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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慰藉：美国百年前比中国还腐败
山西贪官候伍杰提前出狱，一众昔日曾沾其雨露之恩的政府高官、煤老板与当地名流富商列队欢迎，欲鸣礼炮迎接，这场景，用“人妖颠倒是非淆”来形容实在贴切。 候伍杰号称“卖官书记”，据说其经手卖掉的“乌纱”有逾百顶之多，此举培养了不少“袍泽故旧”；候任职阳泉多年，那地方产煤，依靠其致富的煤老板自然不少；候书记交友的原则是黑白通吃，因此与当地的黑社会势力称兄道弟，瓜葛甚深。 山西省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主要由上述三类人构成，这些人对腐败毫无耻感，难怪山西省成为中国矿难发生最多的省份，地下矿产与矿工生命化作金钱，源源流入煤老板与贪官们的私囊，留下一个地下采空面积超过全省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破烂山河，塌陷的村庄遍布全省，使用奴工的黑煤窑与以敲诈为业的“假记者”成为该省特产——山西其有救乎？ 中国腐败之肆虐，当然不止山西一省。只要良知犹存，就会承认中国社会之腐败已算世所罕见。候伍杰出狱犹如英雄凯旋，此事暗含的文化密码不可忽视，这文化密码就是中国人普遍对腐败高度容忍，一些人对有能力腐败并帮助自身瓜分公共资源的腐败官员还崇敬有加。如果有人要说我这是对个别例证的夸大分析，我可以通过另一事例来证明，中国人因深知自身腐败不可救药，通过一种虚幻比较来自慰、并证明腐败正常的心理。 2012年12月1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主要内容是介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的一项研究。这位教授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腐败，与中国1990年至2011年的中国加以比较，认为在两国人均收入都是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报纸报道中的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达到 7500美元（中国2009年，美国1928年）时，报道中的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拉米雷斯总结说，这次研究说明，虽然中国的腐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相比美国以往的经历还没有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这一比较方式的荒谬，在于这位教授在用两国报纸资料作为比较对象时，舍弃了一些基本前提：一、美国有自由媒体，中国没有自由媒体，两国媒体在报导本国腐败时，所拥有的空间是完全不同的，因而通过媒体揭发出来的腐败在其腐败总量中所占比例也是完全不可比的；二，人民有选举权、三权分立、有社会监督机制的美国，扼制腐败的能力远比中国要强得多。缺乏社会监督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是中国政府无法控制腐败的根本原因。三，拿来比较的美国报纸时段正处在“扒粪运动”兴起之时。 以上是常识，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应该知道——只看CCTV、人民日报等拒绝了解美国政治的人除外。但是，这篇文章在中国却获疯狂转载，重点在于借拉米雷斯之观点，即腐败有一种“生命周期”表达：中国的腐败没有什么可怕的，人家美国教授都说了，一百年前，美国的腐败比今天的中国还要可怕，人家不也过来了么？中国人往往挟洋自重，某事一经洋专家论证，仿佛就经过世界性的权威认证，正好拿来聊以自慰。 可以说，这位美国教授舍弃制度约束做比较，是其眼界狭窄，见识不够；中国人用来自慰，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荒唐。尤其是当人们面对以下事实：美国的反腐败是通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揭丑闻运动开始的，中国人就更应该知道，北京正在加强控制媒体与管制网络，这点足以证明中国当局缺乏反腐败的诚意与决心。 美国立国先贤创设的制度使美国社会具有纠错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人民政治权利，特别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这些保障所有权利的基本权利。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等如何在清除腐败中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19世纪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与腐败共生。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两亿多英亩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为官商互利、 金权交易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发表于1873年，作者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我当年读这本书时不到15岁，第一章中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任何人走进国会大厦，哪怕遇到一位扫地的清洁工，也千万不能小看他，因为他可能是某位声名显赫的国会议员的乡下亲戚，是通过议员大人的安排才得到这个位置的。这位机智锐利的小说家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例，由浅入深地为读者揭开美国“镀金时代”的黑色帏幕。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20世纪的第一位总统，他入主白宫之时，美国表面繁荣，但腐败蔓延、道德沦丧及其它潜在的危机已浮出水面。企业家与官员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一些记者和报刊对现状极端不满，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深挖丑闻，揭示社会阴暗面。这场记者揭发黑幕的运动，被称之为“扒粪记者/扒粪运动”（muckraker）。其名称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6的一次演讲。在这一演讲中，罗斯福表达了对这批致力于揭发丑闻的记者的不满，将他们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从不仰望天空，只是手拿粪耙，埋头寻找并打扫地上的秽物。但是这些被批评的揭丑记者对这一批评不以为然，反而欣然接受这个称号。后来，人们便将这种新闻及报道这些新闻的记者和报刊称为扒粪记者、扒粪报刊等。 美国历史给予扒粪记者/扒粪运动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对美国社会的净化起到了非常巨大而正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产生的连续性报道和深入报道在美国媒体上得到传承，其报道方式和关注点对美国新闻界影响巨大，巩固了记者“无冕之王”的地位。 中国的反腐败早已过了最佳时段，在政治管制之下，反腐揭黑记者本来就是在夹缝中艰难求存，被揭发者利用黑社会手段报复记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各种腐败将社会折磨得精疲力尽之时，民众对腐败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这些社会条件，都与当年美国开展扒粪运动之时很不相同。所以，中国读者切记不要被拉米雷斯这篇文章的论点迷惑，“错把杭州当汴州”。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斯诺登事件：网络冷战的意外序曲
何清涟 2013年6月间发生的斯诺登事件，可算是美国情报部门有史以来最荒谬的一次完败。其最大意义既不在于中美俄三国各自的得失，也不在于某些美国人热衷讨论的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孰重孰轻，而在于世界必须重新认识互联网的作用，那就是，一个IT技术人员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安全系统。 如果将整个故事比作谍战故事，这个故事里从主角，到出场的各种相关角色，都儿戏得让人吃惊。 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脆弱如薄纸 首先，NSA这个情报机构的内部不设防让人吃惊。 美国堪称互联网之父，至今也算拥有网络技术的制高点。但是，斯诺登事件让人看到美国网络时代的安全防御能力非常薄弱，一个到NSA外包公司工作才一个月的雇员可以挑选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自行复制，并从容不迫地带到一个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国家肆意散发。据NSA官员说，斯诺登带走了NSA全部资料，对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果一个密级不高的合同雇员（这是博思艾伦反复强调的身份）能够造成这一美国情报史上的荒谬完败，只能说美国情报部门的管理实在松驰到极点，甚至比普通公司的商业机密管理还差劲。 其次，美国情报机构面临着雇员忠诚度问题。网络时代的安全管理本来就有不同于前网络时代的新问题，例如高层管理人员与专业科技人员之间存在着知识裂沟，高层管理者大多进入45岁甚至50多岁，对IT技术远不如专业人士熟悉，在技术管理上几乎只能仰赖技术人员，这一点也增加了管理难度。不过，这一问题并非美国独有的，而是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其他国家没有面临以下特殊情况，即斯诺登进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搜集情报并泄露给外界（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负责对斯诺登进行安全审查的机构又过于草率。 从以上两点可以推测，只要管理上仍然维持现状，出现“斯诺登”第二、第三绝非不可能。 这就带出了以下的大问题：美国制造的网络利器，可以轻易地被内部人调转剑尖刺向自己，虽然握剑的手还有哪些目前无法确知。 对于互联网的认识，美国一直认为，这一新的传播工具是瓦解专制的利器。尤其是2009年伊朗大选抗议者利用Twitter组织街头抗议活动之后，“推特革命”的幻象鼓舞了美国政府与人权组织，普遍夸大互联网的“革命作用”。这次斯诺登事件却让世界看到了这把利剑的另一面：它也构成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当然，这威胁并不只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所有国家。互联网依赖程度越高的国家，国家安全越脆弱。 斯诺登使美国遭遇战略失败 斯诺登出于政治无知的轻率举动，不仅将美国国土安全局多年构建的网络监控体系置于高风险之中，还将美、中、俄三大国带入了网络冷战的风险。 斯诺登为21世纪的网络战上演了一出“通向自由之路”的闹剧：他把美国因公共安全需要的情报收集行为比作奥威尔 （Orwell）小说中的“老大哥”，并投向了真正的“老大哥”中国的怀抱，希望在不自由的国度里得到自由，在扼杀人权的国度获得人权保护。香港（北京）与他共同制订的逃亡之路更是滑稽：从北京控制下的香港、经由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再进入厄瓜多尔，这些国家无论是人权还是自由，都排在世界序位的后排。斯登诺声称自己“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但愿意为他提供保护的，却都是人权纪录不良的国家。这些国家利用斯诺登，将美国在人权方面的道义形象拉到泥淖里，再踩上几脚。 这次事件中，未来国际网络冷战的三大主角都已登场。斯诺登的命运如何，对世界已经不太重要，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宣称：一、“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二、美国对中国发动了网络攻击，窃取了了他国情报。这两点都让美国失去了道德高地，软实力大大受损。 在这场网络冷战的意外序曲中，美国大量情报泄露，正如美国官员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斯诺登 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中国很高明地利用斯诺登做了很多事情：在习奥会时披露了美国攻击世界各国达61,000次，中国饱受攻击，藉此证明中国才是网络攻击的最大受害者；在瑞士讨论保密法案时，斯诺登及时地泄露了中情局特工策反瑞士银行家以获取银行资料的信息，让瑞士下议院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修改银行保密法，美国与欧盟多年来敲击这只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的努力泡汤；斯诺登爆料美国和英国的谍报机构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期间监听与会人士电话一事的时间，又恰好选择在八国集团峰会的第一天，其间巧合令人生疑。 网络冷战的三国演义 当今世界，互联网技术强国有美、俄、中三国。任何战争较量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指挥系统与组织系统的效率与严密。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除了技术优势之外，其余处于相对弱势。 一，美国情报组织系统对成员的控制力较弱。美国从维基解密事件开始，已经先后出了曼宁与斯诺登，证明了一个世人早就认识到的事实：在对人的控制上，民主国家确实不如专制国家。专制国家视人如工具，工具并不需要独立思想，在组织的科层控制中，俄罗斯与中国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工作人员。 二、美国在实施网络战之时，必须受严格的法律限制，顾及人道、伦理，而中国与俄国不需要做这种考虑，只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让对方受挫。2009年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关于美国获得和使用网络攻击能力的技术、政策、法律与道德问题》充分评估了自身的弱点，如参与网络战的人员对网络战本身就缺乏了解；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网络战的实施。指出在法律和伦理方面，美国已有的一些法律和规章为防御网络攻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但对于反击网络攻击却缺乏相应的法律。这些报告是公开的，很便于中俄等国分析评估，但中俄两国并不公布本国的网络能力的评估报告。 三、在实施网络战的舆论支持上，美国处于弱势。首先，美国在国内舆论上，网络监控虽然有法律支持，监控概况也向公众公开，如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以及2009年7月的《关于总统的监视方案（President’s Surveillance Program，简称PSP）的公开报告》。但在恐怖袭击未降临自身之时，美国民众中有不少人对反恐反渗透的监控不满，《纽约时报》等左倾大报更是指责多多。其次，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导致世界舆论对美国从严要求，同类事情，发生在美国，往往就遭到最严苛的指责，但发生在中国与俄罗斯就不一样。比如，这三国都存在国内监控，其中美国的监控其实最考虑公民的人权因素，中国的监控完全不考虑人权因素，以维护一党专制为目标，监控政治反对者与异议人士。但美国的监控不仅受到来自公民的反对，其正当性还受到来自内部技术人员如斯诺登这类政治上的无知青年的怀疑与反叛。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世人几乎忘记了中国才是真正的“老大哥”，美国顷刻之间百谤集身。 如此下去，在已经到来的网络冷战当中，美国未必能握胜券。当然，即便美国步步败退，领土完整也未必有多大问题，但世界格局却得改写。好在中共现在面临国内诸多麻烦，习近平未必愿意将网络冷战升级；俄罗斯内部不仅有政治批评声音，国际能源价格今后的下降趋势使得俄经济前景脆弱，普金也无心恋战。因此，在这场网络冷战的意外序曲中，中国赢得有利有节，俄罗斯赢得有理有节，两国见好就收，美国却输得灰头土脸，还得收拾巨大的烂摊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7期 2013年6月14日—6月2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480）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陈文茜为什麽被痛駡
陈文茜不久前骂中国青年作家韩寒“没文化、说话像放屁那样轻松”，引起众怒。韩寒因敢於嘲讽、调侃中共政府而广受民众欢迎。所以无论官媒的专栏作家，还是海外异议人士，更有大量网民，几乎异口同声，痛斥陈文茜。这种官方、异议、网民的三者同步，以前似未有过。 中国《南方周末》专栏作家鄢烈山撰文说，陈文茜自视“有文化”，但她口里吐出的“象牙”却是“说话像放屁”这样的粗话。对於陈文茜指责韩寒的话容易被外国媒体引用、利用，鄢烈山说，这就像四川大地震时余秋雨写的那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一样恶劣。对於陈文茜还引述台湾一位所谓大师的话来贬韩寒，这位专栏作家说，前年他访台时曾跟当地文化人聚会，当他提到“余秋雨在中国不受尊敬时”，当场就有名家勃然大怒，理由是“余秋雨是我们的好朋友！”这种不问是非、只看团伙的国民党文化，令这位专栏作家直呼“大开眼界”。 前《人民日报》编辑、现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吴学灿，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上痛斥陈文茜“出於嫉妒，恨自己直到五十几岁也没有韩寒的名气大”，所以才“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公道，泼妇駡街”。当然，“帮助中共打压韩寒这样有风骨的人，可得到中共政权扔给他们更多的骨头。” 陈文茜主持的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调是歌颂共产中国；这次开骂，是因韩寒批评上海世博会是用钱堆出来的，苦了百姓。陈文茜强调她四次深度采访上海世博，深知世博的“伟大”。但香港网路作家梁文道讽刺说∶“如果我能像陈文茜一样，有贵宾通道出入，有专人导游，还有保安开道；我对上海世博的认知大概就能深刻一点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台湾学者张铁志也批评说，陈文茜“总是在节目上呈现中国崛起过程的宏大与光鲜，而不愿意去正视┅┅这些伟大工程背後有多少拆迁与上访的血泪。”他引用一位中国时评家的话说∶大陆观众看中天文茜的节目，常常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我们什麽时候这麽好过？” 但跟上述评论相比，网民的批评更尖刻∶“陈文茜对於大陆真实情况的无知，显得浅薄和没文化，说话就像放屁一样臭气熏天。”“陈文茜一副贵妇阔太太加小市民的嘴脸，让人反胃！”“我不骂脏话，但这次真的想骂这个女人！” 在Google用简体字打上“骂陈文茜”，条目有四十五万之多！陈文茜在中国真成了“名人”——臭名昭著！ 但她在台湾的最恶劣行为，可能还有很多人不清楚。零四年总统大选前的三一九枪击案时，陈文茜在电视上宣布，奇美医院小护士向她“举报”，指绿营自编自导。但至今六年，从未见小护士踪影。有人指出，其实小护士就是陈文茜自己，整个事情是她编造的。但这只是猜测，结果後来陈文茜本人露了底牌。她在接受中国《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当时说那个枪击案是假的，那是很严厉的指控。当时我们已经讲好，我做黑脸，马英九做白脸，大家都是在演戏。” 原来国民党闹得很凶的所谓“枪击案造假”，是马英九跟陈文茜们一起造假、演戏！这难道不是反了天了，胆大包天吗？她（和国民党们）居然比中国的谎言皇帝们更敢撒谎。撒弥天大谎後，还全然不知耻地说他们在玩黑脸白脸呢。陈文茜从跟民进党玩，到投靠国民党，现又去亲共产党，“黑脸、白脸”不断“变脸”。现在，台海两岸的人们都明白了，什麽叫“不要脸”！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8月30日“曹长青专栏” 2010-08-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美中关系的晴天版与阴天版再次交战
美国议员对中国政府的人道指责 2004年7月，美国人再一次做起了关于中国的美梦和恶梦，这些梦想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打造了传媒的头版新闻。 恶梦缘于两位议员对中国不履行国际责任的指责。目前，美国正在努力阻止苏丹西部的人道危机演变成一场种族灭绝的 大灾难。不久前，刚从苏丹实地考察归来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众议员沃尔夫（Frank Wolf）在华盛顿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两位议员在会上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他们在苏丹的所见所闻，并就苏丹政府及国际社会为避免更多的平民遭到杀害而必须采取的行动提出了建议。引人注目的是，两位议员指出，美国正在联合国安理会争取通过一项制裁苏丹的决议案，但是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中国却不愿意支持这项决议案。众议员沃夫指责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仅没有帮助阻止灾难的继续扩大，反而成了国际社会试图扭转这场灾难的障碍。 面对苏丹践踏人权的行为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西方国家的公司在过去几年中纷纷撤出了苏丹，而一直致力于开拓能源供给渠道的中国政府，趁机增加了在苏丹石油工业的投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苏丹最重要的贸易夥伴国。由于中国政府在苏丹的石油工业中投入了巨额资金，苏丹喀土穆当局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金钱，因此能给阿拉伯裔牧民武装分子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如购买直升机等武器，增强军事装备，甚至拥有昂贵的卫星电话，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苏丹的人道灾难。 美国议员的人道指责只对有道德承担的一流国家管用，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还可以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承担国际政治中的道德责任，但对中国这个唯利是图且缺乏道德承担的二流国家专制政府来说，这种指责没有多少用处。这也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的理由释放军医蒋彦永（蒋去年勇敢地揭露SARS真相，今年写信要求平反六四），中国政府未作任何回应的原因。 美国人的中国童话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晴天版”与“阴天版”由来已久，这得要从“美国人的中国童话”说起。 早在若干年前，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d Issaacs ）就已经意识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极端矛盾，他说：“在西方与中国接触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指认中国的两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残忍荒蛮――不断变换，这两副面孔分别在不同时期进入或淡出人们的脑际。但它们从不会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这两副面孔随情势的变化而发生转换，进而影响人们对中国的复杂感情――或同情中国或拒斥中国，或呵护或迁怒，或对中国热情洋溢或敌意有加，热爱或恐惧――几至痛恨。” 另一个汉学家、印地安那大学教授杰弗里N.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N. Wasserstrom）则用“晴天版”与“阴天版”这两个词来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两极看法。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以后，美国社会形成了“邪恶的中国政府与善良的中国人”这种看法，在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华盛顿，在他与克林顿总统会谈之后，特别是在关于中国窃取核情报的考克斯报告之后，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中国的问题愈炒愈烈，“中国”这个词反复出现在新闻报道、社论与政治演说中。有时候，与中国相伴的措辞是“核间谍”；有时候，一些媒体和政客努力描画另一幅图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充满了善良人民的国度（其中也包括改革派的领导人），他们坚定地走向了正确的道路。于是，媒体出现了两个极端对立的中国叙述：一个是不断制造人权丑闻的中国专制政府，而另一个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美化报导，近几年这种报道陷入一个新套路：在无法美化老一代领导人时，则努力美化新一代领导人。 但最近这两年，这个童话因为在美华人频繁偷窃技术机密与涉嫌其他各种刑事案件而蒙上一层巨大阴影。这类新闻不断见诸于媒体，最近新泽西州就发生两起，先是华人林海因窃取技术机密被捕，在取保候审过程中又弃保阖家潜逃。此事余波未息，又发生新泽西州曼腾公司7位华人涉嫌卖军用技术给中国国营公司案件，据称在这些人住处还搜集到安排假结婚及来美旅游如何脱队留居美国等一系列文件，严重违反移民法。诸如此类，连同两年前沸沸扬扬的“陈文英间谍案”，对“善良的中国人”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美国对中关系上的“红队”“蓝队”之分野 但童话只构成社会心理基础，现实中的利益关系则是牵引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冷战时期，前苏联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迫使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之后，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中美两国的“平行”战略利益象一个强磁场，能化解或压抑两国关系中几乎所有矛盾，那么这个磁场一旦消失，所有矛盾就都被激活、释放出来，中美关系之颓势也就非人力所能挽回。 中美关系的变化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思潮中，则有“接触派”和“遏制派”。“接触派”主要由国际主义（相对于孤立主义）自由派和有商业利益背景的保守派构成，这两股在美国政治光谱上遥相对立的势力在对华政策共识下成了奇怪的同路人。两派对华主张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对中美实力对比有比较客观的估计，即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在相当一段时期不会构成对美国的挑战或威胁。它们随后从各自不同的政治逻辑推出了应当加强同中国接触、往来而不应对其孤立、遏制的结论。这一派构成后来“红队”的基础。 对华“遏制派”的中坚力量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蓝队”。“蓝队”是九十年代后期崛起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共同体”（foreign policy community），最初只是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纵论国是的私宅聚会，后来便发展到四十来人的“精英圈子”，平时通过电邮互通声气，偶尔也在华盛顿F大街的美国酒店聚商国是。“蓝队”并无正式组织形式，因为它并没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员，也没有办公机构和领导人，但却有毫不含糊的纲领和颇为可观的影响力。它的纲领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在冷战后“迷失了方向”的美国外交“拉回正确轨道”，尤其把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纠偏”上。在克林顿时期“蓝队”猛烈抨击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的“软弱无能”以及对华政策的“姑息养奸”，到总统换届后更进一步力促布什政府推行强硬的实力外交并将“遏制”定为对华方针。 美国政坛与媒体将这群人称为“蓝队”，将接触派称为“红队”，是借用美国军事演习中蓝队代表美军，而红队代表敌方（冷战时为苏联红军，冷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号。属于“红队”的有主张接触政策的政界和企业界人物，以及深谙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们，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如外交、情报等）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并不认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美国必然的敌人，主张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影响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同美国更为接近，从而减少今后中国强盛后与美国为敌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认为，任何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缺少了中国都是不完整的，因此想通过同中国的接触往来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让中国接受这一体制的规则束缚，“学习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由此加强和完善“美国治下的和平盛世”（Pax Americana）。 “蓝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其成员都是在中国问题和安全政策方面资历颇深的专家，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议员助手、思想库研究人员、记者、教授、学者和政府情报官员等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堪推威廉•曲波莱特（William Triplett II），“蓝队”这个名字就是由他首先使用。此君60年代就在东亚从事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80年代中起担任美国极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对华政策顾问，后来担任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班奈特的幕僚。“蓝队”在国会山上的另一主力人物是供职于众院规则委员会的埃德华•廷珀雷克（Edward Timperlake），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驾驶员，里根执政时期曾在白宫写作班子工作。这两人一在参院，一在众院，近十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的议案，就是他们努力促成。“蓝队”在新闻评论界的领军人物有《华盛顿时报》撰稿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则是“蓝队”理论家。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阿瑟•沃德伦（Auther Waldron）、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佛兰克•卡夫内（Frank Gaffney）、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理查德•费雪（Richard Fisher）以及参院外委会顾问吉姆•道兰（Jim Doran）等，也都是知名的“蓝队”人物。值得一提的还有理查德•斯凯菲（Richard Mellon Scaife），此公富有资财，并乐于为支持蓝队慷慨解囊，“蓝队”的一些聚会活动和研究项目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开展的。 克林顿执政时期是“红队”当道，布什执政以来，一批“蓝队”人士进入政府出任高级官员，但由于“接触派”以及有钱有势的“中国游说集团”（ China Lobby）多年来居于主流地位，在美国朝野至今依然根深叶茂，“蓝队”一直受到压抑。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出于反恐需要，被迫对中国采取软弱姿态，“蓝队”不得不保持低调。但随着伊拉克战事的结束，蓝队地位逐渐变得有利。按照中国政府的“战略分析”，在布什政府中，除了象副总统切尼、国防部的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和沃尔福威茨副部长这些头面人物因其对外（包括对华）立场强硬而被普遍认为是“蓝队”的支持者之外，还有不少地位不那么显赫的“蓝队”人士“潜伏”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如国防情报局（DIA）、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能源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无所不在。这些人在政府内部同那些公开主张遏制中国的舆论领袖和国会议员遥相呼应，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当年的“蓝队”还只是一个小型沙龙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它已成长壮大为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势力。这是中国政府痛心疾首，希望民主党在今年大选中获胜的主要原因，按中国当局的如意算盘，民主党获胜，就是红队获胜，中国在美国政府中就有了“朋友”。 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复杂交错 如果大致做一划分，蓝队的主诉是意识形态与人权等问题，而红队的主诉则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同盟，纷纷呼吁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跨国公司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政府的看法。例如，1996年，由IBM 发起，GE、GM、AT＆T 、波音等公司参与，组成了“加州美中关系同盟”，促进普通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 但是，在中美经济关系的分析中，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事实上，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利益集团在WTO 和PNTR问题中起到了另外一种制衡的作用。总体而言，它们对中美经济关系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其一，美国有些人权组织，人权标准受到美国价值观传统的支持，对中国专制政权相当反感，多年来它们坚持批评工商界“要钱不要人权”。其二，美国环保等公共利益集团对中国以牺牲环境生态发展经济的方式持批评态度，因此也反对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第三，其它批评中国政府的团体也加入到对华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来，例如反对派的宗教团体、共和党极右翼、新孤立主义者和西藏独立支持者等。美国虽然是一个强调经济利益与自由竞争的国家，但同时它也坚持自己的立国原则，即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缺乏社会道义”。这些力量的意见最后被附加在PNTR的修正案中，内容涵盖人权、宗教自由、劳工产品、以及台湾问题等。尽管这不构成现实影响，但却始终是令中国政府感到羞辱头痛的一笔。 多年来，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中轴，但经济关系的加深并未使政治、安全关系改善，有时随经济交往加深，双方利益差异还导致更深的政治龃龉。以前，美国曾经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会相应带来美国希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现在的结果令美国失望，中国既没有因经济改革而改变政治制度，也没有变成接触派期待的“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 ，有些问题如人权在中国还有逐步恶化的趋势。现实利益迫使中美两国重新考虑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相互关系，这就决定了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经济和政治的藤蔓仍将“剪不断，理还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安全等关系将在不断的撞击中互动。 （写于2006年7月中旬）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达赖喇嘛的失望和希望——写在中藏 17 条协议 50 周年
达赖喇嘛第二次访问台湾之後，於五月下旬在美国连续访问了九个城市，并和布什总统正式进行了会晤。达赖喇嘛不仅受到布什政府特别的礼遇，而且更受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仅在犹他州盐湖城，就有二万五千多名美国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这位佛教领袖。 自从去年三月台湾民进党执政後，虽然达赖喇嘛被一再邀请，但他一直推迟访台，据说是希望依此能为与北京的可能谈判创造好的气氛，但北京一直关门不谈。虽然几年前江泽民在北京和克林顿总统联合召开记者会时曾宣称，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但至今北京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而达赖喇嘛自1973年开始，就放弃了寻求西藏独立，而仅要求西藏高度自治。 达赖喇嘛的台湾和美国之行，再次显示出达赖喇嘛对北京的失望，他不得不到国际社会中寻求道义支持。 克林顿总统执政八年期间，曾与达赖喇嘛见面五次，但每次都是以「偶遇」方式（在达赖喇嘛与副总统戈尔晤谈时，克林顿「路过」高尔办公室，顺便参加会面）。但布什总统在对中共采取强势政策之际，於5月23日在华盛顿正式和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 5月23日对於北京和西藏都是很特殊的日子，因为在整整50年前的这一天，西藏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签署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著名《17条协议》（协议有17个条款，简称为17条，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中共官方媒体上正围绕「17条协议」大做文章，依此强调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17条」：「一国两制」的雏形 17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西藏主权从此归中国（解放军进藏，国防、外交等由中央政府负责）；二是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不变，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等不变）。这个协议可以说是最早雏形的「一国两制」。 从签署这个协议的当事人回忆以及史料都可看出，这个协议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而是武力威逼下的产物。 当年到北京谈判的西藏五名代表，除阿沛．阿旺晋美外，现都已去世。阿沛在北京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很少谈及当年内情，去年十月他接受英文《亚洲周刊》访问谈到17条时，完全是中共腔调。 但当年西藏代表团中有一名翻译达拉．澎措扎西（P. T. Takla），1997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西藏会议时巧遇到他，通过采访得知当年一些内幕。 当时解放军已攻占西藏康区首府昌都，直逼拉萨，西藏政府不得不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藏人代表到北京就得知，中共事先已准备好协议，威逼他们签字。中共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後任中共统战部长）拍桌子威胁：「如果不签，我发一个电报，解放军就攻打拉萨。你们要和平还是要武力？」 即使这样，藏人代表还是据理力争，谈判断续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後双方同意在17条之外另拟一个「附件」，条款有藏军不改编，达赖喇嘛如逃到外国，任何时候回来都是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等。但中共违背承诺，没有把附件和17条一起发表。至今也没有公布这个附件。 澎措扎西还提供了两个细节：五名藏人代表在协议上盖的印章，是北京方面事先 刻好的；达赖喇嘛是在西藏从收音机中听到17条内容，事先并不知情。 ●中共为何没跟新疆内蒙签回归条约？ 虽然北京用17条获得了对西藏的主权，但这个协议本身说明，在此之前，西藏并不完全属於中国。如果西藏一直属於中国，北京中央政府有什麽必要和一直属於自己的区域签署「回归」协议？北京甚至都没有和新疆、内蒙签这种协议。它至少说明西藏的历史地位是特殊的。 西藏人同意签这个协议，除在大军压境下别无选择，还出於对共产党承诺西藏高度自治的幻想。在那个时代，不要说西藏人，就是中国人本身，有谁能想像共产党後来会那样邪恶！ 解放军进藏不久，就违背了17条中不改变西藏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承诺，对西藏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激发了全西藏在1959年起义。起义遭到严酷镇压，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逃到印度。 这段历史证实，即使对西藏人并不公平的「17条协议」，北京也没有遵守。今年是17条签署五十周年，北京又利用它宣传对西藏拥有主权，但中共至今不敢刊出17条的全部条款，因为它明确写有：不改变西藏的政治、文化、宗教结构，达赖喇嘛的领袖地位不变，甚至还写著「不拿藏人的一针一线」，但实际上共产党拿走了西藏的一切，对西藏实行殖民统治。这仅从五十年来西藏自治区最高领导人的组成就可看出，从第一届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到後来的曾雍雅、任荣、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陈奎元，及去年九月上任的郭金龙，全部八任领导人，没有一个是藏人。 ●中共是恶龙，西藏是小海豚 西藏人的处境，得到西方广泛的关注与同情。近年全球声援西藏人的声音相当高涨，不仅美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连俄国、捷克、波兰等原东欧共产国家，还有智利、阿根廷这样的拉美国家，都有声援西藏人的各种组织。 不久前我参加了纽约大学（NYU）新闻系举办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会议的一个议题是，为什麽西方社会这样关注西藏问题。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9到25岁的美国人中，能够辨识一百多个国家国旗的占11％，能够辨识联合国旗帜的是零，但认得西藏雪山狮子旗的高达38％，可见西藏问题被美国社会关注的程度。与会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说，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西藏这样引起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如此高度的关注和同情。他去年曾出版了专著《西藏透视》（Virtual Tibet）研究分析这种现象。 西藏问题所以被西方社会重视，因为西藏和中国之间有很多强烈的反差：中共依靠暴力统治西藏，而达赖喇嘛是当今世界非暴力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中共的形象如同李安的电影《藏龙卧虎》名字一样，如龙、虎般凶悍残暴，而弱小的藏民族像熊猫和海豚般无助又让人同情。再加上达赖喇嘛又是那样一位谦恭、和蔼、慈悲的佛教领袖，他那份自然和率真，当然也为他所努力的事业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 克林顿总统前年在纽约的史泰登岛接见一批获奖的中学生，第一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突然喊了一句「让西藏自由」（free Tibet），吓了他一跳，後来每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都说这句话。从美国的中学生到好莱坞，从纽约到莫斯科，从北美的阿根廷到南非，遍布全球的支持西藏的民间自发组织，和越来越强大的声援西藏的人性的声音，给一直对北京失望的达赖喇嘛带来希望┅┅ （载香港《动向》2001年6月号） 2001-05-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从“四不”到“六不”台湾必须关注拜登外交战略正处于剧烈摇摆期
何清涟 7月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见面晤谈了5小时，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写道：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是实质性的，也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并为两国未来高层交往积累了条件。布林肯谈及此次会晤也用到了“实质性的、坦诚的和有建设性的”等词汇。随后布林肯对外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底举行视频会谈，目前双方高官正密集接触，美方姿态放得较低。台湾方面在受到美国半官方来访者的鼓舞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美中高层会谈的结果，因为拜登政府目前处于内外交困，外交战略处于剧烈的摇摆期。 拜登政府的内外交困 拜登政府现在陷入内外交困，对内，通胀高达9.1%，为41年来最高。蒙特茅斯大学投票研究所7月5日发布的民调称：88%美国人认为美国正走向错误方向，仅10%的人认为方向是正确的。 对外，美国从介入俄乌战争以后诸事不顺，除了本国的通胀更上一层楼（从2022年1月底的7.9%上升至9.1%），还将欧盟带入高通胀与动乱当中；美国冀望借主办美洲峰会重置与拉丁美洲关系于6月召开的拉美峰会，不仅多国缺席，与会者还多所批评；想去斐济的南太平洋论坛展示世界“一哥”风采，结果只落得白送援助附加不迫使人家站边的表态；中东之行更是一无所获。从2020年以来对他袒护有加的美媒这次也忍不住对他开挂了，《经济学人》杂志7月12日发表《中东为美国提供了什么？》，称“美国总统开始漫无目的的旅行”，“乔·拜登于 7 月 13 日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近 48 小时的访问，目的是进行平庸的练习：握手，看几个景点，然后返回机场。在最近的记忆中，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在谈到该地区最棘手的冲突时几乎无话可说。”德国之声7月14日发表文章《拜登中东之行很难安抚国民》，BBC则于7月15日发布《拜登中东之行：石油及伊朗问题如何暴露美国国力局限》。 所有媒体都预测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将惨败——只是所有媒体都假设美国投票系统是正常运作的。 美国对华外交：从“四不”到“六不” 拜登上位以来的中美会谈，早就变成了“一会两表”，双方都挑自己有利的公布，隐瞒不利部分。但中方隐瞒什么，全世界媒体都乐意挖掘；而美方隐瞒什么，只有北京与大外宣愿意挖掘。 今年3月18日拜习视频会谈，据中方发布的内容，拜登表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我愿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愿同中方坦诚对话，加强合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为美中关系把舵定向。”——拜登承诺的“四不”，大批华语美粉说美方没报，是中方捏造的。但美国官方未予以任何否定。 7月9日，在G20部长会议期间，布林肯与王毅见面时，在对华政策上，布林肯将拜登的“四不”扩展成“六不”：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独、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多了“不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这“两不”，以表与北京修好的诚意。 据新华社报导，王毅指出美国患上了“对华恐惧症”（Sinophobia），若放任不管，美国对华政策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另外，他也阐述中方对台立场的“三个务必”，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他同时要求美方遵循“四不一无意”承诺，并提出四张清单：要求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八个领域合作清单。 可以想见中方在这一会谈中的咄咄逼人之态。布林肯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发布会上形容，讨论是“有用的、坦诚的和具有建设性的”，从这一番话，可以预测7月底拜习通话将在“六不”框架内做文章，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有更多进展。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政界人士络绎不绝访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比如美前防长埃斯珀7月中旬在台湾的访问与表态？不久前埃斯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一个中国的政策需要重新审视。面对中共解放军入侵威胁，台湾需要让2300万人民知道如何使用武器保卫城镇、社区、街道，以小规模、“起义模式”作战。台军需确保有能力击败两栖进攻，包括使用反舰及反坦克武器和地雷，估计在台湾也会这样阐述他的意见。 我认为，台湾对美国两条线的运作应该要有到位的理解：埃斯珀访台，应该是自选运作，因为他的政党背景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理念占优势的国防部格格不入。美国外交有个传统：政府算一条主线，此外会派一些总统所在政党的议员、退休高官访台。这种做法，有利于鼓舞台湾信心，但政府也为对华外交保留了余地。这属于王毅见布林肯时，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之列。 台湾应该看清美国的战略摇摆状态 关于拜登政府的外交困境，主要是美国政治上层对美国现在身处国际社会的角色缺乏定见造成。 拜登的外交困境，缘于其摇摆于美国不同时期实施的地缘政治构想之间， 混乱不堪。对华外交，受“第二次冷战”思维影响，比如拜登政府时不时使用民主VS专制这类话语来形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根据该设想， 地球正日益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阵营，以美中为首的两大阵营将陷入一场激烈的争斗，即 “何种哲学和政治制度最终将主宰地球”。这一构想暗示着美国应构建一个“遏制”中国的全球联盟，防止中国主宰世界上任何 一个关键地区，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恶性”影响。 但拜登的“四不”与布林肯的“六不”，又反映了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克制”构想。该构想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安全的维护者，认为美国的大战略首先要大力阻止在欧洲、东北亚或中东地区出现敌对霸权。这一设想能合理避免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遏制政策，继续美国为维持全球自由秩序而承担的治安责任，但其战略姿态比“第二次冷战”更温和，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军事活动维持稳定的全球力量平衡。 前者代表过去，后者基于现实。如果在某一时期内实行某一种，情况也许会稳定得多。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上述两种外交战略的构想间剧烈地摇摆，导致其外交政策既不基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也不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对于拜登领导下的美国，盟友缺乏信服感，对手则产生轻视感，如果不是美国拥有极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连目前的话事权都难以保持。 （原载台湾上报，2022年7月20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49696）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中国经济学的难堪和痛苦 一 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已有过四种“显学”：原始社会中巫术至高无上，中世纪神学称雄，到近代哲学一跃成为众学科之王。而降及现代，经济学则成了“学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与学科尊荣相适应的是，这几门“显学”的大师级人物都分别是各时代天空中闪烁的明星。神学（后来演变为神权）的威势更非其它学科所能望其项背，连赫赫王权都曾被迫对它低下高贵的头颅。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和社会学也日渐成为“显学”，不过这种“显耀”还仅仅只体现在传媒的渲染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上，并非体现在社会评价上。面对“时代呼唤大经济学家”的焦灼和急切，中国经济学界陷入了一种相当难堪和痛苦的境地。 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由来已久。只是如今这“痛苦”的来由和改革以前并不一样，改革以前是受外部条件约束而无法展示智慧与才能，因而生出“智慧的痛苦”，而现在则十足是一种难堪和失落。试想想，西方的同行们莫不“出将入相”，上结权贵，下交商界，从政者可以入阁，成为部长、总理和大臣；经商者可以成功地在股票、期货、资本市场上纵横驰骋，腰缠万贯。尤其是那些在行内熬出了名气的经济学家，即便人在学府，也照样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对金融界、商界颐指气使，那风光，那得意，真是让中国的同行看了以后不自禁要从心底里生出几许羡慕之情。 反观中国，经济学家的风光便不同于国外。一些据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长此以往，经济学莫说成为中国学术“皇冠上的明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连以何为本立足于众学科之林都成问题。当笔者到南方一所建校数十年的大学去教了一期书以后，这感觉便不由得又深了三分：无怪乎我们的“经济学家”要谦虚地声明“经济学家只教人家怎样赚钱，自己并不赚钱”；无怪这个省及省会城市的政府领导并不请这些“经济学家”去为政府筹谋擘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常在深墙大院里处于半幽闭状态的经济学教授、副教授们，长期以来就凭着一两本经典和数本东抄西凑的教科书“治天下”，对中国这十多年改革到底是如何进行都不甚了了。既然连了解都谈不上，又怎能指望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望、闻、问、切”地进行诊断？这情景确实令人难堪：要知道，经济学在它的发源地一直就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实用学科，但“淮桔”最后易地竟成了“枳”，到了中国后却被“创造性地发展”成了一门只是在纸上侈谈的“屠龙术”。此情此境，又怎能指望时时刻刻需要在现实中“操刀作手术”的政府和商界倚重这样空有“屠龙之术”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呢？ 二 但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和难堪又还不完全是自身素质造成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特别对外国同行们不服气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是也能象你们那样自由自在地研究，绝对不会比你们差！”这倒也不完全是阿Q式的自怜自叹，因为在长达数十年的“苏式经济学”的桎梏下，任何英才都有可能在那种“我注六经”式的教育科研中，把灵气和才华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界所做的全部工作也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六经注我”的做法。笔者读研究生的母校号称“江南第一学府”，那里还算薄有小名的一位“政治经济学权威”，在理论上的“最大突破”就是将“剩余价值”这一名词改变成了“价值剩余”。每当他在课堂上沾沾自喜地宣讲他的“重大突破”时，作为后学者的我却更是暗暗下定决心：决不再步他们皓首穷经的后尘，决不让自己再去为这些类于“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剌”、“一个针尖上站几个天使”的所谓“理论”问题去浪费生命。 历史无情甚至还带有几分残酷，这残酷就在于经过岁月的无情淘洗，过去看来是非常庄严的东西，后人却生出伴生着几分滑稽感的大惑不解，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学这十多年走过的坎坷历程，就有这种感觉。 现在看来，老一代经济学家留给后人追忆的恐怕不会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因为后来的经济学并非在他们研究成果上积累而来──而主要是他们当年突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勇气。后人可能很难想象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具有“轰动效应”的“重大突破”不是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建树，而是对旧体制和“苏式经济理论”的批判，如计划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等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惨烈，那被批判者的殉道式悲壮，以及批判者从批判中得到的实利，如果后人没能结合时代特征来看待这些积满了久远尘封的历史，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滑稽感。但是在当时，破除陈旧思想羁绊的定性研究确实成了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他们确实是非常认真地在经典著作中引经据典，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研究所有的改革措施到底符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但是这种定性研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步幅相比，毕竟来得太晚了一点。曾出过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思想家的广东，这一次却不能再在思想解放上充当前驱，而是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改革和发展。但广东的改革却并没有给全国留下可推广的新理论体系，只有那些多少有点“钻政策空子”之嫌的“看见红灯绕着走，看见绿灯赶快走”之类的口诀，远远没有理论那样精致。此时此刻，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要求已不再仅仅是对苏式经济学的批判，而是要对新的经济关系、经济行为和经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并对实践加以引导。但这些划时代的任务，已经没有可能用传统理论和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来完成。所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学理论那种捉襟见肘的“滞后”状态，足以让每一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感到难堪。本应对现实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理论界的“冬烘”和现实的长足发展形成了非常滑稽的对比：当北京、上海的经济学界还在煞有介事地争论商品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时，广东已轰轰烈烈地大搞商品经济；当经济学界正在探讨股份制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时，广东早已发行了它的第一张股票，继而又将“股票黑市”弄得沸沸扬扬，最后促使了中国股市的诞生；当经济学家们还在考虑市场经济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时，广东等开放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已初具规模……可以说中国十七年改革史上最辉煌的五个“三中全会”所颁布的几个历史性文献，都是政府对现实的承认和总结。而这段时期，自以为旖旎风光的经济学界，虽然几乎经常有人不断推出“经济新论”，其实做的主要研究就是一件事，那就是对这几个权威性文件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不断进行阐释和发挥。 面对此情此景，经济学界能不尴尬和困窘？ 三 和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起来，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研究者要幸运得多。虽然当年也要花大量精力去学习那些苏式经济理论，但毕竟“开放”还是带来不少好处：可以看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可以和国外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当他们意识到我国学来的“苏式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界在学术上根本无法交流以后──因为人家的经济学谈的是资源配置，谈的是投入产出，而我们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另一种套路──中国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们就进入了一种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的状态，一时之间，大家争相涉猎进行定量研究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进行运行性研究的宏观经济学。这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们，并没在清理苏式经济理论的残余影响上多花功夫，而是直接了当地对西方经济理论学以致用。他们当中的“上品”是对西方经济理论融会贯通，并试图将其用之于指导改革实践；“中品”则是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学院式的研究，一些纯技术的分析被他们学得有模有样；应该说，这两类经济学研究者都比较认真地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下品”则是东抄西拼，出了一本又一本的“ＸＸ经济学”，如旅游、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资源、消费、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介绍等等，以拿去评职称。这类学术赝品出台的全盛时期是90年代上半叶，最集中的领域是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等领域，这几大领域的“学术著作”不少都是靠抄袭，将两三本书杂凑一起就算是“研究成果”。这类“下品”人数最多，对经济学界造成的后果最为恶劣，因为就是这类人破坏了经济学界的“游戏规则”，践踏了学术尊严，毁坏了学术界声誉。这些“学术成果”的快速面世，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虚假“繁荣”。一时之间，仿佛中国经济学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即便只是出过一本抄袭著作的人，也被一些传媒尊之为“著名经济学家”。那些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语言堆积起来、看起来非常精致的理论文章在报刊上随处可见，如分析劳动力的供给、效率的提高、比较生产率的水平、收入弹性上的差距、国际收支和平衡、雇佣者报酬、国民总资本形成、技术社会知识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股份公司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房地产市场分析等等……，仿佛中国“经济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即使还没有成为学术“皇冠上的明珠”，但想来那距离已不遥远。 这一张张令人眼花缭乱、以“对策”、“建议”名目出现的药方，大多数都是开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承包制、股份制、破产兼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托管”的构想。据笔者所知，这些开药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对企业走马观花式的“调查”都没进行过，但却并不妨碍他们为中国国有企业开出一张又一张的“药方”。然而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恰恰就在这些真真假假的经济学家们出谋划策最多的领域里“卡壳”。以“国情研究”为对象的奏折派经济学家，非常痛苦地发现一点：他们所提出的一切对策和建议最后都逃不掉淮桔成枳的结局。如果说企业经营者们不谦虚，那也不是事实。据笔者所知，沿海一带不少大企业的经营者们或多或少都请了一些“经济学家” 作政策或业务顾问──在他们眼中，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应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家──问题是几年下来，他们发现那一套套言之颇有章法的“理论”，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只是挂在墙上的匏瓜，中看不中吃，倒是他们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更管用。于是他们请经济学家当顾问的热情就慢慢冷却下来，这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姻的“蜜月”没有多长，很快就进入“冷冻”状态 ──这是不少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研究和为企业运筹帷幄方面的遭遇。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身体力行地在微观层面上直接操作，笔者就曾碰到几位在电视上对股民大谈特谈股票、期货等操作技巧的经济学者，但自己却无法在这些市场中出奇招致胜。问及原因，答称是中国的市场太不规范。笔者因而也被这类答复给弄得稀里糊涂，不知是现实应该为理论塑造一个符合“理论模型”的“规范化市场”，还是经济学理论应源于对现实状态的研究？ 除了少部分经济学者的论文、著作之外，那些做得非常漂亮的经济学学术论文，不少最后都落入了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社会经济现状的客观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倒是一些调查报告更耐看，那些调查尽管没有用高深莫测的“学理语言”写尽“风流”，在理论上领一时风骚，但毕竟写出了“真实”。 四 经济学是门实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随着改变。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生吞活剥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结果弄出了一堆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也就是一些糊弄人的伪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唯一被认为在体系的博大上堪与马克思媲美的熊彼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经济法则’确实比任何自然科学的‘法则’缺乏稳定性，它们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结果，忽视这个事实曾经造成了许多损失”。我觉得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者应该好好想想这一段话。中国经济学界确实需要进行检讨，因为再不为中国经济学理论贡献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只是拿着西洋枪棒在中国乱舞一通，慢慢会丧失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发言权。经济学不应只是“屠龙术”。 笔者目前是学术界的“在野派”，不是那个“饭碗集团”的成员，生存状态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但也正因为已没有丝毫利益动机，倒还将有些问题看得透彻一点。对经济学在中国之所以闹哄哄地花样百出，却大多是全无实用的花拳绣腿之病根所在，笔者就看得较清楚。 笔者在1996年3月号的《读书》上发了一篇“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文章，可惜不少人没看出在那篇充满了隐藏的文章中，笔者到底要说什么。如果说那时还说得不够明显，那笔者就在这里明明白白强调一条：中国的经济学需要引回人类关怀！ 没有人类关怀精神的博大，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才会在过去那些年里，竟忽视了“分配”的公平规则，忽视了“腐败”在资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而一再强调“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才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几乎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视而不见。 只想到上“条陈”“奏折”，就不会愿意去正视这样的事实：生活中的分配法则早已被扭曲为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在这种分配法则下完成的！ 现实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忽视地下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并不包括地下经济在内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的所作出的种种分析预测，因为其失去准确性而陷入空论，进而使人们对“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开始质疑。回避国营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去谈压在国有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等问题，永远使国有企业的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不去正视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润滑油，就使经济学者对现实的许多解释成为一纸虚文，最后使经济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丧失信誉。而高踞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经济学家们可能没想到，“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冈纳.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 缺乏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亦即缺乏现在通常所讲的“人文精神”，一个国家就算是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推动社会发展。而联合国早在1959年就已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均衡的问题，这种意见后来日渐发展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概念，那就是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并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如此重要：许多经济变革都是通过社会结构构成要素的变化才得以发挥作用。 缺乏人类关怀精神的经济发展，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广东、浙江农民的富裕已让人看到了残缺发展的活生生样板。生活在沿海已经数年，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物资充裕，那么广东沿海及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现代物质文明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都应有尽有，包括买台奔腾586回家玩游戏。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些农民们已经“现代化”；现代化甚至也不是现在所谈的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均住房等一切有关金钱、人才、技术的总和。因为这些指标在广东沿海几乎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已完成了“现代化”。在反复思考以后，我终于悟到一点，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那些财富最终只会被用在一些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追求上，如吸毒、赌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华阴宅……，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社会，无论对其怎样宽容地进行评价，都不能认为这种状态算是完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富裕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这是历史对素质低下的暴富者的惩罚，也是对片面强调物质现代化的社会的惩罚。因为这些个人、这个社会缺乏人文精神的薰陶，已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和羞耻感。美国19世纪的经济学家韦伯伦还写出了一本《有闲阶级论》对素质低下的有产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促使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努力改善自己的形象。 上述这一切，都是中国经济学需要面对的转型期社会问题，而中国经济学的困窘就在于它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如中国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少人为什么不能用财富为社会创造一些有益的东西？公平与社会正义应如何体现在分配法则中，以及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这些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但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分析，更需要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没有两者的理性结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成因和实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至今弄不明白，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没涉足这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到底是缺乏勇气，还是缺乏智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一片混沌之中，毕竟也还有一些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在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严格说只是皮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景中，中国的经济学界还是有一批比较敏锐的学者已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悟出，经济学如果扬弃了它的社会科学本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分析工具，不注意经济动态过程包含的制度、文化等因素变迁，不注意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内在依赖性，就无法正确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因为事实上，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近年来倍受重视、以研究经济现象和社会制度内在关系的“制度学派”的著作被零零星星地介绍、翻译、出版，尤其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更是被反复介绍，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条件及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诺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制度创新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而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 经济学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到中国如何才不至于黯然失色，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对上述理论的参悟程度和实践精神，化生吞活剥为因地制宜的创造。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为了研究东南亚一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曾在南亚和东南亚一带进行过长达15年的实地考察，写出了《亚洲的戏剧》和《世界贫困的挑战》这些充满了人类关怀的传世之作。1974年，他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一道，因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共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大师对经济学的不朽贡献，就在于他们重新将经济学引入了一个广阔天地：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 五 中国的经济学者现在需要做什么？说穿了，其实也不需要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刑天舞干戚的精神，只需要大家不划地自限，坐在书斋里根据那些经过过滤的材料数据去研究，而是脚踏实地深入民间调查，一个一个问题地进行实证分析，这样就算是达不到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科学预测，也至少可以做到对经济现实进行客观实在的分析。要知道，没有对所处社会的深切了解，就根本不具备在经济学界纵横捭阖的资格。应当正视这一点，经济学在中国还处在拓荒阶段，西方的经济学产生于那个特定的社会，其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只对解决本土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效，生吞活剥地照搬到中国，除了能在纸面上“新论”叠出之外，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现在需要的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切实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凡是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人都明白,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并通过长期积累以后，创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身在大学为人师表的经济学教授们，更需要明白以已昏昏，并不能使人昭昭，凭一本《资本论》治天下的时代毕竟已不复存在，杂抄而成的几本教科书能给予学生的也太少太少。 纵观当代改革历程就会发现，这短短的十七年，几乎凝聚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的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与挫折、失败与探索。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矛盾的集结点。研究这些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越是艰难，就越是值得为之努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界才能从目前这种尴尬的困境中获得解脱。笔者由衷希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学者将来在对自己一生做总结时，不要象某位红学界行尊临去世前那样，对自己穷毕生之力所做的“学问”全盘否定。生活比个性强大，大家能做到少后悔一点也就聊足自慰。毕竟自觉此生一无所有的那份难堪，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确是比死亡更为难受的讥嘲。 但愿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者们能用自己对中国转型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经济学建造出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 1996年7月25日完稿 关于“屠龙”之典的出处： 语出《庄子.列御寇》：“朱平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后世将技高而不切实用谓之为“屠龙术”或“屠龙之技”。明归有光“乙卯冬留别安亭诸友”诗中有句为：“弹雀人久笑，屠龙世久嗤。” （发表于《读书》1997年3月）
何清涟2025-11-06 09:03👍 0💬 0在台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坛竞争完全被左右派之争主导。亚洲民主国家近年也开始有这个趋势，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右翼自民党执政，左派社民党毫无出头之日；而南韩则是左派多占上风。台湾转型为民主国家以来，一直被统独问题严重困扰，左右派之争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随著台湾民主的深化，尤其是台湾国家正常化之後，左右派分野会逐渐形成，而且迄今为止的架构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於国民党一直是反共、施行自由经济的，所以被认为是右翼（事实上，任何独裁政党都不是真正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右派）。但当年国民党的右倾，并不是建立在对西方左右派分野的清晰了解之上的，即使那些主要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像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也都不懂经济，他们的「自由主义」基本上只限于反 独 裁。 胡适只提出了一个「全盘西化」的口号，从他很少的几篇谈及美国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美国白呆一场，连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三权分立架构的基本精神都没弄清楚，更谈何传播。所以国民党时代的台湾，既没有真正的右翼，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主要是专制和反专制的斗争（就像今天的中国），另外加上更强烈的台湾人反中国人种族压迫的斗争（参见我在上期《开放》的文章）。 ●国民党时期的左右翼状态 而民进党和其所代表的台湾人，由於属於被压迫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反抗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同时有推动台湾独立的诉求。而在反抗国民党的各流人士中，的确有一些是亲共、亲社会主义的。国民党的压迫是四重性的：镇压反独裁者、镇压要台独者、镇压亲共者、歧视台湾人，而这四者之间又都有重迭之处，於是这四股被压迫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国民党：像李敖等文化人是反独裁、亲社会主义；三个退党的前主席（许信良、施明德和林义雄）都非常左倾；民进党的重要派别「新潮流」的主要人物，在美国留学时，曾组织学习马列小组等等；而以彭明敏为代表的一批人是在对自由、人权的价值有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反独裁，追求台湾独立。但从总体上来讲，作为被压迫者代表的民进党无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上都自然左倾。 目前维基百科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定义为：国民党的政治立场是「三民主义、保守主义、反共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中国统一，中间偏右」；民进党的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台湾独立、台湾民族主义，中间偏左」。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国民党时代的台湾两党（由於民进党八六年才成立，所以说是「两股力量」更准确一点）。 但台湾转型成民主制度之後，国民党开始变化，当年反国民党的各路人马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也是民进党内屡屡有人叛变的原因之一），於是原来的国民党右倾、民进党左倾现象也开始改变。 ●民主化後国民党走向亲共反美 首先，国民党由於亲中、亲统而开始亲共。国、亲、新党的主席们以及一杆子国民党系统的「外省人」去朝拜中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连战的「联共制台独」更说明问题。今天国民党置「反台独」高於反共，本身就说明他们无论当年还是今天都没明白，反共的根本目的是反什麽。反共是右派的最重要的标�抑�一，国民党连「共」都不反了，自然别谈「右」了。与此同时，民进党由於亲独而必然强烈反对「逼迫统一」的中共，於是「反共」成为民进党的重要目标。 其次，由於国民党今天希望借助共产党之力来遏阻台独，所以他们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极力阻 军购案等），进而由於反台独而全方位反美。反美（其根本是反对美国所代表的价值）也就和「右」毫无关系了。同样，民进党由於需要美国帮助而亲美，尽管他们未见得支持美国的一些政策（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对美国因现实利益而向中国妥协不满，但也不会明显反美。 在统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台湾政治将一直以这种架构为主。也就是说，无论亲共、反共，亲美、反美，都主要是基於现实利益考虑。台湾最後一定走向独立，这是大势所趋、毫无疑问的。最近台湾的民调显示，没有中共武力威胁的话，有百分之六十二主张台湾独立，在有中共威胁的情况下，仍有百分之五十四支持台独。而随著老一代「外省人」的去世，这个比例只有提高这一种可能。 在台湾正式独立，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之後，真正的左右派问题会很快暴露出来，但双方的争斗则不会像西方国家这麽清晰、这麽激烈。同时，民进党将继续逐渐右倾，国民党将继续逐渐左倾。为什麽？这主要是由於其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决定的。 ●民进党趋向右派，台联改名偏左 以西方的情形来看，右派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而左派是两大块：一是知识份子阶层，二是底层吃福利阶层。在台湾，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人，压倒多数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而且其比例高於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中产阶级阶层，因为由於亚洲人的勤奋传统，台湾没有一个靠福利为生的底层阶级（福利照顾的基本都是真正需要关照的老弱病残）；没有这个福利阶层，就扩大了中产阶级阶层。这个经济阶层，导致民进党必须代表中产阶级利益，即使想偏左，也绝对左不到西方左派那麽可怕的程度。例如，和日本、香港一样，台湾现在已经施行全民健康保险，但对於一个全民都勤奋工作的国家，施行全民健保或许利大於弊，不会可怕到加拿大的程度。没有以福利为生这个阶层（人们也没有可以不劳而获这个意识），是台湾独立後整体会逐渐偏右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虽然没执政时的民进党比较左倾，但今後，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民进党，加上国会和中国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只能逐渐向右转；事实上民进党在执政後，已经一直在向右妥协。在政治上，明显左倾的前党主席许信良、施明德和林义雄都退党，新潮流派系正在被淘汰。而目前民进党的主要领导人陈水扁、游锡堃、苏贞昌、谢长廷等人都没有很左倾的历史，今後更不太会有把他们推向左倾的明显因素。 但曾为民进党同盟军的台联，最近则要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并明确提出，今後该党的重心，转向主要关注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而且该党也不再提原来一向强调的台独等「深绿」口号。从方向和党名的变化，都意味著这个小党今後要走左倾路线。台联的这种变化和其精神领袖李登辉有直接关系。李登辉早年所以有短暂参加共产党的历史，主要由於他有同情底层民众、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想法，而且在两年前接受我采访时，仍表示他对社会主义的倾心。这次台联在北高市长及议员选举中惨败，作家背景的党主席苏进强被迫辞职，一直跟随李登辉的黄昆辉出任党主席，这些都意味著原作为精神领袖的李登辉今後将直接影响台联走向左倾。而当「台联」易名并不再坚持深绿的方向，就已决定该党不可能有大的前景。而它的左倾方向，不仅不会影响民进党为主体的绿营的偏右趋势，反而由於双方对立，可能会把民进党推向更右的方向。 ●知识层的左倾意识将主导国民党 而国民党派系，则主要是由主导上层建筑的知识份子这一块组成。无论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都是以左倾为主，台湾当然也不例外。多数台湾文化人现在已经成天跟著西方左派鹦鹉学舌了。《中国时报》《联合报》整个一片反美、反西方声浪，其恶劣程度超过中国政府的御用文人们。那个「前中国人」阶层，会越来越像犹太人的状态，文化人多，占据上层建筑领域，自然就会左倾。另外台湾和南韩有一个相同的情形，那就是要统一的，都是左倾的，为什麽？就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土地、国家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传统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个体主义的价值。 在社会问题上，双方都是无神论主导，所以民进党和国民党不会有多大区别。同时，又由於双方同样受亚洲传统文化影响，既不会像西方的宗教右翼那麽「保守」，却也绝不会像西方左派那麽「开放」，更何况西方也过了狂热开放的年代。所以即使台湾知识界整体比较偏左，也无妨台湾社会基本偏向「保守」的格局。 台湾的统独问题是暂时的，眼见的将来就可以解决。而左右派的问题则像爱情一样，是人类永久被迷惑、永久会争论的议题。 ——原载《开放》2007年2月号 2007-0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为什麽胡锦涛比江泽民还恶———写在“六四”21 周年
“六四”事件21周年了。虽然当年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对很多人来说，还历历在目，但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现在都认为今天的中国和二十年前已完全不同，对中国应该“刮目相看”了。在台湾，国民党的马英九，民进党的吕秀莲等，都对胡锦涛政权颇有美言。当然，中国在经济上的变化有目共睹，但经济腾飞，绝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变化随之而来。当年纳粹的兴起，就是伴随著其经济腾飞开始的。历史的教训是，一个经济迅速上升的独裁国家，无论对其本国人，还是对外国人，都有著巨大的潜在危害和威胁。但这种危害和威胁也从来都是被人们忽视的。 人们曾经期待并相信，年轻一点的新一代领导人，总会比前面老的更开明一些，政治上更松动一些。但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今天的胡锦涛政权，在政治上比江泽民时代更严酷，对政治异议人士的镇压超过了毛死後的任何年代。今天，有一大批异议人士和网路上的自由写作者被投入监狱，不少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人们熟悉的刘晓波只是其中的一位而已。中共政权为什麽会是今天这种情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胡锦涛的个人因素，二是国际大环境的因素。 胡锦涛是典型的共产专制机器铸造出来的标准零件，他的头脑一切都被定格在共产党的“党性”上，这个党性就是∶共产党必须独裁，国家政权是人民的主人，人民必须让国家利益高於一切。这个国家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而胡锦涛的呆板、毫无创造性的个人性格和素质，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一丝一毫跳出被共产党铸造好的模子。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在独裁国家，一个人，一个独裁者，就完全决定、左右著所有民众的命运。而绝大多数的民众，虽然是那个独裁制度的牺牲品，但他们根本不清楚，还幸福无比。今天的中国人，看北朝鲜人对独裁者金正日的热爱、狂热，会觉得很可怜，很可笑。但当他们自己为党国的强大、为所谓民族利益而狂热，却不在乎，甚至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时候，并不感觉，也不知道，自由世界的人们看他们也是很可怜的。 导致今天中国政治现状和人权状况更加恶劣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大环境的不利。主要是美国因素。历史以来，对独裁国家人权状况最有制约力的是美国。只有在美国的领军下，才可能有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跟随。但今天，在奥巴马执政之後，对中国人权状况彻底漠视。无论是奥巴马本人去北京，还是国务卿希拉里去北京，都好像中国毫无人权问题一样，根本就一字不提了。就更别谈促中国政治改革了。美国这种态度，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就基本沉默。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胡锦涛政权更是什麽都不在乎，严格控制媒体、言论，对异议人士随意监禁、监控。反正无论他们怎麽做，国际社会是一片静悄悄。虽然遇到什麽事件时，国际媒体可能会关注几天，但国家领导人们，一律默契沉默。一个不受国际社会监督，更不受国内力量约束的政权，其可怕性是不言而喻的。 胡锦涛独裁下的中国，在经济上，人民可以发财致富，尽管这里有巨大的机会不平等、竞争的不合法等严重问题，但毕竟人民是富裕了。这是好事，是毛泽东独裁下的中国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不伴随民主政治的富裕、没有新闻自由的、党国宣传机器统治下的富裕，其最大特点和危害，是导致民族主义高涨，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操控、左右人们的思想。这种状态下，带来的另一种可怕，也是不可估量的。 21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是一场民间大规模的追求民主的运动，但其主旋律、主导思想，不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而是爱国主义。学生们，包括知识份子们，和五四时代一样，提出的口号仍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这种思维，其根本，是和共产党的、建立在集体主义思维之上的意识形态，在一个轨道上的。 二十多年前中国人的反抗运动，和一百年前中国人反封建、反独裁的运动一样，都没有进入真正追求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轨道。所以一个独裁代替另一个独裁，因为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是独裁专制的温床，它不促使百姓的个人权利意识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中国人追求民主的道路，只有在个人权利意识萌生，追求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成为追求民主的主旋律，中国的民主道路才会有真正的希望。 2010年6月4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0-06-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
人类社会其实只不过是由许许多多普通人组成的，这些普通人的悲欢与命运构成了真正的社会历史。但载诸文字的往往只是伟人们“立德立言立功”的行状，普通人的痛苦往往隐退在茫茫历史长空中。我记下自己卑微的遭遇，就是为了让这段历史不再在中国土地上重演。对本国历史中的黑暗面的故意遗忘，其实是对民族与社会的一种犯罪。 ――作者自题 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家来了一位女孩，为她供职的杂志拿一篇文章。临到要走时，女孩子递了张名片给我，我看了看，站起身来准备送客。女孩问我：何老师，难道你对这名字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我端详了一下名片，看到名字中有个“邵”字，便随口问你是不是邵阳的?女孩说：“我出生在邵阳市，是你的老乡。我是某某某的女儿，应该叫你何阿姨才对。前几年你还帮过我们的忙。” 我恍然记起。女孩的母亲是我当年修铁路所在民兵连的副连长，具体管理我所在的七连二排——那时一切崇尚军事化，都以部队建制命名，当地军分区与武装部还各派去一名军代表，其中一名任“政委”，一名任参谋。我们邵阳市去的知青共一千余人，被编入“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指挥部邵阳分指挥部”，简称“邵阳分指”。共七个连，其中两个女子连——这位副连长三年前来找过我。当她给我打电话时，连同这个已埋入记忆深处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许许多多已尘封，为了我的灵魂安宁，也为了让我不用那么灰色的眼光看待人性，我执意不再启封的往事。我定了定神，在片刻沉默后问的第一句话竟是：有什么事吗?她在电话那头说她想来看看我。 无法寒暄，因为以往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私人谈话；也无从聊起，因为自从离开湘西枝柳铁路以后，除了与一两个当年知青伙伴偶尔有点联系之外，几乎与那段生活割断了一切联系。即便是午夜梦回，那段生活也是以一种折磨人的方式回到我的梦境。那繁重的体力劳动，炎炎烈日下的阳光暴晒，在发了疯似的“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没有雨更要拼命干”的口号下，每天长达十二小时以上的无穷无尽的“苦力的干活”。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晚上收工以后还要再逼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列宁语录，“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大规模地、自发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除了胃病、风湿痛等后遗症之外，还有几件事情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里抹去：一次是连指导员、连长们让我们到二十多里外去挑石头，来回要走五十里上坡下坡弯弯曲曲的山地公路，我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小姑娘实在吃不消，在路上扔掉一些石块，而连干部们竟然在食堂面前用秤称每一担有多重，如果没有50斤一担，就取消吃饭的资格。最先回去的几个女孩子差了几斤石头，没让吃饭，又饿又累，躲到路口的树林里委屈得哭泣，我们后到的人只得将石头堆在一起，一个人守着，其他的几个人再去几里路外的沅水河边捡石头，勉强凑齐重量，直到傍晚，饿了大半天且劳累不堪的我们才吃到一顿饭；还有一次沅江发大水，堆在岸上的木头被卷走，姑娘们站在岸上望着滔滔翻滚的浊浪都傻眼了，且不说大部分人都是旱鸭子，即使会水的几个也无法与那种恶浪较量，而连干部们逼着大家去水里捞，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连干部们站在岸上高喊口号：“我们要用生命保卫人民财产，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喊了十几遍以后，没有人跳下去，我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声：“干脆要大家跳鬼门关算了。人命难道没有几根木头值钱?”大家听了以后随声附和，家庭出身好的曾伟华还顶了一句：“你们干吗不先跳?”大家不约而同返身就走。尴尬不已的连干部们从此以后记下了我一笔帐。 在劳累了将近一年后，终于熬到了大年三十，上完半天工回来，大家想想可以喘口气了，地主以前还给长工放个年假，熬锅骨头萝卜汤呢。但下午两点不到，连干部们又逼着我们爬上高高的山岭去打柴，说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天下雨，山间狭窄崎岖的小路淋了雨后，滑溜溜的，张志敏一个不小心掉到了了山谷里，一群小姑娘站在山崖上痛哭，扯破了喉咙呼喊也听不到回音，我至今还记得大家那回荡在山谷里，被山风撕成碎片的凄厉哭声。大家吓得不敢再挑柴行走，我与两位同伴赶快下山去找人帮忙寻找张志敏。排长贺小君让同伴每人拿一根树枝当拐杖扶着回去——张志敏后来被山民们与男子连的知青找了回来，因为碰巧掉到茅草丛里，没给摔死。但人们找到她时还昏迷不醒，虽然只受了一些轻伤，但人却几天不吃不喝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流眼泪——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连干部们还要惩罚我们，说大家没有砍柴回来，不给饭吃，也不给热水用。于是我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二排的三十多位姑娘走到几里外的小溪边，用冰凉刺骨的凉水洗了洗回来，坐在工棚外面，看着外面黑黑的苍穹，听着凄厉的山风掠过树梢的咽泣声，谁也不吱声。几位有心的同伴傍晚赶去河边摘了一小桶野桑椹回来，让大家吃，谁也没心思吃，不远处的指挥部正在放电影“卖花姑娘”，曾伟华突然说了一声：“我们比卖花姑娘还要苦，她们再苦还可以与家里人呆在一起，心里有话可以与家里人说，眼泪也有地方流。”一句话未完，三十多位姑娘再也忍不住在心里憋了将近一年的眼泪，嚎啕痛哭，那哭声在寂静的乡里传得很远很远，哭啊哭啊，不知哭了多久，连指导员阮×英带着几位连干部走了过来，骂骂咧咧地说：“哭什么，又不是死了爹与娘!”大家横了心，不理她们，继续痛哭。闻声赶来的指挥长贺××看着这样僵持着不行，要求连干部走开，让我们讲讲为什么。于是我们将一年来所受的种种折磨一古脑儿倒了出来，提出要休例假，要求每天出工时间不超过十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每天至少保证我们有小半桶热水用。贺听了以后黑着脸，说了一句“太过分了”，先让食堂里赶快送饭过来，烧水给大家用。其实饭菜送来后，我们谁也没有心思吃那份迟来的饭，喝了一点水就睡了。以后在指挥部的干预下，大家的这些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然而连干部们却因此恨死了我们。 这一年遭受到的共同苦难所带来的惟一好处，是给我们那个排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五班的李某某与刘某某擅长的“斗争”再也掀不起大波浪，因为繁重的劳动将大家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家对她们两人曾在最初几个月中一唱一和，李旁敲侧击，刘正面进攻，配合得天衣无缝且无往而不胜的骂街再也不感兴趣——李是个极聪明的女子，可惜她对人对事太没有善意，大部分才智都用在算计人上面，她想治谁，就怂恿没有头脑的刘出面，一起对其进行“修理”。这一点最初让她着实风光了几个月，成了我们那个排类乎于“牢头”般的人物，但最后这种性格却导致她人生失败，甚至没有任何朋友，这当然已是后话。 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里能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带队干部，除了阮×英是40岁出头的中年妇女之外，其余的四个也只比我们大4～8岁，我永不理解的是这一点：从年轻的她们身上看不到一丝女性的善良和同情。我后来推想，这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地位给扭曲的。因为她们当中除了阮是国家干部外，李×娥出身农村，因为根正苗红而得到培养，刚到市教育局做了一个小办事员，就被抽调来带队；其余两位都是从居委会抽调去的，家庭出身都是城市贫民。这几位的家庭原来都属于社会底层，现在突然能够管百十号人，而且都是家境比她们优裕的人，其中不少家庭还是因为“文革”而跌落，这种反差本身就让她们有种快意。这从连长杨XX经常存心对一个她从小看着长大、出身教师与干部家庭的姓朱的女孩施加精神虐待就可反映出来。除此之外，实利动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为了能让上级机关兑现将她们升成国家干部的承诺，她们一定要干出成绩，而成绩就是与男子连比高低，这就必须把我们不当人使，否则永远不会有男子连的那种劳动成果。我们是七连，还有一个同样由女子组成的六连，那边的带队干部多少有点人性，并不将她管的女孩子不当人使，当然因此也评不上先进，不过那里的女孩也不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读过夏衍的《包身工》一书，怎样也找不出我们与包身工的差别在哪里，包身工还不用将自己的苦难遭遇神圣化。 我无法面对与这样一段回忆连在一起的人。当听她说要来看我时，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告诉她，不用了，我很忙。难道要我与她一起去回忆这样一段日子?自从1977年底返城以后，即使与当年的同伴偶尔见面，我们也绝口不提当初这段日子，当不少知青们在那里万般虔诚地说着“青春无悔”时，我却在想，如果有可能重新选择16岁至22岁的青春岁月，我一定要重新选择，因为那不是我的选择，我为什么要无悔?要知道我们那一代人有多少让下一代看了不解与可笑的事情，比如成功男人发了疯似地补“爱情之课”，女人拼命拖住青春的尾巴，那深刻的心理因素竟是当年我们没有过“青春”，我们没有现在的少男少女们体验的青春，也没有50年代人那种在当时感觉不错的“革命青春”，甚至也没有“老三届”中部分人曾体验过的那种“红卫兵革命青春”。 报复最后还是到了我的头上。再过了一年多，到了1974年，开始传出招工招生的消息，同连的知青们开始各自为自己的前程奔走，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各连队开始按中央部署批林批孔并反资产阶级腐蚀。这样一来倒也好，整个连队的作息时间给改了，每天的出工改成从早上六点到中午12点，下午让大家自由活动。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根本不可能在招生招工之列，倒也落了个逍遥，每天还是看自己的书。阮×英是市委常委，当初只是“锻炼”，这时已经走了，心机颇深的副指导员李×娥接替做了指导员，这时候她想进大学，但全团指标共五个，女子连只分到一个，理所当然地归已获平反的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李建×，理由是只给知青，干部必须回本单位参加招生。李指导这时才看出：她的“地位”其实根本竞争不过一些人的家世。而连长杨×华父母是收废品的，她们平常本来就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非常看不惯，尤其是对我喜欢读书恨得牙痒痒的。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这时先是指使同宿舍的四班班长将我读的书偷出来上缴，那些书是《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普希金诗选》、《奥勃洛摩夫》、《双城记》、《圣西门文集》等等，还有一些马列著作与中学数学课本，“封资修”的东西自然是不会还给我了，关于我自学数学的事，据一位同伴告诉我，李指导看了以后轻蔑地说：“难道她还想读大学?” 我没有理睬她们，照样按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然而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所住工棚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从门口到门对面的树上斜着扯了几根绳子，上面是二十多张大字报，每一张上面有几句话，都是批判我的生活方式。比如我在一个小陶罐里养了一株小兰草，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读书，被她们斥之为满脑子封资修思想，把毒草奉为神灵；我有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漂亮的花的确凉衬衫，被她们说成是不健康；还有的话就直截了当地恶毒攻击我的家庭出身，说是受了我家庭的不良影响，梦想恢复我们家解放以前的剥削生活；(其实我家解放以前是什么生活我至今也不知道)还有讽刺说我每天在做数学题，是梦想念大学，而大学的门是给无产阶级的子弟开的，所以我想读大学是痴心妄想，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除非“变天”以后才有可能；最极端的话是说我学马列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我抄在本子上的《诗经》里的一首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则被她们牵强地说成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我与黄建平之间的友谊，被她们说成是我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青年，具体罪证就是我为她扎了一些小纸花，做成花束放在她的床头。正看之间，杨连长与副连长赶了过来，杨冷冷地问我：“看了有什么感想?”我看了她们一眼，李指导正似笑非笑地站在20几米远的地方冷眼旁观，于是我爱理不理地说了一句：“就这些?你们继续努力吧。”尔后我采取了自己的对抗方式，不为她们出“八一特刊”墙报。而她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开了一次全连大会，逼我坐在后面听，李指导反复讲述连里在反资产阶级腐蚀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最后还将毛泽东批评林彪的一句话变了一下：“有人以为地球离了她就不转了，我们没有她照样办墙报。”如此等等。不过以后连里真还没有再出墙报，直到国庆节时，她们才让连里的文书徐梅英来找我，为人灵活的徐说了不少好话，我才恢复出墙报的工作，但再也没有任何热情，敷衍了事。以后我一看到那些“铁姑娘”的刊头就倒胃口，觉得这类女人都是缺少人性的雌性动物。 连里面的小姑娘，大多数对这种事情没有很多热情参与，只是被动地应付连干部们的差事。只有那位三排排长、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李建×既出于表现欲，也出于嫉恨，每天非常起劲地用她那可怜的毛笔字与病句百出的文字继续“创作”她的大字报，我常常看到她挪动着胖大的身躯，兴冲冲地拿着大字报跑到我门口张贴。有一次还担心我不看，居然在我住的工棚门口用她那口纯正的普通话高声朗读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以此加深刺激。我当时仅仅是凭借理智的力量支撑住自己，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每天下午做十道数学题以后，就与同室住的李梅珠——她与陈武萍、林暑英等几个是少数没有表示与我疏远的伙伴——等人去沅水河摸田螺。(我们当时吃得很差，每天都有饥饿感，就用那种方法改善生活。)然后将摸回的田螺放在门口，我开始讲故事，其他班排的一些没有太多前途考虑，也没有资格考虑的姑娘们便一边听一边帮我们用针挑田螺肉。挑完了以后李梅珠拿到农民家里借火炒熟，给我们宿舍里的姑娘补充一点蛋白质。好友黄建平也尽量在晚上陪我散散步，爬爬山。在开会宣布批斗成果的第二天，整个连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我一个人走了几十里路，到黔城镇的王昌龄故居芙蓉楼去了一趟，那里珍藏着一些唐宋名家的书法碑，有黄庭坚与秦观两位的词。独自在芙蓉楼里弥漫的历史烟云中坐了好几个小时，我仔仔细细用我当时的全部知识积蓄所形成的那点智慧反观了一下我的生存环境，更加坚定了自己简单的信念：尽管知识被贬成越多越反动，但与此同时愚昧并没有上升为褒义词。为了让自己免于沉沦与愚昧，我必须坚持读书。我从心底里耻笑这些人的无知与卑劣，我没有理由为她们的无知与对人缺乏善意而惩罚自己。 这段时期持续了一个月以后，这些连干部终于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用政治暴力摧毁我与黄建平的友谊。黄建平的父母是一个大国营企业的中层干部，她的妈妈是该厂政工处处长，家境好，人也长得很美，善良单纯，是不少男知青暗恋的对象。当时在连队里做保管员，不用像我们一样天天出工。她比我们早去两年，参加修铁路的原因与我们不一样。她那一年的初中毕业生有三条出路，一是去修铁路，据说是锻炼；二是读高中，三是下乡。最好的去向是修铁路，这样去修铁路的女孩子有十几个，都是干部子弟。我们是坚决不肯下乡的死硬分子，过了两年逼到铁路上去，算是政府下台阶的一种解决方法。于是先去的女孩子就成了播音员、保管员、施工员、排长或炊事班长之类。这十几个人虽然后来不在一起了，但始终保持着与我们后去的这批人的距离，自成一个小圈子。应该说，在那个小社会，黄建平与我不属于一个阶层。也许是出于一种崇拜，她主动与处境并不太好的我接近，我也喜欢她的善良与体贴，我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两年时间里，她的友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其实我们除了生活情调之外，没有太多的共同爱好，她与我的那些处在底层的伙伴一直有距离，维系我们友情的主要是理解与她对我的尊重。 连干部们找了黄建平谈话。谈话内容怎样，我不得而知，只知道结果是她回了一趟家。与此同时，与我玩得比较好的林暑英等人也都一一被找去谈话。黄建平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以前离开我是要给我写信的，哪怕就是去一趟芷江，也要托人带个话给我。而这一多月内我没有收到她的信，还是从别人口里知道她要回来的消息。这些迹象已让我隐隐觉得不对。她回来以后，趁我不在时，将她从家里带来的一大包炒面和半斤白糖放在我的箱子上。(我拿箱子当桌子用)但此后一直避开我。出于自尊，我没有找她。由于故意躲避，我们以后也很少碰面。再过了几个月，来了招兵的人，她妈妈与我们的一位军代表是同乡兼朋友，家里人通过活动，将她招到北京某部队去了。在这件事情上，李指导对她还是实行了卡压，最后让她家里多带一个指标，将连里一位姓岳的女孩子一同招走才算了事。她的离去，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因为再那样呆在一个连里，实在太尴尬。 而连干部们毕竟自己也处在青春期，再怎样“革命”化，也还有七情六欲，她们当时对几位全指挥部注目的男青年的关爱是人所共知的——这几位家世都不错，父母是我们家乡一位有点实权的人物。由于是在指挥部里从事文职与技术性工作，平常也穿得干净体面，无论是干部还是知青都知道他们只是在修铁路这一段时期才与我们暂时同一段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价”。我们经常见到李指导与杨连长等几位在连部摆上鱼肉之类招待那几位，有点好吃的水果也托人带话请他们过来尝鲜。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见她们与那几位擦出火花，延续了半年多的交往始终还是群体活动，那几位男知青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们虔诚“上贡”的同时，倒是与另外几位女孩子恋上了。但是这些家世相差悬殊的恋爱基本上没有通向婚姻，这些男青年招生、招干走了以后，都或先或后地与自己的女友分了手。最惨的是一位王姓女子，当时的恋爱对象是地委组织部长的公子，这位公子爷一进学校门之后就与他称之为“善良纯朴”的恋人断绝了关系。这女孩受了刺激，据说精神已不太正常，前些年我回家乡时，听说她还没有结婚，与当年的知青伙伴见面的谈话内容，还是那位早年恋人，谈话中还屡屡展示恋人当年写给她的几封言辞华美的情书。 另一位副连长最终出了一些事情，她悄悄去芷江的湖南铁路分指挥部医院流产，医院将这件事通知了邵阳分指。消息像炸了锅似的，为沉闷的知青生活平添了不少谈资。男方是谁，猜测纷纭，后来大家从小道消息知道是某位家有妻室的带队干部的杰作。这位副连长长相不错，是连干部中间相对较老实的一位，但平常也很“革命”，尽管我们都很烦她，还总是不厌其烦地让我们学报纸与文件，抓大家的思想工作，重点是不准大家多与男子连的人接触。她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们要让党放心，回去时不要多一个（指未婚生孩子），也不要少一个（指死亡）”。结果没想到最后是她自己“多一个”了。这件事情使得被连干部当坏人训斥管制了好几年的知青们大感快意，因为她们再也不能在我们面前扮圣洁的革命女干部了。 此事的讽刺性打击，加之那些被招生、招干、招兵的干部子弟陆续走人，原来对前途充满憧憬的连干部们什么也没得到，心也就慢慢散了。而一向不太团结的知青们终于悟出“窝里斗”没有成果，再斗争得惊天动地，拿别人做阶梯，招工招干招生还是与大家无缘。于是变得空前团结，与干部们变着法儿斗。李指导与杨连长再也弹压不住，李指导改变策略，有时陪上笑脸找大家套近乎，包括偶然向我请教一两个古典诗词方面的问题——她是想增加与那些男知青谈话的本钱。我则不卑不亢地告诉她，那是封资修的东西，我已经全忘记了。杨连长的那张带有愚蠢表情的脸变得更难看了，成天发脾气，但除了她的两三个心腹之外，已没有多少人在乎她的喜怒哀乐了。恋爱的知青与准备恋爱的知青都非常忙碌，每天都到各连队串门，打平伙(凑份子打牙祭)。还有一些男知青则终日无所事事，偷当地山民的鸡与水果，或是与附近的长沙分指的知青、铁二局的四川工人们打架，四面出击，闹得鸡飞狗跳。一些女知青则为男知青这些“壮烈行为”激动不已，每天跟在男知青后面观战，再回来向我们传达这些令她们心旌摇动的消息。对这一切我冷眼旁观，就在大家轰轰烈烈地上演各种变了味的青春闹剧时，我学完了中学数学，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我在高考时数学这门科目才勉强拿了几十分。而马克斯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以及列宁的一些著作我都是在那一时期读完的。对于那一段生活，我没做任何笔记，因为我们当时是十来个人住一间工棚，生活没有任何私秘性，我还得防止同宿舍的班长再干告密的事情。 到了1975年底，一小批人进了工厂，虽然都是棉纺厂与铸造厂这类厂，但还是要经过知青们家庭实力的一番大较量，只有少数几个人凭借与干部们的关系进了这两个厂。没有能够招工的人回到老家，各自找点事干，由我最早的老师萧素月女士介绍，我的母校中河街小学让我回去代了一学期课，教四年级的语文。 到了1976年8月邵阳市政府又下令将我们集结去吉首继续修铁路。因为到了后期我们已变得相当难管理，故采用“掺砂子”的方法，将我们分成三个排，分别与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的农民民工呆在一起。而此后各个点的知青命运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二排只剩下20多个人。五班的李某某继续被孤立，刘某某已与另外一位当年在炊事班掌管发热水大权、人见人厌的女知青交上朋友，“相濡以沫”地过日子。其余各位变得出奇的明白，多多少少开始互相关照，总体方针是不与邵东的女干部合作。 而我们的处境之所以能够变得好一些，与邵阳市派去为我们带队的干部善良有关。这位女干部名叫曾德范，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女子，很和善，据说在体制内吃不开，是极少数做了多年国家干部没能入党的人之一。因被排挤，才迫使她来带队。她开始也对我与陈武萍等人保持高度警惕，但一个多月以后，就与我们几个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据她告诉我们，李指导与杨连长特别叮嘱她，要对我们几个提高警惕，因为我们家庭出身反动，思想落后，爱出坏主意，纠集众人与连干部对着干。而曾则认为“你们其实很好，怎么她们要那样说你们呢?” 与曾德范在一起的半年日子过得比较轻松，因为她从不强迫我们干超过体能限度的重体力活，她是副连长，对那位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每天将我们骂做“小生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邵东县妇联主任孙丽华（邵东女子连的指导员），她其实也厌烦。这位被我们背后呼之为“半夜鸡叫”的孙丽华大字不识几个，但却革命激情高涨，经常将马列毛的语录背错，我让她出了好几回丑。有一次我请求她解释“小生产者”是什么意思，并要求她界定我们每天用锄头挖山是“小生产方式”还是“大机器生产”，是不是只有使用大机器生产的才是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她恼火之极，瞪了我一眼走了。曾德范对我们捉弄孙丽华的恶作剧视而不见，与我们算是真正“打成了一片”。其他地方的男知青的遭遇就很惨，有好几位因为与当地少数民族打架，或者与本连队的农民斗殴而被判死刑，宣判时将他们押到各知青点来游斗，我们知道要游斗到我们那里来时，大都避上山去，以此表示我们的同情与抗议。 到了1976年底，枝柳铁路通车，我们都回到家里等分配，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进了集体企业，还有一些进了附近县城里面的集体工厂。而我则因档案里被早先那批连干部写上一些话，如受家庭影响，思想落后之类，一直没有招工。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所在的居委会不让我参加考试，直到1978年下半年，一个朋友的舅舅帮忙联系到一家校办工厂，才算是有了一份工作。到了该校以后，那个学校缺教师，党支书看我有能力，让我代课，教一个班的语文。1979年我通过高考上了大学，才算是从此告别了这一段充满了噩梦的生活。 我始终不想面对这一段生活，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这段生活有太多的叛卖与无耻，让我对人性失望之极。我上大学离开邵阳市以后，几乎没有将这消息告诉任何当年的伙伴。然而山水总有相逢时，命中注定我毕竟还是要与当年的一些人相遇。那位李建×被推荐上的大学，就是我后来考上的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工农兵学员的黄金时期已过去，她因为丈夫的原因留校做了外语系资料室的资料员。我们曾经在校园里碰到过两次，谁也没理谁。但是她很“关心”我，总是找一位与我有来往的朋友——一位与她同一年被推荐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男知青打听我的消息，然而她失望了，因为到了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不会再发生当年那种特殊环境里所发生的事情。她的“显赫”家世给她铺好的路，已经延伸不到另外一个她父亲权力不能到达的领域。至于后来她所了解到的有关我的一切，只会给这位当年地委副书记的千金以深深刺痛。1999年我曾去她现在工作的学校讲过学，那热烈的场面对她的刺激非常大，因为她本人尽管不做学术研究，但她所处的环境使她不会对“学术”毫无所知。这一点从她总是特别“关心”我可以看出。当那位与她有联系的朋友告诉我她对我的“关心”后，我请那位朋友转告她，如果她为了让自己心境平静，最好是再也别以任何方式“关心”我，也别再继续沉溺于当年可以任意践踏我人格时的“光荣岁月回想”。 至于其他的知青与连干部，基本上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无意去她们面前炫耀今日的“成功”，也不想再去重新检视往昔生活中那一处永恒的创痛。我没有将我的任何著作送给她们当中的任何人，对于我来说，她们已经消逝在茫茫时空中。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当年不辞劳苦参与整我的连干部，现在竟然要来找我。我无话可说，只得告诉她，不用来了，有事情在电话里面讲。她沉默了，我放下电话。当天晚上我失眠了，那几年知青生涯中经历过的所有不幸，所有屈辱全都电光火石般地重现脑海，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自己都不知道当年那么弱小的我是怎么挺过来的，而且居然从没有流过泪。我想，你们谁都不应该再来找我，我想忘却这一切，我早已在心灵深处为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筑了一座坚实的坟墓。 然而三天以后的晚上，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住址，与她的姐姐、女儿一道来到我家。她这位姐姐从小就当兵，一直是她的骄傲，我们经常听她自豪地讲到这位姐姐。看来她的姐姐与女儿并不太清楚我们的真实关系。我强压着心里的不快，等待她说明来意。她寒暄了几句后就说，当年我们就知道你后来会与我们不一样。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当年是不一样，当成批斗对象，享受四类分子、阶级敌人的待遇。”然后我抬起眼来看着她，想看看这位当年对人毫无善意的人的面部表情。从她的眼里，我看到了一丝哀求的眼光。然后她说，那也是时代造成的。不想再敷衍下去，我问她有什么事，她才说了她正在读大专的女儿第二年要毕业，需要找一个新闻单位实习，望我帮帮忙。 那几分钟之内，我脑子中转了好几个念头。我为什么要帮她?当时若不是我坚强，在那种压力下面，我也许会自杀。一排那位经常被杨连长施加精神虐待的姓朱的小姑娘，刚去修铁路时活泼聪慧，斯文可爱，由于无法与杨连长纵容与鼓励的各种恶意对抗，仅仅过了半年多时间，见了人就显得非常自卑，整个人生信心都被她们的精神暴力摧垮了，后来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些连干部运用政治暴力整我长达几个月，而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与她们不一样，不想生活得像一头没有头脑的猪，不想生活得像她们那样粗糙，凭什么?如果说是时代使然，但六连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的连队干部也不是如此这般。这一切与她们那几个人尤其是李指导员及杨连长的本性有关。这位副连长尽管不是策划者，但她始终参与这些事情，从未对这种做法表示过丝毫异议。 我抬起头来，与她的目光相逢，她眼中哀求的神色提醒我：她今天来找我，只是因为她是位母亲，她倾尽力量让女儿自费读大专，只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好的前途。为了女儿找实习单位这种不大的事情，竟然不惜来求当年的“敌人”。她如果是为自己，我相信她不会来，但为了女儿，她来了。我必须体谅她做母亲的心情。我自做了母亲以后，才理解了“舐犊之情”那沉甸甸的分量。多少人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为了孩子却委屈自己去做。晚明名士冒辟疆自己终身不仕清朝，但后来复明无望，为了给孙子谋一个小官，不惜到处低三下四地求人，当年的风骨荡然无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想了想，让她留下电话。第二天我帮她联系到我所在报社的经济部，但我并不想见她与她的女儿，只是在电话中告诉她们怎样与我的同事联系。我的同事以为是我的熟人，尽力从各方面帮助小姑娘。一个多月以后曾想告诉我小姑娘实习的近况，我将话岔开了。小姑娘什么时候走的，实习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小姑娘看我不说话，告诉我：“你们的事情，我妈对我讲了，她说对不起你。我能找到的有关你的书与介绍你的文字，也拿给她看了。前一个星期她Call你，你没回机，她当天晚上就失眠了。其实她心里对你挺抱歉的。她还告诉我，那时在批判你，你一直不理睬，只管读你的书。” 面对小姑娘，我能说什么呢?她生活的年代是改革开放时代，人多少活得有点人的尊严了。她无法知道我们当年经历过的那个发疯的时代。我们那一代人其实都是时代的牺牲品。在长身体需要营养时，我们遇上了自然灾害；在该学习时，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与老三届不同，“文革”开始时小学还没有毕业，“文革”中挖了一年防空洞，就算初中毕业了，大家的基础知识严重不足。后来恢复高考后，我们这一代能进入大学的比“老三届”少多了。我们两个女子连两百几十人就我一个人通过高考上了大学，男子连的七百多人当中可能还有两三个读了大学或大专的。其余的大多数散落在一些在当时来说就不太好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方式是世界工业革命早期的手工作坊。很多人的婚姻也是在一种将就状态中解决。等到大家进入中年后，又正好碰上企业改革，在已经到来的专业化社会里，他们没有自己立足的一席之地，不少人已掉落到失业大军当中。大多数知青回了城以后就没有联系，即便是曾有过的友谊也都随风飘散，没有在后来的生活中延续下来。我理解这一点，因为无论是施虐者还是被虐者，抑或是观看者，都难以面对前尘旧事，那段历史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被“剪掉”了。 前几年知青时代的朋友陈武萍来我家里住过一个星期，断断续续地谈了当年那些知青伙伴的生活状况，没有几个人生活如意。不少人已经提前退休，头发过早白了，但为了生存还得在城市的夹缝中苦苦谋生。即便是当时高高在上且可以随意折磨我们的几位连干部，过得也不是太好，因为后来提拔干部讲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她们除了“年轻化”之外，另外两条沾不上边。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知青伙伴们已经淡忘以前在一起的种种争斗怨恨，目前生活状态相若的一些人开始有了一点来往。我静静地倾听着，没有打断她。其实本来她不谈，我也知道她们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即使她们有的人物质生活充裕，我也不会认为她们生活得有意思。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们既与中国古代文化绝缘，也与近代以来的世界精神文明无缘，生活在文明社会中，却与一切文明绝缘的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作为女人，她们大多数从没有真正“年轻”过，生活粗糙，青春的热情被严重压抑，而在迟来的春天里，对男女情爱的体验绝对不会深沉有致，大多数人的婚姻是出于生活考虑。我曾与她们有很近的生活距离，但从来就没有真正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里。她们全部的精神资源来自于“文革”及“后文革”教育，这就注定她们除了物质上的东西之外，没办法从生活中追寻超越性的真、善、美。 没有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面临着一种最彻底的丧失。我与她们曾经共同生活在阴沟里，区别只在于自我拯救方式的不同。一些人忙于搅动阴沟中的污泥浊水，我则始终仰望遥远的星空。 在前几年怀旧成了一种狂热状态时，我正在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我们那一批在湘西修铁路的一千余人，因为没有产生过作家，所以那段生活就永远埋在时间的尘封里，没人知道那一千多个生命是以怎样的方式承受过那个疯子年代的沉重与荒谬。随着岁月的层层淤积，往事渐渐变得渺如烟云。我几乎不对任何人谈起这段类乎于疯人院的往事。1992年我曾帮怀化地区谈一个项目，负责招待的李专员提议我到当年住的里坪去看一下。当年李是安江县委书记，曾在我们驻扎的里坪蹲过点，与我们当中的几个知青很谈得来。有一年我们回家路经险峻的雪峰山，刚爬到小半山腰，车辆抛锚，有人想起山下是安江县，提醒大家找李书记，结果获得免费招待，他还担心招待不周，晚上10点多了，还来县委招待所看我们。坏掉的车也是他让人连夜修好。由于是“旧识”，加之当时怀旧成了时尚，李专员以为我一定想去旧地重游，所以提了这个建议。我没有拒绝，在地区医药局李局长与其秘书的陪同下，冒着霏霏细雨，先去了黔城的芙蓉楼。一切依旧，空气里还是弥漫着泥土的芳香，镇上的那些木板房也还是依稀当年旧模样，时间仿佛在这个小镇凝结了，镇上没有看到人，只有几个小孩在细雨中玩呼啦圈，表明这个小镇也在追逐着今天的时尚。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请李局长一行人到停车的地方等我，然后沿着青石板路缓缓拾级而上。一切都没有变，还是近二十年前见到的旧模样。我独自坐在山墙下那古藤环绕的长廊里，眺望着外面宽阔的沅江，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就是我曾经生活过五年的地方?我曾经设想过自己回到这里时，心境一定会像希腊神话里的尤利西斯望着那曾抛洒过他的鲜血，留下他撕碎的肉的岩石一样。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地登上芙蓉楼，仔细触摸着楼梯的扶手，观看着墙上的种种刻痕。王昌龄那首流传千古的名诗“芙蓉楼送辛渐”还在那块碑上，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永不应该再做这类访寻旧梦的事情。过去了的，就永远让它过去。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没有谁是赢家。 然而，“过去”还是时常来叩我的门。总是有人来找我，而且绝对不是“叙旧”，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当年在指挥部里工作的干部。我尽其所能帮了他们，但拒绝与他们见面，都是用电话办完事情，让他们直接去找我托的人。我一直站立着，不想看别人那混合着愧意、感谢与讨好的笑容，不想再忍受一次对人性的失望。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新的生活，尤其是建立了我对人的信心，我不想再让他们的出现破坏我心灵的和谐。我理解国共两党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当年厮杀得惊天动地，而到了双方年事已高时却又握手言和的心境，时间确实是医治任何创伤的良药，更何况我们的同胞斗争了一个世纪，从最终意义上来说，谁都不是赢家。这种斗争的本质就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把善说成不善，把美说成不美，并将伪丑恶作为时代精神加以弘扬等等，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这类斗争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而我们那个小小的知青连里这点小小漩涡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个微缩景观而已。与一位伟人的预言不同的是，世界没有“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螺旋式前进”，而只是在斗争中逐渐坍塌，包括他自己苦心铸就的威望与辉煌。可悲的是我们至今还深受其斗争哲学的影响，以为在“斗争”中可以求前进。不少人一看到别人的成就，不是去发现其原创性与其独特的新解释，而是睁大眼睛挑毛病，然后再洋洋万言地“批评”“商榷”一番。低估斗争哲学所开的“一代新风”，低估这一风气影响下国人“奉旨批评”的能力，以及部分人用“学术批判”名义宣泄个人情绪的能量，至少是对我国国情的一种乐观估计。当年“批评文化”在我心中引起的深深厌恶，至今使我不愿意去随意批评某一个人，也懒得去回应任何批评(虚构事实进行人格侮辱的除外)。我一直认为与其恶意去找别人的不足来表现自己的高明，还不如用那点时间进行一些原创性的工作。从最终结局来说，中国二十世纪后五十多年来产生的众多批判家当中，将来只可能有姚文元这样的“出类拔萃者”才能够“名垂青史”。 我让小姑娘坐下来，尽量让自己平静一些。我想，既然小姑娘的妈妈已经掀开了以往历史的一角，我作为受害者，应该更有勇气面对当年。我对小姑娘说，那是一个集体发疯的时代。我已不恨她的母亲，也请她将此话转告给她的妈妈。但如果将一切都轻飘飘地诿之于时代我却绝对不赞成。中国人缺少忏悔精神，这就导致出现这样一个可悲局面：“文革”结束后，全中国只有受害者，参与害人的人除了“四人帮”之外，绝大多数都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用这种极不负责与虚伪的态度对待历史，我相信中国再发生“文革”式的暴力政治完全有可能。从内心深处来说，我确实不想再见到当年知青生涯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的人生轨迹曾经交叉，在她们“围剿”我的斗争中，我其实已经赢了。因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已经证明她们是错的，被她们所贬斥与批判过的东西正是她们生活中缺少的东西，而这些美的东西是值得人去追求的。与她们后来终日苦为稻粱谋的困顿相比，我丰富的人生体验本身就已是财富。就阅历和见识来说，我已高高地登上了山顶，我又何必拿当年那个发疯的时代曾经发生的事情来折磨自己呢?作为长辈，我愿意为她讲讲往事，让她知道当年还有那么一个荒谬的时代。我自己的儿子太小，他的时代与我的时代相距太遥远，将来也许不太可能明白那个时代的故事。我现在坚持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不要让当年的疯狂时代重现。为了这一点，我也愿意打破自己不写回忆的惯例，将这段经历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曾有这么一个荒谬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曾经遭受过的苦难。 我还告诉小姑娘，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但独独不原谅她们使用政治暴力破坏我与黄建平的友谊。因为从那以后，友谊的神殿在我来说已然倾塌。但是我还想说一声，如果此生此世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告诉黄建平，我早已原谅了她。毕竟她遭受到种种压力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我的记忆里，她还永远是那么美丽和善良。 反观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切灾难其实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人类所种的一切恶果，最后还得要人类自己消受。当年，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诗曾经让我傲视一切无聊与喧嚣，今天我要将这首诗送给一切处在艰难中的人： 我要登上山去， 那里有高高的枞树。 溪流潺潺，鸟鸣嘤嘤， 还有悠悠的白云在山顶驰驱。 …… 我现在正向高处登去， 骄傲的绅士，可爱的淑女， 在高高的山顶上， 我将俯瞰着你们微笑。 写于1999年7月27—30日 （发表于《黄河》1999年第6期） \\\\\\\\\\\\\\\\\\\\\\\\\\\\\\\\\\\\\\\\\ 附记：为了命运的永恒放逐者——知青群体** 写这篇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差不多快被历史遗忘的群体——湖南以及其他沿枝柳铁路干线各省于1972年以后参加修铁路的知青群体。这个群体的“知青地位”一直不怎么“正宗”，因为他们当初不肯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被罚去参加“三线建设”，即做民工修铁路。因此也就被“正宗知青”们看做不算是知青群体中的一员。然而这个群体所经受的磨难，却一点也不比同时代的知青们少，由于是集体生活，由于存在着“招工、招干、参军”等一切那个时代特有的问题，所以这个群体的生活几乎折射了当时所有的时代特征。 我过去从未写这段生活，主要是因为自从1979年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生活就一直陷入一种“没有时间回头看一看”的状况，前面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事情要做，“怀旧”这种要付出大量时间的奢侈事情与我无缘。再加之与当年的知青伙伴基本上没有联系，而最广义的知青话题，自有许多正宗的老知青，1968年的知青在大张旗鼓地做，我们这个不太正宗的知青群体，毕竟人数不太多，没有代表性。没有外在的创作压力，如烟往事，索性长埋心底。 然而人毕竟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知青问题近几年总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视野中。1998年7月我到陕西，在西北石油大学经济系做教授的一位朋友来看我，大家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自然就问及他现在做什么课题，答曰在做陕西失业问题的调查。我问他陕西省失业人员的主体是哪一类人？朋友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还不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就是‘老三届’与‘新三届’的回城知青。”——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1968年知青出身的学者将自1945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统统名之为知青一代。 我请他谈谈这一结论的推导依据，他告诉我，已做的两百例个案与一项抽样调查都表明，知青当中的优秀者，改革开放以后，不是通过高考进入了另外一个阶层，就是经商做个体户发达了，剩下的本就是各方面姿质比较平常的人，这些人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又未曾受过基本的技能训练，在老工业日益衰落，新工业部门日渐成为第二产业的主体时，他们根本跟不上社会转型期的需要，只有失业一途。 我一听就明白了，历史上每一次社会转型，社会经济都要发生结构性转换，社会因此也要产生一批结构性失业者。这类失业不是暂时性的，对于进入四十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来说，再就业的技能训练成本远远超过了培养新生劳动力的成本，因此这种失业将是永久性的，这批人大多数将会成为社会边缘群体。 当晚我竟然因此失眠：三十多年前这批人下乡——对于上山下乡的原因，我始终不赞同大多数知青问题研究者们坚持的结论，说是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事实上最深层的原因是人口压力。这一提法我在十多年前发表于“走向未来丛书”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中已约略谈到，现在知青群体的命运更坚定了我这种看法——回城后大多数人只能算是凑合着活，而现在行将步入老年时，这批人又要因社会转型陷入结构性失业的困境，难道这个群体今生今世只能是这个国度遭到命运放逐的“犹太人”？ 此后这两年，我开始在眼光所及之处关注知青们现在的生活，发现这个群体当中只有少数人的孩子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大多数人的家庭境况正好论证了发展经济学与人口学的一条基本定理：贫困的代际传递。即便是少数人的孩子能考上大学，现在正好赶上大学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需要全家勒紧裤带，将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界限，才能勉强供孩子上大学。如此种种，我便时不时地做相同内容的噩梦：总是梦见自己仍然与当年的知青伙伴们一起在湘西山区苦等苦熬，等待政府分配工作…… 对于当年知青们的生活，确实有人以“青春无悔”办过展览，写过书，拍过片子，知青们组织起来回当年插队之地访旧也曾热闹过一阵。说老实话，我理解人老之将至，确实会因为时间的原因有美化当年生活的倾向，但我反对在记忆失真情况下重写历史。既然“无悔”，为什么后来又有那种抛妻别子、发疯似的“返城”热潮？ 孟繁华认为，这些回忆知青生活的热潮，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念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象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时尚的依据与信念。话是说得尖锐了一些，倒也是实情。 写出这代人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确实也改变不了一代人与历史的关系，杨帆写了本《共和国第三代人》，代表一代知青向社会讨公道，多少有点类乎于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的壮举。但血写的文字却可以告诉后人，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疯狂年代。 末了要说一声：我感谢《中篇小说选刊》选登拙作，但请读者千万不要将它当作小说读——它不是小说，是当年我的知青生活纪实。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沿着余英时先生的足迹前行
程晓农 余英时先生驾鹤西去，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值得深深怀念。与很多余先生熟悉的华裔学人一样，我从不对他用教授这令人有陌生感的称呼，而是用民国时代学界对师长的传统称呼，称先生。我1990年初春从欧洲到美国就认识了余先生，此后30来年，一直和他同住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地区，彼此非常熟悉，他对我和内子何清涟也都很了解。我在这里访问也在这里念书，又在这里研究，还在这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搭建言论平台。而这个过程当中，自始至终都有余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对我来说，余先生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遇到的身边熟人。可以说，过去这30多年来，余先生始终是我的精神导师。虽然不曾做过他的学生，但他可以说对我是非师亦师。 一、流亡学者之路 普林斯顿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余先生则是我在这里落脚的引领人。我在这里住下后，无意当中循着余先生当年来美国的足迹，步步前行。中共占领大陆后，余先生在香港念大学，然后有20年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1994年，余先生在日本关西大学演讲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1950年起，他的身份便“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 我也是从1989年起走上了这条路。1988年底，我奉派到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搭乘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列车转车三次，从北京到西德的波恩。圣诞之夜途径莫斯科，零下40度的气温里，看到的不仅是红场旁边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公司一片萧条，也看到了苏联人那冷漠阴沉的面容，这就是那个已经没落的苏维埃帝国。从通往西欧的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到红场匆匆一游本是过眼烟云，但当时我绝没料到，不久以后余先生引导着我又回到了那个不再叫苏联的国度。 去德国之前，我在赵紫阳建立起来的智库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任综合研究室主任。1988年代表自己工作的机构，参加了很多赵紫阳主持的小范围工作会议，讨论经济政策。由于有时与会者仅三、五人，所以与赵紫阳有很多工作上的直接交流。1989年的“六四”屠杀发生前几个月，我在德国收到国内同事来信，知道那年春天已有喧动之兆，因此对“八九民运”并不感到意外。由于1989年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而出局，中共准备搜集赵紫阳的罪证抓了十来位我的同事。那年的5月下旬，我从西柏林打电话到自己工作的研究所，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工作组已同时进驻，接电话的同事不能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只说了四个字“坚守岗位”。我因此明白了，自己不能回去了。就这样，“六四镇压”之前我就成了无国籍人士。 二、余先生帮我选择了普林斯顿这第二故乡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有一位校友John Elliott，他经常给学校捐款，资助东亚图书馆。1989年“六四”之后，他向学校捐赠了1百万美元，提出一个要求，请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一个特别项目，邀请因为“六四事件”而无法回国的中国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来访问。当时我在巴黎，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为这个特别项目邀请大陆学者的传真函，于是就申请了这个项目。当时余先生和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负责这个项目，我很快便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这样我就到了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报到时，这个特别项目只有两个人，即陈奎德和张郎郎，我是第三个，一到系办公室报到就认识了余先生。后来这个项目接收的流亡学人越来越多，由此便组织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虽然“中国学社”才刚刚成立，余先生已经开始为我们指引今后的人生了。 余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到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然后选择念博士项目，此后成为历史学大家。或许因为有此经历，1990年夏天我刚在普大落脚，余先生就问我下一步作何打算？我回答，在考虑念书。余先生告诉我，如果要念书就进入博士项目，要早作准备，多申请几所学校，也可以考虑普林斯顿大学。从余先生那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鼓励，而且也是一种为师的关怀和督促。当年秋天，我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项目时需要两封推荐信，其中一封就是余先生写的。没有他的举荐，我虽然TOEFL和GRE的成绩不错，有比较强的研究背景，也未必能被普大录取。不知不觉中，在余先生的推动下，我便沿着他在美国求学的足迹走了下去，而普林斯顿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余先生于我之非师亦师，是指余先生不是我的导师，我也没上过他的课；但余先生一直是我的精神导师，在价值观上，我很自然地追随着余先生。我在美国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基本上都遵从他的精神指教，他也不时会给我一些鼓励。后来“中国学社”的成员星散各地，“学社”便停止了在普大的活动。但我还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不断得到余先生的支持，也经常向他请益。 念书期间，我与东亚系没有学业关系，我的研究方向是中苏两国的转型，主要精力都放在俄国研究方面。按学校的要求，必须修完俄文系一到三年级的俄文课程才能取得从事俄国方面研究的资格。念书的头几年里，除了每天在俄文系上俄文课，博士项目的不少专业课程都是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等。有时中午到东亚系的会议室参加午间讲座，也是听来访的俄国学者们谈他们的感受。博士资格考试后，我多次到俄国调查私有化的具体情况，还与苏联的民意调查初创者的机构合作，在莫斯科地区的48家工厂做了长问卷调查。每次从俄国回来，余先生都会饶有兴致地问我对俄国转型的实感。他不了解苏联和俄国的具体情况，但对共产党制度的深刻认识让他总能准确地看出俄国即将面临的问题。我辈从中国出来的人自然对中共体制有一些了解，而余先生则是以他的直觉便能悟到中国和俄国的共同问题，这源自他的睿智和眼光独到之处。 三、“中国文化没有了，那不是我的故国” 在我看来，余先生对中共的认识是他从青年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当中，相当自然地形成的。他离开大陆的时候还是青年，在香港的自由环境中形成了对民主自由的认同。而他性格中有一个最为可贵的特点，那就是对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执着而坚定，从不随风摇摆，绝不趋炎附势。这样的特点，与他后来研究中国古代士人(读书人)似乎有很大的关系。 余先生在香港大学时代的老朋友陈方正先生最近写道，“英时兄是个很朴实，但绝不简单的人，有点像陶靖节（笔者注：指陶渊明），外表平易淡泊，骨子里却有侠气乃至凌厉锋芒。他曾经说，自己有传统中国人气质，那是抗日战争中在安徽潜山老家的农村成长所塑造。换而言之，他讲道义，重情谊，是非曲直分明的性格，就是由此养成。此后他投入钱穆先生门下，受传统学术熏陶，这性格自然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余先生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家，但他不是象牙塔学者，而是心中有很强的对中国的关心。他关心中国的命运，但绝不认同中共。记得在余先生家里听他讲过多次，1978年他作为美国第一个汉学界访问团的成员访问中国，所见所闻除了增强他对共产党统治的厌恶，几乎没有别的。他多次讲过，从那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再也不回去了；而且特别强调，共产党统治大陆一天，他绝不踏上那块土地。后来，余先生在回忆那唯一的一次中国之旅的文字中这样写道：“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只有厉害关系，只有计算，到处是政治挂帅。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回到中国。我回来之后，有几个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余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先后在不同场合，或是私下聚会聊天，或是带访问他的客人见他，这句话听他讲过几十次。我对这句话不仅完全认同，而且深为感动。余先生来自中国，身为华裔，大半生与许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兴趣的美国学者交往。他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但他个人价值观当中抵制中共的理念又那么坚定。曾经有人请余先生剖解其著作的魅力所在，他的回答很简单直白，“因为我说了人们不敢说的话；我不说神话，也不说鬼话，我只说最普通的人话。” 他能如此坚持做自己认定的“我”，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尊敬。2006年，余先生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时形容余先生是“在中国和美国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 四、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搭建言论平台 余先生完全不理会中共对他的各种统战活动，但对敢于批评中共的中国知识分子，他都很客气，不论长幼，以礼相待，而且鼓励提携后进。这是一种情怀，也体现了某种责任。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余先生的风骨只能心向往之；而身在美国的我们，是完全可以追随余先生的脚步，身体力行的。 1990年，余先生帮助在美国的华人学者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目的是推动对中国实况的研究。我起草了这个机构的章程。但成立之后，该机构的活动仅限于北美，出版物也只在北美同人中小范围流传。1997年，我接任了这个机构的出版物《当代中国研究》之主编，这个出版项目也是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我考虑，与其让这个北美同人刊物保持原状，不如让它深入中国，成为中国敢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这恰恰是余先生非常赞同的方向，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学人形成独立思考的氛围，有一个为他们服务的言论平台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余先生事情繁多，便特地请比他年轻的马里兰大学法学院丘宏达教授接替他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为这个杂志提供支持。丘先生非常认真地为把这个杂志推向中国做了很多事，在他和余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杂志从此一步一步地深入了中国。 《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以前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无联系，国内读者也看不到。从1998年起，我在国内发展了多位编委，通过他们的帮助，与国内数百位思想界活跃人士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将杂志的美国国内发行逐步改为通过香港到中国国内邮寄，国内的有效发行量因而逐步上升，1千多所大学图书馆及数百位读者按时收阅，许多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均收藏此刊物并上架开放阅览。此外，国内还有大批读者从杂志的网站上下载往年各期杂志的内容，另有2千人长期订阅其电子版。 从1997年到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逐步变成了海外出版的中文学术性刊物中的佼佼者，其高水准在国内和海外得到公认。随着《当代中国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也逐步增加对此项目的资助。2009年，该杂志的国内影响进一步扩大，国内发行量上升到2200余份，收存该杂志的大学图书馆达1490所。《当代中国研究》共开设4个网站，据网站服务器统计，仅2009年5月到7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刊文章的阅读人次为29.2万人。这些网上读者来自世界上90多个国家，其中71%来自中国国内。 我每次遇到余先生，他都会告诉我，杂志办得非常好；我也随时向他报告杂志的成就，余先生深感欣慰。其实，我只不过是沿着余先生的足迹，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搭建言论平台作为己任，努力做应该做的事。但这个项目的成功也引起了中共国安部的恼怒，结果破坏了这个项目。2009年秋，这个国内知识分子的平台消失了。 晚年，余先生在家中已很少接待来客，我也不想打扰余先生。但不时，余太太会送余先生去理发馆理发，我和余先生的理发师是同一人，有时候我和余先生约定的理发时间相近便在理发馆相遇，聊上一阵。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一个傍晚，我和余先生又在理发馆相遇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余先生。如今，我还是觉得余先生会在天上看着我，我想告诉他，在精神层面，我努力试着做你的学生，你一直都是知道的。余先生和我们告别了，但他的精神留在我们当中。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81620211105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8👍 0💬 0严家祺∶薄一波中南海发飙亲历记（《深圳青年报》被整肃内幕）
薄熙来垮台前，在3月9日对中外媒体记者会上发飙，两次说“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我觉得，也许是老父的多年教导，也许是遗传基因起作用，薄熙来和他父亲都是“发飙”能手。 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总理牵头，中央顾问委员会、书记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有一人参加，由五人组成。薄一波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五人小组。另外三人是胡启立、田纪云、彭冲，是经邓小平同意参加的。鲍彤、周杰、贺光辉和我是“五人小组”下面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负责人，也是经邓小平同意的，实际上，“政改办”的领导是鲍彤。 “五人小组”在中南海开会，“政改办”所有成员都参加。在中南海开会，我经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北海和中海之间的白石桥，从北京图书馆对门附近的东门进去的。当时只要报名字和会议时间地点，出示证件，就可以进去。我有时早去半小时，骑车在中南海到处逛游。当然，许多地方是进不去的，只能沿湖看看风景。 11月8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开会。会前几分钟，赵紫阳还没有到，已经到的人坐在会议桌前聊天。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一边是彭冲、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另一边是鲍彤、周杰、贺光辉、陈一谘、吴国光和我和一些人。这一天，我座位离薄一波很近，斜对着他。彭冲兴致勃勃地谈起《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人怎麽怎麽说。我们大家听着默不作声，突然，薄一波发起飙来，绷着脸、大声地、气冲冲地说，怎麽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不允许，要追查！登时谈笑风生的气氛就一扫而光，彭冲也收住了笑容。 赵紫阳每次都是正时到会场，他坐下来就说，到时间了，我们开会吧。薄一波接着赵紫阳的话说∶“让彭冲先说一说，深圳要邓小平退休。”这时，彭冲一反刚才的态度，严肃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报》的事情。薄一波要赵紫阳去处理这件事，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说，会后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处理。 这次会议是“政改办”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主要由鲍彤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在谈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政改办”建议改变过去“党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国建立“文官制度”。赵紫阳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说，政治性官员与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党是要管的。赵紫阳说；“党的领袖当首相、总理、总统，这个党是要干预的。将来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历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规矩，也可以借鉴。”在讨论“干部制度改革”时，薄一波话就多起来了，他讲了许多话，我感到他对赵紫阳说的“文官制度”一窍不通、似乎没有感觉。薄一波说去年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一个好厂长，还有一个好书记，都有能力，在一个工厂里，就会闹起来。当他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他转脸对胡启立、田纪云说∶“现在青年人难以上来。我们活着，你们难以上来。启立、纪云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 这时，坐在薄一波左手一边的胡启立赶紧站了起来说∶“我们希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我当时奇怪，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是不好站起来说话的，我也奇怪，胡启立口头说话怎麽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书面语言”呢。这些会议所有讲话都有录音，后来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启立的话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长寿。”薄一波接着说∶“为什麽不可以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中选拔？五十几岁的，再过几年就六十岁了。”薄一波又转向右手的彭冲说，“你们委员长里面，九十几的也不算甚麽东西。”“年轻化是一个大问题，要一下子也不那麽容易。还要照顾到老同志。” 在谈到《深圳青年报》要邓小平退休事件时，薄一波说∶“《深圳青年报》如果是非党的，议论我党谁该上谁该下，不大好。党内的，这样来讲也不行。西单墙也不能这样的。我看这些人胆子不小。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党还没有开代表大会，怎麽知道。国外还没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讲小平百年后的连续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麽自由地提出问题是不行的。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薄一波已经要求赵紫阳严肃处理《深圳青年报》后，又“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 这次会议，在鲍彤汇报完了后，研讨小组的五位成员又进行了讨论。赵紫阳似有预感，竟然冒出“中国政治不可测”这样一句话来。当时，胡耀邦还是总书记，薄一波还没有对胡耀邦下毒手。赵紫阳在谈到了“党内民主”问题时说∶“党内民主的重点，是解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你们看看其他国家有甚麽经验。要真正依法办事，按党章办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往往过分强调了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员会监督之下，常委要置于政治局监督之下。这要立规矩，还要成为习惯。”他还说，现在这种制度，“没有事很好。这种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中国人背后计较，当面客客气气的。中国政治不可测。” 胡启立补充说∶“中国是先君子，后小人。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是关键。”胡启立说，今后五年内，政治局如果出现分歧，怎样解决？ 就在赵紫阳、胡启立这样说后二个月，在一次“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薄一波又一次发飙，当面批判、责骂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归纳出胡耀邦“六大错误”。“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将仇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把胡耀邦赶下了台。赵紫阳说“中国政治不可测”，一九八九年在处理天安门学生运动问题上，因对按邓小平意思写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有不同意见，胡耀邦下台后新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也被赶下了台。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2/3/30 附∶ 傅国涌∶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报》的言论 “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具体的措施，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麽？”1986年，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青岛举行的“中西文化研究会”上这样回答∶“我认为报纸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舆论对政治和领导人加以制约。”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批评的声音不能从报纸上发出来，就无法变成公共的舆论。即使言论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这也是任何阻挡民主化的力量为什麽要严防死守的缘由。 方励之教授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大胆敢言，领风气之先，在那个时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言论公开刊登在当年10月4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当有人问及∶“民主与一党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有些国家长期一党执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实际上他回避了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但《深圳青年报》在发表他的这些“新见解”时，赫然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为题，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标题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大标题，相隔二十五年，许多同胞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把我这篇报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在新闻界从业的朋友见了这样的报道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报》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文章《“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李红光。开篇即说∶“党法”大还是宪法大？当然是宪法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并非如此。“党法”和宪法的冲突是一个客观事实。 此前9月12日，中国新闻界的良心刘宾雁与记者关于中国变革大趋势的长篇谈，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为题整版发表，他直言“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素质只能退化”，“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远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发表《中国新闻人物谈中国“敏感问题”》，钦本立说《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说《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说《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王若望说《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李洪林谈老百姓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宽松”局面能维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闻”。一周后，又在头版头条刊出《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评论《人民应有议论领袖的权利》（许国）。 同一天，头版上还有几篇报道，温元凯在合肥新闻沙龙上呼吁中国人不要热衷于“窝里斗“，创造宽松、宽容的人际关系；包遵信在深圳参加讨论时说，“人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世界性主体的真正确立，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 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有特殊的原因，邓小平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深圳青年报》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它之外，《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经济学周报》这些报纸都曾吸引过许多有良知、对这个国家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成就了那些报纸，使那个时代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至于太羞kui。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了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什麽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时光的流逝仿佛专与生活在这块地上的人作对，在追求更为开放、自主、有尊严的公共生活这一点上，二十五年，我们不能说丝毫没有进步，却让人一次次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当然今天已进入互联网的微博时代，言论自由、批判自由并不完全仰赖纸媒，网络毫无疑问成了中国人通往民主化时代的一条通道，虽然这个通道也很狭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墙，将本来全球共享、信息自由流通的网络隔离开了。但不能不承认，除了网络上我们还能有一点公共呼吸的空间，还可以找到一点自主表达的可能性，在其他传统媒体上我们面对的更是铜墙铁壁。前些天，两个在中学任教的朋友应一家杂志之约做了一个对话，他们讨论了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本个话题本没有什麽敏感性，杂志却不敢登，编辑而且在短信中嘱咐他们∶“下次若是再做对话，不要选这麽敏感的话题了吧。” 这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媒体从业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尽可能不触犯底线，但又无法知道底线在哪里，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设限，自我审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论审查官也要离谱。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里，也确实令他们特别是媒体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边球、走钢丝的心思也很难产生。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传统媒体也许比现在更加远离现实的社会矛盾，远离任何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新闻、言论。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网络上引爆，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麽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道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这个民族并不缺乏民主的愿望与冲动，也不缺乏实践民主的潜力，缺的是表达这些愿望和冲动的公共空间，微博时代的来临让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愿望、冲动得到集中，这是二十多年前难以想像的。此时，如果方励之教授面对当年的那个问题，不知他会不会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报纸、期刊、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不重要了，只是它们的管制更加细密，自由的缝隙更小，批判的空间更为逼仄，至少眼下还不能太指望。而防火墙内的网络包括微博在内，尽管也在国家机器精密编织的天网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与报纸这些媒体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我们只拥有互联网，拥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广州《时代周报》曾做过一个关于微博的专题，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微博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个人性的，在每个微博的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这个具体的生命借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然后可引起成千上万的心灵的同感和回应。微博在这个时代的兴起，以这样的工具和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次机会。 但我们不能将它看做最终的可以依赖的力量，最终可仰赖的还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个个体生命内心的信仰，依靠每个人价值观的建立。 作为一种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应急动员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层面还是要依赖于长期的思想启蒙，不同年龄层的中国人都能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类文明的标准，合乎人性的标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题。 真正能改写历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后面的人。任何载体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们刻意地强调某种载体，那麽一心阻挡社会进步的那些人就会把这个载体消灭;如果我们不依赖任何载体，那麽任何载体的消亡都无所谓。 2011-08-13 2012-04-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尼日利亚大选令中国人蒙羞
昨天（31日）揭晓的尼日利亚（奈及利亚）选举被世界瞩目。它不仅对该国具历史意义，也启迪非洲其它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而对世界人口最多、经济全球第二、却没有选举的中国来说，实在是脸都没地方放了。让我们来看一眼那个非洲国家刚刚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道亮丽民主景观的几个特色∶ 第一，尼日利亚人口多达一亿七千万，排世界第七位，占整个非洲人口的六分之一。这麽大的群体一人一票成gong地选择国家领导人，再次证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选举。 第二，尼日利亚盛产石油（石油输出国组织第四大成员），是非洲最大经济体，GDP占非洲五分之一。该国的选举（和结果）标志著，权力和平转移对发展经济、石油出口、保持全球能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选举结果是反对派获胜，现任总统下台。而且当选的是八十年代曾参与军事政变，领导军政府、被西方媒体称为“独裁者”的前将军布哈里（M. Buhari）。 布哈里的军人统治1999年被结束，随后尼日利亚有了总统选举，每五年一次。在历次选举中，布哈里都组织了政党参选，但每次都败选。但布哈里没有再搞军事政变或图谋其它手段，而是坚持用参选，用选票，来赢得人心。 一个军政府首脑，最后能回心转意，相信民主，相信选票，尊重民意，这是一个多麽大的转变！布哈里上月底在伦敦演讲时说，他过去是军事强人，现在信奉民主的价值。他连续三届参加民选就是证明。 他第一次参选失败后等了五年。第二次又败选，再等五年。第三次，还是败选。15年期间，布哈里拜票，拉票，演讲，建立草根组织等，不是用子弹（bullet），而是用选票（ballot），最后终于赢得了总统府！多麽值得骄傲的胜利！ 1999年下台时，他56岁，今年72岁，从壮年进入老年，足足等了、努力了15年！这是一个相信民主、相信选票、相信宪政的心灵重生之路。这是尼日利亚人民的幸运，也给其它任何迷信“子弹”的权力者一个启示∶只要信奉民主，洗心革面，仍然有被人民选择（更是原谅）的机会。 尼日利亚自有多党选举后，一直是“人民民主党”当选执政，连续十多年。而这次则败给了布哈里领导的政党。布哈里以54%对45%的得票比例，获得压倒性胜利，超过现任总统乔纳森250万票。 尼日利亚的这场成gong选举，是民主进程向前又跨越的一大步。它再次向中国权力者、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传递这些启示∶ 首先，不管人均收入多少，不管什麽种族和文化，不管国情如何，都可以选举，都应该选举！用投票选择国家领导人，是人民的权利，剥夺这个权利是当权者的最大耻辱！ 尼日利亚的经济远差于中国，GDP总量是中国的20分之一，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三分之一，教育程度更没有中国人高，文盲率46%（中国是8.72%）。而且还有特殊国情∶南部主要是基督徒，北部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人口比例是1∶1，有宗教纷争。 中国有56个民族，而尼日利亚有250个，410种语言。活跃在北部的效忠“伊斯兰国”（ISIS）的武装集团博科圣地，过去几年已造成万人死亡。 尼日利亚不是小国，而是有一亿七千万人（相当两个四川省）。在这样的人口基数下，更不要说有上述那些跟中国相比非常不利的条件，尼日利亚仍选择了民选制度，已经选了16年！这次则实现了首次政党和平轮替。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不知道中国的御用文人们，还怎麽给共产党（不许选举）辩护？说中国人天生就不如非洲人，天生就是东亚病夫，天生就是政治奴隶？那你们不就成了“天生的李莲英”了吗？大脑被阉割！ 其次，这次布哈里当选，执政党败北，很大程度上是选民对政府腐败痛恨至极！他们宁可选择前军事强人，也要惩罚执政党，同时更是寄望布哈里肃贪倡廉，改变政风。因为布哈里军事统治时，曾严厉反贪，他本人也以廉洁著称。这次他胜选后，记者到他陈旧的两层楼住处采访时，邻居指给记者说，你看，那就是布哈里的汽车，只有一台，还是个旧车。 那麽原来执政的乔纳森总统不知道要反贪腐、争取人心吗？当然知道，并且也全力倡廉。但尼日利亚给中国人上的一堂课是∶靠执政党反贪腐，是不可能有真正效果的！靠执政党本身反贪腐，等于揪自己头发希望拽起来，从常识上完全没有可能！只有靠外部力量才能实现，而这个“外力”就是反对党，就是选举，就是政党轮替。 投票选举，民主政治，才是制约贪腐的唯一奏效的武器——哪个党的领导人或官员贪腐，就“连锅端”，把整个党选下台。只有脱胎换骨改革，才会再有机会上台。所以，没有民主选举的中国式的“反贪腐”，只能是做样子、摆姿态，绝不可能真正有效，它只是当权者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而愚弄百姓、收买人心的一个手段。 中国人总是为关了个薄熙来，抓个周永康，死了个徐才厚而“欢欣鼓舞”，潜意识对“英明的党中央”感激涕零。跟尼日利亚人民相比，中国人的愚昧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且不说投票是人权，选举是民主，仅从制约腐败这个技术问题上来说，尼日利亚人民选择用选票把整个执政党“关”起来了。而中国人每次都为关一个贪官、杀一个腐败分子、在一个党内换一个领导人而升起无限的希望。到底是什麽原因让中国人在这堂民主基础课上如此弱智，一个多甲子了还考不及格？ 尼日利亚人民选择了布哈里，还因为他曾是将军，有强力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的能力和促进该国经济发展的决心。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Wole Soyinka) 曾是布哈里的严厉批评者，痛斥他的“过去”，但这次仍决定投票给这位前将军。常识常理不仅可以赢得百姓，连文化人也是可以懂得的。 报道说，尼日利亚选举揭晓后，无数选民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这个非洲最大国家的权力和平转移，欣慰民主的胜利！《华盛顿邮报》网络言论副编辑阿蒂雅（Karen Attiah）在评论中说，这次尼日利亚的选举，“给整个非洲大陆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民主样板。”岂止是给非洲。在这道亮丽的景观面前，最难堪的，是最要脸却没脸的中国！ 2015年4月1日于美国 2015-04-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习氏中国不配拥有方方
何清涟 方方与我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黑暗的文革、相对开明的邓氏改革，在江泽民时期，我辞国了，她留在国内。由于是互联网时代，此后的中国变化，她是亲身领受，我则是在地球的另一半遥观。昨天看到那位叫钱诗贵在《今日头条》发文，称南京某暂不公布姓名的雕塑家，拟在杭州岳飞墓秦桧跪像旁，增添一座作家方方的跪像。称仅南京读者就逾150万，7千跟帖，获“压倒性支持”。 这条消息充分说明了习氏中国产生了一批毫无廉耻、百事可为的文人与媒体，青年一代已经义和团化。看到这条消息后，我心头涌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习氏中国根本不配拥有方方。这块土壤经过胡锦涛确立的反颜色革命，重归马克思主义；再经过习近平八年日益严苛的思想议论管制，学界只剩金灿荣辈，媒体上成天只见胡锡进之类鼓噪，已经再度成为盐碱地——不对，毛时代是盐碱地，习氏中国其实是比盐碱地更坏的重金属污染之地，只能长出毒物，这些毒物就是习近平通过奖劣罚优的社会控制，造就的一代“粉红军团”——我称之为义和团2·0版，打击方方表面上是一些网民五毛，或者是一些无耻文人，但放纵这些义和团2·0四出咬人的，是中共当局，否则这种辱骂霸凌的声音不可能充斥海内外中文网络。 习氏中国：奥威尔式动物庄园 要知道当今中国有多堕落，我们得回溯历史，这历史不是毛时代，而是江胡时代。 1998年，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在经历了13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之后，终于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虽然这家出版社在两年后关停，两位编辑离职，但当时社会能够接受这种声音，无论是被迫改变了后半生命运的我，还是人生拐了一道弯的几位编辑，大家都没有今天方方这么辛苦，因为社会上大都是支持者，就算是体制内的人，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打压。那时，经历过文革的三代人30、40、50代人大都记住了文革的惨痛，希望中国能够做到邓小平、江泽民承诺的“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一员。 胡锦涛承接了江泽民时期的余泽，加入WTO之后经济飞速增长，到2005年，中国就对外宣称要“和平崛起”了。虽然胡已经在2005年声称要防止颜色革命，吴邦国已经宣称了“五不搞”，但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人祸——震区中小学校舍多为豆腐渣工程，导致不少学生丧命，而中共拿着丧事当喜事办的应对，导致网上不少讥讽之声。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其中有“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王兆山的肉麻谄媚之态，成为网络上痛加嘲笑的对象。各路网友，网上声讨不断，不少人模仿该诗体反讽王兆山。甚至有山东作协作家宣布，因羞与王兆山为伍，退出作协。“兆山羡鬼”从此成为无耻文人的指代。 通过教育转换人的思想，至少需要十年为期。2004年4月，中共中央开始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到习近平接班之时，社会已经全面左转，薄熙来考量时势，争夺权力的斗争需要借助“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以争取崇拜毛泽东的社会底层支持。习近平上位后，走的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如今8年过去，已经养成了一代粉红军团。我在《粉红军团：中共批量生产的义和团2.0》中，谈到本人通过推特，亲身体验粉红军团双腿倒立看世界的特点：一是不知中国真实国际地位，认为中国永远是世界中心；二是昧于国际知识，总以为世界除了美国是老大，全世界哪国都比中国差，而美国也快被中国甩在背后了。习近平培养这样的粉红军团做自己的网络近卫军，在社交媒体上喊打喊杀，营造一种“唯中国伟大”的气氛哄自己开心，倒也算逞一时之快；但如果为国家未来谋，培养出这样一代愚昧、粗鄙无文、坐井观天、无知无畏、狂妄自大、与国际主流文明扦格难入的义和团2.0，只会毁掉中国的未来，这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犯罪。 就是这样一批义和团2·0，四处咬人，八方树敌。武汉疫祸在国内未了、国外传播之时，高兴得大喊“中国又赢了”、“西方国家连抄中国作业都没抄好“、世界受中国之累，还“欠中国一声感谢”，这么一批毫无是非感、颠倒黑白、不知社会良知为何物的一代粉红，证明中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动物庄园，养出了一大批只会高呼“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两脚羊，以及一大帮助纣为虐的驯羊奴。 脸上涂着红色污泥的亚细亚孤儿 方方的作品只是纪录了武汉封城期间她本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不幸沦为疫城的武汉人之痛，但凡是人，还有生命痛感，就知道在中国这个如今讲真话成了稀缺品质的国度里，这是何等可贵的一部作品。少数人赞她，认为她能够在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 里，说出社会的阴暗面；但倒立双脚看世界的当代义和团拳勇们，却以各种恶毒之极的语言辱骂她，说她不应该把社会阴暗面写出来，给西方递刀子，在义和团为当局前驱时，终于还出了一位集无耻之大成的义和团大师兄钱诗贵。 有支持方方的良知人士，例如南大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谴责这种邪恶行径：“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叫嚣，而是好人的沉默！”崔永元则愿意陪跪——我觉得崔永元支持方方是正确的，但不应该陪跪，媚权媚俗的钱诗贵与动物庄园的两脚羊们，一生只会向强权下跪，哪有资格让这些站着的人下跪？生活中，这些人绝对是失败者，只有在权力的怂恿下集结成群时，才有胆展现自己的无知无耻，充斥着这类乌合之众的动物庄园，根本不配拥有方方这种有风骨的人。 说习氏中国不配有方方，是有充分根据的。一个社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全看社会土壤。义和团2·0只让我想起了法国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的一些名言：“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善行感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善良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群体中的个人极易受刺激因素的影响，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中国的义和团2·0除了不会慷慨就义之外，其余特征都符合，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中共包庇纵容的一个犯罪群体。千禧一代再过十年就成为社会中坚。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就看这个国家拥有一代什么样的青年，习氏中国刻意养育出这么一代粉红青年，这个国家的未来将非常悲惨。 习氏中国不配有方方，因为成就方方的是以往的中国。那时，我们曾经以为中国已经非常黑暗，现在才知道习氏中国更堕落、更黑暗。50年代的中国虽然黑暗，但还有民国时期出生、未被中共完全驯化的父辈，总有人凭借人的良知，让后代知道三年大饥荒是中共之罪、文革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反人类浩劫；70-80年代的中国，中国打开国门，有限度地接受了西方文明，有过短暂的新启蒙，大家知道反思、知道中国有多贫穷落后，当局还知道喊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如今的习氏中国，透支几代人的生存资源，有了几个钱，以为自己可以自绝于西方文明另立规则。在这种狂妄自大中，武汉肺炎的疫情应付及愚蠢狂妄的战狼外交，让世界看清：有了中国因素，全球化难逃黑化命运。 习氏中国，就关起门来自个玩。实在想过把领袖瘾，就用民脂民膏玩金钱外交，购买非洲国家的“追随“，养些粉红军团，自我吹捧、四处树敌。但请不要象当年毛那样玩久了，最后成了“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只能在“在风中哭泣的亚细亚孤儿”。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4月2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2420200925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紫藤庐的故事
最开始知道紫藤庐这处所在，是从老友朱学勤90年代中期一篇散文中。那时，学勤介绍的重点是紫藤庐老主人周德伟先生——一位曾师从哈耶克、既秉承儒家道统、又以弘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己任的践行者所写的一副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朱学勤对这副对联的引用与感悟，让大陆知识分子开始了解紫藤庐及其主人。不少知识人访问台湾，必去紫藤庐一游，各种介绍周德伟思想的文章渐渐多起来，我也开始知晓紫藤庐的点点滴滴。这所邻近台大的日式建筑是国民政府迁台后分配给时任海关关务署长的周德伟先生的官舍，因其院落内种有几株紫藤树而得名。紫藤庐老主人周德伟先生的特立独行，南京的邵建先生已多次提及，比如当年身为北大学生之时，正处新文化运动之中，却不喜欢那份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的《新青年》；用白话文写作成为中文写作的主流时，却坚持用文言写作；青年时期出国，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门生，深受奥地利学派影响。凡此种种，使得儒家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在周德伟先生身上融合为一体，这种现象在今天很难想象，但却是少数民国人物特有的精神气质，主雅客来勤，紫藤庐有了周德伟先生这样的主人，在上世纪50年代也就成了以台大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学者经常聚会的沙龙，对台湾学界影响甚大的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陈鼓应等常聚于此纵议时政，抨击当时的蒋氏独裁政权。哈耶克那本《到奴役之路》的外文版就是周德伟先生送给殷海光并建议其翻译的。 紫藤庐的名字因此也就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希望有机会去台湾时一游，感受前贤之风范。 今年5月，去紫藤庐品茶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及至参加了一系列在紫藤庐举办的文化活动并了解到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之后，我才知道，在台湾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庐的功能早已不只是一座茶馆，从70年代开始，它不仅见证了台湾民间力量的发展，还承载了文化、教育、政治等多种功能。 紫藤庐有此功能，当然与它的第二代主人周渝的精神气质极有关系。周渝的少年时代正逢1950年代，这时正值国民党败退台湾不久，从世界范围而言是自由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对垒初期；从台湾本岛而言，政治上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走自由民主道路，经济上是坚持统制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文化思想上坚持严加控制还是放松的时候。当时正是台湾自由知识分子坚持反蒋氏专制之时，紫藤庐成了反专制人士论道之所。时值少年的周渝对父执辈的这些争论极感兴趣，这种思想底色使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治的道路。 周渝先生还有一癖好，对中国茶文化的痴迷。从前人的“禅茶一味”、“茶即禅心”中，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四字茶经：正、静、清、圆。他认为，一片小小的茶叶在水中可以展开一个小小的“自然道场”，一间茶馆或家居茶空间可开展出一角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道场。自开办紫藤庐茶馆之始，周渝先生就将茶馆的使命定为“自然精神的再发现，人文精神的再创造”。他有句名言：“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忧天下，什么都忧，最后都忧成病了。紫藤庐就是给知识分子治病的地方。”这紫藤庐又是如何为知识分子治病？一是提供场所，办杂志，聚合志同道合之人；二是在同人们遇到国民党当局打压流离失所之后，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 1975年，周德伟先生离台赴美之后，周渝接管了这所老宅，其时正值台湾民主化运动初起阶段，周渝参加了美丽岛运动，一些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挫败的失意者无处栖身，纷纷在此避难度过艰难时世。紫藤庐因此成为以后陈文茜笔下“反对运动记忆里最美丽的堡垒”，也成了林浊水回忆里“落魄江湖者的栖身之所”。 但如果以为紫藤庐仅仅只是政治人物聚合之所，却也小看了这个茶馆。茶馆之道在于包容，为人颇有古风的周渝先生的包容性又特别强。前来茶馆小聚的人士虽然身是客，却在这紫藤庐里感到轻松自如。我这次到台湾之时，看到过去几个月内的文化讲座就有多种，有画展、有音乐会，纪念辛亥百年的系列讲座更有来自大陆、港台的名家多位——在大陆，有关这个题目却成了禁区。我参与其中的这个“自由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的讲座也在紫藤庐里开办，每次都座无虚席，台大、中研院及各路文化人物以及来自大陆的交换生都乐于参与。举办这种活动是紫藤庐的传统，如今在台湾颇有名气的舞蹈家林丽珍的事业就是在紫藤庐起步，她的第一支舞“不要忘记你的雨伞”就是在这个茶馆里策划并编排，最后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台湾知识界颇有名气的以《台湾社会科学季刊》为标记的团体“台社”，就是在紫藤庐创办，至今20余年，每月定期在此聚会从未间断。紫藤庐的常客还有台湾文化名人尉天骢、白先勇、施叔青、李昂、辛意云等人。紫藤庐的故事，成了台湾一代文化人的集体记忆。 周渝作为茶馆主人，奇妙地将台湾的文化能量汇聚于紫藤庐。在台湾文化人的心目中，紫藤庐绝不止是一所茶舍，而是艺术的故乡、思想的故乡、人的故乡，是大家的精神栖息之地。当1997年台湾政府财政部欲收回紫藤庐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台湾艺文界、学术界、茶艺界及台北市民甚至一些国际友人都参与了抢救紫藤庐的行动，纷纷连署向政府施压陈情。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女士将紫藤庐指定为台北市的古迹而保存下来。当年的抢救小组成立紫藤文化协会 ，与周渝先生共同接受台北市文化局的委托，继续经营紫藤庐——从这次抢救行动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紫藤庐在不经意之间，化为台湾文化人生命的一部分，很难有这种自觉的集体行动。 一座城市的文化需要有承托之地，巴黎人曾经赋予左岸咖啡馆以人文气质，认为是巴黎丰沛的人文思想滋养了“左岸”这个文化品牌，赋予了“左岸”一种法兰西文化的质感。对于一杯咖啡，左岸咖啡馆所倾注的不只是250公克的黑色液体，而是一份数百年来对人文思想的尊敬。这样的流行使得“在左岸咖啡馆喝咖啡”成了时尚， 不少到巴黎的游人也以到左岸一游为乐。 紫藤庐虽然还未成为左岸咖啡馆那样有名的世界文化品牌，但紫藤架旁简朴的茶舍，朴拙的茶杯里溢着清香的茶，构成了一种东方意味极浓的茶文化，慰藉着台北这座城市中来自中土的各色人等。人们聚集在紫藤庐不仅是品茗，更是寻找一块满足精神与自我的精神栖息之地。这座茶舍生于台北，长于台北，与台北的知识分子一道经历追求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也与台湾的艺术家们共同营造了催生台湾本土艺术的文化氛围，使紫藤庐里弥漫着一份包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东方气质。对于我这位有国难回的异议者，紫藤庐几日的停留，极大地抚慰了我那多少有点疲惫的游子之心。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6月3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6/wistaria-tea-house/）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俄乌战争：一场不由乌克兰自主的战争
何清涟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来自前线的战区消息不多且有不少谣言混杂其中。但有件事情可以确定：俄罗斯准备打的是一场有限战争，目标明确，要 求乌克兰保持中立地位，控制局势之后很可能扶持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政府替代现政府，2月25日乌克兰总统提出以乌克兰保持中立为条件的谈 判要求，符合俄罗斯要求；但美欧却一再强调俄罗斯准备全面占领乌克兰，对俄乌谈判毫无兴趣，而且除直接派军队之外，从多方面给乌克兰 支持，希望乌克兰长期抗俄。乌克兰总统也终于发现，尽管本国是战争两造之一，但决定权完全不在自己手中。 俄罗斯一直在为恢复苏联荣光做准备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在短暂欢呼民主化之后，很快就为苏联荣耀不再而失落，普京早就向俄罗斯要重拾苏联时代的部分影响力以及苏联拥有或实际控制的土地。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这个进程加速推进。 这次俄乌战争的特点是：从发动战争的俄方来说，这是经过各方面测算并选准时机，并宣布阶段性目标的一场有限战争；从防守一方来看，助阵者多达几十国，舆论准备最长、表态次数最多，但实际准备做得最不充分的一次战争。 普京当政20多年，终于等来了他认为最好的时机：一、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处在国势下降通道之中。欧洲的颓势长达十来年，2015年难民潮对欧洲的打击与长远影响，已经有英国作家和评论家道格拉斯·莫里（Douglas Murray）的《欧洲的离奇死亡——移民、身份和伊斯兰教》一书为证。对美国的现状，普京2021年10月21日出席了俄知名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活动发表的讲话——即媒体所称的“瓦尔代讲话”，该讲话对西方“进步主义”和左翼思潮正在摧毁美国社会作了言简意骇的批评。如果说，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是种概括，普京“瓦尔代讲话”显示，他对西方的衰落之了解，相当具体入微。 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普京筹划已久的一次行动。这次军事行动，除了他对乌克兰军力的了解之外，还基于一个判断：北约与美国不会军事介入俄乌战争。这除了近几个月来欧盟各国及美国拜登政府的不断表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帮助他判断：《纽约时报》2月25日报道说，据美国官员称，三个多月来，拜登政府高官与中国高官举行六次紧急会议，美国人在会上提供了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集结军队的情报，并恳求中国人告诉俄罗斯不要入侵——不太理解美国这种神操作，以情势而论，就算中国将美国意愿全部转达给普京，也只会加强普京这一判断：美国决不会军事介入。 至于美国为何要委托俄罗斯的半盟友中国去做传信人，恐怕动机比较复杂，但绝非愚蠢。 西方国家辜负了乌克兰 乌克兰方面当然深切感受到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但是乌克兰在西方是否介入这一点上，正好与普京的判断相反。尽管德法两国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上明确拒绝，乌克兰还是充满了希望。 从地缘政治考虑，乌克兰是俄罗斯与欧洲的缓冲地带，在正常情况下，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会选择中立姿态，运作得当，将成为平衡两边关系的政治筹码。但因俄乌关系三百余年间充满了爱恨情仇，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加深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普京的恨意，因此他们努力靠拢欧盟，希望加入欧盟并成为北约成员国，求得欧盟的保护。从乌克兰民众的角度考虑，由于乌克兰是东欧国家当中最贫穷的国家，加入欧盟之后，乌克兰人可以获得在欧盟各国自由流动就业的红利。与乌克兰人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只要对他们谈在俄欧之间应该采取中立，几乎都会遇到情绪激昂的反对。乌克兰政府是民选政府，外交政策当然得遵从民意，否则将会受到亲俄指责而丧失政治威信。 不太清楚欧盟那些主要国家当初究竟向乌克兰承诺了什么，但乌克兰的期待不会凭空产生。很多批评者认为，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乌克兰，2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他已经跟北约27个国家领导人通电话，但是这些领导人都很害怕，都不回答乌克兰是否会加入北约的问题。2月25日，泽连斯基发布了一张他身着戎装与乌克兰军人在一起的照片：“这也许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我们，我们孤立无援，但我们不是懦夫”。对于欧美缓慢的制裁速度与各怀鬼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发表强硬谴责声明，“对于将俄罗斯逐出SWIFT感到有疑虑的人，手上都沾染了无辜乌克兰人民的鲜血”，强烈要求欧盟各国“将俄罗斯逐出SWIFT”。（BAN RUSSIA FROM SWIFT）」。 利益相关者各自的盘算 这次战争牵涉到三方：乌克兰、俄罗斯、欧盟与美国。 俄罗斯的目的非常明确地宣示：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并且不接受其他国家驻军，意在阻止北约东扩（已经五次东扩）。其间利害，只要想想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不让苏联在古巴布署导弹而不惜一战就可以理解：谁愿意自家窗口被人用大炮对准？ 欧洲各国希望自己与俄罗斯之间有道屏障，减轻压力，乌克兰主动放弃中立，欧盟求之不得。欧盟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得手之后，必将危及到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 。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构成北约东部敏感战略侧翼。北约在该地区的军事参与，正是其与俄罗斯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普京反对北约东扩到与其接壤的国家，要求北约重新考虑其在该地区的部署。从目前情况来看，让普京久陷乌克兰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既可引起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愤怒，更可削弱俄罗斯国力，因此，在俄乌决定谈判后，网传拜登政府欲将泽连斯基从基辅接走，虽然无法确定消息真假，但有一条消息可做为判断的佐证： 2月26早上4点多泽连斯基在推特发布推文，与他两天前要求与俄罗斯谈判的态度完全不同，声称乌克兰必须成为欧盟的一部分（Ukraine must become part of the #EU.）——这表明，他与欧盟又有新的谈判。 欧美想将乌克兰变成普京的坟场 本次战争还有一个特别奇特的因素：信息战。特点是：俄罗斯国防部会及时发布战况信息，但乌克兰国防部除了发布简单几条信息后就保持沉默，这几条信息当中，那条开战当天被广为传播的乌军击落俄飞机的信息的画面，被路透社证实为来自一个游戏的画面。现在据说不让乌克兰市民发布视频，只有BBC驻乌克兰记者在离开战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布信息，供人粗略了解。 就在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要求与俄罗斯就乌克兰中立地位进行谈判、人们纷纷谴责美国与欧盟连制裁决定都无法迅速做出之时，发生了三件事情： 2月24日，美国宣布，将向欧洲波罗底海三国部署7000名美军。拜登还还表示，作为北约应对措施的一部分，他已授权向德国派遣“额外的美国部队”，其中包括几周前待命的一些部队。2月25日，北约宣布，北约反应部队（NATO Response Force）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激活。据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托德‧沃尔特斯（Tod Wolters）将军宣称，启动由盟国陆、空、海和特种作战部队组成的多国部队，可以迅速部署以支持北约成员国——人们认为这是虚张声势，为何不及时派遣部队介入战争以解乌克兰之危？哪怕就是派空军轰炸，也能打击俄罗斯。 2月25日，白宫要求国会批准 64 亿美元的援助，以解决俄罗斯入侵后的乌克兰危机，其中包括 29 亿美元的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向国防部提供的 35 亿美元——这是希望开启全面战争的节奏。如果俄乌谈判成功，乌承诺中立，俄撤军，美国只需要提供10亿美元就够了。 2月26日，德国授权荷兰向乌克兰运送400 枚RPG，以协助打击俄罗斯军队。 以上三条消息，表明欧美政府希望乌克兰挺住，坚持一段时期，越久越好。 现在做个提纲挈领的概述： 普京直接打击目标是乌克兰，针对的是北约东扩，目的是逼迫乌克兰中立，在合适的时机再扶持一个亲俄政府——二战时期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府就是苏联用枪炮送进去的，说不定“乌克兰新政府”班子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普京必须要速战速决，他的顾问说了，原计划是两周拿下乌克兰，否则国内反对力量会趁机闹事，普京处境会变得不妙。 欧盟与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一点。这几天媒体大量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都希望普京陷入乌克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泥足深陷，最后俄罗斯内部将普京拉下马，没有普京的俄罗斯，最多就是一只拔掉牙齿的老虎。但如果让俄乌现在就谈判，乌克兰被迫选择中立，接下来就是波罗底海三国与波兰这一北约侧翼与俄直接对阵，这是北约特别不愿意看到的情景。欧盟虽然不想直接派军队，但也得用各种方式包括为乌克兰送军事装备与资助，让乌克兰挺住，至于乌克兰的代价就不在其考虑之列了——宣布准备接收乌克兰难民，让他们有路可逃，就不至于将怨恨引向自身。 目前，如何选择，就看泽连斯基政府了。 一，与俄罗斯谈判，确立中立原则，结束战争； 二，让乌克兰成为埋葬普京政治生涯的战场，付出巨大牺牲，欧盟、北约的奖励是吸纳乌克兰做为成员国，从此成为对付俄罗斯的欧洲之盾。 如果是平时，可以公投；现在没法公投，只能依靠泽连斯基做出判断了。估计事到如今，他对西方国家的谋略也了然于心。但是，他如何做出选择，与他个人今后被哪一方控制很有关系。控制者能够代替他表达意愿。 （原载大纪元，2022年2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2/26/n1360762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马悦然和莫言有“诺奖交易”？
莫言得诺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可能跟莫言有利益交换，或从中牟利。美国重要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近日刊出文章,对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诺奖背后有利益冲突吧？”（Was ther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hind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跟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签约，用他的莫言译本获丰厚报酬。 对此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否认。但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他们的稿酬丰厚到让马悦然自己报价的程度（to name his own price）。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对方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增加，马悦然的译本就能获利。 马悦然在回应时强调，他不是在诺奖公布前跟出版社签约，而是莫言获奖之后。但瑞典媒体说，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前后”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对莫言获奖，马悦然作为评委之一，早就知道个大概，所以他才翻译莫言的作品。按“利益回避原则”，诺奖的评委不应翻译获奖者的作品，因为这有个获奖作品销量多、译本获利的问题，等于跟“获奖者”有利益关系。 而且，如果某位瑞典文学院士是候选作家作品的译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再参加有这个作家入围的最后“评选”。因为这里面已有“利益”问题，等于在评选自己译稿的未来销路和版税收入了。 其实早在当年高行健获奖时，就有人提出这种质疑，因高行健主要作品的瑞典文版，都是马悦然翻译的。马悦然当年接受我采访时说，“差不多高行健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都是我翻成的瑞典文。”马悦然当时很自豪地对我说，“可以说我没有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他就不会得奖了。” 马悦然翻译了高行健的作品，然后全力推动他获“诺奖”，那马悦然的译本在瑞典就成了“垄断版”，或至少是当时的唯一版，当然就会给马悦然带来版税等经济利益。 而且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马悦然就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更别说读者）看到和评价这部作品前，马悦然就自己认定它是一部可获诺奖的作品。 马悦然通过推动高行健获奖，他的译本获利多少，外界不知道。但从高行健获奖前后他的小说《灵山》在台湾的销量就可得知。高行健在纽约演讲时说，《灵山》“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获奖后才热卖。 在高获奖后，马悦然要高行健把原来出版他瑞典文译本的公司换掉，改为马悦然好友开设的出版社，这点也被媒体指出涉嫌为他自己谋利益。 当时连美国《洛杉矶时报》也对此严词批评，该报在高获奖两周后发表威廉斯（Carol J. Williams）的批评文章痛斥“马悦然是个无耻的追逐个人利益者，他成gong地将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国作家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他的行为已使这个文学国度的圣堂被玷污。”当时连德国文化部长诺曼（Michael Naumann）都出来说，马悦然的这个举动“重创了诺奖的声誉”。（《洛杉矶时报》这篇报道的网址∶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0/nov/01/news/mn-45189） 所以，在这次马悦然被媒体揭出跟莫言获奖有“利益冲突”之前，在高行健获奖问题上，早就有更严重的“冲突”。 对这次瑞典电视台的披露，马悦然非常恼火，他在回应中骂电视台编辑是“白痴”；并说好不容易把诺奖发给一个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作家，电视台这样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怒的话，又会发声明说西方文化中的反华因素为诋毁中国作家的成就而不惜手段。”马悦然扯到政治和国家上，明显试图转移媒体关注他和获奖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视线。 但不管马悦然怎麽“愤怒回应”，他没有否定瑞典媒体披露的事实∶在莫言获奖后，他立即把自己的译本送到出版社，而且出版公司给他的版税丰厚到要他自己开价。 除此之外，另一个马悦然和莫言涉嫌“利益交换”的例子，瑞典和西方的媒体都不大知道，就是马悦然的中文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是莫言写的序。莫言写序百天之后，就拿到了诺奖。在这次瑞典电视报道马悦然的莫言译本利益冲突问题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证实，马悦然“深入地参与了”（highly involved）给莫言评奖的讨论。 莫言给马悦然的书作序，马悦然随后“深入参与”讨论莫言获奖，然后拿事先译好的莫言作品跟出版社签丰厚版税。这不是把诺奖变成一场赤裸裸的商业交换了吗？ 主攻《公羊传》和《左传》的中国古文专家，忽然会写中文小说了。而且几年前他还出版过一本中文的《俳句一百首》。瑞典的古汉语专家，既成了中文诗人，又成了中文小说家。马悦然是天才吗？从网上查到，他的这本微型小说集，是和比他小43岁的娶自台湾的太太陈文芬合写的，一共106篇（马悦然说他写了60篇）。 这部小说集我没有看过，但据网上的内容介绍得知，该书约五万字。这个字数实在令人瞠目。106篇小说才五万字，那等于平均每篇才五百字，马悦然太有才了，五百字可以写出小说来。我写评论，500字都难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多年前辞掉了台湾《自由时报》上的一个叫做铿锵集的专栏，因为要求600字，很难写，除非胡乱写。 小说不管多麽“微型”，总得有人物和起码一个情节吧。五百字？看来马悦然完全可以跟43天写46万字（小说《生死疲劳》）的天才莫言比谁更有文字“大跃进”的能力了。 马悦然可能早就担心被人指出“利益冲突”，所以该小说集没有署他们夫妇的真名，而是用的“南坡居士 台湾小妖”。作者无名、又微型到如此地步的“小说集”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肯定不会有多大的销路。但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当红作家莫言作序，效果就不一样了。莫言的“背书”当然会给马悦然带来销售和版税等商业利益；反过来，马悦然推动莫言获诺奖，利益就更大了，除了奖金，更有其他无形的利益。莫言的“序”看来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文字。所以有评论说，在当今中国，“会做事的”不如“会来事的”。在这方面，莫言更是不必言说，就心领神会。包括跟一直推荐他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关系拉到大江去中国时，专程去看望莫言的姑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写过∶“有一次大江健三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发现作陪竟然就是莫言。”莫言还用小说通信的方式，歌颂这位日本恩人（据网上文章，《蛙》中有四封跟日本作家的通信，那个作家就是大江）。 现在莫言获奖了，马悦然夫妇的这本小说集又要在台湾推出。这次他们署上了真名实姓（马悦然 陈文芬）。在台湾“博客来”等多家网络书店上，目前都可看到这本书的预购广告，说是10月25日推出。而且特别用“莫言作序”来做广告。这不是明摆着要借莫言得诺奖的“东风”赚一把自己的名誉和利益吗？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在违背诺奖委员会严格的“评委不可有任何利益因素”的规定吗？马悦然和获奖人在中文世界共同牟利的做法，显然诺奖委员会完全不知情，否则瑞典媒体会闹翻天！ 对这本平均每篇不到五百字的小说集，莫言在“序”中是这样歌颂的∶“这两个人的小说，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著历史变迁、两岸三地、巴山蜀水、乡音梵号、三坟五典。那些丰富的背景和潜台词，全靠读者去想像。犹如竹林边飘摇的酒旗，犹如深巷里飘散出的酒香，犹如探出墙头的花枝，向人们昭示著里边的风景。”这比马悦然的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还“壮观”，真是知恩图报呵。 当然，马悦然希望通过莫言译本多得一些稿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他的经济情况实在不太好。他妻子陈文芬去年底接受上海《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几乎就没有什麽剩下了。”（算下来每月只剩570克朗）而高行健和莫言等获奖，马悦然的译本能多卖出一些，那他的收入就不会“没有什麽剩下了”。只是这种“利益关系”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他作为知识人的体面等，可能也没有什麽剩下了。 2012年10月19日于美国 2012-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吴育升的情妇为何低调
最近南韩法务部的举动，好像故意跟台湾的王清峰们过不去，竟然通过决议，继续保留死刑，同时决定废除“通奸罪”。这点，正好跟台湾相反。刚下台的法务部长王清峰，在任内坚持废除死刑，拒不执行最高法院的死刑判决；同时在她任内，对台湾的通奸罪，却不寻求废除。 南韩所以保留死刑，因多数民众赞成。一周前的最新民调，83％南韩民众支持死刑制度，反对者只有11％。南韩废除通奸罪，也是尊重民意。近年因韩国女星玉素利被丈夫告通奸一案，更引起南韩舆论对通奸罪的讨论。玉素利认为通奸不应是刑事案件，要求释宪。虽然南韩高院九名大法官有五人认为通奸罪“违宪”，但因未达六人门槛而败诉。此案引起全国关注，南韩妇女联合会认为，通奸是私人问题，国家不应刑法处罚。民意舆论最後促成南韩通过决议废除了通奸罪。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通奸罪更明显是过时的贞操观。现在除有些不许女性露脸、要带面罩的伊斯兰国家还有通奸罪（主要是惩罚女性）之外，多数国家都已废除。连中国的《刑法》，虽有几百个罪名，但也没有通奸罪；涉及两性关系罪名的，只有强奸、破坏军婚、重婚三项。而在台湾，通奸不仅是犯罪，由国家司法机关侦办，还要判一年以下徒刑。在这一点上，台湾已落後於全世界。 婚外情，是与人类俱生的现象，早在《圣经》中就有记载。但在当今文明社会，都是把它放在道德层面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司法和警察出面。例如最近美国的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被揭出多角婚外性，有名有姓的女人就有十多个。但不可想像美国人会主张给他或者那些女人定罪，抓去坐牢，而是舆论谴责，包括经济惩罚（撤伍兹广告），最後伍兹为了公众形象和广告商利益而公开道歉、认错。 在台湾，有人认为，通奸罪一旦废除，丈夫更可能外遇偷情，出现更多的“吴育升”。但据台湾中大法律学者官晓薇对过去六年一千例通奸判决的研究统计，被告通奸的丈夫，有50％的机率被妻子撤告；但如是妻子被告通奸，只有23％被撤回；女性被定罪的人数多於男性。所以“妇女新知基金会”副秘书长简至洁曾撰文指出，“通奸罪反倒成为惩罚女人的武器”。 不久前轰动一时的吴育升婚外性事件，女主角孙仲瑜之所以事发後躲躲藏藏，非常低调，甚至跑到中国避风，其中可能就是怕吴育升太太手里的尚方宝剑“通奸罪”，因为只要她敢说出任何不利“吴立委”的话，就可能吃官司（虽然她是单身）；荒唐的是，婚姻中的吴育升却不会受任何法律惩罚。 中国文化欺负女性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年前，孔子就把女人视为小人，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要求女人“三从”∶婚前服从父亲、婚後服从丈夫、夫死服从儿子，从而形成中国两千年歧视女性的男权文化。在辛亥革命後的孙中山时代，竟有这样的法律，妻子通奸是侵害“夫权”，丈夫杀妻属正当防卫。在蒋介石掌权时，中华民国刑法规定，通奸罪只处罚妻子和情夫，男人外遇不在通奸罪惩罚范围。虽然今天台湾的通奸罪改为男女均罚，但受罚的多是女性，还是一个吴育升们事後仍可“歌吴升平”的男权社会。 是否废除通奸罪，不仅仅是一个更公平对待女性的问题，而是牵扯到对私生活领域不可用国家司法处理的重大个人权利问题。如果吴立委能提案废除通奸罪，那也算在丢了面颜、却没丢官之後有点贡献，可青史留名了。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3月22日“曹长青专栏” 2010-03-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
最近，中国发生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现象，即无数“英雄”面对极权体制竞相折腰。章诒和的“告密者”与“卧底”刚披露了冯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旧事，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访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论紧接着粉墨登场。似乎这些知识界人士的堕落还未足见证“精英”之丑陋，银屏“英雄”成龙更赤裸裸地以“中国人需要管制”为专制政治张目。 有人认为不应该追究冯亦代这类告密行为，理由是“告密是毛时代的政治高压所造成，因此不能责怪个人”。这理由的前一半不无道理，因为极权政治掌握了人赖以存活的一切资源，不服从者不得食。这种体制将人分割成一个个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们被陷入彻底的孤立状态，亲人、朋友之间亦不能互相信任。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与恐惧之下，即使象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周谷城等造诣很高的一代学人，也无一不在中共统治之下变成了低首伏心的“思想囚犯”。但后一半却全无道理，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提旧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当事人，而是要让人们认识到极权体制让人变成鬼的罪恶。毕竟，我们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远未结束的政治高压，但不是每个人都堕落到粪土之中。 如果说冯亦代成为告密者尚可归罪于时代，那么孙东东与成龙的言论却并非屈服于政治高压，属于主动迎合献媚，因为后毛时代对人的严酷控制远不如毛时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据说孙东东在“六四”期间曾冒险保护过学生；而成龙当年“六四”时也曾放歌支持学生运动。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位当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价值观发生这种倒转乾坤的变化？仅仅从利益选择上考量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因为在中共无法控制的公共舆论中，这条向权力献媚的道路通向的是耻辱而非荣耀。更何况如今中国取媚权力者日众，当局已将献媚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献媚带来的利益之“边际效益”趋近为零：孙东东说了那些无良之语，他的政治地位不会立刻获得提升；成龙如此献媚，中共政府也不会组织各单位观看他主演的电影，以提升其大陆的票房收入。将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变成无耻的政治献媚者，不能不令人叹服 极权体制对人的驯化功能。 如果说孙东东生活于中国这个不自由的世界，其行为是共产党长期驯化的结果，那成龙化虫的过程就不能如此解释。因为成龙生长于港英时期的自由香港，没经历过中国大陆人都曾经历且还在经历的思想驯化过程，他成为一个向极权献媚者的原因就更形复杂，值得追索。 自从罗曼·罗兰封存苏联之行日记50年之遗嘱事件曝光以来，我就开始注意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许多生活于自由世界的知识精英，他们在本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常做狮子吼，敢于批评一切不公不义的现象，比如罗曼·罗兰就有“法国的良心”之称。但一旦他们与极权体制相遇，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极权统治的阿谀者与依附者。这条通向屈辱的道路上过去行进着不少人，比如那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比如《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为极权体制所做的宣传曾为苏共与中共立下汗马功劳。 也许有人会辩称西方人之所以受骗上当，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共产极权国家的真相，那么我还可以找出许多华人精英竟相阿附于极权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负将武侠小说这一俗品送入文学殿堂之功，阿附极权并不会使其声誉更隆，但他偏要献媚中国当局自污其身。有人曾为金庸辩称，认为是其性格软弱所致，那么强悍的李敖在台湾呵佛骂祖，见佛杀佛，但到了大陆却锋芒尽敛，其锋芒内敛之功令人叹为观止。 极权统治为什么会引众多“精英”竟相折腰？这究竟是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多年以来，这个问号有如巨大的芒刺扎在我的心中。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一个大课题，因为“精英”们变为卑污的告密者与献媚者的丑剧仍在中国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还不会象冯亦代那样写《悔余日录》以示忏悔之意。 因此，“我们需要灵魂的拷问”，这种拷问，既对他人，也针对自身。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4月30日，第290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中东再成火药库 历史长河或拐弯
何清涟 就在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状态，西方预言中共必然武力侵台之时，刚消停不到两年的中东火药桶又开始爆炸。10月7日，巴勒斯坦极端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此次行动被命名为“阿克萨洪水” （AksaTufani），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以色列10月8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空袭哈马斯据点，加沙地区沦为修罗场。鉴于现阶段三场正在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都将是一个不亲自下场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角，其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方式与深浅程度，将决定那块土地今后的生存状态。 哈马斯为何要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 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与俄乌战争时美国及西方国家舆论一边倒、封杀俄罗斯媒体不同，各种声音都出现，对于判断情况相对有利得多。 这次行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哈马斯明知恐怖袭击会遭到以色列的强力报复，为何还会发动这次行动？二、号称世界第四大情报组织的摩萨德为何事先没得到情报？ 后者的猜想如汗牛充栋，但真相如何，得沉淀一段时间方会浮出水面。对第一个问题，半岛电视台10月9日那篇《“阿克萨洪水”如何颠覆以色列在地区的野心？》 给予了清晰的解释：继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外交正常化之后，美国也在支持并推动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而这将是一项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它将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绕过、被抛弃，并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丢给内塔尼亚胡的极端主义政府掌控。分析人士认为，哈马斯发动这次行动，能够扭转巴勒斯坦局势，并使那些绕过巴勒斯坦人清算巴勒斯坦事业的企图变得难以实现。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回击明确快速，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于10月9日宣布：”（战争）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绝大多数渗入我国领土的敌军已被消灭“，并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正在开始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正赶回以色列，准备为国效力。 #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世界各国已经陆续表态，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仍然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10月7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发言，谴责哈马斯，并表示美国准备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支持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在10月8日下午联合国举行的紧急闭门会议中，美国还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强烈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以及乌克兰外交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均表态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 表态提供援助的目前还只有美国。 欧盟成员国一致谴责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但不少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10月9日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这一决定表示不满。爱尔兰政府发言人当即表示，都柏林认为欧盟委员会专员单方面决定暂停对巴勒斯坦援助缺少合法性，西班牙则明确表示反对。卢森堡外长阿瑟伯恩表示，“200万人生活在加沙走廊，他们同样是哈马斯的人质，这种做法，只能把他们推向哈马斯一边”， “我们的援助是对加沙人民的援助，并不是给哈马斯送钱。” 俄罗斯、中国则呼吁双方克制，不要让事态升级。 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明显多于以前 伊朗是旗帜鲜明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态称：“我们支持阿克萨风暴行动，我们将与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站在一起，直到巴勒斯坦和圣城解放。”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声援哈马斯，作为回应，以色列炮兵袭击了黎巴嫩领土。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发表声明，一致指责冲突的起因是以色列一贯持续的侵略行为。 远离战火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10月7日重提9月中旬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西方大国不要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佩特罗在社交媒体X发文说，“我支持建立和平对话，巴勒斯坦国将得到全面承认。” 图片 土耳其的声音让美国感到特别刺耳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显然有备而来。他的态度半点也不含糊，除了警告以色列不要升级巴以冲突，强调通过国际法解决冲突，还附送上解决方案：1、只有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中东和平才有可能实现；2、按照1967年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已经刻不容缓；3、土耳其人民强烈要求派土耳其军队驻军加沙。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分别与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两国总统通话，表示土耳其准备斡旋以巴冲突。 埃尔多安的顾问奥克泰·萨拉尔写道： “虽然我们不支持战争或暴力，但我们认为巴勒斯坦发起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防御是一项合法的权利，我们完全支持。” 土耳其自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传人，近年来多次宣称，联合国并不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暗示土耳其在联合国应该有与五常相侔的话语权。土耳其是中东难民涌向欧洲的咽喉之地，每逢欧盟做了让土耳其不顺眼的事情，埃尔多安就发出放百万难民过境的威胁。今年5月大选时，西方国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西方媒体则一致预言这位意图做“现代哈里发”的总统将结束长达20年的专制。因此土耳其媒体明确指出西方在土耳其策动“颜色革命”。等大选结果出来后，西方国家为避免关系继续恶化，纷纷在第一时间送上给埃尔多安的贺信，但这个樑子已结。 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对2013以巴冲突的态度 以色列1948年5月建国，建国当天就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开打，此后七十多年，各种战争从未断过。如果没有美国的全力加持，以色列人根本无法持续到今天。 穷得只剩下烂命一条的巴勒斯坦，又是依靠什么与以色列血拼了整整75年？表面上看，以色列对付的主要是又穷又硬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实际上以色列要对付的可是整个中东。在巴勒斯坦的背后，有一群对以色列恨得牙痒痒的友国，这些国家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以色列背后的美国，早就把以色列撕成碎片扔在风中了。 美国为什么必须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建国被联合国批准，乃因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的残酷迫害。但美国此后却是不得不为，因为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教育界、媒体界耕云播雨大半个世纪，早就成为决定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如果说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支持是时势决定，对以色列的态度则事关本党生存，没有谁敢不支持。 眼下美国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但美国究竟会以什么形式介入？介入多深？恐怕还在观望犹疑之中。 半岛电视台在10月9日发表的《美国干预“阿克萨洪水”行动可能性》一文中，引述《华尔街日报》8日报道称，伊朗官员在准备入侵以色列时疏忽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否认了这一说法，强调美国官员“尚未看到伊朗指挥或幕后这次袭击的证据”。退役将军巴里·麦卡弗里在接受美国MS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的存在受到威胁，美国可能会直接进行空中和海上打击，只有当以色列的中东邻国大力介入时，华盛顿才可能进行干预。” 鉴于以色列军队的地面能力，麦卡弗里排除了向以色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当被问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盟友是否也会介入时，麦卡弗里表示，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我认为，面对2023年10月以巴冲突，美国还需要做几项权衡。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得意之余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并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但拜登这样做必须获得乌克兰谅解，因为拜登在副总统任上与乌克兰的利益关系是众议院准备弹劾的重要内容，拜登必须为自己搭个平稳的台阶。10月10日，白宫宣布正在考虑将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纳入一项法案，以便国会必须同时批准这两项举措。其实拜登知道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多半会否定这法案，其目的不过是让乌克兰看到自己已尽全力，将怨恨发泄到共和党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奥斯曼帝国随风消逝，中东地区从此成了一个修罗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只有两种人可以在沙漠找到乐趣，贝都因人和神，而你两者都不是。相信我，对普通人而言，那只是个燃烧的大火炉。” （only two kinds of creature get fun in the desert: Bedouins and gods, and you’re neither. Take it from me, for ordinary men, it’s a burning, fiery furnace）。那地方，裁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支撑的暴力。 原载台湾上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本文指出，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但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显然比以前多，其中土耳其的声音与主张让美国觉得特别刺耳，却只能装作听不见。 西方国家一致支持以色列，但只有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面对这场以巴冲突，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必须权衡以下因素：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并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此倡议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0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有关巴以冲突的假新闻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23/10/11/%E7%A4%BE%E4%BA%A4%E5%AA%92%E4%BD%93%E5%B9%B3%E5%8F%B0%E5%85%85%E6%96%A5%E7%9D%80%E6%9C%89%E5%85%B3%E5%B7%B4%E4%BB%A5%E5%86%B2%E7%AA%81%E7%9A%84%E5%81%87%E6%96%B0%E9%97%BB携带美国弹药用于以色列进攻加沙的第一架飞机已经降落在以色列，与此同时，数十万以色列军队正在集结，准备对被封锁的飞地发动地面攻击。 周三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美国表示将向其盟友提供新的防空系统、弹药和其他安全援助物资，以对抗哈马斯。 除了弹药外，据信，美国还将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拦截弹，以补充其铁穹防御系统，最近几天，来自加沙的一连串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的多个目标，避开了其大肆吹嘘的防空系统。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military/2023/10/11/%E7%AC%AC%E4%B8%80%E6%9E%B6%E8%BD%BD%E6%9C%89%E7%BE%8E%E5%9B%BD%E5%BC%B9%E8%8D%AF%E7%9A%84%E9%A3%9E%E6%9C%BA%E9%99%8D%E8%90%BD%E5%9C%A8%E4%BB%A5%E8%89%B2%E5%88%97%E4%B8%8E%E5%86%9B%E9%98%9F%E5%9C%A8 这件事情，你如果有历史背景知识，就明白怨恨从何而来。 1、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同情犹太人，美国英国全力主张在中东地区为犹太人建国。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撤出中东殖民地时，阿拉伯人其实主要是部落状态，少数先进些的王国基层统治也是部落制，国家概念不强，英国随便划线就算疆界。此后，大英帝国太阳开始落山，中东由美国接盘。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二战时都逃到美国，以他们的聪明才智，逐渐在美国金融、教育、媒体、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大学的左倾化与他们有直接关系。 2、当时承诺同时建立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国，但对后者的承诺没实行。 3、以色列建国次日，就遭遇阿拉伯七国联盟进攻，是谓第一次中东战争。 4、从此巴勒斯坦成为世袭难民，一代又一代。周边国家不收，圈养在那个所谓活监狱，少数幸运的逃到了西方国家。 世界上的事情，有句老话说得好：“要得（到）公道，打个颠倒”，现在用的是同理心、换位思考。如果要解决问题，美国、英国需要回到当初的承诺，否则中东永无宁日。 既然美国扮过上帝这角色，可能还得扮一次——问题是：现在的美国有没有这个能耐与软实力？ #中东再成火药库 历史长河或拐弯 何清涟 就在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状态，西方预言中共必然武力侵台之时，刚消停不到两年的中东火药桶又开始爆炸。10月7日，巴勒斯坦极端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此次行动被命名为“阿克萨洪水” （AksaTufani），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以色列10月8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空袭哈马斯据点，加沙地区沦为修罗场。鉴于现阶段三场正在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都将是一个不亲自下场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角，其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方式与深浅程度，将决定那块土地今后的生存状态。 哈马斯为何要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 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与俄乌战争时美国及西方国家舆论一边倒、封杀俄罗斯媒体不同，各种声音都出现，对于判断情况相对有利得多。 这次行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哈马斯明知恐怖袭击会遭到以色列的强力报复，为何还会发动这次行动？二、号称世界第四大情报组织的摩萨德为何事先没得到情报？ 后者的猜想如汗牛充栋，但真相如何，得沉淀一段时间方会浮出水面。对第一个问题，半岛电视台10月9日那篇《“阿克萨洪水”如何颠覆以色列在地区的野心？》 给予了清晰的解释：继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外交正常化之后，美国也在支持并推动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而这将是一项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它将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绕过、被抛弃，并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丢给内塔尼亚胡的极端主义政府掌控。分析人士认为，哈马斯发动这次行动，能够扭转巴勒斯坦局势，并使那些绕过巴勒斯坦人清算巴勒斯坦事业的企图变得难以实现。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回击明确快速，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于10月9日宣布：”（战争）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绝大多数渗入我国领土的敌军已被消灭“，并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正在开始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正赶回以色列，准备为国效力。 #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世界各国已经陆续表态，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仍然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10月7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发言，谴责哈马斯，并表示美国准备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支持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在10月8日下午联合国举行的紧急闭门会议中，美国还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强烈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以及乌克兰外交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均表态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 表态提供援助的目前还只有美国。 欧盟成员国一致谴责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但不少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10月9日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这一决定表示不满。爱尔兰政府发言人当即表示，都柏林认为欧盟委员会专员单方面决定暂停对巴勒斯坦援助缺少合法性，西班牙则明确表示反对。卢森堡外长阿瑟伯恩表示，“200万人生活在加沙走廊，他们同样是哈马斯的人质，这种做法，只能把他们推向哈马斯一边”， “我们的援助是对加沙人民的援助，并不是给哈马斯送钱。” 俄罗斯、中国则呼吁双方克制，不要让事态升级。 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明显多于以前 伊朗是旗帜鲜明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态称：“我们支持阿克萨风暴行动，我们将与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站在一起，直到巴勒斯坦和圣城解放。”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声援哈马斯，作为回应，以色列炮兵袭击了黎巴嫩领土。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发表声明，一致指责冲突的起因是以色列一贯持续的侵略行为。 远离战火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10月7日重提9月中旬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西方大国不要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佩特罗在社交媒体X发文说，“我支持建立和平对话，巴勒斯坦国将得到全面承认。” 图片 土耳其的声音让美国感到特别刺耳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显然有备而来。他的态度半点也不含糊，除了警告以色列不要升级巴以冲突，强调通过国际法解决冲突，还附送上解决方案：1、只有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中东和平才有可能实现；2、按照1967年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已经刻不容缓；3、土耳其人民强烈要求派土耳其军队驻军加沙。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分别与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两国总统通话，表示土耳其准备斡旋以巴冲突。 埃尔多安的顾问奥克泰·萨拉尔写道： “虽然我们不支持战争或暴力，但我们认为巴勒斯坦发起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防御是一项合法的权利，我们完全支持。” 土耳其自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传人，近年来多次宣称，联合国并不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暗示土耳其在联合国应该有与五常相侔的话语权。土耳其是中东难民涌向欧洲的咽喉之地，每逢欧盟做了让土耳其不顺眼的事情，埃尔多安就发出放百万难民过境的威胁。今年5月大选时，西方国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西方媒体则一致预言这位意图做“现代哈里发”的总统将结束长达20年的专制。因此土耳其媒体明确指出西方在土耳其策动“颜色革命”。等大选结果出来后，西方国家为避免关系继续恶化，纷纷在第一时间送上给埃尔多安的贺信，但这个樑子已结。 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对2013以巴冲突的态度 以色列1948年5月建国，建国当天就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开打，此后七十多年，各种战争从未断过。如果没有美国的全力加持，以色列人根本无法持续到今天。 穷得只剩下烂命一条的巴勒斯坦，又是依靠什么与以色列血拼了整整75年？表面上看，以色列对付的主要是又穷又硬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实际上以色列要对付的可是整个中东。在巴勒斯坦的背后，有一群对以色列恨得牙痒痒的友国，这些国家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以色列背后的美国，早就把以色列撕成碎片扔在风中了。 美国为什么必须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建国被联合国批准，乃因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的残酷迫害。但美国此后却是不得不为，因为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教育界、媒体界耕云播雨大半个世纪，早就成为决定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如果说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支持是时势决定，对以色列的态度则事关本党生存，没有谁敢不支持。 眼下美国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但美国究竟会以什么形式介入？介入多深？恐怕还在观望犹疑之中。 半岛电视台在10月9日发表的《美国干预“阿克萨洪水”行动可能性》一文中，引述《华尔街日报》8日报道称，伊朗官员在准备入侵以色列时疏忽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否认了这一说法，强调美国官员“尚未看到伊朗指挥或幕后这次袭击的证据”。退役将军巴里·麦卡弗里在接受美国MS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的存在受到威胁，美国可能会直接进行空中和海上打击，只有当以色列的中东邻国大力介入时，华盛顿才可能进行干预。” 鉴于以色列军队的地面能力，麦卡弗里排除了向以色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当被问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盟友是否也会介入时，麦卡弗里表示，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我认为，面对2023年10月以巴冲突，美国还需要做几项权衡。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得意之余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并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但拜登这样做必须获得乌克兰谅解，因为拜登在副总统任上与乌克兰的利益关系是众议院准备弹劾的重要内容，拜登必须为自己搭个平稳的台阶。10月10日，白宫宣布正在考虑将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纳入一项法案，以便国会必须同时批准这两项举措。其实拜登知道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多半会否定这法案，其目的不过是让乌克兰看到自己已尽全力，将怨恨发泄到共和党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奥斯曼帝国随风消逝，中东地区从此成了一个修罗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只有两种人可以在沙漠找到乐趣，贝都因人和神，而你两者都不是。相信我，对普通人而言，那只是个燃烧的大火炉。” （only two kinds of creature get fun in the desert: Bedouins and gods, and you’re neither. Take it from me, for ordinary men, it’s a burning, fiery furnace）。那地方，裁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支撑的暴力。 原载台湾上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本文指出，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但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显然比以前多，其中土耳其的声音与主张让美国觉得特别刺耳，却只能装作听不见。 西方国家一致支持以色列，但只有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面对这场以巴冲突，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必须权衡以下因素：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并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此倡议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0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