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读《世界贫困的挑战》 1974年，和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annar Myrdal)，他们获奖的理由除了“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之外，还由于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作出了前所未 有的精辟分析。哈耶克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泰斗，缪尔达尔则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始祖。缪尔达尔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洞察 力，和他长期在政界担任重要职务有关。1948年，他出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这一职务不但有助于他了解欧洲事务，也使他得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访问东南亚诸国，亲眼目睹了这一区域的人民如何在贫穷困苦的边缘艰难求生。此行所见所闻深深震憾了这位经济学家，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学术研究取向。1958年，缪尔达尔结束他在联合国的任职后，便立即接受二十世纪基金会的资助，对东南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了历经10载的深入调查研究，完成了探讨落 后国家贫穷根源的三卷本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以及《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The Challange of World Poverty: A World Anti-Poverty Program in Outline》，着重从社会平等出发探讨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并且指出了切实的解决途径。这些著作问世以后，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被有识者誉为“充满智慧的著作”，随着时日的推移，最后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不平等事实上己成为对社会发展的限制” 几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都有过一段非常腐败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商人和政界要人相互勾结，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大部分收入和财富装入了他们的腰包。当这些人变富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国家机器也己被腐败锈蚀得沉重无比，社会因此面临着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败坏的危险，民众对政府极度不信任，甚至怀着一种深深的怨恨。 和缪尔达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不管是身处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要么对此缄默不语，要么就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在改革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有冲突，二者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总之，不平等和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自然而然的事，是改革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并且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种不平等状况，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缪尔达尔在实地考察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实际情况以后，得出了一个和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很不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平等问题在不发达国家中处于中心位置，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不但没有促使社会发展，而且事实上己成为对社会发展的限制。只有扭转这一趋势，创造更大的平等，才是加速发展的条件。他指出，认为牺牲社会平等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们的假设，而不是事实。如果坚持这一谬误的看法，只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贫困之中。缪尔达尔在分析亚洲不发达国家如印度、泰国、缅甸等的情况时，指出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权力渗透了分配领域，腐败现象无所不在，其结果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的集中化，最后阻碍了以保护和促进民众利益为目标的有效改革。 缪尔达尔特别提到，经济学界有一思想特别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使他们能为自己那些不利于中下层人民的政策进行辩护，那就是“生产先于分配”。由于在不发达国家，居于优先地位的是发展，在更大的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冲突的想法，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之后得到了支持。西方国家和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都有过不平等加剧的经历，收入的极大不平等被认为是使储蓄增加和为社会注入动力的必要条件。这种思想被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用来作为现行政策的挡箭牌。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从大量事实出发来论证生产虽然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但它不会使社会自行前进；生产和分配在同一宏观系统中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只有公平分配的平等改革才富有生产性，不平等只阻碍了不发达国家获得更快发展。他指出：第一，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促使储蓄率提高的原因，事实上，不发达国家的富人往往将其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奢侈性的消费上，不少富人还携资本外逃。第二，收入的严重不平等使不少人处于很低的生活水准，损害了他们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结果生产停滞不前，生产率下降。第三，严重的收入集中化由于强烈地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由上述事实出发，缪尔达尔得出结论：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社会发展有赖于道德和政治责任的建立 认识到腐败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倒也不是缪尔达尔的独到见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也都看到这一点，但对这一现象的价值判断却正好相反。只有缪氏一再强调，研究东南亚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必须把腐败的重要事实包括在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分析之中。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证明了他的反复强调是正确的。在研究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行为以后,他指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普遍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在这些国家中，“松弛和随意可以为那些掌握着经济、政治大权的人所利用来谋个人私利。一方面软政权提供的可大量利用的机会当然只供上等阶层任意享用；另一方面即使社会地位相当低下的人也常常找到这样的机会来谋些小利。在“软政权”这样一个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作用下，义务大多数是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不同地位的集团之间的事，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社会利益。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任何改革，目的虽然设定为公众福利，结果却往往有利于那些有特权的人。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改革，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至少和经济改革同样重要。 经济学家的良心和经济科学的责任 与缪尔达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热衷于自由市场、利益和谐、放任主义、自由贸易与体系静态均衡等理论，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平等”观念早己被人遗忘，理论内容日趋狭窄。缪尔达尔肯定了这样的事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满怀着人类的热情，富于同情心，献身于这样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与此同时，缪尔达尔还是温和而明确地谴责了他们不愿意支持分配改革，对于民众的需要“显得冷静”。他用良心呼唤着同行注意：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制定每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从价值观的前提出发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的确定上变得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他一再强调，举凡对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功能具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因素，都应当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划地自限，将使理论脱离现实，流于追求技术性操作，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 缪尔达尔穷毕生精力，研究和关心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试图将被经济学界淡忘己久的“平等”观念，重新引回经济学理论中，协助不发达国家缓步踏上富裕之途。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具有人类关怀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夫人埃娃.蕾玛(Alva imer)，一位荣获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杰出女性，也和他一样，毕生都在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世界和平奋斗——他那些充满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的著作问世之初，并不被经济学界所理解。正如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尽管他开出的药方合情合理，但由于这几本书超前于时代将近二十年，可能要到贫困和富裕国家两者的传统、骄傲、偏见与实践被足够的时间改变以后，才能证明是可以接受的。有幸的是，就在这几本书问世几年以后，世界己经从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中，认识到平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承认了这位经济学家的卓越贡献。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本文原发表于《读书》1996年第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中国的“战时状态”防备谁？
何清涟 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中国仍然重申“四不”（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但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却不事声张地发布了一项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进入“战时状态”。细读文件的内容，方才发现在北京眼中，南海仲裁这一外部冲突已悄悄化为“内战危机”，这“战时状态”要对付的敌人，竟然不是申请仲裁的菲律宾等“外敌”，而是无处不在的国内民众制造的“突发事件”。 北京“京应急委发【2016】2号”文件防备谁？ 这份文件只有一页，共四条，第一条规定，从2016年7月12日8时至17日24时，各单位应急工作进入“战时状态”。“军改”还处在进行时，民心离散，这时候居然要打仗，顿时让我对中国政府的勇气刮目相看。但接下来细读，不禁失笑，因为第二条是要求“各单位强化信息收集和舆情应对工作，对于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突发事件或突出情况，要立即向市应急办报告，并做好后续信息报送工作”。第三条是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第四条是加强应急技术系统保障，做好八百兆电台和应急移动指挥车的使用保障。 上述四条均是对付国内突发事件，标志着国内进入“准戒严状态”，而非对付外敌的战时状态。据亚太新闻网报道：“仲裁案出炉后，北京菲律宾驻华大使馆外，多辆武警和公安车停泊驻守，以防有突发事故。菲律宾驻华大使馆亦敦促，菲律宾在华公民避免在公众地方谈论政治。”种种举措，都是约束国内民众的行为，以免启动边衅。中国人要表达对南海仲裁的愤怒，也只能由官方与媒体代言，不能集会并在敏感地方公开发表议论。 因此这“战时状态”只能从两方面理解：一、当局担心重演1919年“五四“时期旧戏。那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引发北京大学生游行抗议，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火烧赵家楼。二、当局担心有少数“用心不良”分子打着爱国旗号，寻衅滋事。 中国人对南海仲裁结果怎么看？ 从北京应急办文件内容来看，中国当局对现阶段政府与民众的真实关系一清二楚。 网上言论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与政府立场一致者，这类人中有中共组织的爱国青年，比如共青团中央拍摄“南海仲裁，who cares”的参与者。也有真心实意与政府保持一致者，比如写作《南海的讲理和动拳头》这类文章的人。当然还有不少五毛在国内网站上刷屏。第二类是变着法子拿中国政府开涮的恶搞者，有贴出南海观世音菩萨画像并附上“南海没了，今后我住哪里？”还有表示要开战了，煞有介事地讨论这场战争应该交给张艺谋还是冯小刚指挥；更有人称要趁机打到美国去，占领华盛顿，大批参军的穷二代从此可以与富二代享有同等的移民美国之利。总之，怎样能恶心官方就怎样来。第三类人数很少，他们很认真地探讨国际法中关于岛礁的定义，比如九段线划分既不符合国际法，甚至也不符合中国利益，因为如果包含岛屿，中国太吃亏，九段线里没几个岛；如果包含经济专属区，则与他国经济专属区重合，易起冲突。 在中国当局眼中，第一类人是本届政府的基本盘；第三类人讲道理，不足为虑；只有第二类才是中国当局要严加防范的目标。这些人并不在意南海岛屿的归属，只想看中国政府的笑话，虽然多数是起哄，但其中会夹杂少数“别有用心者”，善于借机制造事端，而且不少住在北京地区，因此要宣布进入“战时状态”，防止这些人作乱。 中国会因南海冲突开仗吗？ 这次仲裁，中国政府声称“不承认、不接受”，视如废纸。这个结果倒也在料定之中，但有人判断说，北京因为输光而恼羞成怒，将会引发冲突升级；国内也有人说，要说理与拳头兼备。 我的判断是：南海冲突将会继续发生。但是，在近三五年内，这种冲突不会演化成战争。我这判断并非事后诸葛，因为早有不少人在推上问过，我的回答是：南海波涛看似汹涌，实则有惊无险，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都只是亮拳头秀肌肉，都未做好打仗的准备。 东南亚国家因为自身军力不行，只能奉行“安全靠美国”。但美国奥巴马总统从第二任期开始大裁军，预计到2017年底军队规模将缩小到45万人，为1940年以来最低，较2012年最高峰的57万人少了12万。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民众大多都厌倦政府“多管国际社会的闲事”。我在《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一文中指出美国精英与民众的脱离，就包含美国政府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皮尤调查中心今年5月5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少管外部事务。这一比例比《2013年美国世界地位调查》中的52%上升了5个点。也就是说，美国出兵在南海展示武力尚可，真要让美国人上战场为他国利益而战，逾半美国人都会反对。 中国方面对于战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表面上嚷战之声高亢，但实际上都未准备好。 官方不想打仗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国内矛盾非常尖锐，而且处于按倒葫芦起来瓢。中国政治智慧历来有“攘外必先安内”，内部未靖不会轻启边衅；二是中国军改牌现在进行时，旧的指挥系统已经不灵，新的指挥系统尚未形成。无指挥系统即无大脑，这战如何能打？三是中国海军军力远逊于美国，并无实战能力；四是总书记习近平目前的情况不宜打仗，胜无功（军费花了那么多，国民一直认为只能胜不能败），败则很容易从军事失败导向政治失败。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的失国之痛，就是派去参加对德战争的军队调转枪口所造成的，而且那只军队是由沙皇本人一手培养而成。 说民间未准备好，也许有人要反驳，依据是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2015年3月公布的一项国际舆论调查。该调查针对“是否愿意为国而战”这一问题，调查了64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其中，日本以11%排名倒数第一，而摩洛哥和斐济则以94%的比例高居榜首。中国为71%，高于俄罗斯的59%与美国的44%。既然有七成中国人愿意为国参战，怎能说民间未准备好？ 但我说的是事实。早有民调研究者注意到，在极权专制国家中做民调，受访者通常不会说真话，而只会选择自己认为毫无政治风险的答案。这是巨大的外在政治压力所造成，想必中国人自己心里有数。因此，对这项调查，可以与今年5月大赦国际的那项“46%的中国人愿意接纳难民到自己家中生活”的调查结果同等看待，千万不要当真。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丧失了政治信任。2005年与2012年，中国政府为了反对日本“入常”及钓鱼岛国有化，曾先后在中国大中城市发起一场人民“自发”参与的声势浩大的反日大游行。事到如今，北京当局连2012年那点政治自信都没有了，南海仲裁后，北京先是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以防内乱，继而于7月13日由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中方注意到杜特尔特总统和菲新政府在南海和仲裁案问题上做出积极表态，愿同中方就南海问题进行协商对话，中方对此表示欢迎。中方愿同菲新政府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南海问题，推动中菲关系早日重回正轨“，说明在对内对外两只拳头上，哪只要松哪只要紧，中国当局心中自有章程。 国际社会应该早就习惯了中国政府的嚷嚷。早在2009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中国外交部官员就已宣布，所有的国际规则，凡中国未参与制订的，中国可以不遵守，宛然一副挑战国际秩序的强国姿态。但现在面对南海海域的国际仲裁结果，却又收回那只虚悬在空中的“对外肉拳”，拽紧那只“对内铁拳”，可见北京当局只是强权而非强国，对人民的狠是实质性的，对外部的狠是口头上的。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6年7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war-status-20160713/341722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把凯恩斯主义撕成碎片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台译傅瑞德曼）最近去世，引起美国保守派媒体和学者一致的哀恸，《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称他是「有争议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社论题目用的是弗里德曼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华盛顿时报》社论则称他为「世纪经济学家」，说「不仅美国，整个世界在自由市场、自由人和其间不可分割关系的战役中，失去了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该报引用後来也获诺奖的经济学家托宾（James Tobin）的话说，「看不见的手使诺贝尔评委把奖给了弗里德曼，这个亚当史密（国富论作者）和杰佛逊（独立宣言作者）二百年後的「孪生」兄弟。」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当时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已问世14年。如果说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阐述了基督信仰对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弗里德曼则论述了自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资本主义的「秘密」在於自由市场、自由交换（产品和思想）、每个人自由地拥有、支配自己的财产，尽最大可能地减少政府规模和干预，建立自由的民主社会。 弗里德曼的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美国货币史》，指出三十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并不像流行说法是「市场失败」，而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失败，从而为「市场经济」辩护。 ●把凯恩斯主义「撕成碎片」 自1966年始，弗里德曼给美国《新闻周刊》写了18年的专栏，普及自由经济的理论，告诉读者（尤其是美国的新一代）他们在大学里根本听不到的声音（因绝大多数美国教授左倾，反资本主义）。1980年，他的专著《自由选择》一出版就登上畅销榜，该书的录像带偷运到共产铁幕世界，被称为「革命的种子」。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弗里德曼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标志著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被「撕成碎片」。 「凯恩斯理论」主导的二十世纪，是人类最灾难、最血腥的一百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结果导致一亿二千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一千九百年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发生这种「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乌托邦的兴起；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这种乌托邦的幻想之一；强调通过政府的力量来主导经济，强调政府的主宰作用，实际上是无视、蔑视、剥夺个人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政府控制经济，结果是剥夺人的自由。 在共产国家，凯恩斯主义被扩展到计划经济，计划政治，计划军事，计划文化，所有都纳入「计划」的轨道，结果造出一座座《动物农场》，把每个人都变成《美丽新世界》中那种需吞麻醉品的整齐划一的符号。 ●「福利专制」的乌托邦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政治嗅觉灵敏的赫胥黎就写出警世之作《美丽新世界》，提醒人类乌托邦的可怕。该书写了两组人群，一个是「野人」，虽有自由，但缺乏理性。另一个是成批生产的试管人类，千「人」一律，没有真正的思想情感和自由。这个试管世界其实就是後来共产国家的雏型。 该书四十年代中期再版时，赫胥黎在序言中说，他曾想大幅修改，有个光明结尾，在两组悲观「人群」中，提供第三种选择：一部份「试管人类」逃出专制，建立了一个既有自由，又不像野人那样生活的社会。其实这种世界就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所代表的西方民主社会。但在序言结尾处，赫胥黎又大胆预言，人类社会，可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国家主义、军事化的暴力统治的社会（即後来的共产国家和伊斯兰专制），另一种是「福利专制」的乌托邦。 今天，随著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在全球大势已去。伊斯兰的专制社会，也在松动瓦解，刮起民主之风。暴力统治的世界，正在摇摇欲坠。那麽西方民主社会，是不是像赫胥黎所预言的「福利专制的乌托邦」？ 所谓「福利专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增加国营化成份，通过高税收、高福利，强行把个人财产收归国有，进行二次分配。据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知名的专著《现代》（Modern Time）中的数字，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百。即使在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举措。 ●「美国会溜向社会主义」 即使今天，在「政府万能论」被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奴役推展到古拉格的程度，已经完全破产之後，西方的大学校园，还有数不清的左派教授们，相信扩大政府的功能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推崇高税收、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向往《美丽新世界》的那种乌托邦梦想。 在被称为实行「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美国，主张高税收、政府干预经济的左翼民主党，自1932年至今的74年间，就主导了国会62年。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又夺回参众两院，成为多数党，可见这种「均贫富」（不是自由第一）的福利社会主义思想，即使在美国仍有如此这般的市场，更不要说高举福利社会主义大旗的欧洲了。 在二千年时，布什和戈尔竞争入主白宫之际，弗里德曼接受采访时忧虑地预言，不管哪个党获胜，「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布什当选，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会溜得快一点。民主党一向倾心高税收，而共和党也把政府预算飙升。看来赫胥黎半个多世纪之前预言的「福利专制」，仍是追求自由的人们要全力抵抗的「乌托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弗里德曼（享年94岁）一生致力建树和传播市场经济的自由思想，才为所有看重自由价值的人们推崇和感激。 ——原载《开放》2006年12月号 2006-12-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五四运动是文革的前奏
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接生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跟五四有直接关系。所以毛泽东们一直歌颂五四，纪念五四。 即使近年有人反思五四，看出它促使共产党发迹的暴力倾向等，但由于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把当时的两场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混淆，笼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体解放、思想自由，尤其是砸碎了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古文枷锁，开启了划时代的白话文历史，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所以就无法（也不敢）否定“五四运动”。 不久前我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否定五四”一文中提出，应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明确分开，因为这两个运动性质不同。新文化运动强调反对旧礼教、追求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倾向英美的个人主义。而五四运动则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煽动民族主义，并理直气壮地在“反帝”等口号下，用暴力手段侵犯私有财产，在苏俄革命的群体主义轨道上。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从“火烧赵家楼”开始。学生因不满政府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冲进参与签订该条约、被认定是卖国贼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殴打了被误认为是曹汝霖的外交官（致脑震荡送医），并放火烧毁了赵家楼。 赵家楼是私人住宅，被纵火烧毁，明显是侵犯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而殴打外交官更是侵犯基本人权。即使官员有罪，也应司法审理，而不是烧屋打人。但这些违法行为，当时却在爱国名义下没被法律追究，甚至得到赞美。 这个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起点和标志，也最代表五四的倾向和性质∶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以崇高正义的名义、以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不惜用暴力剥夺个体权利。这种思维方法和暴力倾向跟后来文革的“打砸抢”有惊人的相似性。 史料证实，“火烧赵家楼”不是一时激愤，而是预谋的。学生们事先准备了火柴、汽油，查到了相关官员的住宅地址，甚至找到官员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 当时也有人试图阻止放火，提出大火蔓延烧毁周围民宅（11家被烧）问题，但那个五四干将、首先放火的匡互生却反问到∶“谁让他们与汉奸为邻？”如此恶棍逻辑居然占了上风，主导了运动。 火烧赵家楼不是偶然行为。五四时代的翻译家梁实秋回忆说，当时他是清华学生，也参加游行示威，当学生在街上演讲时，有三两辆汽车因不得通过而按了喇叭，愤怒的学生竟然把汽车给砸了。当时梁实秋也觉得这样砸汽车不太好，但他说，“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梁后来对此有反省）。 不仅毁掉私有财产，在那种气氛下，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例如梁实秋还回忆说，他跟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官章宗祥的儿子在清华同一个寝室。那些狂热的学生痛批章宗祥卖国，就去打他的儿子。他儿子感觉不好，早就躲起来，结果那些学生就把他儿子的床铺给砸了个稀巴烂，还把他儿子的衣箱东西扔得“狼藉满地”。章宗祥的儿子再不敢来学校上学，恐惧焦虑，不久就得病死了。 打人、烧私宅还不够发泄“爱国愤”。两个月后，学生市民又把济南《昌言报》给砸了，因这家报纸发表了批评学生的文章。《昌言报》前身《时务报》1896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该报不仅被砸，报馆编辑还被捆绑起来、插上“卖国贼”牌子，游街示众。这不是文革的预演吗？那时候就给人挂牌子、定罪名、当众侮辱。 更严重的是北京《晨报》事件。因这家报纸发表了不赞成中国走苏俄革命之路的讨论文章（也登了赞成苏俄的），由共产党北方区领袖李大钊等领导的激进学生和市民就在游行示威之后，高呼爱国口号，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的标语，包围了报馆，砸毁报馆的陈设，最后也是放了火，把整个报馆烧了。附近房舍，也因这场大火株连而“折毁破损甚多”。这已经是距离五四“火烧赵家楼”6年之后的1925年底，也就是共产党成立四年之后。 而在这前一天，这些“李大钊们”还砸毁了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私宅（之前还抄了教育司长的家等）。章士钊事后记述∶ 群众狼奔而入，他家里的桌椅、书籍、器具等，都被砸毁（遇物即毁），最后剩下的东西也被扔进火堆（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据史料记载，那几年里，章士钊的家先后被学生查抄破坏三次。 面对这种无法无天，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在给胡适的信中理直气壮地说，《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当时致信陈独秀，指责他说∶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胡适悲观地预言，“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处了。” 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起点。由于这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的终点，在时空上有交叉，而且其代表人物陈独秀又在两个运动中都是主将，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 但仔细观察，这两个运动的区别还是有迹可寻的∶火烧赵家楼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胡适接手编辑《新青年》。胡适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他察觉到李大钊们要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所以马上撰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谓少谈主义，就是少输入苏俄的革命，多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适跟李大钊就此展开辩论。《新青年》出版“杜威专号”，胡适介绍他导师的“点滴改良”的实验主义，用来抵制李大钊们鼓吹的苏俄式翻天覆地革命。这段期间，仍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但陈独秀被释放后，就把《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完全改变编辑方针，连续编发苏俄专号，传播共产主义，干脆直接做（胡适们所批评的）“鼓吹苏俄的宣传”，成为筹备中共的机关刊物（第二年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也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变成《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号角（杂志）改调，使这场旨在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运动逐渐落潮。 尽管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无视法律，用暴力践踏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明确地把这两个运动分开。究其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区分这两个运动、分清其不同性质的重要意义——是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价值，还是容忍（甚至推崇）用国家利益的名义、集体利益的名义而剥夺个体权利的暴行。前者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而后者走向专制。 文革烧遍全中国的红海洋，毫无疑问是五四意识形态的继续。五四近百年了，自由中国尚不见踪影。从根本上来说，是“五四精神”（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名义践踏“个体权利”）不灭。所以，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中国，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2014年5月21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5-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国留学生为什麽如此疯狂？
海内外的中国人由於奥运火炬传递遭到西方人权组织抗议而掀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成为华文媒体上热闹的一景。奥运还没开，暴运先开始了。 反日、反美、反西方，这种民族主义狂热行动，在专制中国发生，不足为奇。但在海外自由世界，中国留学生聚众抗议西方，可能是第一次。西方媒体对此显著报导，海外中国学人更激烈争论：为什麽被视为精英、又是千方百计拿到西方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会有如此的举动？ 深究起来，至少有表层和内在两个原因：从表层来看，这些留学生大多二十来岁，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很可能既不了解中国真实，也不了解西方现实。因为他们没时间去了解，更缺乏人生阅历 中国的「七七级」大学生可能是最有阅历的群体。文革十年，他们多生活在社会底层，七七年入学时很多已是「高龄学生」。这种人生阅历和经验使他们对中国现实有相当的了解，因而那一代大学生，不仅关心国事、倾向独立思考，对中国政府和政治制度也多持批判态度，更对西方民主自由充满渴望。 ●既不懂中国，也不懂美国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基本是「直升飞机」型。作为一胎化政策的产物，从小就如「小皇帝」般在父母呵护下长大，一路衣食无忧地考试、升学，最後托福过关，再幸运拿到签证，来到西方留学。 在当今中国高考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他们根本没时间精力去了解社会底层，只能从课本到书本。匆匆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到的中国现况，又全部都是官方选择性的报导和宣传。久之，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就是官方塑造的形象。因此一旦来到海外，看到西方媒体报导的中国和他们「知道」的中国有反差时，他们就以自己是中国人、当然就更了解自己国家的想当然，认定那些西方媒体「不公正」，对中国「怀有恶意」。这次他们「有约而同」出来抗议西方，可能就有这种潜在心理共识。 他们之所以一口咬定西方媒体「不公」，还因为他们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同时，更不了解西方的真实。任何来美留学的中国人都知道，即使通过了托福、GRE考试，但坐到美国课堂上，那些从书本学到的英文完全不够用，有时连美国教授讲什麽都听不懂。再加上美国大学繁多的必读书、还有大小考试，以及有的还有经济压力等，导致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了解自己所在国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有的只是从中国带出来的对西方的先入之见。 ●住在西方不等於了解西方 例如在中国留学生示威抗议的四月，美国至少有三件较大的国内新闻：一是伊战五周年，国会举办了为时两天的听证会。不知道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在电视上收看了美国议员、驻伊美军指挥官和大使的各方说辞，从而更全面了解这场战争；而不是跟著《人民日报》和西方左派喊「反战」。另一件是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首次访美，美国有线电视几乎全天追踪报导。更不知有几个中国学生，关注这个和美国、和整个西方文化都密切相关的事件，通过媒体了解了美国正副总统各自在欢迎和欢送会上的讲话，罗马教皇在曼哈顿圣派翠克大教堂、在六万人参加的纽约洋基棒球场主持的两场弥撒，还有凭吊九一一遗址仪式祷告等，从而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个国家和复杂的宗教问题。另一件就是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喜莱莉和欧巴玛为争夺宾州选票而进行的初选辩论和报导，通过这个来了解民主政治是怎样进行的。这些只是主要新闻，还有每天美国各大报的专栏作家评论，电视政论节目上的辩论等，都是了解美国和西方的最基本一步，可有几个中国留美学生能真的去关注呢？ 别说这些二十来岁的留学生，即使在美国读了十年八年书的博士，如果不是努力去了解和学习美国的话，仍基本上不了解美国。我见过好几个拿到美国博士的中国人，还是学文科的，在美国住了多年，对美国两党理念不同在哪里都分不太清楚，也不知道美国媒体的左右派分野，更不知道国会两党领袖的名字。住在西方绝不等於了解西方。过去一百年来，鲜有几个真正明白西方精髓的中国人能够、或者有机会给中国人介绍一个真正的西方。中国人是既可悲又可怜的。 ●群体主义下的「蚂蚁」 但是，学业压力、没时间去了解中国和西方，导致反西方暴动只是个表层因素。其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中没有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没有个体主义价值的中国群体主义文化，和同样高昂集体主义的共产文化一脉相承，千百年来，一代一代地把中国人变成群体、种族和国家的奴隶。 在没有个人和个体主义思想资源的中国传统文化下，中国人自然就非常看重国家的荣耀、群体的光环，而不是个体的力量和价值。因此，当国家和群体有任何丰碑伟绩虚假的荣耀，他们都不去探究真假和是非，而是习惯性地把它作为给自己壮胆，使自己显得高大而自豪的精神来源。换句话说，他们个人的自尊、荣誉、自信等等，都要依赖群体和国家、建立在民族和集体荣誉之上。没有了那个国家、种族、群体，他觉得自己就像蚂蚁一样渺小。 当一种文化中个体的价值、个性的思考、独立和尊严的价值从不被重视，还经常成为批判的目标、清算的对象，那麽在这种文化中成长的人，自然会争著、抢著加入到任何群体主义的大合唱中，并以成为千篇一律中的一个音符而沾沾自喜，因为他和多数站在一起，而全部的教导都告诉他，多数就是正确，群体就意味著强大。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两千年还是五千年，都被群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价值主导。而共产党建政後，更把集体主义推到顶峰。而只要集体主义盛行，就一定伴随民族主义高涨；只要有群体狂热，所谓代表国家的专制政府就有了幸存可能。因此有人说，有什麽样的人民就有什麽样的政府；而有什麽样的文化，就有什麽样的人民。只要群体主义文化盛行，无论是中国内部的义和团，还是海外留学生的红卫兵（保卫八千万无辜生命的鲜血染红的五星旗），就不令人奇怪了。 ●靠国家撑腰，靠群体壮胆 在种族、国家的概念越来越强化、激化的情况下，任何不顺从、或者想摆脱这个群体的个体和较小的群体（如西藏、台湾）都成为那个大群体绝对不饶恕的对象。可怜又可恨的中国人，自己甘愿做奴隶，做随时可以被碾碎的蚂蚁，做专制机器的螺丝钉，还硬要拉著、逼著别人跟他一起做。 中国人更是实在可悲，在东欧和俄国都已成为民主国家近二十年的今天，十三亿中国人仍被完全剥夺了政治选择权，仍处於每天被洗脑却浑然不知，反而洋洋得意、俯视天下，沉浸於「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昏庸梦幻中。他们不知道，在独裁专制下，国家越强大，个体越渺小。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到何种地步，只要个体仍是蚂蚁、是螺丝钉，就哪个世纪也不会是中国人的。连「人」都没有，还会有他的世纪吗？ 而对在个体主义文化主导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来说，面对他人、他国批评美国的任何举动，就是对大规模地丑化、诅咒整个美国的「反美」声浪，也从不会群体发狂，因为他们健康、强壮。只有那些最病态、最虚弱的人们，才会稍微被碰一下，就歇斯底里。 个体心灵不强大，就要靠国家撑腰，靠群体壮胆，靠民族荣耀。因此才会对国家主办的一场体育比赛狂到近乎全国疯癫。而这正是共产党的目的，通过主办北京奥运，强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国家的概念，以此维护和巩固那个以暴力和欺骗为核心的专制统治。於是奥运还没开始，「暴运」的序幕已经拉开。 2008年4月22日於美国 ——原载《开放》2008年5月号 2008-05-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中国又要“韬光养晦”了？
今年亚太地区真是不平静。在南海与黄海美国与南韩日本多国联合军演不断上演之后，一直想成为亚洲“太阳”的中国终于以非正式途径放话了：“‘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说法是一个“神话”。 这话藉由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说出，理所当然会被国际社会看作一种中国式政治放风。这种“放风”早就成为中国“脸色外交”的一部分，只不过这次摆出的是“好脸色”而已。我相信各国外交部门与情报部门已经在认真地翻译戴大人这篇首发于外交部网站并被新华网迅速转载的重要文章――“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然后各路有关专家开始认真研究，从字里行间仔细琢磨中国政府的善意到底有多真诚。 但我却联想到早些时候所表露的中国雄心――10年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今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众和在华外国人士眼中的中国国家地位观》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10年后，中美两国仍是全世界的主要领导力量，其中有过半被调查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这项调查借了民意调查的壳，用的只是“超过美国”而非“称霸世界”这锋芒毕露之词，但官方以10年后的“世界第一”自居之态隐然若现。 中国公众这些想法当然来自于新华社国际部消息与《环球时报》等类媒体的多年灌输，这些灌输又往往假外国专家之口，比如伦敦智库于2004年发表时任美国高盛公司顾问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北京共识》（ The Beijing Consensus），近几年被译成中文猛炒，该文宣称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由于该文作者的特殊身份，加上译者与鼓吹者的海归学者身份，还真哄骗了不少年轻人。 从今年3月到12月这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国官方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从借“民意”宣称中国将在10年后成为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领导者，转而为低调谦虚地表示“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推究之下，应该是这几个月内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迫使中国再度宣布“韬光养晦”。 外交上今年确是多事之秋。自从中国2月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抖了回精神之后，随之而来就得应付汹涌而至的指责，如“中国在要发言权时希望坐在前排享受大国风光，履行责任与义务时却坐在后排称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等类言论。紧接着是在西方世界应付没完没了的人民币汇率与贸易纷争，在亚太地区与邻国陷入领土领海之争。近十余年以来，中国定下“周边外交”之策经营亚洲邻国关系，通过挥洒金雨结了善缘，但刚在钓鱼岛上试探性地伸了一下头，在北韩挑衅南韩的事情上站了边，立刻引来了东南亚众多邻国与美国的多场联合军演，那阵势，谁都知道是冲中国来的。如果仅仅是军演也就罢了，关键是众多邻国又开始向美国挥舞橄榄枝，被中国用力挤出亚太地区的美国又借机重回太平洋。最近延平岛炮击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北韩，中国在压力下让戴秉国大人带去老法宝六方会谈，谁知却被韩国、美国一口拒绝。一向以为自己在亚洲游刃有余的中国终于被挤到墙角。以前那种先让小流氓拿石头砸人家窗户，再摆出一副小流氓只听我规训的架势，并以此提高国际地位的策略有点玩不转了。 亚洲宁可舍近邻中国而去依傍美国，再次涉及到一个问题：想成为世界领导不仅仅只在于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它还要求世界领导者有能激励他人的信念的力量。中国缺乏的正好是价值观的力量，因此不大可能成为亚洲的中心。而中国从今年10月以来，为了本国一位异议人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几乎启动了所有的外交资源表示抗议，正好证明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缺乏感召力。 在此情况下，中国再四面出击显然有点力不从心，于是再次祭出“韬光养晦”的法宝，声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政治上，我们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戴秉国给世界各国喂的定心丸各有对象，“不当头、不争霸”这话是说给美国听的，“不称霸”是说给东亚及东南亚众邻国听的。 只是“韬光养晦”之策的名声并不太好，即使中国外文出版社也译为“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最好先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机会”。现在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亚洲邻国总是将中国的近期表现理解为中国已经等到合适的机会亮出老虎爪子，看来中国当局为了国内维稳，最近在“周边外交”的磨擦上得忍一忍了。 （原载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2012年12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2/chinadip/）
何清涟2025-11-09 01:07👍 0💬 0外国 NGO：中国政府眼中的“颜色革命”工具
最近，北京公盟的法人代表许志永被北京地方当局以“逃税罪”拘押，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众多从事人权工作的NGO中引起很大反应，中国政府与NGO的关系成了关注焦点。有人认为，是不是中国对NGO的态度尤其是使用外国资金的NGO有了大的变化，从原来的默许存在变为打压？ 其实认为这是中共对于NGO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是不了解中共相关政策而产生的误解。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共确立了对NGO的分类控制模式这一政策以来，对外国在华NGO以及草根民间组织的防范政策的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 一、中国政府对NGO政策的演变 在1976以前，中国不存在任何可供NGO生长的土壤。1950年中国政府虽曾颁布过一部《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但其实是一部无实施对象、虚悬的法规，政府甚至未设置过专司社团管理的部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社团曾有过一段被称为“爆发式增长”的阶段，全国性的社团出现了1000多个，地方性的社团高达20来万，而当时的中共对民间社团这一“新生事物”未及形成统一认识，直至1988年国务院在机构改革时，方才明确由民政部门专司社团管理职能。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中共由此意识到尽管民间组织可以承接一些政府功能，并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但民间组织作为一种行动载体，能够形成组织性力量，在宣扬其组织目标时会产生解构中共意识形态的效果，并形成对其执政地位的冲击。 当年的10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定了社团登记管理的基本原则――由民政部门 主管登记、党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的“分级登记、双重管理”体制，所谓党政部门主管，即规定任何NGO都必须挂靠在一家党政机构之下，方可登记注册。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在民间组织中设置党组织，把民间社团直接置于党 政机关的严密控制之下。在不到十年时间内，逐步形成了对民间组织严密控制中的分类控制模式。 二、分类控制的管理模式 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提供的不完全统计，现阶段中国NGO约为300万个左右，略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合法的即被官方认可 的民间组织（如妇联、残联、各种与官方单位挂靠的协会等等），二是草根性、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包括各种专业技术团体、民间公益、环保、慈善救助、灾难救助 组织等等），三是海外在华的民间组织（如各种外国在华开展公益活动的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等）。 对这三类不同的NGO，中国政府采取不同的控制管理模式。 第一类所列的妇联、残联以及各种挂靠在政府机构之下的协会，无论人员还是资金均由政府部门包揽，其负责人视其级别由政府的人事部门（处级以上还得由党的组织部门）批准任命，资金则由政府财政列支（在财政部门的专业用语是“差额财政拨款单位”），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也一律算作党政事业机关中的事业机关工作人员，待遇与住房等福利参照公务员系列。这类“NGO”其实都是“党的儿女”，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是以NGO的面目与国际间同类组织交流，互访，参与各种国际活动，并获得各种国际援助。国际社会别无选择，只能与这类代表政府立场，完全按着中国政府的节拍起舞的“NGO”打交道。而那些行业协会，如外商协会，对外贸易促进会等等，都具有“一身而二任”的特征：对企业，他们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对政府，它们又成为名义上的企业代言人。 第二类“草根性、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如果只是参加者因交流技能或共同兴趣所设，如钓鱼协会、围棋协会、茶协会、民间剪纸协会、园艺协会等，政府基本上任其自由活动。对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NGO，政府则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环保组织所获得的一些活动空间，是因为中国环境生态的日益恶化，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与捐款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出于利益考虑，“环保”这一话题才被逐渐解去了政治魔咒。但如果遇到四川大地震那样的政治敏感时期，这类组织的活动空间仍然需要服从政治需要。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100多家民间组织 联合组成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以及一家由本土NGO和国际NGO联合组成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均在政府发出警告后停止救援活动。 第三类“海外在华的民间组织”（包括接受海外资助的NGO在内），这类组织在中共政府那里，始终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属于严加管控的一类。 三、中国当局对外国NGO的高度警惕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过一份“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有段话表达了中国当局对NGO的基本认识： “一些受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操纵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乘隙窜出。……他们同西方、港台的反华反共势力 联系密切，以政治为目的，以学术研究为掩护，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捐赠和委托，为其搞社情调查，提供信息情报，有的甚至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覆、窃密的工具。这些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颇大、影响很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已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依托的阵地，起着思想渗透、组 织策划、集聚力量、聚敛经费的作用，是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此外，在京、津、沪和东北三省以及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还相继出现了外国人私自 设立的联谊会、留学生会、俱乐部、侨民协会以及境外组织的分会等。其中有少数不仅在所在地区异常活跃，还跨省区发展会员，从事非法活动。对此，必须保持高 度的政治警惕，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加强管理，防微杜渐，堵塞漏洞，严防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迟至2000年才正式受到取缔的法轮功并不知道，就在这一文件中，气功组织已经被定性为“进行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的活动”的组织，从那以后，组织力强的气功组织均处在危险边缘。 既然中国政府将NGO视为如此危险之物，为什么还要容忍许多国际NGO进入中国？这当然是出于政治考量。中国政府看到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网络，全世界各类国际组织共有21,764个，其中非政府组织有18,195个。在中共政府看来，“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是以民间团体名义参加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律师协会等”――请注意最后一句中的“以民间团体名义参加”，这一看法既是中国政府对外国NGO性质的认识，也是中国政府成立中华慈善协会、中国律师协会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国政府认定非政府国际组织其实只是政府组织“以民间团体名义参加”而已，那么就有理由怀疑这些组织是外国政治势力颠覆中国的政治工具。随着中国内部社会矛盾日渐尖锐，政府这种看法也日渐见诸媒体。 四、“颠覆工具论”浮出水面 按中国官方的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陆续进入中国的外国NGO约有1000余家。由于中国当局对带有政治色彩的NGO（包括劳工组织在内）都防范甚严，所以这些NGO主要是公益性的，环保、扶贫、防范爱滋是其主要门类。 中国当局对这些外国NGO的态度，经历了从“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到公开声称“外国NGO是外部势力从事颜色革命的颠覆工具”这一重大转变。 由于中国对任何“外来势力”都特别警惕，这些NGO要想在中国注册与活动，只能以政府机构、大学、研究部门为合作伙伴，其所有活动均在国家安全部门严格监管之下。这类外国NGO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还有连续性的运作项目。除了极少量与爱滋病有关的民间组织与外国NGO有合作关系之外，外国NGO带入中国的资金（近几年均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主要用于资助上述三类机构。 外国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的主要凭藉是资金。资金为与之合作的机构注入了利益驱动力，为此自然会努力在政府主管部门为之说项。“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就是中方合作者说服政府主管部门的主要理由。但自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之后，中国当局深深感到外国NGO的严重威胁。而北京的所谓“智囊”则发布研究结果，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和最近几年发生的“颜色革命”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索罗斯基金会等NGO在其中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中国政府甚至宣传，目前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把这种“软政变”提升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甚至可以通过向年轻人发放短讯或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让他们蜂拥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即“网络颠覆“）。 这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声讨中，以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于2006年8月署名“赵黎青”的文章“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为代表。该文为外国在华NGO总结了四条作用，一是危害国家安全，二是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三是助长腐败，四是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江泽民当年“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的提法被奉为圭臬，凡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践履人权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国当局视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对此有露骨的阐述。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 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几乎所有非官方的文化交流都被囊括其中。 鉴于外国NGO在中国影响力日增，北京当局认为，解决此问题已有迫切性，如果让它们成了气候，政府将会陷于被动。但由于大多数外国NGO的合作者均是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掌控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因此清查的重点是极少数由民间草根人士主导的NGO上。2006年，接受美国非盈利组织资助的一个人权组织――“仁之泉工作室”首先遭殃。从那以后，北京当局就一直在清查接受“外国可疑资金”的一些民间草根组织，许志永的公盟遭殃，真正原因不在于逃税，而在于其接受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资助，并从事维权等公益活动。 正如同我在“权力的独占欲与中国NGO的厄运”一文中所谈的那样，中国政府不喜欢NGO的真正原因在于其权力独占欲。当年外国NGO得以登陆中国，是中国政府基于“经济奇迹”之上的政治自信。目前，经济奇迹已逝，失业者日渐增多，社会反抗渐趋激烈，西藏新疆时有骚乱，政府财政收入这只口袋正在瘪下去。面对此情此势，中国政府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对各种与人权、公益沾边的NGO的容忍度也就越来越低。 （原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8月13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home/article/89）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
何清涟 近日埃及的军事政变再次将这个古老国度推至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认识埃及民主化于中国的意义\ 对埃及这场政变的看法人言人殊，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民主程序，并担心埃及军方卷土重来，操纵政治；有人则将其称之为“好政变”，因为它符合民意（2200万人联署要求穆尔西下台），并预测埃及军方将如同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一样，让军队在正确的时候干政，成为国家的守护神，成功后悄然身退。 前一种看法符合民主制度的程序正义，但目前的埃及反对派不可能接受；后一种看法则有点一厢情愿。无论如何，这场政变将埃及拖入了不可知的未来。 中国也在讨论埃及政变。官方媒体纷纷趁机发表批评“西式民主”的文章，新华网发表“埃及局势动荡挖了‘西方民主’墙角”，再次贩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鞋脚论”，其他官媒也纷纷指责民主化是导致埃及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不少网民相信这种解说；另一些人不相信，认为这是丑化宪政民主，但也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 其实，埃及2011-2013年间两度发生的政治反对运动，主体都是埃及青年。分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之物能否通过民主化立刻得到，以及得到这些东西的可行途径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发生的一切，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民主化要好得多。 \**埃及青年要回了权利，却仍然没有工作\ 2011年掀翻穆巴拉克宝座的主力军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今年4月底开始的反抗运动，发起者是五位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工作的青年巴德尔、阿布德拉吉兹、沙辛、瓦巴、海卡尔。他们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结为朋友，今年以经济崩盘、国家没尊严、贫民无立锥之地等为诉求，号召连署要求穆希下台、提早改选总统。 埃及青年人不满意这位总统，其实从大选时期就开始了。青年们多是世俗民主派，他们不满意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穆尔西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诺成为全民总统，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以此表达不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的诚意。但穆尔西登上总统宝座后，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埃及经济较穆巴拉克时期更加恶化，失业人口总数多达350万，占总人口比例为13.2%。失业人口中，33%的人有大学文凭，45%的人受过中等学校教育，导致人们对穆尔西的统治日益不满。 埃及人反对穆巴拉克，是因为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青年人，“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拿回属于自己的国家”。但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当中，埃及青年发现，他们仍然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更让他们不平的是，新政府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于是，极度失望的青年人一直怀念过去解放广场上的光荣岁月，于是他们再度行动，发起“反叛运动”，有了本文开头的结果。 \埃及青年反抗活动家们为何未能参政？\ 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人物Dalia Ziada曾将埃及的三股政治力量称之为“两个魔鬼与一个天使”：“两个魔鬼”分别是掌握很多资源与就业机会的军方，以及有80余年历史、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天使”则指怀抱理想主义的青年反对派。 两个“魔鬼”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而青年反对派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被失业折磨而对现实严重不满，少部分则是出于对民主政治有明确的向往，他们因为“革命”这一价值认同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广场上的短期聚合，因其组织者不拥有资源、缺乏组织粘合剂，在革命后很快就会消散。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活动家们在随后的选举中未能胜出，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将街头的临时聚合转型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组织，二是因为他们缺乏将革命的街头动员转化为政治竞选时的选举动员。革命与民主选举时的社会动员基于完全不同的诉求。革命动员只需要列举独裁者的罪恶并用口号表达理想；但在民主选举中，参选者若要胜选，则必须对大众承诺很多，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承诺，竞选者必须要让大众相信，他们有实现承诺的行动能力。这一点正是埃及青年反对派的弱项。如果在临时总统曼苏尔许诺的以“人民真实的意志”为基础的大选中，青年反对派还是未能完成以上转型，他们的领袖大概也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在未来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因为民主化只能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选的机会，但并不保证参加广场革命的青年领袖有优先获得权力的可能。 \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说到民主，中国人眼前浮现的样板一是美国，二是台湾（主要是台湾90年代的繁荣景象）。即民主不仅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普选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等，还会给人经济保障，许多社会边缘人甚至希望通过民主化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 然而，以上对民主的期望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即民主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穷人与富人在权利上平等；另一半并非事实，一则是因为民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人有工作，二是社会边缘人在民主化后并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让社会边缘人“翻身”的革命只有一种，即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毛式革命让边缘人“翻身”的方式有二：或参加革命，或利用土改成为中共一份子。 埃及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埃及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结。埃及人对民主化的向往，主要是认为民主化就可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是，埃及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石油出口、旅游业与劳务出口。埃及人口增长很快，这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不足以雇佣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事实上，民主化并不能迅速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加上2011年革命为埃及制造了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投资者失去信心，大量撤资。占埃及GDP约10%的旅游业也因旅游安全降低而遭受重创，失业现象较穆巴拉克时期更为严重。 社会转型需要成本。持续的“广场革命”只会增加经济改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此情势下，埃及就算再换一届政府，同样可能面临困难，因为经济问题不是民主化就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它既需要领导者的能力，也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 2011年1月，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曾说过，革命后离权力最近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是军方，二是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埃及革命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埃及2013年发生的一切正好验证当年这一预测。 如果要说埃及民主革命经验于中国人有什么教益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弄清楚民主化“所能”与“不能”。民主化能够解决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不保证所有人经济上立刻“翻身”。从中国现状出发，将来有幸民主化了，人民得到的也只是各项基本权利，环境污染、有毒食品等社会失序现象与失业还将长期折磨中国人，因为这些不是通过民主化能够“政治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厘清民主化能够解决什么与不能解决什么，才不会对民主化阵痛后产出的婴儿感到失望并将其抛弃。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7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egypt-experience-blog-20130704/1695508.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7/egypt-experience/）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十八大：金钱与权力的公开联盟
这次几乎同时举行的美国大选与中共十八大，形成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因为中共一直宣传说：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代表大资产阶级与富豪的利益，是金钱政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毛邓时期一直说成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十八大代表的构成，正好体现了权力与金钱的公开联盟。 中国十八大：政治精英与富豪的聚会 美国奥巴马总统获得连任，是因为他抓住了那些传统上构建民主党选民基础的人群，即“无知少女”：“无”即受教育程度低的低收入者与工会成员；“知”即知识分子，美国大学一向是各种左派的云集之地；“少”是指年青人与少数族，如非裔、拉丁裔选民；“女”即女性选民——奥巴马连任消息传来，纽约等地中低阶层选民欢呼不已。他们压根儿想不到，至今挂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不肯摘下的中共政权，竟会如此解读美国政治。 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18大，就是中共党政军三界精英与富豪们（红色企业家）的聚会。据中国国内一篇“红色企业家：老板们是怎样当选十八大代表的”一文介绍，据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70名党代表中，有145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111位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34位来自各省市的民营企业单位。 这让人想起今年3月彭博财经的一篇报导：“中国的富豪代表们让美国的议员们相形见绌”（China’s Billionaire Lawmakers Make U.S. Peers Look Like Paupers）。该文指出，根据胡润富豪榜报告，中国人大70名最富的代表，2011年财产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与之相比，美国国会535名议员、总统及其阁员、9名最高大法官的总财产仅有75亿美元。 以上两条消息结合起来读，中国这永久的执政党与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全都成为政治精英与富豪聚会的俱乐部。 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的金钱权力联盟 这轮时间上高度重合的中美选举，让中国人通过微博传播看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美国更象中国宣称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则是地地道道的权贵资本主义。 美国的财富故事主要与个人能力有关。中国人熟知的比尔•盖茨是电脑时代的成功弄潮儿，国际闻名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是匈牙利移民；彭博是在创建金融信息帝国之后才当只拿一美元象征性年薪的纽约市长；Google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是随父亲偷渡来到美国的前苏联异议者的后裔。他们的财富故事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美国梦，既彰显了他们的个人能力，更显示了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 但中国的财富故事却充满了权力的黑幕，权力成为造就富豪的点金魔杖。在中国，权力市场化现象的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最方便的形式是“一家两制”，即家长在政府部门任职，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通过经商将权力变现。从90年代开始那一场场财富盛宴，电力、石油、房地产、股市、金融……，每个领域都可见到中国红色家族的身影。网络上广泛流传，中国两百来个政治家族垄断着中国的财富，这些家族有着许多敛财途径。据美国维基解密文件公布的一份报告，李鹏家族控制着中国的电力部门，其女儿李小琳被称为中国的电力女王；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家族控制着石油工业；被中国人视为“人民的好总理”的温家宝，其妻子控制着中国的宝石生意，其家族据说积累的财富高达27亿美元，这只是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当中“一家两制”的少数几个典型。据说国有资产管理以委员会下面的130多个企业中，其董事会成员，包括总经理基本都是官僚子弟。 有人说，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谈，真正的问题是早就形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党代会与全国人大现在都成为权贵与富豪组成的俱乐部，充分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两位一体的融洽关系。毫无疑问，这些“红色企业家”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他们将参与政治决策，尤其是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经济寡头，如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等来自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能源领域的党代表们，他们的意志很容易转化为国家的行业政策与社会分配政策。 “三个代表”为精英共和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个后毛时代，中共一直思考如何在保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解释利益结构的变化。权力与金钱结盟的现实曾使中共在理论上处于尴尬之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使中共摆脱了这种理论困境，将中共从代表工农兵这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一变而为“代表”三个关键利益：“先进生产力”（经济精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高科技专家），先进文化的推广（如推广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个代表”的出台，为中共提供了构建新社会基础提供了合法性，此后，中共在建立与各种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工商业协会这类制度性纽带的同时，推行了发展经济精英入党（俗称“资本家入党”）的新吸纳策略，消除了可能的政治挑战力量。 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地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国家资源的高度垄断与权力市场化特点相结合，使中国政府的官员成为“能够造就国王的人”，经济精英阶层与中共本来就是难以分割的两位一体的关系，如今中共将党代会与“两会”变成政治精英与富豪聚会的制度化纽带，有效地消除了经济精英的潜在威胁，实现了“精英共和”。 最后说点题外话。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我在国内写了两篇文章，《利益的冲突——倾听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先后发表于湖南《书屋》杂志，这些文章被认为讽刺了江的“三个代表”理论，先后由中宣部与中央政策研究室派了两个调查组到湖南，《书屋》主编周实先生遭到无情整肃，40多岁的壮年被撤职并“提前退休”，我也因此老账新账一起算，被迫出走。反观近年“两会”富豪云集与十八大上“红色企业家”方阵，证明我对“三个代表”理论的解说非常到位，中共中央，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改掉那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的专制者的无耻毛病？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1/china-18th-national-congress/）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凯恩斯掌门人克鲁格曼被两岸“误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之後，名声鹊起，不仅在美国，在台海两岸，也成了名人。台湾媒体把他捧上天，赞誉他是“自凯恩斯以来，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大师”，夸他在世界经济学界一言九鼎等等。中国官方也邀他去北京演讲，先是捧到天上，後因克鲁格曼在专栏中批评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等，北京媒体又把他贬到地狱，骂他是政客，美国政府发言人，几乎成了中国“公敌”。但无论是台湾媒体的歌颂，还是中国报纸的先捧後贬，其实都是对克鲁格曼的“误读”，不了解这位所谓“经济学大师”到底是怎麽回事，尤其他在美国的真实情况。 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经济学家基本是两大派，一派承继米塞斯、哈耶克的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避免走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奴役之路”；一派是凯恩斯的传人，看重国家干预经济，宏观控制，推崇福利社会，实质是迈向社会主义。而克鲁格曼则被视为凯恩斯的“美国掌门人”，他的经济学著作和《纽约时报》专栏，几乎万变不离其宗，全部是宣扬凯恩斯主义，主要观点是∶政府的干预是防止衰退变成萧条的最好办法。所以他极力推崇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政”。在布什总统两届任期中，克鲁格曼整整骂了保守派政府八年，尤其批判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和罗斯福的新政“背道而驰”。 诺贝尔奖越来越“贬值” 虽然克鲁格曼获诺贝尔奖後，似乎名气和影响力更大，但熟悉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那也是在很小的圈子。首先因为他写专栏、主要发声的阵地《纽约时报》本身已因广告缩水、网路媒体崛起、尤其自身的左倾，而导致发行量连续下降，影响力今非昔比。目前《纽约时报》发行量已不到《华尔街日报》（全美第一）的一半，全美排行已降至第三（第二是《今日美国报》）。其次是克鲁格曼是美国经济学界人人皆知的左派学者、凯恩斯的精神弟子。在全世界都走向市场经济，人类的历史已证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计画之路完全走不通，并带来灾难的现状下，那些继续宣扬凯恩斯主义者，被真正懂经济学、看重自由市场的人们近乎不齿。 克鲁格曼的“诺贝尔奖”，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很大程度是“反布什奖”，因为克鲁格曼一直痛斥布什和保守派，是狂热的左派分子。他在新著《一个自由派的良知》中也承认，年轻时就热衷左派意识形态，“为左翼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拉票。九十年代克林顿选总统时，他还跑到电视上演说为其助选，毫不掩饰他的左派立场。 在美国，诺贝尔奖并没有给克鲁格曼带来多大光环，因为这个奖已越来越没信誉，甚至成为笑料。和平奖曾颁给北越的共产党头子，以及恐怖主义者的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等；文学奖给过一串三流左派作家等。而今年的和平奖，则给了什麽贡献也没做出的奥巴马，更让世人在跌破眼镜中，知道诺贝尔奖是怎麽回事。因而对克鲁格曼获诺奖，很多美国人也只是耸耸肩。除了科学奖项，其他诺贝尔奖，基本上都只是让人“莞尔”一下而已。 “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 中国媒体开始贬克鲁格曼，并不是他们知道了真相，而是因为他们更不了解美国。虽然中国媒体上也有评论说，克鲁格曼“支持国家积极干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端凯恩斯主义者”，“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义者”，但起因却是元旦之际克鲁格曼写的两篇专栏，批评中国当局操纵人民币（不升值），对美不公平贸易而获巨额顺差；同时为奥巴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辩护，说这是必须的。克鲁格曼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抛弃重商主义，美国不惜跟中国全面贸易战；如中国使出杀手鐧，大量抛售所持美国国债，克鲁格曼会写信致谢，说美元贬值只能有助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和就业。 这下激怒中国官方媒体和御用评论员，他们几乎不约而同，把克鲁格曼划入“反华”势力，说他“语调之尖锐，比得上任何一位反华派议员”，“显然是在为美国政府说话，充当政府的代言人”；并把克鲁格曼的文章视为美中“新一轮贸易大战的宣言书”，痛斥他的文章“既缺乏逻辑性，又不符合事实，而且充满了误导”，是“傲慢与偏见”，是“乌鸦嘴” ，是“十足的美国政客”等等。中国的媒体居然也蔑视“政府的代言人”，真有意思。 克鲁格曼洗“三温暖” 而半年多前，克鲁格曼第一次到中国，被从飞机场直接送到了北京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对话》演播现场，当作贵宾。现在像是被洗“三温暖“，从热池子一下推到冷水坑。 但中国的大批判，完全是因为不了解美国。克鲁格曼虽是左派学者，但他根本不是什麽政府代言人，只是有个在大报写专栏的位置而已。批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作为凯恩斯的传人，他痛恨市场经济，对中国现在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很反感。他写那种文章，是发泄对自由经济的潜在愤怒。所以有中国读者也都看出来，他的文章“缺乏理性分析，更多是情感发泄”。 对克鲁格曼的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左倾情绪，美国保守派媒体《华尔街日报》当时曾发表社论，批评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错误指点，尤其批评他的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荒谬，今天任何有点常识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再支持打国际贸易战，因为这会给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从台湾到中国，对克鲁格曼的“误读”至少反映出，人们多麽容易被名人的光环晃花了眼睛，而不识左派真面目。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0年3月18日 2010-03-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与中国无缘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国作家葛拉斯，它标志著诺贝尔奖设立的这头一个百年，中国作家整个缺席。 中国人有13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强。而且中国号称文化大国，热爱文学并从事写作的人数恐怕也是全球之首，毕竟人口基数巨大。而且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之多，也是全球少见的。在美国，纯文学的杂�壹�少，且多属学院派研究之用。那麽中国作家为什麽总是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归纳起来，恐怕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政治侵蚀了文学。 中国人的文学太政治化。本来在辛亥革命之後，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意在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但很快它就变成了争科学民主的救国图强运动。这场社会运动没进行多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抗日救国，成了大多数作家的兴奋点，在上海还出现了「国防文学」的提法。抗战刚结束，又是国共内战，文人们不仅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躲避的象牙之塔，而且大多数作家心甘情愿地投入政治化的写作中，为各自认为的真理服务。 共产党建政後，不仅取缔了作家的写作自由，而且还有目的地改造作家。至今仍在中国文坛被视为经典作品的《暴风骤雨》、《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完全是按照共产党对现实的解释和需要写的，它代表著五十年中国大陆文学的总体特征：为中共意识形态做文字图解。这样一种思想垄断的政治氛围，使作家逐步丧失了个性、人性和作家应该独有的对人的敏感性。毛时代，几乎全部中国大陆的作品都是推崇没有人性的革命性。最近二十年这种革命性色彩虽然减弱，但这种作品的长期耳濡目染，消解了作家应有的那种真爱的能力、对痛苦的独特感受能力、以及对世界价值的认同能力。去世不久的萧乾曾对「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中国人抱不平，说西方的评委们根本不懂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而新一代的作家王安忆最近谈到张爱玲时说，她写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殊不知，文学重点是写人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写哪些人根本不重要。当强调描写对象应是哪群人的时候，文学已经变成了政治。而在中国鼎鼎大名的新老作家，根本就没明白什麽是文学。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作家的束缚。 同样是在共产党统治下，苏联却有五个作家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同是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有两千多万人口，那里从来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但也没有任何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仅仅用共产党专制的原因来解释并不充分。 中国作家的作品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价值取向是把群体、国家等概念看做高於个人自由、尊严和生命。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和文学艺术探讨的根本——个人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爱，悲悯，同情，生命，痛苦等是冲突的。当人的生命、尊严、自由等不是一种文化的主体价值时，每一个人都不是有个性的人，都只是人群中的一个。失去有个性的人，就没有个性文学。而在没有个性的同时，也就没有了人类的共性。恰恰只有独特、鲜明的个性，才能表达人类的共性。在这种「群体」压倒个人的文化中，产生表达出人类共性的个性文学是极为困难的。 ●第三，文学哺育不足。 真正的作家都有雄厚的读书基础，深受文化遗产的影响，而且首先是受到本国文学的熏陶。因为从心理距离上、文化认同上以及文字的没有障碍上，都自然地把本国的文学作品，作为最初的哺育。但中国作家在这方面是先天不足的，虽然中国文化遗产也可谓不浅，但主要是文言文，今天用白话文写作的人，如果没有文言的训练，是很难从中获得营养的，因为白话和文言之间，有相当大的语言距离。林语堂认为，「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 中国近代被称为经典的可读的半文半白的小说，也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几部而已。而仅仅这几部其文学营养成份也是极为有限的。其中最好的《红楼梦》对人物、环境的刻划虽形象逼真，但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至多只能算上大众通俗作品，离文学艺术遥远。所以说，中国的近代文学遗产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相当贫乏的。 苏联所以能出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深厚久远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有绝对的关系，他们从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等等（耀眼夺目，群星灿烂！）——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接受了丰厚的艺术遗产。人家的文学是世界公认的文学，而中国文学只是自认的文学。美国的书店里也偶见英文版的《红楼梦》，但没人知道曹雪芹是谁。 这样一种文化遗产的局限性，直接限制了中国作家最早的文学灵性的醒悟。而且中国人翻译西方文学名著，是本世纪才开始的，翻译得不仅太少，而且在中共统治下，大多选择的是西方二、三流的所谓描写无产阶级的作品。像被美国「蓝灯书屋」最近评出的本世纪一百部英文小说之首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就出版了，但直到72年後的1994年才有了第一个中译本。被评为第四名的1958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是近30年後才译成中文。百部优秀英文小说中，有相当多至今仍没有中文译本。这还仅仅是本世纪的，而文学成就最夺目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许多优秀作品，至今还没被翻译成中文。 中国作家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外语能力普遍很差，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尤其是当代的中青年作家。俄国作家则不同，多数都会一、两种外语。上述提到的俄国作家全部都会法语。就国家而言，法国文学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学，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法国得了十二个，遥居任何国家之上，这绝非偶然。俄国作家既从最优秀的法语文学中直接吸取营养，又有俄国自己丰厚的文学遗产的哺育，不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才怪呢。 像乔伊斯和纳博科夫的作品，都是以语言精美著称。而无论翻译者怎样绞尽脑汁，都无法用贫乏的汉语表达出哪怕是一半原来语言的丰富和精彩。所以，当中国作家在缺乏本国文学的营养，又无法直接汲取世界文学的丰富遗产情况下，要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就是强人所难了。 ●第四，白话文历史太短。 中国虽说算得上是文化大国，有两千多年历史，但几千年历史都是文言文，被鲁迅称为「死文字」的历史。林语堂说，「文言是死的，根本不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清。」例如，文言的诗歌有严格的格律规范，五言和七律，不仅每行字尾要押韵，而且每行的每一个字都有平仄的精确要求。中国人写这种诗，有点像今天美国人做的那种「文字填空」，而且比它还难。贾岛感叹「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闻一多称之为「戴著脚镣跳舞」，可见辛苦至极。英法俄等文字的诗歌虽然也有押韵要求，但不那麽严格，更多注重的是情感的抒发，他们戴著脚镣跳舞，发展的是脚和腿；而中国文言诗，发展的是脚镣，脚和腿都磨成了残废。 胡适倡导白话文距今还不到一百年，今天的中国作家，没有文言文的训练，很难读懂古典文学作品。而今天美国的高中生读十六世纪的莎士比亚，都没有语言障碍，因为英语没有中国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这麽大的区别。 当一种语言的历史还不到百年，它不仅难以积累深厚的文学遗产，连它本身的文字发展还处於初级阶段。这种语言的历史短暂性也是导致白话文学至今没有出现上乘之作的原因之一。 ●第五，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局限。 汉语作为象形文字，和英文、法语、俄语等拼音文字区别太大。虽说象形文字给人们带来视觉的联想，但它带来的抽象思维局限则更大。我不是语言学家，对语言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在读书时对中英文的不同有强烈的感觉，这种「不同」和文学写作有直接的关系。 其一，中文表达思想、情感、逻辑等抽象词汇远少於英文。英文是每一个有细微不同意义的抽象概念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特指的词，非常个性化，正因为它具体而个性化，所以它才能非常准确地表达特定涵义。而中文的一个笼统的词概括一堆意思。 其二，中文表达人物行为的动词远少於英文。英文中对每一个细腻的人物动作，举手投足，眼神表情，都有非常具体的、专指该行为的词，又是非常个性化的。中文仍是一个词或字表达「这一类」的动作，而不是「这一个」动作。 其三，中文描写人物、事件的形容词和副词远少於英文。人物形象的鲜活，故事情节的生动，很大程度上靠形容词、副词。而这两种词汇的缺乏，只能产生乏味的文学。 其四，同义词少。文学是一种文字艺术，只有同义词多才能在行文中不断替换词汇，以避免在同一行、同一段里重复使用同一个词。明显地，因为没有准确的同义词，我已经在这一段文字里用了无数次「同一」。这种文字怎麽可能漂亮，不美的文字怎麽叫艺术？ 其五，中文语法过於简单，缺乏严格的逻辑要求。精通中英文的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就看出汉语的这种问题，因此他称汉语是「人治」的语言，英文是「法制」的语言。 不少中国人可能有这种经验，学点中文的外国人，即使可能只会说几句，但几乎没有语法错误。而中国人说外语，则总会出语法错误，这说明英文语法要求的严格。语法的严格加强了逻辑的严谨，意思表达的清晰。 中国文字靠上下文构成一种意境，没有时态，完成的事、过去的事都只加一个「了」字就算完了。对文学作品来说，时态的表达、表现方式，对人物的行为、什麽心境下的行为、什麽状态下的行为，有极大的不同。而时态没有了，这一切不同也就没有了，於是个性也没有了，丰富更没有了。 中国文学和文字是很大的题目，不是一篇短文甚至几本书可以说清楚的，但总体而言，作为象形文字，这种语言有先天的缺陷。再加上中国作家长期处於（大陆至今还处於这种状态）不利於发展人性、想像力、创造力的人文环境，所以，今後中国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仍是渺茫，即使21世纪的哪一年给了，恐怕也是照顾的成份居多。 当年鲁迅说的话，对半个多世纪後的今天仍完全适用：「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11月号；英文载《Taipei Times》1999年12月12日） 1999-10-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9👍 0💬 0义和团救不了中国
中国大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三名记者丧生的事件，引发中国反美浪潮。但民众的狂热反美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报纸煽动、和政府导演的结果。中共利用这个事件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西方，以转移人民对中共腐败的愤怒。 第一，如果中国政府真的看重生命的价值，那麽为什麽不看重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种族清洗中被杀害的科索沃阿族人的生命？据西方卫星照片，现已在科索沃发现了四十多座被塞尔维亚军队枪杀埋葬的阿族人的大型墓地。中国为什麽从来没有向应该对此负责的南斯拉夫政府提出抗议？不仅从来没有，而且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连一个字都不予报导。难道新华社记者的丧生是生命的损失，而科索沃人的被杀就不是人命？而且北约是误击，南国政府是有意种族屠杀，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退一步讲，如果中国政府认为科索沃人的命不值得看重，只有中国人死了才是生命的损失，那麽，在中共执政这五十年中，有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枪杀、饥饿而丧生。中共政府什麽时候对这些死难者认过错、道过歉，更不要说任何的赔偿。 更近的是十年前六四事件中，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丧生，这些中国人的命是不是人命？北约飞弹是事故，是误击。而中国政府是亲自指挥坦克军队，明目张胆地公开屠杀平民。 再退一步讲，即使六四事件如同中国政府所说的是「暴乱」，需要开枪镇压。那麽这场所谓的「平暴」中有没有像北约这样的「误击」致死？美国和北约都为误击中国使馆认错、道歉。而中国政府什麽时候为六四事件中「误击」致死的人认过错、道过歉？ 更近的是去年大批华人在印尼被歧视、残杀，中共政府怎麽不允许民众向印尼示威抗议？为什麽表现得那麽冷漠？ 第二，中国政府为使馆被炸要求北约对「事件真相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但对六四事件的真相，中国政府怎麽不「调查」？为什麽连有多少人丧生都不公布？以中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只要一个文件，就可以从北京各家医院中调来当时的死亡数字并做出统计。为什麽中国政府至今十年了都不公布六四死亡数字，这样一个无耻的政府还有什麽资格谈生命的价值？ 第三，中共强调北约飞弹击中大使馆，是侵犯中国主权，因为领馆是主权的象徵。如果中共真的认同领馆代表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那麽为什麽默许以至怂恿民众砸毁、焚烧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北约飞弹是误击中共使馆，随後北约和美国都公开认错、道歉，但中国政府却是有意指使狂热民众袭击美国领馆，标准在哪里？ 第四，中共在这次事件上反复强调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但是为什麽在日本占领中国领土钓鱼岛问题上装聋作哑，对日本政府卑躬屈膝？ 北约飞弹误击中国使馆，对方一再认错道歉，中共却要煽动民众反美示威；但江泽民去年访日，日方对二战中侵华暴行根本不认错，不道歉，而日军当年侵略中国、导致两千万中国人死亡，这种侵略屠杀早已是历史定论。为什麽中国政府至今仍对日本忍气吞声？江泽民为什麽还要和日本首相举杯交欢？ 第五，中国政府说，这次民众示威是自发的，经过批准允许的，是爱国运动。但无论在电视报导画面上，还是新闻照片上，人们都看到示威者向美国领馆投掷石头，砸毁玻璃，甚至美国驻成都使馆还被纵火焚烧。对这样明显有暴力行为的示威，当局可以允许；为什麽对几天前的法轮功和平示威要禁止？法轮功信众不喊口号，不打标语，只是静坐，任何暴力行为都没有，当局为什麽还要定性为「完全是错误的」，还要「依法处理」？当局对待示威的标准在哪里？ 北约误炸中国领馆那天是星期六，怎麽当局负责审批游行示威的各地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星期天都上班，怎麽这次效率这麽高？ 事发後很多外电报导，当局用大巴士车来回接送示威的学生，连喊什麽样的口号都事先做了规定。这哪是什麽自发的「群众运动」？这种场面中国人并不陌生。当年「抗美帝，保卫古巴」大示威，「反苏修，支持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大游行，中共不都是这样用垄断的媒体制造民意和群众大场面吗？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什麽时候民众的自发示威游行被允许过？政府操纵的运动，从来都不会是真正的人民爱国运动。 第六，中国全国记者协会就记者丧生发表了抗议美国的声明。但南斯拉夫政府在战事爆发後就逮捕了该国著名独立电台总编辑马蒂克（Veran Matic），随後又关闭了这家电台；南国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在政府电视上指控异议记者、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Slavko Curuvija）「支持北约轰炸，是叛徒」，第二天库如维嘉就在家门口被蒙面人枪杀（南国知识界有一千多人为库如维嘉送葬）。对这些公开杀害记者的暴行，中国记者协会什麽时候发出过抗议？而且对这些事实，中国媒体一个字都不报导。记者的公正何在？ 当然中国的所谓记者协会从来也不关心任何其他国家新闻同行的死活，因为他们对中国记者被政府迫害，都从不发出任何一点抗议的声音。据世界保护记者协会在五月三日「世界记者日」发布的报告，中国至今还有12名记者被关押。「中国记协」那股抗议美国的劲头哪里去了？ 中国记协是不会为记者说话的，因为这个「协会」的主席是解放军少将邵华泽（原《解放军报》社长）。世界上除了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记者协会是军人领导的。这样的「记者协会」怎麽还有脸谈保护记者？ 惯於操纵媒体愚弄民众的中共政权，这次利用北约误击使馆事件再次煽动义和团式的民族狂热，只能向文明世界再次展露它的蛮不讲理和本质的野蛮。义和团当年的蠢血沸腾没有救得了大清王朝的命；今天中共蓄意搅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不是没有可能把中南海的新权贵们搅出那盘已经烂透了的棋局。 （载香港《争鸣》月刊1999年6月号） 1999-05-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911 的沉重代价带来什麽？
在911周年之际，回首这场大灾难，更让世人看清其“不可承受之重”。美国《Newsmax》杂志曾刊出“恐怖袭击的损失统计”，列出了具体数字∶ 911袭击那天，有近三千人遇难；随后的反恐战争，有六千多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阵亡，受伤四万五千多人；另有十二万六千多名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丧生。 除了无法估量的生命代价，美国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 四架被劫持而撞毁的飞机（两架撞世贸，一架撞五角大楼，一架空中坠毁），价值4.18亿美元； 纽约两座世贸大厦总值∶220亿美元； 修复五角大楼∶50亿美元； 对遇难者家属的照顾费用等∶201亿美元（这个额度跟两座世贸大厦总值差不多，由此可见美国对遇难者家属的实质性关照）； 因911而导致的保险金损失总额∶196亿美元； 911那天由於空中管制、飞机停飞及改向等，导致的整个美国的生产损失是∶150亿美元； 清理整个世贸遗址的费用∶90亿美元； 911当天，美国股市停盘。9月17日重新开盘，那一天道琼指数暴跌684点，创了股市单日降幅的记录。那个星期，美国股市损失了1.4兆美元（一兆等於一万亿美元）； 美国联储会在911股市开盘后三天内，向股市注入了3000亿美元流动资金，以求稳定股市。 纽约市由於911袭击而造成的生产损失∶720亿美元； 根据布朗大学的研究报告，911后美国进行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总代价是∶2.8兆美元； 根据各方的报告和研究，911事件造成的整体经济损失，包括当天的损害，清理世贸遗址，强化安全，对遇难者补偿，军事反恐等，总额高达7.33兆美元！这接近於美国国民生产总值（2013年16.8兆）的一半！ 美国付出这样巨大的生命代价、经济代价，换回的是什麽？起码换回了两个“无价”∶ 第一是过去这些年来美国本土一直安全。不是恐怖分子不想再袭击美国，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重创了恐怖分子，全球反恐取得成效，使恐怖分子更难袭击美国。美国的安全，是最大的成效和回报。 第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选举，震撼、刺激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从而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以及叙利亚、也门等国人民的民主呼声！这个巨大的“回报”更是意义深远！ 对这一点，1945年在黎巴嫩出生的中东问题专家、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阿贾米（Fouad Ajami）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从911到阿拉伯之春”做了深入阐述。 阿贾米对中东事务有深入研究，他是“中东和非洲研究”（ASMFA）创始人，《中东季刊》社论委员，目前是胡佛研究所“伊斯兰主义和国际秩序”研究项目的共同主席。 在911事件发生后，阿贾米曾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考察。他说有个阿拉伯语shamata（相当德语schadenfreude），可形容当时阿拉伯人的情绪。这个词的意思接近中文的“幸灾乐祸”。不仅普通的穆斯林，就是那些接受过美国教育的富有的阿拉伯商人，也对本拉登“崇拜有加”，认为他报复了美国。阿拉伯的知识精英，也几乎众口一词，用“但是┅┅”什麽的，来强调美国遭受重创是有原因的。 “阴谋论”更是阿拉伯媒体的热衷，什麽世贸大厦是美国人自己炸的，911那天成千的犹太人没去世贸上班等。反正整个中东的主导情绪，是对美国人遭受巨大灾难幸灾乐祸，感到高兴！ 这位中东专家说，阿拉伯媒体不去强调中东地区、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困境——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贫穷，社会的巨大不公；而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把矛头转向美国，反西方。 他说，911之前，美国对中东事务基本是不直接涉入的。但911改变了这一切，美国打了两场战争，终结了伊拉克的萨达姆和阿富汗的塔列班。当时布什总统明确提出，美国对外政策是“向全球推广民主”，把它作为结束恐怖主义的根本手段和目标。 阿贾米是美国的中东裔学者中最支持打伊拉克战争的之一，他认为伊拉克战争是“高贵的努力”（a noble effort）∶铲除那里的专制，向中东推广民主，对阿拉伯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 今天的事实已证明，整个中东的变化，就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了选举之后发生的。 阿贾米认为，突尼斯革命，埃及赶走独裁者，利比亚人获得自由，以及整体中东局势的变化，都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有直接关系”，都是布什总统的“向世界推广民主”的总体战略的效果。 他说，中东和北非发生如此巨变，“不是因为美国的坦克，而是埃及人、突尼斯人、利比亚人，他们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他们走向街头，不再惧怕，于是创造了令人惊奇的事情。” 对正在浴血奋战、争取自由的叙利亚人民，阿贾米说，“阿萨德政权的面具终於脱落了┅┅”他对叙利亚的民主前景充满信心。 911，美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重创”，美国就不会打这两场战争。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必须有民意基础。即使当年的二战，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如此嚣张，美国的民意，仍然是多数不同意参战；直到珍珠港遭到袭击，美国的民意才大翻转，支持对日本宣战。 今天，这场911袭击，也使美国民意大翻转，当时众议院以420比1、参议院以98比0的绝对压倒多数授权总统采取战争手段、使用任何武器打击恐怖份子。当时盖洛普民调，88％的美国人支持打伊拉克战争。 今天，这两场战争的效果已摆在眼前∶那里的专制政权被结束，那里的人民（五千万）有了投票权，那个选举的“信号”，传向了整个中东，由此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中东甚至北非，都发生了变化！ 今天，这个中东北非的革命余波，已震荡到中国，对13亿中国人的巨大心理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人们还无法想像它对整个中东和北非的冲击。今天，中东北非的变化，对中国等产生的深远意义，也是人们现在没法充分想像的。 但是无论中东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是人，内心渴望都是自由！所以，中东民主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必定是中国的明天！ 2015-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谷开来应被无罪释放
在“从薄熙来案看黑道共产党”一文中我写道，薄妻谷开来的一系列比江青还嚣张的举动，简直堪比黑道；其明火执仗的杀人行为更令人目瞪口呆。但随着薄案中更多事件被公布于世，我对谷开来杀人事件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认为这个案子如在美国审理，谷开来很可能被判无罪，因为各种迹像显示，她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谷开来杀人案审理时，只有少部分内容公开，我也没有特别关注。但最近通过薄熙来案，看到越来越多有关谷开来的内容，于是越来越倾向“谷开来有精神病”这个认知。 在中国恢复高考之前，我在中国一家省级精神病院工作了多年，虽然不是医生（图书馆长），但近水楼台，见过太多患者，并通过医生的诊断和阅读学到了很多有关精神病的知识，而且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领域，因为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实在见的太多了。不客气地说，这年头，有精神症状的人，远比精神健康的人多；而真正的疯子，也并不罕见。只是，了解精神病状况的人太少。 我基本判断，谷开来有明显的被害妄想症，是“精神病”中常见的一种。这从几个方面可看出∶ 第一，最早在薄一波的中南海内的住所，谷开来就称有人对薄熙来投毒。而这个住处只有薄熙来和他跟前妻所生的长子李望知常去小住，因此谷开来认定是李望知投毒。但经中央警卫局介入调查，没有发现投毒。可谷开来就一直坚持这样认定，显示出精神病人的“偏执”症状。 第二，后来谷开来三次报案，称她服用的药物虫草胶囊被投毒，说药里混合了铅、汞。据法庭供词，最初公安机关对此没怎麽理会（大概认为那是没有根据的胡闹），谷开来曾就此大发雷霆。直到时任锦州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接手（由富豪徐明介绍）承办此案，才有了“进展”。王立军为此设了“专案组”，认定李望知是最大嫌疑（几乎抓捕）。但业内人士认为，谷开来服用的虫草胶囊，里面的贵金属超标，主要是虫草药制造业的缺德导致，即用多添加铅汞来增加药品重量（以多卖钱），而不是什麽人投毒。 但王立军为什麽设专案组，并锁定投毒者是李望知？就是为了让谷开来“满意”（满足她心中的“被害妄想”）。谷开来满意了，就会在丈夫那儿为王立军吹枕边风、说好话，王立军才会被提拔。后来的演变正是这样∶从“破”这个所谓的投毒案开始，王立军才攀上薄熙来，薄到重庆当市委书记后，硬是通过中组部和公安部，把王立军调到重庆担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副军级）。有人推测，如果薄熙来不“出事”，现在可能就是“政治局常委”，王立军就得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了。 但该“投毒案”的明显不可思议之处是，既然王立军“破案”了，锁定了下毒者，那为什麽一直不去逮捕李望知呢？而且直到最后他向薄熙来汇报谷开来的“飞扬跋扈”时，还把谷逼他去抓李望知作为一个指控。这说明以王立军的智商和常识，他不认为李望知下毒。所谓破案，只是应付、取悦谷开来，跟上司的太太拉关系、为自己升官铺路而已。后来谷开来“精神症状”加重，对王立军太纠缠、太胡闹，要求太过分（包括命令他去逮捕谷开来自己的四姐等），他才不得已跟薄熙来“汇报”，没想到惹来大祸。 薄熙来的前妻李丹宇2012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当年她非常忧心，因为谷开来想把李望知送进监狱，或以其它方式伤害。她说，“谷开来就是个偏执狂，整天疑心有人要毒死她。”所以，从整个投毒事件来看，谷开来的“被害妄想症”早已相当明显。 薄熙来和谷开来的独子薄瓜瓜曾在香港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上说，他从小在姥爷姥姥家长大，四姨对他要求很严。也就是说，谷开来的四姐也是把薄瓜瓜带大的亲人之一。结果谷开来居然要让王立军去逮捕她。这足以说明谷开来很不正常了。 第三，谷开来居然带人去把重庆市委秘书长徐鸣的家和办公室给抄了！中国已不是文革时代，尽管谷开来是重庆一把手的夫人，但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再嚣张也不至于私自带人去抄政府高官的家！重庆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又是土地和人口最多的直辖市，是部军级。重庆市委秘书长这种级别的干部，是属于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市委书记都不能随便撤换他，而书记的老婆怎麽可以随便带人去抄他的家？而且还是带的“两劳”人员（即被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人员）。这种非常反常、离谱的事情，也只有疯子才干得出来。 第四，在王立军去北京开会期间，谷开来带着家里的勤务（那个后来跟她去杀英国商人的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人员）去把王立军的公安局长办公室给抄了，抄走了王立军的60多双皮鞋（中共公安局长的鞋子数量，也可跟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有的一比了），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 首先，什麽职务都没有的谷开来带人去抄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就已经疯得不行了，还把人家的衣服、鞋子等私人用品收走，这更是匪夷所思。薄熙来在法庭说，王立军跑去美国领馆，是由于他暗恋谷开来，“情感纠结”所致，还说“把王立军的皮鞋拿到我家里”（由此暗示、证明王谷关系如胶似漆）。其实薄熙来是心知肚明、自己清清楚楚地在编瞎话。那些皮鞋不是关系密切的结果，而是谷开来去抄王立军办公室的“战利品”。 而且，薄熙来关于王立军暗恋自己妻子之说，更是一个试图转移人们视线、为自己解套的手段之一。又是玩弄大家的智商。很清楚的是，薄熙来并没有说王立军跟谷开来有“两性关系”，甚至都没说谷开来的反应，只是明确指出王暗恋谷，然后用什麽“如胶似漆”这种模糊、却有暗示意味的词汇让外人想像。但实情怎麽回事儿，难道不是摆在桌面一样清晰吗？ 王立军的官运是薄熙来给的，所以后来薄才敢打他嘴巴骂他忘恩负义。以王立军那种挖空心思要讨好顶头上司薄熙来的处境和心理，打死他也不敢对薄妻有什麽造次。如果他曾表示对谷开来有“深情”，甚至有给她写“情书”（薄熙来声称），那也完全是谄媚主子夫人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讨好主子，而绝不是玩真格的。这点不仅王立军清楚，薄熙来更清楚！而王立军当然也是明确知道薄熙来清楚真相，所以才敢如此（写信）“张扬”自己对夫人的“爱慕”。这是一个“三人行”谁都清楚的“玩”。 但薄熙来现在居然把这种东西一本正经地拿到法庭，一副受害者模样指控王立军和自己妻子有私情。他实在太演戏、太玩、太恶劣了。王立军是哑巴吃黄连，但谁让他当年拍马屁拍到那种地步呢。谷开来是死刑犯呆在监狱，所以就只有任凭薄熙来在庭上耍、上演自编自导的“情仇活宝剧”。当然了，他敢演，是因为知道中国真有人信。敢耍小聪明的人，就是因为曾“耍赢过”太多比他弱智的人。 言归正传。谷开来带家里的勤务人员去抄堂堂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已经是太荒唐的事情。尽管她和王立军很熟，但王毕竟是副市长、公安局长，哪怕仅仅从个人体面上来讲，北大毕业的律师谷开来也绝不应该做那种泼妇般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她严重地精神不正常。而且不仅去抄家，据薄熙来的供词，谷开来还在王立军的办公室墙上张贴了六、七十条标语，什麽“你要警惕了”之类，这更完完全全是一个疯子的行为。那个满墙贴标语口号的举动，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歇斯底里发作表现！ 第五，最初读到谷开来杀英国商人的过程，就觉得太离谱了。任何一个人蓄意谋杀，都首先会想到掩盖，会尽量设计不留蛛丝马迹的逃脱。而谷开来则大大咧咧地带着家里勤务人员，扬长而入外国人住的旅馆去杀人，甚至自己亲手灌药。她不简直傻透气了吗？如今稍有档次的旅馆都有闭路电视，进入旅馆的人，都留下录像。谷开来对这个毫不在乎。她是律师，不是文盲，怎麽连这个最最基本的智商都没有呢？她好像完全不懂得“蓄意谋杀”是会有后果的。这只能说明，她的确是疯了。 而且据警方的检验报告，第一次灌的毒药被英国商人吐了出来，于是谷开来又亲自第二次灌。如此杀人勇气，一个弱女子，不疯到相当程度，很难想像。 第六，如果谷开来没有精神疾病，如果她真想除掉那个英国商人，以她跟王立军的密切关系，更准确地说，以王立军千方百计地巴结她（她要毒品，王立军都提供）、想通过她更亲近薄熙来，好获进一步提拔（例如王立军曾直接向谷开来求情，希望她在薄熙来面前为自己说说话，提拔他当重庆市委常委），她跟王立军提出，王很可能会想办法把帮她解决。“车祸”也好，“猝死”也好，或让被抓住的黑帮人物去做，以交换刑期等等，都会比谷开来自己这麽赤裸裸地杀人要“专业”、不留痕迹。所以，从这个自己亲自、堂而皇之地杀人这个行为的过于弱智、过于不合情理，也佐证谷开来是有严重精神症状的。 现在中国国内对谷开来杀人的完全不合理性提出强烈质疑的是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任法医师王雪梅（前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她开了记者会谈其质疑理由。但她把谷开来的“完全不合情理的杀人”归罪于是王立军指使（诱导），或就是王立军们干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来搞掉薄熙来。我看了王雪梅记者会的视频，感觉她归罪王立军的说法不仅无法成立，而且她那种手舞足蹈、亢奋激昂、随口乱讲的样子（什麽“高级妓女我认识很多，像谷开来这种阴柔的吸引男人的女性心理我太懂了”等等），实在不像个专业法医师（甚至让人感到她也有精神症状——起码是小舞蹈症）。但王雪梅明显是感觉到了，谷开来这样杀人太不合情理。只不过她的思考方向不对，而且她的讲话太夸张、太表演性，有哗众取宠之嫌。 整个薄案，爆发点是王立军进美国使馆，背后触发是谷开来的精神症状。可能至今薄熙来和王立军都没有醒悟到，这一切都跟他们缺乏精神医学知识有关。如果他们早一点认知这些，对谷开来精神治疗，不至于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当然了，幸亏他们的无知，才得以把又一起高官的贪污腐败暴露出来。 精神医学知识，尤其预防医学，在中国根本没有普及。所以大多数人对自身和他人的精神疾病不够警惕。精神疾病的症状有各种程度，人们一眼就看明白的疯子是少数，而那些对时空、环境、谈话对像等明显缺乏概念（脱节）的多数精神病患者们，人们就忽略了。比方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患者，他不分场合地讲蹩脚的英文，给外国老学者弹唱表达少女之心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在葡萄牙国会演讲，不经邀请就唱起来，人家礼貌性鼓掌，他又接着朗诵唐诗（葡萄牙们怎麽能懂中文），还露着富士山般的大肚皮在死海仰泳，访问土耳其时被颁奖，抢先自己拿过奖章带上，连土国媒体都嘲讽中共领导人有神经病，甚至面对西班牙王子王后，拿出小梳子理起自己的头发┅┅十多年前我曾写过《给江泽民夫人的公开信》，调侃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精神症状。 其实只要留心一下中国的相关医学报道就会知道，中国的精神疾病问题非常严重。据2009年中国官方报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再无类似报告），中国有精神疾病的人一亿以上，其中重症者1600万（相当整个荷兰人口）。中国的精神病人有四大趋势∶发病率增高（已增至14%）；年龄下滑（各种年龄段都有）；分布广泛（无论城乡和职业）；杀伤力大（自杀15%，杀人10%）。中国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的10% 就是160万（杀人者）。只是今年七月份，中国媒体就报道两起精神病伤害案（导致三人死亡）。 杀人当然是最残酷的损害他人行为。但精神病患者杀人，是被免于刑责的。这不仅是西方的惯例，中国也有同样的规定。只不过在鉴定“是不是”精神病时，中国在某些情况下，则会根据政治需要来处理。例如把政治异见人士关进精神病院，把真正的疯子谷开来判处“死缓”。中共办案人员也明显是知道谷开来有精神病的，例如薄熙来在法庭披露，“办案人员跟我讲，谷开来疯了，她说杀人有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是民族英雄。”谷开来的律师如果真想给她辩护，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insanity defense（精神错乱辩护）。而谷开来多年以来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应是足以佐证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例如仅仅一周前，澳洲媒体报道，中国留澳博士生张瑞往同实验室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身上泼硫酸，还用锤子打对方头部（导致送医），但因精神疾病被法官判处无罪。再比方说，以前有美国的疯子对总统里根开枪（打死了一个护卫，还把总统幕僚长打成终生坐轮椅的瘫痪），但就因为最后判定他是精神病，所以没被判刑，而是送进了精神病院。 大概很多人看到了谷开来为薄熙来案作证的录影，认为她很正常呵。说话软软的，声音柔柔的，很平静，甚至很斯文。但如果你在精神病院呆过，就会清楚，有一类疯子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得比正常人还“正常”，或者说比正常人还“好”，不仅能正常地处理很多事情，也非常地文明礼貌。但他们“疯”起来，不仅会歇斯底里（这比较常见），甚至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是不懂得后果的。 所以对于薄熙来一案，在正常的司法情况下，应该重判头脑清楚、百般狡辩、演戏抵赖、毫无悔意的薄熙来，而应该把精神病症状非常明显的谷开来送去精神病院鉴定，如果确诊是被害妄想狂，就应该无罪释放，送院治疗。 2013年9月17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2013-09-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精英话语系统为何瓦解？
何清涟 话题缘起 国内财新网采访了许知远，他是在中国传统媒体上还有言说空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中生代的代表人物。但许知远发出的感叹却是：“我没想到精英话语系统会这么快瓦解”。 其实，以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精英话语系统（以下简称精英话语系统）之瓦解，并不始于今天。如果说80年代是新启蒙，90年代由自由主义学者们担纲进行再启蒙，到韩寒现象风靡大陆之时，精英话语系统已经是强弩之末（这是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的话题）。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历经了以三次事件为标志的三个阶段，精英话语系统先是受到同一阵营（主要是口头暴力革命派）的嘲弄、政府宠养网络倡优的严重羞辱，再到2017年的自我放弃，终于陷入瓦解。 这个过程完成之后，自由派知识群体完全边缘化，无论在朝在野的各种势力，均不以其为社会转型中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艾未未的政治嬉皮与公民参与活动 艾未未认为“行为即艺术，即自由表达”，他也确实知行合一，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理念。除了天安门前竖中指，一夫八奶的裸照这类恶搞行为艺术之外，具有社会意义的至少有以下诸项：2008年在网上发起的5.12四川汶川地震公民调查活动、对浙江村民钱云会之死的调查，等等。如果说以一个人的名字冠名一段时期，那中文推特在2008-2011年6月这段时期，确实姓艾，他不仅主导了中文推特，还型塑了中文推特圈的禀赋。 艾粉们曾是中文推特上的一大族群，当时的艾粉们也多少带点艾未未的痞气，喜欢在推上打群架、拉偏架，嘲弄公共知识分子与零八宪章。尽管他本人对非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的主张有点模糊不清，也是推特各种斗殴的根源，但因艾未未本人使用的是普世价值这套话语体系，对抗的是政治强权，因此，“艾氏推特”胡闹嬉皮不断，也还有个限度，不似2017年郭氏推特革命初起阶段，郭粉如蝗虫过境，推特圈几无噍类。也因此，在艾未未入狱之后，推特很自然地进入百花齐放、各自言说的相对平静状态。 但艾未未的行为艺术政治盛行的后果之一，是精英话语系统从受尊重到瓦解的起始点。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主导中国民间思想舆论的主体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零八宪章》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一代知识人理解的宪政民主理念，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发动并参加了签署活动。在艾未未被抓之前，他的行为艺术通过网络加速传播，年轻一代看到了恶搞行为艺术让当局陷入无从措手的狼狈状态，品尝到“快乐维权”的快感，一些维权人士宣称：“上街一站，胜过言语千万“，提出中国不需要启蒙了。承接80年代新启蒙的90年代再启蒙到此中断。 推特一度姓艾，证明勒庞在《乌合之众》所说过的一段经典名言是不易之理：“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这一时期还有个小小的插曲：韩寒于2011年最后一周接连发表三篇标题磅礴的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这三篇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弹与批评。但韩三篇现象，是精英话语系统瓦解的结果，而非原因。 国家权力对知识的轻蔑：周小平面圣与受重用 江泽民宣称要与国际接轨，藉此消除六四屠杀在西方投下的阴影，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有过一段稍微宽松的日子。“三个代表”理论的出炉，表明当局当时确实想建立政、经、知三大精英同盟。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少数体制外积累了声望的自由派知识精英还被纳入体制，南方系列媒体也曾为自由派知识精英提供了平台。薄熙来“唱红打黑”之时，也曾邀请几位“知识精英”入幕，增加其“入常”的份量。这部分人对权力的曲意迎合，确实再度让知识精英蒙羞。但知识精英仍然还能保持劝说当局、启蒙大众的热情与毅力。 在2014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接见网络写手周小平、花千芳之后，中国知识精英基本放弃了劝说的念想。因为周小平不学无术，将臆想的北韩、世界状况当作言说的依据，并随时编造各种数据，几乎人所共知。互联网时代出现这种写手不足奇，奇的是这种人被当局请入殿堂，此举实让中国士林心寒。最搞笑的是《环球今日评：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不嘲笑“可怜夜半虚前席，网络混混成帝友”，反而肆意嘲弄文坛群英“嫉妒周小平”。这篇文章的作者不知道，重用周小平作“喉舌”，当局本意确实是羞辱士林，但最终却是当局自辱，因为这等于昭告天下：在当朝者眼中，知识学问的分量远不如拍马重要。 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精英话语系统在中国朝野均陷入彻底瓦解状态，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言说，这种言说随着南方系列的衰落仅剩余音绕梁。推荐周小平入习之幕的鲁炜直到2018年失势，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2月14日刊登了一篇《鲁炜四宗罪暴露中共制度建设软肋》，特别提到：“在2014年10月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经网信办推荐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及花千芳获得习近平鼓励，但周、花在社会上口碑极差，让习办颇为不满。” 习如果真心不满，周小平还能在中国胡言乱语、如鱼得水风光这么些年？只能说这是习办挽回面子之举。 精英话语系统的最后一击来于自残 2月19日，刘水(@liushui1989)发布一条推文，认为“郭事件最大失败者是民运，这并非郭终结了民运，而是民运人士主动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表面看对郭是判断错误，深层暴露民运的价值、路径错位，与中国现实脱节、隔绝，对制度转型理论陌生，知识结构老化。还停留在用中共革命思维和方式来反共，无能站在制度转型高度解释中国并提供理论依据。” 我认为这段话总结的不止是民运，因此回了一推：“其实还有一个后果，即批判型知识群体通过这一事件彻底边缘化。这个群体在胡温末期还努力挣扎着坚持公共言说。习启用周小平等网络混混羞辱士林之后，这个群体转向媚俗。到2017年彻底完成这一过程，导致精英话语系统瓦解无存——多年以后，一些人也许承认这点。” 推文太短，有些话我没有说。对于民运群体的未来，大家已经讲得够多了，我也早指出过这一群体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事只关系到民运人士与民运的未来，与中国未来并无多大的关系。但我认为，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郭事件中因自残而导致的精英话语系统瓦解，才与中国未来有关，因为他们本应作为时代的先进。作为知识群体当中的一员，将一些话说透说明白，既是我的责任，也是为知识群体负责。 在郭氏推特革命（2017年3月-9月）当中，中国知识群体中不少人用自残的方式彻底瓦解了他们从中获得人生意义的精英话语系统——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宪政、民主、自由这套理念。 知识精英大都熟悉冷战时期东中欧国家对极权的反抗，其中部分人也可能知道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曾提出“捐献公民社会”，要义就是反对当局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用政治反对人士的个人隐私来羞辱打击他们，而是价值观的对决。他们之所以主张这点，一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证明自身的价值观远优于共产极权意识形态，他们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里还有一层手段上的考虑：他们知道，共产政权当局利用老大哥监视公民，当局掌握人们的隐私，远比普通人知道政治高层的丑闻要多。在互揭丑闻的战斗中，异议人士未必更占优势。圣经故事言：耶稣让自认为无罪者用石头砸死妓女，结果所有人都羞惭而退。道理很朴素也很永恒：很少有人是圣人。 中国知识群体在支持维权人士的时候，也反对过当局利用政治反对者个人生活经历来污名化维权人士，比如对吴淦父子。但在2017年时，他们忘记这一点，居然以为依靠抹黑与制造丑闻等“爆料”，就能打击共产党政权，是通向民主化的捷径。也因此，郭氏推特革命的参与者先是沉浸在爆料的狂欢中，继而湮没在郭及其支持者揭发曾经的支持者或敌人（即民运人士）的丑闻中。有人在道理争论中落于下风时，立刻采用揭所谓隐私的手段，这类举动多了，让良知犹存、是非尚明的推友非常不齿。 也因此，知识群体在这场“郭氏推特革命”中，甘心情愿地让自己沦为郭的追随者与“学生”。在谈到毛时代与文革时，中国知识人（除新左派之外）基本都认识到：毛的个人崇拜是针对愚民的统治术，必须摒弃；政治运动与文革中的人人表态、个个过关是裹挟人的暴政及暴民行为，应该唾弃。这些被他们陈述过无数遍的道理，在郭氏推特革命中，却被不少知识人全然忘记，不仅自己唯郭是从，还劝说强迫别人表态，不表态就视为“异类”口诛笔伐。 人类历史上，无论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思想启蒙，甚至美国的独立战争，都离不开知识者的启蒙。作为授业、传道、解惑的知识群体的堕落，既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沉沦程度，还让这个国家失去了明天。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有段名言：“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只是人类思想无形的变化造成的有形的后果而已。” 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已经严重戗害了中国的年轻人，在1990-2010这20年中，不少知识者在大学讲堂、在媒体上，都未忘记自己身负启蒙与传播自由民主理念之重任，做了不少事情。如今，在当局的打压下，言说阵地日益缩小，这种困境之下，正需要知识者坚守价值理念。可悲的是，不少知识人不但没能坚守，反而转向媚俗，以为附和大众，赢得掌声，就是赢得了时代，赢得了未来。 郭文贵这种因失去官家靠山而陷入困境试图保命保财报仇之人，中国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2017年出现官场人士、知识群体、政治反对者、社会底层竞相附从的景象，却前所未有。中共当年在延安时，因其有当时很能迷惑人的共产主义学说包装，示世人以理想与未来，导致知识分子景从，知识青年纷纷奔赴“革命圣地”，还可以说是被中共欺骗。这次郭氏推特革命什么包装也没有，所谓保命、保财、报仇等完全是本色演出，却导致一众知识人竞相自残附从。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话：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无论是网络巨头还是上层，中国社会的精英们，都选择纵容和谄媚，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谁能赢得这些网民，谁就能赢得中国的未来，于是，中国网络的趣味日趋屌丝化、噪音化、水化，这就是中国网络不可逆转的现实”。 中国知识群体当中不少人曾展现不媚权的姿态，却输在一味媚俗上。他们在讽刺挖苦当年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无数次之后，还轻易地倒在2017年的郭氏推特革命中，这已经不仅只是中国知识群体的悲哀。 谨以此文悼念中国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精英话语系统的瓦解。 （原载民主中国，2018年2月24日，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7613）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数据造假惹出的中国“国际抗争”
近十年来，中国媒体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何时超过美国。如果不是《金融时报》报道，相信90%以上的中国人不知道过去一年时间内，中国政府为拒绝成为世界经济的No.1而顽强地抗争了一年（被贬称为“整整闹了一年”）。除了脑筋急转弯，大多数人实在想不明白以下因由：一直说西方反华势力害怕中国强大而唱衰中国，到头来却是中国害怕“被强大”而进行“国际抗争”。 这都是中国统计数据造假惹出来的“祸”。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测算一国经济规模的GDP数据都是由该国相关部门提供，在中国就是国家统计局。世行对各国送来的数据，按统一标准分析，因此，问题并不是出在世行，而出在中国国家统计局。 我那本《雾锁中国》的第十四章，叫做“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为什么在研究媒体控制的书中写这么一章，就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统计数据早就成了党渲染成就的重要扮靓工具，是“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章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一节中，我专门指出，因为中国国统局的功能并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政府统计机构：它不仅负责收集、处理、公布统计数据，同时还扮演着“党的喉舌”这一政治角色。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统计数据“营造”出中国经济繁荣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有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出版物，这就是各地书店都出售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列出的统计数据，其特点是“报喜不报忧”。但一般社会公众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的官员还有另一套信息来源，那就是由国家统计局分发、只在政府机关“内部”流通的分析报告。凡是政府认为属于“负面”的数据、或者可能导致对中共当局不利结论的数据，在中国都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而只能在“内部”出版物中刊登，“供领导参考”。 国家统计局有几种“内部”出版物，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它属于“机密”级，发送至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是少数几家能够看到《统计资料》并摘抄刊登有关中国经济情况数据的媒体。国家统计局内部出版物当中保密级别最高的是《统计报告》（“绝密级”），通常只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非中共党员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等高级领导人阅读。由于《统计报告》的功能是向政府高层报告真实的经济动向，所以会涉及最敏感的数据和判断，其中的真话要多一些。但在中国能看到《统计报告》的人数不多，据说不超过一百人。 \官方数据经常打架\ 由于国家统计局有“几根舌头”，同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被诠释得面目不一。我在“被数据迷宫绕晕的北京”（VOA，2011年7月15日）举过一些事例，2011年6月24日总理温家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已成功地遏制国内通胀，抑制住价格压力。十余天之后，即7月9日，中国国统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6.4%，创近三年来新高，显示在货币紧缩政策之下，通货膨胀触顶过程仍在继续。这类事情在温身上不止一次发生：2009年2月1 日，温相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次日即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与温相公布的1200万多了800万。无巧不成书的是，其时，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上宣称，中国农村贫困人数在30年间已经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庄严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至2,000多万，比李团长宣称的多了600万。 只能推想，在欧洲相当于一国人口总数的数百万人口，在中国属于正常的“统计误差”。 \GDP显露中国数据造假的冰山一角\ 中国统计信息严重失真，让政府的决策层失去了制订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因为各类统计信息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政府与相关行业了解情况，以便政府做出相应的政策决定或者供行业作为投资参考。 GDP用来做为中国经济核算体系的历史至今也只有30余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当年讲的“工农业总产值”几年内翻一番时，用的还是服务于计划经济的以苏式MPS（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为基础的核算体系。1985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以GDP为主，建立国家和省两级GDP核算制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中国停止了MPS体系的核算方式，全面转向GDP为核心的SNA体系，即国际通用的国民核算体系。 由于干部考核标准中的核心指标是GDP增长速度，从此以后，GDP在中国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既是数字，更是政绩，还代表着国家实力，“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形成恶性循环，弄得美国经济学界从2001年至2008年之间，两度就中国GDP的真实性进行讨论，用电量与能源消耗量与GDP不匹配就是那时提出的质疑依据。中国媒体关于GDP注水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2003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在“GDP平均增长率：为何地方比中央高2个点”中，引用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长曹玉书谈GDP数字出笼内幕：地方往往比中央定的增长指标高两个百分点，“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中央的对策是“挤掉两个百分点的水分”。 这种数据造假的报道从来没断过。就算是对GDP数据持怀疑态度的李克强任总理，也无法让其变得真实起来。今年1月，国统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GDP总量为56.9万亿，与28省市区GDP总和58.9万亿的误差为2万亿。承受了造假批评的国统局感到委屈，认为“挤地方GDP水分，……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治本之策。如果干部的升迁和任用不仅看当地经济增长快慢，还要看老百姓的反映好坏，看环境指标如何，看政府债务情况，进行综合评判，就会消除GDP造假的内在原因”。 \拒绝成为No.1成为闹剧\ 最后，将中国过去一年的新国际抗争简述如下：从毛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就以经济上超英赶美为目标；江胡两任总书记任上，媒体上关于中国何时赶超美国的讨论都有了具体日期，从2020年到2030年实现的预测一应俱全。对中国经济的批评与怀疑往往被北京及爱党爱国者看作是反华势力在“唱衰中国”。如今中国求仁得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梦想提前实现，但骨子里未脱计划经济思维的中国政府，对这提前实现非常不满，尽管这是世界银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测算出来的结果，中国还是坚决拒绝接受，并为此进行了一年顽强的国际抗争——问题出在哪里，相信脑子不糊涂的读者自有判断。 2007年，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死于污染的人口达75万，中国政府“抗争”过，世行妥协并修改之。如今成为No.1，这本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也引起中国政府长达一年的抗争。思来想去，让中国政府高兴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北京自选排名，“纵横天下任我行”。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505/1907507.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专访曹长青∶为何给乔布斯爱迪生的分量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港台译为贾伯斯）逝世在全球引起了震惊。无论政界还是民间，对他都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是百年不遇的、爱迪生式的天才发明家。在中国各大微博，悼念言论铺天盖地，仅两天时间就超过8200万条。对於这位划时代的天才发明家为什麽会引发全球规模空前的悼念，旅居美国的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就请听本台（希望之声）记者静汝的采访。 记者∶这种全球范围的悼念规模浩荡空前。请问您是怎麽看的？ 曹长青∶乔布斯的去世引起了全世界这麽多人的关注和悲痛，可以说，这种伤心超过对当今任何国家的政治人物去世的感觉。我觉得至少有二个原因∶ 第一，乔布斯体现了人类的伟大性。 乔布斯发明创造的新科技产品，使整个人类受益，无数人从那些划时代的伟大发明中，得到生活的便利，甚至生命品质的提高。比如说用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发明的iPod听音乐或听书，简直让太多人得到美妙的享受。从人类最早发明（取）火，到爱迪生发明电，再到乔布斯发明iPhone等，这些伟大的发明，证明了人的头脑的巨大潜能，它在展示个体的能量的同时，提升了整体人类的生活水准。所以，乔布斯成为当代新科技发明的象徵性或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之一。人们称他“像爱迪生一样，是百年一遇的天才！”甚至有人评价他具有像爱迪生发明“电”那样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我们的世界，是像乔布斯这样的个体天才们在推动著往前走。而不是那些在华尔街举著牌子抗议资本主义的寄生虫们。 第二，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在十多年前，美国的科技在全球比重就占高达40％，几乎主导世界。现在仍是全球第一。这种新科技的发明，只有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国家，才有更大的可能。因为自由世界才更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给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提供最大的可能。资本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合理、最公平的制度，那就是多劳多得，自由市场给任何产品提供了自愿、平等“交易”的机会和平台。它不是外力威逼的结果，更不是权力者压迫的结果，而是按市场规律和原则，自由交换的结果。乔布斯的发明和创造，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才能获得最大的回报。在“主观为自己”的同时，“客观为了他人”，向整个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服务、最大的贡献。所以，乔布斯的成gong，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gong，这是整个人类，包括中国，都正在走的道路。 记者∶有中国网友发帖说，对比乔布斯，中国的方滨兴应该跪在长城边上受万人唾駡。线上简历显示，方滨兴主持建设了“国家网路安全监控平台”等，是网路控制的主要罪魁之一。 曹长青∶乔布斯所代表的新科技发明，不仅对整体人类的生活和生命品质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和贡献，另外，这些现代科技的天才发明，对那些仍生活在极权世界的人们，也具有帮助作用。人们正是借助於电脑、互联网、脸书、推特、智慧手机等新科技，突破了独裁者的专制城墙，来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周边的真实。通过新科技，人们空前地连结到一起，形成“英雄所见略同”——共同痛恨专制，渴望自由，并勇敢地起来争取。突尼斯的变化，埃及的变化，利比亚的变化，都得利於电脑、互联网等新科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获得信息、人们相互连结的新方式。是新科技和新信息，解放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人，并正在帮助推倒所有专制的城墙！ 记者∶据海外媒体博讯网报导说，一位大陆媒体人士透露∶接上级部门紧急通知，禁止高调炒作美国苹果公司前领导人乔布斯去世消息。请问您认为中共为什麽要这样做？ 曹长青∶中共所以这样做，我想主要是恐惧乔布斯所代表的自由精神。就像我上面指出的那样，乔布斯代表的是个体自由创造的精神，私营企业的独立发展精神，资本主义的平等交易的精神，而这些，都是跟共产党的极权垄断，包括对市场的控制，对私营企业的压制，对个人自由的剥夺等，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乔布斯的精神在中国蔚然成风，共产党的专制就会垮了。因为中共的统治底座是群体主义、民族主义，而乔布斯所代表的这种伟大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对一切极权的根本性威胁。 记者∶许多中国网民称赞乔布斯的创新推动了信息在中国的自由传播和公民意识的增强，互联网和智慧手机为人们提供了即时讨论乔布斯逝世的平台，这让中宣部的禁令难於维持。请问您是怎麽看的？ 曹长青∶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感受到了，乔布斯所代表的新科技，对中国的信息流通，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包括中国公民意识的增强等，产生了重大作用。从中共当局无法禁止住中国人利用互联网和智慧手机等作为平台，来讨论和悼念乔布斯就可以看出，在新科技面前，一切专制的防火墙，都在被打破、被推倒；自由的信息，自由的精神，正在传进中国，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千家万户，进入亿万人的心灵。这也是我对中国的变化——结束专制，获得自由，充满信心的根据之一，因为中国正在经历新科技环境的变化，现在中国上网人数已达五亿人，还在以几何级数迅速增多，这将像突尼斯、埃及以及利比亚一样，中国人也被自由的信息解放，成为自由人！这是乔布斯们的伟大贡献！所有正在争取自由、获得自由的人民，将更加怀念他！ 记者∶据了解，中国民众对乔布斯去世不仅感到悲痛，同时还热议为何中国出不了乔布斯？ 曹长青∶刚才我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就是乔布斯代表了一种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是中国缺乏的。如果今天中国允许自由讨论和悼念乔布斯，大家起码就会提到一个问题，为什麽乔布斯会产生在美国而不是产生在中国？乔布斯为什麽在美国能，首先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乔布斯很早就退学了，自己发明创造，创办私人企业。那在中国的私人企业行麽？中国较大的私人企业都是挂靠国家有关部门的，而不像西方是真正的属於个人。中国的私人企业基本还被政府控制，而美国的私人企业是独立於政府的。所以，他可以独立的发明、独立的创造，不受政府的左右。 另外，美国有自由的空间。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给乔布斯的成长提供一个想像力和创造力不受限制的环境。所以，他才可以自由的发明和创造。而且乔布斯的个人发明成果在美国可以得到充分的尊重，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中国的话，他有什麽发明创造，政府一句话就可能剥夺了，变成国家的了。而只有在美国这种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出现乔布斯。 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如果可以自由地讨论乔布斯的话，我觉得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更深入了解什麽叫个体精神、什麽叫私营企业、什麽叫想像力、创造力，为什麽自由的国家才会产生乔布斯这样的人，会有重要的启示。这也是为什麽中共当局恐惧、要压制的。 记者∶就您刚刚谈到的这些问题，让我们联想到2011年刚刚出炉的诺贝尔奖。有网友感叹诺贝尔奖似乎与中国人无缘？ 曹长青∶乔布斯是一个天才。那为什麽这些创造者、发明者不是在中国？得诺贝尔物理化学等奖项的人都是在海外？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价值取向问题。你的价值取向是控制中国人，自由的想法、想像的能力都被窒息了。包括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现在还在中国监狱里呢。这从正面、反面都说明你这个制度有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扼杀人的想像力的制度，扼杀人的创造力的制度，扼杀人的自由的制度，剥夺人的权利的制度。所以，从乔布斯获奖我们可以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种限制、窒息、消灭乔布斯的制度必须结束，中国才能产生自己的乔布斯们。 （文字稿根据录音整理）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2011年10月8日》，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008/200434-1.asp） 2011-10-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公私合营 2.0 版始点：国资入股视频公司
何清涟 5月23日，腾讯财经刊登消息，国家广电总局建议，包括优酷土豆和聚力在内的视频网站在6月10日之前，与国有股东单位签订不具约束性的协议，向这些国有股东出让至少1%的股份作为特殊管理股。此前路透等媒体刊登的类似消息终于被证实了。 中国评论者准确地将此称作公私合营2.0版。不过，中国政府的这一深谋远虑，在2015年9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中，已经非常清晰地阐述过了。只是当时都将方案中提到的混合所有制指为私有化，我当时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是要化私为公，而非化公为私。 为何选视频公司做为切入点？ 选视频公司这个网络公司的分支做为切入点，可以满足两个需要： 一是信息控制的需要。尽管互联网目前还未被正式当作传媒产业，但传媒业对互联网的倚重已成定势，互联网已经成为传媒的翅膀；没有互联网，传媒信息无法得到即时传播，控制互联网就等于控制了传媒业。有人说，这国有特殊管理股只有区区1%，起不了大作用。这还真是小看了中国政府，政府要这1%特殊管理股，本也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安插人员贴身监管。就算没有这1%股份，政府派个人来蹲点，也没有哪个企业敢拒绝。在中国政府看来，以政府之威权，加上这1%的股份，算是先礼后宾了。 二是满足中国政府筹谋已久的化私为公之需要。2015年《国企改革方案》下达，我就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方案》第十八条称：“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发展前景不好的民营企业大可放心，国企不会光顾你。但如果效益佳、市场前景好，国企将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收购部分股权或壳资源，躲是躲不掉的。与制造业相比，互联网等科技公司，当然属于“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朝阳行业。 基于上述理由，在中国政府看来，选择这些经营性文化产业，取得1%的特殊管理股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些民营企业是不是愿意，恐怕不在政府考虑之列。 腾讯财经的文章还抱一点侥幸心理，说“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关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的范畴是‘按规定转型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民营企业并不包括其中”，“事实上，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及国企改革中亦未有实施特殊管理股的先例”。 如果腾讯老板马化腾认为自己有随驾访美之功，算是通天人物，那么最好看看当时与他一同随驾的百度老板李彦宏的现今处境。在中国活着，就得明白“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法律都可以随时修订，更何况只是政府文件，没有先例也可以创造先例出来。 公私合营2.0版是温柔一刀 有人问我，国有资本放股视频企业，是不是只在几个行业试点，不会全面开花？因为2013年一份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特殊管理股”，但该文件只说了“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 这点，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只要有利可图的行业，最后都难以避免国资入股。2015年《国企改革方案》第十六条称，“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改革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切实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对这类重要的政府文件，我的经验是一定要逐行逐句读，不能一目十行。用互联网时代的快餐式阅读，肯定会漏掉重要信息。从“改革要依法依规”开始，可以暂且略过，但是，前面一定要仔细读，既然是“因地、因业、因企”施策，“不设时间表”，就是说随时随地可以开始，某家企业今天不在国有股参股范围，不意味着明天不在。 还有人问我，会不会像1950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那样残酷，资本所有者最后除了定息之外，一无所有？ 这我倒是相信不会，因为时势完全不同。 1950年代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比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容易推行，原因在于当时工商界人士已领教过“三反”、“五反”的厉害。在“五反”高潮的一、两个月内，上海有一千多人跳楼自杀。上海工商界人士当时打听政治行情，用语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代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跳楼自杀”。卢作孚是毛泽东曾表彰过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四大代表之一，被迫跳楼自杀；上海“冠生园”品牌创立者冼冠生，因不堪凌辱跳楼身亡。尽管毛泽东声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个“说服、动员、批评、组织的过程”，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工商界有了“三反”“五反”的运动经验，对毛的的真正意思领悟得很清楚，知道在“说服、动员”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荣毅仁等“红色资本家”的率先垂范下，敲锣打鼓，乖乖地将自己经营的全部产业交给了中共。到1956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国有化，中共完成了一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成千上万个想不开的资本家、小业主跳楼自杀，则被中共斥为“罪有应得”。 习近平不需要走到那一步，因为他要入股民营企业，主要是要在盈利企业中插足并控制之。他要企业，也要善于经营的企业家。如果将企业全部收归国有，逼企业家走人，就没有人为企业赚钱了。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是什么料，他非常清楚。因此，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时，这刀子下得会温柔一些，比如说服、动员，晓明利害，劝说企业“让”出一些股份，与政府合资。如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多年与政府打交道磨出来的人精，当然明白政府的“说服动员”是“敬酒”，“敬酒”不吃，接下来就是难以下喉的“罚酒”了。 最后想提醒一下，关心自己家业的民营企业家们，不妨认真学习一下2015年《国企改革方案》，弄清楚该方案的要点不是全部国有，而是要实行“混合所有制”，这“混合”二字包含两重意思，一是鼓励私企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二是国资可以入股私企。从方案颁布至今已逾大半年，关于政府鼓励私企购买国企，还没看到媒体报道过响应政府号召的“先进典型”，也许还在“选角”或者“诞生”过程中。如今倒是看到政府采取主动，屈尊要求参股私企。民营视频公司大概是因为盈利与前景都不错，且事关信息控制的党国大业，因此中了头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2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private-patnerships-20160523/334337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生不逢时的“新土改”
在中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当中，去年10月出台的“新土改”堪称最生不逢时者。 2008年10月，以“土地承包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 “新土改”闪亮登场，学界与媒体对“流转”将为农民带来“巨大收益”的幻想曲刚开始演奏，农民工的失业返乡潮就不断涌来。不少农民工返乡之后，开始与代耕户争地。辽宁、湖北等地相继曝出返乡农民工的争地纠纷之后，农业部于2008年12月发出警告，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后土地流转纠纷”。但各地的争地纠纷仍然不断发生，如最近广东开平一些返乡农民工依仗自己的“地头蛇”身份，纠合本地农民使用暴力把外地代耕农的住房、猪舍砸成废墟，使得那些与村委会签有多年代耕合同的外地农民顷刻间家业毁损殆尽，挈妇将雏四处流浪。 各地无法消停的争地纠纷，令中国政府颇为尴尬地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农民目前没法离开土地。 土地流转：是政府强制还是农民的希望？ 既然农民无法斩断本身与土地的联系，那么到底是谁热切希望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流转？ 答案不难找到。事实上，2008年10月中央政府允许土地承包权流转，只不过是对农村土地大量流转这一既成事实的政治确认。中国农业部公开承认，截至2008年8月底，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1.0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8.7%。不过，农业部这里说的只是总数，各省情况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比例远比经济落后地区要高得多。上海市至2007年底已流转土地134万亩，占全市延长承包期土地面积的53.7%。广东省截至2007年12月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占农村家庭承包面积的14.4%，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农户自发流转。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承包权流转上，政府的热情显然比农户要高得多。以江苏省为例，在中央政府允许土地流转以前，该省已流转土地占全省农户承包土地面积的16.5%。2008年10月中央政府鼓励土地流转之后，江苏各地政府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市县直接定指标，有个县提出当年“保证完成”流转土地6到7万亩，指标又被逐层分解到乡镇。不少乡镇干部张口便是“千亩规划”、“万亩大棚”，强迫农民退出土地经营。土地承包权流转，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于此可见一斑。 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曾盛极一时，但用之于中国却完全失效。因为中国农民无法在城市里容身，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处在巨大就业压力之下的城市，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二是农民工的工资相当低廉，无法在城市购房及支付其他开支；三是受户口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子弟要在城市读书，必须交高昂的赞助费。因此之故，改革历经三十年，从户籍身份上看，中国农民尚有9.5亿左右，其中至少还有7.5亿居住在农村。 土地的稀缺与工作机会的稀缺，导致大量农民丧失了基本生存权利。目前全国失地农民约有8000万左右，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即使在工作机会远比他处要多的广东省也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调查小组曾在广东省的广州、增城、佛山和中山等地做过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当中，有68%的没能找到工作。 当中国城市本身就为失业问题所苦之时，根本无法接纳过多的农民工，这一点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近年来因征地引发的反抗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就在中国政府2008年10月推行“新土改”之后，各地反抗征地的斗争仍此起彼伏，仅2009年2月就在湖北省十堰市陨西县城关镇、广西省桂平市蒙墟镇流兰村与四川成都大邑县同心村等地发生数起。 中国农民没法离开土地，不是出于诗歌里那种“爱这块土地爱得深沉”的煽情，而是因为他们离开这块土地之后将沦为“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的流民。农民的主张其实很明确：从2007年11月开始，陕西省、黑龙江省与江苏省的农民都曾相继发出要求“土地所有权”的呐喊，而中国政府只想照顾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需要，赐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权限”。这种无视农民真实利益主张的“新土改”又怎能顺利推行？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9年3月16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7940000/newsid\7945900/7945903.stm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对权力被侵蚀的忧惧――中国政府打压外国 NGO 的深层原因
最近，中国当局关闭北京一家外国NGO主办的中文刊物《中国发展简报》。由于这一简报在中国已经生存了11年，刊物主办者Nick Young（高飏）一直以“中国的好朋友”自况，其生存技巧更是被许多在华NGO奉为圭皋，所以该刊物被关闭之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NGO同道当中引起强烈反应。 其实，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中国当局早在一年前就放出风声要严控外国NGO，2006年8月31日中新网发布“学习时报：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这条消息，可以看作中共对外国NGO态度转变的一个信号。 据中国官方估计，目前已在中国奠定稳固的活动基础的外国NGO，约在1,000家左右。这些外国NGO的合作伙伴，目前已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政府各部门、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到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从高校、社科院等国家事业单位到民办科研教育机构，从政府部门主办的社会团体到起自民间的草根组织，无不包括在内，其合作项目基本上在政府掌控之内，并未影响到“国家安全”。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发展简报》还遭关闭之厄运呢？ 这得从共产党获得权力的起源以及其对权力的独占本性谈起。 中国共产党当年通向权力之路的一大宝贵经验，就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一切空隙发展壮大。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共当局在防范民间势力崛起壮大方面既具备丰富经验，且不惜工本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任何引起当局不安的因素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权力的独占性方面，共产党政权几乎超过了一切专制极权体制。当年纳粹德国尽管控制了一切权力，但至少还未能彻底控制宗教。而中国共产党则除了控制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权力之外，还以世俗权力统管“神的世界”，以至于宗教界人士都套用科、处、局等行政级别――可以说，中国当局几乎不容任何社会势力分享其权力。 正是基于对权力的绝对独占本性，在改革开放之前，所有非政府主办的民间组织均被中国当局视为“反革命组织”；改革开放之后，未在政府控制之下的群体活动则一律被目为“非法组织活动”，而外国的NGO则被官方解释为“以民间机构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2003人教版高中政治教科书用语）。但随着对外开放日久，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NGO之间的交流已构成国际交往中仅次于政府之间交流的重要层级，悟出通过政策引导、控制与监督，可以“化害为利”，于是对待外国NGO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完全排斥转变到允许它们有限度地与中国境内的组织机构合作。应该说，在过去的合作中，中国政府与外国NGO其实是双赢，NGO在中国“成功”地登陆，且很知趣地将自己的活动“自律”在中国政府认为与政治较远的环保、教育、扶贫、关注妇女儿童等领域内。这些活动也产生了一些涓滴效应，如为中国引入了资金，运作经验、信息、专业人员和活动方式，让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新型社会组织的运作。而中国当局也藉此大大改善了国际形象，赢得许多美好的期待。 但外国NGO得以登陆中国的原因，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政治自信。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国政府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对外国NGO的活动的容忍度就越来越低――因为按照中国当局的政治思维，宣称“以参与为核心理念”的外国NGO的所谓“参与”和它们经常以政府官员、民众、企业三者间的协调者身份出现，就是对其权力的一种侵蚀甚至分享。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那篇“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中，谈到“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助长中国腐败”，其实就是这种政治思维的表现。 高扬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认为“简报”被关闭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目前还不能清楚识别到底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这显然是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朋友”帮助吹喇叭抬轿子自是欢迎，但想分享权力那就不行。更何况目前正值中国当局对“颜色革命”的疑惧日深，“朋友”会被看作“可疑的敌人”之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华夏电子报》2007年7月19日,第201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