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从禁枪看中美宪法的根本不同
由于不久前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导致多名孩子丧生，美国内部就禁枪问题再掀争论。奥巴马总统誓言，要在新任期内完成立法限制枪支，由此导致争议更加激烈。 支持禁枪的人强调，限制和禁枪，可降低枪杀犯罪，保护生命安全。但反对者认为∶禁枪不能降低犯罪；收缴民间（已有）枪支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禁枪违背美国建国先贤的制度设置，在本质上是剥夺人的基本权利。 从美国两个严格控枪的城市（芝加哥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可以清晰地看出“禁枪无法降低犯罪”。在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禁枪违宪之前，芝加哥居民长期被禁止拥有枪支，但其枪杀率却是全美最高的之一。华盛顿特区也如此，虽长期控枪（当地法律禁止私人合法拥有和销售枪支），但在过去25年，其凶杀率却上升50%以上，达10万分之40.6！ 禁枪不能降低犯罪 这不是两个特例。美国有35个不严控枪支的州，其凶杀率反而下降，平均只有10万分之6.1。而美国凶杀率最高的15个城市，10个有严控枪支法。这一反一正说明，严控枪支并不能抑制凶杀犯罪。有时反而导致谋杀率增高，因守法公民没有武器自保，犯罪分子却总有渠道弄到武器，等于只是解除了守法居民自卫的武装。 禁枪并不能降低犯罪，不仅由上述美国数据证实，也是国际现像。据统计，全球人均拥有枪支最多的七个国家，年凶杀率是10万分之1.2；人均枪支最少的九个国家，年凶杀率却达10万分之4.4！ 其中瑞士最能说明问题∶人口790万，民间有枪340万，差不多一半人口有枪，但其凶杀率却低于10万分之1，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据最新估计，三亿人口的美国，民间有枪三亿支，是全球人均枪支最高的国家。即使奥巴马政府从现在起限制枪支（销售），但民间已有的这三亿枪怎麽收缴？让拥有枪支者上缴他们的武器在美国是无法操作的。强行收缴更可能酿成重大流血事件，甚至全民反抗。美国民间拥有的枪支数量远超过美国军队（142万现役官兵）。 枪杆子里面出人权 除了上述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限制和禁止公民拥有枪支，违背美国建国先贤的制度设置。当初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写入美国人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不可剥夺，主要是防止暴政，保护个人生命权（其另一个最重要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第一个就是生命）。独立宣言写明，如果政府是暴政，人民就有权利革命、推翻它。而没有武器怎麽推翻？ 强调禁枪的人认为，私人有枪会导致凶杀犯罪，并以这次美国校园枪杀惨案为例。但这种恶性凶杀不仅是个别人的行为，而且是有严重精神症状者所为，其造成的死亡规模相对政府暴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例如20世纪这一百年，由于政府暴政（包括纳粹和共产主义）就导致多达一亿五千万人丧生！ 纳粹和共产暴政所以能猖獗一时，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解除了人民的武装。德国人曾经可以合法拥有枪支，但希特勒上台就登记收缴民间枪支，随后才有奥斯威辛和盖世太保的随心所欲，因为人民已被解除武装。共产国家也如此，都是严禁民间有枪。如果人民有枪，像中国当年的红卫兵抄家（打砸抢）和现在的政府强拆民房，都几乎无法进行。正如美国人所说，我们早就开枪了。在美国，对闯入民宅（而不听警告者），宅主有权开枪（打死对方也被判无罪）。如果中国人有枪，暴政早就被推翻了！ 美国民间有三亿枪，等于人手一枪，但美国人却不造反，更不攻打白宫。这才是美国强大的体现，更是美国制度的伟大所在。任何白宫的主人都无法有“专制一闪念”，因为那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正是杰弗逊、麦迪逊等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美国建国先贤们设立的这种制度，保障著美国人民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被剥夺，美国人可以用枪杆子夺回，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人权”——跟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独裁统治）”正好相反。 权利不是宪法给的 美国宪法是人类有史以来（也是当今世界）最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这种“保护”不仅是保障人权，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像其他国家宪法那样，指出个人有什麽什麽权利，好像是宪法赋予了人某种权利，而是强调和确定，人与生俱来的、原本就有的天赋权利。如果把美国宪法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进行比较，更可看出这种不同。 且不说中国的宪法只是一张废纸——中共政权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即使中国民主了，废除了现存宪法中的那些党天下的文字，只是保留那些冠冕堂皇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条文，也是跟美国宪法的思路有根本上的不同。 美国宪法不是说“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而是规定“国会不可立法剥夺新闻和言论自由”（还有宗教自由等）。这里谁在先，谁在后，非常明确∶人民已经拥有这些自由和权利，美国宪法只是对这个现实给予认可和确定，并规定，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不可设立任何法律剥夺人民这些已经拥有的权利。杰弗逊、麦迪逊等美国先贤的思路是，人民的这些权利是上天给的，与生俱来的——不是政府给予的！所以任何理由和现实原因，都不可以剥夺它。像这个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美国宪法写的就是∶“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也是确认人与生俱来就有这种权利，政府对此不可剥夺。通俗地说就是，我已经拥有的权利，你政府只有保护的份儿，没有抢夺过去的理儿。 人权不能转让 而中国的宪法却是“公民有什麽样的权利”，好像这种权利是宪法赋予、政府给予的，而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台湾的宪法也是如此，开宗明义就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而美国宪法从来没有什麽主义，更没说基于资本主义），内文中提到言论和出版自由等，跟对岸中国的宪法是一个思路，也是说“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等，口气和思路，也是通过宪法给予人某种权利，而不是像美国这样，通过宪法确认人原本就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剥夺。 美国建国先贤们制定的这部宪法，当然并不是美国知识界和领导者们都有一致共识、并竭力遵守的。在美国内部左右两大派的很多重大争议中，都可从怎样解读美国宪法找到线索。从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开始，左派就想改变美国宪法的这种天赋人权思路，而强调只要人民同意组成“政府”，就等于把自己的某些基本权利转让给了政府，这样政府就可代表人民，并以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理由，实行剥夺人的某些基本权利的政策，例如高税收（抢劫个人财富），进行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强制人民购买医疗保险（剥夺人民的商品选择权——医疗保险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等等。 所以，这次奥巴马总统谋求立法限制枪支，更激起美国人，尤其是强调和理解美国宪法精神的人的不满和抗议，认为政府没有这个权力，禁枪就是明显地违背宪法。毫无疑问∶世上先有人，后有政府，政府是“衍生物”，人的权利先于政府的存在；所以人的权利是不能转让的。美国两个立国之本文件《独立宣言》和《宪法》精神都是如此。所以美国的这场禁枪之争，绝不仅仅是一个“枪杀人”还是“人杀人”之争，更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宪法之争，是一个涉及到美国立国之本的原则理念之争。 ——原载《看》双周刊2013年2月 2013-0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左右台湾政治的中、美因素
何清涟 2016年是台湾的大选年，从选前民意来看，只要没有发生不可控制的事件，蔡英文女士的当选已然是水到渠成之事。真正的问题在于：无论是选前还是当选之后，中美两国对台湾的政治态度仍然是左右台湾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 民进党重返台湾政坛前景已明 目前，台湾最大的政治势力只有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派。在2014年11月“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痛失大量地盘，朱立伦是国民党在五大都市市长选举中唯一的胜选者，朱因此被推选为国民党主席。但朱立伦审时度势，不想为国民党做牺牲打，多次表示不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因此，2016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女士将独领风骚，就算是国民党推出总统候选人，大概也只能作为陪练，毫无胜算。 事到如今，对民进党重返台湾政坛执政、蔡英文将成为未来台湾总统一事，北京和华盛顿可能也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估计也有过一些沟通。这从美国在台协会（AIT）两位前任高官先后放话可知。习近平安排朱立伦进北京朝见，一是表示支持慰勉之意，二是向民进党展示北京将谁视为“自己人”，对改变明年大选形势并无多大助益。 台海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对台态度，通常由美国在台协会（AIT）官员非正式表达。今年3月下旬，两位前AIT官员先后明确表达过相同意见。一位是长期主管美台事务、号称“台湾通”的施蓝旗女士。3月21日，她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举办的美台关系研讨会上表示，面对民进党2016年可能胜选的前景，过去几个月以来，北京领导人对“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的表态越来越强硬，这不仅是针对民进党和党主席蔡英文，也是对台湾全体人民发出的警告。她表示，“美国也非常关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因为它可能影响台海稳定局势，也是美国最根本的关切”。因此，施蓝旗要求蔡英文阐明中国政策，“台湾民众在明年大选前，有权利知道民进党如果赢得选举后，如何处理两岸关系；美国虽不应介入台湾民主程序，但两岸持续合作符合美国利益，期待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把握机会，向包括蔡英文在内的民进党领导阶层施压，形塑缩小两岸歧异的大陆政策”。与此同时，施蓝旗女士也警告北京， “北京当局必须在言行上做某种程度的自我克制，……任何试图影响选举的不必要动作都可能造成反效果。北京也必须好好思考万一民进党胜选它将如何自处的问题，避免双方的紧张升级到影响台海稳定，那将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现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院长、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包道格（Douglas Paul）3月24日在华府主持《台湾在亚太区域的经济角色》研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针对包道格的表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于3月25日回应说，民进党跟美国政府查对过了，卸任官员的话都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但她同时表示，“包道格所讲的事情、关心两岸的事情，我们都听到了。” 蔡英文这一表态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如何周旋北京与华盛顿，对民进党及蔡英文来说，实在是非常艰巨的事情。 台湾对中国应柔性接触、知己知彼 在对中国的关系与了解上，台湾的两大政治势力各有长处与缺陷：国民党与北京走得太近，民进党则距离太远。太近容易被眼前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牵着鼻子走，后果先是北京对台湾媒体实施红色渗透，再就是服贸协议的准备签订，离“和平统一”只差一步之遥，险些葬送台湾的民主制；距离太远其实是拒绝了解，希望以不接触来回避问题，结果反而导致不了解，使自己的党派对大陆应对失据，最后导致陈水扁身败名裂。为台湾前景计，这两者都不应该是今后台湾蔡英文政权应持有的态度。 蔡英文执政后，需要面对的至少有四大难题： 一、国民党不甘心做在野党的持续斗争。陈水扁执政之时，国民党几乎是永久性的反对，对此马英九有句名言：“国民党不习惯做在野党”。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国民党在野，就会闹腾不休，逢民进党必反。 二、民进党内及党外的台独势力。台独势力在马英九时期虽然淡出台湾政治，但势力犹存。台湾是民主政治，各种政治势力的存在与活动，均是于法有据的合理存在，但台湾政治圈毕竟太小，一种势力一旦扩大后，对政治生态的影响远比大国更容易放大。 民进党内的元老大都健在，这些人当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起过重要作用。因各种原因，虽经政党轮替与沧桑磨炼，一些人还是保持着“永远的反对者”姿态，在党内也经常掀起激烈的争斗。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将极大地牵制民进党内后进蔡英文的精力与行动。 没有台独势力，蔡英文就成了北京倾力对付的第一线；有而无法控制，蔡英文将成为本岛台独势力与北京的夹心饼干，两头为难。 三、争取美国支持是台湾保持事实独立的立身之道。蔡英文当然会明白处理台海关系，至少得考虑中国与美国的态度，对中国要巧周旋，以保住台湾的事实独立为最终目标。由于保持台湾的事实独立而非争取名至实归的独立（即台独），与美国目标一致，容易取得美国支持。陈水扁当年就是败在展现了“倚美求独”的姿态，既为中国痛恨，也失去美国支持。因此，对美国要善于借力，通过美国减缓大陆对台湾的压力。问题在于，美国虽然有《对台湾关系法》，但那法律只在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时才会获得美国保护，只要北京没逾越这条底线，美国不能也不会强行干预。这就是马英九政府为何能够与统一趋近，美国不能干预的原因。 三、如何周旋北京？对民进党来说，这是与任期相始终的“长考”。由于北京过去多年来持续采用各种软性渗透，如北京对媒体的红色渗透（见《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靠岸” 》，2010年12月16日），对军队政界商界的利益诱惑等，则需要台湾自己抵御。马英九执政失败，就在于对所有这些渗透都顺水推舟，乐见其成。 蔡英文所在民进党的主要基础是草根，台湾国民党多年经营，在政界、商界、传媒、学术文化界中均有很大实力，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只是政治精英受挫，商界与传媒、学术文化界、军界的实力受到的削弱有限。因此，今后民进党政权将面对这几方面的不合作以及见缝就钻的反对活动。陈水扁当年之败，就败在国民党与上述势力的合力围剿之中。 与上述三方面势力周旋，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目前民进党还无法做到这点。最近的例子是台湾民进党元老吕秀莲4月18日表示，明年选出的总统面临台湾生死存亡的挑战，因为她看到的资料是“习近平决定要决战2016，内部希望明年一举解决台湾问题”。这极可能是个误判。任何统治者在面临内外矛盾之时，都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目前北京的政治局势不允许习近平对外动武：政治上，高层内部未靖，面临曾庆红派系这一强大挑战；经济上，产业结构转换极不成功，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就业危机严重，官民矛盾尖锐，民心思变。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可能对外轻启武力冲突，因为一旦用兵，对习有不臣之心的军队势力极易将武力转化为发动兵变的资本。 台湾民主政治，不少大陆人深为珍惜，视为华人世界民主化的榜样。但因为台湾也同属于亚洲文化当中最擅长斗争的中国文化，陈水扁与马英九两位总统都是“清新上台，污水中下台”，由“清新”到“污水”，虽然有自身责任，但主要缘于外部政治环境的凶险。因此，对蔡英文女士我只能送上一句祝福，愿她一路走好，永远是台湾人民的“小英”。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4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taiwan-20150429/2742013.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欧盟弯腰 美国成独木（3）
何清涟 中国利用各国对华经济依赖朝廷政治要挟，并不只限于亚洲或相对弱势的澳大利亚，对欧盟也是如此。欧盟尤其是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使他们不得不对中国放软身段。在疫情大流行之前，中欧每日的双边贸易额超过16亿美元；德国汽车制造商、法国农民及其他产业，都高度依赖对中国出口。此时此刻，欧盟正为在中国的欧洲企业争取更佳待遇，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午餐”，本文仅以疫情期间欧盟两次表现管窥中欧关系，就可知平时欧盟对华弯腰为司空见惯之事，唯一的区别就是会偶尔提出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来装点门面。 两周之内，欧盟驻中国代表团两度弯腰 今年4月底、5月初，欧盟外交事务部在武肺病毒疫情问题上两次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尽管第一次已经遭受欧盟国家媒体的批评，但5月初的表现说明，笑骂由人笑骂，欧盟弯腰依旧。 第一次发生于4月下旬，欧盟外交事务处由于受到中共的压力，而修改了其对中共散播虚假消息的批评，详细情况如下：欧盟原定于4月21日发布一份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报告，该报告提及中国依靠归咎美国将病毒散播国际来转移病毒源自中国的压力，也提及中方抨击法国因应疫情迟滞、不实指控法国政治人物用种族歧视字眼侮辱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报告还凸显俄罗斯不遗余力助推散播不实卫生资讯，削弱西方机构公信力等。报告原文写道，“中国持续在全球散播不实消息，以洗脱疫情大流行究责并改善国际形象。公开与非公开手段都有被观察到。” 路透消息称，中国官方在该报告被发表前从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相关报道中，获知了其所含内容。随后，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参赞杨晓光与在北京的欧盟驻华官员于报告原定发表日取得联系，并告诉后者称，“如果这一报告如其被描述的那样，并会在今天得到发表的话，将对（我们的）合作非常不利 ”。杨晓光还表达了中方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并指控欧盟官员通过发表该报告是在“取悦他人”——这里的“他人”，欧盟外交人员解读为“华盛顿”。 在中方的干预下，这一报告被推迟发布。而其在24日发布的最终版本与原定要发布的文本间也存在多处差异，原报告中关于中国“全球散播不实消息”，以及提到中法间争执等字句已被拿掉，一些用语也软化。路透认为，这场报告之争是一场全球就疫情描述角力战的一环，也正值欧盟想赢得北京贸易让利、并盼疫情大流行一过，双方便能重建深厚关系之际。 《纽约时报》的报道介绍了另外一个细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公关顾问奥斯奥利奥（Esther Osorio）则下令暂缓将其发布。 第二次事件是《中国日报》（China Daily）于5月6日发表了一封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和欧盟27成员国代表的联名信，敦促国际社会与北京进行更多的合作，但是这封信删掉了原文中提及的、中共病毒源自于中国大陆，随后在全球流传这个重要事实。 据Politico报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处发言人恩里克森（Virgine Battu- Henriksson）5月7日表示，郁白修改联名信的决定是受到中共当局强大的压力下私自做出的，这个决定事先并未通报欧盟对外事务部总部，而且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对此德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不得不在推特上留言表示，他对于欧盟外交事务部第二次出现这种问题感到震惊，他写道：“第一次是欧盟大使大方地接纳了中共的说辞，第二次是欧盟在中国的最高代表接受了中共对这封联名信的审查。” 欧盟对中国态度得看德国脸色 德国《焦点》杂志5月8日在其网站发表客座评论《中国煽动’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欧洲袖手旁观》，将欧盟大使在中国官媒发表文章时遭遇审查的事件，列为中国“在新冠危机下进一步扩大权力”的一个例子。 但是，德国媒体没有触及一个问题，即德国的对华态度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外交态度。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德国，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基本未批评，看中国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栽赃美国反而有点幸灾乐祸。尤其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揭示了德国为自己准备了两个降落场地，首选中国；中国不行了，再与盟友合作。 路透社在4月26日的报道中提到，该社获得了一份由内政部答复德国绿党议员鲍泽（Margarete Bause）的文件。鲍泽曾致信德国政府，就是否有中国外交官曾与德国官员接触并鼓励德方官员给予中国抗疫积极评价一事提出质询。德国内政部在这一落款日期为4月22日的回信中写道，德国政府意识到中国有这类行为，但“联邦政府没有顺从这些要求”。有趣的是，德国内政部在信中表示，自1月23日以来，德国政府就已认可中国为遏止疫情所做的努力，尽管当时北京并未向他们提出“求表扬”的要求。鲍泽则在接受《星期日世界报》采访时评价称，”内政部的回应再次凸显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闪烁其词，欧盟对外事务部明确地将中国列为在新冠疫情上进行虚假宣传和散播阴谋论的国家。德国政府甚至没有准备对北京尝试产生影响的做法明确表示拒绝”。如果鲍泽此言属实，正好证明德国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欧盟驻华代表团。 5月初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透露，根据德国联邦情报局（BND）情资，习近平1月21日与WHO秘书长谭德塞通话时，要求世卫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和延后全球大流行的警告。结果世卫沉默多天，直到1月底才宣布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德国情报部门掌握这一情况之后，应该会向默克尔等政府领导汇报，但默克尔既未指责过中国隐瞒信息，甚至未向盟友通报这一情况，说明在中国与盟友美国之间，她选择了中国。 中国应付一个分裂的西方不太困难 各国向中国追责、索赔的声浪些起彼伏，美国意识到联合行动的需要。川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两项针对中国的计划，一是考虑重新加征关税惩罚中国隐瞒疫情的错误；二是改变全球工业供应链的布局，纠正过度依赖中国的状况。川普总统一直以来都主张把制造业从海外迁回美国，如今武肺病毒大流行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和生命损失，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改变美国在生产和供应链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的状况，将供应链转移至友好国家去。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奇（Keith Krach）声称国务院正在 “全力推动这一计划，……关键是要搞清楚哪些是关键行业，那里是关键瓶颈”。 据称，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其它部委正在想办法如何推动企业把外包业务和制造业迁出中国，有关税收优惠和迁移补贴等具体方案都在研究之中。 5月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度猛批中共指责北京的打压和隐瞒导致全球数十万人死于武肺病毒，并说各国开始认识到，中共与自由世界没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与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真正的双赢，除非你得到川普总统说过的公平条件和川普总统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做到的对等”。 “中共与自由世界没有共同民主价值观”，这确实是根本问题；但各国是否真的”对北京有了清醒的认识“，以及有了认识之后如何行动，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无论从美国还是国际社会的情况来看，共同行动几乎不太可能。美国国内围绕疫情责任，两党严重分裂，共和党希望向中国追责，民主党认为一切都是川普的错（拜登的竞选动员就是如此说）；盟友们本来就心志不坚，在大选之战未结束之前，当然不会将宝押在命运未定的川普身上。也因此，作为疫情发源国的中国，既可以甩锅美国，还可以对国际社会分而制之。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5月12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5122020163447.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大江健三郎和铁凝的“调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最近访问台湾，引起争议，因为他拒绝批评中共用千枚导弹威胁台湾，更不为民主台湾说句公道话。台湾媒体对大江健三郎的言行表示不解，甚至批评、“透视大江健三郎”。 但如果台湾人熟悉这位日本作家的左倾历史，尤其是他跟中共官方的来往，不用“透视”就能明白是怎麽回事。 虽然日本跟台湾近在咫尺，又都是民主国家，但74岁的大江健三郎却是第一次到台湾；他热衷访问的是红色中国，不仅当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今天更跟中共“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官员打得火热。 大江年轻时就左倾，六十年代在北京见到周恩来，就成为“周迷”，至今仍把周恩来，甚至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恶魔毛泽东等，捧为“伟人”，视为心中“眺望”的“参天大树”。如果说大江当年20多岁，不懂得共产中国，还有情可原；但今天，距他第一次见周恩来已40多年，在信息自由的日本，他当然会知道，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但他在日本，对当年美国为结束二战、终结日本军国主义，不得已投下原子弹，骂个没完；却对共产党在中国（还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造成可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从不谴责；还把主要罪魁毛泽东、周恩来至今捧为“伟人”。这就不是信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魏巍和大江“心是相通的” 左倾的大江，当然受北京欢迎，尤其是戴上诺贝尔奖“桂冠”之後，他的身价更高，利用价值似乎更大。中国的极左派作家魏巍曾发表公开信（2006年）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称赞大江批评“日本紧紧追随美国”的反美立场。 大江健三郎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书并不畅销，而且对他获奖，在日本内部颇有争议。大江的书不仅在本国卖不动，在中国也不畅销，没有多少读者有兴趣，在美国就更乏人问津，即使他得诺贝尔奖之後，也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在这种寂寞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大江当然欣然前往。据北京娱乐信报，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国作家的歌颂之後， “大江健三郎表现得非常激动，甚至主动请求发言，打破了之前制定的发言议程”，称“我想早点把我的激动传递给大家”。在中国之外的自由世界，他实在听不到这样的恭维、赞美。 ●相互谄媚的恶心剧 中国官方摸准了大江的“脉搏”，於是今年初再次邀请，还给大江发了个“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按常理，大江已获诺贝尔奖，再发什麽最佳外国小说奖，实在是滑稽。但中共当局明显要拉拢他；而在本国和美国等图书市场受冷遇的大江，不仅高兴，更颇感受宠若惊，甚至还刻意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拉关系、套近乎，他们的“对话”在官方杂志刊出，简直是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剧。 据在场的中国作家莫言描绘，在下午的会议上，大江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女性的名字，莫言以为是晚上宴会时，大江可能要请几个中国女孩。结果却是铁凝的小说《大浴女》中的女性人物。大江是要记住这些名字，以便晚上见到铁凝对谈时，能背出这些名字，以巧妙地传递出，他对铁凝的书多麽重视，看得多麽认真。这确实令铁凝“感动”，她说“我很吃惊，没想到大江健三郎先生读得这麽仔细。” ●铁凝最早表态支持六四屠杀 铁凝虽然官至全国作协主席，但她只是个二、三流作家。在中共六四屠杀後，她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天安门运动的省文联主席（当时是河北文联主席）。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50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铁凝，居然接任巴金，出任了“全国作协”主席。当然，圈内人知道，直到50岁都单身的铁凝，是那种长袖善舞的女人，在那个老男人成堆的作家和文化官僚圈中，她的得宠，可想而知。 铁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国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其描写的露骨与淫秽堪与《废都》媲丑的《大浴女》。不说别的，仅仅这个书名，就可看出作者的粗俗，它可与莫言的《丰乳肥臀》媲俗。这种书名，在西方红灯区的色情书摊上都罕见。但对这样一本不入流的作品，堂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居然“高度评价”到这种地步∶“这种写作的手法在日本的作家里不曾出现过，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甚至讨好地说，“如果让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选出这十年间的十部作品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浴女》列入其中。” 读过《大浴女》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要麽大江毫无文学鉴赏能力，要麽他过去十年没读过书，要麽就是他为了恭维、溜须中国作协主席，而到了自贱的地步。 ●铁凝的色情超过村上春树？ 大江为了显得对《大浴女》读得仔细，对铁凝的厚爱，还特意指出小说中有个错误，说不该在谈戒指的价钱时，用几个法郎，而应该用多少人民币。还强调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这实在是无聊透顶；即使书中真用错了一个货币说法，也是一个小到不足挂齿的事！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得谈点小说的整体思想性、艺术性等。拿这麽个芝麻细节“说事”，就是要显示对铁凝小说已重视到旁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可能当时连铁凝本人也不好意思了，承认说，“我的中国同行中也很少有人如此细致地阅读《大浴女》，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多了。”铁凝也提到，“围绕这部作品，当时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作品的所谓性描写。”但早期也热衷性描写的大江健三郎，恰恰欣赏的是这一点，他说，“在铁凝女士的这部小说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关性的场景，是迄今为止谁都不曾写过的场景，包括男作家也不曾写过的性的场景”，“是那种含有情欲意味的性场面”。他为了恭维这位中共作协主席，甚至故意忘了自己早期的性小说，还有日本那位更有名气的“色情读物”作家村上春树；他们自己的性描写，事实上远比铁凝的《大浴女》更色欲十足。 晚宴对谈结束时，大江兴致勃勃地一定要给铁凝题词，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最为活跃且最有实力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正是铁凝女士。”然後题词是∶铁凝女士，谨向你表示最大的、深深的敬意！在题词中，大江再次提到《大浴女》，说“我认为，《大浴女》完美体现了尚塞（法国印象派画家）的风格。” ●他们离文学多麽遥远 大江不仅歌颂铁凝，对中国的另一官方作家莫言，也是恭维到下贱的地步；他居然当著莫言的面说，“我在想，莫言先生还在写新的小说，很长的小说，他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呢？”铁凝接替巴金成了全国作协主席，已是中国文坛的笑料，而莫言还要超越鲁迅，大江的想像力和歌颂力，真是如同大江大海般没边没沿了。莫言还超过鲁迅呢，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学者代表团，竟然用集体退场，来抗议主办部门邀请了中国异议作家。而当时退场的人中，就有莫言（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就没有退场，一直坐在台上）。连最基本言论自由意识都没有的、可怜的、颇有中共官方水准的莫言，竟是大江眼中的、他自称最崇拜的鲁迅。我还没看过有外国人把鲁迅糟蹋到这种地步！ 在几万字的对谈中，这些所谓“名家”，居然大谈长相、脸型，穿什麽衣服才能被女性注意，怎样不“土”，而且“酷”。一个中国作协主席、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中国著名作家，这麽几个人在一起，没有谈文学、艺术、人生，或社会、政治等任何严肃问题。几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秀”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就是展示他们离文学多麽遥远。 作家们当然可以在一起调情作乐，相互吹捧。但对那些应该发泄在酒吧里的琐碎无聊，中国作协却逐字逐句地全文译出，并登到官方网页上。不仅不知耻辱，大概还觉得这是在歌颂他们的“铁主席”。这实在是该被痛斥的。 2009年10月15日於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11月号 2009-1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刺杀肯尼迪和“谋杀”川普
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事件，虽然官方报告结论是个人所为，但太多美国人不相信，一直有70%以上民众认为没这麽简单，背后有更大阴谋和元凶。2013年肯尼迪被刺50周年时民调，51%受访者认为是美国政府机构干的，并得到高层“天衣无缝”配合。最近又一批肯尼迪被刺档案公开，再度引起公众关注，虽然该事件今年就已一个甲子了。 为什麽美国大众的看法和政府结论不同？主要在于民众是常识判案。常识是人类思维和逻辑的根基。没有了常识，就没有了真理。过去多年都有人提出各种疑问∶ 重大疑团至今无解 为什麽肯尼迪的车队路线被临时更改？按常规作业，总统到德州等各地视察巡行的车队路线由联邦层级的特勤局事先规划，地方无权更改。 为什麽车队经过的街道两旁特工很少？窗户竟可打开？还没有设置特工狙击手？这都与以往的常规作业不同。 官方说肯尼迪是被凶手从三楼开枪射杀，在5.6秒内射出三发子弹。但凶手使用单发的老旧步枪，每上一发子弹最少需2.3秒，再加上瞄准所需时间，不可能在5.6秒内打出三发子弹；而且凶手位置与肯尼迪车队之间还有树木遮挡，射击难度非常大。官方用20多名射击好手也没有复制出肯尼迪遇刺时的弹道。 肯尼迪被送到医院前就已死亡。尸体解剖被军方严密控制，不让任何非军医参加。解剖报告说，造成死亡的那颗致命子弹穿过肯尼迪、又进入旁边人的身体，总共造成七处不同伤口，被称为“魔术子弹”。 更离奇的是，抓到凶手后长达12个小时的审讯竟没做笔录，也没有律师在场。一直不认罪的凶手称“我只是个代罪羔羊”。后来独自调查此案的一位德州检察官著书说，即使很小的案子都会有审讯记录，而这是刺杀总统、全世界关注的大案，不做审讯记录太反常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凶犯从警察局押往法院时，在警局地下室竟被一名刺客（夜总会老板）当场枪杀，距肯尼迪被刺仅48小时。当时戒备森严的警局怎能让外人带枪进入？是不是警局有内应或有意安排？凶手被枪杀时，在场几十名警察无一人有动作。枪杀凶手的“夜总会老板”被判无期，但三年后（才56岁）就因病死在狱中，他对朋友说，他被下毒了。如此离奇的事情都凑到一起，难道是巧合吗？ 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把刺杀档案封存75年（至2038年），所以疑团不仅越滚越大，且经久不衰。关于肯尼迪被刺的研究书籍已近二百种！后来好莱坞著名导演斯通（Oliver Stone）就此拍了获奥斯卡两项大奖的电影《JFK》（刺杀肯尼迪），更引起公众对政府阴谋的怀疑。 18名关键证人三年内全部死亡 很多研究者不仅质疑真正凶手是最大获益者的副总统约翰逊（他马上接任了总统），还提出肯尼迪遭到刺杀的可能原因∶ 肯尼迪和约翰逊虽同属左翼民主党，但两人党内总统初选时是对手，肯尼迪胜出后用约翰逊做搭档，是为击败共和党强大对手尼克森。但两人不和，只是利益结合。肯尼迪当上总统后民调升高，自己翅膀硬了，于是决定连任时不再要约翰逊做副手。再加上约翰逊的两个德州大富豪金主被肯尼迪的司法部长弟弟调查，眼看要祸水浇身。所以逻辑上，约翰逊只有干掉肯尼迪，才能政治翻身（直接当总统），更可避免被贪腐罪名追究。 而要做成这件事，需要多方的合谋∶是约翰逊和德州州长力劝肯尼迪总统去德州沿街视察的。德州州长是约翰逊的铁哥儿们，在他的地盘做这种事更方便。另外约翰逊还得到FBI、CIA、军方、德州石油大亨们的支持。 肯尼迪当总统后，想削减情报界权力，把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分成一千个小单位。分权、削经费等于釜底抽薪，情报界对肯尼迪的同仇敌忾可想而知。肯尼迪更犯忌的是要撤换胡佛局长。胡佛在FBI做了48年局长（直到死），是最有权力的调查局长，怎可能轻易放权？所以完全可能和约翰逊联手，两人都“自卫”保权。 与此同时，肯尼迪又得罪了军方，因他想缓和与古巴的关系，甚至想与苏联修好，以避免战争，而且还明确提出要从越南撤出美军。军火商和五角大楼都要靠战争发财发迹（美国军费开支现在每年8000亿美元，军火是最大生意之一）。肯尼迪的反战、要和平，等于断人财路（和权势）。除此之外，肯尼迪要削减石油大亨们在税收方面的优惠 ，这更惹恼了能源重地的德州石油富豪们，他们很多是来自德州的约翰逊的金主密友。这几种势力结合到一起，肯尼迪虽然是总统，也必死无疑了。 调查肯尼迪被刺案的美国记者Jim Marrs的656页专著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他认为刺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据他的追踪调查，肯尼迪被刺杀后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六人被枪杀，三人死于车祸，两人自杀，一人被割喉，一人被拧断脖子，五人“自然”死亡。这些都是巧合吗？谁有能力能让18名关键证人三年内全部死亡？还全都不被追究？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国家，政府的权力都是最可怕的！ 而且做过司法部长的肯尼迪弟弟后来也被暗杀，是在他要赢得党内提名选总统之际。有分析认为，他要继承哥哥的政策（和平主义等），而且要彻查肯尼迪被刺杀事件，所以就必须得死。此案也被官方定论为单纯的个人行为，凶手至今仍在加州监狱服刑（无期）。 川普要成为“第二个肯尼迪”？ 肯尼迪是否是被美国政府谋杀，虽然尚无最后结论，但从当今美国政坛对川普总统的一目了然的“政治谋杀”来看，这可以成为“肯尼迪被美国政府谋杀”的佐证。半个多世纪后，今天美国政坛及CIA和FBI等国家机构对川普总统所为，几乎就是当年肯尼迪被刺案的翻版。川普当选总统后就被以“通俄门”调查，中情局和国安局提供信息，指控川普与俄国勾结要“叛国”，国会甚至以此罪名两次弹劾川普，在众院通过，在参议院没达到法定的三分之二票。美国多数众议员、愈半数参议员（57人）要给川普定“叛国罪”弹劾。川普是以重建伟大美国（MAGA）为竞选口号，执政四年内政外交都政绩辉煌，是有目共睹最热爱美国、最为美国效力的总统，竟然被定叛国罪，可见深层政府已荒唐、疯狂、邪恶到何种地步。 为什麽深层政府（不仅左派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的建制派）要政治谋杀川普？因为他和肯尼迪一样，也要致力于和平，川普任内没发动任何一场战争。而且川普也像肯尼迪一样，想改善与俄国关系，甚至想联手俄国制约中共，把全球战略重心完全转到亚洲，还建立了空前的“美国日本印度”三角联盟的印太战略。这些都得罪深层政府，他们视俄国为敌，要继续冷战。与此同时，川普要重建传统价值，直言对抗左派的社会主义和“变性”等道德堕落，这就更惹恼以左派为绝对压倒多数的深层政府。 左派主导的一月六日事件国会听证会给川普定了三项罪名，包括煽动叛国罪。川普已是美国总统，他有何“叛国”理由？如此荒谬指控经不起最起码的常识检验，更妄谈有任何事实。但这麽荒谬绝伦的事情，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著。这更令人相信当年肯尼迪总统是被美国政府谋杀。 再一个可以佐证美国深层政府可能做出超级邪恶之事的是他们对拜登儿子亨特的袒护。亨特的笔记型电脑丑闻曝光时（里面有吸毒、淫乱、从中国和乌克兰获得的贪款与当时副总统父亲分成等信息），有51名美国情报界前高官发表联名信，竟指控说这是俄国制造的假信息，用这个联合声明来包庇和支持拜登父子。亨特电脑中仅照片就有3.6万张（很多是亨特的淫乱画面）、视频1300个，其声音、影像等，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是亨特本人。而且电脑里中还有13.4万电子邮件和短信。面对如此巨大数量的信息，完全不必核实就能确认是亨特。但美国的CIA、FBI们（都是情报界前高官）居然同声否定，为意识形态而不惜公然联名撒谎！这种邪恶太超出想像。从这个美国情报界高层对川普的极端恶毒之举更可推断，当年肯尼迪被刺杀时CIA、FBI们会是什麽状态。他们什麽事都能干出来。 深层政府可能哪国都有，但在美国其势力越来越大，大到五十多年前刺杀肯尼迪总统，今天又政治谋杀川普。这个深层的跋扈，意味著曾被视为自由灯塔的美国的跌落，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一个灾难的信号。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3年1月号 2023-0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2👍 0💬 0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上）
我在“杨澜的英语能上电视吗”一文中谈到成年人学外语在口语上很难达到母语使用者的水准。後来有专门研究语言的英语教授纪杨楠根据学术研究资料、从语法和词汇量等角度更专业地撰文表明，青春期以後学外语（包括自幼学，但不生活在那个语言的社会环境中）不仅语法错误难以避免，言不达意的词汇局限也是常见的。但是，超人的语言天才还是有的，不信看下面的例子。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得体，轻粉淡妆，头发长而不散，提著公事包，一眼会给人一种舒适、信任的感觉，而我的英文又使人认为我是在美国多年的女商人，不会使人认为我才来美国两年！”“阿道尔先生┅┅突然问：‘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嘛？’我说‘不，我来美国三年。’┅┅‘你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女子┅┅你很聪明。’” 在《凭海临风》中，杨澜写道：“他（吴征）学金融出身，却有特别的语言天赋。幼年时即随曾经是著名外交官的祖父学习法语。我曾背著他问一位法国友人：‘Bruno的法语究竟如何？’法国人回答说：‘如果闭著眼睛，我绝对相信他是正宗的巴黎人。’他的英语也非常道地，使我那从不轻易夸人的研究语言学的父亲不住地点头称赞。” 周励来美国之前“曾经抽空去过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在那里我发现，我在医学院学了五年的英语，几乎已是一片空白。英语角的青年们谈的政治、国际时势、电影艺术等，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然後，在35岁的时候，周励来美国了。在做褓姆、打餐馆、“做千万美元生意”的空余学英语，两、三年之後就被美国人问是否是在美国长大的了。 虽然善於夸赞的西方人经常会说：“你英语（或其他外语）说的非常好”或开玩笑“你说的比我还好”之类，但他们却不会认真地问你是否是母语使用者，因为成年以後的学外语者，不出三分钟，起码会在口音、语法或词汇使用这三方面中的一点露馅。而周励居然能在和美国富商从中国历史、中国瓷器聊到美国总统选举，聊了整个午餐之後被这个美国人认真地问是否是美国长大的，说明她在这三方面都没出破绽，能不是“语言天才”吗？ 吴征当然条件好，虽然是在中国长大，但自幼就跟祖父学了法语，後来又在复旦法语专业念了一年，然後去法国念了几个月语言学校，接著来美国呆了八、九年；他英语可以做杨澜的老师，经商“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法语不仅一点儿也没忘，更进而能说“正宗巴黎人”的法语了。能不是“语言天才”吗？ 知识性错误还是夸大性误导？ 就像关於杨澜的报道说，杨澜的电视片合作者“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一样，周励的商业夥伴则是“年度风云人物”。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一进公司，只见大厅内灯火辉煌，却不见一人，大理石的墙上，挂著一幅巨幅照片，那是《News week》新闻周刊的封面，封面上是一个美国商人的正面像，一行红字写著 The man of year（年度人物）。” 就像普利策奖不发给电视制片人一样，评选“年度风云人物”（Man of The Year；Person of The Year）的也不是《新闻周刊》，而是《时代》周刊；而且在这个入选名单中，也没有过一个被周励称为阿道尔的美国商人（周励写的是纪实，不是小说）。 当然，无论在写书或写文章中，谁都有可能出事实或知识性的错误。比方说，在我自己12月底写的一篇题为“再见，朱利安尼”的文章中，最後提到“他将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头衔。他不再是朱利安尼市长，大概会被称为‘朱利安尼爵士’。”一位曾在英国居住过的读者来信指出，被封爵士头衔後，按英国规矩应把他的名字和头衔放在一起称呼，而不是姓；也就是说，朱利安尼应被称为“鲁迪（他的名字的昵称）爵士”而不是‘朱利安尼爵士’。这就是一个知识性的错误，我感谢那位读者给我这个知识，也借这个不太相关的机会纠正那个错误。 但是，关於杨澜的报道和周励的描写仅仅是知识性错误吗？ 杨澜和周励真是富翁吗？ 周励在《曼》书中说自己从40美元出国到四年内做千万美元的生意，但据知识出版社的《成功不在曼哈顿》，在做“千万美元”生意的时候，周励一家三口住的两房一厅不仅兼做公司办公室，还出租一间给房客住。 当然，很多大亨的节俭也是令普通人目瞪口呆的。杨澜的传奇中也有和周励颇为类似的例子。比如在《凭海临风》序言中吴征写道：“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以後，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据杨澜自己的文字，她1994年刚来美国在纽约大学读书时花275美元和别人合住一间房子。当然，那是别人帮忙找的住处。但到了1995年，她已经认识了吴征，在夏威夷看50美元一场的演唱会，她还因为票价太贵，咬咬牙才买了下来。一个对50美元票价都嫌贵、学费靠泰国商人资助的留学生竟会拒绝“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的拍广告邀请，这大概也是只有传奇人物才可能做出的壮举。开这麽高价的公司不会太多，杨澜一定会记得是哪一家吧？既然是在认识吴征以前，那一定是杨澜告诉吴征的，所以最好她能列出那个开百万港元高价的公司名字，让大家相信杨澜还是说真话的。後来那一次慷慨出“可观的广告酬金”的公司吴征杨澜也一定会记得吧，因为吴征说就一次嘛。 用吴征的话来说，杨澜不仅“连飞来的横财都不要”“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这的确也是和放弃百万港元差不多的壮举，相信这两个“壮举”多数留学生都做不到，所以只能做凡夫俗子。 有网友指责吴征作为美国公民却声称“代表全体亚洲人”，而杨澜则拿著美国护照做中国的“申奥大使”。但既然吴征说杨澜“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说明她不仅不是美国公民，连美国绿卡都没要。那麽杨澜的“申奥大使”真当之无愧了？ 两条没眼的龙 杨澜和周励的书都把美国作为重要卖点，但两本书关於美国的描写却都是最可怜的一部份。周励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她的童年少年、北大荒的下乡经历、蓝眼睛的男孩，然後是来美国以後去欧洲旅行的经历；杨澜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她的童年少年、正大综艺的经历、黑眼睛的男孩，然後也是来美国以後去欧洲旅行的经历。她们俩画的龙，身子的每一段（除了顺序）都雷同（只是杨澜文笔和内容都是周励的学生），而美国则是这两条龙的眼睛，可惜点的不是龙眼。 去欧洲旅游、周游世界，无疑是不能自由出国的中国人的梦想之一，所以周励的“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在瑞士，在托尔斯泰写了《琉森》的湖畔大饭店里，还打电话给纽约第五大道的总裁们，指挥调度著我和我先生麦克度假期间仍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远航而来的集装箱┅┅每当我去欧洲或南美度假旅游，或者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穿梭与神州大地之时，我的纽约曼哈顿客户的电话便会像接上热线似的通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大宾馆我的床头┅┅”杨澜的“让我愉快轻松得几乎懒散”的希腊爱琴海、桑托林岛、“海边风景独好”的雅典、“热带风情”的夏威夷等四个整章的情节，自然最能引起国人羡慕，於是更增加了传奇故事中的“可望不可及”色彩。 这种令人心旷神怡欧洲之旅、美国优厚的高薪待遇、什麽眼睛的男孩，再加上周励的“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吴征的“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後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现代版的成功神话”。 （载《多维网》2002年1月21日） 2002-0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李显龙说出美国盟友的心里话
何清涟 8月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视频方式参加了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在诸多讲话者当中，他的谈话引起的关注最多，各方反应最复杂，公开评论中，讥讽多于赞同。但我却很清楚一点：沉默者多半赞同。因为李显龙在美中关系上，不是塌面糊，而是对美中双方的规劝，他的想法其实代表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利益相关国家在美中关系上的立场。 李显龙视频讲话要点剖析 李显龙在主旨发言和问答中表示，对于美国重新成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锚”，亚太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感到“安心”；但他称，许多美国的盟友依然希望其和中美双方都能保持原有的广泛关系，并期盼中美关系的恶化态势能够止住——这确实是美国盟友的心里话，只是有些国家不会说出来。 李显龙接着指出双方各自的误读：华盛顿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是因为美国人可能还没完全了解对手的强大程度。“中国不是苏联，不会有朝一日消失。”对中国，李显龙指出习近平的东升西降（他说是有些人，不好意思直指习近平）是误判，因为美国有能力吸引全球各国的人才，拥有一种不断自我更新的活力和能力。 李显龙给双方留了台阶，如今中美可能都存在对彼此的误解，双方继续接触（engage）是非常重要的。中美冲突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对于中美两国和全世界来说都会是灾难性的。“我想和两边说：先暂停一下，在你走出下一步之前，先好好想一想。现在的局势非常危险。” 双方有意下梯子，只是时机未成熟 李显龙谈话的主旨，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态度：中美两国关系，还是回到川普前的奥巴马时代，众盟国还是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两不落空。新加坡要同时做美国与中国的朋友，只是增添了一些与时俱进的时事内容。至于两国争锋的前景怎样，民主国家的领导们不考虑，反正都是几年任期——我绝对相信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看了后，都会非常赞成，只是不便说出口，因为说出来，显得太自利。 中美两国政府听了，其实也赞同其中说辞，本届阿斯彭论坛李显龙场的主持人之一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阿斯彭策略集团（Aspen Strategy Group）执行总监、美国资深外交官伯恩斯（Nicholas Burns），他曾在2005—08年间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副国务卿，2001—05年出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在多届民主党政府积累了丰厚的外交事务经验。伯恩斯对于李显龙的现场问答给予肯定：新加坡既是美国的一个亲密伙伴，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对于中国有十分深刻的见解。李显龙在复杂的印太环境中领导新加坡时，展现出了他的智慧、平衡和务实。中方的赞同，已经通过《财新》8月4日的长文《李显龙：中美要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曲折表达了。 这种考量对不对？符合人性，人少有为身后考虑的，多数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盘算，拜登表达得已经很清晰了，他与其内阁多次说过，暂且保持对华战略模糊状态，且等与众盟友联系并说服他们一起行动，可惜的是，众盟友其实与新加坡的掌门人李显龙一样，都希望两头挂着，这一点，德、法两国多次表过类似的态。就连英国这种铁杆老盟友，也说今后要有独立自主的对华政策。所以，军演时盟国派出军舰参与演习没问题，但真要斩断经济联系、外交上明确表态，着实不愿意（不是犹豫）。因此，李显龙表达的确实不是他个人的态度，德、法、英、加拿大与新西兰等其实都如此，澳大利亚如果不是中国这两年将其作为西方的薄弱环节猛烈打击，应该也还属于这个队伍之列。 中国依然是锐实力，利益牵引、金钱吸附，外加各种威慑。习近平之所以现在不下梯子，应该还在等中共二十大召开，这道于他个人事关政治安全的坎过了后，才会相机而行下梯子。 李显龙的话，有人爱听有人厌 李显龙在阿斯彭论坛上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都将中国视为可以共事的（work with）对象。虽然双方在贸易、货币、人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还是有合作的空间，美国希望中国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者”——这话没问题，但是后面有关台海的说辞，例如台湾是“中国所有核心利益的汇合点”（mother of all core interests），是中国“绝对的红线”。虽然目前台海局势暂且没有到达危急的程度，但很容易因为“大众误判或者失误”（mass miscalculation or mishap）而滑入一个危险的局面。李显龙对此直言不讳，认为目前大陆正在仔细观望，但“大陆不会在未受挑拨的情况下对台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关键”，认为过去几年，美国做出了一些和台湾方面接触的明显举动，包括官员间的互动、美国军机到访台湾等这些动作，在两岸都会受到密切关注——结合前面的话，这应该算成“受挑拨”了。这话台湾绿营听了当然十分不舒服，各种文章已经表达了这种态度。 美国国内各方要求对华友好的力量听了会十分赞同。这力量包括从5月开始三次分批写信给拜登与国会议员，要求对华友好的百余个进步派团体（见美国Political（政治）网站7月7日报道），敦促美国政治决策圈避免与中国对抗，呼吁美国承担历史责任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更多，停止妖魔化中国逃避气候责任，并声称“拜登的对华政策正在毁灭世界”。另一支力量来自美国商界、实业界，据《华尔街日报》8月6日报道，美国30多个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发声，呼吁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谈判并削减进口关税，称这些关税拖累美国经济。这些商业团体涵盖极广，代表零售商、芯片生产商、农场主和其他群体。这些商业团体在写给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和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的信中，称中国政府之前已经达到和兑现了协议中的“重要基准和承诺”，包括向美国金融机构开放市场，以及减少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的一些监管壁垒，并具体提到， “一项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议程应该考虑到美国和中国加征关税让美国人付出的代价，应取消有损美国利益的关税。” 川普自2018年开始对华贸易战，这一战，将许多对华友好人士逼入反川阵营。许多利益团体选择支持拜登的原因，乃因拜登认为中国不是敌人是伙伴，而且个人曾与中国官方有良好关系。政治网站在前述7月7日的文章中对此有明确的判断：民主党内进步派的态度将决定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如果读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列举的商业团体名称，也会知道它们对美国政治影响有多大。 基于此，李显龙说出的不仅是盟友的心里话，也是美国不少政治力量的心里话。 （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8月1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09202112461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陈光诚抵美——自由的胜利
早晨打开电脑，看到一个月来最令人高兴的消息——陈光诚一家终于登上飞机，飞往美国！ 就陈光诚胜利出逃事件，我在写过的几篇文章里都强调，陈光诚全家抵达美国、获得自由的那个时刻，才是这个胜利大逃亡故事的美丽句号。这一刻，正在梦想成真！ 陈光诚全家抵美，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这个信号很清晰∶共产党输了！中共曾把陈光诚判刑四年，后又用千万“维稳费”监控他，包括毒打等摧残，但陈光诚没有屈服，没有告饶，没有放弃维权的理念，最后以大胆出逃、进入美使馆、全家飞往美国而收尾，使中共成为完全的输家——它们没能征服陈光诚。追求自由的人，最终全家去了繁荣、自由的美国！ 从4月19日陈光诚出逃（据营救者何培蓉说，陈是19日晚出逃，在临沂藏身四天，为保护当地朋友，他们开始时都说是22日出逃的），到5月19日晚抵达美国，前后整整一个月。陈光诚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个封闭、落后、充斥野蛮的山东村落，到现代、开放、充满自由精神的纽约，这简直是一步登天！这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陈光诚用血和泪的代价，赢得了这份回报。这是值得每一个自由人，每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庆贺的！ 《华盛顿邮报》在陈光诚飞往美国时赶写的社论说，陈的故事“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权支持者┅┅也再次告诉世界，中共的独断统治（真相）”。 但是对陈光诚赴美，海内外都有一些人异议。虽然他们也都表示要尊重陈光诚的意愿，但仍强调他留在中国作用会更大，甚至有民运理论家仔细“算计”他赴美和留在中国的利弊。在他们看来，民运的革命事业是第一位的，陈的光环和影响力最重要，而不是他和妻子、孩子（正是受教育的年龄）获得自由、过上没有恐惧的生活，得到良好教育和生活环境等个人利益。 这种不是首先想到个人自由、选择权利和家庭生活等，而是强调革命事业最重要的思路，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的领袖们。例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那本解读二十世纪历史的名著《现代时代》就记载着，当列宁结束十多年的流亡生活，终于返抵俄国时，他姐姐玛丽娅和一些革命战友去站台迎接；但列宁下了火车后，竟然“对他姐姐毫无理睬”，就跟他的战友们谈革命去了。约翰逊评论说， “这种革命者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非常抽像的热忱，它拥抱整个人类，而对具体的人并没有多少爱，甚至没有多少兴趣。” 中国的革命领袖也是这样。据华裔作家张戎的那本《毛传》，毛泽东对父母都相当绝情。毛很早就离开家乡韶山去闹革命，毛父“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毛母临终时，毛在旁边，却主动提出离开，理由是为记住母亲的美好印像，而不是临终的痛苦模样。我曾在以前的评论中说，“即使这种时刻，儿子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印像，而不顾母亲对儿子最后的眷恋，自私至此，毛后天的残忍已显露倪端。” 中国的另一个革命领袖邓小平也是如此，他16岁（1920年）离开家乡去参加革命，一直到他1997年去世，前后77年，从来没有回去过家乡，更别说看望过父母。更绝的是，据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都不知道他的生身母亲的名字叫什麽，他可能都不屑于去打听到。正如约翰逊所说的，这类革命者“全然不带温情”。 有的异议人士希望陈光诚留在国内当“中国的昂山素姬”。且不说陈光诚本人是不是有这种愿望，以中国那种比缅甸军政府统治更糟糕的政治环境，他有能力也当不成昂山素姬。中国不是已经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了吗？他的声音在哪里呢？难道被封死在中共监牢里就是对中国民运做巨大贡献吗？有人甚至说，残酷的环境可以铸造“伟大的人格力量”。就让人家为了光辉形象去“被残酷”？我们的诺奖获得者还根本没有被那麽残酷地虐待就跪下了。怎麽没听见那些让陈光诚留在中国的人发出批评的声音呢？ 如果昂山素姬是在中国，她可能早就像高智晟那样被套上黑头套打个半死，或者像陈光诚那样被政府雇用的地痞流氓们封锁在家里，受尽侮辱甚至殴打。陈光诚离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住到共产党手里的朝阳医院第二天，美国使馆官员就不能见到他了。相信共产党会给陈光诚“自由”，简直等于相信狼不再吃人一样，岂止是天真，是自欺更欺人！ 陈光诚全家离开中国，起码可以结束那些政府保安们欺辱殴打的日子，不再有遭当局迫害的恐惧，正如《华盛顿邮报》社论所说，经过那麽多的苦难，陈光诚终于有了一个到美国休息的机会，“这是多麽美好”。 那些为陈光诚海外谋生而担忧的人，大可不必“华人忧天”。多少美国学府和团体都在争他、抢他，希望给这个人权斗士提供帮助。而且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毕业于青岛化工学院外语系）曾是英文教师，会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即使找工作也不会困难。别说他们因全球媒体的密集报道而会得到来自多方的关照（或许需要担心一点陈光诚别被宠坏了），他们的条件比无数艰难赴美的中国人都好千百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中国遭受过的那些苦难，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天空下，任何的所谓艰难都会是Nothing，nothing，微不足道！ 今天，美国主要大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等，网络头版头条，都是陈光诚全家飞往美国的消息。《华盛顿邮报》还在今晨赶写出一篇社论。在一个推崇英雄的国度，人们实在不必为英雄担忧。应该庆幸和自豪的是，这次的英雄是一个中国人，在全球媒体报道下，他在世界提升了中国人的形象。我们感激他！更祝福他，开始美国的新生活，自由的第一天！相信这个集全球关注于一身的中国家庭，会比其他人更珍惜、感激和享受自由的美国！ 2012年5月19日写于陈光诚飞往美国之际 2012-05-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Numbers About China’s Social Inequality
Numbers About China’s Social Inequality Don’t Add Up Official data widely seen as attempt to hide growing potential for social unrest By He Qinglian Created: January 31, 2013Last Updated: January 31, 2013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2/opinion/numbers-about-chinas-social-inequality-dont-add-up-342371.html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ecently published Gini coefficients for 2003 through 2012 after a decade of silence on this topic. The data shows the coefficient peaked in 2008 at 0.491 but has gradually dropped since then.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in 2012 it stood at 0.474. However, the numbers have been widely questioned. Most college-educated Chinese know that the Gini coefficient is an index measuring inequality, and a Gini coefficient of 0.4 and above may lead to social unrest. Doubt Over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Hu Jintao and Wen Jiabao’s 10-year rule not only exhausted China’s environment and overdrew its financial power (with local governments deeply in debt), but what’s worse, it expended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In particular, the fact that million-dollar households in China amounted to 670,000—the third highest in the world and next to on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has irritated the public the most. At the same time, with housing prices soaring and unemploy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worsening, those in the lower class find moving up increasingly difficult, while those in the middle class can easily slip down. In the midst of intensifying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degeneration, the tidbits of information that have made it through tight censorship have given ordinary Chinese occasional peeks into how China’s wealth has been centraliz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According to a set of Chinese Ministry of Finance data widely quoted since 2010, the wealthiest 10 percent of households possesses 45 percent of wealth in urban areas, while the poorest 10 percent of households owns only 1.4 percent. Many Chinese also know that 64.3 percen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falls into the low and mid-low income groups. As recently as 2005, 19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or 254 million, lived below the 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of a $1.25 per day. The propaganda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claim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 highest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world. Bu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5 percent of Americans controls 6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total wealth, while in China 1 percent households owns 41.4 percent. This means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in China has far exceeded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become the most polarized country in the world. While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had kept the nation’s Gini coefficient as a secret for a decade, other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publicized their own findings. The United Nations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for China was over 0.52 in 2010, fourth highest in the world, and would go above 0.55 in 2011 while remaining fourth highest. Among the more than 190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about 150 have complete statistics, and less than 10 have Gini coefficients higher than 0.49. China’s number is only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world’s three most impoverished countries. In December 2012, the Chinese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enter of Chengdu’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ited a 0.61 Gini coefficient based on a 2010 survey of 8,438 Chinese households. The report also said that such an enormous income gap as exists in today’s China is a rarity in the world. China’s Bureau of Statistics publicized its version of a decade’s worth of Gini numbers soon after th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report was released, probably in an attempt to neutralize its effect. But the wide gap between the official number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statistics has been widely questioned. Some bloggers said mockingly that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ncome polarization, so you just change the Gini coefficient. Blind Spot: Gray Income A large portion of China’s social wealth is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gray income—the significant por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ncome that is outside of stat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While officials and the rich can easily obtain a large amount of gray income, ordinary Chinese rarely have such opportunities.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was not abl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come from corruption in its Gini calculation, so the Bureau’s number cannot accurately reflect China’s real income gap. The exact size of China’ gray income is impossible to know, but official data published in May 2012 gives some clue. In the past 30 years, 4.2 million Party officials were involved in corruption, including 90 provincial or ministry-level officials who were investigated and punished. Although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conservative about making corruption cases public, many cases reported by the media involved embezzlement of tens 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he highest publicized record is held by Zhang Shuguang,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Transportation Bureau at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He was sacked and accused of funneling US$2.8 billion into his offshore bank account. In addition, corrupt officials often own tens of houses. For example, Chinese media recently reported that a former housing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was arrested because hi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own 31 houses. But what has been exposed is only a very small portion of the actual corruption in China. About 80 percent to 95 percent of corruption cases remain unpublicized or unpunished. Most Chinese do not have the privilege of hearing a “state secret.” The red aristocrats, however, have used their powers to amass huge fortunes, and the sources, size, and whereabouts of their money are well-kept secrets. That’s why the state-run media could rebuke foreign dictators’ extravagance without feeling embarrassed. But in 2012 a crack appeared in the official stonewalling about the wealth of the top regime figures. Political factions leake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eir antagonists’ wealth to the world’s media in order to get the upper hand in a fierce power struggle. Reporter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and Bloomberg exposed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e red aristocrats’ wealth. Though these media reports were censored in China, the stories have been widely spread through word-of-mouth. A higher Gini coefficient means a greater income gap. As unemployment among new college graduates rises and the pathway to higher social status is blocked, poverty is passed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n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If a society has more and more poor who can’t see a brighter future, hatred will build up and become unsolvable. He Qinglian is a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economist. Currently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has authored “China’s Pitfalls,” which concerns corrup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of the 1990s, and “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ich addresses the manipul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the press. She regularly writ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In PRC, only liars like Wen survive
Former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was captured recently without resisting. This surprised Westerners because it did not fit with his reputation for brutality. It shocked Arabs because some of them viewed him as a hero.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Dec 31, 2003 Former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was captured recently without resisting. This surprised Westerners because it did not fit with his reputation for brutality. It shocked Arabs because some of them viewed him as a hero. Saddam turned out to be a coward, cowering like a rat in a hole, and he gave up as soon as he saw US soldiers. No dictator is a hero. They manage to appear mighty only because the media in their countries cannot reveal their ugliness. State-owned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glorify dictators every day. This is exactly what is going on in today's China. According to the media report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trols, all those in power are heroes and wise leaders.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s (温家宝) recent US visit highlights this point. All the reports delivered by the CCP's propaganda tools portrayed Wen as friendly to the public, and wise and brilliant as well. At a welcome party organized by China's consulate in Washington, some people shouted, "Premier Wen is extremely gifted." But in reality, all Wen does is repeat empty words formulated by the CCP, without sincerity or truthfulness. Wen told at least three lies while he was in the US. First, at a banquet held b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on the day he met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en said that he "had to face the bayonets of fascist aggressors" when he was a child. Wen is 61, which means that he was born in 1942. He was only three years old when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How can he remember what happened when he was three? Isn't it more than clear that what he said is an implausible lie?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his mother held her three-year-old child up to Japanese bayonets? Is this logical? Now to the second lie. Wen probably did some homework before he flew to the US and found out that Americans often say, "When I was a kid, my mom said..." or "When I was young, my father taught me to..." Therefore, Wen mentioned his family background in the opening remarks of a speech he delivered in the US. He said that "I am a very ordinary person ... When I was very young, my mother told me that I should treat people with truthfulness, sincerity, cordiality and devotion (真实, 真情, 真挚, 真切)." Some have commented that such sensational remarks are rare among China's high-ranking officials. But if Wen were sincere in making his remarks, it would not matter how sensational they were. But did Wen's mother really say "truthfulness, sincerity, cordiality and devotion?" When talking to their children, mothers tend to use words that are simple, colloquial and easy to remember, not formal and hard-to-pronounce words. The words that Wen used are nothing like the words that mothers say to their children. More importantly, Wen was only seven when the CCP gained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in 1949. Ever since elementary school, he has lived under communist rule. At that time, children in China were taught what the "party mother" said and what then party chairman Mao Zedong (毛泽东) taught. It is extremely rare for anyone who grew up in China to proudly declare what their mothers taught them and how their fathers influenced them. Did Wen ever have an adolescence during which he could speak sincere words or when he was taught to tell the truth? Did he or his mother dare do that? Since he was a child, Wen has lived in a society in which only liars can survive. If he had dared tell the truth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ife, could he have become China's premier? Because he has climbed so high in a society full of lies, he has lost the ability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uth and lies. It is nonsense for Wen to praise the value of "truthfulness." Third, when Wen discussed the Taiwan issue, he cited a line by a famous Taiwanese poet. The poet expressed how much he missed Taiwan and cared about its people by saying that the curved, shallow Taiwan Strait is a site of nostalgia. While the two lies mentioned above only become obvious when looked at with common sense and logic, this third one is immediately transparent. Who would aim 500 missiles at Taiwan and then say "I feel deep nostalgia for you"? Do Chinese people always convey nostalgia with missiles? Think about the scenario in which a husband holds five meat cleavers to his wife's neck and gently says how much he misses her. Give me a break! Even a stage play would not contain such a scene. Russian writer Aleksandr Solzhenitsyn said that communist countries are rife with lies; lies dominate and cover up everything in such countries. Wen's generation grew up in a typical communist system and now he is a core member of a system ruled by li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Wen tells lies. Solzhenitsyn said that only by stopping lying can one free oneself from the shackle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But his statement should be reversed -- only by breaking up the communist system can one stop lying.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Translated by Jackie Lin Published on Taipei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archives/2003/12/31/2003085826 2003-12-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洛城火灾的罪魁是美国左派的觉醒宗教
何清涟 从1月7日开始的洛杉矶火灾成因，被总结为“缘于天灾，成于人祸”完全正确。这人祸，基本上指向加州的极左政治，尤其是当洛杉矶市长、消防部门的几个负责人这些年热衷于DEI等政治议题，并将警察、消防资金大量抽走去推动DEI项目的各种内幕被揭出来之后，美国人发现，左派长期管理的这座名城被野火焚烧，罪魁就是意识形态优先、身份重于能力的“觉醒宗教“（DEI）。 DEI政策导致消防部门的专业能力严重下降 洛杉矶大火蔓延之后，当地消防人员普遍发现，消防栓里水压不够，无水可用。须知消防栓是火灾发生时的必备救命器材，必须定期维护。当地消防部门怎可能放任消防设备损坏？网友们不解之下去查询各类信息，先是从去年的一份公开文件中发现，洛杉矶市政府削减了1700多万美元的消防预算，不仅严重影响了消防设备与消防人员日常装备更新，还影响了消防人员业务培训、救灾演练。 不仅如此，1月10日，《每日邮报》还报道了火灾发生前拟定的一次更大的资金削减。该报获得了一份内部备忘录，该备忘录显示，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Karen Bass）在洛杉矶大火发生前一周，要求消防部门额外削减4900万美元，这将导致16个消防站关闭。报道说，这相当于每个市议会选区至少关闭一个消防站，并削弱消防部门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备忘录的日期为 1 月 6 日，即毁灭性的帕利塞兹大火爆发的前一天。 洛杉矶市长施政指南是DEI 这些抽走的消防开支用到何处去了？据查，抽走的钱被用在救助非法移民及推广多元性别等议题上。2022年上任的民主党市长凯伦·巴斯（Karen Bass）就是靠操作这些政治议题赢得选举，她上任后热心的当然也是DEI项目。 1、DEI项目优于洛杉矶市民的生活安全。在加州连年发生大火的情况下，本应加强消防工作，但巴斯市长却削减消防资金用于救助无家可归者（许多是外来的）。据Fox报道，巴斯市长去年大幅削减了消防部门的预算，同时优先用于解决该市无家可归者的开支。2023-2024 财政年度，洛杉矶为洛杉矶消防局 (LAFD)的预算为 8.37 亿美元，约占 13 亿美元无家可归者预算的 65%。 消防资金如此少，还两度成为巴斯市长砍削的目标。洛杉矶市审计长去年的一项分析发现，用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预算中大约有一半没有动用。2024-2025 年预算中用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预算虽然有所减少，但仍高于该市消防局的预算。 就洛杉矶的情况来说，这种削减是完全不应该的。因为加州近年发生多起大火，据林业和消防局报告称，在加州 20 起最具破坏性的山火中，有七起发生在过去五年，2017 年的 Tubbs Fire 造成了 87 亿美元的损失，2018 年的 Camp Fire 造成了 100 亿美元的损失， Woolsey Fire 造成了 42 亿美元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只应该加强消防工作，不应该削减资金。 2、巴斯市长任命消防局官员优先考虑性别因素而非专业能力。以下是巴斯市长任命的消防局主要官员： 洛杉矶消防局局长克劳莉（Kristin Crowley，年薪43.97万美元），同性恋者，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多元化组织管理专业。据美联社报道，这一身份与教育背景是获得任命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消防局正处于动荡时期，3,400 名消防员中充斥着对欺凌、骚扰和歧视的投诉，克劳莉因此被市长描绘成一股稳定的力量，而克劳利获得任命后承诺，她将让这个以男性为主的消防部门变得多元化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她担任洛杉矶消防局长的主要工作不是消防，而是在整个洛杉矶消防局建立DEI系统，招聘女性和变性消防员，推进“性别平等”和“多元化”。 这位DEI消防局长上任之后，以DEI而非专业能力选拔下属，她的助理局长克里斯蒂娜·凯普纳（Kristina Kepner，年薪39.9万美元）是一名同性恋，曾因涉及其女友的家庭暴力事件而受到指控。她还在消防局内部设了一个公平和人力资源局，副局长是克里斯汀·拉森（Kristine Larson，年薪30.7 万美元），推行觉醒文化的各种花式成了这个DEI班子的管理重点。 觉醒宗教正在摧毁美国 截至1月13日，关于此次火灾规模与损失：超过29,000英亩（约11,736公顷）的土地被烧毁，至少24人丧生，约1.2万座建筑物被毁，近18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总损失预估将达到1500亿美元。 追溯成因，这场大火，与天灾当然有关，但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洛杉矶市政当局所作所为没有一样利于防火，比如以环保为名禁止清理房屋之间容易着火的灌木丛、禁止在森林之间人为制造防火沟（挖空地面或烧掉一段）；压缩消防资金，将推行DEI项目置于公共安全之后；在飓风来临之前不做任何预备工作，其中Pacific Palasides等水库还被放空、和城市水网分离，导致消防栓水压不足。更可怕的是洛杉矶（包括加州）的“觉醒”政府整体缺乏政治责任感，洛杉矶消防局过于专注于 DEI 项目，不仅没有为消防员配备合适的人员和装备，还将救火视同儿戏。 据《纽约时报》获得的记录以及对洛杉矶消防局官员和了解城市运作的前局长的采访，1月7日，风力较大，按常规，消防人员数量应该增加一倍，但消防官员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不命令消防员继续值班，并且只动用了 40 多辆消防车中的 5 辆来协助扑灭野火，导致救火力量严重不足。 DEI成了官僚卸责的挡箭牌 洛杉矶这场大火烧出了一句加州名言：“投票给左派，最后将一无所有”（Vote Left，Nothing left），洛杉矶市长巴斯在第一场火灾发生之后，竟然前往非洲加纳出席该国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的就职典礼，将市长的公职责任置于礼仪性活动之后，面对批评，这位黑人女市长不仅不反思自身的失职行为，而是大打DEI牌，“人们不喜欢黑人做市长”。这种卸责言论居然还得到一些极左派的支持，一些人签署了一份 Change.org 请愿书，将批评巴斯缺乏领导能力的言论视为对她黑人身份的攻击。这种用DEI作为卸责挡箭牌的行为终于引起一位黑人作家亚当·B·科尔曼 (Adam B. Coleman) 的愤怒，在《洛杉矶山火表明卡伦·巴斯是一位“笑话”市长——不这么说是种族主义》一文中，他指出，批评这位黑人女市长，不是因为她的肤色，而是她任内的失职造成洛杉矶史上最严重的火灾损害，“我们不应该说更多的黑人应该掌握权力，然后又不追究他们监督失败的责任”，“批评凯伦·巴斯不算种族主义，要求给予她特殊待遇才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平等的社会，那就意味着责备应当平等，赞扬也应当平等”。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Liel Leibovitz写了一篇声讨DEI的檄文《恐怖的洛杉矶大火应该归咎于觉醒宗教》，作者历数了信奉觉醒宗教的加州州长纽森的失职之后，指出： “洛杉矶大火理应得到清算，但这并不是该邪教给普通美国人带来苦难的唯一例子。 觉醒宗教使芝加哥成为美国的谋杀之都。 他们把纽约原本安全的地铁系统变成了车轮上的末日。 他们把费城变成了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无论你走到哪里，痛苦都源于同一套错误信念，由同样的来源资助，并得到同样的政治组织的支持。 洛杉矶的困境足以证明，我们已经够了。现在是时候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对抗 DEI、CRT 和大量的缩略词了，它们使我们远离常识和公正等传统的美国美德，并用一套旨在不惜一切代价迎来乌托邦的疯狂信念来取而代之。”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1月21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121-5762605）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梁稳根现象：民营企业的政治生存术
中国企业家同时成为中外新闻人物的不多，梁稳根要算一个。而他之所以成为新闻焦点，就是他毫不掩饰自己想从党的庶子变成嫡子。无论是梁想方设法要挤进中共中央委员行列，还是三一集团在美国因投资受阻（厂址设在美国的海军军事试验基地禁飞空域）起诉奥巴马政府，都可以视为他要成为嫡子的努力。 梁稳根之所以要努力成为党的嫡子，直接原因就是梁稳根的三一重工与其同行中联重科之间长年的近身肉博。三一与中联同处长沙，都是本省的支柱产业、税收大户，背后都有本省政府部门及官员做政治靠山。三一在与中联的竞争中之所以处于下风，是因为三一是民营企业，中联是国有企业（湖南省国资委是其第二大股东）。据《环球企业家》11月29日报道“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披露，三一与中联之间的竞争，充斥着间谍、诬陷诽谤、绑架等各种恶性争斗元素。而且中联经常利用政府部门出面打击竞争对手，例如2011年中联让三一身陷行贿门，办案的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人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 梁稳根也渴望与政府良性互动，成为政府的嫡子，但一山不容二虎。因此屡屡受挫的梁稳根曾两次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示，希望将三一交给国家。今年梁稳根千辛万苦运作之后，获得十八大党代表资格，与众多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的高管一起，成为“红色企业家”方阵的一员，在十八大亮相。高兴之余口不择言，说出那番不着调的“党员的老婆比非党员的漂亮”。当所有努力都没有让他得到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委这根三眼花翎之后，他只好宣布将三一迁往北京，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北京有更硬的靠山，可以避免与中联的恶性竞争。 梁稳根因其方法出格而多少有点引人讪笑。但只要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知道梁稳根现象乃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由于中国政府高度垄断社会资源，民营企业要想在中国做强做大，与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是企业生存的重要资本，“资源依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所谓“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t）是组织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作是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与萨兰奇克（Richard Salancik ）1978年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这一理论提出了四个重要的假设：1、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2、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3、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互动，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它组织；4、组织生存建立在一个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 要言之，作为开放的系统，任何组织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或其他组织中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控制方掌控的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控制资源的一方自由裁决权（discretion）程度越高，依赖程度就越高。 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必须寻找政治靠山，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架构中，企业至少在以下方面依赖于政府——我这里谈的不是那些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的政府规制，即开办企业从执照、许可证的颁发，到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等，而是谈以下这些“中国特色”： 企业的商机依赖于政府，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在所有的投资当中，政府投资占很大部分，比如近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等方面，为企业创造了大量商业机会。 重要资源的获得依赖于政府，比如土地、某些行业的特许经营权。中国的私募基金行业主要由红色家族成员经营，一般民营企业连入门的资格都无法获得。 企业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倾斜：主要是与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有关的内容。一些地方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一些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从而对竞争环境造成影响。那些被选定为重点的企业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比如可以得到一位政府领导挂钩为企业解决问题、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可以走“绿色通道”、银行的金融支持、等等。有些企业为了得到这些优惠，努力与政府搞好关系，以便被列为重点企业。 由于垄断与控制国家资源，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实际意味着政府（官员）有能力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既可能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为某些企业创造商业机会以提高收益，或通过许多手段改变一个企业的成本结构。 政府的意志往往表现为官员的个人意志，因此掌握重要权力的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民营企业家与政府结纳关系，往往表现为企业家与官员的个人交情。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关系网中，当地某些重要官员是不可或缺的支撑点。 正由于中国政府官员可以凭借资源配置权力对民营企业家们进行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后代们不愿意接班。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所一项研究调查显示，未来10年，80%的家族企业将接班换代，不过有82%的“第二代企业家”不愿意或并非主动“接班”。而不愿意接班的原因当中，有一个主要原因竟然是他们不愿意与政府、银行等各类“关系”打交道。 梁稳根现象从深层揭示了一点：在中国这种半行政干预半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下，权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结果只会导致企业家对政府的依赖加深。因此，中国的经济精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政治利益诉求的阶层。只要这种资源依赖状态继续存在，经济精英只能继续扮演政治利益集团的附庸。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2/anti-corrup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你怎样定位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活著时得到至少两件殊荣，一是美国新下水的航空母舰被命名为“里根号”。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前总统还在世时就用其名字命名航空母舰，可见里根总统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另外是在多次民调中里根被选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也是在世总统中唯一的。 里根之所以这样受美国人欢迎，主要是他担任两届八年总统期间（1980-1988），提出并实行有三个核心内容的“里根主义”∶坚定地抵抗共产主义；反对大政府；强调充分市场经济。苏联帝国的崩溃，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是里根实行这种坚定反共政策的结果之一。而前些年才结束的美国经济连续扩张113个月的成果，则和里根强力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对手是民主党籍总统卡特。卡特执政的四年，实行高税收、大政府政策，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是美国近年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可想而知人们的愤怒，因而里根击败了卡特而当选总统。 卡特执政时，美国税收的最高等级高达70％，简直像强盗一样，把美国最富的人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强行收缴。可见左派政府的高税收政策已近乎抢劫。里根则把最高税收等级从70一下子减到28，砍去了42个百分点！从而成为美国200多年历史中最大幅度的减税。里根之後，是老布什当总统，他的名言是“读我的嘴唇，绝不增税”，但他後来食言，把里根时代削减到28的税，又增到31％。老布什的出尔反尔和其他方面的平庸无能，也使他成为美国最糟糕的总统之一，几乎可与卡特并列（就像克林顿和尼克松并列一样），所以同样连选失败。克林顿击败老布什当选後，这位左派民主党总统更是热衷增税，把老布什增到31％的税，又涨到39.6％。 小布什击败戈尔当选总统後，其做法不像是老布什的儿子，却像里根的传人，也提出大幅减税计画，要把最高等级39.6％的税，减到33％。同时把其他五个等级（15％，28％，31％，36％，39.6％）并缩为四个等级、并削减到10；15；25；33。但由於左派民主党的杯葛，最高等级的税收最後只减到36％。 美国两党的主要经济政策分歧是如何对待税收。左派民主党强调增税，尤其是向富人和中产阶级多收税，用收缴的税，来扩大政府规模，增加政府管理和干预经济的能力；同时把收来的税分给穷人，实行福利制度，追求社会平等。 而共和党认为，这种高税收政策如同“杀鸡取蛋”，把富人和中产阶级的钱都收走了，结果能生产的鸡减少了，“蛋”自然也越来越少，最後走向大家一起当穷人的“平等”。共产主义国家的实践早已创造了“最平等”的样板。而且政府规模越扩大，官僚主义越严重；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大，制造经济灾难的能力也越大。而政府把高税收得到的钱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用福利制度养穷人，耸恿寄生行为，结果制造出更多懒汉、更多穷人。 右翼共和党的传统经济理念则是扩大市场的效能，减少政府的干预。而减税就是实行这种理念的管道之一，通过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成长，使社会共同走向富裕。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只有减税，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才会有中、小企业的出现和成长；而一个国家只有中小企业数量多、势头大，才会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只有降低税收，企业才能有更多的盈馀资金扩大再生产，更新设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同时由於企业扩大再生产，才能扩大招工，使更多的人就业。而降低失业率是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 第二，实行减税後，就业人数增加，领取福利的人数降低，向政府缴税的人数自然增多，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同时由於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增多，缴税的底座扩大，上缴的税额自然也会增高。企业更是这样，扩大再生产，经济活力增强，利润提高之後，向政府上交的税也自然增多。例如如果企业利润一万元，按40％比例缴税，交四千元。但企业规模扩大、利润增加，利润不是一万，而是五万时，即使税率减到20％，上交的税仍是原来的一倍以上。 第三，对个人来说，只有手里有钱，他才会去消费。美国大众消费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6％！以攻击富人为首要任务的民主党人总在强调，由於富人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找任何机会抨击富人的奢华。而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社会，即使挥霍和浪费也是一种消费，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别说你花自己劳动所得，天经地义；退一步说，一个人只有一个肚子，一个身体，再挥霍也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富人的绝大多数资产都用於扩大投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完全无法拿他们的奢华去比的，只是民主党从不肯放过任何理由刺激反富情绪。例如比尔．盖茨的住宅是7500万美元，但他过去十年间给全球健康教育等捐款就是60多亿美元，更别说他的微软产品，简直使整个地球的旋转速度都加快了。 经济政策是区分左派、右派政党的标志。作为个人来说，你要定位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最根本的也是看你认同哪一种经济理念。你认同减税、小政府，你就是右派。其他像堕胎、枪枝管制、同性恋等等社会议题都不是根本性的。减税不仅是自由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在操作上能够行得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更道德的，更尊重个人权利的，更体现自由精神的。 2011-12-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中国贪官藏宝与反腐的等级化
何清涟 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终于将风传多年、但却无法得到资料佐证的中国权贵海外藏宝图曝光，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先富起来”的成就。 不过，这份藏宝图展示的只是以中国政治上层为主体的致富成就。中国反腐的等级化后面，藏匿财富也有鲜明的等级特点。 上层精英是藏富海外的主力军 中国权贵家属与贪官积累的巨额钱财，多属于利用权势寻租等类，见不得阳光，虽然“腐败黑数”很大（即被追查的腐败者很少），但毕竟是“偷来的锣鼓打不得”，如何藏匿财富就成了他们的心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资本外逃，这点我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五章“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中谈过。以后中国媒体一直关注这问题，各种报道持续未断，但都缺少系统的一手资料。 根据已审结的腐败案分析，藏富于海外，大致是几种方式，一是让家属子女出国，陆续携走敛来的财富，比如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之类；二是让情妇出国，在外另立新家作为藏宝之地。这种出逃方式，厅局级官员是主力，准备工作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其中较有办法的贪官则将瑞士银行做为理想的藏宝之地。 但上述方式不便于以财生财。瑞士银行在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2011年2月实行《独裁者资产法》，规定在独裁者倒台后，其存放资产必须交还给其所在国家的新政府，作为“财富保险箱”功能在衰退。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被部分贪官青睐的维京群岛等成为贪官与中国富豪首选的洗钱中心，国内权贵贪官的不法资产通过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洗白之后，俨然以外资身份返回中国投资，有关这一点，我已经写过不少文章。2013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中专门分析过这一问题。 2004年以前，中国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四大金融监管机构，曾合作撰写过一份《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其时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已经成为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当时还曾酝酿成立专题工作组，调研并提出遏制资本恶性“中转”外逃的具体解决措施。此消息曾发布过，但在2011年，原发布消息的商务部梅新育出面否定有过这个报告。 ICIJ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其价值在于通过对250万份离岸金融密档的解读分析，揭露了10个离岸金融管辖地10万多个离岸公司的交易情况以及公司的实际持有者，发现至少有五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其中包括习近平、温家宝、李鹏、胡锦涛以及邓小平等人的亲属。《解密》估计，自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 无外部管道的贪官藏富于本国 由于操作离岸金融中心需要寻找外部合作者，例如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瑞信集团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这类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能够得到这些机构帮助的贪官污吏主要集中在中央各部委等有涉外事务的机构。省市等地方官贪污的数额虽然不少，却无这类涉外管道，因此这类贪官的赃款主要用于买房、存款，或换成美元、金银珠宝等。由于存款实名制，用别人名义存款等于授人以柄，有的贪官干脆“藏富于家”，2008年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出事后，家中搜出的赃款现金就多达上亿元。 藏富于家为什么成为必要？原因在于受贿数额太高。中国贪官早就进入按每日受贿金额计算的阶段，七八年前，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甘肃省宕昌县（贫困县）县委书记王先民平均日受贿约1万元的纪录听起来惊人，但很快被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日均受贿超5万元的纪录刷新。而今年1月审结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的纪录更是吓人，日均受贿额为20万元。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马局长最大的烦恼是无处藏放金钱，除了在北京弄所房子放钱之外，只好存放在家里。贪官们住房周围的花坛、水池都成为他们的藏钱之所，因此闹出不少故事，遭遇小偷后不敢报警，钞票发霉，遭遇虫蛀等，这类故事网上能搜索出一大堆。 土豪们衣锦昼行，公然炫富 农村的土豪因为在自己那方地上是“皇帝”，不忌讳炫富，比较喜欢建造豪宅与坟墓。当然，一些农村出身的官员也多半喜欢在老家造豪华坟墓，以此“光宗耀祖”。 村长们的豪宅是中国新闻报道的日常题材，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信息，似乎官府也不太管这些村长们的豪宅是如何建成的，只是偶尔出手管管村官们造豪华祖坟的事情，例如广东省汕头市东浮山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镇丰毁林圈地24亩，建造豪华墓地。由于东浮山村人均耕地不足0.2亩，朱镇长家一座坟就占了相当于100多位村民的耕地，所以当地媒体将朱镇长的豪华墓地曝光了，查究结果如何，未见报道。人民网2013年12月20日“盘点近年曝光的官员豪华墓地”，文章点了全国各地一些官员在农村占地建造豪华坟墓之事，也不知是否查办。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是这类土豪的高级代表。谷在老家河南濮阳撑起的场面真是非常豪华，他不仅让家中兄弟姐妹全都经商做军队生意，还大量占地，建造豪华将军府，家族别墅群、为其父（一位普通农民）修建了烈士陵园，还将别墅群前的大道命名为容府大道。谷俊山在部队里的生活也十分招摇，在CBD附近的谷府庞大无比，除了常规设施，还有招待所、食堂，更有很多勤务兵和旧部在此为其服务。这种不避耳目的公然炫富，只能说明中共党纪之松弛、国法之虚无。在军队这块法外之地，谷俊山已不必要担心“收入与财产不符”会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要线索，也不用担心同僚们的检举与猜疑。他如此安心享受，只说明军队腐败蔚然成风，谷通过利益均沾的手法，让同僚及部属都成了他的同谋。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发布之时，正逢习近平宣示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按理说这份报告正好为中纪委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腐败分子名单，满足了习总书记的反腐需要。但比较有趣的是，中国国务院信息办立刻要求国内网站“紧急查删境外媒体炒作的‘中国秘密离岸避税港’报道及有关内容。互动环节要严密把关，相关图片和对领导人和体制的攻击性评论一律删除，影响恶劣者立即封号并配合有关部门落地追查”。从这个动作可以看出，中共的反腐，与其说是按“老虎”与“苍蝇”划分等级，还不如按照腐败者与党的核心领导层的亲疏划分等级。乡镇县市级腐败官员算是“指甲”，需要时常剪除；省部级官员算是“头发”，与形象观瞻有关，也可以时不时修剪一轮；《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列举的党与国家领导人家属名单，则与党的首脑生死相关，所以应该算作“境外反华势力”对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恶毒攻击，不予理会。 这样按等级进行的反腐，其成效如何，不问可知。 （原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2期 ，2014年1月10日—1月23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064）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大纪元时报》：政论家曹长青北加州谈台湾前途
【大纪元4月13日讯】记者刘天育、韩宁桑尼维尔报导/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美国矽谷支盟论坛邀请，著名政论家曹长青於4月10日下午在三藩市湾区南湾侨教中心以“从反分裂国家法看台湾前途”为题做演讲，历时三个小时，吸引两百多慕名而来的听众，现场提问让主办单位欲罢不能。 反分裂法是为了转移矛盾 曹长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反分裂法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及美国、台湾、中国三角关系演变这三个方面来谈台湾前途。他认为，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这和目前中国大陆出现的反日活动一样，都是中共为了煽动民族情绪，转移矛盾，分化台湾的手段。 曹长青表示，反分裂法出来後，民调显示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湾人都起来反对它，另外它还导致欧盟对华的武器禁令不会解除，并且促使美日把台海安全列入共同战略目标。 曹长青说，中国制定反分裂法在法律上不成立，也不合乎逻辑，因为台湾也好，中华民共国也好，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管理过一天；而且中共必要时对台湾使用“非和平手段”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中的国家之间的分歧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原则。 曹长青认为，反分裂法的反作用是长期的，全世界没有谁会支持它，认定自由、民主文明原则的人不能接受它。 超级强国美国制约了中共打台湾 曹长青认为，只要共产党掌握权力，它一直会有用武力解决台湾的愿望，也一直会朝这方面努力。但是只要美国是超级强国，中共就不敢打台湾。而美国无论从军事、经济、道德上都远远超过中国。 曹长青说，从军事上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6个成员国，其中25国加起来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中国的军费开支是二百亿美元，专家认为它隐瞒，实质可能四百亿，四百亿才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今年的军费开支是四千亿美元。美国有十艘航空母舰，中国一艘没有，他表示，不靠自己国产的武器想成为战争的赢家，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他说，打赢战争还要靠经济，他以美国打伊拉克为例，一枚战斧导弹就价值一百万美元。再有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一兆多，只相当於美国一个大纽约地区的GDP，然而美国却是它的11倍。180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33%，美国只有0．8%，两百年後，中国只占4%，美国占43%。 他说，五月花公约明确表明欧洲移民到美国来不是去发财，而是去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有信仰，有诚实，有勤奋，个人对自己负责，成为上帝的子民。 曹长青说，美国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道德。而目前在中国是有史以来道德最沦丧的时期，假的东西在中国什麽都可以造；《人民日报》副总编说，《人民日报》只有出版日期是真的。 国民党是被中共统战的对象 谈到最近国民党访问大陆，曹长青认为，前两次国共合作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这次国民党完全是被中共作为统战对象，中共想利用台湾内部的统独分歧和政党纷争来分化台湾。 曹长青说，他不相信在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环境下的台湾人会赞成和共产党合作，因为共产党就等於邪恶，等於不讲理。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而无信，它做的一切事不会为台湾人民著想，完全是为自己利益。 台湾前途决定於台湾人民自己 曹长青认为，台湾的前景，从大局看很乐观，因为从整个国际局势、人类发展大的方向都有利於台湾。曹长青说，台湾的前途不决定於共产党，决定於台湾人民自己。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13日） 2005-04-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2016 两会：一地鸡毛下的国家账本
2016年的北京两会，议题可谓一地鸡毛，代表们谁也不敢触及这个国家的深层问题，各种琐事被做成一道道两会大菜端上桌来，以表示“国家承平，我们也在思考过国家大事”。朝野共忧的财政赤字，在两会上也是化忧虑为信心，扩大赤字不仅有理有利，还预估了迅速上涨的空间。 中国财政赤字坐三望四奔五 两会上，财政盘子尺寸是重中之重，财长楼继伟透露了三个要点，一是国家财政赤字从去年占GDP的2.3%上升到今年的3%，理由是 “适当提高赤字率，支撑经济，还能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防止经济出现一个大的下滑”。二是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目前占GDP的40%左右，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大约11万亿元人民币，仍有举债空间；但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16万亿债务，需要控制。三是个税改革方案即将出台，新体系下房贷利息、教育和抚养子女费用将可抵税。 三项都与财政有关，中国财政赤字主要来源于借债，而且主要是国内债务；个税改革当然不是为了减轻中国人的个人税负，而是扩大“新税基”。楼财长为了安抚人心，当然要说“中国债务保持黄金原则，用于资产而非吃饭”，仿佛前不久他在G20峰会上说的面临财政悬崖全是他国的事情，与中国无关。 关于财政赤字破三，除了财长安抚之外，还有不少专家论证必要性与合理性，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基本上是财政‘连年赤字’，但在总结调控经验之中，赤字安排掌握已比较成熟，2015年度的赤字率（赤字规模与年度GDP之比）在2.3%-2.7%，明显处于安全区”。2016年虽然可能会高出3%，但也也不必担心，早在今年2月，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曾发表一份题为《可较大幅度提高我国财政赤字率》的研究报告，称“经对中国政府负债率测算研究，未来一段时期，可将中国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 由于党媒姓党，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噪音，因此，今年两会内外，一众金融界人士财政破三望四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一个说法是，根据中国2015年的GDP测算，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政府可支配6700多亿元的财力，三个点意味着增加2万多亿可支配财力。少数人则为公众打预防针：根据此前公开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高于预测，上调为2.3%，一些研究机构测算，认为已达到3.5%。据此，2016年财政赤字目标上调为3%至3.5%，实际破5也有可能。 中国与美、欧财政收入及税收原则有何不同？ 楼财长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只有30%左右，低于一般国家的比重。这话不算是真话，因为他用来比较的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是以宏观税负的窄口径（只计税收）计算，没将政府的全部收入计算在内，而国际社会通常使用的是“宽口径”，即政府的全部收入。 中国政府收入由四部分组成，包括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如果使用“宽口径”，将政府收入全部计算在内。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之高，再考虑到福利超低的现状，中国人税负可能居全世界之首。2014年，中国媒体的生存环境还没有今天这么糟糕，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的讨论，有研究者指出，中国2014年上半年宏观税负达到44%（即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人均宏观税负高达6338元，北京、上海、天津名列前茅，分别为20347.8元、19192.8元和17993.5元。讨论中，有网友吐槽：按照这个标准，自己的生活简直是“一个馒头半个税”。最后由《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一锤定音，中国宏观税负没那么重。媒体迫于压力，不再讨论。但天津财大教授李炜光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还是坚持认为，如果按照宏观税赋宽口径计算，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能要达38%以上。 中国常用来比较的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欧盟与美国。欧盟多是高福利国家，宏观税负当然很重。2015年三季度，欧元区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6.5%；欧元区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赤字率），为2.3%。近十年以来，欧元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经历了急剧变化，从2007年的0.6%，激增到2009年6.8%，财政状况严重恶化，陷入债务危机。欧盟不得不从2010年开始实行财政稳固政策，欧元区政府财政赤字迅速降低，德国一度还实现了财政盈余。欧元区的整体情况也从2009年的6.8%峰值，降低到2015年三季度的2.3%。 拿中国与欧盟比较必须考虑一点，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远非中国能比，就算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欧四国，其福利覆盖范围与水平也高于中国，基本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原则。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社保医疗福利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宏观税负接近欧盟，实在不能自认合理。 2015财政年度，美国全国财政收入占GDP之比高达36%，其中的个人所得税新增加部分主要是富人税。2013年1月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到期后，奥巴马政府推出2013年增税方案，将最高所得税率定在39.6%，和克林顿政府时期为同一水准。那些居于美国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群面临自1986年以来最高的所得税率。因为政府开支扩大被国会严格限制，再加上富人税，美国的财政赤字迅速减少，2015年财年已经降至2.5%。 中国的富人逃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覆盖面很窄，但财政收入占GDP比率与中国接近，财政赤字却超过美国，并还将继续攀升，这一现象无论如何不能解释成还有“空间”。 国家账本上的赤字关系到国运兴衰 扒开中国国家账本上的一地鸡毛，将其与欧盟、美国这两大经济体的国家账本做一比较，谁离悬崖更近，实在是一目了然。更何况，欧盟的主体德国经济发展势头不错，美国更是一枝独秀，与中国实体经济纷纷陷入破产，银行坏帐率奇高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政府在滑入更高的财政赤字之际，不应该多方论证继续扩大财政赤字比率的合理性，应该多想想，通过赤字得来的两万多亿怎样花才能减少浪费，尽可能用在振兴产业、扩大就业与舒缓民生等方面。如果今年继续以前那种只管花钱（投入），不管后果（产出），就算再多几万亿，也无法将中国经济从困境中拉拔出来。 一个政府的财政危机往往始于不能控制赤字，古今中外，因为财政危机而导致政治危机的事例数不胜数。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因其挥霍成性，被称为“赤字夫人”（Madame Déficit），她的奢华与那句“穷人没面包吃，何不吃蛋糕”的话（后证明是编造的）成为革命导火线之一。欧盟因违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基本规则深陷债务泥潭；美国因伊位克战争而债台高筑，都曾为中国媒体及专业人士在媒体上大加嘲笑，没想到十年过去，财政赤字之冠轮到中国，当真应了那句话：谁笑到最后，才是赢家。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3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ese-two-meetings-20160308/322634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中国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
从2005年吉林石化苯泄漏造成松花江严重污染之后，我就开始注意中国经济结构与中国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 分析2005年与2006年中国纳税排行榜500强，就会发现在这些纳税大户当中以重化工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在500强中的突出地位正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这个软肋就是能源消耗巨大，以中国未来的生存基础换取今天的“繁荣”。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的环境难以承受――且不说将加剧与其他国家抢夺资源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纳税排行榜500强说明，中国政府涵养税源的方式是培植资源型企业。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是企业无需考虑技术创新与展拓市场，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税收。但对中国的环境与民众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第一，资源过度开采破坏了生态环境与民众的生存条件。这些资源型企业能够列入中国纳税500强，与它们竭泽而渔的开采方式有直接关系。这种竭泽而渔不仅以资源所在地居民现在的生存条件被破坏为代价，还使得资源所在地失去了明天。比如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是纳税大户，其旗下的寺河煤矿号称是采用采用德国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设施、年产 1,000多万吨煤的现代化企业，但其开采方式的野蛮与疯狂让人瞠目：它掏空了山西省阳城县采掘面下的地层，使得可乐山山顶的大安头村成为一处随时会塌陷的村庄。据说山西这个资源大省并非只有大安头村遭遇这样的命运。2004年的数据显示，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且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地表破坏面积4.7万公顷――当年号称“地肥水美好风光”的山西省，如今就这样满目疮痍。 即使狂挖滥采，中国的资源消耗也难以为继。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是：200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4％，但是煤的消耗量却占世界消耗量的30％。2005年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为22.2亿吨标准煤，而中国每年煤产量约为20亿吨左右――据说，全世界煤的年产量约为50亿吨，中国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不仅使中国、也将使世界不堪承受。 第二，资源型企业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角。资源型企业中的石油化工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而中国近年来的污染事件几乎都能看到石化行业的身影。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该厂就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位列第七的中国纳税500强之一。国家环保总局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大型化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并邻近大江大河，这种布局减少了企业的排污成本，但却非常危险，一旦发生事故，对水体和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近年来中国化工生产事故不断，四川沱江、广东北江、松花江、黑龙江等水域先后发生重大化学污染事故。2006年中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当中，一半是化学物品渗漏造成的污染灾害。 第三，不少工人的就业机会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获得的。职业病的几大来源，如矽尘、煤尘、水泥尘、石棉尘、有机粉尘等生产性粉尘；铅、苯、汞、一氧化碳、磷等生产性毒物，几乎都与资源型企业有关。 中国污染严重，论者总是将污染与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但从污染源来看，中国的环境污染更多地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而不是国民素质。上述生态破坏与化工污染的主角是中国财政收入仰仗的支柱行业――资源型企业，这类企业发展壮大，与政府的刻意扶植与政策倾斜密不可分，因为资源型企业的税收对国家财政至关重要，因此当局对开办这类企业总是大开绿灯，对它们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持行政不作为态度。 作为国家资源管理者与发展战略制订者的中国政府，它与资源型企业之间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注定了中国环境生态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糟糕。而要遏止这种对环境的掠夺，前提是中国政府得另有财源，比如有其它类型的企业作为新税源。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在近十多年内没有可能得到的画饼。而十多年之后，中国的环境治理将成为天字第一号难题。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9月20日，总21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一个搅浑水的反腐败宣传文本
中共十七大尘埃落定。海外关心的是权力的斗争与分配，国内的宣传主调是权力的稳定。为了不让民众对十七大太失望，个别媒体用正面讨论的方式突显了中共对反腐败的重视――尽管反腐败在胡锦涛的报告中，只是附着于“党建”之下的一个小话题，其重要性位列于执政党的理论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党的组织建设之后。 接受采访的官员与专家们倒也承认反腐败“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因为有关贪腐的资料俱在，近两年的一些研究成果指明，中国当前因腐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13800亿元，未被发现的“腐败黑数”高达80－95％；一些具体案例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如吉林省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一年因卖官位受贿竟占全县400多名公职人员工资总额的近40％。这类“铁的事实”毕竟不好矢口否认。但由于接受采访者都自觉地“坚持三个底线”（即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要将西方的“三权分立”移植到中国），因而在腐败根源的分析上有意设置了几个误区，《南方都市报》10月下旬那篇被广为转载的“专家解读十七大：强调三权制约，注重制度反腐”充分表明了这种误区所在。 第一个误区：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比如谢专家说：“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强烈的、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就不会滥用职权来为自己谋私，即使有利益冲突，他也不会用它牟利。”对腐败如此定性是共产党的一贯传统。中国政府至今仍坚持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加上封建主义余毒对一个原本运作良好的社会系统的渗透――这是部分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因而，腐败无非是某些人为私欲所驱使而“变质”的行为。这种定性导致官方不断地发动惩治腐败和廉政教育运动，提倡官员自查自纠，成立新的反腐机构――其实，基于这种认识产生的反腐方法的无效性，已经或正被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无情地证实着。 第二个误区：坚持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实行权力制约。报道的标题是“强调三权制约”，但这三权并非西方民主国家所讲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是将共产党垄断权力按照权力的行使阶段即决策、执行和监督来划分，讲的是分工制约。如果是这样，这个三权制约就永远是一盆浑水，比如现在土地开发，大政方针（即决策权）是各级政府的党委常委会开会通过的，执行权则由国土部门、建设规划部门或土地所在地段的政府部门负责，监督权则由检察与纪检部门执掌――能说这权力不是按照行使阶段划分吗？所以这“三权制约”的说法只不过是再玩一次文字与概念游戏，是中国当局在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就是生存权”与“社会主义民主”之后，再加上一个中国特色的三权制约，哄哄愚人的把戏罢了。 第三个误区：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一说法其实正好与事实相反，近年来中国的现实政治表明，正是中共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而民众随着生存权日益被侵夺，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前者由腐败受惩率降低可见，后者则有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作为明证。但这些官员与专家对人权的认识显然有严重误区，他们对民众人权被严重褫夺不吱一声，但却认为“用重刑治理腐败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也不符合法治的发展方向”，“可能就会牺牲个人的一部分人权和司法公正”。这种党内党外有别、贵贱有别的保护“人权”，真不知要将中国引到哪个发展方向上去？ 第四个误区是将腐败轻重次序倒置，着重突出商业贿赂，有意不提权力授受过程的买官卖官行为；同时还将腐败根源错置，提出商业贿赂的“源头是利益冲突，职责和部门利益或是其他利益纠缠在一起”。这一说法甚至比前两年对腐败的批评还要倒退，那时还能够批评“权力授受过程中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买官卖官导致整个干部队伍的堕落”。 与其说这篇专家访谈表达了中国当局反腐败的决心，还不如说它显示了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政治体制下反腐败的了无希望。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1月1日，第21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美国媒体向右转
去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再次传递出美国向「右」转的信号，因为不仅保守派的布什连任总统，而且大选出口民调显示，影响他们投票的最重要议题是「道德价值」，它超过反恐、伊战、经济等急迫的眼前现实问题。传统理念、热爱美国、宗教信仰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旋律。而这种变迁，和美国媒体的结构变化有相当的关系。 美国媒体主要有四大块：电视，报纸，电台和网络。在这四个领域中，前两个基本被自由派掌控。例如美国三大全国无线电视网CBS，NBC，ABC，都比较左倾。美国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中，前三家都是出名的左派报纸。只有电台这个领域，基本由右派主导，因美国是汽车文化，开车听广播的多是中产阶层，左派的电台主持人，始终难以被接受，市场非常小。而网络是近年才出现的特殊媒体。 据美国Pew民调中心最近公布的数字，美国人仍主要从电视获得新闻信息，比率占70％以上。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三大无线电视网，基本主导美国的舆论。美国总统最有权势、媒体曝光率相当高，但最多只能做两届八年；而美国的新闻主播，一做就是几十年，每天播新闻，向大众「亮相」，可以说是美国曝光率最高、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且有特殊的权势，他们三人报什麽，什麽就是新闻，他们不播，就不是新闻。虽然新闻不是评论，应持中立立场，但三大无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自冷战开始至今都一直是左倾，对民意形成起到了相当的导向作用。 ●三大全国电视网都走向衰落 但三大电视主导新闻的风光时代，最近走到了尽头，标�沂侨�大主播相继离开。已做了20年NBC主播的汤姆．布罗考去年退休。做了24年CBS主播的丹．拉瑟，则因报道布什总统曾逃兵役的假新闻，以及采访萨达姆时谄媚独裁者等丑闻而广受批评，不久前被迫提前离开。做了22年ABC主播的彼得．詹宁斯在三大主播里年纪最轻，但近日却发现患了肺癌，而且已是晚期，过了可手术阶段，因而只能一边化疗一边间或回来主持新闻。在詹宁斯被报患病那天，美国媒体专家说，这是三大电视主导美国媒体时代结束的标�摇� 三大无线电视不仅因老牌主播相继走人，招牌面孔消失，收视率降低，而且更因美国媒体结构发生变化，影响力早就开始下滑。过去十年来，自有线电视和电脑网络出现之後，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收视率一直下降，NBC新闻收视率现只占15％（降了四个百分点），ABC占14％（降了六点），CBS占11％（降了七点）。三大台原在美国晚间新闻收视率中占75％，现只占40％。 三大无线电视网的衰落，和美国有线电视（Cable）崛起有直接关系，创办不到十年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现已接近无线的CBS。因有线电视是全天不间断报新闻，更跟著新闻评论，所以导致三大电视台晚间的三十分钟新闻则显得无关紧要。像最近教宗去世等重大事件，有线电视几十个小时连续、密集地报道和评论，谁还会等到晚上再去看三大无线电视的简短报道呢。 ●《华尔街日报》是销量最大的严肃报纸 另一个抢夺三大无线电视网观众的原因，是网络的媒体迅速增长。据Pew研究中心最近的数字，过去十年来，网络媒体的收看率增加了六倍，从3％，上涨到18％。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媒体世界，随著电脑普及，网络媒体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这项调查还显示，电视的收视率虽仍占七成以上，但已下降，从78％降至72％。最大的下降是报纸，从原来占60％，现降至39％。左派报纸普遍发行量下降，反映保守派价值的《华尔街日报》，实际上已成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销二百万份以上，而发行数量第一的《今日美国报》因有大量旅馆赠送，而且内容有小报倾向（tabloid），非严肃报纸，所以并不构成意义。美国现有1456家日报，其中只有《华尔街日报》这一家大报网络版敢於收费，其他如《纽约时报》网络版等都是免费的。 和有线电视福克斯同属一个新闻集团的右翼《纽约邮报》，其发行量直线上升，去年已晋身全美十大报。而且在自由派云集的纽约，前年就已创办了反映保守派观点的知识份子报纸《纽约太阳报》。 三大全国电视网收视率下滑，自由派报纸发行量下降，左派CNN的收视率更是早就被对手、保守派的福克斯台超过，都和它们的左倾立场有直接关系。因自越战之後，左派就开始落潮，保守主义回升，尤其是911事件後，爱国主义和道德信仰等在美国空前高涨，三大电视台和CNN的左倾越来越被美国民众厌倦。据盖洛普的民调，多达42％的美国民众认为三大台的新闻主播左倾（too liberal），其中CBS主播拉瑟的「报道可信率」是过去20年最低的。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CBS的偏见》作者、原CBS资深记者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评论说，拉瑟的问题，其实是三大全国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媒体的共同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例如像拉瑟所报道的伪造布什逃兵役的文件，这种文件如果是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凯瑞），这些左翼媒体根本不会报道。 ●左派媒体用右派专栏作家 左派媒体为了改变这种被民众淘汰的趋势，正在绞尽脑汁。CBS的王牌节目「60分钟」创办人修伊特（Don Hewitt）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建议三大无线电视网的晚间新闻增加评论，以对抗无线电视的全天候新闻。但这种建议几乎是票房毒药，因为是三大台的左倾才导致民众反感，如果再增加左调评论，等於饮鸩止渴，要三大台新闻时段随主播一起全部退休。聪明一点的左倾媒体如《时代》周刊，启用了保守派作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克瑞珊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专栏，最近还出人意料地把以痛斥左派著称的保守派女作家库尔特（Ann Coulter）做成杂志的「封面故事」，调子基本肯定，以取悦读者。去年《纽约时报》还把美国右翼旗舰《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新保派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聘到该报当专栏作家。最聪明的可能是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其15名专栏作家，一半是右派。左倾的有线电视CNN和MSNBC最近则大报特报罗马教宗的新闻，并制做了相当不错的基督信仰的专题报道节目，也是想平衡它们的左倾味道，取悦中产阶级听众。 这种小修小补可能会有助於它们的收视率，但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则推动美国更向右转，继续朝著促使基督文明复苏、传统价值回潮的方向发展。 （原载《开放》2005年5月号） 2005-06-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China’s ‘New Judicial Reform’ Not What It Claims to Be
By He Qinglian Created: October 21, 2012 Last Updated: October 22, 2012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2/opinion/chinas-new-judicial-reform-not-what-it-claims-to-be-305699.html China’s State Council recently released a white paper on judicial reform, lauding “new, more prudent death penalty rules.” But there’s a catch to it. The notice, issued on Oct. 9, barely received any Chinese media attention except for an official announcement by state-run China Daily. You can’t really blame Chinese media for not caring or commenting, because the so-called reforms merely aim to provide more leniency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involved in corruption cases, while common citizens still face execution. However, the paper sanctimoniously stated, “the death penalty bears directly on citizen’s right to life, so it must be applied in a very prudent manner.” It also cited past “achievements” of controlling and gradually reducing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example, Amendment Eight to the Criminal Law, promulgated in 2011, eliminated the death penalty for 13 nonviolent, economics-related offenses, which accounted for 19.1 percent of total death penalty convictions. It also stipulated that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generally not be used for people who are already 75 years old at the time of trial. What the white paper did not mention is that these reforms mainly benefit senior officials charged with corruption, rather than ordinary citizens. The punishment for corrupt officials has been handled with more and more lenienc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probation has become the preferred treatment for corrupt officials. Although the Chinese regime has taken extremely slow steps toward mee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many other rights issues, it has acted very fast in eliminat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corruption. It justified its decision by arguing that curbing corruption with the death penalty is “regulatory laziness.” For example, from 2001 to 2005, the increase in charges waived against officials, who had committed “dereliction of duty and infringement on citizens’ rights,” went from 53 percent to 83 percent, the Information Times said in 2006. An Oct. 11 article on News.ifeng, citing prison sources, said that every year at least 20 to 30 percent of inmates receive sentence reductions, and almost all of them are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who are given probation or parole for medical treatment.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howing increasing tolerance of official’s corruption, such leniency is rarely applied to ordinary citizens. One example is the case of Xia Junfeng, a street vendor who killed a “chengguan” urban management enforcement officer, when a group of them violently beat him up. Since Xia acted in self-defense, legal experts generally held that he should have been pardoned, but he was still sentenced to death. Labor Camps The White Paper said nothing about whether labor camps should be abolished. The education-through-labor camp system was highlighted in August when Tang Hui, known as the “petitioner mom” was sentenced to labor camp because she demanded tougher punishment for people accused of raping and forcing her 11-year-old daughter into prostitution. Tang’s sentence sparked nationwide calls for abolishing labor camps, but the white paper made no mention about it. When asked twice about the labor camp system at a press conference, Jiang Wei, Offic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Leading Group for Judicial Reform, would only say that, “the labor camp system has played a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that there are “regulatory problems” within the system, and that relevant departments are experimenting with reforms. The white paper’s failure to respond to the Chinese people’s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labor camp system is a very prominent issue,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even many deputies of the People’s Congresses, who are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have publicly called for abolishing the system. Congressional Deputy and Chongqing University law professor Chen Zhonglin once suggested reforms for the labor camp system, stating, “The labor camp system must be changed, and the Illegal Behavior Correction Law is the way.” Chen said society agrees that the labor camp system needs to be reduced, but there is major disagreement as to which department should make the corrective decisions. No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key to China’s judicial reform is judicial independence, which there is none in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uses the judicial system as a tool to maintain its dictatorship, rather than a corner stone of state politics. The Chinese system adopts a multi-hierarchy and multi-type division of legislative purview under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CP rule. In appearance, the power of legislation is given to the “supreme organs of state power,” the National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 Council is entitled to issu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which are equally binding as law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Tianjin, and Chongqing, as well 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uch as Shenzhen, also have legislative rights. But in effect, the National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congresses, is nothing else but the CCP’s political tools; they must abide by the CCP’s command regarding the content and timing of legislation. That’s why China’s congress is referred to as a “rubber stamp congress.” Starting in 2000, the CCP stipulated that Party secretaries at respective levels must assume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al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autonomous regions’ congresses. The CCP-led trinity control over the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has doomed Chinese legislation to solely reflect the CCP’s will. Important judicial positions such as court presidents and chief justices are appointed by the CCP, primarily based on their political loyalty to the Party. As long as the Party is above the law and controls the legislation, judiciary, and administration, any so-called judicial reforms are no more than minor technical patches. Related Articles Talk of Labor Camp Reform, But Change Unlikely He Qinglian is a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economist. Currently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authored “China’s Pitfalls,” which concerns corrup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of the 1990s, and “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ich addresses the manipul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the press. She regularly writ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Read the original 《司法改革白皮书》为何无人喝采？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