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Durite∶我对神州传播和支持远志明的牧师们的几点疑问和请求
从2014年底，柴玲发表指控远志明于多年前强奸她的公开信之后，华人教会可以说是被闹得国无宁日。 公开表态的人们则各自立场鲜明，似乎各有各的阵营，真的陷入刘彤牧师所说（不知是否所盼望）的“He says, she says” 的情形当中。但在这种不归杨则归墨的氛围里，仔细阅读和审慎思考，还是能让我们看出一些姑且说是倾向吧。 相信远志明确实犯了被指控的这些的那些人所发表的文字大都比较直截了当，明言他们是在讨论远志明被指控的事和由此揭开的其它一些事， 直说他们所发现的事实（他们认为），有的加以结论，有的把结论部分留给读者。 且不管他们的调查过程是否无懈可击，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其为人处事（尤其是那十八位牧师）至少当得起光明磊落。 而相信远志明在这些指控上清白的那些人，则大多用曲笔，皮里阳秋地在讨论问题，尤其是被登在神州网站上的那些文字，更是如此。 比如，刘同苏牧师，则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故事，似乎否认了人们参与是非判断的正当性。 我们愿意相信刘牧师立意良好，但把主内的任何批评，指责一概以“拿石头打”似乎有欠妥当。 别的不说，试举一例来请教刘牧师，使徒保罗判断使徒彼得和巴拿巴“行事与福音真理不合”，“有可责之处”，而且还“随伙装假”，于是他不但指出他们的错还“当面抵挡”。 请问刘牧师，保罗是否应该这样做，他手上也拿了石头而且还投了出去？ 再比如，华歆牧师的文章中则引用民数记五章，神对以色列民中就淫乱案件的审判指导，似乎也在暗示大家，不要做出任何判断。文章结论正确，但有意无意间似乎故意忽略了人有尽最大可能去发现事情真相的责任，包括使用测谎器等技术手段。 请问华牧师，如果有人顽固拒绝配合调查（或者拒不公开调查结果）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首先要求该人改变态度，配合调查？ 这两位牧师（当然其他一些人）看来喜欢引用圣经， 但可惜的是他们只引用某些部分，而且他们对所引圣经的解释和应用，在这个案件上似乎只能起和稀泥和让事情不了了之的结果。 他们对世界法律的拥抱似乎也和他们对圣经的引用一样，带有明显的偏向和有利选择。比如，他们一再热切地拥抱世界法律的“无罪推断”的原则，并抬高到与圣经同等的高度，却忘记了世界法律也同时有缺席审判的条款——换句话说当一方拒不回答拒不配合的时候，有时法庭可以凭另一方的单方面证词定案。 我一直很想问这些牧师，和神州同工如谢文杰弟兄∶你们同意远志明现在完全回避问题，拒不作答实际问题的做法吗？ 你们认为他现在这种态度是对的吗？ 从公众的角度看，现在没有什麽罗生门，事实的认定大致清楚∶那就是远志明在信教和按牧前后，二十多年一贯制的和不同女性发生“不当性接触”。 大家争议的区别仅仅在于，对这些不当性接触的性质认定有所分歧∶远志明是强奸柴玲还是和柴玲通奸，远志明是在按牧之后诱奸两个比他女儿还小的女教友未遂还是暧昧与勾引两个比他女儿还小的女教友？ 但是说到底，从公众的角度看，远志明即使没有强奸柴玲而只是和柴玲通奸，远志明即使没有在按牧以后诱奸两个比他女儿还小的教友未遂而只是和两个比他女儿还小的女教友玩暧昧与勾引的把戏┅┅远志明都一样的、不适合再担任神圣的教牧职务了！ 远志明二十多年一贯制的和不同女性发生“不当性接触”的罪恶行为，应该一劳永逸地退出教会组织和教会活动！ 2015年3月27日 ——读者推荐 2015-03-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帮助中共“坐大”的五种人
一百年前，绝不会有任何人中国人相信，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中国不仅没走向民主，甚至比大清王朝更腐败、更独裁！值此之际，人们很有必要回顾和探讨，为什麽共产党会在中国得势坐大？ 从根本上来讲，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真正弄懂了“保护个体权利”、“三权分立”这些基本宪政概念的知识份子，所以传播这些概念就没有可能，更妄谈建立宪政体制。但即使是这样，没有一些直接帮助了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具体因素，中国也不会走到今天这麽惨。从外部原因看，起码有五种人帮了共产党。 第一个是孙中山。 当年他的“联苏、容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跟共产党在一个思维框架内，等于帮助了中共发展。在中共成立第三个年头，孙还改组了国民党，允许大批共产党人加入，更给了中共壮大的机会。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在《孙中山传》中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中共所以一直歌颂孙中山，就因为孙是“中国赤化的始作甬者”。 第二个是日本人。 但即使有和共产党理念相通之处的孙中山，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这场战争，共产党也很难在中国壮大。西安事变时，中共只剩两万红军，但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增六十倍）。因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实行“三分抗战、七分发展”的政策。 华裔历史学者余英时对这段历史曾评论说，“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这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始终不原谅日本军国主义者。”而毛泽东的看法却相反，他曾在接见日本人时说，感谢皇军。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没有当年日本侵华，就没有共产党坐大的机会。 第三个是张学良。 日本人的侵略给国民党剿共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但却不等于国民党注定失败。共产主义理论虽然煽动起了一定的民心，但它毕竟是外来思潮。以当年那种落后的传播管道，加上强调中国传统的国民党文化人占据主要宣传阵地的情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并不容易，更绝没有必胜的理由。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溃逃到陕北时，兵员占不到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的十五分之一，处于空前险境。但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使红军绝地逢生，还被正式列入国民政府军编制（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获得军饷，从此发展壮大。 胡适曾对此感叹∶“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后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所以“中共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gong臣’。” 第四个是苏联人。 在中共“坐大”过程中，斯大林的支持相当关键。毛泽东们一直得到苏联的武器和金钱的援助。而且在抗战胜利之际，苏联更给了中共军队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持，那就是苏军打入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之后，有意把东北给了毛的势力。随后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事失败的转捩点就是东北战场。东北有铁路等重工业，有大豆高粱等农业，林彪指挥的四野，是中共四支野战部队中规模最大的（数百万），从东北一路打向海南，进而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所以俄国人当年在东北的一臂之力，最终把中国推成了苏联的共产兄弟。 第五个是美国人。 抗战胜利时，虽然中共已有百万军队，但国民党军队是中共的四倍。但是美国却派来马歇尔将军“调停”，要求国共合作，期待国共建立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那样的两党轮流执政体制。美国人这种对共产邪恶的无知和一厢情愿，等于姑息养奸，给了共产党军队发展的机会。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利用“调停”，迅速发展成有百万人的“东北野战军”；从东北开始，中共通过辽沈、淮海、平津等几大战役，击败了国民党。 今天，人们回顾中共发展、坐大的过程，更可清楚看到，这里并没有什麽中共兴起的必然性，而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那麽在上述这五种人导致中共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蒋介石负有什麽责任吗？ 清党抗日展示蒋的胆识 第一，在孙中山帮助共产党上，蒋没有责任。反而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蒋介石就毅然发动了被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清党行动，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等于是“纠正”当年孙中山“联苏容共”政策的错误。如果没有“四一二”，随著更多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就可能从内部把国民党掏空，加速中国的赤化。所以蒋介石的“四一二”是对“赤色革命”的一次刹车，重创了共产势力。 如果孙中山仍健在，蒋介石能发动“四一二”清党吗？从孙、蒋两人对共产党的不同态度来看，孙如果不是早逝，很可能会就此跟蒋“分歧”，甚至“闹翻”。但最后的结果会是蒋在党内得到多数支持，这从国民党人几乎一面倒支持四一二清党就可看出。而孙中山如果不能放弃他的容共立场，那就可能像他的夫人宋庆龄那样，去选择共产党。从孙的左倾（跟共产党相当吻合）来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第二，在日本侵华问题上，蒋介石不仅没有责任，反而表现出抵御外敌的领袖胆识。这也是西安事变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知识界领袖胡适等都力挺蒋介石的原因之一，他们同声强调，蒋是中国的领袖。 面对日本侵华步步紧逼，蒋当时智慧地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尽最大力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张学良被解除软禁，第一次被允许从台湾来美国的一九九一年，我曾在纽约跟刘宾雁等一些东北同乡去见他并通过聊天提了一些问题。当谈到当年丢掉东三省，到底有没有坊间传说的蒋介石下了“不抵抗”手谕时，张学良明确地说“根本没有”，是他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但这跟蒋的忍让、避免全面对日开战的总体战略并不矛盾。当时胡适、傅斯年等知识份子都支持这种战略，胡适直言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也是想尽量拖延战事全面爆发，以使中国多做准备。但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到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而蒋更是坚定领导全国抗战，绝不屈服！在这个问题上，蒋和胡，代表中国当时朝野的智慧和胆识！ 西安事变 最蠢的开端 第三，在西安事变上，蒋介石则有明显的责任∶第一，连宋美龄事后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缺乏对兵变的警惕。第二个错误就更严重了，蒋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反共剿匪）大事”，但回到南京后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承诺（没有文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在他明知共产党是“匪”，并是西安事变背后黑手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这是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了的最蠢的开端。 第四，在对苏联斯大林等问题上，蒋介石只是有间接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抗战胜利之际，蒋启用儿子蒋经国做对苏联政策顾问（负责东北外交）。由于小蒋仍对苏共和斯大林有幻想，结果加快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失败。据前美国驻台官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经国传》，连老蒋本人都承认，蒋经国对斯大林有幻想的东北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陶涵还说，“蒋经国因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对小蒋的仕途蒙上阴影。 第五，在国共内战问题上，蒋介石则没什麽责任。他当时已清楚认知到共产党要的不是和平，而是全中国。但是由于国民政府需要美国的援助，所以无法拒绝马歇尔等“中国不通”们的所谓调停。结果丧失了在第一时间以战略优势打败共军的战机。而后来中共占优势时，美国又拒绝提供必要的军援。 谁丢掉了中国？ 后来美国曾检讨“谁丢掉了中国？”其实是美国内部对共产主义是怎麽回事根本不清楚的左翼势力，实质上帮助了中共。当时姑息共产党的气氛充斥美国朝野，连陪同罗斯福总统到雅尔达签公报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主管，以及当时相当主导美国舆论的《时代周刊》国际版主编等，都是共产党员，前者还是苏联的间谍。所以蒋介石退到台湾后，至死都没来美国访问，可见他对美国的失望，甚至愤怒！ 从孙中山当初的“联苏容共”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都以失败告终。今天，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国共又强调合作，两岸同颂孙中山。结果会怎麽样？看看上述历史就清楚了—— 前两次合作，国民党在占优势时，都成了输家，根本原因是对共产党的邪恶缺乏清楚认识。今天的国民党毫无当年的优势，再跟中共“合作”，更是与虎谋皮，凶多吉少。好在台湾已是民主社会，有民选制度的制约（人民用选票淘汰跟中共合作的政党），否则国共第三次合作，更可能引狼入室，导致共产党在台湾也“坐大”，那将是中国人更深重的悲哀。 ——原载《开放》2011年11月号 2015-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移民：逃脱社会主义命运魔咒的行动
俄罗斯在形式上已经算是“民主化”了一轮，中国现在还在坚持走中共坚称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两国最近几年在一件事情上殊途同归：其社会成员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就千方百计要移民。 先说中国的移民。近两年以来，关于中国人移民的话题越来越多。有严肃的调查，如汇丰银行调查报告（2010年）称，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都计划在未来十年移民；中国银行和财富研究公司胡润百富（hurun report）于今年10月下旬公布的调查报告称，资产1000万以上欲移民者达一半以上；也有真假无法查证的，比如微博上流传移民咨询公司的广告词是“如果你有1000万，不移民对不起你全家人”。据坊间流传，讨论移民已经成了熟人聚会的互相问候的话：“你准备移民了吗？”据说一些朋友或要好的同事相约一道移民，有可能在同一区域或者相邻区域买房，好互相照应…… 还有一张让人笑不出来的恶搞广告画：右下方配有李连杰微笑着的照片，上面配的词竟然是“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移民，无权无势的中国人偷渡，这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监狱？——国家有这样的吗？当然是监狱，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管有钱无钱，总想逃离这个国家——你听说过有美国人偷渡吗？” 对于这种移民潮产生的原因，中国媒体分析强作镇定，闪烁其辞地说大多数人移民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他们人虽然入了外国国籍，财富都还留在国内，因为他们习惯了中国的商业环境，有这边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法割舍。但很多人私下里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担心，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食品安全、污染、贪腐、教育质量差和薄弱的法律制度。最近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句真话，认为要改善对财富创造者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的心留在祖国。 再来看看曾充当中国共产革命教师爷、已在政治民主化上先行一步的俄罗斯的精英为何要移民。 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最新统计称，最近3年以来已有120万俄罗斯人移民海外。全俄公众舆论调查中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22%的俄罗斯公民想离开俄罗斯到外国定居——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想到海外定居”的俄罗斯居民只占 全国人口的5%。这一轮“移民潮” 还具有以下特点：打算移民海外的俄罗斯人身份“高端化”、“精英化”，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才，以及身价不菲的中产阶级，他们带走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所急需的高科技和资金。 俄罗斯人移民的理由有许多与中国人相似，比如为了孩子，为了学业。但由于他们享有中国人没有的言论自由，因此说出了中国人不愿意明说的理由： 企业家担心不安全。在俄罗斯创办一家企业要花费相当大的财力和精力，但财产所有权没有保障。伦敦有很多这样的俄罗斯商人：当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政治庇护人不受政府欢迎时，他们不得不立马搭乘英国航空的航班来到了英国。 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在俄罗斯成熟壮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断绝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上升的途径。 生活品质糟糕。无论是精英还是中产阶级，都认为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从入学名额到大学文凭，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孩子提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选择。 中俄两国人民想移民的理由只有两点不同，俄罗斯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即他们讨厌普京的独裁与政府的舆论控制。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认为，政府控制下的电视新闻、电影甚至流行音乐领域让他们与国际社会脱节。这些在政府控制下的电视新闻从不批评普京或梅德韦杰夫，每天重复说西方国家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看不到俄罗斯短期内能从普京的新的独裁下解放出来。 对政治制度与媒体控制的批评，在中国有关移民的调查中未曾提及，不知是调查者有意回避这一点，还是移民者对独裁体制并不痛恨。但中国人都提及他们担心中国可怕的环境污染。这一点则是俄罗斯人未曾担心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移民的理由主要在生活层面，俄罗斯人多点权利意识。这与当年两国改革的动力类似：俄罗斯人需要言论自由，中国人需要吃饱饭，前者是满足口的社会功能，后者是满足口的生理功能。 想走的人，在接受调查人群当中，俄国占62.5%，中国接近60%。 作为一位曾经生活在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充分理解中俄两国人士为逃脱社会主义魔咒而采取的移民行动，只是世界各国不可能无限制地接纳移民，俄罗斯人口少还好办，中国人口众多，移民潮起的结果必将会使各国关闭正在变得狭窄的移民大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1月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1/immigra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通货膨胀的幽灵在美国大地上徘徊
何清涟 今年是美国人创作新词的高峰年，除了妇孺皆知的F-B\\\\与 let’s go Brandon之外，还有Bidenflation（拜登通胀）与Build Back Broken（重归废墟），后面这个词是针对拜登的BBB计划——Build Back Better（重建美好世界）而创造的，所在这些词算是美国人给拜登执政的评分。本文分析Bidenflation，30余年没受过通胀之苦的美国人不明白国家资产负债表爆表是怎么回事，目前虽然已经感受到通胀正在让自己钱包缩水，但大都没想到这是通往委内瑞拉之路。 拜登政策造成了高通胀 根据劳工部在华盛顿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今年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趋势在高水平上加速，并创下1990 年以来的最高通胀率，为31年以来最高纪录。 美劳工部指出，价格上涨范围广泛，涉及众多领域。食品、能源、租金、杂货、新、旧车价格均大幅上涨，远远高于美联储 2% 的中期目标值。此前，美联储将目前的通胀上升视为主要由新冠大流性瘟疫导致的暂时性现象，认为会很快回落，但目前已经知道不妙。因为通胀率高企时间越长、同美联储目标的差距越大，这种观点就越难坚持下去。有鉴于此，美联储已于11月3日宣布，从本月开始将把每月1200亿美元的公债和抵押支持证券(MBS)购买规模缩减150亿美元，并计划在2022年年中彻底结束购债计划。 上述决定说明，身为货币监管机构首长的鲍威尔非常清楚一点：美国通胀高企主要源于滥发货币，帮助拜登政府实现其近于疯狂的经济理想。鲍威尔今年3月曾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表示：”对于那些以本国货币欠债的国家而言债务不是问题的想法，在我看来是大错特错的。” 尽管财长耶伦至今仍然坚持说物价上涨是供应链出了问题，但是美国食物类商品当中，本国产居多，卡车运输即可，受到影响也是拜登强制疫苗受到抵制，还是拜登施政问题。 拜登想将美联储变成政府的印钞机 监管银行体系是美联储的主要职能之一。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执行货币政策，以此管理利率基准和货币流通量（即“货币供应”），其主要职能是监管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以维持美国稳定的金融稳定。 拜登上任后一直想改造美联储，让美联储为他雄心勃勃的经济扩张计划服务。如今已致力于控制债务规模的鲍威尔任期届满，拜登任命的联储主席将出炉。此前，舆论分析有两个人选：如果让共和党籍的鲍威尔续任，是看重政策延续性及两党支持；选择民主党籍的布雷纳德，则是为了向民主党支持者交代，对美联储进行更广泛的改造。但是现在美国通胀高企，万物价格齐齐上涨，引发民怨并导致拜登的支持率跌至上任以来最低。如果这时的拜登选择美联储主席的重点仍然放在让自己的政府敞开手花钱这一点上，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超过70%。更何况，拜登还打算提名一位公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奥巴洛娃担任美国货币监理署的主计长，这位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公开主张美国银行业应该按照苏联国家银行（Gosbank）的模式进行改造：首先让私营银行立刻停业，接着让政府中央计划人员主持工作，然后让政府中央计划人员按照政治阶层的意愿对金融系统进行重组。这项提名愁坏了拜登曾经的金主华尔街大佬们，从9月29日开始，《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三篇编辑部评论文章表示深度担忧。 拜登\-AOC们“债多不愁”的理论支柱 美国政治极左化的过程，实际是巨婴化，其特点是为了实现极左的理想，完全不顾现实、不计后果。当布隆伯格为了打击川普与共和党，花钱为极左派买了21个席位进入众议院之后，由于这些极左政治巨婴的战斗力爆棚，裹挟着民主党的温和派不断左转再左转，终于成就了拜登的“依靠债务发展经济”模式。这一“债多不愁”的思想是有理论根据的，那就是源于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 美国现代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是L. 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其主要观点为：一个能够以本国货币举债的国家永远不会债务违约，因此美国可以用美元举债，只要多印美元就能还债；与此同时，通过提高税收规模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兴起于1990年代，立刻受到美国政界人士欢迎。美国债台高筑，始自小布什政府伊战军费开支，奥巴马政府时期大肆举债，2016年12月，奥巴马留下巨大19.573万亿美元债务，其中只有4.3万亿是小布什留下的。 “绿色新政”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产物。2008 年，奥巴马在竞选中就提出的“绿色新政”口号，想通过大力投资绿色能源来刺激当时处于崩溃状态的经济。可是这项政策只在他第一任期实施了两年，在2010年中期选举后就偃旗息鼓了。原本许诺的高达 7870 亿美元的资金，最终只用了 510 亿。原因是这计划生不逢时，那时美国正努力从2008年末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拔出腿来，实行绿色新政极不现实。 这项新理论尤其受到民主党当中的极左人士支持。无党派人士伯尼·桑德斯以及AOC都支持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该理论能成为政治家们昂贵社会项目的经济基础。这些社会项目除了广泛的就业保障、”绿色新政”、生态工业转变外，还包括推出可能每年将耗费数万亿美元的全民健康保险。极左们认为，更高的国家财政赤字是必须的，有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印钞机，这一切都不是问题。AOC在几个极左组织的帮助下拟出的“绿色新政”计划，要点就是无限扩大政府财政（实则是印钞），大幅度提高富人税收，完全吸收了现代货币理论的要点。2019年“绿色新政”在美国成为热词，和登月、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整个计划的实施需要几十万亿，我当时就评论，绿色新政堪比中国的大跃进。 现代货币理论的论点，保守派经济学家听了头疼。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货币和金融替代中心主任塞尔金（George Selgin ）表示：”他们用数字来贩卖理论。”他指出，虽然各国可以通过无限印钞，无需担心无法偿还债务，但却并非毫无风险。但滥用本国货币，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就连对高额公共债务持开放态度的美国民主党人士，也对这一计划存疑。奥巴马的前经济顾问、比尔·克林顿任内财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H. Summers）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评论中写道，现代货币理论是”巫毒经济”（比喻政治家对经济承诺高得脱离现实）以及”通往灾难的道路”。他认为，类似于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导致委内瑞拉等拉丁美洲国家恶性通货膨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过去几年间委内瑞拉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1000万。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姆纳（Scott Sumner）也警告，现代货币理论可能带来”可怕副作用”。他表示：”通过借贷欠债来为政治项目融资是糟糕的主意。”萨姆纳称，今日的赤字可能成为未来世代的重担，更好的方式是逐步征收消费税，从而支持美国经济。 30余年未经过可怕通胀的美国人，注定将经历一场危机。不过，这次危机不同于2008年，那次以后，美国依靠完好的实体经济与强大的国力，很快恢复元气。每次高通胀就是政府对国民的一次掠夺，这一轮Bidenflation的劫掠，不少退休者已被迫重新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美国人也只有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那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如果这次美国人不奋起挽救，Build Back Broken几年内就会成为现实。 （原载大纪元，2021年11月18 日，https://epochtimes.com/gb/21/11/18/n1338490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 1968 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仅仅是从文字描述中去感受，无论怎样，都会显得肤浅、轻飘。 1968年道县传来杀人消息 我生长于革命之乡――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红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对“革命”充满了崇拜与憧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也以一个孩子的纯洁热情欢迎。 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1968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县、邵阳县相继发生了两次大屠杀，从此以后，我对“文革”的本质有了自己的认识。 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当时年仅十岁出头。“停课闹革命”使孩子们无书可读，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灵去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象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的作者列举了1968年4至5月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传单的作者陈述说，1968年，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与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所谓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由于道县革命群众组织将屠杀“黑杀队”视为“革命表现”，而“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又为数不少，自然是诛不胜诛。其结果就是传单上所写的：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已经长满了蛆虫……”，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后看到如此惨状，经过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传单上的消息并非传言。一天晚上，我父亲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在道县出差时的所见所闻，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邵阳这边来，如果有可靠的亲戚在外地，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却不敢问父亲。那位朋友走了后，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 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弥漫，邵阳市管下的邵阳县很快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戳“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为了斩草除根，还要将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并屠杀。邵阳市与邵阳县城相隔只百余里地，不少人就来自于邵阳县的“二十一种人”家庭。邵阳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经常传来砰啪砰啪的打门声，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与抓人者的喝骂声。所谓“二十一种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终日，唯恐这种不测落到自己头上。白天，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各种信息：某人家里又被邵阳县来的农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没被抓走；某人已经被老家来的农民抓回去；某人已经被抓走好多天，家属交了赎金，单位也派人去领人，却没见到人的踪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尽是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结果被几位农民用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后无人收尸，还是几位街坊帮助收的尸，没有钱买棺木，拿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是外出做工，侥幸躲过，但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他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因农民也不认识她，故此没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了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而姚则被农民们抓住将腿生生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闻讯后派人将其抬送医院；还有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里，当他老家几十位农民来他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头头，马上带上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结果一场恶战，邵阳县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四十岁刚出头的刘司机也得以保住一条命。 抓的人多了，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而农民们因无法进入这些单位找人，这些人才算是生命无虞。我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就是在刘司机的事情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里面避难，每晚住在办公室里，直到半年之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后才敢回家居住。 但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单位没这种条件，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中。在这种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恐怖状态中，邵阳市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来。 资江河上漂流的无名尸体 邵阳县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成果”。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烦事，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资江河靠城市这边的南岸上每天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则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币做为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有85％左右的人每月工资为36元，集体企业则只有34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20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五元，所以这十元钱在当时比较吸引人。 我记得当时正涨洪水，资江河上浊浪滔滔。一些胆大的农民就带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捞，而有些水性好且家里有船的就将船驶至河心打捞。位于资江河畔的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残忍的杀人手段 笔者当时年仅十二岁，也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谓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死状千奇百怪，充分展现了杀人者对杀人手段的创造性。有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的；也有捆成四足攒蹄式的，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经难于辨认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我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像之后，一连几天都做恶梦，吃不下饭，以后再也不敢去资江河岸观看这类惨象。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边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本来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见了井底，一直要到过了一晚才又蓄满水。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时赶紧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卫生标准，前来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而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看过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所谓“黑杀队员”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女人们的遭遇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象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而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与猪等。到后来，“红色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威力，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叙述者讲述这些事情时心有余悸，听者也闻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如此同类相残之事。 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 事隔多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拨乱反正”，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但对1968年邵阳县大屠杀以及道县大屠杀却始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组织人调查平反。邵阳曾有人在市中心邮电局门前的墙上张贴过要求追查杀人罪行的大字报，但结果是这些人被当局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名拘留，有的还判了两年刑。据知情者透露，此案难查的原因一是牵涉面太广，参与杀人的人太多，从当时县武装部长到大队书记、大队民兵营长及民兵均涉杀人罪行，如果追查，株连太多。自古云“法不治众”。为了避免动乱，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于被害者多是斩草除根，少数幸存者也有如惊弓之鸟，没有人代为申诉，故此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1968年邵阳县大屠杀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当局未为这被杀的数千冤魂平反，还有一个中国人无意正视的原因：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地富反坏右本来就是政治贱民与被镇压的对象，他们的生命无论是在当局还是在普通人眼中，本来就有如草芥。 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决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对“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自我毁灭运动，中国当局一直列为学术禁区，不允许研究，至今还只有一些人士通过个人努力在抢救有关“文革”的历史记忆。而已有的一些中国官方允许出版的涉及文革经历的回忆录，至多只看到当时对高干、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这些生命被剥夺的成千上万的政治贱民，却几乎无人提及。 但对于我来说，那次大屠杀所弥漫出来的暴戾之气却一直紧紧压迫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几千被残暴剥夺生命的无辜者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这耻辱的一页：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数千无辜者曾怎样被荒谬无耻地残暴剥夺生命，而中国当局与杀人者又是怎样缺乏检讨罪过的勇气。 作者谨识：本稿最初以“沈默”之笔名发表于香港《当代月刊》1991年10月15日，现略作修改。 注：所谓“二十一种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划为管制镇压对象的二十一类人，笔者至今能够记忆的只有十类，即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匪，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军官与士兵、警察、宪兵、特务、土匪等。还有十一种是什么名目，笔者已经不能凭记忆写出。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六四事件为何成为中国的政治死结？
何清涟 1989年“六四”事件至今已历27年，每到这个日子，海外异议人士及香港民主人士都会呼吁“勿忘六四”。但如今事件依旧，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则分裂成几派：一是平反派，要求北京当局为六四平反，承认镇压错误，纪念死者，安抚生者；二是清算派，认为北京政府不具备为六四平反的资格，并批判平反派将北京政府当作一个合法政权的错误认识，表示自己的决绝；三是香港出现了拒绝纪念六四屠杀的本土派青年，他们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 北京拒绝重新评价六四，当然是出于专制政权的政治逻辑。我用重新评价这四字，涵盖了从平反到承认历史罪错，与民更始这多个层次。 六四等历史事件的评价与中共的“政治正确” 中共政府至今仍坚持当年的结论，将与六四有关的一切列为政治禁区。西方国家政界对这次历史事件的评价仍然持谴责态度，区别在于每逢周年纪念日是否特意提及并加以谴责。与中国政府关系尚好时，六四周年时不会表态；关系不好时，则会用来敲打北京。北京对此装聋作哑。 中共不肯重新评价六四，最根本的原因是要守住自己的“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其实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无论是中共政府还是西方国家，都有自己要坚守的“政治正确”，其区别在于三点： 第一，民主国家与专制极权国家的政治正确内涵不同，民主国家的政治正确是主权在民，及坚守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近20多年来，西方左派对政治正确漫无边际的扩大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第二，社会主流对待“政治不正确”一方的态度与处置方式不同。中共的“政治正确”无民意基础，对待“政治不正确”的态度是思想钳制与暴力镇压，重则投诸监狱；西方国家政治长期向左转并有支持左倾观念的高福利制度做为基础，其政治正确有广泛的民意支持，通常媒体、数量众多的民众自觉奉行这套政治正确观念。例如美国2016年大选，作为社会主流的一方面甚至不惜采用一些踩边界的行动打击他们认为政治不正确的一方，包括身为总统的奥巴马也多次发言表达自己对共和党提名竞争者川普的不良观感；欧洲国家在难民危机发生之后，其政治主流以及媒体的表现（比如对事实的选择性失明，到造假新闻），警察执法过程中对右翼游行的打击，都是捍卫自己的“政治正确”。但政治不正确一方也有揭露并表达意见的自由，大致是踩边界可以，但犯法则不行，这与中共挟国家暴力机器之威力，将反对者赶尽杀绝有本质不同。 以上比较，可见政权性质不同，捍卫政治正确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中共统治史，是一部屡犯国家罪错的历史 中共坚守的“政治正确”，不仅指现实正确，还包含着历史正确，党从来不会犯错误；党的领导人即使犯了错，也无需问责，是三七开的问题，是主流与枝节的问题，得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下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共执政前的历史，是一部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史，几任总书记都被毛泽东斗垮；中共执政后，也是一部不断对人民犯罪的历史，从镇反三反五反的滥杀无辜，历经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再到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屠城，都是中共极力要掩盖、不让学界自由研究、不许民间自由反思的国家罪错。所有这些罪错，只要承认其中一桩，就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中那第一块倒下的牌。本国人民可能会开始追究其他的历史罪错。基于以上考虑，中共政府的判断是：一旦承认党与领袖也有犯错之时，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与执政地位就会动摇。任何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现实中，炸药库越来越多 要说中共当局完全不考虑重新评价六四的事情，可能也不是事实，在胡温刚接掌国家权力之时，党内有人确实提过这种建议。但在政治高层精密的利益算计之后，认为时机不到，弄得不好，徒生事端，因此束之高阁。 我曾经说过，中共的改革从来就是危机推进型：经济形势好，认为发展就是硬道理，有了一张很漂亮的经济成绩单一美遮百丑，说明中国模式有效，无需改革。只要让国人奔小康，就不会在意统治集团曾经制造过什么国家罪错。经济形势不好，统治集团危机感增强，维稳就成了第一要务，任何有碍于政治稳定的事情都是冒险之举。 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歧山曾向朋友及属下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因为他对“托克维尔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之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在这种“改革是找死”的思维支配下，中共将继续维持专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中共统治集团顺理成章的思路就是：形势不好，更需要维稳。 习近平统治时期的炸药库，只比胡温时期多，不比胡温时期少。胡温时期，虽然透支生态资源、放纵腐败、让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但好歹用四万亿救市计划，糊住经济高速增长这个纸灯笼交了班。习近平接手以来，虽然通过反腐扫除了内部政敌集团，通过打压外国势力资助的NGO清除了颜色革命隐患，但与其接任后的第一年相比，现在却多了好几个更要命的超级大炸药库。 其中两个炸药库，是由股市与楼市这两个央行超发货币的储水池变成。中国从2009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全仗股市、楼市这两大储水池。股市经过2015年股灾，消灭了据说60万中产阶级，如今提振乏力；央行新增发的货币化作银行贷款，源源不断涌入楼市，引发了一轮“帝国红利”套现，再以投资之名外流，从而影响汇市稳定。 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并非是否愿意花钱买稳定的问题，而是有无足够的经济实力维持财政稳定的问题。财政稳定是一个政权稳定的生命线。中国的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外资持续撤离；国企当中不少产能过剩，失业现象严重。如果楼市、汇市、股市再出现问题，政府将在宏观层面失去经济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 以上三方面因素，决定中共必须要死守自身的“政治正确”，这是让六四事件成为中国政治死结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不会按照统治集团的意愿书写，中国人等了27年没有等来的正义，在将来的某一天总会到来，虽然可能是一场迟到的正义。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june-4th-china-20160606/336432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对世界的影响
何清涟 3月上旬，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拜登过了一招，先后就两国关系发表了非正式讲话，引出了一个两国媒体都一直不愿意挑明的话题：两国为将要发生的冲突是否做好了准备？ 习近平挑破窗户纸 白宫连忙糊补 在美国白宫的陈述中，中国始终是竞争关系，而且为了让北京减少敌意，一直强调美方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触动中共的核心利益（中共永久执政权）。尽管部分国会议员对此有不同陈述，但只有白宫才代表美国政府，掌管外交，这些看法只能被当作美国政界的不同意见。 3月6日在北京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公开指名称在过去五年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将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美国刻意所为。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也点名批评美国：“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台海和平稳定的真实威胁是台独分裂势力，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真正的护栏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在例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重申：“我们想要一种竞争而非冲突的方式。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好了在竞争中战胜中国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准备。这是本届总统、政府上任第一天起所做的工作。”——就在2月中旬，拜登就中国气球事件说明时表示，美国不希望美中之间出现“新冷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Ned Price）也在这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追求有基础、有护栏且最终是有方法能避免竞争变成冲突的美中关系。竞争不代表遏制、压迫或拖中国后腿；至于避免冲突，双方仍必须要对话与交流。 但美国媒体对此并不满意，不少认为美中关系的底线（避免陷入新冷战）可能守不住了。《华尔街日报》明确表示担忧，称“中美关系在敌意旋涡中越陷越深“（3月9日），由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和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就在几周前，中美还在试探着走向“外交停火”，但现在任何旨在修复双方关系的努力都被推迟了。 美媒：中美两国为未来冲突所做准备不同 不仅如此，《华尔街日报》在3月7日发表两篇文章，表达了这种担忧。一篇是新出炉的《美国尚未做好迎接大国冲突时代的准备》，另一篇是为了强调对比，旧文重提，《习近平的终极目标：一个为中美冲突做好准备的中国》（2022年10月19日）。 《美国尚未做好迎接大国冲突时代的准备》一文的要点是：美国军方自2018年以来已经转而重点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但在生产武器和制定新的战争方略方面仍面临挑战。该文引述的主要是美国现役中将Clint Hinote的分析，说明中美两国近年军备竞赛方面的实际情况： 1、美国五年前开始应对一个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大国较量的新时代，但美国还未做好准备，前进的道路上也存在着重大障碍。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对预算的争论以及对中国威胁的紧迫性存在分歧，加之围绕中东地区的持续担忧、尤其是伊朗问题，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战，都分散了美国政府的精力和资源。 2、武器开发相对落后，无论是潜艇、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其他武器，都无法应对需要。 3、招募新兵很困难（这篇文章没说原因，但《纽约邮报》与其他媒体都曾谈到奥巴马与拜登政府在军队推广lgbtqi+这种觉醒主义文化导致军人大量离开，且影响军队战力与声望。[\[1\]](https://heqinglian.net/2023/03/14/the-impact-of-us-strategic-assessment-on-china-on-the-world/#edn1) Clint Hinote中将最后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套‘钝化’中国攻击的办法，但需要重塑军队才能做到这一点“。 重塑军队是个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更何况按照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是问题出在什么方面，就从这方面入手解决。 前美军中将、现任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国防中心主任，美国国防政策和战略专家托马斯·斯波尔（Thomas W. Spoehr）负责监督涉及美国国防事务的研究， 2022年曾发表《美国军队的觉醒主义》（The Rise of Wokeness in the Military），从建设军队的几个重要方面分析了“觉醒主义”对军队的严重危害，贯彻到美国军队的不良后果。[\[2\]](https://heqinglian.net/2023/03/14/the-impact-of-us-strategic-assessment-on-china-on-the-world/#edn2)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这篇文章来读。 美国必须结束对华战略模糊状态 美中关系陷入如此局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战略模糊状态。我在最近的文章《美国地缘战略的十字路口：“中国威胁”VS“和平崛起”》中，回顾了美国从2005年开始并延续至2018年的对华战略分歧，其中提到美国两大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对华友好的“拥抱熊猫派“）与米塞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主张中国威胁论的“屠龙派”）曾接受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的邀请，在该基金会的刊物《外交政策》上讨论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以及美国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这场讨论最后以《巨人间的冲突》（Clash of the Titans）为题发表。 布热津斯基的主要观点是：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崛起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对未能统一台湾，中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不满。但是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国领导者并不想在军事上挑战美国，他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发展，以及赢得别国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领导者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的软肋有理性的认识与算计，知道中国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中国只能在战略层面继续保持最低限度的防御威慑姿态。他在其地缘战略名著《大棋局》中设定并为美国采用的欧亚大战略，是主张美国以中国为盟友，将重心放在削弱俄罗斯、让俄罗斯失去乌克兰，不再是一个欧洲国家这一点上，这场讨论中他仍然坚持这主张。 米尔斯·海默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地崛起，如果它的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保持飞速发展的话，美国和中国之间很可能会进入一场激烈的防务竞争，并极有可能发展为战争。中国的绝大多数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可能加入美国的阵营以胁制中国的势力。” 米塞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是基于逻辑推论，第一点是他的国际政治理论：最强大的国家会努力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内建立霸权，同时确保没有其他强大的竞争势力控制其他区域，并最终主宰整个体系。第二点是美国无法容忍与其相抗衡的对手出现。1991年，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都强调“美国应当防范崛起中的国家，保持它在全球势力均衡中的控制地位”，并且提出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立场。 米塞斯海默的结论是：中国有可能试图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去主导亚洲，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相应地，获得地区霸权可能是中国收回台湾的唯一途径。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设法遏制中国，最终把中国削弱到与美国无法抗衡，不再有能力控制亚洲为止。 这场讨论在地缘政治理论圈影响深远，但布热津斯基的主张一直占上风，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川普当选，白宫对华政策急剧转弯，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此后，“中国威胁”看来已成事实，米塞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再无争议。 从2018年到如今又过了四年半，白宫易主，是结束“战略模糊”状态，还是继续保持？美国对华的战略判断，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自身，还有一大群盟友与准盟友。 [\[1\]](https://heqinglian.net/2023/03/14/the-impact-of-us-strategic-assessment-on-china-on-the-world/#ednref1) ‘Woke warfighters’: GOP report claims Biden admin, Pentagon policies weakening military, By Caitlin Doornbos, November 21, 2022(https://nypost.com/2022/11/21/gop-report-claims-biden-admin-pentagon-policies-weakening-military/) Military recruitment numbers are down. Are ‘woke’ politics to blame? By Suzanne Bates, Sept 11, 2022(https://www.deseret.com/2022/9/11/23342879/army-airforce-navy-recruitment-numbers-down-are-politics-to-blame) [\[2\]](https://heqinglian.net/2023/03/14/the-impact-of-us-strategic-assessment-on-china-on-the-world/#ednref2) Thomas Spoehr, The Rise of Wokeness in the Military, JUNE/JULY 2022 VOLUME 51, ISSUE 6/7 (https://imprimis.hillsdale.edu/the-rise-of-wokeness-in-the-military/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3年3月14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the-impact-of-us-strategic-assessment-on-china-on-the-world/swuva70zs）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当今中国有“暴力革命”吗？
近年来，在海内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声浪中，有一种声音似乎很占道德高地，那就是所谓“反对暴力革命”，也就是说，反对用暴力推翻中共统治，反对“以暴易暴”。这是听起来非常政治正确的话。在当今文明世界，“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甘地、马丁路德金、达赖喇嘛等也成为这种主张的象徵性人物。於是一些中国民运、异议人士也开始举起这面“道德大旗”，崇高而义正词严地反对“暴力革命”。 但不知道有谁去思考一下做这种宣称的前提∶第一，什麽是暴力革命？第二，中国现在是否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第三，有人主张屠杀中共官员吗？ 首先，什麽是暴力革命？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典型的暴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和全世界范围的共产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代表“暴力革命”本质的并不是“用武装力量夺取政权”，而是用屠杀、清算前朝，包括杀害平民，建立一个更残暴的专制政权。 其次，在目前的中国，是否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中共用武装夺取政权後，六十年来一直用各种残暴手段维持著专制统治。中国人民一直处於被施暴的状态。 在暴政下，在独裁专制已经在主动施暴的情况下，你能做的只是要不要抵抗、要不要行使“自卫的权利”罢了。正在被施暴的人民根本不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不存在“对暴政施行暴力”的问题（在理论上不是，形式上不存在，实力上没有可能）。 你不能把“抵抗暴力”的自卫当作暴力行动来否定和指责。如果把反抗暴力当作暴力来指责，就等於对一个正被强暴的人说∶你不可以“以暴易暴”。这种说法起到了两个坏作用，第一，让施暴者不感到威胁；第二，降低了反抗者反抗的意愿，因为被施暴者受到双重压力，一是来自施暴者的（还在继续施暴），二是来自旁观者的（指责你∶抗暴是错误的）。更可悲的是，那个让你不要抗暴的人，也正在被施暴。 第三，有谁主张要在推翻共产政权後，把中共官员全杀掉，或者彻底清算，统统关进监狱，然後建立另一个专制？有人说，打著民主旗号的人，照样可以搞暴政。没错，共产党就是如此。但别忘了，共产党在高举民主大旗的同时，从来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而在今天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中，即使最最极端的，也没有人主张把中共官员全杀掉，然後建立另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更何况，在世界文明走到今天这种现状下，在共产国家倒台後全部无一例外，都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事实面前，凭什麽预测，中国人就“劣”人一等，就会有暴力革命发生？ 苏联和东欧共产制度结束，只有齐奥塞斯库被杀掉；其他国家都没有杀人，甚至没有法律追究责任重大的前共产党人；而且包括罗马尼亚在内都步入正常民主国家，根本没发生所谓以暴易暴的事情。今天，如果中共政权垮台，难道会有人主张要把共产党人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统统拉出去砍头？ 综上所述∶第一，在中国，人民用武装革命推翻中共政权的可能性很小（武器在哪里？），即使有，也不是负面的暴力革命，而是抗暴自卫；第二，推翻中共政权後，屠杀前朝官员、建立另一个独裁政权的可能性更小。所以说，对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 有人举杨佳的例子，表示暴力倾向、暴力革命的可能。而事实上，杨佳事件完全是个特案，一个在法制不健全国家的个人复仇事件，根本和谁要暴力革命推翻政府毫无关系。而那个案子的完全黑箱作业处理，才是暴政下根本没有司法可言、个人权利完全被碾碎的典型。个例的残杀案件哪个国家都有，无论多麽凶残都和制度本身“合理合法”地践踏个人权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事情。 在全国人民都噤若寒蝉，吓得根本就不敢抗暴、连一丝暴力革命的影子都没有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知识份子要麽沉默，要麽像张艺谋、王蒙、余秋雨之类那样为专制添砖加瓦的现状下，硬要找一个不存在的靶子打，那它所起的作用，更多是把百姓继续当顺民的奴性一面合理化，给知识份子的软弱、没有勇气反抗提供“高级”理论藉口。 而共产党对那些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回答是什麽呢？成天喊非暴力的杨建利被关了五年，撰文要让共产党继续执政30年的王策被关了三年多，现在“温和、理性地”请共产党修宪、痛斥“以暴易暴”的刘晓波又被判11年。 在这种现状下，人们是否需要理清“暴力革命”到底是怎麽回事之後，再反“暴力革命”呢？在英文中，美国人的独立革命就叫做revolution（革命），也有人称是violent revolution （暴力革命），但这和中国人共识的暴力革命（法国大革命模式、列宁革命模式）明显是两回事。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思想家汤玛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早就指出，反抗专制，包括武装反抗，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常识”。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完全是武装反抗，并最後赢得了一个自由、独立、伟大的美国在地球上的出现。而指导独立战争，并成为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最重要根基的文件《独立宣言》，就明确写著，“政府企图把人民置於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 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的最重要思想，就是人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三大权利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政府。”人民有权，推翻暴君统治。所以美国用宪法条款的庄严形式，来保障人民拥有枪支弹药的权利。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确保言论、新闻、宗教这三大自由，第二修正案就是确保人民拥有武装的权利。而拥有武装，就为必要时推翻暴政的“革命”，包括“武装革命，暴力革命”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所以不管发生多少重大的恶性枪杀事件，美国人也不会同意废除这个宪法条款，剥夺人民的持枪权。现在美国三亿人口，民间有二亿五千万枪支，几乎人手一枪。 参观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佛逊纪念堂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在纪念堂的屋顶，刻著这位《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第三届总统的名言∶“我在神的殿堂上发誓，向残害人类心灵的一切形式的暴政永远宣战。” 所以，面对暴政，人民有自卫的权利，有起义的权利，有武力反抗的权利，更有像美国先贤们一样，用暴力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利！ 面对一个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人民如果有能力武装推翻它，当然是完全合法的。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化人中，主流声音似乎是∶推翻共产专制=暴力革命；而在共产党那里∶结束一党专制=颠覆政府。那这两伙不是跑到同一个路子上去了吗？难怪共产政权怎麽也推不倒呢。 其实，现在高喊“非暴力”，多少有点矫情。因为中国的现实是，十三亿人，如果绝大多数是杨佳，产生大规模的恶性残杀事件，你呼吁一下，或许有针对性。但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勇敢起来反抗暴政的人太少了，而唯唯诺诺、甘心做奴隶的人太多了。 有人引证并强调说，甘地、马丁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的主张最後都卓有成效，为什麽我们不能效仿？但他们忽略、或者有意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甘地等人面对的是民主体制，并不是他们多有能耐，而主要是民主政府的理性面对，才使他们的努力产生了作用。相反，面对独裁政权，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喊了半个多世纪也毫无效果。 今天，中国已出现各种形式的抗争，包括维权活动等等，都对摧毁那个制度起一定作用。但有人硬是把维权活动贴上“非暴力”的标签，用“非暴力、暴力”的概念来划分反抗运动，言外之意，只有体制内改革、温和维权才是“高级的”“文明的”，而其他更强烈形式的抗争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没有合法性。在中国人根本连武装革命的影子都没有的情况下，跟在甘地们後面唱“非暴力”的高调，只能削弱人们推翻中共的勇气、锐气和决心，甚至阻挡结束暴政的契机的产生。 2010年2月10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1-10-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我看“宝万之争”的王石归宿
何清涟 3月30日，《万科收归国有，王石已是正厅级》这条消息在网上流传，持续一年多的万科股权之争终于以“宝恒捕万，深铁在后”划上句号。相关人士评曰：万科“从各家眼中的肥肉，一跃成为了不能惹的自家人”。 王石作此选择的必然性 文中所言“正厅级”，其实是王石的身份标签的转换，实质意义不大，很难想象王石真在意这个标签。这种身份转换方式并非王石独有，2016年11月格力集团的董事长董明珠弃体制身份换市场薪酬，正好与王石的身份互换呈反方向。董女士弃之不顾的身份是副厅级。这个级别的干部的退休年龄都以63岁为限，也就是说，两人都是以一种身份转换作为对人生的阶段性结算，董女士已经另开人生新篇章，王石是否这样做，完全看他自己的心愿。 万科股权战，应该是王石商海一生当中最凶险的一战，多年与团队一道倾尽全部心力，打造出一家年净利润高达200多亿元的霸主级房地产公司，只因为在股权持有上缺乏战略眼光，相信“没有王石的万科就不是万科”，相信在这块充满不测与变数的国土上，可以凭借自创的职业经理人模式永据万科。这点失误，已经被媒体评论及业界彻底反思，相信会被所有民营企业家引为“商海风月宝鉴”。 万科是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现有的非国有企业多半是这种形式。比万科更庞大、更招风的多的是，为何只有万科被盯上？除了人们通常剖析的万科王石及经营团队失去了控股权之外，最重要的还是靠山的类别问题。 在这场开局就几成败局的股权收购战中，王石经过艰苦努力，最终让宝能未能如愿坐上董事长宝座，从这一结局看，万科没输，宝能没赢。站在王石的立场想想，辛苦多年种出一座硕果累累的桃园，与其让入侵的“野蛮人”如愿成为桃园新主人，还不如让一个没伤害自己的无关者成为主人，附带让看客积攒了一年多的奚落得不到最佳爆点。至于他请来的“白衣骑士”深铁将来对他是否取而代之，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的内容了。 万科找靠山，为何要“公对公”？ 王石以“从不行贿”标高自许，但他也知道，在中国这块地呆着，经营企业总得找些靠山，他找的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据介绍，这是一家在香港注册和运营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它的前身“联和行”于1938年在香港成立，旨在接受和保管各界抗日捐款和物资，为抗日根据地采购军需物资及药品。这奠定了华润未来76年显赫的红色地位。华润改为现在的名字是在1948年，即中共与国民党逐鹿中原，胜利在望之时，“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钱之光任首任董事长，以后其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从未脱国企身份。近年来跻身全球500强企业之列，2013年排名第187位，自2005年起连续获得国资委A级央企称号。华润在万科的持股比例最后增加到15%以上。 要说华润的牌子也算够硬，王石当初找它做依傍不算错误的选择。但是，人算不如天算，2010年之后，中国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权力斗争，主掌华润集团十余年的宋林也被波及。2013年7月17日和2014年4月15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以个人身份，两次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宋林在华润收购山西金业资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等事。2014年4月宋林被免职后，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接任华润集团董事长一职。华润集团的人事变化，让宝能及其后台看到了巧取万科的可乘之机。 其间发生的种种故事，无论真假虚实，都已尽见于媒体，各种高高低低的喝彩声也经久不息。只有那些自己在做企业并深知其难的人，才对王石的遭遇抱持同情之心，希望能通过“资本与经理人的协商以实现共赢”。任志强曾明确表示过：:任何人都不可能用“赵家人”背景与华润对抗（此语似指安邦的赵家人特殊背景）。但实际情形却是，华润似乎无意也无力对抗宝能，这就迫使王石继续寻找新的依傍，引入深铁，最后出现了目前这一结局。 这种公对公的靠山，其实关系不会很铁。但王石只能这样找。其间原因，他从来未对外公开说过。我作为当年的深圳人倒也略知一二，1989年深圳市在“六四”期间曾发起过几次游行，参加者身份各异，但企业集体组织员工自愿参予的，就只有万科公司。6月2日，当我们这些发起人拿着标语横幅站在深圳大剧院前的广场上等候参加者时，看到万科逾百员工穿上标有万科字样的绿色马甲，在王石带领下举着标语横幅出现之时，在场上千人欢声雷动，游行队伍立刻出发，沿途都有人自动加入，游行至深圳大学门口之时，据说已经有五千人左右。六四事件之后，王石的万科在公司入口处为受难者设了灵堂，持续了好几天。 这种经历在官方看来当然是“底儿潮”。王石用了很大力气，才让当局“忘记”这笔旧帐。估计他为万科找靠山时，选择“公对公路线”，找家国企作依傍，就是出于政治保险考虑。王健林、马云等其他人，因为没有这种心结，也就不找这种不铁的靠山，直接将新老常委家人亲属尽收股东囊中。 这些往事，我从来就不写。如今王石的董事长宝座极有可能“禅让”，写出来大概也不会影响他的个人前程了。 中国财富故事的主轴：政商结合 对“宝恒捕万，深铁在后”的结局，评者认为：“中国顶层政治渐渐尘埃落定的当下，深铁的背景及能量确实比华润更能帮到当下的万科”。是否能帮到，这种帮助是否是万科想要的类别，那是后话。再说回中国的政商关系，王石选择公对公的政商关系，似乎于他个人安全而言，也不算不智。 在中国经商离不开官的“帮衬”，但商人也大都知道这种政商之间的关系“离不开、靠不住”。所谓“离不开”，是指办企业的人，从行业准入、税收，直到获得资源分配方面的特权，完全离不开政府（官员）。所谓“靠不住”，是指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原来的靠山因调任、官场沉浮而无力保护。2013年7月湖南吉首曾成杰因集资案获死刑就是一例 。民营企业主曾成杰的集资事业依赖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一是湘西自治州州长杜崇烟的弟弟杜崇旺，二是吉首副市长的妻子范吉湘。曾成杰的不走运在于：2007年7月杜崇烟因为与其儿子的北大同学石瑶 的一夜情丢了乌纱，杜的倒台使曾成杰失去了靠山。当湘西集资风波成了影响地方安定的大事件之时，曾成杰就成为湖南省用来祭刀的倒霉鬼。无巧不成书的是，王石曾对曾成杰之死表示同情，在20138月13日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王石呼吁企业家合法集资成立基金，对企业家进行救助，再发生类似的纠纷，涉及到刑法并且还不上钱，基金就可以启动起来，实行救助。 二是商人被动卷入权力斗争，他们的命运与其政治保护伞同沉浮。这方面的例子，仅十八大权力交接以来就数不胜数。其中因薄熙来案牵连入狱的徐明瘐死狱中，资产曾达16亿人民币的实德集团化为轻烟。因周永康倒台而失利的川商就有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兄弟五人，以及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等十余位企业家。 王石不行贿，不陷入企业对私人的政商关系网，从而使得他在股权之争的旋涡里没有陷入灭顶之灾。据说对手曾调查万科与王石长达一年半，其间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王石拿的薪酬太高。但这薪酬标准由前任董事会定下，实在做不出大文章，嚷嚷一阵就过去了。 用“事了拂衣去，还尔功与名”来形容王石、万科与深铁的关系，并不合适，因为确实没有这份潇洒，但王石在商海浮沉30多年，做成如此大格局还能全身而退，也算得上是一种不错的结局。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4月 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wang-shi-20170401/37924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痛恨伊斯兰的三个伟大女性
以色列军队攻进加沙，打击哈马斯，成为全球新闻，也引起争议。众所周知，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哈马斯代表专制。这场冲突不仅是专制与民主的冲突，野蛮与文明的冲突，背后也有犹太教（衍生出基督教）和伊斯兰之间的对抗。 那麽怎麽看待伊斯兰？美国知名的伊斯兰教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曾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伊斯兰教义《可兰经》上写著∶“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伊斯兰信奉者被称为穆斯林）。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率领军队，砍杀征服。 另一个任人皆知的事实是，22个成员国家的“阿拉伯联盟”，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更无宗教自由。很多穆斯林国家，女性不要说没有投票权，甚至连开车都被定罪，出门必须带面罩，受到歧视和摧残。 那些大胡子男人主导的穆斯林世界，只要听到任何批评，就示威抗议，就谩骂骚乱，就群起而攻之，制造恐怖气氛，威胁世人封嘴。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魔鬼的诗篇》被视为亵渎伊斯兰，在全球追杀；丹麦报纸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全球穆斯林抗议，他们愤怒地砸毁人家使馆，攻击丹麦人。前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只是引用古人一句话批评伊斯兰，也遭到疯狂的攻击谩骂，甚至扬言要他的性命。 以揭示共产苏联罪恶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曾在“不要再道歉”一文说，西方世界不要再向穆斯林道歉，而要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她强调，教皇的引述是否得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有批评的自由。 但西方世界在伊斯兰狂热者的威胁下，在左派的政治正确下，极少有人敢发出批评之声。但有三位女性，却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两个来自穆斯林国家。 一个是索马里女性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小时候就被穆斯林们强行实施割礼，后来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荷兰获得政治庇护。在阿姆斯特丹的电视上，她以亲身经历痛斥伊斯兰迫害女性的恶行。她还和画家梵高的后代梵高一起制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纪录片，结果梵高因此被当地几个穆斯林青年杀害。 阿里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痛斥伊斯兰教说，根据伊斯兰教义，女性必须蒙面；如有外遇则要被石头打死，但男性有外遇，则不在此限；男人要离婚，只需在两个男子前重复说“我要离婚”就算通过，而女性则必须经法院等三月至一年，而且必须有下列理由∶丈夫无经济能力，无法生子或阳萎。即使胜诉，也只能分到小部份财产，孩子则全部归男方。 阿里把希特勒的纳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相提并论，称伊斯兰是“新法西斯主义”。她说，“就像纳粹主义开始于希特勒的愿景，伊斯兰主义的愿景是伊斯兰神权（caliphate），即一个社会被伊斯兰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统治，在这种社会，女人婚前有性行为要被石头砸死，同性恋则被痛殴，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将被杀死┅┅” 阿里甚至抨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是堕落的（52岁时竟跟8岁女孩结婚）、专制的，谁不按他说的做，就会被惩罚。“穆罕默德让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萨达姆。如果没有默罕默德的榜样，就不会有萨达姆。默罕默德给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样，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热衷暴力。” 阿里认为伊斯兰必须改革，必须否定《可兰经》中的某些内容。她在荷兰制作的影片，把那些欺压女性的伊斯兰教义印在了穆斯林女性的身上。 阿里发出批评伊斯兰的声音之后，就遭到死亡威胁。荷兰的左派们，也不喜欢她公开批评伊斯兰，认为这有损文化多元主义。最后以她申请庇护时资讯有不实作理由，取消了她的荷兰公民身份。 阿里却在美国受到欢迎，被聘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做研究，继续坚持她的原则，绝不后退。后来她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结婚。 佛格森是目前大西洋两岸（美欧）的学界新星，在哈佛、牛津、斯坦福等学府当教授和研究员，著述甚丰，其《帝国》、《金钱关系》、《文明》、《货币崛起》、《虚拟的历史》、《西方的衰落》等专著受学界重视。他还经常参加电视节目，“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佛格森极为欣赏阿里的勇气，甚至崇拜她。他俩喜结良缘，成为“黑白结合”的佳话之一。2013年阿里入籍美国。 另一个勇敢的穆斯林女性，是在叙利亚出生的苏尔丹（Wafa Sultan），她曾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在大马士革上大学时，目睹一群高喊“真主是伟大的”人，冲进校园，枪杀了她的教授，而且一气打了一百多枪。从此她质疑伊斯兰教，并和丈夫移民美国，在洛杉矶学习心理学。 911事件后，她常在网络上和那些伊斯兰狂热者辩论，因她很有辩才，并敢说真话，常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哈佛教授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一书闻名，强调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但苏尔丹则提出一个远高于亨廷顿的观念，她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 苏尔丹批评伊斯兰之后，像阿里一样，也遭到死亡威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士谴责她，给她威胁性的电话留言，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在电视上辩论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对作家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追杀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地对《纽约时报》说，“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和阿里、苏尔丹一样勇敢的另一位女性，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法拉奇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阿拉法特，卡扎菲等很多独裁者，她的进攻性的大胆提问（追问），常使那些权势者恼怒，甚至要杀了她。她的采访集《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迄今仍是西方新闻院校学生的必读书。 法拉奇因为热爱美国而长期居住纽约曼哈顿，在目睹世贸大厦被炸之后，她奋笔疾书，写了长达报纸四个整版的讨伐伊斯兰的长文《愤怒和自豪》，“愤怒”极端伊斯兰的暴行，为西方文明而“自豪”。和西方知识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法拉奇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1400年的黑暗伊斯兰教，才是底座。她痛斥毛拉们的专制、虚伪、狂热，毫无人性。她说，伊斯兰文化，就是欺负女性，女人不值骆驼钱的文化。 欧洲的穆斯林们以诽谤罪把她告上法庭（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几国同时告她），至她去世（2006年），她的诽谤官司还没打完。还有伊斯兰份子要杀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麽容易被吓住的人，我已经七十多了，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崇拜法拉奇、并曾去曼哈顿寓所采访过这位传奇英雄的《华尔街日报》特写编辑、印度裔作家瓦萨达拉健（Tunku Varadarajan）在悼念文章中描述说，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当时体重顶多80磅，但她仍坚定有力地强调说真话、坚持原则的重要性∶“当你放弃或嘲笑原则理念的那个瞬间，你就已经死了，你的文化死了，你的文明死了。”瓦萨达拉健感叹说，她是多麽勇敢的女性，有点太勇敢了！ 法拉奇的最后一本著作是《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她和阿里都持同样的观点∶宗教和理性，应该有平衡。而不是像伊斯兰那样，不给理性任何空间，要用刀枪逼迫信仰，把人变成穆斯林。 这三位勇敢女性对伊斯兰的看法，都非常值得深思，可以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巴以冲突背后的宗教因素。 对这次以色列进攻加沙，打击哈马斯，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沉默，等于变相支持以色列，希望教训哈马斯；只有土耳其总理（伊斯兰分子）和伊朗出来谴责。但在西方，却有相当多的左疯们偏袒哈马斯，总是渲染多少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而回避是谁“挑起”战争这个问题。西方许多媒体在巴以冲突中，高举著同情平民被杀害的道德大旗，起到了事实上帮助恐怖主义哈马斯的作用！ 没错，巴勒斯坦死伤的平民远比以色列多。但这里根本的不同是∶以色列早已把自己的人民撤离、掩藏起来，只让士兵去打仗；而哈马斯是故意把自己的平民放在炮火下，就要用制造“平民死亡”的表像，来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用飞弹保护我们的人民，哈马斯用人民保护飞弹。”这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根本不同！ 在全世界70亿人中，敢出来痛批伊斯兰的人极为罕见。这本身就证明伊斯兰的可怕。任何批不得的人和事，都是最可怕、最助长邪恶的东西。在全世界的数不清的懦夫们面前，阿里、苏尔丹和法拉奇简直是巨人！ ——2014年7月31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8-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20👍 0💬 0马克龙理政：左右兼顾终成左支右绌
何清涟 上台之初被誉为“政治神童”的马克龙，这两年总统生涯实在难受。竞选时聪明地设置了“不左不右，既左也右”的施政方针，赢得了左中右各方选民的支持，上任后大刀阔斧推行各类改革，遭遇各种反对阻力，一年多之后就爆发了左、中、右势力均参加的黄背心运动。就在11月份，马克龙又遭遇两件烦心事：11月8日，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大学生在CROUS学区服务中心前当众自焚，遗言表示希望以此提醒法国民众注意大学生当前的困境。11月16日是法国黄背心社会运动爆发一周年，黄背心发起全国总动员，举行大规模抗议。 马克龙兼顾所有政治光谱的“亦左亦右”政策，为何会演变成今天这一“左支右绌”的困局？那是因为法国各种社会端积重难返，任何政治家上台，也有心无力。 马克龙的竞选口号意在左右逢源 回想左派马克龙两年前参加总统竞选时的调整的中间姿态与承诺，再检视马克龙公开言论所展现的变化历程，对于认识法国现状十分有帮助。 马克龙本是左派，但在大选前，他看到法国民众既对左右对立深感厌烦，又对勒庞当选感到恐惧，很聪明地提出了“不左不右，既左也右”的理念口号。据法媒分析，这是他胜选的重要原因。马克龙倒也不食言，上台之后立即推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态度强硬，信心满满，在短时期内也被看好。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一周年之际，法国Elabe研究所的民调显示，超过69%受调者认为，马克龙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 但凡“改革”都难免动人奶酪，改革者行路难古今皆然。短短一年内，法国政府出台了劳动法、财政税收、教育、移民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方案，铁路、医疗、退休制度和公共服务等部门的改革也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对这些改革的质疑和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各行业旷日持久的罢工更是让政府焦头烂额。面对非常巨大的阻力，马克龙毫不退让，认为改革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自己的口号就是“说到做到”。法国《回声报》曾发社论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12级飓风，戴高乐1958年出任总统是9级强风，前任总统奥朗德只是2级微风，而马克龙改革则是6级大风。 马克龙的改革遭遇左中右反对 2018年11月17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法语：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又称黄马甲运动）开幕，马克龙从此尝尽了苦头。 黄马甲运动最初的起因是示威者不满油价持续上扬以及马克龙政府调高燃油税而上街抗议，但是诉求有如滚雪球般迅速扩大，包括提升草根及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以及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台等。马克龙当初那“不左不右，既左也右”的口号让他左右逢源，成为爱丽舍宫主人；但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改革，却让他成了左、中、右的共同“敌人”，黄背心运动的参与者囊括了法国左、中、右所有政治光谱，包括并没有特别政治倾向的法国人。从后来的十几轮抗议活动内容来看，燃油涨价只是一根导火索，它引爆的是法国民众对政府的高税收政策的不满以及对马克龙经济改革企图的否定，抗议者要求政府全面减税，同时调高最低工资以及退休金水平。运动初起之时，据《纽约时报》报道，多项民调显示，70%至80%的法国人对“黄背心”的诉求表示同情。 黄背心运动导致了法国自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马克龙聪明地提出开展国民辩论，但法国现状注定辩论很快无疾而终。马克龙终于发现他无法满足民众复杂的利益诉求，于是在2019年的新年献辞中说了那番著名的话：”我们不能只要求少工作，却多挣钱；多减税，却增加开支；不想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却想呼吸更纯净的空气。”他批评民众们不能提出相反的要求，直白地指出“既要……，也要……”的不现实，但他却忘记了当初他提出“不左不右，既左也右”的竞选口号，就是希望左右逢源，应许将满足诉求矛盾的大众要求。由于无法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黄背心运动中，让马克龙“赶紧滚蛋”的唾骂成了伴奏曲。 法国社会积弊深重 但如果将此归咎于马克龙个人的领导能力，那就大谬不然。“黄背心”们大部分是生活在巴黎郊区和乡镇中的法国中底层民众，这场骚乱其实是法国底层民众借此释放心中积郁已久的不满情绪。这种社会不满源自三点：失业率越来越高（失业率达到9.1%，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达到了耸人听闻的24%）、生活质量逐渐下降、实际可支配收入越来越低。这三点其实是法国多年的社会积弊，马克龙的改革只是戳破了法国社会的脓疮。 法国早已债台高筑。黄背心运动爆发前的2018年第三季度，法国的公共债务已高达22553亿欧元。与此同时，法国早已是经合组织内税负最高的国家。在马克龙竞选法国总统的2016年，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发布的《缴纳税款2016》调查报告显示，法国平均企业税率高达62.8％，为欧洲最高。个人所得税之高也居欧洲前列，一个法国人一年的平均收入为5.58万欧元，纳税之后实际到手的钱只剩下不到2.81万欧元，税率高达57.5%，高于欧盟45.1%的平均水平。税率之所以高，当然是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高的福利需求。法国政党为了胜选，都采用福利换选票策略，结果是法国人的福利越来越好，保障越来越全，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各种带薪假期越来越长。在3000多页、重量逾一公斤的《劳动法》保障之下，法国人每周只需要工作35个小时，稍有不顺心就罢工数周。发放给穷人和失业者的各种福利、补贴和救济金，让很多法国人不用工作，也能体面生活。 法国人自得地认为“法国人工作是为了生活”，并嘲笑美国人“活着是为了工作”。其实，法国人早就丧失享受生活的资本了，只是法国知识界与民众中都选择无视现实。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不厌其烦地警告法国，“必须大幅缩减政府及公共支出，降低负债水平，否则法国必然会重蹈希腊的灾难性后果。” 马克龙寄望与中俄结盟 马克龙的改革，就是希望自己在法国这个“懒汉”身上抽上几鞭。他曾公开回怼游行民众：“想要买得起西装，就应该去努力工作”。但是，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是很难改变的，面对“既要……又要……”的民众，马克龙终于发表了那番让民众极为不满的2019新年献辞，但仍然没有能力改变法国民众的惰性。据分析，法国大学生的福利并不错，11月8日跳楼自杀的法国大学生指的困境是学生毕业后的黯淡前景，但全法国学联主席想到的解决办法还是增加福利，“不论是住房 ̖ 交通 ̖ 饭堂 ̖ 都与年轻人被社会保障体系所遗漏有关“。 马克龙对内改革无望，于是想到对外突围。怎么突围呢？既然美国这个大哥已经不愿意再承担欧洲防务，还要在联合国不断退群，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马克龙于是转向一些他认为正在崛起的国际势力，比如中国、俄罗斯。据RT报道，8月27日，在G7峰会结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法国驻外大使发表外交讲话时发出警告：我们已习惯18世纪开始建立在西方霸权上的世界秩序，但西方霸权在终结。中国正处于世界前列，俄罗斯也取得了战略成功。马克龙呼吁西方国家“反思”与俄关系，以避免被困在“美俄之间的战略斗争中”。 如果说在法国国内，马克龙陷入左中右共同反对的政治困境当中情有可原，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他的国际战略却大错特错，批评联合国与国际体系现有的弊端，表明他看到了问题；与中俄结盟却是开错了药方，而且错得离谱。看起来象学习戴高乐弄什么三极世界，最后结果肯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11月 1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19201914232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人类什麽时候能长记性？ ——写在 911 灾难一周年
最近曾陪外地来的朋友去看世贸大厦遗址，虽然我已去过几次，但每次去，都非常感伤。911已近一年，但遗址周围，仍有事发後几个星期内放置的各种纪念物品：寻找亲人的照片、世贸倒塌时尘土覆盖的帽子、衬衫等，还有来自美国各州、以及世界各地送来的悼念条幅，花环等；观望台四周的木板墙上密密麻麻地写著世界各地来的参观者留下的简短感言。近三千个生命在不到两小时之内永远地消失了。三千，闭上眼睛想一想，那是多麽大的一群人！ 对911事件，流传著各种解释，包括从数字宿命角度的分析。《纽约时报》杂��8月11日的文章中，还特别引用一种数字宿命说：9月11日这天本身，就传递了某种特别信号，譬如911这三个数加起来，是11；而当时第一架撞击世贸的飞机航班号是11；事发那天是当年第254天，三个数字加起来，也是11；而且阿富汗（Afghanistan）、纽约市（New York City）和小布什总统的名字（George W. Bush）都是11个英文字母，两座世贸大厦，造型上也像11┅┅ 当然，这篇文章最後说，虽然还可找出很多11，但它仍是巧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偶然性。但仔细追究911事件，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有多少偶然，其中的必然因素早就存在。这些因素不是貌似有理的死的数字和字母，而是自恃聪明的活生生的人本身。对邪恶的认识不清晰、不强烈，导致不进行应有的防范，更没有事先铲除邪恶的果敢行动。 在人类近在眼前的历史上，就有过多少次这种惨痛教训：二战之初，虽然以丘吉尔为首的许多人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摧毁纳粹；但英国首相张伯伦硬是和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条约，以为拱手牺牲波兰，纳粹就会满足止步；结果是纳粹不仅绝没有止步，而且横扫了欧洲。而类似的情形早就发生过：当年俄国沙皇也是拒听警告，和拿破仑签约放弃波兰，认为有了一纸和约，拿破仑就不会进攻俄国，结果得到了和後来纳粹攻击英法的同样结果。日本偷袭珍珠港也同样：事发前有各种警告，情报系统有人清楚地对白宫表明日本会袭击，要求必须采取行动，但高层决策者就是不肯相信，结果二千多官兵的生命在几十分钟内消失了。 这次911事件也是同样，发生前，不是没有迹象；恐怖份子已经明火执仗地袭击了美国多次：泛美航空103客机被炸，259名乘客全部遇难；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224人遇难；停泊在也门附近的美国军舰被炸，17名官兵殉职；而世贸大厦本身，已被炸了一次，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面对恐怖份子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尝试，美国的左派克林顿政府，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必须打的战争，没有把对付恐怖主义的任务交给五角大楼；而居然把这些当做一般刑事犯罪，交给了地方法院，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审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我们不是缺乏情报，而是缺乏想像力。”但美国人并不是都没有想像力，畅销书作家克兰西（Tom Clancy）早就在他的小说中警告了恐怖份子类似的袭击；好莱坞在事件前夕拍出了恐怖份子使用民航飞机撞世贸大厦的电影（由於不愿刺激美国人的感伤情绪，该电影至今没公演）；好莱坞的一位著名男演员在事发前几星期，在一架美国飞机的头等舱中遇到了4个行为异常的阿拉伯人，这位影星怀疑他们要劫机，立即反映给驾驶舱，并第二天报告了美国航空管理局，但竟没有下文。911後公布的劫机犯照片中，其中4人正是他曾“检举”的那几个阿拉伯青年，那次飞行是一次演习。 人类的不长记性是惊人的。即使在911发生之後，在美国要以战争方式摧毁在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之际，仍有几千美国人在华盛顿、几万法国人在巴黎示威，以和平的名义，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最近，围绕是否要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又是不少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欧洲；在美国强大的军事保护伞之下，那里的无数人早已忘记了纳粹用炮火和鲜血给过他们的教训。它再次反映出人类对邪恶的无知、轻信，以及永远被教训、却永不长记性的愚蠢。 要不要军事解决伊拉克，关键在於两点，第一是伊拉克是否拥有生化和核子武器。在最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几年前逃到美国的伊拉克核武专家哈马萨（Khidr Hamzah）作证说，根据他了解的伊拉克核武研制进度，巴格达在两年内会拥有至少三枚核弹头。据联合国1999年的报告，伊拉克储存有大量生化武器；美国中情局的最新报告说，伊拉克储存有2,650加仑的炭疽病菌。 第二，伊拉克的生化和核武会是否被用来袭击美国，危及世界安全。前美国中情局长伍尔西（Jim Woolsey）早就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据捷克情报当局的档案，911事件前夕，伊拉克情报官员曾和劫机撞毁世贸的恐怖份子头目在布拉格见面密谈；伊拉克还曾多次派军事人员到阿富汗和塔列班人员会晤。而且伊拉克曾使用过生化武器，杀害自己的人民（一次就杀死了五千人）；今天伊拉克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并为每个所谓“烈士”家属提供三万美元的奖赏，更是人所周知。 如果不铲除巴格达政权，人类的下一次灾难就不会再是三千人和两座世贸大厦，而有极大的可能是被核子或生化武器在瞬间泯掉几万、几十万生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今天还有谁相信可以使用自杀炸弹、可以用民航飞机撞民用建筑的恐怖份子有生命意识吗？对於没有生命意识的动物来说，三千、三万和三十万又有什麽区别呢？ 但令人悲观的是，人类的历史，一直是不断重复昨日错误的历史；人们对善良的一厢情愿，一直在抹掉人民对邪恶的记忆。从慕尼黑、珍珠港、到911，一路都是如此。911事件一周年要到了，届时会有隆重的纪念，但这教训会永远抛锚到人类记忆的深处吗？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塞尔曾说，你不记住，就得被杀第二次。 （载《开放》2002年9月号） 2002-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千年不变的社会单位：从什伍里甲制到居委会
居委会这一中国城市基层组织在“文革”中曾以“小脚侦缉队”而恶名昭著，弱化其功能曾是改革开放以来放宽社会控制的政绩之一。但在沉寂多年后，居委会近几年又开始活跃起来。为了让居委会更好地成为中国维稳链条的底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即使在极度倚重居委会进行社会控制的毛泽东时代，该组织也从未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 居委会作为侦缉队重归社会控制体系有个渐进的过程。习近平在2008年出任京奥领导小组组长时创立“奥运安保模式”，在由高技术及社会机构构成的六张网――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 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街道治保积极份 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 的反对力量。这种“人民战争”方式，就是师法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对敌斗争的故智。 居委会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但按政府要求管治人的野蛮与服从却正好符合暴力治国的需要。今年，居委会还与时俱进地获得了鉴定精神病患者的资格。按照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依据官方研究所作的报道，中国有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居委会（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今后有“排查”与“鉴定”精神病人的资格，因为被定为精神病高发人群的主体是长期失业者与贫困者。 最近，在一篇题为“居委会六十年流变”的文章里，开篇就将居委会称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要形式”，这说法显然只注意了其名字的“创新”，而忽视了居委会与村委会制度本质上与明代的里甲制（或称保甲制）相同。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游民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实行里甲制与路引制度。里甲制规定，“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用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要依律治罪。这种“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与“文革”及“文革”前由单位或者居委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介绍信”性质完全相同，毛时期，如果没有介绍信，既不可能住旅馆，也会被当作可疑分子收治。中共建政初期，曾将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当作“反动制度”加以摧毁，其实中共实施的城市居委会与农村的人民公社与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同出一源，均效仿明朝的里甲制，在人身控制上较民国保甲制度更为严苛。 追根溯源，明朝的里甲制源自始于中国古代的什伍里甲制度。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负责闾里治 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什伍连坐法，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纠 察，一家有罪，什伍连坐同罪。后代里甲制即由此发展而来，是封建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基层组织形式。在这种以控制人身为目标的严密的居民组织系统之下，人口的自由流动几乎不可 能发生。于统治者来说，这不仅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帝国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有实施基础。 外国人一直不太理解一点：为何中国政府每逢政治敏感时期，就将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送回原籍？这只有生活在中国这种颇有帝国风采的国家的人才能理解。与文化中心多元化的联邦制美国不同，中国、法国、日本这类国家的经济、文化呈梯级发展。即使在法国、日本这种完全实现了自由迁徙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度，其中小城市的文化开放度也落后于大都市巴黎与东京，中国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落差更大，异议人士一旦被送回相对闭塞的原籍，很难得到周围人群的认同，加上居委会与村委会的强管制，很容易被置于一种孤岛状态。比如在世界人权日那天，香港记者试图到毒奶粉受害人赵连海居住小区采访，就被一些臂缠“居委会”袖章的人士掌掴和殴打。 强化居委会功能的目的是“维稳”，这一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制度，实在与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自由迁徙完全相悖，也因此，我有点担心废除户口制度的呼吁可能会因为“维稳”的需要而不能践行。 （原载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2010年12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2/localcommunity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23:56👍 0💬 0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
中泰两国经济背景比较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当天泰铢应声下跌20%多，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像台风一样席卷东南亚，随后又袭击了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整个世界为之震憾。应该说，这次泰国的金融危机是多年来泰国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问题的总爆发，整个东南亚世界都受到这次泰铢贬值的株连。而这次危机袭击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谁也无法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研究部的负责人杰克.布尔曼指出，金融危机很可能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从而危及整个国际市场金融体系。可以说，这次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对东南亚“经济奇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一次挑战。因为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总背景，与中国颇多相似之处： 一、 投资导向有误，在房地产业上积压资金过多。 在过去10多年里，泰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政府未能制定相应的政策，将资金引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是放任让资金流向价格暴涨的房地产业。据法国《解放报》的统计，泰国的金融机构近几年在房地产业的投资已达2300亿法郎，无力偿还的贷款总额达700亿法郎。而另一份资料表明，泰国银行的呆帐目前已达400亿美元。金融业运作困难使得许多金融机构濒临破产，这本身就孕育着不稳定因素。在投资导向上，中国与泰国有类似之处：至1996年底止，商品房的积压已超过6800万平方米，由此发生的资金沉淀达1200万亿元（1）。这些沉淀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对商品房积压的痛苦，不少投资者（主要是“公”字号投资者）似乎没有感受到，就在存量还未消化之时，又有大量新增商品房积压，1996年房地产开发投入3825.29亿元资金，而销售额却只有1340.38亿元（2）。 二、 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过分依赖外资，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1992年，泰国政府取消了延用几十年的保护资本市场的管制，成立了曼谷国际银行，使得泰国公司较易吸收海外资金，从此开始肆意借贷外资。然而就在放宽管制的同时，泰国政府将泰铢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为了保持这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泰国不得不让泰铢的贷款保持高利率，其结果是大量的套利短期资金流入，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到金融危机爆发时为止，泰国外债已高达850亿美元。与此同时，泰国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市场份额正在缩小。泰国1997年7月25日公布一项到1998年9月这一财政年度的预算披露，1996年泰国经常性的项目逆差是14.3亿美元。这一切成为金融危机的隐患，一有风吹草动，大量外来短期资金就会抽走，导致金融动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的机率大大增长：1991~1996年8月止，利用外资直接投资达1610.7亿美元；1979~1995年，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外资共2291亿美元。近3年来，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头号引资大国，是世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大国。 下列这组数字值得关注： 表一： 中 国 国 际 收 支 状 况 中国 国际警戒线 国际标准 备 注 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比例 617% 80% 印尼73%，马来西亚186%，菲律宾84%，韩国147%，泰国109% 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 7个月 3~4个月 外债与GDP的比例 15.5% 50% 1995年外债余额1065亿美元。1979~1995年各种形式利用外资共达2291亿美元 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 \-2.5% 经验表明，这一比例控制在0-5%时有利于经济增长，大于5或小于0时不利于经济增长 外汇储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2倍 0.3 – 1.2 这一国际标准是指发展中国家，不包括发达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 + 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 5.7% -2.5% 资料来源：（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虽然中国总是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能仅以国际通行标准来判定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但上述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快速增长应该放缓。因为过量外汇储备首先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努力的效果降低。同时在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只要有外汇流入，央行就得拿出人民币资金收购──根据近两年深圳等地银行透露出来的信息，已发现有国际短期资金大规模流入“恶意”套取利息。对于国际间的这种短期投机，国际金融投机专家索罗斯曾“谆谆告诫”各国政府：“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政府的错误”，因为只要政府在市场里留下了市场投机机会，就会有人来投机──为了抵消外汇占款的增加，信贷规模不得不相应收缩，从而使得没有外汇收入（流入）的部门很难得到贷款，被迫限产甚至停产。而过多外汇储备，又使得本可以利用的大量外汇资产闲置不用，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国际上通常用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出来表示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尽管企业经营效率、投资配置效率，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很不理想，但这种低效率还不应该低到投入产出比例比外汇存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收益还要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1996年我国出口贸易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头6个月的出口贸易更是严重滑坡，后半年则稍有回升。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出口贸易退税率下调引致。但我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有下降趋势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上述种种，正如法国储蓄及信托银行负责新兴国家的经济学家法迪勒.拉库阿所分析的那样: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工业投资过多、房地产危机、进口增加、经济增长放缓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且同时，这些国家的货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美元挂钩，使得其货币的市值高估，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 大量资本外逃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问题，即中国的资本外逃与金融危机生成的关系，这一问题一直是官方讳莫如深的话题。近10年中国资本外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二： 资本外逃与外债增长：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比较 单位：亿美元 国别 1976～1982 1983～1985 1976～1985 1985～1994 资本外逃/外债增加额(％) 阿根廷巴西 智利 墨西哥 秘鲁 委内瑞拉 乌拉圭 菲律宾 韩国 27030 0 360 38 250 6 84 61 -1070 10 170 60 260100 10 530 310 62.7012.00 6.40 64.80 32.80 101.30 27.30 36.10 21.80 中国 402.87 52.30 资料来源见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 据研究者指出，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不是所有长期资本外流都经过政府批准。大部分长期资本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流到国外的。这从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这种资本的数额从1989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78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沃尔还指出，到1994年为止，中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1万家企业，遍布全世界各地，但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事实证明，中国非法的资本外流是香港等地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估计，到1995年为止，中国企业和个人在香港投入300亿～400亿美元的资本（3）。 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国家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借贷外资，这边却不断有巨额资金流出并消失在国外。可以肯定这种资本外逃是构成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 国企负债与国有银行的困境 中国国有独资银行所面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和国有企业那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引起的。近两年，各种传媒有时露出的一些不完整的数据却足以让人看到这一问题足以引起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自从中国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国企差不多等于白手起家，无本经营。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及利息成本（1997年中的数据表明负债率平均高达80%），而且这些债务来源单一，主要来自银行贷款。由于企业和银行的历史关系如此，两者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一方面使银行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啧有烦言，认为不少利润转移成融资成本，利息与利润的变化加重了企业的负担：1980年利息与利润比率是1：0.033；1990年是1：1；1995年是1：1.73（4）。这样就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如信贷员的“回扣”，银行负责审批者的“好处费”以及借贷关系建立过程中的大量“交际费用”等等），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不断增多，信贷资金过多沉淀，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据统计，到1996年底，死账及呆账累计达6000亿元以上，再加上企业赖帐及拖欠等，银行的不良债务比率已高达25%左右。自“拨改贷”以来，国有银行自有资产的比率就一直处于下降地位。据资料，在“拨改贷”前夕，国有银行自有资产比率占70%左右，以后随着国有企业债台高筑，银行自有资产比率一直处于下降地位，到1996年国有银行自有资金比率下降到只有3%左右（5）。而美国银行的负债率为50%，亚洲国家除日本之外都比我国要低。 其实只要平时留心读取各种信息，就会发现金融危机早已在局部地区露出蛛丝马迹：广东揭阳市一家银行下属的城市信用社，自1995年起拖欠大批存户近两亿元人民币的欠款，有关人员被政府当局于1997年7月扣留调查（6）。据传媒透露，这种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发生问题已有不少。1996年8月，广东某市体改部门对辖内的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各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流通延缓，风险上升。该次调查涉及的金融机构（含网点）共有870个，总的存款余额（帐内外）64.37亿多元,总的贷款余额(帐内外）71亿多元。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64.37亿元存款，该市可用的信贷资金只有48.3亿元，而实际贷款余额为71亿元，存贷比例失调，各家银行为弥补逆差，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平衡，超负荷经营十分严重。 表三： 广东某市对金融机构的调查情况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项贷款占总贷款比重（逾期贷款、呆帐贷款、呆滞贷款） 50％ 60％ 70％ 贷款回流率（收回贷款与发放贷款之比） 73.3％ 信贷资金周转率 0.82次 0.75次 0.53次 这次调查对“三项贷款”的分析表明，“三项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实际上能按时、安全还回来的贷款所剩无几。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效益并不比国有企业好多少,调查显示，该市银行1995年亏损3.5亿元，1996年上半年的数字是2.86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亏损2.44亿元,占85.35％。1995年，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年收息率为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贷款回流率和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无形中减少了可用资金，使银行的资金运作更加困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沉淀，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提存款风潮，就会由于难以确保提现而触发支付危机，进而导致金融风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广东除广州、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银行经营不尽如人意，潜在的金融危险是存在的（7）。广东在全国的银行中还算是实力雄厚者，其它省的银行状况只会比广东更差。 据《中华工商时报》登载的一条消息，某省人民银行一项调查结果使人怵目惊心：该省三年累计破产企业479家，破产时资产总额22.7亿元，而积欠银行贷款本息高达26.6亿元，银行信贷资产面临极大风险（8）。而另一份调查也指出企业“破”银行“产”的潜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末，正式破产了54户企业，资产总额达2 .212亿元，而负债总额却高达4.9413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23％，已严重资不抵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破产企业积欠银行贷款本息3.8315亿元,是破产企业资产总额的1.73倍。在已清偿完毕的42户企业中，银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偿率只有3.3％。照此推算，全部企业清偿完毕的话，银行也只能得到1265万元的清偿，将有3.705亿元的信贷资产付诸东流（9）。总而言之，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问题突出，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4，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难以步入良性循环。而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这一事实，已使人们预感到：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银行，导致金融危机。 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负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实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一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看法为证：“对中国来说，比人民币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而宏观调控的好坏和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决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10） 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及政府对策评析 中国国有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比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发表一组数字，以国有银行资产占银行资产比率这一指标来反映银行受国家控制程度，中国的这一比率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接近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左右。这一数据表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对金融问题的调控能力特别强，正因如此，在各项有关金融的经济指标严重偏离常态时，中国还能使金融危机处于蛰伏状态；二是表明中国银行系统确实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一俟时机成熟，就会成为现实性风险，其势头绝不会小于墨西哥与泰国。 世界上摆脱金融危机的办法通常有几个，如让货币贬值，降低利率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但中国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因素的限制，采用这些办法风险大且难以奏效（利率其实已经于1996年连续两次降低，银行存款利息相对于通胀率来说其实已是负利率）。所以大家只能将目光对准一点，那就是近几年来朝野关注的中国城乡居民储蓄。199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金融统计资料表明，中国银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42771.2亿元（11）。另一份同样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到1995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5万多亿银行贷款的60%（12）。近几年不少奏折派经济学家都在琢磨如何将这只“虎”引出来，以转移危机，从1996年动员老百姓买车买房相继失败以后（主要是没有这两样“消费品”的老百姓购买力不行，有购买力的则大都有了车和房），于是又将“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提到了日程上，各大传媒都在恶炒“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这一政治题材（绝非经济题材）。其目的已有部分经济学家说得非常直白，如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魏杰就谈到：“目前财政已背着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财政支出中能用于经济建设，尤其是能用于国有企业投资的资金，已非常之少，因而财政与国有企业相互依存的因果链条正在发生断裂，财政无力再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源泉。”接下来他又列举了一连串数据，说明金融危机确实存在，而股份制则是一条摆脱危机的现成路子（13）。 由此可见，这次股份制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的目的和前几年股份制改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改制的主要动机不同。当年的股份制改造目标在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不少国有企业虽经改制却未达到这一目标），股份制本来的集资功能倒被放在次要地位。而今年的主要动机却是筹集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银行危机。那么运用这种办法能否成功呢？ 从居民储蓄存款的总量和国有资产的总量来看，是有可能成功的。在这42771.2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除了40%集中于不到10%的高收入者手中（14）。有相当部分分散在中小储户手中。根据对全国4万余户居民家庭记帐调查和相关资料测算，1996年全国城镇“万元户”已达到6642万户，占全部城镇居民家庭的76%。（15）国有资产管理局则公布，截至1996年底，国有资产总量57106.4亿元，（16）1997年6月又公布说，国有资产评估后净值达32411.81亿元。（17）这两组数据表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确实有民间资金作为支撑。而且老百姓对公司内部股票确实也有不太强烈的购买意愿，笔者与一些微盈企业或减亏企业──盈利企业已基本“改造”完毕──的职工交谈后发现，尽管职工们不太愿意购买本企业的内部股票，但因现在就业艰难，出于与企业休戚与共的考虑，再加之每人份额由本单位工会出资40%补贴这一诱惑（如出资6000元即可得面值1万元的股票，各企业补贴比例不同），一般都表示可购买一定额度的公司内部股票以支持改革。 现在的问题倒不在于讨论这个“药方”的合理与否。凭心而论，企业改制从利改税、放权让利到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革，进而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什么药方都用过了，根本找不到包医国有企业顽症的灵丹。时至今日，换谁去进行诊断，也开不出什么更好的药方。有人将股份制改造比作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最后一张王牌”，确实恰如其份。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现在要做的事是将经济决策的事后反应（包括不良反应）说清楚，对前些年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种种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否则将会导致这次大规模企业改革流产。 这些问题笔者早就在《中国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一文有涉及，这里再简要叙述一下。要言之，以往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 一、 没有建立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 前几年“股份制”这张王牌失灵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解决“企业无上级”的问题。在正统的股东主权模式中，经理层的无能、怠惰以及道德风险都是通过外部股东来校正的，外部股东要发挥作用，则要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的的功能的资本市场。除此之外，还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劳动市场。但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与劳务市场都是缺少的。改制后的企业经理层基本上还是通过上级行政命令指派，一些地区搞所谓“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受委托人其实也还是由政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子。这一点和国有企业并无差别，可以说现阶段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层的任命机制，决定了这些股份制企业的经营层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样，“经营领导”（即维系好自己与上级部门的关系）比“经营企业”更重要。面对现行任用、考察股份制企业经营者和董事会成员的方式与标准，这些经营者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们必须在“眼睛朝上”还是“眼睛朝下”之间作出选择。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政企还未分开的利益机制牵引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还会被“经营”，不仅是中国国有企业，还是所有换上股份制招牌的“翻牌公司”顽症的根源。因为被“经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业经营者，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和往往和官员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机”，企业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 二、 在董事会成员兼经理人员与企业财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将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结合起来的机制，经理层还照样享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却不用承担资产责任和财产损失，他们所要对之负责的事实上仍然是上级而不是股东。 总之，股份制经济不仅仅只是一种企业资产组织方式，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产物。它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才能有效运作。按照国际惯例，股份制企业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独立法人资产，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权利，都必须由法律赋予并加以保证。其它诸如股权的分散化、终极所有权、法人所有权、 经营权的分离、股票的上市发行与自由转让等等，均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相当完备的经济立法，诸如证券交易法、公平竞争法、证券投资保护法等。如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和配套法规，必然导致混乱。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情况还不在于立法的艰难性，而在于执法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结论：上述这些企业在用股份制重组企业资产后，实际上并未形成所有者在位的产权关系。国有企业那种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弊病在这些国有股占大头的股份制企业里一如其旧：经理层对股东的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经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股东大会不可能因经营层的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他们解职，因为任免经理层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决定权不在股东们手中，而在最大股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手中。在这类股份公司里面，股东的身份由国家变为企业法人或者个人，只意味着将资产风险从国家那里转移给其他的法人或个人股东。而这一张牌打出去以后如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其后果之严重可预想而知。 经过18年改革，所有深谙中国国情的学者其实都应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发达国家出台一项法规极不容易，但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则相当严格；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遇到相同的困扰：出台法规政策并不难，难就难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变形走样。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不等于“法治”的建立。懂得了这一点，介入决策的学者们就应该在制度设计时，提出种种限制变形的有力措施，以免“淮桔成枳”的局面再次出现。而这一次希望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来减轻银行压力的政策如未收到预期效果，有可能引起危机共振。 1997年9月中旬写于深圳 注释： —————————————————- 1、 《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6月13日） 2、 《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3月7日） 3、 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来源”，转摘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 4、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1996年7月31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试点城市兼并与破产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引的数据，《粤港信息日报》（1996年8月4日）。 5、 魏杰：“国资股份化如箭在弦”，《南方周末》（1997年8月29日） 6、 《深星时报》（1997年7月25日） 7、 《粤港信息日报》（1996年8月16日） 8、 《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1月7日） 9、 《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2月4日） 10、 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研部副主任弗莱明.拉森在“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5月22日） 11、 《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7月22日） 12、 《报刊文摘》（1996年2月26日，解放日报社主办） 13、 同注4。 14、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年7月26日）） 15、 《新闻报》（1997年7月4日） 16、 《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2月24日） 17、 《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6月12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一幅中国政治的全景鸟瞰图
――介绍《透视中国政治》 如果要问中国人，什么是政治？恐怕大多数人的思维会在瞬间短路，不知应该如何概括这一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时而会挂在嘴边说说的词。 在经过短暂思考后，有人可能会说，政治就是你斗我，我斗你，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有人可能会说，政治就是搞运动，一个运动完了，再接着搞另外一个运动；还有人可能会概括：政治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讲政治就是讲服从党的技巧与决窍，跟上形势需要；少数基层官员可能会说，现阶段GDP增长保8，促进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 如果听到以上形形色色的回答，绝对不要说中国人粗陋无文，不懂政治。因为无论是从人们的亲身经历，还是从中国的报纸、电视与学校的政治课教育，所谓“政治”就是这样。最后，“搞政治”成了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如果说一位平头百姓想“搞政治”，等于说这人有犯罪倾向，至少是图谋不轨。 让我们先找一个大体上公认的有关“政治”的解释吧。 维基百科有关“政治”的辞条如此解释：“政治是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集团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一般来说，这个词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然而社会学家也用来指涉包括各种利益机构、学校、宗教机构在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条解释毫无疑问比百度百科上那条有关“政治”的解释好多了。请看百度那条说了等于没说，让人看了仍然一头雾水的解释：“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权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但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 百度政治辞条的编辑者为何不能象维基政治辞条的编辑者那样按照国际通则解释？原因很简单，因为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并不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中国政治什么时候有过“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什么时候又容得各种利益集团为了本身利益博奕而结成特定关系？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它的运作自有特色，而在民主自由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这些“中国特色”又不便总结为辞条，于是只好云里雾里地用一通废话加以敷衍。 吴国光、程晓农主编的《透视中国政治》一书应该说是中国政治的填空之作。这本集多位著者之作的书，按涉及的内容分为“国家与社会”、“政治制度及其运作”“宪政、人权与民主化转型”等三个专辑。分析了中国政治中正式规则与潜规则的相互关系、中国为何未形成真正的政党政治、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及其规律，中国现阶段地方政治秩序如何形成，地方精英如何产生，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如何形成，乡村政权黑恶化趋势下的保护主义政治，中国“依法治国”的本质及其中国的法律为何往往对中国人的权利构成制度性的伤害。 我相信，当读者看完了这本《透视中国政治》之后，至少算是对中国政治做过一次全景式的鸟瞰，多少也了解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是什么。 新书总经销：香港田园书屋 电话：852-2385 8031 传真：852-2770 2484 美国经销： 博大书局 http://www.broadbook.com/ e-mail: [email protected] Tel: 1-888-268-2698, 台湾经销： 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http://www.broadpressinc.com/ [email protected] Tel: 886-2-2769 0599 日本经销： 日本博大书局www.hakudai.co.jp Email: [email protected] Tel: 81-3-3368-3896 Fax: 81-3-3368-5505 〒 169-0073 东京都新宿区百人町 2 丁目 20-25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习近平的终身制对“赵家共和”的震撼
何清涟 2月25日开始，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称中国共产党将修改宪法，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建议取消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意味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完成第二个任期后，极有可能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此文一出，海内外不少中国人陷入激动、愤怒状态。 谁之共和？赵家人的共和 有老资格政治学者评曰：习近平要恢复终身制，是要恢复帝制，是对共和的伤害。还有人截了一段电影中袁世凯行洪宪帝制前国人反对的视频，放在网上，点击率飚涨。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都共和了，还想一人称帝？”更有多位民运人士发动网上签名，要捍卫共和，反对帝制。 人们要对习近平的做法表达愤怒，这点可以理解。但他们发射的炮弹却找错了目标，因为中国的共和与民众无关。今天的中国国号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与人民毫无关系，是名副其实的“赵家共和”。“赵家”，是近几年中国网民对中共统治集团的称呼，典出鲁迅小说《阿Q正传》，当地的一号士绅姓赵。 在政治思想上，共和主义指以共和制来治国的一种意识型态，区别于君主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将所有公民共同统治国家的民主，以及只有部分人统治国家的贵族政治及寡头政治都视为共和政体。现代国家兴起以后，共和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及理论发展上有所不同，但被称之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特征：人民不是统治者的所有物或附属品，并且大多有一部有效宪法确定人民基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政府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从上述特征来判断，中国确是共和体制，但是不是现代意义的人民共和，而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寡头共和，即赵家人的共和。当今世界共有200个国家，193个国家进入了联合国，其中有174个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只有19个，其中有五个是共产专制国家。而可怜的中国人民，到了21世纪，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因此，中国的“共和”，只与八千万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有关。不信请看事实：自邓小平开始，历经江胡两朝形成的家国一体的资源输送体制（共产党资本主义），受益者主要是共产党官员，与占人口80%的平民无关。 一党专制下，个人专断与集体领导都是独裁 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的五年当中，无论是反腐还是军改，所有的政治动作都是集权，尤其是十九大之后，中共规定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委员都必须向总书记述职，彻底改变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的格局，这种集权早已引发如潮批评。批评者将习近平集权、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都视为习要建立独裁政治，回归文革。行将紧急召开的三中全会，宣布要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导致批习搞独裁的声音铺天盖地。 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学常识。批评者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 中共政府以其政治实践昭告世界，中共的政治体制就是独裁政治，无论是毛泽东个人垄断权力的统治模式，还是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奉行的集体领导（寡头共治，即媒体称谓的“九龙治水”）的统治模式，都没改变中共的独裁政治本质；习近平并非想恢复独裁，因为他接手的政权就是独裁政体，他只是想将寡头独裁变为个人独裁。观诸世界近现代史，独裁政治中的个人独裁与宗教独裁，比较容易出现个人崇拜现象，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伊朗的霍梅尼。 政治迫害也非文革的专利，而是专制极权政治的共性。从毛泽东建立中共政权那一天开始，中国的政治迫害就从未停止过，区别只在于有时进入宽松期，有时进入严控期。在各种运动期间，政治迫害集中，规模大，受迫害的人数多，比如反右、文革、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政治迫害就非常密集。文革期间因领袖意愿多变，政治形势变化太快，这一波政治运动的迫害者，在下一波政治运动中，就可能成为被迫害者。怀念文革的人，多数属于文革的最终受益者。 因此，批评者认为习近平想建立或恢复独裁政治，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中共独裁政治的性质一直未变，习近平只是想将“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 反对独裁的批评要找准方向 廓清了中国的共和是“赵家共和“，中共一直是独裁政体这两点之后，现在再来探讨是否要批评以及应该从什么方向批评。 对于习近平变寡头独裁为个人独裁、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变为终身制，利益受损者并非民众，而是中共党内高层，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官中的接班人“种子选手”。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确定的集体领导制、五年任期制，让权力变成寡头（政治局常委/委员）共享，寡头们纷纷将这些权力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其家族大都成为巨富。更重要的是，这些种子选手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长跑，得益于任期制，可以按部就班爬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比如胡锦涛与习近平登位大宝，让一干种子选手有了盼头。现在你习近平居然要修宪废除任期限制，让种子选手们等不到接班机会。对于赵家人来说，此种修宪，不可不反。 但本次修宪无关政治体制的改变。不管有无任期限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独裁，这种只与全国八千万党员有关的制度修改完成之后，独裁政治还是未改分毫。因此，我觉得赵家人为此激动、愤怒，都是可以理解之事；但赵家之外的平民，与本轮修宪没有相关利益，他们遑论投票权利，就连议论国是的资格都没有，当真用不着太将自己不当“外人”，代替赵家人出征，去骂习近平要建立独裁、想当皇帝。 赵家人以外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关心、批评修宪，但方向不同，正确的方向是将这部中共宪法改成人民宪法，解决执政者的权力来源问题。核心点则是：要求废除现行《宪法》中规定的中共执政权，确立民选政治与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中国人不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却代赵家族长的种子选手能否接班操心，即使操碎了心也还是赵家家奴，成不了主子。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政治打击，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分析中共十七大政策走向
最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署名赵黎青的一篇文章，题为“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尽管作者声明自己既不赞同将外国NGO“天使化”，也不赞同将其“妖魔化”，只是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做“全面”评价，但这篇文章所标识的对外开放动向却值得高度关注。 这篇文章的内容分成三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推进法治，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助长中国腐败。第一部分表明作者的客观与公正，第二部分是政治指控，第三部分则是道德指控。 但细细读后却会发现一点，该文所有指控都未列举具体证据。如在“危害国家安全”项下只说“从公开的信息看，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刺探和收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或者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其他方式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例迄今还并不多。但是，始终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可能性。”在“ 破坏中国政治稳定”这项指控之后，该文说：“迄今外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从公开的信息看，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事例的背后，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也很有限。”而在“助长了中国的腐败”这项指控后面，做的结论也是“虽然接受外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中方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多数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从已被公众所知和尚未被公众所知的一些事例看，腐败现象也是相当多地存在着的，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以公益性为标志。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外国非政府组织难辞其咎。” 凡稍有头脑的人，读过这三项指控之后，都多少会感到这是“莫须有”的现代版本。那么，既然该文承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所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政府主管下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起自民间的各类‘草根组织’ ，政府体制内的各部门和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而且所有的活动也都在政府严密看管之下，再加上接受资助者高度自律，何以还要高调指出这些NGO潜在的危害呢？ 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NGO“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尽管多数外国NGO“提供资助时尊重中方合作伙伴”，“鼓励中方伙伴自主开展活动”。但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喜欢以导师自居，以金钱为依托”，“将其所在国家的一些既定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活动方式，照搬到中国来”。这句话的意思用中国政府习用语言来说，所谓照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和平演变”，让中国西化，算是广义的“颜色革命”。 允许外国NGO进入中国，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主要内容。但随着近两年防止“颜色革命”成为当局的中心政治任务，当局对外国NGO的防范控制日趋严格。早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两年内，北京当局就一直在清查接受“外国可疑资金”的一些民间草根组织。在防范外国NGO这一点上，中国有个意见一致的盟友，那就是俄国。今年4月，俄罗斯普京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这部法律对俄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资助进行了严格限制。该法规定，在俄注册的外国NGO与本国NGO必须通报资金来源并说明资金用途，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目的被发现与俄宪法相抵触并威胁到俄国家利益，其注册权将被取消。 可以预见，《学习时报》上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外国NGO政策收缩的一个公开信号。 检讨近期内涉外政策，就会发现三种几乎同步发生的现象：一是在外企建立党支部与工会――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当局此举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工人而在于加强社会控制；二是收缩对外国NGO开放之门，为防范“颜色革命”预作舆论准备；三是一向颇受欢迎的外国资本最近也在中国受到了排斥――凡属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则被中国舆论视为“中国全球化的里程碑”，而跨国集团在中国的并购，不管其收购对象是否属于战略型产业，一律目之为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得出判断：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发生逆转。 （原载于《华夏电子報》2006年9月7日，第15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词之三：相对宽松
何清涟 为“宽松”建立纵向比较座标 写江泽民时代的“宽松”这个关键词比前面“腐败”、“开放”两个词难度大多了。对法轮功而言，1999年7·20事件是受严酷打压的开始，专职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就是打压前后成立的。我本人更是因为2000年对“三个代表”的分析新账老账一起算，被迫辞国。但是，我准备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纵向比较座标：前有毛邓、后有胡、习，从事实与当时中国人几大群体的实际感受出发。好在有香港前有线电视台女记者张宝华的榜样：2000年10月27日，张女士在记者会上询问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否钦点董建华两年后连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江不满“钦点”一词，澄清自己只是“支持”，并斥责张宝华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张女士因御斥一战成名，随着岁月流逝，终成“膜蛤文化教主”。2016年，张宝华在新浪微博上捧著江泽民卡通像蛋糕合照，为江泽民九十岁大寿庆生，深为怀念2000年江时期的新闻自由宽松。珠玉在前，写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江泽民时期的宽松可分为三个层面：宽放（对高层同僚）、宽政（纵容官僚系统腐败）、宽和（对知识界的赎买政策，对异议江湖的掺沙子政策，是谓“曾庆红路线”），出于某种原因，第三点我只提个梗，明白的自会明白，有意糊涂的仍然会糊涂。 对高层同僚：宽放 中共掌门人对高层同僚的态度各有不同。毛泽东视之为臣仆，开国元老们也以臣仆自视；邓以“党内退休老人”身份垂帘听政，与胡、赵的关系有如晚清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但与同辈元老陈云则成犄角之势，互为牵制；江泽民在中共党内资历较弱，在邓去世后真成了“核心”，但不能将高层同僚视为臣仆，而且当时中共元老还有不少在世，多少有点牵制。因此，当时很多事情江并非心想事成，比如江泽民的一号心腹曾庆红入常之事，因为政治局常委们的反对，就只能等到他卸任总书记之后，在2002年11月六届一中全会上获得安排。 不能独断专行，其他同事也就有较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个性强硬、喜怒不深藏于心的朱镕基，就在国际国内的公共舞台上自由挥洒，很多讲话的片段几乎妇孺皆知，比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去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之所以有此胆气，皆因其仕途与江泽民无关。此前朱在国家经委当副主任时，因其能干与性格棱角而为邓小平注意并欣赏，曾说过“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朱镕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他在国家经委时是副主任，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搞得不好。大家都没想到，他当了上海市长, 却干得那么好。” 1991年4月朱镕基升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按邓小平的说法，“这并不适当”。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朱镕基被安排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又被安排任第一副总理。虽然这两项职务表面上都屈居李鹏之后，但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国务院的经济工作由朱镕基主抓,，所以他这个副总理实际上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 故被海外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不过，据传在说过前述名言后，朱镕基在高层生活会议上吃了瘪，据说田纪云曾问他：“谁给你布了地雷阵？谁给你挖了万丈深渊？我们不都在帮着你么？”这话真假无从考察，但1998年九江洪灾时，据说江本来要去，他的御用气功（命相）大师说九是皇帝之数，江是本尊之姓，不利于行。于是朱镕基至九江抢险，每发言都将江总书记摆在第一位，锋芒有所收敛。当时我在看电视时，觉得传说可能为真——当时的体制号称“江朱李体制”，江泽民时代是到了胡锦涛时期才正式提出的。 胡温时代的胡、温关系，温的发挥远远超过朱镕基，大谈政治改革、民主，与胡锦涛力主“反颜色革命”、吴邦国的“五不搞”不同调，但未闻遭受批评。估计那是因为胡时代是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格局。习近平当政之后，告别了集体领导，海外畅想的“习李新政”的双头体制只持续了两年不到，李克强已经明显居于弱势。但如果据此就怀念江泽民对同僚的宽容，显然忽视了一点：江泽民时期的常委资历并不弱于江，以及江附骥于邓之下7年这一事实。 对官僚群体：宽政 江泽民的对官僚群体的宽大，主要体现在包容贪腐。这点与他自身有关。既然放纵其子江绵恒政商两栖，自然也得容忍官员腐败，因此，江时期各地提拔重用了不少带病升官的腐败官员。习近平上任伊始党政军内抓的一大批官员，比如108名亿元级贪官，不少人的仕途发韧于江时期，尤其是军队，徐才厚、郭伯雄均是江钦点留下的人马。 江泽民时期，贪腐官员落马，基本是地厅级以下。贵州省委书记妻子阎健宏的案件，当时就算是高级别了。 以上这些，经历过江时代的人很熟悉，不多着墨了。 对知识精英的宽容：收买+打压 江的三个代表、新阶层论，主张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三联合。当时因为要加入WTO，必须展示“与国际接轨”的诚意，因此在高校是 “学术无禁区，讲台有纪律”，只要学生不举报，教师可以讲一些在红线边的内容。对媒体业则宣称“新闻有自由，宣传有纪律”，采用自律与事后审读、追责相结合的模式。也因此，一些有责任心的教师、出版人、媒体人都努力拓展公共领域的空间，围绕《读书》、《书屋》、《东方》、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以及《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南方系列，凝聚了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较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曾有过为期五、六年的一段“小阳春”。Fargest 尽管也时常有人会被整肃，但那时社会风气不同，被当局点名批评，会带来体制外的荣耀。因此，当局发明了几个方法：一、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查腐败、经济、生活问题）；二、电话下达整肃指示，不许录音；三、不公开批评，理由是防止被批评者“猎名”；四、调离岗位，下降至资料室等地。 上述四种，本人都曾一一经历过，第一种只是没得逞，后来不少异议维权人士包括企业界都曾尝过这滋味。现在所揭露的招术，其实都是江泽民时代首创，只是那时的打击面低于胡、习时期，海外声援网络还未形成，唯有经历过的人才深知其痛。 在对知识界极少数人施之以威的同时，还对大多数加之以恩（利）。一是对高校职称的评定放宽，一批人晋职教授；二是经济上施惠。自1997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高校招生人数大跃进，学生的学费成了一只金母鸡，再加上政府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繁荣大增给高校的补贴增加，学校有钱为教职员工增盖住房，高校教师终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成员。最重要的一招是采用体制外名声换取体制内资源的方式（时间在2002-2005年），吸收了不少自由派知识精英进入大学任教，从此这些人不再批评政府。 江泽民时代后期的定向打压 江泽民时代最大的政治压迫事件当属对法轮功的镇压，这场政治迫害遗祸至今。但是，有个社会背景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兴起与迫害有个变化过程，这点连法轮功自身也不否认。 1980年代前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毫无疑问陷入崩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讲了，但连党内都认为他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时候人们需要新的信仰填补，在政府的支持默许下，佛学院、尼众佛学院、道教学院纷纷开办，天主教基督教也开始恢复活动。仅气功就有好多种，全国各地都有人在练。最重要的是，党政军内信这些的人员众多，尤其是气功师与易经大师，佼佼者都在中共高层内有特定服务对象 并且以此标榜（我在深圳就见过几位，每见一位普通信众收费数百乃至上千），法轮功只不过是气功当中一种。不过，事后得知，各地法轮功修炼者均在在地组织，因为其创始人已经在1990年代中期被当局要求前往国外，原因是修炼者太多，组织能力太强，让政府感到不安全。其影响之大，以我亲见事情为例：1999年7月中（约镇压前一周），我在北京参加“1999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住在西山，那地儿是国务院各部委、军委及中央招待所云集之地。傍晚与数位与会者散步至樱桃沟，见一别墅门前的大铁门上有法轮图象。守门战士要求我们停步并查验我们的出入证，检查后笑谓“是自己人，但这是军委的地方，不能进入，请离开。”同行者都未注意到门上的图像，都在猜测，那豪宅至少得是军委副主席这级别才能拥有，但不知是谁。 法轮功在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应该是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群体上访事件。1990年代中期，法轮功创始人虽然离开中国，法轮功传播势头仍然很旺。尽管媒体当时普遍采取不评论气功包括法轮功的态度，但总会有一些法轮功不喜欢的报道出来。这种报道一般都会引起法轮功学员的不满与抗议。这起上访的近因是425之前月余，天津市抓了45名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因此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上访，希望政府结束不合理的对待，争取合法的炼功环境。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及其他高级官员会见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随后据说达成口头协议。这次被外界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大上访事件被上报给江泽民，其中提到：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抗议，没出现一起暴力失控事件，抗议散场后地上没留一点垃圾。与之对比，中国任何层级的集体活动，经常出现踩踏失序现象，散会后一地垃圾。结论是法轮功的组织能力太强，任其发展，将对党与政府形成严重的挑战——以上这些，我在国内时就知道，并非来国外听法轮功说的。 综上所述，对江泽民时期的“宽”，要有全面的理解，一是要看到江泽民自身对社会环境的管控在不断调整。1998年他接受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时，根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这个项目实施之年，正是他退休之时。二是要全面，不能因自身当时的境遇好就认定那是所有人的“黄金年代”，毕竟那个年代的最大利益受损群体是国企下岗工人，农民负担也很沉重，直至温家宝任总理于2005年废除农业税才算真正减负。以上两点对非学界中人来说比较困难，但对研究者而言，必须做到。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2月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052022130139.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China’s Latent Economic Crisis and Potential Risks
By He Qinglian \Modern China Studies No. 2, 1999 (Volume 65) Since the beginning of broad ranging economic reform \[in 1978\],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 at a pace that commands the world’s admiration. Entering the 1990s, however, the high-speed growth of the virtual economy 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bubbles. Arguably, the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dramatic growth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rapid investmen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roduced by this “investment, investment and more investment” model has been relatively mediocre. In recent years, the bubbles accumulated through sustained, ineffective supply have become a cause for concern that further development might be accompanied by potential risks. Before the breakou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estern scholars La Roche and EIR issued an alert. La Roche’s analysis is based on a material economy. He notes that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an economic process: (1) operation of financial currency and (2)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aterial products. He thinks that today’s world economic system and vast wealth assume the form of an upside-down pyramid, at the bottom of which are material products. Above these products are services as well as commerce and trade; further above are bonds, stocks, currencies, commodity futures, etc. Sitting atop the pyramid are derivatives and other forms of virtual capital. La Roche argues that in any economic system, if the balance between physical assets and financial assets is tipped, an economic crisis will occur. It seems that among the variety of methods employed in analyz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one used by La Roche and EIR has been relatively effective.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ill borrow their method to analyze the physical and financial dimensions of China’s economy so as to reveal its real conditions. 1.Potenti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a Latent Economic Crisi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s have remained a topic of discuss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This author once pointed out: there exist in China serious risks associated with a latent financial crisis, which may be a combination of all the features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that struck several different countries, namely South Korea, Mexico, and Thailand.\[1\]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Why is a possible financial crisis in China likely to combine the features of the crises in all three countries? The so-called “South Korean style crisis” refers to financial crises resulting from th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non-performing loans (NPLs) between industrial conglomerates and banks, as was typified by the situation in South Korea. Such a relationship is very similar to the vast debt chain betwee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domestic banks. If calculated pursuant to the newly issued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principles,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SOE debt takes the form of loans from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nd thus the creditors are the same type of institutions as the debtors. The average ratio of indebtedness of all SOEs is over 83% and many loans are unlikely to be paid back.\[2\] At present,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borrowings from banks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ill-intended loans,” which means the borrower never intended to pay back the loans. In June 1998, Guangzhou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a list of “deliberately-insolvent tycoons,” many of whom had the ability but no intention to pay back their debt.\[3\]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released by the People’s Bank, as of the end of 1994, the four major specialty banks alone posted a total of 532.3 billion yuan (Renminbi) NPLs, which had increased to 1,000 billion yuan by the end of 1996, contributing to an average NPL ratio of nearly 30% for the whole system of state-owned banks. This number is four times more than their assets. The high NPL ratio has greatly reduced liquidity and solvency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lanting the seeds of insolvency and a possible run on the banks. At present, the loss ratio of SOEs continues to climb. In 1997, the total amount of operating loss reached 130-140 billion yuan, leading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NPLs between SOEs and banks. Since the banks were forced to use their own assets to make up for the losses,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of state-owned banks continued to decline. By the end of 1996, it had already dropped to about 3%, 5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than the 8% level required by “the Basel Accord.” In June 1998, Hainan Development Bank terminated its operation, the main reason being excessive losses caused by an overwhelming load of NPLs.\[4\]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China has maintained the operation of its financial system mainly by issuing an excessive amount of currency through the central bank and increasing the loan limits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o as to avoid insolvency that may result from NPLs and the vast debt chain. However, there is a limit to such an approach. Since the claim on loans provided by banks to businesses constitutes “soft assets,” banks have to take a loss whenever there is a case of insolven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tizens’ deposits constitute the “hard debt” of banks.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ch “soft assets” and “hard debts” can cause the payment chai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break at any time. If this trend is allowed to continue, commerce and bank credit may experience a sudden collapse, giving rise to social upheavals and devastating recessions. By last year, a common understanding had been reached in China that non-performing assets of banks were indeed the most likely trigger of a financial crisis. To date, however, banks are yet to come up with effective means to get rid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alled “Thai style crisis” are undue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 and misguidance of invest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long since determined that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d the Thai financial crisis was over-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properties. Similar problems were identified in China as early as 1993 when China set about cleaning up the finance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However, because the kickback in commercial home construction projects was on average over 10-15% of the total budget of related projects and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management team were able to pocket sizable gains, many new commercial building projects continued to be launch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large numbers of completed buildings were hard to sell. As a result, the market suffered indigestion and the number of unsold commercial home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see Table 1). Table 1. Accumulation of Unsold Commercial Homes \\\\\\\\\\\\\\\\\\\\\\\\\\\\\\\\\\\\\\\\\\\\\\\\\\\\\\\\\\\\\\\\\\\\\\\\\\\\\\\\\\\\\\\\ Year Accumulation (Square Meter) Annual Increase (Square Meter) Rate of Increase 1994 32,890,000 1995 50,310,000 17,420,000 52.96% 1996 62,030,000 11,720,000 23.30% 1997 71,350,000 9,320,000 15.02% \\\\\\\\\\\\\\\\\\\\\\\\\\\\\\\\\\\\\\\\\\\\\\\\\\\\\\\\\\\\\\\\\\\\\\\\\\\\\\\\\\\\\\\\ Source: “A Diagnosis of Unsold Commercial Homes,” Real Estate Page, Chin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ime, July 30th, 1998. Half of these unsold commercial homes are concentrated in developed areas, of which Guangdong, Shanghai, Zhejiang, Jiangsu, and Liaoning make up respectively 19.8%, 13.6%, 9.1%, 8.9%, and 6.0% of the nation’s total.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low occupancy rate is that prices are too high, even high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see Table 2). The majority of people belong to the low-income or medium-income categories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afford such expensive homes. Since there are not many buyers at the market, a huge gap exist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uch a gap redu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aimed at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with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t is unbelievable that home pric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 does not benefit from giving away land use rights. The essential factor contributing to such a phenomen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numerous 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have turne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to a grand “banquet” of pocket lining. Table 2. Ratio Between Home Price and Annual Family Income for Selected Countries \\\\\\\\\\\\\\\\\\\\\\\\\\\\\\\\\\\\\\\\\\\\\\\\\\\\\\\\\\\\\\\\\\\\\\\\\\\\\\\\\\\\ U.S. Canada U.K. Brazil Australia Sweden China 2.8:1 4.8:1 3.7:1 5.7:1 4:1 1.8:1 12:1 \\\\\\\\\\\\\\\\\\\\\\\\\\\\\\\\\\\\\\\\\\\\\\\\\\\\\\\\\\\\\\\\\\\\\\\\\\\\\\\\\\\\ Like Thailand, China attracted a large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before setting up adequate financial control mechanisms. In the past four years, China has topped the lis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apital inflow. Worldwide, it comes next only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as always stressed the uniqueness of its domestic conditions and rejected using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calculat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surplus, but quite a few indicators in Table 3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ormal standards, which implies that if nothing else, China’s pace of foreign exchange increase should slow down. Although the Bank of China has used part of the reserves to purchase foreign debt securities, thus earning some income, such measures have incurred relatively high opportunity costs, for that portion of the reserves has not been used as production-related investment, thus limi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Table 3. China’s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China International Alert Leve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Notes Ratio Between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Short-Term Debt 617% 80% Indonesia 73%, Malaysia 186%, the Philippines 84%, South Korea 147%, Thailand 109%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Capable of Import Support 7 months 3-4 months External Debt and GDP Ratio 15.5% 50% External Debt Outstanding as of 1995: 106.5 Billion US Dollars; Capital Inflow of 1979-1995: 229.1 Billion US Dollar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GDP Ratio \-2.5% Past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a ratio between 0-5%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 greater than 5% or smaller than 0% is harmful to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Exchange Increase Rate and GDP Growth Ratio 2 Times 0.3-1.2 Appl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onl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GDP 5.7% 2.5% Source: “A Macro-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y: 1997,” Nation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An excessive surplus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may also generate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reduc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tended to reduce inf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on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the central bank has to buy all the foreign exchange inflow. If the central bank wants to exercise strict control over the total amount of credit extended, it will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money used to purchase foreign exchange. As a result, it has to strictly control loans not related to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In this way, institutions or enterprises without access to foreign exchange find it so difficult to obtain loans that they have to limit or even halt production. In addition, based upon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or so by banks in Shenzhen and other places,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in which large amounts of external short-term funds have flowed in for “ill-intentioned” arbitrag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peculator George Soros has “sincerely advised” various governments that “it is the fault of the government to leave room for speculation in the marketplace.”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leaves room for speculation in the marketplace, some people are bound to engage in specula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on high alert. The so-called “Mexican style of crisis” refers to financial crises caused by substantial capital outflow. Some researchers in our country have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es, which conclude that since 1985 China’s capital outflow has made up as much as 52.3% of the foreign debt increase, a ratio surpassing the average capital outflow ratio of the world’s 15 most-indebted countries in the 1980s. Entering the 1990s, China’s capital outflow approached or even surpassed annual newly incurred foreign debt, taking fourth place in terms of capital outflow, after only to Venezuela, Mexico, and Argentina.\[5\] In other words,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orrows extensively abroad, about half of the capital secured is lost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and part of it may have “disappeared” for good. In 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OECD, a consultant at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inted out: from 1989 to 1995, the total outflow of China’s long-term capital may have exceeded 100 billion US dollars and about half of this amount was not been approv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report stated: “Not all the long-term capital outflow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Most of it found its way out of China through illegal channels, as is reflected in the numerous ‘errors and loopholes’ in the capital account of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Such outflow has climbed from 330 million US dollars in 1989 to 17.8 billion US dollars in 1995 (including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in securities).” The report also pointed out: up to 1994, most of China’s external investment was concentrated in Hong Kong,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illegal capital outflow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und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Hong Kong and other areas. By 1995, Chinese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had invested a total of 30-40 billion US dollars abroad.\[6\] At the same time, in Vancouver, Los Angeles, and other cities, the number of real estate properties and stores purchased by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dicating an on-going capital outflow from China. No doubt, large capital outflow ha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economy. On one hand, the state pays a high price to obtain external debt; on the other hand, substantial funds flow out and disappear forever. Some researchers hold that since China’s capital inflow is greater than outflow, the outflow has not led to decrease of capital formation or recession. The author cannot agree with such a view. In any country, capital outflow would constitute a great loss; it may even cause the economy of a country to collapse. Prolonged capital outflow may eventually diminish a country’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lead to a credit freeze, and prevent it from securing loans from abroad. If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stop the outflow by raising interest rates, it may lead to a reduction in supplies, causing wages and prices to spiral up, thus destabilizing the economy and speeding up the outflow by aggravating the worries and concerns of foreign investors. Therefore, large capital outflow is likely to trigger an all-out financial crisis and political unrest. In addition, the country’s creditworthiness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many years to come, such as in the case of Mexico. When the Mexican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in 1994, the initial analysis by some institutions indicated that the crisis was caused by political instability, which gave rise to the dumping of the peso. Later on,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IMF pointed out: the real trigger of the crisis was that a large amount of capital controlled by domestic investors flowed out. From 1976 through 1994, Mexico’s capital outflow made up as much as 64.8% of foreign debt increase, ranking second in the world. The lesson from the Mexican financial crisis is China’s simply cannot overlook the potential danger from consistent and increasing capital outflow. The above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a is indeed faced with risks of a possible financial crisis. Such risks were highlighted with the closedown of quasi-bank corporations like China Agricultur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 China New Technology Investment Co. and other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7\] If the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 caused by a break in the chain of payment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n China is likely to be hit by a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by a break in the chain of domestic payment. Once China’s latent financial crisis comes to the surface, it will cause greater damage to the economy than the Southeast Asian crisis and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growth of financial assets marks a transition from the economic growth (increasing wealth through labor) phase to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or outright robbing) phase. The latter requires a relatively high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a certain level of average income reached by members of the society. Evidently, China has not met such requirements. China’s latent financial crisi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ophistication of financial speculation and such sophistication cannot be compared directly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overall economy can contain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bubbles without triggering a financial crisis, bu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conclude that China can afford further expansion of financial specula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percentage has not been reached. When judging whether a country’s financial activities are above or below the desirable level, one must consider whether this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mmensurate with financial development. If we conduct such a comparison in the case of China, we will find that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early-maturing,” particularly in regard to financial instruments (such as stocks, bonds, and future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s have suffered from low profit margins, but immense wealth can be accumulated through financial transactions. Such a pattern of wealth distribution cannot be explained with theories about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judging from the overall wealth of a society, physical wealth has to be created through labor instead of multiplication (or even explosive growth)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he essence of excessive financial activities is to redistribute the material wealth of society through paper mone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xperienced an explosive growth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ich is in essence speculation rather than “modern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is type of speculation has produced a huge gap between China’s physical assets and financial assets and caused certain layers of the financial pyramid to break. The speculation has led to another consequence: the proportions made up by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in the total economy are declining too fast and too early, whil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have not reached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and the society has yet to achieve high-speed wealth creation by means of technology. On the surface,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prosperous, but in reality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lacks a solid foundation. 2\. The “Fault” between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ince macro-adjustment measures were taken in 1993, lack of effective demand has become a challenge that prevents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stimulate deman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such as encouragi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automobiles, but without much success. Such a situation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above-described deterioration of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but, more deeply, to the serious imbalance between physical assets and financial assets. On one hand, due to an irr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much of the supply is ineff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unfair social distribution, people at low-income and medium-income levels, who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do not possess adequate means of consumption. Since 1998, the slowdown of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increasingly apparent and all sorts of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he irr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have been revealed.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highlighted by exces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 distor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past 20 years, China basically took the path of high investment, high inflation, high employment and high growth. Although the high-speed increase of investment stimulated economic growth and to some extent loosened up energy,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bottlenecks,” it also led to exces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Accompanying this problem is distor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there exists a surplus of low-quality and outdated products, such as steel, petrochemicals, and machinery; on the other hand, products which have a high technology content, such as specialty steel, precision digital-control machinery, and potent compound fertilizer, have not been able to meet demands. Moreover,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redundancy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and regions both i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For example, almost all the economic sectors have built up their own machinery-making capacity.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not only enterprises in light industries are engaged in food processing, but trade organizations or even military facilities also make investments in this area. During “the ninth 5-year plan” period, 22 provinces and independent municipalities gave priority to development of an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24 provinces and independent municipalities also listed electronics as one of their “pillar industries.” This type of investment is bound to end up with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low quality products, small and scattered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d high cost. Because of various constraint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ndustry consolidation and form larg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groups. For instance, there are over 1,700 steel companies in China, twice as many as the total of all other countries combin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verage annual output of a steel company is 10 million metric tons, whereas ours is only 54,000 metric tons. The cause for such a distor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lies in slow progress in economic reform. China is still at the “simulated market economy” phase, with economic resources controll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rather than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8\] Given the distor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cessive surplus of goods, the vicious competition within sectors has entered a phase of mutual destruction. For instance, this year competition in shipping containers, air-conditioners, VCDs, and three-wheeled farming vehicles has become so intense that the prices of many products have fallen below their cost.\[9\] Some companies are even engaged in unlawful activities, such as distributing anonymous letters aimed at stigmatizing the competition or soliciting the help of the gangsters to drive the competition out of one’s “turf.” A good example was last year’s beer battle in Qionglai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The local beer factory resorted to connections with both the “black” (gangsters) and the “white” (government) to drive Blue Sword and Red Sword (both brands produced by a non-local company) out of the local market. Surprisingly, the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ed such hooligan means of “competition” and declared that the action was to “protect Qionglai’s economy” and that “Qionglai has its beer factory; if it can’t pay the workers, then the workers won’t be fed.”\[10\] At pres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ny effective methods to solve such problems and the only thing it could do is to request that “as for product areas where exces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exists and where supply exceeds demand, resolut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limit output, compress inventory, and strengthen sales so as to maintain reasonable price levels.” Such requirements, which are aimed at setting the minimum price and limiting price wars, can only alleviate the symptoms, but will not cure the “disease.” After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or “four little tigers” emerged in East Asia, China’s southern and southeastern regions have also embarked on a path of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is model lies in the ability to upgrade products. If it takes too long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y content and quality of products, the products will not be able to compe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Over the years, most export products have been low-end processed products, from “bits and ends” in early years to “yarn and cloth”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by now industrial products have climbed to about 85% of the total value of export, labor-intensive and half-finished low-end products still make up over 70%.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hina’s labor-intensive and half-finished products obviously faced tougher hurdles. According to Xu Fuxing, head of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Export and Import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China’s foreign trade cannot stay at the level of “trading one aircraft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tons of pork;” instead, transition to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s must be effected,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no way out. In the past four years, China’s technology exports have increased an average of 43.5% annually, twice as much as total exports increased, which was 20%. For the first half of last year, the total value of technology export contracts still reached 2.54 billion US dollars. Major export projects like a Thai refinery, a Sri Lankan cement production line, an Indian heat-engine power plant, a Burmese shipping yard, and a Macedonian power plant were each around 100 million US dollars for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However, the technology content accounted for only 5% of the total export value, which is very low indeed.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support measure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China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technology exports. When both investment and exports face challenges, domestic consumption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Looking back upon various hot consumption areas since 1980s, we can see that although the nation-wide savings has reached over 5,000 billion yuan, nearly half of the financial asset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richest 10% of the population,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belong to the low-income and medium-income category. An urban family with median income is still limited in its consumption potentials. Having cleared the threshold of 1,000 yuan consumption level (capable of purchasing big-ticket home appliances) in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se families now need to buy their own homes, but commercial homes are out of their reach. At the same time, farmers, who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the nation’s population, do not have adequate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the total retails sales, less than half is accounted for by rural resident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vigor in the vast rural market, including structural inconsistenc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 outdated wholesale and retail infrastructure, constraints on commodity flow, etc., none of which can be solved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Low consumption is also related to the poor quality of industrial products. While consumers increasingly demand good quality, factories continue to put out large quantities of shoddy products, which can only increase the inventory level. Over the years, poor quality has been hamp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It has also been a hot subject of consumer complaints. To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the State Bureau of Technology Supervision (SBTS) has, starti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95, been conducting quality surveys for selected new products, with 129 types of important products covered. Thanks to these surveys, product quality has improved appreciably. However,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1998, the situation still warrants concern: of the 53 types of products from 1,904 companies, the average pass rate was only 77.8%.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nies surveyed, large SOEs in the “pillar industri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enjoyed a pass rate of 95.4%, but the pass rates for small collective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were respectively 69.8%, 59.7% and 50%. Special area surveys revealed that in low-tech products such as baby formulas and home gas cookers, both small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had a pass rate of 0%.\[11\]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there exists a gigantic “fault” between China’s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explains why various stimulus measures taken in recent year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 and constitutes a new “bottleneck”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there is one fault line between physical assets and financial assets and another fault lin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timulation of consumption will not be effective unles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are solved first. 3\. Modernization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A Strategy for In-Depth Reform and Crisis Prevention To eradicate the root causes of economic crisis, China must first address problems in material production, namely, to carry out in-depth enterprise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ystem environment” in which enterprises oper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2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started in 1978 and ended in 1993. During this period, thanks to better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brought about by market liberalization, commercial entities were presented with opportunities to make huge profits; the industrial entities, too,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including raw material purchases and product marketing. Areas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stipulated prices and market prices, witnessed rapid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1993, the government started a macro-adjustment proces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entered the second period of development, which was dominated by industrial capital. The average profit margin of commercial entities declined while that of the industrial entities rose. During this second period, areas with a solid industrial base, such as Guangdong, Zhejiang, and South Jiangsu, achieved remarkable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areas depending mainly on production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gradually lagged behind. As a result, regional differences became more apparent. The year 1997 began with a new round of change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entered the third period of development. After 20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speed of growth declined, the overheated market began to cool down, and the imbalances with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became more pronounced. There emerged not only a fault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ut also a fault between physical assets and financial assets. The chain of domestic payment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was likely to break at any moment. All these problems presented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serious tests and challenges.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besieged by a host of problems including reduction of workforce, placement of displaced workers, and digestion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wer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to survive. As a result, enterprises had to devote their full attention to short-term problems, with little energy left to explore ways of further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competitiveness reports published in 1996 by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Lausan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46 countries and areas surveyed, China ranked 28th in technology elements, 32nd in basic research, 39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3rd from the bottom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econd to the last in financial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enterprise technology development.\[12\]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proportion of economic growth resulting from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on the rise, increasing from about 2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o 60-70% in the 1970s-1980s and 90% in the 1990s. At present,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s becoming all the more important. However, besieged by problems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such as excessive inventory, outdated equipment, continuous losses, reduction of work force, placement of displaced workers, and over indebtedness,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left with no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t is far from enough to rely solely on chang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roperty ownership (e.g. mergers of strong partners), because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is built upon the social system, whose strength as well as the overall qualifications of the citizens will ultimately make a decisive difference. No matter how capable a business entity is of self-improvement, it cannot resist the system; on the contrary, to ensure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t must comply with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instance, if there is ample room for “rent-seeking,” businesses will be induced to commit bribery so that contacts can be made with those powerfu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ontro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ady to exchange power for money; otherwise, businesses will not be able to survive. China’s “system environment” generates a structural force which dictates the current trend of reform as well as behavior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Chin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business enterprises are well aware that the ultimate outcome may prove undesirable, but driven by such a structural force, they nevertheless flock towards it. China should not go any further along the current reform path. In order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China must allow business enterprises to modernize first. If business enterprises are allowed to drag on within the current system environment, China’s modernization will lose its foundation. This is a real problem that cannot be solved by resorting to the new “religion” of nationalism and shouting “No.” Under the current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only way out is to keep cool-headed and create a rational system environ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as well as an effectiv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market. Only by doing so can China reinvigorate its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competitiveness so that the root causes for an economic crisis will be eradicated. Notes: —————————————————– \[1\] He Qinglian,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Faces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21st Century (Hong Kong), December 1997. \[2\] Speech by Chen Qingtai, Deputy Commissioner of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at the “Conference on Cities Selected for Acquisition and Bankruptcy Pilot Program” in Taiyuan city, Shanxi Province, July 31, 1996. Taken from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formation Daily, August 4, 1996. The SOE loss numbers quoted were for 1996. The 1999 numbers were much worse. \[3\]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formation Daily, June 16, 1998. \[4\]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formation Daily, June 23, 1998. \[5\] Wang Jun, “China’s Total Capital Outflow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Reform, No. 5, 1996. \[6\]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World Capital,” Financial Times (U.K.), December 27, 1996. Taken from Reference News, January 8, 1997. \[7\] “Can China’s Financial Trust Industry Get out of the Trap?” Chin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ime, August 31, 1998. \[8\] He Qinglian,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Modern China Studies (U.S.), No. 1, 1999 (Volume 64), pp. 47-48. \[9\] “Mass Suicide of “Whales” of China’s Shipping Container Industry,” Investment Guardian, July 6, 1998;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formation Daily, August 25, 1998; “No Winner out of A Bloody Battle,” Chin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ime, July 7, 1998. \[10\] “A Spear from the Front While An Arrow from Behind: A Sectoral War,” Shenzhen Commercial Daily, August 12, 1998. \[11\] Southern Weekend, August 28, 1998. \[12\] China Market Economy Daily, March 18, 1998. \[13\] In this report, China ranked 6th in R&D resources thanks to its No. 2 position in total human capital and No. 4 position in total number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Ms. HE Qinglian i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he left China unannounced in June 2001 in the face of widespread, government-sanctioned harassment of scholars. She is the author of two books: We Are Still Watching the Stars Above (2001) and China’s Pitfalls (1998). Both document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nd address issues such as corruption, inequalities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social fabric previously weaved by China’s state-directed economy. Ms. He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economics, and most recently worked in China as a reporter for the Shenzhen Legal News.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何清涟2025-11-09 00:03👍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