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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再成火药库 历史长河或拐弯
何清涟 就在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状态，西方预言中共必然武力侵台之时，刚消停不到两年的中东火药桶又开始爆炸。10月7日，巴勒斯坦极端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此次行动被命名为“阿克萨洪水” （AksaTufani），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以色列10月8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空袭哈马斯据点，加沙地区沦为修罗场。鉴于现阶段三场正在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都将是一个不亲自下场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角，其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方式与深浅程度，将决定那块土地今后的生存状态。 哈马斯为何要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 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与俄乌战争时美国及西方国家舆论一边倒、封杀俄罗斯媒体不同，各种声音都出现，对于判断情况相对有利得多。 这次行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哈马斯明知恐怖袭击会遭到以色列的强力报复，为何还会发动这次行动？二、号称世界第四大情报组织的摩萨德为何事先没得到情报？ 后者的猜想如汗牛充栋，但真相如何，得沉淀一段时间方会浮出水面。对第一个问题，半岛电视台10月9日那篇《“阿克萨洪水”如何颠覆以色列在地区的野心？》 给予了清晰的解释：继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外交正常化之后，美国也在支持并推动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而这将是一项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它将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绕过、被抛弃，并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丢给内塔尼亚胡的极端主义政府掌控。分析人士认为，哈马斯发动这次行动，能够扭转巴勒斯坦局势，并使那些绕过巴勒斯坦人清算巴勒斯坦事业的企图变得难以实现。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回击明确快速，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于10月9日宣布：”（战争）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绝大多数渗入我国领土的敌军已被消灭“，并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正在开始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正赶回以色列，准备为国效力。 #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世界各国已经陆续表态，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仍然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10月7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发言，谴责哈马斯，并表示美国准备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支持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在10月8日下午联合国举行的紧急闭门会议中，美国还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强烈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以及乌克兰外交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均表态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 表态提供援助的目前还只有美国。 欧盟成员国一致谴责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但不少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10月9日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这一决定表示不满。爱尔兰政府发言人当即表示，都柏林认为欧盟委员会专员单方面决定暂停对巴勒斯坦援助缺少合法性，西班牙则明确表示反对。卢森堡外长阿瑟伯恩表示，“200万人生活在加沙走廊，他们同样是哈马斯的人质，这种做法，只能把他们推向哈马斯一边”， “我们的援助是对加沙人民的援助，并不是给哈马斯送钱。” 俄罗斯、中国则呼吁双方克制，不要让事态升级。 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明显多于以前 伊朗是旗帜鲜明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态称：“我们支持阿克萨风暴行动，我们将与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站在一起，直到巴勒斯坦和圣城解放。”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声援哈马斯，作为回应，以色列炮兵袭击了黎巴嫩领土。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发表声明，一致指责冲突的起因是以色列一贯持续的侵略行为。 远离战火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10月7日重提9月中旬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西方大国不要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佩特罗在社交媒体X发文说，“我支持建立和平对话，巴勒斯坦国将得到全面承认。” 图片 土耳其的声音让美国感到特别刺耳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显然有备而来。他的态度半点也不含糊，除了警告以色列不要升级巴以冲突，强调通过国际法解决冲突，还附送上解决方案：1、只有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中东和平才有可能实现；2、按照1967年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已经刻不容缓；3、土耳其人民强烈要求派土耳其军队驻军加沙。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分别与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两国总统通话，表示土耳其准备斡旋以巴冲突。 埃尔多安的顾问奥克泰·萨拉尔写道： “虽然我们不支持战争或暴力，但我们认为巴勒斯坦发起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防御是一项合法的权利，我们完全支持。” 土耳其自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传人，近年来多次宣称，联合国并不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暗示土耳其在联合国应该有与五常相侔的话语权。土耳其是中东难民涌向欧洲的咽喉之地，每逢欧盟做了让土耳其不顺眼的事情，埃尔多安就发出放百万难民过境的威胁。今年5月大选时，西方国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西方媒体则一致预言这位意图做“现代哈里发”的总统将结束长达20年的专制。因此土耳其媒体明确指出西方在土耳其策动“颜色革命”。等大选结果出来后，西方国家为避免关系继续恶化，纷纷在第一时间送上给埃尔多安的贺信，但这个樑子已结。 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对2013以巴冲突的态度 以色列1948年5月建国，建国当天就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开打，此后七十多年，各种战争从未断过。如果没有美国的全力加持，以色列人根本无法持续到今天。 穷得只剩下烂命一条的巴勒斯坦，又是依靠什么与以色列血拼了整整75年？表面上看，以色列对付的主要是又穷又硬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实际上以色列要对付的可是整个中东。在巴勒斯坦的背后，有一群对以色列恨得牙痒痒的友国，这些国家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以色列背后的美国，早就把以色列撕成碎片扔在风中了。 美国为什么必须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建国被联合国批准，乃因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的残酷迫害。但美国此后却是不得不为，因为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教育界、媒体界耕云播雨大半个世纪，早就成为决定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如果说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支持是时势决定，对以色列的态度则事关本党生存，没有谁敢不支持。 眼下美国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但美国究竟会以什么形式介入？介入多深？恐怕还在观望犹疑之中。 半岛电视台在10月9日发表的《美国干预“阿克萨洪水”行动可能性》一文中，引述《华尔街日报》8日报道称，伊朗官员在准备入侵以色列时疏忽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否认了这一说法，强调美国官员“尚未看到伊朗指挥或幕后这次袭击的证据”。退役将军巴里·麦卡弗里在接受美国MS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的存在受到威胁，美国可能会直接进行空中和海上打击，只有当以色列的中东邻国大力介入时，华盛顿才可能进行干预。” 鉴于以色列军队的地面能力，麦卡弗里排除了向以色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当被问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盟友是否也会介入时，麦卡弗里表示，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我认为，面对2023年10月以巴冲突，美国还需要做几项权衡。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得意之余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并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但拜登这样做必须获得乌克兰谅解，因为拜登在副总统任上与乌克兰的利益关系是众议院准备弹劾的重要内容，拜登必须为自己搭个平稳的台阶。10月10日，白宫宣布正在考虑将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纳入一项法案，以便国会必须同时批准这两项举措。其实拜登知道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多半会否定这法案，其目的不过是让乌克兰看到自己已尽全力，将怨恨发泄到共和党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奥斯曼帝国随风消逝，中东地区从此成了一个修罗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只有两种人可以在沙漠找到乐趣，贝都因人和神，而你两者都不是。相信我，对普通人而言，那只是个燃烧的大火炉。” （only two kinds of creature get fun in the desert: Bedouins and gods, and you’re neither. Take it from me, for ordinary men, it’s a burning, fiery furnace）。那地方，裁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支撑的暴力。 原载台湾上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本文指出，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但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显然比以前多，其中土耳其的声音与主张让美国觉得特别刺耳，却只能装作听不见。 西方国家一致支持以色列，但只有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面对这场以巴冲突，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必须权衡以下因素：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并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此倡议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0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有关巴以冲突的假新闻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23/10/11/%E7%A4%BE%E4%BA%A4%E5%AA%92%E4%BD%93%E5%B9%B3%E5%8F%B0%E5%85%85%E6%96%A5%E7%9D%80%E6%9C%89%E5%85%B3%E5%B7%B4%E4%BB%A5%E5%86%B2%E7%AA%81%E7%9A%84%E5%81%87%E6%96%B0%E9%97%BB携带美国弹药用于以色列进攻加沙的第一架飞机已经降落在以色列，与此同时，数十万以色列军队正在集结，准备对被封锁的飞地发动地面攻击。 周三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美国表示将向其盟友提供新的防空系统、弹药和其他安全援助物资，以对抗哈马斯。 除了弹药外，据信，美国还将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拦截弹，以补充其铁穹防御系统，最近几天，来自加沙的一连串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的多个目标，避开了其大肆吹嘘的防空系统。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military/2023/10/11/%E7%AC%AC%E4%B8%80%E6%9E%B6%E8%BD%BD%E6%9C%89%E7%BE%8E%E5%9B%BD%E5%BC%B9%E8%8D%AF%E7%9A%84%E9%A3%9E%E6%9C%BA%E9%99%8D%E8%90%BD%E5%9C%A8%E4%BB%A5%E8%89%B2%E5%88%97%E4%B8%8E%E5%86%9B%E9%98%9F%E5%9C%A8 这件事情，你如果有历史背景知识，就明白怨恨从何而来。 1、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同情犹太人，美国英国全力主张在中东地区为犹太人建国。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撤出中东殖民地时，阿拉伯人其实主要是部落状态，少数先进些的王国基层统治也是部落制，国家概念不强，英国随便划线就算疆界。此后，大英帝国太阳开始落山，中东由美国接盘。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二战时都逃到美国，以他们的聪明才智，逐渐在美国金融、教育、媒体、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大学的左倾化与他们有直接关系。 2、当时承诺同时建立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国，但对后者的承诺没实行。 3、以色列建国次日，就遭遇阿拉伯七国联盟进攻，是谓第一次中东战争。 4、从此巴勒斯坦成为世袭难民，一代又一代。周边国家不收，圈养在那个所谓活监狱，少数幸运的逃到了西方国家。 世界上的事情，有句老话说得好：“要得（到）公道，打个颠倒”，现在用的是同理心、换位思考。如果要解决问题，美国、英国需要回到当初的承诺，否则中东永无宁日。 既然美国扮过上帝这角色，可能还得扮一次——问题是：现在的美国有没有这个能耐与软实力？ #中东再成火药库 历史长河或拐弯 何清涟 就在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状态，西方预言中共必然武力侵台之时，刚消停不到两年的中东火药桶又开始爆炸。10月7日，巴勒斯坦极端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此次行动被命名为“阿克萨洪水” （AksaTufani），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以色列10月8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空袭哈马斯据点，加沙地区沦为修罗场。鉴于现阶段三场正在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都将是一个不亲自下场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角，其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方式与深浅程度，将决定那块土地今后的生存状态。 哈马斯为何要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 这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与俄乌战争时美国及西方国家舆论一边倒、封杀俄罗斯媒体不同，各种声音都出现，对于判断情况相对有利得多。 这次行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哈马斯明知恐怖袭击会遭到以色列的强力报复，为何还会发动这次行动？二、号称世界第四大情报组织的摩萨德为何事先没得到情报？ 后者的猜想如汗牛充栋，但真相如何，得沉淀一段时间方会浮出水面。对第一个问题，半岛电视台10月9日那篇《“阿克萨洪水”如何颠覆以色列在地区的野心？》 给予了清晰的解释：继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外交正常化之后，美国也在支持并推动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而这将是一项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它将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绕过、被抛弃，并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丢给内塔尼亚胡的极端主义政府掌控。分析人士认为，哈马斯发动这次行动，能够扭转巴勒斯坦局势，并使那些绕过巴勒斯坦人清算巴勒斯坦事业的企图变得难以实现。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回击明确快速，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于10月9日宣布：”（战争）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绝大多数渗入我国领土的敌军已被消灭“，并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正在开始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正赶回以色列，准备为国效力。 #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世界各国已经陆续表态，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仍然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 10月7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发言，谴责哈马斯，并表示美国准备提供一切适当的援助支持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在10月8日下午联合国举行的紧急闭门会议中，美国还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强烈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以及乌克兰外交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均表态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 表态提供援助的目前还只有美国。 欧盟成员国一致谴责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但不少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10月9日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这一决定表示不满。爱尔兰政府发言人当即表示，都柏林认为欧盟委员会专员单方面决定暂停对巴勒斯坦援助缺少合法性，西班牙则明确表示反对。卢森堡外长阿瑟伯恩表示，“200万人生活在加沙走廊，他们同样是哈马斯的人质，这种做法，只能把他们推向哈马斯一边”， “我们的援助是对加沙人民的援助，并不是给哈马斯送钱。” 俄罗斯、中国则呼吁双方克制，不要让事态升级。 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明显多于以前 伊朗是旗帜鲜明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态称：“我们支持阿克萨风暴行动，我们将与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站在一起，直到巴勒斯坦和圣城解放。”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声援哈马斯，作为回应，以色列炮兵袭击了黎巴嫩领土。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发表声明，一致指责冲突的起因是以色列一贯持续的侵略行为。 远离战火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10月7日重提9月中旬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西方大国不要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佩特罗在社交媒体X发文说，“我支持建立和平对话，巴勒斯坦国将得到全面承认。” 图片 土耳其的声音让美国感到特别刺耳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显然有备而来。他的态度半点也不含糊，除了警告以色列不要升级巴以冲突，强调通过国际法解决冲突，还附送上解决方案：1、只有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中东和平才有可能实现；2、按照1967年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已经刻不容缓；3、土耳其人民强烈要求派土耳其军队驻军加沙。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分别与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两国总统通话，表示土耳其准备斡旋以巴冲突。 埃尔多安的顾问奥克泰·萨拉尔写道： “虽然我们不支持战争或暴力，但我们认为巴勒斯坦发起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防御是一项合法的权利，我们完全支持。” 土耳其自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传人，近年来多次宣称，联合国并不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暗示土耳其在联合国应该有与五常相侔的话语权。土耳其是中东难民涌向欧洲的咽喉之地，每逢欧盟做了让土耳其不顺眼的事情，埃尔多安就发出放百万难民过境的威胁。今年5月大选时，西方国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西方媒体则一致预言这位意图做“现代哈里发”的总统将结束长达20年的专制。因此土耳其媒体明确指出西方在土耳其策动“颜色革命”。等大选结果出来后，西方国家为避免关系继续恶化，纷纷在第一时间送上给埃尔多安的贺信，但这个樑子已结。 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对2013以巴冲突的态度 以色列1948年5月建国，建国当天就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开打，此后七十多年，各种战争从未断过。如果没有美国的全力加持，以色列人根本无法持续到今天。 穷得只剩下烂命一条的巴勒斯坦，又是依靠什么与以色列血拼了整整75年？表面上看，以色列对付的主要是又穷又硬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实际上以色列要对付的可是整个中东。在巴勒斯坦的背后，有一群对以色列恨得牙痒痒的友国，这些国家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以色列背后的美国，早就把以色列撕成碎片扔在风中了。 美国为什么必须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建国被联合国批准，乃因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的残酷迫害。但美国此后却是不得不为，因为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教育界、媒体界耕云播雨大半个世纪，早就成为决定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如果说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支持是时势决定，对以色列的态度则事关本党生存，没有谁敢不支持。 眼下美国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但美国究竟会以什么形式介入？介入多深？恐怕还在观望犹疑之中。 半岛电视台在10月9日发表的《美国干预“阿克萨洪水”行动可能性》一文中，引述《华尔街日报》8日报道称，伊朗官员在准备入侵以色列时疏忽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否认了这一说法，强调美国官员“尚未看到伊朗指挥或幕后这次袭击的证据”。退役将军巴里·麦卡弗里在接受美国MS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的存在受到威胁，美国可能会直接进行空中和海上打击，只有当以色列的中东邻国大力介入时，华盛顿才可能进行干预。” 鉴于以色列军队的地面能力，麦卡弗里排除了向以色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当被问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其他盟友是否也会介入时，麦卡弗里表示，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我认为，面对2023年10月以巴冲突，美国还需要做几项权衡。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得意之余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并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但拜登这样做必须获得乌克兰谅解，因为拜登在副总统任上与乌克兰的利益关系是众议院准备弹劾的重要内容，拜登必须为自己搭个平稳的台阶。10月10日，白宫宣布正在考虑将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纳入一项法案，以便国会必须同时批准这两项举措。其实拜登知道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多半会否定这法案，其目的不过是让乌克兰看到自己已尽全力，将怨恨发泄到共和党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奥斯曼帝国随风消逝，中东地区从此成了一个修罗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只有两种人可以在沙漠找到乐趣，贝都因人和神，而你两者都不是。相信我，对普通人而言，那只是个燃烧的大火炉。” （only two kinds of creature get fun in the desert: Bedouins and gods, and you’re neither. Take it from me, for ordinary men, it’s a burning, fiery furnace）。那地方，裁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支撑的暴力。 原载台湾上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本文指出，战争仍然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但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显然比以前多，其中土耳其的声音与主张让美国觉得特别刺耳，却只能装作听不见。 西方国家一致支持以色列，但只有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面对这场以巴冲突，以色列的护法美国必须权衡以下因素： 一、美国必须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今年4月，中国促使伊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并宣称要推进以巴和谈，此倡议得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认可。美国不得不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消减中国影响。 二、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4万亿，战争就是烧钱。以巴战争爆发前，国会已经阻止新的援乌计划；战争开打之后，美国舆论都指出，拜登必须在乌克兰与以色列中做出选择，多半会弃乌救以。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0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4359）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反腐败的要害在于异体监督――写于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之后
9月13日，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据公布，该局的职能主要是“组织协调，在全国形成防腐的合力”，并负责“协调指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防治腐败工作”。据说此机构将以中纪委与国家监察部为“后盾”――没有媒体往下追问一个ABC级的问题：中纪委与监察部以本身权威协调反腐都没有成效，以它为“后盾”的机构何以反而能够起到更好的协调作用？ 其实，要考察中国当局是否有诚意反腐败，决不是看其成立反腐部门数量的多少，也不能看其又下达多少个文件，更不能看领导人的反腐表态，而是要看其是愿意放弃已经被其自身的政治实践证明屡屡失败的同体监督，换言之，就是看其是否愿意是否愿意放弃现在的极权政治体制。 近年来，就在中国官员群体用他们的严重贪腐屡屡证明其所属的统治集团已堕落为一个盗贼集团时，中国当局也不断用各种方式宣示反腐决心：从1996年开始实行但至今也未见成效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以及前后共下达几十次有关禁止官员家属子女经商的文件，动员官员吐出赃款可保官位的“反腐一二三工程”，……包括今年中纪委发出“6·28大限令”，但无一能够生效。何故？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文章都在同体监督这个范畴里做，而再好的外科大夫无法给自己动手术，再快的刀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尤其是在高层缺乏自律，其子女经商致富的传闻通过网路迅速传播之时，没有任何官员会廉洁自律。 但让官员们真正感到放心的是，他们明白当局的所谓“反腐败”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就在政治高层不断宣示“反腐决心”的同时，当局还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西方民主政治抹黑。每当民主国家发生一些腐败事例，都被中国媒体“高屋建瓴”地归结到“民主制度也产生腐败”这一“高度”来认识，印度政坛的腐败自然是教育民众最好的“教材”，而台湾“驸马”赵建铭腐败案最初也确实让中国当局兴高采烈地拿来证明“民主制度产生腐败”，但随着网路上出现“还是民主制度好呀，什么时候咱们也能将驸马、太子的腐败拿出来晾一晾”这类言论，当局立即明白今之民众并非“文革”时期的群氓，于是立即降下调门，不再对此事件追踪报道――既然保证官员群体能够肆意寻租的体制还被当局刻意维护着，那“反腐”自然只是哄哄百姓的空头许诺，被抓的不过是倒霉鬼与政治失败者陈良宇之流。 “民主制度也产生腐败”这一说法是建立在“民主制度能够根除腐败”这一假说之上。事实上，没有哪个认真的研究者作过如此断言。众多研究者在比较了民主专制两种体制在预防腐败、监督政府与惩治腐败等方面的效率与腐败发生机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腐败就如影随形，没有任何政治体制能够保证腐败发生率为零。只是民主政治相对于专制政体来说，能够更好地防治腐败。这一结论早被无数事实支持，远的不说，就以近日纽约世界银行公布的“腐败贪污富翁榜”为例，位列前九位的苏哈托等人不是独裁者，就是徒有民主选举形式的威权政治的统治者，他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留给他们以权谋私利的空间太大。而欧美民主国家高层领导，卷入腐败丑闻的则相对少得多。比如经常被中国当局拿来做反面教材的美国，其开国至今已经三百多年，历经几十位总统，却无一位因身涉腐败丑闻而下台。 其实，凡有头脑者皆明白，中国贪污腐败之风难以遏制，其真正原因在于一党专制，对权力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机制，所谓中纪委，反贪局这些叠床架屋的机构，只不过是自个监督自个的“同体监督”。根据世界反腐经验来看，异体监督的效果远优于同体监督。但在中国，同体监督的方式虽然已被中国当局的政治实践证明其效率极其低下，但通过政治民主化，让权力处于社会监督之下，却又正被中共千方百计地否定。这种情况下，设立一个国家预防腐败局又有何用？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9月27日，总211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中港矛盾的实质是文明的冲突
从今年1月开始发酵并日趋激烈的中港矛盾，表面上被归结于香港人对内地人大量进入香港侵占福利等资源不满，但实质上却是“一国两制”之下不同文明的冲突。 香港经历过英国百年殖民，与经过共产文化洗礼的中国大陆，其文化归属于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文明。人是文化的沉淀，香港人与大陆人，从思想、行为举止、话语方式，以及在交往接触中尊重他人与自我尊重的方式，都已经很不相同。随着两地关系日趋紧密，大陆赴港人士增多，中港两地的关系已经由政府、商界再扩展至民间，两地之间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差异更形突出。对冲突双方来说，由于双方信息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对这场冲突的认识完全不同。 “回归”意识浓厚的大陆人不解港人之痛 这一轮冲突的起因，在大陆人看来，主要是一位大陆女游客违反地铁规则在车上吃东西引起——对于不太习惯遵守公共场所规则的大陆人来说，这真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继而是北大教授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于是将一场微小的冲突放大了N倍。但香港人以“蝗虫”来称呼来港挤占资源的大陆人，1月底香港报纸上刊登的一份广告，广告上的照片是一只巨大的蝗虫，配之以广告词“有的‘人’，没对香港作出任何贡献，却来到狮子山下分我香港人的资源。医疗、教育、福利……都应只系属于香港人！” 2011年年中，一首叫做《蝗虫天下》的歌曲在香港流行，在短短两个月内点击量达三十多万 ，反映了许多香港人对于大陆人的矛盾与焦虑。但如果将大陆与香港的矛盾只归结于香港人担忧大陆人分享香港资源，又确实将问题简单化了。由于中国不是一个信息自由的社会，媒体受控，大陆人普遍对九七以后香港社会经济政情、以及大陆与香港之间关系的变化缺乏了解，再加上中共宣传部门的不当宣传，比如九七回归，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不再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经济主要依靠大陆之类。对“蝗虫”之骂，大陆人满怀委屈：香港不也是咱中国领土，咱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凭什么要受这份气？还有少数人想的是：百年前，你们那岛比咱们还差，现在“回归”了，凭什么与我们不一样？ 香港不满的根源在于“香港内地化” 对于香港人来说，对大陆政府与大陆人的不满却由来已久。“九七回归”后香港发生了一系列令香港人感觉非常糟糕的变化，比如邓小平原来许诺“一国两制”，香港的政体保持50年不变。但事实上，变化在“回归”前就开始了，香港在港英政府治下，虽无选举港督的权利，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集会自由却从不缺少。 自从“回归”以后，北京对香港媒体的控制日益加强，媒体“自律”渐成行规，香港新闻自由度连年下降，时常有港人喜爱的名嘴被迫“封咪”。集会自由虽然还有，但已经受到控制与削弱。2011年七一“回归”纪念日前夕，香港人准备发起年度游行示威日，解放军驻港部队一反过去之低调，在香港市区进行海陆空三军联合跨营机动支援“反恐演练”，有市民更目击有数辆装甲车开上繁忙的弥敦道。香港人看到此情此景，不能不联想起“六四”天安门事件。2011年，香港人认为是九七“回归”后香港警察看北京眼色滥权打压言论和集会自由最为严重的一年，至少有416名市民在公众集会或示威中被捕，当中24人被起诉。2011年8月份李克强访港时候，每天 动员2至3千个警察去保护李克强一人，甚至派2千警察进驻港大校园。更被港人认为是严重破坏了学术自由和请愿自由，对示威和请愿人士而言是一种挑衅。 香港人当中稍具社会关怀者都很清楚大陆与香港是两种不同的文明，深知中国的专制政治只要存在下去，香港这片自由人权的绿洲就有可能被吞没，因此一直在努力帮助中国推进民主化，改善社会状况，大至声援“六四”、纪念“六四”，小至赈灾，香港人一直很努力地在做。但这些努力有如浇在沙漠的水，随着香港大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加上台湾也在开始选边靠岸，努力向北京靠拢，港人的焦虑也越来越严重。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冲突势所必然，导火线不是那位女乘客在地铁上违规饮食，也定会有别的事件引发冲突。 中国人赴他国产子只是准备逃生小舢板 这次港人因冲突而骂大陆人是“蝗虫”，根据之一是大陆人到香港产子，挤占了香港的医疗资源，为香港本地人带来不便。 赴港产子潮其实只是中国大陆接近疯狂的移民潮的一条小小支流。中国是艘将沉的“泰坦尼克号”，这一点我早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里提过，这一“沉船意识”此后从未从有关中国的分析中绝迹。在“沉船意识”的危机感驱迫之下，中国人如开闸的水一样向四面八方倾泻。地球上凡有人居住之地，就有华人的身影。至于如何出国定居，华人也算是竭尽心智钻空子，“代办各类移民”在中国早就成了收入颇丰的新兴产业，赴香港、美国、加拿大生孩子让其落地就获得该地居留权或者国籍，只是其中一类方法罢了。2001年香港法院因“庄丰源案”颁令内地夫妇在港所生子可享有居港权后，自此之后，这类“港生孩”由2001年的620人，增至2011年的29,760人，这47倍增速见证了大陆人赴港产子的疯狂。尽管这些“港生代”不少依旧生活在内地，但为他们编织“香港梦”的父母们则无悔当初，仍深信“多一个港人身份，孩子始终多一条出路。” 中国人是不是“蝗虫”？做为中国人，我当然理解同胞们为什么要移民。但站在移民国的位置想想，被骂“蝗虫”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许多人就是奔着这些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去的，那些移民公司这样告知移民者：加拿大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全免费，孩子从一出生到18周岁，根据家庭收入每月有补贴金。移民成功，光是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就赚回来了，是两个三个赚得更多。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移出去十分之一，仍然会觉得人满为患；但世界还只接收了两千万（改革开放后移民者，约数），却已深刻感到“中国人来了！”与中国大陆毗邻且通过旅游轻易可达的香港，对“中国人来了”的感受自然要比他国更深。 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是依靠本国纳税人缴纳的税建立起来的，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养上一代，是因为上一代也曾养过更早的一代人。这种奔他国福利去的移民多了，尤其是退休之后依亲移民多了，不纳税只享受福利，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英国移民部长格林最近在新政策性讲话中表示，进入英国的非欧盟移民必须“对增进英国人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英国不需要“中层管理人员”或“无特殊技能的劳工”；新政策更加明确地指出，英国只愿意接受“最好和最聪明”的移民。我猜想，继英国之后，还会有不少国家会相继关上这扇被中国人视为逃生舢板的移民之门。 最后，对本次讨论的主题做一总结，中港冲突的实质是西方文明与东方专制文化的冲突，缘于香港人对自身渐渐失去自由、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权利所产生的焦虑感。如果北京政府只夸大注重“蝗虫论”，只能让香港人心渐行渐远。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1期，2012年2月9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95）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中国启示
中南海似乎一直生活在苏联崩溃的魔咒之下，动辄就是要警惕中共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其实，梳理一下苏联历史，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从天而降，他的产生，实乃苏联政治经济行至穷途末路，适应了“穷则变，变则通”这一不易之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再表示决不做戈尔巴乔夫，他的诸般举措却总让人想起戈氏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只是安德罗波夫受天命之限，只有15个月时间实施他的改革，因此历史没法证明他的改革是否会成功。习近平年富力强，有足够的时间实践他的政治抱负，时间将会证明他的政治理想是对还是错。 安德罗波夫与习近平接管的江山不相同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处于半停滞状态，依靠出口能源、原材料与外国投资维持运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濒临崩溃；对东欧的控制已力不从心，国际上日益孤立；在科学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更严重的是，苏共越来越脱离群众。一位到过苏联的外国记者这样形容当时的苏联政治文化：“领导装摸作样地相信马列，群众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 习近平从前任手里接过的江山更为糟糕：“世界工厂”将成明日黄花；中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矿产甚至粮食进口国；国内经济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发展房地产运行，前任为其留下了巨额债务及高居世界第一的货币发行量，经济严重泡沫化；生态环境濒临崩溃，食品安全十分堪忧；与邻国摩擦不断，在国际社会日显孤立；以“市场换技术”30年，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侵犯知识产权之国。胡锦涛统治第一任期，中国人还玩“扮傻游戏”，假装拥护共产党，到习近平接掌时，微博已成为网民讽刺、批评中共政府的主要场所。每年群体性事件逾20万起，维稳成了中国政府日常工作及第一要务。 安德罗波夫还算明白，在其主持的首次中央全会上承认，苏联统治集团高高在上，对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一无所知，在内部讲话中甚至承认：“苏联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是来自人民的困苦贫穷。” 习近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大不相同。这可能是他接手政权之前，中共内部正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内部斗争，因此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两个半月以来，巡遍各军种，藉此向世界表达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则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应对，唯一承认的问题是腐败，认为“纵容腐败必然亡党亡国”。 安氏改革与习氏新政之比较 安德罗波夫主要从事了三项“改革”： 一是雷厉风行地反腐肃贪，矛头直指官僚阶层。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 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 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安德罗波夫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 以往关押“阶级敌人”的政治监狱，首次塞满了腐败官僚，极大地缓和了人民的愤怒情绪。因此，安德罗波夫被人民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同时也是“明君英主”。 二是大张旗鼓整顿劳动纪律，方法是禁止职工上班时酗酒并上街闲逛购物看电影。对这段历史，因为与中国无可比性，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可去看俄罗斯新电影《天神的忌妒》，这部电影对这段历史有详尽描绘。 三是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弊端尽显：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物质普遍短缺的弊端 越来越严重。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三项措施以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1、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鼓励多收获者多得；2、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承包作业队；3、扩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努力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改革取得了效果，1983年苏联工业产值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农业产值增长了5%，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3.5%；职工报酬有较明显增长；商店货架上不再空空如也。 安氏的经济改革已经被邓小平改过了，其余两项习近平倒也算是做了。一，习主张反腐，也表示要“老虎、苍蝇一齐打”。但他面临的腐败早就不是安氏时期的苏联式腐败，即享受特供、多吃多拿之类；中国红色家族与贪官早就利用改革化公为私，积攒的财富动辄几十亿美元，有不少被存放至外国银行。到目前为止被抓的官员最高级别是副省级官员，以及一些劣迹斑斑的低层官员。二，习想刹住官场奢糜风，比如高官出行时禁铺红地毯，让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遏制公款吃请之风。格力集团党委书记周少强因一顿喝12瓶洋酒被停职，算是撞在枪口上了。但据说有些宴请悄悄转到了内部餐厅，这些内部餐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五星级饭店。还有的照常请客，只是要求酒楼对外不公布宴请单位名单。 经济方面，当拉动经济增长20余年的“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之后，新政府领导能够提出的经济发展思路竟然只有“新城镇化”一途，本质上仍然延续以往20余年以房地产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的老路。在房地产泡沫过大、几乎全由炒房囤房者为主要购买者的情况下，再走这条发展道路，实有点饮鸩止渴。 相同之处：警察治国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以来，仍然沿袭苏联一以贯之的“警察治国”的方针。这也是其职业习性使然。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他长达15年的领导下，克格勃茁壮成长，由惩罚机关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成了苏联的形象代言人。在他领导期间，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把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很简单：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氏信奉“擒贼先擒王”，认为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几个“首恶”严厉惩办，比如以暗杀、收买、驱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种方式处理，余者自会不击而溃。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期间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对底层百姓，他也从未放松过管制。这种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并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直到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以公开性为特征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 只要不健忘，中国人应该记得，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曾发表一篇文章——“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显示了将正常人当作精神病收治的倾向。此前，以“六张网”为特征的“奥运安保模式”已成为中国各地举办大型活动时必然效法的安保模式。 戈尔巴乔夫正是看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的局限性及警察统治的严重后果，才倡导了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为苏联带来新生契机。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无论是国内政治关系、社会条件，还是人口及资源生态状况，均远不如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的苏联，但他的所有措施却无法超越安德罗波夫。以中国现在的各种条件而论，且不论习近平本人是否有做“戈尔巴乔夫”的愿望，此时此境，只怕是想做也做不成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7期 ，2013年1月25日—2月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804）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曹长青：习近平的遗产是瘟疫
武汉病毒蔓延全球，其损害范围超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战争不会席卷全球每个角落。二战时，美国除珍珠港被袭（2402人丧生）本土是安全的，美洲大陆没被危及；欧洲还有瑞士中立（安全）国。而这次武汉病毒蔓延全球190国，20多万人丧生，300多万感染，更有巨大经济损失。 众所周知这场病毒发源於武汉，现很多国家都有要求中国赔偿损失的呼声和法律诉讼。中共政权罪责难逃！即使最早说法，病毒来自武汉野生动物市场，那也是中共当局的责任，因中国早就有禁止贩卖野生动物的法律，为什麽有法不依？有报导说，武汉野生市场的女老板与市府领导关系密切，所以即使曾有很多市民举报这个市场脏乱差，但女老板有党官後台，谁也不敢整顿这个市场，「野生」变成「野蛮」病毒侵入千家万户、荼毒全球！ 各国向中共政府索赔，仅上述这个理由就可成立；更何况後来更多资讯展示，武汉病毒很可能来自中国最高等级的病毒研究所「武汉P4实验室」（武毒所）。 武毒所的主要研究是由其核心成员石正丽多年致力的蝙蝠病毒，加入新成分後形成毒性更强的「新冠病毒」。2018年中共电视播出的歌颂「武毒所」科研成果的节目中就说石正丽们已研制出新的病毒。 对於「武汉病毒」是人工合成，最早有印度的科学家发表学术报告揭露，後有美国「生化武器反恐法」起草人、伊利诺法学院Francis Boyle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资讯核研究主任James Lyons-Weiler都指出，武汉病毒基因序列被插入奇怪元素，病毒来自於实验室。更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因发现艾滋病毒2008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法国87岁教授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的结论，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武汉病毒不是来自野生动物，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合成，是由分子生物学家煞费苦心制作的，用他的原话，「像钟表匠那样的精细作业」。 蒙塔尼耶是研究病毒的权威，另外他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自己对此做过实验∶他和法国知名的跨学科生物数学家Jean-Claude Perez合作，对武汉病毒的「每一个基因序列」都进行了数学模型检测，结果发现蝙蝠病毒中被增添了艾滋病基因等，由此形成了「新病毒」，它更易直接感染人体细胞，更有毒性。 虽然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蒙塔尼耶的说法，但都是泛泛反驳，或是从理论上说蒙塔尼耶的说法不成立，或认为逻辑上不成立。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经过自己的实验检测，证明「武汉病毒」是动物身上来的、没有人工合成、没有在蝙蝠病毒上增添艾滋病等其它病毒。 中国的石正丽们为什麽要发展这种「厉害病毒」？石的解释是要研究「疫苗」。但这种研究为人类带来极大的风险！曾参与艾滋病毒研究的法国另一位知名科学家西蒙.霍伯森教授（Simon Wain Hobson）强烈批评蒙塔尼耶的结论，但他也同时严词批评中国的石正丽们，他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武汉病毒实验室石正丽一直致力於研究「给病毒基因增加新的成分使它能够直接感染人体细胞，或者使病毒能够直接通过空气传染」；石正丽说想用它研出疫苗，但这是「疯狂的研究，让人类冒著不必要的风险，所以我当初就十分反对。」 即使按石正丽的说法，他们研制这种病毒是为了发现「疫苗」，但病毒怎麽跑出了「实验室」？美国专家说，病毒外泄是常见的。在中国，2003年萨斯病毒大爆发之後第二年，中国安徽和北京的两个实验室分别发生病毒外泄事件。中共人民日报刊登了有关人员被处罚的报导。 外泄的原因很多，病毒研究操作没遵守安全规则等。近年中国甚至发生这样的外泄原因∶有中国人迷信野生动物补身体，导致野味升值；有人把病毒实验後的剩馀野生动物偷偷拿到市场出售牟利；就在武汉病毒爆发时，中国工程院士李宁因出售实验室动物获利超千万、被判刑12年。武汉病毒是不是也因类似原因流出？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有病毒实验室）距离那个野生动物市场不到三百米。中国最高等级的「P4病毒实验室」就坐落在武汉市区，跟今天蔓延全球的病毒只是「巧合」吗？ 武毒所的安全早就令人担忧。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回的电讯被媒体披露∶早在2018年美国科学家等去「武汉P4病毒实验室」访问就发现，研究所有安全隐患，担忧出问题。另外「武毒所」官网刊出的2018年4月的所内照片，不仅储藏病毒盒的冰箱胶条有破损，且取病毒的研究者没穿类似太空服那种防毒设备，仅带口罩，明显不是安全操作（该照片中国官媒《China Daily》当时有登载）。 在共产党洗脑和商业大潮下，很多人只看重金钱，毫无道德感。中国从蔬菜水果食品到各种产品都有假货，在伦理沦丧的国情下，中国人什麽事都敢做，连婴儿奶粉都敢造假，前些年有30万孩子因此中毒。不要说「石正丽」的武毒所，中国很多机构是「五毒俱全」，什麽伤天害理的坏事都敢干。腐败专制、良知丧失、安全漏洞比比皆是，在这种文化和专制下，哪天中国的原子弹突然「外泄」爆炸了都不令人意外！ 所以，这场蔓延世界的武汉病毒是石正丽的「武毒所」泄漏造成的，完全有可能！否则难以解释，为什麽中共政府一直不允闭 冀戋M家前去支援、考察？没有鬼，为什麽阻止国际专家去调查？ 当然，更严重的质疑是，军方背景的「武毒所」是不是在研究生化武器？这从武汉封城前三天，共军少将、生化武器专家陈薇率工作组进驻「武毒所」就可看出端倪。如果这个实验室只是研究疫苗，是民间机构，那麽按常识常理，如有工作组进驻，也应派医学专家，为什麽派解放军少将？如果这个实验室跟生化武器无关，为什麽派驻的是一个生物武器专家？解放军少将、生化武器专家，两种身份一个预示∶这个中国最高等级的病毒实验室不排除就是生化武器基地。武汉病毒所以迅速蔓延全球、有这麽大的杀伤力，难怪有人把这点作为解释之一。 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抵赖，无可争议的是，病毒源头是武汉，从中国蔓延到整个世界。如果这次病毒只是意外泄出，但以往西方的外泄事故、中国安徽和北京的实验室外泄，为什麽都没造成今天这样的大灾难？因为那些都是发现了就立即通告、封锁、救治，星星之火很快被扑灭。而这次武汉病毒所以蔓延，迄今世人已经知道的原因，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於维稳（保权、统治）而在1月7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指示隐瞒疫情。现在习近平最怕世人提到这个「指示」。批评这个「指示」的中国民间企业家任志强被关押。「纽约时报」引述包括中国防疫专家参与的研究报告说，如果中国1月中旬提前一周采取行动，可使感染人数减少60%。；如早三周采取行动控制疫情可避免95%的病例。 无论未来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索赔结果如何，无论习近平的下场怎样，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正如德国发行量最大报纸之一的《画报》（BILD）主编Julian Reichelt在致中共领导人的信里轻羸 w的∶中共输出病毒祸害了全球，习近平的政治遗产是瘟疫！ 2020年4月20日於美国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0年5月号 2020-04-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从薄熙来案看黑道共产党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可他自己的做法“却像个黑社会老大”。岂止是像，薄案展示的许多细节让人看到，根本就是∶ 比如原来传说中的薄熙来打王立军一个耳光的事，现在王立军当庭作证∶薄熙来在其他官员面前对他大声叫骂，并且一拳打在他脸上。打得他“嘴角流血，耳朵流东西。” 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中国只有25个），共产党四大直辖市之一的重庆市委书记，居然在办公室出拳打人。这难道不像街头痞子、黑道流氓吗？ 不仅打人，就从他们之间的称呼上，也可以闻到这种黑道味道。王立军居然称薄熙来的妻子为“五哥”或“瓜妈”。这种称谓本身，哪里是政府机构官员对同事、上级的妻子的礼貌相称，而是黑道“哥儿们”圈里、江湖义气场上对“大哥”的老婆的“戏称”或“昵称”。 谁都知道，黑社会成员才热衷拜把子、称兄道弟，按地位排“大哥、二哥”等。像多年前纽约华人黑道的老大被称为“五叔”、当年六四事件后营救异见人士的香港的“六哥”等等，都是这种按江湖上辈份、地位弄出的叫法。 而谷开来则把王立军称为“鬼子”，据说是对王的昵称。在堂堂的中共重庆市委大院里，竟充斥这种“五哥”、“瓜妈”、“鬼子”的叫声。恐怕黑社会也没有这麽随便吧。今天连薄熙来都承认，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关系是一场闹剧。 我们再看，没有官职的谷开来，居然可以随意指挥（甚至调换，搜查）重庆的官员！明摆着，这不是一个“大姐大”，而是薄熙来的“分身”。 王立军帮她把杀死英国商人尼尔的事隐匿下来（以酒后猝死结案，并隐匿谷开来到过现场的证据），希望得到“奖赏”升官。第一次是通过自己女儿（王本人也在场）向谷开来提出，当副市长不如当市委常委。后来王直接向谷提出，自己能不能当“常委”，还不是薄熙来一句话，希望谷开来在“薄书记”那里给他说句话（以提升）。谷开来简直成了比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还有权的人物。 当谷开来对王立军不那麽信任之后，她就居然可以调换、审查王立军身边的四名工作人员。在王立军去北京开会期间，她还带人以查“贪污腐败”为名搜查了王立军的公安局长办公室！而且之前还带人去搜查了重庆市委秘书长徐鸣的家和办公室。还曾下令王立军抓自己的四姐谷望宁，甚至还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 谷开来的这种种出格、离谱、越线的举动，难道薄熙来不知情？怎麽可能！那些被撤换、被搜查的官员们之所以被迫接受，敢怒不敢言，当然都是清清楚楚∶没有“薄书记”的默许或支持，谷开来怎麽敢？！整个重庆市委，就像黑社会一样，被薄熙来、谷开来这个夫妻店掌控。王立军等下属，简直就是他们的“家奴”。 北朝鲜的金正日曾对手下的将军们说，“没有我的信任，你们就是一堆行尸走肉。”这的确是实情，那些“将军们”的权力，都来自金家三代的信任，这种体制跟黑社会本质是一样的。 薄熙来敢当著其他官员的面，挥拳打王立军，就是这种心理∶你小子王立军不是靠老子我薄熙来一手提拔起来，哪有你的今天？现在居然不全力以赴把什麽“杀人”的破事儿压下去，居然还敢有其他想法，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反儿了天了你！扇你一巴掌，打你一拳头？老子要你死，你就得到地狱里去找文强喝酒去。 这不，吓得王立军连滚带爬逃到美国领馆，精神症状都吓出来了。而且年纪轻轻，居然得了中风，这次坐轮椅来给薄案作证，曾被薄熙来这“老大”吓破胆的后遗症真不轻呵。 但你说他们是“黑道”吧，可薄熙来们连黑道的规矩都不守。大家都熟悉电影《教父》吧，你看人家正规黑道，绝不把妻子这种“女人家”扯进任何自己的“生意”。自己多狠、多毒、多脏，也要把老婆孩子保持得干干净净，因为让他们“干干净净”才能最起码地保证他们的安全。 哪像薄熙来这种“土匪”黑道，任凭老婆跟黑道哥们“亲密无间”，甚至怂恿她利用自己的“老大”地位来谋取私利。结果怎麽样，不仅把自己彻底栽进去，也把老婆送上死路——没有多年霸道嚣张的历史，没有和公安局长王立军那种称兄道弟的铁哥儿们关系，谷开来怎麽敢杀人！“杀人偿命”是中国人心里的一条定理。可以把如此严重的定理都抛脑后已经太可怕了，而亲自动手把毒药灌到那个英国人嘴里，天哪，谷开来自己已经成了毒药了！ 人家“教父们”的妻子从来不“问政”（更别说干政），更绝不会同意杀人（别说亲自动手了），她们甚至都不被允许询问丈夫的“事情”。哪像谷开来，简直像毛泽东的女人江青那样指手画脚，用薄熙来的势力敛钱谋利、飞扬跋扈（王立军证词）。借丈夫势力而嚣张的女人，十有八九都是灾星。好男人会被拖下水，坏男人就只有迈向通往地狱的路。 我在上篇《薄熙来是共产党的缩影》中提过，薄熙来代表共产党的全部特色∶表面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们的做法像黑道，可他们到了共产党监狱，则立即尝到更大黑社会的“黑”。 很多人分析薄熙来为什麽当庭翻供，薄自己说有两条原因，一是中纪委调查时有“不正当压力”；二是“明确的诱导因素”。我在上篇文章中分析了所谓“诱导”可能是用“党内处理”诱导他“坦白交代”，而党内处理就不会走刑事处理的路。薄熙来说这是他当初“拿了两个大单”（认了两个受贿罪）的原因。但对什麽是“不正当压力”，没有听到薄熙来的解释。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据他们从出席庭审者那里获得的信息（官方法庭微博没有播出，显然被删掉），薄熙来在庭上说，不正当压力是，中纪委“警告”他，如不坦白认罪，就可能连累他的妻儿，“他妻子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刚从哈佛毕业的儿子可能会被带回中国受审。”在这种威胁下，薄熙来屈服了。《纽约时报》说，“薄熙来用一句中国俗语告诉法庭∶‘我感觉自己一身系两命’。”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这两位与薄家相熟的人士透露，在周五的记录中漏掉的另一个细节，也涉及薄熙来描述的调查人员向他施加的压力。他们透露，薄熙来在陈述中说，自己被讯问了数百次，并且晕倒了27次。 尽管我认为薄熙来不仅对谷开来的贪污全部都清楚，而且他的罪行远远、远远比目前起诉的严重，但共产党那种拿妻儿等亲人做“人质”，甚至威胁“绑票、撕票”，不仅完全是黑社会做法，而且是那种最没人性的流氓手段。人们常从电影中看到，那些黑道或罪犯，把刀架在对方亲人的脖子上，让人屈服的场面。共产党今天就是这样对付薄熙来的。 毫无疑问，他们对谷开来也会是同样。在中国一胎化的政策下，独生子简直成了“小皇帝”。在薄熙来夫妇眼里，他们的宠儿“薄瓜瓜”可能比“党中央”的档次还高，要什麽给什麽，近乎三千宠爱集一身了。谷开来杀人，是为了儿子；今天给薄熙来案作证，也是为了儿子。无论薄熙来和谷开来之间有多少夫妻纠葛（纽约时报报道∶“薄熙来家庭的一个熟人透露，薄熙来和谷开来在2000年之前都有外遇。”），他们在保住儿子薄瓜瓜上应是绝对一致的。 谷开来这次在法庭上作出不利于薄熙来的证词，简单的推测就可以得出，她这麽做，只能是由于当局抓到她作为女人和母亲的情感最脆弱之处，即用她的独生子做“人质”来威胁，她才不得已而就范、配合当局。谷开来是律师，无论从哪个角度，她都应该清楚∶做不利丈夫的证词，等于帮助检方给丈夫定罪。她再对薄熙来有怨恨，但他毕竟是她的丈夫。在她自己已经是死刑犯的时候，有必要再给薄熙来一刀吗？ 在世界文明国家，法律保护配偶不去法庭做“不利于”丈夫或妻子证词的权利（一是不让配偶之间发生咬杀的残酷；二是配偶之间可能有怨恨，证词未见得真实），但配偶可以做“有利于”丈夫或妻子的证词。谷开来已是毫无反抗能力的阶下囚，中共把她不利于薄熙来的证词拿到法庭，下手是够狠的。尽管常理判断她说的是实话——薄熙来对她拿钱、受贿等等都是清楚的、认可的，甚至是鼓励、怂恿的。但无论谷开来的证词真实与否，这里要谈的是共产党使用的手段。 这种拿孩子做“威胁”的手段，这种强迫选择方式，证明共产党本身就是黑道。西方的名著《索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就提出这个问题∶纳粹在集中营要母亲索菲在两个孩子之间做选择，要哪个（只能带一个，另一个意味著死亡）。索菲为她做出的要了儿子（放弃女儿）的选择而终生痛悔。事实上，当时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都是痛苦，因为这个选择的“前提”就错了，世上不应该有这种逼迫父母“选择”的残忍。 小时候读过红色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面的革命者杨晓东被日伪当局抓到后，他拒不交代，结果日寇把他的老母亲抓来，当众要羞辱。面临“索菲式的选择”，也就是中国古语的“忠孝两全”要哪一头时？认可母亲被辱，是不孝；交代同志，是不忠（自己的革命信仰）。小说作者对这个“两难”的处理，是安排革命者的母亲为了保护儿子而自己跳楼自杀了。 当然有人会说，那都是文学作品，而且书中角色都是正面人物。薄熙来案是真人真事，而且薄熙来是真坏蛋。但真人真事太有、太多了。仅举斯大林对布哈林等的“大审判”一例∶当年斯大林们就是利用他们的妻儿做要挟，最后布哈林等就范“认罪”的。布哈林的遗嘱是让妻子背下来的，否则根本无法留下。这种利用亲情做手段就是共产党的本质，黑道的本质。 但薄熙来值得同情吗？一丝一毫都不值得！因为当年薄熙来主导的重庆司法机关对司法局长文强所做的，和今天审判薄熙来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强一开始死不认罪，后来重庆公安局把文强的儿子抓起来，羁押了十个月之久。听说儿子被抓，成了人质，文强立刻全部“招供”、顺从、服从。但他大概绝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无论文强多贪腐，他没有命案。中国法界不少人士认为对文强量刑过重，文强罪不至死。也有网民评论，中共太残忍，太没人性了。更残忍的是，在文强死前，他们甚至都不让他见妻子一面。 文强的妻子也是在被捕后，当局拿出文强搞女人的内容，利用她的激愤情绪，逼迫她交代文强。但她绝没想到自己的证词是把丈夫送上刑场。后来她一直要求见文强一面，但完全被薄熙来的司法部门拒绝了。这个表示下辈子还嫁文强的妻子，在丈夫最后时刻，也没被允许见个面、道个别；甚至连看一眼丈夫遗体的机会都不给，只送她一袋骨灰。这些都是薄熙来干的！ 我曾在《文强案的三个荒唐》中写过，“共产党的狠毒，从对文强的处理上，再次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文强被押到歌乐山处决时，“可能会仰天长叹，千错万错，错在加入了共产党这个邪恶集团，最后成为恶的一部分。结果是大恶灭了他这个小恶。大恶毒起来，小恶只有束手待毙。” 今天，同样的命运落在了薄熙来的头上。就像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等等，无论他们被塑造成什麽形像，事实都是，他们一方面全身心地和毛泽东一起建造了那个黑社会式的杀害、迫害了无数人的残酷制度，最后自己也成了那个制度的祭品——自己用双手铸造了一个碾死自己的机器。 当然，相比之下，薄熙来的命运比文强要好。对文强的审理没有公开，对王立军等人的审判过程也都没有微博直播。于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今天的皇上是开明、进步了很多的。事实上，薄熙来能得到“特殊待遇”，完全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 我在《薄熙来是共产党的缩影》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官员的贪腐和清廉的区别，就是“被抓住”和“侥幸逃脱”之间的差别。没有王立军进美国领馆，今天就没有薄熙来案。而薄熙来案，是在牵扯到外交事件而无法躲藏的情况下，逼著中共处理的。但怎麽处理共产党的官员，全看那个当事人的“上层关系”如何，有没有人保他。上层要想保，他杀了人也可以变成他把人救活。这里起码有两点理由，导致薄熙来有保他的“尚方宝剑”。 第一，从人脉上，文强和王立军，都是完全没有家庭背景的，从草根出身，靠自己一路打拼起家。一旦“犯事儿”，也毫无上层人脉保护和求情，让你死，你就得死；给你条活路，你就只有磕头感恩的份儿。而薄熙来就太不一样了。他的太子党背景使他一路都有靠山，那些看著他长大的叔叔阿姨们还没死绝呢，更何况现在的主要当政者中，有一大堆都是他同样背景的“哥儿们”，怎麽也得对他手下留点情。因为把他这个太子党的形像弄得“过于”恶劣，会影响整体太子党的形像。 第二，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做法，是符合共产政权的意识形态、和目前主要当权者在一个思维状态下，一个思想路子上。而文强、王立军们，是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就是专制机器上的零件而已，没有什麽发动机的力量。薄熙来是不同的。虽然有人恨他的左倾和张扬，但更有共产党官欣赏他对维护中共政权的努力。所以，薄熙来能得到“半公开”审理的优待，应该是上层“保薄”和“弃薄”较量的一个妥协的结果。但无论“保薄”和“弃薄”，都跟“改革”没有关系，而只跟高层人脉和党内权谋较量有关。 所以，薄案的审判根本不是什麽共产党司法有进步、有了透明度，什麽共产党内有改革派、保守派之分等等。共产党就是黑社会，在这点上，他们从来都是一派。正如原加拿大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白龙（Patrick Brown）在评薄案时所说∶“对薄熙来的审判无疑是一出精心编排的闹剧”，在决定怎麽处理薄熙来时，“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就像是围坐在一起的黑手党大佬们”。 今天的文强、薄熙来就是那个制度的缩影。从中央到地方小镇，大大小小，中国有数不清的文强、薄熙来。只要这个制度存在，他们就像韭菜一样，永远也“割”不完。只有刨根挖底，铲除贪官们的底座共产党，中国成为民主国家，才会减少这种黑社会式的官员，远离黑社会式的法律！ 曹长青的推特 2013年8月26日于美国 2013-08-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程晓农 发布于: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6年06月22日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特色。近30年来，海内外一直在谈权贵资本主义，但对它的评价始终围绕着腐败这个话题转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说中国有权贵资本主义，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能够据称判断，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如果是，中国又是在哪一年告别社会主义、步入资本主义的，有明显的政策轨迹可寻吗？其次，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确实是中国模式的产物，那么它似乎就不单纯是部分权贵的不当个人行为，而是体制型产物，因此反腐败也就无法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了？对这两个问题，笔者的回答都是Yes。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判断：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通过国企私有化，正式把经济制度改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民主化的社会动力，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有英文论文发表），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差道路 共产党的传统目标本来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便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被剥夺；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精英以及“红二代”们虽然拥有政治特权，却没有任何祖上留下来的企业或财产。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这不仅仅是指共产党政权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共产党精英自身变成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会重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什么新奇观点。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语惊四座：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按照他的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会太长久，这些国家之前从资本主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然后又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路吗，中国模式的这种结局是必经之途吗？笔者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后发现，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至少有三条路，中国则选择了其中最糟的那条。 共产党国家一旦告别了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转型的道路。所谓转型，指的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由化，即经济转型，包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和用市场化取代计划经济，而在政治方面则是实现民主化，即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除了北朝鲜之外，其它国家或者完成了转型，或者正在转型途中。纵观这些国家的转型道路，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相对容易，而政治转型则比较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共产党国家经济转型的先行者，现在却因为拒绝民主化而沦为转型国家当中的落后者，这种落后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落后。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红色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红色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企图受到遏制；异议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红色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而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结果中欧国家的前红色精英无法在转型中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最后，原来的红色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红色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有美国学者把中欧国家的这一转型称为“建设资本主义但不产生资本家”（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这个说法比较含蓄，所谓的不产生资本家，其实是指不产生红色资本家，因为在共产党国家里旧的资本家早已被消灭，假如在短短几个月或者一年里就冒出来许多暴富者，那他们多半是原来的红色权贵。简言之，中欧模式其实就是，重建资本主义，但没有红色权贵的份。这样的转型具有自稳定性，与红色历史彻底告别，很难再出现反复。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属于“同志们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因为新权贵的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党内同志。这样的资本主义也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出身于旧权贵的新权贵们不再是共产党员。俄国模式下，民主制度虽然不至于被完全颠覆，但很容易就被旧权贵们所操纵，使得新制度带有深深的旧痕迹。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但是，它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体制。红色权贵及其亲属成为最容易致富、又理所当然地通过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集团。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导致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时，庞大的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私有化在中国：掩耳盗铃*20年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柱之一是企业的国有制，而一旦国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但有趣的是，中共对自己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至今仍然是掩耳盗铃，明明已经做完了，却从不承认它10多年前就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其实，要改变国企的公有制，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全部私有化（一个企业完全变成私有），或者是部分私有化（一个企业的国有产权部分转化为私有，但国有股份仍占主要部分）。 中国政府选择私有化方向并刻意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第一，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由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企的严重问题，企业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无条件贷款，但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企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第二，当时中国急于加入WTO，以便扩大出口，而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那就是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企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它实行了国企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国内媒体也基本上不报道国企私有化的真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私有化在中国国内是新闻和研究“禁区”，但对境外研究者却是完全开放的，境外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自由进入中国，对私有化过程和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所有权状况做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参与调查的研究者发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绍中国私有化的成果；然而，这些书籍却一本也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当局之所以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由于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所以，当局对私有化的态度也仅仅是在国内掩耳盗铃而已。 三、共产党干部是如何变成资本家的——中国式私有化的奥秘 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朱镕基于1997年底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重组上市，向国民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即政府继续“抓住”这些企业不放）；所谓“放小”，就是指资产规模较小或亏损严重的国企准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中小企业私有化的关键在于：由谁用什么方式来“购买”国企。当时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已，红色权贵及其亲属也同样没有多少金融资产。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企业重新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厂长、经理私有化了。笔者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手法，发现了国企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首先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或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企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MBO）、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管理层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管理层干部，同时也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的私有化完成之后，究竟哪些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但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但管理层不允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转移，所以，这类私有化的结果相当于职工出钱，但管理层拥有企业。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国有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当局无论如何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公开的讨论更会导致公众的愤怒，所以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中国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能从事关于私有化过程的研究。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尽管2003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该局对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资的行为极少追究。在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企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对比之下，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说明，威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往往会漠视社会公正，剥夺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而作出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苦恼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以消灭资本主义（化私为公）起家，但无法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获得长远的成功，最后只能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续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而在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满了肮脏与犯罪，既需要红色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 中共的红色权贵们在短短的20到30年内如何从一无所有变成巨富家族群，这是共产党资本家们发财的秘诀，也是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和判断中共利益集团未来政治走向选择的指南。简单来说，这个秘诀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国产，垄断重要行业，操控政策获利，维持专制统治。不法侵吞国产，是指中共的经济管理精英们利用国企私有化过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或者无偿获取上市大国有企业的股份；垄断重要行业是指，保留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地位，让红色精英或红二代占据这些大企业的要津，这类规模往往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超级大企业既提供大量税收以支撑红色政权，也让高管们通过获取股份、项目回扣和高薪、高奖金而迅速成为富翁；操纵政策获利是指，红色精英及其亲属通过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抢先插手到政策给以优惠的行业或项目中，从而轻而易举地摄取巨大的利益；而维持专制统治则是指，红色权贵们极端敌视民主化，希望能够“永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也就是希望让共产党的专制永久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巨额不法财富。 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制度性保护，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传统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错误的。但是，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一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一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的“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一句话：“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若让马克思现在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对他的理论和主义是最大的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假设之上，强调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落后残余，因此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 现在马克思的肖像仍然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延续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第185期2016年6月10日—6月23日）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债转股：中国股市“生力军”之考查
何清涟 最近，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等两个文件，债转股将正式铺开。这意味着央行前一向流往房市这个储水池的货币已经过多，政府嗅出危险气味，于是一边让各地政府出台限购令，一边准备打开另一个储水池股市的阀门。 债转股的“市场化、法治化及政府不兜底” 国内媒体已经没有原来那么自由，一向还能乍着胆子谈点问题的财新网最近因为“刊发导向存在问题”的报道被罚，因此，国内只能看到对债转股的一片叫好声。从对《指导意见》明确债转股“三个鼓励”、“四个禁止”，到AMC（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将因债转股大赚一笔的利好消息，给各种股民的印象似乎是：政府严格把关，这次推上市的企业都是优质企业或者较优企业，只要时机一到，进场炒作也将赚钱。 其实，仔细解读《指导意见》中的“三个鼓励”与“四个禁止”，就会发现无非是文字上做文章，“三个鼓励”中的哪一类企业，在中国现在是高度稀缺的品种。只要分析“四个禁止”中列明的四类企业，就会明白债转股将会让大多数僵尸企业在债务重组后包装上市。 何谓“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仔细琢磨一下，觉得“僵尸企业”成了“僵尸”之后，还能够让政府不断强迫银行拿贷款喂养，其理由只能是“扭亏有望”，企业向政府及银行陈述目前的亏损原因之时，肯定是国际大环境不好，比如钢铁企业会说这是美帝与欧盟加高关税，导致我企业出口不利，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企业必定大有希望。 “恶意逃废债行为”，在西方国家，逃废债就是逃废债，没有善意、恶意之分。《指导意见》中一个“恶意”作为定语，立刻解脱了许多逃废债企业。因为什么样的逃废债才能叫“恶意”？由谁来认定企业逃废债行为属于“恶意”或者“非恶意”，这里的尺度大有讲究。 “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中国大型国企存活到今天，找不到“债权债务关系不复杂的企业。所谓明晰或者不明晰的标准是什么？有百分之几十不明晰才可以算作总体不明晰？就看政府怎么界定了。 “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这对企业来说，也不是一道过不了的关口，因为全国几十个行业，行行都有产能过剩，虽然都有行业协会，但到底有多少库存，行业协会其实不清楚，是本糊涂帐。 但每个想债转股的企业，均可证明本身产品优质，销路不错，增加库存是别的企业。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全国钢协下去调查的时候，就听到企业互相指责，声称自家钢材质优价廉。 鉴于以上分析，以及我对中国式智慧的了解，可以大胆预测：大多数能够存在至今的僵尸企业，经过资产重组后，最后都能在股市上满血复活。企业的售股说明书肯定非常漂亮，让股民读后投资信心大增。当然，我知道股民早就不读这些了，他们只看当天的股市行情，寻找某只正在强劲上升的股票。 市场化债转股：政府不强制 债转股非本届李总理发明，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创新。那次倒是很成功，不仅消掉了企业坏帐，让银行解套，还养肥了几家处理银行坏帐的资产管理公司，只是最后的买单者中却有中国成千上万的股民。由于2016年股灾的灾难记忆还在，这轮债转股推行之时，最重要的宣传任务是为债转股正名，说明本轮债转股与朱总理那次有所不同。 被列举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坚持“市场化债转股”，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规定“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银行债转股是两步走，第一步是向实施机构转让债权，第二步由实施机构将债权转为目标企业的股权。没说明的是，这些实施机构其实都不会做长期股东，最后还是会上市，让股民购买。 哪些机构是实施机构？《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多种类型实施机构参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一般读者不太清楚的是，上述公司在朱镕基总理推动第一轮债转股时，有的刚出生，如保险公司；更多的还未出生。因此当时朱总理为解决中行、工行、建行、农业银行长期的呆坏账问题，推动其股改上市，只能从无到有，由政府出资400亿元，成立东方、华融、长城、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称四大AMC），各自承接处置对口银行的不良资产坏账处置。这些公司利用当时外资想了解中国金融业运作内情，愿意购买打包的不良资产，淘到了第一桶沉甸甸的黄金，经过多年发展，现在早已成为横跨多领域的金融巨头。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信达为例，2014年末，其合并总资产达5444.3亿元人民币。 有这种财大气粗腰杆壮的亲生儿子在，中国政府再推动债转股，根本不需要由自己出面强制。须知中国政府也有难处，在推动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得让金融系统适应国际标准，这种情况会体现在相关法律中，比如现有《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在境内向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另外，根据巴塞尔协议制定的资本管理办法规定，银行被动持有企业股权，两年内风险权重为400%，两年后上升为1250%，而正常贷款的风险权重仅为100%。按照这个规定，银行持有股权，会在评级时受影响。 银行也是政府的亲生儿子，为国企早就做了不少牺牲，总不能再让其国际信誉受损，所以，另外几位亲生儿子，即AMC等得出来为父亲分忧了。 债转股的结果到底是谁受益？ 首先是银行，银行可以通过债转股冲销坏帐。这一点，政府宣传还不是假话。如同朱镕基总理利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帐，将银行帐面处理得很干净一样，这次也可以通过债转股，逐步将银行坏帐转移，银行帐面会再现干净状态。 其次是承接处理债转股业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这三类公司当中，以处理银行不良债务起家的AMC富有经验，应该更能获益，政府作为“父亲”给“儿子”们的机会均等，“儿子”们各靠自己本事挣钱，这当然属于市场化范畴了。 明白了上面这些，就会明白近期发布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此次债转股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包括债转股的资金筹措也是以市场化方式筹措为主，各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享收益”。须知这些市场主体，包括国企，都是中国政府的亲儿子们，只是有的儿子富（AMC），有的儿子穷（国企），还有的儿子（国有商业银行）为救另外的儿子（国企）陷入困境。老父亲还想继续稳坐王座，得让儿子个个全活着，否则王座不稳。加之老父权威犹在，儿子们哪个敢不听号令？ 但是，最终这些股票都要陆续上市。当然，这些中国的实施机构也想继续到海外寻找 投资者，比如AMC在去年曾放过一阵风，想重施故伎，让外资来购买银行不良资产，但外资银行好象至今没上钩。不过这也好办，最后全推到A股市场上去，只要各种造势能够让股民看到金光灿灿的股市景象，不愁这些由国企债务转成的股份卖不出去。 另外，还有几十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找不到去处，最近有不少投行表示要进军中国债市，这是优质的接盘者来了之后，很有利于鼓舞股民士气。 至于对一般股民而言，入市之前，务必参考两篇文章，一篇是2016年6月10日的《股灾周年祭：A股市值蒸发25万亿 人均24万》，另一篇是《2015年以来三次股灾大面积暴跌全记录，中国股民都是股坚强》，理解一下“市场化”、“政府不兜底”的真实含义。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0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stocks-debts-20161014/35516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2011 年：中国告别盛世意味着什么
2011年，正当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吸引着全球目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情势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抱持着希望。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已经事实上陷入了严重困境，而中国社会中对前景的失望和绝望也日益弥漫，7月的动车撞车事故则令这种不满在媒 体和互联网上爆发出来。在国内民众的眼中，政府宣传的“盛世”已经成为“镜中月、水中花”，人们普遍担心的是今后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局。当局其实也已经意识 到局势的严重性，早在去年年底之前就悄悄地停止了“中国崛起”的宣传，开始奉行以韬光养晦为主旨的新外交战略（详见拙作《中国外交重回“韬光养晦”的背后 ——中国政府的困中求存》，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4期，2011年1月27日）。 然而，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金融界商界人士往往还坚持以往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就， 中国大概还会继续成功地走下去。那么，究竟是国内民众的感觉出现了偏差，还是外部观察者的认知滞后于现实的演变呢？为什么中国经济会陷入严重困境，这是偶 然的，还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一、擦去“中国模式”身上的镀金，还其本来面目 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30年的政策基调，也是政绩合法性的来源。国内的智囊们经常把这一点夸赞成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 “中国模式”得以称雄世界的亮点。其实，以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晚期共产党政权的普遍道路，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前半期的历史通常以革命和打击 “反革命”贯穿始终；后半段则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只能转而依赖政绩合法性。苏联在最后30年中就是如此，今日的越南、古巴也在努力提升政绩合法性。 人们可以说，告别革命、改而以发展为政策重心，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一转变本身包含着对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彻底否定，所以告别革命、 注重发展自然而然地动摇着这种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也孕育着它的晚期综合症。 这个晚期综合症源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空间的有限性。只要共产党坚持一党执政，无论它怎么推行市场化，都不可能放弃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直接、间接操纵。这不仅因为执政高层害怕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进而丢失政权，也因为各级干部追随共产党高层的根本目的是 通过掌控经济活动来致富，一旦实行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当官还有什么利益可图？正因为如此，不管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推行市场化改革，它能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实只有两种，而且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都无法长期支撑下去。 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发展道路通常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 “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以提升国内民心、维系国际地位；另一条是改善居民生活水准，以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这在苏联研究中被称为“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用这个简化的框架来看共产党国家，可以说，中国的80年代和苏联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都走了后一条道路，而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和中国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走的是前一条道路。 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在苏联走到了极致，最后导致政府手中的资源枯竭，经济停滞，民怨四起，到了这个时候，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就走到头了。而前一种发展模式困境的最好样板就是目前的中国，这也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 跳出狭隘的“中国特殊论”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会有与国内主调不同的体会。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其实有一个 参照系，那就是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与苏联当年的发展模式一对比，就会发现今天中国的成就竟然似曾相识。今天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人，往往都把眼光投向京、 沪等城市那超过纽约、伦敦的都市建设，还有豪华的地铁、高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防实力大增，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其实，按照60年前的国际标准，那时苏联的都市建设、地铁建设、军事实力都可与英美比肩，毫不逊色。 对中国、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因为这类国家的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握，可以随时集中最大限度的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民生就必然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这种优势当然是民主国家的各级政府望尘莫及的， 它们既不能命令银行贷款，也不能随意拆迁，更大的约束还在于，选民如果不想要这样的“面子工程”，政府就得把工程下马。同样举办奥运会，北京市长自然比伦敦市长阔气得多，也神气得多。 在社会主义国家，站在政府立场的人，当然格外垂青和赞美政府的超强能力，并且把老百姓的牺牲视为“必要的代价”；但站在民众的立场，就必然会追问，这种“党和国家”的“成就”是民众的福祉吗？由此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即发展的正当性问题，到底是为谁发展谁受益？ 二、“中国模式”：从漫步歧途到走进陷阱 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陷入了认识误区，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 冠，就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事实上发展本身并非目的，只是手段，这是常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 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能等同于国家(country)，国家(country)是由国民组成的，国民的需要才是国家的终极需要，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只有一个目 的，就是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所以，如果国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一定走上了歧途。“中国模式”就是从歧途走进陷阱的一个范例。 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得快一些，国民收入的“饼”做得大一些，大多数人便能从中获益。其实，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成为主要获益者，还是大多数国民成为主要获益者，取决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与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 只有当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大体上同步，这样的发展才算是具有正当性的良性发展。世界上有过不少这样成功的例子，如战后的日本以及阿根廷、智利、台湾、以色列等。 但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国民收入当中，政府占用和开支的比重越来越大，居民收入的份额却不 断下降；进一步看，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经济发展的果实被少部分人掠夺。以90年代全国范围的下岗职工贫困化和三农问题为标志，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明显背离了 社会公正；不择手段的经济增长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绩工程”，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增长便是政治成就、增长率决定升迁”的制度环境。为了实现经济增 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廉价劳动力、土地、矿物、环境等资源的剥夺，而权力和财产又集中在一小群权贵手中。 这里仅举两例。第一，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 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一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生活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贫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经济停滞或战乱国家，唯独中国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 第二，今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按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有8亿劳动力，只有3%的劳动力的收入高于低收入线。当中国一小部分富人游遍世界、到处抢购名牌手包和服装 时，97%的劳动力的收入都低于低收入线。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或向国外转移财产；而在 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97%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那中国的企业向谁销售大量产品，又怎能避免产能过剩呢？ 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正，必然改变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进而导致中国模式对畸形发展的依赖。既然国民收入分配 长期保持不公正状态，最后就必然制造出多数国民贫困、消费能力低下的社会结果，于是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出现了国内市场缺乏充足购买力这样的 怪象；在长期“国内需求不足”的状态下又非要经济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向全世界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因此造成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在国内对应地过量投放人民币， 导致通货膨胀；当出口困难、国内消费疲软时，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级政府只能依靠房地产泡沫和大量奢华浪费的公共工程来维持畸形的增长格局。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就这样最终走进了难以自拔的陷阱，这个陷阱其实是“中国模式”胎里带来的，只是掌舵的和吹鼓手们一直假 装看不见罢了。 三、盛世终结，危局端始 “中国模式”内生的困境，从2009年开始将中国经济引进了左右失据、进退两难的窄胡同。为了维持增长而单纯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和房地产泡沫，最后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 从2009年1月到2011年5月，中国的货币投放达26万亿元，其中约半数属于超出正常经济活动需要的过度货币供 应，这就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来源；同期各项贷款增加20万亿元，其中四分之三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属于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花了钱无法还债，房地产泡沫过 大的话早晚会破灭，所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业都会造成巨额坏帐，因此银行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中国可能的金融危机远比美国的次贷危机要严重得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只能在透明化状态下应对，而中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连捂带盖，不让国民和国际社会了解真相。国务院和铁道部之所以在温州撞车事故之后急于粉饰太平、拒绝讨论真相，也有债务上的考虑；如果真相被披 露，国人对动车安全性的信任动摇了，客运收入就会急剧下降，那国务院就不知道到哪里找钱，去替铁道部偿还那2万亿元的债务了。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同时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挤压房地产泡沫。其结果是经济滑坡难以避免，在江浙和珠三角一带，20%的中小企业已经倒闭，剩下的纷纷改行，“制造业做不下去了，转做房地产；房地产做不下去了，转做金融；金融做不下 去了，转做高利贷”。短期内拉升经济的唯一可能是再度大量投放贷款，这当然是饮鸠止渴，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正是此刻中国政府为难困顿的原因。 显然，多年来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说，“中国模式”带来的短暂盛世业已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危局的端始。 现在，不仅广泛的社会不满和绝望随处可见，连国内的一些精英和学者也开始出言批评。今年5月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 生接受《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采访时表示，“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能够拉回来一点”；他还表示，“确 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所说的“定时炸弹”就是中共当前面临的困境和 危机，而“抱着定时炸弹”的自然是第四代领导人，至于“击鼓传花”以后即将抱上“定时炸弹”的则是第五代领导人。张木生说得非常坦率，不仅指出中共高层是 抱着“定时炸弹”度日，而且表示，现在的领导人不想或者是没办法把“炸弹”的“引信”拆除。张木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的好友，他的这番大胆言论是没有后台的文人绝不敢公开吐露的。 目前国内各阶层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不安、压抑、惶恐和忧虑。2011年很可能将被历史记载为中国局势大转折的起点。没有这样的转折，中国的民主化无法起步；但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如何走向民主化，将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HRIC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41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中国间谍气球与“拜登的卫星时刻”
何清涟 自1月28日开始，中国三只气球陆续进入美国与拉丁美洲上空飘荡，2月2日一位民众拍了照片发在蒙他那地方报上，美国公众方知中国间谍气球侵入领空。这一事件在2月4日终于获得统一称呼：2023中国气球事件（2023 China balloon incident），同一天，社交媒体上率先出现一个热词，“拜登的卫星时刻”（Biden’s Sputnik moment），然后大媒体纷纷引用。所谓“Sputnik moment”，指苏联 1957 年发射的第一颗地球轨道人造卫星 Sputnik 1，让美国深刻感到危机，意识到需要增加对教育、创新研究和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以赶上苏联明显的技术和科学发展。该事件点燃了冷战期间的太空竞赛，最先导致美国于 1969 年成功完成载人登月。 美国舆论（至少部分）希望拜登通过“卫星时刻奋起，对付中国威胁。 五角大楼犹豫“打”还是“不打”，终引舆论大哗 尽管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已经完全扁平化，无论是否专业，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发表言论，但白宫与五角大楼的发言仍然是中心，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决定“2023中国气球事件”的走向。 经过近两天的纷乱之后，美国国防部官员美东时间2月3日傍晚召开新闻发布会，想通过回答“为什么中国汽球没有被击落”，表明白宫-五角大楼的审慎态度。 美国五角大楼驳斥了中国“气球受西风吹刮无可控制误入美国上空”之说，指出中国间谍气球改变航向，从美国中部向东漂浮。美国空军准将帕特里克莱德3日晚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知道这是中国的（监视）气球，它有机动能力飞行路径”，中国气球的路径将其带到美国的“许多敏感地点”，出现在蒙大拿州上空，那里是美军地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所在地。 面对记者“为什么不击落它？”的询问，国防部官员解释说，“ 我们必须进行风险评估。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它是否对美国本土的美国人构成威胁，物理动能威胁？ 我们的评估是没有。 它是否对民用航空构成威胁？ 我们的评估是没有。 它是否对情报方面构成了显着增强的威胁？ 我们目前最好的评估是事实并非如此。 因此，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评估了将其击落的风险，即使在人口稀少的地区，碎片坠落并伤人或损坏财产的可能性很低，也不值得这样做。” 因为美国舆论对白宫的处置方式高度不满，参议院民主党人Jon Tester加入共和党，就中国的气球反应重击拜登“我们仍在等待关于这一切如何发生的真正答案， “在我找到他们之前，我会追究每个人的责任。” 第一只气球没能随风飘走，第二只、第三只又陆续飘来美国与拉美上空，4日上午，拜登只好决定“将尝试击落”大西洋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以便将其取回并进行研究——现在五角大楼正计划在美国水域执行击落和捕获任务，执行任务的飞机定于今天中午从东海岸飞越卡罗莱纳州。 美中争锋：布林肯之行搁浅的双方表态 中国间谍气球流浪到了美国上空，在打还是不打的犹豫中，作为总统的拜登同意国务卿布林肯应推迟他原定2月3日启程的中国访问。布林肯说，在他即将访华之际发生中国高空侦查气球飞越美国事件，不利于对中国进行建设性访问，但他也强调，美国仍致力于与中国接触。2月3日下午，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表示，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侵犯了美国的主权，也违反了国际法，是“不可接受的”。 随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宣布推迟美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行程答记者问中，称“飞艇属民用性质，用于气象等科研。受西风带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该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航线。这完全是一次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事实非常清楚。……美国一些政客、媒体借题发挥，对中国攻击抹黑，中方坚决反对。保持各层级接触沟通是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事实上，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我们予以尊重。” 现在应该分析，中国气球为何这么会选择合适的时间，在布林肯原定访华前流浪到美国。 自今年1月上旬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财政部长耶伦相继表态，将于2月中旬之后先后访华。布林肯后来将日子提前到2月5日，并宣布美国向中国列出了华盛顿的红线，警告中国不要在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实质和安全援助。 布林肯为什么这么急于访问中国？只有一个原因，2022年12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通话。通话后据俄新社报道说：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2023年春天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加强中俄军事合作。并称普京说“这将向世界展示俄中关系在关键问题上的实力，并将成为今年双边关系的主要政治事件。”尽管中方未就此有何报道，但美国很担心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帮助。 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国为回应俄罗斯的安全援助请求而做出的任何决定，美方还注意到有关俄罗斯运输机多次访问中国的报道。 中方迟迟未发布有关布林肯、耶伦访华的任何回应，在布林肯临行前发布将警告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红线， 一直很注意在大国争锋的面子的北京，适时地放出了气球，而且不止一只，这行动有点类似于对台湾的“非军事行动”。凡关心台海动态的台湾人观看2023中国汽球事件后，应该心知肚明。 美国舆论：Biden’s Sputnik Moment 中国间谍汽球在美国上空飘荡，美国舆论共愤：共产主义中国可以向美国领空发射监视气球，而我们只是“监视”它，这向我们的敌人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当美国军方在海域上空击落中国间谍气球时，美国朝野总算出了一口胸中恶气，认为 “拜登的卫星时刻”（Biden’s Sputnik moment）到了。 本文开头就谈了苏联 1957 年发射的第一颗地球轨道人造卫星 Sputnik 1，成为美国的Sputnik Moment。不过，事由人成，1957-1969这13年间的三任美国总统当中，有两任赫赫有名：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因肯尼迪被刺杀而接任的林登·约翰逊在当时颇有争论，但目前也算中等评价。三人之后，接下来就是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伟大的总统”里根的美苏星球大战计划。 美国保守派智库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中国政策主任布拉德利·塞耶 (Bradley A. Thayer) 非常及时地在媒体上建议拜登在Sputnik Moment应该怎样做，比如抓住时机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威胁、在美国人受到气球冲击之时进行社会动员、回收气球后及时公开相关技术信息，警告他们使用中国的技术——包括 Tik 等应用程序是帮助中国搜集情报等等。 塞耶教授的建议非常及时，但拜登却并非前述几位总统，他的民主党政府正忙于在美国与世界推行彩虹计划，一心一意要在美国建成“民主社会主义”与彩虹乐园的民主党其兴趣也不在此。中美关系已经非常脆弱，双方都绷得很紧。由于公私各种掣肘，拜登作为总统的优先事项，目前这个阶段至少不是实行全美动员，进入美中对抗。 社交媒体英文圈评说：China was testing Biden, and Xi won. 是与否，冷静的观察者心中有数。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2月5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65166）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亚投行：离中国初衷渐行渐远
何清涟 亚投行成员国资格申请3月底即将收科，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于3月28日发布推动“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宣称将以“五通”与“一带一路”上的数十个国家构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但“一带一路”上的关键国家斯里兰卡却在本月初宣布叫停港口项目，表明该计划将有不少意外；中国放弃否决权换来多国赞襄，表明亚投行注定不能象中国原来设想的那样，成为服务于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金融平台。 亚投行：现实与原定目标越来越远 中国成立亚投行，本来是为了构建一个服务于“一带一路”计划的融资平台，但发现各国热情不高，不得不放弃否决权以吸引各国赞襄。在英国的示范作用之下，欧盟各国纷纷要求加入，北京算是挣足了面子。但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不少，并且会影响到日后运作。 第一个问题是董事会的席位如何分配。国际金融机构中最大的特权是投票权。只有创始成员国才能参与规则制定，决定游戏怎么玩；具有会员国身份，才能获各投票权。这就是欧盟各国看到英国加入之后纷纷“轧闹猛”的原因：虽然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好处，但先加入取得游戏规则的制订资格，后面的皮慢慢扯。 按原定计划，在中国给亚投行设计的15至20个董事会席位中，仅有3席预留给“域外”，即非亚洲成员国，这将导致7个欧洲国家为谁该进入董事会而进行第一轮博弈。今年1月就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新西兰，于中国而言有首赞之功；英国的态度对其他国家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德国是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法国虽已沦为二流国家，但一流国家心态犹在，特别敏感。以上这些均是亚投行的“东道主”中国必须照顾到的，估计最后有可能增加席位，以谋求各国开心。 另一场被预估的重大争夺将是，哪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欧洲分部所在地。欧洲可能只设一个分部，如果要设在欧洲中心，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伦敦就不在此列，但英国又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为了照顾法德等国情绪而弃地利，并非明智之选。 由于中国的投资理念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今后的麻烦事还多。现在中国官媒宣传的亚投行新机制：即一国不能行使否决权，到时候肯定会成为扯皮之源。现成的例子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导致联合国在任何重大国际事务上都难以达成一致。世界银行与IMF之所以还能做些事情，就是因为其现有的投票制度和贷款附加条件。比如美国对世行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IMF成员国的投票份额按照一国GDP总量、开放程度、经济波动性、国际储备等加权公式计算等，投资决策比较客观，不是拍脑袋决定的。 中国要办亚投行，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各国参加亚投行，是为了取得中国好感，作为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但等到将来做投资决策之时，恐怕得有利益考较了，这时，中国才会开始感到失去否决权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与对外投资的边界模糊 《人民日报》发文解说亚投行的优势：“世行、IMF贷款体现了西方价值观，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的减贫工作，有许多限制性条件，如要求信贷国家采取私有化、对外开放、货币自由兑换、财政紧缩、降低赤字率等侵犯主权的条款，甚至打包人权条款，使很多发展中多家不愿意接受”，亚投行贷款不设置这些条件。 这倒是中国一贯的做法。过去，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与低息无偿贷款就不考虑西方国家这些原则，只着重于政治成果，并不看重经济收益，比如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就中国恶劣的人权进行谴责等等。为了这些政治好处，不定期免除这些国家的债务更是中国的常规外交游戏。 中国海外投资的效益有目共睹，2014年中国经贸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对外公开称，中国有20000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专列有“麻烦项目”一栏，即后期遭到监管机构驳回、部分或全部失败的项目。2005-2012年麻烦项目共88个，总额达1988.1亿美元。起初，大部分的麻烦项目涉及能源行业，后来，麻烦项目涉及的行业多样化。 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与投资之间的边界处于模糊状态，往往以援助促进投资。中国虽然不考虑他国人权状态，但另有一种政治考虑，比如意识形态（北韩）、对中国态度是否友好等，让中国头痛不已的委内瑞拉的赖帐200亿美元，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查韦斯任总统中国出于友谊出借的债务。 斯里兰卡为例：“友谊”之树不常青 斯里兰卡的事例应该给北京敲响警钟。3月上旬斯里兰卡政府决定暂停中国投资14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城项目，理由是“这不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希望就“中国贷款的高利率”以及“包括宽限期和现有贷款的分期安排等偿还条件”举行最高层级的磋商”。斯里兰卡位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海路上，中国很需要这个港口，视为“海上丝绸之路”扩大贸易往来以及国家影响力计划的一部分，隐蔽的目的则是中国海军需要一个前往印度洋的军事基地。在威权型领导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任内，斯里兰卡与中国强化了双边关系，2014年中国海军攻击型潜艇两次出访科伦坡，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了该项目的动工仪式。 这一项目经历了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国为此给了斯里兰卡很多经济援助。2005年在东南亚海啸之后，中国政府曾免除斯里兰卡的全部到期债务。在拉贾帕克萨任期内，中国利用该国因内战中侵害人权问题招致美欧批评而关系恶化这一机会，向斯里兰卡提供大量援助，并援建了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还在联合国内力挺斯里兰卡。但在去年的大选中，当政十年的拉贾帕克萨败选，中国与前任总统的交情成了新总统西里塞纳眼中的负资产，他在竞选纲领中就提出，要重新评估这一工程，因为据说中国的部分资金流入了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亲属手中，加上前任政府在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中，允许中国企业优先使用并开发部分填海土地。斯里兰卡产业界人士担心“科伦坡被中国占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信用不佳 英国《金融时报》曾就委内瑞拉欠中国债务一事评论说，“委内瑞拉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广泛适用的教训：向奉行非正统政策但具备政治魅力的领导人提供软贷款，可能带来引火烧身的结果”，这一评论不仅适用于斯里兰卡，还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国家信誉也差，今后中国与亚投行如何才能保证投资收益，将是一个大问题。 据中国估算，2011-2020年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存在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国愿意做供应方，达成协议并不难。这一估算倒不算太离谱，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回收投资并保证有利可图。这些国家当中，有印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伊朗、斯里兰卡、印尼、马尔代夫等，在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各国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信誉评级都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进入评级。况且，中国其实已经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不少投资，到2013年，印尼为307亿美元、尼日利亚达207亿美元、伊朗有17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高达235亿美元，大都还未进入投资回收期。 亚投行董事会的西方国家成员国在与中国共事时，可以放弃人权原则，但却不会放弃利润原则，并接受中国的“以援助带投资、以巩固政治友谊”之类的原则，而中国也只有以援助换支持的金钱外交经验，如何让亚投行为自己的“一带一路”计划服务，于北京而言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5年3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269941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访曹长青∶学埃及人，结束共产党独裁统治
2月11日，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埃及百万人民的持续抗议中被迫宣布下台。这一消息立刻被全球各大媒体头条转载。报道说埃及自由了，埃及人民胜利了！著名政论家曹长青日前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中表示，埃及人民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民有著重要的示范作用。 倍受中共独裁专制压迫的中国人应该站起来，学埃及人，勇敢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曹长青在采访中还从多方面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和中国人民面临的选择。他说中国人和埃及人民一样， 渴望结束专制统治， 拥有民主自由。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对曹长青的专访。 记者∶请您首先谈谈埃及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对世界包括中国的影响？ 曹长青∶我觉得这次埃及革命成gong，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全世界不管是哪里的人民，什麽样的文化背景，什麽样的宗教背景，什麽样的肤色，什麽样的现实，只要是人，内心都有对自由的渴望，都想过一个自由人，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对埃及这个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等於是埃及走向民主的一个里程碑，另外由於埃及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八千多万，超过法国，那麽埃及这个中东最大国家发生了这样的巨变，直接影响了埃及周围的其它阿拉伯国家，像约旦、黎巴嫩。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伊朗等等，都将产生重大的冲击波。据说伊朗人下个礼拜就要上街，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报道。前几天约旦、也门也都有人民上街，所以这个冲击波将是巨大的；将对中东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东是威胁全球安全的来源之一，也就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那麽恐怖主义不仅对中东人，包括对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是一种威胁。所以如果中东结束了政教合一、走向了民主的话，民主是制约恐怖主义的最有力武器。我们看看其它两个穆斯林的重要国家，一个是印尼，一个是土耳其都走向了民主，那里就不会产生强烈的恐怖主义。 所以埃及这个事件不仅对中东，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中国。像埃及那样一个宗教背景，中东那样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那样一个历史和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埃及人民都起来了，抗争了，结果成gong了，赶走了独裁者。那中国并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严重宗教背景的国家，是个世俗的国家。那世俗的国家更容易走向民主。所以我觉得这会给中国人传递一个相当强烈的信号，中国人难道不如埃及人吗？中国人难道不如突尼斯人吗？更不要说中国人难道不如苏联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吗？所以我觉得会向中国人提出一个巨大巨大的问号。中国人要不要继续忍受专制？要不要像突尼斯人、埃及人那样，站起来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赶走独裁者共产党，使中国人过上一个自由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具有重大的意义！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与埃及有所不同？ 曹长青∶有一些中国人老是强调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军队是听共产党的，中国的镇压者是残暴的，镇压是严厉的。但是我们看到埃及同样是严厉的。埃及过去在穆巴拉克30年统治之下，无数的人被投入监狱，被酷刑拷打，包括在过去的18天中，就有很多埃及人，被抓进监狱，被酷刑拷打，甚至丧失了生命。埃及一直是镇压的。而且埃及的军队也不是一个完全职业化、国家化的军队，也完全是穆巴拉克一手培植的，包括现在提名的副总统，包括各个省的省长、总理等等，全部都是将军出身。他的副总统，原来也是情报局的总头，是陆军中将。总理原来是空军总司令。其实中国没有特殊的。天下的独裁者都是严厉镇压反抗声音的。从某种意义上上说，现在中国的条件应该说比埃及还要好。 记者∶面对埃及革命的成央A那您所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和条件是怎样的？ 曹长青∶我们看看埃及这场革命之所以能成gong，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有现代科技手段，就是电脑网络和手机。因为今天在专制社会你想发动一场抗议运动，开个会议也好，首先要有几个基本条件，你能发出通知。你刚发出通知政府就把你抓起来了。所以你很难进行通知，组织，号召，发动一场运动。像中国20多年前发生了天安门运动，那主要是因为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去世了，大家同情这位温和派的领导人，为了悼念他，这个“突发事件”等於起到了一场运动所需要的通知、号召、调动群众等等这样一些必要的条件。那今天埃及这个事实教育中国人，今天不用等“突发事件”了，手机，电脑网络就可以起到通知作用。为什麽？政府可以控制报纸，控制它的中央电视台，但是没法控制手机，没法控制互联网。这个手段导致突破了当局的控制。所以埃及这场革命完全是用手机、电脑网络、Google等等手段在进行组织、号召，包括调动大家情绪的。当然还有突尼斯革命对他们的刺激。所有这些条件中国现在是有的。 中国现在城市手机的普及率几乎大人孩子人手一机了。而中国上网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人。所以这个技术条件已经存在了。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通过埃及的例子教育中国人，穆巴拉克是独裁的，30年统治完全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有勇气起来反抗。今天对中国人来说最需要这两点，第一，你有没有智慧看到共产党比穆巴拉克这个独裁专制已经超过一倍了，共产党已经执政了60多年，要不要结束？第二有没有勇气反抗？今天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中间普遍酝酿著强烈的像埃及人民痛恨独裁者那样的情绪，它是存在的。很多中国民众的不满是每天都增加的。看到共产党的腐败，看到国际上各方面的消息，包括看到埃及革命的爆发与成央A都在增长对共产党的这种愤怒情绪。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中国的有些领导舆论的民运人士，或者异议人士也好，要破除那种所谓的“我们没有敌人”的那种政治秀、那种高调。也破除海外的所谓民运领袖什麽“见好就收”啊，什麽“朝野良性互动”啊等等这些虚假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要打倒共产党之前，首先要否定掉中国民运那种什麽见好就收、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那种错误的东西，那种误导中国民众的想法，那些理论。像埃及人那样，认识很明确，目标很清楚，中国只有一个前途，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结束共产党统治。不赶走独裁者，不让中共下台，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人的基本人权的保障。所以结束中共专制的统治是前提，是必要的条件。 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条件基本已经具备，完全具备了像埃及革命的那种条件。现在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人发出这种声音。要向埃及人学习，能够智慧地看出共产党专制是不可接受的，能够勇敢地反抗。所以我觉得埃及这件事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当然现在刚刚发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在中国的网络刚刚开始转播，很快的会蔓延到全国，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而会产生想法。 记者∶我看到有文章说埃及革命成gong的一个因素是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给埃及穆巴拉克了一定的压力，而相比之下，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就比较退让？ 曹长青∶我们如果说把穆巴拉克下台作为革命成gong的一个标志的话，埃及革命成gong的一个原因不在於美国或者西方的压力，也就是对穆巴拉克政府的压力造成的，这个压力是很小的，甚至在早期是不存在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也就是Nicholas Kristof，在穆巴拉克刚下台时在他博客上写的文章，非常批评奥巴马政府，他说埃及的革命给人强烈的印像是，他们没有得到西方的帮助，甚至没有得到美国等在道义上的声援，他们完全是靠自己成gong的。美国现在的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原来布什总统的向全球推广民主的政策上後退，包括一年多前对伊朗的革命，奥巴马政府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支持结束伊朗的“政权改变”，我们要跟伊朗政府保持“交往”，engagement。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场埃及革命并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的强有力支持，甚至早期没有支持，完全是靠民众自己。 我们看看穆巴拉克在24小时之前电视讲话非常强硬地说，他不下台，他要一直留在埃及，他要和埃及的土地同生死共命运。根本不打算走，非常强硬。但是为什麽24小时後改变了？并不是美国压力的结果，在他讲话之後并没有美国总统和西方国家领袖联合声明的强硬声音，没有。那麽是什麽使他发生了变化？是埃及的百万人民，在开罗街头的百万民众。那些不睡觉仍然坚持在广场，包围总统府，包围埃及中央电视台，那个人民发出的怒吼！那个怒吼通过手机，通过外国电视的报道，包括阿拉伯世界的非常有影响的半岛电视台的阿拉伯语的报道，那个画面，那个埃及人民被激怒的画面，传播到埃及八千万人民的家家户户，整个埃及愤怒了，整个人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埃及军队能不能镇压？虽然那些将军们都是穆巴拉克提拔的，都是他手下的，但是面对一个选择，如果你镇压了，将来被人民追究的话，可能就被绞死，判处死刑，像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或者像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所以当时埃及军队面对著一个选择。最後军队拒绝镇压，因为有报道说军队分裂，有的高层军官辞职，他不愿意镇压，不仅有道义责任，还有自己个人将来的政治声誉和责任等问题，是否要被清算、审理、审判的责任问题，最後将军们采取的是不能去杀人，在这种情况下穆巴拉克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穆巴拉克根本不是主动下台的。他在24小时前的讲话是非常强硬的，非常霸道的，表现了十足的独裁者的嘴脸，全世界看得很清楚，最後是在大势已去，是在人民的压力下，是在埃及人民的怒吼下没有别的选择才下台的。所以我觉得埃及的改变不是西方多大压力的结果，主要是埃及人民自己争取来的。所以今後中国发生什麽变化，也不能把它寄托在美国等西方，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记者∶那您认为如果像今天埃及的事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军队会怎样做？ 曹长青∶今天中国的军队我认为也不敢镇压，我们看20多年前天安门事件那个邓小平怎麽镇压。邓小平和今天的穆巴拉克还有不同，邓小平是跟毛泽东打江山的第一代领导人，而且是第一代最强硬、最霸道、最丑恶，最邪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镇压他都没有把握，在镇压之前，我们後来看到的资料，邓小平提前去了南方各大军区，单独找那些军区司令部的头头谈话，做他们的工作，讲他的道理，争取他们。做了一圈回来才敢镇压。而当时那些中国的将军们有很多并不了解天安门发生的实际情况，後来中央电视台，中国的媒体全部被封锁，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比较开明的领导人赵紫阳的坚持下，中国当时的媒体只开放或者叫宽松了100个小时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将军们知道的情况是很有限的，如果今天中国的军区司令们，那些将军们，知道天安门发生的是像埃及这样的事件，敢不敢杀人，要不要杀人，要不要承担今後这个罪行，这个责任？尤其中国那些士兵，当年到北京杀人的时候他们完全不了解北京发生的情况。完全是被共产党灌输的是北京发生了暴乱有暴徒。如果今天中国的士兵像埃及军人一样，通过手机，通过互联网，通过其它的政府控制不了的这个新闻传播的手段，知道北京发生的情况，他们还会开枪杀人吗？共产党可以说那是新唐人电视，那是希望之声，那是海外的反华反共媒体等等，那些民运组织造谣。但是通过手机，通过个人拍摄的画面，立刻就可以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发生的那个真实情况。所以这种情况这种信息都会导致中国的将军们、士兵们会考虑。 今天我们看埃及很多士兵参加到人民抗议的行列中。因为他们清楚了真实情况後很多人会良心发现，会感到要站到人民一边。今天中国如果发生像埃及这样的事件，今天的统治者不是第一代领导人邓小平了，而是第三代更窝囊的、更没有能力的、战战兢兢的政治童养媳出生的胡锦涛了。胡锦涛有这个魄力下令开枪吗？如果他想做的话，他能够说动那些军区司令吗？能说动那些士兵吗？即使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那样的霸道，那样的政治背景，还有38军军长，有几个中国的将军拒绝抗议，不同意镇压。包括党的高层很多人也不同意。而今天胡锦涛怎麽能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吗？所以各方面的迹像都可以表明今天如果中国天安门广场出现像埃及这样的事件，我觉得中国的军队不敢开枪。甚至胡锦涛敢不敢下令开枪我都怀疑。 这一切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中国老百姓空前的知道了世界的真实，他们知道了埃及的事件，突尼斯事件，他们知道了整个欧洲共产国家都垮台了，他们知道俄国的变化，尤其知道对面的台湾的民主选举。对於世界发生的事中国人很多是知道的，不是完全被封闭住的；第二中国现在的科技手段是空前发展的，这一切我觉得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或者说我认为中国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完全具备，现在就需要的是结束共产党的声音能够扩大，更大，让更多中国人一想这个问题不是就想军队会不会镇压？我们是不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跟埃及人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要脸面的民族，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不能做“劣等人”，中国人和其他人都一样，内心的渴望都是自由，所以让这个信息传播的更广，更响亮，机会来临了，中国，中国人就有成gong的机会！ 记者∶对埃及革命的成gong，借这个机会请问您对中国听众还有什麽要讲的吗？ 曹长青∶中国的听众朋友，不管你身在哪里，你今天想办法看看埃及发生的这一切，无数的网络新闻，还有无数的电视影像，你看看埃及人！一般中国人印像中，穆斯林被认为是落後的，中国人的一个比较歧视性的看法，认为阿拉伯文化是落後的，认为他们跟现代化是不接轨的，他们没法实现民主等等，可是今天你看看埃及，埃及人民就这样勇敢地走上了街头，在几百人丧生的情况下，人们争取到了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反独裁者，将执政了30年的独裁者赶下了台，为埃及的民主开始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民众看到这一切，要不要想一想，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要不要做一个自由人？要不要像埃及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那样，能够有投票的权利。人没有投票权，没有政治选择权怎麽是现代人？怎麽是人？因为是人的话就应该有政治权利。今天你无论发财多少，你完全还是被共产党左右。它今天说放了就放了，明天说收了就收了，它的股票市场一切都被它控制。在这种控制中无数的高干，太子党，他们贪尽了中国的财产。今天中国的情况被外国经济学家说，中国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中国是盗窃经济。就是有权的人，共产党高官们，他们的子女们，趁机瓜分国库，盗窃中国的经济。盗窃谁？什麽叫国库？就是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钱被政府收去了，汇集在一起叫“国库”。其实那些高官和他们的子女们盗窃我们每个人腰包里的钱，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经济发展，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学习埃及人？要不要改变这个现实？！埃及的改变不是靠美国，也不是靠西方，完全是靠他们自己，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气！ 我还是想说一遍，中国人心里都是渴望自由的，只不过被共产党多年的教育洗脑吓住了；要改变过去以往的跪著要求改革，什麽要求党改革的那种思路。要改变恳求共产党的那种思路，要改变跪著向共产党递状子的那种思路。我们自己站起来，结束那个专制。中国人照样会把自己的国家管理的像埃及，像东欧那些结束共产统治的国家一样，走向民主，同时有自由经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静汝采访报道（文字据录音整理）。 ——原载“希望之声”2011年2月13日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253/181251-1.asp 2011-02-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曹长青 2.28 在台湾讲话，支持台湾人民公投独立，成为正常国家！
2018-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中美贸易战暂停的“乌克兰因素”
何清涟 10月11日，中美宣布达成“实质性第一阶段协议”，将解决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方面的问题。中国方面表示将购买价值约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农产品，华盛顿的条件是暂停关税上调。尽管川普总统表示，还需要进行更多谈判。但对中美双方来说，第一阶段协议都有助于舒缓困境。从川普的立场来看，此协议有助于他稳定农业州票仓，尽快从贸易战中抽身，这个阶段性协议无疑更有利。对北京来说，这场“牺牲打”似乎只让自己受伤，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北京愿意签署这个阶段性协议？ 多重因素，何者为关键？ 北京确实面临多重困难。世界都看得见的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还在持续。北京虽然已经施加压力让四大地产家族交出部分土地，但勇武派的街头快闪抗议还在进行当中，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正整装待发。北京同意签署阶段性协议之后，换来了白宫主人一句“香港问题会自行解决” （take care of itself）的说话。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美国暂时不介入中国的“香港内政”，北京暂时解除了香港问题的外部压力。 中国内部经济压力加大，来自几方面： 1、目前为祸中国的非洲猪瘟，皆因为了实施抵制美国猪肉、削弱川普总统票仓的大豆（农产品）战略，结果戏剧性地成了自伤之举。此事严重影响了中国公众对中国因应方式的信心； 2、外资陆续从中国撤出，全球产业链重组已经成不可回逆之势。 3、中国经济衰退已成定势。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7%，仅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0%。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企业利润严重下降：北京下降14.4%、河北下降11.2%，山东下降13%，作为中国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上海则下降19.6%。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49.8%（低于荣枯线）。两组数据均显示中国经济正陷入近30年以来未曾出现的大衰退。 以上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北京定下以拖待变的“牺牲打”预计之中。促成北京改变心意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看到以拖待变的希望正变得渺茫。 乌克兰电话门的副产品：拜登家族丑闻升级 美国民主党出来竞选的政治新老明星共计20多位，但到最后跑在前三的是拜登、伊莉莎白·沃伦与桑德斯，后两位都主张向富人征收重税，这导致历来支持民主党的华尔街金主们纷纷表示，如果是后两位成为总统候选人，他们将不再支持民主党。金主们的抛弃，对民主党还不算最严重的打击，更严重的是内耗。参加提名人竞选的基本都是极左激进派，民主党特别代表对总统候选人的决定权在2018年已经被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否决，建制派派无法操控激进派，而激进派候选人注定会失去中间选民。这种局势让民主党的建制派不得不将2020胜选的希望寄托在对中间选民有一定吸引力的拜登身上。 出于以上考量，民主党才千方百计打击川普，希望他丧失参加2020大选的资格。用穆勒通俄门启动弹劾无效之后，又启动了乌克兰电话门事件的弹劾案，其依据是有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称，他们监听到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在电话中，川普以军事援助为筹码，亲口要求泽连斯基动用乌克兰的情报和特工部门，调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非法行为。 这次通乌门弹劾案不同于以前穆勒调查，就算是南希·波洛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结果可能有两种：若证据确凿，川普将会以叛国罪等重大罪名遭弹劾，从而提前结束其总统生涯；若证据不成立，反而会为川普助选。但这一弹劾本来就意在舆论战，形成不利于川普的政治缠斗就是目标。通乌门曝光之初，确实产生明显效果，路透社与益普索最新民调显示，随“通乌门”事件不断披露更多内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应被弹劾的受访民众在增加。这项网上民意调查在9月26日至30日展开，有45%美国成年人相信川普“应该被弹劾”，较一周前的37%支持弹劾上升8个点，超过认为不应该被弹劾的41%。就连共和党选民也有13%支持弹劾川普，比一周前多了三个百分点。 但10月4日这一天乌克兰总检察长的一番公开讲话，导致事态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这一天，乌克兰总检察长鲁斯兰•里亚博沙普卡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透露，对媒体透露，拜登之子亨特·拜登与乌克兰布瑞斯玛天然气公司可能牵涉约15起事关命案的刑事案件，这还不是最终确认的确切数字，因为调查依然在进行中。 美国数家亲民主党的主流媒体虽然暂时还未报道这一消息，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这一报道却断了中国的念想，明白拜登白宫之途可能从此断绝，因为就算痛恨川普的美国人，可能也无法接受一位袒护犯罪儿子的人做美国总统。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大豆战略”坚持打击川普农业州票仓，实施“以拖待变”的策略，其最终寄托就是希望公开表示中国不是敌人的拜登成为美国总统。如今，拜登成为美国总统的愿景成为泡影，拖下去的牺牲打就失去意义。于是，中国决定放弃付出了各种自残式代价的“大豆战略”，愿意签署正对川普胃口的第一阶段协议：将原来200亿农产品采购大单增至400-500亿。 全球化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也戏剧性地具有全球性。乌克兰这个小国的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在美、中两个大国刮起了风浪。就算是精明老到的弹劾案发起者、身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大佬南希·波洛西也未曾想到：意在打击川普的乌克兰电话门，却赔上自己的老战友拜登的总统前程。 （原载大纪元 ，2019年10月13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0/13/n1158570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中国防长李尚福及军工集团被整肃的来龙去脉
何清涟 每有中国高官被抓，总有人要引伸出权力斗争之说，硬给弄出一个党内高层反习同盟。但李尚福被抓，真与权力斗争无关，只因军火采购这条食物链极其腐败，影响到中国军队战力，这不需要“熟悉官场的某内部消息人士”告知世界，据公开资讯就可以梳理出大致梗概。 习近平“军事强国”之路 重在治军与军事现代化 习近平在军队的“铁腕反腐”一以贯之，在他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国军队共立案审查4000多起，给予纪律处分1.3万余人，至少69名军级以上“老虎”落马，涉及中央军委，原总部单位，原七大军区，军校与研究机构，各个军兵种以及武警部队。最初确实是清理江系人马，反腐也不算诬陷，因为军队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等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位军委副主席一系狱一在审查中病死，接下来被抓的就各有因由，其中不少是习近平任期内被提拔上来的。本文只谈这轮清理李尚福-军工集团的来龙去脉。 习近平多次谈过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每次涉及军队现代化的讲话中，必谈“武器装备现代化”，2017年9月，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的李尚福接替张又侠出任部长，算是委以重任。李任部长期间，中央军委曾于2021年4月开展过一轮军工反腐，海军少将原副参谋长宋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宋学曾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与军工系统有着长期接触，握有采购大权。此外还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此之前，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退休近两年后被查。 习近平的“军事强国”思想还体现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上。中国国务院现有四位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其中，张国清和刘国中具有在军工企业任职的背景。公开资料显示，张国清硕士毕业后，进入军工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从项目经理起步，曾长期参与该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业务；历任该公司驻伊朗德黑兰代表处总代表助理，驻中东地区处长；后出任北方公司副总裁。另一位副总理刘国中于1978年在华东工程学院炮弹系触发引信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1982年任军工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干部，其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工艺系压力加工专业读硕士研究生。这两位都算是军工产业的内行，无论是与国防部协调，还是与军工集团协调，都有经验。习近平一心一意要打造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军事强国”，必须先用对人。 军工采购历来是腐败重灾区 放眼全世界，军事采购都会出现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近年来印度频繁曝出国防采购腐败案，采购官员在军事采购过程中为获取巨额利润，将采购来的武器装备以次充好，导致质量不过关，百亿美元军购订单效能大打折扣。2019年美国国防部的云计算项目“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被怀疑存在不当或腐败行为，于8月被冻结。这些曝光的只是同类案件的少数，有研究结果显示，被查处的腐败案不到真实腐败的8-10%，90%成为“腐败黑数”。 中国军队腐败本来就相当严重，在军事采购这快肥肉面前，群狼围啮并非意料之外。习近平将李尚福放在军备发展部部长这个位置上，应该是出于信任。李的“军工反腐成绩”强化了这一信任，得以今年3月出任国防部长，两人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就进入“东窗事发”阶段。 今年4月11日，习近平到广东湛江视察南部战区海军后，发表讲话，除了强调“加快转型建设”，“全面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等之外，具体提到“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深入破解短板弱项”。连续几个提高，当时就让我猜疑，视察结果无论是战力还是军事装备，令他很不满意。习近平并非军备内行，大概率应该是演习时发生了令习切齿的乌龙事件。 习近平回京后大概就悄悄布置人马调查。7月26日，隶属于中国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公告提到“为营造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良好生态，将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追溯自2017年10月以来违规违纪的装备采购招标行为。公告称，公众若在过去六年间发现以下情况，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主动泄密、监管缺失等问题行为，应向该部提供线索——这日期正好与李尚福上任日期相吻合，公告公布之时，应该是调查中掌握了大量军事采购方面的腐败证据，准备收网了。 该公告非常具体，称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期以来寻求消除内部贪污腐败，曾在2019年的军用信息系统装备招标采购代理业务工作座谈培训会上强调过“严格规范招标采购管理秩序”，且已在每个项目成立监督组监督招标工作开展；谈判询价环节录音录像以备案备查；畅通投标单位反映问题渠道，以促进公正采购。紧接着，军队采购网在7月27日公布了十项评标专家违规问题记录，内容主要包括评标专家评审失误，让不应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企业通过了审查、或者应该废标不废标，不用废标却强制废标等问题。还有9位评标专家未曾报告企业的围串标行为（三家企业共用同一个MAC地址和加密锁）而被警告处罚。 图片 （上列图表来自《军队采购开展评审专家清查整肃 倒查6年违规行为》，2023-07-30， https://www.sohu.com/a/707549853\100120059） 李尚福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8月30日至9月3日之间，他最后一次露面是8月29日在北京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9月3日，中国通知越南，中国国防部取消了李尚福对越南的访问，李原定于9月7日至8日出席中越两国年度防务会议。就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两个星期，被查传闻越演越烈之际。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X（即Twitter）上爆料，多位中共军工要员被抓，包括刘石泉（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陈国瑛（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谭瑞松(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书记，2023年3月被罢免)。各种猜疑等路透社9月15日报道“李尚福及军委装备发展部8官员因采购遭调查”一出，称“据两名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人士称，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领导的中国军方采购部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八名高级官员也在接受调查”，传言落地。 无独有偶的是，今年7月中国火箭军高层指挥官出现重大人事变更后，8月份，中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提及对军内领导人的反腐调查。因为这是军内调查，详情如何，大概率不会对外公布。 对台湾来说，这是一条好消息，因为军队战力的建设并非短期可成，电子时代的战争讲究一击而中，快速高效，没有十成把握时最好不要冒险。再结合“福建对台21条”的颁布，说明近五年之内，大陆对台是“文攻（渗透拉拢）武吓”策略为主，只要台湾不自乱阵脚，保持现状应该能够做到。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9月1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182467）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为什麽中国不听”的三点误区
《南方周末》前主笔、曾以笔名笑蜀编写《历史的先声》、被视为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陈敏，近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为什麽中国不听”（Why China Won’t Listen）的文章（由David Liu翻译），针对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声援陈光诚等，批评西方不得要领，不了解中国“面子文化”，没考虑给中共领导人留“面子”，所以才导致北京当局不听。 陈敏的文章说，“美国国会已通过一项修正案，表示了对陈先生（指陈光诚）的支持，并且国务卿希拉里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中国政府对陈先生的软禁。这些事件进展让中国感觉像被打了耳光一样，不可容忍。” 为什麽“不可容忍”呢？陈敏解释说，“因为在中国，另一条权力规则开始起作用∶似乎从未屈服於外国列强的要求。┅┅外界越是强烈抗议，情况就越糟。”陈敏在文章结尾呼吁，西方跟中共打交道时，“请你们更体贴点、更灵活点、更有技巧一点。” 陈敏的这篇文章，令人感到至少有三个“缺乏”∶ 第一，缺乏对中共的真正了解。以往的无数事例证明，西方呼声和压力足够大时，中共就会让步，共产党是非常现实的。对这一点，不仅很多中国异议人士知道，连美国人也清楚。 “中国为什麽不听”刊出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就投书《纽约时报》反驳陈敏说，他所了解的高智晟律师等一批中国被迫害的异议人士，多年来都强调外界公开声援的重要性，这明显跟陈敏的看法截然相反。林培瑞反问道，“我们难道去相信陈光诚是个例外吗？”这位多年关注中国人权的知名学者强调，应由陈光诚自己说海外的声援方式哪一种最好。 另一位多年致力营救中国异议人士的美国人权活动家康原（John Kamm）也投书《纽约时报》反驳陈敏的说法∶ “在1990年5月，为了一个中国的政治犯，我参与了一个有中国官员出席的宴会。我当时正要在华盛顿就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听证会上作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告诫我，中国领导人从不会屈服於外国压力而释放一个政治犯，因为那样会‘丢面子’。但结果那个政治犯被释放了。中国领导人更多考虑的不是丢面子，而是不要丢了最惠国待遇。从此之後，中国在西方议员、人权组织等呼吁压力下，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他们所以这麽做，是为了避免经济制裁，降低批评，以及为他们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而铺路。” 这位人权活动家最後结论说∶“公开的压力补充了私下的外交。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停止虐待陈光诚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种迫害就会停止。在中国，利益高过面子。” 像林培瑞和康原等西方人都知道中国领导人是什麽心理，而一直住在中国的陈敏却不清楚。这反映出中国文化人对中国现状和中共领导人的认知，仍难以冲出官方意识形态的思维框架。 第二，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陈敏的文章也显示他对西方人士声援中国政治犯的心理缺乏了解。这篇文章是从中文译过来的，陈敏後来在博客刊出原文，文中还质问，西方声援陈光诚是不是要“更多一些人道本色，更少一些政客考量？” 什麽叫“政客考量”？难道美国国会和报纸社论（《华尔街日报》等）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陈光诚的迫害是“政客考量”？美国国会每天要面对很多很多议案的辩论和通过等，在那样繁忙中，能够关心一个中国盲人，能够为他专门通过一个声援的议案，是十分难得、值得有良知的中国人感激的一件事。他们哪来的“政客考量”？难道美国议员要靠声援陈光诚来当选和连任？ 事实上，今天中共仍在迫害陈光诚等一大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与西方声援的声音不够大，分贝不高，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人权立场不够强硬，有相当的关系。这一点从刘晓波被重判事件就可看出来。刘被当局从家里抓走关了一年都没正式立案，更没判决。直到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演讲苹字没提“人权”之後，中共当局才把刘晓波定罪、重判11年。 今天中共当局如此嚣张，跟国际社会的软弱，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几乎根本不岐n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时刻，居然来批评西方对中国人权过於公开直言，实在是本末倒置！ 第三，缺乏对知识份子角色的了解。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仍是揣摩统治者的心理，告诫人们应怎样跟独裁者说话，才能不触犯他们。其根本出发点，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想问题，而不是站在独裁者对立面的民众和真正的知识份子的立场。 真正知识份子的角色，不应是处心积虑地想怎样向统治者进谏，或者考虑统治者怎样才能听得进去，而应是坚持原则理念和独立精神。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传统就是∶凡事从统治者的角度著眼，看重统治者能接受、能开恩的程度，於是文化人一代又一代成为统治者的附庸，如果不是帮凶的话。 知识份子的角色混乱，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民众的行为靠知识份子的声音引导，而从统治者的视角发出的声音，则会误导民众。结果为了给统治者面子，为了不惹怒统治者，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会在客观上帮助延续专制政权。 2011年12月15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1-1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人权问责立法“反华”国际战线成形
何清涟 五眼联盟（Five Eyes）成员之一的新西兰曾因中国在该国大举购买影响力而亲中，外界一度认为该联盟趋近瓦解。但现在因为其他四国公开狙击中国渗透，并有其他国家加入，而再度形成一条让中国颇为在意的国际战线。公开狙击由两类法案组成：一是人权问责法案纷纷成行；二是各国纷纷通过反间谍法，防渗透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实施《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国家逐渐增多 今年最让中国当局愤怒的是美国2019年11月通过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这一法案的要害是针对参与香港人权迫害的香港及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个人问责，其内容与美国2016年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基本相同。 《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是一项美国国内法。2009年，俄罗斯税务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因致力于反贪腐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死亡。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以他命名的法律，制裁据信参与重大人权侵害的俄罗斯官员，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2016年，美国国会以此法为基础，制定《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允许行政机关对世界任何地方犯下人权侵害或重大贪腐的人员实施签证禁令和个别制裁。被认定的肇事人将由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为人权侵害者，将被拒绝进入美国，其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都不能动用，所有在美国的企业和银行都会被禁止与他们或他们的企业进行商业交易。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发布13818号行政命令，扩大了符合制裁条件的侵犯人权者的标准，降低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人或同谋者的门槛。一旦被美国列名在制裁名单上，隨之而來可以启动其它问责机制，美国和国际执法部门可以对有关刑事指控展开调查。 据《澳大利亚人报》消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Marise Payne已要求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合常务委员会对引入以美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蓝本的立法展开调查。该法允许为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以及对“重大贪污进行实质性协助，赞助或提供资源”的外国个人施加签证，以及与财产有关的制裁。如果澳大利亚通过类似立法，它将成为五眼情报网络国家中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之后第四个通过此类法律的国家。至今为止，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或者在原在法律中相关内容的国家计有，爱沙尼亚（2016年），英国（2017年），加拿大（2017年10月一致通过《外国腐败官员受害者正义法》），立陶宛、拉脱维亚2018年2月通过立法，是波罗地海三国最后一个立法的。欧盟现在也要求成员国实施这一法律。 人权问责的作用在于阻吓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实施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依照此法对一些国家的官员实施了制裁，2017年，美国总统认定了制裁中国警官高岩，因其在监禁维权人士曹顺利、并造成她死亡于警方监管之下扮演了角色。 迄今为止，他是唯一根据这部法案而被点名制裁的中国官员。比如2018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告冻结参与杀害沙特阿拉伯异议人士、《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的17名沙特阿拉伯官员的在美资产，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易。2018年8月17日美国财政部对缅甸军队和边防警察的6名指挥官加以制裁，原因是他们指挥、参与了缅甸若开邦的种族清洗以及克钦邦和掸邦的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自马格尼茨基法实施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名严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受到了制裁。鉴于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以及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裸官”（家属子女都在海外定居），这部法律被认为主要针对中国官员侵犯人权的行径。 反间谍、反渗透与外国干预立法陆续成行 近20年，中国挟崛起之势，对外渗透公开行之，美国因为拥抱熊猫派长其主导对华政策，对此视而不见。由于美国是领头羊，世界各国也都保持沉默。自从美国开展清查中国间谍在美活动以来，西方各国也开始行动。 美国并没有新的立法，而是启动了一部尘封多年的旧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2018年9月，美国司法部命令新华社驻美分支机构和中央电视台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依据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根据美国这部法律规定，凡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必须要披露他们每年的预算和开支，以及所有权构成等信息，而且这些媒体还必须要在广播和出版物中包括他们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免责声明”。中国政府对此反应强烈，认为这是美国“冷战思维”作怪。美国国会在1938年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意在遏止纳粹德国在美国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美国很少使用这条法律。据美国司法部2016年的数字显示，在1966至2015年间，美国只有七宗与这部法律有关的案件。 美国此举开启了西方国家相关立法。澳大利亚于2018年6月通过《间谍与外国干预法》（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同年12月通过《外国影响力透明法》（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根据ABC的相关报导，到2018年9月为止，澳大利亚政府共通知500个机构与个人，要求根据反渗透法主动到政府部门登记。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仅64家机构与个人登记，由矿业公司占大宗。至目前为止，澳洲政府并未起诉任何未登记者。因此，立法之初，有关这些法律可能侵犯人权的说法，并没有案例佐证。 2020年是台湾大选之年，执政的民进党正在加强推动反渗透法，希望在2019年底之前完成立法，此举引发在野党国民党的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只想从立法过程中谋取政治利益，并给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扣上红帽子。民进党方面则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各种渗透日益严重，反渗透法是针对具体犯罪行为，不会任意罗织罪名。台湾民间智库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民众表示支持。 中国担忧“反华”国际战线成形 2019年12月英国提前大选，保守党大胜，新政府提出了数十项立法计划，其中包括严厉处置间谍和外国代理人项目的立法计划。中国认为这是约翰逊政府是在效仿美国，试图打造英国版的反间谍法和外国代理人法。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于近日宣布，由于中国官媒央视旗下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有关香港“反送中”的报导内容普遍与其它中国官媒口径一致，涉嫌违背“公正报导”原则，将针对该电视台展开四项新的调查。 中国方面很在意西方国家的相关立法。《环球时报》于12月21日发表《英反谍法案背后的“国际战线”》，该文认为，“近期纷纷出台反间谍法案和强化管控所谓外国代理人措施的这些国家，都是‘五眼联盟’成员”，……如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制定系列所谓反间谍法案，一方面越来越有指向性，另一方面法案将进一步加强这个联盟间的机制化情报合作。而这些法案，将会给这种充满冷战色彩的‘反间谍国际战线’披上合法的外衣。“ 过去20多年当中，中国在西方各国肆无忌惮地渗透，澳大利亚是重灾区。目前各国纷纷针对中国进行相关立法，仅仅只是狙击的开始。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2020年1月1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what-is-the-global-magnitsky-human-rights-accountability-act）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专访曹长青∶中共挺谁 谁死，台湾选举国民党将惨败
2014年11月29日，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日前，“九合一选举”进入最后关键时刻，蓝绿阵营开足马力在台湾各地奔走造势，努力“催票、拉票”。但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首页，均看不到任何与台湾“九合一选举”相关的报导与评论。那麽，29日的台湾地方选举，为何让台湾两党精神极度紧绷，中共官方媒体为何刻意不报或“小报”？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家曹长青接受了《看中国》记者艾琳专访，就此事进行分析解读。 记者∶堪称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2014“九合一选举”已到最后时刻，就您观察，这次选举与以往有什麽不同、有什麽看点？ 曹长青∶所谓“九合一”，就是把县市长、地方议员、里长乡长等九种选举一起举办，这可省钱省力。据报导这次台湾选举，政府花费是32亿台币（相当一亿美元）。而不久前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改选国会议员和州长等），北卡州的一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为保住其席位，竞选广告等就花了一亿美元，创了记录。由此可见台湾全部“九合一”才花费一亿美元，是划算的。 另外从内容上看，这次选举跟以往不同的是，整个大环境对执政的国民党不利。因为马英九政绩不佳，支持率已降到9%，可能是全世界民主国家领导人中，支持率最低的，被称为“九趴总统”。在这种大背景下，台湾民众是人心思变，要求改变，要求革新，要求一个新的开始。 另外首都台北的市长之争，不是传统的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党候选人之间进行，而是国民党的连胜文对决平民出身、从未进入政坛、被称为“政治素人”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成为台湾媒体和大众焦点，也增加了选举的戏剧性，是特别看点。 记者∶目前来看，台湾国民党将面临从过去执政四个直辖市（台北、新北、桃园、台中）落败为仅剩下两个直辖市。您如何分析这次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选举大势？ 曹长青∶台湾总共有22个县市（包括6个直辖市），上届选举结果是，国民党赢了15个县市，花莲县长虽是无党籍，但偏蓝，所以蓝营占16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有6个，处于劣势。这次九合一选举，根据各方资讯来看，民进党一定会是赢家，不仅可能保住原有的6个县市，更可能赢得基隆、澎湖、台中、台北市，由此绿营增至10席，国民党从原来的16席，降至12席。 但光看执政县市的数量是不够的，因为台湾的县市之间，人口规模等差别很大。像一向为蓝营地盘（这次国民党也一定赢）的连江县（俗称马祖），人口只有一万二千人，金门县人口12万，澎湖县10万，而台北市是260万，高雄276万，新北市更多，是387万。所以台湾的地方选举，最关键是五个主要直辖市（俗称五都）的胜负，哪个党拿到三都，就算赢。上届五都选举，国民党赢了三都（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这次，民进党不仅完全会保住原执政的高雄市和台南市，更可能夺回台中市，甚至无党籍的柯文哲打败连胜文，绿营在五都中拿到四个，成为绝对的赢家。 绿营拿到的这四个大都市，总人口就有985万，占台湾总人口的42%以上。台湾两大政党所以对这场地方选举非常看重，选情紧绷，因为谁赢的多，就对赢得2016的总统大选，占有先机和优势，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一般来说，面对台湾选举，中共当局都会“介入”，但这次的地方选举，似乎很“平静”，您如何解读？ 曹长青∶台湾自从有了民主选举，中共当局一直在“介入”干预，区别只是公开还是隐蔽而已。像台湾首次总统直选的1996年，中共就发射飞弹演习，公开恐吓台湾。结果适得其反，帮助李登辉高票当选。 二千年台湾大选首次政党轮替，中共也是公开威胁，结果也是适得其反，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首次权力和平转移，被视为民主的里程碑。 后来中共学乖了，不再公开干预，而是收买台湾政客和媒体，影响舆论，并通过在台湾的红色代理人等曲线、隐蔽地进行。 但有时他们也迫不及待，也做得很露骨。例如这次台北市长之争，中共就明显介入。国民党内本来有很多人在能力、资历上都超过连战的儿子连胜文，但因为中共太看重连战，视他为在台湾的代理人，因为他多次朝拜中共领导人。这次在选前，连战带著儿子连胜文去北京朝拜习近平，然后宣布连胜文参选，明显得到中共的首肯支持。连战父子跟中共党魁相见欢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台湾人说，要记住这个画面，到底谁在出卖台湾，跟中共站在一起。 中共的对台介入总是适得其反，这次也如此。本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是蓝大于绿，只要一对一，蓝营都是赢的。但这次国民党推出连胜文，结果就不一样了，选前的民调，都是无党籍的柯文哲一路领先。基本可以断定，连胜文会败选。台湾民众喊出的口号是，投给连胜文，就是投给共产党。中共曾力挺穆巴拉克（结果穆被人民赶下台）、曾力挺卡扎菲（结果卡被人民击毙），中共是挺谁、谁死（包括政治生命的终结）。这次在台湾首都选举中，也将应验。 记者∶近期香港发生的“雨伞运动”已让台湾民众意识到，中共统战“无处不在”，您认为台湾的民主政治，是否也该防范中共渗透？ 曹长青∶这次台湾选举将是绿营胜选（绿营=绿赢）的局面，跟今年三月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有相当的关系，那次学运的主调是抵制中共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渗透，实质就是防共、识共、反共，要保住台湾的民主。 这次九合一选举结果，跟抵抗中共渗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台湾的太阳花，还是香港的雨伞运动，都是要防御专制乌云，保持民主的晴朗。但由于中共现在经济实力雄厚，而华人中唯利是图、没有真正理念、只看眼前利益的人实在很多很多。所以，谨防中共无孔不入的渗透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记者∶针对此次的台湾选举，您觉得除了两党较量外，还有其他不易被发现的势力插手吗？或者说还有哪些更重要的意义存在吗？ 曹长青∶其实过去台湾的所有选举，表面上是两大党较量，但背后都有“第三势力”插手，就是北京政权。只有让国民党重挫，才可能促使他们党内有所反省，看以连战父子为代表的亲北京、亲中共的政策，是不是在台湾人民这里行得通。毕竟台湾有了选举，无论这选举里面还有多少问题、多少奥步（不好的招数），但选举毕竟是真的，真选举，所以，台湾人民手里的选票，绝不是北京让怎麽投就怎麽投的。 ——原载《看中国》2014-11-28；原题∶台湾“九合一选举”专家解读谁是最后输家。记者导语有省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中国海域纠纷与渔民生存之痛
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最近几年的周边海域却很不平静。被北韩扣押的3艘渔船与活着的渔民虽然已经全部被放回，但谁都清楚这类案件还会再发生，只是不知落在谁的头上。在海洋资源有限和其他复杂的背景下，被生存焦虑煎迫的中国渔民不得不远洋捕捞，而这种捕捞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燃爆点。 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层面：一是国家海域主权；二是渔民的身家性命。对于国家来说，与某单个国家发生一点小摩擦已经很不舒服，更何况与中国发生海域纠纷的国家不止南、北韩，还有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不少国家。对于渔民来说，其损失是按照“大数原则”计算的，即一旦某人失去生命或在冲突中致残，这损失于其个人及家庭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网上那些民族主义情绪鼓噪者们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 我详细查阅过一些中文资料，即使在中国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下讨论中国的海域问题与渔业纠纷，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应该反求诸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国媒体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受囿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扬的舆论环境，只敢嗫嗫嚅嚅地说出来。 第一个问题：近海捕捞成为不可能，是中国近岸过度开发所致。 作为中国“大外宣”主力舰之一的《国际先驱导报》，于2011年11月27日发表“旋涡中的中国渔民：中国近海无鱼频遭外舰追逐”，其中引述国内媒体的一份调查，说“近海环境沦陷是中国近岸开发普遍过度的苦果。其中，仅重工业化布局而言，从大西南出海口北部湾一直往北，大码头、大化工、大钢铁、大电能到处点火。广东、江苏、上海等地莫不在向石化工业区的目标大步迈进”，“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 该文分析，正是这种多重掠夺式发展，令渔民“失海”问题日益严重。面对近海生存空间萎缩，中国渔民赴远洋捕捞成为突破的方向之一。例如，山东威海市鼓励有条件的国营和民营捕捞企业到国外建立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中国渔民的足迹逐渐深入到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等地。这是在公海上发展捕捞业。但在东、黄海专属经济区制度下，中国渔民与韩日产生的涉外渔业事件，则往往涉及进入有争议的海域。 第二，渔民进入有争议的海域到底是谁的错？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一国可对距其海岸线200海里（约370公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旋涡中的中国渔民”一文谈到，中韩等国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之后，和别国以海域中间线划定了渔业线，“中国渔民由此丧失了韩国近岸和朝鲜海峡等地的传统渔区。在近海无鱼的生存危机下，有渔民不时跑到已划属韩国和朝鲜海域的渔场盗捕，使得渔业纠纷事件频发。 这次北韩扣押中国渔船的冲突发生地点，据报是东经123度57秒（接近124度）、北纬38度5秒（接近38度）。尽管中国渔民被释放归来后坚称冲突地点是在中国海域，但我注意到人民网5月17日登载的“29渔民被扣疑系丹东黑社会与朝鲜军警联手作案”一文中有如下内容：“据一位叫杨洪斌的船主回忆，他们的船队于2日从山东荣城出发，并于7日晚到达事发海域进行拖网作业。那里位于东经123度57分、北纬38度05分，而东经124度才是渔民心目中的中朝两国海上分界线。” “渔民心目中的中朝两国海上分界线”不等于事实上的分界线。 经过查证，这一位置是白翎岛正西方约27海里（50公里）。白翎岛是北朝鲜和韩国存有争议的领土，目前管辖权由韩国仁川广域市瓮津郡行使，但北朝鲜将此岛划入黄海南道的范围。 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国领海不得多于12海里；除此之外，在领海之外还可规定临接区，在临接区内一国可立法规定防制有关移民、海关等违法行为。目前韩国主张的临接区范围是领海外24海里（即距白翎岛36海里）。而北朝鲜则早在1977年即宣布50海里内为“军事区”。 按照国际公认的领海和临接区规定，中国的渔船其实是越界进入韩国依法可处置违法行为的临接区，而且深入达9海里之多；按照北朝鲜的规定，则已经深入其“军事区”23海里之多。无论是按北朝鲜还是韩国的规定，这种做法都属于侵犯主权。 北朝鲜的规定颁布于1977年，如果中国渔民至今不知道，那是中国政府的过错。如果渔民事实上知道，却故意侵入他国依法管辖的临接区海域捕捞，发生冲突的过错责任是很清楚的。 中国媒体也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喉舌”凤凰网在综合各种信息之后，于2011年12月15日很慎重地在“自由谈”栏目里推出一个专题——“民族主义不是渔业纠纷的挡箭牌”，反思了这些问题。但这类信息是否能够传导到渔民那里则是未知数。 第三，还有一个中国人不太当作“问题”但却已殆害自身的问题，即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政府应该向渔民普及渔业捕捞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并立法加以限制。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工作人员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目前在韩日专属经济区产生的渔业纠纷，偶有非法无许可证捕捞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技术违规”。所谓“技术违规”一般包括，捕鱼用的网眼，或者鱼捞日志不符合规定等等。 美国、日本等国早就对捕鱼设有相关规定，多少重量及尺寸以下的鱼不能捕捞。中国上古时期，渔民就知道渔网不能过密，否则就会威胁到小鱼的生长，导致来年无鱼可捕。孟子将其总结为政治智慧，言“数罟不入洿池”。数（cu，四声），细密之意；罟（gu ，三声），网，此处意为渔网；洿（wu，一声）池。孟子的意思是：只要不用密网捕捉小鱼，鱼类就会源源不绝生长，人会经常有鱼可食；君王只要不苛剥民众，民众就能源源不断上交赋税，达致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这一民间生存智慧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被破坏殆尽，当时为了鼓励渔民多捕捞，主张密织渔网，小鱼小虾尽数捕捞。这一竭泽而渔的陋习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原因笔者在“公地的悲剧”一文里曾详加分析。鉴于中近海渔业危机已经发生这一事实，政府应当给渔民定期讲习相关知识，并对渔网密度有所规范，一则是为了中国渔业及公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为了减少中国与各邻国的冲突。 以上三个问题，只依靠同情中国渔民，在网上发射民族主义炮火围剿周边国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5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maritime-territorial-dispute-vs-fishermen-survival/）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Does the free market corrode moral character?
This is the fourth in a series of conversations among leading scientists, scholars, and public figures about the “Big Questions.” http://www.templeton.org/market/ Qinglian He: No. Over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the world has seen the many ways in which an active free market spurs material and social progres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ing moral character. By contrast, people who have lived under the free market’s primary modern rival, the ideologically-driven planned economy of state socialism, have suffered as economic performance stagnated, civil society withered, and morality was corroded. In recent decades, as planned economies collapsed under their own contradictions, this utopian experiment has proved to be a systematic failure. Citizens who had endured long years of economic, moral, and political disaster were eager to get rid of them. Of course, the market economy is not a perfect system. But the market’s flaws stem from the actions and motivations of its human participants rather than from its design. Experience has taught us that a free marke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 free society. And in free societies, people are better able to act in concert to improve their lives. Free societies afford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their own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more just. In general, these activities support rather than corrode morality. Fro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tend to define the market as an all-encompassing socioeconomic system, covering economic institutions,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e. But when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morality, it makes sense to use a narrower definition of the market as the rules that coordinate economic activities. Is the market or morality the most likely causal factor in our analysis? We must recognize that moral judgments about particular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are different from moral judgments about the rules of the market. Values and business ethics shape the behavior of economic actors. If their activities result in unfavorable 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e should look for an explanation primarily in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that nurture the market rather than in market rules themselves. Discussions about “moralizing the market” – that is, about softening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growth or of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 are best addressed to the sociocultural priorities of economic actors.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ivilian groups or movements must help to shape new values and moral concerns before they can hope to shape the rules of the market and see more desirable behavior.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embedded in sociocultural circumstances. From 10th-century China to 21st-century Europ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have operated according to prevailing moral values. And in all historical contexts, moral vision has always been related to religious belief.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perception today that religious peopl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end to be honest in business. By contra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ere religion was once banned and is still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poor business ethics became rampant as the market economy took root. Other factors affect moral vision as well.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of recent decades has introduced developing countries not only to new economic institutions but also to the norms and values of the West, which themselves keep changing. The recent hot trends have been ecologically-friendly consumer produ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workplace conditions, as in the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Standards developed a decade ago. Both are prominent examples of shifting mores, but the latter has had much more influence on countries like China, where it has improved working conditions in many factories that were once sweatshops. A dramatic adjustment of moral values is taking place in today’s transitional societies, as once-isolated planned economies are being transformed into interconnected market systems. To be sure, the legacy of statist institutions and the role of dominant elites may delay or hinder the adjustment. In Europe, the integration of former Soviet bloc countries into the continent’s free-market trading system does not seem to have brought many negative moral consequences. But in China, one can easily find evidence of a decline in both the moral order and business ethic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government offices are traded for money, bribes free people from criminal punishment, employers of child labor are rarely punished, and the sale of blood and human body parts is a common practice.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are illegal in China, but the government tolerates them. Obviously, the country is still far away from the rule of law. Indeed, it is ruled by a political group that stands above the law.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re struggling to fight against these disturbing problems, but their activities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and each one must be supervised by a government office. Rather than take decisive action to prohibit these nominally “illegal”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makes great efforts to control media reports and Internet discussion about such “negative news damaging to the image of the regime.” So what deserves blame for the de-mo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 the free market itself or the failures of the state and its exclusive ruling elite? The people who set and enforce the rules of every market play a critical role.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China, where government and party officials make the laws and supervise economic activities even as they themselves seek to make profits. It is their tolerance of immoral activities, not the growth of the free market, that has distorted the moral order of Chinese society. Based on China’s recent experience, I would conclude with three important lessons. First, that despite all the celebratory cover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fluence on the market has not been unconditionally positive. Second, that a sustainable and strong market requires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tructure. Third, that pursuing moral development is no less important a task for China than encoura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Qinglian He is a Chinese economist and a former senior editor of the Shenzhen Legal Daily. She is the author of The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
何清涟2025-11-09 00:0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