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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死猪漂流后面的环境恐慌
话说在中国，死猪扔河年年有，只因这死猪漂流的地点是环绕台商心中那“梦上海”的黄埔江，时间恰逢“中国一哥”习近平在北京大谈建设“美丽中国”的“两会”时期，因此，中国的死猪以及它的主人嘉兴猪农一举成名。 死猪抛河事件从好几个方面折射了弥漫中国的环境恐慌与死猪事件，反映了人与猪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河流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全景图。 猪啊猪啊，你从哪里来呀？ 先说死猪来源。上海黄浦江流域发现的死猪数量已经超过1万5千头（据法新社3月19日报道）。这么多的死猪究竟来自哪里？早在黄浦江死猪达8000余头之时，上海相关部门根据死猪检疫耳标信息推测死猪来自浙江嘉兴。浙江养猪户则声称是上海松江养猪场往黄浦江倾倒死猪。3月16日，嘉兴市政府开新闻发布会，副市长赵树梅称不能认定上海水域死猪全部来自嘉兴。至今死猪来自何方，犹是上海嘉兴两地扯皮之事。 死猪黄浦江奇幻漂流事件吸引了大量中国媒体，湖南的《潇湘晨报》派了记者前去嘉兴养猪基地新丰镇（据说是死猪来源地）探查，结果发现，当地的死猪数量远远超过嘉兴市政府承认的3601头之数，据说近几天在嘉兴当地河流里捞出来的死猪就高达万头，死猪更是高达7万头。在新丰，死猪抛入河浜是公开的秘密。养猪户一般在晚上，或者清晨，趁没人看见就扔到河里。 当上海与嘉兴就死猪来源问题扯皮时，有网友感叹，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拿出监控异议人士的劲头来调查死猪，不怕查不清来源，可惜在这类事情上，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想多花精力。 死猪年年有，为何今年特别多？ 死猪集中漂流河段位于黄浦江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浙江河道约20-30公里。在外国媒体看来，这么多死猪随意抛进河里，严重影响了上海市的饮水质量早，算得上一起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上海市政府为了让市民放心饮水，市容环卫水上管理处处长朱锦向媒体介绍，黄浦江死猪并非偶然，十多年来一直未断，每年春夏之交、夏秋之交均是高发期。这次只是时间早了点而已。 善于分析中国新闻的人，从这条新闻里会发现好些信息：一，黄埔江里年年有死猪，而且不少，只是在政府看来，永远不会影响水质；二，嘉兴养猪户向来不惜以邻为壑，江河是他们处理死猪最方便的管道。这就带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往年的死猪都到哪里去了？ 中国人吃了多少病死猪肉？ 以下是我在网站上搜到的消息，有助于读者知道为何死猪年年有，今年弃江特别多。 中国新闻网2012年11月9日消息，浙江嘉兴一个由17人构成的制售死猪肉组织，在近三年时间内，加工近8万头死猪，卖出千余吨死猪肉，销售金额达865万元，成为该地近年来制售死猪肉最大案。这个团伙背后还有嘉兴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杨某“罩着”，为他们贩卖病、死猪肉者充当“保护伞”和“卧底”。就在黄浦江死猪漂浮之际，3月14日，浙江温岭对一销售制作死猪肉的组织成员判刑，该组织多达46人。 这两条消息表明，制作销售病死猪肉的组织绝非一起，被抓到的只是极少数而已。 在查获这些组织的同时，还缴获了大批病、死猪肉及其制成的腊肉、腊肠、肉丸、香肠等。这些猪肉及其制品经检测鉴定，检出了奇异变形杆菌、副溶血性弧菌等，并检出菌落总数严重超标，经危害性评估认定，人食用后可能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这些有毒食品多因价格便宜，被餐馆老板买去，或者流向菜场等。 也就是说，嘉兴养猪户之所以乱扔猪，是因为传统的死猪处理商大户刚被抓捕判刑，其余的同业暂时收手不干，养猪户的死猪一时没有出路，只好江葬。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可怜的中国猪，被喂大量抗生素与砒霜 大量的猪因何而死？嘉兴市回应称应是冻死的，这当然是推诿之辞，因为最近嘉兴一带的天气都是摄氏20度左右。目前上海检疫部门已检测出死猪身上带有猪圆环病毒，是一种传染性疫病。从死猪的数量看，这种传染性疫病扩散的范围并不低。 有两篇文章揭示出了猪大批死亡的原因。一篇是《财经》杂志2013年3月10日的“养猪场污染链”，另一篇是《长江日报》3月19日发表的“嘉兴死猪‘砷论’调查：潜伏在养殖端的幽灵”。这两篇文章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唯利是图的中国猪农们，为了让猪尽快出栏，根本不顾猪的自然生长周期，拼命喂各种助长的抗生素甚至砷（砒霜），以下是中国养猪业常见的几种情况： 1、滥用抗生素。一个中美联合研究团队调查了三个年产肉猪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分别位于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研究结果显示：国内一些养猪场大量、长期滥用抗生素，加速细菌的耐药性。耐药细菌是那些发生基因突变后从而进化出耐药性的细菌。通过猪的粪便，这些耐药细菌流入外界环境，产生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具有多重耐药性的细菌。这个研究团队以三个养猪场的猪粪便、粪便堆肥和养猪场附近使用堆肥的农田土壤为样本，共检测到149种耐药基因，其中有63种的浓度比原始森林的土壤检出量高出上百倍，甚至有的高达近3万倍。 猪农把几种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剂量使用，其结果是导致猪极易患病，常见的病是腹泻、伤寒和气喘，过去，大肠杆菌、葡萄球菌感染属于容易治疗的细菌性疾病，现在却变得不易治疗，成为猪的主要传染病。 2、猪农往饲料中添加一些稀有元素和重金属元素，可以为动物生长提供必需的微量元素。中国的肉猪检测中，最常见的是超量重金属铜、锌等，很难被猪完全吸收利用，一部分超标的重金属会在猪的内脏中聚集，会被爱吃内脏的中国人所食用。 3、为了让猪长得“皮红毛亮”，给人以健康的感觉，猪农给猪喂食一定量的有机砷制剂。现在，添加砷制剂在养猪业已经不是秘密。根据猪农说法，有种制剂叫有机砷，用在四月肥之类的猪饲料添加剂里，可以促进猪性腺发育和毛皮亮，改进卖相有利于卖个好价钱。但副作用是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喂食四五个月后会大幅增加猪的内脏腐蚀和死亡率。 嘉兴之殇：鱼米之乡成污染腐臭之地 嘉兴猪农往黄浦江里扔死猪之举，完全是以邻为壑，行为恶劣。但这又不意味嘉兴猪农道德低于全国水准，因为排污及倾倒有毒垃圾事件在中国各地均有发生。也正是这种以邻为壑，才导致中国现在雾霾漫天、有水皆污，全国遍布数百个癌症村。许多数百年以来的鱼米之乡全成了污染之地。 以嘉兴为例，一直是鱼米之乡，除美景之外，人文隽雅，乡绅文化深厚，礼乐教化全国有名，在明代已有“江东一大都会”之美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在“人人害我，我害人人”这种互害氛围中逐渐堕落的。2001年11月，嘉兴北部地区3000多农民因苦于吴江县盛泽镇的工业污水之祸害， 曾于自发组织民间环保行动，沉船筑坝，拒绝污水入境。此次行动得到嘉兴地方政府支持，被称为民间环保的“零点行动”。由于遭受周围工业污染，嘉兴传统产业蚕桑农业难以为继，寻找到的新出路就是养猪。养猪成为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占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 但养猪会造成高污染，中国的养猪场每年会产生6.18亿吨猪粪，作为养猪基地的嘉兴至少年产猪粪数千万吨，还有遍地死猪。这座几十年前荷塘处处，菱藕飘香的江南水乡，如今已成污染腐臭之地。 此次黄浦江死猪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生态环境之殇。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131期 ，2013年4月5日，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3/5049）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TPP 为何不带中国玩？
何清涟 历经数年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TPP）》终于达成。有了WTO，为何还要一个TPP？原因无他，就是要将中国排除在外。此事发生于中国经济下滑之势不可遏制之时，对中国的影响当然比较大，大到什么程度还得看最后结果。 TPP不带中国玩的若干理由 TPP不带中国玩有无数条理由，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结成一句话：“不能让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如果关心国际时事的读者记忆力不错，应该记得2011年夏威夷APEC峰会上奥巴马那句被全球媒体转相征引的话：“中国应该停止操弄国际规则，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从那时至今，世界又等了足足4年，但中国不断用行动证明：决不遵守不由自己参与制订并主导的国际规则。以前签字加入WTO，只是为了成为其中一员，并未真打算遵守规则。 中国政府并不糊涂，从美国眷顾TPP以来，就知道这是针对中国的。TPP并不设置排除中国的规则，但加入的国家必须符合标准，而奥巴马为TPP制订规则的方向就是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努力，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对照TPP规则，中国知道自家哪条都够不上： 贸易和服务自由，即禁止各种门槛。而中国最善于设置各种门槛来管制经济，官员则将此当作寻租工具；货币自由兑换：即禁止政府操纵汇率，今年8月中国为了人民币国际化，在汇率上尝试做点调整，结果导致外汇市场剧烈波动，资本大量外流，不得已再度加强外汇管制。税制公平，即禁止国家给企业出口补贴（中国政府如果不补贴，中国出口企业将大批垮掉）。其余如国企私有化（中共正想让国企到“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私企参股控股）、保护劳工权益（中国血汗工厂世界闻名）、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是世界第一山寨大国）、保护环境资源（中国水陆空污染还在加剧）、信息自由（中国多年来保持“新闻自由之敌”与“互联网之敌”的称号）。 基于以上条款，外界很清楚，TPP其实是一个“禁止中国入内的世界俱乐部”。9月9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会议，会上谈及TPP达成以后是否会考虑接受如中国和印度等更多国家参与，出席会议的主讲成员一致表示，TPP会逐渐发展成一个开放的合作协议，但是中国距离TPP协议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中国媒体分析算有自知之明，“TPP就是为将中国排除在外而着身定做的一套贸易体系，而且以当前中国的条件是不可能达到加入条件的贸易体系”。 美国等12国为何要另起炉灶？原因再清楚不过：中国加入WTO这十年间，屡屡犯规，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不断，成了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了麻烦制造者 中国从签订WTO协议之日始，就没打算认真履行协议条款。朱镕基总理签订协议回国之后不久，对国务院就有个内部讲话，要点是对WTO条款要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灵活运用”说成大白话，就是钻空子。此后，全国各地的WTO讲习班，主要内容就是告诉听讲者，要如何学会钻空子，包括掌握信息，例如某国海关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容易通关。一些货物不能直接从A国入关，但绕一下道，先运到在A国有进口配额的B国换上该国标签再运到A国，获得的关税减免金额数量，超过绕道成本。如果当时力荐中国加入WTO的美国人有机会旁听这些讲座，一定会觉得自己当了东郭先生。 总而言之，中国加入WTO之后，利用其规则和优惠政策，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促使中国经济大发展。在2004年以前，中国因刚加入不久，处于试水阶段，行事还算小心。到了2004年，有毒油漆的玩具与各种劣质产品相继出口，引发不少诉讼。在WTO内部，批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给国企大量资金补贴并人为操纵出口商品价格、侵犯知识产权、操纵重大工程招投标等行为的声音从未消失。仅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诉讼就涉及出口补贴、起诉盗版、中国汽车关税、汽车轮胎、有毒墙板等多项。 中国还面临数起多国联合诉讼。2012年美欧日联合针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措施向WTO提出申诉请求，要求中国停止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措施，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继“原材料出口限制案”后又一涉及矿产资源出口限制的案件。美欧日指责中方对铝土、焦炭、萤石、镁、锰、金属硅、碳化硅、黄磷和锌等9种原材料采取出口配额、出口关税、价格以及数量控制，违反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承诺，造成世界其他国家在钢材、铝材及其他化学制品的生产和出口中处于劣势地位。2014年8月，WTO终裁中国败诉。 但是，WTO争端解决的主要目标是落实合规，而不是为已经造成的伤害提供经济补偿。比如WTO规定，违规国家在合理的期限内终结其不合法的政策，就不需要受到惩罚。就算受到惩罚，但明确裁定的赔偿不具有追溯效力。因此，诉讼上的胜利并不能转化成经济上的胜利，败诉也不意味着经济损失。这就注定不能约束中国这类不在意名誉只在意实利的国家。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屡屡成为WTO裁决中的败诉方，但丝毫未停止继续续违规的原因。 中国这些让人难以接受的钻空子行为，确实让世界很多国家“受够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想撇开中国，另行成立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新型世界经济组织。这就是TPP成立过程中参与国一致同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原因。 TPP如果成立，中国怎么办？ TPP协议达成，中国肯定非常不高兴。且不谈未来的实际利益，目前政府的面子就严重受损。官媒总在吹嘘中国的国际地位何等重要，世界如何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TPP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却刻意将中国关在门外，政府那张涂抹得光鲜靓丽的脸皮顷刻间被抓了几道血痕。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国会对TPP协议不予通过。因为有消息称，美国各界的对TPP的反应不一，工会团体准备倾力反对。其他国家也各在一些不同的条款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的反应比较淡定，远不如当年TPP协议初议之时那样激动，高调指责这是“美国阴谋”。 但有人以为随着TPP的建立，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将有可能回复到闭关锁国状态，也实在有点危言耸听了。善于盘算的中国政府早就经过一番精密计算，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如是说：“TPP某种程度会稀释入世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也不要被吓住。在TPP的12个成员国中，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已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与中国有自贸关系，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也与中国有双边自贸协定，如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顺利，只剩下NAFTA中的美加墨三国了，还是老对手嘛。” 这话的意思是：运用中国式智慧，见缝就钻，TPP未必难得住中国。TPP体系将中国排除在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不能从美国直接获得如今这么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与他国的关系绕道与美国做生意。比如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技术限制出口，中国就通过与美国重要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以色列获得军事技术与武器。美国的军事技术约占以色列武器进口的85-90%和出口的40%，这种合作关系加上自身的研发能力，使以色列成为世界武器和军事装备出口大国，中国通过与以色列轻而易举得到了不少美国拒向中国出口的军事技术。美国虽然很生气，却无法阻止以色列不赚中国的钱。 从TPP成立这一国际经济大事件中，中国真正要吸取的教训是两点：一是为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要遵守国际规则。偷鸡摸狗的屑小之事干多了，自绝于国际社会，人家用不带你玩的方式表达了对你的高度轻蔑，伤了国家颜面。二是对自身的国际定位要准确，“主导国际规则”这身份，洒银子是买不来的，得自身具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道德感召力。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强求，徒惹他国厌恨。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tpp-china-20151006/2994186.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曹长青：看美国左派法官怎么疯
【曹长青按：川普总统下行政命令，出于美国安全考量，对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索马里等七国发出入境禁令。这是保护美国人民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七国中，有六国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索马里曾常年内战，现在的政府也很脆弱，也门的民选政府被伊朗支持的胡塞（伊斯兰势力）叛军推翻。伊朗有中央政府，但却是全球最支持恐怖组织、最反美的毛拉政权。川普总统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对这七国发出暂停入境令（只是三个月），以研究和找出如果鉴别防范这七国入境美国者中有恐怖分子。但这样保护美国人民生命安全的决定，竟被左派有意歪曲诋毁为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更有西雅图联邦法庭的法官下令，停止执行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国土安全部从法律角度，只得服从联邦法官判决，但美国政府正在上诉更高法院，来推翻这个左派法官的判决。为什么美国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法官？其实美国的左派法官很多，经常做出离谱，甚至荒唐的裁决。我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短文谈这个问题。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毫无改变。这个推翻川普行政命令的法官罗巴特（James Robert），就是典型一例。顺便提一句，这个法官是共和党籍总统小布什2003年提名的，之前他只是个律师，不知为什么被小布什看中（重）。去年罗巴特法官在审理黑人告警察不公案件时，竟自己当庭说那句黑人政客煽情口号“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贵），可想而知他左到何种地步（判案法官应中立，起码不应附和哪一方的口号）。后来小布什总统又提名罗伯茨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并是首席大法官，他裁决支持奥巴马健保），都是他看错人、用错人的案例。有人批评小布什不够聪明，从这两个法官提名上看，确实他很有盲点。2017-02-05 】 这是那篇文章： 美国的左派阵营主要有五大块：大学教授群体，主流新闻媒体，好莱坞，律师和法官，工会。其中法官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官判案，起着对社会导向的作用。像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计票纠纷（主要是佛州），佛州最高法院干预选举，引起全国媒体的激烈争论。最后此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做出多数裁决，否决了佛州高院的判决。左派人士批评美国最高法院干预选举，说小布什总统不是美国三亿人民选出来的，而是九个大法官裁决出来的。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干预选举，而只是纠正佛州法院对选举的干预。因佛州选举发生计票纠纷后，已被佛州最高民意机构“州议会”做出了决定（小布什在该州胜选），但佛州最高法院（多是倾向民主党的左派法官）却对选举进行干预，做出否定议会决定的裁决。所以此案才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最后以多数赞成，推翻了佛州高院的干预，恢复了佛州议会的决定。 最近，加州要选州长，也发生了法官出于意识形态立场干预选举的事情。“加州选州长，要重演上次总统大选纠纷”，不少媒体的大标题这样说；因为还没选，官司就打上法庭，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三名左派法官做出裁决，加州州长选举不可按期进行，理由是有些投票机陈旧、不合格。 一时加州以至全美舆论哗然，有报纸评论说，这是左派法官为了帮助民主党州长戴维斯而做的拖延之计。因为戴维斯就是用这些所谓“不合格”的机器“选”出来的，但那个时候，他们不提机器陈旧，现在要选掉他，就说机器不合格了，这明显是在玩政治，要保护戴维斯不被呼声越来越高的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终结”。 在舆论呼声下，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决定召集全部11名法官，重审这个案子，整个庭审是公开的，美国公共电视台C-Span直播，几名法官等公开辩论，最后多数做出裁决，否决了那三名左派法官的裁决，使加州选举能按期进行。 虽然原来的裁决被纠正，但这三名法官的判案，再次反映出美国司法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左派法官占多数的法庭，在判案时往往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法律和常识。很多离奇的裁决，显示美国的法院越来越左倾。 例如去年该庭三名法官的一项裁决就曾引起一场全美风波，因为他们判决学校的“忠诚誓词”（其中有“在上帝之下”这个短词）违宪。当时美国参议院以99对0票通过决议，谴责这项裁决（知名的保守派参院外委会主席赫姆斯因病无法投票，否则就是百分之百。后来这项裁决被该法庭多数法官否决）。而据美国CBS电视台报道，同是这个法庭，却裁决在公立学校宣讲伊斯兰教应受到保护。 《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题为“第九巡回法庭”的社论说，“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再次证明它是美国土地上最发疯的法庭。” 该报社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这些左派法官的判案越来越离谱。例如，加州一个刑犯，为了生孩子，要求狱方把他的精子寄给他的妻子。狱方不同意提供这种服务，狱犯就告到法庭，结果这个法庭的三名法官竟裁决那个犯人胜诉。这简直像个电视脱口秀的笑料。当然，后来该庭多数法官重新审理了此案，纠正了这项裁决。 由于这个法院的裁决经常太离谱，在过去10年中，有约75％的裁决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纠正，其中三次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的。 美国的这种左倾法官的离奇判案，不仅在加州，在全美范围也越来越多。像1992年美国著名的案子，当年79岁的老太太史特拉‧利柏克（Stella Liebeck）因自己把刚买来的热咖啡不小心洒在腿上，竟起诉麦当劳店，说他们的咖啡热度太高，造成她皮肤烫伤；最后左派法官竟判她胜诉，裁决麦当劳店赔偿16万美元，惩罚金48万！ 后来美国有个团体用这个老太太的名字设立了“史特拉奖”（Stella Awards），每年评选美国最荒唐、离奇的案例。去年评出的有：俄亥俄州的律师沙夫尔在乘坐Delta飞机时，邻座恰好是个大胖子；他随后起诉这家航空公司，说他被迫和这个肥男人紧挨度过2小时，如同强迫“结婚”，索赔9万5千美元。另一案是因多项重罪而服15年刑的犹他州犯人莱斯，声称他信仰“吸血教”（Druidic Vampire），要和女吸血教徒有性关系，并要求狱方必须提供血供他吸，否则就是剥夺他的宗教自由。 去年五月，《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旧金山一个240磅的女性被健身俱乐部拒发教练证书，因为俱乐部有身材要求的规定。她到市人权委员会上诉，说“身体歧视”；当时旧金山还有一个案子在审理，是当地芭蕾舞团拒绝了一个女孩的申请，因她长得太矮，太男性化，不符合他们对女芭蕾舞演员身材的要求。结果，那个健身俱乐部怕输官司，和那个240磅的女性“庭外和解”，取消了对体重的要求。 看到这种案子，总是令人吃惊，因为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如果是个大胖子，那谁还相信你这个俱乐部的健身效果呵；看那一身肥肉的“教练”在那气喘吁吁，你还健什么身呢。同样，如果是个矮胖子在台上费劲儿地跳芭蕾舞，那还不如去看日本相扑。 《华尔街日报》对此发表社论说，如果这么发展下去，那下次300磅的男人就可起诉麦当劳，说他们的肥胖是由于汉堡包的味道太好，他们没法拒绝造成的。胖女人也可以起诉好莱坞，说她得不到《漂亮女人》（Pretty Woman）中朱丽娅．罗伯茨那个角色。 这种“政治正确”的做法，在很多法庭越来越流行。例如，几个星期前《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家麦当劳的女员工因小时患病而脸部生理扭曲、落下严重残疾，因而她被雇用后，一直被安排在后台厨房工作。干了几年后，她提出应提拔她做经理，在遭到拒绝后，就上诉法庭，说是该店“歧视”残疾人。 麦当劳店解释说，确实无法提拔她做经理，不仅因为她的能力不够，还因为如果她当了经理，就得去前台，那么她的严重扭曲的脸部，会把来就餐的孩子们吓坏了，顾客会逃走。 报上刊出了这位女士的脸部照片，确实挺吓人，比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丑陋的敲钟人还令人恐怖。当然，这位女性是不幸的，麦当劳当年能雇用这个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人道情怀；今天不提拔她做前台经理，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人总得有点常识，如果顾客都被吓跑了，那这个店还怎么开下去。但“政治正确”的法庭，又是裁决麦当劳败诉，还要求快餐店赔偿这个残疾人精神损失费。至于那个店是否还能开下去，左派法官就根本不管了。 近年更有不少案例是控告烟草公司。香烟盒子上明明写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但这些烟民仍在吞云喷雾，等到患上肺癌等疾病之后，就状告烟草公司。在左派法官主导下的法庭，很多烟民都胜诉，烟草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又成为被痛恨资本主义的左派们痛宰的对象，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地赔偿，以至大的烟草公司，不得不开始逃离美国。 从那个告麦当劳店咖啡过热的老太太史特拉，到告烟草公司的烟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到他人身上，利用美国左派法官的“政治正确”，敲诈商业公司和社会。《纽约时报》8月10日刊出一份纽约市卫生局对艾滋病人的调查结果，在一万名HIV感染者中， 40％承认上次“性活动”中没带保险套，30％说有两个性伙伴，34％承认有三个以上。而这些人却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没给艾滋病药物更多研究款，抱怨社会对他们照顾不够。他们不反省自己的滥交行为，却让别人承担后果，迫使纳税人出更多的钱，来支付他们巨额的医疗费等。 美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到底个人应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右翼保守派一向强调的是，个人自律，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由每一个承担自我责任的个人，组成一个健康强大的社会和国家。而左派们则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鼓励甚至怂恿个人放纵，要求吸毒合法化等，颠覆很多人类的正向传统价值。而左派大学教授，还有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好莱坞，以及像CNN、《纽约时报》等左派旗舰媒体，则把这种个人放纵美化为“自由”，结果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像第九巡回法庭那样的左疯法官，通过他们离奇古怪的判案，政治越来越正确，道德越来越低下，结果等于是用法庭的小锤，一点一点地敲碎美国价值的根基。 2003年9月23日于纽约 2017-0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南非，你为何总让世界为你哭泣？
何清涟 一度是世界左派寻梦园的南非这次发生暴乱，各国媒体都有报道，但多半都是指责祖马的腐败与南非的现状，很少有媒体去触及一个其实无法绕开的深层问题：南非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英美主流媒体回避这点，是害怕给左派的政治王牌——身份政治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张抹黑。 南非一国，引发美国时隔64年的两场哭泣 我对南非的了解，从曼德拉起步。通过香港电视台播放的无数对曼德拉及相关人士的采访，我了解了他的光辉革命道路，也知道美国人为何特别关心南非：1948年，美国小说家艾伦·帕顿出版了一本写南非的畅销小说《为你哭泣，可爱的国家》（Cry, the beloved country），这本书的畅销，唤起了美国人对那个遥远的国度的关心与同情，成为美国左派文化的基因。 2012年，我读到《经济学人》杂志以同一标题发表的封面文章： Cry, the beloved country——Sad South Africa，心情之复杂无以言表。当时，南非仍是左派加持的彩虹之国与寻梦园，正在推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领导颜色革命”，与《经济学人》同等级量的西方媒体当中，愿意写一篇重头报道分析南非的不多，至今仍然如此。 世界左翼（自称进步主义）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联合国机构及西方各国政府、NGO一道努力打造的新南非，于1994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闪亮登场，曼德拉开启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从政之路，本人封圣，从此，诺奖得主-革命领袖、非暴力和平抗争、种族和解，成为颜色革命的标配，影响了世界长达20余年，直到先于他两年得奖的昂山素季女士从政之后，因罗兴亚族穆斯林问题失欢于世界左翼团体，这一道路才算暂告中止。 《经济学人》几哭为哪般？ 但是，集世界万千宠爱、赞誉于一身的彩虹国家很快就让左派陷入尴尬境地，为了掩饰这份尴尬，媒体遗忘了这幅他们亲手绘制的彩虹图。但18年之后，终于让立场左倾的经济学人杂志再度Cry了——之前的那次哭泣，是白人政府当家，《经济学人》为南非贴上无望大陆（the hopeless continent）标签，Cry了一次。 这次《经济学人》哭南非，我总结为五哭： 一哭经济下滑。在过去十年（2012年以前的十年）中，林波波河以北的非洲以年均 6% 的速度增长，而南非的增长率在过去几年放缓至仅 2%。评级机构刚刚下调了南非的主权债务评级。 二哭失业严重，官方公布的 25% 的失业率严重低估，真实失业率可能接近 40%； 24 岁以下的南非人中有一半正在寻找工作。在有工作的人中，三分之一的人每天收入不到 2 美元。 三哭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教育成为南非耻辱，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排名，南非的初等教育在 144 个国家中排名第 132 位，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排名第 143 位（多说一句，美国现在推广的进步主义数学教育，1+1可以不等于2）。 四哭自种族隔离以来，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在世界各国位居前列。 五哭南非政治快成一党专制。以下是《经济学人》文章的原话：“在种族隔离结束近二十年后，南非正在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彩虹国家建立前，“尽管南非有着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传统，但坚实的制度为其在 1994 年向民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适当的议会和选举制度、良好的新宪法、独立的法院、充满活力的媒体和第一世界的股市”。 Cry了之后，《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做出结论：曼德拉是圣人，所有的问题是他退休后的接任者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与雅各布祖玛：“自曼德拉先生于 1999 年退休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悲惨的境地。” 自那之后，南非的情况更糟糕。我这里不多谈了，只谈一条西方左派完全不愿意正视的事实：曼德拉通过平权法案建立的身份政治，就是新南非衰落之由。 新南非建国与衰落皆因身份政治 左派媒体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可以不报道南非衰落的真正原因，但拦不住南非人思考。7月13日，南非人乔纳森·威特（@Jonathan\_Witt）发表一长串推文，追溯南非衰败之由，核心观点是：“政府通过糟糕的社会福利和诸如强制基于种族的就业/企业之类的措施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身份政治，学术界/记者/商界领袖都通过支持这些政策并将其强加给整个社会来做出回应。” 新南非之兴，确实缘于世界进步力量对身份政治的憧憬与追求。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之后，英法殖民者相继退出非洲各国，黑人当家作主的民族国家批量诞生，大批“毛泽东的好学生”夺取政权，基本成了独裁者，只有“非洲明珠”南非仍然是白人当政。世界进步力量决定另辟蹊径，用另一套语言（即人权、普世价值）包装曼德拉，支持他的武装力量并通过诺贝尔和平奖将曼德拉封圣（1993年），表彰曼德拉势力通过和平手段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为新南非奠定了基础。 按照世界“进步力量”的设想，1994年南非GDP总量约1400亿美元，人均GDP达3400美元（同年中国人均GDP为473.49美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有此经济基础，再不断推进身份政治与各种进步主义（实则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南非将成为世界进步样板的彩虹国家。但事与愿违，经济学人那篇为南非 Cry的文章，已将结果说得够清楚。 南非的失败不是在于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而是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种族平等、机会均等、优者进位的合理制度。在消除了隔离制度之后，南非政府陆续颁布了多项法律维护黑人的权利，其中之一是《黑人经济赋权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简称BEE），它根据黑人在企业的股份和受到技能培训的比例给企业打分，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分才能获得政府合同或参与公共采购。BEE 立法与各种其他形式的立法，包括《就业平等法案》（Employment Equity Act）、《技能发展法》、《优先采购框架》等一起配套实施。其中对南非经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就业平等法案》，该法案要求在除国防、情报行业的所有行业中实行种族配额（equally represented in all job categories and levels），任何南非的政府、公营部门及私人商业机构，职员中至少有25%是黑人，董事会成员则需要40%的成员为黑人。 这样种族配额制违反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原理，导致南非公私机构的专业水平严重下降，社会治理退化。南非政府为了实现种族之间的结果均等，无偿没收白人的土地。在这种逆向歧视的种族政策之下，从1994年到2016年，逾80万白人离开南非，而南非白人如今的总人口才430万。特拉斯的CEO马斯克，就是移民他国的南非白人。他们带走了资金和技术，加上南非政府大搞没有经济支撑的社会福利，南非经济就快速衰退了。 《经济学人》提到教育是耻辱，但没说教育退化的严重后果，1994年之前，南非的医学水平世界一流，世界第一例成功的人体心脏移植手术就出自南非。但现在南非的医疗水平沦为穷国水平，成为艾滋病高发之国，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毫无防御能力。 南非政客治国无方，进步主义招式世界领先 南非从曼德拉开始，到目前也就经历了四位总统。这些“革命英雄”出身的左派政客腐败有术、治国无方，为讨好西方左派获得支持，除身份政治之外，在推行西方左派那套“进步主义”社会主张毫不含糊： 1、2006年实行同性婚姻——比美国早9年； 2、南非人吸毒严重，五分之一国民吸毒。但南非学校还于2010年代中期开始在南非学校引入Xanax（介于大麻与海洛因之间的毒品）教育——比美国早5-7年。 3、2021年新法，允许女性同时拥有多名配偶。让女性与该国男性婚姻平权——美国麻萨诸塞剑桥郡等两郡2021年实行开放式婚姻。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影响甚大的共产-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极端宗教这两种思潮的实施，可以让一个国家在10-20年间由富变穷。拉美的委内瑞拉、非洲的南非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动例证；号称“中东小巴黎”的黎巴嫩则被伊斯兰宗教势力折腾成77%的国民吃不饱饭的贫穷乱邦。阿富汗更是奇葩，从1960年代开始，军人与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要建立工人天堂，通过政变成立了亲苏政权。再后来随着政权更替，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各种宗教势力轮番折腾，如今还看不到曙光。 新南非不到30年的历史表明：身份政治与进步主义主张是通往地狱之路。南非黑人如果不将自身从身份政治的泥潭中救拔出来，世界为它Cry的日子还将继续。正在全力推行南非式身份政治与进步主义社会主张的强国，也将被自己折腾成二三流国家。 （原载大纪元，2021年7月1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18/n1309741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一个天主教家庭在中国的遭遇
1988年7月19日，在洛杉矶移民局法庭上，来自中国的莫逢杰声泪俱下，讲述他一家因信仰天主教所遭受的苦难。人，有时能承受住痛苦的煎熬，但承受不住对痛苦的回首。这位44岁的男子汉几次哽咽，泣不成声。他申请美国政治庇护已两次被拒，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在法庭听证会上“主述”。 主述後，法庭一阵短暂沈默。法官被这个中国人的苦难遭遇深深感动，他沉缓、凝重地说∶“我不用回去再审看你的材料了，现在就正式批准。”44年，莫逢杰因“反革命罪”在中国大陆蹲了五年监狱、六年劳改农场，流浪了四年，辗转西非洲小国多哥三年，今天，终获自由！他拥抱着律师，滚落的泪水倾诉着生命的感慨。 莫逢杰的苦难最早缘於他笃信天主教的父亲莫兴龄，而莫兴龄的麻烦是他40年前选择了从加州返回北京。现在，莫家又从中国逃到美国。40年，为了这个“循环”，莫逢杰和他的一家付出了常人无法想像的代价。 ●信教惹祸 莫兴龄是位医学博士，早年毕业於上海震旦医学院。40年代，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天主教会慈善医院做医生。1950年，他和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一样，对中共新政权寄予信任和期望，带领全家经香港返回中国，出任北京海星医院院长。 莫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晚带领全家老少跪在十字架前祈祷“人类相亲相爱”。北京慈善教会办的“育婴堂”(孤儿院)，莫为主要捐款人。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很单纯，只知道忠於上帝、慈善乐施，帮助病人解除痛苦。 这样一位慈祥、善良，与世无争的人怎麽会很快与共产党发生矛盾呢？ 莫医生不仅医术高明，且精通英文和法文。当时很多外国使馆人员找他看病。党的公安机关官员找到他，要求他利用看病机会刺探外国使馆情况，为“祖国”服务。他拒绝了。他认为上帝的儿女应襟怀坦白，怎麽能做见不得人的事？不久，北京公安医院政委到莫家两次，劝说他辞去海星院长，到公安医院任职，并许诺给更多工资，也被他拒绝了。 中共建立新政不久，就开始了“教会革新运动”，主张“自传、自办、自筹经费”，建立新的“三自爱国教会”，使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归共产党领导。当时，绝大多数教徒都对“改造”竭力抵制。於是中共对坚持信仰、“屡教不改”的神父、主教和教友采取“杀掉一批，关押一批，管制一批”的政策。大批宗教人士遭受迫害、监押和枪杀。 教会办的育婴堂也成为党的眼中钉。为取消这个孤儿院，党的干部竟制造谣言，说育婴堂的修女们虐待、杀害儿童，并派军队包围孤儿院，开批斗修女大会。在持枪荷弹的士兵包围下，莫兴龄秉承上帝的真诚和勇气，在会场上讲修女们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孩子们，使他们衣食温饱、患病得到精心治疗。育婴堂收容了百馀孤儿，使他们有“家”可归，并得到修女们圣洁的爱。 会场主持干部被莫的发言激怒了，下令士兵“把他带走! ”育婴堂的修女大部份是外国人，她们高举十字架挡在士兵前，抗议在育婴堂行暴；而育婴堂的孤儿，大部份都得到莫医生的治疗和关怀照顾。此刻，全体跪了下来，场面十分悲壮、感人。士兵最後被迫放了莫。 但不久，育婴堂被解散，修女们被定为“披著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份子”，遭驱逐出境。而莫在去广州购买医疗器械的途中被秘密逮捕。 ●捕杀无辜 莫兴龄的太太曹德贞带著孩子去各级派出所、公安局打听丈夫下落，回答都是“不知道”。一些经常找莫看病的外交官和太太们也为此著急。在当时那种宗教迫害的声浪中，谁都猜到莫医生会“失踪”在哪里。 不久，巴基斯坦使馆一位武官夫人高兴地对曹德贞说∶“请你等著好消息。”原来，在即将举行的一次外交官宴会上，各国外交人员联名向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出担保，保证莫兴龄医生是一个正直、无辜的人，希望能予以释放。结果，在宴会上章汉夫回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由於惊动了外交使团，中共只得对莫案公开审理。1956年，在莫兴龄被关押了两年後，北京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莫15年徒刑。 判决之後，家属可以每月探监一次。莫兴龄利用家人探视递出一份上诉书。曹德贞和亲友们详细商讨的结果是不上诉。因为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上诉就是不认罪，不认罪就要加刑，改判终身监禁或枪决。 莫兴龄被逮捕时，莫逢杰才10岁。他幼年的主要读物是父亲的上诉书，他一遍遍流著热泪看。在上诉书中，莫兴龄描述他受到的非人待遇∶ 他最初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13号——当时的政治犯预审机关。中共给他编织了很多罪名∶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修女，在孤儿院搞非法宗教活动并宣传圣母显圣，用法文透露经济情况（一位法国人午餐时问他北京黄瓜多少钱一斤），还说他一贯“亲美”、“崇美”，因他从美国返回。 莫兴龄不认罪。公安人员就指使一名叫王明道的犯人殴打他，用竹签刺他的指甲缝。王明道是一个牧师，曾译过一些宗教的书，当时颇有名气。被捕後王被折磨得精神崩溃，几近疯癫，公安人员让他干啥就干啥，还写了几万字认罪书。待他被释後，清醒时看到教友都疏远、鄙视他，才知道中共早已将他的认罪材料散发。他羞愧难忍，揪自己头发，打自己耳光。最後携妻子到公安局要求收回所写材料，结果又被收监，坐牢22年。 ●囚室梦魇 被判刑後，莫兴龄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据在此地关押过30年的万神父撰文回忆∶“这监狱关押的犯人上千，里面分成四个工厂∶清河袜厂，清河鞋厂，清河塑胶厂，清河机械厂。当时将我送到机械厂学钳工。”一个宗教家被强迫去学钳工。不久，因机器故障，他的手指被削去。 莫兴龄因医术高超，狱方安排他在监狱医务所给犯人医病。万神父的断指就是经他做的手术。因管教干部在旁监视，作为老相识他们不能说半句话。万吃惊发现，莫原一头乌发，现已全白，可想其内心之煎熬。 莫有八个孩子，莫逢杰是老二，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每个月母亲带著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去监狱看望一次爸爸。每晚念经祈祷‘天主圣母保佑爸爸早日回家。’白天我不哭，深夜我独自跪在圣母像前流泪。每次去见爸爸，我们脱下破衣裳，尽量穿得好一点。每次探监，父亲都要抱我们。弟弟妹妹们很小，父亲就同时抱著两、三个，反复亲吻。弟妹都年幼，只能在探监时短暂地享受父亲的爱。”“後来，不许我们探监了，理由是我父亲‘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关进禁闭室了。” 一次是因为狱医务所党员干部勒令用烤糊的玉米面窝头刮成粉状，冒充药品，欺骗生病的犯人。莫兴龄得知极为愤怒，把假药摔在地下，指责狱方惨无人道。结果他被关禁闭，罪名是“顶撞领导，反动气焰嚣张。” 一次是苏联太空船试验成功，加加林成为第一个太空人。狱方对此大为宣传，说苏联超过美国，共産主义超过资本主义。莫却认为∶这可能并非人类之福。离开民主和自由，掌握的力量越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可能越大。为此，又被关禁闭。 莫家曾辗转收到两封美国朋友来信，欢迎他们再赴美并寄来房子照片。结果被冠罪“里通外国”又禁闭“反省”。 据一些难友後来回忆，莫兴龄一年时间有一半是在单独监禁的窄小囚室中度过的。狱方所以没杀害他，是想利用他高超的医术，因几个“工厂”伤残事故不断。 ●惊天泣鬼 1966年8月，“文革”风暴刮起。北京市监狱的犯人全部转调到山西省大同市大青窑煤矿。这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之一。共产党的残暴和黑暗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像的；苦难的中国人民所具备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也是外界鲜知的。在这个“煤矿”，几千囚犯每天要做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工伤或死亡事故经常发生。而犯人受了工伤手术时不给上麻醉药，党的干部认为“可以节约”，根本不准备麻醉药。一有手术，就听见杀猪般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莫虽仍在医务所，却遇上了大麻烦。因为狱方在监狱中又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莫被牵涉其中。这个集团“首犯”徐关增，19岁时就在学校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死缓，後改判无期徒刑。在大同煤矿监狱，他又联络了26名难友，成立了“首都支部”，下设五个小组。他撰写了政治评论的65篇，主张结束毛泽东的“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还人民自由和民主。 另一名“首犯”王汝强，因英文极好，1958年被英国驻北京记者站录用为翻译，那年他23岁风华正茂。不久，公安机关找到他，强迫他利用翻译身份刺探英国方面的情报。王拒绝後就被逮捕，反被诬为向英提供情报，被判15年。长期监禁，使王真的成了一名反叛者。他一字一句教难友英文，讲解自由、民主和暴政。在狱中，他撰写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20个问题”等理论文章八篇，并撰写诗词12首鼓舞难友。据判决书讲，“王犯其父亲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不知他的亲人今天在海外是否知道，王汝强在中共黑牢中的苦难和勇气。 由於因同性恋被捕的刑事犯白亚明告密，狱方将徐、王等26人全关进禁闭室，继而长期严刑拷打。在严寒的冬天，徐、王等“首犯”被扒光衣服绑在寒风刺骨的院子里，身上被一遍一遍地泼冷水。如此酷刑也未能使他俩屈服，那冻僵的脸上没有畏惧、动摇，只有愤怒和高傲。当人从冻僵中苏醒，他们的回答是背诵林肯的“不自由，毋宁死”和“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等伟人阐述自由的语录。这些伟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最好的学生是在遥远的中国，一群饱受苦难的“囚犯”。 据现可查到的中共“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证实，此狱中成立的“首都支部”主要成员13人全被判决枪杀。1970年3月28日，这13名政治犯被集体枪杀。执行前，他们被五花大绑在大同市游街示校�每个人的下巴被弄“脱臼”，防止他们呼喊口号。写著本人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後面直插肉中，鲜血淋淋。这是目前有资料可以查到的共产党杀害狱中政治犯最多的一次。他们当中，许多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其中一位，曾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翻译成中文，贴在大学校园，引起极大震动�? ●至死不屈 莫兴龄由於在医务所当医生，为彼此隔离的加入“首都支部”的难友中间联络，用林肯有关争取自由的名言鼓舞这些年轻难友，并为他们将来逃出监牢准备了尽可能多的药品。 莫为此被拷打，被揪头发、耳朵，被粗铁丝勒著脖子，铁丝下面挂著装满煤块、石头的篮筐。他咬紧牙关，不说一句话。据一难友回忆，他最後一次在医务所见到莫医生，莫告诉他∶“请转告那些年轻难友，我能挺得住。”他开口的时候，是背诵西方哲人的话∶“屈服和投降是我们永不选择的道路。” 距离15年徒刑期满只差17天，他被折磨致死。这位年仅57岁，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医学博士，生前以爱心和高超的医术医治过无数病人，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带走的却只有遍体累累的伤痕。 当著名宗教家陈基慈神父在拜谒罗马教宗时，秉报莫兴龄的苦难遭遇，教宗为之感动，特别颁发了慰问状给莫的家人，上面写道∶“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慈父般地给一特殊的罗马教宗的祝福——圣佑予∶曹德贞和孩子们。” ●模范母亲 莫兴龄被捕时，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家中八个孩子、两位老人共11口人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全落在了曹德贞的肩上。她白天到北京东四人民医院上班，晚上料理11口人的家务，辛苦异常，还要四处奔波，为丈夫申诉。 她通过熟人介绍找到黄绍宏。黄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中共後被封“人大代表”，是平反小组负责人。黄查阅了莫兴龄的档案和申诉材料，在上面用红笔批示∶“经调查，以下材料完全属实，判15年实在太重了。” 但不久，发生“反右”运动，黄绍宏被打成“大右派”，受到批斗（“文革”时，黄绍宏夫妇被逼日夜跪在毛像前请罪，遭红卫兵毒打，後来夫妻双双自杀）。曹德贞不仅营救丈夫失败，自己也被批斗。罪名两条∶为“大右派”黄绍宏提供反党炮弹；“不与反革命丈夫离婚”。在她的批斗会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嚷叫∶“为什麽不离婚？！”“可以嫁个老头嘛！”“孩子可以送人嘛！”“可以依靠人民政府嘛！” 曹德贞深知丈夫是无辜的，她是家中11口人唯一的依靠，她抱定不离婚、不自杀、不屈服，“打落牙齿和血吞”。批斗後，她被定为“右派”，降职降薪，从护士长降为清扫员。而就在这一年，莫家仅有的几头奶牛也被没收。 1960年，她患甲状腺做过手术不久，医院竟以长期不能上班为由将她开除公职。而第二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她带领孩子们去郊外找薯藤，摘“榆树钱”充饥。有一点吃的，她这张嘴都要让给上有老、下有小的十张嘴，她饥得全身浮肿，仍教育孩子“人穷志不穷”。 最让她痛苦的是後来莫逢杰也被捕入狱。她一头牵挂著监狱中憔悴的丈夫，一头又惦记著囚室中年幼的儿子，两头奔波，一个女人心都碎了。 莫兴龄1969年被折磨死後，她忍著悲痛把孩子都叫到一起，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父亲是好人，他的苦难你们不能忘记！” 曹德贞的含辛茹苦、坚强不屈感动了很多人。她後来到了美国，在1986年《世界日报》举办的全美第五届模范母亲选举中，在旧金山市被评选为模范母亲。 ●家族惨剧 莫家在中国大陆磨难颇多。莫兴龄被判15年折磨致死；莫逢杰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他大哥莫逢佳1970年被定为“反革命”遭批斗、殴打；大姐莫逢英和姐夫在文革中被定为“特嫌”、“反革命”；舅舅和妈妈都被定为“右派”。 莫家更悲惨的是莫逢杰的二姑莫端慧，1954年时她还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因坚持信仰天主教，被判15年徒刑。当时狱方许诺，只要她放弃信仰，或参加党领导的“三自爱国教会”，可马上释放。她拒绝了。而她的恋人廖守基，同样原因被判了22年。在漫长、痛苦的狱墙生活中，俩人忠於上帝，坚守信德，并恪守坚贞不渝的爱情。20多年後俩人都出狱，於1979年举行了婚礼，新娘新郎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後来他俩在香港教会朋友帮助下去了澳洲，澳大利亚总理被他们的遭遇感动，特批他们在澳定居。两年前，廖病故，因20多年铁窗生活已摧残了他的身体，出狱时人已背驼眼花。 ●教堂悲歌 莫家信仰天主教在大陆的不幸并非个别特例。在中共旷日已久的宗教迫害中，俯身皆悲剧，处处有冤情。目前在海外能查的资料披露∶北京圣母院刘德明老修士，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只要他说一句“我不信仰天主教了”就可免却一死，但他就是不肯。刘德明曾对莫兴龄家人给予最大的生活资助，行善一生，惨遭毒手。 上海佘山圣母大教堂的马神父宁死不改信仰，被双手捆绑，头朝下推入教堂附近一口井中淹死。 香港魏希信神父、纽约魏希望神父的父亲魏老先生，因信仰天主教被中共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度过26年後，因年老体衰被释放回家。他曾告诉莫逢杰，在黑龙江劳改农场中，有位神父，奉劝狱中受难教友坚守信德，永不背叛，结果被改判死刑。 上海的朱树德神父被关押在白茅岭监狱农场几十年。龚品梅主教被判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30多年。黑龙江大学教师韩基新，父亲因是东北教区主教，五十年代就被中共枪决。她後来被关押七年，折磨致疯。学生们经常看到她赤脚在校园疯颠行走。北京的赵振声神父，服刑15年後，被强迫结婚。 在“改造教会”运动中，抵制的神父、修女不仅被关押、杀害，还遭到丑化。在上海，公安人员对信德坚固的神父、修女进行几天几夜疲劳审讯，然後突然停止。疲惫深睡的神父、修女被擡到同一床上，然後拍照。照片被散发到教堂，以动摇教徒的信仰。 与此同时，教堂被关闭，教産被没收。北京市内的北堂被中学和低压电器厂占用。西堂、辅仁堂、司徒书院、鲍斯高学校等教会财産都被霸占。北京圣母院被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1979年邓小平上台後搞开放改革，一些长期被关押、年老体弱的神父、教友被陆续释放，从江西、安徽、山西、黑龙江等地监狱回到北京、上海。但条件是同意加入“三自爱国教会”，户口可迁回上海、北京，经济上每月给生活费。上海朱洪声、陈天翔两位神父，不改初衷，组织忠於罗马教廷的教会，又被重新投入监狱。上海王名惠神父曾系狱20年，释放後也因参与非官方教会，於1981年6月又遭逮捕。 上海徐家汇区一位天主教徒陆翠琴老妈妈，年近七十，信德坚固，热心恭主。她对官方教会的活动十分鄙视，对忠於罗马教廷的地下教会积极参加。一天，她家来了三个人，一个衣服褴缕，称是河北省神父，在狱多年，刚被放出。陆老妈妈满腔同情，畅所欲言。谁知来者是公安人员，陆的话都被录音。不久，陆去佘山祈祷，被女公安拍照後塞进汽车抓走。照片是她“在现场进行犯罪的证据”，加上一盒“反动”录音，陆在没审没判下，被关押两年多，1982年释放，不久去世。 即使到今天，中国仍无真正的宗教自由。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南堂是最早开放的，中国和外国人都可在那做弥撒（美国肯尼迪参议员访问北京时到过此教堂）。但这是假像。一个公安学校毕业生曾透露“宣武门的南堂是我们公安局的一个‘点’。我们也学会了念经、祈祷，经常混进去做礼拜，里面一举一动我们都掌握。”已故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早就指示过∶“我们要在共产党员中间培养一批红色神父、牧师和主教。”今天，中国的“三自爱国教会”仍是唯党意志行事，由党导演的马戏团，表演给外国人看的，看我们共产党的“德性”，而真正的主教神父正关在狱中或死在刑场上。 ●立志反抗 莫逢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下长大，他从小就知道了什麽是邪恶。15岁那年，他还是中学生，就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并买了一架旧油印机，把听到的内容印成传单偷偷在校园张贴、散发。 1961年璁假，他参加了北京医学院学生龙白凯（其父母双双饿死在湖南家乡）、段学礼、孝衍美组织的“中国人民社会党”。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时有农民暴动发生——抢粮、抢枪、杀共产党干部。这些年轻的反抗者想乘机汇合农民起义，推翻中共。当时，地下反共组织很多，如“中国青年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中国人民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党”，“反共救民军”等。 不久，莫的组织被当局侦破。龙白凯等三人被以“反革命”罪判了15年刑。莫逢杰被判5年徒刑，并没收了他的旧油印机和五元钱活动经费。那年他是高二学生，才17岁。 五年刑满後，因他抗拒改造，被从北京第二监狱又押送到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劳改农场。莫在此多次遭到批斗、殴打。也许从父亲那里遗传到执拗和倔强，莫逢杰蹲禁闭室时，在反省书上写道∶“我有思想自由，拒绝思想改造。”结果换来鞭子抽，刑事犯们被指使围成一团殴打他，脸上、身上、头皮上留下伤痕累累。 他後来从劳改农场逃出，四处流浪。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不忘找书，读孟德斯鸠、卢梭论人权的著作。他的思想从为父报仇提升到对自由有了深刻认识。他写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那就是生存的权利、思想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组成是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非为了镇压人民。共产党信奉‘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就是暴政。” 1981年，在海外亲友的帮助下，莫逢杰到了非洲多哥。站在西非洲的沙漠中，他思索著几十年苦难的答案∶“我用血泪和劫难的代价思索了30多年，得出结论，共产党就是黑手党。所不同者，它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巨大的野心，更残忍、更狡诈，对人类的自由和生存日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共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通过阴谋与暴力，对内建立无情镇压与强迫服从的奴隶社会，对外试图赤化全球。” ●续写人生 此刻，莫逢杰站在洛杉矶移民局法庭上，那双腿，跋涉过了多少跋涉不过的苦难，此刻自由了，却一步也迈不动。他站在那里，静静地流泪，用人类最原始的表达方式述说他的感慨、他的激动、他的不知所措。他最後想到的是该怎样走好这余下的自由的生命—— 1988年初，他创办了“中国大陆避难者美西协会”，专门帮助那些受难的中国同胞。何伟明、张诺、张月娥、毕瑞斌、戚小姐┅┅有几十人得到帮助。莫逢杰晚上在旅馆做警卫，白天牺牲睡眠，用车拉著这些刚逃到美国的同胞找房子、学车、办工卡、找律师以及帮助整理政治庇护材料。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他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人称他正直、坦诚。大洛杉矶地区各项抗议中共的活动，都少不了莫逢杰的身影。 中共代表团来洛城，他和弟弟莫逢俊去“瓦解”，游说他们“起义”。一次两个团来了八个人，经他俩“工作”後，四人脱队出逃。1989年夏，中共三省商展在洛杉矶，从开幕到闭幕，他和弟弟天天到展址举牌示威，晚上到中共代表住的旅馆，从门缝塞剪报，揭露“六四”屠杀真相。 他曾请假四天，到移民局法庭为刚逃进美国的大陆同胞姚焕瑞做证，用他的经历证实中共的暴政。他请假三天，为访美的一中共处长讲解政治庇护和人权。民运高潮时，他曾买了一千罐汽水送给在中共驻洛杉矶使馆前示威人群。他为教会和民运捐款有四位数。他没领取过美国一分钱救济，全凭自己苦干打天下，前年买了房子，四房两浴还有泳池。 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汽车一发动，一盘纪念“六四”的录音歌带会自动响起，那歌声合弦着他生命的理念∶“我宽阔的胸膛就是一片自由的广场，为了自由的中国、拼搏、拼搏！” 有人问他到美国的感受，他说，最震撼他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都交给我吧! ”他给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理想∶将来当个作家。 事实上，他的经历和他一家的遭遇就是一本震撼人心的书，已用血和泪写在了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 （载纽约《中国之春》1992年8月号） 1992-08-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被奶粉摧毁的大国自信 ——写于 2013 年两会召开前夕
当国内媒体正苦思冥想如何挖掘“两会”的新闻点之时，中国的奶粉再次成了海外中文媒体的热议话题：3月1日是香港奶粉限带出境新法例实施的第一日，新例规定，除非获发许可证，不可携带多于总净重量1.8公斤、相当于两罐婴儿奶粉的数量出境。就在这一天，有十人因违规而被拘捕。3月2日，中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在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内地奶粉99%合格。 这两条新闻真是让人雷倒：要怎样旷日持持久的抢购狂潮，才能让港府罔顾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出台一部这样伤害大陆人民感情的法例？这事件要大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中国政府竟然在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声明本国奶粉质量安全可靠？中国消费者要有怎样的驱动力，才会为了几罐奶粉甘冒坐牢之险？ 且莫笑话，小小奶粉问题实乃折射了当今中国面临的许多大问题，诸如政府信用、厂商信誉、环境污染形成的食物链等等尽囊括其中。以下是我对抢购奶粉事件的追踪分析。 悲催的答案：中国生产合格奶粉比生产导弹还难 2008年三鹿奶粉殆害结石宝宝一案被揭露出来之后，举国同愤。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中国卫星、航天飞机都上了天，为何就生产不出合格的奶粉？ 在环环追索之下，奶粉生产商指出牛奶不合格是奶农在原料里掺假所致；奶农呼冤，说绝对没掺假，都是饲料惹的祸；饲料问题就引出一个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的话题，即土地污染问题。这一怪罪游戏就到此为止。我记得当时有组漫画，画的就是这一怪罪游戏全过程。只是当时全国土地污染之严重还未被揭示，民众怨愤所向，主要还是厂商 中国政府当然不想再沿着这个话题追索下去，因为污染土地（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土地）上产出的农产品会形成各种致癌物质，政府不想造成民心恐慌。可怜的中国奶牛，从出生之日始，就被这种饲料喂养大，哪有可能产出合格的奶？我还注意到，在那一波毒奶粉的密集报道中，雀巢等外国品牌凡在中国就地生产，由于奶源与中国厂商相同，奶粉也有质量问题。 据查，中国牧草也进口，比如在美国加州进口紫苜蓿（Parched in the West but Shipping Water to China, Bale by Bale），但那肯定不是给普通奶牛吃的，是特供奶牛享用的特供牧草。 或许有人会问：我们不是有内蒙古大草原吗？答案是，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地面积已达3867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原的60%以上，鄂尔多斯草原的退化面积更是高达68%以上。只要看看巴西的情况，就知道中国奶牛的可怜了：号称“世界粮仓”的巴西有草原面积 2.25亿公顷，草地畜牧业比较发达，以养牛、养鸡、养猪为主。1965年联邦政府制订了《环境保护法》，规定农牧场20%的土地不能开发，必须用于环境保护，因此，巴西的牛存栏量在2亿头左右，几乎是一公顷地的牧草供养一头牛的标准。 这就是中国生产合格奶粉比生产导弹要困难得多的原因。 中国奶粉厂商的尴尬与困境 国内有两篇报道谈到中国奶粉生产业的情况，一是“国产奶粉规模挑战全球第一，难撼洋品牌高端垄断”，二是“国产奶粉高出进口30%多 出路何在？”。 这两篇报道谈了几个要点：一，中国厂商的奶源问题。文章没谈国内土地污染造成的农作物污染食物链，但谈到国外牧场基本都有大片的天然草原，远离工业污染，人也少，空气和水源都相对比较有保证，乳牛患病率较低，生产监管严格，产品质量有保证；二、中国奶粉生产规模挑战全球第一，但奶农规模小、喂养成本高出国外同行30%，导致鲜奶价格高。因此，国产奶粉成本高，售价却比洋品牌低，还不受欢迎。 对于“生产规模挑战全球第一”的奶粉制造业，中国政府当然要扶持。问题是经过了三聚氰胺风波之后，消费者已经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尽管乳制品工业协会不断借助媒体宣称：“当前国产奶粉质量历史上最好”，但还是导致一个世界奇观：在国产奶粉销售困难之际，香港等地出现了奶粉抢购潮。近几年，大陆人到香港抢购奶粉不断成为港媒报导的重要新闻，不但在海外催生了一个为中国人代购奶粉的新行业，还在香港催生出了这么一部奇异的法例。 香港自开埠以来，大概还未出现过这种奇观，即由于大陆人抢购奶粉而造成奶粉短缺，有人做了两幅图，“大陆人抢购奶粉囤积晒冷大图鉴”，“大陆水货犯全球侵略抢奶粉地图”。香港人在三年大饥荒时曾经慷慨帮助大陆同胞，此时为了奶粉不惜立法限购，于此可见抢购奶粉引发的矛盾之激烈。 香港为什么要出台这部限购奶粉的法例？ 香港在修订《进出口（一般）条例》（第60章，附属法例A）之前，曾征求公众意见。一共收到团体递交的意见书15份（谘询期间收到的意见书），这些团体除了贸易公司之外，还有公益性团体，基本都是反对这一立法的。最后这部堪称荒诞的法例还是出台了，为什么？ 如果说是香港市民抱怨大陆水货客抢购奶粉，港府为了保护本地居民利益而立法，这似乎不太象港府作为，因为香港居民对大陆的意见绝对不止此一端，比如反对大陆孕妇赴港产子占用医疗资源比反对抢购奶粉更激烈，但香港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大会只是通过决议，2013年香港公立医院将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妇预约分娩，并建议将未经预约分娩个案的收费由48000港元调高至90000港元。非关宏旨的抢购奶粉竟然成了立法缘由，实在让人想不通。 还有人说是由于欧盟实行牛奶配额制度，2012年10月奥地利、爱尔兰、荷兰、德国、塞浦路斯和卢森堡六国在2011/2012年度的牛奶产量超过其配额，被罚7900万欧元，因而香港进口奶粉有限，故此实行限带奶粉出境法例。但香港的贸易商应该知道市场供求关系，为何陈情港府希望不要立法？ 通盘考虑之后，我猜想只有一个理由可解释得通，即北京为了保住大陆奶业（世界第一，投入不少），向港府施压，希望其通过立法限制大陆人赴港抢购奶粉，逼迫可怜的大陆人不得不购买他们不信任的国产奶粉。近十余年来，中国利益集团俘获国家（即大型工商业集团通过游说政府改变产业政策）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香港对北京言听计从，在北京施压之下满足中央政府意愿并非没有可能。 早已荣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竟然无法满足本国母亲对奶粉的安全需求，实属盛世荒诞之事。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这都是中国的悲剧，是无数中国政治闹剧叠加演化的结果。连一罐小小的婴儿奶粉都无法让本国的母亲们放心，北京的“大国崛起”之梦还能成真么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3月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3/china-milk-power/）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六中全会前夕上演《突围》的政治考虑
何清涟 周梅森的《人民的财产》这部剧完成数年之后，惨遭演员换脸、删减后，终于易名《突围》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播出，按如今这个节奏，大约在六中全会召开那天之前播放完毕，这当然是中宣部的精心安排。 国内人评价这部剧，多着眼于演员的阵容与演技，还有人质疑程端阳这个全国劳模培养出三个央企高管徒弟的真实性。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者创作要有发挥空间，因此我更感兴趣的为何在此刻推出的政治考量。 这得先了解一下这部剧的梗概。 周梅森的小说《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名义》姊妹篇）数年前就完成了，故事依然发生在汉东省京州市，时间则在《人民的名义》反腐风暴之后半年，讲述国企京州中福在中福集团八十年庆之前八十天内发生的故事。京州中福面临巨大困境，账面巨亏十五亿，其中既有市场变化的因素，也有国企必然存在的腐败问题。一场意外的爆炸，终于将棚户区改造的五亿资金去向摆放到地方政府与京州中福公司这两大势力的台面上。整个故事以此为中心事件，将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与人事关系逐步暴露，党政高官、企业高管、社会各界、底层弱势群体，各方神圣纷纷登场。小说内容涉及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银企险企、民间借贷等，从历史到现实，从国企到民企，从政府高层到民间，几乎就是今天中国的缩写版，作者不急不徐，通过现实问题让社会各阶层聚集到舞台上，还真有点作者自许的“当代清明上河图”的况味。 《突围》的主角中福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齐本安说是“空降”，其实并非外人，他是中福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林满江的师弟，自己人。剧中，林满江、石红杏、齐本安三人境够出自全国劳模程端阳门下的师兄弟，多年来奉师命“共同进步”。本剧易名为《突围》，虽然有政治考量，但也符合剧情：齐本安履任京州中福公司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之后，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局中局、套中套，尤其是涉事人员基本就是多年有提拔之恩、共同进步之谊的同门师兄、师姐，他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不作为——事实上做不到，省、市两级纪检步步紧逼，人证、物证俱在，他没有可能放着线索不查，如果那样，“懒政”这顶帽子正好套在头上；另一条路则是从牵缠不清的人事关系的中破茧而出，有如突围，因此，用《突围》做剧名，确实也符合齐本安们的现实处境——国内剧评当然不会提到齐本安的处境与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十余年来的处境类似，但在观剧的过程中，确实会让人有这样的联想。 周梅森将林、石、齐三人的关系描绘成同出自全国劳模程端阳门下的师兄弟，多年来遵师命一道“进步”（中共元老陈云谈培养接班人时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这样的全国劳动模范当然有，比如那位“万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被爆料全家都是高官巨富，只不过申纪兰照顾的都是自家亲儿女。类似的虚拟血缘关系在中国，只有“红二代”这个群体可以类比，他们没有血缘，只因父辈是中共开国元勋，才有了政治利益这条非常牢固的纽带。今年中共建党百年大庆，红二代们按父辈爵位在庆典上游车河，说明习近平虽然“虚其位”（让红二代不能干政）、但“荣其爵”，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骨子里高度认同这种虚拟血缘的政治纽带。 中福集团的“林家铺子”，其实就是中国政治中无处不在的帮派政治，这倒不是中共创造发明的，历朝历代都有，有中共特点的是结帮拉派的纽带不同于历朝。比如兴科举之后的朝廷帮派有出身同门（科举考试同一座师或者同年进士）、或者政治观点相同（如明代东林）、也有因地缘而结帮派的（江浙一带科考取士，江浙为冠），但《突围》中的帮派央企中福集团的“林家铺子”，却是以全国劳模程端阳女士为纽带，这确实很有时代特点。据周梅森自述，他的儿时伙伴里，有些人因矿难成了孤儿，他们就是故事里的林满江、石红杏、齐本安：“三个半大孩子被工会的老主席带到矿工新村程端阳家，党组织把失去父亲的孩子连同一沓包在手绢里总共300元钱，交付给程师傅，嘱托她替组织把孩子们带大，教他们一门技术。”程端阳训徒教子无术，亲儿子皮丹是她的人生负数，但驯徒有方，三位学徒都成为国企高管，最后终于成就了“林家铺子“这支势力，以集团董事长林满江为首，核心人物有京州中福的原掌舵人石红杏，今掌舵人齐本安，以及一无是处的皮丹等人都是林家铺子的重要成员。 这种政治集团，在中国官场中结成一个又一个“无物之阵”。所谓“无物之阵”是指：分明被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敌，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会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因而敌人也在随时变换 。齐本安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无物之阵”。小说的年代是2013年，那年正逢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开始反腐。这些年来，习近平的政治“突围”与齐本安极其相似：出道、升迁的助力，得自于他的“红二”身份、看起来无害（尤其是与薄熙来的咄咄逼人相比更显突出），以及履历的干净。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的反腐， 与齐本安到京州中福集团任职的经历也极其相似，难免要触及那个成就他、造就他的小集团的利益，最后与提拔他的党内恩主反目相向，直到如今，习近平还在从事各种政治清洗，包括他上任后任命提拔的党政军警各种人物——当然，齐本安的位置远比习要低，涉及的范围就一国企而已，Size不同，但事理相通。 《突围》一剧以小见大，以一个央企与地级市作为展现各种矛盾的中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央企与地方政府的微妙关系、当地政治集团的裙带关系、官场中的任人唯亲、政商关系、地方政府及央企与银行的关系、金融衍生集团（财富神话公司）、甚至媒体、媒体人的存活之道全都跃然纸上，甚至连中国调查记者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秦小冲的遭遇、性格都很鲜活。所有这些，都有现实作为参照物。 回到现实。事到如今，海外各种分析已经与两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还有各种真假虚实难以辨识的小道消息，比如北戴河会议、元老们不满、军中政变等等传出；现在则公认党内已经没有挑战习的力量。宣传部门在十九届六中全会这个当口放这部电视剧，政治用意非常明显：习近平正带领党内的正直力量在“突围”，这个“围”就是一个“无物之阵”。习近平的苦恼在于：他声称的党的利益与理想，除了党的统治之外，其余空无一物；但腐败官员却在在皆是， 如雨后春笋，抓不胜抓。我猜想，面对此情此景，习近平会经常想起煤山君那句“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周梅森擅长驾驭大时代题材，这方面能力可能只有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堪与比肩。他这部小说、这部剧当然不是为十九大六中全会而写，但不妨碍中共宣传部门裁剪利用。从国内来看，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只是中途；从国际局势来看，中美之争刚拉开序幕。可惜这部剧写的是2013年，那时中美还是“战略伙伴关系”（剧中人物屡屡借用这个词），真希望周梅森再继续跟进，续写“汉东风云”。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10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0292021114040.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布什的改革要保住姚明的腿
去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导致美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在布什赢得选举人票、全国人头票，同时共和党又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之後，这位连任总统誓言，人民给了他“资本”，他将用来进行改革：在对外政策上，美国更明确把推展自由作为外交战略，从伊拉克刮起的选举旋风，正吹进周边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叙利亚的人民，都开始要求民主，曾被毛拉和暴君统治下如同一潭死水的中东，正出现勃勃生机。 无声的变化则发生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布什提出两项新政，一是改革养老金制度；二是大幅减税。被称为“社会安全基金”的美国老人退休金，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职工薪水被政府扣留一定比例，退休後再作为福利金逐月退给本人。由於退休者寿命延长（美国平均寿命已达77岁）等因素，老人领取的退休金额超过原来的预交数，因而导致退休者实际上也在“领取”正工作者预交的退休金，即年轻人养老人。三十年代该制度刚建时，40人养一个退休者，五十年代降到8.6人养一人，现在则只有3.3养一个了。按这个速度，三年後两人养一人，再有20年，养老金入不敷出，该制度将破产。 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他的大政府左派理念有直接关系，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政府控制个人财产与福利的功能。罗斯福当时的所谓“新政”，主要是扩大政府权力，限制市场和个人财产。罗斯福曾尝试像共产国家那样把钢铁厂等收归国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实现。另一个原因是，三十年代热衷均贫富的共产党在苏联得势，强调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罗斯福担心贫富差别扩大可能导致共产势力在美国兴起，因此用退休金制度来保证老人生活，降低共产宣传的作用。 布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养老金的一部份提前还给个人，但不是给个人随便花费，而是让个人把它投资股市，以钱滚钱。有人提出，为何不由政府来统一投资？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布什的经济理念不是大政府，而是个人权利，要把美国建成一个“个人所有权的社会”（Ownership Society），使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而不是依赖政府和他人。它的实质是对三十年代罗斯福左翼政策的一个矫正，从国家权力，转向个人权利，从强调政府功能，转向重视社会。 布什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更是如此。美国的税收制度相当繁琐，按不同收入而设有五个等级的税率，最高个人税率是36.9％，即富人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缴税，政府把这种强制收缴的税，再分配给穷人作为福利以及政府开销。布什准备简化税率并大幅减税，实质是要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使个人对自己的收入有更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而不是由政府高税收後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高税收、高福利，和大幅减税，控制福利，是西方左右派的主要经济理念分歧。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比较可明显看出，美国实行大幅减税、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欧主要国家（除英国外）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结果经济普遍滞缓。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2％，而法国是9.7％，德国是9.9％，欧盟25国平均失业率是8.9％。美国去年经济增长3.5％，而法德两国都不到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今世界致力减税和单一税率（flat tax）的，反而是那些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据《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芬德（John Fund）最近文章中的数据，1994年，立陶宛三小国中的爱沙尼亚首先从香港的单一税率获得灵感，废除了该国过去45年一直使用的多级税率，随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跟进，结果立陶宛三国的经济都呈强劲增长趋势。 立陶宛三国的单一税率引起俄国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林诺夫的注意，在他建议下，普京总统决定俄国实行13％的单一税率，结果俄国的税收迄今增加了150％，去年经济增长率达7.3％。伦敦“亚当史密研究所”（ASI）的报告说，“俄国的经济增长和单一低税率有直接关系，因为税率那麽低，人们就不那麽逃税，而倾向增加投资、工作和储蓄。” 在立陶宛和俄国之後，塞尔维亚也实行了14％的单一税率，随後乌克兰跟进，像俄国那样实行13％的单一税率，然後邻国乔治亚也跟进效仿。锐意改革的罗马尼亚新总理去年底上任後两周，就决定从今年元旦始，该国实行16％的单一税率。 去年初，斯洛伐克也废除了过去多达一百多种打税类的等级税率，而采取17％的单一税率，结果该国失业率下降，去年经济增长率达4.9％，“世界银行”把斯洛伐克评为去年世界经济改革榜之首。这股“单一税率”之风也吹到中国，西方名著《单一税率》（The Flat Tax）最近在中国也有了译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写了译序。 为什麽这些实行单一税率的都是前共产国家？因为经过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灾难之後，这些国家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的价值，更清楚由政府包揽的政策带来多大的灾难。《华尔街日报》曾就斯洛伐克实行单一税率发表社论感慨说，最好“把我们美国国会和斯洛伐克的换一下”；因为在西方国家，主张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绝对反对单一税率。在美国，别说左派民主党，即使右翼共和党，内部也意见不一。1996年《富比士》杂�易懿酶槐仁浚⊿teve Forbes）出马竞选总统，在共和党内竞争提名就败北，因为他主张美国应实行17％的单一税率。 左派所以反对单一税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实行这种政策，富人和中产阶级就会少缴税，就没有那麽多税款来养活大政府，来给穷人发福利，就没法实现均贫富的乌托邦理想。而右派则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强行用国家政策均贫富，不仅不合理，尤其不道德，不仅对富人不道德，更剥夺穷人的尊严，等於鼓励他们一直处於靠别人施舍状态。而且以国家力量强行操作均贫富，结果不仅丧失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共产国家计划经济导致的灾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近年美国内部对此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对立上。一位是《正义论》作者罗尔斯（John Rawls），他是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理论家，主张一个社会可以用“善”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和弱者。这种理论为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同事、哈佛哲学教授诺齐克（Robert Nozick）则以《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反驳罗尔斯，强调人的“权利大於善”，反对国家和社会用“好心”，即“善”的名义剥夺别人的财产和自由，坚持人的自由和权利高於“善心”。这就好像捐款，一个人是不是捐，这种决定权大於必须捐的“道德要求”。他自己自由做决定的权利，比那个强行要求的“善”更重要。而在共产国家，向来都是国家以“善”的名义，以什麽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理由，抢劫人民财产，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罗尔斯继承的是马克思、凯恩斯，这“三斯”憧憬的仍是那种均贫富的乌托邦；而诺齐克则继承了哈耶克，这“二克”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罗尔斯为了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甚至把人的天赋都视为公共财富，不属个人所有，也要“均”。诺齐克对此诘问说，如果一个人碰巧幸运地拥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是否应捐出一只给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像二米高的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腿就应该锯去一段，移植到矮子的脚上。 诺齐克看重市场经济，强调人们在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交换权利，除非产权获得和交换使他人状况恶化。对此诺齐克举例说，如某人独占了沙漠中唯一的自然水源，然後以任意高价售水，才算造成人状况恶化；但如果某人发明了治疗致命疾病的药方，为此任意开价，则应被允许，因别人只是无法获得他的发明，不是他造成别人状况恶化。诺齐克的这种定义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由此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充分实现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情况下，社会富有和相对平等。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它是左派知识份子的“致命的自负”。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导致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向左转，都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来管的“父权式政府”。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则高达百分之百。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尝试。 这次布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大幅减税、简化税率，不应该被认为只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布什这种要纠正罗斯福以来的扩大政府权限的做法，是在重新回到实践亚当．史密、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优先理论。以美国主导的这场21世纪初的经济革命如果成功，不仅将奠定美国未来经济繁荣的底座，而且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样板，促使世界更走向自由，而不是朝向福利社会主义乌托邦。 （载《开放》2005年4月号） 2005-04-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从撒切尔夫人语录看她的气质
●撒切尔夫人生前快言快语，很少隐藏自己的观点。以下是她的一些语录，以及别人对她的言论。 1979年∶“我不是个谋求共识的政治家。我是个有信仰的政治家。” 1980年∶“我喜欢说理。我喜欢辩论。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工作不应该是那样。” 1980年∶“我不在乎我手下的部长们说多少话，关键是他们要说到做到。” 1980年∶“没人会记得那些只有善心的人。他必须还得有钱才行。” 评论1984-85年矿工罢工∶“在外部，我们得对付在福克兰岛的敌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内部的敌人，他们更难对付，他们对自由的威胁更大。” 1987年∶“根本没有社会这个东西。只有单个的男女和家庭。” 1969年，在伦敦北部做反对党议员∶“在我一生当中女人不会成为首相或外相 ˉ 她们得不到最高的职位。反正我不愿意当首相，（当首相）你得100%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1979年，该年她成为英国首相∶“任何了解持家的女人都对管理国家的问题有更多了解。” 1980年，都柏林欧盟峰会∶“还回我的钱！” 1991年5月，离开唐宁街10号6个月後∶“家，是个你没什麽更好事情做的时候去的地方。” 对她的评价 法国总统密特朗∶“她有一双暴君的眼睛，一张梦露的嘴。” 撒切尔夫人的新闻秘书英格拉姆爵士∶“她一直是个有吸引力的女人。她不仅有电影明星的魅力；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表现得像电影明星一样。” 1948年当时的玛格丽特•罗伯特求职遭拒後人事部对她的鉴定∶“这是个固执、倔强和过度自以为是的女人。” ——原载∶BBC中文网2013年4月8日 2013-04-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美国之音∶曹长青和中国学者辩论美国大选
2012-10-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特赦腐败与敦请行宪
最近，中国政府的反腐败由“风暴”变成江南细雨，润物无声。紧接着出现两个话题，一是张维迎的特赦腐败，二是张千帆等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改革共识倡议书》。这两种建言的内容与要解决的问题相差有如霄壤，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看到了中国的危机。 吴思、张维迎的“特赦腐败”目标不同 说到张维迎的特赦腐败，不得不提到早几个月提出此论的吴思。吴、张两人的共同点是看到了腐败极其严重且极难管治，但两人提出特赦腐败的目的却不相同。 吴思希望以赦免权贵与官员腐败之罪来赎买政改，以此卸下中国官员群体的腐败包袱，“荡涤污秽”，“与民更始”。这一建议显然未考虑特赦有无实施可能以及转型正义。观照中外历史，实行特赦的前提是政权鼎革，江山易主，为了达成社会和解，结束社会动荡，胜利者以赦免这种方式有条件地向失败者宣示恩惠，目的是为了避免追究历史责任造成滥杀。目前的中国，坐在龙庭上的执政者并未变更，处于弱势的人民依旧双手空空，没有任何筹码可以逼迫统治者让渡权力。仅仅用“暴力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来劝谕统治集团政改（让出权力），有如羊群对狼开出条件：以羊群不追究狼吃过多少羊的责任为条件，狼羊建立共和。狼则承诺，以后出于良知，不再吃羊。 张维迎并未忘记自己许久以前曾经发表过“腐败推动改革论”，因此他将腐败分成“创造价值的腐败”与“毁灭价值的腐败”，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赎买权利，使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就是他以前为之辩护的“创造价值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即买官卖官，反腐败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这是“毁灭价值的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为了对这类腐败有个了断，他提出，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这是为党的存亡考虑的特赦腐败，目的是为了让官员不在反腐的威慑下消极怠工，政府保持效率。至于现阶段的腐败除了买官卖官之外，其实还有多种形式的商业腐败这一现实，以及现在这种“毁灭价值的腐败”是由他口中那种“创造价值的腐败”发展而来，张维迎就一律忽略不计。 张维迎的建议不需要腐败官员付出任何成本。中共当局未便采纳的原因除了有政治合法性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实用目的，讲特赦，等于变相赞成腐败合法化，执政者从此将丧失最后对本集团成员的约束手段。目前，中共党内所有的党纪约束早成摆设，就剩下用反腐败这一招术。虽说反腐早已沦为权力斗争工具，但狼群也有狼群的规矩，放弃这些规矩，狼群内部就要乱套。战国时期各国策士向其国君献策时，不少都献上君王驭臣之术。张维迎大概不太研究策士的游说之术，这一建议虽然很符合官员心意，但不符合党作为一个组织的需要。 《改革共识倡议书》问世 12月24日，由张千帆等知识分子与一些媒体人联名共署的《改革共识倡议书》在共识网及张千帆的博客先后登出，鲜明地表达了希望中国和平转型（小革命）的愿望。签署者表示，不希望“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之中”，希望通过倡议书这种形式形成体制外压力，激发体制内的改革动力，希望党内外有识之士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 为了北京能够接受这一建言，倡议书很小心地避开了被中南海定性为“邪路”的西方民主，从要求中共兑现1982宪法的承诺，依宪行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签署者认为，这些主张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认同的改革共识。全文共8500字，与《零八宪章》的主要内容相当一致，民主、人权、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要素都囊括其中。如果一定要找出不同，那就是这两点：第一，《零八宪章》早诞生了四年整，由部分政治异议人士作为签署领衔者，还有英文版同时发表，在海外造成很大声势。而《改革共识倡议书》以体制内知识人士为主体，以国内吁请为主要目标；第二，《零八宪章》的语言可能更接近西方。也许就因为二者主要理念的一致，《零八宪章》的主要参与者徐友渔也在《改革共识倡议书》上签了名。 这四年的时差当然很重要，2008年北京奥运带给中国的表面辉煌已经褪尽，如今中国社会矛盾的积聚与尖锐已非复当年可比。因此，这份以温和理性为特点的敦请改革书也被以“补屋”为宗旨的共识网所刊登，在微博与推特上都引起反响，只是与一些大的社会性话题引起的反响相比，没有那么热烈。从国内微博上的评述来看，不少人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知识界对中国的一大贡献；也有部分持怀疑态度的，认为这是与虎谋皮，当局不可能接受——我之所以未引述Twitter中文圈的反应，一是因为国内微博相对要“接地气”一些；二是微博用户的语言一向比推特上相对平和，我注意到同一位发言者在推特与微博上对倡议书的评论口气就有些不同。 我认为，在中共高层于十八大明确宣示不走“邪路”、执政集团无改革动力、社会底层无博弈能力的情况下，这几十位知识分子能够尽责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提倡重建改革共识，并在技术层面提出一些能够付诸操作的细节，他们希望通过这番建言打破僵局，恳请当局以国家与人民为重，促使宪法实践化、经济市场化、党内民主化，这一行动无论如何都值得尊敬。中共当局如果连这种温和理性的建议都不接受，只会让更多的人失望，继续消蚀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从2008年的《零八宪章》到今天的《改革共识倡议书》，这段历程让人不禁想起1898年的戊戌变法与1906年的清末预备立宪。当年，被今人讥之为瞒旰守旧的西太后能够俯允臣工所请，试行立宪，将1898年被她排斥的维新主张化为新政内容。中国人今天的要求并不奢侈，只希望中南海诸公具有当年西太后曾有过的心胸，开放城门，放下吊桥，让出一条小小的通道，让中国在宪政实验中慢慢前行。 中南海会不会断绝国人这最后一丝希望？我们且看中南海的反应。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4期 2012年12月14日—12月2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015）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中共没有能力攻占台湾
由於两国论，中共又对台湾文攻武吓，扬言不惜武力对付台湾。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共「不惜」，它是否有军事能力达成目标？ 在美国学界，一直有两大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共军力正在迅速增长，并有扩张趋势，已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应吸取当年对希特勒的德国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教训，及早对中共采取遏制（围堵）政策，制止它的军力发展和扩张。原《时代》周刊驻北京主任、现为《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的白理博（Richard Bernstein）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曾与人合写了这方面的书，提出要围堵中共。包德甫的书出版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与人合写了《伟大的城墙和空虚的城堡》（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一书，反驳包德甫那派的观点，认为中共没有想像的那麽军力强大，目前北京还没有能力威胁美国。因此美国的对北京政策应该是「交往」，而不是围堵。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焦点是，对中共军力应做出如何评估。这次中共扬言在台海动武，再次引起美国学者的争论，到底北京有没有军事实力攻占台湾。 在北京对台文攻武吓，磨刀霍霍之际，美国有三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长文，指出中共的军力是被夸大的，实际上北京没有能力攻占台湾，更构不成对美国的军事威胁。 中共发动对外战争，是不可操作的。 这三位中国通，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邰培德（Patrick E. Tyler）。他在1993年被派到中国大陆，出任驻北京采访主任。在中国大陆五年的采访中，邰培德对这个共产帝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大陆采访观察五年的总结——《伟大的长城：六位（美国）总统和中国》一书（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在九月出版。 在八月一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疑希�邰培德发表了「谁恐惧中国？」一文，以他对中国大陆军力的观察和研究，指出中共的军事能力目前不仅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而且北京也没有和美国对抗、进攻美国的战略意图；即使被外界广为报导的中共在沿海部署的威胁台湾的导弹等能力，也是被夸大的。 邰培德认为，一是大陆民众普遍没有对美国的憎恨。他在大陆采访发现，中国大众普遍对美国好感，并向往富有。二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多是担心被外来势力侵略，而不是向外扩张。三是中国当局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从中共既定目标，和民众的兴奋点，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共领导人想发动对外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既无民意基础，也是不可操作的。 中国洲际导弹30枚，美国有一万枚 邰培德还观察到，中国大陆内部问题太多，仅人口增长这一项，就给当局带来巨大压力。今後30年，中国大陆将增加四亿人，人口将达16亿。中国领导人必须为这16亿人解决温饱问题。因此邰培德说，「当年苏联的崩溃，就是其领导人决定把钱投到制造武器上，而不是制造犁杖上。中共领导人对此是清楚的，如果把钱都用在军事发展上，只能是傻瓜。」 邰培德曾采访过後来被中共关押的中共导弹设计专家华棣，他俩在史丹福大学畅谈了很多小时。邰培德说，华棣向他证实，中共的导弹部署不是「进攻型」的，而是遭到攻击後，後发制人。华棣说，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们从没有认真考虑过选择导弹攻击目标。毛所考虑的只是如有导弹袭击中国，中国必须给予反击。 除了中国的导弹部署是防御型的之外，邰培德认为，中国的武器更新还需要很长时间。邰培德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权威的中国军事专家的观点说，中共的现代军事技术还停留在试验室中，它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专家和资源去变成军事强国。 例如，它的空军仍很落後，中共虽然长期研制超音速战斗机F—10，但无法解决技术问题而最後放弃了，代之以从俄国购买了一队SU—27战斗机。在可见的将来，中共不可能有B—2隐形轰炸机。 同时中共海军武力简陋。中共大多是陈旧的军舰，建造技术也是过时的。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共虽然在1988年建成了第一艘装载战略导弹导弹的潜艇，但这个潜艇很少离开它的停泊地，只是偶尔开到距离中共海岸线很近的海域，在那里，中共的中程核导弹还不能射到美国本土，连关岛都打不到。而且更糟的是，这个潜艇的放射线还遗漏。 因此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中共的军事能力至少还得三十年的发展，才能现代化。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即投入几百亿美元才可能实现。虽然中国已有近三十枚洲际导弹导弹，但美国总统手中控制的有一万枚，其中六千枚射程可抵中国。 虽然邰培德承认，北京对美国的真正威胁是武力犯台，或封锁台湾海峡，把美国拖入战争。但邰培德认为这种威胁实际上被夸大了，并有误读。以他的观察，虽然现在北京和台北都使用很刺激的语言，其实是为了使他们私下渠道的谈判获得杠杆。他认为美国不应把两岸政府的「语言」当真。 中国人生活水平落後於伊朗、伊拉克和南斯拉夫 另两名「中国通」是美国著名智库「布鲁克斯基金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和该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欧汉龙(Michael O'Hanlon) ，他俩在美国《国家利益》杂�遥═he National Interest）夏季号上发表了《中国的空虚军力》（China's Hollow Military ）的长篇论文，指出中共的军事能力和野心之间有巨大鸿沟。中共目前军力不仅远远落後於美国，根本没有和美军对抗的能力，连攻占台湾的力量也不具备。 该文认为，虽然中国最近所表现出的要把它的经济实力转换成军事实力意图和目标值得引起美国警觉，但最近关於台海危机的争论明显地夸大了中国的军事实力。无论中国的意图是什麽，它与美国为敌的能力极为有限，同时这种状况会持续多年。 这两位学者特别强调，中国现在仍是第三世界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只是西方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准还在美国的宿敌伊朗、南斯拉夫及海湾风暴之前的伊拉克等国之後。与此同时，中国还面对巨大的农业、环境、银行等方面的挑战，已经僵化的中共政权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引述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Admiral Dennis Blair）的话说，中国的军力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比美国落後几十年，在许多方面甚至无法和当年越南战争时的美军相比，而他们在军事专业、士气和训练方面就更差，所以，中国至少在二十年内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北京没有财力扩军备战 因此，两位军事专家得出结论说，中共的军事恫吓是空洞的。虽然中国军队在人数上是世界之最，陆海空三军共有28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是美国的二倍。但美国防部估计，只有20％的中国陆军有在国内移动的装备，而能随军供给的并在国外作战的装备就更少。 该文的统计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军事预算增长了50％，今年预计会再增长15％。但即使是在所以这些增长之後，它全部也只不过120亿，不到美国的5％。当然，这120亿里面不包括从外国购买武器、核武器研究和实验、及军工厂等。即使把所有这一切全部加起来，中国的军事开销也只有350亿到650亿之间，最多不过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却要支撑是美国两倍的人员。 而上述差距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因为中国面临的巨大经济问题限制它支付更多军费。美国目前拥有的现代军事装备价值一兆美元；而中共的装备远在一千亿美元以下。所以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共军队必须在10年内每年增加花费220至390亿美元，才能建成一个强实军力，这还不包括指挥、训练和维持这个现代化军队所需要的额外投资。 在武器和训练领域，中共军队也是落後的。例如中共空军虽然在数量上大致和美国相同，但除了几十架所谓「第四代」战斗机以外，他们只有几百架所谓「第三代」战斗机，其余全是六十年代甚至更老的型号。而与此相比，美国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拥有的全部三千多架战机全部都是「第四代」。中国计划到2005年时达到150架第四代战机；而到那时，美国已经会有了300架「第五代」战机。而中共空军的运输供给、监测和电讯装备则「以西方标准是极为有限的」。 中共的陆军是以保卫边境为主的，只具有最初级阶段水准战斗能力的军队。士兵大多是半文盲的农民。美国国防情报机构预估，到2010年，大概有10％的中国军队可以拥有冷战後期的武力装备并能熟练运用。即使这样，这10％也起码落後美国10年，而剩下的那90％就得被废弃。 中国的海军是庞大的：有60艘潜水艇，50艘战舰和几百艘小军舰；在潜水艇中，三艘从苏联购入的高科技装燃烧弹的战舰；另有五艘可装核武器。 解放军攻台一定失败 五角大楼报告显示，中国海军比台湾优势。台湾只有四艘潜水艇，36艘主要战舰，和大约100艘小舰艇。但台湾的优势在空中。中共要战胜台湾，就得把足够的军人运到台湾岛上，以对付台湾25万强有力的陆军（加上150万後备军）。但目前中共连把20多万军人从陆地上运到蒙古或越南的能力都没有。中共目前全部拥有的约70艘海陆两用舰艇的运载能力是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它的空军还可以运大约六千人。当然中共还可以调动渔船、货运船苹来攻打台湾，但是无论军用或民用船苹，都会在抵达台湾岛之前遭到猛烈攻击。对中共更不利的条件是，在台湾岛上，中共军队可能登陆海岸非常少。 即使载有500多架战机的台湾军舰中的一半被中共初期的炸弹摧毁了，剩下的战机也会严重摧毁中共的登陆艇；并且，从理论上来讲，剩馀的战机能够运载足够的武器，在一次出击就摧毁几乎所有的中共登陆舰。 除了要摧毁台湾的陆海空三军以外，中共还不可排除美国参与的可能。即使美国不直接作战，它也可以通过监视卫星和飞机向台湾提供日夜侦察和战略目标。 令人惊奇的是中共迄今并没有做提高登陆能力的努力。五角大楼1999年对中共和台湾军力平衡的调查报告显示，即使没有第三者参与，中共也得到2005年才能成功地从海上登陆。 当然中共可以成功地封锁台湾的海上和空中出口贸易。但是，如果美国介入的话，中共就没有优势可言。就在台湾东面几百哩的，装有几百颗导弹的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台湾空军的帮助下，可以清扫海面的中共军舰。在海面上，美国的空军可以打比在科索伏的树林里漂亮多的仗。美国的反潜水艇装备正等著中共仅有的最高级的潜水艇。美国和台湾这边，在全部清理中共的威胁之前，最多会损失一些装备和几艘军舰。 两位资深美国军事专家的结论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条件下，面对中共和台湾在台海的冲突，最重要的是要分清中共的军事野心和它的能力之间是有巨大鸿沟的。即不要被中共的军事威胁恫吓的表面东西所蒙蔽和吓倒。 美国七万空军军官六成是博士硕士 这两位美国军事专家的看法，和最近访问台湾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理事会主席欧尼尔博士（Robert O'Neill）的看法非常接近。欧尼尔在台湾演讲时，从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到近日结束的柯索沃战事，从战事准备、军方品质、内部政治支持、国际正当性、避免过度投入，适可而止的战略，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等七个因素分析了使用武力的成效。最後他的结论是，中国如果对台使用武力，功效是相当有限的。他批评1996年中国在台海的飞弹演习，「就好像是十九世纪俾士麦的用兵，派支部队去解决问题」，结果是把美国推向对台湾的防卫承诺。 这些专家没有提到的是，美军人员的整体知识程度远远高於解放军。中共《解放军报》八月四日曾刊出「未来战场我们靠什麽克敌制胜」的访谈文章，曾到过美国研习的中国国防大学柯索伏问题课题研究组成员金一南在该文中说，1998年美国空军军官约74000人，其中博士7037人、硕士34000多人、学士31000多人、学士以下1200多人，美军正在形成一支以硕士为主的军队。 这位中共军事专家还在文中介绍说，美国国防大学柯因斯将军某次在美国国会被议员询问，数字化部队装备如此复杂多端，人员训练要花多少时间，柯因斯没有回答，而是从美军第一个数字化师、陆军第四师找来两名普通士兵回答称∶只要几个星期就好，议员大吃一惊，但士兵若无其事说，入伍前已很熟悉电脑，现在在军队里用起来，觉得和打电动玩具没什麽差别。 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到美国权威的中国通，以及中国军事专家，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军力目前远远没有和美国较量的实力。它意味著，如果中共在台海动武，向美军挑战，结局是，对士兵来说，是送死；对中共统治者来说，可能「大『共』王朝」就会像当年「大清王朝」和日本海战结局一样，分崩离析，成为历史。 （载《中国之春》1999年8月号） 1999-07-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7👍 0💬 0奥巴马要做左派雷根
媒体圈赫然发现奥巴马原来是个左派。奥巴马利用通常“不得罪任何人”的连任就职演说，发表毫不妥协的左翼自由派声明。但他的演说内容并未出人意表。毕竟奥巴马在他首次到国会演讲时，声明要重塑美国。当时我就写下∶“这是历来美国总统发表过最大胆的社会民主宣言。” 而且他不是说说而已。奥巴马推出833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後，把健保实质国有化，等於把美国经济的18％收归国有。华府现在每年花掉美国国内生产毛额的24％，比二战结束後平均的20％多出五分之一。 这是大政府主义的颂歌。奥巴马演说的主旨，第一是坚决捍卫20世纪的福利国家体制，第二是进一步推广它。 对於第一部分，他死守日益落伍的社会安全、联邦医疗保险与联邦医疗补助制度，是典型的反动自由主义。美国社会安全制度是在预期寿命只有62岁时设计的，联邦医疗保险体系是在现代医疗科技刚开始萌芽时创建。今日的人口结构与医疗技术已完全不同，使这些制度难以为继。所有人都知道，要是不改革，社福体系将吃掉政府仅剩的预算。 至於第二部分，奥巴马已在第一个任期完成奥巴马健保。上周一的演说再提出“拯救地球”的大计划，承诺政府要扶植出绿能产业，并给予钜额补贴。相对地，政府一直在扼杀化石燃料，先是煤炭，接著又要阻止开采页岩层石油。 正如身为经济学家的捷克总统克劳斯所说，环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借尸还魂，以便把所有事情都划归专家组成的政治局管辖。只不过，现在名义上不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是为了地球。 上周一的演说，也使任何还期望奥巴马能推动财政改革的人幻灭，他苹字未提後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主要威胁，也就是欧洲正在上演的福利国家破产危机。 奥巴马是大政府主义的门徒，他的演说是对集体主义的讴歌。对奥巴马来说，政府之下即是人民，中间没有其他组织。人民活在荒原中，唯一的庇荫是巨兽国家的阴影。 就历史眼光来说，奥巴马第二次的就职演说是对雷根第一次就职演说的反击。雷根在1981年1月20日说∶“政府不是问题的解药，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接下来他成札捉E美国共识支持他的理念，并使得15年後的民主党总统柯林顿说出∶“大政府时代已结束了”，继续削减社福。 奥巴马可不是柯林顿。他不打算终结社会福利，除了保存旧有福利，还建立新的制度，以实现他的公义社会理想，由政府出手来弭平差异与所得不均。 奥巴马在2008年说过，雷根改变了美国的走向，而柯林顿没有。他的意思是雷根改变了政坛的时代精神，而柯林顿只是萧规曹随。 现在奥巴马想要重振50年前自由派兴起的浪潮，回到雷根之前。所以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毫不掩饰地表露自己的意识形态，使这场演说成为他的历史里程碑。他要成为左派的雷根。如果他在未来4年内成央A历史将会给他这个封号。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苹果日报》译自《华盛顿邮报》2013年01月30日 By Charles Krauthammer, Jan 25, 2013 01:13 AM EST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media herd is stunned to discover that Barack Obama is a man of the left. After 699 teleprompted presidential speeches, the commentariat was apparently still oblivious. Until Monday’s inaugural address, that is. Where has everyone been these four years? The only surprise is that Obama chose his second inaugural, generally an occasion for “malice toward none” ecumenism, to unveil so uncompromising a left-liberal manifesto. But the substance was no surprise. After all, Obama had unveiled his transformational agenda in his first address to Congress, four years ago (Feb. 24, 2009). It was, I wrote at the time, “the boldest social democratic manifesto ever issued by a U.S. president.” Nor was it mere talk. Obama went on to essentially nationalize health care, 18 percent of the U.S. economy — after passing an $833 billion stimulus that precipitated an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By the White House’s own reckoning, Washington now spends 24 percent of GDP, fully one-fifth higher than the postwar norm of 20 percent. Obama’s ambitions were derailed by the 2010 midterm shellacking that cost him the House. But now that he’s won again, the revolution is back, as announced in Monday’s inaugural address. It was a paean to big government. At its heart was Obama’s pledge to (1) defend unyieldingly the 20th-century welfare state and (2) expand it unrelentingly for the 21st. The first part of that agenda — clinging zealously to the increasingly obsolete structures of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and Medicaid — is the very definition of reactionary liberalism. Social Security was created when life expectancy was 62. Medicare was created when modern medical technology was in its infancy. Today’s radically different demographics and technology have rendered these programs, as structured, unsustainable. Everyone knows that, unless reformed, they will swallow up the rest of the budget. As for the second part — enlargement — Obama had already begun that in his first term with Obamacare. Monday’s inaugural address reinstated yet another grand Obama project — healing the planet. It promised a state-created green-energy sector, massively subsidized (even as the state’s regulatory apparatus systematically squeezes fossil fuels, killing coal today, shale gas tomorrow). The playbook is well known. As Czech President (and economist) Vaclav Klaus once explained, environmentalism is the successor to failed socialism as justification for all-pervasive rule by a politburo of experts. Only now, it acts in the name of not the proletariat but the planet. Monday’s address also served to disabuse the fantasists of any Obama interest in fiscal reform or debt reduction. This speech was spectacularly devoid of any acknowledgment of the central threat to the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 (as already seen in Europe) — the crisis of an increasingly insolvent entitlement state. On the contrary. Obama is the apostle of the ever-expanding state. His speech was an ode to the collectivity. But by that he means only government, not the myriad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 religious, cultural, charitable, artistic, advocacy, ad infinitum — that are the glory of the American system. For Obama, nothing lies between citizen and state. It is a desert, within which the isolated citizen finds protection only in the shadow of Leviathan. Put another way, this speech is the perfect homily for the marriage of Julia — the Obama campaign’s atomized citizen, coddled from cradle to grave — and the state. In the eye of history, Obama’s second inaugural is a direct response to Ronald Reagan’s first. On Jan. 20, 1981, Reagan had proclaimed: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And then succeeded in bending the national consensus to his ideology — as confirmed 15 years later when the next Democratic president declared “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is over.” So said Bill Clinton, who then proceeded to abolish welfare. Obama is no Clinton. He doesn’t abolish entitlements; he preserves the old ones and creates new ones in pursuit of a vision of a more just social order where fighting inequality and leveling social differences are the great task of government. Obama said in 2008 that Reagan “changed the trajectory of America” in a way that Clinton did not. He meant that Reagan had transformed the political zeitgeist, while Clinton accepted and thus validated the new Reaganite norm. Not Obama. His mission is to redeem and resurrect the 50-year pre-Reagan liberal ascendancy. Accordingly, his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ideologically unapologetic and aggressive, is his historical marker, his self-proclamation as the Reagan of the left. If he succeeds in these next four years, he will have earned the title. 2013-01-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大江健三郎的左派盲目症
911事件之後，有几个世界知名左派作家发表言论批评美国以军事手段反恐怖主义。像德国的格拉斯，英国的拉什迪，美国的苏姗．桑塔格等。11月27日，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谈话，为这个日益减弱的合唱增加了一个分贝。 格拉斯的反美言论在德国遭到很多知识份子的批评，他那本赞美共产东德有理想主义的小说，曾被称为德国文学评论界教父的赖西拉尼奇（Marcel Reich-Ranicki）当众撕毁，认为该书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次品。拉什迪後来撰文支持美国反恐，态度有所转变。 桑塔格在《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言论，把恐怖份子炸世贸大厦的性质和美军当年轰炸伊拉克等同，并说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去杀死别人生命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胆小鬼。该刊主编说，他们收到一百多封读者的抗议信，该杂志从没有就一篇文章收到过那麽多抗议信。而美国专栏作家批评桑塔格的文章，仅我本人已看到好几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知名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批评桑塔格的文章题目就是“道德迟钝的声音”（Voices of Moral Obtuseness）。《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林博（David Limbaugh）则痛斥说，如果没有强大美国的保护，桑塔格和她的那些左派同志们躲在象牙塔里随便说疯话的自由早就会没有了。《纽约时报》也报道说收到众多关於桑塔格言论的争论文章。 大江健三郎的看法也是沿著这种左派轨道，尤其是他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美国军事打击塔列班和拉登，是“一场可疑的战争”，“这场战争未能避免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并使这个国家陷於混乱”；二是911後美国应“承认失败”，反省自己；军事反恐会招来第二波、第三波恐怖袭击。 如果在对阿战争打响前，大江健三郎这样说还有情可原，可以算一种预测，虽然缺乏逻辑和常识。但现在塔列班已溃不成军，丢掉了所有地盘，对阿战争基本打赢，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平民伤亡（仅有的一点所谓平民伤亡是塔列班自己宣称的，迄今没有任何独立机构确认，而塔列班政权一向撒谎则是公认的）。今天，阿富汗平民百姓涌上街头，欢呼塔列班被击败。男人们著急地剃掉被塔列班强迫留的�鹤樱�女性们摘掉面罩、露出容貌，孩子们蜂拥向五年不被允许看的电影和电视┅┅今天，阿富汗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筹备新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不仅各方政治力量都会有所体现，而且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也将占有比例。 面对这样的现实，大江健三郎还有什麽根据说这是“可疑的战争”？ 更哪有理由说“未能避免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并使这个国家陷於混乱”？这不是睁眼颠倒黑白吗！难道大江希望见到阿富汗人民继续被那个把大佛像都砸了的塔列班政权统治、继续生活在中世纪般的野蛮状态中吗？ 如果说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左派同志们能够拿出一种替代（对阿战争）的方案，也算有点智慧。而拿不出任何可行办法，又要反对文明社会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在这次反恐中左派头脑混乱的典型表现之一。 左派的典型表现之二是恐惧，恐惧西方世界用军事力量打击恐怖份子会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事件。这就是大江健三郎所说的美国军事反恐会招惹来第二和第三波恐怖袭击。 按大江健三郎的说法，911後美国就应该“承认失败”（承认什麽失败？），反省自己，而不是用军事打击恐怖主义，那麽恐怖份子就会从此偃旗息鼓，再不从事恐怖袭击了。这世界上的哪种恐怖主义、哪种邪恶是靠善良人们的迁就、妥协而消失的？ 按照大江健三郎的逻辑，只要拿起武器反抗，就是以“恐怖”对“恐怖”，就是以“邪恶”对“邪恶”，最终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为了避免“更大的危险”，为了证明我们是文明人，就不可以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那麽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後，美国就应该“承认失败” 反省当时美国杯葛日本石油进口的“错误”，而不是去反击日本侵略者。结果会是什麽呢？日本帝国可能会把它的太阳旗插遍亚洲所有的土地，会有更多中国人、韩国人、其他亚洲人，还有日本人自己被杀害。 事实是，美国不仅使用了大江最反对的“武力”，甚至使用了大江多年来一直抨击、控诉的核武器。结果不仅没有“造成更大的危险”，而是日本帝国被打败，亚洲获得解放。美国用核武器迫使日本投降，不仅使亚洲其他国家平民死亡大幅减少，同时日本军人和平民伤亡也远比不使用核武器而少（具体数字我在“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一文中有详细引述）。日本也从此由军国主义转型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作为日本人，大江健三郎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十分值得称赞，但他同时又抗议美国使用核武器，甚至抗议军事手段，那麽大江到底能有什麽高明的手段摧毁日本军国呢？完全没有！作为德国人，格拉斯强烈谴责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同样值得称赞，但他同时却赞美东德的社会主义理想，谴责西德的资本主义，反对东西德统一。他难道没有看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同样残酷吗？但左派们的逻辑从来都是这麽混乱。 今天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和二战时军事打击日本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正义的战争，它给人民带来的不是“更大的危险”，而是自由，是一个和平而民主的前景——战後50年来日本的现实不就是这样吗？ 大江健三郎、格拉斯、桑塔格等左派作家们最主要的错误在於，在所谓“和平主义”的高调下，一概地反对任何战争，从而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区别。这只能宽容、纵容以至保护邪恶；最後的结果只能是善良的人们为此遭受更大的灾难，付出更大的代价。 2001年11月28日於纽约 2004-01-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自由的绳索下一个将套上谁
10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看到巴格达“天安门广场”上那座萨达姆雕像被套上绳索，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倒塌，真想喝酒，放鞭炮，邀请所有的朋友分享这个自由战胜邪恶的伟大时刻！ 看到那些欢呼、跳跃、鸣响汽车喇叭，挥舞星条旗高喊“感谢美国”的伊拉克人民，让我想起10年前，东德人凿毁柏林墙、自由推倒城墙的时刻；想起俄国人结束70年共产暴政，推倒列宁和斯大林塑像的时刻，无论是德国人，俄国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有同样的对自由的向往，对从专制下获得解放的渴望！ 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都恨不得亲临现场，和当地人一起感同身受那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刻，品尝自由的滋味；在这种时刻，在心里，你是德国人，你是俄国人，你是伊拉克人，你是自由人！ 几年前去德国，特意去看“柏林墙”遗址，它已推倒铲平，仅保留了一小截，作为历史的见证。我曾骑自行车沿着被铲平的柏林墙（已成约三米宽的一条路）绕了一大圈，那种感觉至今难忘。在中国办报时曾为一张照片配诗，其中一句是“让所有的城墙都轰塌成道路”，那天在柏林墙遗址路上骑车飞驰的时刻，我想起这句诗，想起天安门城墙，想起上面高悬的和萨达姆们一样的画像…… 天下的独裁者都一样，到处放塑像、雕像、画像，从电视画面上，看到萨达姆的像快赶上兵马俑那么多了。树铜像、悬画像，领袖神化加暴力恐怖，是一切专制的标志。在镰刀斧头下的苏联，到处是列宁、斯大林的塑像；在五星红旗下的中国，到处都是毛泽东的画像；在共产罗马尼亚，到处是齐奥塞斯库的像；在今天的北韩，什么都短缺，就不缺金正日的像，塑像、画像，纸糊的、铁做的，像他的大肚皮一样引人注目。今天，江泽民那张丑陋的脸，也开始挂到中国的大街上。 从电视上看到伊拉克人民不仅在巴格达推倒萨达姆的雕像，在南部城市，在北部小镇，到处都在推倒、撕毁、唾弃那无处不有的“领袖像”，它和苏联帝国崩溃时，俄国人民推倒列宁、斯大林雕像的场面一模一样。那个萨达姆头颅被套上绳子拖在巴格达大街上的场面，让人想到墨索里尼被送上绞架，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这是人民的意愿终于走上审判台，做出历史的裁决。 伊拉克战争打响前，阿拉伯专制国家的媒体危言耸听﹕“太勇敢”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将重创美军，伊拉克人民将反抗美国“入侵者”；中共官方媒体的御用评论家则信誓旦旦﹕英美联军将陷入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在巴格达、在巴斯拉，在其它被解放的城市，那些伊拉克民众自发地热烈欢迎英美联军的情景，那些被解放的老百姓神情激动、欢呼跳跃的画面，是对阿拉伯专制媒体的歪曲宣传、对中共媒体御用评论者们（其实是喉舌上的唾液）最好的回答！ 今天的事实再次证明，不管在70年共产统治下的苏联，在被柏林墙分割了半个世纪的东德，还是在萨达姆统治下封闭了30年的伊拉克，只要是人，都有和自由世界的人们一样的人心；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统治，都无法泯灭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自由是人的本质！ 今天的事实再次证明，不管那些专制国家表面看来多么强大辉煌、固若金汤，但在领袖铜像、铁像、雕像的背后，是蜡像的本质，任何火星都可以点燃它，烧毁它。当自由的愿望真正展示力量的时候，所有专制的城墙都将轰塌成道路！ 今天的事实再次证明，那些专制国家的莺歌燕舞，是官方媒体和御用文人们编织的，在监狱、拷打、行刑队支撑的恐怖中，人们不敢发出声音。专制社会的唯一民意是私下流传的“政治笑话”（俄国现已不再有政治笑话，因有了新闻自由；而中国现在一定是全球最盛产政治笑话的国家）。民意不在报纸电视上，在政治笑话中，在无法发出声音的大多数人心里！今天，在没有了萨达姆挥舞魔掌的情况下，伊拉克人民发出的才是真正的心声！ 列宁的水晶棺被拆除了，斯大林的雕像被推倒了，萨达姆的铜像被砸碎了，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两具僵尸，一个在平壤的“腊肉馆”，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 今天，巴格达广场的伟大景观给所有相信自由力量的人们再一次的确信，中国人也一定会有一天把天安门广场上的僵尸拖到大街上，把江泽民的雕像套上绳索！让我们留一瓶好酒，等待那个“煮酒论英雄”的历史时刻！ 2003年4月9日于纽约 2003-04-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从 WHO 到 WTO：北京加强对国际组织的软控制
何清涟 中国宣传机器正在开足马力，欢庆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部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恩戈齐·奥孔约-伊韦阿拉女士（Ngozi Okonjo-Iweala）担任WTO新任总干事。这位伊韦阿拉是黑人、女性，在美国进步派的身份政治当中，绝对是双重的政治正确，但她的当选，意味着中国在UN各种重要组织中又下一城，是WHO与中国关系的复制。分析中国与WHO的关系，可以预计WTO将来在中国问题上的角色。 WHO专家组两至中国，真相仍然模糊 世界对疫情的宣传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一个版本是WHO与中国叙事，二者合力打造和宣传的叙事是，中国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遏制了疫情，造福于全中国和全世界。但世界其他国家则是另一种叙事：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全世界的大灾难，在灾难的起源问题上追责的声音从未消失，这才有了2021年1月中旬WHO专家组第二次赴武汉调查之举。 但中国当局仍然与WHO专家组玩捉迷藏的游戏，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 2月9日，WHO再度宣称中共病毒“不可能源自武汉病毒所”。但中国央视的说法却泄露了天机：世卫组织专家组组长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表示，此次国际专家组中国之行，对疫情暴发时的情况有更好的了解，包括病毒传播情况、病毒基因测序和野生动物溯源等领域。安巴雷克强调，“新冠病毒没有被实验室蓄意使用”——蓄意使用四字，不免让人浮想联翩。至少我的理解是：实验室有病毒，但不是故意泄露。 尽管没有拿到WHO专家小组要求的最初的1700份样本数据，荷兰病毒学家玛丽安·库普曼斯仍然在记者会上发言，驳斥在去年流传的关于病毒起源的争议，认为需要理性和科学对待病毒的起源，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出来是“极不可能的”。然后指示了一个方向，要到东南亚国家调查，而这牵涉到地缘政治。 “实验室事故引起新冠病毒的假说极为不可能”之说一出，立刻被美国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批评为“非常不诚实”，称世卫组织的专家是被中共利用传播了谎言。据法广报道，亲拜登的美国基因学专家、WHO顾问Jamie Metzl，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时称： 世卫组织调查团与中国当局共同举行的这场记者会十分令人震惊，触及了底线。WHO的特派专家们本应认真调查，现在却成为中国官方的宣传人员，传播什么冷冻食品传染病毒的可能性，而将实验室泄露的问题一律排除。他认为，导致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无论是专家小组的组成还是在中国的调查方式都由北京强加，专家们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数据，更不能自由独立地展开调查。世卫专家们的错误就在于将一个初步的推论当作是一个最终的调查结果。 软控制机制如何形成？ 笔者对疫情一直留意观察，最大的感触是：事实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控制WHO。 由非联盟与中国力推的WHO干事长谭德塞一直力挺中国。我曾写文章指出，中国多年出资“购买” 非洲的方式，主要是让权贵集团受益而非民间。中国资助国际组织，不愿意多承担规例经费，但愿意非正式地资助，包括资助这些权贵的亲属子弟（例子太多，美国就有）。对谭德赛多年持续的政治投资，早在2017年WHO干事长换届选举前就开始了。这种不纳入规费的临时供款，远比美国定期每年的拨款更有控制力，因为定期拨款被视为理所当然，临时拨付则需要依靠这些组织机构的“表现”。中国这类投资因此收获硕果，比如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中国终于从疫情输出第一国成了抗疫第一国，谭德塞为世界做出了牺牲。 中国影响WHO，并不依靠什么软实力，而是金钱标识的锐实力。以前的不说了，就以2020年为例，中国给WHO的捐款共计几笔：3月8日，中国承诺将捐2000万美元支持世卫组织；4月 24日，中国表示，将向该组织再追加3000万美元的捐款；5月18日，中国干脆承诺将援助20亿美元给WHO并认其主导世界抗疫。 涉及到中国的金钱数字，大数字不显其大。这里提一个参照系，世界193个国家202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第167位的中非为22.43亿美元 ，自它以下的非洲国家年总产值依次下降，第181位的圣基茨和尼维斯才10.11亿美元，排名193位的图瓦卢才4600万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给的20亿美元，超过世界26个国家2020年GDP总量。 中美角力：中国在UN又进一球 在贸易摩擦激烈的背景下，WTO的人事调整很难轻易推进，因为中美等大国即使自己不会参选，也希望挑选听从自己支配的人担任总干事。从2020年中期开始，两国在水面下的角逐就已经开始。由于欧洲国家反对WTO按照美国的方式进行改革，日本又不喜欢南韩人俞明希担任WTO总干事，最后是中国获胜。 为何奥孔乔-伊韦阿拉担任WTO干事长，会被视为中国的胜利？这当然是与奥孔约-伊韦阿拉的祖国尼日利亚有关，也与她和中国的亲密关系有关。《非洲报道》在2020年6月1日曾指出，未来很长时间中国仍将继续主导着与尼日利亚的关系，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贸易不平衡、尼日利亚对中国的依赖以及中国在非洲日益重要的地位。尼日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额从2003年的约18亿美元飙升至2018年的135亿美元，尼日利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依然巨大。随着原油价格的暴跌和新型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尼日利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的投资和贷款。中国是尼日利亚大型项目的主要出资国。故对如此依赖中国的国家来说，在国际事务中偏向中国是利益使然。奥孔乔-伊韦阿拉曾任尼日利亚的外交部长等要职，最近十年当中，2011-2015年担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部长，免不了经手中国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援助；2019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当然是中国向她伸出的橄榄枝。 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和附属机构中，有四个目前由中国代表担任最高领导；此外，在这些机构中，还有十几个来自中国的副秘书长或副总干事。WHO的谭德赛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世界皆知，现在中国又下一城，世界各国心里恐怕都不是滋味。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2月1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1820211703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Tibetan tragedy began with a farce
The Taipei Times Wednesday, April 25th, 2001 The Dalai Lama's second visit to Taiwan was an historic event that symbolizes the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Dharamsala. After the people of Taiwan elected their native son, Chen Shui-bian, as president, in March 2000, ending the KMT's 50-year rule over the country, the democratic Taiwanese government invited the Dalai Lama to visit.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postponed his visit many times, because, it was alleged, he did not want to provoke Beijing by visiting Taiwan. The Dalai Lama's concerns and precautions, however, were totally ignored by Beijing. Before heading for Taiwan, the Dalai Lama told the press that Beijing had shut the door to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and had not allowed his delegation to go to Beijing. This was interpreted as a show of his disappointment toward Beijing. In fact, the history of the Dalai Lama's dealings with Beijing is a history of disappointment and disillusionment, which began from the 17-Point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exactly half a century ago. It was that agreement that formalized Beijing'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The 17-Point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May 23, 1951, and embodies two major principles: first, China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ibet's national defense and diplomacy; second, Beijing guarantees the Tibetans' rights to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the ethnic Tibetan region, and Beijing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ibet's culture, religion or social systems. This agreement looks like the earliest formul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cheme employed by Beijing today. How could the Tibetans hand their sovereign rights over to the Chinese? Of the fiv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who negotiat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igned the agreement half a century ago, four have already died. The only survivor, Ngabo Ngawang Jigme, however, has been a high official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several decades and can only parrot the official Chinese view, just as he did in a rare interview with Asiaweek last October. In addition to the fiv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the Tibetan translator, P. T. Takla, also witnesse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greement. Takla also passed away two years ago, but fortunately I had a chance to interview him during a conference in London in 1997 and gained some first-hand knowledge about the negotiations. Having studied Chinese in Nanjing in the 1930s and been educated at the KMT's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whose chairman was Chang Kai-shek , Takla spoke fluent Chinese and remembered vividly the derivation of the 17-Point Agreement. "It was a result of force," said Takla. He recalled that, under attack by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ed by Deng Xiaoping , the few thousand-strong, poorly-armed temporary Tibetan force was soon defeated by the end of 1950 and the Tibetan capital, Lhasa, was on the verge of falling into Chinese hands. The Tibetan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send a delegation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Takla recalled that, upon arriving in Beijing, the Tibetan delegation, led by Ngabo Ngawang Jigme, proposed a resolution that contained four major points. First, the Tibetan government would recognize the new government in Beijing. Second, the PLA would return the Tibetan land it had occupied. Third,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than 100 people dispatched to Tibet from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Fourth, no PLA army would be stationed in Tibet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of Tibet should be left for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o handle. In other words, the Tibetan government wished to keep the relationship it had with Chang Kai-shek's government from 1911 to 1949, under which Tibet belonged to China, but the Tibetans were in fact in charge of all their affair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But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ignored the Tibetan delegation's proposal. Instead, they brought out an "agreement" they had drafted beforehand and required th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to sign it. When the Tibetans refused, Li Weihan , the chief Chinese representative, banged the table and threatened them: "Make your own choice, peace or force." After about a month of on-and-off negotiations, the Tibetan delegation had no choice but to sign the document without asking the permission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Ngabo Ngawang Jigme and other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decide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y believed that the Tibetan army could not resist an onslaught by Chinese troop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attempting to do so would be worse than anything imaginable for the Tibetans. They signed the agreement as a matter of expediency for the sake of Tibet's safety. Although clearly aware that the agreement had not been approved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retended that they did not know and went ahead to comple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7-Point Agreement. They were anxious to formalize the agreement so that the Chinese army could enter Tibet with legitimacy, and thus avoid the condemn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ccording to Takla, the personal seals of th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which were applied to the agreement, were made by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Since the Tibetan delegation was obviously unhappy with the pact, both sides further implemented an appendix to the agreement. According to the appendix, "If The Dalai Lama does not consent to the Agreement and escapes to another country, his living expenses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Tibet; and whenever he comes back to Tibet, his position as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 of the Tibetan people will not be changed." Despite the request of the Tibetan delegation, howev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id not release the appendix along with the agreement, because they felt that it would invite ridicule from foreigners about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Beijing has not released the appendix to this day. While legitimizing China's occupation of Tibet, the agreement also spells out the fact that before the agreement, Tibet did not fully belong to China,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orce the Tibetans to sign any agreement. The Chinese army had taken Mongolia, East Turkestan and other provinces without any hesitation or agreement, and it could equally have swiftly taken over Tibe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But they did not do so and instead imposed an agreement. This, at least, means that even the Chinese did not believe that Tibet totally belonged to China and felt uncomfortable claiming sovereignty over Tibet, which is why they needed some sort of document to legitimize their occupation. Without a doubt, this 17-Point Agreement was imposed by force. The Dalai Lama and his government learned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 only from radio broadcasts. With hindsight, one can easily conclude that with or without the agreement, Tibet's terrible situation would still be the same.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of half a century ago, however, the Tibetan delegation had at least two excuses for signing. First, facing an army that outnumbere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ibet, a bloody resistance was simply unthinkable. Second, the Tibetans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could not foresee how far the communists' evil would go, and naively believed that the tension at the time was only temporary, that eventually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ould very well be like the one they had with the KMT government, or with the Qing Dynasty. After all, the Tibetan people had managed their own affairs under such Chinese governments. It was certainly beyond the Tibetan people's imaginatio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not comply with the agreement that they themselves had impos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Chinese army entered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roke the agreement -- which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ould have the right to exercise autonomy in their reg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not alter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in Tibet -- and started full-scale socialization in Tibet. This of course enraged the Tibetan people and led to the 1959 uprising and the escape of the Dalai Lama and his 80,000 followers. What the Dalai Lama seeks today appears to be not much more than what is already stated in the 17-Point Agreement.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bothered to comply with an already signed agreement,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y will not enter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with the Dalai Lama. Obviously, such unscrupulousness can only generate anger and resent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o Chang-Ching is a Chinese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www.taipeitimes.com 2001-04-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中国外交战略的重新定位——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国向美示好的背后
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国放下身段向美国频频示好。这一姿态与2004年胡锦涛南美之行那种挥洒金钱，大胆挑战视南美为“自家后院”的美国的姿态相比较，简直判若云泥。 且看中国政府作了多少“让步”： 150亿美元的大额政府采购，以此安抚美国飞机、电子、汽车等几大利益集团――而在去年法国内乱频生之前，这类好处是中国政府送给欧盟的大礼包； 努力表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大戏。从今年2月开始，不仅急于出台各种法规，还将4月定为“保护知识产权月”，4月11日由商务部长薄熙来亲自演讲，历数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成就与努力；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政府亦向美国表示了极大的让步。对于美国来说，目前在市场准入方面只有一个最具体的要求，那就是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业。4月10日，中国政府派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出面表示愿意放松对银行业的控制，允许一度由政府独家拥有的中小型银行出售控股股权；并重申国家控股原则只适用于大型银行，不适用于中小型银行。 至此，在美国国务卿赖斯那张“长长的清单”上列于首位的经贸问题，除了人民币汇率之外，几乎全都满足。至于台湾、伊朗、北韩以及中国的人权、政治民主等话题，在美国的清单上是长线话题，只需要会谈时表态就行。 如果说，这种支票外交加上连串让步，其目的在于为胡锦涛访美营造好的气氛，那么4月9日中共意识形态专家郑必坚在北京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的演说，其意涵就丰富得多。在演说中，郑必坚明确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威胁，他特别强调：“我们（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 有心者都会注意到，自胡锦涛当政之后，郑必坚这位历经几朝的“理论不倒翁”才真正走红，他的每次发言，都是针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最关心的话题作出回应。比如去年胡锦涛那次访美行程之前，郑必坚撰文提出“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意在回应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演讲中呼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要求。这一次，郑必坚也回应了美国近期最关心的“中国向拉美输出发展模式”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讲话暗含着中国外交战略的改变。 从1989年以后，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是“正在由‘一超多强’的格局向‘多极化’转变”。“一超”指的是美国，而所谓“多强”是指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所谓“多极化”，则指的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欧盟、中、俄、日等国将与美相抗衡，共同支配世界。而中国多年来奉行联欧制美，而且也屡屡成功，前年胡锦涛访问拉美五国时那种挑战美国的姿态，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必然表演。 中国政府改变姿态，与2005年以来国内局势的恶化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 国内局势的恶化可以用几句话概括：政府腐败与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已经不堪闻问，金融危机深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失业问题加剧，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日益激烈，政府除了加大打压力度、加紧控制新闻媒体之外，别无良策。为了让农民能够活下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月宣布减免农业税。但这一纸命令却断掉了乡政府的主要财源，导致乡镇干部收入迅速下降，使数量高达数千万的乡镇干部群体严重不满，当局基于统治基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得不改变“欲与美国一比高低”的姿态，以专心控制国内事务为主。 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于：去年以来欧洲局势大变，中国主要盟友法国被国内动乱折腾得无暇他顾，希拉克政府朝夕不保；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转向，与美国重新握手言欢；至于俄罗斯这个盟友对中国从来就是半心半意，随时准备改变姿态。而美国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日渐抬头，中国梦已经开始褪色。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改变联欧制美的外交战略，考虑将中美邦交恢复到“友好状态”，与此相伴而来的必然是对日的逐步软化。这就是中国对美国放下身段，急于示好的主要原因。 但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反美宣传调门未必随着改变，因为这是反民主化的另一种政治需要。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4月20日，总136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朝拜共产党就是败类
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之後就发生了变化，不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而是从原来的反共，变成了亲共；国民党要人、文人不仅纷纷去北京朝拜，而且前国民党主席还公开扬言，要联共制台独（实质就是要联合剥夺中国人民选择权利的中国共产党，来阻止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最近台湾的某个伪大师也前往北京朝拜，用宣扬一国两制，来帮助中共对台统战。 这一波又一波的朝拜，首先对不起那些被中共残酷迫害的国民党人及眷属。不要说仅国共内战，就有几百万国民党官兵被中共杀害，不要说像杜聿明那样的大批被俘将领，被中共长期关押改造成政治白痴，仅那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遗留大陆的眷属，就受尽共产党的各种摧残，他们的子女不仅在升学、招工、晋职、提升等等方面受尽制度性的歧视，而且每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被迫害者。每个国民党眷属，都有一个血泪的故事，有的悲惨至极。那些去北京和中共统治者喝酒言欢的国民党人，怎麽敢面对那些遇难眷属的在天之灵？ 这种去北京的朝拜，也对不起中国人民。共产党不得人心，共产主义是邪恶，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恐惧、心虚、毫无自信的中共集团，像一个胆小鬼经过墓地一样，高喊什麽打台湾、军事崛起等民族主义口号给自己壮胆。但仅去年，据报导中国各地爆发的人民示威和反抗事件，就多达七万件，平均每天近二百件，可想而知中国人对共产党统治多麽不满。但台湾去北京朝拜的这些人，用什麽两岸都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故意、刻意模糊两岸民主和专制的制度对立，用认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帮助延长共产党的权力和寿命，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反台独」是目前共产党喊的最响、最得力的一个延长其统治的武器。 这种去北京的朝拜，更是对不起台湾人民。国民党要「联共制台独」，台独是什麽？它只是人民有了选择权利之後的一个自由选项。在民进党执政之後，尽管它如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有种种的不足，但是，民进党杀过谁？关过哪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台独到底邪恶在哪里？而国民党当年的独裁和中共今天仍继续的专制却是杀害了无数人的、有目共睹的罪恶。 台湾人经过荷兰、清王朝、日本等殖民统治，今天终於有了自由，他们要做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不接受中共这种杀人政权的统治，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这是天经地义的基本人权！那些去北京朝拜的人，他们不尊重人民的选择权，他们不珍惜台湾的自由，反而要和共产党联手，共同剥夺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权，这完全是向人类文明的价值挑战，历史一定会惩罚那些邪恶的帮凶，那些民主的败类！ （载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9月21日「曹长青专栏」） 2005-09-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2024 美国大选的明局与暗牌
何清涟 10月中旬之后，美国大选局势已经明朗。从明局来看，哈里斯一方由于两次接受媒体采访严重失分，选情出现崩塌式下滑；川普一方的选情越来越好，而且与2016、2020两届完全不同，除了选民支持之外，各界名人公开力挺，包括不少民主党人、硅谷名人、华尔街大佬均表态支持川普，川普一方胜选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民主党也不想认栽，因为2020年大选的暗牌一张也没废掉，那就是民主党主政的州有15个规定选民投票无须验证身份，决定大选最后赢家的七大战场州在ID验证上有六州持此政策。 90%左倾的民调下调对哈里斯选情的高估 美国媒体与民调公司基本左倾，因此对哈里斯爱护有加。哈里斯说话空洞无物，离开提词器就答所非问，一直不愿意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10月7日她接受了友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比尔·惠特克 (Bill Whitaker) ，直播中多处答所非问，CBS出于造神的需要，重新播出时做了大量剪辑美化，引发舆论指责，受众甚至觉得有被愚弄之感。但民调还在努力支撑哈里斯的选情，但也不得不略微下调，调至领先川普1-2个点。10月上旬发布的三项新的民意调查（NBC新闻民调、ABC新闻/益普索民调、Real Clear Polling）显示，哈里斯或与川普并列，或是保持微弱领先。 但这种勉力维持的微弱领先优势，在10月15日哈里斯接受Fox采访之后也无法继续，就连始终不渝力挺民主党的RealClearPolling也不得不下调选情数据，下图是10月18日关于七大战场州的双方支持率： 图片 Fox的采访成了哈里斯的滑铁卢 有了CBS的护航式采访，哈里斯团队有了底气，想去据说中间选民愿意看的Fox一展才仳。但10月15日这次采访成了她的滑铁卢。 采访她的是Fox新闻首席政治主播布雷特·拜尔（Bret Baier），政治立场亲民主党，否则哈里斯团队也不会接受采访。以下是几个重要的片段，照录以供读者自行判断。 #1、关于哈里斯任副总统期间履职： Bret：你入驻白宫已经3.5年，你要翻过哪一页？ Kamala：从川普分裂我们国家说辞的上个10年翻页，…… Bret：但是超过79%的美国人说国家走错了路，这是在你和拜登执政3.5年之后走错了路，然后你说要翻页，…… 哈里斯：“但是川普一直在竞选这个总统” Bret：“但你一直在这个职位上。” 哈里斯：“come on，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Bret：“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2、关于民主党反对投票验证ID： Bret：为何不支持大选投票提供个人ID？ 哈里斯：是为了方便美国农村地区的选民，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条件去复印他们的身份证。 （这里得说明一下，美国农村选民是最支持“选民提供身份证”的人群，为了投票他们甚至可以不远百里驱车前往，何谈没有条件复印身份证？ ） 3、关于拜登的身体状态 Brett：“你告诉许多采访者，乔·拜登状态很好，他让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拜登总统的智力似乎下降的？” 哈里斯：“乔·拜登——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战情室都关注着他，他有判断力和经验，能够代表美国人民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 Brett追问：“三年半以来，你每周至少与拜登见面一次， 你没有任何顾虑吗？” 哈里斯：“我认为美国人民对唐纳德·川普心存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最了解他的人，包括我们国家安全界的领导人都站出来发声，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为他工作过的人、在战情室与他共事过的人都说他不适合当总统，很危险，永远不应该再当美国总统，包括他的前副总统，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选择另一位竞选搭档。所以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Brett继续追问：“没有人提出担忧吗？” 哈里斯回答：“乔·拜登不在选票上，而唐纳德·川普在。” 4、关于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Brett问哈里斯有多少非法移民入侵美国，哈里斯拒绝回答；布雷特问“你的政府迅速翻转了川普的边境政策，你后悔吗？”哈里斯拒绝回答。 A person and person sitting in chairs talking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布雷特在访谈结束后说，在他采访Kamala时，她的4个竞选助理向他挥手示意停止访谈，以至于他不得不在26分钟时就提前结束了对哈里斯的访谈。 左派对Fox采访的反应 这场采访之后，左派也很清楚知道哈里斯这尊速成的泥塑金身油漆剥落殆尽。《国会山报》10月17日上午发表一篇“哈里斯在Fox采访的灾难表现”，作者贝克特·亚当斯（Becket Adams） 是国家新闻中心的项目主管，他认为，从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这次采访都是一场灾难。在文章中他从三方面指出一个所有左媒都不肯指出的问题：哈里斯是民主党上层Choice而非党团代表Vote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参与了这场“内变”。 1、亚当斯特别提到Bret关于拜登身体状态的提问，认为“这是唯一需要问的问题，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未知领域，没人教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Brett问她在向公众隐瞒拜登总统精神健康状况下降的长达数年的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她显得如此完全措手不及。” 2、亚当斯进而指出，“Bret怎么会是这个行业中唯一一个愿意询问民主党候选人她在这一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呢？这一阴谋最终导致现任总统被逐出自己的连任竞选活动，为她自己不太可能的继任铺平了道路“，“媒体至今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她施压，这已经不仅仅是缺乏好奇心或马虎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职。” 3、美国总统中途退出竞选，而他的副总统（她在 2020 年竞选总统时甚至没有进入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获得提名，这对我们的媒体来说还不够“史无前例”吗？如果副总统参与白宫阴谋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标准，那就没有什么不能符合了。 CNN 也不再讲同一阵线的情面，在几台节目里都批评哈里斯在Fox的采访中表现糟糕，“她无法解释为什么拜登和哈里斯推翻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改变了一切，然后大批人涌入”。 A screenshot of a news repor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英国《每日电讯报》于10月17日发表罗杰·金博尔 (Roger Kimball)的文章，认为哈里斯已出现“兵败如山倒”的预兆，并断言“川普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还隐含地讽刺了2020 年，拜登在少数几个摇摆州仅以 44,000 张选票的差距赢得了总统大选。这次没有中国病毒来帮助他们。“他们知道这一切，因此他们感到恐慌”。 Fox采访前一天，赌盘综合市场（Polymarket）显示川普赢得选举的机会为57%，而哈里斯的机会为41%。采访之后的10月16日上午，这组数据变成了川普62.1%，哈里斯37.8%。短短一夜之间，两人的差距从16%扩大至24.3%。 图片 极度沮丧之下，哈里斯甚至没去参加第 79 届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晚宴。按照传统，每逢大选年，纽约枢机主教举办晚宴，将两位总统候选人聚集在一起，度过一个被描述为“无党派”和“自嘲式”的愉快夜晚，同时为纽约天主教慈善机构筹集数百万美元。哈里斯缺席只以视频虚拟参加本身就成了大新闻。 川普的MAGA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川普这是第三度竞选，2016年因为民主党一方认定希拉里稳赢，《纽约时报》在大选当天称希拉里有92%的机会大赢，因此是按常规选举没做太多的操盘工作，这才让沉默的川普支持者用选票将川普送进了白宫。吸取这一教训，被誉为“民主党选举战略总设计师（The Architect）”的迈克尔·波德霍泽（Mike Podhorzer）于2019年牵头，动员了左派的全部力量，从组织、资金、法案到人力都做了充分准备，成立了“民主保卫联盟”（democratic Defense Coalition），前所未有地操控全美选举，“赢”得2020美国大选。 2024的川普竞选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拜登-哈里斯执政让许多人看到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都转而支持川普。他目前竞选班底的重要成员，例如副总统万斯、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侄儿）、图尔西·加巴德( Tulsi Gabbard) 都曾是他的反对者。马斯克更是被他不屈不挠为实现美国优先的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感动，从斥资数百亿收购推特开始就在为2024大选做准备。在2016年一边倒支持希拉里与民主党的好莱坞，如今更是有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等著名影星纷纷表态支持川普，有个《川普名人代言：支持前总统的名人完整名单》每天在更新，如今已达逾百人。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少娱乐界、体育界等各界名人都在力挺川普。 以上这些，都是明局。 暗牌：对美国大选至关重要的地方选举管理 哈里斯选情不妙，但民主党对这次选举仍然务在必得，底气何在？秘诀就在美国的地方选举管理有隙可乘。我查阅了几个美国选举网站，终于将美国地方选举管理的沟沟坎坎理清楚，写了一篇《对美国大选至关重要的地方选举管理》（《联合早报》，10/17/2024），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美国没有负责选举的全国性机构；2、根据美国各州选民身份识别法，截至2024 年 4 月，已有 35 个州要求选民在选举日出示身份证明才能投票，其余 15 个州（民主党州）等在“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件”之列。 3、计票过程是否透明，取决于当地选举中心计票时聘请的监督员是否尽职公正。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官员的文章就做在投票站工作人员的安排上。今年8月初，底特律选举委员会任命了 2,337 名民主党监察员，310 名共和党监察员。据共和党调查，其中至少有 100 人被证实是冒充共和党人的民主党人。4、事后法律追诉不能改变选举结果。 因此，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相当程度上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选举官员的良心帐。 美国大选的明局与暗牌如上所述，共和党今年还得将精力放在防止2020年“拜登曲线”的再现。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10月2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14595）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