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对权力被侵蚀的忧惧――中国政府打压外国 NGO 的深层原因
最近，中国当局关闭北京一家外国NGO主办的中文刊物《中国发展简报》。由于这一简报在中国已经生存了11年，刊物主办者Nick Young（高飏）一直以“中国的好朋友”自况，其生存技巧更是被许多在华NGO奉为圭皋，所以该刊物被关闭之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NGO同道当中引起强烈反应。 其实，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中国当局早在一年前就放出风声要严控外国NGO，2006年8月31日中新网发布“学习时报：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这条消息，可以看作中共对外国NGO态度转变的一个信号。 据中国官方估计，目前已在中国奠定稳固的活动基础的外国NGO，约在1,000家左右。这些外国NGO的合作伙伴，目前已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政府各部门、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到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从高校、社科院等国家事业单位到民办科研教育机构，从政府部门主办的社会团体到起自民间的草根组织，无不包括在内，其合作项目基本上在政府掌控之内，并未影响到“国家安全”。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发展简报》还遭关闭之厄运呢？ 这得从共产党获得权力的起源以及其对权力的独占本性谈起。 中国共产党当年通向权力之路的一大宝贵经验，就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一切空隙发展壮大。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共当局在防范民间势力崛起壮大方面既具备丰富经验，且不惜工本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任何引起当局不安的因素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权力的独占性方面，共产党政权几乎超过了一切专制极权体制。当年纳粹德国尽管控制了一切权力，但至少还未能彻底控制宗教。而中国共产党则除了控制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权力之外，还以世俗权力统管“神的世界”，以至于宗教界人士都套用科、处、局等行政级别――可以说，中国当局几乎不容任何社会势力分享其权力。 正是基于对权力的绝对独占本性，在改革开放之前，所有非政府主办的民间组织均被中国当局视为“反革命组织”；改革开放之后，未在政府控制之下的群体活动则一律被目为“非法组织活动”，而外国的NGO则被官方解释为“以民间机构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2003人教版高中政治教科书用语）。但随着对外开放日久，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NGO之间的交流已构成国际交往中仅次于政府之间交流的重要层级，悟出通过政策引导、控制与监督，可以“化害为利”，于是对待外国NGO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完全排斥转变到允许它们有限度地与中国境内的组织机构合作。应该说，在过去的合作中，中国政府与外国NGO其实是双赢，NGO在中国“成功”地登陆，且很知趣地将自己的活动“自律”在中国政府认为与政治较远的环保、教育、扶贫、关注妇女儿童等领域内。这些活动也产生了一些涓滴效应，如为中国引入了资金，运作经验、信息、专业人员和活动方式，让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新型社会组织的运作。而中国当局也藉此大大改善了国际形象，赢得许多美好的期待。 但外国NGO得以登陆中国的原因，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政治自信。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国政府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对外国NGO的活动的容忍度就越来越低――因为按照中国当局的政治思维，宣称“以参与为核心理念”的外国NGO的所谓“参与”和它们经常以政府官员、民众、企业三者间的协调者身份出现，就是对其权力的一种侵蚀甚至分享。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那篇“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中，谈到“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助长中国腐败”，其实就是这种政治思维的表现。 高扬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认为“简报”被关闭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目前还不能清楚识别到底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这显然是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朋友”帮助吹喇叭抬轿子自是欢迎，但想分享权力那就不行。更何况目前正值中国当局对“颜色革命”的疑惧日深，“朋友”会被看作“可疑的敌人”之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华夏电子报》2007年7月19日,第201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9👍 0💬 0管控由“三 P”变“四 P”背后的信任危机
最近几天，据说国家环保局将通过一项行政立法，禁止民间环保自测。查其原因，应该是近年来环境冲突越来越频密地发生，土壤的重金属、空气里的PM2.5、看不见的核辐射时时威胁着国人的健康，环保人士或一些有钱人购买检测设备进行环保自测变得越来越普遍。为了不让国民因自测的“不科学”而变得多疑，影响社会安定，中国政府决定将环保数据发布权及解释权收归国有，2009年下发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被通过执行。 这意味着中国政治的管制重点将由“三P”转向“四P”，利用权力作后盾的信息垄断及信息欺诈将扩大到环境质量。 如果要将近十多年中共政府的社会管控重点列出来，可以说是三个P：第一个P是Political（政治），第二个P是GDP。第三个则是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于第一个P，即国人的政治参与要求与热情，中国政府早就用著名的三大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作为悬在国民头上的三把剑，将不少热血人士下狱、甚至折磨至死； 对第二个P，即中国GDP总量的增长，则既当作考核各级官员的首要政绩指标，又当作在国际社会展示国力的重要成果。随着国民渐渐了解GDP这个指标既不表示一国财富分配是否公平，也不表示为GDP透支的环境成本，甚至更不标识国民福利的增长之时，中国居世界第二位的GDP总量已经成了网民嘲弄的对象。 第三个P，即CPI，本是反映物价变化的经济指标，但中国政府却将它变成用来证明物价稳定的工具。近年由于中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物价上涨特别快，多数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大受影响。为了粉饰政绩安抚民心，国家统计局费尽心思编制出一个比较低的CPI，以示物价上涨幅度很小，营造和谐盛世景象。 现在新增的这第四个P，是标识空气污染程度的PM2.5。自从2011年10月下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数据被传播到微博上以来，PM2.5这一符号代表的空气微尘颗粒物之多少，在中国政府眼里成了“国家机密”，于是就有了今年6月间中国外交史上的旷世奇闻：中国外交部除警告美国不要再报告北京的空气情况，干预中国的“内政”之外，还谆谆告诫中国人，勿将空气质量改善寄望于外国使馆身上。 有了这一中美外交风波，传言《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将会通过，并非空穴来风。据中国媒体报道说，这部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几个条款极具争议，如“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进口的环境监测专用设备必须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进行适用性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和使用”。“环境监测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适用国家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四个条款讲得很明白，由于环境监测事关国家机密，任何单位与个人都无权监测。这个“任何单位”，当然包括外国驻华大使馆在内。可以设想，这部行政法规一旦通过，中国人民哪怕呼吸着呛鼻的空气，身处几米外不见物体的阴霾中，从官方那里听到的消息也是 “空气良好，能见度略低”。想要就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讨个说法，可能比2009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被迫开胸验肺维权还要困难。张海超的尘肺病至少算是冤有头，债有主，那家因工作环境恶劣害了许多农民工的振东公司最多能买通本地政府，但不能将本公司的恶劣工作环境列入“国家机密”。一旦标识空气污染程度的PM2.5被列入个人与单位不得通过自测获知的“国家机密”，每年因空气质量恶劣而死亡的中国人，到死也不知自己的死因是什么。 北京的设想是，只要控制人民对政治的发言权并取消其参与权，再以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营造经济增长的幻象，控制CPI及以PM2.5为代表的环境质量数据，就可以构造“和谐社会”。以往尽管未出台《环境监测管理条例》，但中国官员在污染状态上做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国际上最出名的做假，就是2007年北京政府以维护社会安定为名，强行要求世界银行删改《中国污染报告》的数据——该报告指每年中国有75万人死于环境污染，在许多中国城市，空气与水源污染的代价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5.8%。 政府的统计部门由纳税人花钱供养，提供准确的数据调查和统计，是其本职工作。环保部拒绝驻外使馆在华监测空气数据，禁止民间机构自测环境数据，利用行政权力形成一种统计垄断，如同不受约束和竞争的权力一样，将导致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严重的统计造假和统计腐败。只能说，这种信息垄断是一个毫无政治责任心的政府通过权力赤裸裸地对民众进行信息欺诈。 但这种信息欺诈最终只能自欺欺人，因为只要政府继续按照旧思路进行社会管理，无论是继续其“三P政治”还是将“三P”扩大至“四P”，都无法取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更何况，经过30年对外开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中国政府精心构筑的防火墙时常被穿破。在微博上我就看到最新的《世界银行环境报告》在流传：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其中空气悬浮的微粒和硫磺含量，太原超标8倍、济南接近7倍、北京和沈阳6倍；二氧化硫的含量则重庆最高。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和智力发展。 PM2.5引发的风波，实际标示着中国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大多数中国人宁可愿意相信美国使领馆与民间机构的数据，而不是政府权威部门颁布的数据。北京如果还想挽回信任，唯一的办法是开放第一个P，达成了民主政治，其他的三个P就不用继续造假。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1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7/message-control/）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面对世界危局更怀念撒切尔
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周年之际，面对世界的变化和困局，更令人怀念这位“铁娘子”。无论是对外勇敢地抗衡共产极权，还是对内坚定地推行“极简”（minimal，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撒切尔夫人都给当今领袖提供了样板。 过去一年，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是俄罗斯扩张，吞并克里米亚，并觊觎乌克兰东部的其它领土。面对普京们的霸权和嚣张，西方世界居然显得群龙无首，甚至束手无策。按实力，俄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新泽西州，其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更不要说，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早已成为历史，而美国领衔的北约则扩至28国，军费开支占全球70%以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集团！ 在这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面前，在21世纪的今天，俄罗斯竟敢赤裸裸地军事扩张，像冷战时那样占地掠城，肢解乌克兰！ 问题出在哪里？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当今自由世界没有真正的领袖人物，于是整个人类居然就眼睁睁地看著普京吞并一个主权国家的土地。悲愤的乌克兰人，无法奢望丘吉尔复活，起码怀念撒切尔夫人。在那个核武对峙的冷战时代，这个巾帼英雄书写了一曲令她同时代所有男性政治领袖惭kui的抗衡邪恶的历史，起码有这样四个重要成就∶ 第一是对抗共产苏联。面对用万枚导弹瞄准欧洲、咄咄逼人的共产苏联，撒切尔首相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毫不退缩，勇敢对抗。里根公开喊出“苏联是邪恶帝国”；撒切尔的记录片（http://youtu.be/IIgFqOgADtQ）说，“憎恨共产主义一直是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和评论主题”。正是这种清楚认知、坚定反击，促成了共产苏联的崩溃解体。 该记录片说∶1987年撒切尔访问莫斯科，对东欧和苏联人来说，她是共产世界中受欢迎的人物，她成为自由、终结共产主义、让铁幕里的人民获得解放的决心的象征。“对共产世界的人们来说，她就是西方！” 第二是对抗爱尔兰恐怖分子。在撒切尔的保守党全国大会开幕前夕，爱尔兰军袭击大会旅馆，造成五人丧生，多人受伤。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撒切尔毫无畏惧，仍按原计划第二天一早党代会开幕。当她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欢声雷动，很多人挥舞英国国旗，画面展示，很多男人的激动，超过现场的女性。 撒切尔致词说，“这种袭击失败了，所有对民主的恐怖主义袭击也一定失败！”这种坚定的声音，鼓舞了整个英国，增强了人民击败恐怖主义的信心。 第三是打赢福克兰群岛之战。面对阿根廷对英属地的侵略，虽然英国距离福克兰（马岛）有一万三千公里，运输给养和作战都相当困难，而且内有左派工党的质疑反对，外部甚至美国总统里根也主张谈判（反战），连英国的将军们也犹豫不决，但撒切尔夫人敢作敢为，毅然派遣英国舰队前往福克兰群岛，结果英军大胜。 对福克兰群岛之战，撒切尔接受采访时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去想失败，而是如维多利亚女王曾说的，“是冷静而平静地出去胜利”。 上述记录片中，戴防风眼镜，穿著风衣的撒切尔夫人，飒爽英姿，站立在行驶的坦克车上，展示著一个勇敢、坚定、执著的女中豪杰形象，画外音是∶她的声望的另一个基石是∶战胜世界社会主义势力、迎来冷战的胜利！ 第四是反对欧洲联邦主义。面对“大欧洲”的风潮（建立欧盟、欧元区等），撒切尔夫人又是独树一帜，奋力对抗。她信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大一统”。她领导的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并认为建立欧盟“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甚至总结说，“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 这是最简洁的历史描述——法国的断头台和拿破仑征伐，俄国的共产革命，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正是英美所代表的个人主义价值，击败了这些群体主义邪恶。 今天，乌克兰被肢解，俄罗斯帝国复活，普京们的邪恶扩张，再次令人痛感撒切尔夫人的真知灼见。而在经济等政策方面，撒切尔夫人更留下了全球任何男性政治领袖都无法比拟的英雄的足迹，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把国企民营化。撒切尔出任首相时（1979年），英国在左派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下已成为一个烂摊子，被称为“无法管理的国家”，其国营程度（国家控制和垄断）几乎到共产东德的程度。撒切尔首先对“国企”开刀，走企业和财产“民营化”的道路。后来英国成为欧洲最好的经济之一，主要得益于撒切尔夫人推动的“民营化”。即使后来工党掌权，布莱尔也意识到“新的工党必须包括撒切尔主义”，其第三条道路（在左、右派之间），就是体面地向撒切尔主义投降。 第二，强势对抗左派工会。撒切尔的民营化改革，遭到工会的强烈杯葛，他们组织罢工，要瘫痪经济。左派媒体则成为工会的啦啦队，鸣“报”开道。 面对罢工骚动，撒切尔不为所惧，强势对抗。在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那些左翼工会都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力量。他们动不动罢工，要高福利，要铁饭碗，结果损害市场，重创经济。撒切尔夫人是西方第一个用强势手段打败左翼工会的领袖。她执政时，英国工会成员高达1329万人，她卸任时，减少了400万。上述记录片说∶“撒切尔夫人强势对抗矿工罢工，打败战后被视为不民主的工会，是英国史上的转折点。┅┅她以某种方式重画了英国政治版图，后来的工党政府也不得不接受。” 第三，大幅减税使政府瘦身。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一个是小政府，即控制预算，减少开支；另一个就是减税，让人们手里有钱。小政府自然降低官僚主义，提高效率；减税才能使企业有钱发展，而大众手里有钱才能增加购买力，促成经济繁荣。 在美国，八、九十年代之所以能有长达110个月的经济扩张（繁荣）期，主要由于同样信奉市场经济的里根总统大力推行减税政策（个人最高税率被砍去42个百分点，从70%减至28%，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 在英国，也是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大幅减税政策（个人最高税率被砍去43个百分点，从83%减至40%）才致使英国经济复苏。上述纪录片说∶撒切尔的改革“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人民富有了∶买房子，消费，跳舞唱歌喝酒。”虽然这被左派指责为消费主义，炫耀性文化，但它印证了水涨船高，民富国强的常识。 后来撒切尔更大胆地提出“人头税”，即不按收入多寡实行等级税率，而是按人头缴税，以更体现公平原则。别说人人平等的人头税，即使单一税率（比如所有人都缴纳收入的10%，这样高收入者已经比低收入者多交税），在西方今天都根本看不见一点儿实现的可能，而人头税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但撒切尔夫人就敢提出“人头税”并推动立法实施。这是迄今为止西方领袖中的唯一。 仅凭这一点，她已是当代自由世界最有胆识的英雄！ 第四，拒绝向“密谋政治”低头。撒切尔拒绝欧洲大一统（批评欧盟、拒绝加入欧元区），坚持人头税等，导致她跟党内同僚分裂。在政客们密谋要把她推下台（政治谋杀）之际，她却坚持去布鲁塞尔参加“结束冷战”签署仪式。撒切尔夫人不愿到密室中讨价还价（党内）拉票，她看重的是结束冷战这种大事，也希望通过签署结束冷战协议来振奋党内同仁并提醒他们，她领导打赢冷战的战绩。但她低估了那些小政客们密室谋杀的能量和为权力舍弃原则的卑劣。 铁娘子走了，但减税、小政府、自由经济的“撒切尔主义”则走向世界。今天，所有国家的经济繁荣，都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 当年在伦敦的撒切尔雕像落成典礼上，铁娘子本人致词时幽了一默∶“我更想要铁的，但铜的也可以了。”不论铜还是铁，都是坚定、刚毅、不弯曲妥协的象征！撒切尔的名言是∶你们想转向，你们转吧，“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我不会转向）。在当今这个群龙无首的世界，渴望自由的人们多麽怀念一个钉在原则理念根基上绝不转向的铁娘子！ 2014年4月24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4-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温家宝的政治绝唱
明年3月，中共政府第六位总理温家宝将在“两会”舞台上谢幕，鉴于海内外对“黄金十年”的评价多有贬辞，为了给中国百姓留下追思，温相终于决定在今年12月将“研究讨论”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正式推出，做为其总理生涯谢幕的政治绝唱。 温相的想法大概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腐败，贫富差距和食品安全问题感到担忧，作为总理卸任在即，遏制腐败无望，食品安全难求，就做一样惠及民众的事情吧；哪怕只是一张蓝图，也多少能显示其宵旰筹思、一心为民的良相风采。 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主线是“提低控高扩中，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所谓“提低”，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控高”，是指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防止其继续升高。“扩中”，是指扩大中产阶级队伍，让中国社会逐渐转变为橄榄型社会。因为是个“总体方案”，要想实施，还需要有非常具体的配套细则，这点，在总体方案出台与温相卸任之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只有留待继任者李克强慢慢琢磨细化了。 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温相任总理的十年内，是每年“两会”的主题歌，也承载着温相的梦想，中国人已经耳熟能详。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中国政治领袖的许诺与梦想更是98%以上成空。中国政府这边厢持续宣称收入分配改革，现实却呈现另一番图景，即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越来越高、低收入人群的数量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日子越来越难过。“灰色收入”也一直在中纪委的文件中被反复规范，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中贪官污吏的腐败数额动辄逾亿——这是温相为政十年的遗憾，于是他在临离任前，想方设法催生这个“怀胎”8年的婴儿。与其说温相希望这个方案能够付诸实施，还不如说他希望借这个方案向全世界包括全国人民，表达他关心民生的一片美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直接涉及利益分配、牵涉甚广的系统工程。假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蛋糕不断增大，调整收入分配自然比较容易。但目前中国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势，政府都宣称要“带头过紧日子”。此时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时机的选择无论如何有点不合常情，让人不由得心生猜疑：“黄金十年”你当政，这个方案却考虑研究了8年整。如今距你离任只有3个多月，这个婴儿的抚养、成长责任全在下任头上搁着哪，管生不管养，这算哪门子事？ 现代国家，凡涉及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以下三点：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工资提高，使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在中国，还可以加上一条，即打击贪官，没收其非法收入，充入国库用于提高国民福利。 从目前经济形势推断，行将接任的下届政府并不具备上述条件。 第一，政府减税可能性极微。就在两个月前，各地政府由于“税收增速回落”，财政吃紧，想方设法横征暴敛，有的以“打假”为名重罚商家以敛财，比如沈阳；还有的地方政府乱收费，变着法子追缴“欠税”，逼得企业叫苦连天，撑不下去；还有的地方干脆预征，比如湖南某地让企业预缴未来数年的税收。（详情可见本人8月10博文“都是税收增速回落惹的祸”） 也许有人会说，下届政府将与民更始，不会再如此横征暴敛。对于怀抱这点希望的人，我也泼点冷水，要想政府少征税，先得看它是否承认税负太重。曾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税种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多项，仅增值税一项就占营业额的10%，还有其他附加税、水利基金、职工教育基金。还有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残疾人保障金等，合计约占企业营业收入的30%-40%。《福布斯》前些年曾发表“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以160位居全球第二。但中国官方曾多次否认这一税负痛苦指数的真实性，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还有增税空间。 第二，资方让利。中国的资本方有以下种类：国家资本、外资、私人资本。目前，除了国有垄断型企业如能源行业的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通信行业的联通、移动、铁通、网通、电信等由于垄断因而有可靠的利润来源之外，外资当中以港台韩资本为主的制造业，早就因“利润象刀刃一样薄”而陷入困境，不是外迁就是停业倒闭；欧美资本正在纷纷回迁。中国两大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自2008年开始，经历了两轮倒闭潮。尽管中国官方宣称不存在企业倒闭潮，但全国工商联于2011年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小企业生存困难远远超过2008年。 除了大型垄断国企之外，大多数企业在艰难地挣扎求存，资方哪里还有可能让什么利？逼急了，企业关张，一了百了。 第三，增加劳动者所得。中国劳动者薪酬偏低一直饱受诟病，但即使在中国经济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之时，劳动者的薪酬都被人为压低。目前企业生存困难、税收负担很重还面临地方政府“追缴”各种“欠税”之时，根本不可能再为劳动者提高薪酬。 既然中国目前包括今后几年内，根本不存在改善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温相却一定要要其卸任之前推出这个“总体方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只有一个解释：温相要将收入分配改革做为自己谢幕的一曲“天鹅之歌”，对接任者，是一项政治嘱托；于百姓，展示了自己劬劳为民之苦心。下届政府能否付诸实践，打多大折扣，那已经不是温相能顾及的事情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2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income-distribu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星期专论∶联合报系堕落成宦官报
在台湾媒体上被称为「不沾锅」的马英九，最近这次访美之行，简直被统派媒体捧上了天，那种歌颂的肉麻程度，甚至超过了共产党的报纸对独裁者江泽民、胡锦涛的歌颂。台湾《联合报系》的《民生报》3月27日发表了一篇特稿，标题是：「什麽样的DNA造就马英九魅力」，通篇都是（违反新闻规矩的）形容词，那种对马英九的离谱吹捧，简直像儿子歌颂老子，宦官谄媚皇帝，而根本不是记者报导政治人物。 例如，这篇特稿引用他人之口说，「马英九是当今唯一与柯林顿一样，具有超级魅力的国际政治人物」。柯林顿具有世界性影响，主要因为两件事，一是他曾担任美国总统，而美国是世界唯一强国，白宫的主人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当然柯林顿就具有全球知名度；另外因为柯林顿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敢於在白宫和实习女生发生性丑闻的人，因而臭名远扬，曾成为全球媒体的花边新闻。但不管怎样，柯林顿毕竟做过美国总统，因此被称为「国际政治人物」，还有情可原。但在欧洲，去中南美洲，到非洲，甚至在台湾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有几个人知道马英九是谁？一个台湾的在野党主席，而且是曾专制了台湾半个世纪的独裁政党的主席，居然被捧成「具有超级魅力的国际政治人物」，这不是近乎疯话吗？ ●把马英九和希特勒「相提并『赞』」 这篇文章还吹捧说，马英九具有「卓越领袖魅力」，并总结说，这包括「旺盛活力、形塑风格与形象、鼓舞激发人心能耐、同理心、高度自信、良好的EQ、令人向往的理想主张等等。」说句老实话，我曾经在中国当过报纸记者，在共产党的报纸上，今天也没有人好意思这麽肉麻地歌颂胡锦涛。 在把马英九用火箭送到柯林顿身边当小兄弟之後，《联合报》接著说，「一般人多难以兼具这些明显的特质，过去的世界名人如邱吉尔、甘地、拿破仑、希特勒等人都具有此一特质。」这种宦官的献媚语言，真是马屁拍到马腿上，因为把马英九的「领袖魅力」和拿破仑、希特勒这种反面角色相提并论，也只有《联合报系》能想出来；或许因为同属一个统派阵营，他们才真正了解马英九，知道在他的气质里面，具有拿破仑和希特勒的那些独裁者的素质，并以此为荣。这种坦然地颠倒人类共同价值的做法，简直超出共产党的《人民日报》水平，实足令人跌破「十副」眼镜。 这篇文章还吹捧马英九的长相，说他「外型俊俏，身体挺拔」，「和老外站在一块毫不逊色」。按这种逻辑，其他人和外国人站在一起，难道就逊色了？《联合报系》到底是在宣扬种族歧视，还是在矮化华人？而且「什麽样的 DNA造就马英九魅力」这种文章标题，和连战宣称他是「纯种中国人」一样，完全是种族主义思维！今天在美国，如果哪家报纸敢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什麽样的 DNA造就了布希总统的魅力」，立刻得遭到示威抗议，那个记者肯定得被解雇，那张报纸也会遭到杯葛。当然了，这样宣扬种族主义，强调人的 DNA和什麽纯种的文章，在正常的报纸，根本不会发表出来，因为任何一家真正报纸的老板，也不会允许刊登这种带有清晰种族主义色彩的文章。 ●报纸报导变成了肉麻情书 这麽谄媚了还不够，这篇文章还说什麽马英九「体型壮硕，穿起西装，气宇非凡」，甚至像他们去年捧「连方 」每天在中国的精心打扮一样，说马英九「懂得穿衣服，衬衫、领带、西装的颜色，都搭配得很具美感」，加上「传统绅士黑皮鞋」，烘托出「出众的风采」。我差点以为这是哪个高中女生写给马英九的情书了。 台湾一位资深报人看到这种奴颜婢膝文章之後，给我发来一个电子信说，拜托，我认可投马英九一票，《联合报系》不要再登这麽肉麻的文章了，让人实在受不了。这种文章除了给台湾人提供一个笑料之外，只能证实一件事，台湾的统派报纸已经堕落到比《人民日报》还谄媚下贱的宣传品。因为在自由的国家，没有哪家报纸会这样肉麻吹捧一个当权者、一个政党的主席。看这种自我做贱的文章，我觉得《联合报系》改名算了，就叫《宦官报》，而且这宦官还不是被皇帝阉割的，而是自阉的，自己阉掉了报纸应该有的独立、尊严、客观等特质，变成了权贵的弄臣；而马英九还没有当上皇帝呢，那些统派们，就迫不及待地一片片跪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了。说实话，我要是泛蓝支持者的话，倒真会因为这种报导而替马英九担心，如此一路肉麻吹捧下去的话，搞不好物极必反，把马英九跌惨了。 （原载《自由时报》2006年4月2日「星期专论」） 2006-04-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
程晓农 地球上一共发生过两次冷战，即美苏冷战和目前刚开场的中美冷战。这两场冷战都是共产党政权发动的，其根本原因是红色政权的民主恐惧症及其红色价值观的全球征服目标。美国作为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始终是苏联和中共的敌人。中共对红色意识形态的政治依赖与苏共一模一样，但在对美战争问题上却与苏共立场相反。苏共主张东西方的和平竞赛，要避免核大战；而中共却一直致力于在经济和军事上形成能威慑美国的压力，希望籍此奠定中共支配部分世界的基础，这始终是它的终极战略目标，中美冷战就由此产生。 一、美中爆发冷战已成双方共识 近年来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议论越来越多。去年6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还来得及避免第二次冷战吗？》；仅仅一年之后，这个关于中美新冷战的预言似乎就变成了现实，不但西方媒体开始频繁地谈论中美新冷战，连中共官员和媒体都开始使用中美新冷战的概念了。 美国的《新闻周刊》今年5月20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一场新冷战，对！但是美中冷战，而不是美苏冷战”（A New Cold War, Yes. But It’s with China, Not Russia）。法国《解放报》今年5月26日发表文章，引述北京的一位时事评论员指出，“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新的冷战，这是绝大多数观察家的担忧所在。”中国的媒体“观察者网”6月12日刊发了对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采访，米尔斯海默谈到：“在疫情争议出现之前人们还能争辩，中美是否真的处于冷战当中；但事到如今，我认为，两国冷战已经相当明显了。” 而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今年5月2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白宫对华战略方针】新冷战宣言：气势有余，理据不足》。这篇代表中共官方立场的文章把川普行政当局根据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于5月20日向国会递交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称为“新冷战宣言”。其实，冷战的开启并不需要宣言，历史上的冷战也不是以宣言为开端的，所有的冷战都是从一系列行动开始的。这个外宣官媒6月19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崛起如有一战，应是与美国而非印度”。这篇文章明白地表示，“大国崛起之路从来不是一条一马平川的坦途……如果中国需要以战争来树立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与地位，那么就应该是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 中美冷战爆发后，一些拥抱熊猫派的学者提出，中美两国之间和则两利、怼则两伤，最好能在彼此之间建立诚信，避免对立。为什么世界上会一再出现共产党国家与美国的严重对立？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世界冷战史中去寻找。 二、世界上为什么必然爆发冷战？ 过去，所谓的冷战史就是美苏两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所以，总结冷战经验的主要是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而拥抱熊猫派当中的历史问题学者不懂美苏冷战，对美苏冷战也不感兴趣。现在中美冷战发生了，这就给拥抱熊猫派当中的历史问题学者出了个大难题，他们不懂美苏冷战，也不懂苏联，更不懂俄文，只会阅读中文，因此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中美冷战，其中一些人甚至希望中美之间不要进入冷战状态，这样他们就可以回避这个难题了。但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一场美苏冷战为人类提供的只是一个孤例，人们很容易把它的发生归咎于种种偶然性。第二场冷战发生后，冷战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空间，因为，凡是复数的事物就可以比较，而比较美苏冷战和中美冷战的发生原因以及两者的相似性和差别，对我们判断中美两国的未来走向，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这个世界上一共发生过两次冷战，第二场中美冷战才刚刚开始。但是，在2020年这个中美冷战的开场年，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两场冷战展现出八个特点。第一，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垒。第二，冷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冷战的原因都是民主恐惧症，因为害怕民主制度对其国民的吸引力，所以对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始终充满敌意。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价值观有全球征服目标。在这四个方面，苏联的二战后历史以及美苏冷战的轨迹都给出了答案；而在中国方面，其实从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共的国际关系战略当中也不难找到答案。 然后，从第一场冷战的全过程可以发现，那场冷战是以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而终结；以此推论，或许我们还可以预测世界冷战史的第五个特点，即发起冷战的共产党国家必将败于其制度特质。然后，我们再往深层挖掘一下，就会发现第六个特点，那就是，两场冷战发生前，美苏之间、美中之间，都曾经存在过所谓的蜜月阶段，而为蜜月不断提供润滑剂和礼物的总是美国，但美国最后都发现自己培养壮大了冷战的敌手。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发现两场冷战的第七个特点，尽管美国在冷战开始前往往准备不足，但一旦进入冷战状态后，美国会发挥其制度的优势，对冷战对手产生巨大压力。最后，两场冷战的第八个特点是，中苏两国是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都有相同的民主恐惧症，却对冷战有不同的选择，苏联相对比较冷静，最后选择放弃冷战，而中共则韬光养晦三十年，稍有技术和经济基础，就忍不住要发威。 三、两场冷战的发动者：红色政权 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这必然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垒，这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不需要再说明了。这里分析一下冷战的第二个特点，即冷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 美苏冷战的开启始于二战后苏联在红军占领的东欧各国扶植共产党政权。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他提到：“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一预测很快就被苏联的东欧征服计划所证实，而这一计划推进到西柏林时撞了墙，其中细节，我在大纪元网站6月8日刊登的文章《中美新冷战意味着什么？》已经介绍过。以后双方的冷战从苏联在古巴安放核导弹而酿成危机，再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双方扩军备战，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逐渐结束。 开启中美冷战的是中共今年的一系列“亮剑”行动。第一，海军舰队和电子间谍船前出至美国军事基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与中共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的多军种深度联合演习训练，剑指中途岛和珍珠港的美军。第二，强占南海的公海海域、造岛建军事基地之后公开宣称，已把靠近越南、菲律宾的公海水域改造成其战略核潜艇用核弹头洲际导弹打击美国的“堡垒海区”。第三，宣布对美太空战部署完成。 前两个“亮剑”行动表示的是，中共瞄准美国的核导弹随时可以发射；关于第三个“亮剑”行动，这里引用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6月26日的文章《北斗冲击全球导航格局，中国军力大幅提升》的话，“6月23日中国成功发射了北斗3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至此全面完成……北斗系统的完全建成也意味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提升，兼备‘全球作战’与‘精准作战’的实力，既能对全球目标实施更精确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也能够对具体战争现场实施细致入微的部署……”。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共可以对美国实行精确打击，任何地点都可以一弹摧毁。中共如此高调地宣布太空战准备就绪，意味着它在太空领域对美“叫板”的正式开始。现在，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扩军备战、拔剑相向的冷战状态；而且，中共的扩军备战从地面和海空战的传统领域延伸到了太空战。 四、苏联主张东西方和平竞赛 冷战的第三个特点，共产党国家的民主恐惧症导致它们对美国的敌视永远不会减弱，这一点其实无需多做解释，一目了然。需要稍做说明的是冷战的第四个特点。苏联和中共都有极强的红色意识形态依赖症，而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它们必须始终对美国保持足够的压力。因为红色政权坚持共产党永远掌握权力，其意识形态理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败给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党始终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为此，共产党政权必须不断向其民众宣传社会主义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衰落，同时还要展示红色政权正在成功地超越美国。 1956年11月18日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欢迎波兰党魁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对西方国家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这就是一种共产党对西方民主国家表示出来的所谓“制度自信”。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对美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苏共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期待民主国家的左派政党通过议会道路夺得权力）”的口号，同时要“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些口号的红色意识形态假设是，社会主义靠它的制度优势可以和平地战胜资本主义，取而代之。 其实，相对于美国，苏联的制度劣势远远大于它的制度“优势”。不管苏共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它在冷战中一直倾向于避免战争，尤其是避免美苏之间的核大战。冷战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了苏共关于冷战的认知，“核时代要求新政治思维……核战争当中没有赢家……不管什么分隔了我们，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而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英文版161页）。 五、毛泽东鼓吹“武力埋葬美帝国主义” 中共对红色意识形态的政治依赖与苏共一模一样，但在对美战争问题上却与苏共立场相反。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既然我们的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和它（美国）谈什么，打就完了；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毛泽东始终坚持他这种武力战胜美国的思维。他在1962年1月30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这番话的真实含义后来被公开透露出来，1968年国内印刷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有一篇毛《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1965年12月21日）》，其中有这样一段：“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20岁的青年，再过20、30年是40、50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这段话在文革时期的中共干部子弟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奠定了这批青年人的世界观，而这批人目前在中共高层和军队将领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毛泽东的所谓“埋葬帝国主义”，指的就是“埋葬美帝国主义”。如果要寻找中共现在发动中美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毛的这段话大概就是一个在国内公开了的对美战争“宣言”。当然，毛不只是在打口水战，他曾经通过支援北越发动对南越的进攻，把美军拖进了越南战争，算是他“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战场实验。最后美军撤出了越南，而西方的左派则在反战运动中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迷恋。 今天的中共虽然不敢再奢望“武力埋葬美帝国主义”，但对武力威慑可以增强自己的国际支配力却充满自信，也把这种战略确定为“崛起”的主要手段。因此，长期以来，中共一直致力于在经济和军事上形成能威慑美国的压力，希望籍此奠定中共支配部分世界的基础，这始终是它的终极战略目标，中美冷战就是这样产生的。 （原载大纪元2020年07月05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7/5/n1223385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俄乌战争：美国促迫中国选边
何清涟 对俄制裁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全球化统一市场分裂成两半，西方在一极，俄罗斯在另一极，中国处在两极的中间。3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放出消息，称美官员称俄罗斯已要求中国为入侵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此事被中国外交部指为假消息。3月14日，美国沙利文与杨杨洁篪将在罗马见面，据称沙利文将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将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孤立。这番动作表示，美国确实非常担心中国卷入此事。 中国在西方倒逼下上演的“三步曲” 这次俄乌战争发生后，除了两大主角普京与泽连斯基之外，全世界看欧美的反应，而欧美国家政府与媒体则盯牢中国，并采用舆论紧逼的方式让中国不要支援俄罗斯。短短半20天内，中国被迫上演了三步曲： 第一步是观看，看的是中国对俄乌战争的表态。 2022 年 3 月 2 日，一份由联合国96个会员国共同提出的题为“对乌克兰的侵略”的决议草案获得了141票赞成票，中国、印度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5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表决会后有件事情值得备考。俄乌战争发生后，西方各大中媒体都特别提到中国拒绝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种说法表述，只愿意使用“俄乌冲突”。我一直注意西方媒体用词，发现它们在谴责时用“侵略战争”，大多数情况下用“俄乌冲突”。我对此觉得奇怪，直到看到3月8日Washington Examiner消息，才知道联合国规定，要用冲突概括这场战争的性质。该报说，联合国的通讯部门指示其雇员在提及乌克兰冲突时不要使用“战争”和“入侵”等词，不要在提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的全面入侵时使用“特定”语言。还建议员工不要将乌克兰国旗的照片上传到他们的个人社交媒体账户。 第二步：发现并分析中俄合作的动向及其效果 意见大抵是： 1、俄罗斯只能将中国当作可扩展的贸易伙伴关系。与欧盟的业务相比，俄中之间的服务和商品交易较少。2021年俄中贸易虽然急剧增长，但约1500亿欧元的贸易额仍无法与俄国和欧盟的货物进出口相提并论。 2、加大天然气供给缺乏管道设施。迄今只有一条天然气管道连通中国与西伯利亚天然气田，即西伯利亚电力管道。根据能源公司BP的统计，在经济较疲软的2020年，欧洲国家加上土耳其共向俄罗斯采购约1680亿立方米天然气。因此，一些专家指出，俄罗斯对华出口天然气要达到可与欧盟相比的水平需要几十年。 3、认为中国给予俄罗斯的金融帮助有限。切断俄罗斯与SWIFT金融转账系统的联系，是欧美对俄所能采取的最强硬的金融制裁步骤之一。总部位于比利时的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与万余家银行联网，全球半数主要的跨境转帐都通过其传递数据。若与之脱钩，俄罗斯的国际金融交易，包括占该国总收入40%以上的油气出口收益将被切断，其经济会立即受到长期的影响。外媒查证后指出，至少两家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及中国银行已经对与俄罗斯相关的贸易融资实行限制。西方的分析结论多半是：北京在走危险的钢丝，想两边都讨好。 不过，这一制裁本身有漏洞，一是只停止了几家俄罗斯7家银行被SWIFT剔除，被宣传为「金融核弹」，俄经济似乎立即要崩溃。但实际上，俄罗斯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SberBank）并不在制裁名单中。在俄罗斯，每两家公司中就有一家在那里拥有账户。俄罗斯第三大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GazpromBank）也不再名单中。二是德国、匈牙利等国都明确反对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欧盟拟在2027年停止使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 。 因此，那些认为俄罗斯命悬中国的评论可能有点夸大中国助俄脱困作用，真实情况如上述。 第三步：希望中国出面当调停人 先是西方媒体用问号表达了这种期望，比如“北京会做调停人吗？”最开始公开表达期望的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月7日，欧盟外交及安全事务负责人博雷尔（Josep Borrell）喊话称，欧美都无法成为俄乌战争的和事佬，这个角色没有替代选择，“只能是中国”；3月8日，德国、法国与中国召开领导人视频会议，商讨俄乌危机。马克龙、肖尔茨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和立场，表示欧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劝和促谈，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给和平一个机会。习近平向德法两国领导人表示，愿意保持沟通和协调，根据当事各方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积极作用。但就在第二天（3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步步将俄乌矛盾推向“火山口”，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任何形式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无视自身责任，反而指责中国有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给同时打压中俄两国的图谋寻找操作空间，以达到维护霸权。” 直到俄乌冲突在3月 9日进入俄美舆论战，主题是俄罗斯向联合国提出，要求调查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化问题，中国在此事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俄罗斯，期盼中国出面做战调人的呼声才暂时告寝。 中国与俄罗斯有什么共同利益？ 西方认为，尽管双方都将他们的关系视为”世界权力再分配”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更像是一种便利的伙伴关系。 这话对一半，主要是西方舆论太将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成一回事，以为这种关系牢不可破。他们可能忘记了，就在奥巴马第一任期时，中美两国一度被定位成“战略伙伴关系”，奥巴马与胡锦涛同意建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英文名：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从2009年首轮开始，一直继续到2016年6月，共开过八轮。自川普上台至今，中美关系一直磕磕碰碰。 鉴于美国经验，中俄是否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存而不论。真正需要讨论的是究竟有哪些利益契合点。 一、在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上，双方有契合点。西方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态度有点奇特的区别。当年在苏联崩溃之后，普京曾对西方示好，但西方完全不愿意接纳。美国自尼克松之后采取联中制苏策略，西方主要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西方打开大门，西方资本蜂拥而入。直到2003中国宣布“和平崛起”之后，美国仍视中国为战略合作伙伴。直到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会上，中方代表表示要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之后，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矛盾才日益升级。但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曾大量派遣NGO的国家，因此，双方对美国都非常警惕，在防范外国NGO渗透颠覆颜色革命方面，态度高度一致。 二、中俄双方都是威权体制。中国是名至实归的威权体制，俄罗斯有选举、议会等民主形式，但普京确实将其变成了威权国家。而中国不管经济上如何与国际接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党专制的威权-极权体制。 三、俄乌冲突，对北京来说有另一重意义，可以借这场战争观察西方主要是美国对介入中国台海军事冲突的态度。北京没有白等，拜登于3月11日签署2022年度财政支出法案，其中包括友台条文微修版法案，内容是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的地图，明确禁止地图把台湾画成中国一部分。拜登通过地图保台，传递给北京一个比较微弱的信号。 俄乌冲突还未结束，但影响其实可以预判，美欧不断升级的经济制裁已将世界带回到柏林墙推倒之前的市场分裂——政治分裂状态。前十大经济体，只有美国既有市场，又有资源，还有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其他的不是缺市场，就是缺资源。政治上中国从来就防范西方，如何让自己站立在两个分裂的市场之间，才是北京的主要考量。 （原载大纪元，2022年3月1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3/14/n1364517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从雾霾定性的变化看中国政治魔术
何清涟 中国12个省市5亿人的生活正宠罩在雾霾之中。今年的雾霾有多严重？《河北多地“爆表”像地狱 石家庄PM2.5破千》一文的附图让我吃了一惊，因为那张摄影上的人像一群幽灵在暗夜中移动。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更不幸的消息是雾霾被北京市政府定性成“气象灾害”，这无异于向公众宣布：气象灾害由气候变化生成，人不能战胜自然，从此本国人民就将雾霾当作与日月星辰、风雷雨电同在的自然生态，不要指望政府去治理了。 1999-2016：中国雾霾的华丽变身 北京市近日发布的《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将霾列入气象灾害。消息一出，争议声四起。赞同政府新标准的专家，例如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胡非援引中外历史文献证明：解放前（即1949年以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出版的《测候须知》（1929年）、《气象观测》（1947年）等，对霾的定义和标准等进行了记载；从国际上来看，世界气象组织（WMO）及各国和地区气象机构（例如英国等）也都将霾列入了天气现象。 胡非先生如果只引用民国时期的资料，说那“万恶的解放前”的霾被归于自然现象，我无法证伪，因为手头找不到相应资料。但他举英国为例，却举了一个错误的例子，1952年伦敦“大烟雾”（Great Smog）非常有名，它形成的巨大冲击，成为英国解决大气污染的契机，并让烟雾带来的深刻问题为全世界知晓。英国政府自那之后出台多项燃料使用规范、以及制定禁止工厂排烟的基准，如1956年与1968年的“大气净化法”(1956 Clean Air Act)、1954年的“伦敦城法”（City of London (Various Powers) Act 1954）等，后来，伦敦人能够呼吸相对清新的空气，是拜治理之赐，而不是依靠大风吹散了雾霾。 胡非先生与其拿民国资料说事，还不如去看看中国官方报纸。有人将17年前的一张《北京晚报》翻了出来，1999年3月9日该报的头条标题是《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文中引述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谈到北京治理大气污染时的一句话：“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提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到人大代表北京团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为还北京碧水蓝天共同筹谋良策”。解局长说：不能让污染严重的北京跨入21世纪，国务院将专门审议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的目标和对策。 英国对于污染空气是先承认污染，继之以治理；中国的对策是先承诺治理污染大气，后将污染大气改为“气象灾害”，放弃治理，其间差别，是民主制度下的责任政治与专制政权下无责任政治的差别。 奥运蓝、APEC蓝证明：雾霾是环境污染造成 复旦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张梓太所持看法与胡非不同，他 认为：“气象灾害是自然灾害的一种，自然灾害是不能被人的力量所控制所引发。霾的产生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因此将霾纳为自然灾害违反科学规律”。 我同意张梓太先生的意见。因为中国政府为了奥运、APEC等大型国际活动的顺利举办，曾花大力气治霾，使首都北京出现罕见的蓝天，被戏称为奥运蓝、APEC蓝。当然，这代价也确实不菲，因为据说雾霾和汽车、烟囱、工厂、餐饮业、羊肉串、秸秆焚烧等等有关，中国政府早在奥运会或者APEC会议之前两个月，就在北京、天津、河北以至于山东、山西和内蒙古等周边地区陆续让工厂停产、餐饮业停业，机动车限行，北京全市所有工地也被停止施工，也就是说，几乎是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暂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终于让蓝天出现。这些事实足以证明，霾的产生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因此将霾列为气象灾害确实是逃避追责。 中共政治从来就不是责任政治，因此，官员在向上级政府做出承诺时，往往大话连篇，话说得太满，但几乎很少付诸实施。2014年1月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代表北京与中央签订责任状，承诺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但后来因为受到的讥讽太多，只好表示反悔，说这话“并不代表拿脑袋说事，而是想表达治理大气的信心和决心”。 雾霾成气象灾害的背后 公众应该记得2011年的“中美空气外交事件”。2011年10月，潘石屹公布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空气测量数据。在美国使领馆与本国政府公布的空气质量信息之间，中国公众宁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国政府，纷纷指责政府信息造假。这场“空气风波”最后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指责美国公布中国的空气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沦为国际笑柄。 但事情并没有完。2013年12月初，美国环保署长吉娜·麦卡锡在大雾霾中到中国做穿梭访问，临行前，她在美国一个公共场合称，“中国排放的污染正在吹向美国西海岸”，出访过程中曾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也毫不讳言地说，“中国面临的空气质量挑战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并表示愿意提供技术与研究方面的帮助。 美国的“帮助”有了结果。一年多之后，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和日本高出了数倍，也远高于美国的水平。在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中，以空气污染的成本为最。2000年至2010年间，空气污染成本占到GDP的6.5%，水污染占2.1%，土壤污染退化占1.1%。 兰德公司为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使用煤炭、木材和废弃物为燃料的锅炉和火炉是污染物释放的重要源头。城镇地区的住宅和商用建筑须停止燃烧煤炭、传统生物燃料和塑料废弃物。2，大量替换燃煤发电——特别是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及其周边，转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气、核能、风能和太阳能。3，强制报废易造成污染的车辆，以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源。 兰德公司关于空气治理的主要办法就是能源置换。上述政策的花费不菲，如果进行能源置换，每年要比现在多花1,400-1,600亿美元，但考虑到当今空气污染带来的相当于GDP 6.5%的健康成本（2012年这一成本约为5350亿美元），空气质量的改善和经济产出的增加可以弥补实施这些政策所支出的成本。 这篇报告有个要害没提：在中国，能源置换需要政府补贴，但健康成本则多由国民个人支付。支付的主体不一，这成本核算就没有意义。因此这个报告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因为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已经滑入衰落通道，政府忙于拆了东墙补西墙，努力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就在这段时期，中国人因污染空气而致死的数量在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超过9成人口受到空气污染影响，中国受影响最重，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户外污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计算的数据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平均每天会导致4000人死亡，占中国总死亡人数的17%。 对待雾霾的态度，短短17年间，从“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再到如今将雾霾定性为“气象灾害”，足证中共政治从“口头责任政治”变成“无责任政治”。中国人面对雾霾只能承受这一悲剧命运：经济发展依靠透支环境，说是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如今经济发展衰退，更不能指望政府将治理污染当作要务。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2月20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smog-air-pollution-20161221/36441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王志勇∶对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的思考
【编者按∶本文是读者推荐的一篇长文的节选。原文网址及原标题见文尾】 一旦私人事件进入公共领域，那麽公共领域就有公共领域的法则。这些法则不同于家庭和教会内部的法则，公共人物要在公众面前承担更重的责任，对公共事件必须有一定的交待，不能不了了之，仅仅把谜团、困惑、伤害、负担、垃圾留给公众，这是不负责任的。这种责任意识乃是美国以基督教为背景和根基的公民社会的共识，绝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之。” 有人把自家的垃圾丢到公共广场上，自己不捡起来，处理掉，总要有人收拾。不管是教会，还是社会，成立相对独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对相关的公共事件进行一定的合理的调查、澄清和处置，在一定程度上分清是非真假，使受害蒙冤者得到保护和补偿，使加害、犯罪、说谎之人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和惩戒，实现人所能够实现的相对公义，这不仅是有识之士应当的，也是基本的常识，更是上帝所悦纳的∶“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箴29:7）。 有谁害怕真相和真理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耶稣在罗马巡抚彼拉多面前特别强调∶“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18:37）。只有彼拉多之类的既得利益者才会昧着良心说∶“真理是什麽呢？”（约18:38）。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这是上帝使我们得自由的方式。 因此，在任何教会争议中，作为上帝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天国的大使，我们都不能站在任何人一边，只能站在上帝和真理这一边。所谓的“加害人”不可信，所谓的“受害人”也不可信，因为都是罪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个人”（耶17:9-10）。我们站在任何人一边，维护某个人的名声和利益，都是与上帝为敌！马丁.路德强调∶“竭力寻求与人和睦，但为真理要不惜一切代价！”（peace if possible, but truth at any rate.）。 当然，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弗4:15）。但此处的“爱心”绝不是不讲任何原则和公义的滥爱，而是保罗所强调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13:6）。在社会上更深远一些说，如果有人当柴玲姊妹和远志明弟兄之间在私人和公共空间内爆发这样大的事情的时候，却不愿意明确真相，这样的人有什麽理由和立场让大陆当局公布1989年六四真相呢？没有真相，加害人不认罪，又怎能饶恕、和解呢？！因此，上帝让此类让事情发生，必然有上帝的美意。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本著良心明确自己的立场到底站在那里。我们到底是喜欢真理和真相，还是喜欢谬误和谎言呢？ 【原载∶《圣山网论坛》http://www.holymountainc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8。原标题为∶处理教会内部争议的教理与法理思考——兼为柴玲姊妹诉远志明牧师事件祈祷】 2015-02-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打著经济幌子的政治协议
朝野两党主席关於ECFA的辩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最关键的三个问题，几乎没有涉及，甚至完全回避∶ 第一个，对这个协议，要不要公投？首先应该问马英九∶台湾是不是民主国家？国民党是不是自视为民主政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麽在台湾内部引起如此强烈分歧的重大协议，应不应该付诸公投，由台湾人民决定？难道台湾还要回到两蒋时代，由国民党“一党遮天”吗？ 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曾说，ECFA协议交付立法院之後，可以考虑公投。这种先斩後奏的论调，哪是民主？国民党清楚以他们在立法院的绝对多数，想通过什麽，不想通过什麽，一切都在手心里。所以说，先交付立法院，再考虑公投，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ECFA的关键是能不能公投。这个公投形式本身，甚至比协定内容还重要。它标�抑�是人民作主，还是国民党说了算；它是走向民主，还是倒回党国时代的试金石。没有公投，就不应该有ECFA！没有真正民意的体现，国共两党签的协议，台湾人民就不能承认！ 第二个，签协议前，中共要不要撤飞弹？应该问马英九∶全世界二百个国家，哪个像台湾这样，面对中国一千多枚飞弹威胁？国民党说北京签这个协议，是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互惠互利。但天下有用刀架在脖子上说我爱你的吗？不撤飞弹，哪来真心，哪有诚意？武力威胁下的协议，有平等吗？会互利吗？ 而且马英九在竞选总统时，不是明明白白说过吗，跟中国签任何重大协定，前提都会是要求对方撤飞弹。现在要签ECFA这样重大的协议，为什麽不向中国提出这种要求？马英九都如此不守承诺，人民怎麽可以相信国共两党主导下的协议？共产党靠谎言统治，马英九难道也要谎言治国，跟对岸“一个谎言，各自解释”？ 第三个，签这种协议，台湾还有没有主权？应该问马英九∶香港曾跟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这种经济协议，现在台湾跟中国签ECFA，是不是同样性质？如果不是，那台湾是什麽主权地位？共产党不承认中华民国，更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签这种协议，台湾是以什麽身份签？是中国的一个省吗，还是它的特别行政区？在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都没确定的前提下？哪来的对等？ 在共产党那里，这就是中央政府跟台湾省，或地方特别行政区签协议。那国民党呢，签署这样重大的协定，却刻意回避、甚至矮化自己的国家地位，这是什麽心态？马英九大概是按国民党宪法的“固有之疆土”，把它当作跟自己臆想的中华民国属下之“中国大陆”领土签协议吧？ 共产党热衷签这个协议，就是因为，只要台湾签了，在形式上就变成了香港第二，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就打开了大门。 公投，撤飞弹，争主权，是ECFA的三个关键！其他那些经济数字，只是枝节。因为本质上，这不是经济协议，而是打著经济幌子的政治协议，是国共联手走向政治统合的第一步。国民党要投共，可以整船开走，反正太平洋没有盖，但拿台湾做献礼，台湾人民拼死也不能答应！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5月2日“曹长青专栏” 2010-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何清涟：2009 年中国社会冲突状况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1/article\_18684.asp 作者 尼古拉 发表日期 10/01/2010 更新日期 14/01/2010 01:06 TU 岁末年初之际，本台《中华世界》专题，为大家请来了目前生活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何清涟女士。何清涟女士于日前当选在海外选评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在本次节目中要与大家一同就2009年中国社会冲突的状况进行总结，并做展望。就此，请听何清涟女士的分析。 记者：何清涟女士您好！感谢接受本台采访，请问您能否为我们总结一下2009年中国社会冲突的情况？ 何清涟：可以。这是西方社会经常问我的一条。中国经济那么发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社会反抗事件？我说，正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问题。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经济增长的类型与社会反抗的类型极其相近，有同步性。比如，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企业。中国增长主要是在地产、矿产、金融、股市这四大板块里发展。那么，和房地产、矿产有关的就是土地。所以，中国社会反抗的类型，也就主要是三个类型：在农村是征地，在城市是拆迁，还有就是环境维权。环境维权就是因为环境问题发生的冲突，也是牵涉到农村土地使用的方式。就是污染企业往农村地区转移。我们都知道，就在十一月下旬以来到十二月，广东省就发生了三起。而且，去年环境事件特别多。大家都知道陕西凤翔和湖南武冈两个地方分别出现了上千例血铅儿童。这是由于当地炼铅，导致空气污染，最后出现大批血铅儿童。然后，番禺的事引发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多年来，也是很多地方社会反抗的一个主题，这就是垃圾焚烧。垃圾焚烧，造成番禺的人起来反抗，迫使当地暂时终止了这个项目。然后，广州市的花都区，还有深圳市的龙岗区都起来仿效。去年发生的十大社会冲突中，有六件与环境有关。刚才我已讲了三件了。此外，还有苏州、北京等地发生的，也是反对垃圾焚烧。这一成为现在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根据资料，现在好多地方在垃圾填埋场的周围已经出现了高发病区。癌症、呼吸道病都已非常多了。这都是有数据的。所以呢，当地的居民，像北京六里屯，这几年来，每年都在持续地反抗。还有北京阿苏卫、高安屯。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国家环保局在“六五”环境日宣布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中国的环境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十一天以后，《人民日报》引用审计署的话，说中国的环境整治，贪污腐败，挪用资金非常严重。投入千亿，没有治好“三湖三河”的污染。老百姓的千亿血汗钱都打了水漂。像这样政府部门之间唱反调的事情出现，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了。这说明，环境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都是我看到的现象。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判定环境维权会是一个趋势呢？去年，揭露了环境评估领域的很多腐败现象。国家环境部的一些高官也卷入里面。环评领域成为腐败的高危地带。还有就是河南民工张海超刨胸验肺之举，中国意识到全国有六十四万尘肺病人存在，还有一千六百多万家有毒有害企业，造成两亿人受到职业病危害。所以，2009年发生的这一切都告诉中国人，2010年环境冲突将承接近年来逐年上升之势，成为社会冲突的重点。 记者：那中国的环境维权是否与全球气候变化也有一定的关联呢？ 何清涟：没有！从我现在看到的资料和中国披露的材料来看，完全是中国本身的问题。比如，遍布全国的一百多个癌症村，有很多高污染的化工企业。这跟气候变化无关。还有中国的污水，现在很多水已经不能引用。原来公布说有三亿人，最近资料说64％的中国人已经饮不到干净水。这也跟气候变化没有关系，而是中国的工业污染。 而且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垮破以后呢，中国在环评上面大开绿色通道，把环评变为虚有形式。所以，路透社记者在“六五”环境日时，曾就此问过国家环境部长。结果，环境部长说，并非如此，中方评估很严。结果，一般外国人批评中国，很容易引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一次正好相反。在网上，有一万多个跟贴。在这条信息之后，有一万多个跟贴。95％以上表示不相信，并对环境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至于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环境维权的案件呢？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从97年以后，环境污染投诉直线上升，2002年就有五十万起。以后，每年的上升比例是30％。从2006年开始，全国每两天发生一起水污染。2007年时担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环境污染已经占整个上访问题的20％。2007年全国环境污染引发的上访投诉有六十多万起，其中引发冲突的达八万多起。那么，今年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强调，2009年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当中，和环境原因相关联的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记者：展望201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您是如何分析的呢？ 何清涟：我认为情况会更严重。因为现在要保增长。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是负数，主要是搞房地产这个泡沫。如果在这样下去，会引起大问题。所以这方面可能要控制，但地方政府需要保税收。所以，唯一的，就是再引进大规模的污染企业。比如，全球最大的ＭＤＩ项目，居然通过环评，落户重庆。现在，专家都在担心污染三峡。而且，重庆那一带的居民，包括下游的居民都已经在担心饮用水源将来会受到严重污染。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问题会很严重。这一点是目前2009年已经看得出趋势的。而且，一个国家保护环境，基本靠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以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检测。但是，中国这三道屏障，现在在形式上很完备，实际上不起作用。法律法规总共有两千多项，但潘岳曾经说过，环保部门立法虽多，惯用的不多。第二就是环保局的环评机构，现在成了腐败的高发地带。现在揭发出来的，从2002年到2008年全国涉及环评腐败的案件，共有70多件，都是部门以上领导，好多还是第一把手。所以，这些环境污染企业大规模落户中国的城乡，主要还是一把手工程。第三点就是环境监测。环境监测现在也是没有用的。很多地方都检举，中央电视台也讲过，就是别人去检查的时候，就在污水管道排放自来水，这当然可以实现污水处理达标。但检查组一走就开始排放污水。污水导致当地农田高污染，而且庄稼都死绝。所以，我预感到，就是根据2009年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将来发展的领域和走向，我认为环境发展会更严重。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ＰＸ项目的生产基地。ＰＸ项目和ＭＤＩ一样，都是苯。一个是二甲苯，另一个是二苯基甲烷。这个苯是一种化纤原料，现在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生产。亚洲是一个大的生产基地，但主要是集中在中国。 记者：好！感谢何清涟女士接受本台采访。 何清涟：谢谢！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达赖喇嘛为何无法「回家」
他来了，坐在高台上，下面是黑压压的人群，无数束虔诚、崇敬的目光，定格在这个身著红色袈裟的喇嘛身上。达赖喇嘛专程赶来台湾，为灾民举办的祈福法会，不仅使台湾人有机会直接聆听这位精神领袖的教诲和祝福，同时也令很多人心酸，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已流亡了五十年，至今仍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西藏。 过去二十年，达赖喇嘛多次宣称，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只是要求高度自治；在这次访台三周前的日内瓦“藏汉会议”上，达赖喇嘛再次强调走“中间道路”。但不管达赖喇嘛怎样妥协、让步，北京政府就是不让达赖喇嘛回西藏。北京到底在恐惧什麽？ 中共是恶龙，西藏是小海豚 第一个，恐惧达赖喇嘛的国际声望。达赖喇嘛是当今世界少有的精神领袖，受到无数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每到一个国家访问，几乎都是当地媒体的热门新闻；不久前到欧洲访问，又是引起轰动，德国《明镜周刊》的民调说，达赖喇嘛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罗马教皇。 达赖喇嘛之所以受到人们这样的尊敬，首先是因为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在世人眼中，中共是恶龙，西藏是小海豚。这种强烈的大与小、强与弱、恶与善的对比，更让人们同情西藏。另一个就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他的谦恭、自然、随和，他强调的非暴力哲学、慈悲等等，都使他成为极具个人特色的世界领袖。包括他的开怀大笑，都是独特的。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曾说，达赖喇嘛有这种本事，他的大笑，一下子就把人的心理拉近。 在美国，连中学生都关注西藏问题。克林顿当总统时，有次在纽约接见一批获奖的中学生，第一个来跟他握手的学生竟突然喊出“free Tibet”（让西藏自由），吓了他一跳，後来每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都说这句话。据统计，在19到25岁的美国人中，能辨识一百个国家国旗的占11％，能够辨识联合国旗帜的是零，但认得西藏的雪山狮子旗的高达38％。 对於达赖喇嘛当年逃脱中共的魔手，据流亡美国的前中共高官陵a屯的《回忆录》，毛泽东当时说，“达赖喇嘛是神，我们抓了神，怎麽办？”那还是1959年。半个世纪後的今天，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声望可谓如日中天，胡锦涛、温家宝们这些跟毛相比都是鼠辈的，怎麽敢让“神”回去？ 藏人心中的佛 第二个，是中共恐惧达赖喇嘛是六百万藏人心中的“神”。1979年邓小平复出後，提出对西藏问题“只要不谈独立，其他什麽都可以谈”。当时邓小平打败了四人帮，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赶下台，获得全面的权力，因此有了一点自信。但当达赖喇嘛的哥哥率团到拉萨参观时，四面八方的藏人闻讯赶来，黑压压地跪下来，哭成一片，诉说他们的苦难，呼唤达赖喇嘛回来。中共的陪同人员，几乎不知所措。最後北京高层决定停止这种“参观”，认为这更会使藏人有离心倾向。仅仅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回来，局面就几乎失控，如果藏人心中的“神”，他们的法王达赖喇嘛回来，共产党知道他们根本无法招架。 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历来的传统都是尊奉喇嘛。藏人生活不管怎样艰难，也要捐奉，让佛教的酥油灯长明。据西藏专家的资料，在西藏三区（卫藏、安多，康巴），笼统说信奉佛教的达90％，虔诚信仰的有50％。藏人说，他们天生头顶上就有三样东西∶佛法、佛祖和喇嘛，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东西。非佛教信仰者可视为这是一个种族的文化传统。在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安多（青海），藏人父母对孩子的最大期待是，“看你能不能到拉萨！”因为拉萨是世代藏人心中的圣地，达赖喇嘛就在那里。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成百上千的藏人，宁可倾家荡产（用作旅费），不顾在边境被逮捕或枪杀，也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听一次达赖喇嘛的讲经。在藏人心里，达赖喇嘛是“西藏历史的延续和宗教的象徵”。 虽然经过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对达赖喇嘛的无休无止的诋毁、攻击、漫駡、丑化，但在藏人的心中，达赖喇嘛仍是他们的领袖，是藏人佛教徒的最高上师法王。在一个佛教徒为主的社会，想诋毁他们的法王，就像在一个天主教社会，诋毁罗马教皇一样，不仅无济於事，还一定适得其反。今天，藏人家里虽然被迫要挂共产党领袖的像，但在夜晚，他们会把镜框反过来，後面是达赖喇嘛的像，这是挂在他们心中的佛，谁也夺不去！ 历史长河中的过眼瘟神 虽然中国的经济在崛起，国际地位增高，但共产主义在全球大势已去，更增加了胡锦涛们的潜在恐惧。面对这样一位在国际上，在藏人心中，都有崇高威望的精神领袖，那些毫无任何信仰，更无任何精神力量的共产党们，怎麽敢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 而达赖喇嘛经过五十年的流亡，更坚信自由的价值，他完全不可能像阿沛.阿旺晋美（原藏人高官，降服中共後，曾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样，对共产党俯首贴耳，做统战花瓶。达赖喇嘛本人已在世界获得这麽大的声望，北京还提出要给什麽“高位”，说如果他“承认错误”的话。这更暴露出共产党小丑们是多麽无知，多麽愚蠢。 今天，达赖喇嘛的名字，已经响遍全世界。而胡锦涛、温家宝们，不要说离开了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使知道，也是一个恶名。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中，人们会记下达赖喇嘛，而什麽胡温，将是nothing，历史长河中的过眼瘟神而已。胡温用暴力做後盾，阻止达赖喇嘛返回自己的家园，但达赖喇嘛的精神，早就传入六百万藏人的心里。这种精神迟早会形成一股反抗中共殖民统治的巨大力量。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9年9月 2017-09-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2👍 0💬 0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世界地缘政治大裂变
何清涟 10月22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启程访美之前，突然宣布了访华行程。相关分析大都认为，阿尔巴尼斯此举是向外释放强烈信号：在中美之间，澳大利亚不想选边站，有评论认为这种态度是想在中美之间“骑墙”。其实，这是大国争锋之时，中小国家自保并谋寸进的方式，尤其是从202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美国大选、疫情大流行、俄乌战争再到今天的以巴冲突，国际局势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裂变。 世界已经分裂成两极，多数国家不结盟 一般喜欢用“多极化”形容目前的国际格局，但实际情况现在是两极。尽管土耳其一直希望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印度希望自己在美国的加持下，能够成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非联盟希望在大国争锋中，非洲的影响力能够提高，从每个主权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些要求都很合理，但目前真正成为能够追比美国的另一极的，只有中国。这不仅是中国多年来的努力目标，也算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 美国媒体对中国摆足架势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力这点观察了多年，以《纽约时报》为例，这些年什么假设与各种角度的评价都有过，但基本认为中国自不量力。但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1\]](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1)，文章做了如下总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就俄乌战争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三国追求在外交、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合作。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依靠来自伊朗的武器和来自中国的外交支持。一直遭到孤立的伊朗万分高兴能拥有新的贸易伙伴和一些国际合法性的来源。经济不景气的中国从俄伊等受西方制裁的国家进口创纪录数量的石油，以此节省了数十亿美元。……三国以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名义，在谴责和反对美国上找到了共同的意识形态事业。” 10月22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Mitch McConnell）接受Fox News Sunday采访时，谈及美国在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中必须资助盟国时强调，他说：“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个邪恶轴心，因为这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 [\[2\]](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2) 也就是说，中俄伊三国因为反美的共同需要结成了联盟，要“改革二战以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受到严重挑战的美国认为这三国是邪恶轴心，美国必须坚决回击。 三国当中，美俄关系、美伊关系是敌对关系，这点双方都亮明立场。只有对中国，美国仍然采取“战略模糊”立场，定义为“竞争关系”（有时加上全方位），中方则激烈反对，认为中美关系不能只用竞争来界定，因为双方在很多领域还有合作。在美国财长耶伦今年7月访问中国之后，《纽约时报》随之发表了一篇《从数字看中美关系：竞争激烈但彼此不可或缺》[\[3\]](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3)，文章开宗明义就说：“中美在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领导人时常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长期挑战者。然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合计占全球产出的40%——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相互买卖重要产品、为对方的企业提供融资、民众走动频繁，以及会为两国观众开发应用程序和制作电影。” 美国外交领域的专家，将此称为“中美新冷战”。既然是新冷战，双方当然都要寻求追随者与支持者。西方国家当然都追随美国，政治上要批评中国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但经济上也与美国一样，无法脱钩。从去年开始，欧盟各国领导人相继访华，算是一种态度。亚太国家今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发言，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达了担忧，强调了积极的贸易合作和多边合作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希望不被要求选边站。 “三个世界”理论的概念咸鱼翻生 冷战结束后， “三个世界”的理论束之高阁。但近几年，“三个世界”理论当中一些概念咸鱼翻生，比如“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和“全球北方”（the Global North）。这里的“南”、“北”并不是指地理方位上的南与北，是个政治术语。World Population Review网站指出，“全球北方”包括美国、加拿大、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色列、塞浦路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全球南方”指的是不发达或经济处于弱势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常面临全球北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由此派生出“南北分歧” （又称“南北差距”，North-south Divide）、“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等概念。目前这概念咸鱼翻生，用来泛指那些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国家。一般认为全球南方由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组成。联合国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有一份全球南方国家名单，该名单目前包括78个国家，印度、巴西均在内，中国也将自己看作是全球南方国家，因此，这份名单也被称为“77国和中国”。 随着全球化受到质疑，这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概念近两年又开始出现，且频率越来越高。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No.1的领导地位，仍然以价值观为主导，区分“南方国家”的成员属性，并以各种国际组织定性这些国家的政治身份，借此与地区性的潜在竞争者相互制衡，避免出现一个反西方的“全球南方集团”。今年5月19日，西方七国集团（G7）年度峰会在日本广岛开幕，峰会邀请巴西、印度、印尼、越南、库克群岛等“全球南方”国家与会，并将“全球南方”列入会议议题。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相林芳正已经围绕这一活动展开大量外交活动。 全球南方国家顺手抄起这一概念，用于国际博弈。比如今年9月15日，古巴作为77国集团轮值主席，召开一个“77国集团+中国峰会”，公开呼吁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中国当然也抓住机会大量操作。美国在中东国家的传统操作、以及推出的“新非洲战略”等等，都遭到中国部分反制，例如今年3月促进伊朗与沙特阿拉伯这一对“世仇”恢复外交关系，9月5日表态愿意在尼日尔问题上发挥调解人的作用。目前在以巴冲突上表态支持巴勒斯坦，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竞争”需要。 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曾在Global Asia上发表一篇《业绩表现决定中美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声望》[\[4\]](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4)，在这篇文章中，Hass一开头就指出，用冷战类比来理解美中关系的本质虽然变得很常见，但这样的比较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都是单一全球体系中的核心力量，而且它们在该体系内几乎每个领域都在争夺领导地位。双方都认识到在现有体系（例如供应链、资金流动、知识生产、科学交流、生态相互依存等）内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紧密联系。尽管双方都试图限制因依赖对方而造成的脆弱性，但双方都不认为以可承受的成本或风险完全脱离对方是合理的，也不认为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来克服对方的挑战。尽管冲突风险仍然极其严重，但军事领域不太可能成为裁决竞争的领域。相反，竞争的关键将在于哪种治理、社会和经济体系将证明有能力胜过其他体系。随着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这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世界希望看到中美两国贡献自己的方案和智慧。 放在这个框架内看，可能就会理解澳大利亚、新加坡与匈牙利等国总理目前在国际政治中的选择。 [\[1\]](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ref1) 《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By STEVEN ERLANGER，《纽约时报》，2023年10月19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31019/biden-israel-putin-china/ ） [\[2\]](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ref2) McConnell calls China, Russia, Iran new ‘axis of evil’ that US must deal with: ‘This is an emergency’，By Danielle Wallace Fox News，Published October 22, 2023（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mcconnell-calls-china-russia-iran-new-axis-evil-us-must-deal-emergency） [\[3\]](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ref3) 《从数字看中美关系：竞争激烈但彼此不可或缺》，BY ANA SWANSON，2023年7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30707/us-china-relationship-facts/） [\[4\]](https://heqinglian.net/2023/10/27/view-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ednref4) Performance Will Determine Prestige in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By Ryan Hass, Global Asia,vol.16. December 2021 (https://globalasia.org/v16no4/cover/performance-will-determine-prestige-in-us-china-geopolitical-competition\_ryan-hass) Ryan Hass, 中文名何瑞恩，早年当过美国驻京外交官，2013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作为美方代表参与了四场“习奥会”。如今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的东亚政策。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7 October 2023，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view-from-the-russia-ukraine-war-to-the-israel-gaza-war-the-worlds-great-geopolitical-fracture/5su2fsur0）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香港普选权抗争是持久战，非速决战
何清涟 香港占中已经一月有余，由于习近平要求香港做到“不妥协、不流血”，香港特首梁振英只好端着这个炭火盆，希望它慢慢凉下来。占中运动一开始，北京已经算定“时间不在占中者”这一边。 但占中行动“去中心化、无组织化”这一特点，在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就显露出其集体行动的弱项了。据《华尔街日报》10月31日消息，“香港的学生领袖表示，他们考虑在下个月中国高调举办全球峰会的时候，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表达民主诉求。” \香港学生北上抗议可行性述略\ 对香港学生刚宣布的这一决定，《华尔街日报》评述说，“此举将代表抗议活动显著升级”，但我还真不这样看。 香港学生及上述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当然都不如我们这些在中共治下长期生活并抗争过的人。在我看来，北京对香港学生北上抗议，大概会采取几种应对方法： 第一种办法，中共最省事，即让香港学生在会议召开前半个月内根本不能成行，在其入关时全部拦截。从技术上来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中共愿意采取。 第二种办法，让学生成功北上，这在战术上叫做“诱敌深入”（或许应该叫做“对方”而不是“敌”，本文是借用成语），在目的地张网以待，即让香港学生在抗议地点短期聚合、举标语抗议，然后再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从法律上来说，香港公民在大陆适用于大陆法律，中共并没去香港抓人执法。过去许多香港人一过罗湖桥即“失踪”，最后才知是被捕。这方面例子很多，年龄大点的人都知道。 第三种办法最费事，但也最能折腾人。那就是让香港学生到达现场并成功举行抗议，中国政府组织人马到现场举行“反占中”，以展示“大陆人民对香港占中运动的反感”。这一点，外人还真不好说这是北京政府完全虚构民意，因为大陆人并不完全理解占中，确实有不少人反对。只要政府动员，不少青年会参加。 我认为，第三种办法，是香港学生最不应该选的办法，因为等于放弃主场优势，进行一场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赛事。更何况，那种情境下，香港学生要对付的不仅是政府的暴力，还有来自反占中民间人士的暴力。 \港生放弃主场优势后可能面临的情况\ 关于放弃主场优势可能面临的情况，这里多说一点。足球比赛中，有主场优势（home advantage）之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比赛在运动员自己的国家或城市举办，就会有一些地利、人和方面的优势，让他们更容易取得胜利，这种情况叫做home advantage effect（主场优势效应）。香港反占中持续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主场地是在香港，就算港人有不同意见，但与香港占中运动参加者毕竟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城之人，加之香港还是个法治社会，港府再出格，也还有个法度管着，施用暴力也就是胡椒粉、清场、拖人等等。这些与大陆相比，实在是小儿科。 与“主场”相对的就是“客场”（visiting field或opponent’s field），“客场比赛”就是away game，外来参赛队不如主场参赛队那样，有那么多“地利”“人和”，至少啦啦队的声音就不如主场队洪亮。 香港学生们年轻，但年长者一定不要忘记，香港学生如果离开有地利、人和且有香港法律约束的主场地，到了大陆这块由中共说了算的“客场”，就算“孤军深入”了。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在香港主场，北京都未忘记向香港输送大量反占中者与占中参加者对峙，此时香港学生“孤军深入”到由中共说了算的大陆，北京哪能不好好利用“主场优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占中游行示威，给香港学生一点颜色看看？从人数上来说，香港学生北上，估计最多也就进去一、两千人，而中国政府要在大陆组织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占中人海战术，实在易如反掌。估计中共政府也就需要动员万把人左右（当政者多半认为没有必要动员更多人，“杀鸡焉用牛刀”）。经历过前些年反美、反日全国大中城市联合大游行的中国人，当然都知道中共政府那超强的动员能力。 \持续的抗争是通向自由的通行证\ 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注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这只要想想国际经验就知道了。 与极权的抗争从来就极为艰巨，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大陆80、90两代青年不了解这段历史，常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即极权统治往往于一夜间垮掉。这是他们只看到一些历史的断片，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迅速垮台；没看到历史的全景，即共产政权垮台之前，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畏牺牲而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抗争。无论是捷克、波兰还是匈牙利，几乎从苏联用大炮与坦克将社会主义制度送进这些国家之后不久，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没有中止过反抗。一些大的事件，如匈牙利纳吉事件、波兰1956年十月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人们尚知其大概，但其实除了这些事件之外，还发生过无数的血腥事件。 以波兰为例，自1948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采用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就导致该国资源及人力管理问题频出，不断引发政治抗争。 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一家名叫Cegielski的工厂约16000名工人发动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去华沙向政府说项，这位传言代表遭到当局逮捕，于是示威演变成暴动，烧毁了当地秘密警察总部所在的建筑物，政府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镇压这次反抗，并宣称“暴民”是受到西方国家人士的挑唆采取行动。自此以后，波兰的工人反抗从未断过。波兰共产政权垮台之后，专门建造了一座《1956年事件纪念碑》，亦称《双十字架纪念碑》，碑上没有碑文只有数字。位于左边的十字架下端有“1956”四个字，位于内的第二个十字架刻有多组数字，从下往上依次为1968、1970、1976、1980、1981，每一个数字代表一次大的反抗事件，其中，1970年但泽斯克船厂大罢工事件已经被拍成电影《黑色星期四 》（Czarny czwartek，2011）。这段历史梗概如下：1970年圣诞节前两周，因波兰共产党提升食品价格，引发格但斯克船厂工人大罢工，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波兰共产党政府对这场罢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2月17日（星期四），45名抗议者被枪杀。这次事件之后，波兰工人的反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领导工人运动的团结工会此后不久诞生。 “自由不是免费的”，通向自由之路长满了荆棘，必须有一批具有披荆斩棘精神的勇者前赴后继，才能引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走完这条路。因此，我真心诚意地劝香港学生就留在香港，利用主场优势坚持抗争，没必要以身涉险。至于认为让北京抓捕，以便吸引更多的国际援助等类说法，我建议先进行一次沙盘推演，参考这一个多月来国际社会对占中运动的表态，估算一下会得到多大支持，哪些支持能够对北京构成强大的压力。凡事“预则立，不预而废”，一场大的运动，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4年10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hongkong-20141031/2504224.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中国出版界的“丑容术”
南京“译林出版社”擅自删改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莉的《亲历历史》，成为美国媒体上沸沸扬扬的新闻。《纽约时报》就此在头版位置发表了转内页的长篇报道，说有10页的篇幅，在涉及达赖喇嘛、天安门事件、人权等敏感内容处都遭到“整容”。“吃惊并愤怒”的希拉莉和美国出版该书的“西蒙舒斯特公司”一起要求译林出版社收回被删改的书，重出“全版本”。西蒙舒斯特公司还把译林删改的部份，和原文对照，放在了公司的网页上。 译林已向美国出版公司“道歉”，说由于时间紧迫，为了压倒已先出版的该书台湾版的盗版，所以没来得及事先告知这种“技术处理”。译林出版社的口气，好像他们事先通知了美国出版公司，就能获得删改权一样。事实是，美国出版社也没有这个“同意权”，这需要作者本人授权。而哪有作者愿意自己的书被删改、整容的？ “译林”是中国出版外国书的主要出版社，它这次的“违规行为”被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后，恐怕今后它从美国大出版社拿到畅销书版权的可能性要降低很多。这件丑闻也让美国知识界看到，中国官方出版社可以怎样蔑视法律条文；因为任何图书翻译出版合同，都有常规的一条，译文必须忠实原意。这次译林的问题根本不来自翻译水准，而是有意动手脚，肆意删改。 中国出版社对外国图书译本做手术，并不是新闻，他们一直是这麽干的，只不过这次是因为给前美国第一夫人的书“整容”，才成为大新闻。我这些年很少买中文书，偶然有朋友从中国带来几本，结果随便翻翻，就发现有删改。一本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My American Journey），它于1996年底由北京的昆仑出版社出版（王振西主译）。该书开篇印有鲍威尔受邀为中文版写的“致中国读者”的前言，后面那页是鲍威尔前言的英文原文。我对照看了一下，就这麽短短88个英文字母的“前言”，昆仑出版社也做了手脚，删掉了其中的几个字。 鲍威尔在“前言”中说，他“所以能够由一个出身底层的人上升到担负美国责任重大而又最受信任的岗位，是由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提供的机会。”但昆仑出版社却把“这个民主国家”擅自删掉了，改成了“种种机遇”。我手里没有鲍威尔这本自传的英文本，否则内文对照一下，不知还有多少处被这样动了“手术”。昆仑出版社为何要这麽改动，难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中国读者都不知道，还要隐瞒？而且还敢把英文原文也照登出来（可能是为了炫耀上面有鲍威尔本人的签名），难道就不怕懂英文的中国读者看出来？ 另一本是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则被中国的出版社动了“大手术”。该书是江苏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译者是南京大学教授杨正润和他的三位研究生。 《知识份子》1988年在美国出版后，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被称为关于西方知识份子问题最具争议性、最有刺激性的一本专著，因为该书以大量史料，揭示了13位欧美左派知识份子和乌托邦幻想者的矫情、做作、愚昧、狂妄、自私和腐败，对马克思，萨特，卢梭，海明威，托尔斯泰等名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和鞭挞，用具体事例举出，左派知识份子是怎样乌托邦幻想的，怎样理论脱离实际的，怎样为了意识形态而不顾现实的，怎样个人生活丑陋不堪的。 保罗．约翰逊是欧美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曾长期担任英国一家左派杂志的主编，后来像美国知名哲学家希尼．胡克（Sidney Hook）那样醒悟，认识到“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而转为右派，曾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做顾问多年。迄今为止，约翰逊已写了20多本书，除《知识份子》外，重要的还有《犹太人的历史》、《英国人的历史》、《美国人民的历史》、《现代时代》，以及《拿破仑传》等。 我很喜欢约翰逊的书，因为它们给我新的视角，启发很大。例如，中国翻译出版的关于美国的政治历史书，多是左派学者写的，像1993年中国社科院翻译出版的一千多页的《美国的民主》，就是由美国三位知名的左派教授写的，对历史的评价基本是从左翼民主党的角度出发。而约翰逊的《美国人民的历史》则基本是从右翼保守派的角度，两本书合起来看，才能比较平衡、全面了解美国的政治历史。可惜至今没有听到约翰逊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消息。 当我看到江苏出版社出版的《知识份子》中译本时，翻翻目录就感觉不对劲，因为它把该书关于马克思的整个第三章全部删去了，而且在书的前言、后记中，没有对此做出一个字的说明。如果没看过英文版的国内读者，根本不知道这本书曾有关于马克思的一章。该章用大量史料揭示，马克思学术欺诈、生活腐败∶他写《资本论》使用的资料，很多是过时的，但他偷改日期，当作当时工厂的统计；他占家中女管家的便宜，女管家伺候他全家一辈子从未得过薪水，还被他占有，生出私生子。马克思为遮丑，硬是说服了恩格斯认下这个私生子。而恩格斯去世前，向友人说出了事实真相。 江苏出版社不仅对这种擅自删改没有给读者一个字的解释，连翻译和高度评价此书的南京大学杨正润教授，也在长篇“译序”中没做任何说明。按照常理，起码得说一句，因某种原因，本书有删节。杨教授的做法，和江苏出版社一样，是对读者的不诚实，而杨正润在“译序”中，恰恰论述了做诚实知识份子的价值问题。 约翰逊在《知识份子》中鞭挞那些热衷乌托邦幻想的左派知识人的同时，曾相当赞美从左派转为“共产主义掘墓人”的乔治．奥威尔，而这位《1984》的作者，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他的书里预测到了江苏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这种共产世界以删改历史来维持专制的“老大哥”行为。书中的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就曾被迫做这种工作，在“真理部”里，每天按老大哥的政治需要，修改新闻，删削历史，编造现实。很巧的是，译林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了《1984》，不知道他们从中学到了些什麽。 作者注∶ 此文为当年写的文章，曾发在多维网。最近看到美国12家大出版社发表声明，要联合抵制中国这种随意删改西方作品的恶劣，捍卫出版（思想）自由的信息，翻出此文。多年过去了，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进步，反而变本加厉。在中国人一窝疯地跑去南韩做“美容术”的同时，中国出版社却一个劲地对西方翻译作品做“丑容术”——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控制思想的丑陋。 另外，关于马克思跟他家的女佣人私通，生了儿子说成是恩格斯的之事，除了上述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的“马克思”这章有专门论述，2013年美国出版的密苏里大学教授Jonathan Sperber写的《马克思传》（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在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搭档关系时也对此有提及∶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金钱上资助过马克思，但不那麽广为人知的是，恩格斯还帮助他避免了一桩丑闻∶恩格斯声称是马克思家佣人琳蘅•德穆特（Lenchen Demuth）的孩子的父亲，其实那小男孩是马克思的儿子。” 恩格斯临死之前，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这不是因为恩格斯跟马克思闹翻。恩格斯至死都忠于马克思。英国《卫报》社评版专栏作者Jonathan Freedland 在对上述《马克思传》的书评中说∶ 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是恩格斯耗费心力，从马克思潦草的笔记中整理出《资本论》最後两卷并出版发行。即便是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共产党宣言》，其中提出的10项措施也几乎是逐字引用了恩格斯先前提出的东西。马克思有浓重的莱茵兰口音，还有点口齿不清，恩格斯之于马克思就如同亚伦（Aaron）之于摩西（Moses），可以在众人面前讲话，弥补搭档的不足。恩格斯的忠诚甚至达到了这种地步∶他采取“托儿”手法，在德国媒体上发表了《资本论》的匿名评论。你可以想像一下，这对搭档在亚马逊时代可以玩出一些什麽花样。 琳蘅22岁到马克思家做保姆，一直做到67岁去世，45年间从没得到一分钱薪酬。马克思一生著书立说谴责资本主义剥削、占有利润和剩馀价值，可他却一分钱都不付给佣人，是世上最黑心的雇主。 2015-10-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有尊严地回家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距今已近五年了，很多当年曾慷慨激昂参加过抗议中共屠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以及离家多年的思念之苦，现在考虑回家乡探视，以及怎样回去。旅居普林斯顿的一批六四後逃离大陆的学生学者还为此专门开了“笑著回家”的会议。 无论是因为思念家人，还是要办厂经商，回国都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但是，我认为回家的条件，既不是笑著回家，也不是哭著回家，而应该是有尊严地回家。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些学生学者回家的方式，却为人们有尊严地回家制造了障碍。 ●向暴政下跪 较早回国的是前《人民日报》编辑徐刚。这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六四逃离中国大陆後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的。该年底，徐刚以“民运精英”的身分与一批民运人士一起访问了台湾，受到相当的礼遇与关照，他的照片和访问记也在当地媒体上几次刊出。 後来，他悄悄地回国了。 去年九月，当韩东方回国被拒後，中共公安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韩东方要回国可以，但要按照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徐刚怎样悔改的，外人并不得知。但地处北京、消息并不闭塞的徐刚至今并没否认中共官方这种说法。 徐刚回国後，迅速在《人民文学》杂志（1993年2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梦巴黎》的报告文学。徐刚在法国获庇护後，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法国政府还按中国异议人士身分给了他经济补助。但他回到北京的寓所，却把洋溢著自由精神的法兰西首都巴黎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在那里生活的中国人，都过著只为赚钱、受人歧视的卑贱生活。作者在文中还自问自答说，“中国人到法国来干什麽？”“他们有病，吃错了药！” 这篇报告文学是颇能蒙骗中国国内的读者的，因为通篇是作者亲身所见所闻，文中有大段作者在巴黎街头听到的妓女与警察的辩论调侃，醉鬼之间的污言秽语和对法国当局的嘲骂。但在法国了解徐刚的人都惊讶，并不懂法语的徐刚何以能听懂那些复杂的街头俚语呢？ 这篇报告文学中大量的编造之处已遭许多留法学人撰文斥责。但中共有关方面相当重视这篇作品，据了解内情、现居海外的学者刘再复披露，《人民文学》竟临时抽掉主编刘白羽的小说为徐刚让路。 徐刚这个以文为生的人，赤裸而毫无羞耻地以文向那个他曾唾弃的、屠杀平民的政府跪下了，於是得到了从裤裆下钻回国的奖赏。他“悔改”得确实很漂亮。 但他这种以碾碎自己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回国，要不要成为民运人士、海外学人回国的榜样、模式？ ●用尊严交换通行证 中共公安部发言人说的另两人为在美国创办过抗议六四屠杀的“六四之声电台”负责人和曾参加过民阵成立大会、并参与撰写过民阵宣言的原《人民日报》一位编辑。他们对中共这种说法的反应与徐刚的沉默不同，都很动感情地分别对报界表示，他们不曾“悔过”。但同时也承认，在回国前，曾主动与中共驻美领馆联系过，解释自己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回国纯为探亲访友，投资做生意。仅仅做了一点解释，中共为什麽就认为是悔过了呢？双方对此问题的认识差距怎麽这麽大？ 问题不是出在解释的内容上，而是这种解释的对象与表白行动本身。一个曾较深地涉入过海外民运的学生或学者，如果向捐款支持民主运动的海外华人表白，因为民运组织之间的内斗，或捐款用途不当等等原因，我退出民运组织，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恐怕不会引起什麽歧议。但是他要向曾抗议过的中共专制政权在海外的代表机构——中共领馆主动地去表白、去澄清、去说软话，那就是另外一会事了。它的全部意义在在，你承认这个政权的权威性，在它面前低下头来。这就是为什麽中共认为这是一种“悔过”。 向中共否认自己是民运人士本身，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行为，同时，也等於否定了参加民主运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当然，或许他们在心里仍唾弃中共政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只因回家心切而表面上“汇报”。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用人的尊严廉价地交换一张回国的通行证？四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用撕得粉碎的尊严拼贴出了数不尽的“思想汇报”，那份屈辱还没有受够吗？ 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从海外返回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规定要事先请示领馆，先做些说明、解释、表白。为什麽要开这种先例？难道今天我们在海外还要不顾自尊地向中共做完“思想汇报”才能过海关吗？ ●站著死与跪著生 曾担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民阵、民联合并会议还报名竞选理事的一位作家去年九月回国的方式“更高级”。他不是找中共驻外使馆，而是通过他的好朋友戴晴与中共高层穿针引线，“打点”安排，直接写信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澄清、表白自己已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在进关时，虽遭公安人员留下问话，但有惊无险，毕竟经核查，他的信已由戴晴转交到了陶驷驹的办公桌上。 这些表白的人，有的长期享用过民运的捐款生活，有的在民运新闻上不断有大名出现，有的以民运人士访问台湾，得到关照与礼遇。如果这些人都与民运没有关系，那麽什麽人与民运有关系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也没什麽，只不过为了回国，说点软话，做点表白。但是这种中国人习惯并麻木的用尊严交换利益的行为必须停止了！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要等到什麽时候才开始塑造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呢？ 六四事件时，一些知识份子被逮捕，有些人写了悔过书。在那种高压摧残下屈辱地低头悔过，人们感到有情可原，可以谅解。但人们对那些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屈服，不认罪，不悔过的人，给予更高的崇敬。象被关押过十几年的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 中国早有古语，“宁可站著死，绝不跪著生”。今天，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没有“站”在中共的监狱中遭精神与肉体的摧残有要死的危险，更没有不给中共领馆下跪就无法生存的悲惨，为什麽要主动地放弃自己的尊严？ 无论是回大陆经商投资，探亲访友或仅仅为了“风光”一番，都应该抬著头、理直气壮地回去。如果那个政府象对待韩东方一样无理地阻挡它的公民回国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谴责唾弃这麽蛮横无理的政府，还是向它妥协？可不可以用人类最宝贵的尊严去和这样的政府交换一纸这麽廉价的入境卡？ ●不能炫耀耻辱 当中共当局宣称按某某“悔改模式”办时，有的当事人对中共如此说辞非常愤怒。这说明他还有尊严感，他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如果“悔改”是不光彩的，有失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有人通过给中共权贵写信的方式回国，出来後还津津有味地将这一过程合理化（见香港《九十年代》1993年11月号∶“一个民运‘边缘人’回国的待遇”），并委屈∶我都低头了他们还找我麻烦。他还没认识到写信本身的耻辱。 如果是用给中共高层写信表白自己不是民运人士的方式得以进大陆，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合理而不被指责的话，那不等於承认中共的蛮横无理也是合法的了吗？这种与中共背後交易的的回国行为，不就成了并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并成为参加过民主运动的学人争取回国时效仿的榜样了吗？那麽，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行为准则、道德标准？还有没有值得尊崇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 也许有人侥幸和中共偷偷做的交易没人知道。这里且不从道义上评价，仅就这个行为本身而言，其一，你能保证中共会永远保密吗？中共最大的特点是“无信”。它公布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已再次证明这种无信；其二，即使中共保密，你能保证这个政权永存不垮吗？共产东德崩溃，公布出的秘密档案使很多学者无法面对自己有过的无耻而自杀；其三，即使这些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想做一个人，能不为这心灵中曾有过的耻辱而难受吗？ ●灵魂无法再站立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这些表白并不是真心的，是唬弄中共，为蒙混过关而已。中共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的今天，很多人的悔过、检查并非出於真心。但为什麽中共至今还坚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这种形式。即使你不是出於真心，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把共产党的语言重复一遍，就等於承认了他们的权威性，在这种权力面前低头了。中共要的就是你们得在我面前当孙子，不管你心中服不服。 这也就是为什麽，六四屠杀之後中共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内心深处不认同他们，但仍逼迫人们写检查，写认识，让你重复党报的语言。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後，你的尊严也就随之抵押了。 这也就是为什麽，有的民运人士入境後，在向公安人员说软话，以图“蒙混”时，中共要录像、录音。他们就是要把你“精神下跪”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让你有在这个政权的裤裆下钻过的记录，使你的灵魂再无法高贵，以後再不能理直气壮地向中共暴政挑战。 而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恰恰是这种挑战，这种说“No”的尊严。近读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这位蔑视权贵、厌恶权力的世界知名记者写道，她看到过的人类最美丽的景观是在希腊的一个山坡上，上面刻著三个希腊字母，意思是“No”。它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人们偷偷刻在山坡上的。纳粹的上校们几次用白灰将字母涂抹掉，但很快，随著雨水和阳光，这三个字母又清晰地显现出来。她深为赞美地感叹道，三十年过去了，这三个字母仍在那里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存在著，体现著人类不屈服於强权、暴力和摧残的尊严。 ●破坏人类行为准则 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人人都有可能做出不怎麽尊严的事。但是如果做过不尊严的事後感到内心有愧，每有自责，仍不失为一种“勇”。例如，一个人在大街上看到流氓污辱女性，出於某种理由他不见义勇为，溜之大吉。事发之後，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怯懦，说明他在遵循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但是，如果这个人认为这样做并不错，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那就是在破坏人们建立以久的行为准则。那就属於“不知耻”。而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知耻，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在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们曾有过种种丑不忍睹的行为。但後来他们总是能把自己的丑陋行为合理化找出解释的理由。一位六四後被关押过，後来到美国做了访问学者的知识分子曾写过悔过书，当人问及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全中国人民都在撒谎，多我一个撒谎又能怎样？不怎麽样，很丑陋！虽然谁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们做了违反人类行为准则的事就要知丑，并为自己的丑而知耻。同时，即使人人都丑，也不能成为丑存在的理由；更不能因此丑就是美了。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最近，诗人贝岭宣称他“不喜欢民运”的讲话更让人瞠目结舌。他从美国返回深圳印刷《倾向》杂志，被当地公安人员叫去问话。返回到香港後，他马上对报界发表讲话说，“我并不是一个民运人士，我也不喜欢民运。” 贝岭的话是有代表性的。现在在报上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当然，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当民运人士或不当的自由。如果你不想当了，去从事别的事业无可厚非。但为什麽一定要公开宣称一下？是讲给谁听？如果是想用这种表白获得中共给予回国的“便利”，这实在是功利得让人鄙视。 “民运”是什麽？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即使对这种争取人的解放、恢复人的尊严的运动不直接参与，也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某个民运人物，或哪个民运组织，但怎麽可以说不喜欢作为整体的“民主运动”？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宣称者曾以“民运精英”的身分获得过上万美元的生活与学习资助；现在他主编的《倾向》杂志又是由波士顿的“中国民主基金会”全部出资的；而且他回国手持的“绿卡”，实际上是六四死难者的鲜血染成的“红卡”。办著这样背景的杂�遥�拿著这种性质的绿卡，宣称不喜欢民运，问心是否有愧？ 诗人更应体现个人精神的独立性，对政府、权力的蔑视。但中国的诗人、作家们历来向那个专制政权低头，不看重尊严、人格等知识人最宝贵的精神价值。毛泽东当年曾很轻蔑地称知识分子是“毛”，中共是“皮”，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毛泽东已死了17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要做毛，做皮，怎麽就不能做骨头？！ ●江泽民值得尊敬吗？ 这种不自尊的例子最近越来越多了。例如，不久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来西雅图参加“亚太经济高峰会议”，在江泽民的记者招待会上，以记者身份出席招待会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秘书长竟在提问中有这样的开场白∶“尊敬的江主席，全美学自联欢迎您访问美国，并祝此行成功。”这种语言很值得讨论∶ 第一，江泽民值不值得“尊敬”？八九民运期间，江泽民在上海镇压民运，并查封了中国敢言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靠支持李鹏、拥护开枪，他才迅速窜升到中共高层。这样一个暴政中的帮凶值得尊敬吗？ 第二，江泽民是谁的“主席”？他当国家主席经过人民选举了吗？他只不过是邓小平以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钦定方式指定的。这种“主席”谈何民意？合法性在哪里？称他主席，不是等於承认他的合法性了吗？ 在江泽民来美之前，全美学自联的主席也是用这种语言给中共驻美大使写信，开口“尊敬的李道豫大使先生∶┅┅我们殷切希望在江主席访美期间，有机会拜会江泽民主席，或与江主席的主要随行官员进行会晤。”作为已在美国获得高等教育，又身为代表全美四万多中国学生学者的“学自联”领导人们，要不要言谈举止注意尊严，不要媚俗？ 也许是连江泽民的随行官员都对这种一口一个“尊敬的江主席”不耐烦了，中共发言人打断这位学自联秘书长的话说，“如果你有问题，请提问题，时间很短。”而江泽民面对这种他已习惯听到的下属汇报工作的语言，也就真的以领导自居，官僚气十足地回答说∶“我知道了。”我们设想，如果一个记者有尊严地提问，江泽民也不至於（也不敢）以如此态度来做答。因为你不自尊，中共才更不把你看在眼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一个记者招待会，提问要有礼貌和风度。但礼貌与媚俗是有区别的。为了礼貌，称呼一句“江泽民先生”不就可以了吗？这里的实质问题是，这些学者们内心深处缺少人的尊严意识。 学自联的主要诉求是能够“组团回国”。另一个是请求江泽民允许海外学人当中共“人大代表”。中共的“全国人大”是个什麽机构？是一个从来没有经过人民真正选举过的中共一手操纵的“投票机器”，它既无民意，更不具合法性。这样一个位置，为什麽在海外接受过民主自由薰陶的学生学者还要去争取？怎麽把能够当上中共的一个什麽官看得那麽重要？难道人的尊严就那麽不值钱？ ●知识分子的风骨 特别看重人的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几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毫不含糊地说，他不会去中国大陆，“共产党垮台之後才可能再去。”并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如同一架大飞机，让中共一批恐怖分子劫持了。在有些华人学者纷纷以访问北京，以与中共权贵握手言欢为荣时，余英时教授却恪守著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出生在安徽潜山，20岁才离开大陆去香港求学的余英时先生对故乡是怀念的。他的侄子回大陆拍了一些故居照片，他拿在手上反复端详，感叹故居後山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可见其思念之情。而且，余英时教授被誉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以他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如去大陆，中共官方和学术界都会给予相当礼遇。但他为了一份做人的尊严，就是不回去，以示对那个六四公开屠杀的政权的否认和厌恶。 六四後从北京逃亡出来的作家老鬼，也写过这样掷地有声的文字∶“尽管流亡到海外後，生活艰难，从知识阶层一下子掉到干体力劳动的最底层，在地位、名誉、工作上，大不如国内，但不後悔走这条路，以示对一个杀了数百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的政府的唾弃。” ●尊严地回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过於责怪这些表白解释者，这一切不怨他们，都是中共政权给逼出来的，是中共太可恶。当然，是中共可恶。但面对这种可恶，是据理力争，还是出卖尊严？是群体反抗，还是群体下跪？中共并没有张贴出告示要海外学人做完“思想汇报”才能回国，这些人的主动表白解释行为不是在为那些想要尊严地回国的人设置出一个障碍吗？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向领馆打电话，都不给中共权贵写信，就是运用自己应享受的公民权利理直气壮回国，这种“可恶”就可能後退、改变。四十年来，中共的哪一样改变是人们下跪的结果？正相反，每一点改革进步都是人们抗争得来的。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我们维护了人的尊严的不可践踏、不可侮辱性。因为“人生的价值在於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和捍卫自己的尊严的时候，大家才可能都尊严地回家。 （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3月13日；纽约《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 1994-03-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蔡英文的真正难题
绿营以压倒性胜利赢得总统大选和立法院多数后，很多台海问题专家，包括北京方面，都担忧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可能回到陈水扁时代，甚至认为两岸关系是台湾新总统面临的最大难题。 事实上蔡英文执政后，她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两岸”，不是“习近平”，而是台湾内部，尤其是经济困境。 西方民主国家常见的政治现象是，在大选之前，政党候选人往往竞相表示其对外政策的强硬，以争取本党基本盘的力挺。而真的当选之后，有些囿于现实原因不得不把原来的“强硬”打折扣，有些则本来就是投机妥协派，就是骗选票。 蔡英文在竞选时的对中国政策都不强硬，甚至都不明确，只是说要“维持现状”。这跟西方国家候选人的惯例很不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在野党，都是强烈提出要改变现状（高喊Change）。美国的奥巴马当年就是靠高喊这个口号上台的，目前在野的共和党参选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更异口同声，都强调必须改变奥巴马的政策（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对外实行绥靖主义），扭转美国的方向。 ●蔡英文为什麽不敢说清楚？ 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麽含义，她自己从未做过清晰定义。所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在选前最后一场造势大会上还在质疑“蔡英文为什麽不敢说清楚？” 蔡英文当然不想说明白，因为她的“维持现状”其实跟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没什麽大区别，就是保持马英九任内实行的两岸“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现状。而这个现状得以保持，是以台湾人民，尤其是绿营主体（民进党高层）放弃了追求和实践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这个目标为代价的。 对此，蔡英文当然不能明说，因为如果挑明了，会让绿营民众严重失望，甚至沮丧，当然会影响她的得票率——如果你不追求和实践我的理念，我为什麽要投你这一票？ 既然在竞选总统时蔡英文都要维持现状，那她当选之后，其两岸政策当然很可能跟马英九大同小异，所以两岸关系不会有大的风浪。蔡英文如果不追求（实践）台湾的国家正常化，不改变带著专制内容的国旗和国歌，甚至连国土界限也用“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种模糊化的说法，更别说改变那个名不副实、中国根本不承认的国号，那麽对岸北京政府还能说什麽？所以蔡英文时代的两岸关系，起码在她执政的前期阶段，不会有什麽大改变，所以两岸关系也就不会有什麽大波澜。 ●台湾快成“亚洲的希腊”了 蔡英文的真正难题是在国内，在经济领域。马英九执政的最大败笔还不是两岸关系，而是经济政策。台湾经济已走向希腊化∶国营化、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滥用全民医保导致的巨额浪费等等，导致台湾债台高筑，贫富悬殊，经济维艰，年轻人就业困难，几乎就差被称为“亚洲的希腊”了。 这样一个经济烂摊子，是蔡英文要立即面对的，是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即使用震荡疗法的大手笔、大动作变革，也需要相当一段时期才能见效；就像癌症，即使手术彻底切除，恢复期也需要时间，更何况“彻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能认清“台湾病”（希腊症状）的严重性，不敢立即采取行动做大手术，那麽这个“病灶”会转移蔓延，台湾的经济还会恶化。如果四年后台湾的经济仍是“维持现状”并恶化，那麽这次跟上届马英九选举拿到同样票数（689万）的蔡英文，也不排除步马英九后尘，殊途同归，都是689的命运（先赢后输）。 经济专家都看到，台湾的产业几乎被中国掏空这个事实。怎麽改变？太阳花学运的兴起，阻止了国民党想把两岸经济进一步连结、纵容两岸不平等的“服贸协议” ，等于暂时中断了中国经济势力长驱直入台湾。但如何阻止台商，尤其高科技等拳头企业离开台湾去中国，则是蔡英文们的难题。 制定法律限制，或行政阻止，都违背自由经济的原则，在目前两岸的三通八通的局面下，更是不可操作。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海耶克等自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减税、废除限制企业的规定、私营化、削减福利等真正的市场经济政策。 水往低处流，商人往低税率的地方走（投资），这是常识，也是经济铁律。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前曾经济繁荣到常被国际机构评比为“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名，很大原因是香港实行单一税率（flat rate），而且很低（14%），没有商品税。新加坡在李光耀父子统治下，虽是威权国家，但其经济繁荣的主因，也在于走西方的市场经济之路，也是单一税率（16%）。即使新加坡政府拥有的淡马锡公司（占新加坡47%的股票）也是采取私人企业模式，按市场经济运作，而不是中国那种完全官有官办的国营官僚化，也不像台湾的“电力公司”、“中油”（都是国营的）和“中华电信”（政府交通部是最大股东），都由政府操控（台湾的电价、油价、手机收费等居高不降，都跟国家垄断有直接关系。）。 如果台湾能够大幅减税，简化投资手续等，自然就会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和投资。只有税率低，投资才有盈利可能，才会诱惑外商进入，才会把去了中国的台商吸引回来。关键是靠低税率、更好的投资环境的吸引，而其它的强制手段，既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会奏效。 ●台湾两大党，档次差不多 除了减税赢来投资和经济效益增长来开源，另一个就是要削减福利和官僚机构来节流。台湾公务员的平均退休年龄低到55岁，比希腊还低两岁。更不要说还有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没有的退休军公教人员可领十八趴高利率的特权福利制度。这些导致台湾的庞大债务已接近希腊水平，严重拖累台湾的经济发展。 蔡英文能不能在这些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颇令人质疑。因为民进党是左倾政党，热衷均贫富、强调平等，而不是注重自由竞争，强调人的权利。蔡英文毕业于全球左倾思想的大本营“伦敦政经学院”，她的博士论文主调是反经济全球化的，是左派反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次竞选中蔡英文提出的经济政策，基本都是大而空，更没有明确坚定地提出大幅减税、削减债务和福利，政府缩身的自由市场政策。 在这一点上，台湾两党档次一样，都是不懂自由经济。而国民党似更加可恶∶台湾曾有翻译了市场经济学大师米塞斯主要著作的夏道平等自由经济学家，更有海耶克当年在伦敦教学时的亲传弟子（曾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长）蒋硕杰等人才，但当年都不被两蒋重用，更别说把他们的自由经济思想变成政策。而国民党的马英九们则是左右不分，似连西方的左右派到底是怎麽回事都不清楚，更从不见他们的政治人物阐述、力主类似西方右翼的经济理念。除了为权力而玩两岸政治骗术，啥也不顾。而民进党的蔡英文们是清楚的左倾。这才是真正令人对台湾经济前途担忧的。蔡英文和民进党这次在政治选举中获得大胜，但在随后的经济领域还能取胜吗？以台湾经济困境的现状，和民进党蔡英文们的左倾历史来看，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 2016年1月21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6年2月号 2016-02-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奥巴马总统的增税争议
新年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按惯例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其要点是政府要更多投资国家基础建设，同时减免学费、增加福利开支等。 前天（2月1日）奥巴马总统提出了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具进攻性的”（aggressive）高达四万亿美元的下年度（2016）财政预算，要把这种增税计划“法案化”。《纽约时报》则把它称之“更多乌托邦”（more utopian vision）。 政府开支可增至什麽程度？换言之，如果一届政府要举债，债务额有无限度？如果没有，那麽一届政府是不是就大幅举债，给下届政府（尤其是另一个政党执政）留下庞大债务？ 美国的先贤们早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对“举债上限”做了规定，超过了上限就属违法。 但奥巴马上台后，就要打破这个“举债上限”，把借钱额扩大到历史新高。2009年，奥巴马上台第二年，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法案，把“债务上限”猛加2900亿美元，增至12.4万亿美元。 随后美国的债务一路攀升，已创二战后新高，超过了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万亿美元，2013年时的美国总负债额已占GDP比例的106%（达17.75万亿美元）。 虽然奥巴马政府的年度财政赤字最近两年有所下降，但据国会预算局预计，2018年以后联邦政府赤字将继续上涨。如政府不采取措施，2025年美国赤字将再次达到1万亿美元。在奥巴马上台后的第二年（2009），美国财政赤字曾达到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 现在美国政府每花一块钱，其中4角是债务。在2011年时平均每个美国人就要支付800多美元的国债利息。目前每个美国家庭（平均以四口计算）要担负国债20万美元！ 在这样严峻的债台高筑情况下，奥巴马总统还要巨额扩大政府开支。那麽钱从哪里来呢？奥巴马的对策是，对富人和美国企业的海外收入要大幅增税。 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已提出要杯葛这种增税法案。所以奥巴马的预算能否在国会过关，还是未知数。但已知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这种大政府的福利社会主义政策不仅损害美国的经济，更是违反经济规律和人类常识的不道德之举。 首先，对富人和企业大幅增税，自然影响大众消费和企业扩大再生产。美国大众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也就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三分之二以上，要靠大众消费（买东西）。把富人的钱收缴了，当然影响消费（额度）。另外更严重的是，把企业的钱收缴了，企业当然就减少了开办更多工厂、扩大投资的可能，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招工减少，失业率无法降低。由此影响整个经济的快速复苏发展。 而减税，则一定促使经济发展。这是美国以及整个人类的经济历史无数次验证了的。例如代表西方世界的英美两国，英国在八十年代由于铁娘子撒切尔首相的大幅减税政策（个人最高税率被砍去43个百分点，从83%减至40%），才使英国经济复苏，国力上升。撒切尔夫人的大幅减税政策，后来被誉为“拯救了英国”。 在美国，跟撒切尔夫人联手进行了一场被称为“紧身衣”经济改革的共和党籍里根总统也是推行大幅减税政策，把当时最高个人税率70%一下子削去42个百分点，降至28%，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结果催生了美国随后长达110个月的经济扩张期。 道理很简单，减税，让老百姓（包括富人、中产阶级等）手里有钱，自然就会促进大众消费，这个“消费”一活跃，整个经济就活了起来。同样，企业手里有钱，就会扩大再生产，增加招工就业，失业率就会降下来。而企业的扩展，自然导致国家的税收底座扩大，整个经济和市场就充满活力，最后水涨船高，民富国强。 以现在美国两个最大的州为例，更能看出增税和减税导致的经济效果不同。美国最大的州是加州，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GDP在全球排名第八，相当于整个法国）。但是，加州的财政赤字却已高达近两百亿美元。由于加州议会一直掌握在左派民主党手里，他们主张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扩大政府开支，由此造成财政黑洞。有评论家称加州正在“第三世界化”，也有人说加州已成为美国土地上的“法国”，是美国灾难的开始。在重税政策下，很多加州居民已用脚投票，逃离加州，搬迁到附近没有州税的内华达州（只有四个多小时车路），或同样没有州税的德克萨斯州等。 美国的第二大州（无论人口还是土地面积）的德克萨斯，则和加州形成“两极”∶德州的州议会长期是共和党议员占多数（州长也是共和党），所以实行了小政府、低税收、充分市场经济的政策，结果德州产生了经济奇迹，全州失业率远低于整体美国。据美国劳工局数字，从2007到2014年，德州创造的就业工作机会，超过美国另外49个州的总和！ 2013年10月底，《时代周刊》曾刊登封面故事介绍德州的成就，题目是“德克萨斯合众国——为什麽这个孤星州代表美国的未来”（The Unite State of Texas: Why the Lone Star State Is America’s Future? ）。美国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这里《时代周刊》特意把它写成“德克萨斯合众国”，意思是德州代表著美国的未来，德州才是最原本的、最应该是的“美国”。有美国学者干脆把德州称为“美国的美国”。 德克萨斯州并不像加州、夏威夷等那麽气候宜人，甚至有人形容德州的四季是旱季、涝季、风雪季和风暴季。但迁居到德州的美国人的数量却超过了去其它任何一个州！ 除了德州是美国不收州所得税的七个州之一外，更重要的是，德州有工作机会。《时代周刊》的特稿说，现在美国甚至时常有这样的车贴∶“我没生在德州，但我尽快来到这里”。就像很多外国人，“我没生在美国，但我想方设法来到美国。” 为什麽德州具有这样的吸引力？《时代周刊》说，因为她是全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大州，全美国五大发展最快的城市德州有三家∶奥斯丁、达拉斯、休斯敦。仅仅2012年一年，其它49个州移居德州的总人数为10.6万。自从2000年以来，德州净流入100多万人口。 穆迪研究报告称，到2015年底全美国就业增长前十大城市德州将占七个，其中前四大城市均在德州∶奥斯丁、麦克米伦、休斯敦、沃斯堡。只是从2002年至2011年这十年间，占美国8%人口的德州创造了全国近1/3的最高收入就业。全球唯一针对CEO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杂志《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杂志连续九年将德州评为最有利于发展的州。 为什麽德州取得这样孤星般的醒目成就？《德克萨斯月刊》资深编辑格里德（Erica Grieder）的解释可谓一语中的∶“所谓德州模式，主要是低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束缚，即有限政府方式。”也就是实践了从英国思想家洛克，到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诺奇克、安兰德等主张的最小政府、消费者主权，走的是充分市场经济、原本资本主义的道路。最根本的是强调了“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 两个月前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共和党不仅赢得了参众两院，而且在美国50个州中，有31个州共和党人当选了州长。这些保守派州长几乎全部都强调减税，要以德州为榜样。 其中亚利桑那州的新州长杜斯（Doug Ducey）不仅誓言只要他在州长位置就要逐年减税，而且还要最终取消州税，使亚利桑那州成为美国第八个没有州税的州。如果这点兑现，可想而知，将会有更多的加州居民搬迁到只有七八小时车路的亚利桑那；本已蓬勃发展的该州最大城市凤凰城，将会更吸引人。 在阿肯色州，两月前的中期选举，该州不仅产生共和党州长，而且该州的参众两院也都被共和党掌控，这是该州100多年来的第一次！《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将有利于该州新当选州长实现他的竞选承诺∶推行大幅减税计划。 在伊利诺、马里兰、马萨诸塞这三个传统的民主党地盘的州，这次竟也选出共和党籍的州长。这三个州长也都要推行减税政策，以促使当地经济复苏发展。 这样的故事几乎发生在所有共和党州长身上。著名印度裔南卡州女州长、也是美国现任最年轻的州长（43岁）哈莉（Nikki Haley），连任州长后，则推出南卡州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如果你在网上进入Gov. Nikki Haley的网页，贯穿页面的是一行大字∶Largest Tax Cut（最大规模的减税），而且这行字母还被中间断线，意为“拦腰砍断”（税率）。下面的说明是∶现在我们州终于可以跟没有州税的田纳西、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州，以及比我们的税还低的北卡州、乔治亚州等竞争了。 在俄亥俄州，连任的州长卡西奇（John Kasich）一直推行减税政策，使俄亥俄的经复苏，成为德州式的奇迹。所以卡西奇也是2016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竞争者之一。他不仅市场经济理念清晰，而且很有口才，曾经是福克斯电视的政治评论员。 也被视为2016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黑马的威斯康辛连任州长沃尔克（Scott Walker）说，“中期选举传递的信息是∶选民要更低的税收，更小的政府。” 在如此这般的舆论潮流下，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下年度预算却又要大幅增税。这个美国第44任总统，他迄今为止的任期内给美国增加的国债，已经超过了前面43任总统的总和。奥巴马总统的增税预算不仅在共和党主掌的国会难以通过，更是跟美国选民对“小政府”的期待背道而驰。 2015年2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网路斗争：中国的控制与美国的反控制
2月1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题为“中国的网际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的听证会，传召微软、Google、雅虎以及思科等网路巨擘，对它们帮助中国政府过滤信息进行严苛的质询。而就在半个月前的2月1日，这四大公司曾经倨傲地拒绝众议院的传召，从而引起美国朝野愤怒，招来汹涌如潮的指责。 网路巨头承认协助中国政府过滤信息 在质证时，这些网路巨头都承认自己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帮助过滤信息。雅虎高级主管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陈词，表示对中国的异议人士因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惩罚感到遗憾――日前，雅虎在两件事情上遭到指控，一是于去年协助中国缉拿异见人士师涛，导致此人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判刑十年；二是前年雅虎与中国警方合作，向官方提供有关四川省达州市前任财政局官员李智的上网纪录，导致李智于2003年12月遭当局以颠覆罪起诉，判刑8年。 这位高级主管陈说苦衷：为了做生意，他们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其它公司如Google和微软也都承认他们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过滤了信息渠道，屏蔽了中国政府认为政治上敏感的字眼。但是，这些公司还是用另一种方式为自己辩护，他们声称已明确告诉中国用户，那些搜索是被中国政府的文字审查人员封堵的。 Google表示他们已经决定不在中国推销电子邮件服务、博客网站以及聊天室，以免提供一个张帖敏感文章的场所。 对这种“不完美”的选择他们也感到不满意，但是Google相信，他们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同意接受一些限制，最终还是拓宽了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 中国政府宣称：我们没有网络警察这个警种 针对美国朝野批评雅虎等互联网公司向中国政府屈服一事，中国政府作出回应，这种回应表明中国政府的厚颜无耻远远超过了人们想象。面对庞大的金盾工程与数十位网上言论者被捕这些铁的事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居然面不改色地“澄清”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完全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绝没有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某些言论而被捕。”他还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没有网络警察这个警种。” 刘正荣是在2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番谈话。刘再次使用中国政府惯用的鱼目混珠的手法，硬将自己与民主国家拉扯到一起，坚称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有法可依，与美国及欧盟国家的互联网管理立法及具体措施基本相同。他还声称自己研究过美国的《爱国者法》，该法对美国的执法部门如何获取公民的个人讯息和通信行为做了具体的规定。刘还强调，任何国家的警察和执法机关对网上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的话，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奉劝美国不要采取“双重标准”。 这番话混淆了事实：美国《爱国者法》针对的是少数人的恐怖主义活动，其中并无对言论出版实行管制的规定。而中国网路管制针对的却是公众的思想与言论自由。此中差别，稍有头脑的人就能够分辩出来。可惜的是，刘正荣这番谈话却能够在信息相对封闭、且长期受到中共丑化美国民主政治教育的中国人当中起一些作用。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习惯用来做挡箭牌的“法律”，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中国法律从来是统治者为了管束人民，这些法律从来只强调统治者管束人民的权力（Power），而漠视人民的权利（Rights）。中国用来管理互联网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就是这类恶法。中国政府不仅用这种恶法管束人民，还用它来逼迫外国公司就范。 国际社会痛斥中国政府的谎言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直斥刘正荣说谎，该组织目前正在为至少55个因网路言论被捕的中国人努力奔走。 “记者无国界”互联网研究负责人朱利安•潘说，他希望透过美国众议院2月15日召开的听证会质证，提高雅虎等公司的老板、投资者以及所有网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我认为，雅虎无法再回避事实而声称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他们称，他们收到的是并不那么具体的要求，以为只是交出普通罪犯的信息而已。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辩护已经站不住脚了。” 担任这场听证会共同主持人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史密斯非常尖锐地批评说，美国部分顶尖网路公司为寻求进入中国市场，不惜配合北京监控言论的要求，“已沦为中共的传声筒与控制舆论的工具”。他目前正在草拟限制网路公司寻求扩大中国业务的法案。据估计，在反对中国政府控制言论声浪日高的氛围中，这项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极高。 美国公司陈述自己的两难痛苦 在2月1日拒绝参加听证会以后，雅虎等四大互联网公司努力用各种方法挽救自己的道德形象。 由于雅虎的行为违反道德已经无可辩解，于是它非常聪明地装出一幅无能模样，将这个皮球踢给了美国政府。雅虎发言人在2月13日一份公开声明中指出：“所有在中国运行的美国和国际公司，都面临着相同的遵守法律但缺少透明度的困境，这已与我们的信仰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不相一致的结果。”雅虎总法律顾问迈克尔•加拉汉（Michael Callahan）代表雅虎发言，说雅虎先前决定与中国政府合作，已导致“严重与痛苦的结果”，声明“我们相信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问题，没有任何一间公司与任何一个产业可以独力解决”，“单靠商业公司自身无法有效地影响外国政府在言论自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政策，我们相信，政府间不断的对话才是非常重要的。” 他还强调，这是“每家企业的两难窘境：要么在某个国家经营并遵守那里缺乏透明度的法律，要么就撤离。 Google也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一份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将“网络审查作为一种贸易障碍”，在美中双边贸易会谈时提出美国在此方面的担忧。 经济利益与商业利益的考量 问题依然是，放弃中国这个有一亿多网客的市场是许多公司极不愿意面临的痛苦抉择。分析人士说，美国公司承担不起退出中国市场的代价。撰写过《10亿顾客》的麦健陆 （James McGregor），是一个坚定的“拥抱熊猫派”。尽管这本书名本身就荒谬可笑，因为13亿人口中的九亿多农民当中，上网者最多不超过1000万，他还是要将这些不知终生是否与网路有缘的中国人算进“潜在顾客”的行列当中。这次出面为四大网路公司辩护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位麦健陆。他坚持说，如果华盛顿进一步强迫这些美国公司执行美国的言论自由标准，可能就会逼迫这些美国网络公司撤出中国互联网市场，或撤出他们已进入中国的设备，这样一来就会给美国的企业造成打击，而此举的后果也会导致其它国家迅速填补美国公司的空白，趁机打进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美政府以高姿态回应中国的网路管制 中国的新闻自由与网路管制已经是个长达数年的老话题，但这次空前激烈的道德谴责终于使白宫、国会不再坐视不理美国公司在中国所作所为。 美国国务院于2月14日宣布成立“全球网络自由特别小组”，从外交政策层面上关注网路言论自由。新成立的“全球网络自由特别小组“将审视网络自由所涉及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限制接触政治内容的技术使用以及这些新闻检查措施对美国公司的影响，跟踪和压制异见人士的技术使用，为限制信息自由流通而改变因特网管理结构的做法。小组还将向联合国、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有关国家政府表达美国政府在上述领域的关注。该小组工作将由主管经济、商务和农业事务的国务次卿乔赛特•夏纳以及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国务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共同主持。 在宣布小组成立的当天，国务次卿夏纳表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互联网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自由流通，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阻止有关国家对网路言论的控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夏纳特别提到中国：“美国政府非常严肃地关注全球范围内因特网隐私权和数据保护问题，尤其是最近在中国出现的一些案例。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的关注。” 该小组虽然隶属国务院，但其日常工作将通过和商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联邦政府部门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协调进行。工作组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国务卿提交政策建议。 相对于中国政府猖狂的网路控制，美国政府的行动稍微迟到了一些。但无论如何，作为网路霸主的美国一旦将反网路控制纳入国家行动，这场针对专制极权国家的行动就算是进入短兵相接阶段。而中国人民确实需要这些帮助，因为只有这些帮助，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夺回互联网。 （写于2006年2月中下旬）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
何清涟 马克思、毛泽东旗帜在中国上空再度飘扬，当权者、富人与穷人看起来都对这面旗帜情有所属。如果不信，且请耐心看下去。 马、毛成为当权者、富人与穷人共同尊奉的神 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主流。4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将工人阶级边缘化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能忘。据称，这是中国时隔36年再次最高规格表彰劳模。 红色资本家当中有人钟爱毛泽东并非新闻，比如史玉柱，狄云久等，南街村这个红色亿元村神话曾经久未衰。如今这个队列里又添新成员，4月23日下午，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赌王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携近百名员工参观了江西井冈山小学，并将在这里接受为期3天的爱国教育培训。期间，学员还将赴井冈山北山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吊唁革命先烈，并接受红军后代们的现场访谈教学。 不少社会底层成员也热爱马克思与毛泽东。近年来日益左倾的杨鲁军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沪上游荡》中记述了毛泽东秘书戚本禹对他讲的一次亲身经历。戚在上海书城遇到一位湖南青年在找《共产党宣言》，以下是他自述为什么要寻找这本书：“我是湖南来的，念过初中，在上海给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其实将近一百年前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寻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里人当作‘乡下人’吗?我今天也是在寻找革命道路。现在所有底层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不行了。我们一个建筑公司六百多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全部加起来，还不到老板一个人赚的利润的三分之一，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且两边看不到头，富人富得没有了尽头，穷人穷得没有了盼头，穷人永无出头之日。这个社会必须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来就要革命。我听老家的老支书讲，要革命就一定要读《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是中共总书记，是中共的最高代表；红色资本家们不管身在大陆还是港澳，就是湖南青年所属这个群体眼中的压迫者与剥削者。如今三方势力都崇拜马克思与毛泽东，区别只是前两者是富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是穷马克思主义者。这幅政治画面够奇诡，但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人不可能再熟视无睹。 毛左的主体究竟来自哪些阶层？ 中国缺乏学术自由，毛左群体的主体来自哪些阶层，至今没有一项大规模调查，但结合国内的叙述与国外的调查，也许可补一些不足。 在一篇作者不详的《毛左毛粉毛迷都是些什么人》中，作者大致划分了四类，第一个群体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群流氓无产者，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带着他们去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是高层毛迷，基本都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有教授，还有过去或现在身居高位者。作者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毛迷，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假装相信。第三个毛迷群体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靠自己劳动自食其力，求得温饱，社会的严重不公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受学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第四类毛迷是临时性的，他们基本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良知和较强的正义感。作者认为第四类因为涉世未深，不象前三类铁杆，无法转变思想。 这与不少人的日常生活感受相同。很多人述及自己与毛左争论时，对方或是工人或者退休工人，还有少数退休干部，以及生活境况不佳者。重庆人当中至今怀念薄熙来的人，也仍然是怀念薄书记举债经营重庆模式时发放的福利。 上述是中国人对毛左群体的阶层结构的感知，但要想上升为学术研究，还得需要调查。由于无法在中国做这样的调查，哈佛大学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做了一项中文在线调查，《纽约时报》今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介绍了这篇调查。 这一调查是调查者于2014年通过托管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进行的。这项调查让回答问卷者选择同意还是反对某些说法，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现代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于自愿，我会认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结成伴侣关系”。大多数回答问卷者是生活在繁华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及广东）的年轻男性大学生。 据詹妮弗·潘介绍，有逾17.1万人回答了问卷， 她们发现，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一个似乎很明确的分野。“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 中国下令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发表一篇英文社论表示，“报告所用的粗糙数据完全没有达到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发表是为某种政治目的专门‘定制’的。” 这个调查报告样本数量够大，但缺陷是受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不太均匀。不过，结论与现实感受是切合的。如果有可能，国内学者应该做一个类似的调查，这无论于今天还是于未来，都是值得做的事情。 洞悉民众需求的毛式领袖能否横空出世？ 人类历史上，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只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在中国1919年之前，中国推倒重来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采用对外扩张的战争，试图改变局面。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后的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解决方式。与后两种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都与第一种最贴近。 中国近20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穷人太多，就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因而经济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溃。既然认为这种周期性危机或长期萧条是极小部分人压榨绝大部分人的必然结果，那么解决的方法便是消灭统治阶级、推倒社会秩序，重新来过。如果国内能够做一个样本够大的调查，弄清楚中国的穷马克思主义者与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何者占据主流，对于判断未来的社会走向至关重要。 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高举的是同一面旗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崇毛，于权贵与富人而言是旗帜，因为中共舍此无合法性，这是习近平表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因；富人则是看中共脸色，为自己上一道政治保险。但社会底层要的是实质，即剥夺剥夺者，追求结果均等。因此，习的承诺是空心汤圆，不可能落到实处；若落到实处，就得让权贵与富人交出财产，这等于要了绝大多数中共官员的老命，按照中共的逻辑，这是比戈尔巴乔夫更严重的背叛。面对如此现实，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否找到契合点，前提在于权贵与富人愿意自断经脉、奉献自己的财产，以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理想。穷马克思主义者都想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依靠唱几句《国际歌》糊弄下去的。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5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lian-20150501/2744518.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