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巴粗粮∶志明还是志秋？爱玲还是柴玲？

柴玲控诉远志明事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远志明本人虽然仍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但是有两位参加仲裁、调节的牧师，提供了一些二人见面的细节。 此事发展到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评论。当然有很多人身攻击、辱骂、指责，因为两人都是公众人物，各有支持者。也有很多基督徒的文章，引用很多圣经，说了很多属灵的话。但是，在一切讨论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把一些简单的事实弄清楚？然后再加以评论？ 如果24年前的事实不是那麽清楚调查，那麽7个月前（2014年6月24日）的这次见面，总是有一个事实真相吧。但就是这麽一次会面，三个人的叙述都有很多彼此矛盾的地方。我们且不讨论24年前的真相如何，来看看各方对于这次见面的不同说法（以下著重号为笔者所加）∶ 柴玲的说法（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ID=3568）∶ 我们见面的结果是∶“柴玲对在1990年被远志明强暴对证时，远志明拿出自已的版本，并称柴玲跟他有继续的男女关系。这里称两个版本。在会谈的继续中，远志明在柴玲的版本上道歉，柴玲再一次给予饶恕。周爱玲牧师做了双方切断魂结洁净的祷告。但是远志明对柴玲要求的三个方面都没有认真的回答和认罪道歉。柴玲认为有两个版本，这只是一个开始，并没有结束。会谈后同意写备忘录为未来做记录。备忘录要求交给双方的牧师、长老汇报做交代。柴玲并要求对关心这件事情的公众有个交代。在发表公众声明前会给大家过目。 ┅┅ 现在柴玲的立场是∶柴玲坚决不同意远志明的版本。坚决不认为在被远志明强暴后曾继续跟远有任何男女关系。出于恩典，在会谈中柴玲给了远志明的版本三个可能∶是真的；是记错人了；是撒谎。柴玲坚决不认为远的故事是真的。那远志明是记错人了还是在故意撒谎？ 徐志秋的说法（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ID=3594）∶ 根据远志明的回忆，当年柴玲在普林斯顿期间很活跃，也很受大家照顾。有一次柴玲请远志明搬东西，在柴玲寓所，两个人有一些亲密举动，但没有实质的性接触；直到几天后一个深晚，柴玲打电话叫远志明，并穿著睡衣开门将远引到卧房，他们才发生关系。 远志明甚至回忆起当时一些特殊的细节，让人觉得随意捏造的可能性较小。按照远志明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更接近于两情相悦、一时冲动，并且这是仅有的一次，此后再没有此类接触。接著是柴玲陈述她的回忆，柴玲版本的细节在网上都能找到，无需在此赘述。 由于双方对事实认定出入较大，无法达成一个共同接受的版本，为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 远志明态度真诚谦和，屡次向柴玲道歉，但柴玲提出必须依据她的版本道歉；由于远志明无法认同柴玲版本的许多细节，最终未能达成完全意义上的和解。半年以后，柴玲在网上公开发布她自己的版本，而远志明则保持沉默。 周爱玲的说法（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ID=3601）∶ Y说当时在普林斯顿，C因80年代末事件，很有名，是大家捧著的明星，对人颐指气使，他当时没有那麽大的名气，大家常在一起参与一些活动，C没车，偶而需要他接送，去Macy’s 买东西等杂事，也帮过她搬家。有一天，二人看电视到很晚，有亲昵，但没有性关系。后来C打电话给他，要他过来，当他抵达时，她穿著睡衣来应门，他觉得她引诱他，后来进入卧室，进而发生性关系，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后来一直有来往，但不再有性关系。（C反驳说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但并没有对Y性爱的描述部分提出异议或抗议） ┅┅ 虽然他们二人对于此事各执一词，但是至终他们都同意承认犯了淫乱的罪，得罪神，得罪对方及自己的配偶，依照约翰一书1:9的经文，并为此认罪，我也告诉Y说，虽然他不承认强暴C，但是C感觉受了强暴，是否可以为了她当时的感觉来向她道歉，好叫这件事情到此为止？Y也很诚意地多次向C道歉，请求饶恕，愿意彼此和好；若主许可，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一起同工。C强调要让Y的牧长知道此事，并继续监督。最后由我为他们祷告，祝福，彼此握手，拥抱结束。 不难看出，这三个文本里，有很多出入的地方∶ 一、所谓的“远志明版本”到底是什麽？ （注意，我们这里并非讨论“柴玲版本”和“远志明版本”的区别，而是讨论柴玲叙述中的“远志明版本”、徐志秋与周爱玲回忆的“远志明版本”的区别） 柴玲口中的远志明版本∶“远志明拿出自已的版本，并称柴玲跟他有继续的男女关系”。第三封信的补充∶当我看到远志明当场提出一个不同的版本（说我们之后还继续有男女关系） 徐志秋的远志明版本∶“按照远志明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更接近于两情相悦、一时冲动，并且这是仅有的一次，此后再没有此类接触。” 周爱玲的远志明版本∶“后来C打电话给他，要他过来，当他抵达时，她穿著睡衣来应门，他觉得她引诱他，后来进入卧室，进而发生性关系，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后来一直有来往，但不再有性关系。” 柴玲所说的“继续的男女关系”是什麽意思呢？是普通的交往呢，还是指性行为呢？一般读者都会都默认此处指的是性关系吧。 柴玲说，远志明宣称自己和柴玲有“继续的男女关系”，徐志秋和周爱玲说，远志明宣称“仅有的一次，此后再没有此类接触”，二人“后来一直有来往，但不再有性关系”。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 即使柴玲所说的“男女关系”不是指“性关系”，而只是普通的交往，三人的版本仍然是矛盾的。 柴玲的文章之后又说，“现在柴玲的立场是∶柴玲坚决不同意远志明的版本。坚决不认为在被远志明强暴后曾继续跟远有任何男女关系。”如果将“男女关系”理解为泛指各种男女间的联系，这里就是说柴玲否认她和远志明之后有任何联系。 而周爱玲的说法是，二人“后来一直有来往，但不再有性关系”。亦即二人之后仍然有来往，只是没有再发生性行为。 二、远志明道歉了吗？ 柴玲∶在会谈的继续中，远志明在柴玲的版本上道歉，柴玲再一次给予饶恕。周爱玲牧师做了双方切断魂结洁净的祷告。但是远志明对柴玲要求的三个方面都没有认真的回答和认罪道歉。 第三封公开信∶远志明一次也没有对性强暴而道歉。 会谈中，由于我对“双方都犯淫乱罪”的这个版本强烈提出抗议，并要求远志明和我都去测谎来证明自己的版本。这时远志明说，“好吧，我按你的版本来道歉。”看了不解的徐志秋，并马上接著又说∶“像耶稣一样，本无罪，替有罪的担当。”请问，他是在道歉吗？他是在“像耶稣一样”，自己“本无罪”，要“替有罪的”来担当罪。 徐志秋∶远志明态度真诚谦和，屡次向柴玲道歉，但柴玲提出必须依据她的版本道歉；由于远志明无法认同柴玲版本的许多细节，最终未能达成完全意义上的和解。半年以后，柴玲在网上公开发布她自己的版本，而远志明则保持沉默。 周爱玲∶Y则称在信主以前，干过许多坏事，比C现在指控强暴的更恶的事都干过，在主面前，赤露敞开，没有什麽罪不能认的，“但是没做过的事，我也不能承认，奶不能强加我罪名，要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也告诉Y说，虽然他不承认强暴C，但是C感觉受了强暴，是否可以为了她当时的感觉来向她道歉，好叫这件事情到此为止？Y也很诚意地多次向C道歉，请求饶恕，愿意彼此和好；若主许可，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一起同工。 当你看了这三个版本，认为远志明道歉了吗？ 柴玲的第一封信说，“远志明在柴玲的版本上道歉”，但是又“对柴玲要求的三个方面都没有认真的回答和认罪道歉”，让人费解。参照第三封信，就明了了一些，原来是指柴玲称远志明说，“好吧，我按你的版本来道歉。” 更要紧的是，柴玲称远志明看到徐志秋对此不解，马上接著又说∶“像耶稣一样，本无罪，替有罪的担当”。如果远志明真的说了这话，那麽他之前所谓“按照你的版本来道歉”，就是完全不情愿、不真实的。他说了这句话，就等於没有道歉，并且宣称自己是无罪的，“替有罪的”道歉。（谁是那有罪、需要道歉的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需要道歉的，为什麽要按对方的版本道歉呢？ 徐志秋说远志明“态度真诚谦和，屡次向柴玲道歉”。 如果柴玲说的是真的，那麽远志明就不是态度真诚谦和的道歉，而是勉强、不情愿的道歉。 周爱玲说远志明说“但是没做过的事，我也不能承认，奶不能强加我罪名，要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又说，“Y也很诚意地多次向C道歉，请求饶恕，愿意彼此和好；若主许可，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一起同工。” 那麽她的意思是远志明道歉了，还是没道歉呢？ 三、柴玲第三封公开信中提到她的记忆和徐、周的回忆的矛盾之处 以上两点质疑，是我们作为普通读者看了几份记录之后，通过简单分析就能看出双方回忆的矛盾。本文初稿刚完成，就在网上看到柴玲的第三封公开信（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ID=3600），其中之处她和徐、周二位对这次会面有不同的回忆。简单总结如下∶ 1、关于各人角色的分歧∶徐志秋认为自己是作为“调解人”和“仲裁者”，周爱玲称他们是“见证/仲裁的牧师”，而柴玲称周爱玲是其请来对此次会面的“见证人”。 2、柴、远二人是否都承认“认犯了淫乱的罪”？ 周爱玲说，虽然他们二人对于此事各执一词，但是至终他们都同意承认犯了淫乱的罪，得罪神，得罪对方及自己的配偶，依照约翰一书1:9的经文，并为此认罪。 柴玲坚决否认∶我记得是徐牧师在会谈中提出要我和远志明照这个观点（都犯了淫乱）来彼此认罪。我当时就予以强烈抗议，事实上周爱玲牧师当时也不同意徐牧师的这个提议。 按照圣经的标准，除非是性暴力的受害人，否则任何婚外性行为都是犯奸淫。如果双方都承认犯了淫乱的罪，那麽就是赞同的远志明的说法。柴玲认为其是受害者，所以并不是犯淫乱。 3、柴玲有没有要经济赔偿？ 周爱玲∶C依据路加福音19:8，认为Y应该效仿撒该，悔改后赔偿别人；而我们告诉她那是撒该自己蒙主光照，愿意偿还别人。 柴玲∶远志明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看哪，新的已经来临”，所以他不需要道歉。我说这不对，撒该的悔改才是真正的重生。我还分享了神如何让我来公布自己曾经堕胎的事。 撒该是圣经中的一个税吏长和财主，通过讹诈百姓取利。当他信了耶稣后，决意将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并还其讹诈之人四倍。撒该的悔改，按字面的意思是包括了赔钱的，但是柴玲提到的，是否包括经济赔偿？显然双方有不同的理解。 4、柴玲有没有要求登报道歉？ 周爱玲∶我和徐牧师对于C要Y登报道歉及赔偿的要求提出异议。 柴玲∶我从没有说要远志明“登报”道歉。可能周爱玲牧师误会了我的意思。事实是∶在会谈过程中，我曾谈到了要对媒体发个简单的公开声明（因为媒体曾要求我澄清谁是强暴我的人）。但是当时远志明反对。于是我才提议，由我起草一个声明，大家一起过目同意后再对外发表。 5、远志明在会谈中是否承认有其他同居行为？ 周爱玲∶C虽说她听说当时Y也曾有强暴或同居等类似的事件发生，但是C也无法当场提供受害人的名字或任何刑事记录做佐证。 柴玲∶关于同居，事实是∶远志明在会谈当场已经承认了同居。他承认“小马”是他朋友的妻子，跟他从巴黎来普林斯顿的。 周爱玲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远志明是否有其他同居行为的结论，但是其叙述停止在柴玲“无法当场提供”信息这个一点上，似乎引申的含义就是这是柴玲单方面的指控，是远志明所没有承认的。而柴玲的叙述中，提到远志明在会谈当场已经承认了同居。远志明到底承认还是没承认呢？如果他没有承认，柴玲的第三封公开信就是明显撒谎；如果承认了，周爱玲说柴玲无法当场提供受害人的名字，可是当事人都承认了，她提供不提供名字又有什麽要紧呢？ 结语 且不论24年前的事实如何，此事让人非常失望的是，就连2014年6月24日发生的事情，都出现了这麽多不同的说法。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做审判官来判断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连7个月前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又怎麽能弄清楚24年前的事情呢？如果柴玲在这次会面的细节上撒谎，她的其他指控的可信度也要大打折扣。如果徐志秋和周爱玲撒谎，那麽他们要掩饰什麽吗？ 所以，在论断人，或是用很多属灵的语言来教育这方或那方之前，先把这几个半年前简单的事实搞清楚吧。若是要说圣经的话，也请允许我引用一句，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四人都是基督徒（或自称是基督徒），能不能先把关于6月24日这次会面的矛盾叙述给弄清楚，若是有录音就查查录音（补充∶柴玲第三封公开信说没有录音），有记录就查记录，免得糊里糊涂各说各的，真要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了。 2015年1月24日 2015-0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中国式文革仍威胁台湾

5月16日，标志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40周年，因当年那一天，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号召揪出党内走资派，鼓励红卫兵造反。 这场被称为「浩劫」的大灾难，仅据中国官方报告，就导致210万人丧生（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172万8千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人处死刑；武斗死亡23万7千人），七百万人伤残，七万个家庭被毁。 为什麽在有二千年文化历史，自称文明古国的土地，在没有外来战争的环境下，会有这样一场自相残杀，而且其凶残、火爆、道德沦丧和殃及的程度，都远超过中国的任何时代？ 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共产党的专制，一是毛泽东的专权。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共产制度，那麽即使再有毛泽东这样的恶棍，也无法发动起文革；但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恶魔，即使是专制制度，也可能避免这样的闹剧和悲剧。因而可以说文革是共产制度和毛泽东专权的政治双簧。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如果没有亿万中国人的狂热参与，毛和他的亲信，也无法造成那种规模的灾难。中国人的大规模参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在严重缺乏个人主义、尊严、自由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自鸦片战争以来，那种屈辱情绪导致的民族主义狂热，几乎俘虏了所有重要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脑，中国早已从官到民，从知识人到老百姓，形成了为了国家强大可以不择手段地泯灭个人、泯灭生命的共识，因而才有知识分子抵押尊严，老百姓献出权利，使毛成为中国的帝王和教主。 文革中，中国无神论的文化背景，加上以暴力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野兽文化，那就是为了崇高目的（革命），就可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夫妻互相揭发，儿子批斗父母，学生殴打老师（甚至把老师的肉烧烤、吃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变成恶魔，成为暴力和血腥的一部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重的不是个人生命价值，更不是人的尊严，而是意识形态；文革是中国人兽性、原罪的大发泄。 今天，中国掌权者不愿意反省文革，因他们曾是造反派（胡锦涛、李肇星等高官，都曾是红卫兵头目）。而中国民众也无法深刻反省文革，因专制制度仍在，政府仍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而且当年那种民族主义情绪，现在随著中国经济成长而膨胀，甚至喊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狂妄口号。 当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文化心理积淀仍在，当国家强大、民族至上的思维仍占主导，那麽中国式的文革，可以说仍未结束，它不仅对民主台湾构成威胁，对整个人类都是不祥之兆。 因而，只有中国人开始把生命、自由、尊严等文明价值放在高於国家、民族等意识之上的时候，中国的希望才会真正开始。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5月17日） 2006-05-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美中关系走向该如何判断？

程晓农 美国东部时间2月10日晚上拜登与习近平通话，标志着两国关系在拜登就任后的基本走向已初步定局。但是，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会得出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不同结论。 作者观察重点：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侧面 美国军方对中美军事局势的密集评估 美国海军重点防卫印太地区 达鲁岛再成新闻焦点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侧面 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大体上分成军事和非军事两个侧面。多数国际媒体是从外交、政治和经济层面来分析美中关系的未来演变，但从今天的实况来看，这种角度有重大缺失。其弱点是，完全忽视了中国对美军事威胁引发的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及这种局面对印太地区各国的冲击，也严重低估了双方军事对抗对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同时又高估了外交辞令对双边关系的实质性作用。 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其实是各说各话，双方的交集有限。然而，很少有媒体把拜登与习近平通话之前的当日去美国国防部所做的事，也看作是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方面。 拜登究竟去做了什么呢？ 美国军方此刻认为，美国国防部需要立刻着手制定对华国防战略的部署和细节，其具体安排宜由拜登到国防部正式宣布。2月10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拜登当天上午访问五角大楼时宣布，正式成立一个由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及军事情报部门共15人组成的制定美国对华国防战略专门工作组，以评估国防部对中国的军事政策和相关军事项目，应对中共的挑战。该工作组由国防部长特别助理Ely Ratner领导，4个月后为军方高层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紧急成立这样的对华军事战略研讨组。 美国国防部的这则消息指出，这个对华国防战略专门工作组承担着“突击任务”；国防部部长、副部长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渐进威胁”，中国正试图推翻现存的按国际规则形成的印太地区秩序架构，并使用所有手段，企图让这一地区的各国臣服。 这个专门工作组的任务是，检视美国的军事战略、军队运用方式、技术应用和军力配置、部队管理及情报方面的最高优先目标；也评估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以及它们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关系之影响。 如果从紧迫性和重要性来看，显然，拜登2月10日上午在五角大楼所宣布的军事安排，比他当晚与习近平的通话更值得关注。这个专门工作组的任务折射出中美两国之间军事层面的高度紧张关系，但许多国际媒体完全忽略了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中国的国防部和外交部对此事则一声不吭。 二、美国军方对中美军事局势的密集评估 去年以来美国军方频频发声警告，宣称美国正面临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最先发出警告的是近年来不断与中国海军在海上和水下对峙的美国海军。 去年10月15日《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上将在美国国防新闻与分析网站《防务1号》(Defense One)举行的有关美国海军现状的讨论中明确表示，“中国是对我们国家的战略威胁”。 去年11月25日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报道，美国潜艇部队司令官考德（Daryl Caudle）海军中将表示，美国海军的潜艇舰队以往偏重于和平时期的任务，而现在需要增强水下作战训练，“我们调整了舰队的战备训练期和部署前训练，以专注于高端战斗”。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Charles A. Richard海军上将则在海军界权威刊物《Proceedings》今年的2月号上发表署名文章，《打造21世纪的战略威慑力（Forging 21st-Century Strategic Deterrence）》。他认为，由于美国面临的来自中俄的军事威胁不断升级，现在存在着美国与中俄爆发核战争的真实可能性。 为了让国会和美国公众了解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海军的应对方案，最近美国海军连续公布了几份报告，包括1月27日改定的《中国海军现代化：关于美国海军国防能力的考量，为国会准备的背景和议题（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海军作战部1月11日公布的《作战部长的海上作战计划，2021年（CNO NAVPLAN 2021）》，和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这三个军种去年12月完成的《海上优势：全面整合海上力量以取胜（Advantage at Sea：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而美国国会研究部则在今年1月28日发表了一份给国会的报告，《美中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竞争：为国会准备的背景和议题（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这份研究报告是对海军的上述报告的公开呼应，不只是为了国会讨论国防政策和预算，也是让美国公众了解美中目前海上对抗的实况。 但目前美国的民意集中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民众关注的是去年大选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当前经济政策对就业的冲击。上述军方报告并未引起民众的关注。 三、美国海军重点防卫印太地区 看美国现在如何部署其海军军力，就可以看出它军事上的重点防卫区域。美国海军一共有4个航空母舰编队，另有卡尔·文森号航母和福特号航母在训练中，此外还有2个两栖攻击舰编队（稍小一些的航母）。现在美国海军把4个航母编队中的3个、2个两栖攻击舰编队中的1个都投放在东亚地区。为保卫东亚及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美国海军动用了它的大部分兵力，针对的是中国海军。 到2月上旬为止，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停在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群在台湾东北海域，它搭载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部队基地在冲绳，美利坚号排水量4万5千吨，以前被称为“突击航母”，可搭载攻击直升机和F-35战斗机；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最近进入南海国际水域后，又回到菲律宾东部外海；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从中东撤出，向东回航，进入南海的西南部演习，待回美国圣迭戈基地休整后将归属驻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 英国已经宣布，将派出最尖端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到东亚地区。《澳大利亚财经评论》2月11日报道，澳大利亚海军将参与英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巡航印太地区。今后东亚地区维持区域稳定的美英两国的航母打击群将达到5个，这是太平洋战争之后东亚地区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密集的海空军军力部署。 美国海军之所以要重点防守东亚和印太地区，是因为中国以海南岛三亚为基地的核潜艇舰队已开始执行中国新的对美核威胁方针。这些核潜艇试图深入中太平洋，靠近美国西海岸，对美国形成主动型抵近核攻击的威慑。所以，美国海军必须在第一岛链一线和南海的三个潜艇水下航道防堵，若中国的核潜艇进入中太平洋活动，美军的防守就相当被动了。而与澳大利亚直接有关的是，中国核潜艇正准备南向进入爪哇海，再东进威胁澳大利亚北部的国防安全。 四、达鲁岛再成新闻焦点 去年12月16日我在SBS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对澳大利亚施压的真实意图》，文中提到，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协议，在该国靠近澳大利亚的一个15平方公里的荒凉小岛上投资2亿澳元，修建“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区”，中国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在那个小岛上建立其战略核潜艇的海外前进基地。2个月之后，这个小小的达鲁岛再度成为新闻焦点，因为澳大利亚媒体又发现，中国还有一个更大的在这个岛上建造城市的计划，当然，这个计划也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关注。 今年1月下旬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一家中资公司WYW Holding致信巴新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提出一个斥资390亿澳元在巴新的达鲁（Daru）岛建造新城市的计划。这个计划野心勃勃，它建议的投资额居然超过巴新全国的GDP，准备把这个岛建成包括港口、工业区、商业区、休闲区和居住区的新城市。这封信提到，这家中国公司已经与巴新地方政府谈过并获得默许。此新城计划将以长期的BOT（建设-运行-转让）合同实施，这意味着，中国的这家公司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这个岛的主人。虽然澳大利亚的记者看到了这个计划，但巴新政府声称不知此事。 这个计划有两大疑点： 第一，它究竟是巴新经济发展之所需，还是为中国海军建立军事飞地？ 巴布亚新几内亚属于不发达国家，经济依赖外援，全国由数百土著部落组成，9百万人口散布在总面积46万平方公里的多个岛上，其中四成不识字。国土的大部分是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山区，热带雨林里毒虫毒蛇横行，不适合居住，巴新首都与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公路相通。 中国驻巴新大使馆对该国国情的介绍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恶劣，民众生活艰难。达鲁岛处于巴新大岛之外，岛上还流行耐药物结核病，岛内原住民偶去巴新大岛，要划单人小舟。当地原始的采集活动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城市，而这个岛上若建新城，对附近的荒凉地区也没有经济辐射作用。那么，一家中国公司如果不是奉命出面，为建设中国未来的海军基地、维修工厂和大批潜艇官兵休闲的海军城，找巴新政府拿钱铺路，它还能有什么样的商业动机，到这里建设与当地落后的经济状况格格不入的庞大“城市”呢？ 第二，准备投资390亿澳元的中国WYW Holding公司比上次在达鲁岛投资渔港的福建中鸿渔业公司更可疑。 这家中国公司的名称WYW并非英文词组的字头缩写，而是中文汉语拼音Wu Yuan Wan词组的字头缩写，香港的商务资讯网显示，该公司的中文名是“五缘湾股份有限公司”，出面给巴新政府写信的是其香港空壳公司，而这个母公司其实也是空壳。五缘湾位于厦门，这家私人集资建立的公司取用当地地名，2014年在厦门注册，其董事长是洪炜强，CEO是谢霓，业务是食品批发；一家自称能投资近4百亿澳元的公司，其办公室仅租用厦门高崎机场附近办公楼里的一个小间（高崎道888号110店面A区）；查看国内关于该公司的信用报告，此公司的融资历史、投资事件、企业业务均为空白，无可查考；其公司网站上亦无一字介绍其商业活动，而且自2018年后再未更新页面。如此资信的公司，居然狮子大开口，要浪掷近4百亿澳元，其动机和行为实在令人怀疑。看来，它只不过是中国政府的又一替身而已。 尽管目前这个“达鲁新城”计划尚未落实，但中国的全球军事野心已暴露无疑。其野心至少有三： 建立控制南太平洋广大海域的桥头堡； 孤立澳洲； 威胁美国。 这是重演大日本帝国太平洋战争中其海陆军的对美战略，当年日军就企图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现在的巴新首都），进而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海路，再进占澳大利亚。今日的巴新所辖各岛，都是当年战争时期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 原载澳广SBS, 2021年2月17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what-the-relation-between-us-china-will-go

我在美国投票所看到的

来美国16年，已观看了5次美国总统大选。1988年秋从中国来美国时，正赶上里根总统卸任，他的助手、副总统老布什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和麻萨诸塞州州长（克里的同州同事）、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竞争总统。那时不会英文，只是看热闹，还闹出把商店门把上的PUSH当作是布什（BUSH）竞选标志的笑话。 1992年那次是老布什和克林顿竞争总统，那时我对美国两党原则理念的区别仍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克林顿年轻、有活力，代表著革新，因此在北美《世界周刊》发表了「新总统，新风格，新时代」的评论，对克林顿相当赞赏。还为香港和东京的中文刊物写了「吹著萨克风管走进白宫」、「看克林顿就职」等文章，都是倾向这位民主党籍新总统。 1996年时，已对美国两党的区别有了相当的认知，而且随著入籍，有了投票权，并在非常认真倾听两党竞选议题之後，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克林顿的国会少数党领袖杜尔。 2000年时，更是十分清晰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并为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纠正了佛州高法干预选举要求逐镇查票的判决，而写了多篇介绍和赞赏的文章。 2004年这次大选，对美国命运有关，因涉及到美国是否继续强势反恐、确保美国和世界安全的重大选择。虽然我和妻子只有两票，而且居住在历来是民主党票源的纽约，不管怎麽投，这里都肯定是克里赢（两党候选人都没到纽约竞选，对克里来说，胜卷在握，不需要；对布什来说，毫无希望，没必要），但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一定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珍惜在中国时从未有过（迄今13亿中国人还没有！）的选举权利，因此一早就去附近的投票所投票。 我们住的是一个犹太人区，压倒多数都是左派民主党的票。上次总统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拿到81％的犹太人选票，布什仅获不到两成。这两天和周围的邻居聊天，清一色全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没碰到一个共和党同盟军。妻子开玩笑说，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里，可能我们两个注册共和党的选民是绝对的少数，或者可能只有我们两个。 到了投票所，还算幸运，没有像电视上看到的佛罗里达州那样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人并不是特别多，因而可以很顺利地投票。但投票所给人的印象实在不够秩序，在名册上找名字的、弄不清楚投票顺序的、投完了还在观望的等等。 但我们很顺利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登记注册的资料，然後签了名，就可以去投票，任何证件都没被查问，更没有被要求出示。我当时想，如果别人代我们投票，完全可能成功，只不过签名可能不像，但好像那些管签名的监票员，也没有核对笔迹的意思。 纽约早就使用了「投票机」，而不是像上次出事的佛州那种纸上扎洞式投票。机器非常简单，上面大约有六、七栏名字，每栏属於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包括总统，副总统，州联邦议员，众议员，以及提名的法官等。第一栏是共和党的布什总统等候选人，第二栏是民主党的克里候选人等，第三栏是独立候选人纳德，然後是保守党，最後一个是「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候选人等。 你选择哪个候选人，就把他的名字旁边的铁钮按下，全部选择完，把下面像闸门式的红色大扳手从右向左拉倒底，就算完成了投票。用这种投票机的最大好处大概是绝对不会有废票、争议票。 刚投完票，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问我们是不是会讲中文普通话，因有一对中国老人需要帮助。他俩有70多岁，不会英文，投票机上面的英文名字全都不认得，但嘴里喃喃著选「布什」，虽然监票员不懂中文，但也能听出他说的是「布什」。再加上我们的翻译，监票人员帮助这两位中国老人把票投给了布什。 准备离开时，又有监票员叫我们，因为还有一个中国人也是不会英文。经了解，他注册投票时，地址有变化，因而现在的注册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但美国的法律真是公平，可以临时填写选票单邮寄投票，我们帮他一一翻译表格内容，他就这样也投成了票。他看来有50多岁，虽然不懂英文，但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英文，他能辨认，并认得布什和克里的英文名字，因而他在布什的名字下划了那个椭圆圈。然後他又去找竞争纽约州议员的一个华裔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字，看来他还挺跨党派的，似乎来之前早已「胸有成『党』」。 看到这三个中国人投票，相当感慨，他们不会英文，这个投票所又没有双语人员协助，但他们仍是勇敢地来投票，而且那对儿老人，已70多岁。可以想见，他们对行使自己选举权利的珍惜。我不知道这对老人来自哪里，但从口音判断，可能是中国大陆，因现场有一位会广东话的工作人员，但却帮不上他们的忙，因他们听不懂粤语。而那位50多岁的中国人，则告诉我们，他从中国来美已16年，在一家衣厂工作，这是第一次投票；即使原来没有注上册，仍是坚持要得到这个投票的机会。 走出投票所时，我想到上次美国大选纠纷和台湾的选举争议等，因为从美国这个小小的投票所就可以看出，投票选举是个多麽复杂、庞杂、费时费力的事情，差错、疏漏一定在所难免。任何选举都不会绝对完美无错，因而只要是相对地公正、公平，其实就已经算是成功。虽然我当时想，这种不查证件的松散方式，可能导致别人来替我投票，但那也仅是替已注册的选民而已，而且一票投完，无法再制造出另一张选票，因此这种选举，虽然不是那麽审查严格，但也不会有多大的出入，更不可能大规模作票。 而且反正四年就一次选举，不行下次再来吗，没必要那麽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就做得不错，当年他和肯尼迪竞选总统时，民主党籍的芝加哥市长作票已被查实，因在一个镇子，选票比居民人数还多，显然有作弊。连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都认为，如果不到法院上诉，对尼克松不公平。但尼克松认为，如果诉讼，旷日持久，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他选择放弃诉讼，接受这个即使是不公平的选举结果，等四年以後再来，结果在下次大选中，他以压倒优势当选。 因此今天《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分裂的美国」（The Undivided Country）说，不管民主党们如何渲染美国被选举分裂，其实都是危言耸听，因为美国过去有多次都是选情接近，两党候选人竞争激烈，但美国没有分裂。这就是选举，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充分言论和新闻自由。不管选情怎麽激烈，怎麽难解难分，最後都要经过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就是民主。 2004年11月2日於纽约 2004-1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对斯诺登事件的认知误区

在美国正式起诉斯诺登“间谍罪”并要求香港引渡之后一天，斯诺登就离开香港，经莫斯科转机到第三国。这个举动再次证明中共“一国两制”的虚伪，面对重大问题，必定得由北京做主，香港根本没有法治，更没有什麽一国两制。 美国跟香港签有《引渡条约》，而且是香港回归中国后的1998年签署的，说明该条约是得到北京首肯的，但香港这次却没遵守。港府的拒绝理由是，美方要求引渡文件“未完全符合香港法律的要求”。这是明显的托辞。 因为第一，香港的《引渡条约》明确规定，重大案件要先“通知”北京中央政府。而所谓通知，连港府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也解释说，就是听北京的决定，“中央政府可因应国防及外交理由”，拒绝把斯诺登引渡回美国。所以所谓的一国两制，实质还是服从共产党的意志。 第二，在美方提出引渡要求后，香港司法专家和律师等指出，按照《引渡条约》，嫌犯必须先经过香港法院开引渡审判庭，确认被告符合引渡条例后，才会依法将嫌犯递解出境、送回犯案国，整个引渡过程可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上述前负责司法的最高官员叶刘淑仪也说，“斯诺登可在港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庭上抗辩。” 但在美国正式起诉斯诺登并要求香港引渡之后不到48小时，港府就拒绝了，这很清晰地展示，香港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司法审查程序，根本没经过法院，就直接按照北京的“政治指示”处理了。这再次说明，香港的所谓独立司法完全是“皮影戏”，背后拉绳操纵的是北京政权。 斯诺登不管最后藏到哪里，这个事件都没有完，将继续成为争议焦点之一。从对斯诺登事件的争议来看，很多华人对美国政治、美国反恐、美国人民的文化心理尚缺乏深入了解，或者说至少存在三个“认知误区”∶ 第一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奥巴马上台后，迅速实施他的扩大政府、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在野的共和党对白宫的批评非常强烈，两党对峙的强度也超过以往。但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上，共和党主要领袖却异口同声，支持奥巴马政府，痛斥斯诺登“叛国”。为什麽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对立的美国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却空前意见一致？就是因为，斯诺登的指控——美国政府监控大众是侵犯隐私和违法的——并不真实。美国国安局监控国人跟外国的通话，是国会通过法案允许的。美国是三权分立，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所以，说国会通过的法律违法，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美国的棱镜电话监控计划，是九一一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中的一个部分，它不仅没有“违法”问题，而且这个监控计划的执行，是在两党议员的共同监督下，所以也不存在利用这个计划进行党派攻击和蒙骗民众。 在美国这种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哪一届政府想蒙骗大众做非法的事情，不仅很难，甚至是无法操作的。因为首先，执政者会受到在野党的严密监督，反对党会用放大镜检查执政者的毛病，这不仅是由于理念不同导致看对方总是错之外，还因为只有找到毛病，才能在下次大选时有说服选民“选掉”执政者的理由。 美国媒体，同样也由于理念，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不管哪个党执政，都有另一半媒体监督它，甚至刻意挑它的毛病。在这种政治格局下，执政者想做一件隐瞒整体大众的事情，并长期瞒住，是难以想像的。而且在政府机构的雇员们，同样也是一部分人认同保守派、一部分人倾向自由派；当任政府做不规矩的事情，几乎无法避免另一种理念的雇员出来揭露。像目前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国税局刁难保守派团体的丑闻，就是从国税局内部披露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对奥巴马左倾政府做法不认同的人，揭出了底牌。 所以，在美国这种政坛、媒体、司法、民众等全方位都是一半对一半的政治格局下，执政者想秘密地、违法监控民众的电话、电讯等，是无法操作的。 第二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电话监控的实际操作过程。斯诺登指控美国人民的对外通话被监听是“侵犯隐私权”。这个指控同样是扭曲事实。美国有三亿人口，如果每人跟外国通话10分钟，就是30亿分钟。这要多少人来监听？即使每人监听60分钟，也需要5000万人！而美国政府的全部雇员才是2400万。这是无法操作、更是没必要做的事情。 真实情况是，美国政府没有监听全部民众的对外通话，而只是通过电脑软件，把所有对外通话录音下来。只有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等，才调出存档的电话录音来听其内容。而且要调某人的电话存档，也需要有其它让美国安全部门警觉的行为、事件佐证，并向上级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听录音、或即时监听。美国国安局说，去年只是监听了300人的对外通话。美国三亿人口，监听了300人，比例是百万分之一。 打个比方，如果我往巴基斯坦打了10通电话，被美国的棱镜计划自动录音存档了。但我没有去过巴基斯坦，跟恐怖分子毫无关系，没有其他引起国安局警觉的行为，也没有巴基斯坦或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给美国什麽警讯，那麽这10通电话，就会永远在存档中，没有任何人去听它的内容。 这种电话录音存档对破案是非常必要的，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感佩它的神奇和成效。那是在读美国记者大卫•凯普兰（David Kaplan）那本对台湾旅美作家江南被杀案的调查专著《龙之火∶江南案始末与国民党海外间谍战》。1984年江南在加州家中车库被枪杀，媒体揭露说是台湾国民党政府雇用黑社会人员所为。美方最后向台湾方面出示的证据，就是那几个黑社会杀手在加州跟台北国民党军情局官员的通话录音。凯普兰在书中说，美国在加州地下设有庞大的电话监控网，所有从美国打到国外的电话都被录音存档。一旦需要，就可调出来听它的内容。美国司法部在侦查江南案时，就把那个时期从美国打到台湾的电话调了出来，最后查到关于杀江南的电话内容。 当时杀害江南的三名竹联帮黑道人员都已逃回台湾，其中两人被台湾警方逮捕。他们都不在美方手中，怎麽能让国民党政府承认是他们军情局下令干的？台湾政府派黑社会人员到美国土地上枪杀美国人，这不仅是重大政治丑闻，更严重损害美台关系。如果美方没有电话录音等“铁的证据”，国民党政府是绝不会承认的。最后脸面全无的蒋经国总统下令，把军情局长、副局长和一位处长全部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后蒋经国私生子章孝严出面斡旋，跟江南的遗蚝x外和解，赔了145万美元。 在今天美国处于恐怖袭击的反恐时代，这种通话录音就更有必要。同时，由于电脑网络的产生，增加了电邮、text等等诸多通讯方式，所以国安局也相应增加了这方面的监控记录。但那些担心隐私权被侵犯者，仍是杞人忧天，因为如果你跟恐怖分子没有关系、不从事犯罪活动，你担心什麽呢？只要不涉及危害他人安全的内容，你的通话（录音）、电子通讯等等，根本就永远没人去听、去看。 第三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人民经历911恐怖袭击后对个人安全的重视。当然有人会强调，电话等涉及到我们的隐私，我们的通话，就是不想被任何人录音下来。但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在个人隐私和人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做个权衡。众所周知，911事件前，美国的机场根本没有像现在这麽严格的安检，那时飞机起飞前二、三十分钟赶到机场都来得及。但现在起码要提前一个小时，排大队通过安检。比如我自己，外出旅行一直喜欢穿一种类似军用的裤子（有很多裤兜，可以装证件、采访笔本、手机等等，既方便又安全），再加上是平头，竟有多次被挑出来，从头到脚重新检查（戴眼镜的斯文，好像没人理）。但我从来没有感到什麽隐私权被侵犯，更没感觉因为不是白种人而被歧视，反而感到很高兴，很感谢，因为他们越是严格安检，恐怖分子就越混不进来，我坐的飞机就越安全。如果他们玩忽职守、马马虎虎，你的“隐私权”保护得严严实实，可是你的命可能就没了。连命都没了，还谈什麽个人隐私？ 有人说，机场的X光全身透视安检，侵犯人的隐私。但常识是，谁对你的身体感兴趣呵？不是为了你的安全，机场花大代价，有几个人愿意干那种ku燥的活儿？连那些就是要闹事、出风头，过安检时故意脱成三点式、甚至脱光上身抗议的女人都不仅没人稀罕看，而是惹众怒。像类似这种代价如果你不想付，那你就不要坐飞机，去开车或者骑马。而且说X光安检侵犯隐私的人其实根本就是矫情，因为去医院照X光，怎麽不说侵犯隐私呢？做CT可能全身哪个部分都被看个遍，怎麽不抱怨呢？说明在健康和隐私之间，你是愿意为健康而牺牲隐私的。那麽在机场的X光检查，更是在生命和隐私之间选择，怎麽就不想要命了呢？ 在斯诺登被美国正式起诉间谍罪之后，媒体做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的电话监控计划，说明多数美国人有理性能力。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包括许多私营公司）都安装录像镜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以能很快破案，关键一点是赛跑终点处的一家商店门口有录像镜头，录下了两个恐怖分子经过的场面。 现在公共场所，街角、停车场等等，都在安装更多的录像镜头，你路过时如有什麽不雅行为等，当然都会被自动录像下来。但是，如果这个地点不发生案情，你跟恐怖分子无关，你的什麽隐私，可能到死也没人去看。英国女王挖鼻孔，可以上全世界的小报头版，你挖鼻孔，根本就没人理。所以，就别矫情地喊什麽“隐私权”了，你的生命安全有政府这麽努力在保护，实在是幸运。我是最反对大政府的，但我认为，保护人身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应该做的事情。 我在上篇“斯诺登是坏蛋还是英雄”中说过，美国的电话监控目的不是监控人民的思想，而是要保护人民的身体安全。这个人民，不仅是美国人，而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旅游的所有国家的人。例如这次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当场仅三人遇难，就有一人是中国留学生。而唯一被两名恐怖分子劫持的汽车车主也是中国人（他的逃脱实在是难得的机智勇敢）。这个比例太高了。看到那名遇难中国女学生的父母在追悼会上泣不成声，谁都会为之动容。在实行一胎化的中国，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能来到美国留学是多麽难得。就这样被不问青红皂白、对所有肤色和种族都“格杀勿论”的恐怖分子畜生夺去了生命。如果美国的反恐做得更细腻、更负责，或者这种电话监控做得更缜密（两名恐怖分子跟他们在车臣的父母通过多次电话），就可能提前查到他们，避免这场惨剧。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说，如果这个棱镜计划在911之前就有，连911都可能避免。在国会就监听问题的听证会上，FBI等部门的负责人指出，该监听措施已经阻止了多达五十起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上篇谈斯诺登的文章我还谈到，斯诺登根本不是英雄，只是个风头欲十足的自恋狂，是个小丑加坏蛋。在波士顿爆炸案后，有专家分析指出，那两个杀人兄弟，尤其是那个哥哥（洗脑诱导了弟弟），是出于一种“失败者”的沮丧泄愤心理才杀人。连他们的舅舅也一再强调，他们是Loser。那个拳击手哥哥常年不工作，靠太太养活，他们那个家庭已领取了美国政府十年的福利救济。心理分析学家说，他们是拿伊斯兰主义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用这种一鸣惊人，来掩饰自卑。 斯诺登也是一个loser。他连高中都没念下来，后来只找到个收入较低的公司保安工作。那种失败感可想而知。后来因为会玩电脑，被中情局所属机构的愚蠢官员雇用，给了他在全球修复情报点的电脑工作。从他给友人炫耀自己终于有份高收入工作的通信可看出，他有点中彩票的感觉。但这个意外得到个位置的低能者还不满足，因为自卑心理，还想一鸣惊人，于是靠这种泄漏国家机密来成为全球名人。这跟那对波士顿炸弹兄弟是一样的心理，也是自卑导致的自狂和发疯。 而且斯诺登还有癫痫病，并神经兮兮。据他女朋友透露，他经常神神秘秘，甚至认为家里的洗碗机是窃听他的工具。这次他去香港，是以去治疗癫痫病的理由离开美国（该机构人员离美30天必须报备）。而癫痫是一种“脑神经元异常放电”的精神疾病。美国人更应该质问和追究的是，中情局相关机构为什麽会高薪雇用一个高中都没念下来，并有癫痫病的无知青年？所以，斯诺登案，真正要检讨的不是监控计划，而是对斯诺登这种病态弱智者，审查得不够，监控得不够，才造成这麽严重的后果。 2013年6月23日於美国 2013-06-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中国人成了「世界病夫」

在中国人刚刚过了春节之际，伊拉克再次举行了全国议会选举，这是伊拉克结束萨达姆统治後第二次全国大选。2005年的伊拉克首次大选虽遭到逊尼派等宗教势力的杯葛，还有外部敌对力量的阻挠，但仍是顺利地举行，超过一千万人投票，投票率达59%。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对伊拉克的选举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连曾反对美国打伊战的欧洲左派报纸、法国《解放报》当时都发表社论说，可能我们错了，布什先生对了。 这次伊拉克选举，根据选委会公布的资料，有750万伊拉克人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51%。虽低於上次，但投票率很高的库尔德地区这次没列入选举（伊拉克18省中只有14省选举）；选情专家说，如库尔德地区被列入的话，投票率会高很多，结果会和上次大选差不多。 虽然正式选举结果要几个星期後才能出来，但这次选举和上次一样，仍引起世界的关注，毕竟伊拉克是新兴民主国家，这场选举关系到伊拉克的未来。 这次14个省的议会席位总共有440个，但却有14,000名候选人参选，等於近32个人竞争一个席位，可见伊拉克人参加选举之踊跃，对民主的信念之坚定。一位伊拉克人对美国记者说， 「我们怎麽能不来投票？我们全都抱怨受到压迫，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代表我们。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 根据美国福克斯（fox）电视2月5日引述伊拉克的报导，初步选举结果是，现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领导的强调世俗化的「竞选联盟」在全国10个什叶派聚居省份中的9个省获得胜利（包括首都巴格达），击败了什叶派最大政党「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在席位上获得很大优势。逊尼、什叶派等宗教政党的席位都大幅萎缩。它说明，只要给人民机会，最後一定优胜劣败，无论是极端宗教政党，还是反美激进势力，都会被选民淘汰。 对於这次伊拉克的选举，中国官方媒体也做了报导。但由於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几乎没有哪家中国报纸敢就伊拉克的选举发表正面评论，更不要说就此批评中国为什麽没有这样的选举。 但即使报纸敢於刊登这方面的评论，可能也会有官方御用学者、文人出来强调什麽中国国情特殊，不能进行伊拉克式的民主选举；还是过去那套中国教育水平低，是第三世界穷国，国家幅员大，人口多，一旦选举，就可能产生动乱，还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最重要。 这套说辞已是老生常谈了，但这次伊拉克的选举，其实等於再次反驳了这种论调。因为伊拉克也不是富国，平均教育水平，也不比中国高。据中国教育部的数字，到2005年底，中国全国小学入学率已达99％，成人文盲率已降到4％以下。而伊拉克的文盲率，据伊拉克教育部长2008年的说法，仍超过30％。为什麽人口三分之一是文盲的伊拉克可以选举，中国的文盲比例还不到4％，就不能选举？逻辑在哪里？而且伊拉克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不比中国高。根据广为引用的网上可查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资料库」（The World Factbook）的中国和伊拉克条目，2008年中国的人均平价购买力（PPP）预估是6100美元，伊拉克是4000美元。如果这个评估是准确的话，那麽中国更不能用什麽经济落後、收入低作为拒绝民主选举的理由。如果说贫穷的话，那麽非洲国家不是更穷吗，大多数非洲国家，人均收入还不到一千美元，可是48个非洲国家，有42个早就实行了多党制的自由选举。而美洲大陆的35个国家，除了共产古巴，其他34个国家，也都实行了民选制度。中国的文人们再用什麽中国是第三世界，收入低等理由拒绝民主制度，完全站不住脚。 面对非洲、美洲，以及伊拉克的选举，中国的文人们又强调中国是大国，跟这些小国不一样。可是，同样是大国，和中国接壤的印度，人口已超过10亿，但印度从1947年独立，过去六十年来一直实行民选制度，也没有发生全国动乱，反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印度近年的经济也迅速发展，增长率达8％以上，虽然仍比中国低一些，但印度的数字是在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下，经过检验的，比较真实。而中国的经济数字，连自己内部的经济学者都说，拦腰砍去一半，可能还有水分。 国际学者几年前对12个非洲国家的2万多人进行了三年的追踪民调，结果显示，认为民主制度会提供人的基本需要的占89％，认为民主制度可以使人自由地批评政府的占85％，认为实行多党选举制可以缩小贫富差别的占72％。这个报告再次证明，即使是今天还相当贫穷的非洲人民，都对民主有坚定的信念和渴望。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中国政府拒绝民主制度，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共产党要一党独大，实行党天下而已。中国人曾被称为「东亚病夫」，在当今全球民主浪潮下，难道中国人不如非洲人、不如伊拉克人、不如印度人，不如俄国人，不如阿富汗人，真的成了「世界病夫」？ 2009年2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9-0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必须依赖“回飞镖”效应

最近，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当局的批评声音越来越高。就在5月上旬，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联合国成员国阻止中国、伊朗等7个严重践踏人权的国家进入联合国新创立的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瑞士的“联合国观察”对65个竞选人权理事会席位的国家的自由程度分别进行了评估，中国名列自由程度最差国家的榜首。“联合国观察”还指明中国等严重迫害人权的国家“是对人权理事会的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于5月3日公布《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把中国、北韩、苏丹等列入“特别关注国”；而在巴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竟然与金正日、卡斯特罗、卡扎菲等独裁者一道，被当作“新闻自由的天敌”在埃菲尔铁塔上被示众一天。更有境外媒体干脆将中国称为“亚洲民主的毒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如潮的批评声，不由得让人想起去年5月以前各国媒体争先恐后赞美中国的盛况――当时，世界著名媒体如英国BBC、美国《新闻周刊》、CNN等争先恐后地对中国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完全避而不提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与那时相比，这些批评声音终于让人有了峰回路转的感觉。 不过，这些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权而呼吁的努力，不一定为大多数中国公众所理解。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新闻媒体严格管制之下，有两个观念深入中国公众心灵深处，一是霸权主义害怕中国崛起，以人权为借口打压中国；二是“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是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是各国政府的白手套。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的宣传又多了一项内容，指称一些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而中国政府如今也只认同一种革命，即曼德拉那因人种颜色而得名的“黑色革命”――不过笔者孤陋寡闻，不知还有他国人士也如此称呼曼德拉领导的反种族歧视运动？ 但是，正是这种在本土争取人权受到强力压制，甚至人权的普适价值也被歪曲到只剩下吃饱饭的“生存权”的国度，尤其需要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国际政治学家凯克（Keck）和森金克（Sikkink）提出了“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拒绝对本土公众的压力作出正面反应时，来自国外的一些活动家或国际组织因基于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可以利用各种渠道与舆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并迫使该国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调整政策。如果本土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外媒体及社会活动家建立联系，就会产生一种明显的“回飞镖效应”，即绕过本地政府的冷落和压制，通过国外渠道向该地的上层决策者施加压力，用中国流行的话语来说，是出口转内销。 这种“回飞镖模式”至少产生几个作用： 第一，可以及时向世界公布中国人权状态的各种消息，使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劣行与反迫害的抗争处于透明状态，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第二，通过国际人权组织的推动，借舆论压力说服或迫使各国政府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形成外交压力；第三，可以让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感到自己有强大的奥援，不是在孤军奋战。 纵观中国人权的进步，确实有赖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与众多国际人权组织持之不懈的努力。正是在它们的压力下，中国人权事业才取得了积铢累寸的一些进步。就是在美国的干预下，中国的政治犯、思想犯与良心犯总算不用为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追求付出生命的高昂代价，而是相对不那么残酷的被监禁、放逐――不要小看这些进步，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一点小小的松动就会使反对人士的空间扩大，勇气百倍增长。 在争取中国人权进步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名字，那就是美国的中美对话基金会主席康原（John Kamm）。自从16年前开始，康原先生就在中国搜寻因宗教或政治原因身陷囹圄的囚徒，数目共达5,000名左右。在他那高超的干旋技巧之下，这些政治犯当中有好些人获得了自由。 这些国际人权组织为中国人权所作的努力，在中国获得新闻自由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会逐渐理解并心怀感谢。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5月11日，总139期）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制度因素

自从6月19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放弃盯住美元之后，从人民币汇率21日至25日这一交易周的市场表现来看，在人民币升值这场长跑中，美国输了。输掉的原因在于中国采取的拖拉战术奏效，终于等来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佳时机：欧元对美元汇率从1.5比 1下跌至1.2比1，回复到2005年的水平。 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目前还不知道如何才能扳回失分。如果只是继续打政治牌，即使在G20会议期间重提人民币升值也于事无补。 央行调控出来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 从6月22日开始中国放开汇率，即取消盯住美元，更多地参考包括欧元洲在内的主要货币调节汇率，人民币汇率开始显示出双向浮动的迹象。22日这一天，交易员们观察到中国国有银行买进美元的迹象，此举被解读为在中国央行的指示下打压人民币之举。表明中国政府想释放以下信号：政策调整不代表人民币一定会升值。而“汇改新政”实施以来的第一周结束之时，人民币对美元仅升值了0.39%。 面对这一结果，人们终于明白中国政府又赢了。中国在压力之下作出的汇改决定，变成了在央行巧妙调控下的双向浮动。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往往从政治压力入手，而中国利用政府垄断金融体系这一优势，在放开汇率的名义下将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领域。 面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结果，最尴尬的可能是美国白宫。对中国汇改公告表现得最为欢欣的要算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了 ，有了这一表态，奥巴马总统总算可以对国会有所交待。从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国会一直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持续对白宫施加压力，而中国政府却总是虚与委蛇地应付来自白宫的要求。如此情状，奥巴马当然希望人民币升值尽早尘埃落定。但21日至22日这两天中国“汇改成果”初现之后，美国方面已经省悟到可能又被中国摆了一道。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6月23日在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期间表示，虽然人民币汇率有所提高，但目前水平仍然过低且危害美国经济。参加听证会的民主党舒尔默议员批评走一步再退一步是中国一贯的伎俩，美国必须推动立法，迫使中国真正放开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双向压力 其实人民币汇率汇改后第一周出现双向浮动的情况，应该也在预料之中。中国的金融体系完全由国家控制垄断，根本没有形成自由浮动的汇率兑换条件。中国答应放开汇率，只是为了减轻来自美国等国的外部压力。中国政府原来准备好的策略应该是：仿效2005年实施的有控制的汇率政策，采行爬行式升值。2005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后，此后3年当中总共升值约19%，2008年中开始，中国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钉在6.83上下，以便在全球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下滑时保护中国的出口市场。对自去年以来美国越来越强硬的人民币升值要求，北京一直采取拖字诀。这种拖延战术的背后，还有中国政府不便明言的原因：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一事上，央行与商务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过去几个月，商务部展开了一场战斗，希望彻底避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按照商务部的调研结果，即使是只升值2%至3%，都将沉重打击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实，在欧元对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中国改变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其结果未必是美国等希望的人民币升值，而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因为人民币采用一篮子货币计划后，其币值改为参考多种货币的币值，就有可能对美元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 可以说，欧元持续贬值，恰恰给了中国回避人民币升值的机会。此时采取央行调控下的汇率波动政策，完全可以堵住美国等国的嘴巴：我们放开了汇率，但汇率却按市场需求在波动。 人民币成功地避开了升值压力 人民币现在的处境之所以非常奇特，是因为它同时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两种相反的压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中国同时实行商品自由贸易与外汇管制制度所导致的。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外部。近几年，美国等多国均认为，中国的外汇政策扭曲了全球市场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这是以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典型的保护主义。但对内而言，中国人民币却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2009年，中国投放了天量货币刺激经济发展――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的9万亿，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货币投放过量的结果之一是中国面临极大的通胀风险，房地产价格及其它资产高度泡沫化，消费品市场价格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不断上涨，进而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迫使企业提高工资并相应提高出厂价格。 如果真是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这种情况，该国汇率就能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如就业与物价）与外汇供求自然变动，比如美国、欧盟与日本。但恰好中国不是，当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时，中国政府狡猾地利用国有银行对美元等外汇的买卖而营造出了汇率双向浮动的市场供求假象，从而达到维持汇率基本不变甚至进一步贬值的目的。既将美国等国家的政治压力化解于无形，又达到了继续让人民币汇率低估以保障出口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国要想达到目的，得针对中国外汇管制这一实质问题而来，否则只会被国际经验日益丰富的北京牵着鼻子走，如同这次一样。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66期 ⁄ 2010年7月8日）

星期专论∶别再“国父”了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共两党正紧锣密鼓，准备大型庆祝。据说两党准备在香港合办纪念会，届时胡锦涛和马英九在那里“见面”，谋划两岸统一。 连结国共庆祝活动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孙中山。共产党的官方电视台，现在也称他是“国父”了，统战气氛十足。而国民党的马政府，则要大手笔拍摄歌颂孙中山的大型纪录片。不久前，有人援引列宁的话对孙中山提出批评，国民党文化人、监察委员周阳山则出来捍卫他的“偶像”，由此引发争议。 怎样看待孙中山，不仅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更事关国共两党的历史和定性。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实是，即使毛、蒋势不两立的时代，孙中山也被两岸一致赞颂。毛称誉他为“革命先行者”；蒋则对这位前国民党总理推崇到立为国父。 帮共产党坐大的恩人 为什麽国共两党都推崇孙中山？因为这两个列宁式政党，是孙中山“养”出来的双胞胎。在国共历史上，有两个国民党阵营的人，最让共产党感激，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张学良。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使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得以存在、发展；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使濒临灭亡的红军得以喘息幸存，最後在中国坐大。他们当然是共产党的“恩人”。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在《孙中山传》中说，中共之所以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因为这等於是联合纵容共产党。 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百合吉尔（M-C Bergere）则在她的《孙传》中指出，“孙中山在四十岁以前根本是个边缘人，毫无重要性可言”，直到共产党诞生那年他跟共产国际搭上关系，把国民党改组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之後。据这位女学者考证，连国民党的党纲，都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按苏共党纲起草的，由廖仲恺译成中文。 毛、蒋、孙都是“边缘人” 所以毛泽东们感激孙中山。在中共纪念建政的“国庆”时，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会竖起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跟马、恩、列、斯、毛并列。所以有研究者说，孙中山是“中国赤化的始作甬者”。 蒋介石推崇孙中山，用意更清楚，一是用“孙总理”给自己背书，强调他权力来源的正统性。另外，孙中山确立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党国体制，更有利於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 毛、蒋、孙，不仅都信奉独裁政治，在人格特点上，也是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说的“边缘人”∶不讲规矩，不按牌理出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台海两岸很多人都知道毛、蒋的“流氓治国”，但其实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就已成帮会式的组织∶孙要求入党者必须按指印、立誓约，服从他。《国民党总章》曾规定，所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孙都有权否决，完全是一人独裁。 蒋介石暗杀孙的仇人 当时革命元勋陶成章对这种“一人党”做法非常反感，严词批孙，结果却因此丧命。几年前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证实，是蒋本人亲自去上海医院病房暗杀了陶成章。蒋在日记中坦承此事是他干的，因此获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孙中山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还体现在用出让本国领土，换取外国的支持。史料证实，孙竟游说日本，说如获资金等支持，“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甚至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孙中山还私下对日方承诺，一旦主政，将给予日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条件是日方出钱出力帮他推翻袁世凯。孙中山为了他的革命目的，竟然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 三民主义“无”党所宗 至於被国民党奉为纲领的三民主义，更是左倾的产物。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民权，孙认为建立民国就是实现了民权，所以在袁世凯当选总统时，就宣布三民主义已完成两项（民族、民权），只需抓民生。三民主义的核心，是群体主义，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他在美国根本没有学到任何《独立宣言》所强调的那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精神。这就是为什麽今天国共两党能在孙中山的问题上“统一思想”，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相同的根基之上∶那就是国家、民族、群体，高於个人权利。 这样的孙中山，怎麽能是“国父”？对台湾来说，国父一说更是荒唐，因孙直到去世，台湾都还属於日本。孙当时建立的中华民国，下辖三十五省，并不包括台湾。国民党硬在台湾建“孙中山国父纪念馆”，实为政治滑稽剧。而将来中国民主了，认同民主价值的中国人，也不会把这样一个独裁心态的权力者，视为“国父”。马政府今天还在拍片歌颂孙国父，只能说明，今天国民党人的心态，仍停留在党国独裁时代。难怪与共产党一脉相承，再次证明是一对连体婴。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9月5日“星期专论” 2010-09-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贸易战复盘：中国的大豆战略如何炼成的

何清涟 7月31日，中美重启的贸易谈判仅半天就结束，比预定时间提前40分钟结束。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率先发表消息，确认中国将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近期已经有一批农产品采购成交。正当外界以为谈判有了进展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发生什么了？正当一些西方媒体忙着谴责川普多变不可测，老牌国际通讯社路透社派驻芝加哥的记者发现其中奥秘：中国并没采购多少大豆。 中国购买大豆为何虚与委蛇？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美国兼世界农产品交易中心。据路透芝加哥8月1日消息，美农业部证实，在截至7月25日的一周内，一家中国民企购买了6.8万吨美国大豆，这是自中国政府准许五家大豆压榨商豁免关税进口美国大豆以来首笔交易。由于采购规模不大，周四大豆价格仍然下跌。 川普因此怒不可遏：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本次赴中国上海谈判前，曾特意公开放话，希望中国多采购大豆等农产品。川普想敲实这事，特别于7月30日在推特上警告中国，不要等到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才敲定任何贸易协议，并称如果他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赢得连任，中国“得到的协议将比我们现在谈判的要艰难得多，……或者根本没有协议。” 面对中国这种虚实相间的游戏——虚应故事地答应采购美国农产品，却在购买数量、购买时间等细节上继续拖延，川普立即宣布加征关税，但将时间放在9月1日，应该是希望在这个时间之前，北京有所表示。 但中国吃定了一条：大豆关系到川普票仓的稳定，既然开票仓的钥匙在我手中，干吗这么轻易给你？对不起了。 沙盘推演后，中国将大豆定为应战必杀武器 中国从贸易战开打以来，基本是以不变应万变，原因无他，一是手中牌不多，二是认为自己手中抓着一张王牌，川普的票仓钥匙：大豆（也包括猪肉等其他农产品，但大豆是代表）。 这倒不是北京自作聪明，而是经过沙盘推演。2018年3月下旬，川普宣布展开对华贸易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4月9日随之发布了《中国征收的关税对美国产生的影响》（How China’s proposed tariffs could affect U.S. workers and industries），该 研究将中方反制美国的两份关税清单的影响细化到美国的县这一层级，在2742个县中，有2247（82%）的县在2016年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该研究的测算显示，若爆发中美贸易战，受伤最重的，有可能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深红票仓。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清晰显示，仅猪肉和大豆两项产品增税，就对中西部深红州造成巨大冲击：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在排名前十位的大豆和猪肉出口州中，特朗普赢得了其中各8个的支持。这10个州分别是艾奥瓦、明尼苏达、北卡罗来纳、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苏里、俄克拉何马、内布拉斯加、俄亥俄（关键摇摆州）和堪萨斯。 发现这一点以后，北京如获至宝，认定这是川普的软肋，自那时开始，就决定慢慢谈，熬时间，以拖待变，以时间换空间，拖到大选年，就会出现转机。北京这一以拖待变策略，我在贸易战开始后不久就已指出，至今已成为大多数观察者的共识，连川普也看穿了北京的计谋。按说，计谋一旦被看穿就无效。但在中美贸易战上情况不同，因为这场战事始终有一个不在台上的主角：数量庞大的美国农产品生产者。中方的盘算很清楚：美国大豆的主要购买者是中国，豆农的不满将因利益受损而积聚，最终影响2020年大选的选择。川普要求中国购买农产品，为的是降低农场主们的不满，保持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中国坚持不买，就是往农场主的不满之火上不断添加干柴。 拿华为作筹码，但川普后路已断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川普意识到应该尽快结束贸易战，但中方始终不应承那关键的10%条件（知识产权谈判），到今年5月，中方全盘否定据说谈成了90%的协议后，美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主动权，已经只要求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以渡过大选，但中国更清楚地知道，这是向美国索取更高价码之时，于是开出华为解禁的条件作为谈判筹码。但这条路迅速被美国国会断绝了。7月17日，由六名跨党派参议员和四名两党众议员共同推出的法案名为《捍卫美国5G未来法案》（Defending America’s 5G Future Act），把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5G系统的行政命令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参与下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撤除。同时还规定，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与华为做生意的豁免许可，国会将有机会将其废除——最后那条规定，是议员们发现总统有可能改变初衷而特别加进去限制条款。 川普必须调整选战策略** 面对美国豆农的困境，川普着急，北京欢喜。 美国豆农告急，这是从2018年夏天以来美国媒体经常报导的主题。大豆期货价格已经下跌了1/4，根据美国农业部估算，近一半美国农民已经陷入了亏损状态。Agriculture sector sees increase in bankruptcy、More farms are going bankrupt; bankers fear more are to come这些文章提及的数据经常被中国媒体引用：美国3个主要农业区申请破产的农民人数已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北达科他州和阿肯色州的破产申请案增加多达96%。《华尔街日报》陆续发表的美国豆农陷入窘况的文章，例如《美国农户力保依托中国建立的大豆出口帝国》都成为中国各大网站刷屏文章，再配以各种评论采访。 川普自然着急，一方面尽力加大农业补贴以解危机，2018年为120亿美元补贴后，今年又准备拿出160亿美元补贴大豆种植和生猪养殖业。另一方面宣布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形成沉重打击，同时想方设法，希望促成中国尽快按美国意愿签协议。习近平这边则不急不忙，一边将本国本来就严重衰退的经济归咎于中美贸易战，一边虚与委蛇地与川普周旋，最近的结果如本文开头所述。 在此需要回顾一下我关于中美贸易战的主要观点：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战略重点，比如以知识产权问题为主，精准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辅之以加征关税手段等，方向是正确的。但因对中国政府的定力与疼痛忍受力估计有误，也低估了国内利益集团的掣肘，加之选了一个对自己连任有风险的时间段，才弄成如今这种骑虎难下之局。如今离美国大选开场日近，9月份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川普总统应该有方向明确的选战策略。大谈反对社会主义，只对桑德斯等少数人有杀伤力，对拜登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因为拜登并非极端左翼，民主党建制派希望推他出来参选，就在于他对摇摆州与中间选民有影响力。拜登如果成为候选人，也会修正他现在的为迎合本党极左选民而趋左的言论。 因此，川普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调整战略，尽力不让中国抓住的大豆成为致命软肋。要想继续让农户支持自己，得用美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阐述对华贸易战的正当性，要让各州的农场主真切地感受到总统在为美国的未来着想，贸易战势在必行。自己只是想着兑现竞选承诺，将贸易战的时间点选早了一点，如果放在第二任期的开端，结果会不一样。真正的难题是：知识产权的直接受害者高科技公司目前不少反对打贸易战，美国国家利益受损，美国只是间接受损的长期受害者，这个问题要想让更关注眼前的选民们理解并支持，难度并不小。 好在美国形势尚有可为之余地。民主党政治新星如云，但大都是社会主义者与准社会主义者，美国人口结构虽然严重改变，但还有一半选民并不喜欢社会主义。川普连任，只要选举策略得法，有42%-45%的基本盘支持，再争取到10%左右的中间选民与五、六个摇摆州，应该有成功的希望。 （原载大纪元，2019年8月3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8/3/n11427604.htm）

普京以“孔子和平奖”为镜的结果

世上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一方郑重其事的送出奖项，以为是给予人家荣誉；另一方却视之为不光彩，以沉默表示不屑。这样的事情正好刚发生一桩，那就是中国国际和平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和平中心”）于今年11月将第二届“孔子和平奖”颁给俄罗斯总理普京，而普京本人及俄罗斯官方均沉默以对。 更让“和平中心”难堪的是，普京任领袖的俄罗斯执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竟援引俄罗斯著名记者多连科的评论说，这个奖一钱不值，越来越多的一些不知名的小奖项“死皮赖脸”地想尽办法黏上普京。 “和平中心”将此奖颁给普京的理由是：普京在2000-2008年任俄罗斯总统期间，极大提升了俄罗斯的军力和政治地位，并打击了车臣反政府武装，而且在2011年年初反对北约提出的对利比亚进行空袭的建议——顺便说明一下，所有这些理由正好符合中国政府多年来的主张。 以“和平中心”的立场观之，普京不喜欢这个奖真是毫无道理。自从普京当政之后，俄罗斯就开始出现了回归苏联时期的倾向，美国欧洲等西方民主国家对普京这位“新沙皇”的政治倾向普遍持批评态度之时，只有中国在舆论上给予普京极大的支持。 这种支持首先表现为热情拥抱对方，以期互相取暖。2006年是中俄关系到达顶峰的一年，俄罗斯为中国举办“中国年”，中国为俄罗斯举办“俄罗斯年”，热闹之极。这一年，普京访问中国。中国不仅给予了极高的官方礼遇，民间对普京的热情拥抱也超过了访问中国的作何一位国家元首。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时，官方还会在北大、清华的相关活动中安排一些“爱国”青年学生给予质疑与诘问，普京可没这些烦恼事，所到之处鲜花盛开。各网站为普京举办了各种充满溢美之辞的专题介绍，普京的KGB经历在中国成为增加其神秘魅力的法宝，而不是污点。甚至有网站专门刊登了女网民选出普京是“当今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之消息，不少女网民热情呼喊着“普京，我爱你”，将网站当作吟唱爱情诗篇的月下情人之窗——当然，我无法分清其中是否夹杂着五毛的杰作。一个在政治公共空间习惯假大空扮道貌岸然的国度，一个充满了“爱国”愤青的国度，能允许本国女子民将对异国领袖普京的热爱演绎到如此狂热的地步，也真是难得见到的宽大为怀。 至于普京的政治倾向，与北京的相似之处也真是太多了。比如二者都坚决反对“颜色革命”。本世纪零年代中期在前共产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如吉尔吉斯坦的“黄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为之叫好，只有普京与中国同气相应，一致表达了对“颜色革命”的深恶痛绝，并且都认为这些革命后面“徘徊着美国的幽灵”。普京当时防堵“颜色革命”的各种举措，除了普京自己控制的媒体为之叫好之外，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给予极高评价了。新华社旗下《半月谈》记者盛世良写的“普京连出三招，全面封杀颜色革命”，至今让人都能感受到作者笔端流淌出来的佩服之情。 普京喜欢控制舆论，路子与北京相似，但与北京相比还差了不少成色。俄罗斯在1991年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对俄罗斯大众传媒及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定下较为严格的规制，此后俄罗斯形成了一些非政府控制的媒体集团。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认为媒体寡头动摇国本，对一些跨联邦区的报纸和私人控制的电视台实施打击，开启了媒体国家化进程，此后的俄罗斯国家控制的媒体不许批评国家领导人。2007年3月中旬普京下令成立的监督局，主管传媒、信息和通讯技术、文化遗产保护、版权和其他所有权、无线电管理机构活动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调整、检查和监督。有了新的监督局，政府更容易追查并向独立媒体施压。 普京是前苏联克格勃少校，对秘密警察治国一直有偏好。自从普京当政之后，俄罗斯与东欧那些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昔日“社会主义兄弟国”日行日远，波兰、捷克等国早就开始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对共产主义时期的各种罪恶、尤其是秘密警察的罪行实施清算。但俄罗斯却没有类似行动——中国至今为止未对毛时代的种种罪恶进行清算，秘密警察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普京比较喜欢按照自己意愿修改宪法，他通过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默契修改宪 法，一是延长总统任期，二是改变总统选举方法，造成了俄罗斯政坛最高层的“二人转”现象，等于没有终身制名义的权力终身制——普京喜爱的修改宪法、权力由一党垄断等政治方式，也素为中共所喜，还宣称打算坚持一百年。 俄罗斯人也了解这些相似性，因此俄罗斯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对此奖的评说是： “中国人记录恶劣，普京也同样不尊重人权，中国把类似的奖项颁发给普京这种人，普京当之无愧。” 想来想去，普京实在没有理由不喜欢“和平中心”颁给他的这个“孔子和平奖“。如果硬要找出他不喜欢的理由，就是他所生活并统治的俄罗斯号称“双头鹰”，喜欢一只头朝向东方、另一只头朝向西方。朝向东方（即崇拜专制）是俄罗斯与生俱来的禀性，朝向西方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学会的后天工夫。因为东方特色，普京才有如此政治禀赋；因为曾努力学习西方，普京总算还知道专制为西方世界所不齿，他有羞耻感，懂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从“孔子和平奖”这面镜子中照见了自己的丑陋，这应该是他对获奖沉默以对的主要原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1月2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1/putin/）

对吴征杨澜，要不要“痛打落水狗”？

星期媒体报道说吴征杨澜夫妇准备收购香港《成报》（价值一亿六港币），一位香港记者采访我，我当时的回答是，这十有八、九不是真的，而只是放个风声。因为任何一个人通过前一段媒体对吴征杨澜的报道中都可以很容易得出，吴征绝不是一个想认真办份报纸的人（他既无专业知识，也无实践经验）；而且他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企业都没有耐心和专业管理能力。 吴征擅长的是在几个事情之间做经纪人（broker）。而经纪人成功靠的是信誉，吴征恰恰又是做一次经纪人就破坏一次信誉，和几乎所有以前“经纪”过的人打官司。所以，他真正最拿手的、唯一的能力就是，在破产企业之间，你套我，我包你，云天雾罩、空手套白狼；越套越多，越套越乱，然後他在乱中大赚特赚。就像杨斌，一个企业套另一个企业，哪个都在严重亏损，用通过“兼并”新亏损企业的贷款，来填补旧亏损企业；套来套去，套了一大堆，等你要查，都正经得查几个月、甚至几年（以中共的效率）才能理出半个头绪。 我当时对那位香港记者说，吴征杨澜说要“收购”香港一家大报，最大的可能是由於“阳光公司”连续亏损，他们这两位“长袖善舞”者，要“做秀”，摆出一个他们仍很有钱的“富有”姿态，来壮声势、唬人，给大众一个表示：我们阳光文化公司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还在继续兼并扩张。 今天看到香港《壹周刊》发表的长篇关於吴征杨澜丑闻的报道，发现自己对这对夫妇做秀、作假、欺骗股民的胆子和能力都远远低估了。 据《壹周刊》的报道，吴杨宣布要收购《成报》，渲染他们夫妇的事业“将有大发展”之後，把他们的阳光公司股票再次（已做过多次）配股（即把股票拆股、稀释）发行，以每股6港分出售，当日阳光文化的股票就升值了近一成，达到每股6点4港分，於是吴杨通过“配股”集资了5,400多万港币。 在吴杨拿到这5,400多万港币之後的第二天，吴征就宣布“我们已经放弃收购《成报》，┅┅太昂贵了。”《壹周刊》记者在调查文章中禁不住感叹，这事“说穿了是吴征利用收购《成报》这消息配股集资掠水。”当吴征的行为被质疑时，这位已被浇了几桶冷水的吹嘘、撒谎者仍用一如既往的口吻对《壹周刊》记者说：“我是做大事的人，这些指责都无相干。” 《壹周刊》的报道说，一名香港小股民，在一年前“阳光公司”这样玩“配股”时就上了当，以每股29港分买了吴杨的“集资”股票，现在跌到仅每股6港分，而无法脱手。他痛悔说，“当时传媒的股票炒到那麽高，（吴杨的）公司又说出书、搞光碟等，结果套去了我手里的钱，现在毫无希望了。”阳光公司过去两年亏损了两亿港币，但据年度报表，吴征杨澜通过“董事”的年薪就拿了约6百万。真是吭了小股民，肥了大吴征。 当时看到吴征夫妇要收购《成报》的消息，以为这就好像一个患了重病的人，靠吃补药补品而虚胖起来，他故意当众做出一个马弓步、挥手冲拳，表示自己雄风仍在。但通过《壹周刊》的报道才明白，原来这个做出马弓步的家伙，绝不是仅仅摆姿势、挥手冲拳、自我满足，而是“挥手”要钱；把周围不明真相的小老百姓的钱拿到手後，就“收姿缩拳”，溜之大吉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行骗吗？！ 而且吴征还有胆继续撒谎。当《壹周刊》的记者向他指出，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室已答复，杨澜从来不是该校的“校董”，仅是院长顾问团成员，而且是“义务性质”时，吴征虽然表示“我们现在也不再译为‘校董’，而叫‘顾问’了。”但他仍狡辩说：“在学院的层面上，叫Advisor，在大学的层面叫Trustee，功能一样。”还是一样的呢！可以想见，在过去这近一年里，吴杨跟他们的员工、周围的人们是怎样狡辩他们被质疑的问题的。 有人说，吴杨已经是“落水狗”了，就别再打了。但吴征、杨澜的这种明摆著行骗、套钱的行为根本就不是“落水狗”发出求救声，而是还“站在岸边”一面抖著身上的水，一面叫著向众人示威。 既然杨澜不久前还做出“毛主席铲土植树”状供拍照、以“向山西筑路大军赠书”供宣传、以在“王府井书店签名”供崇拜，做出“我绝对没有落水”的姿态；吴征也仍然一边用编造的“购买、兼并”套钱，一边潇洒地宣称“我是做大事的人”，做出什麽批评都与我“无相干”的企业流氓状，那麽对鲁迅所说的那种应该痛打的东西，该怎麽办呢？ 2002年10月24日 2002-10-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关税战中进退失据的跨国公司 何清涟 川普关税战第一阶段除了最重要的美中关税协定再度延期90天之外，大局已定。对盟友并未手下留情，小小的瑞士因39%的高关税一片哀嚎；拆解“反美同盟”BRICS的高招——针对印度、巴西、南非的高关税亦在实施过程中；逼迫美国几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回归美国也毫不手软，英特尔、苹果、英伟达公司那几位长袖善舞的CEO头痛不已。#将川普执政半年多的行动，与前总统克林顿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做一参照，可说川普的行动是拆解全球化体系。 川普逐一拆解克林顿的全球化抓手 30余年的全球化，让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1993年进入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是全球化的第一推手，那么跨国公司、WTO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就是他推动全球化的三大抓手，如今这三大抓手正在被川普一一拆解： 1、WTO为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提供了制度基础，关键因素就是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基于普惠原则的免除关税优惠。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基本否定了WTO这一原则，除了中国前一向偶尔谈谈要就关税问题诉诸WTO，没有国家认为这个近于瘫痪的机构还能起什么作用。 2、USAID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庞大的NGO网络，这个网络成为美国在全球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工具，最开始是民主、自由、人权为口号的普世价值，后来成了美国左派政府奥巴马-拜登16年内推行lgbtqi+等DEI文化的工具，与此同时也成了左派NGO瓜分美国纳税人税款的食物链。川普通过DOGE，关停了USAID，在抓了几个巨大的腐败案，左派担心害怕继续追查，不得不停止疯狂的攻击。 3、跨国公司成了美国经济、金融延伸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抓手。克林顿在八年任期内将经济全球化架构搭建成功：全球经济成了一个等级金字塔结构，美国高踞顶端，通过美元的支配力与金融资产定价权（三大资产评级公司全在美国），支配世界经济，其余两个阶梯依次是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日本、德国及少数欧洲国家的企业垄断）、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向中国集中。其后在小布什、奥巴马时期，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甚至成为超越国家权力的一种力量存在。在美国本土，跨国公司通过游说及各种政治利益输送，让美国政治为其利益服务。现阶段，对那些重建美国制造业有重要作用的跨国公司，川普采取的措施就是利用高关税，挤压跨国公司的的生存空间，逼它们赶快“回家”。 克林顿的全球化是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提供的手段，通过货币金融竞争维持经济霸主地位，一个未料想到的结果是中国的崛起。川普则是通过贸易战-关税战来打击中国，希望藉此阻断中国制造向价值链上端移动的进程并减少贸易逆差，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 关税战中进退失据的跨国公司 美国公司分两类，凡以国内业务为主的均支持川普的关税战，关税战让它们或多或少受益。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且尽享各种特权的跨国公司则极力反对，如今大势所趋，在这位如今变得相当强势的总统高压之下，这些公司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缓和压力，以期度过难关。在川普8月上旬威胁对“芯片和半导体”征收100%的关税，但同时承诺“在美国建厂”的公司无需缴纳该关税。 多年精心布局的苹果公司，本以为将将产能从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转移至“盟友”印度的苹果终于被架着“回家”。8月6日，苹果CEO库克在白宫与川普总统共同宣布，这家科技公司承诺在未来四年内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业投资（总共6000亿美元）。作为“美国制造计划”的一部分，库克声称这些投资将旨在将更多供应链和先进制造工艺引入美国：“这包括与全美10家公司开展新的和扩展的合作。他们生产的零部件（包括半导体芯片）用于全球销售的苹果产品。” 川普今年4月禁卖H20芯片给中国之后，英伟达CEO黄仁勋于7月中旬在白宫晋见川普，用让中国对美国芯片产生依赖性并在竞争中让华为处于弱势这一理由，成功说服川普解禁。但此后面对多变的白宫主人，不得不于8月10日与超威（AMD）一道表态，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其在华先进芯片销售收入的15%，以换取出口许可证。这笔收入来自英伟达的H20芯片和AMD的MI308芯片的销售。2024年英伟达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达170亿美元，占总销售额的13%；超威在中国的收入为62亿美元，占总收入24%。如果冒然从中国退出，这两公司将承受极大损失。 对英特尔川普采取另一种战术。今年3月，英特尔（Intel）任命“芯片先生”陈立武(Lip-Bu Tan)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陈立武的美国风投公司华登国际（Walden International）通过数百项投资扶持了中国芯片产业的一些知名企业，其中既有中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也有在关键细分领域发挥作用的中小企业。如今在他试图拯救美国昔日的芯片冠军企业之际，这段中国经历反而可能让他丢掉工作。在一些共和党人质疑陈立武如何助推了中国的技术雄心之后，川普总统已要求他辞职。 对此，《华尔街日报》连发多篇文章，指出成本高昂是制造业回归的最大障碍。在《川普关税难解美国芯片制造困局》（8月11日）中指出，川普提出的半导体关税及豁免政策，可能达不到其宣称的目标。虽然关税旨在推动先进芯片制造回归美国，但相关企业早已在美投资，额外激励作用有限。结论认为，川普的芯片关税政策也许会扰乱全球电子产品贸易，并推高各种商品的价格，但似乎不太可能让先进芯片制造业在美国强势回归。 与全球化逆向而行的美国制造业回归 上述措施表明，川普为了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也算拼了。但是，在拆解克林顿推动全球化的三大抓手的过程当中，因三大抓手形成的原因及维系的方式不一样，拆解难度也很不一样，所起效果更是完全不同。 WTO的建立是一套没有严厉惩罚措施的规则，早就被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钻空子造成许多问题，美国、欧盟为了防止中国钻空子，分别设立了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绿色壁垒等，川普1.0时WTO已经形同虚设，这次只是给WTO致命一击。 USAID是一个由美国政府每年提供数百亿资金（近10多年每年为270-400亿美元）支撑、遍布全球的NGO产业复合体，意在提升美国影响力。川普政府对该机构十多年花费的7150亿美元资金进行审计之后发现存在大量腐败问题，而且与美国的目标完全不符。对这个机构只要断了资金供给，这机构就不复存在，依靠这些资金就业的人星流云散，所有项目皆归零。 但跨国公司不同，这些企业遍布全球，产供销一条龙，背后还有庞大的金融资本支持，克林顿推动的全球化，是以看不见的手——资本逐利的本性驱动跨国公司将资金与技术转向人力成本、土地都相对低廉之地；川普则反其道而行之，是通过行政权力提高关税，迫使跨国公司将资金与技术从成本洼地转移回人力成本、土地价格（包括环保要求在内）都相对高昂的美国。考虑到产能转移至美国的高昂成本，投资者需要的几大保障例如充足的劳动力、稳定的本土供应链，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目前美国均不具备，不要说企业不看好，只要具备国际经济基本常识的人也很难乐观视之，只能且行且看。 （原载台湾镜报，2025/08/15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15173）

中国疫情回顾：城自为战，分省包干的全民保卫战

程晓农 中国的突发疫情导致全国部分地区实施了防疫“紧急状态”，也震动了世界。如今疫情已满一个月，许多当初不明了的事和匆匆忙忙中被忽略的情节，现在随着时间的推延已逐渐清晰起来，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次疫情的演变。疫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尚属未定之天，现在来回顾其第一个月的概貌，也是为了分析未来其可能走向。 一、疫情初起，全国无防 去年12月初露兆头的“武汉肺炎”迅速扩散全国，成了许多省市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疫情，不过一个月时间，“武汉肺炎”这个临时名称就过时了，对湖北其他地市和全国其他省市来说，单纯追踪武汉来客的防疫方法也落伍了。此病毒在全国无防的状态下早就扩散到全国；“武汉病毒”只是它的前身，引发湖北以外其他省市疫情的病毒可能是“武汉病毒”的第N代；至于它在国外的流播，到目前为止已在24个国家确诊了288例，这些病例甚至未必都能按照传播者的传染链条找出与武汉相关的因素。也就是说，引起这场肺炎瘟疫的冠状病毒正在演变成跨国病毒，但它的源头在武汉似乎是确凿无疑的。 有关疫情初起的大略情节，媒体有诸多报道，本文只从两个关键词入手，略做剖析。这两个关键词是“源头”和“保密”，它们是疫情蔓延的关键原因。2019年12月1日在武汉出现了最早的病例，第一个就诊病例发生于12月8日。官方宣称，引起“武汉肺炎”的病毒来自武汉市的华南海鲜市场。但随后的研究从41个病例中发现，其中27人与这个海鲜市场有接触，但其余14个人没接触过，占34%；也就是说，病毒还有其他来源。 最近，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关注，这个实验室研究烈性传染病如炭疽、霍乱等。法广2月8日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陈薇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几乎是在武汉“封城”的同时“空降”该所，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需要一个全国生化武器防御方面的首席专家、军阶高至少将的人在如此时刻“接管”，说明其中隐情不少。 武汉疫情初发后当地一个多月里并无防范，在全国也全无戒备，主要原因就是“保密”。很多人对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持保留态度，其疑有因。李文亮去世前当地政府认为他就疫情“造谣”，而判定“谣言”的依据并非疫情是否存在，实际上是因为他违反了“保密”的需要。不少人认为，大规模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但他们未必明白，在中国防疫和保密有直接关系，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坏防疫效果。 2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刊文介绍原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回忆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发的防疫情况，其中提到一个情节，“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其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因为政府对披露疫情有种种顾虑。30多年过去了，这个“保密”的体制规则显然并未改变，于是在武汉再度重演瘟灾。此次疫情初起阶段，之所以武汉无防，全国无备，“源头”保密是官方关注的事，而对疫情“保密”这种体制型内生行为直接造成了疫情蔓延。大规模传染病的防疫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不让公众了解疫情，就能通过“保密之下悄悄消灭疫情”来解决公共卫生事件吗？ 二、突然蔓延，全球恐慌 武汉疫情的高发期适逢春节将临，人口大规模外移本来是可以预见的；再加上疫情消息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更是加剧了武汉居民以旅游、投亲等方式快速流往全国乃至世界多个国家。在疫情对外扩散的阶段，也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反思，即“人潮”和“发烧”，与此相关的是卫生主管部门的两个误判。 武汉1月23日“封城”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其中350万回到省内各地，150万去了各省市乃至国外。这样的“人潮”是否会传播疫情，关键在于对疫情传播方式的正确判断，这就是“发烧”这个关键词所指向的观察角度。如果疫情只从海鲜市场的初始传染源扩散到接触过那里的人当中，那么，只要排查直接接触过传染源的人就可以了；至于接触者是否感染，只能检测他是否发烧。于是，检测武汉市内余留人口及外流人员中的发烧者，成了防疫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一个隐含的假定是，无症状人口不会构成传染源。可惜，这两个判断全都失误，这就是湖北省其他地市、全国其他省市以及国外疫情的由来。 早在1月14日，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但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WHO立即将其报道改成“可能”人传人。如果人传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传染渠道，那么，武汉“封城”就应该尽早实行，以便赶在春节前常规的大量外流人口出行前阻止疫情扩散。然而，误判导致“封城”过晚，疫情扩散的后果已经无可挽回。 直到1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二版）》才承认，武汗肺炎的病例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但仍然认为潜伏期可能无传染性。两周之后的2月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终于首次明确，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需要指出的是，“人传人”决定了感染者不一定要和武汉人有接触，而不发烧的人同样也可能因感染而传染他人。现在看来，这次疫情蔓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传染方式的误判，事实上，传染链可能很长；无症状者传染他人的结果是，在没发现患者的情况下，疫情也不断扩散。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停止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相对自我隔离，使无法确定的潜在传染者少传染他人；其代价是，经济近于瘫痪，企业面临破产，许多人生计无着。 随着大量出国旅客将疫情扩散到国境之外，现在已出现了对来自中国的病毒的国际恐慌。除了外国航空公司陆续停飞中国航班、多国限制来自中国的旅客之外，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的撤侨专机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法国、泰国、德国、土耳其、印度、约旦、斯里兰卡、蒙古、孟加拉、摩纳哥、印尼、阿尔及利亚、意大利、澳大利亚、台湾、俄罗斯、马来西亚、新西兰、伊朗、加拿大、巴西、菲律宾、越南等。许多在华外企不得不停产，其客户很快将用完库存，供应链中断；下一步，或者是供货商到他国另设工厂，或者是客户另觅货源，两者都意味着中国的“世界工厂”面临疫情的严重威胁。如果疫情不退，中国的出口货物可能被取消订单，那样就使中国不得不暂时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物流。 三、城自为战，分省包干 目前的疫情每天都在变化，患者不断上升，但各省市危安不一，重灾区已经抗不住了。与此相关的两个关键词是“确诊”、“病床”。“确诊”指经检测确认属于此种病症的患者，其中重症患者如果不抢救就可能死亡；各地确诊人数的多少代表着当地疫情的严重程度。“病床”指的是疫区医院可隔离病人的病床数量，任何地方的医院数量都是有限的，当确诊患者超过该市医院的可容纳量时，当地的救护和疫情控制就进入危机状态，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失序或混乱。所以，当观察某地防疫进展时，除了关注确诊人数，更要想到确诊人数是否大到超过病床数。 据台湾的东森新闻2月6日报道，湖北省除武汉市外，鄂州、仙桃、枝江、潜江、天门、黄冈、咸宁、赤壁、孝感、黄石、荆门、宜昌、恩施、当阳、十堰、随州等16个地级或县级市已“封城”（封闭式管理）；在全国其他省市当中，浙江的温州市、杭州市、乐清市、宁波市也已“封城”，河南省郑州市、山东省临沂市、江苏省南京市和徐州市、福建省福州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都不同程度地“封城”了。 从其他信息来源分析，湖北以外的城市之“封城”措施各不相同，其原因各异。比如，杭州不但“封城”，而且“封户”，每户每两天允许一人出门购物；本市疫情不严重，但要防止本省疫区宁波、温州的人口流入。哈尔滨周边疫情似乎并未明显爆发，其“封城”可能与本市疫情有关。此外，还有不少城市，比如江苏省常州市等，将复工复学的日期推迟到3月1日，以尽量压缩社会经济活动，减少相互感染及疫情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而江苏省无锡市则在8日宣布，“对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显然是担心疫情随务工的人潮涌入而侵害本市，以致于重蹈武汉之外湖北各地市的覆辙。看来，东部各省市已经出现了“城自为战”的局面，哪里疫情重，或者对疫情的蔓延高度担忧，哪里就停止上班上学，甚至不惜工厂缺员停工，也要堵住外来人流。 武汉是最严重的灾区，封城的1月23日确诊病例不到500，16天之后的2月8日，这个数字已接近1万5千；原有医院早已无法容纳患者，全靠军队建的临时医院收容。目前湖北省已经救不了武汉了，武汉的防疫由中央政府包了下来。中央政府已调动了各省市的医护力量和设备，实施紧急救援，并且出动了各地的军医力量和生物战防化团的特种兵。湖北其他地市是次重疫区，武汉封城那天确诊病例总共才50多，2月8日超过1万2千；因确诊人数在多个地市超过了当地病床和医护人员的救护能力，不得不靠外地力量救援。北京已下令东部和中部的16个省市对湖北的16个地市实行“分省包干”，一个省或直辖市包湖北的一个地级市，实施全力救护。 国家卫健委北京时间2月9日早上8点公布的到2月8日24点为止的疫情通报显示，累计确诊病例37,198，现有疑似病例28,942；与2003年萨斯10%的死亡率相比，从1月28日之后死亡率一直“稳定”在2%到2.2%之间；当天新病例中确诊患者占确诊及疑似患者的比例，1月24日是34%，2月8日上升到67%，翻了一番，这可能是因为检测手段升级、检测结果比两周前更精准，也可能是原来“库存”在疑似数字里的确诊数逐步“释放”的结果。2月4日那天，全国病例的大致地域分布是，武汉、湖北其他地市、全国其他省市各三分之一；2月8日变成武汉占四成，湖北其他地市占三分之一，全国其他省市四分之一强。现在的总体疫情状况是，全国其他省市的新病例尚未加快上升，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市这些重灾区每天的新病例数虽然比几天前有所减少，但疫情仍在扩大。 对今后疫情的走向，目前国内外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近社交媒体上的“网红” 上海医疗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课中说，疫情演变存在三种可能：最好的情形，全国疫情在两到三个月内得到控制；次好的结果是，抗疫过程长达半年到一年；最差的结局是控制失败，病毒席卷全球。 防疫战目前还在艰难地进行，特别是在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而其他省市的“封城”表明，那里或许也存在着疫情爆发的可能性。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极大的挑战，而疫情重灾区的很多家庭也快要因收入中止而断顿了。中国的各级政府现在都处在社会、经济、政治多层面的巨大压力之下。 原载澳广SBS, 2020年2月9日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coronavirus-wrap

资源主权彰显重要性：俄乌战争一个意外后果

何清涟 引言 自3月初对俄全面制裁以来，被制裁的俄罗斯与参与制裁的大部分国家经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除了通胀急剧推高之外，经济增速也必受到影响。 4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1月份的法国增长预测下调了0.6个百分点，对欧元区下调1.1个百分点、德国的预测下调1.7个百分点。但是同样参与制裁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小，其中原因与这三国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都是资源能够自给还能出口的国家，对外市场依赖度也相对低。这三国当中，除了 2022 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测，各家机构差异甚大， IMF 预测 5.2%，OECD、高盛、JP 摩根给出 3.6%-3.8%。[\[1\]](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1)加拿大在全球GDP排名第十，该国政府预测2022年增长率达6.7% ；排名第12的澳大利亚央行最近将2022年经济增长率调整为5.5%，都高于去年。 这一看似简单的经济现象其实说明一个问题：过去以GDP为衡量一国财富、国力的主要标准的方式有个非常大的缺陷，忽视了资源在一国财富中的重要性。 资源需求国制裁资源供应国的尴尬 抵制俄罗斯天然气一事，现在已经被欧盟国家自行规避了。3月31日，俄罗斯发布一项法令，要求欧洲天然气买家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Gazprombank）开设外币和卢布两个账户，欧洲天然气买家用欧元或美元付款，然后再由该银行将其兑换成卢布，并将卢布付款转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欧盟各国虽然都声明不用卢布支付，但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多个国家就一直没停止购买并用卢布支付。欧盟委员会4月21日发给成员国的一份指导文件称，欧盟公司有可能用欧元或美元付款，然后再由俄罗斯方面将其兑换成卢布，这样既可以满足俄方要求，也不会违反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规定。[\[2\]](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2)4月27日，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团在 Gazprombank 开设卢布账户。[\[3\]](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3)彭博社报道，十家欧洲公司已经在 Gazprombank 开设了满足俄罗斯支付需求所需的账户。[\[4\]](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4) 购买俄罗斯石油又是另一番情景。4月22日，《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The West Is Still Buying Russian Oil, but It’s Now Harder to Track，[\[5\]](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5)标题直译应为《西方仍在购买俄罗斯石油》，内容也是讲自从西方国家发劝对俄全面经济制裁之后，西方石油买家担心现在与俄罗斯的石油贸易会带来声誉风险，因为这些石油贸易为西方领导人指责犯下战争罪行的俄罗斯政府提供资金，因此找到了几种规避制裁的方式。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交付方式是使用标有“目的地未知”的油轮。另一种就是壳牌的方法，将俄罗斯石油兑入其他来源地的石油，比例不超过49.9%，模糊了原油的来源。这是一种古老的做法，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受制裁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出口原油的。结果是俄罗斯对主要客户的石油出口在制裁后反而加大。 根据TankerTrackers.com的数据，4月份迄今为止，从俄罗斯港口运往欧盟成员国的石油数量已增至平均每天160万桶。欧盟成员国历来是俄罗斯原油的最大买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3月份俄罗斯对欧盟的石油出口量曾降至平均每天130万桶。另一家大宗商品数据供应商Kpler的类似数据显示，4月份的日均出口量从3月中旬的100万桶升至130万桶。据WSJ这篇报道，4月份俄罗斯对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石油出口量较3月份日均水平增加了一倍以上。对欧洲最大买家荷兰和芬兰的出口量也大幅上升。 至此，据彭博与WSJ消息，用卢布买俄罗斯天然气共10家，变着方法买俄罗斯石油的共6家，EU一共27国，只有11家的情况未见报道。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制裁 这种情况让人想起中国自2020年秋天开始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拒买澳大利亚煤炭，并想迫使澳大利亚接受中国用人民币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定价 。 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买家与铁矿石买家。可能是出于客大欺店的心态，中国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中国已经掌握了原油定价权，还要拿下铁矿石定价权。中国的底气来自于这个估计：澳大利亚主产煤与铁矿石，中国是最大客户，在制裁（即拒买）铁矿石之前，中国因政治原因减少对澳大利亚的煤炭需要，澳大利亚煤业的生产与就业就受到一定影响。澳大利亚铁矿石产量中的80%出口中国，2018年开始，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大幅下降，导致澳大利亚铁矿石价格狂降20%。 澳大利亚开始也很着急，希望中国不要将经济与政治挂钩，但中国觉得自己胜券在握，趾高气扬，许多装澳煤的船只滞留中国港口，无法卸货。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制裁一年多之后，2020年10月，中国受国内煤矿产能、风电波动、经济需求猛增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多地出现了电力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多个港口悄然重新放行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 不仅国际市场对铁矿石的供求发生了变化，中国自身遇到能源困难，悄悄恢复中国在一年前就停止进口澳洲煤炭。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的飚升， 《华尔街日报》在2021年4月22日推出一篇《铁矿石价格飙升，削弱中国对澳贸易施压战术》，该报道认为，中国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并没把铁矿石列为贸易制裁的对象。但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价格飙升至十年来的高点，削弱了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施压战术，更为占全球铁矿石出口一半以上的澳大利亚增加了收入。2020年春季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每吨不到100美元，但2021年4月20日上涨到每吨188美元。据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港务局(Pilbara Ports Authority)的数据，3月份从全球最大铁矿石出口中心、澳大利亚北部的黑德兰港运出的3,810万吨铁矿石的目的地是中国，占总发货量的80%以上。澳大利亚政府2021年4月的一份报告称，强劲的铁矿石价格推动截至6月的财政年度的铁矿石出口收入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超过1,360亿澳元；而历史上的这一记录是2020年财政年度的1,040亿。 也因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无疾而终。 美国智库研究：制裁总是事与愿违 以上两例，都是资源需求国制裁资源供应国，对俄制裁是世界老大联合老盟国，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动的据称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结果是被西方自身破坏规则；后者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利用自身是最大买家的身份，希望迫使澳大利亚屈服，结果是一年之后，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制裁。这说明，撇开意识形态之争看制裁， 在资源供应相对稳定且替代性不多的情况下，对外资源依赖的国家如果轻启制裁，很容易杀敌1千，自伤更多。这里当然有欧洲盟友难以言说的苦衷，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资源可以自给，具有相当优势，因而比较喜欢通过经济制裁达成政治目的。盟国尊重美国，不管自身情况如何，必须表态支持。 但是，并非所有的制裁都很有效。哥伦比亚大学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理查德·哈拉尼亚（Richard Hanania）的一段研究结论做为本文结语。在《无效、不道德、政治便利：美国对经济制裁的过度依赖以及如何应对》（Ineffective, Immoral,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merica’s Overrelian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这篇研究报告中，他在研究过美国制裁的两打以上国家的样本后，总结说：“在理论上，制裁是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因此，即使制裁者付出了人道主义成本，但他们是否有可能从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角度出发？最好的研究表明，制裁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最终造成生命损失，而且即使按照政策制定者设定的标准，制裁也会失败。此外，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经济胁迫更可能适得其反，而不是促进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等美国政治目标。”[\[6\]](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6) [\[1\]](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ref1)《最大的分歧在海外——2022 美国宏观展望》（https://pdf.dfcfw.com/pdf/H3\AP202201251542515612\1.pdf?1643121458000.pdf ）. [\[2\]](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ref2) EU Suggests Companies Should Keep Paying for Russia Gas in Euros, By Alberto Nardelli, April 22, 2022(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4-22/eu-suggests-companies-should-keep-paying-for-russia-gas-in-euros ). [\[3\]](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ref3) The Spectator Index @spectatorindex(https://twitter.com/spectatorindex/status/1519380955584417792 ) [\[4\]](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ref4) Four European Gas Buyers Made Ruble Payments to Russia, Bloomberg News, April 27,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4-27/four-european-gas-buyers-made-ruble-payments-to-russia ). [\[5\]](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ref5) The West Is Still Buying Russian Oil, but It’s Now Harder to Track, By Anna Hirtenstein, April 21, 2022(https://www.wsj.com/articles/russian-oil-flows-but-increasingly-under-the-radar-11650541684). [\[6\]](https://heqinglian.net/2022/04/28/russia-ukraine-war/#ednref6) Ineffective, Immoral,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merica’s Overrelian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FEBRUARY 18, 2020 • POLICY ANALYSIS NO. 884, By Richard Hanania (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ineffective-immoral-politically-convenient-americas-overreliance-economic-sanctions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2年4月28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russia-ukraine-war）

施明德到这地步，要殉道就让他去吧

常言道，「人要脸，树要皮」，无论东方西方，哪个文化薰陶过来的人都是重视做人的尊严的。人活一辈子，谁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尊敬，但这个前提是，你得拿自己当人，你得要自己的脸面。如果一个人硬是要用自己的手撕自己的脸皮，露出狰狞的丑陋，那就难怪被人厌恶，被人像看小丑一样蔑视了。今天的施明德，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狠命地撕自己脸皮的小丑。 人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亲蓝亲绿各有理由，不蓝不绿也无可指责，但最令人不齿，三教九流都蔑视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施明德发动的倒扁运动，明明是以亲中的国民党为首的泛蓝势力一手操纵、全力支持、全方位参与的，但施明德却口口声声为绿营的选举，哭哭啼啼为台湾的前途。明明那一片红海洋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可施明德却跪地感谢台湾人。你真得佩服这无耻的胆量、这撕裂自己灵魂的承受力。 人家连战、宋楚瑜、马英九，亲中就是亲中、亲红就是亲红，左脸和右脸起码能配上对。可这施明德，套一身大红，说他没有颜色，指挥一群蓝军，说要保护绿色台湾。「联合中国」报每天一唱一和给他做啦啦队，更有里外透红的中天、 TVBS敲著钟点鸣锣开道，可施明德说他是超越蓝绿。当倒扁副指挥官之一，面对红色海洋说漏嘴，提到「台湾国的人民」，立刻遭起哄抗议，施明德要道歉三次。当台联成员要求施明德呼吁以台湾的名字加入联合国，不仅遭施明德恶狠狠地斥责，更被赶出现场，可施明德却洋洋洒洒宏文四篇，要「珍惜最後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当红衣人高喊「中国国民党万岁」时，施明德则和「红色海洋」一起欢笑。这施明德到底是被国民党的二十五年监狱关弱智了呢，还是确信不当小丑就没有观众？ 这场闹剧的最荒谬之处是，那号称百万的大军清清楚楚自己在举著红旗挺进中国，而那赤身裸体的指挥官，却晕晕乎乎，无头苍蝇般被红旗赶得乱碰乱撞。 这几年的台湾舞台上，不时上演一些莎士比亚也写不出的剧，安徒生也编不出的童话。这实在无法不令人纳闷，一个头脑稍微健全的人，怎麽可以被人玩到如此地步？无解。 正巧在报上读到施明德刚刚做完一个重病的手术，才明白原来他刚发病不久，还正处於那种不接受病情的状态，所以他这一系列非理智行为，从病人的角度，则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只是他的失常之举被放大到如此倍数，也实在太可怜了。但人到这地步，要为红色殉道，就让他去吧！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9月18日「曹长青专栏」） 2006-09-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台湾知识分子认错祖国的代价

「祖国」是一场恶梦——张秀哲《「勿忘台湾」落花梦》再版序 看到这个书名，读者就会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台湾的书。没错，这本书不仅跟台湾有关，更是一个台湾知识分子渴望自己的家园不被殖民统治、为自由而奋斗、失败，最后绝望的心路历程和血泪故事。 张秀哲（本名张月澄）的故事很具传奇色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他是活跃的台派知识分子，父亲张聪明是台湾矿业钜子，儿子张超英后来成为台湾的外交官。祖孙三代人都做著一个共同的「台湾梦」，它是百年来台湾人挣扎、呼喊，寻求拯救台湾之路的历史缩影。读懂这三代台湾人的心，或许就会更清晰台湾人的悲哀究竟在哪里；由此对台湾的出路在何方有一个新的思路。 在张聪明那一代，台湾人别无选择，生下来就被定为「日本人」。在台湾这块自己的家园，却成为「二等公民」。只有少数非常努力、学业比日本子弟更出色的，才有可能出头。而张聪明就是这样聪明的台湾人。他学会日语后，就到日本律师所做翻译，32岁那年就登上日本人编的名人录《台湾人物�摇贰Ｋ�有超众的沟通交往能力和锐利眼光，很快就看清和寻找到经商之道，去开办矿山。他聪明过人，眼光独到，魄力恢宏，最后生意做到日本、南洋和中国，成为台湾「矿业钜子」和富豪。 张秀哲是家中独子，备受父母宠爱。如果他走父亲的经商之路，以他的条件和天资（同样聪明），今天台湾的商贾历史很可能有不同的一页。但他却倔强地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对经商赚钱没兴趣，一心想的是救台湾，使自己的家园获得自由。 他认为台湾人势单力薄，只有靠「祖国」的力量才能获救，所以单枪匹马，跑去中国，去找国民党，去找鲁迅，去找各种政治势力和知名人物，劝说、呼吁他们「勿忘台湾」，帮助台湾人。 这本书，就是作者记录在中国的游说、呐喊、并组织救台团体和刊物的过程，读来很像是一个台湾版的唐吉珂德的故事。 那个时代的不少中国政治名人，像国民党要人戴季陶、知名将领李济琛、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曾长期做中国统战高官）等，都跟本书作者有过接触。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还是张秀哲在广州求学时的同窗，他还跟「聪明理智而有思想的妙龄佳人」廖梦醒多次谈心和通信，差点成为恋友。 张秀哲当时写的《勿忘台湾》这本小册子，是郭沫若作的序。他跟郭沫若有多次交往，在广州和日本千叶都曾晤谈。张秀哲办的《台湾先锋》杂�遥�是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琛题的字。可见当年张秀哲是颇为活跃的台湾人。 被无数中国人（包括我本人）推崇的中国大文豪和思想家鲁迅，跟张秀哲也有过多次交往。鲁迅日记中，有六次记载跟张秀哲的见面，其中一次是记录鲁迅给张写信。后来鲁迅还给张秀哲的译本《国际劳动问题》写了序。鲁迅写到，他「不善作序，也不赞成作序」。一向用如椽大笔横扫中国文化丑陋的鲁迅，此时谦逊地表示，他「不懂劳动问题，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了。」但鲁迅后来还是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说他要对张秀哲这位台湾青年「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表出我个人的感激」。 张秀哲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中国见人就喋喋不休地呼吁不要忘了台湾，请帮助台湾人结束日本统治。靠著父亲的资助，他还创办刊物，组织「台湾革命青年团」，奔走呼号，发出那个时代台湾人在中国最热血的声音。 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张秀哲在那里被日方逮捕押送回台湾，被带上二十多斤脚镣投入监狱，并以「煽动叛乱罪」判刑两年。 作为富豪子弟，他的生活应无忧无虑，作为独子又备受父母宠爱。被投入监狱后那份难忍的煎熬可想而知。但狱墙关不住「唐吉珂德」，他仍心系台湾，向往祖国。被释放当晚，就跟著名的反日台湾人领袖蒋渭水见面，秘商向「国联」（联合国前身）揭发日本人要在台湾种植鸦片之事。英文申诉信是张秀哲起草的。此事经国际媒体报导和国联派人调查，导致日本当局被迫取消种植计划。结果张秀哲因此在台湾被监视，日子更不好过了。 后来他又返回中国，继续在那里争取「祖国」支持。但正像鲁迅给他译本写的《序》中所说，中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不赞成写序的鲁迅，能打破惯例给张秀哲这个台湾青年的书写了序，这里面可能就有一种对台湾人的歉疚之情。鲁迅在《序》中写到，听到张秀哲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谁也不大提起」时，「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 无论从思想还是人格来说，鲁迅都是中国的异数，他感到对台湾心有馀力不足。但其他的众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就没有鲁迅那般悲天悯人的情怀了。对这一点，当时一厢情愿、一往情深向往「祖国」的张秀哲也感觉到了∶「一般祖国的民众┅┅对我们台湾人，像对异种民族一样，对『台湾』的一切都觉很隔的样子。」 但即使感觉有「隔」，被当作「异族」对待，他仍义无反顾、满腔热忱地希望青天白日旗插上台湾，取代日本旗。 早在1934年，蒋介石民国政府驻台湾的领馆就是用的张秀哲自宅。他用象徵性租金一美元，把自家洋房给了「祖国」的外交机构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屋顶升起，他就像看到「祖国」般高兴、满足。后来国民党在中国溃败，接替戴笠出任情报首脑的毛人凤先期来台安排，就把张秀哲家做了总部，屋顶不仅飘扬青天白日旗，还插满了无线电台的天线。国民党也感受到张家的「爱国情怀」，所以毛人凤曾告诉张秀哲的父亲，蒋总裁的船苹已安排在宜兰，意思是一旦共军攻台，可把张家也一起带上逃走。 但是「祖国亲人」踏上台湾的土地，却把张秀哲等台湾人的「祖国梦」踩碎了，变成了一场恶梦。在随后的二二八屠杀中，连张秀哲这样的「爱国」青年也不能幸免，被关进台北警总情报部的那个被称为「人间地狱」的地窖。如果不是富豪父亲的全力营救疏通，最后由国民党在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陈仪亲自写条子，张秀哲就可能像无数台湾本地知识分子一样被枪杀或活活扔进大海。 张超英后来在他那本畅销书自传《宫前町九十番地》中写道，父亲被救出后，变成「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永远面无表情」，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跟家人都很少说话。「他的眼神永远看见人又似没见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张秀哲就这样心如槁灰，直到去世。 是一种什麽样绝顶的悲哀和心碎，才能使一个满腔热血、激昂上进、充满理想精神的台湾青年，变成那样惨不忍睹的「活的死人」啊！ 但张秀哲并不是个例。人们可以在前台湾总统府资政彭明敏先生的自传《自由的滋味》中读到同样的故事。彭先生的父亲是高雄知名乡绅领袖，德高望重，因而在1945年被推举为「高雄欢迎委员会」主任，主持日军撤离、国民党军队登陆高雄码头的庆典。 但彭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些下船登陆的国民党士兵「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著肩头，两头吊挂著的是雨伞、棉被、杯子和被子，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拥挤著下船┅┅」他们「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中国是战胜国，是来接收的，日本是战败国，日军是投降撤离。但中国军队「邋遢不堪」，日本人军纪整齐，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彭明敏的父亲当时觉得无地自容，「一生中还没有像这样羞惭过」，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他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在《自传》中写到∶这些中国军队「是以乡村的拉夫所组成，他们一点都不理解欢迎会是专门为他们特别安排的（他们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领他们的军官既无致词，也没有向任何人表达谢意。」「他们一下船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开始掠夺，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彭明敏的父亲和其他乡绅组成请愿委员会，要求面见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可进了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位高声抗议，结果「被以铁丝取代绳索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痛极惨叫。经过一夜苦刑之后，他就被枪决了。」 由于家人全力营救，彭父才逃过一死。但回到家后，他也跟张秀哲一样，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彭明敏描述说，「父亲回到家里，两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 从彭父留给子女的三条遗训，可看出他对「祖国」甚至中国人的厌恶∶第一，他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第二，要子孙跟外国人通婚（等于不让他们再找华人）；第三，后代再也不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这跟张秀哲一样，也是彻骨地绝望！ 台湾另一位知识分子、诗人巫永福老先生，也是同样的故事。我看过他早年写的两首诗，一首叫「孤儿之恋」，写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心灵痛苦，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对祖国的怀恋。诗的结尾是，诗人说他希望像一苹挣脱笼子的公鸡，「勇敢地跳上屋顶，从咽喉迸出高亢的声音」。 巫永福在另一首题为「气球」的诗里写道，他所渴望的祖国终于来了，蒋介石的军队登陆台湾，可是他们带来的是更严酷的专制，台湾人像气球一样，被绳子拴著，无论怎样「在风中挣扎」，都无法获得自由，因为「主人紧紧握著绳索」，而且告诉气球说，「我时时在监视你，知道吗？」 跟张秀哲和彭明敏的父亲等一样，巫永福所表达的，都是失望、绝望、幻想的破灭。 张超英曾描绘说，二二八事件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父亲的灵魂，「父亲如一枚炙热燃烧的火球，骤然坠入冰河，从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这是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火与冰碰撞，其巨大温差，不仅撕心裂肺，也足以灭掉最后一丝热气。 我不知道张秀哲在随后幸存、沉默的二十多年里，在苦思冥想的悲苦中，是不是最后想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他当年在中国求助时，就隐约感觉到了，中国民众跟台湾的「隔」，他们把台湾人当作「异族」。他只是朦胧地感觉，但为这种「朦胧」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幸存，但灵魂被「杀死」了。 他的后来做了台湾外交官的儿子张超英，却想明白了父亲错在哪里。他在过世前给本书写的序文中说，父亲「所谓的中国『祖国』是一场恶梦，呼吁中国『勿忘台湾』更是一场落花梦。台湾人只有仅靠自己，团结一致，赤诚守护台湾，才能建设台湾为永远美好的家园。」 所以张超英没有他父亲那种寻找「祖国」的梦幻，而是走了另一条路∶他做外交官被派驻东京时，去密见了台独联盟主席许世楷和辜宽敏等。在美国时，密见了台独运动领袖彭明敏。这在当时是绝对的禁忌。七十年代初彭明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给台湾人演讲，张超英也去聆听，他在自传中说，「即使远在海外，顾忌还是有∶大家都戴面具，也不敢靠太近。」 张超英身在曹营心系台湾，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国际上力争台湾的地位和尊严。他精通英文、日文（在东京出生），以他父亲那样的激情和活力，广交美日媒体朋友，在八十年代，他独自运作，促成新闻局长宋楚瑜密见了日本首相；九十年代，他策划邀请了日本著名传记作家江口克彦（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的秘书，其写松下的传记在日本狂销四百万册，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作家）访问了李登辉总统，写出《李登辉∶台湾人的主张》，轰动台日。连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张超英也是通过美国大牌电视主播朋友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八小时报回外交部，为台湾赢得宝贵的应对时间。 但不管张超英对台湾的外交作出多少贡献，他都一直不被重用；用国民党总政战处主任王升的说法，「你是台湾人哦」。李登辉感叹「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而对张超英来说，生为台湾人则是「原罪」了。但他退休之后却自豪地在《自传》中说，「虽然我在国民党政府做事，但拒绝加入国民党，心里始终念著自己是台湾人，要尽可能为台湾做点事，而不是为国民党。」「生为他们（父母）的独子，体内或许也流著相同的热血，一心所想，就是本著自由、民主、人权，要提高台湾人的尊严与地位。」 张超英敢于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他身上有父亲张秀哲那样的血性，还由于他有强大的后盾，他的妻子颜千鹤更敢为台湾发声。千鹤的家族是台中的望族，祖父颜会是著名富商，名满台中。她最早考入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梁实秋）就读，后为离家近，改考台中东海大学，是首届外文系毕业生。当年张超英追她很苦，无数次往返台北台中，时常因买不到火车坐票而站全程。他在自传中说，「站久脚酸，就两腿轮流休息，留一苹脚撑著」，为此他俏皮地对千鹤抱怨，「都是她名字有『鹤』字，我才需要忍受单脚独立之苦」。 由于张超英的祖父听到毛人凤表示蒋介石已准备逃跑的信息，认为台湾不保，所以卖掉了矿山，而张超英的父亲张秀哲也全然没有经营生意，而是一心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台湾做事。所以到了张超英这辈，已是只能靠公务员的薪水度日。幸亏颜千鹤在美国获图书馆系硕士学位，在纽约州立大学任职，有份稳定优厚的薪水，才使张超英能天马行空，从纽约到东京，把心力都用在台湾外交上。 一九七八年美国宣布跟台湾断交时，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全国广播公司（NBC）访问纽约的台湾人教会，颜千鹤受访时竟直言∶「我对美国和中国建交没有意见。但台湾的将来，应由住在台湾的一千六百万人来做决定，而不是由美国和中国来代为作主。」当晚这番话在美国电视播出。张超英第二天去上班时，已准备好丢掉职务。后来上司保他，报告台北说，是张太太过于紧张而说了错话。但台北派人来查问时，颜千鹤竟掷地有声地回答∶「我没有紧张，也没有说错话。」 张超英和彭明敏一样，父亲对「祖国」梦幻破灭，所以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不再对什麽「祖国」有幻想，而是认清自己是台湾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就像半个世纪前彭明敏在《台湾人自救宣言》中所说∶结束国民党统治，制定新宪法，建立一个新国家，以新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 有言道∶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不死。张超英的祖父和父亲，彭明敏的父亲，都是「哀莫大于心死」的典型。而张超英和颜千鹤夫妇，则是千千万万「苦莫大于心不死」的代表。父辈错误方向的台湾梦破碎了，他们用两代人生命的代价，让张超这一代得到了清晰的认知∶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实现你的台湾梦。 千鹤女士坚持把这本先生父亲的旧作再版，就是要在今天台湾内忧外患之际，提醒台湾人，认错「祖国」的惨重代价，认清台湾人自己前途的真正意义。她不是「鹤立鸡群」，而是和千千万万的台湾人心有灵犀。今天新一轮的台湾梦，就是台湾人要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奋斗，夺回一个自己的家园！ 曹长青 2012年10月22日于美国 写在出版前 张颜千鹤 一九九八年六月，外子张超英从驻日新闻处届龄退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再」出版他父亲张月澄（又名张秀哲）的这本回忆录。 万万没想到，他在职时策划很久，要为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出版一本日文传记，却在离职的前一天，突然受命启动。出版《台湾的主张》竟然变成他退休后的第一件要事。父亲的这本书就搁置了下来。 二○○○年，找来出版社要出版，主编认为文字不太适合现代语调（父亲的母语是日语），因此找人修辞，甚至部分重写，花了大半时日，经过三波四折，我们走回原点，决定保持原味，就又暂停出版了。 二○○六年，超英决定先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宫前町九十番地》。二○○七年三月，竟患了急性肺炎，就遽然离世了。 今天能够在超英逝世六周年，又是父亲逝世三十一周年，完成他的遗愿，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无限的宽慰。他的宽慰，应该来自于作家陈柔缙女士的鼎力相助。柔缙不但找来出版社，并且从头到尾全程参与，提供照片、注解、校对，没有她，这本书恐怕仍将继续在历史中沉默下去。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挚友，著名的政论家曹长青先生，以他对台湾的热情，在百忙中写了一篇感人的长序。我所敬爱的两位台湾历史大学者张炎宪教授及李筱峰教授，他们的序文为这本书增添光彩。还有我们相知几十年的好朋友司马文武，媒体界的大师，不时给我们温暖。在此时很荣幸能代替超英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谢意。 最后，我也很高兴能向读书共和国社长郭重兴先生，卫城出版庄瑞琳总编及美术设计郑宇斌先生致上最大感谢。 二○一三年二月 张颜千鹤 敬�� 于美国纽约 该书近日已由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 台湾诚品书店网页对此书的介绍资讯∶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260912212402 2013-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从瑞士新加坡看台湾独立——在美西台湾人夏令营的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台湾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来参加美西夏令营，几年前我到西雅图演讲过，故地重游，见到很多老朋友，很高兴！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台湾的局势、台湾的前途。尤其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後，大家更关心，到底台湾的太阳升起，照亮台湾，还是太阳落山，台湾回归原样。台湾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是暗淡的？ 我觉得从外部的角度，国际的角度，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给台湾的前途、台湾人要追求的理想目标，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个国家就是瑞士。我知道，不少台湾人希望台湾成为东方的瑞士，那种中立、独立、富有而和平的国家。这个愿望当然是美丽的，但你知道为什麽瑞士能做到这一点吗？你想过瑞士是怎样做到的吗？ 2009年夏天，我曾到瑞士参加《国际藏汉会议》，目睹那个美丽和平的国家，她的历史更使我惊讶，我为此写过几篇文章。其中特别谈到瑞士的人口组成∶74%是德国人，20%法国人，5%意大利人，1%罗曼人（古罗马人）。一个国家四分之三是德国人或後裔，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攻城掠地，占领扩张，简直要霸占全球，在这种时刻，为什麽瑞士的占绝对多数的德国人，不主张跟德国统一，或者说回归祖国呢？为什麽？ 那个时候，纳粹德国不仅吞并了奥地利，又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区，就像今天普京的俄国兼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一样。纳粹的坦克军团进攻法国英国甚至非洲，要建立大德意志帝国。那个时候，小小的瑞士，只要那里的占到四分之三多数的德国人要求跟德国统一，希特勒稍微表示一下「顺应民意」，那瑞士就成为德国的一个飞地，一个省了。 当时的德国可谓不可一世，无论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是世界强国，瑞士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就是成为强盛的一部分，成为崛起的一部分，成为大国的一部分。瑞士的小，就变成了大，成为强大的一部分。在瑞士的占绝对多数的德国後裔，怎麽就不看到这一点呢？他们怎麽就不要求统一，回归Motherland（母国）呢？ 当时的瑞士，完全没有这种声音，所以希特勒才无法找借口吞并瑞士。反而瑞士表示我们中立，等於是不站在德国那一边，由此保住自己国家的生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瑞士的德国後裔，那些德国人为什麽不这样做？他们中间为什麽没有马英九，没有吴伯雄，没有金溥聪，没有李敖邱毅和陈文茜们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瑞士的德国人也好，那里的法国人意大利人也好，有一种很强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来自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最常强调的一个词∶individualism，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哲学，这种个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导致他们心灵强大，心理独立。这种心理强大、心灵独立的人，不需要靠群体壮胆，不需要靠多数撑腰，不需要依赖其它什麽祖国呵、强国呵，来增加自己的分量。他们相信自己，依赖自己，有自信。 所以在瑞士的四分之三德国人，20%法国人，5%的意大利人，他们视自己是「瑞士人」。他们不依附什麽德国法国意大利，他们依靠的是自己，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理念，独立的心灵。由此，才缔造了最初的瑞士，又在战乱中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主权。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瑞士人，并为自己是瑞士人而骄傲，而理直气壮地存在，而顶天立地地站立，所以瑞士国很小，但做瑞士人他们很自豪。 另外一个原因是，据我的观察，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反而会有很强烈的命运共同感，会更倾向独立，而不喜欢统一。像瑞士，全是移民组成的，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因为大家都是移民，同舟共济，是共同命运体。我认为，这也是瑞士人不愿成为德国一部分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更清楚。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当初建国的时候，除了很少的土著印第安人，其他全部都是外来的，从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来的，其中英国人占到四分之三。那麽在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时候，四分之三的英国人和英国後裔，怎麽不强调统一，认同祖国呀、伦敦什麽的，而且英国叫大英帝国，可是比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强大多了，那是全球唯一的超强。但那些居住在美国的英国人为什麽就要脱离那麽一个强大的英国母国呢? 我想原因跟瑞士可能相同，也因为是移民构成，大家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所以更容易倾向独立，建立新国家。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有一种新的文化，就是个体主义文化，有独立人格和尊严意识。 移民相对来说是比较勇敢、有冒险精神的，也就是胆大的。因为你背井离乡，敢到另外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那是有风险的。美国独立的时候，那时候哪有飞机呀，从伦敦坐船到纽约，要坐多少天？今天从伦敦到纽约，坐飞机是7小时。当时从伦敦到纽约坐船要多少时间你们知道吗？70个小时？7天？都不对。是70天到90天，10到13个星期！朋友们，是三个月呵！春夏秋冬，等於坐一个季节，一个季度! 而且，那时候哪有冰箱啊，食物很困难储存，很多都腐烂掉，再加上医疗落後等，很多人都死在来美国的船上。大家都知道那个对美国独立做出重大贡献的英国人潘恩吧，他当年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叫《常识》，提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是人民的选择权利，是常识。 1774年11月，也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前一年半，潘恩从伦敦坐船首次来美国，到了美国海岸的时候，是用毯子裹著抬下来的，他在船上感染了热病，奄奄一息。最後治疗了六个星期才活过来。跟他同船的好几位乘客都死在了旅途之中。 即使到了20世纪初，中国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中国的著名学者胡适来美国留学，从上海坐船到旧金山，用了25天，差不多一个月！我强调这些，是说当年到海外，很不容易。所以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它的人民多是有强烈的求新、创新和冒险精神，有比较强大的心灵，这跟一个国家的独立有相当的心理关系。 台湾最早的移民也是这样，台湾前文建会副主委、作家吴锦发曾演讲提到，当年从福建到台湾的移民几乎都是冒险家，因为有90海哩的海峡，当年科学落後，无法预测天气，风浪雷雨等等，结果是十船九沉，十条船多达九条淹没在大海里。这是多高的比例，但还是有不怕死的，渡海到台湾。所以早期的台湾，除了很少当地的原住民之外，其他都是外来的，都是胆大的、不怕死的，有独立而强大心灵的。可惜的是，经过後来的清朝尤其日本人统治，再加上蒋介石政权的独裁高压、文化腐蚀，最後勇敢的台湾人都变质了，变成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另一种人。 所以今天，你跟我说，台湾怎麽才能站立起来？我觉得重要的也是根本的要改变文化，改变心理，改变心灵。瑞士的经验清楚地启示人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这种价值理念。这种文化，这种理念在台湾占了上风，才会有强大的心灵，独立的人格，就不会再寻求跟哪个国家统一呀，回归呀，什麽一国两制一国八制的，而是建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有人说，有什麽样的人民就有什麽样的政府，其实也是有什麽样的人民就有什麽样的国家！ 比如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不仅是两种制度，民主和专制，冻蒜和清算，更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两种人格。所谓「两种」，最根本区别在哪里？就在刚才我提到的「个体主义」上。美国是最强调「个体主义」的国家，强调个人自由尊严至上，重视个体权利。国家是什麽？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体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当一个国家，无论它是祖国也好，强国也好，只要不能保护个体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就应该抛弃它。当年英国对美国是殖民和高税收的欺压，所以美国人民奋起反抗要独立。今天对岸中国，连自己的国民都镇压，那里的人民根本没有自由、尊严和权利可谈。台湾人民当然有权、当然应该甩开那种国家。 刚才我谈到台湾可借鉴的一个国家是瑞士，另一个可以给台湾启示的国家比瑞士还小，是新加坡。当然有些台湾朋友对李光耀家族政府很不满，因为他们曾谄媚北京，在联合国发言欺负台湾。但是抛开这些，新加坡能保住自己的独立国家主权地位，对台湾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瑞士的国土跟台湾差不多，是四万平方公里。新加坡就更小了，才716平方公里，不要说上万，连上千都不到。新加坡的领土是台湾三万多平方公里的50分之一。 新加坡可谓弹丸之地，不是更容易被它国吞并吗？尤其新加坡的540万人口中，75%是华人，这跟瑞士的德国後裔的比例四分之三是一样的。而且新加坡独立建国的时间点又不是很好。你们知道新加坡什麽时候独立的吗？你们知道彭明敏先生等三人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是哪一年？对，是1964年，今年正好是50周年。新加坡是在彭明敏等人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的第二年1965年才独立、成为新国家的。是在彭明敏的自救宣言发表一年零一天之後的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的。是很近的事，很新的国家。 我为什麽刚才说新加坡独立的时机不是很好，因为新加坡独立的第二年，1966年，中国就爆发文化大革命，对内疯狂批斗，对外输出革命。那个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们，想把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变成东南亚的古巴，成为红色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共直接指挥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渗透新加坡，进行革命煽动。刚刚独立的新加坡，面临危机。 在这种局势下，新加坡的李光耀们，采取了三大措施，来抵抗中国的统战和革命渗透。一个是全面跟美国结盟，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新加坡政府过去五十年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从来没有反美。第二个，实行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结果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有了经济发展，才有社会稳定，不像台湾的马英九们，什麽六三三承诺，全都没有兑现。第三个，就是切断在语言上跟中国的内在连结，强调英文教育。现在新加坡的540万人口，80%以上说英文，英文成为主要语言。切断了中文，就等於切断了跟什麽母国的新生儿脐带，就等於「断奶」，不再跟什麽母语母国有内在连结。 亲美，市场经济，使用英文，这三大政策，使新加坡没有被中国统战成功，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同时也保持了李光耀们的长期执政。大家都知道，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自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政。当然没有政党轮替不是真正的民主，但新加坡的反对党多是左派，他们的亲中国，强调母语中文，包括反美情绪，还有左派的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政策等等，这些在新加坡都不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所以每一次选举，在野党都输。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过去五十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从来没有低於60%。这跟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没有农村农民，都是中产阶级有关。中产阶级希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不喜欢左派的反美亲中国、走社会主义等。这一点，应该是台湾的绿营领导人非常认真考虑的，如果走左派的高税收，均贫富，甚至反美的道路，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和选票。 当然，有人会说，不管怎样，新加坡是主张独立的李光耀们掌权了，我们台湾的本土派还在野呢。而且内部还有人不赞成公开喊台独，认为会刺激中国，甚至民进党人士要废除台独党纲。也有人说，我们应该强调台湾已是独立国家，否则不是容易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吗？有人认为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台湾没有独立，还叫中华民国，国旗国号国歌宪法都没有改变，怎麽是独立国家了呢？ 那麽怎麽看待这些分歧，怎样的提法比较好？我的看法是，对这个问题应「内外有别」∶在台湾外部，像我们在西方社会，应该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向国际社会说明和展示，台湾「不是那个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在台湾内部，则应该明确，台湾还远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不仅它的国号还叫中华民国，而且由於北京的欺压，很少国家敢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说，台湾只是事实独立，还没有法理独立。 从事实独立到法理独立，就是制定新宪法，摘掉那个「中华民国」的虚假帽子，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所以在台湾内部，比较现实和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提出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所谓正常化，就是摘掉中华民国的帽子。 在这个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化国家的过程中，除了致力赢得选举，更应该做的是基础工程，也就是传播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的理念，传播个体主义的价值。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土壤中，台湾人才会有真正的选举胜利，获得立法院多数席位，为制定新宪法提供条件；实现彭明敏在《台湾人自救宣言》中提出来的15个字的目标∶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今天在绿营高层，尤其民进党内部，有一种喧嚣尘上的妥协声音，甚至要废除台独党纲。但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你妥协理念，牺牲原则，既不能赢得选举，也不能从对岸中国得到什麽实质性好处。 你说冻结台独党纲可以获得北京方面的谅解理解，缓和与民进党的关系。你以为北京是好骗的吗？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制造者，你能唬住他们？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你说我们来真格的，放弃台独，且不说你放弃了台湾，放弃了领导台湾人民建立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台湾人还怎麽可能支持你，难道你这样做，北京就跟你亲近，放弃国民党吗？完全没有可能！你跟国民党一样向北京磕头，就是下跪，中国当局也不会把你看的更重，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看作是一家人，都是中国人。即使你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北京也不会真相信你，毕竟你有过台独的历史和印记。所以不管民进党怎样妥协，也不可能在北京那里得宠。你的妥协，只是损害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更损害自己作为台湾人政党的地位，你再妥协，可能就被台湾人淘汰。 但民进党的很多人为什麽麽敢这麽做，就是吃定台湾人，因为台湾有个奇特的概念，叫做「含泪投票」。你不管多麽不情愿，却眼睛流泪，心头流血，都要去投他们的票。 在美国，就没有这种含泪投票。美国人说，我们宁可失去白宫，也不失去理念。因为你选择这个党为的什麽，不就是为的实现自己的理念吗？如果他妥协理念，根本不兑现你的理念，那你含泪含血的干什麽？所以必须改变这种含泪投票的概念，才能教育民进党，你别想吃定我们。只有你表示不再含泪投票了，他才可能不敢再妥协了，因为再妥协他就没选票，别想当选，这样才会刺激和推动那些敢於坚持原则理念，有强烈台湾独立意识的绿营候选人出头。 我对台湾的前途一向是充满信心的。主要因为三点∶ 第一，是看到世界趋势是国家独立。联合国刚成立时51个成员国，现在是193个，接近增四倍。说明国家独立是趋势，而不是统一或兼并。独立是人心所向。 第二，是看到全球民主是世界趋势。1970年代，全球民主国家才30个，现在是130个，占联合国193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民主也是大趋势。民主和独立往往是连结到一起的，都体现人民的选择权利。 第三，是看到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的趋势。自从1988年解除党禁报禁，过去25年来的台湾民调，都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在增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下降。这个一升一降的曲线没有变化过。 最新的民调是前天（7月11日），由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60%，这是这个中心就这个问题做民调以来，比例最高的。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32.7%，不到三分之一，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已降到个位数，只有3.5%。以台湾2300万人口推算，全台湾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才80万人。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有1380万。而且这个比例还会增高。 所以我们要对台湾的前途充满信心！在50年前，在蒋介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彭明敏等人就敢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提出两岸的真实是一中一台，说「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已是铁一般的事实」。这个自救宣言呼吁，台湾人要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走第三条道路，即台湾人自救的道路。这是多麽勇敢！在那个时代，就敢喊出来推翻国民党，真是英雄壮举！ 时隔50年，今年三月，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学运领袖的台湾独立理念跟彭明敏等前辈一模一样，也是追求台湾成为正常独立的国家。在去年，前年，还是更早些，你们当中有任何人预测到会有这场轰轰烈烈，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影响整个台湾社会的太阳花学运吗？可能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是台湾潜移默化的变化，这就是认同台湾，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越来越多的标�遥�也是台湾的希望所在。 所以，我的结论是，只要更多的台湾人从瑞士，从新加坡，从美国独立建国中得到启示，从而理念清晰，目标明确，不懈努力，就会更快地推动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谢谢各位！ 2014年7月13日於西雅图「美西台湾人夏令营」 2014-07-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维稳费用走高之势为何无法叫停？

今年5月以来，在五花八门的统计数据当中，有一项数据强烈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2009年，中国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即维稳费用）达人民币5,140亿元。这数据最初由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一文引用，结果引发了中国现阶段“天价维稳”是否正当的讨论。 一、究竟是谁在中国制造“不稳定”？ 根据公开数据推算，维稳费用占GDP总量（335,353亿元）的1.53%，接近同年度军费开支5,321亿元。还有人搜集了各地政府的维稳投入，发现不少地方政府的维稳费用远远超过对社保等民众福利的投入。比如《惠州市200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所列数据表明，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而社 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讨论中不可避免要触及“不稳定”由何产生。以下数据就能说明原因：中国政府与官员等权势群体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政府财政收入占了GDP总量的四分之一，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的家庭竟然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多年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仰赖于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涉贪官员90％以上与土地有关。从政府到拆迁公司之间形成了一条粗大的暴利链条，拆迁公司“利润甚至高达400%”，“一条人命一般十几万就能搞定”。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汲取的必然结果是民众的生存权利被严重褫夺，因而引起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反抗。为了维护稳定（即维持利益分配格局的稳定），全体纳税人的钱又被政府用来对付部分纳税人的权利要求。 一亿多精神病患者与生生不息的“敌对势力”，究竟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一个至今在国号以及各级政府组织与司法机构前都要冠上“人民”二字的政府，又是如何逐渐走到与“人民”为敌的今天？ 二、暴政之下谁能安全？ 从上世纪中期以来，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中国因此多了8000多万失地农民，将近400余万拆迁户，这一数字如今还在不断扩大中。失地农民因此成了“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城市拆迁户们经历拆迁之后，往往由中产之家堕入破产行列，如果不服气要讨个说法，其结果是倾家荡产之外，还要蒙受牢狱之灾。不少失地失房之人被迫走上看不到尽头的上访之路。中央政府高居九重，将上访视为不社会不稳定因素，责成地方政府严厉管束本地民众，不许其到北京上访，因此各地政府为了“截访”，花费不少人力物力，而访民则备受摧残，有的女访民还遭受强奸与性侮辱。 如果要说苛政猛于虎，如今苛政中之最堪称拆迁与征地。这项暴政碾压的不止社会底层，还有中共统治基础中人。比如广西桂平市前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南京市华新巷21号的31位法官业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北京的几十位军干子弟，其中的胥晓琦之父胥治中是中共建政时第一批授勋将军，少将衔。与她同属将军后代的至少还有两位。这些军队大院子弟本来应该是中共的铁杆基础。位于北京郊区怀柔的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试验基地，是中共以“国宝”待之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创立的实验室所在之地，日前也被大型铲车与推土机夷平，大量创建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国家级仪器毁于一旦，被当作垃圾清理。 面对拆迁，任何人心中都没有抗争必胜的把握。只有两种人愿意与政府进行博奕。一种是在体制内还有位置，比如南京那31位法官当中包含部分暂时未退休者，所以草民们根本挡不住的“南京速度”的拆迁遇到他们运用法律抵抗到此暂停。更多民众只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权力作殊死之博。因拆迁自焚而死亡的案件在中国到处都有发生，但至今未闻有任何地方官因为这些生命的残酷死亡而丢掉乌纱帽，更重要的是，不少逼死人命的官员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歉疚之心。比如唐福珍自焚惊天动地，但涉及此事件的官员竟然对记者说自己“不存在歉意”。 三、新拆迁条例不能结束拆迁与上访者的苦难 在面对拆迁铁骑的汹汹之势时，中国人也知道说不定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所谓房产的七十年使用权之说也不一定靠得住。于是人们寄希望于新的拆迁条例能够扼制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最近几天国内网上流传一篇评论“不能让利益集团绑架新‘拆迁条例’”，这篇文章忽视了权力高于法律的中国特色，将地方政府假想为守法者，认为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集团主要是干扰立法，只要法律出台就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在拆迁中的滥权，中止暴力。 这一判断完全是基于对现实的不了解甚至误判，因为所谓法律法规根本无法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所有因权益受损而上访的人，几乎都被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甚至“敌对势力”。7月16日，《南都周刊》发表一篇“房产局长日记：拆迁户上访按‘敌对势力办’”。这两本日记的内容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地方政府在拆迁中是如何视法规法律于无物，进而了解中国的维稳经费为何越来越高，敌人为何越来越多。 记者在开头如此介绍：“两本日记，记录了其主人――湖南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7个多月的工作，‘拆迁’培训班、‘按敌对势力办’等等，从中可以窥见拆迁部门为强拆而起的种种手段。”这两本日记当中，一本的记录时间为2001年10月至12月，另一本是2003年9月至12月，一共两百多篇。记录了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在拆迁中的各项工作安排、当年的市、区领导的指示、以及如何应对上访等等。与拆迁有关的重大事件日记中均有记载。据开福区被拆迁户证实，日记出自长沙市开福区房屋产权管理局前副局长曾新亮之手。 《南都周刊》这篇报道特别提到了长沙市政府根本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府行为。1991版的拆迁条例鼓励政府实行统一拆迁，2001版拆迁条例则取消了这一模式，并规定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曾新亮这两本工作日记所载全是2001版拆迁条例问世之后，但长沙市政府视2001版拆迁条例如无物，不仅成立的拆迁指挥部，还让公安、城管全部介入拆迁。在事前还由拆迁办主持召开了拆迁业务培训大会，并请法官到会指导拆迁干部如何利用法律。政府培训还包括教干部们在拆迁中如何使用“五招三十六法”，对待上京上访人员，则由警察“按敌对势力办”，送押劳教。据不完全统计，长沙一地几年间被送去拘留劳教的拆迁户就达27位。 我认为，从其史料价值来看，这两部房管局长工作日记堪比广西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其中所记载的大量会议记录表明，中国的法律是怎样被政府肆意践踏而没有任何政府中人认为这种践踏有何不妥。 有评论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与中国政府。这话其实倒因为果，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政府这个政治利益集团绑架了房地产业。正是中国政府在政绩考量及保证财政收入的利益考量下，只能以房地产业做为GDP增长的引擎、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于是利用权力肆无忌惮地汲取一切社会资源，包括国民的生存资源土地与房产，再用政府之力集聚了银行，用分赃的方式与房地产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只要政府的自利行为持续下去，中国的维稳费用只会越来越高。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7月29日，第31期）

曹长青先父病逝，因黑名单无法回去尽孝

（台湾海外网报导）知名政治评论家、台湾人的朋友曹长青的先父曹希晨先生於七月五日病逝於中国广东深圳市，享年七十六岁。 曹老先生是黑龙江人，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被免去县统计局副局长职务，二十七年後才获「平反」，三年後退休，随子女去深圳定居。今年春节之际被查出「胰腺癌」晚期。虽经手术，但两个月後再次住院，在无法进食进水情况下，坚持了五十多天。 长青因为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撰文揭露中共专制，支持台湾、西藏和新疆人民的自决权等，过去十多年来，一直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而被拒入境。这次他父亲病危，也无法随侍尽孝送终，哀痛遗憾万分。连他的夫人康尼去纽约中国领事馆签证，也被拒绝，而且理由都不给，只是一句「你心里明白」。 由於无法回到中国，因此长青在中国的亲人，五月时把病重的曹老先生用轮椅从深圳推到香港，长青夫妇去香港，和父亲相聚，度过几天团圆时光，从此父子永诀。 听到长青的父亲患病，很多台湾人关心慰问，大纽约区台湾人笔会会长、知名外科手术专家蔡荣聪医师，不仅多次给予医疗指导和建议，还提出把长青父亲接到美国，他出飞机票并安排治疗，但由於曹老先生病情恶化，不克长途旅行而无法成行。还有前FAPA主席樊丰忠医师等，也给予安慰和支持，这些台湾朋友的爱心，令长青非常感动。 曹老先生病逝之际，长青正在「美东台湾人夏令营」演讲「台湾的困境和出路」，给台湾人鼓励加油。听到长青父亲病逝的消息後，很多台湾人表示慰问，台湾会馆理事长赖宏典医师、前全侨民主和平联盟总理事长李正三、民进党美东主委蔡明峰，台联美东主委陈贞华、纽约主委涂刘石连，以及新泽西长老教会萧清芬牧师等，均提议并张罗组办「追思悼念会」，但长青觉得大家都非常忙，婉谢这份好意，但对这种关爱，铭记在心。长青希望台湾人更团结，珍惜取消了黑名单的台湾民主，并帮助中国人结束黑名单的制度，让所有做子女的，在亲人离开之际，都能回去做最後的道别！ （台湾海外网记者涂国雄报导） （原载「台湾海外网」2006年7月8日） 2006-07-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