此共和党强调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民主党则要扩大福利制度，认为只有这样才有社会公义；不认为福利制度养出懒汉。他们追求财富的平均，认为“善心”高于“个人权利”，政府有权以“善”的名义收缴别人的私产，进行再次分配。因此民主党强调均贫富，主张走福利社会主义道路。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小政府、彻底市场经济理念的热烈追随者，从根本上完全不能认同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是其他政策之本，所以在第一次投票时，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自己入籍时注册的民主党，而把每一项的票全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随后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时正式把党籍改成了共和党。 96年投票选举的经验，促使我更加关注两党理念的分歧。而我对美国右翼理念的进一步理解、成熟和坚定是在系统地读了一些书籍和美国左右派报刊上的各种激烈争论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更发现了，左翼民主党的政策不仅脱离现实，不可操作，甚至接近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而且，他们所谓对世界人权和少数群体权益的关照，其中充满了伪善（这些我以后会专文论述）。 美国两党（其实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有根本性的理念分歧，包括经济、国防、外交、人权、环境、死刑、堕胎、同性恋、枪枝管制、种族配额制、家庭价值等等。这其中有经济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同时还与“有神论”和“无神论”有很大关联。 自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开始，无数中国知识人都在呼应这个口号；其实，从理念上来讲，存在“两个西方”，今后中国人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到底要学哪个“西方”，以哪种理念为主，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1月15日 2013-10-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南方朔的转变启示中国知识人
南方朔曾是台湾知名的统派评论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者。但在过去几年，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统派文人，转变成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最近，他在台湾《自由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要民主，台湾争独立”的专论，不仅旗帜鲜明地力挺香港雨伞革命，甚至赞同台湾独立。 在这篇文章中，南方朔引用介绍的（美国独立革命时期）重要英国政治家威廉.小皮特（William Pitt，不是老皮特）、知名的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就英国要武力镇压美国独立革命而发出的异议声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具启示作用。 威廉.小皮特是英国历史上非常知名的政治家，他起码创造了两项记录∶一是24岁就担任首相，是英国迄今为止最年轻的首相；二是他强力主张市场经济，拜《国富论》作者亚当.史密斯为老师，对这位市场经济理论鼻祖毕恭毕敬；在他两次担任首相期间，致力推行《国富论》倡导的降低关税、世界通商的市场经济政策。 埃德蒙.伯克同威廉.小皮特首相一样，也是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奉者。他认为，“政府若企图用任何手段操弄市场，就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作为当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伯克以支持美国独立革命和后期反对法国大革命著称。在经济理念上和伯克正相反的马克思，曾以小人之心度伯克这个君子之腹，说伯克是受雇于英国君王而批评法国大革命，然后又是受雇于美国而批评英国。狭隘、极左的马克思，完全无法理解一个真正自由主义者的视野和视人的权利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 南方朔的文章介绍了当年威廉.小皮特、埃德蒙.伯克等英国知识精英，在面对美国要从英国独立出去（独立战争）时，他们不是从大国沙文主义的“大英帝国”出发，不是以民族主义的心态“反美独”，而是视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权，高于“英国”国家利益。 英国知识先贤推崇的这种尊重个体选择权的价值，给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台独、藏独等，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依据和精神启迪。南方朔先生的思想转变，当属典型一例。 南方朔先生曾为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名著《知识份子》台湾版（《所谓知识分子》作序。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是∶ “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份子经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必须把人放在第一位┅┅”。 2014年11月8日于美国 附录∶ 南方朔∶香港应民主 台湾争独立！ 近年来，我对十八世纪英国大改革时代的思想及政治极为重视，今天我们所谓的“激进派”或“基进派”（Radicals），乃是当时的常态。他们主张要改变就要从根本处改变。他们努力的对抗主权，主张自由、民主和人权，更难得的乃是他们能以自由民主的标准，关心国家的体制问题，美国的独立建国就受到这些“激进派”很大的支持。也正是延续了这样的民主精神，英国最近才会举办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要不要独立，乃是苏格兰人民的权利，英格兰人没有发言权。国家的联合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同意。 而这种民主的同意原则，在十八世纪就已由许多伟大的民主政治家和思想家深入的作过论证。当年美利坚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英国企图对美利坚课徵印花税，引起美利坚人民的反抗，英国重要的改革家、国会议员庇特（William Pitt）就于一七六六年在国会发表《我很高兴美利坚人民起而反抗》的著名演说。他明言，“美利坚人民是英国的嫡子，而不是英国的私生子。”他明言向美利坚课税，英国是无权的，权在美利坚人民自己。英王国的越权，只会摧毁了英王国和殖民地的信赖关系。到了后来，事情闹大，美国主张独立，英王国派凯吉将军攻打波士顿，他又在国会主张将凯吉撤职，他认为靠蛮力完全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英王国也无权这麽做，诉诸武力只会毁掉英王国的正当性，“让英王国砸掉自己”（The kingdom is undone.）。到了一七七七年，他甚至明白指出，英王国不可能征服美利坚人民的心，只是毁掉了英王国自己的民主价值。 “武力是丑恶且无用的工具” 除了庇特等政治家本于民主原则，同情或支持美利坚的独立革命外，更重要的是，十八世纪伟大思想家、同时也是爱尔兰选出的英国国会议员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一七七五年三月廿二日的大会上，发表了为时三个小时的长篇演讲，替争取独立的美利坚人民讲话。他说，“虽然有人主张挥舞著军队如雷的大旗，但我宁愿相信深思熟虑的经营而非武力。因为要保有如此众多、积极，而有精力的美利坚人民，武力乃是丑恶且无用的工具。”他认为英王国对美利坚作战，纵使战胜也是败了，因为这将使问题失去了沟通妥协的空间，也伤害到感情，再也无法补救。在作了这些论证后，柏克接著说了一句对英国政治影响极为深远的绝世名言，他说道∶ “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在真正的智慧上并不少见，但一个大帝国和小心眼却是并存的病害。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处境，我们就应该对何以如此有改正的热情，我们对美利坚就应像对上帝祈祷时一样，让我们提高自己的境界，让自己成为可信赖的伟大。” 正因为十八世纪，英国出了许多激进的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以英国的民主人权遂能突飞猛进，他们也才本于自由民主的原则，同情并支持美国的独立。一七七八年，英国的里奇蒙公爵，以及最激进的政治改革家富可士（Charles Jams Fox）才推动承认美国的独立。 因此，十八世纪起，英国的改革家们，念兹在兹的，就是要促进英国的自由民主改革，他们也主张美利坚人民有权独立建国，他们要让英国成为一个足以“面对苍天（Sursum Corda，拉丁文祈祷词）的进步帝国”。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北京对港人完全不信任 而中国的发展则完全不同。中国自古即是个君主专权的老帝国。它在国家衰败时，就恣意蹂躏人民，而当国家处于顺境，即所谓的“盛世”，虽然会赐与人民较多生活上、尤其是消费行为上的自由，但对公共事务则被少数官僚所垄断，人民不容许参与。纵使现在由于媒体发达，它不得不开放某些低阶事务，但攸关治理最钜的媒体自由、司法中立、政治的选举被选举等基本的权力，仍在一党手中独占，并以防止外国势力介入作为理由。 就以香港为例，九七回归至今，它虽说“一国两制”，但其实“港人治港”的口号完全没有落实，北京对港人完全不信任，港式的民主只不过是橡皮图章式的民主，必须完全接受北京的规定。这种不信任港人的作风，长期累积的结果，终于在争取真普选问题上正式引爆。北京的心态，真的像柏克所说，暴露出它做为一个新兴的大帝国、却小心眼至极的反动心态。如果北京不能答应香港青年的要求，北京必然彻底失去香港的人心，最后真正彻底失败的乃是北京自己。 重建“大帝国、大心眼”格局 因此，我在此仍愿引用柏克的名言，当前的北京，早已应该彻底改变“大帝国、小心眼”的心态，重新建立“大帝国、大心眼”的格局，重建中国的政治高度。一是让香港人拥有真普选主权，港人的完全自治并不是洪水猛兽，港人的真普选只会有利于北京，帮北京加分；第二则是北京的政治远见之大，也应像当年英国改革政治家和思想家支持美利坚独立一样，也支持台湾的独立。台湾独立和港人真普选一样，北京将会赢得台湾人的感情，台湾独立对北京是有利的。台湾若独立，台湾被国民党操弄的社会对立也可迎刃而解。 十八世纪英国优秀的改革家和思想家辈出，形成了“大帝国、大心眼”的新时代。不但英国的自由民主得以深化，也同时支持美利坚的独立。这对中港台的改革人士，应有启发吧！让我们共同来迎接新的大改革时代！ （作者南方朔为文化评论者）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14年10月12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漫谈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
何清涟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轮对“新加坡模式”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关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认“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国华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根本没有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团队因时制宜一路创造出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务实的治国理念已深植制度之中”。 中国践履“新加坡经验”引发的爱与恨 自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曾被中国官媒体称之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城市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一直对新加坡经验情有独钟，对其发展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诸多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最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等等，都与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关。到后来，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 出于对专制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体管制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与中国，在全世界四大华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新加坡以“有民主无自由”著称，而且其民主还被批评为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选举游戏，当新加坡被中共奉为学习楷模后，已有中国人将新加坡骂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也许是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开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媒体人赵灵敏的评论《中国学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话：“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验在中国的实践 再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取得如此经济成就，是依靠他本人与其团队的务实精神，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社会保障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建国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相继衰落时，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当技术优势不再、新加坡看准了各国富人有避税的需要，制订了相应的资本政策，吸引各国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二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自2008年2月开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遗产税；三是制订相关的银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权益。这套制度利差政策让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云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出生于中国的影星巩俐等人。《2012亚太财富报告》称，亚洲的“流动富豪”（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选新加坡作为海外定居地。 邓小平对李光耀颇为心仪，学习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邓辞世之后，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辉煌了十年。与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起飞之际建成了花园城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其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与劳工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当辉煌逝去之后，中国既没有积累技术优势，劳工也依然穷困，大好河山水陆空立体污染，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与新加坡以低税与人居环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这一趋势相反，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流国，富豪外流原因，依次为担心政治风险、避免环境污染、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等。 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社会距离：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实行威权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样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即把自身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如果说日本的特点是制度移植（这一点得益于战后美国强制在日本推行宪政），那么新加坡是“制度创新”，用威权主义手段将一个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得秩序井然。对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学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认输；印度民主被中国人评为质量低劣；台湾的民主被官方宣传成“太乱”。中国朝廷的态度是，我们不学欧美，但学习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经验。但几十年学下来，还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学习新加坡经验时，中国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经验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语焉不详的“完善的法治”。中国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独裁“；“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变成“政府强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并实行集规则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位一体的政府管制。新加坡赖以摆脱华人社会人治传统的力量是法治，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恰好是这点，中国当朝者并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国的依法治国。法治的本质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中国的“依法治国”则规定由党来领导并规范。 新加坡近于严苛的法律（包括羞辱为主的鞭刑），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曾让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非常难受，但正是这种高惩罚法治“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果说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与国民自我约束（自律）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在早期就是强权管制的结果。后来因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际进步，新加坡早已进入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良治状态。 如同中国统治者只想要权力，却不想尽政治责任，因而官员普遍腐败一样，中国国民至今在权利与责任二者关系上也只想要权利，对尽责任这点还未做好准备。至今为止，中国的小城镇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乱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额罚金这种可怕情景，黄浦江漂满死猪的恶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曾发生。就以制造产品而言，中国人都想从商家买到优质产品，但生产时却都偏好偷工减料，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山寨大国”，连食品生产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最后中国人只好跑遍全世界淘买外国生产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怀疑，中国人谈起“新加坡模式”没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独裁、不满新闻管制之外，还可能包含不喜欢这种重罚为主的他律，随意吐痰与乱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生产伪劣产品要受重罚，一定会被视为一种“暴政”（中国人也同样不会理解美国渔夫因3条红石斑鱼坐牢30天）。因此，生活于严重污染及种种欺诈之中的中国人，虽然常常自嘲“中国象一个肮脏的大猪圈”，但似乎更讨厌新加坡这个“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综上所述，只能说，在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与其说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恨，还不如说是将对本国政府的恨移情于“新加坡模式”。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3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323/269314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马英九开始封杀金恒炜
台北地方法院上周六判决，专栏作家金恒炜须赔偿马英九夫人周美青“名誉损失费”六十万台币并登报道歉；因在去年大选前的一场造势会上，金恒炜曾引述一本书的资料，指周美青在美国哈佛期间曾偷窃图书馆报刊。 台北地院的这项判决，给人的强烈感觉是，法官不仅维护当权者、替马英九做“打手”，更明显挑战、践踏言论自由的原则。 在新闻自由度相当高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就对这样的名人和权力者状告诽谤案，确立了明确的裁决标准。 如美国最高法院四十年前就在裁决一名警察局长状告《纽约时报》诽谤案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一般平民不受这个限制）要告诽谤，必须提出三种证据，第一，报道与事实不符；第二，对当事人名誉造成损害；第三，有“事实恶意”，即事先知道不是事实，或不加核实而有意陷害当事人。最高法院还裁决，举证责任在原告，而不是被告。这是一项巨大的有利於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决定，因为谁负责举证，谁更困难。 按照这个目前全世界民主国家几乎都采用的“三原则”，做为总统夫人的周美青（不仅是公众人物，更有相当权力）就必须提出∶第一，指控与事实不符。不是由被告提出证据，而是由周美青自己“举证”，证明她在美国哈佛期间没有偷过报刊。第二，她要证明，这个指控对她名誉造成“损害”；不是她自己感觉怎麽样，而是诸如因此发生婚变，或丢掉工作等实质损害；第三，即使前两项能做到，周美青也难以证明对方是“有意陷害”。怎麽证明对方事先有预谋？美国最高法院所以把这个“第三”定得这麽难，就是尽最大努力不让“权力者和名人”轻易打赢官司，由此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 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当然很可能因此付出被人诽谤和污名化的代价；但因为他们是名人，就有很多机会上媒体，澄清自己。美国最高法院的这种裁决，就是宁可让权力者和名人付出这种代价，也不要出现批评者因可以被轻易惩罚而噤声，导致新闻和言论自由受限，造成整个社会的损害。 总统夫人状告一个专栏作家，在美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别说第一夫人，就是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被《纽约时报》没有“明确消息来源”地指控有婚外情，麦肯也没有去告报纸，就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有那个“三原则”，他没法打赢官司。当然，麦肯的“名誉”因此可能受损，但美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却受到了保护，这才是美国的法官和民众更看重的。而今天台北地院的这样判决，等於是杀鸡儆猴，替马英九封住批评者的口。马政府上台後，国际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台湾已从36名，大幅降至59名；而今天马英九夫妇对一个评论家的这种打压、封口，将使台湾的排名，更会下降。更严重的是，它将造成一种肃杀的气氛∶你们谁敢“污蔑”国民党高官，就让掌控在该党手心里的“法律金箍棒”给你们颜色看。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2日“曹长青专栏” 2009-1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白宫被迫进入中美冷战
程晓农 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目前其鼓吹的“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而拜登及其白宫团队不愿意承认美中之间进入了新冷战。但是，最近的拜习视频会谈却表明，面对中共在冷战行动方面的“贼喊捉贼”和倒打一耙，白宫不得不开始采用冷战应对战略来对付中共，以避免今后的中美冷战状态因爆发直接军事冲突而引发热战。 一、冷战的三个层次和冷战外交 世界上的第一次冷战始于上个世纪二战之后，当时苏联在东欧地区通过操纵选举、颠覆合法政府（比如推翻民选的不亲苏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把莫斯科训练好的各国共产党人派回本国控制政府等等手法，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1947年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接受了幕僚的建议，采取行动遏制、围堵苏联的扩张，他的目的是防止东西方之间爆发战争。这些行动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苏联集团开始了政治对抗，这就是那场冷战的开端。 斯大林虽然没有在欧洲点燃战争，却伙同中共启动了北朝鲜侵略大韩民国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最后并未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分治的格局，却标志着冷战状态下在欧洲之外的亚洲边缘地带，双方的热战成为冷战较量的一个试验场。二战时期美、苏、中国是盟国，但在朝鲜战场上昔日的盟国刀兵相见，成了死敌。 从朝鲜战争开始，冷战逐步展现出三个层面：第一，冷战双方通过核导弹形成长期、持续的相互核威慑；第二，在冷战前线，双方的军队长期集结对峙，但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双方保持克制，避免热战；第三，在靠近或远离敌对大国的边缘地带，红色大国经常用各种借口和手法挑起热战，既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也为了把对方的军力拖在那些战场上，减轻前线地带的军事压力，越南战争就是如此。后来尼克松插手中苏对抗，开始中美和好，也是为了给苏联增加中共这个敌人，迫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面临两个前线，两处分兵。 冷战从来都是用行动来展示的，没有哪一国会为开启或参与冷战发布宣言。所以，判断冷战开启和冷战升级，不必也不需要看双方的相关言论，只要观察现实中的扩军备战、扩大海外势力范围以及在前线地带的备战等等活动，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是否存在冷战的苗头、冷战对抗的开端或冷战升级的迹象。 冷战对抗中的双方或其中一方，为了避免彼此爆发热战或核大战，会采取一系列外交活动，目的是软化双边关系，建立一套双方认可的冲突防范协议，或者达成某种形式的共同声明，相互约束。美苏冷战期间，双方都有大量的外交活动来软化双边关系。外交活动只是冷战双方互相展示笑脸的一面；而冷战双方冰冷的一面就是，彼此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冷战外交与常规外交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冷战外交的核心主题非常单纯，即如何防范双方的直接军事冲突。 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以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冷战被封存进历史档案了，两大阵营的对抗从此消失了，地球进入了以发展为主题的和平年代。但是，今天用谷歌搜索冷战一词，除了会跳出来关于美苏冷战的词条，同时还有另一个词条–“第二次冷战”，这是指中美冷战。 二、从川普到拜登：中美冷战消失了？ 中美冷战是中共点燃的，中共点燃中美冷战的多项行动，都先后在其外宣媒体《多维新闻》上公开刊登过，并非秘密。然而，美国的民主党喉舌媒体都不报道这些消息。 在中文世界里，我大概是最早注意到中美冷战爆发的。去年2月28日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发表了《中国海军剑指珍珠港，意欲何为？》；去年4月10日又在同一处发表了《中美对阵中途岛》。这两篇文章介绍了中共海军舰队对美国海军的首次大规模挑衅和威胁行动。5月4日我在该网站上又发表了《中共继承斯大林式冷战？》，首次提出中美冷战可能爆发；去年6月3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SBS网站上我发表了《中美新冷战正式开始了吗？》，分析了中美冷战因何发生。去年6月29日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发表了《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说明了中共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对美国实现了精准核打击的导航支持，代表着中美冷战已经开启。去年7月5日我又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对比了中苏两国发动冷战手法的异同；今年6月4日还在上述澳大利亚网站上发表了《中国的南太平洋战略布局》，揭露中共的南向军事战略和在南太平洋多个岛国谋划建立军事基地的部署。这些文章都汇集在《清涟居》网站上，方便读者查阅。 从去年中共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对美国实现了精准核打击的导航支持之后，川普总统立即采取了针对中共的全面反制措施。但是，白宫换人之后，拜登似乎在逃避中美冷战的现实，用彼此是“竞争关系”来模糊化中美冷战状态的存在。尽管美国军方（特别是战略司令部和海军）去年年底前后曾密集发布各种警告，说明中共有意核威胁美国，但中美冷战似乎在拜登公开的对华政策背景材料里消失了。 如果用上述冷战的三个层面来衡量，中美冷战事实上是无可否认的。第一，中共公开展示出对美国的多兵种、多投射工具的远程核威胁；第二，中共不但宣布要尽快占领台湾，而且在台湾海峡部署兵力，开始了连续、大规模的对台空中侦察和骚扰；第三，中共也试图控制南海的国际水域，在南太平洋租用多处具有战略要地意义的岛屿，以建立军事基地，沿着澳大利亚北方、东北到东方，实施对澳洲的战略包围，为建立南太平洋势力范围做准备。 拜登不愿意面对中美冷战这个现实，除了种种现实政治需要之外，也与民主党的许多政治人物以及很多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他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中都是活跃分子，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反战观念，或许也是今天他们讨厌冷战的原因之一。 三、习近平的“新时代”是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时代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共在国际关系方面一直都实行所谓的“韬光养晦”政策。这个基本方针是海湾战争时期由邓小平提出来的原则性意见，主要的意思是对外不要张牙舞爪。1995年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把这样的对外战略概括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简称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直沿用到胡锦涛卸任。但习近平最近两年把这个战略取消了，中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战略从“韬光养晦”变成了锋芒毕露、张牙舞爪，矛头所向直指美国。 中共的战略目的是，把美军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挤走；威胁台湾就是为了夺取第一岛链，因为夺取了台湾，才能威胁日本和驻日美军；而中共现在大量部署的飞弹不仅瞄准冲绳的美军基地，也瞄准第二岛链关岛的美军基地，而且中共公开在这样宣传。中共不只是军事上试图把美军从第一和第二岛链挤走，它在经济上也想控制整个西太平洋海区，满足其经济方面的资源需求；它试图通过对外施加各种影响和压力，用称霸之争，为支撑国内经济提供机会。 2021年1月1日起中共开始执行修订后的国防法，修改后的国防法特别添加了这样的条文，“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要进行全国战争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这说明，中共已经把经济需要（即官方所说的“发展利益”）列为实行战争总动员的理由，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种战争借口让我们联想到大日本帝国侵占满洲、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用过的战略。 过去两年来，为了实施这样的对外战略，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中共最近开始鼓吹所谓的走向“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新在哪里？其实，无论是国内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中共都没有让民众看得到希望的地方；这“新时代”其实只新在一个方向上，那就是对外出击，目标美国。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在报道中共最近的历史决议时表示，这次历史决议“更多地还是向前看，也就是因应于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内外挑战，进一步凝聚共识，团结力量办大事”；至于办什么大事，这份官媒半含蓄地讲，就是要“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对这种战略思维，如果熟悉大日本帝国当年挑起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共此刻的思路与大日本帝国当年的思路非常相似，就连不少做法也是抄大日本帝国的“作业”。这条路线表明，中国人不必再幻想邓江胡时代的日子了，今后不但会有紧日子，恐怕还有可怕的对外挑起战争的日子，中国出现战时经济，不是不能想像的未来。 四、中共在中美冷战中“贼喊捉贼” 中共惯于在国际关系方面倒打一耙，颠倒黑白。从去年以来，中共批评美国时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冷战思维”。这个词是中共最近几年来经常在外交场合指责美国对华方针的。 最近，在拜登与习近平的视频会谈中，中共再一次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把戏。首先，它完全逃避自己点燃中美冷战的事实，假装什么也没做。在核大国之间处于紧张状态时，中共用小孩子那种“耍赖”讲法，本身就是低能的表现。苏联在美苏冷战期间从来不做这种低级动作，因为这种动作让对方藐视；中共却敢做不敢当，当面抵赖它点燃中美冷战的事实。 其次，中共还倒打一耙，把中美冷战状态之下美国的应对，指责为“玩火”。其中的含义是，它宣布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演习，“剑指珍珠港”，不是玩火；它宣布南海的国际海域要霸占下来盖军事基地，再封锁起来，也不是玩火；它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对美国实现了精准核打击的导航支持，同样不是玩火；它研发了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武器，仍然不是玩火。但美国作出回应，就是你“玩火”。这是流氓惯用的手法，当年苏联在美苏冷战中不屑于这样做。中共真实的意思是，“只许我点火，不许你灭火”。 再次，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战’表态落到实处”。如果新冷战根本不存在，为什么会希望美国不打新冷战呢？那不是无中生有吗？如果新冷战事实上已经存在，那么，要美国不要把打新冷战的表态落到实处，意思就是，你讲讲就算了，不要真做。这等于是公开要求美国像中共一样，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一个大国向冷战对手提出这种要求，既滑稽又可笑。 五、白宫被迫采用冷战应对战略 中共的胡作非为和肆意威胁，让不愿意承认冷战状态的拜登不得不开始采用冷战应对战略。如果总结一下世界上的第一次冷战—美苏冷战，我们就可以看出，冷战应对战略包括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双方对彼此处于冷战状态的认知，不一定是宣布进入冷战状态，而是表现为双方是否公开视对方为冷战对手。而彼此对冷战状态的认知，更大程度上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 其二，双方是否认为，彼此可能发生冲突；同时，是否有一方、或者双方，已经有了冲突防范意识，并且把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确定为冲突防范。 其三，如果有一方确认，未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那首要之务便是，避免冷战状态因爆发直接军事冲突而引发热战。由于双方都是核大国，如果直接发生热战，其可能的后果是引发核战，导致双方都毁灭于核冲突。 从这次拜习会谈的内容来看，美中双方是否认为彼此可能发生冲突呢？双方是否有冲突防范意识，并且把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确定为冲突防范呢？在这方面，美方的信号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美方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要设立防止冲突发生的护栏；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明确警告中共，如果你不顾美国的反复警告和善意的冲突防范建议，后果将非常严重。 实际上，在这次会谈中，美方采用的正是冷战应对式互动。如果双方不是处在不断升级的冷战状态，以致于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而且可能失控，美国就不需要把防止冲突作为会谈的首要任务，而且占用了会谈的大部分时间。为了避免双方爆发冲突，必须要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根本目的是软化双边关系，并且最好是建立一套双方认可的冲突防范协议或者某种形式的共同声明。美苏冷战期间，双方都有大量的外交活动和双边协议来防范冲突。 当然，外交活动只是冷战双方互相展示笑脸的一面，光凭笑脸外交是不可能终止冷战状态的；冷战双方的另外一面就是，各自通过加紧扩军备战来提升军力，让对方不可能在万一爆发的军事冲突中伤害到自己。扩军备战的目的并非主动进攻对方，而是有效的自卫。 如果用冷战框架来看待此刻和今后的美中关系，可以说，这次美中会谈里，美方完全是按照冷战双方的互动规律来安排讨论的；而且，会谈的结果是把美中关系钉死在冷战框架中了。双方虽然口头上在讲空话、漂亮话，谁也不提新冷战，但实际上却处处防着对方动手，同时又各自扩军备战，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新冷战模式。中共是冷战新手，美国这个冷战老手面对中共那一套磨刀霍霍、“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手法，不得不采用了冷战应对战略。 美中关系从此正式进入了冷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除非有一方实力不支，否则就没有“退出”机制；而经贸关系只能附属于冷战格局，但绝不可能左右冷战格局。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22/n1339031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曹长青∶权力不能私有 财产不能公有
每到美国总统大选，两党不管谁是候选人，都会凸显两种价值的竞争∶强调平等（equal），还是强调权利（right）；热衷均贫富的社会主义，还是强调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 向往均贫富的社会主义，自然就会热衷财富二次分配（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结果导致大政府（国家主导经济）和权力公有（更强势政府，甚至威权或独裁）。 强调个人权利的资本主义，就会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朝向小政府（市场经济）和财产私有（有限政府）。 早在300年前的十七世纪末，人类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就精辟地提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从人类的民主进程来看，尤其是民主列车走过的四站（雅典，罗马，伦敦，费城），都可看出，基本是走在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的轨道∶ 第一站是雅典。古希腊人首创了防止个人独裁、「流放」极受大众欢迎的政治人物的制度（几年后才让他回来）。希腊人那时还不懂得定期选举，而是用「流放」制约可能的独裁。《开放的社会》作者波普尔说，希腊人从一开始就明白要「防范深受百姓欢迎的人」，因为「这种人擅长炮制民意，鼓动大众，夺取政权。」 第二站是罗马。古罗马创立了元老院，它可谓当代议会的雏形，想用「元老多数」制约凯撒们的独断专行，目的也是制约权力者，防止权力完全私有。 第三站是伦敦。这是人类民主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因之前的雅典和罗马元老院都是原始摸索，直到民主列车驶入伦敦，才发生革命性变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後君主立宪，不再靠君王「圣旨」号令天下，而是走向宪法政治。 第四站是费城。这是人类迄今取得的最大成就∶美国独立革命和《独立宣言》及宪法，把宪政民主制度定位成今天的高度。 人类民主这四站有共同点∶取向都是制约权力者，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之所以说伦敦是转折点，因为不仅在制度层面确立宪法至上，且在理论上为现代民主做了根本性的奠基，标志是洛克发表了《政府论》等经典，论述了保护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并首次明确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财产」这三大权利，谁都不可侵犯。如遭政府剥夺，人民有权推翻政府，革命不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洛克的这种个人权利至上思想，奠定了美国文明的根基。後来做了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当初把这三大权利直接写入了《独立宣言》，只不过把财产权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改得并不好，因「幸福」过於抽象）。但制定美国宪法时，麦迪逊等建国先贤们又恢复了三大权利的原始说法。因为很显然，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所谓追求幸福是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 美国先贤是站在洛克的思想肩膀上，举起了星条旗，它上面写的不是建立强大美国，不是大政府，不是群体主义，而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或者说把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明确化（独立宣言）、法律化（通过宪法），制度化（宪政民主）。 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原则，已被所有民主国家所接受并实践。一人一票的定期选举，就保证了「权力不能私有」。这一点，已成为所有民主国家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共识。 但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则在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争议，或者说没有完全实践。这从美国的两大思想家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来。 哈佛有两位知名的教授，围绕洛克的思想遗产，有非常大的争议。一位是写出名著《正义论》的罗尔斯（John Rawls），一位是写出《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名著来反驳罗尔斯的诺奇克（Robert Nozick）。 罗尔斯的正义论分两个部分，在政治部分，罗尔斯完全赞成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所以他高扬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旗帜，支持宪政民主等制度和价值。在这一点上，诺奇克跟他一致，没有多大异议。 他们的主要分歧在经济领域，围绕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这个定论。罗尔斯没有直接反对洛克的这一思想，但他主张人人平等，所以要均贫富，减低或消灭贫富差距。为了平等，宁可对一些人（富人，有能力者）不平等，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政府力量把富人、有能力者的财富拿走，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罗尔斯甚至公开主张，为了达到这个平等（财富），可以对某些人实行不平等的政策（通过政府力量夺走他们的财产）。 罗尔斯的理论反映西方左派的主要诉求∶平等。为了这个目标，就要扩大政府权力，最後实行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可以说罗尔斯是继罗斯福「新政」时的凯恩斯之後，最重要的左翼理论奠基人。今天从美国到北欧，左派的基本理论，都是罗尔斯式的。 诺奇克则体现西方右派（保守派）的经济理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罗尔斯的均贫富的平等理论，因为这等於是直接否定了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的原则。虽然你不是把它收为「国有」，但仍是通过高税收的强行手段（不缴税会坐牢） 今天，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都在实践洛克的经典思想，就是必须实行私有制，保护个人财产（走资本主义），必须实行民主制度，限制政府权力（走宪政之路）。因为财产公有，就是国营化、政府垄断，结果就是灾难；权力私有，就是党天下、强人掌权，结果就是专制。 洛克除了个人三大权利说，还提出人和政府谁先谁後的关系理论。洛克提出，世界上是先有了人，然後才有的政府。所以人是根本，国家（政府）次之。而国家的建立，是人们出於保护自己的需要，通过契约方式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政府（让政府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不受外敌侵略，不受他人侵犯）的产物。 洛克在提出这种理论时就有担忧，这些人们转让给政府的权利，如何才不会被政府滥用？也就是如果政府利用「契约」来侵蚀个人的权利，怎麽办？ 洛克的这种担心在美国不幸被言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左翼罗斯福总统以「新政」的名义乘机大肆扩大政府权力，理由就是人民已通过跟政府「契约」转让了这些权利，政府就有权使用「公权力」。於是高税收、高预算、巨额赤字、国有化、强行的退休金和福利制度等，都是那个时代开始的。政府要包揽一切，成为苏格拉底早就担心和批评的「父权政府」。 罗斯福等左翼走向社会主义是理直气壮的，他们强调，人类要有正义，而正义的根基是平等。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要财富均等、机会平等，甚至人的天赋也被视为公共财产（也要被均）。 但右派认为，权利才是正义的基础。只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社会才会有正义。否则个人权利随便被剥夺（政府用善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等等），整个社会反而更加不正义。 那麽到底是平等优先，还是权利优先？这是今天西方所有民主国家左右两大政党争论的焦点。从美国的总统大选等，人们更可清楚看出这种不同∶左翼的理念完全是罗斯福式的∶追求平等，高喊对富人征更多税，煽动贫富对立，穷人要革富人钱包的命，要平等至上。政府要从摇篮管到墓地，典型的「父权政府」。 保守派的理念，强调捍卫个人权利（包括富人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强调减税，减少国家的各种限制，降低政府对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干预，推崇一种有限政府、最弱政府、迷你政府（mini-state）。 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分成左、右两大派。左∶平等派；右∶权利派；在社会议题等，左∶激进派（liberal），右∶传统派（Conservative）。 一个令人痛心的显著现象是，绝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都倾向社会主义，是平等派的拥护和宣扬者，更不要说那些对共产主义有浪漫情怀、充满乌托邦情结的知识人，他们都属於激进派（liberal），或他们自称的所谓“进步主义”（Progressive），其实就是法国大革命遗留的那种左倾思潮，结果使社会退步，朝向群体主义（collectivism）。 但清晰共产主义邪恶、反共的知识分子，多是反对大政府、强调权利优先的，因为他们懂得了∶保护个人权利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根本。例如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专著中强力批判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卡尔. 波普尔，就旗帜鲜明地支持「权利优先」。 ●波普尔主张「自由至上」 波普尔早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平等至上，後来醒悟。他在《自传》中说∶「在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之後，我还是当了好多年的社会主义信徒。如果社会主义能跟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我还是社会主义者。┅┅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只是个美梦而已。」 波普尔由此强力主张「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是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重点是政府不应该管太多。」 他认定∶「自由比平等重要。为了实现平等，很可能会危害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在这群不自由的人群中，也不会有平等。」但他晚年又糊涂起来，反对起「放任自由经济」来。 （《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 和哈耶克一样对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评价极高的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并首创「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理论。按照柏林的理论，罗斯福总统等左翼的平等至上，就是「积极自由」（政府主动行善）、「善高於权利」，用善的名义可以剥夺他人的权利。而「消极自由」则是「权利高於善」「权利优先平等」。这种权利观才能保住个人的自由不被侵犯。 ●不可「强迫我觉得幸福」 比波普尔和柏林更进一步的是上述的哈佛大学教授诺奇克，上面提到他七十年代出版的那本专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被视为洛克的《政府论》之後，又一部论述个人权利的经典。但诺奇克放弃了洛克的契约论思路，而强调国家是自然形成的，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人民转让了自己权利和一致同意签约等。诺奇克从根本上拒绝了国家干预、否定了政府通过高税收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的权力。等於釜底抽薪，拆掉了「平等优先」「分配至上」等左翼的理论基础。 诺奇克对「国家」的角色有三点重要的论述∶ 第一，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是抽象的。所以，「国家」这个抽象物，就没有超越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而当要求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时，本质上，其实是要求为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 第二，国家在所有公民面前应该是中立的，不能偏袒哪一部分人。所以更没有资格站在哪一方（即使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来剥夺另一方的权利和利益。 第三，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当政府为了某部分人的利益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时，其实已把人作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不道德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了别人而被牺牲。」 对这一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阐述过∶最好的「政体是允许每个人拥有最大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假借大众福祉之名，强迫让我感觉幸福。」「父权政府┅┅可能是人类脑袋能想得出的、最坏的专制政权。」 由此诺奇克对於「平等优先」作出三点批判和结论∶ 第一，不平等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人的才能不同，财富不同，有很多先天和後天因素，这是无法强求均等的；强求的结果，一定会剥夺他人权利，走向群体主义。共产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 第二，不平等是不幸的，但「不平等」并不等于是不公正。例如一个人生下来就残障，是不幸的，但这并不是社会和他人对其不公正导致的结果。 第三，平等的主张缺乏根据。例如篮球运动员姚明天生就是大高个，打篮球的料。你强调别人要跟他「平等」，怎麽均？把他的腿锯掉一段？强行平等不仅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尤其导致不公义。 所以左派的均贫富、平等优先是无法操作的，强行进行一定是灾难。 诺奇克的结论是∶正义跟平等无关，正义在於坚持人的权利。平等是不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的。政府的角色只应该是保障个人的权利，把公权力缩到最小，实现最小政府、最弱政府、最低限度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才是理想的，才应是人类追求的乌托邦，而不是那种大政府（极端形式是共产主义，早期阶段是社会主义）。 每当美国要选总统，都更加凸显「平等」和「权利」谁优先之争。表面上看，这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之争，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根本价值之争。 2020-0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耶伦反洗钱喊话的实与虚
何清涟 12月9日召开的美国的民主峰会， 算是中美两国自11月以来的外交战中的第三轮（第一轮是气候峰会，第二轮是抵制北京冬奥），本轮美国祭出的重招并不是不点名地“反威权主义”，而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预防及对抗贪腐”分组讨论中的发言，称该部已设立反贪腐基金，奖励那些提供有关贪腐外国领袖将“赃款”藏在美国的检举人。不少论者闻之雀跃，认为这是在帮助中国反贪腐。由于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国际社会主导反洗钱，巴拿马等资本避税天堂也早就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曝光。笔者一直在追踪这方面消息，本文想探讨两点： 美国政府是否需要举报才能了解美国的外国藏金者？ 耶伦说：“美国有太多的金融暗处为腐败提供掩护，我们必须聚焦在这些人身上“。 以美国的能力，我相信美国政府想制裁某国某位具体领导人，完全可以做到。在全球反洗钱活动中，美国一直是领跑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早在2016年，我在《巴拿马文件披露是对避税天堂的攻坚战》一文中，详述过美国在反洗钱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方面长达几十年的演变过程。目前美国反洗钱立法的核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解两报”。所谓“一解”就是了解你的客户，所谓“两报”就是要向执法机构提交《货币交易报告》(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和《可疑活动报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这一制度的形成，经历过几部关键法律的出台与修订完善。 美国针对毒品交易的反洗钱行动最开始是针对毒品交易，从银行开始，通过立法迫使银行充当反洗钱侦探。说来有趣，要求银行对于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交易，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涉及存款、取款、现金兑换或者其他支付或转移的报告，这一至今仍然有效的规定来自于1970年《银行保密法案》（Bank Secrecy Act, BSA）。说来有趣，这部堪称是美国甚至全球第一部反洗钱法案竟然完全名不符实，明明是要求银行向特定的美国执法机构“泄露”客户信息的法律，却冠以“保密法”的名称。 1986年《洗钱控制法案》（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则是名副其实的反洗钱法律，根据该法案，洗钱可细化为四个罪名：1、金融交易洗钱罪；2、输送货币工具洗钱罪；3、利用卧底方式查获的洗钱罪；4、货币交易洗钱罪，又称为跨境洗钱罪。 此后，反洗钱法律不断丰富， 1988年国会通过了《洗钱检控改善法案》（MLPIA），扩大了《银行保密法案》中关于“金融机构”的定义，将汽车、飞机、轮船的经销商以及从事房地产、邮政服务的人员也列入金融机构的范畴，增加了工作负担，为此美国于1994年制订《洗钱抑制法案》（Money Laundering Suppression Act），加入了为银行减负的内容，要求财政部豁免金融机构间的交易以降低货币交易报告的负担。 1999年，美国发布第一部《国家反洗钱战略》（The National Money Laundering Strategy），标志美国反洗钱从反毒品向反恐的战略性转变。此后，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一部当年的《国家反洗钱战略》，这些战略并非法案，但对美国反洗钱的立法、执法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001年“9.11”恐袭事件发生后，为了加强反恐，美国参众两院于10月24日一致通过了《为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而提供适当手段以团结和巩固美利坚的法案》，将该法案名称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放在一起，就是“USA PATRIOT ACT”，故被称为《爱国者法案》。 《爱国者法案》共有10篇156节，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中第三篇为“铲除国际洗钱和2001年反恐怖融资法案”，专门针对恐怖活动的融资，其目的是预防、查明和起诉国际洗钱和恐怖组织的融资行为，对于阻止全球的恐怖组织融资以及为恐怖袭击提供资金来说，该法案至关重要，其中包含了更严格的客户识别标准、特别是禁止美国银行与外国空壳银行保持商务联系，以防止洗钱的合作。 了解美国反洗钱立法情况，可以了解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本国金融系统的相关报告，掌握储户信息。耶伦号召知情者检举，更多是舆论战——这是“实”。 中国有多少贪官在美国藏金？ 中国当然有不少贪官在美国藏身兼藏金。美、加、澳一直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中国贪官藏匿地，因为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三国之间并无引渡协议，它们的司法制度与中国有差异，常常导致引渡谈判旷日持久。 中国自开展“猎狐2014行动”以来，最大的难关就是如何让美国合作，遣返贪官。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2015年在报道中国的“猎狐行动”时分析承认现实：中国贪官外逃，美国是首选之地。逃犯选择美国是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且美国对将逃犯遣返回中国持警惕态度，担心中国政府将政治犯当作腐败分子抓捕——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2020年10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宣布了对被告朱勇（Zhu Yong）、洪如进（Hongru Jin）和迈克尔‧麦克马洪等八个人的指控，他们被控密谋骚扰和施压中国异见人士和逃犯，让他们返回中国接受审判。 但2014年包括其后两三年，中美关系尚是“战略合作伙伴”，因此美方愿意寻求替代途径与中国合作。2014年11月，APEC北京会议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中国与美国及其他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签署了宣言。美国找到的“替代”途径主要包括：以移民欺诈、洗钱等常见罪名起诉中国贪官，促使美国移民法庭将他们递解出境；当然，中国也可以选择异地追诉方式，在美对贪官提起诉讼。这招很实用，因为这些贪官多数都难以撇清移民欺诈、洗钱等罪名。因为在解决留美身份时，贪官们无论是签证逾期不归沦为“黑户”，或是用赃款获得投资移民绿卡，还是通过杜撰一胎化、宗教迫害等虚假理由骗取政治庇护绿卡，都涉及移民欺诈犯罪。通过这种方式，中国逮回了杨秀珠、余振东等十余人。但对于令完成、郭文贵等人，北京虽然希望带回，美方并未合作。 耶伦的呼吁主要是羞辱性的道德贬斥 耶伦发出这呼吁，对北京主要是道德贬斥这种羞辱性质的舆论战。因为习近平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以下的官员，就算披露了他们家属在美财产，习近平不会多在意。2013年中国开始的反腐，主要集中于党政军的上层及省部级厅局级；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则深入到地市县镇。如果美方真披露中国官员在美国的存款或财产状况，习近平自会想方法在国内反腐，只是不会马上动作。对于三届健在的政治局常委家属资产，估计中国当局除了他们以豪宅、现金、投资品等方式藏金海外的能够“幸存”，凡通过白手套——比如肖建华、王健林、马云等持有的资产，中国当局早就查了个门儿清，已经或正在想方设法化为国有。当年巴拿马文件披露之后，被披露的相关人士当中的大部分应该都被北京当局“关注”过了。 中国是个腐败大国，就算习近平“铁腕反腐”，腐败大案仍然层出不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数据显示，2020年共有18名中央直管干部被查。这18人中有3人在部委担任重要职务，13人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其余2人则是央企领导人员。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其中，腐败案值近18亿元的赖小民刷新了中国的腐败纪录。 因此，除了公布习近平本人及直系亲属在美国有大量存款与豪宅之外，公布任何人在美财产，对习近平都不构成直接打击。问题是：美国是否掌握了习的这类资料且准备公布——这是“虚”。 我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无论走向如何，目前主要是口水仗阶段，双方都还留有折冲撙节的余地，世界各国也在观望动向。 （原载自由亚洲，2021年12月1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14202115521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台湾报业面对专业化的挑战
台湾虽然在1988年才开始解除党禁报禁，但仅仅十多年，其新闻自由程度就已跻身亚洲前列，仅次於日本、菲律宾。在受《台北时报》邀请观摩台湾大选期间，我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同时也发现，和成熟的西方媒体比较，台湾的新闻界还有相当的不足。 据1999年5月台北「世界新闻会议」的资料，台湾现有360家报纸，5778家杂�遥�150家电台，5家电视台。以台湾现有的二千二百万人口计算，等於平均每六万人就拥有一种报纸，人均拥有报纸比例是中国的10倍。 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报纸、电台绝大部份都是私营的。国民党仅拥有三张报纸，三家电视。台湾现有的三家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都是私营的，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影响力已相当有限。台湾原有《联晚》、《中晚》、《自晚》等三家晚报，最近又增加了《劲报》；而随著电子网络《明日报》的创刊，台湾媒体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台湾原有两家英文日报《中国邮报》（China Post）和《台湾时报》（Taiwan Times），去年六月《自由时报》报团又创办了《台北时报》（Taipei Times）。这家後起之秀被西方新闻评论界认为是台湾办得最好的英文报。 相比之下，拥有13亿人的中国，总共才有两家英文日报，而且第二家《上海日报》1999年10月才创刊。 在台湾看「中央电视台」 台湾不仅允许西方报纸在当地发行，而且《亚洲华尔街日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英文报纸都在台北印刷，读者能马上得到外部信息。 在台湾旅馆里的有线电视上，能看到60多个频道。其中除了台湾本地的电视之外，还有美国三大电视台、有线新闻CNN，以及几家日语电视台，并且还能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 新闻的常识是，媒体只有私营，才可能独立；只有独立，才可能客观真实与自由竞争，民众才会得到快速、多元和充足的资讯。台湾的媒体，已基本达到了这样的境地。 例如，中共总理朱熔基在大选前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台湾的观众和大陆的观众同时看到了北京「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 这次总统大选，权力能够和平转移，和台湾已拥有相当充足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有直接关系。正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保障了候选人的政见都得到报导和传播的机会。报刊上的各种评论，再加上不断公布的「民意调查」，使选民的声音得到表达。自由的媒体促进和保障了选举的真实与公平。 引进世界，扩大台湾 台湾的媒体虽然有这样的成就，但与新闻专业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媒体比较，仍有相当的距离。据我在大选前後的观察，感觉到有这样五个不足—— 第一，过於地方化。在台北如果仅仅看中文报纸，有和世界脱节的感觉，因为即使当地的大报，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都太局限於本土。虽然台湾报纸上也有国际新闻的报导，不仅篇幅小，而且数量太少。 美国的大报则比较重视国际新闻。《纽约时报》第一个部份永远是「国际」，第二部份才是美国国内，然後是本市、金融、艺术、体育等。例如对台湾的选举及影响，美国大报给予了相当多的篇幅报导和评论，在大选前後一个月内，仅我看到的就有23篇。 当然台湾媒体无法有美国报纸这样向很多国家派驻记者的实力，但在使用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稿上，也似乎没有非常重视。一些西方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稿，台湾的报纸往往只是摘要翻译一小部份，有时只是几百字。 俄国在三月也进行了总统大选，美国媒体也给予相当多篇幅的深入报导。但在台湾报纸上，虽也有对俄国选举的报导，但都是短小地摘译西方媒体的内容。台湾本来是岛国，如果主流媒体不对国际新闻充分报导，那麽对开阔人们的心胸与眼界，提升国民素质，绝对没有好处。 第二，缺乏深度报导。在美国的报纸上，经常有人物特写、事件系列报导，以及深入的调查性报导。例如最近《纽约时报》连续四天刊载了对突发性枪杀事件的系列深入报导，每篇长度都达一个整版以上。但在台湾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类似报导。即使大选临近，三大报也都没有关於三位主要候选人的「人物特写」。在美国，大选之前，报纸一定会详细刊登主要候选人的经历、政见、包括家庭和个人成长过程的长篇特写。这几乎是专业化报纸必须做的事情。但在台湾，只有英文《台北时报》於大选前刊载了三篇报道总统候选人的人物特写，每篇一个整版。 新闻失衡，本末倒置 第三，缺乏新闻平衡。西方报纸相当注重「新闻平衡」，把它作为新闻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新闻平衡，就是要兼顾两方面的意见，不能单单报导一家之词。尤其是这次台湾总统选举有三位政见不同的主要候选人，那麽在新闻报导中，媒体更应该注重客观和中立，不能偏向於某一方。 但在台湾，只要看一天的报纸，就会从新闻上看出这家报纸支持哪个候选人，因为新闻报导中的倾向性非常明显，有的几乎接近於「宣传」，而不是「新闻」。台湾三大报中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创办人原都是国民党中常委，这种历史背景导致这两家大报都倾向於有「大中国情结」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其中《联合报》做的更明显，无论在它的新闻报导还是评论中，都让人一眼看出它的强烈倾向性。 在这三家大报中，《中国时报》较其他两家中立一些，但新闻平衡仍不被重视。例如在朱熔基对台发表强硬讲话次日，三大报都刊出三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反应，《中国时报》仅仅刊登了宋楚瑜和连战的大幅照片，却没有刊登陈水扁的。在大选只有两天就投票的关键时刻，如果是注重客观、专业化的媒体，绝不会出现这样新闻失衡的版面处理。 当然，任何报纸都绝对有它的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主要是表现在社论中，而不应该是新闻报导上。例如在美国，选举前夕，报纸会发表社论，公开支持某个候选人，指导选民投票。 但台湾的报纸却是本末倒置，直至选举日，三家大报都没有发表社论，明确呼吁选民投哪个候选人的票，但却在新闻报导中，清晰表达倾向性。这种完全违背新闻常识的做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豆腐块」腐蚀报纸 第四，缺乏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群体。美国的大报，都有固定的专栏作家，例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各有七、八个，每人每周在该报固定发表一至两篇专栏文章。这些大报的专栏作家，几乎都是批评政府和修理政治人物的好手，他们都各有固定的读者群。他们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托拉斯」被全国几百家报纸同时使用，所以他们的观点往往能鼓动风潮，牵动舆论。 但在台湾的大报上，几乎看不到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有的报纸设了专栏，篇幅限定在几百字，被称为「豆腐块」。其实几百字很难表达出较完整的观点。像《纽约时报》的专栏，长度都在一千字。而英文一千字译成中文是两千字。西方报纸专栏规定这样的字数，一定是因为它是表达出一个完整想法的起码长度。 我曾问过几位台湾报界的朋友，哪些人是台湾比较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但答案都是「还没有」。这不是台湾没有人才，而是报纸的体制有问题。 台湾报纸上不是没有言论，但多数是自由投稿。有医生评论大选，也有商人谈政党轮替，还有股票高手探讨两岸关系。在西方专业化的报纸上，讨论哪种问题，必须由那个领域的专家来谈。在《纽约时报》言论版上，除了该报专栏作家，外稿作者几乎都是所探讨内容的专家，以及知名人士。其他人投稿，大多被处理为篇幅极小的「读者来信」摘发。 这种做法，就是把报纸言论「专业化」，以形成严肃而有份量的评论。而不是把报纸言论版办成「民主墙」，谁都可以往上贴。 一半不要脸和整个不要脸 第五，广告处理不当。在台湾的大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头版刊登广告，多是半个版。这在美国的大小报纸上都是看不到的。虽然广义上说报纸也是商品之一，但从事新闻的人，包括报纸创办者，多数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单单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理念。 报纸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供新闻，广告虽也是信息的一种，但它更是报纸生存的手段。它出现在头版，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喧宾夺主。因为报纸最珍贵的第一版，应该刊登最重要的新闻信息。头版是报纸抢读者的最重要的阵地，是报纸的脸面，如果在头版大幅刊登广告，等於宣示报纸老板蔑视新闻常识，「不要脸面」。但和香港的报纸比，台湾的报纸仅仅是不要半个脸，香港的多数报纸则是头版一个字新闻都没有，整版是广告，是整个的「不要脸」。 在大选期间，台湾的报纸上出现很多奇怪的竞选广告，上面是激情地主张支持哪个候选人，同时批评或调侃其他候选人，但落款是「关心国家的一群人」，或「沉默的大多数」等。这样的广告，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上是无法刊登出来的，因为政治广告不允许匿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例如，几年前《纽约时报》曾拒绝了一日本右翼团体要求刊登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整版广告，损失了八万美元的广告收入。该报认为，报纸不可以刊登明显违背事实的广告。它表明严肃的媒体，更看重的是新闻的专业化，以及所刊登信息的真实可信，包括广告内容。 新闻专业化的水准和民主制度的成熟程度有密切关系。在西方，民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新闻专业化水准也越高。同时，新闻专业化程度越高，就更促进一个国家民主的成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在新生入学第一课中就阐述新闻的目的说，「新闻不仅是提供大众想知道的，更要提供大众应该知道的。新闻记者要承担教育公众（educate the public）的责任。」 台湾的新闻界只有更清晰地认识到并承担这个责任，才能促使台湾的民主走向成熟。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5月号） 2000-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6👍 0💬 0中国模式的意淫：各国防疫没抄好中国作业
何清涟 中国疫情据说现在正在下降，只是复工困难重重。有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均知这是疫情数据造假。北京带着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逛了一圈防疫示范单位之后，其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Bruce Aylward)感觉自己已经登上过巅峰——看到了应对的可能性。表扬中国：“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一时之间，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中国又赢了”，“西方国家连抄中国作业都没抄好”的说法，认为中国体制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西方甩了几条大街都不止。 “我们又赢了”：意淫直指制度层面 《疫情过后 中国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赢家》堪称中共“制度自恋“的颠峰作品。这个视频用华丽之极的解说吹嘘了几点：一、“中国通过这次疫情，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举国动员能力。实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战略物质配置。这让各个国家对中国充满了敬畏，从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并自我表扬为“上兵伐谋”；二、展示中国拉抬股市之功，讽刺美国股市因疫情大跌；吹嘘“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了各国资金的避风港，成是最后的真正的赢家”；三、最离奇的是自称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疫情中瞬间改变——谁都知道，连上帝劝人向善都不是瞬间能够成就之事，中共太祖毛泽东倒是吹嘘过毛思想的威力，但也得承认思想改造是个长期过程。 整个视频的宣传主旨就是中国的制度远胜于西方。在中国政府及部分中国人眼中，西方国家的防疫，简直是漏洞百出，且不说疫情严重的韩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德国等天天被中国的小粉红们数落嘲笑，目前他们正在等待的就是美国防疫出大纰漏，导致2020年大选形势逆转。听着这部视频那铿锵有力的赵忠祥开创的央视体解说，中国政府及小粉红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其实，只有结尾中“变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说对了，不过都是纸面胜利罢了。接下来咱们看看中国防疫体制的“腐朽”在哪。 中国“神奇”防疫如何实现的？ 中共政权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掌握三个垄断权（政治、经济与资源、舆论）的政府，防疫依赖的其实就是几大招： 第一步，先封住国内人的嘴巴，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李文亮等八位吹哨者因说了真话而被公安训诫。利用权力封杀疫情信息，让疫情防控失去了最宝贵的25天（12月31日-1月22日）。所谓“封城”牺牲了武汉，为世界做了巨大牺牲，更是自欺欺人之说，封城之前放出了500万人，其中六万散往全世界，成为各国疫情最初来源。 第二步，以雷霆手段对疫区实行半军管，完全封锁。与此同时，管控疫情数据，疫区内死了多少人、疫情如何，全由党说了算，任何不同声音都是造谣，以各种罪名抓捕。 第三步，开动宣传机器国内外洗地，媒体全姓党，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不管武汉人亲眼见到多少灭门悲剧，视频拍到不少被迫丢弃在街边待处理的尸体，贵州、重庆各省殡葬业支援队赴武汉帮助处理尸体，武汉的死亡数字就那么三千左右。 第四步，使用多年投资养成的“友华人士”谭赛德，利用其世卫干事长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不厌其烦地为中共洗地。经过谭德赛颠倒黑白的粉饰，中国从疫情发源国成了世界抗疫第一国。 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只有一处出了纰漏。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CCTV采访时，指地方无权公布疫情，暗指隐瞒责任在上级，自此上演了一场丑恶之极的甩锅大战的序幕。中共连出三招：假调查李文亮事件为由派出国家监察委调查组赴武汉、委派军中首席生化专家陈薇接管武汉病毒所、撤换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长，迅速让权力运作重新回“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全党服从最高领袖”的原有轨道。 西方与中国的防疫各自依赖不同层次的文明 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认为“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完全基于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无知。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政府能够象中国政府这样实现政治、经济与舆论这三个垄断，因此也不可能复制中国抗疫模式。中共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吸取自己推翻国民政府的经验，设立的政府体制是个基于政治暴力的防卫型体制：防范一切反抗力量，将任何批评及异见视为颠覆政权的罪行，要求将一切反对力量扼杀于萌芽状态。更兼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使中国几乎无年不灾，任何灾害及对灾害的批评揭露都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攻击。因此，面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大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中国政府有一套成系统的管理方式。与西方各种专业救援队由专家组成领导不同，中国各级政府的应急委员会基本由政府官员兼职组成。 联邦政府机构CDC，地位如同中国的国家疾控中心，但在美中两国地方政府那里，权威意义完全不同。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去下面指导工作，基本是一言九鼎，下面只有完成作业的份儿。但美国CDC最近吃了好几次瘪，加利福尼亚州的科斯塔梅萨市已经提起诉讼，以防止在军事基地进行联邦检疫的人员在城市范围内迁移。最后迫使联邦政府最终取消了该计划。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官员起诉了CDC，要求他们释放被隔离的人。 从制度层面来说，中国自吹的“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中国这种防卫性政治体制的产物，这种政治体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以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名剥夺任何个体的人权，包括生命。概言之，这就是中国防疫的低人权“优势”。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政府主要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职能，人民享有各种权利，中国政府凭借低人权“优势”的防疫招术，西方国家只要施出一招，这个政府就将自己置于极大风险之中。 西方的人权优先是防疫不力的根本原因 要言之，西方国家做任何事情，民意考虑优先。这就是法国疫情正恶化，但政府还只能禁止全国范围内千人以上的活动——这种禁止其实毫无作用，中国许多群聚感染就是餐聚与打麻将引发的，参与者不过就是十数人左右而已。美国加州目前疫情正趋严重，洛杉矶万人马拉松照跑不误。担心疫情影响而做的预防是谢绝中国、香港、台湾、韩国和意大利的参赛者入赛，将其参赛资格保留到明年。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Eric Garcetti）在赛前的一次会议上说，由于这种疾病并没有出现“团体传播”，没有理由取消。提出的防卫措施是“与别人保持正确的距离……在自己的跑道里，跑完不要拥抱别人。”作为民选官员，竟然连韩国新天地教会的群聚感染这种大事都不知道，也算马虎到家了。 中国在疫情期间，曾有一段时期让经济停摆。这在西方国家根本做不到，企业不会同意，利益相关的民众更不会同意。比如钻石公主号成为瘟疫船的事情举世皆知，多方协商后，各国刚于2月20日左右接回自己的国民，至尊公主号立刻载上2500多乘客扬帆出海，重蹈钻石公主号的覆辙。政府的风险劝告毫无用处。 要言之，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是人权要为所有的政治需要让步，西方国家的人权在任何时候都置于优先地位，以至于战争时期敌人的人权也常困扰军队士兵。中国武汉肺炎的处置模式，西方国家既不能学，也不敢学，因此不存在抄中国作业问题，当然更不存在抄不好的问题。 中国处理武汉肺炎的模式，西方并非不清楚。路透社于3月5日发布特别报告，指出中国防治武汉肺炎的方式只不过是2018年到2019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过程的重演，在处理两次重大疫情时，采取的做法惊人相似。 以上是笔者对中国及美国等西方国家防疫的观察。作为祸源的中国，不反思自己20年不到的时间内为世界带来的两次瘟疫，却侈谈“我们又赢了”，吹嘘低人权的制度优势，实在让世界不齿。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3月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309202013002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对专制者的痛恨是改变的前提
【大纪元2011年08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8月3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由一副担架抬进法庭接受审，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及前内政部长，及6名前警察高官。穆巴拉克被指控腐败，并被指控在今年2月倒台前，下令向抗议当局腐败的示威民众开枪镇压。 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在最新一期的长青论坛节目，对穆巴拉克受审和该事件可能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次审判是在埃及民众持续不断地上街抗议示威的压力下促成的，彰显了埃及人民的智慧，保证了转型的正义。穆巴拉克受审也令胡锦涛和中南海受惊，所以他们在中国镇压茉莉花革命的任何苗头。 另据人权组织说，穆巴拉克下台前的镇压行动，造成800多人死亡。如果这项指控成立，穆巴拉克可能被判死刑。 曹长青以刚发生的温州高铁追撞事件为例，他认为事故明显跟铁道部的高层腐败、管理的无能及人为的错误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共当局迅速毁坏出事车辆、毁灭证据掩盖罪行，并且中宣部还向媒体下达了禁令。“中国人对这个草芥人命、毫无人性的中共政权还要忍耐多久？” 并解答说∶“埃及审判前总统穆巴拉克就是给予解答和预示，一切独裁者最终都逃不过被人民审判的命运。 他表示根据埃及的惯例，对遭刑事审判的人要被关进铁笼子里，85岁高龄的穆巴拉克也没有例外。这个画面被传向了世界各地。 曹长青例举了英国的《金融时报》说∶“穆巴拉克受审的事实，给其他独裁者发出信号”∶对人民犯下罪行的人迟早受到正义审判。他还表示半年前，人们都无法想像这个全球掌权最长的（三十年）的独裁者之一的穆巴拉克有今天的结局。 他回顾今年突尼斯革命开始，随後埃及也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清晰打出了“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的口号。 他认为从整个埃及革命中可以看出传递几个重要的经验和信号，第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关键是有没有勇气去争取；埃及人民要一个没有穆巴拉克的政权、要一个没有独裁的明天；即使流血牺牲也不後退。少数人的坚持和勇气感动了全体人民，改变了整个事态，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不被当局的宣传和假像骗住，他认为埃及的官方宣传片跟中共当局的很相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等等，给外界造成假像。 第三，激发人民对独裁统治者的痛恨。没有对专制的恨，就没有对民主的爱和追求。 他还说利比亚、叙利亚目前正在跟独裁者进行血战，正是这种强大的对独裁者愤怒的情绪，才是人民在广场上的抗议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後胜利。他总结说∶“对独裁专制者的痛恨是改变的前提。” 第四，坚持转型正义。他认为数以万计的民众坚持下要求对穆巴拉克进行审判，才能改变旧的势力，避免新的独裁者。这是埃及民众的聪明之处，并将转型变成正义。 他认为这几个经验中，其中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就有胜利的可能。他举例说有媒体人称埃及革命是一个奇迹，他认为只要有对自由的坚信，又勇敢地追求和努力，奇迹就会发生。 最後曹长青表示，今天穆巴拉克受审也是北京胡锦涛们所恐慌的，也是他们全力镇压任何茉莉花革命苗头的原因，因为他们清楚中国人跟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法阻挡的。信息的潮流每时每刻都在冲击著中共专制的城墙。 ——转自《大纪元网》2011年8月6日 2011-08-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中国政府究竟有无道德底线？
最近国内接力绝食因多人失踪或者被捕，被迫调整方案。就笔者来看，这是明智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政府。这一判断最近又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路局刘正荣副局长的一次谈话所证实。 针对2月中上旬美国朝野批评雅虎等互联网公司向中国政府屈服一事，中国政府作出回应。面对庞大的金盾工程与数十位网上言论者被捕这些铁的事实，刘正荣除了声称“绝没有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某些言论而被捕”之外，还宣称，“我们没有网路警察这个警种。”中国有些异议人士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回答说：“确实有网警，只是可能不叫这个名字”――刘副局长是公然撒谎，而这些异议人士却是在回答之时，并没上网查询这一消息。 就笔者所记忆，网路警察在中国之存在无可怀疑。于是笔者使用中国国内的搜索引擎百度，在搜索项中仅敲入“网路警察”四个字，用时0.001秒得到的搜索结果就高达15,200页，仅在百度首页上就搜到几个网站，如：郑州网路警察网站www.zz-police.com，苏州网路警察网站suzhou.cyberpolice.cn，河池网路警察 www.hcnetpolice.org，新乡网路警察 police.j666.com，漯河市网路警察网 www.lhwljc.com，三门峡网路警察wljc.smx.com.cn。 这些网警并无要做“隐身人”的意思。其中河池市公安局成立了网监科，漯河市与濮阳市公安局下设网络警察支队，只有苏州的网警被编入刑警队。其余如北京、成都、深圳、武汉、广西等地均有网路警察，且都设立了网站。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有心人完全可以自己上网去证实“网警”这一新警种在中国是否存在。 各地新闻亦有“网警大显神威抓获犯罪分子”的报道，以杭州的报道最为肉麻。据说，中国政府现在已派人前往古巴等控制网路技术不高的国家，指导这些国家的政府提高监控网路的技术。 证明中国确实有网警这个才出现几年的新警种的还有事实可作为佐证。在中国网路上，有一本《网路警察实务全书》的销售广告，该书2003年4月由金版电子公司出版，第一章的标题赫然就是“网络警察――中国最年轻的警种”。金版电子公司为何种公司，笔者无从得知，但在网警严密监察之下，这本书可以公然出售，自然不是“非法出版物”。 为了让读者明白刘副局长撒谎本领实堪追比萨达姆的新闻部长，不妨多提供点资讯：该书广告网址为www.bookhd.com，售价798元。共分三篇，第一篇共两章，介绍中国网络警察的产生、网络警察的职责、网络警察的组建、网络警察的招募、网络警察的机构设置；第二篇共两章，介绍网络警察网上抓逃与破案、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类型、常见黑客犯罪手法与抓逃；第三篇共四章，介绍网络警察网络监管、测试、侦听等技能。从其内容来看，完全是一本网路警察业务指导实务书籍。其高昂的售价相当于中国目前就业市场不景气状态下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购买者自然不是个人，而是那些使用网警的政府部门。 刘正荣官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路局副局长，肯定知道中国有网警这只新警种存在。他这次当着全世界撒谎肯定是奉命而行，并非个人行为。联想到2003年SARS流行时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撒谎之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到毫无道德底线。这一结论让我们这些天天在盼着中国政府进行改良以避免革命的人无话可说。 当年毛泽东时代控制言论，是大张旗鼓地明着干。毛用红色恐怖让所有的人闭嘴后，还要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他才坑了四百六十个，我们超过他一百倍。正所谓创立朝代者，虽是流氓却尚有几分王霸之气。而现在处于末世乱象纷扰中的中国政府，完全已经堕落为街头小混混，又要干坏事，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完全成了京剧里的“二丑”一角，只睁着眼睛撒谎，千方百计愚弄人民，欺瞒国际社会。 对一个已经无道德底线的政府，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等于是一群绵羊与恶狼共舞，其艰难性可想而知。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3月2日，总129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中国政府“维稳”思维的逻辑盲点
近几年来，“维稳”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天天念叨的“二字经”，也衍生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附着在这条粗大产业链条上的从业者，除了正宗的专政工具公 安（国保）、武警、国安之外，还有为数庞大的官僚体系编制之外的保安、“五毛”与线人等。维稳费用更是高昂，据说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 5140亿元人民币――虽然未公布这些费用的具体投向，但根据常规，公安、武警等这条产业链上的“编制内”养人费用不会计算在内。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多 了一门中国特色的研究，即维稳课题研究。 但中国政府的“维稳”思维存在一个被有意忽视的逻辑盲点，即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肆虐与民众权利被褫夺，中国政府的自利型行为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第一因素。 一、“维稳”研究回避的根本问题 近 十余年以来日渐增多的社会反抗，确实让当政者深深感到政权根基变得越来越不稳固。面对日益蔓延开的“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怨恨，当局确实希望找到“维稳” 妙策。因此之故，“维稳”研究成为国家课题，也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于建嵘的多篇文章与演讲及清华课题组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都 是其中的代表作。 于建嵘先生近年来研究群体性事件颇有建树。在今年5月《亚洲周刊》对其所做的专访“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中，于建嵘对官 民矛盾产生根源的分析到位：第一，官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第二，公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资源对民众的掠夺越来 越严重；第三，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越来越加强政治上的专制能力。于建嵘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治制度落后，没有能限 制公权力的制度安排，目前的压力维稳已经走到尽头。但他提出的方法是从现有制度资源中寻找着力点：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如收入分配制度、县级人大职业 化），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清华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一文中，对“维稳”已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 段，以及维稳成本的高昂、维稳造成体制性防卫过当、维稳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等各方面问题都有精当的分析。但和于建嵘先生要从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不同， 课题组至少前进了半步，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在 体制内做这种非常敏感的研究，能够把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如果于建嵘能够把垄断权力的主体换成政府而非官员，以及谁是掌握公权力的主体说明白，矛盾根 源也就昭然若揭了。于建嵘的问题在于，他希望制造社会矛盾的主体在压力维稳走到穷途末路时能够幡然省悟，主动让利（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 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来解决社会矛盾。而清华课题组则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共建立的列宁式政党体制的特质就是视任何社会阶层及群体的独立利益表 达为异端，目前维稳的重心就是要不惜工本地构筑利益表达的输入性壁垒，比如控制媒体、聘用数以十万计的网络评论员（即“五毛”）在网上日以继夜地工作，目 的就是制造虚假的民意与引导舆论，而不是要疏通利益表达的输入管道。 无论是于建嵘希望“在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还是清华课题组的研究者希望“让利益表达制度化”，都是立足于一个前提：将中国政府假想为民选政府，其职能是 为国民管理社会经济活动，并履行其对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上述研究者不得不回避的中国政治现实是：近20年以来，中国政府早已经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 利型政治集团，其职能只是代表统治精英集团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兼顾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二、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 如 果承认中国政府已经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那么维稳为何陷入越维稳越不稳定的“维稳怪圈”的思维盲点就凸显出来：统治精英集团的利益并非 民众的利益，他们要求的“稳定”是维持统治精英集团主导的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这种“稳定”自然不会是利益正受到空前剥夺的民众所希望的稳定――因为民众希 望将失去的生存资源要回来。如此理解，也就不存在“维稳”研究中的困惑：“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社会稳定和利益表达被人为对立起来：利益表达、特别是来自 社会底层的利益表达，往往被认为是危及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而受到压制”――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诸种资源要素如土 地、环境损耗、支撑世界工厂的劳动力生命透支与福利损失，无一不是政府依靠公权力掠夺而来。这一点， 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等文中作过深度分析，其中要点之一是分析国家资源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整个国家 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占用社会财富比重之大堪称独步古今。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汲取的必然结果是民众的生存权利被严重褫夺。在社会分配政策与福利政策方 面，中国政府的政策都向公务员系统严重倾斜。为了保障政府出于自利目的而施行的掠夺行为，中国政府的立法呈现出高度自利性，只考虑所谓的“国家”利益（实 则是党与统治集团的利益），无视民众的任何权利。因此，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等失败国 家的特征。 中国的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所有被官方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拆迁、征地、司法难民等的存在， 恰好是中国各级政府不断亲手制造的。中共也知道由于自身的寄生性与掠夺性，非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不足以维持统治的稳定（即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 些年来才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封堵民怨，特务统治逐渐走上前台，政府行为逐渐黑社会化。既然中国政府的“维稳”就是以消灭民间一切利益诉求为要务，怎么还可 能指望这个政府能够成为矛盾的解决者与社会冲突的公正裁判者？只有让这个自利型政治集团从公共资源控制和管理中退位，停止掠夺民财与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利， 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但与视权力为生命线的中共讨论这些，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视任何利益表达为异端 中 共排斥任何利益表达，源自于其政党特点。中共是按照列宁式政党的要求组建的，无论是毛时代还是此后的三代领导人，都未改变这种政党特质。列宁式政党的最大 特点是党国体制：用宪法规定专制政党为唯一执政党，将任何对党国体制的批评法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组织上，执政党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政 府、军队乃至街道、行政村设置“支部”，严密控制全社会成员；资源分配上，垄断并攫取国家资源，以国库为党库，以国养党。简言之，党即国家，政党与国家的 关系完全倒置，政党利益高踞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这种一党独裁的极权政治体制之中，无法找到任何可以扼制党国体制下政治权力肆虐的资源。 利益 表达的输入性障碍恰恰源自此制度。在毛时代，任何不符合党的利益表达被视为“反革命言论”，务必消灭之（包括肉体消灭）；胡赵时代曾有过些许松动，从江泽 民直至胡锦涛，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消灭利益表达的管道，如加紧对民间社团的控制，将外国NGO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言论管制日益趋紧，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 “防火墙”。来自民众所有的利益表达，如对拆迁征地的反抗，对环境生态破坏的抗议，基本都被当局视为不“和谐”的声音。从2008年起，中国政府尝到了奥 运安保模式的甜头，公安部长孟建柱宣称，要将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 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推广至全国。这种“体制性防卫过当”举措被大力推行的根源，就是执政者将任何利益表达都视为异端，编织“六张网”的目的就在于要将 任何利益表达消灭于萌芽状态。面对因生存权被剥夺而被迫上访者日益增多的“险情”，中国当局不是制止地方政府对民众生存权利的剥夺恶行，而是宣布一亿多中 国人有精神病（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这项“研究”的灵感应该源自北大教授孙东东所谓的上访者99％有精神病一说――在党管控一切，民 间不得自由结社、媒体皆为“喉舌”的情况下，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何建立？ 利益表达在中国存在制度上的输入性障碍。这种障碍不仅存在 于民众与政府之间，还存在于媒体与政府之间。民主社会的媒体被赋予第四种权力的职能，以反映民间的各种不同意见并履行社会监督的功能。而中国的媒体不仅不 具备这一职能，偶尔反映一点民意，也无法对政府产生必要的影响。中共为媒体设定的制度性角色是“党的喉舌”，党只需要它传达统治者的声音；“喉舌”自然只 能听“大脑”指挥，哪会让“喉舌”对“大脑”说三道四？尽管目前部分媒体人出自良知，力争在维护民众生存权益方面作一些有限的表达与呼吁，但媒体的这种表 达不但无法有效输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信息系统，相反还被当局指责为破坏“维稳”。《南方人物周刊》6月28日刊出对北京访民倪玉兰的专访，记述北京市为办奥 运会把这位女律师逼成上访者并将其关押这一过程。倪玉兰被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令人惨不忍闻。此消息见报后，北京市当局随即要求广东省处分《南方人物周 刊》。 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权政治的特点：只许政府胡作非为，绝不允许任何批评，哪怕只是揭露真相，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打击。 由于革 命带来的破坏“殷鉴未远”，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想再承受底层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之痛。但在这种民众利益表达的输入性制度障碍被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和平变革只 是幻想。国内学者们在论述“维稳”为何越维越不稳时，存在一个思维上的逻辑盲点，即将政府所要求的稳定与民众所期待的社会稳定混为一谈。其实，中共政权的 稳定是以大规模掠夺社会资源为前提的，执政者所梦想的“稳定”，只不过是要利益受损者放弃任何反抗，听任宰割而无所怨言。然而，毛时代之后民智渐开，民众 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申张权利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中国政府“维稳”必须面对的社会局势。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7月1日，第28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5👍 0💬 0卡扎菲为何被北京引为同道？
的黎波里失陷以后，卡扎菲之败已成定局。中国微博上对此一片欢呼声，借卡扎菲之败抒发心中块垒，还有人发问：“什么时候轮到中国？” 北京痛失暴政俱乐部同仁 在沉默了数小时后，中国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做出反应。外交部发言人出面表示“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末了当然没忘记加上一句“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利比亚未来的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希望利比亚新政府在重建盛宴中为中国留上一张座椅， 其实，在中国外交部表态之前十几个小时，班加西人已对凤凰台前去采访的记者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对四个国家，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叙利亚有个很大的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支持我们，这是个在革命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支持利比亚的革命？我们要把卡扎菲装在瓶子里展示给大家看。”对北京缺乏了解的班加西人民可能不知道，卡扎菲的存在对北京有着重大意义。 这意义主要在于，有卡扎菲之类的的独裁者存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不仅“吾道不孤”，前面还有一道遮风挡雨的墙。这位现在被自己的人民彻底抛弃的前利比亚领导人，自称是西方不能忽视的“关键国际参与者”，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一连串恐怖攻击背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卡扎菲曾派兵入侵中非国家乍得，力撑涉及多宗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88年泛美客机在英国洛克比上空爆炸，导致270人死亡的大悲剧，就是卡扎菲一手策划。简言之，卡扎菲从“输出革命”、入侵邻国，不断与阿拉伯世界发生矛盾冲突，再到与西方“对着干”，他差的不是勇气与敌人，缺的就是“朋友”。因此，他的政权被视为“流氓政权”（Rogue State）。 在卡扎菲的搅局业绩辉映下，北京在国际上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习储君曾有言：“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说出最后那个“不去折腾你们”时，习储君的比较参照座标，应该指的就是卡扎菲与身死名裂的萨达姆，这两位魔君，都曾把世界折腾得不得安宁，我们中国比起他们来，难道还算不上国际社会的“好成员”？ 为了表示自己也算识时务者，新华社发了一篇评论：“强人只剩虚弱背影，卡扎菲时代终结”，但忘不了再次老调重弹“对西方而言，无论是笑脸还是刀剑，都是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工具”，“政权倒台造成的权力真空，往往会引发派别冲突，使社会持续动荡”，一副从利比亚国家利益出发代利比亚人民担忧的模样，用他们构想出来的利比亚“悲惨前景”晓谕蠢蠢欲动的中国人民。 其实，中南海还真应该为自身荣辱系之的党、附带为中国想想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卡扎菲挨打，北京缘何心痛”的短文，该文主要分析北京对外部势力干预的深切担忧。在北京眼中，似乎只要“外部势力”袖手旁观，中共独裁政治就可以“万岁、万万岁”了。这种想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套用中共马哲经常说的一句陈词：“内因是事物变化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老卡在其统治的42年里面的大半时期倒行逆施，热衷于为本家族聚敛财富，疼惜一下子民，那真是“帝国主义想反也反不了”。 北京与卡扎菲：同种鸟儿结伴飞 限于篇幅，我不再追溯卡扎菲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鼓励民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方面与毛泽东的师承关系了。只说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的状况，读者比较之后，自然会明白“同种鸟儿结伴飞”的道理。 先说财富分配状态。我查了许多资料，才发现利比亚的财富分配状态与社会福利均比中国要好。有着近640万人口的利比亚人均GDP高达11852美元（2009年），也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普通人月收入2000多人民币，但医疗与教育免费，基本食品补贴，政府为购房者提供无息贷款。与一般资源输出国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相对要小得多，当然比现阶段的中国更小。但卡扎菲家族聚敛财富，在利比亚却是臭名昭著，目前该家族仅被英美等国冻结的财产据说就在500-600亿美元之间。 再说人民为什么要反对卡扎菲。这次参加反卡扎菲行列的主体是利比亚的年轻人。与其邻国突尼斯、埃及一样，利比亚年轻人占的比例非常大，约75%的人口小于30岁。尽管石油和天然气给利比亚带来很高的收益，但近年来这个北非国家也面临着与突尼斯、埃及相同的问题，不能为增长过快的年轻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非官方统计，年轻人在利比亚的失业率为20%-25%。今年反对运动初起时，卡扎菲很不理解，认为“人民生活过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反对我？”一英国记者曾用同样的问题采访利比亚青年，你们生活有保障，为什么还要反对卡扎菲？那青年干脆回答，“我们是有饭吃，但我们没工作，大学毕业照样没有。卡扎菲已经统治了40多年，我们受够了，我们要选自己喜欢的人。”——忽视人民日益苏醒的权利意识，以为人权就是生存权，只要让人民有面包吃就行了，是卡扎菲与北京高层的思维共同点。 接下来再看利比亚政权的性质。利比亚全称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意为人民来决定政治。但事实上，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多年来是一个剥夺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独裁政权。从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开始，在长达41年的执政生涯中，卡扎菲拒绝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理由是这会扭曲人民的真实意志。1977年3月，卡扎菲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宣布利进入“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民众时代”，取消各级政府，代之以各级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组织。每年，基层人民大会都会派出代表参加总人民代表大会，总人民代表大会会选出一个政府内阁，但内阁作出的决定可以随时被最高领导人卡扎菲接受或者更改——想想中国的国号、吴邦国前几个月强调的“五不搞”，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们能够从中找出与利比亚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卡扎菲为保住权力，严厉打压异己。他还利用军警、学生组成的“肃清委员会”严密监视人民，利用死忠支持者和被重金利诱的外籍佣兵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些“业绩”，北京也不落后，维稳办、610办公室、国家安全部、国保、五毛。中国还创下了超过军费有如天文数字般的“维稳开支”：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即维稳开支为5490亿人民币，同年国防开支为5334亿人民币。2011年预算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超过预算为6020亿的国防开支，比医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的预算加总还高。 卡扎菲除了敛财享受之外，也不缺乏政治理想。革命胜利后，卡扎菲推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1973年5月，卡扎菲提出了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于1976年至1979年陆续出版了阐述这一理论的《绿皮书》，上面也有关于民主和民生的理想设计。卡扎菲心仪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心仪，个人无须保留自己的权利，而应将其全部委托给国家，由国家代为行使。卡扎菲的政治主张正是这种“直接民主”，他在书中用环中套环的图来表示国家政权的结构，圆圈最中心（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大会”——这些把戏，中国人肯定眼熟，因为老卡玩的这些把戏，北京样样都玩过，中国政府颁布的《宪法》以及每年推出的各种报告如“X皮书”之类。当然，中国人多，人才也多，因此还多了好几种颜色，黄皮、绿皮、蓝皮，白皮，应有尽有。 利比亚凭借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上也交出傲人的成绩单。但是，这种迅速发展带来的不只是成绩，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卡扎菲家族积累的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他那美丽女儿的奢华婚礼，无一不刺激着利比亚人民的神经。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交织在一起，这个石油输出富国就成了一个一点就着的“油桶”，一个火花就引发势如燎原的反对运动。 细数今年一月以来被掀翻的独裁者宝座，只能感叹，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北京红朝。只是中国人那“什么时候轮到中国”这一问，无论如何都让北京寝食难安。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8月25日首发，第59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61）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中国：民间行动的安全底线何在？
最近，四川作家谭作人被抓，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由于谭作人一向只从事纯粹的公益事业活动，投身环保，并不惮烦劳地帮助四川地震灾民，其行动离“不结社、不从事政治活动、不与‘外国势力’有任何瓜葛”这条“政治安全底线”甚远。因此，谭的被捕再次证明了民间行动人士自我设定的政治安全底线其实并无安全可言。不少人惶惑地发问：在中国从事什么公益事业才是安全的？ 中国人为什么视政治为禁区？ 从事公益活动的人名之为“行动人士”，主要缘于这类人士只从事环保、民间支教、防爱滋等纯粹的公益活动，其行为方式主要是行动而不是创建理论，少数人愿意从理论上阐扬其意义，最多也就是将这些公益活动视为建立公民社会的必由之途，与当局的口头主张并无冲突。其次，这类人士都以本身从事公益活动的“纯粹性”自傲，严格将其与政治活动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首先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中国政治被中共所把持并视为专利，任何体制外人士从事政治活动，都被当局视为非法而抓捕。久而久之，从事政治活动被处于政治恐惧之下的中国人视为“高危行业”。谭作人被捕，不在于他所从事的公益活动真的“危害国家安全”，因为近年来危害国家安全罪已经成了加害异议人士与良心人士的工具。当局在使用这个罪名时，伸缩空间甚大。我曾专门分析过以言论而获“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及“泄露国家机密罪”的30余个案例，发现某些人因为写了几篇文章就身陷囹圄，但有些人写了数百篇文章却依旧“自由”，因而对“政治安全底线”是否存在产生深深疑问，这些疑问恐怕只能留待历史回答了。 中国政府对NGO的分类控制 中国政府从不否认环保、防爱滋病、民间支教等当然是公益事业，而且充分利用了“公益”需要公助这一特点，官方设置的中华慈善基金总会、红十字会、希望工程等机构，专门接受民间（包括外国）的各类捐款。只是这些机构虽然对外称为“非政府组织”，但由官方全盘掌握，不容民间染指。对“非政府组织”，中国有“创造性”的理解，即“由政府创办、以民间组织形式出现的机构”。 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会以这种非鹿非马的状态存在于中国？这是中共为保政权不受任何外部势力挑战的方式。中国当年与国民党政权逐鹿神州时，充分利用了组党结社自由与言论自由这些政治权利。自从中共建政以后，无一日不以堵绝这些“漏洞”为要务，以免反对势力摹仿当年的中共搞垮国民党。出于失去政权的恐惧感，中共对公共事业采取全部垄断的做法，不许民间插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组织曾活跃过一阵。但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深感民间组织的集体行动力量对政权具一定威胁性，因此逐渐采取了分类控制的方法。这里的“分类控制”，指中共根据各类民间组织的影响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性质、数量及质量，对它们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所有被归类于NGO组织的，政府以潜在挑战能力有无及强弱划分为几类：工会与社区居委会组织一律是准政府组织，其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由政府直接控制；宗教组织因其聚众功能，中国政府限制其发展；而各种远离政治功能的行业协会、商会与官办的NGO，中国当局是鼓励和支持；对于草根NGO及其它民间组织，因其具备的挑战能力较弱，官方的态度是不干涉，但也不让其合法化。而政治反对组织一旦冒头，中国当局的态度是立即取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外国NGO希望进入中国，但千辛万苦跃过门槛之后，才发现受到各种限制。但它们既然进入中国，总需要业绩，一般都用“明天会更好”来安慰自己尤其是它们在外国的总部，实际受控的情况不愿意多加渲染。 公益活动为何会触犯了当局的底线？ 如上所述，由于中国的公益事业多半为政府垄断，所以它与政府的政事只有一个区别，政事由财政拨款，公益事业则是差额财政拨款，允许它们向社会筹资。理由也很正当，公益事业当然需要公众资助。但由于公益事业多为一些官方机构或半官方机构垄断办理，其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多与政府有关。任何有责任感的人要在民间推进公益事业，就会发现其种种弊端，最后当然都免不了和政府发生矛盾。这就是中国从事公益事业的人为何屡成“政治敏感人物”的原因。譬如河南的高耀洁医生对河南因输血而感染爱滋病的揭露，就将其居住地的官场“得罪”到家。 环保人士在中国分两种，一类是官方鼓励并允许其存在的。这类环保人士主要着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以及通过慈善事业帮助一些地方改善环境。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并不与具体的利益集团发生矛盾，因此在中国有一定活动空间，中国官方与民间每年奖励的各种“环境卫士”大都属于这一类。但另一类因家乡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起而保卫乡土的草根环保人士的命运就很悲惨，比如“太湖卫士”吴立红，因为他的环保活动指向污染的制造者――当地许多企业及支持企业的地方政府，最后终被诬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投入监狱。谭作人参与成立NGO“绿色江河”之时，当局可能认为他们也就是大而化之谈谈环保，没将其当作“危害”。但当他带头抵制成都的PX工程，他就得罪了特殊利益集团――国企巨头中石化及本省政府；当他整理受害学生名单，并揭露豆腐渣工程，他就得罪了本地官场。本地父母官俗称“破家县令”，那项“危害国家安全罪”只是官府抄到手中随便奉送的一顶政治帽子而已。 可以说，生活于如此暴政之下，除了曲阿附世之外，任何有益于世的活动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安全底线。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4月23日，第35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荒谬的慰藉：美国百年前比中国还腐败
山西贪官候伍杰提前出狱，一众昔日曾沾其雨露之恩的政府高官、煤老板与当地名流富商列队欢迎，欲鸣礼炮迎接，这场景，用“人妖颠倒是非淆”来形容实在贴切。 候伍杰号称“卖官书记”，据说其经手卖掉的“乌纱”有逾百顶之多，此举培养了不少“袍泽故旧”；候任职阳泉多年，那地方产煤，依靠其致富的煤老板自然不少；候书记交友的原则是黑白通吃，因此与当地的黑社会势力称兄道弟，瓜葛甚深。 山西省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主要由上述三类人构成，这些人对腐败毫无耻感，难怪山西省成为中国矿难发生最多的省份，地下矿产与矿工生命化作金钱，源源流入煤老板与贪官们的私囊，留下一个地下采空面积超过全省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破烂山河，塌陷的村庄遍布全省，使用奴工的黑煤窑与以敲诈为业的“假记者”成为该省特产——山西其有救乎？ 中国腐败之肆虐，当然不止山西一省。只要良知犹存，就会承认中国社会之腐败已算世所罕见。候伍杰出狱犹如英雄凯旋，此事暗含的文化密码不可忽视，这文化密码就是中国人普遍对腐败高度容忍，一些人对有能力腐败并帮助自身瓜分公共资源的腐败官员还崇敬有加。如果有人要说我这是对个别例证的夸大分析，我可以通过另一事例来证明，中国人因深知自身腐败不可救药，通过一种虚幻比较来自慰、并证明腐败正常的心理。 2012年12月1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主要内容是介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的一项研究。这位教授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腐败，与中国1990年至2011年的中国加以比较，认为在两国人均收入都是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报纸报道中的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达到 7500美元（中国2009年，美国1928年）时，报道中的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拉米雷斯总结说，这次研究说明，虽然中国的腐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相比美国以往的经历还没有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这一比较方式的荒谬，在于这位教授在用两国报纸资料作为比较对象时，舍弃了一些基本前提：一、美国有自由媒体，中国没有自由媒体，两国媒体在报导本国腐败时，所拥有的空间是完全不同的，因而通过媒体揭发出来的腐败在其腐败总量中所占比例也是完全不可比的；二，人民有选举权、三权分立、有社会监督机制的美国，扼制腐败的能力远比中国要强得多。缺乏社会监督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是中国政府无法控制腐败的根本原因。三，拿来比较的美国报纸时段正处在“扒粪运动”兴起之时。 以上是常识，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应该知道——只看CCTV、人民日报等拒绝了解美国政治的人除外。但是，这篇文章在中国却获疯狂转载，重点在于借拉米雷斯之观点，即腐败有一种“生命周期”表达：中国的腐败没有什么可怕的，人家美国教授都说了，一百年前，美国的腐败比今天的中国还要可怕，人家不也过来了么？中国人往往挟洋自重，某事一经洋专家论证，仿佛就经过世界性的权威认证，正好拿来聊以自慰。 可以说，这位美国教授舍弃制度约束做比较，是其眼界狭窄，见识不够；中国人用来自慰，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荒唐。尤其是当人们面对以下事实：美国的反腐败是通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揭丑闻运动开始的，中国人就更应该知道，北京正在加强控制媒体与管制网络，这点足以证明中国当局缺乏反腐败的诚意与决心。 美国立国先贤创设的制度使美国社会具有纠错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人民政治权利，特别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这些保障所有权利的基本权利。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等如何在清除腐败中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19世纪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与腐败共生。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两亿多英亩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为官商互利、 金权交易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发表于1873年，作者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我当年读这本书时不到15岁，第一章中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任何人走进国会大厦，哪怕遇到一位扫地的清洁工，也千万不能小看他，因为他可能是某位声名显赫的国会议员的乡下亲戚，是通过议员大人的安排才得到这个位置的。这位机智锐利的小说家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例，由浅入深地为读者揭开美国“镀金时代”的黑色帏幕。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20世纪的第一位总统，他入主白宫之时，美国表面繁荣，但腐败蔓延、道德沦丧及其它潜在的危机已浮出水面。企业家与官员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一些记者和报刊对现状极端不满，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深挖丑闻，揭示社会阴暗面。这场记者揭发黑幕的运动，被称之为“扒粪记者/扒粪运动”（muckraker）。其名称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6的一次演讲。在这一演讲中，罗斯福表达了对这批致力于揭发丑闻的记者的不满，将他们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从不仰望天空，只是手拿粪耙，埋头寻找并打扫地上的秽物。但是这些被批评的揭丑记者对这一批评不以为然，反而欣然接受这个称号。后来，人们便将这种新闻及报道这些新闻的记者和报刊称为扒粪记者、扒粪报刊等。 美国历史给予扒粪记者/扒粪运动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对美国社会的净化起到了非常巨大而正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产生的连续性报道和深入报道在美国媒体上得到传承，其报道方式和关注点对美国新闻界影响巨大，巩固了记者“无冕之王”的地位。 中国的反腐败早已过了最佳时段，在政治管制之下，反腐揭黑记者本来就是在夹缝中艰难求存，被揭发者利用黑社会手段报复记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各种腐败将社会折磨得精疲力尽之时，民众对腐败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这些社会条件，都与当年美国开展扒粪运动之时很不相同。所以，中国读者切记不要被拉米雷斯这篇文章的论点迷惑，“错把杭州当汴州”。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