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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
何清涟 马克思、毛泽东旗帜在中国上空再度飘扬，当权者、富人与穷人看起来都对这面旗帜情有所属。如果不信，且请耐心看下去。 马、毛成为当权者、富人与穷人共同尊奉的神 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主流。4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将工人阶级边缘化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能忘。据称，这是中国时隔36年再次最高规格表彰劳模。 红色资本家当中有人钟爱毛泽东并非新闻，比如史玉柱，狄云久等，南街村这个红色亿元村神话曾经久未衰。如今这个队列里又添新成员，4月23日下午，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赌王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携近百名员工参观了江西井冈山小学，并将在这里接受为期3天的爱国教育培训。期间，学员还将赴井冈山北山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吊唁革命先烈，并接受红军后代们的现场访谈教学。 不少社会底层成员也热爱马克思与毛泽东。近年来日益左倾的杨鲁军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沪上游荡》中记述了毛泽东秘书戚本禹对他讲的一次亲身经历。戚在上海书城遇到一位湖南青年在找《共产党宣言》，以下是他自述为什么要寻找这本书：“我是湖南来的，念过初中，在上海给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其实将近一百年前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寻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里人当作‘乡下人’吗?我今天也是在寻找革命道路。现在所有底层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不行了。我们一个建筑公司六百多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全部加起来，还不到老板一个人赚的利润的三分之一，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且两边看不到头，富人富得没有了尽头，穷人穷得没有了盼头，穷人永无出头之日。这个社会必须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来就要革命。我听老家的老支书讲，要革命就一定要读《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是中共总书记，是中共的最高代表；红色资本家们不管身在大陆还是港澳，就是湖南青年所属这个群体眼中的压迫者与剥削者。如今三方势力都崇拜马克思与毛泽东，区别只是前两者是富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是穷马克思主义者。这幅政治画面够奇诡，但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人不可能再熟视无睹。 毛左的主体究竟来自哪些阶层？ 中国缺乏学术自由，毛左群体的主体来自哪些阶层，至今没有一项大规模调查，但结合国内的叙述与国外的调查，也许可补一些不足。 在一篇作者不详的《毛左毛粉毛迷都是些什么人》中，作者大致划分了四类，第一个群体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群流氓无产者，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带着他们去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是高层毛迷，基本都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有教授，还有过去或现在身居高位者。作者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毛迷，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假装相信。第三个毛迷群体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靠自己劳动自食其力，求得温饱，社会的严重不公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受学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第四类毛迷是临时性的，他们基本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良知和较强的正义感。作者认为第四类因为涉世未深，不象前三类铁杆，无法转变思想。 这与不少人的日常生活感受相同。很多人述及自己与毛左争论时，对方或是工人或者退休工人，还有少数退休干部，以及生活境况不佳者。重庆人当中至今怀念薄熙来的人，也仍然是怀念薄书记举债经营重庆模式时发放的福利。 上述是中国人对毛左群体的阶层结构的感知，但要想上升为学术研究，还得需要调查。由于无法在中国做这样的调查，哈佛大学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做了一项中文在线调查，《纽约时报》今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介绍了这篇调查。 这一调查是调查者于2014年通过托管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进行的。这项调查让回答问卷者选择同意还是反对某些说法，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现代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于自愿，我会认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结成伴侣关系”。大多数回答问卷者是生活在繁华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及广东）的年轻男性大学生。 据詹妮弗·潘介绍，有逾17.1万人回答了问卷， 她们发现，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一个似乎很明确的分野。“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 中国下令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发表一篇英文社论表示，“报告所用的粗糙数据完全没有达到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发表是为某种政治目的专门‘定制’的。” 这个调查报告样本数量够大，但缺陷是受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不太均匀。不过，结论与现实感受是切合的。如果有可能，国内学者应该做一个类似的调查，这无论于今天还是于未来，都是值得做的事情。 洞悉民众需求的毛式领袖能否横空出世？ 人类历史上，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只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在中国1919年之前，中国推倒重来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采用对外扩张的战争，试图改变局面。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后的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解决方式。与后两种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都与第一种最贴近。 中国近20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穷人太多，就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因而经济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溃。既然认为这种周期性危机或长期萧条是极小部分人压榨绝大部分人的必然结果，那么解决的方法便是消灭统治阶级、推倒社会秩序，重新来过。如果国内能够做一个样本够大的调查，弄清楚中国的穷马克思主义者与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何者占据主流，对于判断未来的社会走向至关重要。 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高举的是同一面旗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崇毛，于权贵与富人而言是旗帜，因为中共舍此无合法性，这是习近平表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因；富人则是看中共脸色，为自己上一道政治保险。但社会底层要的是实质，即剥夺剥夺者，追求结果均等。因此，习的承诺是空心汤圆，不可能落到实处；若落到实处，就得让权贵与富人交出财产，这等于要了绝大多数中共官员的老命，按照中共的逻辑，这是比戈尔巴乔夫更严重的背叛。面对如此现实，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否找到契合点，前提在于权贵与富人愿意自断经脉、奉献自己的财产，以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理想。穷马克思主义者都想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依靠唱几句《国际歌》糊弄下去的。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5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lian-20150501/2744518.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是陈光诚改口还是美方变卦？
陈光诚的“离开”美国使馆，到底是自愿，还是被迫？两天来，陈光诚本人的说法，和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们的说法，明显有出入。那麽谁的话更接近真实？导致目前这个让陈光诚难受，更让中、美两国政府都陷于难堪的僵局状态，到底是谁的责任？中共迫害当然是根本原因，但美国政府要负相当的责任。为什麽？ 因为首先，陈光诚能进入美国大使馆，必须是得到美方帮助的。昨天骆家辉大使在国务院记者会上已经坦承，是他们出来见了陈光诚，并用外交车子把陈带进使馆。即使他不回避，事实也明摆着∶任何人都知道，美国使、领馆都是“闯”不进去的。即使去签证，也要过三、四道关卡，没有美国使馆的书面信件，在馆外排队都不成。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 Bolton）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也说，只有给陈光诚美国外交通行牌，他才能进入美使馆。 博尔顿是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他还表示，像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一事，国务卿希拉里一定事先知情。博尔顿的意思是，既然希拉里同意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就已经准备好接受他的政治庇护。还用说吗，不要求保护，进使馆干什麽？ 希拉里能够批准陈光诚进美使馆是有源可寻的∶在这之前，她曾四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陈光诚，显然了解这个案子，应该是对陈的遭遇相当同情。一个盲人遭如此迫害，谁都会难过、愤怒。希拉里不会例外，何况她还是女性，更可能多一份敏感。但为什麽后来发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幕戏剧性的变化呢？明摆着，谁有更大的权力，能改变希拉里的决定呢？这个人只能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本人。 奥巴马拒绝接受陈光诚，更有明显的缘由。即使不谈他本人的政治背景，仅从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他的态度就可以推测出。陈光诚逃进美使馆、成为国际媒体焦点新闻之际，奥巴马在白宫接待来访的日本首相的记者会上，不仅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中国只是一味赞扬，根本没提一句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所以，完全可以判断，是奥巴马下令，要求国务院和美国使馆对陈光诚问题必须跟中国当局协商解决，而且不可得罪北京。否则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先收留陈光诚进领馆，然后又把他送回中国政府的荒唐。 在这种情况下，曾跟奥巴马在党内初选竞争总统提名人，失败后给奥巴马做部下的希拉里，对奥巴马的指令只能服从。而骆家辉的大使一职完全来自总统（国会通过多是形式），所以，他们都得贯彻元首的意志。于是美国使馆匆忙上演了一场哄骗陈光诚离开的、十分不高明的戏剧—— 美国国务卿先是发表声明说，陈光诚本人自愿离开美国大使馆。在引起国际媒体一片哗然之后，骆家辉大使强调，在陈光诚离开使馆时，他曾问过三次，陈都说同意走，而且他从来都没有要求政治庇护。但进了朝阳医院后，陈又改变了主意。意思是说，责任在陈光诚一边，使馆没有错。 但陈光诚进入朝阳医院后很快跟他的律师滕彪、朋友曾金燕表达了自己的恐惧，在接受美联社、CNN、英国和日本记者的电话采访中也明确表示，他离开美国使馆，是因为受到压力——美国官员告诉他，如不离开，中国当局会把已带到北京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回山东，之后她们的安全美方无法保证。这显然表明，这个所谓“自愿离开”不那麽地道，起码不是准确的图画，不是完整的事实。 而且进入朝阳医院后，陈光诚马上感到情况不是美国使馆官员向他描述和保证的那样。和妻子谈话后，他才知道自己逃走后家人的悲惨遭遇。而且在朝阳医院，他被阻止见任何朋友，更无行动自由。而曾承诺陪他在医院的美国使馆人员，在他进入病房后就都不见了。他感到被“抛弃”。他对CNN说，当晚曾给美国使馆的两位官员“打过无数次电话”，但都没有音讯。所以才对采访他的西方记者表示，他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希望全家去美国。昨天（5月3日），在就此事件的国会听证会上，陈光诚又通过电话，直接向美国国会表达了希望到美国的愿望。 那麽到底谁是谁非？上述博尔顿大使对福克斯电视说，“根据我们自己的法律，我们有责任给那些有根据证明恐惧遭受迫害的人政治庇护，如果他提出要求的话。（We are committed by our own law to grant political asylum to people who have a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 if he asks.）” 这里他明确指出，美国是有法律要求给那些受迫害者政治庇护的；同时他也等于点出，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没有遵从惯例和美国法律。 那麽立刻会有人说（事实上美国使馆一直是这麽强调的），陈光诚在使馆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提出政治庇护，所以美国人没有责任“硬要”给他庇护，把他送出领馆并不是美国使馆的错。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如果是中共这麽狡辩，我只会耸耸肩；但代表美国政府的官员这麽狡辩，我为美国感到耻辱。因为∶ 第一，美国政府是建立在“保护个人权利”的思想根基之上的，保护个人不受他人危害，是美国政府的最高职责！这是美国人的骄傲，是代表美国的外交官的骄傲。虽然陈光诚不是美国人、美国公民，但在面对一个倍受迫害的脆弱的“个人”和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的时候，美国政府官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尽全力保护这“个人”。而保护个人要做的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是告诉他∶你有哪些权利。 比如，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警方抓到嫌犯，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你有哪些权利，包括可以保持沉默，不说一句话，等待律师替你说话，为你辩护。如果警方事先不这样做，得到的口供和证据在法律上无效，哪怕嫌犯说的是事实。美国定下这样的法律，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权利。再强调一遍∶在个人和政府之间，首先要保护个人。对民主政府都应该如此，更何况面对专制政权！ 而对陈光诚这个事件来说，美国大使馆既然第一步帮助、接受了陈光诚进入使馆，就应该（有责任！）在第一时间清楚地告诉陈光诚，作为被政治迫害者，他有权利提出政治庇护；如果他提出，美国会提供帮助。但自始至终，美方都没有这样做。对于美国有法律要求保护受政治迫害者这一条，可能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更何况对陈光诚这个“非美国人”，这个一直生活在被割断信息的农村、阅读不便的盲人。而且在使馆里面，陈光诚还不被允许和外界联系、通话，更谈不上有律师，有法律咨询。一个从来都生活在专制国家的、可以随便就遭到人身攻击的残障人，他怎麽能知道自己有什麽权利？他怎麽“胆敢”向美国政府要求什麽？这个因给不满一胎化政策的村民打抱不平就被送进监狱4年3个月，刑满释放后又一直被控制在家18个月，并且多次遭毒打的盲人，他所有的，就是对美国、对美国人的一份信任、一份依赖。 任何一个真正有同情心的外交官，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尽全力地为他着想，给他讲解，提供尽量完整的资讯。而情况恰恰相反，陈光诚明显没有得到任何这类信息。 第二，如果说，陈光诚不是十分清楚“跨进”和“走出”美国使馆意味着什麽的话，那些美国外交官们和白宫的法律顾问是清清楚楚的。博尔顿说，“只要跨越美国使馆这一个界限，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陈光诚出去后的危险度，美国使馆当然是清楚的。如果中国政府连陈光诚家人的安全都不向美国做个保证的话，怎麽可能保证陈光诚的安全？难道美国领馆的全体官员都是傻子，连这最最基本的常理都不懂吗？当然懂，当然清清楚楚。但迫于白宫压力，就只好硬着头皮演戏。 第三，如果美国政府在事情“闹大”之后认为一开始接受陈光诚进入使馆是个错误的话，那麽对这个“错误”的后果应该自己吞下，而绝不应该让一个脆弱的个人承担，尤其是一个受专制残酷迫害的人，更何况他还是个盲人！ 中共当局当然是抓到了这个盲人的“弱点”——他非常爱妻子和孩子，所以在把他的妻儿带到北京后，恐吓他如果不出使馆，就把他们送回山东。这根本就是用土匪“绑票”方式进行威胁。可想而知，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得到袁伟静这样一位善良又颇有头脑的女性的爱并结婚生子，在遭受无尽折磨和苦难之后，仍得到她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他会多麽感激。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家庭责任感的男子汉，他怎麽可能只身离开中国，而抛下妻儿。这就是为什麽，当德州的华人教会傅希秋牧师想安排他通过泰国逃亡到美国时，他拒绝了。他不是拒绝赴美获得自由，而是想跟妻子孩子一起离开，用他的话说，“全家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在朝阳医院给胡佳妻子的电话中对此说得很明确，“我们全家愿意去美国”。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说得更清楚，希望奥巴马总统帮助他们全家离开中国。注意，这里他强调的是“全家”。 中共政府利用陈光诚这个“弱点”逼迫他出使馆，可以理解，专制本性使然。但美国政府的官员，居然也效仿了中共的做法，利用了陈光诚的这个“软肋”，用这一点来胁迫他离开领馆。他们没有否认曾对陈光诚直言∶除非他离开使馆，否则他的家人会被送回山东，而在那里，没有人能保证她的安全。美国政府官员这种明显“促使”陈光诚走出领馆的做法，不可思议，更不可原谅！ 仅仅是这一条，就说明，是美国使馆“变了卦”，是美国使馆“迫使”陈光诚走出去。这里还有几个细节可以佐证∶一是根据骆家辉昨天记者会上的说法，当时他和美国使馆很多人都围着陈光诚，“等待着他作出决定”，最后陈光诚很激动地突然站起来说“咱们走吧”。一帮人围着，等他表态，这不明显是逼他走吗？哪来的“自愿”？美国学者就此批评说，根本没必要这样急迫，应该给陈光诚充分的时间思考。当初好心把陈光诚接进使馆的骆家辉，为什麽又会这样急迫？这不合常理。只可能是为了完成上峰的新指示——抢在希拉里抵京参加“中美战略对话”前跟中方就陈光诚事件达成协议，甩掉这个包袱。 二是记者会上被问到“你们是不是不准备再让他回去”时，骆家辉没有回答。按常理，使馆官员应该非常清晰地提醒陈光诚，这一脚跨出使馆，回到中共手里，就无法再回来了。但骆家辉显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陈光诚很可能就不走了。对此《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鲁宾（Jennifer Rubin）在文章中引述一名曾任职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说∶“我猜美官员急着想摆脱陈光诚。” 三是国会听证会披露出，陈光诚事件的“中美协议”连文字都没有。共产党对有白纸黑字文件的承诺都不执行，口头说法更哪来的保证？美国派去的白宫法律顾问难道不懂这种常识？但是为了“快速”完成白宫指令，他们连常识都不顾了。听证会上已有呼声，要求这个白宫法律顾问引咎辞职。 还可以证明是美方“变卦”的最根本证据，就是这个跟中共协议的想法和进行方式的荒唐性。这是一个完全行不通的方式。自冷战以来，民主国家跟任何共产国家，包括苏联和原东欧卫星国等，从没有过这种“方式”。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保证，更无法操作的。你怎麽监督、更别说制约那个专制国家来保护“异议人士”？这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一个连异议人士的存在都不允许，更一路都对他们残酷迫害的政权，怎麽会真发善心，保护他们了呢？所以这种“协议”历史上从未有过。别说保证陈光诚的自由，连美国记者在中国都没有完全的自由，报道陈光诚的CNN记者说，连他去陈的家乡采访都被阻止的警卫殴打，美国使馆对此（对自己的美国公民、美国媒体）都无法尽职保护好，更何况对一个中国公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别说陈光诚的自由，连使馆官员第二天去医院看望陈，都被中方堵住不让进入！而CNN在报道陈光诚事件时，他们在北京的电视频道被“遮屏”。事件还在进行中，全球媒体的聚光灯还照在陈光诚身上的时候，中共政权就是这种做法了，而堂堂美国政府就真相信这样的政权可以“保护”陈光诚？！ 据骆家辉在记者会的描述，他曾认真地跟中共官员讨论陈光诚应上哪个大学，住处和学费，可否转学等问题等。这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他们难道真的天真到不知道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他们完全没办法制约中共执行这个协议？他们不会傻到这种地步。只是太急于让陈光诚事件落幕。也就是昨天奥巴马总统强调的，他了解陈光诚事件，但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 公平地说，骆家辉、希拉里等一开始做出把陈光诚接到美国使馆的决定，是真心想帮助他，充满同情心，但后来迫于白宫决定而“变卦”。这出戏，就是这样，中共威胁“撕票”，美方“关照”，你离开使馆他们就不“撕”。如此一唱一和，合伙把陈光诚哄骗出了美使馆。而进入朝阳医院后，美国使馆人员就都不见了，把陈光诚一家孤零零地扔在医院。专程从美国赴京的白宫法律顾问等“钦差大臣”，则终于像扔掉了“烫手山芋”那样完成了任务，迅速从医院溜掉了。 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加上国务院的法律顾问，竟然和一个共产政权联手，耍弄了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被践踏得遍体鳞伤的盲人维权律师，实在太可耻了。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旗手，她做出跟豺狼合谋、欺负一只脆弱无助的羔羊的事，怎麽可以容忍？这种做法，是对我们每一个自由的美国人的侮辱！无论这里面美国使馆人员有多少是迫于奥巴马的压力，都是不可原谅的。 美国大使馆的这个举动，让我想起高行健的小说《灵山》里的一个情节∶主人公“我”在路上捡到一个哑巴孩子，出于可怜，把他抱起来了；孩子充满信任和依赖地在“我”怀里睡着了。后来这个“我”，感到孩子的沉重，不想负责任了，看看周围没人，竟然偷偷又把哑巴孩子扔了。这，就是今天陈光诚的故事。 退一万步说，奥巴马的做法，即使不从人权角度，即使无视美国法律，仅仅从政治角度，也是在外交上栽了一大跟头，弄成这种里外不是人的灰头土脸的惨状，使美国形像在全球严重受损一次。国际媒体对中国一个维权人士的铺天盖地的密集报道和关心程度，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一次。但这次，除了中共被在火上烤，美国政府也被送进全球媒体的滚水里烫。这是美国自己的责任，一个典型的弄巧成拙。 但这个弄巧成拙，现在可能会因为媒体和国会的压力，又成为“弄拙成巧”。奥巴马政府要想改变舆论批评，只能帮助陈光诚来美国，从而结束这个难题。而对中国来说，陈光诚不是直接从美国使馆赴美，也有了面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已“放风”，陈光诚可以到“海外留学”。如果陈光诚全家能够抵达美国、赢得自由，才给这个勇敢逃亡的传奇故事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让陈光诚这束光，融为自由世界阳光的一部分！ 2012年5月4日于美国 2012-05-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从卡恩案看桑兰的谎言
被全球媒体关注的原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卡恩“性侵案”发生重大转机，原最高可判25年的案子，现可能撤销，卡恩已被释放（解除住处监控等）。为什麽发生如此变化？主要原因是控告他的那个旅馆女佣被发现在众多事情上撒谎，可信度出现问题。福克斯电视引述说，这个控告者是“女佣兼妓女”。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发生过性关系，也是她同意并获酬的。 在美国法庭，如当事人撒谎，案子基本就打不赢，因一旦信用破产，其他说辞就很难令陪审团相信。而双方律师对当事人、证人的交叉盘问等，更使任何编织的谎话都难以自圆其说；撒谎者本人反可能因做伪证而遭惩罚，最高面临15年牢狱。目前在美国每天电视直播的一个热门案子，是一个母亲涉嫌杀害自己二岁的女儿，其审理过程是一堂很好的法律课。那种事无巨细的问法，让什麽样的谎言高手都很难招架。 在法国名人卡恩的“性侵案”要翻盘之际，中国的因摔瘫而成名的桑兰抵达纽约，到美国打索赔曾高达21亿美元的官司。这个被中国媒体广泛报导的“桑兰案”，且不说事发13年前，早已过了法律的追诉期限，而且桑兰的律师每天博客炒作，已经成了娱乐网民的肥皂剧，即使真的能立案审理，其结局也会像卡恩案一样，把原告自己弄成小丑，因桑兰也像那个控告卡恩的“女佣兼妓女”一样，撒了很多谎，而且是弥天大谎。 桑兰作为中国体操选手当年到纽约友好运动会参赛，摔成高位截瘫。今天她提告主要围绕三点∶一是她起跳时有罗马尼亚教练擅自“挪垫子”导致她分心失控，强调这是事故，不是意外。二是说她出事後因被纽约一对华裔监护人夫妇“软禁”而无法说出真相。三是通过打官司找到当时录像带还原真相。但在这三个关键问题上，桑兰全都撒谎，比那个卡恩案的旅馆女佣更胆大包天∶ 第一，关於“挪垫子”。 桑兰在英文起诉书上说，有人在她“按到跳马上、落地之前，挪走了她要落上去的垫子”。但桑兰自己早已否定了这个起诉书上的说法∶在中国媒体上，桑兰至少在六次谈到“挪垫子”时都说，是在她冲向跳马时，有人挪垫子（而不是她在空中做动作时）。起跑冲向跳马，和在跳马上空做动作，是两个时间段。二是从常识角度，从按到跳马到做完动作，专家说只有五秒左右。桑兰在跳马上空的瞬间，完全没有可能看清（都没法看）下面谁在挪垫子。另外如真有人想挪走垫子，在桑兰从空中到地面的瞬间，也完全无法做到，因短到只有两秒多。三是现场新闻照片证实，桑兰是摔在“垫子”上，说明垫子没被挪走。桑兰在起诉书上说垫子“被挪走了，她的头摔在了地板上”是明显的谎言。 第二，关於“被软禁”。 桑兰的英文起诉书说，她出事後，因被监护人夫妇“软禁”（under house arrest）而无法说出真相。这更是经不起常识检验的谎言∶桑兰出事後在美国被护理十个月，最初三个月在医院，然後三个月在监护人儿子薛伟森住处，最後在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家里。九十天在美国医院，监护人又不同住，怎麽个“软禁”法？如果说桑兰在美国医院语言不通，但当时有不少“华人义工”到病房陪她，美方还安排了一位华裔医生，桑兰怎麽不跟他们“说真相”？後来在薛伟森家时，桑兰母亲一直都在，薛白天上班，桑兰有那麽充裕的时间，怎麽不跟父母“说真相”? 除此之外，据桑兰英文起诉书附件中谢晓虹当年写的文章，当时中国总理朱熔基的夫人、中国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长唐家璇等都看望过桑兰，怎麽桑兰不跟这些高层领导“说真相”？ 如果是不信任中国官员，那《纽约时报》、美国知名电视节目20/20采访（宗毓华采访）的时候，美方还是自带翻译，桑兰怎麽还不“说真相”？更不要说香港电视、凤凰卫视、CCTV等中文电视也采访过，桑兰毫无语言障碍，她怎麽仍不说“被软禁”的“真相”？ 桑兰在美国住了十个月，如果受到“限制”，那她回到中国的十年多，怎麽也一字不提“曾被软禁”？难道她被中国政府“软禁”了？桑兰的这个谎，撒得太荒谬了点吧？ 第三，关於“录像带”。 另一个桑兰睁著眼撒的弥天大谎是关於她当年摔伤时的“录像带”。桑兰说，这次到美国打官司，关键是要找出这盘录像带。但桑兰曾说这个录像她早就找到，而且还亲眼看过了∶去年八月北京《新京报》采访桑兰时，她明确说∶“在北京奥运会前，美国ESPN电视台请我去录制一档节目，对方给我看了一盘记录我受伤全过程的录像带。看到这盘录像带时我才确认，有这麽一盘录像带存在。”（新京报该文网址∶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26/content\141065.htm）。对桑兰的这个采访是问答式的，这个引述是桑兰亲口所说。而且桑兰的丈夫黄健随後也对北京媒体这样复述过。 但就在桑兰说她“亲眼看过”那盘录像带之後十天，她又在接受上海《新民晚报》(封面故事，记者张伟采访）时说，2008年他们到纽约那次，美国ESPN电视台曾邀请桑兰去该台录制一档节目，但当桑兰抵达电视台後，节目组负责人突然告知，原来答应给她看的当年录像，因录像带的拥有者几小时前变卦，所以无法提供了（该文网址∶http://www.cdwb.com.cn/html/2010-09/07/content\1049434.htm） 这前後不到十天的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的？之前桑兰说她在美国ESPN电视台看了那盘录像带。之後又说当事人变卦不提供这盘带了。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说辞当然起码必有一假。而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是谎言！因为整个美国ESPN电视台要采访她、录制了一档节目，她怎样到达电视台、该台节目负责人怎麽说等等，所有情节都是桑兰编造的！ 事情真相是∶在北京奥运前夕，一位姓黄的华人，自称是美国ESPN电视“承包商”，要拍个桑兰美国“感恩之旅”片。黄在北京跟拍了桑兰几天，然後说桑到美国後再拍。可桑兰抵达纽约後，就再没听到“黄承包”的任何消息，此事毫无下文。後来黄健在北京偶遇这位“承包商”，他支吾搪塞，说有桑兰当年摔伤录像的人临时变卦，所以拍片计划告吹。 事实上，这位“黄承包”很可能跟ESPN电视毫无关系，只是个很机灵的华人，看到北京奥运来临，想拍个桑兰片，卖给美国电视赚一笔。但刚把北京拍的片段送去，就被对方否决。或者这整个事情都是“黄承包”的异想天开，美国电视台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 不管“黄承包”跟美方有无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ESPN电视没有邀请桑兰到该台“做了一档节目”，没有给她“看过”那盘原始录像，也没有直接跟她说过什麽“不能提供这盘录像带”。甚至桑兰2008年的美国之行，根本都没有到过这个ESPN电视台，整个故事都是桑兰编造的。 什麽可以证实？桑兰後来忘了自己曾撒过这个谎，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记者王开），谈了“黄承包”蒙骗的经过，她自己说没有去成美国ESPN电视台，更不存在做了一档节目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从《嘹望东方周刊》的原始报导上（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2010\09/05/2438316\_0.shtml）看到桑兰的撒谎事实。 在这麽多关键问题上，桑兰就都敢说谎，那她一旦上法庭，怎麽面对法官和律师的盘问？她又怎麽回答？请读者记住，桑兰居然敢编出她到了美国电视台，录制了一档节目，在那里看了那盘记录她当时受伤全过程的录像带！她就敢这样的撒弥天大谎！ 控告卡恩“性侵”的那个旅馆女佣来自几内亚，不仅在卡恩案中撒谎，还被查出曾在2004年申请政治庇护时撒谎，所以，不仅卡恩案可能会被撤销，女佣本人还可能因伪证罪被起诉，甚至递解出境，送回几内亚。桑兰也是谎言连篇，甚至还把谎从中国撒到了美国，那到法官裁决时，该把她往哪里“递解”呢？外星？ 2011年7月3日於美国 2011-07-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漫游 210 年前的美国费城
数年以前，海外朋友H先生来看我，海阔天空般地闲聊中谈到一点：你们为什么要将“理想”作为设定一种社会制度的出发点，并用这种遥远的理想作为激励公民的机制？美国立国时，开国先贤们想的只是如何平衡现实中各种利益关系，而不是根据理想与预设的道德来创建社会制度，并依靠未来理想来引领民众前行。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与我们的理念格格不入。我们从来就是将社会想象成是某一阶级的天堂，而是另一阶级的地狱，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器。在利益分配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也很少想到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这个词，而总是在这两极中来回震荡：不是绝对平均，就是让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一点：现代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组成，这些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都通过自己的诉求渠道（如中介组织、压力集团等）向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各利益集团之间压力的平衡就是某一社会的现状。当平衡打破以后，我们也习惯通过运动而不是通过立法来调校社会秩序。 还是让我们回到两百多年以前的美国费城，追随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足迹，了解一下那一次对人类社会制度影响深远的会议吧，因为正是1787-1788年的宪法，与1789-1791年的权利法案共同组成了一种自由结构，这一精心设计的制衡结构抑制了滥用政府权力，在自由与秩序之间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平衡关系。 恩泽绵远的美国宪法 美国1787年宪法与1789年的权利法案，最基本的思想是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保持平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787年宪法中有两个因素：全国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权力的划分，以及在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分。这种基础上建立的政体既是民主政体——它设定了权力怎样获得与保持；也是立宪政体——它关系到权力怎样授予、分散与限制。在这里必须指出宪法与立宪制之间的区别：一切政府都有宪法，但立宪政府才能对统治者的权力实施明确和长期适用的限制。而有宪法但对统治者权力没有限制的政府，如前苏联，就不是立宪制政府。 美国的立宪制承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权，这种承诺是建立在某些基本信念上的。这几个信念是： 个人权利是民主的基本前提 要言之，民主主义者承认个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这一概念包含三层基本意思，首先，他们坚决主张个人拥有各种重要权利，个人是合法政府权威与权力的根源。其次，民主主义者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权被当作独一无二、不可侵犯的人来对待，人所拥有的才能或品德有差异，但权利却是平等的。第三，自由权或自由，意指一切个人应当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自由权的核心是自决权。从渊源上来看，这一理念是《独立宣言》中“造物主赋予一切人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的阐释与发挥。 民主的目标是自由与平等 “自由”的概念在美国也是经过发展而逐渐确立的。在1787年制宪者们讨论宪法时，所谓自由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现存政府、教会和其他机构造成的负担。权利法案规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利法案的主要任务是解除政府对个人自由权的约束。到了19世纪，大部分时期内，“不受约束”的自由同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社会学说交织在一起，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理论占了上风，理由是：政府权力越少，个人自由越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工农不满的出现，随着工会、萧条和社会抗议的出现，美国人逐渐认识到，他们正生活在各式各样的网中：个人的和私人的网，制度的和心理的网。废除了一种束缚（如黑奴制），可能就意味着产生另一种约束（如工资奴隶制），老板成了上帝。减少政府对自由的束缚，可能意味着增加私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力。 所谓“自由”的含义因之也变得更为丰富，包含着既要将人民从政府的约束下解放出来，又要通过政府将人民从非政府的对自由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这两重意思。（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曾有一段代表性的言论阐释这一论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不会要求政府为自己做什么，也不会去想自己能为政府做什么，而是考虑：我们能通过政府做什么。”） 自由与平等二者在美国互相结合，互相促进。最初的平等指“机会均等”，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后来又有了进步：第三十一任美国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声称他所理解的“平等”是：经过普及与免费教育，给“赛跑者”（即参与竞争的一切社会成员）提供训练，给他们相同的起点，在管理上给他们提供竞赛所需的公正裁判。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则宣布“四大自由”：免于匮乏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言论与宗教自由。在200多年的美国历史中，一度被认为是对立的两种思想统一为一种哲学，它要求政府在帮助人民扩大社会与经济自由权的同时，防止其他机构（公司、工会或地主）侵犯这些自由权。与此同时，政府必须防止自己干涉自由。 1787年宪法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引起后人的深深景仰。这次制宪会议为后世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利益纷争留下了堪称楷模的政治哲学：平衡政府哲学。大多数代表达成共识：要建立一个任何利益集团都不能单独控制的全国政府。杰斐逊认为，自由政府是建立在妒忌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麦迪逊则认为：“在设计一个由人来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要强制政府控制自己。”宪法既是政府的积极工具，使统治者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又是对政府的约束手段，使被统治者能够制约统治者。两院制的产生就是根据这种制衡理论，参议院代表贵族，众议院则成为选民有直接发言权的唯一部门。后来美国有了全国性的政党以后，进一步发挥这种制衡思想：自1954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选举团决意让民主党掌握国会，并由一位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制衡被加强到这种程度，以致在重大问题上无法采取确定的行动。 制宪会议另一个巨大的成功就是非常成功地防范了民主政体所特有的危险。宪法的起草者麦迪逊与汉弥尔顿既是道德哲学家，又是政治思想家。他们两人都不缺乏为信念献身的精神，对最高价值观——自由以及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都有坚定的看法。他们不是简单地对自由说教，而是对自由进行分析，如同剥笋一样，他们层层深入地论辩了自由的性质、人应当怎样保卫自由、以及怎样扩大自由。除此之外，他们还努力思考包含在《独立宣言》中的其他价值观，例如平等的优越性与危险性，以及美国人应当追求的幸福等等。他们所设定的基本民主程序，如一切公民应有同等选举权；选举人有权了解事实、不同意见、批评、以及所有候选人的观点；公民必须自由组织起来，实现政治目标；选举根据多数票（至少超过票）决定等，既防止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又防止了将国家命运的控制权从选民及其所选的领袖那里转移到某些政策分析家组成的“新僧侣阶级”手里。 1787年宪法确立的基本框架引领着美国社会走过了两百多年。后来的政治家与政治学家们认为这部宪法具有刚柔相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对基本和永恒的个人自由权的表达，这种宪法精神永存不变；另一方面，把宪法看作是政府工具和权力的积极授与，宪法必须随着它所服务的国家一起发展。所以正式成文的宪法只是美国的骨架，立宪者为后代子孙留有充分余地，以便他们根据经验充实细节，并组织政府结构。这一点，《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声言：“宪法属于活着的人，而不属于死者。”为此他建议，每一代人都要有一部新宪法。但在其后的两百多年中，新宪法并未成为现实需要，因为每一代人都已采用不太正式的方式来发展和修改原来的宪法，如最高法院“就是不断开着的制宪会议”。由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宪法已历经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内战的动乱、大萧条的紧张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其生命力并未减褪。 “上帝作坊”里的风云际会 让我们来看看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的制宪者们是些具有什么特点的精英，他们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为美国制定出这么一部深受美国人民世世代代珍重并由衷推崇的宪法。 参加1787年费城会议的55名代表，云集了当时全美国最重要的人物，这些人的身份分别是种植园主、有成就的商人、银行家与律师、前任及现任州长。其中的39名曾在国会供职。这些人被当时的社会公认为常识丰富，教养良好，家庭美满。后来的历史学家评论他们：作为理论家，他们大多数人博览政治理论著作；作为实践家，他们大多数人致力于创建全国政府的实际工作。作为灵魂的五个人更是声名卓著：华盛顿是战士、政治家、功勋盖世的统一者；亚当斯是联邦党思想领袖；汉密尔顿是政治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与企业合作，发展经济；杰斐逊是美国第一位担任要职的伟大政治哲学家；麦迪逊是卓越的政治科学家。而且这五个人在当时灿若星云的杰出人物中只是冰山的顶角，才华熠熠生辉的杰出人物在全国还有好几百人。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没有缺少实践经验的纯粹文人（如中国式的旧式文人），也没有处于社会底层、时时刻刻考虑“革命”的边缘人。刚经过独立战争洗礼的精英们深知他们的任务只是建立一个平衡政府，而不是凭理想与热情往历史上纵意胡涂乱抹。 卓越的政治家必须立足脚下的土地，清楚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需要什么，别的利益集团需要什么；但同时还得要有前瞻性，能够从长远着想而牺牲本集团一些眼前利益，以求与社会各利益集团和谐共处。除此之外，还得要有相当的政治智慧与技巧，即精通政治博奕术，以说服对手接受自己的观点，以求达到对各方来说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 美国人的幸运首先在于：他们正好遇上一个对人与国家关系有了新认识的时代。18世纪，经历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人们已经把个人看成不仅是臣民，或是社会动物，而且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组合关系的参与者，这一独特组合关系就是“政治经济关系”（更简捷的概括是经济关系），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政治经济学从此走入人类的生活。当时的知识阶层普遍认识到：现代经济之所以成绩卓著，不仅因为它的繁荣昌盛，还因为它的成就是靠自由劳动力而不是靠奴隶获得的，“自由”的价值由此彰显，并因此在那个时代成了欧美文化追求的首要目标。19世纪匈牙利的伟大诗人裴多芬在他那首脍灸人口的小诗中，以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炽热的追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充满激情的浪漫诗人拜伦为了希腊人民的自由，死于前往希腊参战的途中，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人类历史写就了一首自由礼赞。 美国人民的第二点幸运在于：历史为美国人民造就了一批才华不世出的开国元勋。这批人既不是只会考虑自身利益的精英论者，也不是那种自我标榜毫不顾及自身利益的神。他们经历了移民、独立战争，独具的智慧与才干是在连续不断的生存斗争与政治较量中磨砺出来的。因此他们深知政治的本质，也清楚政治与理想之间的差别：现实政治只是利益关系的平衡，而理想则超越政治生活的兴衰，指向比现实政治更为远大的前景。源于中世纪拉丁文“gubernaculum”一词的“政治”，即“船舵”之意，暗喻政治是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艺术，舵手则应当凭借理想来指引航向，但理想却决不是现实中要达到的目标，正如人们依靠北斗星来指引航向，但决不会将船开到那座星辰上去一样。制宪者们将为政治导航的工具设定为“自由、民主”。但现实政治既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纯道德、纯精神的，制宪者们既对掌握权力的人深怀戒心，也不相信“人民”，深知将权力完全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向完全的暴政。宪政历史说明，宪政与民主并不是不可分离的伙伴。雅典的民主之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宣布人民高于法律。所以他们以极大的天才精心设计了“制衡制”，将新建立的国家权力加以分配与分立，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暴政的出现。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1787年美国是个由欧洲移民建立的“新社会”，除了奴隶之外，并不存在大量没有财产的穷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基础，大多数代表一致公认：土地所有者是自由最好的保护人。如果给没有财产的人选举权，他们不是联合起来剥夺所有者的权利，就是成为‘政治煽动家’（demagogues）的工具”——这一点倒是与中国儒家的亚圣孟子提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相类似。 总的说来，制宪者献身于论功绩、教养和成就的贵族政治，而不是论出身或财富的贵族政治。这一点，就决定了这次制宪会议的侧重点是保护产权与商业，以此为主要考虑的宪法给美国带来了后来的繁荣与发展。 历史的成功之笔往往只在短短的一瞬间给人类提供机会。歌德曾满怀敬意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作坊里经常发生的，却是落地无声、数不胜数的无关紧要之事。一个真正的历史时刻——人类群星闪耀之时出现之前，连结千百年历史链条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琐碎之事，外加绵延不绝的战争与死亡。美国人民的幸运就在于，他们的国家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灿若群星的杰出思想家与政治家，这些人抓住了历史机会，给历史绘下了一笔成功的神来之笔。他们的出现对美国的意义，越到后来越为后人所认识到，尤其是对比美国以外的宪法（包括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及世界上其他的立宪政体，美国人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宪法崇拜。马克斯•勒纳在《美国公民对美国宪法的认识：对公众认识和个人意见的全国性调查》一书中满怀敬仰之情地写道：“随着开国元勋的谢世，他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们生活与战斗的那个时代变成了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世界出现了新的曙光，代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高不可攀的巨人。” 美国宪政的魅力还可以用一个具体事例证明：1929——1932年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以后，平日运行良好的美国宪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学者与媒体在绝望之余竟然发出这样的呼声：应该将美国宪法收起来，任命一位独裁者。“如果美国什么时候需要一位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此时此刻，宪政显得如此脆弱，罗斯福如果想独裁，几乎易如反掌，因为在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余天中，国会授予总统的权力是如此之大，几乎凌驾一切，就是德国授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而罗斯福之所以没变成独裁者，就在于美国的宪政精神已浸透在罗斯福的灵魂之中，他一直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 有专制传统的国度即使将自己的国名挂上了“民主共和”的字样，也没法将自己变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的魅力，就在于它看到了传统在冥冥中的巨大作用。 一朵几度凋零的玫瑰 距费城会议一个多世纪以后，在地球东半部分的古老帝国——中国，“宪政”这个词终于伴随着被欺凌的痛苦与屈辱一道进来。由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进行的“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失败以后，中国又经历了惊心动魄、令国人如打翻了五味瓶般难以言说其味的义和团运动。在志士们流淌着的汩汩鲜血中，在义和团与无辜百姓那滚滚落地的头颅上，被迫颠簸于千里黄尘之中的清政府终于明白不变难以图存的道理，于1901年进行了军事与教育改革，制度方面的变革却是一拖再拖，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后方才看清即便“量中华之物力”，也难“结与国之欢心”，只得于万般无奈中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行性，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清政府当局公布《逐步筹备事宜清单》，宣布了逐年要办的各种立宪事项，预备到1916年进入宪政化的关键一年：制定宪法，建立国会，新官制实行。但当时的中国既缺乏自由主义积累和宪政基础，又面临深重的外患内忧，实行宪政，正如当时的人形容，有如在“骤雨狂风之下盖大楼，不足奠磐石之安”。而我们目之为“保守”的立宪派，实际上当时并不保守，他们在1910-1911年之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不断尝试在中国迅速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其结果不仅未能加速中国的宪政化历程，反而走到事情的反面，形成了一个双输之局，不仅使立宪派自己，而且使当时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清政府都成为运动的失败者，体制内外结合进行宪政改革的运动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只有激进革命派成功地踢进了一球，成了真正的得分者。 此后将近一个世纪内，中国人虽然拥有两部“宪法”，但却从来没有实行过宪政，因为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不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也未能利用宪法保护自己，更遑论弱小的子民。 曾有一位喜欢收藏契约与各种法律文本、布告的朋友对我谈过，他从各种历史文本中，发现中国在30年代已经是个制度化的国家。我不同意他对历史文本的这种解读，告诉他，据我对历史的了解及现实的把握，我认为从官方文本上阅读历史从来只是历史的一半，不是全部，更重要的历史还可能不在官方文本里面。更何况，中国历来存在一个纸面历史与真实历史完全相悖的问题，近代以来尤其如此。比如“文革”时期的文件与官方记载，什么时候承认过那难以计数的血腥屠杀？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曾有一段时期完全可以多在制度化方面努力，但奇怪是的当时执掌大权的毛泽东对此似乎特别不热衷，他的心态还没有完成角色转换：还以为自己是以前社会边缘阶层的利益代表，热衷于制造一系列颠覆秩序之举。这一奇怪的颠倒，由于颠倒者具有神一般的特殊权威，于是就有了中国社会数十年的动荡不安，也形成了我们排斥制度化的行政文化传统——有制度我们也有将它们变成一纸具文的能力。 我在阅读两国历史时，不由不心生许多感慨：在大洋彼岸，200年前参加制宪的精英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他们没有“祖宗之法”可守，也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守祖宗之制”，他们只需面对现实，创造性地解决现实纷然杂陈于他们面前的问题。而在有着五千年典章文明的中华古国，那时正是号称有“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统治着比今天这960多万平方公里还要广阔得多的版图，“守祖宗之制”是治国原则。到了20世纪，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精英们虽然不要守祖宗之制——在反封建的口号下，我们已经决然绝然的革除“道统”——但一些从未到过中国的革命导师们的语录、思想却取代了往昔的“祖宗之法”，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人口与资源比例的严重失调，占总人口60%以上的社会成员被边缘化，随着空地的日益开垦，中国人通过走西口、下关东、出南洋、赴台湾、卖猪仔等途径释放人口压力的边际效益也日益收缩，“平衡”各阶级利益的政治之途越来越狭窄。当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都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不清楚中国的人口压力是个带根本性质的大问题。清末立宪运动成了“天鹅绝唱”以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共产党，都只能将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放在重新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上，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但因其统治基础是拥有土地和资产的有产阶级，无法将这一政治口号从纸面落实到操作层面。其后的局势发展已使中国社会完全没有改良的任何余地，最后只有以消灭有产阶级的方法来敉平社会矛盾。 历史在转了一大圈以后，终于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应如何评说，还有待历史的良心出现。总之中国必须开始艰辛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在改革中出现了新的有产阶级——私营企业主与个体工商户。他们有如岩石缝中长出的青草，一旦有了少许阳光雨露，倔强的生命力就释放出来。到了90年代后，这个阶层逐渐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占有一些席位。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利益格局的变化，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明朗化，90年代通过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一些经济学家不断在各种场合提出要求。 我一直很欣赏一句话：集团压力的平衡就是社会的现状。来自社会各集团的所有压力，不仅始终是社会政策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是最公平合理的决定因素。事关政府的所有事务，事无巨细，均取决于互相冲突的集团压力，这是认识一般政府与特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所在。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政策是当时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结果，而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又是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后利益分配格局改变的结果。1999年“两会”期间，“修宪”成了一个最受关注的话题，政府也已经有实质性的表态与行动，实际上这就是民营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具体表现。这个阶层的经济实力可从一个数据略见一斑：1998年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非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比重占75.4%，对任何政府来说，忽视拥有如此经济实力的社会压力集团的利益诉求，至少是不智之举。 其实值得关注的倒还不是关于“修宪”的话题，因为这是早该提上日程的一个议题，有关这一话题的争论焦点只在于一点：在确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将有不少人的不法收入合法化。不能让这些人“搭便车”，堂而皇之地为他们的非法所得披上合法外衣，成为新社会中受尊重的有产阶级。这一争论在道德上具有意义，但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没有可行性。因为让非法收入合法化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过程绝对不会因为一些人反对或者因为其不符合道德法则就会中止，除非我们愿意让社会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断裂所造成的无序化阵痛中永不安宁，或者再让社会忍受一次大的社会震荡。对社会保持一定敏感的学者与政治家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修宪”提案落实的途径：数年来，由于民营企业家的组织–中国工商联这一社会压力集团及其游说疏通团体持续不懈地努力，他们的利益终将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得到体现。这是这一社会压力集团与政府组织长期进行“政治博奕”的一大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财富是划分社会集团的本源，而社会现状就是各种社会集团之间“博奕”的结果。中国目前由于财富占有格局的变化，早已形成各种有着独立利益的社会团体，形成了新的社会格局–我将这种局面戏称为“老权贵带入新社会”。这些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必将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有所体现。一般而言，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有着经济目的的社会压力集团，如工商联及各种形式的企业家协会与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第二类则是以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为目的的社会压力集团，如倡导环境保护的组织、宗教组织或义工联等。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游说疏通团体，如“政协”与“人大”这两大组织每年召开的例会，就是这些游说疏通团体进行活动的主要场所。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目前不少行业协会，其实还不能算是一个利益集团，从他们的生存方式与利益诉求方式来看，具有很强的“一身而二任焉”、非驴非马的时代特点–在政府面前，行业协会代表企业；在企业看来，这些行业协会代表政府。只有工商业人士的组织–全国工商联才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并在政治上有较积极的表现。第三类则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庞大人群（称之为“集团”日前还不合适），如教师、企业的白领阶层、农民、国有企业的工人、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包括“三无”人员）等等，这些阶层其实都有突出的、迫切的共同利益，但就是没有能申诉其要求的游说疏通团体。如企业的白领阶层，数量相当庞大，但没有关心其利益的组织。农民与他们的兄弟–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更是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也没有相应的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教师协会、工会等等组织，在目前并不具有申诉其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功能。这些组织的现状，必须要另写一篇文章才能讲述清楚。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在五花八门的各种利益集团当中，真正为自己利益工作的只有代表民营企业利益的组织全国工商联。与所有其它的社会组织相比，只有工商联才是唯一有效的社会压力集团。这次“修宪”的成功，表明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有了一定的“议价能力”，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已开始有了适当的游说疏通渠道。 中国的现状表明，市场机制本身不会给经济社会中各个集团带来公平的结果，因为各个集团的“议价能力”相差悬殊。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在未来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奕的过程中，谁来代表没有“议价能力”的弱势者群体说话？经济学家们鼓吹立宪保护私有财产并非不合逻辑。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约翰(R(康芒斯就曾鼓励经济学家不应当谋求符合全社会利益的经济法规，而应加入某个压力集团或阶层，并提出符合该集团长远利益的措施。并举例论证古典经济学家毕竟是通过对19世纪处于上升期的英格兰工商阶级的认同，才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利益集团化可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一个社会终究应该有一部分人能超越个人利益计较来考虑问题，因为任何社会都是由各种阶级组成。从共生状态来说，没有农民，地主也没法生存；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则必须培养持续的社会购买力，否则，房地产业主造好房子，工厂主生产出各类产品，而社会其他阶层缺乏购买能力，市场就不能形成有效需求——我们现在市场需求疲软其中就有一个原因：贫困人口缺乏购买力。这就是说，必须要有一部分人来代替没有“议价能力”的阶层–被遗忘的阶层来说话。不可能设想政治博奕中，只有两大势力博奕出的结果会代表其他阶层的利益。现在的中国，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劳资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除了全能政府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通过政府立法限制经济组织对普通人民的经济奴役。而且中国的现状还不是没有劳工权益保护的法规，而是如何将法规落到实处的问题，这就需要这些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组织，这已经不是目前口头上讲的“加强工会权力”之类的口号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我们唯有期待“上帝的神秘作坊”里，产生成功的神来之笔。 附记：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朱学勤写的《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一文发表后所受到的猛烈攻击，尤其是网上许多根本不负责的意见和看法，竟然将“卖国”的罪状一古脑全推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头上，更让人沉重莫名。其实，这些被指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使有“卖国”的意愿也未必有“卖国”的能力。他们有不足与弱点，但决不是被强加于头上并横遭指责的“卖国问题”。 一些过分的言论迫使我放下手头的其它事情，集中精力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将对“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这件事的评价扩张到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评价？稍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知道，这是不能混淆到一起的两回事。我们的前人在饱受列强凌辱的20世纪初，尚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呼吁立宪以强国，并不排斥人家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心胸怎么还不如我们前人的开阔？须知国际地位是由一国的综合国力决定的，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是什么使美国如此强大，使它能够凭借导弹在国际事务中“发言”？因为仅有科技先进是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评判现任美国政府对待弱国的霸权主义态度与评判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两回事，否则又怎样来解释美国为何取得对世界事务的裁决权？ 朱学勤那篇文章的论点没错。他文中列举的一些观点，其实是中国思想界近20年来努力探索才获得的一些成果，如对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这文章的“错”只在于一点，发表得不是时候。朱学勤没看明白：在“街头政治”中，起决定力量的不是人的素质，而是人的数量。我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不陌生，对于“人民”、“民主”、“群众意见”这些集体名词所代表的内涵以及在中国政治中特殊的威慑力也太清楚，所以我并没有幻想自己在群言沸腾之际，能用自己微弱的声音来止住那一锅沸腾的气泡。 借着写这篇文章，我理清了一个几年以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如果说还有读者认为我讲得不够清楚，那不是我没认识清楚这些问题，而是由于语境的限制。因为个别人在批评我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总指责我没有进行“制度批判”，不知道这些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想到过我们享有的语言空间没有？ 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写于1999年6月上旬 （原文发表于《书屋》杂志1999年第5期） 附：对王希先生短文的答复 看了王希先生批评拙文《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一文的文章，对海外朋友有心阅读我这篇完全是因为中国本身情境出发而写的文章感到高兴，也谢谢他对拙文的批评。但需要说明一些问题。 拙文的重点其实全在于后半部分，写作动机也完全写在文后的“附记”中。这一点，国内朋友都很清楚，所以不少杂志，如《战略与管理》以及《天涯》都只载后半部分，道理即此。 我文中所谈的制宪过程，其实只要仔细看过拙文，就明白是包括制宪会议与权利法案制定这两部分，从时间上看就延伸了两年。众所周知，没有《权利法案》作补充的美国宪法是不完整的。这一点在任何介绍美国制宪历史的书籍中都不会被否定。本文重点在于借美国宪政历史谈对中国宪政百年与当前民主建设道路的看法，所以对美国历史只是借助于公认为较好的书籍中介绍的史实，并不在于考证（而且考证起来也不止一家之言）。在这篇文章中，我对美国史实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合著的《民治政府》一书（中译本为陆震纶、郑明哲等四人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下面的页码均指此书）。据译者介绍，该书是久享盛名的美国政治学教科书，兼有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三位作者在美国政治学界也均有盛誉（见“译者的话”）。关于王先生提出的几个史实有误的地方，谨作答如下： 一、在制宪过程中起作用的灵魂人物与制宪者（宪法的起草者）其实是两个概念。只要不是存心挑毛病，就可看出，拙文意不在研究谁在制宪会议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而是通过介绍美国制宪过程产生实际影响的重要人物，以阐明他们代表各利益集团在制宪过程中追求利益“平衡”。宪法的起草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与亚历山大，汉弥尔顿第一章：“制宪者是何许人”一节，(P20)，“通过还是不通过”，(P21），拙文列举华盛顿为制宪会议的灵魂人物，不仅是根据华盛顿曾担任制宪会议主席一职，还根据《民治政府》的有关评议。该书这样评述介绍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中的作用：“据记载，华盛顿在正式讨论时只讲过两次话，但在非正式聚会和开会期间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影响”（P13）“在关键时刻，华盛顿本人送来了一封信，敦促批准宪法，从而打破了僵局。”（P24）杰斐逊在美国宪法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并未因为他没有参加会议而受到质疑。本文中谈的也不是他在制宪会议上的影响，而是他在制宪过程中的实际影响，根据为“第五个人，托马斯•杰斐逊，虽然不在纽约，在所有人中可能最具有深远影响。在1789年起草权利法案的几个月里，托马斯•杰斐逊还在驻法大使任内，在法国他置身前列目睹了正在揭开序幕的法国大革命。年方33岁的杰斐逊……他坚定支持亲密好友麦迪逊，促使权利法案成为宪法修正案。”（P6）本文正是据该书这些叙述将华盛顿与杰斐逊定为制宪过程当中有影响的灵魂人物，应该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关于亚当斯的介绍，也出自这本书的有关评价：“这四人——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麦迪逊——作为革命者、制宪者、政治经纪人，也作为决策者，在这个新成立的全国政府整个开创阶段，从18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末发挥了领导作用。”（P5） 二、关于两院制产生于制衡思想、在建立有效率的全国政府与自由两者之间的选择的阐述，来源于《民治政府》第二章中的三段论述： 1、在《民治政府》第二章“以权力制约权力”一节中谈到：“必须记住制宪者面临的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想要一个更有效的全国政府，同时又敏锐地意识到人民不会接受太多的中央控制。效率与秩序固然重要，但不能同自由相提并论。”（P41） 2、在第二章“一致意见”一节中，“两院制（bicameralism）——议会由两院组成的原则——也表达了代表们需要平衡政府的信念。一个议院将代表贵族，用来抵消更为民主的众议院”（P15）。 3、在第二章“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野心抵制野心”两节中，作者们这样写道：“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47篇写道：‘把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集中于一个人手里……可以公正地断言其为货真价实的暴政’”，“革命时期把权力集中在立法机关手里，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使制宪者对分权的价值抱有坚定的信念……如果分权还不够，还要做些什么呢？”“制宪者的回答是制衡制（checks and balances）。麦迪逊写道，‘防止把几种权力逐渐集中到一个部门的最保险办法，在于使各部门领导获得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来抵制他人的侵害……必须以野心抵制野心’……我们有一个‘机构分立，权力分享的政府’，于是，国会制定法律，但总统可以予以否决。最高法院可宣布经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法律为违宪，但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总统实施法律，但国会提供经费。此外，参众两院在制定法律时互相有绝对否决权，因为法案需经两院批准。” 拙文其实已谈得很清楚：1787年制宪会议作了两个设定：全国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权力的划分，以及在立法、司法与行政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分。因为本文要论述的主题并非全国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权力的划分，而是权力的制衡问题，故此意不在前者。换言之，本人对中国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的问题看法与有些研究者不一样，并不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故此对前者只交待一句，这是为了论述中国宪政史与当前问题时扣准主题的需要，王先生要求在一篇并非谈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问题的文章中大篇幅地谈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强人所难。至于如何阐释历史，克罗齐已有一段话作了最实质的阐述：任何历史，都是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大意，非原文）。《民治政府》一书也阐述了“关于宪法结构的概述，跨越了200年的争论，至少暂时宣布了国家主义者的胜利。主张国家作用（集中主义者）和主张州和地方一级作用（分散主义者）人们之间的争论继续存在，然而一般是在宪法原则的框架以外进行的”，如果王先生想将这场跨越200年的争论定性，那也是他个人的研究爱好，与本人这篇本意不在论争美国宪法的文章已无直接关系。 三、“功绩”、“教养”与“财富”、“出身”的区别与联系在于：有财富的家庭可以使子女受较好的教育，从而使子女教养较高，从这点来说，是不能完全截然分开，但是这四个词语涵义的区别是任何人都看得出的，不知王先生为何看不出？拙文这段论述还是取材于美国历史学家有关评述，非本人杜撰。 四、拙文并未将独立宣言与1787年宪法简单等同，只是指出了二者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史实根据源于《民治政府》第一章“权利法案的根源”一节，请有心者翻看。王先生认为拙文简单等同，是王先生的理解。虽然王先生认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有差距，但也没法证明两者之间没有渊源关系。至于谈美国宪法主要不是保护产业利益与商业利益也是王先生个人的理解，因为拙文谈的也不是保护商业与产业利益，而是谈保护和扩大自由权与防范民主政体特有危险。请读拙文“恩泽绵远的美国宪法”一节。 五、关于“上帝作坊里的风云际会”一节中谈到“历史的神来之笔”，关乎到对什么人创造历史的理解。本人在文章中从未说过美国没有宪政的历史积累，相反还谈到制宪者们的实践经验在1787～1789年制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知王先生是如何理解拙文的有关论述？本人在什么人创造历史的问题上，比较倾向于道格拉斯•诺斯先生的“搭便车”理论。 最后，想提醒关心拙文的同好们注意，拙文意不在对美国历史作任何新的阐释，“术业有专攻”，那不是本人所长。本人的立意仅仅只是通过对美国历史的感悟，来谈中国当代社会压力集团与政治博弈的问题。 谨此作答。 写于1999年10月8日，原载《书屋》杂志，1999年第1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德国的戏剧：默克尔难民政策悄然转身
何清涟 政府常常死于谎言。 ——Thomas Carlyle 世界上有种政治智慧叫“圆熟”，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最近展示了这方面的品格：她一边在高调批评美国总统川普1月27日签署的临时旅行禁令，不断强调“反恐不能成为怀疑那些来自特定国家，有特定信仰的人群的理由”；一方面悄悄实施快速遣返难民的16点计划，欧盟亦与利比亚达成了阻截非洲难民的协议。一言以概之，默克尔既想继续占领道德高地，又试图让本国从难民泥沼中开始爬出。 16点计划：难民政策的180度大转弯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披露，“2017年被遣返的人数将会继续增加”，这些 被拒批的难民申请者将被遣返。在被遣返之前的最后几天或者几周内，他们将被集中安置在“联邦遣返中心”。 由于默克尔及德国媒体过去数天内持续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等七国国民临时旅行禁令并唱高调，有必要将默克尔遣返难民的“16点计划”（ 《竭尽国家之力：默克尔遣返难民的16点计划》，RP Online，2017年2月9日）要点列出，以备对比： 1、法律从严。其中包括：可以对恐怖活动危险者实施遣返羁押，也容易监视他们。 2、费用。联邦政府再增加4000万欧的遣返费和5000万欧重返故土费。难民越早自愿离开德国，得钱就越多（从12岁起，人头费800到1200欧）。为避免错误的刺激，给难民所得的钱数不能超过再返回德国的旅费。 3、返国建议：在难民第一接收站就开始建议他们尽快返国，首要对象是那些来自避难几率低的国家的人。在避难程序过程中，再建议返国。 4、联络站点。把负责所有与遣返任务相关事宜的站点集中在各州的一处或多处。联邦和各州任命负责人。 5、离境中心。不再把没有可能留下的人分转到各城市或地区，各州要为离境者建立接待中心。 6、加强都柏林协议（即难民必须在进入欧盟首站国家进行避难程序，而过去德国接收大量经欧盟其他国家进入德国的难民，破坏协议以彰显高尚）。 第7条是要求联邦建立返国总部；第8条要求各州有义务在遣返中心附近设置“足够数量“的遣返羁押位置；第9条要求联邦行动一致，以便各州遣返的标准统一；第13条是对难民来源国施压（这些国家用不给和拖延补发证件、不接收犯罪国民、不批量接收国民，导致遣返不畅）；第10、11、12、14、15、16条的内容主要是加强有关难民资料档案的技术性规定，比如建立相应的管理软件与惩罚措施之类。 “16点计划”确定了三大重要原则：遵守都柏林协议，力图恢复被默克尔破坏的秩序；确定了遣返原则，放弃了过去默克尔鼓励难民来德国与欧盟寻求庇护的政策；对自愿离境者给予奖励。将“16点计划”与默克尔过去一年半时间内实施的难民政策加以对比，只要不是瞎子，都会看出这是180度的巨大转身，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与川普对七国的临时旅游禁令相比，德国的16点是永久禁入。 与此同时，默克尔促使欧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通过大力援助利比亚，让利比亚这个非洲移民前往欧洲的重要中转站帮助拦截难民。2月3日，在马耳他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与会者通过了一项应对地中海难民危机的10点计划，内容包括：关闭所谓的“中央地中海航线”，尤其要对利比亚海岸警备队进行培训，尽快为其配备所需装备，让他们能够阻止蛇头团伙将难民送往欧洲。已到达利比亚的难民会暂时留在那里，今后再图安置。 力挺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欧盟议会主席、德国人舒尔茨在2016年6月9日曾说：“难民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比黄金还贵重。”时过8个月，难民就变成了德国与欧盟想方设法要送出境外的负资产。发生这种变化还罢，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批评川普临时旅行禁令时都那么 理直气壮。 默克尔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圆熟 欧洲女王默克尔在其鼎盛时期，收获的赞誉车载斗量。我也认为，一位在东德成长的女性，能够连任三届德国总理，必有过人之处。但2015年以来的政策决策让我重新审视其能其德。 能力方面，我相信她操纵国内政治的技巧非常高明，但这是政客的技巧。作为政治家来说，她明显缺乏前瞻能力，由她充当总导演的德国难民戏剧，不仅毁了德国，还毁了欧洲，逼得英国痛下决心退欧，让欧盟的前途变得晦暗不明，欧洲各国保守势力抬头。英国知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文名“漆咸楼”）问询了比利时、德国、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匈牙利和波兰十国共计1万多位民众，所得出的调查结论是：高达55%的欧洲人拒绝新的伊斯兰国家移民进入自己国家。如今，欧洲正面临欧盟解体的可能，各种反省无不指向默克尔那荒谬的“政治正确”及其难民政策。如果非要说她是“杰出的政治家”，只能说是其他人用平庸烘托出她的“杰出”，“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有关她的种种，我已经在《德国的戏剧：“政治正确”高于国家安全》、《德国的戏剧：默克尔如何毁掉德国的未来》等系列文章里谈得非常清楚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去观看。 再谈默克尔作为政治家的“德”。默克尔因宣布“接收难民无上限”，头顶上多了“难民的母亲”这道“圣母”光环；因为对难民在德国制造的强奸/奸杀、集体性侵、抢劫杀人、贩毒、恐怖事件等处变不惊，二度强调“我们就是能办到”的镇定（其实是极端顽固），而被其铁杆粉丝认为是“最合适的德国领导人”。一位由本国选民选上、担任本国纳税人供养的政府首脑，本应该对本国人民的生计与安全负责，她却完全不关心体察本国民众的痛苦与忧虑，不考虑本国人民的承受力，不顾警察部门有关恐怖分子混在难民群中的提醒，让一个安全、宁静的德国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安全。从对本国人民负责的角度来看，她违背了就职誓言、辜负了选民的期望。作为一位女性，她甚至对本国众多女性面临性侵与强奸的恐惧与控诉充耳不闻。 默克尔在难民政策上的顽固坚持与善于作秀，让她显得虚伪矫情。为了让自己赢得即将来临的大选，她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在难民政策上的错误。在继续高唱政治正确高调的同时，行动上却悄悄转向，拟定快速、坚决遣返难民的“16点计划”。她拒不检讨难民政策失败的态度，有如中共对待自己的错误一样：毛时代中国发动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人民内斗是正确；邓小平启动改革，否定毛的政策仍然 是正确，中国共产党永远正确。 即使行将实施永久驱逐穆斯林难民的16点计划、并参与同利比亚达成拦截非洲穆斯林移民协议，默克尔仍然不放过彰显自己高尚道德的机会，对美国川普总统针对叙利亚、伊朗等七国临时旅行禁令大加批评。这种言行不一，确实彰显了一位政客的油滑圆熟，但作为普通人来说，我宁可接受川普总统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率性坦诚，也不想被默克尔这种成熟政客蒙骗。 对默克尔的口是心非，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实在看不下去，于2月2日发表评论：《就美国“MusilimBan”的评论：为什么德国批评川普入境禁令完全是欺骗 》，有根有据地列举了七条事实，指责德国批评川普入境禁令完全是欺骗，因为德国对叙利亚、利比亚、伊朗、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等国人，早就实施了停止移民的禁令。相比德国禁令的圆滑与专业，川普实行的命令内容相同，但风格粗俗，手法业余。 与默克尔类似的还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加拿大国际广播中文网站2月9日报道，刚批评完川普的旅行禁令，表示将接收美国拒收的难民的总理特鲁多，也开始强调加拿大应该“用合适的方式”接纳难民，同时保护加拿大边界。让他发生这种转变的，仅仅只是曼尼托巴省边境小城埃莫森2016-17财政年度的前三个季度中，有403个难民申请人徒步穿越加美边境到达该镇。相比美国那1100万非法移民，以及每年接收的难民人数，这个数字实在微不足道。 德国在难民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有如在战场上自家军队悄悄撤退，却呼唤盟军顽强抵抗， 不知美国主流媒体是否“发现”了德国的“16点计划”？ （本文德文资料由德国网友野罂粟@WilderMohn 女士翻译并核查，特此鸣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germany-immigrants-20170210/371915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1👍 0💬 0国际追税与追逃，北京态度如冰炭
何清涟 为了打击海外避税活动，全球51个国家于10月29日在德国柏林签署了一项《自动交换银行信息协定》。美、中两国均不在签约国行列。由于中国正在开展全球追捕外逃贪官的“猎狐2014”行动，因此在这项协定中不见其身影多少显得奇怪。 \“猎狐”与“捕虎”，其间利害实不同\ 美国未加入此协定自有缘由。据美国政府官员解释，美国国会通过的《肥咖法案》（FATCA）将使美国成为打击避税的先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在磋商该协定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其秘书长古里亚指出，“我们在做的所有事情都获得美国的强烈支持”。中国对此项协定既未作表态，国际经合组织也只字未提中国对此项协定有何表态。北京对国际追税的冷淡对应，正好与其今年高调海外追查外逃贪官形成鲜明对比。 逃税在美国是联邦重罪，但在中国人眼中，追逃与追税二者之间有个明显的道德差别，追逃是追捕携带不法资产外逃的贪官；追税则涉及所有转移资产至海外的中国富豪。这些富豪当中除权贵家庭成员之外，还有部分是民企富豪转移的资产，并不完全是不法资产。但是两类资产的数量大小却有天壤之别。 据新华社报道，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的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和国企高管为16000至18000名，携款超过8000亿人民币。今年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报告称，超过21000名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者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其中包括红色权贵子女亲属、富豪、全国人大代表等在内。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 8000亿人民币与1-4万亿美元所逃税额相比，后者远远大于前者。更何况，这1-4万亿美元被转移资产当中，有许多资产其实也难见阳光。北京之所以全世界“猎狐”，却不愿意张网“捕虎”，全因为“追逃”与“追税”这两类行动锁定的目标人群不一样。 \追逃重点在缉拿贪官\ “追逃”是全球范围内追缉携资出逃的各类官员及国企高管。中国从今年7月就开始推出“猎狐2014”，大张旗鼓地开始在全世界追捕外逃贪官。到10月下旬，人民网推出《聚集中国打击外逃贪官行动》系列，至今共有8集，全方位地描述了全球追逃的各方面情况。最近公布的新消息是中国同意按国际惯例，与所在国分享境外追赃，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与中国之间虽然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已有多种形式的司法执法合作，可协助完成追逃追赃。 这些外逃贪腐官员在国内，多在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以及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任职。以前对抓获人数总是语焉不详，但现在官方首次给出了具体数据：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途径是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移民国家，生活条件好、教育质量高，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贪官藏匿地，据说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这些被抓回的外逃贪官级别有多高？据人民网“聚焦”系列之七《十五年追赃100多亿 哪些“跑路”官员被追回》一文所列“2000-2014年 被追回贪官一览”，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是其中官阶最高者。 据称，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排除万难，已经与63个国家签定107项司法协助条约（包括已进行第一轮谈判的），并遵照国际惯例让协助国参与分享被没收的资产（分享比例按协助情况定为40-80%）。决心之大，已经通过“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这一说法向世界明确表达。 \追税虽是金矿，却有挖不得之隐情\*** 追税之所以难，乃在于向国外大规模转移资产的中国富人当中，有不少是权贵子弟。 这里须得简单交待一下权贵与官僚的区别。在中国前现代社会里，权贵乃贵胄，专指皇室近支与授爵勋臣（如因开国、中兴，于国有大功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官职不能世袭，爵位可以世袭。中共宣称要“打碎旧世界”，制度上不能再沿袭自称要打倒的“封建制度”，但却从未否定追随毛泽东“打天下”的红色权贵的特权。这种特权不仅表现为权贵子弟进入官场、军队任职可获种种优待，还表现为允许权贵子弟利用父辈权势经商。有些“红二代”辩称，大多数红二代成员现在过的是平民生活，并无特权。这也是事实，但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红二代成员也有贵贱之分，近年来有条隐形标准，即开国少将或50年代前期在中央各部任部长级高官的才算是“红色勋贵”，违法免究。多数红二代既非“红色勋贵”，所获特权自然有限。二是并非每个红二代都有能力经商。 中国富人当中不少来自于权贵家庭，这是有中外两类公开资料加以证实的。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刊物）2010年第4期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首次公开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并指出“红色家族”经商，因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发了财的红色家族成员担心巨额财富存放在国内不安全，因此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至海外。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介绍，上百位研究者们“从37000多名离岸公司所有者中找出与中国公众人物有关的详尽名单，如政治局委员、部队军官、各大城市的市长、俗称‘太子党’的中共领导人亲属以及《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上有名的富豪们”，最后发现，至少有5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注册离岸公司。其中有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和胡锦涛的堂侄胡翼时等人。这份报告向世界揭示了中共政治利益集团的盗贼型面目，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因此，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对这份闻名国际社会的报告视如不见，当其不存在。 贪官携出的8000亿人民币，15年间共追回100多亿。但这些赃款即使全部追回，其数量也远不及向1-4万亿转移至海外的资产追税大。这是笔小学生也能算清楚的帐。但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追逃，对加入《自动交换银行信息协定》了无兴趣。其间差别，全在于追逃与追税涉及的目标人群之不同，与我以前指出的反腐败当中的“身份识别”现象同理。 注：《自动交换银行信息协定》的英文名称：Signatories of the 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4年11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41105/251015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媒体不应误导民众
台北《中国时报》近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两国论。有些社论被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转载，作为「台湾民意反应」，以增加对台文攻武吓的分贝。 在如今台湾新闻自由的环境下，《中国时报》以社论的方式对政府决策进行批评，无论持什麽观点，都是报人的权利。但《中国时报》7月17日发表的题为「正视美国对两国论的负面报导」的社论，则是在不实的资料基础上立论的。 这篇社论说，台湾「政府最高当局和幕僚在决策过程中也许没有料到美国朝野和舆论竟会出现一致性的负面反应舆严厉批评。」「┅┅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对两国论的强烈态度，是必然的。」「准此，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对台湾的不谅解，乃是可以理解的。」由此结论说，「政府决策层的固执和错估美国的反应，可说是今年台湾的『仲夏夜恶梦』！」 笔者原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来美国11年来一直关注研究美国媒体，尤其两国论发表之後，对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的反应更加留意，因此看到《中国时报》这样内容的社论，实在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它和事实完全不符： 第一，美国政府从没有直接评论过李登辉先生提出的两国论。在美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即使记者不断追问，国务院发言人也都表示不予置评。按常识逻辑，美国政府也不会像《中国时报》社论所说的会「严厉批评」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所谓「一致性负面反应」不知以什麽为依据？ 第二，美国国会至笔者撰写此文这天止（7月19日），也仅有一名参议员托里西利对两国论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宣示，超出了美国能够保护的范围。但次日就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姆斯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台湾民主选出的李登辉总统对於台湾地位的言论。」认为两国论说的是明显的事实，两岸是两个主权独立国家。两位参议员是一比一打平，没有《中国时报》社论所说的「一致性负面反应舆严厉批评」 。 第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大报专栏作家，至19日止，共有13人或撰专文，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两国论发表了看法。其中有九人持赞成态度：「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伍尔顿（Arthur Waldron），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员叶望辉（Stephen J. Yates），卡都研究所 (Cato) 研究员克拉克 (Jonathan Clarke)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何格兰（Jim Hoagland），以及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莫威伦。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有五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中国部主任蓝普顿（Mike Lampton），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奥森伯格，胡佛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尼克森中心助理主任梅格瑞德（Greg May），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从人数比例来看，仍是赞成的占多数。 第四，一般传播学家提到美国主流媒体，起码提到三家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三大报对两国论的报导都是客观中性的。只有社论和言论才被视为报社的看法。 《华盛顿邮报》虽是自由派报纸，并向来倾向柯林顿的民主党，但十四日却就两国论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题目是「中国人的威胁」（Chinese Threats），强烈表示认同两岸是「国与国」关系的提法，认为李登辉先生的看法事实上无可辩驳，台湾是一国，中国是一国。该社论认为美国和北京的一个中国观是「虚假的」（pretend），呼吁美国政府改变过时的对华政策。 《华尔街日报》虽没有就两国论发表社论，但在言论版发表了李洁明和伍尔顿的专论，强烈表示支持台湾，认为两岸关系应以东西德模式解决。 三大报中只有《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两国论提出批评，认为台湾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会激怒北京，在台海引起新的危机。但同时该报也警告中共不可对台动武。 如果这三大报代表美国主流媒体的话，也是二比一，支持台湾的声音占上风。 除此之外，《波士顿先锋报》的社论支持台湾，承认李登辉只是说出一个事实，并不是什麽挑衅的行为；《洛杉矶时报》的社论则批评两国论给美国带来麻烦，认为「一个中国政策是和平的希望。」 我不知道《中国时报》社论所说的「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的一致性负面反应舆严厉批评」的根据在哪里？事实出处在哪里？ 在中共操纵媒体的大陆，报纸是宣传至上，事实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现在台湾有了相当的新闻自由，媒体应该更加专业化，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尤其在两国论引发两岸关系危机的关键时刻，如果媒体编织事实，误导民众，不仅有违新闻从业员的道德，更是对读者的亵渎，对国家安危的不负责任。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7月22日） 1999-07-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7👍 0💬 0讨论韩寒的意义在哪里？
韩寒被质疑造假这个问题出来之後，网民们分成了所谓“挺韩”和“倒韩”两大派。挺韩派认为，13年前赢了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的作文，《三重门》等小说，以及後来署名韩寒的那些文章等，无论都是谁写的，韩寒的叛逆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後来那些嘲讽时政文章，替老百姓出了恶气；好不容易有个人敢说话，敢骂几句政府，你们还要把他打下去，图什麽？韩寒文章的署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还有一些挺韩派认为，那些“倒韩”的，就是因为不喜欢那个“新三篇”了，由於反对新三篇的观点，所以现在就要“打倒韩寒”。 “倒韩派”认为，如果韩寒是靠造假成为“天才文学少年”，一路靠代笔、靠面具维持名声，那麽无论他後来写了什麽，都不可接受了。 这两种观点，哪一个更有道理？我由於写了《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和《“韩寒”在崩溃的边缘》，肯定被划成倒韩派了。事实上，我感兴趣的，绝不是“倒韩”，相信绝大多数网友同样，而是怎样看待“真实”的价值。 这里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真实”和“意识形态”哪一个的价值更高？我个人毫无保留地认为，真实的价值远高於任何意识形态。因为，不建立在追求真实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不仅是负向价值的，而且迟早一定会轰塌。那种“只要你替我出气，造假我也支持（或者原谅）”的思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韩寒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推崇，在於他敢於批评一个制度。但这个大家那麽讨厌的制度，主要是靠什麽维持的呢？虚假。任何一个专制，都主要是靠虚假维持的，仅仅靠暴力都绝不能统治长久，虚假才是真正的支柱。如果跟这个被虚假支撑的制度战斗的人本身，也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沙滩之上的话，那他不仅不能打败虚假，而且最终会被大的虚假拉过去。真实，只有真实，才能打败虚假。 如果韩寒是假的，那首先他就没有挑战一个更大的虚假的道德资本。其次，由於没有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人文修养，文学基础，思想能力，那他目前的“地位”就根本没有基石，不仅会忽然说出胡话，更容易站不住脚，要麽会顺风倒，要麽遇到压力就塌方了。而且，敢撒弥天大谎的人，可以是没有任何原则，守不住任何底线的人。 我们看韩寒，一个曾刺激了大家的怨气，又靠大众的人气腾空，登上富豪榜，享受偶像风光的人，然後居高俯视芸芸众生说∶你们其实不配民主制度，“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革专制体制的命，不就成了革人民的命了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不能有自己的站位┅┅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这都胡说八道些什麽呢？这颗墙头草，在利比亚的革命中，卡扎菲後来变得弱小了，要被杀死了，他要站到卡扎菲那里去吗？ 但尽管如此，我接著麦田等人的质疑，也写了两篇文章的原因，绝不是像有些“韩粉”所指责的那样，就是因为对新的“韩三篇”太不感冒了。不感冒，毫无疑问。那种水准，领导中国思想风潮，真让所有中国文人跳海。但是，即使没有“新三篇”，韩寒被指出这麽多明显问题，我也会同样自己去究一下真伪。多年来我一直都强调，虚假的东西，不能打败虚假，真实，才是摧毁一个虚假制度的第一步。 17年前，我在北美《世界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质疑《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是否“周恩来私生女”的时候，就受到不少民运、异议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只要是能打击共产党、剥开周恩来伪君子画皮的东西，我们都要支持。我反问道∶假的东西能剥开谁的画皮呢？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思维和做法，正是导致那个恶制度的罪魁之一。而且，用假打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1年前，我写系列文章抨击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的时候，也遇到同样问题。高行健在反共、亲西方、追求个人自由等方面都跟我在一个思路上，尤其是他的作品被中国政府禁止，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一切，我就明明看着他的作品差，只因他反共就去歌颂它们的艺术价值，或沉默呢？歌颂就是传播错误的价值，沉默就是容忍错误的价值，结果就是错误价值占上风。 上述这两种情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可以遇到。那就是在“真实/说真话”和“意识形态/目的”之间，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在很多、很多情况下，坚持真实/说出真话，是非常困难的。难怪这个世界虚假横行。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要“重是非，不重人；跟理念，不跟人”。人会变，是非不会，理念不会。我们经常看到两种人，一种是“跟人”∶我喜欢张三，所以凡是张三说的话我都听，做的事儿我都维护；我讨厌李四，所以凡是李四的东西，我一律不买账。另一种人是“跟是非，跟理念”∶我不管这个话是谁说的，这件事是谁干的，只要是真话，就听，只要是正确的事，就鼓掌；而不因为他是哪国的、哪个种族的、哪个派系的，我个人是否讨厌这个人等等，来做选择和不选择。我属於後一种人。 例如，在质疑韩寒的主要人物中，有人也曾用既不真实，更不厚道，甚至下流的文字攻击我，但我不会因此就一切都站在那个人的对立面。而是就事论事，看重事情本身的对错，这比“选人站边”更有利於自己的思想成长，也更可靠。如果自己在是非、真假等问题上判断错了，认识到之後，改过来就是；这比盲目捍卫一个人，或死活痛恨一个人，要容易多了，心态也会健康很多。 目前这场围绕韩寒的讨论，早已离开了年前对“新三篇”的观点探讨，而在韩寒是否是“人造的”。“假”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如果以嘲讽中国社会，并登上了《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榜的中国青年偶像韩寒本身是“假”的话，那真可谓中国社会的第一大黑色幽默；如果以欣赏韩寒抨击中国社会时弊而成为韩粉丝的人们，反而容忍自己的偶像是人造的，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第二大黑色幽默；再加上曾被韩寒挖苦的官方媒体开始力挺韩寒这个第三大黑色幽默，那这中国式的幽默，就不知是该让人笑，还是哭了。 有人说你们这样对韩寒的质疑，是“有罪推论”却没有证据。当然，“质疑”本身就是怀疑你有问题，所以才质疑。但是，对韩寒的讨论是道德范畴，即使送到法院，也只是民事诉讼，究个是非，而不是刑事案，把人判罪坐牢。这和刑事案的应“无罪推论”在性质上和程度上都完全不同。更何况，现在并不是读者告韩寒这个人和作品不对号，而是韩寒主动要起诉质疑者。 没有人当场抓住韩寒作文、写小说作弊，是不是就没有判断的基础了呢？当然不是。韩寒这件事，不是杀人，不是放火，没有“现场抓住”的直接证据，完全可以根据常识、常理判断。网上那麽多人一段一段详细分析“韩寒”的作品，都是在说理，在论证。 面对网上多篇有理有据、难以否认的“人不对文”的分析，有挺韩者撰文指出∶韩寒有找代笔或枪手的权利，这是他的私权（个人权利），只要写作者和韩寒之间没有版权纠纷，外人无权干涉；在西方等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对代笔这种事情，没人干预。现在你们这麽多人，群起质疑韩寒的诚信，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作家的私权。 我对这个话题很敏感，因为多年来一直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呐喊，最痛恨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因为这是人类灾难的源头。但在韩寒问题上，大家追究的是“天才文学少年”是怎样炼成的？他如果是假的，造假被袒护，那不恰恰损害了真正的作家们的权益吗？ 没错，在哪个国家当然都有“代笔”（Ghostwriter），基本上是两种情形∶一是名人找代笔写自传等，完全由别人写，然後署自己名出版，以自己名义推销。这完全不是问题，无数人这麽做。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自传就是花50万美元请人写的。二是已经打响名声的著名作家，自己写不过来了，或者写不出来了，就请一些作者，模仿自己的风格写，然後署自己的名字（或联名）出版，像美国畅销书作家Tom Clancy, James Patterson等，都有代笔，不存在道德问题，他名声在外，对署自己名字出版的东西负责。读者对此也清楚，照买他们的书。这种情况下的代笔，才是署名者和代笔之间的私权。 但韩寒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不是名声在先，代笔在後，而是（如果质疑属实的话）靠成人冒充孩子，得作文奖，出长篇小说，赢“少年天才”的名声，然後借这个伪造的“天才”塑造偶像地位，继续出书。而那些作品如果不是打著“少年天才”这块招牌的话，很可能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完全是造假行为，怎麽能属於正常意义上的代笔呢？如果韩寒靠自己的实力打出了大名，那麽现在他有一个写作团队，“韩寒”就是这个写作班子的笔名，韩寒是主要写手（因为他在以写作天才做宣传），那别人没什麽可说的。但事实明显不是这麽回事儿嘛。 坦率地说，即使不谈那一堆一堆的文本分析，仅听韩寒的一句话，你就可以判断，他对写作是个外行。在被质疑後，他说，“至今所有署名我的文章均是我本人所写，如有一字他人代笔，我诅咒我自己不能活着看到我女儿成年。”敢发这种毒誓的人，不仅说明是假的，也等於告诉人们，在他那里，誓言可以是戏言。 除了如今网上的博客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作者的东西，没有“一字他人代笔”吧？起码有编辑修改几个字吧。那些自己有写作经验的人，对韩寒的质疑会更强烈一些。托尔斯泰那麽大的作家，他的《战争与和平》修改了八遍，都是妻子抄写的，其中不乏她自己改动的内容。连纳博科夫那种语言大师，都被妻子修改语法和拼写错误。更何况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被妻子修改之处无以计数，而且她还给我代笔，我在家里的一些“高谈阔论”，她认为有点意思的，就随手记下，写成了文章，还随处点缀着她自己的思想。我很幸运，有文笔很好的妻子帮忙。我更清楚，写作是艰辛的，每挪小小的一寸，都有多少努力在背後，绝不可能是韩寒那种潇洒的“一挥而就”。全世界都没有，怎麽只有中国有？ 韩寒如果说自己的作品从少年时代就一路得到了爱好写作的父亲的修改和帮助，还有些可信度。但目前这种情形，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从第一篇起，就是父亲代写，这十多年来，韩寒却要在大众面前、在媒体上做出“天才文学少年”状，一直维持住这个“假”。如果这“假”是真的，那韩寒的父亲是给了儿子一个何等沉重的压力？如果这“假”是真的，那韩寒的父亲又是给自己圆了一个多麽可怕的“文学梦”？这不是噩梦一场吗！ ——2012年2月2日於美国 2014-0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习近平整军与重提“和平共处五原则”
何清涟 南海波涛汹涌，暗流潜伏。就在世界都感到南海诸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之时，习近平6月28日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算是向周边国家挥舞橄榄枝。但周边国家并没有轻易接受这番和平之意，日本内阁按计划于7月1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 显然，中国的亚洲邻国并不相信习近平重提和平共处五原则的诚意。但我倒是相信习近平这次重提和平共处确有诚意。这倒不是他突然间变成和平主义者，而是形格势禁，不得不选择与邻国“和平共处”。 \原因之一：军队腐败严重消蚀战力\ 习重提“和平共处”次日，北京正式宣布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查处的消息。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就可明白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偶然，而是刻意，因为徐已于3月“被组织调查”。6月28日，习在“和平共处”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泰戈尔诗歌“你以为用战争可以获取友谊？春天就会从眼前姗姗而去”，这诗，与其说是吟给那些挑衅中国的邻国听，还不如说是吟给主战的军队鹰派听。 这足以说明，习近平不想再与邻国继续目前这种紧张关系，至少现阶段不想。如果他想启动战事，目前正是用兵之时，亟需安抚军队，哪能痛惩腐败将官，让军队高层惶惶不安？军心动乱，如何临敌对阵？唐代宗时期，朝廷因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财用短绌，皇上自奉甚为俭薄，名将郭子仪家却珍宝堆积如山，府中奴仆逾千，个个衣着鲜亮，富贵逼人。唐代宗对郭颇有想法，数次夺了郭的兵权，但却与郭保持了全始全终的君臣关系，原因无他，就因为郭子仪是有用之将。这些历史掌故，早就成了资治宝典。 军中腐败案件曝光远不如政府部门多，但海军王案、总政谷案暴露的冰山一角，已经让人可以管窥一二。去年，中国军方鹰派学者罗援罕见地公开承认， 腐败是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香港东方日报指，由于胡锦涛的弱势，过去十年，解放军的大权操控在徐才厚手中，尤其人事任命更是由徐才厚一手独揽，校官、将官的晋升明码标价，酒色财气充斥军营。有人在国内微博上写诗讽刺解放军的战力：“茅台国酒壮军威，痛饮三杯马上吹；纸上征战九万里，沙盘演练五千回”。那些主张对外强硬，打一场局部战争的鹰派，只是出于利益需要，因为只有战争才能为其制造各种索要军费的借口，最大限度地满足军事利益集团的需要。 习近平接掌军委副主席一职已有数年，当然清楚以如此军队临阵，决无胜算。与其干咋唬，不如先治军。据港媒《星岛日报》消息，徐案牵涉众多高级将领，已有数十名将军被调查，其中先后担任过徐才厚秘书的四位少将，以及其瓦房店系多名将军（大连下辖瓦房店是徐的故乡，出了30多位将军），亦疑因卷入事件被调查或助查。 如此大规模整治腐败，表明短期内北京不会对外轻启战事。这当然也是习近平向外释放信号：他已切实掌握了军权。如同整顿政府一样，从腐败切入，是整军治军最合适的理由。 \原因之二：内事不稳，轻启边衅不祥\ 习近平希望缓和南海局势，还因为他这个中共当家人目前要应付多重“内忧”，“家有七件事，先从紧处来”。对中共来说，相比“外患”，即收回钓鱼岛与那些中共从未实际占领的“自古以来”就由中国拥有的领土，多重“内忧”对政权稳定的威胁可能更大： 一、高层内部矛盾激烈，我曾在《反腐鸣金收兵，萧墙干戈暂息》一文中分析过，由于去年以来三轮打大老虎（周永康、李鹏家族、以曾庆红为后盾的驻香港国企及其后台港澳工作委员会），让新老常委们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集体对抗，迫使习与这些“老同志们”达成妥协，以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5·26讲话安抚众人，表示今后重点查处十八大以后仍然在重要岗位上的官员之腐败。在习近平看来，这种高层内斗算是“心腹之患”。 二、因压制民间声音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除了活跃了近十年的维权律师群体遭受打击之外，公知、企业家只要说了“违禁”之言，一律封杀。这些国内各阶层的不满，在当局眼中是“肘腋之疾”，因为北京对自身镇压力量颇有自信。 三、新疆、西藏的民族矛盾有如待燃的干柴，只要有火星溅在上面，随时可能引起一场大火。局势之紧张、维稳之疲劳，从新疆乌鲁木齐的武警站岗需要成排站在铁栅栏之内可见一斑。 四、台湾、香港民间的反对活动日趋强烈，且开始形成互动之势。台湾的“反服贸”刚刚结束，为避免矛盾激化，北京承诺“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对台湾“和平统一”的步伐会暂时放缓一些。香港要求普选的七一大游行声势浩大，虽被北京宣传成不到十万，却无法真正减轻“占中行动”带来的烦恼：下重手，香港毕竟不是内地城市，不能关起门来大开杀戒；轻轻放过，肯定还会“卷土重来”…… 内部矛盾如此之多，随时都可能演成“内乱”；军队内部腐败涣散，再启外衅，等于将中共掌门人放在火上炙烤。与周边这些实力相差悬殊的小国发生摩擦，在中共内部看来，赢，理所当然；输，掌门人损失的可不仅是声望，还给政治对手送上话柄。 \为何亚洲邻国不相信和平共处？\ 习想缓和周边局势的愿望之诚，还可从其对韩国访问的规格可见。前一向已经有观察者注意到访韩先于访朝是打破中国处理这两国关系旧有模式之举，北京情愿让老盟友不高兴也要先与韩国握手，说明中国想与韩国交好的愿望强烈。7月3日随习近平访韩的300余名中方人士当中有200多名财经界人士，作为陪员的80余名中方官员中，有3名副总理级和4名部级官员，规格之高是以往中国国家元首访韩罕见的。但所有这些，并不妨碍韩国外交部在7月1日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在防卫问题上“为获得周边国家的信任摒弃历史修正主义，采取正确的行动”。 亚洲邻国不相信习近平的表态，完全是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所致。中共从与国民党逐鹿神州开始，就养成了“时友时敌，边谈边打，打打谈谈”的机会主义策略，最后将国民党政权赶至台湾海岛。邓小平开放之初的“韬光养晦”之策，人家开始还不太懂，直到2005年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世界才终于明白其涵义原来是“实力不强时，收起爪子，隐藏牙齿；实力够强时，伸出爪子，露出牙齿”。 与邻国要建立互相信任的国家信用，对于中国来说并非易事。对周边的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来说，唯一的好处是：中国习元首伸出橄榄枝的时间最好能够延长至本届任期结束，烦恼留给下一任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702/19497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美国中期选举面面观
程晓农 大纪元，2018-11-13 11:01 AM 今年国会的中期选举落幕了。选举结果令美国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观察者喜忧参半：喜欢川普的人看到了共和党在参院赢得更多席位，但担心众院对川普的钳制终于成型；厌恶川普的人看到了民主党在众院的成功，但对打不垮川普愤愤不平。究竟这次的选举结果对美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对中美贸易战又意味着什么？美国的两党在选举中各有收获，但这次的收获对共和党来说是党内整合的成功，而对民主党来说，则可能是党内分裂的先兆。而北京当局盼望中期选举能拖垮川普的中美贸易战政策，这个期望看来明显是落空了。 一、中期选举会拖垮川普？ 在这次选举之前，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像北京当局那样高度关注美国选情的进展。据北京的大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选前两天引述中国外交智库方面的消息报导，“北京对历次美国中期选举的关切程度‘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高’……主观上北京仍期待在野的民主党能在参众两院一举赢得优势地位，以钳制特朗普施政，甚至能弹劾特朗普危及其地位；或者至少能赢得参众其中一院，多少能让特朗普的施政不再如臂使指。”该网披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及驻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5个总领事馆将美国全境分为6个责任区，按日搜集、汇整选情，并向大使馆回报，最后向北京呈报；截至10月底，北京对美国中期选举的评估与美国主流看法一致，即民主党有机会从共和党手中取得众议院多数席次，但参议院仍将由共和党掌握。 北京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显然是因为川普的对华政策令其芒刺在背。然而，若以为美国民主党的众院多数可以钳制川普，从而减轻中美贸易战对北京的压力，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众议院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决策作用本来就有限，而民主党内赞成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声音也不小。中美贸易战涉及的主要是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均属行政命令的范畴，其决定和实施权限都在白宫，无需也不应当由众议院用立法手段办理，所以，川普今后会一如既往地决定和颁布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政策。 至于盼望民主党弹劾川普，就纯属一厢情愿了。按照美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如果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现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总统有叛国罪行，可以用简单多数通过弹劾条款。但配合民主党的特别检察官已经调查了两年，却始终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即便众院的民主党团硬要用叛国罪对川普行使弹劾权，最后的裁决权也不在众院手里；依照宪法，众院的一些议员可以扮演检察官的角色，提出起诉川普的理由，但该起诉是否成立，将由参议院扮演陪审团的角色，至少要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总统有罪，弹劾案才能成立。很显然，民主党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不可能达成弹劾任务。 二、制衡总统？——新州和宾州的民主党选民怎么了？ 对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夺得众院多数席位，不少人按照美国政治学教科书的说法理解，认为是选民表达出明确的制衡总统的意愿。可是，从过去十年的情况来看，奥巴马当选的2008年和连选连任的2012年，民主党的众院席次分别增加了21席和8席，当许多选民投票支持与在任总统同党的众院议员时，他们是想放弃国会的制衡功能、鼓励总统任性作为吗？其实，美国选民并不机械地按照制衡说投票给在任总统的反对党，他们投票时也不见得事先知道全国各州的选举结果，选民们主要是按照自己对候选人的认知来投票，至于最后的结果究竟是反对党占据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还是执政党占据多数，往往要到次日凌晨才能揭晓。 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在东部大城市郊区，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不少众议院席位。如果以为这单纯是选民们让国会制衡川普，那么，投票给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的选民似乎也应该投票给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谁都知道，让民主党同时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制衡才更有效。然而，我分析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投票结果，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新泽西州民主党选民投给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的票总共是164万张，而投给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的票只有150万张；也就是说，有14万新州民主党选民不愿把票投给本党参议员候选人，而宁可让共和党候选人沾点便宜。而在宾夕法尼亚州则情况正好相反，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获得273万张票，而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总共只获得243万张；该州共和党选民投本党参议员候选人和众议员候选人的票数接近，但30万民主党选民拒绝支持本党众议员候选人。 我进一步逐个分析失去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和他们的民主党对手的情况，发现实际上每个选区的选情都受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比如，候选人的个人形象或履历背景较好，会吸引选票；如果候选人是政坛老鸟，又涉及丑闻，年轻的候选人就有了机会；在政策诉求方面，选民也未必认党不认人，因为有些候选人会在立场上靠近反对党，以便争取选民，而这种做法可能有效，也可能导致本党选民抛弃他（比如新泽西州第7选区任职十年的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就因为试图迎合中间派选民，结果反而落选）。总之，美国的选民有他们冷静而独立思考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画面的背面。 三、政党整合：两党收获之别 这次中期选举，共和党和民主党均有得有失，前者的参院席位增加了，后者则夺得众院席位的多数，一般的分析都从这个角度来比较两党得失。但我认为，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两党的得失，这样来看，共和党是得大于失，而民主党却可能失大于得。 这次共和党的基层竞选组织得不如民主党好。在许多选区，老的共和党议员或退休或比较沉闷，政策诉求缺乏号召力，而新推选出来的共和党候选人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力不强。民主党则正好相反，它有针对性地按照选区选民的偏好，安排了许多新候选人去迎合部分民主党选民，取得了成功。 然而，恰恰在这种两党得与失的背后，潜伏着与国会席位得失相反的趋势。在共和党方面，川普当选后，他的施政方针经常在党内引起争议，该党内部其实从未充分整合，许多老一代的共和党议员并不认同川普的各项政策，不仅在国会投票反对川普当局的政策，而且也发表了很多批评意见。而这次中期选举之前，与川普意见不一的一些共和党大佬或准备退休（如尚未卸任的共和党众院领袖瑞恩），或已去世（如麦凯恩），而选举期间共和党不少与川普拉开距离的资深议员又纷纷落选，因此，中期选举本身帮助共和党完成了一次不期然的党内整合。党内杂音相对减少，这不仅使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能更多地保持步调一致，也有利于该党两年后与川普配合、争取总统连选连任。从这个角度去看，共和党甩掉了党内的部分异议者包袱。 而民主党则恰恰相反，这次中期选举，它通过帮助党内异议者来实现众院多数的成果，却因此背上了一个极左派势力扩张的大包袱。所谓的极左派，主要是桑德斯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活跃人士，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其实和美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根本对立。比如，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实现社会主义，虽然举著反资本主义旗号的社会主义制度仅在共产党国家出现，而且早已全面失败，但桑德斯派仍然义无反顾地拥抱社会主义口号，视支撑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为敌；为了拉选票，他们强调，不管财政承受力，必须扩大全民福利，诸如大学生贷款不必还账、实行全民公费医保等；为了扩大移民群体的支持面，他们要求废除国界，废除负责管控边界、发布移民许可的国土安全部移民归化局，准许世界各国的人口自由进入美国等等。 那些头脑比较冷静的民主党选民并不赞成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路线，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极左派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所鼓吹的那些政策口号，虽然可能吸引非法移民，却可能毁掉美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导致财政破产、正常的社会福利系统瓦解。正因为如此，在民主党内桑德斯的支持率从未超过20%。 然而，这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温和派缺少自己的政策主张，却让桑德斯派的话语占据了重要地位，结果民主党被极左派拖着向极端方向移动。不错，民主党是赢得了众院多数，但沿着这条道走下去，民主党的主流势必在下次总统大选之前面临一次痛苦的根本抉择：是听任民主党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与党内极左派分道扬镳，不管作哪种选择，都会大大削弱民主党在下届总统大选中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可以说，这次中期选举，共和党得大于失，而民主党却失大于得。美国两党地位的动态变化，显然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13/n10847800.htm
何清涟2025-11-06 09:12👍 0💬 0永不沉没的人性辉煌（4 之 3）
“泰坦尼克号”的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泰坦”。泰坦向代表神秘自然力量的宙斯神挑战，结果失败，被打入了比大西洋底还深多少倍的十八层地狱。因而有人说，“泰坦尼克号”这个名字不吉利，开始就预示了悲剧结局。 但这艘巨轮和神话中的泰坦不同的是，它沉没海底的只是那些铁板、铆钉和人的肉体，它的灵魂没有被征服。或者说，“泰坦尼克号”和1,500多条生命沉下去了，但人的精神，一种不可战胜的人类文明，仍然存在，而且“永不会沉没”。 八位音乐家在最後的时刻一直沉著平静地演奏乐曲，那飞翔的音符，体现了至死不向自然界的凶恶低头的人类尊严和高贵。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到的：人，不是生来就可以被打败的。你可以打败他的肉体，但征服不了他的灵魂。那些追逐的鲨鱼可以把那个老渔夫船上拖著的那条大鱼啃噬得只剩下骨头，但啃噬不掉这个水手不可战胜的精神，这是人的灵魂和意志熔铸的火焰，整个大海也无法把它熄灭。 直到90年後的今天，人们还是惊叹，那些“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和船员，在面对即将灭顶的海水，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怎麽能有那麽巨大的勇气，不奔不逃，坚守职责；怎麽能有那样高尚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让给孩子和妇女，把最後的时刻留给自己。事後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超过了船上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所有房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船员在船上，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且不是一个船员、两个水手这样做，而是全部900多名船员、服务员、烧火员以至厨师都是这样选择的；这麽大的一个群体，能做到如此这般，今天看来，像那条巨船神秘地沉下去一样，这种永远高扬水面的人的精神，简直是个奇迹！ 据後来的调查，当时只有六号和二号救生艇，有船员跳了进去，但马上被那里负责的官员发现，叫他们出来，他们没说什麽，服从命令回到甲板上。 《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感到自己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的时候，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麽没有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後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报务员菲力浦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後一分钟，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著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後的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总工程师贝尔和全部的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知道他们已没有时间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机会；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演奏著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宗教圣歌“上帝和我们同在”，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到大西洋底┅┅ 这一切，仅仅用一句“勇敢”是无法全部解释的。西谚曾说，“即使一个英雄在绝境也会变成懦夫。”但“泰坦尼克号”却把无数普通人变成了英雄！责任意识举起了人的价值、人的高贵、人的美丽。 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回到纽约时，大家讨论谁生还、谁遇难了，由於幸存的女人孩子远比男人多，人们都认为是海上规则“妇孺优先”这一神话的胜利。但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轮船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麽大的牺牲，他们那麽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不是任何规章制度、航海规矩可以要求达到的。他们坚守住的是古老却永远年轻的人类价值。 “绅士，体面，男子汉”，这是那个时代的男人崇尚的标准。当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被人劝说“保证没人会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别的男人没有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 当兜里揣著2,000多美元现金兑换支票的世界首富之一、亿万富翁约翰．雅各．阿斯德问负责救生艇的官员，他可否陪同正怀著身孕的妻子上艇，那个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後，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 当知道自己没有获救的机会时，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著：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船上第三号最高管理者、造船师安德鲁斯，毫无逃生的意念，他在最後的时刻，还痛悔地对一个女服务员说：“孩子，我没有给你造一条不会沉没的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并不是他的责任。但面对那麽多妇女儿童和船员要随著“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拯救责任的男子汉，他无法再活下去，他要用生命这样巨大的代价，表达他的痛悔，他的尊严，他的负责到底的人道情怀。 同样体现了男子汉精神的有船长史密斯，一副默多克以及许许多多的官员、水手，普通的员工，以及服务员┅┅对於这麽大的群体都能如此纪律分明，坚守岗位，富於自我牺牲精神，《永不沉没》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逃”，以身作则，这种表帅作用产生了号召力，使人们跟从、效仿那些做了正确、高贵、美好事情的真正男子汉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但一个箴言航行到整个世界：“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人们根据“泰坦尼克号”上船员的表现，确信“这世界是更美好的。”美国诗人查尔斯．汉森．汤恩用诗句抒发了这种情感： 浩翰无边的大海， 不要梦想，你拥有了他们—— 那些为了孩子和女性的安全， 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勇敢的男人。 他们仍然属於我们， 属於我们活著的一群。 你嫉妒地把他们紧锁在海底， 但锁不住他们飞扬的精神—— 他们的灵魂正遨游在世界， 一直飞进天堂的大门┅┅ 2002-04-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自由，你在哪里？
他们怀著憧憬，怀著渴望，怀著与死亡搏斗了一百多天也没有放弃的美国梦，终於在1993年6月6日清晨来到了自由女神脚下，但迎来的却是监狱和镣铐。 200多天过去了，这些中国难民仍在狱中，面临被遣返。在费城西部75哩的宾州约克郡监狱就关押著110名。几天前，我们从纽约专程去那里采访了这些难民。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美国监狱，它和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要隔著厚厚的防弹玻璃，与被访者用电话交谈。监狱长哈根先生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特权，允许在非探视时间单独采访，而且时间也不限制。我们总共采访到了八位难民，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 ●参加民运，失去学籍 24岁的王礼彬虽然穿著一身囚服，但略显苍白的脸上的微笑，仍透露著学生的单纯和清秀。他是福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生。八九民运时，他和同学及很多市民汇集在福建省会福州市的著名“五一”广场，在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他的语言才能使他被推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撰写标语。五一广场上的四次大型示威集会，他都是组织者之一。 六四北京屠杀之後，福州也开始抓人。有40多位学生被当地公安局通缉。他在乡下一位表姐处一直躲藏。1990年3月7日，他所在的学校给他家一纸通知书，上面写著∶“六四期间，王礼彬参与本地学生暴乱，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已构成犯罪行为。经学校政务会议决定开除其学籍，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审理。”王礼彬是农家子弟，在长乐县第六中学时，他是高才生。当年该校和他一起考上大学的文理科学生只有四人。在失去了学业，又面临牢狱之灾，走投无路之下，他的表姐通过朋友联系到“蛇头”，所有亲戚凑钱，交了六千美元头款，在一个漆黑夜晚的海湾，他登上了“金色冒险号”。 今年才17岁的乔盛也曾在福州五一广场的游行队伍中。他当年是距福州两小时车路的长乐县中学的学生。他年龄虽小，但广场上慷慨激昂的演说，感染了他的热情与兴奋，他也起劲地跟著喊口号，并去给绝食者买冰棍、运汽水。他曾和那些大学生一起拍照留念，在照片後面，还各自签上了名字，他们共同感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 六四过後，公安局按照搜查到的有签名的合影照片，找到了长乐中学。於是当时年仅13岁的乔盛就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几年奔波毫无结果的绝望之中，将乔盛和凑到的七千美元一起交给了“蛇头”。 ●怀胎九月，强行催产 “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很多是为了逃避中共“一胎化”政策带来的迫害∶ 只有小学文化的郑新炳憨厚得有些拙笨，这位37岁的长乐县农民连自己的遭遇都无法连贯地讲述，只能问一句，他答一句。他们夫妇有两个孩子，後来又偷偷生了一个女孩。当局发现後，除了罚款，还要抓住他们夫妇任何一个做绝育手术。他们吓得把刚生下来不久的女婴送给了别人，但上头的计划生育人员仍不放过，到村上来抓人。他们夫妻各自躲藏到亲戚家中。最後他挺而走险偷渡来美。 “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什麽还要呢？”他凄苦地回答说，“种田的不像城里人，没有孩子，到老了谁养啊？共产党不管我们啊！” “你知道偷渡来的华人在美国的艰辛吗？”他把那张干裂的嘴唇紧贴住玻璃窗後的电话听筒∶“知道。但我们不愿在大陆受共产党欺负。” 郑新炳在家乡承包两亩田和一个鱼塘，一年省吃俭用，能挣四千人民币，生活还过得去。但他感到受欺负。例如，他的一亩田季产900斤稻谷，当局征收300斤，拿走了三分之一。给的粮价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有时，只给一张“白条”。当局卖的化肥、农药却都是高价。一度电，收费要一元钱。还有各种摊派，修一条马路，要大家分摊；每年有人当兵，要出“当兵费”，村上每个人头得出七块钱。 张牧林可没有郑新炳那麽幸运。他婚後刚有第一个孩子，当局就以未到指定年龄生孩子，罚款两千元。後来他在村民大会上提出“强迫计划生育不民主”，结果被抓到派出所关了一个星期。他为躲避绝育逃走後，家中房子竟被村干部拆毁。另一位难民感慨地说，他的一个亲戚遭遇更惨。这位亲戚已有两个女孩，一心想要个男孩。偷偷怀孕後，东躲西藏。最後终於被发现，在五、六个警察的包围下，当时已身孕九个月，眼看就要分娩的人，被强行拖上警车，拉去医院强迫催产。她的嚎啕大哭和苦苦哀求，以及如此大月母亲可能的生命危险，都未能感化党干部像手术刀一样坚硬的心。孩子被催生下来还会哭，是一个男孩。她不顾手术的疼痛，去抢自己的骨肉，但这个啼哭著的小生命竟被当场掐死。这个孕妇从此疯了，见人就说两个字∶孩子，孩子。 今年27岁的林德锋和他的妻子因已有两个孩子，就要被抓去做绝育。当时他妻子才25岁。谁能保证这麽年轻的一对夫妇就一定不会再婚再嫁？一旦如此，让这对已不能再生育的农民夫妇怎麽再娶亲嫁人？被关押在新奥尔良监狱中的18名女性中国难民，大都有这种生育上被迫害的经历。而一位36岁的程姓难民，只因为拣到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就被认为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罚款五千元。她回忆说，当时那个女婴在路边啼哭，眼看就要饿死了。 ●425天偷渡，九死一生 他（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偷渡的过程却是同样艰险。头发过耳，眼泡略肿的龙明一脸忧郁，这位29岁的小伙子谈起偷渡的艰难几度哽咽，说不下去。1992年4月，他和十几人在蛇头带领下由云南的打落镇偷渡进缅甸，步行两个月横穿缅甸到泰国。为防在缅被抓住，四个蛇头转碾接应，领他们走那些山间峡谷，没人烟的荒郊。那浇透脊梁的暴风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还有夜宿荒山听饿狼嚎叫的恐怖，以及靠一顿饭徒步跋涉一整天的艰辛，都成为他今天不堪回首的梦魇。 他说，“仅那一天十几小时的步行我就吃不消。我和很多同伴都不想走了，但我们语言不通，地理不熟，在深山密林，停下就是等死。只得硬著头皮咬牙往前走。” 在泰国，他和280多名偷渡者一起几次换船，最後登上了驶向美国的“纳吉德”号。九月底，船开到毛里求斯时，由於蛇头与船公司在钱上发生纠纷，竟停开了一个月，船上几百人断食了三天。 他叹著气说，“最惨的是船开到肯尼亚（与索马里比邻）的莫巴沙港口，一停就是六个月，把我们几百人关在船上，只有米饭，没有菜，一天给一点水。中国人不习惯非洲国家的炎热气候，再加上关在船舱底下近200天，有一百多人得了病。惨透了。” 当他们终於在肯尼亚公海换上了“金色冒险号”後，又在好望角遇到了两天的风暴。船舵的轴断了，船员都穿上了救生衣，准备逃难。在狂风暴雨中，关在船舱底下的毫无救生设备的几百人随著颠簸在舱底被摇得跑过来，拥过去，一片惊叫、呼喊和哭声。 经过如此九死一生，当龙明看到纽约的万家灯火时，他和船上290名同胞激动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他们终於看到了那闪烁的自由！从进入缅甸那天到此刻，他已跋涉了425天，在大海上飘泊了16,000海哩，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好望角和大西洋！他说，“当船上的扩音器播出，这就是纽约时，会水的游水上岸时，所有人都热血沸腾，会的和不会的都一头栽到那刺骨的水中。後来得知，淹死了11个人。” ●铁窗生活，痛不欲生 在约克监狱关押的110名难民，年龄从17到45岁不等。最初他们连裤衩都没有，因狱方只发囚服，不管短裤。他们却无法表达，因狱方没有配备翻译。这不是一所应该关押这种偷渡者的监狱。移民局选择这里，因为此地偏僻，不是新闻焦点，可以尽快将他们悄悄遣返。 对於非法进入美国的难民，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如果踏上了美国领土，可进入遣返法律程序，在这一作业过程中，这些难民可以先被保释出狱；另一种是，没进入美国领土，直接遣送，不能保释。对於“金色冒险号”的难民，移民局是按他们没有踏上美国土地来处理的，理由为他们都是警方从船上带上岸的。难民争辩说，“金色冒险号”早已进入美国领海，是在距长岛海滩几百米处撞滩的，且很多人已游到岸上。但移民局不听这种申辩，对这些难民的听证会草草进行，而且不让记者和律师参加，当地报纸称之为“黑箱作业”。知情者说，移民局是想杀一儆百，遏止以後的偷渡，因而不顾事实，简化法律程序，以便尽快达到遣返。 为抗议这种不公，约克的一百多难民集体绝食四天。他们在“声明”中说，“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计划生育，使许许多多炎黄子孙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在肉体上受到摧残，有的甚至无家可归。我们痛不欲生，力争要来到讲民主、有人权的领土，才背上血债累累的包袱，告别妻儿父母，经过一路艰辛和生死。”“难倒把掉进火坑的人再添上火柴，让我们更痛苦难熬？我们现在被关在这里，有苦也说不出。”“如果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宁愿死在这块有民主、讲人权的土地上。”一位浙江难民在这种磨难的刺激下，神经失常，现在狱中特殊医疗护理。 在新奥尔良监狱关押的女性中国难民，还被戴上金属脚镣。她们每天在哭啼和昏睡中渡过。至少有一人自杀未遂。在理海谷监狱，16名想自杀的中国难民，被警方转移到特殊房间，一级看管。他们中有渔民、电工、纺织工人和艺术设计者。 ●义务律师，无偿帮助 约克郡的居民被移民局的做法激怒，认为对中国难民太不公平。30多名律师出面义务为这些难民打官司。七个多月来，他们付出了几千个无偿的小时。这些小镇上的律师从没有办过政治庇护案，他们自己掏钱请外地有经验的律师来传经授道。 律师行业在美国的名声并不佳。有则流传的幽默是∶新泽西州长说，新州垃圾筒多，加州律师多，因为新州有先选择的机会。但约克的律师却在改写它的内容。王礼彬感动地说，他的免费代理律师罗巴迟先生（Lobach）是当地律师协会的主席，业务繁忙，却经常与他的太太一起来看望他。每次来，都要送给他一些邮票和有趣的读物，并询问他需要什麽。这对律师夫妇很喜欢这位聪明、清秀、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中国青年，他们说，“我们会尽全力打这个案子，直至打到美国最高法庭。” 郑新炳的律师也是义务的。这位50多岁的女律师自己掏钱为他买衣服、中英字典，还三次送给过他60元钱，让他买些必需品。 当地热心居民为此聚成了一个叫做“金色前景”（Golden Vision）的团体，核心成员有50多人。他们每周定时在约克监狱门外举行为中国难民获得自由的祷告活动，还自费每周出版寄发250多封新闻信，呼吁各界向中国难民伸出援手。圣诞节时，他们给分别关在几所监狱的全部“金色冒险号”难民都寄了印有中英两种文字的节日卡。 ●分享意识，美国精神 我们去的那个星期天，正好赶上参加了他们在监狱门外举办的第22次祷告活动。约克当晚气温是摄氏零下十几度，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寒风刺骨。它唤回我们久违了的在哈尔滨的街头等公共汽车时，那种脚趾头要被冻掉的感觉。祷告活动是在下午四点多开始的，当时日头已落了，但一群人围成一轮新的太阳，热情地为中国难民尽快获得自由祈祷、歌唱。在高举著的”释放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的标语牌下，教师职业的罗勃特·麦瑞尔先生用冻得发红的手弹琴助唱，大家跺脚和拍。麦瑞尔每周为这些难民作一支新歌，并将这些歌曲录制成了一盒磁带。在这空旷的雪地上，在紧锁的监狱大门对面，在这鲜为人知的小镇，这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为那些他们从不相识、来自一片他们从未踏上过的土地的中国难民真诚地祷告。他们中有律师、店主、秘书及电脑工程师等。78岁的房地产公司经纪人理查德·金先生和他77岁的太太是当天参加者中年纪最大的，这对老夫妇在寒风中颤抖地依偎在一起，神情专注地说，“让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获得自由和庇护吧。” 最让人感动的是唐娜（Donna），这位63岁的美国女性每天清晨七点都赶到监狱门口，为里面的中国人祈祷15分钟。为了不耽误上班，她要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吃饭，因为从她家到监狱还要开半小时的车。除了圣诞节和新年与家人团聚，她每天都风雨不误这样做，至今年一月底，她已坚持了139天！一个人即使为自己，做一件事能连续坚持一百天都不容易，但她是为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这需要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情怀！我们挤进一辆车中取暖并与她交谈，她说，“我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我只知道他们是Human Being，他们应得到公平对待，应有尊严和自由。”“美国经济虽然不好，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分享。”她强调说，“一块面包，不是在你吃够了时，分给别人一点，而是在面包不多的时候，大家要分享。因为我们是人，是同类。” 站在他们中间，你会感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它迫使你思考，为什麽仅有两百年美国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什麽是美国精神？在约克郡这些最普通的美国人身上你会找到一部分答案∶这种不分种族、国界、文化的分享精神；这种关注他人的生命、尊严、命运的同类感；这种Human Being意识。美国人常说Human Being，这个词在中文中很难找到准确的相应表达，把它译为人、人类，似乎不能穷尽它的意思，或许译为“视人为人”更合适。 “金色前景”中年级最大的是88岁的玛格丽特女士，这位只比邓小平小一岁的美国女性，却有著一颗善良、慈爱的心。她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把这些难民关进监狱是不对的，他们没做错什麽事，只不过像我们的祖先做的一样，来这寻找自由和机会。”“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自由的寻找者，我们不能把寻找自由的人锁在监狱里。”八十多年来，她从未参加过公共抗议活动，这是第一次。因为她觉得对这些难民的处置实在不公平。 每次主持这项活动的琼·玛茹思婷女士（Joan Maruskin）通过教会全国组织，已找到了一百多个免费住处。她说，如果移民局释放这些难民，他们每一个人马上都有地方住。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卡尔盖了新房子，准备把原来的房子全部腾出给获释的难民住。 当琼被问道，为这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如此倾心尽力希望得到什麽奖赏时，她说∶“这些难民能获得自由就是对我的奖励。”很多难民从狱中给琼写信，表示将来不知怎样报答她。她的回答很简单∶“传递这种爱。”（Pass it on） 当狱中的难民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美国人风雪无阻地为他们祈祷时，很多人感动得哭了。一位福建难民说∶“我们家乡从来是家人或亲戚朋友才互相帮助，极少帮外来的人。我们知道美国人好，但没指望他们能这样做。” ●中国古巴∶双重标准 在白人占绝对多数的约克郡，对这批被关押的中国难民也有另外的议论。有人给当地报纸投书说，“应该把这些可能抢夺我们就业机会的难民遣送回去。我们应该先关心自己。” 对此，当地援助中国难民律师团主席崔比尔考克律师（Trebilcock）在报上撰文反驳说，“谁是‘我们’？这些总是定义你们、我们的人，从来不想帮助别人，或关心他人遭受的苦难。┅┅三十年前，‘我们’坐在汽车前部，‘他们’被强迫坐在後部。”“这种思维使今天世界还被分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黑人对白人。”他特别强调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道义责任保护这些从罪恶的共产政权逃出，摆脱强制计划生育迫害的难民，这是保护个人尊严，使个人的身体不受国家侵入的人权问题。” “金色前景”中唯一的中国人、在当地一所大学担任教职的周泽浩说，“毛泽东当年鼓励多生育，想用众多的人口去解放全人类。现在又180度大转弯，强制‘一胎化’。政府想怎麽就怎麽，这种任意性的背後是人民成了牺牲品，民意被剥夺。美国政府既然高喊中国人权状况糟糕，为什麽还要把这些难民送回到‘糟糕’中，使他们有可能被关进当今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劳改营里？” 他特别强调：“古巴难民偷渡来美，被当作英雄收留，中国难民却要全部遣返。难道中共的专制比卡斯特罗的共产古巴要好？为什麽要实行双重标准？” 《纽约时报》著名的自由派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斯撰文说，“事实上，大部份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移民对美国的经济贡献大於负担。”他特别引用马里兰大学学者Juilian Simon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研究结果∶移民从得到的公共服务与他们上交的年税相比，平均每户移民每年多贡献了2500美元。 但在宾州，大多数华人对这些中国难民持冷漠的态度。而在全美对“金色冒险号”难民的排斥声浪中，态度最强烈的却是中国人。一位在移民局法庭给这些难民做翻译的华人，竟当庭训斥这些同胞说，“打了胎再怀不就行了，有什麽难好避？你们到美国来丢了中国人的脸，早点回家算了！”华人记者于金山就此写道，“从美国华人对金色冒险号船民的消极态度来看，似乎忘记了这些难民是受害者的身份，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另一位学者说，中国人是火不烧到自家，刀不砍到自己脖子上，就不会动心的。这是一种相当残忍、自私的文化。 ●国家霸道，侵入人身 对偷渡难民，一胎化政策，中国人之间有很多争论。但在这些问题背後，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如果被遣返，他们会有怎样的处境？乔盛的父亲在来信中写到，“你已被开除了学籍和团籍，回来怎麽办？现在被送回国的，不仅罚款，还要被劳教，也有被判两年刑的。我们被蛇头骗去了一万多美元，合十几万人民币，爸妈干一辈子也不能赚这麽多的钱，现在负债累累。爸的工资收入还不够付出，你二弟还瘫痪在床上，你再被送回关起来，再加上罚款，叫我们一家人怎麽活啊！”另一位难民的家信中写到∶“长乐县拘留所门前贴出已被遣送回的人的名单，每个名字後是罚款数目，有的两万，有的五万。” 第二，来自长乐的家信还披露∶抓到的孕妇装满了县城大小医院，最後把县干部招待所也占用了。两名孕妇不堪屈辱，从干部招待所二楼跳楼，一人摔断了腿。在抓风盛行时，一名胖女孩也被抓去，後来检验她只是过胖而已。 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赞赏。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以剥夺人的生育权利这一基本人权为代价的。中国的落後问题主要不在於人口，现在人口比毛泽东时代的八亿多了四亿，但谁都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提高。而且，在一胎化政策执行中，发生很多强制行为，尤其在农村地区，大小村干部都有权抓孕妇。“抓”，竟成为天经地义；强制绝育，竟成为理所当然。当一个人强行将自己的一部份侵入另一个人的身体，这叫“强奸”，要受到法律制裁。但一个国家却用刀子、钳子强行侵入千万个女性的身体，把她们体内的一个生命永远地夺走，这种毫无人性的政策竟受到很多中国人的默许和赞赏。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不管怎样，控制了人口，国家才能强大。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那是你的妻子，已怀孕九个月，被按在手术台上强迫催产，婴儿被掐死；如果那是你的母亲，被羞辱地剥光衣服，把刀子钳子插进她的身体，强行堕胎；如果那是你的女儿，刚刚二十多岁，就被扭绑进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再也无法生育；如果那是你的家庭，因为不同意绝育，就要人被抓，被罚款，家俱被拿走，房子被拆毁，你难倒仍能无动於衷地认为，只要是国家强大，这样做也无妨吗？！这种“为了国家”的论调中国人听得太多了，在中共建政以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已经干了太多残害个人的事！ 在西方，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私有的身体更是神圣不可侵入！一个国家，不管以什麽名义，也没有权利强行侵入一个人的肉体。如果连这都要默许和赞赏，那还侈谈什麽人的尊严、自由选择和人权！ 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由於教育程度和其他生活条件的优越，不想多生孩子，因而对强制一胎化不那麽关心，并对农民多生育，颇为反感。但农民为什麽要多生孩子？憨厚的郑新炳说出了实情，“没有孩子，我们老了谁养啊！”这些农民没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也不像城里人那样有退休金，有医疗等各项保险。他们除了几间房子和承包的几分田，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退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子女，是他们唯一的保障和盼头！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吗？政府难倒不应该为共产制度所导致的贫穷、落後负责任吗？！ ●世界虽大，无处可逃 第三，这些中国难民为偷渡到美，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112天、绕了大半个地球的海洋飘泊，每一天都是在恐惧、饥饿、焦渴的非人生存条件中度过，还付出了11个人的生命。将经过如此艰辛、又已抵达美国的难民再送回去，总让人感到近乎残忍。 在我们采访到的难民中，除二人外，都表示即使如此艰辛，有机会还会逃来。当一个人能再选择一次把命都要搭进去的事，说明他在逃避一个多麽令人恐惧的地方！在世人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时，实际上中国八亿农民在受著最严重的摧残。不仅国家剥削他们，那些村干部、党官、土皇帝都骑在他们头上。他们没有文化，有苦说不出，因为连“状子”都不会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根本发不出声音。大多数农民在逆来顺受，他们认为这是“命”。但这些“金色冒险号”上的中国人不认这个命，他们斗胆改变这个命，想追求一个靠近人的生活。如果不给他们申述的机会，就将他们全部遣返，美国政府如何面对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交给我吧！” 第四，中共是这样一个政权，即使你未触犯过它，但只要在美国公开要求政治庇难，就已成为受迫害的理由。在这次采访到的八位难民中，除了王礼彬、郑新炳和林德锋同意用他们的真实名字外，其他人都不敢让刊出真名，只能用化名。他们恐惧被送回大陆遭迫害；即使他们能留下，也恐惧家人受打击报复。这种恐惧不是说明迫害的存在麽？ 不要说这些难民，即使在美国已享有自由的许多大陆人，甚至有些想去大陆投资的华侨，都对自己的言谈小心翼翼，唯恐冒犯中共。当一个人连说话的自由都被剥夺的话，这是一种怎样的摧残。而面对这种摧残都沉默、忍受甚至麻木的话，更是人类多麽深重的悲哀。 这些“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为了逃避被摧残和迫害，历经千辛万苦逃到美国，如果连这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都不收留他们，让他们再往哪儿逃呢？！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2月27日） 1994-02-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台湾应选择“总统制”废除不分区立委
台湾自1996年总统直选、开启民主体制之後，其政坛之争，和西方以及亚洲其他民主国家都有很大不同，焦点不在经济体制的左右分野，而在国家主权及定位上。这当然根本原因在於对岸的威胁，很大程度上难以内部自我解决。但在体制本身方面，只要朝野取得共识，就可以解决。 那麽从世界上现有的体制和经验来看，总统制或内阁制，到底哪一种更适合台湾？我个人认为，美国模式的总统制是一个更有优越性的选择∶ 首先，台湾现有体制虽被称为“总统内阁混合制”，但其实已偏向“总统制”∶总统直选产生，并有较大权力。行政院长（相当西方的总理）是由总统提名（立法院通过）并服从总统。在现有体制下，如继续往总统制迈进，比从头实行内阁制代价要小。 第二点更重要，总统制比内阁制更稳定。美国的宪政民主公认比较成熟，四年一选总统，同时改选参众两院议员。由於是采用赢者通吃的规则，所以国会基本是两大党主导，没有小党的空间。美国总统除非触犯法律被国会弹劾，否则不存在提前解散国会、或被不信任票赶下台的政治危机。美国政局稳定，并是全球唯一超强，跟这种体制有相当的关系。 内阁制被认为更能照顾各种团体的利益，因为小党也能进入国会。但其弊端也很明显。由於不是直选总统，而是选政党（由国会多数党的党魁出任有实权的总理或首相），结果导致小党林立。同时由於选票被众多小党瓜分，大党很难拿到国会多数，只能联合小党组阁。但联合政府往往因政治分肥不均或内斗，某小党撤回支持而导致垮台，被迫提前全国大选。这种制度不仅更刺激政党内部、政党之间的政治交易，也使选民对国会内讧不满，对选举频繁厌倦，导致投票热情下降，政治参与感冷漠。 这种情况在很多内阁制国家出现。最典型的是意大利，自二战结束66年以来，意大利已产生62届政府，差不多每年一届。主要是因为“内阁制”导致国会常内讧，联合政府难以为继，只得重选。现已三年的贝鲁斯柯尼内阁是战後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之一。 加拿大也因内阁制而不断选举，过去五年已举行了三次，直到今年五月的选举，执政的保守党才获得国会多数席位，终於暂时稳定了加国政局。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人口仅次於中国），上届执政的人民党内阁垮台，也是因与19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结果一个五席小党“反叛”，人民党内阁就在反对党的“不信任”投票中因跑了一票而垮台，被迫举行全国大选。印度合格选民七亿多，政党七百多，整个投票计票过程用了二十多天，可谓花费巨大，劳命伤财。 相比之下，总统制比较稳定，总统只要不因犯法而被弹劾，就可稳做一届。这样不仅有利对国家的管理，国家元首也不必煞费苦心跟小党周旋、交易，更可促进政局稳定和政治生态的健康。 另外，台湾如实行总统制，就可全面废除现有的“不分区立委”制。所有立委都得凭自己的能力由票选产生，而不是靠跟党高层的关系，或以团体代表名义，旱涝保收地直入立法院。 在美国，100名联邦参议员和435名众议员，以及所有地方议员，都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没有设立“分肥立委”，也没有指定利益团体或族群代表的制度。即使对土著的印第安人，也没有设国会保障名额，所有人都得经过选票，真正体现主权在民。 而像目前台湾这种既倾向总统制，又有“不分区立委”的“混合”，实在是到了混乱程度。 二千年大选，由於选票差距极为接近，结果产生严重党争。那麽这次总统大选，如果当选人得票率没过半，或双方差距在5%或50万票之内，是否应从政局稳定角度筹组联合政府？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不应该这样做。二千年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亿多人投票，即使在关键的佛州，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只领先几百票，如此票数接近，美国也没有组联合政府；毕竟是总统制，就不再采用目前英国（和上届德国政府）那样的联合内阁。 以台湾的政治现状，如倾向总统制，就更不宜组联合内阁。尤其在蓝绿强烈意识形态之争的情况下，所谓联合内阁，必定是徒有其名，甚至徒增纷扰。而采取赢一票也是赢的通吃规则和观念，可能更有助於长远的制度性稳定。 ——原载台湾《新新闻》周刊2011年7月20日 2011-07-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中国的有毒食品是如何炼成的？
毒奶风波掀起滔天巨浪，中国当局处理了几位官员以“平民愤”。但对中国人来说，今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在此，我想表述自己多年来的一点观察心得：在中国，要想改变食品生产链各个环节那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以邻为壑的厂商经营方式，其难度不亚于贯彻控制人口与环保这两大基本国策。 中国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胁开始于90年代。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第6章“中国经济伦理的畸变”当中，曾指出过制劣造假蔚然成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而这种以邻为壑的厂商经营方式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从本世纪开始，生产主体与政府态度有了重大变化： 首先，现阶段制假造劣的生产主体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90年代，中国制假造劣的主体以地下工厂、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为主，产品包括潲水油、矿泉水、豆腐等低成本日常食品，均冒用有名厂家的牌子。产品去向多是个体饭店商店与集市摊贩。由于地下工厂与个体工商户与政府官员瓜葛较少，也非地方纳税大户，打击他们不会妨碍政府及官员利益，所以当时各地工商局工作尚算卖力，每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也是媒体报道的重头戏。 但从世纪之交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制假造劣队伍中加入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业，包括一些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外资企业，以出口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导致食品劣质化的原因很复杂，一是企业本身的责任，如在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等等。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污染。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类是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人为污染，比如蔬菜种植过程中过度投放农药，木耳加工成干货时使用硫酸铜，养殖业大量使用各种抗生素、激素等。河北天洋食品厂生产的饺子先后在日本与国内导致许多人中毒，原因是其原料含有剧毒农药甲胺磷残留物。第二类则是因土地受到严重污染，生长于其上的农产品含有各种致癌物质。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3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 其次，随着各种所有制的大企业成为制假造劣的生产主体，以及食品污染源多头化，中国当局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不同企业的制劣造假采取分而治之的态度。对于外资企业的质量丑闻，当局态度比较认真。比如美国惠氏公司的学儿乐奶粉亚硝酸盐超标准，雀巢公司的转基因奶粉与碘超标奶粉均被禁售。但对本国“民族工业”态度则比较“仁慈”， 比如三鹿公司2004年曾在阜阳假奶粉事件中沾包，但仍然被国家质检局列为向国民推荐的8种免检优质奶产品之列，中央各部委还将各种荣誉不断加之于三鹿之身，直至酿成现在的大祸。 在“中国制造”因质量发生涉外贸易纠纷时，中国政府的法宝是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比如刚刚去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中，称国外媒体“动辄以‘有毒’、‘致癌’、‘污染’等字眼，把个别食品问题说成是整个中国食品的问题，把个别不法企业的问题说成是中国政府监管体制的问题”，是有意“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此举给国内企业的暗示是“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政府会保护我们的”，从此放心制劣造假。 中国政府自知治理这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食品生产链已经难于上青天，于是国务院率先办起了为官员们服务的各类食品特供基地，优先保证官员群体的食品安全，而对市场监管采取眼睁眼闭的不负责任态度。这就是毒奶粉事件不断上演的社会大环境。 可以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一株毒果树。它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那种很不健康的长期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枝繁叶茂，树大根深，仅仅依靠头痛医头的治理注定无法奏效。这株毒果的消失，有赖于滋养它的土壤改良。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9月25日，第 263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6👍 0💬 0中国经济“六稳”策，其实只是稳泡沫
何清涟 今年1月以来，中国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再祭2009年四万亿刺激经济旧招，政府投资城市轨道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所有这些措施，并非为了充当世界经济的拯救者，而是为了拯救中国经济，达成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自《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重点打击目标之后，为了应对产业链外移、经济持续下滑、失业压力加重，中国只得重回扩张信贷、加大政府投资的老路。 连续五次降准，中国经济为何还患资金饥渴症？ 从今年1月初降准1%，释放1.5万亿新增贷款以来，1月16日国资委官员更是放风说，“要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舆论惊呼，这是央妈要给财爸直接发信用卡了。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连续五次降准后，为什么中国金融形势仍然吃紧，还需要投放大量国债充当准货币？ 这是中国债务积欠过多造成的。巨额债务成了中国政府也理不清的一笔糊涂帐，2018年的具体数据还未出来，只能以2017年债务数据做为讨论基数。 中国政府官方数据称，2017年底，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中国人均负债达17万元，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200%。国际金融机构估算要严重得多，国内引证的有一条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364%。彭博社在去年3月调查了21位经济学家，根据他们估计的中位数，中国的债务总额在2018年底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0%，与一年前持平。 巨额债务当中不少是企业债与地方政府的债务，到期如果不能偿还，就会构成债灾。为了避免债灾，央行降准后投放的货币主要是两个用途，一是还债，二是希望扩大的信贷资金，亦即释放的货币增量能够服务实体经济。用于偿还当日到期的债务，叫做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简称MLF），比如今年1月4日降准1%，总共释放了1.5万亿，但路透社报道是9000亿用于投资，另外那6000亿，就是用于偿债以“稳金融”的MLF。 中国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早就处于边际效益下降状态，据IMF测算，要保持与以前同样的经济增速，投放的资金必须达到原来的三倍。这就是央行一直采取货币放水的宽松政策，但市场总患资金饥渴的原因。 穿新鞋走老路，实因无路可走 中国经济存在几头所谓“灰犀牛“，其中公认的一头就是上述因政府投资建造铁公基造成的巨额债务。既然欠下如此巨债建成的高铁、地铁都处于亏损状态，为何国家发改委还要在最近一个多月内密集批复逾1.2万亿元城市轨道等项目，将基建当作政府“稳投资”关键？ 高铁、地铁的亏损事实俱在：自从中国第一条高铁开通以来，铁路公司一直属于负债状态，2018年铁路公司的负债更是高达4万多亿人民币。也许有人辩解说，高铁今年不是政府投资重点，今年政府投资的是城市轨道即地铁。但地铁收益总体上也处于亏损状态。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共有43座城市的地铁建设规划获批，规划总里程约8600公里。从单条线路看，目前中国大陆除北京地铁4号线、北京地铁机场线、上海地铁1号线等个别线路外，几乎全部亏损。 中国政府的投资行为，从来就不能从经济角度理解，而是需要从政治角度理解。比如这一轮政府投资的口号是“补短板，稳投资”，但城市轨道项目应该不是“短板“，连一、二线城市的地铁都严重过剩，在50个三线城市修地铁至少不是目前的急需。地方政府之所以争着建地铁，只因修建地铁是一项“烧钱”的工程。据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公开透露的数据，地铁成本平均每公里达7亿元左右，建设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资金和间接融资，运营主要靠财政补贴，完全不需要考虑盈利。一旦申请到修建地铁的许可，当地政府至少达到三个目标：稳投资、稳就业、稳预期，修建地铁至少需要几年时间，中国官员是有任期的，只要在任期内能够达到上述三稳，保证当地经济增长，自然也就稳住头上乌纱，还有可能晋升——这就是中国地方政府穿新鞋走老路，重回政府投资促基建，将“二十一世纪开发地下交通资源”当作中国发展真经的原因。 稳外贸、稳外资全仗美国放一马 剩下的就是“稳外贸”与“稳外资”两项了。后者决定前者。 受中美贸易摩擦及经济增长放缓影响，中国2018年贸易顺差下滑16.2%，总额为3517.6亿美元，创2013年以来最低。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233.2亿美元，同比增长17.2%，超越了2017年275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上述数据说明，2018年中国的外贸顺差90%来自于美国。这种情况既说明美国专家提出切断与中国的一切经济联系有多么不现实，也说明中国为何必须尽快结束贸易战。 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外资，尤其是台资，台商在中国大陆开设约10万家工厂企业。中国对美国出口前10名都是外资企业，其中8家为台资：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百大企业中外资占七成（其中台资占四成），陆资仅占3成。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忧虑加征关税的影响，不少外资都考虑将企业外迁，降低成本，导致一个结果，即全球产业链重置。 1月18日，彭博社与路透社均援引消息人士的信息报道了中美谈判的重大进展。彭博社的消息是：中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提出愿意在未来六年大幅进口总值1万亿的美国商品，以应对美中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正在寻求让中方接受其希望定期审查中国，在履行贸易改革承诺所取得进展的机制，并以此作为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的条件。美方同时还提出，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协议，将可能再次采取对华关税措施。 中国能否在未来采购总值高达1万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牵涉到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相关规定，在现有规定允许的范围内，美国并不能提供这么多商品。定期审查机制也是将来的协议，但有助于结束贸易战，对中国“稳外贸、稳外资”极有帮助。 “六稳”的目的就是稳泡沫 中国所谓“六稳”，实际上就是在稳泡沫，这个泡沫的象征物就是房地产市场——蹲伏在中国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据报道，中国房地产总市值高达65万亿美元，美国、欧盟和日本房地产总市值只有60万亿美元——尽管这个数据的准确度还有疑问，但中国房地产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泡沫，这一点并无疑问。 过去一百年当中，人类社会发生过近百次规模不一的经济危机，和平年代的经济危机，十次当中有九次缘于地产。日本人回忆起1986-1991年的房地产泡沫就有切肤之痛：泡沫经济最繁荣时，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这次房地产大泡沫破裂之后，房价步入漫长下跌之旅，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据研究者总结，仅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下跌给日本带来的财富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全国个人金融资产的总和，是日本当时3年的GDP总和。 任何依靠信贷扩张发展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会催生房地产泡沫。根据瑞信研究院（CSRI）发表的2018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18年年中，中国家庭财富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017胡润财富报告称，大陆每94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国内研究称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七成以上。正是因为担心家庭财产缩水，中国不少地方出现业主反对房地产商降价售房的抗议活动。这种状况无疑是中国特色，房地产将政府、银行与房产拥有者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在共同维持着这个超大泡沫。 2019年初开始的货币放水，让苦于发展经济无方的地方政府与相关业界舒展愁眉，认为又一轮发展机会来了。这些短视者根本不愿意去深想，这其实是新一轮饮鸩止渴。1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一个座谈会时曾提出：“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能‘大起大落’，更不能‘断崖式下跌’”——这意思根本就不是发展的宣言，而是稳泡沫的要求，即泡沫要在政府控制下慢慢瘪下去，但不能一下破裂。 （原载大纪元，2019年1月21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21/n1099200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怎样看马英九“露私处”
马英九被媒体拍到“露私处”，这张极难堪地被称为“马英九露蛋”的照片在网上已广泛流传。因为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个，会在大庭广众面前，被拍到露出私处。 在台湾，有人抱怨媒体过分，强调媒体应检讨，并对批评马英九的人说∶“这种说法跟怪女生穿短裙被强奸活该有什麽两样？”当然两样！理由是∶ 第一，拍照和强奸，完全是两个概念和性质。马英九露私处被媒体拍到，根本不等於被强奸。强奸是犯罪行为，而拍摄、监督权力者的活动，不仅是合法的，更是媒体的责任。这是根本的不同！所以那种比喻和思路完全错误。 第二，总统和女生，是不同的身份。女生是普通人，普通人的隐私应受到保护；而总统是权力者，权力者应受到监督，包括他的私生活。正如探讨某个普通人是不是同性恋者，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但探讨马英九是不是同性恋，则是监督权力者是否诚实，是否欺骗选民，尤其是欺骗女性选民。 第三，整起事件应该检讨的是马英九。作为一国之元首，怎麽可以穿那麽短的短裤参加公共活动？而且还是跟学校女生在一起？现在连男运动员都不穿那麽短的运动裤上赛场了；而且再短的运动裤，里面都会被包得严严实实，马英九的“露”实在太怪了。 在美国，如果国务卿希拉蕊穿了三点式，会被媒体修理死。她当然有权利穿，法律没有禁止条文，但是她的国务卿身份，她的修养等，就使她绝不能那样做，所以媒体不可能拍到希拉蕊穿三点泳衣的照片。奥巴马总统更不可能穿短裤参加有女生的学校活动，即使其他公共活动也不可能，都是一个道理。马英九不仅穿短裤，而且短到快跟女性的三点式差不多了。是不是病态？ 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年到“死海”仰泳被媒体拍到，结果成为笑料。不仅死海是中国人忌讳之名称，还因他仰泳时露出富士山般的白花花大肚皮。据说对此连中共高层人士都有微词。江泽民所以这样露怯，因为他在中国是“皇帝”，没有人敢告诉他不可这样做，这张照片在中国也不能公开发表。但台湾是民主社会，民选总统应该受到监督，媒体则扮演这种角色。台湾有太多人做惯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顺民，面对这种事首先想到媒体“应检讨”，而不是权力者应该检讨，更应该检点。 第四，这不是马英九的第一次和偶然。马喜欢炫耀自己肉体，在台湾是公开的秘密。他居然会主动向媒体披露，他骑车没穿内裤，在南部时洗澡有农家女递毛巾等等。一个总统可以“三八”到如此地步？（我知道三八是形容女性，但马英九到底属男，还是属女？）别说身份是“总统”，甚至都不像个“成人”的行为。 台湾出现这样一个总统，是台湾的悲哀。一个今天说不穿内裤，明天被拍到私处的人，如果2012还能连任，那真是台湾人的耻辱——“弹丸之地”有个“蛋头总统”。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附∶ 怎麽看马英九跑步暖身露蛋照 2011年6月1日 15:24 记者王宗铭／台北报导 总统马英九日前参加东园国小百年校庆，下场跟小学生比赛800公尺接力赛，当马总统抬腿暖身、双脚打开下蹲时，被摄影镜头捕捉到短裤里的走光画面，在网路流传。总统府发言人范姜泰基今(1)日下午受访说，请大家多重视国内体育，这也是马总统当天去参加东园国小百年校庆的意义。 最新一期《壹周刊》今日刊登一张马英九底裤曝光的照片，标题为“小马哥露馅、看光光”。图片里的设计对白还写著，“还好今天有穿内裤！”“卯死啊！小马哥露底好Man呀！”此外，电视台也捕捉到另一张马总统下蹲露白内裤的画面，还些微露出疑似“蛋蛋”的物体，在网路引起讨论。 范姜泰基对此表示，请大家多重视国内体育，这也是马总统当天去参加东园国小百年校庆的意义。 原文网址∶ http://www.nownews.com/2011/06/01/301-2717065.htm#ixzz1O7UF69Et 读者评论∶ 亲爱的台湾兄弟、台湾姐妹， 收信平安! 免惊! 感谢朱立熙先生的文章分享。 朱先生的文章让脱星总统的“玉照”彻底地曝光、也大大地帮助台湾人 解这个“卖台”区长的底细! 请大家努力、大力转送吧! 让这张马区长卖大腿、卖马蛋的“玉照”传遍全世界， 尤其一定要传遍全台湾的大街小巷喔! 哈！真的是“国王的新衣”啊！ 蓝色媒体以为这张“马蛋玉照”是“人间极品”， 可以为“马蛋区长”在2012年大大地加分， 你以为呢? \\\\ 记者甲: “马蛋区长”好! 又在跑步啦? 你今天穿的蓝色短裤好短好短耶， 真是一件美丽的“国王的新衣”啊! 马蛋区长: “没有啦--!” ..... \\\\ 为了捍卫咱的母土台湾， 请大家努力地在电邮、在网站、在推特、在脸书上用力传、拼命传吧! 天佑台湾! Bill Huang 美国 FAPA-Sacramento，6/2/2011 【露蛋】的马英九 作者∶朱立熙（前华视副总经理） 他利用勾起女性选民“性幻想”来赢得选票的伎俩，从过去露大腿、露胸肌、露奶，现在更变本加厉到“露蛋”，这是我们的总统！下流的本质实在让人咋舌。这样的行径，何异於A片的男优？选战还没开始打，他就已经用露蛋来吸票，明年一月之前，保证他会全裸演出。一个想要连任的总统，会用到人类最原始的“性本钱”来打选战，这已经说明了马阵营的“黔驴技穷”，也证明了他无法靠四年的政绩来服人。我们还能让这个脱星荼毒四年吗？ ——原载朱立熙网页∶http://www.rickchu.net/detail.php?rc\id=1675&rc\stid=14 今日新闻网（Now News）上的读者跟帖∶ 杜孟修 · 留言最多的人 · Herbalife－World Team 这就是我们媒体的水准... Anthony Hung 媒体不需检讨，身为一个总统不该这样，超短的裤裤早会露了，而他本身都不自知，该检讨的是马英九。 Tiara Yang · 新竹老爷大酒店－快乐实习生 我还是觉得媒体需要检讨，台湾媒体聚错焦点不是第一天的事了.............. Ching-Yu Tseng · 留言最多的人 · 清华大学 媒体该检讨+1 许废墟 · Taoyuan City 主张媒体不须检讨的是不是有病啊？这种说法跟怪女生穿短裙被强奸活该有什麽两样？ Anthony Hung 那一个人有病,只有它自己最清楚，好错ㄛ Jerry Chen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刊登明星曝光照时，这些媒体要检讨的声音何在呢? 再说，总统合适穿这样的衣著吗? Kuny Wang 运动暖身不穿这样~~~那到底要怎麽穿呢? 蔡永振 · 留言最多的人 · 宜宁高中 媒体素质真的要检讨..... 朱俊玮 · 暨南大学 媒体的素质真的烂 如想参加讨论，可到∶ https://www.facebook.com/Caochangqing 脸书上的跟帖∶ 吴振宏 41 minutes ago · LikeUnlike 大马克 等到大选曰子逼近他可能又不穿内裤了，到时必定会有更恶心的画面，而他仍然是陶醉在女性马迷的尖叫声中，有这种人当总统，台湾人能不感到悲哀吗？ 38 minutes ago via Facebook Mobile · LikeUnlike Jones Huang 反正丁丁粉丝看到还不是会鸡鸡叫... 37 minutes ago · LikeUnlike Jia Wei Li 有够难看的还要再给他四年的机会台湾人真的会发疯了 36 minutes ago · LikeUnlike 王毓琳 马桶腐不识字兼不卫生比喻不伦不类简直张飞打岳飞 靠 36 minutes ago · LikeUnlike Scorpions Tsai 人家是学在当兵肝胆相照，怎可以这样诠释他呢，在说漏一点，说不一定可以在吸引一票女马迷，+-吸票一下而已。现在一件一件过往拿来批斗的事件，陆续清澈，让他的选票，渐渐的被腐蚀，一票一票的不见，可怜阿。连萧万长都在落跑，还记得他当时的博骜，他的大中国经济圈理论。眼见事与愿违。急流勇退。真是一个漂亮的萧万长。只不过，萧万长3个字要开始遗臭万年，可悲，爱科法的失败，依照马英九的模式，承担者一定是萧万长。萧万长3个字在历史上会被认定是卖台的最活生生史实。 27 minutes ago · LikeUnlike Moriss Thzing 现在就露蛋 等到大选前一天就会露鸟了...... 22 minutes ago · LikeUnlike · 1 personLoading... Jing Tsai 有这种总统 真的是台湾人的悲哀~!!!>"< 10 minutes ago · LikeUnlike Norton Wu 已经吐了满地了 2011-06-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13 位华人教会牧师对“柴玲写给教会的信”的回应
【编者按∶这是13位华人牧师就“柴玲写给教会的信”的连署的回应，已发给柴玲女士、远志明牧师，以及远志明牧师所在的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远志明按牧委员会等。】 以下是13位牧师信正文∶ 说明∶2014年圣诞节前夕，华人教会部分牧师读到了柴玲姊妹在11月24日给教会的公开信，标题为《“我们永远可以找出真相，你愿意吗?”》，副标题是“柴玲写给教会关于远志明的信”∶ http://www.nvtongzhisheng.org/news/%E2%80%9C%E6%88%91%E5%80%91%E6%B0%B8%E9%81%A0%E5%8F%AF%E4%BB%A5%E6%89%BE%E5%87%BA%E7%9C%9F%E7%9B%B8%EF%BC%8C%E4%BD%A0%E9%A1%98%E6%84%8F%E5%97%8E%EF%BC%9F%E （编者注∶如果上述网址太长而无法打开，可看这个网址∶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ID=3568） 和柴玲姊妹的丈夫鲍勃的文章《对待性强暴的正确态度》∶ http://www.nvtongzhisheng.org/news/%E5%B0%8D%E5%BE%85%E6%80%A7%E5%BC%B7%E6%9A%B4%E7%9A%84%E6%AD%A3%E7%A2%BA%E6%85%8B%E5%BA%A6 该信经柴玲姊妹授权，在增加了先前隐去的牧师名字后，由下列网站再次刊发∶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ID=3568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567 下面是13位华人教会牧师对这封公开信的回应。 读到柴玲姊妹写给教会的信，我们为其中谈到的问题，感到震惊和伤痛。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凭著圣灵的感动与带领，以此信作为对柴玲姊妹公开信的回应。 一. 我们的原则 1\. 教会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用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属灵群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见证。教会应当竭力遵行基督的命令，维护自身的圣洁（以弗所书 1:4,5∶26‐27；彼前 1:15,2:9） 2\. 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作为“蒙恩的罪人”，会有软弱，会犯罪、会跌倒；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教会应当遵行圣经的教导∶“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拉太书 6:1） 3\. 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4\. 一个人，在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可能犯有各样的罪。而当他真正重生之后，就一定会为自己过去的罪真心地忧伤和悔改，并有悔改的表现和行动（见路加福音19:8 撒该信主后的表现）。 二. 我们的态度 据柴玲姊妹在信中所言，她已经按圣经的教导，走完了马太福音 18:15‐17节的过程。但信中也指出，远志明牧师提出了“另一个版本”，因此“并没有达成真正的认罪和解”，使得该事件目前落入了“He said，she said”（各说各话）的情况。柴玲姊妹在公开信中说，她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相，主动接受了测谎专家的测试。信中说，测试结果表明，她所说的都是真实的。现在她希望教会对该事件做出公正的判断。 鉴于此，作为华人教会的牧者，我们愿意怀著对主、对主的教会、对广大弟兄姊妹、对柴玲姊妹、对远志明牧师负责的态度，以诚挚迫切的心，表明我们的态度，并做以下呼吁∶ 1\. 我们写这封回应信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或论断任何人，而是鼓励柴玲姊妹、远志明牧师以及众教会，采取一个符合圣经原则的方式，去积极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2\. 既然柴玲姊妹已经以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公诸于众，远志明牧师就应该暂停手中的事工，以严肃、诚恳、公开的态度，来面对这项指控。远牧师应该为自己的家庭，为了教会中那些爱他、支持他的弟兄姐妹，更是为了基督的名不受羞辱，采取合宜的行动。我们认为，基督徒接受测谎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因为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 5:37）；但如果事情发展到必须依靠测谎才能得出真相时，我们支持远牧师接受测谎。 3\. 柴玲姊妹在公开信中说∶“我希望你（指远牧师）对我的性侵犯和后来的两次欺骗行为 （第一次是2011年11月左右对我说的谎话和威胁；第二次是2013年3月对周爱玲牧师说的谎话）书面道歉。”我们认为，柴玲姊妹提出的这些很严重的指控，必须经过公正的调查与澄清。如果确属事实，远志明牧师应该坦诚面对，当就自己信主前和以后所犯的罪，勇敢地、彻底地悔改。我们深信远牧师若真心地悔改，神必赦免、洁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这将会给远牧师和家人带来心灵上真正的自由，以后也可以安然站在基督的台前。深信神也会赐远牧师恩典和力量去面对一切可能的后果。如果事实并非如柴玲姊妹所言，她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4\. 与此同时，柴玲姊妹在信中提及∶“几位维护远志明的牧师都用神在使用他的理由来说服我不要继续证实真相。并以这件性暴力发生时他还未信主等为他开脱，甚至攻击我为什麽胆敢把这件事讲出来等等”。如果真的有牧师如柴玲姊妹所指出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赞同这样的做法和说法。 我们深信，神看工人的圣洁，比工人所做的工作更重要；并且，如果一个人带著没有被对付的罪来事奉，既不能被神悦纳，也不会被主记念；我们坚信神的教会不应该掩盖罪恶，而是要靠著神的恩典和怜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罪恶。 5\. 无论从今日的教会现实还是从教会历史角度，我们都应当严肃、认真地处理此事件。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由于一些类似事件没有“真相”，以至于多年来给教会带来分裂、伤痛、争吵和羞辱。而现在网络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信徒在询问此事，感到困惑不解，已经受到打击，又不知所措。为了对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群羊负责，对基督的教会和教会的历史负责，我们必须找出该事件的真相，给我们牧养的信徒及公众一个答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福音 5:37）。掩盖真相，不做任何处理，将对双方都不公平，都是伤害；而最受伤害的，则是主的教会，是教会中许多的小羊。 6\. 因此，我们认为，远志明牧师作为该事件的当事人，有责任给关心他的众教会一个清楚的交代。同样，远牧师所在机构的董事会，远牧师所在教会的牧者与长执会，远牧师的按牧委员会，以及湾区牧者联祷会，在寻求澄清该事件之真相方面，有责任为远牧师提供帮助，并且有义务监督远牧师采取正确的行动。为了澄清真相，成立一个有公信力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是必要的。 三. 我们的盼望 事实上，神若纠察罪孽，没有人能站立得住。我们无论在什麽境况下，各人都当儆醒敬虔度日。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 要我们圣洁。我们诚挚盼望弟兄姐妹为这件事祷告，让这两个家庭以及神的众教会都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想藉此破坏教会的魔鬼撒但蒙羞退后。 我们诚挚地呼吁，众教会为此事件迫切祷告，求圣灵动工，使真相得以显露，罪恶得以被清理；受伤害的，得著医治，软弱跌倒的，得以被赦免、被扶持；神的教会得洁净、得复兴，神的名得荣耀。 牧师署名（按姓氏拼音为序）∶ 1\. 何春勋牧师 2\. 何俊明牧师 3\. 黄雅悯牧师 4\. 刘传章牧师 5\. 刘 康牧师 6\. 任运生牧师 7\. 王天声牧师 8\. 王峙军牧师 9\. 文耀铭牧师 10\. 辛立牧师 11\. 余钧牧师 12\. 张道山牧师 13\. 赵约翰牧师 2015年1月3日 2015-0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台湾《苹果日报》、《自由时报》∶曹长青轰王丹制造新闻
反共人士内哄？曹长青轰王丹制造新闻 台湾《自由时报》 ［本报讯］中国民运人士王丹日前在脸书po文求救，怀疑自己罹患脑部肿瘤或者脑血栓，盼台湾移民署「开绿灯」让他返台就医。此事引发各界关切，不过同为反共斗士的曹长青日前在脸书分享多篇批评王丹的文章，显然不认同王丹行为。 人称反共斗士的美籍华人评论家曹长青，1988年曾受中共迫害流亡美国，被视为中国海外反共势力中的人物之一，他日前在脸书撰文，分享多篇批评王丹文章。其中1篇指王丹在台湾出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获得不少资助，是海外最富有的民运人士。文章更提到，王丹在美国不购买个人医疗保险，现在却哭穷，等于要台湾人给他出医疗费，实在是有点离谱。该文章也指出王丹未经检查，自认得脑瘤，「这不明摆著是装可怜、博同情、要捐助吗？」 反共人士曹长青在脸书分享文章，轰王丹制造新闻。（图片撷取自曹长青脸书） 曹长青今在脸书分享多篇文章和「王丹制造假新闻」图片，俨然赞同文章观点。发文后引起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分析，「因为王丹没有护照，所以一定要有回美证才能到别国，不是用来回美国，而是用来当护照的代用品。」也有网友大赞「曹长青是条汉子！」、「曹先生是说实话的媒体人。」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14年7月27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065763） 《苹果日报》∶曹长青脸书转文呛王丹 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民运人士王丹，因为怀疑自己罹患脑瘤，希望能提早返台就医事件，在网路上吵得沸沸扬扬，王丹希望台湾民众「一人一信」给台湾当局，替他「个案处理」回台湾进行身体检查，同为流亡海外中国异议人士、被称为「反共斗士」的曹长青，前天（25日）在自己的《脸书》（facebook）页面上连续转贴了三篇来自《台湾e新闻》的未具名读者投书与《评论》，标题直指「王丹哭穷耍特权」。 曹长青的转贴在被转到台大《批踢踢实业坊》后迅速发酵，有看热闹的乡民认为，这是「反共义士们间的内哄」，也有人认为是他们间的「路线之争」，但大多乡民认为，文中所提的几个论点，「都是王丹必须面对并说明的」，认为王丹不该回避。 1988年就流亡美国的曹长青，分别转了《台湾e新闻》的《读者投书∶王丹装穷耍特权》、《王丹申请回美证更新 干台湾政府什麽事?》与《台湾e新闻评论》，三篇文中对于王丹「脑瘤」事件提出尖锐的批判，认为王丹《脸书》中所说、在美国量个血压就要美金1750元（约台币5.25万元）的说法是「天方夜谭」、要求台湾民众一人一信给移民署施压是「荒唐到神经错乱的地步」，更说王丹「隔一阵子就自我制造点新闻」，「行为实在恶劣」，用字遣词十分不留情面，《评论》一文中，更提出「三大疑点」，直指王丹在美国等待「回美证」旷日费时，是美国政府的问题，「台湾政府完全没有主导权或管辖权」，怎麽会希望台湾政府帮忙？ 而今天下午更传出，王丹开始清理自己《脸书》涂鸦墙上的许多文章，有部分自称遭到删文者，纷纷到《批踢踢》上呛声∶「民主就是我只听我要的言论 其他的一率都是垃圾」、「提出反驳的都被你封锁了啊，这不是中共式言论自由，那什麽才是？」、「民主逗士就只会抓语病，可不可以强一点啊」。（於庆中／综合外电报导） ——原载台湾《苹果日报》2014/07/27 (http://m.match.net.tw/pc/news/2491490) 曹长青脸书全文∶ 《台湾e新闻》读者投书∶王丹哭穷要特权 很多媒体，包括台湾《自由时报》等，都曾报导，在陈水扁前总统的国务机要费一案审理中，无论是检察官还是陈前总统本人都证实，王丹曾得到陈前总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20万美元。 《自由时报》（2008年5月16日）报导说，「国务机要费曝光后，王丹推说把钱（20万美元）给了《北京之春》（民运刊物，王丹任社长）等组织，但《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却告诉记者∶我们从未收到王丹转来的一分钱。」 当时海外中国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的主要领导者、资深民运人士王希哲、徐文立、汪珉、黄奔等人曾联署公开信，要求王丹交出台湾政府给海外民运的20万美元，但王丹不予回应。 王丹从哈佛毕业后，就到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并还兼任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有相当可观的薪金收入。后来王丹又在台湾组织成立了（网络）《华人民主书院》），他本人出任了「董事会主席」，该书院几次在台举办募款can会，也得到不少资助。有人说，王丹是海外最富有的民运人士。他在美国不购买个人医疗保险（欧巴马医保实施后，低收入者保险金降到很低），现在却哭穷，等于要台湾人给他出医疗费，实在是有点离谱。 而且王丹呼吁台湾移民署给他开绿灯，即在他没有「回美证」的情况下，也可登机返回台湾，不仅是公开要做违法的事情，而且更是离谱的要求。因为根据台湾移民署的公开说明，王丹有美国绿卡，同时有他担任客座助理教授的台湾清大的任用聘书，他出入台湾是自由的。凭什麽他呼吁「台湾移民署」给他开绿灯，开什麽绿灯？难道让台湾移民署给他开回美国的绿灯吗？王丹的大脑可能确实出了问题！ 他作为绿卡持有者，超过六月个不在美国，需先办理《回美证》，以便从台湾返回美国时能够合法入境。现在他不跟美国移民局交涉，却要求台湾政府帮助，甚至呼吁清大学生「通融」台湾移民署，甚至还有人提出一人一信写给移民署施压，这简直荒唐到神经错乱的地步！ 王丹不可能不懂这个《回美证》的事情（他已在台湾几年了，按理说以前也应办过了），但为什麽还这样呼吁，把头痛自己定性为肿瘤或脑癌。他还没经过检查，怎麽就可以自己定性呢？这不明摆著是装可怜、博同情、要捐助吗？ 至于他在自己脸书上说，在美国量个血压就要1750美元，更完全是瞎扯，要骗那些不了解美国情况的台湾读者。因为在美国即使没有健保，去私人诊所，看个医生包括量血压，也就50美元左右。而且有些大超市里的药房，还有免费的自己量血压的机器。哪来天方夜谭的1750美元！ 王丹还说在美国检查一下脑部，就要花二、三万美元，更是随口胡说。大家都可以从网上查到如下信息∶美国各州的收费标准虽然不同，但做全脑的CT扫描检查等，费用是在270到4800美元之间，根本没有什麽二、三万美金的。王丹这样夸大其词，简直到了撒谎的地步。 王丹隔一阵子就自我制造点新闻。他上次说共产党当局说海外的王丹是假的，明显是编造的。当年共产党从监狱把他放了之后，把他送出来，今天说他是假的有什麽意义？难道共产党当年是抓了假王丹，判了假王丹，再把假王丹送到美国？还有没有一点常识逻辑？ 这种故意自我制造新闻的行为实在恶劣。他到底要干什麽？要媒体关注？要人给他捐同情款？还是真的大脑得了某种疾病？因为正常人不会这麽荒腔走板。 2014年7月25日 ——转自《台湾e新闻》（taiwanenews.com） 王丹申请回美证更新 干台湾政府什麽事?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目前人在美国，今（25）日下午在脸书发文，说他中午去超市时，突然头昏，差点倒地，他「严重怀疑是脑部肿瘤或者脑血栓，因此非常希望尽快就医检查」。王丹说，这种状况已经持续2个月。不过，他在美国并无医疗保险，又苦等不到「回美证」而无法登机返台，因此他希望台湾政府可以专案处理，可惜迄今仍未获回应。 王丹在脸书写道，「其实有点焦虑，所有的医生都说要尽快检查，但是我在美国没有健保，因此想提前返回台湾看病」，他说，「量一下血压就是1750美元，脑部检查一下，至少两三万美元」，超过他的承受能力。 王丹表示，上周已经向台湾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设法协助尽快返回台湾看病，但「至今还在研议中没有回覆」。 由于王丹的回美证仍在美国移民局申请更新，他担心过程太久会延误治疗。「希望台湾政府能够专案处理，让我回来台湾就医。」动态一出，引来众多网友关心，他回覆「看了一堆留言，首先感谢大家的关心」，但又接著说，「那些不切实际的建议我就只能敬谢不敏了。大家真的要是关心我，就麻烦你们帮我想办法能够回来台湾检查吧。毕竟，我在台湾有健保。这样不是实际一点吗？」 不过，王丹４小时内在脸书ＰＯ文三则，除了交代自己的病情与心情，希望转托网友代向政府提出呼吁。 由于王丹仍在清大担任客座教授，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并问要如何帮助，王丹回说，「帮我跟移民署说，请他们通融我回来台湾。」留言中也不乏有人欲号召大家「一人一信到移民署署长网站」。也有网友质疑，此例一开，会有更多人要求特权。 台湾移民署∶王应向美申请协助 不过，台湾移民署表示，清大为王丹申请的入台证期限至今年十月六日，期限内王丹入出境台湾完全「畅通无阻」。但因王丹需领有出入境美国相关文件才能返美，而向美国申请相关文件约需耗时二个月，王丹应向美国相关单位申请协助，加快文件核发速度，而非向台湾求援。 根据美国国籍与移民法，绿卡持有者属于没有美国国籍，也不具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但其在美国境内基本享有和本国国民一样的待遇，不过没有选举权（依美国各州法律有所不同）和被选举权。 根据美国移民法，永久居民入境美国时，需使用有效的移民签证与有效的母国护照，否则不得入境。拥有美国绿卡后，只要离开美国不超过一年，绿卡本身可以当作有效的入境移民签证，不需去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另外申请签证。离开美国超过一年，必须于离境前先申请回美证（reentry permit, I-327），作为入境的有效移民签证，回美证有效期最多两年。若是超过一段时间未入境美国的持卡人，在入境时很可能会被判决失去永久居留权，因为移民法要求绿卡持有人离开美国，必须是暂时性的离境。 2014-07-24 \[台湾e新闻评论\]∶ 1\. 王丹拥有「美国绿卡」, 就王丹而言, 是「回美证」重要, 还是身体检查重要? 完全由王丹个人决定。 如果是身体检查重要, 则放弃等待「回美证」,下次再申请。 如果「回美证」的重要性大于身体, 那麽他可以慢慢留在美国再等二个月。决定权完全在王丹, 有时该花的钱还是得花。 2, 王丹的「回美证」是向美国的有关的移民机构申请, 台湾政府完全没有主导权或管辖权, 王丹怎麽会希望台湾政府出面帮忙? 3\. 在美国也很多人都没有并医疗保险, 有人嫌贵不想买; 有人则是买不起。 至少王丹在台湾还有收入是清大客座教授, 而且在台湾还有健保, 实在是幸福之人。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14-07-27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065763） 2014-07-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采访曹长青∶劝“裸皇”穿衣服是自作多情
（大纪元记者骆亚、程静2011年10月27日报导）大陆学者曹思源日前建议，中共在召开18大时应修改党章，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与此前温家宝的呼吁雷同。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当局不可能同意“分权”，如何制衡自己？只有结束中共专制，实行多党制，人民才有选择权，“分权制衡”自然也就实现了。 中共体制内呼吁∶分权制衡 美国之音26日报导，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曹思源提出了一个以实现党内分权制衡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并把自己的建议和一篇题为《论党内分权制衡》的文章，寄发给政治局九个常委。 曹思源认为，集权制“至少导致了中国三大人祸∶反右，它没有经过党代会，没有经过党内充分的民主来讨论，慎重决策；还有就是58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导致了灾难；再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经过党代会决定的。”比如毛泽东的错误只有等他死後才能纠正。 曹思源说，纪检委主要职能应是监督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可是现行党章规定，纪检委受同级党委领导，因而难以独立发挥作用。他说，这是惩治贪官污吏工作长期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曹思源的提法并不新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最近也撰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党政职能分开、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 中共能政改？温家宝都无奈 中共总理温家宝近年来也在连连呼吁政治改革，但没有人回应。中共高层一位知情人近期向海外媒体透露，十八大人事已经敲定，温家宝没戏了。温家宝不久前提出的党内民主与党政分开，这是他在几乎绝望时的“最後一击”，所谓党内民主其实是想用这个方法对付太子党卷土重来，包揽所有重要职位。知情人说，这是温家宝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 中共不会自我“制衡” 著名政论家曹长青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也说∶共产党能分权，就不是共产党了；中共更不会自我“制衡”。制衡，只能是从外部监督制约，包括实行多党制，有定期的民主选举，有新闻和言论自由。而这些都不存在，如何“分权制衡”？不是缘木求鱼吗？ 曹长青认为，党报上如果刊登什麽文章，往往有党内权争的背景，是“探风向”。这也不排除是党内哪派通过哪个人出面强调“分权制衡”来争权。但如果是学者真诚地呼唤，其实也是“文不对题”，或者是隔靴搔痒，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他说，退一步讲，即使共产党真的把党章修改了，写上“分权制衡”了，也是纸上谈兵，自欺欺人的。中共制定的的宪法上写了很多人民当家作主的，可共产党哪样遵守了？一样都没有！ 真实信号∶结束中共专制 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修改党章”和增加“橡皮图章”，曹长青认为，而是向人民传播“必须结束共产党统治”这个真实的信号，只有结束中共专制，有了多党民主选举的竞争，人民有了选择权，就自然形成了“分权制衡”。 曹长青说，也就是只有高声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个根本真实，中国才可能结束“皇帝新衣”的制度。而像现在这样，由一些糊涂学者向共产党祈求和喊话，却是向老百姓传递，好像皇帝还能穿上点什麽的错误信号，不仅错误认知，更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加了皇帝新衣制度继续统治的可能性。 ——原载“大纪元”2011年10月27日，原题∶八大前学者吁党内分权制衡 专家解读。文中其他人的访谈内容等有省略 2011-10-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中国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形成过程――剖析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
自从3月中旬西藏事件发生以来，奥运火炬的传递就不可避免地与西藏、中国的人权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国内，中国当局刻意淡化了“记者无疆界”等国际人权组织针对新闻自由与中国人权状态的抗议与批评，凸显了“藏独”的抗议与声音，从而激发了部分民众“反分裂”的“爱国主义”热情。而其高潮则是通过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组织中国留学生与华人在各国举行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此举既展示了民众对中国当局的“支持度”，又大大减轻了外部政治压力。 对中国当局来说，“爱国主义”这面泛黄的旗帜具有多种政治妙用。 “爱国主义”成了中国当局一种解困手段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曾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一名言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当局真是再合适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当局不断执导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诉的“国家游戏”，目的都是希望通过所谓“人民外交”加强筹码，增加对特定国家的压力，舒缓自身的困境，例如1998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后的“反美爱国游行”，2005年3－4月间针对日本入常的反日游戏等。甚至在与美国欧盟的纺织品贸易战（2005年）中，中国政府也不惜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宣称 “美欧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持强硬态度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说不出口的用意，这就是为了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纺织业恰恰是美欧能够找到的延缓中国崛起的一个突破口。”加上纺织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一条主渠道，因此，“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无异于为社会制造矛盾。” 所有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中，重要的参演者就是青年群体，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比如2005年6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访华商谈纺织品贸易争端时，中国当局就组织了60多位清华大学学生在座谈会上“炮轰”美国商务部长，提出上面这类观点。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甘为政府驱策？除了国民性中具有敬畏政治权威这一禀赋之外，还因为他们多年来通过学校教育形成的“爱国主义”理念。因此，分析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在塑造国民的政治理念上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认识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观念如何形成。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何在90年代卷土重来？ 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最重视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这两者最后都落实为一点，即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条件服从与热爱。而重提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一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与当时中国政府当时面临的政治困境有关。 “冷战”结束后，中国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面临新的政治困境：在国际社会，苏联的垮台大大降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中国不能再通过参与“冷战”时代的均势博弈而推进自己的力量，并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在国内，由于“冷战”的终结，中国在面对外来政治压力时变得更为脆弱。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总结“经验”，认为80年代爱国主义（实际是爱党教育）从学校教育中一度淡出，为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传播提供了机会，从而引发了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爱国主义教育。1991年4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为此，《纲要》规划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诸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提倡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等。\[1\] 1989年以后中国官方阐释“民族主义”的三个要点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当时强调“国家统一”主要是反对台湾独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甚至代表中华文化，所以，中共在学校的政治教育中的所谓“爱国主义”有着非常明确的内涵，就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热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中，爱国主义历来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则是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教科书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所倡导的，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对国家的各种义务，把爱祖国的义务具体化了。所以热爱祖国不仅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且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2\] 这种爱党爱社会主义中国的灌输以政治课为主，历史课为辅，语文则以通过挑选一些文章，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讲述中共领袖不同于常人的优秀品质，如艰苦朴素、关心底层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与灌输概念相比，不那么直接，较容易让学生接受。 用“母亲与儿女”的关系隐喻党与人民的关系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上、下两册）的重心是爱国主义教育，一些课程的名称看起来似乎与爱国无关，但满篇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以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七课为例，该课标题是“增强自尊自信”，但通篇谈的却不是一个人作为个体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及其他诸种社会关系时的自尊自信，而是强调这个人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比如在第七课开篇时选取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讲述中国生物学家童第周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时受到比利时同学歧视的经历，并强调是童第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3\] 教科书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一言一行都要考虑祖国的利益，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要自尊、自爱、不卑不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自己的言行损害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4\] 大多数用来做为爱国例证的小故事几乎都是以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作背景，展现故事主人公的爱国精神。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开篇选取了数学家华罗庚的一个故事展现华罗庚的爱国主义精神。故事梗概如下：华罗庚1979年在英国访问时，一位美国女学者挑衅地问华罗庚是否对自己1950年选择回中国感到后悔，而华则坚定而有礼貌地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图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5\] 这些故事的真假无从查考，但通过教科书的讲述广为流传。有个别谎言终于被揭露，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讲述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在飞行的宇宙飞船中丧生的故事。这篇课文说，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2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2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这位宇航员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中学均将其列为重点学习的课文，在众多语文教学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这篇课文编造的痕迹太重，终于被一位对这段史实熟悉的读者撰文揭穿，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6\] 但鉴于中国的言论环境缺乏自由，这种揭露不可能针对中国的革命领袖与英雄人物。 与此相类似的故事，教科书不厌其烦地选择了几十个，穿插于整本教科书中。这类故事几乎都遵循一个套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用各种方式表示自己对中国人的歧视，而政治身份不同的中国人，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科学家、将军、教授、中学生、留学生等，都以自己的机警聪明与自尊捍卫了自己与中国的尊严。《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培养爱国情操”通篇都用这类故事表明爱国者的崇高，但这个“国”，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教科书反复使用爱国者将国旗、国徽圣物化的故事，说明热爱共产党中国是值得称道的高尚品质。\[7\] 所有这些小故事强调的其实主要是一点：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享有自豪感与自信心。 “海外孤儿与祖国母亲”――海外华人与中共政府关系的借喻 在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里，全世界华人都是游荡在海外的“游子”，台湾、香港、澳门等几个地区则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离开了“祖国母亲”的“孤儿”――虽然这些“游子”与“孤儿”的生活状态要比呆在“祖国母亲”怀抱里的中华儿女要好得多，但在教科书的描绘中，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却非常热爱。教科书多次提到香港、澳门与台湾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爱国的故事。 北京申奥成功一直被中国当局渲染成爱国主义的狂欢庆典。全世界华人欢腾庆祝的场面被引入教学过程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北京市教育局推荐的一个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案这样形容：“狂欢的热浪遍及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华人的聚居地，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成了欢乐的海洋。天南海北不同形式的欢庆，表达的是同一种感情：对伟大祖国的深沉的爱。这是一种心与心的凝聚，一种伟大力量的凝聚，一种伟大情感的凝聚。”\[8\]教科书借一个台湾教授的口谈他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 \[9\] 在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末尾，全书以“我们热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作映衬，突显出邓小平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还体现在中国政府近十余年来陆续创立的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中国政府于1997年及2002年分两批公布了200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地方性的不计在内），每所学校都必须定期组织学生到学校所在城市附近的基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这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只有38个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其余162个则都是与中共党史有关，比如共产党领袖的纪念馆、共产党在内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馆、当年共产党领袖活动所在地，如某次会议会址等等。\[10\]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之特点 任何国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对国民作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治教科书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关系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缺少两个基本前提： 第一，中国共产党这种爱国主义热情从来只强调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却回避了国家（政府）对人民的义务与责任，更加不谈人民在这个国家中有什么权利。 比如，教科书只谈公民对国家应该尽的纳税义务，但却根本不提“纳税人”这一观念（中宣部在1999年也曾经命令媒体不得宣传“纳税人”这一概念，本人亲耳听到过这一传达），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纳税人之内涵。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将教育作为强国固本之道，也负有为国民提供义务教育的政治责任，但中国政府在花着纳税人的钱的同时，却堂而皇之将教育作为敛财之道，中小学教育竟然从2002年开始，连续三年列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前五名之内。\[11\]中国政府不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的同时，却一直将获得奥运会金牌这种表面成就作为中国强大起来的标志，并屡屡以此作爱国主义的全民动员，但却从来不肯让民众了解每块金牌花了数千万乃至上亿金钱之巨，\[12\]更不会让青少年一代了解这一事实：在为获得奥运会金牌投入大量金钱的同时，中国有多少青少年因贫困而失学。 第二，中国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知情权，在隐瞒了中共政府五十余年以来对人民犯下众多“国家之罪”（反右、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文革”、1989年六四事件等）的情况下，片面要求人民爱这个罪错累累的专制政府。这种“爱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堕落成维护政府威权统治的借口。 可以说，由于缺少上述两个基本前提，中国当局不断祭出的爱国主义口号，承载的内容实质上并非爱国，而是被偷换成热爱掌握这个国家政权的执政集团，最后被扭曲成人民对暴政无条件的拥护与热爱。在西藏事件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愤青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就是如此。 说明：本文分析的《思想政治》是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 【注释】 \[1\]见新华网，www. 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 \[2\]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85。 \[3\]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 \[4\]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8。 \[5\]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72。 \[6\] “《悲壮的两小时》：是不是拿孩子开涮”，《新京报·文化副刊》 2004年2月23日。 \[7\]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1。 \[8\] 北京教育资源网，北京市教育局主办，www.bjedu.cn,www.res3.bjedu.gov.cn。 \[9\]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2。 \[10\] “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均见http://www.beijing.org.cn/3925/2002-12-9/83@571523\_3.htm。 \[11\] “2002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年12月6日，http://www.southcn.com；“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新华网2004年1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04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12-06 http://www.southcn.com。 \[12\] “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世界商业评论》，htttp://ICXO.COM ，2004年9月7日 09:38。 （本文原载于《人与人权》2008年4月网络版）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