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谷案审结的三个满意与两个不满意
谷开来的谋杀罪最终判以死缓，国际社会与国内网友舆论滔滔。外媒均认为审判过程许多关键事实尚不清楚，这种政治判案太将法律当儿戏。日媒甚至失去报道兴趣，认为中国一点也没变，还是刑不上大夫那套。 我想了一下，凡对谷案判决有批评意见的人，大都是中共利益集团之外的人。他们没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中共政府看作人类文明政府的一员。 我现在来个换位思考，尝试从中共本身利益来判断这场审判的得失。 权贵阶层包括警察在内，时不时杀个把人，在中国实在算不得大事。如果不是薄熙来没把王立军这小子按住，让王夜奔成都美领馆，将海伍德被谋杀的事捅给美国人，这事早就捂得严严实实，哪怕海伍德的同胞福尔摩斯再世，也闹不清海伍德怎么给黑的。现在既然闹出来了，咱就先得盘算一下，这次审判结果必须有利于我们自己，不能让敌人高兴。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判案结果要让世界所有人都满意，那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是要看谁满意。 审判这过场走不走？当然要走。目前咱们内部不也是闹得要散了架，前些日子连水淹帝都都没时间去慰问灾民了。政治时针总不能定在薄熙来案件上不走了，还有权力分配等多少大事要干哪，为了个薄熙来夫妇，闹得大船散了架，实在也不是事儿。经过内部协商，最后定了个审判模式。总的来说，从判决结果来看，达到了党内高层满意、红色家族满意与谷开来本人满意这“三满意”。 党中央高层满意，因为终于可以不用“路线斗争”这类株连过多且后果无法控制的方式来解决权力斗争。8月9日谷案开审后，咱们外宣办就立刻赶着在8月13日公布了十八大党代表名单。那名单还真是体现了胡总书记追求“和谐”的一片苦心，在倒薄中表态坚决的将军提成上将，与当初查薄熙来时被牵连进去的军界人物刘源、张海阳、朱和平等一个不拉全列进十八大党代表。下一步就是选中委与候补中委，再在政治局委员这一级上做点文章，争取让咱这派人当选政治局常委与军委副主席，说不定就能够实现胡总书记日夜思谋的“平安下车”了。 红色家族这个圈子对宣判结果也满意。虽然已将薄熙来当作弃子，但毕竟博弈出了一个最佳结果，将谷与薄切割开来，只谈刑事罪，不追究经济犯罪与存放在海外的60亿美元资产。咱哥们也算两肋插刀，对得起薄家了。更妙的是，这也算对先后四代红色家族有了交待。咱们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没有父传子承，咱哥儿姐儿只是弄几个子花花，存点钱在海外，也算对得起人民大众了。这一次互揭疮疤还真吃了点小亏。国内媒体刚揭过谷开来姐姐谷望江等人聚敛一亿多美元资产的事情，就有人给美国的彭博社喂料，说习储的皇姐皇姐夫一家通过稀土等行业赚了3.76亿美元，闹个两败俱伤。经历这一轮，老胡老温也算是想通了，为了党与权贵圈，当然也包括三、四代太子党在内的共同利益，什么经济犯罪之类的就不要再提了。要提，也不能提这些红色家族人人有份的事情，只提那些只有薄熙来才犯的错。比如那件多年来在中国媒体上有如鬼魅般忽来忽去的大连哈根斯公司人体标本的消息，就是好料。谁叫你薄熙来当年要重点扶持这个企业呢？放薄瓜瓜一条路，也算是体现了我党高层同舟共济的自家人精神，要不然真正辜负了这些年大家拼命往外存钱转资产的辛苦了。至于那些外媒与老百姓说什么，谁在意啊？优待皇室贵族，乃我中华自古优良传统。没听说过清代就算斩犯罪的皇子宗室，那鬼头刀也得用黄缎子封着，老百姓凭什么要与我们享同样待遇？有本事你也投生到红色家族里来。 谷开来本人很满意。当薄谷夫妇行踪不明时，不少人想到了谷开来《胜诉在美国》里那句著名的话，她讽刺美国法律时说：“中国法律不会那样咬文嚼字，只要确实知道你张三杀了人，逮捕、审判、枪毙。”人们希望她在这次领教中国法律的优越性后有所省悟。但谷开来这红色郡主可不是白当的，关键时刻非常清楚谁才是亲爹妈。当法院宣布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之后，谷郡主立即表示，“判决是公正的，体现了对法律、现实、生命的特别尊重。”党到底是自己的娘家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丈夫没大事、儿子平安，海外资产还在，过个三年五载的，用个化名溜出国，不还是照样风光？ 说完了“三满意”。再来看还有谁不满意。拨拉来拨拉去，也就那些外文媒体在吱吱喳喳，海伍德的娘家英国说了几句皮里阳秋的话，不是也没吱声？其实，这完全是外媒没搞清楚状况，“错将杭州当汴州“，我们怎能与你们一样？我们早就推心置腹地告诉这些外国人了，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搞普世价值、自由民主那一套。只要尊重我们的“核心利益”，即我党的执政权，什么经济合作好商量。习副主席那年还教导过他们，让他们不要对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可他们就是不听这些真心话，一厢情愿地希望我们慢慢演变成他们那模样，要我们赶快民主化、尊重人权。真是烦死人。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我们就针锋相对，抗议他们干预中国内政，也揭露一下叫得最欢的美国的人权状况，喂美国佬几只苍蝇。对于向我们摇橄榄枝的外国政府、NGO，外国人士，那就是合作伙伴、国际友好，给你们订单，让你们在中国驻扎，吃香的喝辣的；批评我们的，管他是什么来头，一律当作反华反共势力，让外交部天天抗议，让愤青五毛用口水淹死你们。 还有国内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在网上起哄，认为判决不公平。这样的帖子让网管删除就是，咱只当没听见。再则，多数人民群众对薄王案都只当听书评，图个热闹好玩，哪管其中是非曲直。对于少数冥顽不化的破坏稳定分子，闹腾得咱恼了，办他个造谣生事，抓起来关他几天，打掉气焰再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就是这样，听话的驯服的，就当作人民；比如这次被选来旁听的合肥市蜀山区居民闫露露，她在旁听完宣判后表示，庭审“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这样的人民，就是好人民。下次咱还让她来旁听。不听话的，就是维稳对象、精神病。在咱们这国家，成了维稳对象与精神病，这辈子还有好果子吃吗？ 分清了敌人与朋友之后，事情就好办了。凡是让敌人不满意的，就说明我们做对了。国际反华反共势力与维稳对象既然认为我们这场审判不透明不公正，就说明我们审得好，判得妙，审得好啊判得妙，气死美国英国佬。 有道是：雨露恩典，从来只施予权贵；法威雷霆，自古仅加诸百姓。这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们这些外国人哪，没弄清楚状况，就在那里指手划脚，只说明你们傻冒。你们如果敢说我们不是现代文明政府，咱也顺便抄起这顶帽子奉送给你。我们祖上在修万里长城的时候，你们还是野蛮人呢。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8月22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gu-kailai-case/）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温家财富故事将成“重构政商关系”标志
何清涟 2月7日，《纽约时报》再发有关中国的重要消息：《温家宝家族商业合伙人段伟红被拘留》，不少人都据此认为，习近平下个反腐目标将是上一任总理温家宝。本人仔细分析了文章内容，结合最近中国的政治动向，认为在中国“两会”前这一政治敏感时期，让人放料给《纽约时报》，不外是两重目的，一是要借温家财富故事做为重构政商关系的动员，二是敲山震虎，用来震慑其他更大的老虎。 段伟红：温家的白手套 中国的政治高层将手中权力变现为金钱，大都是通过子女兄弟经商，但精明者发现，使用“白手套”更安全。根据《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多年来不断发表的调查报道，中国的金融大鳄肖建华、富商马云，王健林等，几乎都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家族共用的超级白手套。本文开头提到的段伟红，根据《纽约时报》数年前那篇《总理家人的财富》揭露，总理母亲杨子云、夫人章培莉、公子温云松在平安保险公司拥有大量股份，由女商人段伟红认领了。段伟红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她与总理的妻子和家属关系亲密，用他们的名字注册了公司，借用了温相母亲、妻子、公子的身份证购买平安股份，掩盖她作为平安公司股东的身份。这些陆续卖出的股票当时价值近60亿美元（约合380亿人民币）。 一般情况下，权贵家族是让其他人代持股份，只有温相家属反其道而行之，不避瓜田李下之嫌，全家成为一位女商人的“白手套”。 《纽约时报》报道过的中国权贵，还包括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前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以及富商王健林、马云背后那些常委亲属。除了温家出面否认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官方与其他人从未否认过这些报道的真实性。 对待腐败的三种策略 中共的腐败早就暴露了自身是个盗贼型政权的特性，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未列入官员编制的村干部，几乎都在不择手段地敛财。早在江泽民时期，就有民谚云：将处级及以上干部抓起来挨个枪毙，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习近平当政之后，从2012年开始反腐， 但在对待红色家族、权贵官僚与基层政权的腐败上，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 对于十八大前后卷入权力之争的权贵官僚及其利益相关者，一律列入腐败之列予以打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原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以及152位省部级高官、军队系统（含两位军委副主席）的90多名将军全都进了监狱。与这些高官在利益上有关系的商人，例如“薄家钱袋”之称的徐明，与周永康有关的石油帮、川商等几十家富商巨贾锒铛入狱，巨额财富化为烟云。 对于基层政权的严重腐败，在习近平第一任期的五年内，不是打击重点。中国的县域政治早已经由当地政界、公安及黑社会（多有自己的商业）等三种势力把持。今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由于地方黑恶势力多与公安及官场勾结，成效如何，还得继续观察。 对红色家族实施退财保平安 对于习近平来说，比较难办的是对付红色家族以及未卷入权力斗争的权贵家族。对这类家族的网开一面，使习王反腐饱受诟病。 在十八大以后的五年，习近平采取的方式比较柔性：一方面，他让自己两位姐姐及姐夫变卖资产，退出商界。希望通过自家“率先垂范”，让红色家族仿效，退财免灾。另一方面，他让中纪委定了条规则：“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 （2014年5月26日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讲话），连警告带安抚，希望红色家族与权贵们体谅当朝苦心。 可惜大多数红色家族成员对退财深感肉痛，除了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主动从中金公司董事长位置上退休之外，另一位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有“红色公主CEO”、“中国电力一姐”之称的李小琳，对其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位置依依不舍，被强行降调到一家二流国企任三把手。其余不少人想方设法向海外转移资产，其中，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以及背后有多位常委家族入股的万达王健林，更是公然通过海外并购，大规模转移资产。 在此情况下，中共当局采用拔萝卜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对付这些有特殊背景的富商。2017年2月，享有“资本市场超级白手套”之誉的金融大鳄肖建华于2017年被当局在香港秘密逮捕。据《纽约时报》揭露，肖建华与不少政治高层来往密切，曾为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代为收购山东鲁能电力，以30多亿代价鲸吞估值高达700多亿的鲁能。我曾指出，肖是不少权贵达官的财务总管，抓他是为了要“账本“，按图索财。 对待吴小晖，中国当局采取关押其人的方式，待吴八个月后结束关押之时，安邦公司已经易主。王健林则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贱价出卖资产，偿还各种国内债务。在万达资产缩水之时，那些持有万达股份的数位常委家属的资产也跟着缩水。 2017年郭文贵爆料为何以反王歧山为重点？ 2017年的郭文贵海外爆料，矛头直指习近平反腐败决策的执行者、有“反腐沙皇”之称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说到此处，有件往事不得不提：2007年1月由胡舒立女士任主编的《财经》杂志发表了《谁的鲁能》，揭露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被神秘人物廉价收购，资产达738亿的鲁能，收购价仅为37.3亿元，整整700亿的国家资产被吃掉，实际收购人被爆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胡舒立之所以敢在老虎嘴上拔毛，据说背后的支持者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歧山。在十来个国家部委要求调查鲁能收购案之后，曾伟于2007年移民澳大利亚，据说是为了避祸。了解这段往事，才能了解郭文贵爆料为何以胡、王二人为其造谣泼污的打击重点。 由于郭文贵背后有国安系统势力（曾庆红曾长期主管国安工作）支撑，他利用社交媒体的抹黑策略让习近平难于对付，中国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于2017年10月8日发表《习近平这五年：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较量》，明确承认：这五年是“习近平的‘生死博弈’——不仅是政治命运的放手一搏，甚至是人身安全的生死之战”，承认郭文贵的爆料“不仅将中国政府绑上了颜面尽失的战车，更是中共十九大暗流汹涌的反应“。 由于让中共难堪，郭氏推特革命一度获得官员群体、知识阶层、民运人士与维权人士的大力支持，成为十九大逼迫王歧山退休的筹码。习近平不得不与57位现任中共领导、中央军委委员和所谓“党内老同志”进行一对一的谈话，以示安抚。但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立刻收权，除了继续消除军中隐患之外，新一届政协当中，红二代几乎悉数出局，人事安排上为王歧山复出铺平了路。目前传言说王的职位是国家副主席，还将兼任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与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为同等级别的国家领导人。 如此一来，权贵贪官痛恨莫名的反腐败还将继续。这就是《纽约时报》为何在此时又能得到国内线人关于温家故事的放料。 温家宝在十八大薄熙来的权力之争上站队正确，习隐忍他五年之后，这时为何又对他家的合伙人动手？大概是出于两点： 一，可能与孙政才有关。据香港《明报》透露，温任总理时，北京市委常委孙政才获其提拔任农业部长，后任吉林省委书记。温在2016年9月后在湖北安徽山西及北京等地公开露面，被认为与力挺孙政才入常有关。如果此消息为真，这就是招祸之由。习近平用给外媒放风这种方式挤压温家，让他们效法吴小晖与王健林（包括入股万达的众常委），破财消灾。 二是敲山震虎，让郭文贵称为“老领导“的后台们收敛，杜绝郭文贵第二、第三出现。 在退位高层中，温家财富故事经过《纽约时报》持续报道，最为有名，而温本人并无太大的政治势力，成为突破口不会引起太大反弹。如何处理温家财富，将成为十九大后习近平重构政商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原载台湾上报 ，2018年2月20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5421）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世界精英的共同烦恼：对付社交媒体
何清涟 3月18日，俄罗斯议会杜马下令调查美国之音、CNN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俄语广播是否遵守俄罗斯法律。与此同时，欧盟多国今年正逢大选，德、法多国正在出台法规控制社交媒体的““虚假新闻”（FakeNews）。现实既滑稽又无情：各国建制派精英虽然权力来源不同，但批评言论引起的烦恼却很相似。 中俄两国的目标是滴水不漏 中俄两国的共产专制基因一直存在，中国的权力来源是通过枪杆子夺取之后再通过制订宪法自赋，俄罗斯形式上有民选与议会，但骨子里仍是专制色彩极强的精英统治。专制强权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两国虽然不能再垄断“真理”，但仍然孜孜不倦地谋求垄断舆论。 控制媒体是共产极权与生俱来的禀赋。苏联崩溃之后的俄罗斯曾有一段私人办报的短暂春天，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旋风式地收拾了多位传媒大亨，俄罗斯重归政府控制舆论格局。中共建政后以俄为师，改革后稍作变通，仍然未脱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和压制不同声音、保持执政党的一言堂威势的传统做法。在控制传统媒体上，中俄两国本领相差无几。但对网络媒体的控制，中国则因政府投入巨大，网评员、五毛、专业性较高的舆情分析师队伍等应有尽有。俄罗斯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共，在网络控制上投入少而相对落后， 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慷慨，免费向俄罗斯、伊朗等国输出防火墙技术。一般认为2016年6月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时，与中国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是合作之始，其实双方在互联网方面的合作，早在中国金盾工程建成之后即胡锦涛时期就开始了，只是双方保持低调，不对外声张而已。中国当然也有向俄罗斯学习的时候，比如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后，摹仿普京培育“青年近卫军”的做法，将网评员的付酬工作变成中国大学共青团组织的义务劳动。 在控制社交媒体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是见招拆招，禁绝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社交媒体进入中国，哪怕Facebook掌门扎克伯格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无法敲开中国的大门。对国内的微博，中国采取时常扫荡的办法，最后弄得半死不活，让全中国人民都投奔了微信。对微信，政府当局实行群主管理制，让一个个微信群变成了同质性极高的聊天群体，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党的领导。 俄罗斯的各主要媒体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被当局控制，互联网相对自由。俄罗斯经济实力远弱于中国，在控制互联网方面的投入上有些力不从心。普京的支持者主体是电视观众，反对者主要集中在网络上。2011年、2012年在俄罗斯发生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中，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是反普京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如今俄罗斯正逼近2018年的总统大选，当局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颜色革命等都是普京当选的主要威胁，因此想效法中国，但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是否能适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却是个未知数。由于经费拮据，俄罗斯控制互联网的能力远逊于中国，几家批评普京的网站都已经被当局封杀，但这些反对派网站在社交媒体上仍能轻易打开。俄方人士评论，“如果当局不对社交媒体真正动手，当局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网页一旦被封锁，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正在网络空间扮演关键角色。” 西方民主政府面对社交媒体也痛苦 西方国家的政府面对社交媒体也有烦恼，一直以言论自由自傲的美国、德国与法国建制派精英从前年开始就陆续陷入与社交媒体斗争的烦恼。他们倒不需要控制传统媒体，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与建制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好高度一致，少数传统媒体有点批评声音，因为传播的有限性，也起不了大浪。 最先陷入烦恼的是默克尔政府。早在2015年默克尔发布接收难民无上限的承诺之时，就开始出现德国版的网络监控。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还搜集证据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今年9月德国将迎来联邦议院的换届选举，为防止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与“虚假新闻”干扰大选，德国联邦司法及消费者保护部（BMJV）于3月14日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对社交媒体平台该如何监管仇恨言论与虚假新闻作出详细规定，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必须设立24小时响应的举报系统，安排专人处理用户投诉，而违反相关法律的公司将面临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据说该草案将在9月24日选举前获得通过。 法国在控制社交媒体上与德国高度一致。201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大幕已经拉开，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Facebook与Google联手采取措施，加强与法国新闻机构的合作，以防止选民被“虚假新闻”误导，进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这两家公司宣布，他们将与成立不久、有17家法国权威媒体参与的协作验证机构Cross Check进行深度合作，旨在通过帮助公众衡量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来打击“虚假新闻”。 美国的烦恼：受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降低 欧盟等国认真吸取美国大选希拉里失败的教训。尽管希拉里在美国精英同盟一致力推、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支持之下，最后还是黯然败选。精英们痛定思痛，总结了两条败选原因：一是俄罗斯黑客干预大选，二是认为社交媒体干预了选举结果。《纽约时报》就此发表了不下十余篇文章进行反思，其中《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当假新闻影响选举》（2016年11月18日）就认为，“美国大选将Facebook作为数字时代消息来源的地位推到了聚光灯下。早在那之前，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人、倡导团体和少数族裔群体就一直面临大量虚假网络信息和辱骂，它们对真实世界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多年来，社交网络基本上没有抑制虚假信息的举措。” 但就在数年之前，美国媒体与希拉里本人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与现在有天壤之别。2009年1月21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公开表示“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同年6月伊朗大选时，希拉里曾以极度欣赏与支持的姿态将这场选举变为一场“Twitter革命”，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交媒体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这种新技术让独裁政府“非常难以”控制信息，这种技术进步是世界各地自由的巨大胜利。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媒体用语：“轻点鼠标就可以改变世界，让独裁政权垮台”。 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中，Facebook等的作用同样被高度夸大。直到埃及革命的推动者，用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革命的Google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进行自我反思，认为“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西方世界对社交媒体革命的热情才开始降温。接下来马上陷入了各国建制派不能控制社交媒体的恐慌。希拉里这位倡导推动“互联网革命”的美国前国务卿，在2016年大选之中，却败给了左派阵营认为只有1%胜算的川普。于是，社交媒体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发生变化，从推翻独裁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政治正确的谣言传播者，要受到整肃及罚款。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他们作为权威信息来源的地位，正被社交媒体在一点点瓦解。3月6日，美国《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IBD）/技术标准市场情报（TechnoMetrica Market Intelligence of Policy and Politics,TIPP）公布最新全美民调结果：55%受访者“对于主流媒体持续地负面报导川普，感到厌倦”，约54%民众认为媒体“已成了反对党，不断地反对川普及他的每一个政策”。3天之后，《今日美国》一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对总统川普持正面看法的人为45%，但他的支持度仍高于国会（26%）、希拉里·克林顿（36%）以及媒体（37%）。 以上分析可见，社交媒体的出现历史不过10余年，但由于民众能够用来做为自由言说与公共参与的重要工具，不仅中俄这样的专制国家反感，就连以崇尚言论自由标傍的西方政治精英与媒体，对它们的反感也与日俱增。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3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a/media-20170319/3772865.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8👍 0💬 0柴玲为什麽要公开二十多年前被远志明强暴一事？
（编者注∶这是柴玲就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写给教会的第七封信的附录四。标题为本网所加。） 附录VI: 2012年12月22日，我要周爱玲牧师转交给刘彤牧师的电邮信节选 （中间有很多得神医治的细节，希望对其她受害者有帮助。有些信徒可能对这样跟神的交流不习惯，请原谅。这不是圣经，但是我跟神的经历的分享。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有可能不太一样，鼓励您们继续追求跟神的亲密经历） 那日在美国国会关于一胎化政策的听证会里，听完一个曾被强行堕胎的妇女的证词后，我先想起的不是我的堕胎经历，而是那次被强奸的经历。我没有把那段经历加进去，因为我去见了我的导师兼代祷人，J姐妹（当时我还没有跟丈夫说被强奸的事），她帮助我处理了这个经历。她的第一反应即为神正在使用他。J姐妹使用远志明的见证去装备中国学生。她先是告诉我远是神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应该像大卫对待扫罗那样，不自己伸手击打他。我同意了。我的书是在2011年10月4号出版的。 大约在2011年10月7日，我给远志明写了电邮，从张伯笠或是苏晓康那里得到他的电话号码，那一次是因为要找远志明向另一对年龄较长的夫妇传福音，他们的名字是阮铭和阮若英。这对夫妇也是从普林斯顿来的异议人士，他们希望我能支持他们两年，但是我丈夫认为让他们认识主比仅仅接受经济支持更加重要。但是阮铭不想听我给他讲福音。张伯笠告诉我这对夫妇喜欢远志明，也许他可以帮助他们。远志明回电话了，他当时正在亚洲某地讲道，那是第一次通话。他不敢相信是我。我俩立刻都想起了那次强奸的事，但是我们都没有提。我问他为什麽没针对一胎化政策做点事，他没有说什麽。 在2011年10月的某段时间，我们的团队正在考虑是否去罗马参加一个民主会议。我们发起了一个会议，邀请教皇参加，请他发表倡议书呼吁结束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我们寻求了主的印证∶如果教皇愿意见我们，那麽罗马就是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去那里。接著我们的团队就祷告、倾听，以求辨明神的旨意。当我们倾听时，不能集中在罗马之行上面，我得到的感动只是主耶稣要我饶恕远志明。我为此感到吃惊，随即与神较力。正如我在12月28号的演讲中写的一样，我确实因著对耶稣的爱选择了饶恕。紧接著，我们接到了罗马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们可以在梵蒂冈见面（我们见到了教皇的中国事务秘书，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完我的书，我们的见面是神安排的等等。） 那天下午下班后，我去见了J姐妹，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当时我仍然没有勇气把那次的经历告诉丈夫）。J姐妹说我可以让远志明知道，这样他就可以从审判中得释放，享有平安。这很难。在经历过因我们愿意宽恕时，神是多麽喜悦并愿意为我们成就难办的事，开难开的门后，虽然写信告诉他我饶恕了他是件很难的事，我还是写了。（如有需要，我可以请Brian帮助我找出从2011年11月7号开始写给远志明的这几封信，2012年4月的还有几封。Brian，你可以帮我吗？） 第二天早上，远志明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主整晚都在折磨他。接著他开始否认那次是强奸，说我们都有过很多次了。我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也许是他对其他女人也做过，错记成是我了。他沉默了，之后问我还告诉谁了。我告诉他我只跟一个美国姊妹说了，那个姊妹跟我商量好我会像大卫对待扫罗那样处理这样事（当时我同意不让撒旦击倒神所膏立的两个带领人，并且我同意J姐妹的建议不跟外人说出去）。然后他说，他读了我的书，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对我没有好处。（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这麽说。现在看来，我想是因为他读到我在书中写到我在北大把企图强奸我的同学告上而受的挣扎，他们反而来损坏了我的名声）。我本带著平安的心接电话，听完他的话后，我开始感到有些不舒服。我继续说道，由于他所做的（强暴且不悔改），我很难来到神面前。只有靠著神的恩典我才能终于来到神的救生里。他当然知道使小子中的一个迷失将会有什麽样的惩罚。我说他应该向其她受害人道歉，使她们不致于跌倒。他笑了，说他已经与神和好，他与妻子的婚姻变得非常好，接著他说∶“柴玲，你是一个新基督徒，你不知道，一个人来到主面前，旧事已过，他是新造的人了。”我在灵里感到不安，对此并不是很确信。鉴于我和J姐妹决定为了教会和神国的缘故不跟别人说这件事，我结束了跟远的谈话。我来到J姐妹这里， 心里很不舒服。J姐妹为我祷告，说我按所有神的要求都做了，远志明做的是不对的，但还是由神来对付他吧。我和我的团队继续罗马之行，神的确开了门，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结束一胎化政策，并给我们看到新的异像∶通过重建婚姻的方式来来重建神的教会。以弗所书5章。 2012年4月，我开始去生命河教会。爱玲牧师的勇敢信仰，她充满力量的讲道及图书室的资源，都吸引了我。我观看了纪录片《十字架》，深受感动。因此本著和好的精神，我用几本我写的书来交换十字架的DVD，并把这些DVD寄给几个美国教会的领袖们。但是我心里并不是全然平安。 如果你读到我的12月28日的最终演讲稿，你就会看到神在这个秋天对我和团队的奇妙医治。三周之前Michael和Claudia的医治培灵会让我想起与远志明的这段被深埋的记忆。只有那时，我才意识到把它埋起来并不能保护教会，或是医治我，也不能成就神的计划。相反，这段记忆是这麽捆绑我，让我不能信任华人教会的男性带领人，让我再背负过分的以为自己不能再饶恕的自责。但是Michael及Claudia的话（男人不是我们的敌人，那恶者才是）让我马上意识到撒旦想离间我们，但是主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弟兄。 但是过去三周，对于这个伤痛的医治让我因难过而泪流满面，也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痛。22年来一直试著将这件事埋掉，并且坚持走下去，我不曾真正面对它，来重新经历当时那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亦不能全然明白失去的究竟是什麽，并来为此悲伤，悼念，最终在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上得到平安和知道发生的原因和目的。 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是大卫的女儿他玛，她的异母哥哥暗嫩强奸了她，（她的亲哥哥押沙龙）要她闭嘴。她的父亲大卫王没有为她主持公道，去教训对她施暴的人。结果，他玛变成了一个凄惨被遗弃的女人，暗嫩被谋杀，他玛的哥哥押沙龙被放逐，之后造反，被杀。大卫也为此几乎失去王国。 因此我向神呼求。那是2012年11月29日，我对神说“你是我的天父，你不是大卫，虽然他是合你心意的人。你不会使我像他玛一样成为一个凄惨被遗弃的人。”神是信实的。第二天，他差派了我的另一个姊妹Deb来探访我。我们很忙，有几个月没见面了。她是我小组的带领人。她问我发生了什麽事。我把那件事和远志明的话（我们在主里，旧事已过，都是新造的人了）告诉了她。Deb说这不对。她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她去找了赔偿的经文，即赔偿所偷之物外加1/5，之后她又翻到税吏告诉耶稣将赔偿4倍的那一页。耶稣说“救恩到了这家......”那一刻，神的真理将我从远志明对神的话语的谎言中释放出来。要麽是远志明不明白救恩来自诚实的悔改（他这麽只会将教会带入迷途），要麽他知道这个真理，但是却通过操纵和欺骗的方式让我保持默。（请看属灵虐待的定义∶blog.sina.com.cn/s/blog\_5cf4c0070102dzq2.html） 这个痛苦是多麽大，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医治辅导，因为Claudia 和Michael是来访问我们团队的。在他们到访之后，我已经就其他伤害经历过三次医治辅导了。我内心的痛是真实存在的。 12月1日下午我问Michael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他说我需要继续接受医治。我强忍著眼泪，到楼下给孩子和自己买些吃的，不知道我还得背负这个伤痛多久。我一边走向美食街，我一边向神哭诉。回去之后，我的队团在分享他们得医治的经历，我坐下来，用Michael教我们的方法∶跟著感觉，找到记忆，找到创伤时接受的魔鬼的谎言，来用神的真理取代。几秒钟后，主耶稣在我心中与我相见，将我从深深的伤痛和难过中提起来，把我的灵带到天国与他同坐，让我知道我的身份不是远志明施暴的受害者，不是女童之声的创始人，需要依赖远志明和张伯笠，以及其他华人牧师帮助为中国教会的门的人（我的一个同工跟我分享了这个异像，他父亲是一家国内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他们祷告并预言了这个想法，告诉我要向张伯笠和远志明谦卑自己（以便他们用他们的影响可以共同帮助在中国教会中推动女童之声的事工）。每次一想到要谦卑自己，我就感到有一种深深的愤怒感，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也因此责怪自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它的确爆发了——当我意识到这里有一个没有治愈的深刻伤痛时）。耶稣似乎是说∶“他是中国的头，也是“中国教会”的头，我是他珍贵的新娘，无论向他求什麽，他都会应允我。他会亲自为我们开路以做成他的善工。因此，对于包括远志明在内的华人牧师，他会处理（当然不清楚主怎麽处理远志明）。对于其他牧师，有的从我们这里拿了钱，但是没有做所承诺的工作，耶稣说给他们怜悯和恩典。如果他们软弱，被钱试探，给他们就好了。如果这名员工的父亲因为要写一本书不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帮助，就由他去吧。饶恕他们，依靠神。”整个过程很快，可能只花了几分钟，其他人看著我，不知道我内心深处所发生的事。像魔法一样，伤痛一下子离开了。在这个伤痛的阴影下生活了22年，我第一次经历到自由和喜乐。那一天是礼拜六，是12月1日。 星期天，爱玲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讲道。我不记得内容是什麽了。在讲道中间，我想起在冰上起舞的自由。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从那件事的重担之下，感到有真理和光进来，我从别人加给我的担子和谎言中得释放。之后有人邀请我见了几个姊妹，我跟她们分享了我得到的医治，帮助她们其中一个得到医治。我从那次经历中学到的，竟然能让一个中国老姊妹得自由，多麽奇妙啊。她感到一生都很挣扎，她受到丈夫的虐待时经文要求顺服丈夫。华人教会也教导她要无论如何都顺服。（我跟她讲神是爱，他在我们受虐待要我们饶恕， 但是绝对不让我们再接受虐待。对于虐待我们不需要， 也不应该顺服， 她破涕而笑）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池塘滑冰。我还祷告求主帮女儿能考好数学，结果她得了101分。 星期一我们小组禁食祷告，分享得医治的经历。我开车回家，打电话给爱玲牧师，跟她分享了这件事。她跟我分享了她的经历，要我更迫切地祷告，神会做工的。12月3日星期一，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麽我从天国再次坠入现实。我想我仍然需要像所有经历过创痛的再仔细处理这个伤痛一遍一样。突然间，我感到回到普林斯顿房间的地毯地板上，感到那样完全的无助和破碎的感觉。我开始问神这些问题。“为什麽您允许这事发生在我身上？难道我受的苦难还不够吗......”。在帮助孩子们gong课的同时，我感到阿爸上帝简短地对我，“我是拣选了你来背这个十字架。”之后我与丈夫Bob一起祷告，试著想像耶稣在哪里，神会对我说什麽。我感到耶稣对我说，“这是你的苦杯，我不能把它撤去，因为它是我们天父的意愿有一天你能帮助医治神的儿女，来彰显神的荣耀。”怎麽彰显？为什麽？我不能彻底明白。 星期二，回到All Girls Allowed办公室时，Brian与我一起交流了这些感受。他也正在被医治的过程中，但是他乐意大方地将他的时间分配给我，神给了他很多智慧。他首先跟我一起探讨教会的责任。 我们读了以下经文∶ 《以西结书》34章 （英文为NIV版本，中文为和合本） 以色列的牧人 34: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34:2 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吗？ 34:3 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 34:4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 34:5 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34:6 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 34:7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 34:8 主耶和华说∶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 34:9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 34:10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作他们的食物。 34:11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它们寻见。 34:12 牧人在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它们来。 34:13 我必从万民中领出它们，从各国内聚集它们，引导它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它们。 34:14 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它们。它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它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34:15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它们得以躺卧。 34:16 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它们。 34:17 「的羊�@哪，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 34:18 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 34:19 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 34:20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 34:21 因为你们用胁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角抵触，以致使它们四散。 34:22 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羊不再作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 34:23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 34:24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 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 34:25 「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 34:26 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 34:27 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34:28 他们必不再作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 34:29 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 34:30 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 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34:31 你们作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 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章的经文给我带来了很多安慰。 接著我问为什麽要迟22年，我们查看了《启示录》22章12-15节。 结语∶邀请和警告 （英文为NIV版本，中文为和合本） 22:12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22: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22: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 22:15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粗体字部分就像是对我说的，让我意识到耶稣是多麽恨恶虚谎。 接著Brian找到了旧约中关于强奸的经文∶ 《申命记》22∶25-27 （英文为NIV版本，中文为和合本） 22:25 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治死， 22:26 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 22:27 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 然后在Brian的帮助下，我意识到1990年时我本该是要得救嫁给主耶稣的。那是真的。我一来到美国，在 谷和普林斯顿，就有好几个人向我作见证。认识到这个可能是让我很痛苦的，像打开洪水的闸门一样。想想过去19年会有什麽不同∶我本来可以在1990年认识主耶稣的。我本来可以在1990年开始抗议一胎化政策的，这三百万个小孩原本可以得救的；我自己的工作原本可以轻松得多，我的婚姻原本可以有更多平安，可以更好（我时常被触动会生气发脾气，深深地伤害了我丈夫）。也许我也可以阻止我的亲戚们的堕胎的——他们现在仍在付代价；也许我原本可以为我妈妈祷告，这样她不会在1991年秋天去逝了。原本可以不一样的事会有多少啊。 我与神和耶稣在这一点上面争论，作工的得工价。如果神和耶稣说的是真的，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苦杯，它给我带来这些多折磨，那麽我的补偿是什麽呢。Brian说，你应该问神。 Brian让我读《西番雅书》。 《西番雅书》3∶17-20 Chinese New Version (Simplified) (CNVS) 17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必因你欢欣快乐，必默然爱你， 而且必因你喜乐欢唱。” 18 “那些属你，为了切慕大会而忧愁的人，他们担当了羞辱；我必招聚他们。 19 看哪！那时我必对付一切苦待你的人；我必拯救那些瘸腿的，聚集那些被赶散的；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 20 那时我必把你们领回，那时我必把你们齐集；我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必在你们眼前，叫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得称赞，有名声。”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的眼睛停在《哈该书》上，还以为是在读《西番雅》书，神将以下经文指示给我∶ 《哈该书》2∶23 （英文为NIV版本，中文为和合本） 2:23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一刻，我感到似乎主在回应我的问题。 拣选了我，让我做 的印戒。我觉得这意味著我将会被差派，带著 的信息，执行 的计划。我感到了几分安慰。 我们停下来去吃午饭。 我回女童之声的办公室，大家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那天是12月4日，我认识主的第3个周年。 吃完蛋糕后，我打开他们送我的卡，里面有一句经文是这样的“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8∶2）。我看著卡的时候，回想起我过去常常作的见证（还计划继续在厄巴纳作此见证），其中一个标题是“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我开始有了这个愤怒的情绪。不，我没有失丧。我是被掳掠了，被诱拐，被绑架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灵命不应该只有3岁，本应该有22岁的。原本很多事会不一样，很多折磨可以避开。厄巴纳方面催促我删掉在11月发给他们的演讲稿中的部分内容。但是现在我想把新的事实加进去。 之后我跟Brian分享了我的新发现，他从他的桌子转向我，说，他觉得主向他启示，这不仅是我的损失，耶稣是多麽思念我，这对我们的救主是一个多大的代价。天啊，那一刻，我能体会耶稣深深的痛苦和惋惜。最终两个相爱的人知道了彼此的心肠，我不能停止向神哭诉，像是我们灵和魂的最深处大哭一样。我试著镇静下来，毕竟是在一个工作场所，并且我需要时不时关注一下在尖子班那边召开的董事会。 那天晚上Claudia对我做了的医治辅导，我白天哭得太多，几乎不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了。但是Claudia确定主耶稣说了过去19年没有一分钟他不思念我。他是极其思念我。 Claudia给我做辅导时一开始就不顺利。随后我意识到电脑屏幕的闪烁让我想到那晚被远志明强暴，衣服从我脸上拿开后看到的天花板上闪烁的灯光。再一次，只有在选择饶恕他1990年所干的事和2011年所犯的掩盖、说谎、欺骗、操纵等罪行之后，医治和启示才来到。在我选择饶恕之后，耶稣并没有来安慰我，但是我马上看到一个异像∶那个地毯下的地板被穿破，巨大的动物从下面凸起，然后向前而行，我们的救主站在其上。我能说出来的只有∶Armageddon，Armageddon。我不是太明白这是什麽意思，但是那时Claudia告诉我这是大决战。我去查看《启示录》16章。我相信某天神会向我们启示这个异像是什麽意思。这是个大异像，也必成就。到现在我能体会只有这些。 多麽奇妙的一个3周年庆祝/生日会啊。 第二天早上Michael发给我《以赛亚书》54章1-3节，他觉得这是主给我的话。不怀孕指这19年来灵里没有怀孕。 54:1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 54:2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54:3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神确实回应了我做成被遗弃的妇女的担心， 特意用同样的字眼“desolate woman” 来回应我的祷告。） 这正是2012年很有预言恩赐的朱牧师来生命河教会时，我觉得神给我的经文。那时我并不明白经文的意思。今天，我终于明白这节经文。朱牧师对我说预言时，她说神将使用我的个人经历成就神的旨意（不记得具体的话了）。那时，我想我已经分享了我的堕胎经历，那已经成就神的旨意了。她说我还有更多的可以奉献。今天，我才明白这是什麽意思。 此时已经是凌晨5点45，我想不起还有什麽重大的事影响了12月14日的演讲。我记得我跟我的中国小组分享了这个信息∶主是怎麽让我能在胜过强暴带来影响后，回到自己与耶稣同坐在天国里的的身份。我们当时在学习撒旦对耶稣的试探，他们都沉默了，我觉得有些尴尬，就很快离开了那里。我记得我丈夫是多麽的挣扎，我们都精疲力尽。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压迫感，几乎让我无力胜过。奇怪的是当一位参议员的候选人一定要我丈夫发出一份声明时，我读了后在邮件里回复他说我不同意。突然，我感到我有了力量。我觉得主还是想让我把这个说出来。但是说什麽呢，他的旨意是什麽呢？ 7号星期五那天，Bob在网上搜索关于强奸的信息，看到普林斯顿的一名妇女写了她被强奸的经历，在37年后，她才打破沉默。根据Bob查到的统计数据，有1/8至30%的校园妇女都在约会时被强奸，只有5%会去报警，42%不会告诉任何人。Bob还搜到另一名妇女曾经在约会期间被强奸，之后她就这个经历写了一本书。他买了这本书。我们还发现施暴者如果不悔改，就有80%的可能性再去施暴。我们经过讨论之后达成一致来分享堕胎经历的过程，见证到妇女们在读到我的经历后得到的医治和自由。这次Bob相信主让我去做这一切是有神的旨意的。他准备好与我同舟共济，将这个经历公诸于众。 我在周五晚上打电话给了跟远志明关系很好的苏晓康，他告诉我当远志明刚来美国时，非常迷失。远的生活很乱。苏提到远志明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从巴黎带到普林斯顿。他还说一个叫李凌（Li Ling）的牧师说远志明强奸苏X妻子的事是假的。之后苏晓康问我为什麽问这些陈年旧事。我说我会想想再告诉他。 12月7日星期五，Brian用了拿单和大卫的故事教导团队，当一个姊妹遇到被强暴的类似情况时，教会应该怎麽做。（我们得试试看大家的反应）。 12月9日星期六，我在网上搜了新泽西州的强奸案投诉是10年限期。星期天我将这个告诉了爱玲。我还打电话给（张）伯笠，问他怎麽处理这种情况。我没告诉他我就是那个人。他说应该去找教会长老。接著他告诉我不要插手这类事。 星期天晚上，为了向长老出示证据，我再次给苏晓康打了电话。我告诉他这次我知道有个妇女被远强奸了，他是否知道类似情况。苏很生我的气，威胁要告诉远志明。我说去吧，让他知道。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过远的电话。 12月10日星期一，爱玲牧师为我们做了医治和释放的培训。这次的主题是性犯罪。我们的团队面对这个话题比较安静。我还不能把这事告诉Jay和Joy。 12月11日发生了两件事。我在网上搜到了Su X并跟他联系上了。他否认远志明曾强奸过他妻子，但是，他说远志明认为Su X在北京的圈子散布了他带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去普林斯顿的消息，远志明曾威胁要杀了Su X。Su X还没有认识主，也不相信远志明是真的信主。Su X还说过去远志明有一段时间曾因他的淫乱事件与妻子的关系很差，他们常常揪住对方的头发扭打。苏晓康说远志明当初一来到美国就跟他的妻子正式分居或离婚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12月11日。我们正要禁食祷告时，Brian说我应该通过教会渠道找长老。我不知道远志明的长老是谁，就在网上搜到按立他的几名牧师。其中一个是刘彤牧师。当我搜到这个信息，确定这是我要找的刘彤牧师时，我去访问了他的博客，看到上面写到关于《以西结书》和牧羊人的内容，我有一种平安和确信的感觉。 我请了一个具有预言恩赐的姊妹与我一起为我们12日的中国小组圣诞节聚会祷告。她觉得神的旨意是让我在厄巴纳分享这件事。她肯定了我的感觉，也认为有神的孩子需要医治。因此那天晚上，我修改了11月的演讲稿，两天后，我们完成了12月14号的演讲稿。又是一个星期五，我们进行了小组团契交通。我感到喜乐和自由。25年前针对性暴力发起的战争，终于结束。胜利带来的喜悦被失去的在今世找不回的东西的伤心和遗憾冲淡一些。神赢了，耶稣赢了，我也赢了。但是伤痛和损失是如此之多。那一刻，我感觉时常爆发的愤怒不知怎麽的消失了。我感到了奇妙无比的平安。 为什麽柴玲会重提22年前的旧事？ 问得好。 是为了报复吗？我不会报复。我是基督的新娘。我只祝福，不咒诅。我已经饶恕他了。 是为了得医治吗？我已经被医治了。神能担负我的伤痛并将之挪去。 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吗？当我找两到三名见证人与我一起去的时候，我感到神说“去吧，我，耶稣，圣灵将作你的见证人。我们会让人知罪，开他们的眼，让他们认识真理。”我感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主可以为我见证，我说的是真话。 我希望你做什麽？ 做一个正直的牧羊人，来调查以下的一系列的问题，按事实和神的话语来采取行动∶ #他还是再继续性侵吗？他的受害者有多少，是谁？教会有权利知道他们带领人的真相吗？ #如果他停止了性侵，他有找Su X悔改吗？其他的妇女（小马？）会不会变成她们信主的绊脚石？在北京，巴黎，普林斯顿，还有谁被他侵犯了。鼓励不向自己向教会悔改的教导对吗？ #色情？那是他用来对付我的武器。他为此悔改没有，是否还利用色情物品？ #如果调查远志明强奸是真的话，你会为了保护教会而把事情公诸于众吗？ #他会向公众悔改吗？这样会带领神的教会走向洁净的运动。 我写了近7个小时，现在非常累。我想我可以给你信息，你可以开始调查。请原谅文中有误的地方。 苏晓康∶电话号码 （为了隐私， 把具体号码都不公开） Su X∶电话号码 Brian Lee∶电话号码 J姐妹∶ 电话号码 Deb∶电话号码 Claudia ∶电话号码 Michael∶电话号码 到1月1号之前，我将会忙厄巴纳的事。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请为我们祷告，求神来保护我们，让这次服侍神及他的子民时没有分心意外的事。撒旦恨恶我们跟随神去杜绝性犯罪和性暴力，因为这是他最厉害的武器，他利用这个武器几乎毁掉大卫的国。但是神不会坐视他的教会和子民被破坏的。 ——原载《女童之声》http://www.nvtongzhisheng.org/ 2015-04-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为了那些被活活疼死的婴儿
海外媒体报导，毒奶粉已使中国五万三千多婴幼儿到医院就诊，其中一万多名因肾结石而必须住院治疗。据专家根据毒奶粉销售量推算，受害孩子可能多达300万！ 毒奶粉事件已爆发13天，但从官方动作来看，明显想大事化小。官方调查组已进驻三鹿近两周，但对三鹿本身是否向奶粉掺三聚氰胺，却无结果。这是反常的。去年9月2日北京中央电视台《每周品质报告》播出的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後》，就报导了三鹿奶粉出厂前要经过1100道检测检验。怎麽可能一次、一道，都没有检出“三聚氰胺”？现在调查组进驻，以中国那种体制，其实马上就可查清楚。因三鹿收回和库存的奶粉总共超过一万吨，以其中有毒物比例推算，三聚氰胺多达280吨。这麽大数量的有毒化学物，从三鹿公司的进货单或技术检验等主管官员那里，是很容易查出来的。但迄今没有结果本身，就令人怀疑官方很可能想把责任推给奶农和牛奶收购站，抓几个“不法分子”判刑（甚至可能枪毙）。再加上把石家庄的地方官员撤职（只是撤职而已，没有法办），还有国家质检局长辞职，胡锦涛表态说这是干部缺乏大局意识，是“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温家宝也温吞吞地发出“这是企业没良心”的空洞指责，就想雷声不大，雨点也没有地“结束”。 这样的结局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中国有点良知的人，那些把孩子的命当命的人，尤其是有点影响的知识份子，都应该采取各种方式，为这些可怜的婴儿说句公道话，帮助他（她）们哪怕讨回一点点公道！ 当然，已有很多人指出，根本症结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这个腐败体制不结束，这种灾难以後还可能发生。但结束制度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当务之急，应该利用中国现行法律，为这些孩子争取一点医疗费和未来生活的保障费。中国有点良知的律师们，应该帮这些孩子打官司，通过法律诉讼，使他们获得一定赔偿。虽然中国官方已向律师整体施压，不让他们参与此事，但现在还没有正式下文禁止，中国有《食品法》等各种法律，应根据这些法条，据理力争。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律师站出来，造成声势，形成舆论，官方就可能无法再压制。 打这场官司，可以考虑“告”四个部门∶ 第一个当然是应该告三鹿集团。虽然迄今官方还没有给出三鹿是否往奶粉掺毒的结论，但三鹿明知奶粉有毒，却有意隐瞒，已是事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早在8月2日就向石家庄市政府递交了奶粉有问题的报告，但迟到9月11日夜晚，三鹿才向大众公开（还是被迫的），隐瞒长达40天！新华社最近引述的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早就去年12月，三鹿就接到其产品致病的投诉，知道奶粉有问题，但却迟迟没有上报。从去年12月到公开此事的9月11日，长达250多天！在这个有意隐瞒的时间内，毒奶粉继续销售，不知造成多少婴儿得病，或造成终生问题（毕竟这些孩子太小了！现住院治疗的一万多孩子，80%不满二岁）。因此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迫使三鹿做出赔偿。三鹿集团资产有10亿，2007年销售收入100.16亿元。应冻结它的帐号和资产，全部作为未来的赔偿金。 三鹿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一人兼三职，这叫什麽企业!）田文华已被撤职羁押，继任的董事长、总经理张振岭，还用什麽去医院探望“受害婴儿”的方式作秀，还想用三鹿这个牌子将来再卖奶粉，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哪还有中国人敢喝今後的“三鹿”？除非是想自杀的！2004年三鹿奶粉就被阜阳农民举报有问题，阜阳市检出有毒後，就是这个张振岭（当时是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率队，到阜阳“公关”，最後和当地官员达成“共识”，阜阳说检验的是“冒牌”三鹿奶粉（见《中国广告网》2007年3月15日报导∶“三鹿奶粉∶化危机为契机”）。现在看来，三鹿当时所以不去追查那个“冒牌”，完全可能当时查到的就是三鹿的正牌毒奶。而这个当年“摆平”所谓“冒牌三鹿”的张振岭，现在则被提升为三鹿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个企业太可怕了！三鹿这个牌子怎麽可以继续使用？多少孩子家长，看到三鹿这两个字，就像看到“杀人”那样恐惧和愤怒，它已成为“伤心、伤害、伤痛”的同义词。因此必须让三鹿关闭、倒闭，把它的全部资产都分给受害婴儿！ 第二应该告和三鹿合资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Fonterra）∶ “恒天然”向三鹿集团注资8.64亿人民币，占三鹿43%股份，有三名董事（有一人会讲中文）；作为合资方，而且股份近半，当然就应对公司产品品质负有责任。双方从2006年合资营运，据中国警方，那些牛奶收购站从2005年就开始向鲜奶掺三聚氰胺，那麽过去两年，新西兰的“恒天然”合资方，是怎麽检验监督产品品质的？难道出口到新西兰的三鹿毒奶粉也不经过检验吗？ 报导说，“恒天然公司”8月2日得知三鹿奶粉有问题，就要求公开收回。但三鹿仅同意“贸易收回”（悄悄收回）。虽然报导说新西兰总理知道此事和中国交涉後，才迫使中方公开处理此事，但在恒天然的新西兰记者会上，西方记者质问“恒天然公司”执行长，既然知道奶粉有毒，为什麽不向消费者公布，在过去这40天里，“你能睡著觉吗？” 我不知道根据法律是不是可以在新西兰起诉“恒天然公司”，作为全球第六大乳制品商，恒天然总资产106亿美元（2006年），相当636亿人民币，是三鹿资产的63倍，而且在新西兰的法治体制下，如果打官司，可能使受害婴儿得到更多一点赔偿。 第三应告石家庄政府。早已有人呼吁，2006年“齐二药”假药事件导致多人死亡，但由於齐二药事後关闭，受害者虽打官司，却得不到赔偿；这种事不应再发生在三鹿受害者身上。因此，在控告三鹿的同时，为防“齐二药”事件重演，也应同时告石家庄市政府。中国国务院调查报告已明确指出，三鹿集团8月2日向石家庄政府提出奶粉有毒的报告，但市政府一直压著，直到38天後的9月8日才向上级报告。 这种故意隐瞒、造成大批婴幼儿受害的罪责必须追究！石家庄只是撤职几个官员是绝对不够的。据今年2月《石家庄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石家庄财政收入230亿元，河北省是1528亿（人民币），三鹿集团所在的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无论从渎职，还是有意隐瞒等，都必须向受害婴儿做出赔偿。 第四应告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迫於舆论压力已辞职，但只是官员下台这种“政治解决”不能替代“法律赔偿”。三鹿集团并不是名不见经传、国家质检总局难以管到的小手工生意，而是全国乳制品的龙头，产品占全国市场18%，获过各种奖励、称号；现已遭撤职的三鹿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据报导，她获得的“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优秀女企业家”等头衔、称号多达100个！但作为检验监督全国食品安全的国家质检总局，怎麽检验三鹿这个龙头企业的？这可能涉及“渎职罪”。 另外，国家质检总局发给三鹿“免检”证书，等於给有毒奶粉在市场畅通无阻销售、不受任何检查的“通行证”。这不仅涉渎职，还应调查後面有否“交易”。因上次三鹿副总经理张振岭（即取代田文华、刚当上三鹿董事长总经理的那位）到阜阳，就是“赠给”当地官员4985箱奶粉，“解决”了当地查出的三鹿奶粉有毒问题（见上述中国广告网）。 现在不仅三鹿， “蒙牛”等22种中国名牌奶粉都有毒。这些奶粉几乎占据中国主要市场，那麽作为国家品质检验监督总局，难道就只是一个官员辞职就可以了事吗？！ 中国官方媒体说，三鹿“出口到国外的奶粉没有问题，特供奥运会的乳制品也没有这个问题。”如果这个说法真实的话，那为什麽偏偏给中国婴儿吃的奶粉就有问题？怎麽专找那些连疼痛都说不出来的孩子下手？国家质检总局又怎麽解释这个问题？两套检验标准吗？一位知情人愤怒地写道∶这说明“添加三聚氰胺是人为的，是可控的，是有规矩的，有标准的，有操作流程的。想添加，就添加；想不添加，就不添加；想给谁添加，就给谁添加。” 中国质检总局是政府机构，代表国家。中国外汇存底全球第一，截至今年4月底，已达17,566亿美元。通过控告“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可迫使中国政府拿出资金，赔偿那些可怜的孩子。 目前已查到的五万多受害婴幼儿，虽还没有准确统计，但明显多是穷人家的孩子，因为他们买不起进口或价钱贵的优质奶粉，而三鹿推出的18元一袋的廉价奶粉，主要对象是农民和穷人孩子。中国那些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尤其是律师，应该拿出勇气，帮这些受害的婴幼儿争到一点补偿，虽然这已是非常卑微的祈求。 中国六十年初那场大饥荒，造成四千多万人死亡。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因为政府政策造成的“人祸”，不是天灾。但对这场大灾难，第一本调查报告（《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却是英国人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的（1996伦敦出版）。该书“前言”批评说，因为死的都是农民，那些城里的中国知识人，就不那麽重视这件事。那已经是中国知识人的一次集体犯罪。 现在面对这五万多以农民或穷人为主的孩子们，中国城里的知识人们，还要再次集体沉默吗？如果“知识”不和“人性”连到一起，这种知识就是“三聚氰胺”！（曾代理三鹿广告的名人邓婕、倪萍们，不就嚣张地说对受害者“不私了、不道歉、不退钱”吗！）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大家一起站出来为婴儿的利益呼吁一下，难道政府会抓、会砍吗？如果面对如此现状，中国知识人还要再集体沉默，那就是再一次集体犯罪。而这次比当年更不可原谅！ 最近美国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是，旧金山有家养的狗，把邻居咬死了，结果这家女主人被以“二级谋杀罪”判无期徒刑（15年内不得假释）。是她家的狗咬人，不是她咬人，结果要遭如此重判。而中国的有毒奶粉，是人为造成的，是有意隐瞒、是故意害人，别说至今没有一个官员被判，甚至连受害者打官司要点赔偿，政府还要阻挠，这是一个什麽世道？！中国婴儿的命，难道连狗都不如吗？！ 一位对肾结石的疼痛有观察的女性写道∶阵发性刀割样疼痛，从腰部或侧腹部向下放射。我一个朋友曾疼得满地打滚，哆嗦，呕吐，虚脱，多次要求医生给他打吗啡。打了六针吗啡後，医生坚决不再给他打了，只能让他忍著。她说，“幸亏我家孩子有母乳吃，不用吃国产奶粉。如果她吃成肾结石了，我想我们一家老小十几口人都得心疼得疯了┅┅起码我这当姑姑的就敢揣一把菜刀，直接杀到超市去，谁卖奶粉我砍谁！”她这种感觉，是中国成千上万做母亲、做姑姑的亲人们的感觉。 《华尔街日报》发自中国的报导说，一位守护在婴儿病床旁的父亲说，他的孩子夜里总是往死了哭，怎麽也哄不好，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喝了有毒奶粉，肾结石尿憋的，因三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是一个婴儿能承受含量的170倍！这些婴儿还不会说话，有的就这样被活活地疼死，这真是人类最残忍的一幕！ 为了这些被活活疼死的婴儿们，中国一切有点良知的人，替他们发出一点声音吧，尤其那些律师们，请为他们打这场官司！让历史记得，中国还是有“人”的！ 2008年9月24日於美国（原载《观察》） 2008-09-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中国政府封堵资本外逃的两难处境
中国政府在对付资本外逃时实际上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权贵们的资本外逃活动必须遏制，但堵住了资本外逃之路以后，这些以不正当手法敛聚的巨额财富也不可能转换成公开正常的投资活动。这是中国改革道路产生的深层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外资，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资本大量外逃的国家。分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发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大约是从1990年开始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一个“误差与遗漏”项，如果该项的数字反常地扩大，就表明出现了资本外逃。从1982年到1989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数额很小，平均占外汇支出总额的1％左右，属于外汇收支中的正常计算误差，与世界各国的情形也基本相似。但是，1990年“误差与遗漏”项的数额占外汇支出的比率突然跃升到5.7％，是以往8年平均值的4倍；1991年该比率又翻了一番，达到10.9％的超高水平，相当于当年外汇支出十分之一的外汇“失踪”了；此后从1992年到1997年，这个比率一直徘徊在7.5％上下。由此可见，中国的资本外逃始于“六四”之后的政治高压时期，在此后泡沫经济的高峰阶段一直高居不下。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1997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中国商报》2002年9月9日引用国内学者的估计，指出2000年中国的资本外逃总额达480亿美元，比当年外商对华投资还多70多亿。 在中国，大规模长期性的资本外逃延续了十几年，其实完全是个公开的“秘密”，政府也十分清楚其中奥妙，但却迟迟不愿采取防范措施。直到2002年下半年，海外媒体和学者不断抨击这一现象，中国政府才于今年年初公布了打击洗钱活动的新规定，要求中国的金融机构报告大规模的可疑交易活动，不得为身份可疑的客户提供服务，同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督可疑的大宗外汇交易。新条例将从今年3月1号开始实行。 新措施无疑对减少资本外逃会多少产生一些遏制作用，但是，不让那些用不当手段敛集的财富逃到国外，它们就会转变成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正常资本吗?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式的经济改革模式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两难问题：不承认腐败敛财的正当合法性，权贵们以不正当手法敛聚的财富就不可能从事公开正常的投资活动，而只能藏在银行里；若承认并允许权贵们用来路不明的财产任意购买企业，让他们藉投资活动把“黑钱”“漂白”，则必然引起公众的愤怒，动摇政府的合法性。 目前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中大部份存款来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权贵们，而且前些年开户的存款多半是假名户头。如果追究这些财富的来路，那么按照中国的反贪法，许多官员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就只有身陷囹圄这一条出路了。正因为这些“黑钱”不能曝光，权贵们才千方百计要将财富向海外转移。如果资本外逃之路真的被堵住了，权贵们仍然不敢把这些财富拿出来公开投资。 在这个两难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令当局最为头痛的棘手难题。在政治权力绝对垄断的体制下实行经济市场化，对各级官员来说控制权力的最大诱惑就是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致富”，这种“权力市场化”是集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制度环境里，不管政府是否喜欢，国有资产或早或晚都会逐渐被掌握各种权力的人“私有化”成个人财富；然而，一旦这种“私有化”造就了一批百万、千万富翁后，他们却害怕将个人财富曝光，除了购置若干不动产和汽车之外，大多数财富只能藏匿起来。在股市萧条的大气候下，如果不能向海外转移财富，“黑钱”就只有存入银行一途了。但是，无论是为了适度打击腐败的需要，还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政府都没有理由拒绝实行存款实名制，所以，以假名藏在银行中的数万亿来路不明的个人财富早晚会藏不住的。 即使无人追究权贵们巨额银行存款的来路，这些存款也并不安全。中国的国有银行经营效率极差，坏帐严重，权贵们的这些个人财富存在银行里对他们个人来说，其实长期风险也很大，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损失最大的自然是他们。对国家来说，权贵们的这种财富运用方式也是效率最差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被转换成了权贵们的私人存款，从此不再投资，其结果是造成全国总的企业资本相对萎缩。权贵们敛聚的财富越多，生产性资本的总量就越少，生产领域的就业机会也越少，国民经济会出现“非生产化”趋势，逐渐走向萧条萎缩。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趋势已经显示出这一特点。 堵住资本外逃无疑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却解决不了中国缺乏私人投资家这一关键问题。有能力投资的多半是财富来路不明的权贵，政府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种说法给他们的财富“正名”而又不惹怒民众。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走到了这一阶段才暴露出其内在的背论：那就是，不让各级官员“致富”，就无法保证他们的效忠；允许他们“致富”，这些财富的道德正当性又经不起社会评议，因此无法“漂白”他们的财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必须时刻自称“廉洁奉公”的非法富裕阶层，他们富裕之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藏匿掩盖自己拥有的财富。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政治民主化似乎也不能产生令社会各方大体满意的结果了。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第9期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虚幻荒谬的政绩考核指标：让人民幸福
2月20日以后中国也发生“茉莉花革命”，因此中国的“两会”只能在军管状态下召开，但这并不影响党与国家领导人率领“两会”代表跟着《人民日报》齐声高唱“春天里，幸福出发”。 中国人民的“幸福”从哪里来？从国家领导人的嘴巴里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召开前表示：现在对官员能力的评判标准是能否“让人民幸福”。据《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称，增强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是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主旋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幸福”成了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媒体的一大热词，不少地方领导人纷纷畅想”幸福地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中国北方某省一位官员对英《每日电讯》表示：“这些天谈的都是怎么让人民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现在就这一个词算数”。 如果说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向西方学习行动迟缓，这次倒也真是行动迅速，用“幸福”来衡量官员政绩就是证明。因为“幸福指数”这个东西，是英国一家民间智库“新经济基金会”的一大发明。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在计算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时，用了三个参数：人均寿命、生活满 意度、环保成效。现在通用的GDP、民主、自由等经济政治因素并不是幸福指数的参数，因此，它的计算结果遵循一个规律：工业化程度越高，幸福指数越低。2006年与2009年两次评选，排名大致如下：中美洲和亚洲国家靠前或居中，欧美国家居中或靠后，非洲国家几乎完全在最后压阵。在一个地区内，例 如亚洲，工业化程度低的一般靠前，工业化程度高的，“幸福指数”靠后。例如，2006年排名榜首的是瓦努阿图，如果按照GDP的排名，瓦努阿图在全球排名为第207位，差不多是垫底。2009年的“幸福”排名，前10名中，9个是中美洲国家，而3年前排名 第12位的越南，此次名列第5。美国114，它解放了伊拉克则排在第79位，与日本差不多。作为全球老大的美国差不多是欧美国家中“最不幸福”的国家，在美国的后面，只有一个卢森堡是欧洲国家，其他大都是非洲国家。 多年来为经济不振、国际地位衰落的老欧洲国家，如英国立刻如获至宝，卡梅伦决定采用这一指标体系来衡量英国人的生活质量。英国国家统计局（ONS）从2011年开始，通过问卷的形式让英国人丈量自己的幸福程度，一年里测定4次，以便建立英国第一个官方正式的“幸福指数”( first official happiness index)，英国政府此举颇受舆论嘲讽。 我说这个目标虚幻荒谬，首先是因为这个目标宽广空泛得不可把握。因为在人类已经有的语言辞典里，幸福只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感觉，有多少生命个体就有多少种幸福观。有人痴迷到想将幸福用公式表达出来，曾罗列过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感（F）=幸福系数（K）× 渴求度（Q）×被满足度（Z），但这个公式充其量只说明了某人对某事物的幸福感与其对某事物事前的渴求度，事后的被满足度以及每个人所特有的幸福系数成正比。至于对某事物的渴求度，那毕竟是千差万别，无法度量之物。 也因为幸福本就是无法度量且无法物化的个人感受，在两会前夕，中国官方与官方媒体各自颁布一份调查，结果完全相悖。一份调查是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领头所做的调查，认为有75%的被调查者自认幸福。最妙不可言的是这份调查为幸福给出了两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是与收入分配有关，二是与所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直辖市居民比例最高，其次是县级市和首府或省会城市，地级市最低——可以说，这是对幸福最中国化的解释，因为在西方社会，很少有人认为幸福与金钱有关。更搞笑的是，这一调查结果恰好否定了英国“新经济基金会”设定的幸福指数，因为在那套指标体系里，正好是经济不太发达、现代化程度不够高的中美洲与越南排在最幸福的前十个国家之内。 另一份调查则是中国网做的网上调查，中国网（China.com.cn）对1,350名网友所做的“幸福”调查显示，仅有6%认为自己幸福，36%认为生活最近5年得到改善，40%相信幸福由个人财富决定。调查还发现，大城市也就是一线城市居民最不幸福，他们比小城市居民承受更多房价和交通堵塞等问题带来的压力。这篇文章用英文于3月3日发表于China Daily上， 标题是Only 6% happy, survey finds（作者Zhao Yinan），因与两会主旋律不符，现已删除。 中国过去用GDP作为衡量一国的发展成就指标确实有缺陷。1930年代，GDP测量体系的创立者之一、经济学家库斯奈茨（Simon Kusnetz）曾说过：“国民的幸福很难用衡量国民的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来推断。”越到后来，人们越清楚地认识到，GDP指标不能衡量国民的社会福利，不能衡量生态环境的损耗，不能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如人的各项权利等。中国确实应该改用另一套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程度，但如果用虚渺且主观性太大的“幸福指数”，恐怕不是一个好的替代方法。与其空泛地用官方调查做出幸福指数，还不如切切实实地解决食品安全、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并降低官方对人民的暴力压迫程度。 （原载于VOA何清涟博客，2011年3月8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308-heqinglian-blog-11760549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中国“投资马车”奔向异国的背后
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极快，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总额为1231.2亿美元，2016年才到4月中旬，中国海外投资就高达1100亿美元。外界评论多以为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却忽视了因中国经济高度货币化，资产严重泡沫化，投资实业已经无利可图。对于外资来说，中国已不再是投资天堂；对于中国资本来说，与其说他们是向外寻找利润高地，还不如说是寻求安全。 中国本土：实业投资无利可图，投机领域风险太高 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表的数据分析，今年1季度民间投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至5.7%（社会总投资增速为10.7%）。该分析还指出两点：一、本轮“投资复苏”主要是政府财政预算资金和银行贷款，即政府投资，民企的自筹资金反而出现萎缩，一段时间以来“国进民退”的投资格局因此进一步凸显；二、这轮“投资复苏”唱的仍然是同一首歌，首先是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其次是房地产市场销售的复苏带来了房地产投资及一部分上下游产业投资反弹。 将上财数据分析的话用大白话总结，即：中国仍然在用超发货币拉动经济，而这些泛滥的流动性仍然进入了房地产这个池子。这是从2009年开始形成的资本流向定势。从那年开始，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一印钞机，央行行长周小川为了应付流动性过剩这一中国金融的洪涝灾害，提出了“池子理论”，将房市、股市称之为储藏货币的池子，也算是承认了滥发的货币根本不进实体经济这一事实。 货币不流进实体经济，是因为实业投资效益低下，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老毛病了。2014年8月，《福布斯》杂志发表《中国经济40年繁荣的终结》（The End Of China’s Four-Decade Economic Cycle），文章引述了《中国褐皮书国际》的一个观察结论，中国信贷需求史无前例的疲软。褐皮书作者调查2200家公司的结果是：2014年第2季度，中国金融机构曾打开信贷闸门。6、7两个月共投放了约1.9万亿元新增贷款，社会融资也在增加；但由于缺乏有前途的机会，这些公司都未申请多少新信贷。迎合私人小企业的影子银行不得不将利率降到比国有银行还低，以吸引客户。 两年前的褐皮书与近日的上财数据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事实：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投资回报率的敏感度完全不一样。投资回报率下降，民营企业会减少贷款。但不需受资产回报约束、有政府兜底的国企却继续借贷。货币政策本是调整经济结构的辅助工具，未料两年过去，中国经济结构毫无改变，货币投放仍在加速，但资金仍然不进入实体经济，直接推动了资产通胀，使得实体资本投资回报率预期急剧走坏。 这种政策必然导向一个结果：没有偿债风险的国有企业继续依靠借贷在国内做无效投资，而民营资本开始向外发展，最高目标是为资本寻求利润高地，最低目标是避险。 投资马车奔异国，民营马儿跑得快 过去20多年，投资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而投资这驾马车有三匹马拉套，即政府投资、外资、民企。且看这三匹马的现状如何。 中国国企在海外投资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虽然据说亏损高达九成，但至2015年仍然占中国海外投资的58%左右。国企投资海外，是中国政府为解决资源对外高度依赖，出于战略考虑的一种投资布局。 自2009年以来，绝大多数在华外资不断减员、撤资和关厂。从2008年至2012年，东莞有7.2万家企业被关闭。2014年，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2015年10月份，2000多家台资企业大举撤离东莞，500万工人被逼离开。尽管外资企业撤离的方式各种各样，但撤离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在中国办厂已经无利可图。前些时，美国在华商会与欧盟在华商会发布报告，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比如美国抱怨中国设门槛挤压美国在华企业，这些“门槛”包括中国政府针对外资公司展开一连串调查，并推出限制海外技术使用的国家安全法，使外资信心严重受挫。两个报告都列举了一大串数据说明这种悲观情绪。仿佛为了佐证这些抱怨的真实性，在五月的最后两天，五家全球富有盛名的制造企业同时宣布撤资或退出中国，其中包括全球最大手机金属外壳加工商及成通讯、伦敦奥运吉祥物制造商东莞鑫达、江苏盐城著名德资企业黛安芬、飞利浦照明全资子公司飞利浦灯饰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民营资本也纷纷到海外谋求发展，寻求利润高地。2011年，民营企业还只占中国对外投资的11%，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41.2%。但是，只要看看其投资领域与投资国别，就会明白民企资本远赴海外，主要目的是避险而非实业投资。 戴德梁行在《中国对外投资市场报告——2015年回顾》提供的数据是：中国海外地产总投资额在2015年增长41.5%，达213.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吸收了最多来自中国的土地开发投资资金，总金额约为25.2亿美元，随后是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今年4月，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2016年“新邻居”报告。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底，中资美国企业的数量超过1900家，遍布美国435个国会选区中的362个，直接雇佣大约9万名全职美国员工。就投资领域而言，吸引中国资本的主要有房地产、金融、科技、影视娱乐产业、能源等。 荣鼎报告没有指出的是：这些投资当中，有大量是EB-5投资移民项目。比如2014年推出的一个纽约观景摩天轮项目，筹资总额是3.8亿美元，由几百位中国投资者组合完成。这些中国投资者比较幸运，因为EB-5投资移民项目不少是骗局。2013年，美籍印度人塞思伪造文件，通过虚假宣传欺骗了250多位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让他们投资位于芝加哥的一个总额1.47亿美元的宾馆与会议中心开发项目，后来才发现这个项目是虚构的。 民企海外投资目的：移民寻求安全之地 简括上述三个因素：一、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实业投资收益下降；二、中国海外投资中，地产投资仍居重要位置；三、吸引中国资本最多是美国，而在美投资中有不少是EB-5投资移民项目——比如2015年截至财年第三季度，美国移民局共批准EB-5申请6498份，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获得——可以推想，中国资本外流的真正目的是避险。 如果认为以上三点还不够有力，那么刚发布的一条消息可作为佐证：5月份中国从香港进口同比增加242%。熟知中国洗钱套路的人都知道，这叫做虚构进出口业务向海外转移资产。 向外转移资产，势必导致外汇市场大失血，并让外汇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火药库。考虑到这点，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鼓励对外投资？ 中国政府当然不想民营资本这样大规模外流，金融行业的决策层当然明白外汇储备迅速流失，会导致股市、债券、房地产、信托、私募基金等各大市场之间的风险互相传染，叠加，并增大中国金融领域的风险。 但有几个原因却使中国政府没法限制：一，中国还在努力吸引外资，不能摆出一副“只许你的钱进来，不许我的钱出去”的不讲道理的嘴脸；二，真正有大笔资金要转移的人，就是中共自家内部人及与之有关连者。因此，不到危险关头，决策者只能在其他方面加以限制，比如筹划征收托宾税平抑资本市场波动，防范金融风险等。 综上所述，中国投资马车奔向世界，不再为中国经济拉套，并非中外媒体认定的那样风光。于中国政府而言，“走出去”战略后面，其实隐藏着几分苦涩、几分无奈。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60610/337128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改革 60 条”的疑问（一）
何清涟 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实在过于空泛，让赞扬者费尽神思寻找辞句。周五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60条”），在确定的15项改革任务中，除了生态文明之外，有6项与经济有关。其中堪称改革之纲的应该是“政府转变职能”，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将扮演什么角色，这点将决定政府、企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 \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区别\ 所谓“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其实就是要将政府从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改革60条”称：“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立“法治政府”这一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奉行法治至上是民主宪政国家的原则，中国一直是法律之上有政治权威的人治，法治这座“罗马城”还不知要耗费多少年才能建成。本文只谈中国政府由“管制型”转变成“服务型”是否有现实可能。 “管制型政府”一般与专制（威权）政治相结合。其特点是：政府全能，除政治之外，还主导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一切政策设计均从便于政府控制、管理出发。无论是投资还是各种公共服务，都由政府主管或者提供。 “服务型政府”是民主宪政的产物。其特点是：社会运行有法律规范，政府职能相对有限，主要是做市场和个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事情，如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财产权利和公民权利、为国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 在早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只要求政府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目前随着国际经济交往增多，经济发展日益复杂，政府的职能早就超出“守夜人”的范围。但区别“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还是有两个基本标准： 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如果由政府掌握资源配置大权，则是管制型政府；如果由市场配置资源，则是服务型政府。 二、在维护市场秩序时，政府只充当服务者，则是服务型政府；如果既充当规则（法律）的制订者，又充当参赛者，最后还充当竞争的裁判者，则是管制型政府。 中国虽然放弃了计划经济，但至今还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目前还处在半市场化半行政干预的过渡状态，具备管制型政府的主要特点。这种政府集规则制订者、参赛者与裁判者三种角色于一体的状态，既使中国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者，也导致政府本身成为中国绝大多数经济社会矛盾的制造者。以胡温时代留下的经济高度泡沫化、环境生态全面恶化为例，几乎全与政府政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角色、以及政府部门对企业行使监督职能时发生大量寻租行为有关，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何。 \政府转变职能的关键：敢不敢给自己动手术\ 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及其后果》，指出中国政府早已堕变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利益集团。要从这种状态变成服务型政府，成败关键在于政府敢不敢给自己动手术。这动手术的关键位置就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核心部位：资源国有与企业对政府的资源依赖。 第一，政府能否放弃资源配置大权 “改革60条”中提到，“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要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先得改变政府对资源的占有状态。因为正是政府对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了中国政府拥有无可质疑的资源配置大权。按照中国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 1978年经济改革启动的市场化进程中，上述公共生产要素的配置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由权力操纵国家资源的分配，不仅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还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土地、矿产、金融、股市；暴富人群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公共资源。 可以说，只要不改变宪法的相关条款，就不可能“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但宪法肯定是不会改的，因为“改革60条”在第二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仍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中国政府就不可能将宪法赋予政府资源控制配置大权拱手让给市场，除了那“市场”仍然由政府的变身或者权贵家人主导，比如私募基金这一“软资源”现在由红色家族子弟以“市场化”的形式在瓜分主导。 第二、中国企业能否结束对政府的资源依赖 “改革60条”中提到，“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听起来，政府放给企业的项目似乎不少，但只要一琢磨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及目前正在破产与行将破产的行业，就明白在上述规定的行业之外，留给企业自主决策的有利可图的行业实在不多。这一规定与当年朱镕基总理实行国企改制时规定非常相似：所有竞争性强且有市场风险的行业均向民企开放，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如石油化工等能源行业、民生须臾不可离的粮油水电等全交给大型国企垄断经营。 由于中国政府高度垄断各种社会资源，民营企业要想在中国做强做大，与政府（官员）维持良好关系是企业生存的重要资本，“资源依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所谓“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t）指出，组织需要资源，但并非所有组织都能生产这些资源。因此，控制资源的组织能够对需求资源的组织制造依赖。控制方掌控的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控制资源的一方自由裁决权（discretion）程度越高，其它组织对这一控制资源的组织依赖程度就越高。在中国，只有政府这一超级组织才能控制企业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因此，企业对政府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关系。 简言之，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架构中，企业至少在以下方面依赖于政府：企业的商机依赖于政府（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在所有的投资当中，政府投资占很大部分；重要资源的获得依赖于政府，比如土地、某些行业的特许经营权，前面提到的私募基金行业即是一例。企业对政府的资源依赖，意味着政府（官员）有能力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既可能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为某些企业创造商业机会以提高收益，或通过许多手段改变一个企业的成本结构。政府的意志往往表现为官员的个人意志，因此掌握重要权力的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 要言之，政府掌握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大权，必然结果是企业对政府形成高度的资源依赖，这种依赖为官员造就了大量寻租机会。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前提是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这已经不是“改革60条”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20日， http://www.voachinese.com/archive/hot-topics/latest/2308/230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中国梦”是谁之梦？
美国《肥咖法案》正式实施后，中国富人兼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终于宣布放弃绿卡。 宗庆后宣示，他之所以放弃美国身份，是因为 “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且一定会比美国强” 。这句话当然是刻意迎合习近平“实现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中国梦’”，但宗庆后却没想到这句话实在半点也经不起推敲。 我不想问宗庆后放弃美国绿卡的真正原因，我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宗庆后据什么判断“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一定会超过美国”。一个国家要实现强盛繁荣的梦想，其前提是先保证该国人民的正常生存与发展。这好比造一座高楼，先得打好地基，人民的正常生存与发展就是国家实现强盛繁荣梦想的基础。 发展繁荣之梦的三个前提 世界各国高唱“发展主题曲”，迄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从上百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之路中，世人悟出一个基本道理：一个国家要发展，首先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制度做保障。这个制度的标准并不复杂，即对人民要保障民权，对官员的腐败至少能够惩治。这个制度的正常运行需要依靠真正的法治，各级官员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社会监督。但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连这几点最基本的要求也无法达到。政府权力肆虐，人民的各项生存权利被严重剥夺；习近平才喊了几嗓子“惩治腐败”，下面就有人劝告其“反腐败反得不好也要亡党亡国”；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成了权力部门任意捏弄的泥团。仅以环保一项来说，据说从中央到地方、部门立法共1700多项，但最后却将中国的大好河山折腾成了雾霾漫天、污水横流、良田成毒土，癌症村遍布中华大地。各地的环境维权活动要求政府履行环保责任，但政府却不想履行这正常的社会管理职能。相反却建立并完善维稳机制，压制人民的利益诉求，并用这条巨大的利益链条喂肥了一大批官员。 中国经济要发展，还得要有“资本”。按照中国现在坚持不肯放弃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无论是“原教旨马”还是“新马”），处于弱势的国家要以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与经济大国交换，处于强势之国则以技术、资本与经济弱国交换。30多年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作为“资本”，让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邓后的两代领导人却不知求变，直到将中国地下的矿产掏尽、地上的森林伐净，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粮食进口国，以及“新兴的饮用水进口国”，带血的GDP（煤、矿等）与带毒的GDP（污染企业）轮番成为经济支柱，目前只剩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的房地产泡沫，还被包装成“新城镇化”，准备用来引领下一个五年的中国经济。 中国要强大繁荣，民心向背是关键。目前的中共政府，不要说得民心，连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心”都无法凝聚，逾百万裸官的存在，以及更多的官员不惮在官方调查中表明对“裸官”现象可以理解。与党积极靠拢的经济精英阶层，也与中共同床异梦。据公开数据，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中国向海外移民 数量可能达450万人以上；约27%身家价过亿的企业主已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的人占比也高达47%。放弃美国绿卡的宗庆后全家，与其说是“相信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且一定会比美国强”，还不如说是被《肥咖法案》的巨额税负逼回中国——肥咖法案实施后，他们不想交纳最高税率可达 39.6%的普通收入税与那高达20%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更何况，宗庆后一家放弃绿卡，改变不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出口国这一事实。仅2012财政年度美国批准的7600个投资移民签证八成给了中国人。至于那些在“美丽中国”连谋取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老无所依、病无所医、死后连块墓地都难保的人，早就对这个政权抱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切齿之心。 在拥有世界上最坏的政治制度——只保证体制内人士的优越生存条件、体制内掌权者巨额腐败而不受惩，资源、市场均对外高度依赖，人民的诅咒声不绝于耳，“强大繁荣”的“中国梦”何能实现？政府花巨金打造航母、航天飞机，扩充军力，权贵们以世界最快速度成为坐拥数百亿美元资产的巨富，人民却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满世界搜求奶粉而遭受抵制，这样的中国算不上“强盛”；富裕阶层生活在金钱垒就的花园洋房里赏玩名牌珠宝、名贵字画，底层民众住在有如垃圾的环境中，连喝口净水都不得的中国，算不上“繁荣美丽”。 从十八大以来直到本次“两会”结束，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我看到了习近平竭力穷智地在消弥权力斗争的恶果，完成了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但我没看到“强盛中国”与“美丽中国”的半点可能。我敢肯定，那些暂时低首下心依附中共的经济精英，一旦见势不妙，捞钱机会日益稀少之时，还是会弃舟他就。 谁在“空话误国”？ 权力常常会让人变得昏庸，中共总书记这把交椅就是个例子。胡锦涛一介平民出身，只是由邓小平隔代指定成为接班人，居然在上有太上皇与无数元老、中有红色贵族出身的太子党、下有恶官顽吏的情况下最后平安下车，不能说他是个糊涂人。但胡坐在那把交椅上，十年内说过的“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治国方针，全是不知所云的昏话。习近平在中国官场，原来还算是个说话实在的人，十八大召开之后，他表示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所说过的话现在看来，几乎多是空话、套话，除了一些小事如领导视察不铺红地毯、接待官员的饮食要简单、“两会”不穿名牌豪衫等落到实处，中国政治最深的恶却半点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他那被中国官媒经常传颂的一组排比句，“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几乎全盘继承了毛文革时期红卫兵擅写的大字报风格。 美国梦是人民的，是在民主制度保障下的民生，很实在：一份工作，一套房子与一辆车；“中国梦”是中共权贵集团的，它不属于人民，说是“复兴”，不知是复兴大唐之兴盛，还是大清之广大疆土，或是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领导者地位”？说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人民看到是权贵们的富强、“两会“上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三界和谐联欢。这样的“中国梦”就算实现了，又与我等民众何干？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3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3/china-dream/）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十一章∶死亡数字
“泰坦尼克号”启航时，船上乘客和水手一共有2200多人，现在只有705人幸存，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遇难。这麽大的死亡数字震惊了美国、英国和整个世界。很多报纸发表文章，谴责轮船制造者，尤其是谴责白星轮船公司，认为这是一场人为的“屠杀”。热衷谴责资本主义的自由派的报纸《纽约美国人报》激愤地写道∶ “泰坦尼克号”现在真的创了“记录”，在海运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屠杀”的记录。这是白星公司永远没有能力忘却的航运灾难，只有幸存的伊斯米先生有能力解释，应该由他的公司负责安全的1500多名乘客是怎样丧失了生命，而他却在船沉之际获得逃生┅┅这场屠杀的原因，是否因为超速、贪婪地追求豪华船舱的利润而致？ 统计数字出来后，人们更后怕，因为“泰坦尼克号”并没有客满，差不多一半房舱空着，因为当时是旅游淡季，乘客没有那麽多。如果客满，死亡人数将会更大。 头等舱能装735名乘客，实际只乘坐了337人，不到一半。二等舱能装674人，有乘客271人，才三分之一。三等舱可以装到1024人，但只有712名乘客。 有些聪明的乘客，利用这种旅游淡季的机会，少补几个钱，坐头等舱好房间。亨利．卡瑟比尔太太虽然是个贫穷的寡妇，但却是个有经验的乘客，她订的是二等舱，但上船后找到票务员，最后才补了几英磅，就升级到头等舱。她见到另一个票务员时，还颇幽默地炫耀说∶“我想再补几个钱，升级住到船长的桌子上。”那个票务员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乾脆你住到我的桌子上吧！” “泰坦尼克号”设计舱位能装2400多乘客，启航时实际只上了1320名乘客，空着的舱铺有1113个。如果这条船都装满，就意味着死亡的人数不是1500人，而会在2600人以上！ 三等舱死亡惨重 当白星公司把全部死亡人数公布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三等舱的死亡比例远远超过二等舱和头等舱。获救人数的比例是∶头等舱60％；二等舱44％；三等舱只有25％，仅四分之一。而且三等舱里获救的妇女和儿童的比例，才是头等舱的一半。 头等舱的144名妇女，有140人获救。遇难的四人，其中三名是拒上救生艇，选择和丈夫在一起。二等舱的93名妇女，有80名上了救生艇。而三等舱的165名妇女，只有76名获救，不到总数的一半。头等舱和二等舱除一个孩子外，全部儿童都获救，但三等舱的79名儿童，只有27名获救，死了一多半。 自由派的报纸抨击白星公司有意歧视穷人，因为这种死亡比例已经说明船上的救难政策有问题，对头等舱乘客和三等舱乘客实行不同标准。但白星公司极力否认有这样的政策。 白星轮船公司的另一条客轮“共和国号”，1908年下水，在发生船难时，船长给水手的指示是∶“妇孺第一，然后头等舱，完了是其它舱。”虽然“泰坦尼克号”上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这种观念仍在船员的心里。《难忘的一夜》的作者路德对此有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他说∶ “为白星轮船公司说句公道话，这种按照房舱的级别分配救生艇的做法，倒不见得是既定的政策，而是出于根本没有政策。在有些地方，船员拦住了到救生艇甲板的通道，而另外一些船员却打开了门，但不告诉任何人。在少数几处地方，还有船员好心地引导三等舱乘客从底舱到救生艇甲板。” 史密斯船长当时给船员的指示是，“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但没有进一步明确，到底救生艇怎样分配给三个不同等级的船舱乘客。“泰坦尼克号”从没有进行过“救难演习”，船员们根本不懂得应该怎样给三个不同级别的船舱的乘客分配救生艇合理，连每个救生艇到底能装多少乘客、总共有多少个救生艇也不是很清楚，时间又是那样紧迫，当时船上实际上实行的是各自为政的政策，全凭当时站在那个岗位的船员的想法来行事。 头等舱的乘客人数不到三等舱人数的二分之一，但配备的服务员人数却是三等舱的十倍以上。当然，头等舱票价远远高于三等舱，最贵的头等舱房间和普通三等舱价钱相比，差一千倍，自然应该得到比三等舱要好的服务。所以当船难发生时，头等舱由于有很多服务员，有的一个房间就配备了几个服务员，当然乘客就能及时地得到通知，服务员也能比较容易地组织乘客穿救生衣，然后带他们到救生艇甲板上去。 三等舱本来乘客就多，有七百多人，但服务员才几十个，照顾不过来。七百多人分散在几百个房舱，一个个挨门把他们都叫起来，也要很多时间。当时轮船还没有广播设备，全靠船员对乘客口头一个个地通知。史密斯船长有个扩音器，他一直拎着，但全船有1300多乘客，近900名员工，270米长的船身，几层房舱，那个小小的扩音器显得像儿童玩具了。 把700多名三等舱的女乘客和儿童等都组织起来，再一队队带到救生艇甲板，更是需要时间。另外，语言障碍也是原因之一。头等舱的乘客，几乎全部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然毫无障碍地听得懂船员用英语讲解的轮船撞上了冰山的情况，以及要求旅客穿上救生衣、迅速到甲板上的命令。但三等舱里绝大部分旅客是移民，基本都不懂英文，船员和服务员曾找了一些别的客舱乘客帮助翻译，但三等舱的很多乘客还是似懂非懂，交流很困难，加上他们乘客人数又多，所以就既误时，又误事。而且三等舱的乘客大多是穷人，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仅有的那点行李或衣物，这也是他们行动缓慢的原因之一。 三等舱中有些乘客懂英文，但由于服务员的疏忽，他们没能在船沉之前登上救生艇。例如，不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三等舱乘客，40岁的弗雷德里克．古德温是一位电力工程师，他和妻子以及六个孩子生活在英国的一个小城。他弟弟托玛斯先离开了英国，在纽约找到了工作，来信劝他也去纽约，说那里有更好的赚钱机会，所以古德温带着全家七口人上了“泰坦尼克号”，因为没有多少钱，就买了便宜的三等舱船票。 “泰坦尼克号”实行严格的房舱等级制度，三等舱的乘客不能到头等舱那个区域去，中间通道的门都是锁着的。因为头等舱那里有游泳池、音乐厅、体育馆等各种高级设施，没付那麽多船票钱的三等舱乘客也就没有资格到那里享受。三等舱有自己活动的甲板和舱区，乘客在这个区域可以自由活动。 三等舱的乘客不像头等舱那样有丰富的“夜生活”，他们被要求晚上十点钟就寝。因此，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时候，绝大部分三等舱乘客都已睡下了。古德温一家八口人被叫起来时，已是半夜12点多钟。700多人都穿好衣服再套上救生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闹闹哄哄的人群终于被集中到三等舱的甲板上，然后服务员要领妇女和儿童到前面的救生艇甲板上去，但很多妻子不愿意离开丈夫，孩子更不想离开爸爸，而且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条谁都说永远不会沉没的船会真的有严重的问题，很多妇女拒绝离开。这样就用去了很多时间。 当船员终于说服了这些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甲板，服务员约翰．哈特组织了有30名妇女和儿童的第一支队伍，带着她们去了前面的救生艇甲板。她们要经过二等舱的图书馆，然后又穿过头等舱的舱区，才能到达通向救生艇甲板舷门，通过这个门，才到了救生艇甲板。走这一趟，就要很多时间。毕竟这是一条270米长的巨船啊。 在1点10分，也就是距离“泰坦尼克号”沉没还有1小时10分钟，当时八号救生艇正在放下，哈特把这30名三等舱的妇女儿童安全送到了救生艇甲板，交给了那里负责的船员，他又赶回三等舱组织第二批人。这次他在三等舱召集了25名妇女儿童，然后把她们带到救生艇甲板，到达的时候，已是1点35分。哈特看到只剩下最后一个救生艇，正在放下，他帮助这25名妇女儿童上了救生艇之后，一看再回去带三等舱的妇女儿童，也没有救生艇了，当时正好小艇缺一个水手，他就一个箭步跳了进去。 古德温先生一家还在三等舱那里等待，他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甲板那边救生艇的情况。 阶级偏见在每个人心里 服务员约翰．哈特组织的这两批55名三等舱的妇女儿童，差不多等于全部三等舱获救妇女儿童人数的一半。 最后无论是美国的“泰坦尼克号听证会”，还是后来英国的“泰坦尼克号沉船调查庭”的调查，都没有发现白星公司有“故意歧视三等舱贫穷乘客”的实质性证据。 但在那些船员和服务员的心中，显然对头等舱乘客和三等舱乘客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影响了他们在组织乘客上救生艇时的轻重缓急的顺序和救援的积极程度。头等舱的客人，都是富豪和名流。一个昂贵的头等舱房间，就要几个服务员侍候。服务人员配备得多，自然在出事之后得到的关照上就有所不同。 “泰坦尼克号”报务长菲利普斯的月薪是20美元，报务员布赖德一个月才挣12块，而头等舱最贵房间一个晚上的收费就是4300美元以上，是一个服务员18年的工资。一个头等舱最贵房舱的乘客，从英国坐到纽约，六个晚上的房舱铺位钱，就是一个服务员88年的工资，那是一辈子也挣不到的数目。而二等舱的一般舱位，也要48美元，相当于一个服务员两个多月的薪水。在这样巨大的差别面前，这些服务员当然会更重视这些客人。所以在发生了船难的时刻，服务员和船员们也自然会更积极、更主动地组织营救这些他们认为“更重要”、“更有身份的”的乘客。 如果说“泰坦尼克号”上有“歧视”的话，实际上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都自然形成的偏见，或者说是金钱地位造成的差异；这些使他们潜意识地对不同级别的乘客给予了不同的待遇。这点在今天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联合国《人权宣言》说∶人，生而平等。但这只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撒切尔夫人曾说∶“我们生来当然是不平等的。”家庭环境、继承的财产、教育背景、个人智能等等，哪一样都不会有真正完全的平等。或者说，正是由于有不平等，大家才努力去争取相对的平等。即使那些高声批评“白星公司”歧视三等舱贫穷乘客的纽约自由派报纸，当“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归来后，也没有拿出多少版面报道那些穷苦人的遭遇，而是争相恐后地报道头等舱富豪们的故事。 《纽约时报》在“泰坦尼克号”启航时，就刊发了船上头等舱富豪和名流的名单。在“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抵达纽约时，该报最著名的那期报道，对三等舱乘客的访问只有两则。而《纽约论坛报》发表了43名幸存者的谈话，其中三等舱的乘客的故事也是只有两个。 当时曾刊文激愤地谴责白星公司草菅人命的《纽约美国人报》，在4月16日的报道中，用了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亿万富翁阿斯德的遭遇，只在结尾时提了一句，还有其他1500多人遇难。这些报纸所以这样做富人的文章，因为大众关心这些名人，要看这些名流的故事。事实上，包括三等舱乘客在内的大众、那些普通的船员、服务员等等都一样，心里都有阶层的偏爱和好奇。 大西洋上寻找尸体 白星公司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显然想尽最大的努力来做善后工作。首先要做的是，派遣轮船到“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寻找那些遇难者的尸体，把它运回来安葬。 白星公司驻加拿大哈里法克斯港的办事处租了“麦克伊—贝内特号”揽船，前去大西洋寻找那些遇难者的尸体。揽船在出发时，带了大量的冰块，以用来防止尸体腐烂；还带了防腐油和二百多具棺材。 “格兰德班克客轮航线”已没有船苹经过了，那条航线由于出了“泰坦尼克号”事件，没有哪一条船还敢冒险。一些客轮经过那里特意绕开，怕船上的乘客看到海面漂浮的尸体那种最令人心碎的场面。而且纽约的航运部门，在“泰坦尼克号”出事后，马上把“格兰德班克客轮航线”向南移动了60海哩，以使客轮避开那些从北冰洋漂浮下来的大量冰山。 4月20日早晨8点，“麦克伊—贝内特号”揽船到达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点，一个白天，就找到了51具尸体。他们把每一具尸体都用帆布包裹上，上面别上标签和号码。那些随尸体打捞上来的个人物品，也装在一个小口袋中，别上同样的号码。 由于尸体在海水中已浸泡了五天，有的还被沉船砸损，一些尸体都已无法继续保存，只好临时进行了“海葬”。“麦克伊—贝内特号”在到达当天晚上，为24具完全腐烂的尸体在甲板上举行了海葬仪式，然后把用帆布包裹、系着铁块的尸体投入大海。 虽然“泰坦尼克号”沉没已有五天，但海面上还漂浮着大量遗物。这艘揽船的记录上写着∶“到处是漂浮的家具部件，包括椅子，写字台桌面，凳子腿，床板，船舱门，白色的墙壁板，船桨，帽子，还有一些像破碎的船甲板的大块物质等等。” 到了4月23日，“麦克伊—贝内特号”揽船已找到了123具尸体。其中让那些久经风霜的水手落泪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约两岁的男孩的尸体。他们用帆布包裹好后，标签上写着∶身份不明。连他的名字等任何信息都不知道。 “麦克伊—贝内特号”没有想到会这麽快找到这麽多尸体，船上的防腐油和棺材都要用尽，因此他们马上向白星公司要求援助。第二艘寻找船“米尼亚号”又被白星公司派出。这条船带来更多的冰块，铁块、防腐油和棺材。“麦克伊—贝内特号”一共找到了306具尸体，海葬了116具，带回哈里法克斯港190具。 “米尼亚号”继续在那里寻找，尽管天气越来越坏，他们还是又找到了17具尸体，其中有“大干线铁路公司”总经理查尔斯．海斯。 白星公司又派出第三艘寻找船“蒙特玛尼号”，但天气非常恶劣，海面弥漫着大雾，能见度很低，因此这艘船的寻找不像前几条那样顺利。他们一共找到了四具尸体∶5月10日，发现了统舱乘客哈罗德．雷诺兹的尸体；当天下午，找到了一个叙利亚15岁女孩的尸体；10分钟之后，又发现了房舱服务员．史密斯的尸体；第二天，一个无法辨认姓名的船员尸体被找到，由于尸体腐烂严重，当晚就举行了海葬。 5月14日，白星公司又派出了第四艘寻找船“阿尔吉尼号”，这条船找到了最后一具尸体∶“沙龙”服务员詹姆斯．麦格雷迪。 在找到的328具尸体中，其中119具被海葬。209具被运到哈里法克斯港的，其中59具被家人运到其他地方，剩下的150具被分别安葬在这个城市的三个墓地。全部找到的328具尸体，有128具没法找到身份证明。 那个没有名字的两岁男孩尸体，令无数人心碎。白星公司和加拿大好几个省政府都争着要为这个男孩出安葬费，最后这个机会被找到他的那条船的船长拉德勒和最早发现这个男孩尸体的船员两个人争取到。他俩买了比所有其他安葬者都大的花岗石墓碑，刻上了这样的文字∶ “为纪念无名的孩子而立，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船难后，在大西洋海面发现了他的尸体。” 被打捞出的标签第124号尸体，被辨认出是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对阿斯德的辨认进行得很顺利，因为他的穿着和随身携带的东西符合原始记录∶蓝褐色上装；蓝色的手帕，上面有“A．V”字样；腰带有黄金扣子；褐色的靴子，红色胶底；褐色法兰绒衬衣，领口有“J．J．A”三个字母；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袖口的金边上有钻石；手上戴的钻石戒指有三颗小宝石。他的衣兜里有225英镑的英国银行信用证；2440美元的美国银行现金兑换支票；五英镑金币；还有一支金笔；一个袖珍软皮笔记本。 四艘轮船连续四个星期的寻找，一共找到了328具尸体。有人建议，用炸药把沉入海底的尸体炸上来，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所有的航海专家都认为，六万五千吨重的“泰坦尼克号”，平均每平方英寸要支撑六千磅的重量，这样的重量砸落海底，已把尸体砸进大西洋海底的淤泥和碎石里，用什麽样的炸药也是炸不上来的。因此寻找工作不再继续。没有找到的1175个尸体，就这样永远地躺在了大西洋底。 混乱的死亡统计数字 “泰坦尼克号”上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事件发生后，美国组织了“听证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1517人遇难；英国调查厅的统计结果是，死亡1490人；英国贸易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遇难者共1503人。也有消息说，死亡人数高达1635人。一般研究“泰坦尼克号”的专家都认为英国贸易委员会统计的“1503人死亡”这个数字比较准确。 美英两国的三个调查部门对不同等级房舱死亡人数的统计也有出入，包括儿童或女性的遇难人数也计算得不一样。例如，美国的调查结果是，二等舱有一名儿童遇难，但英国的调查结果是全部获救。 关于幸存者数字，美国和英国的调查结果也不同，美国的调查结果是，幸存者为705人；英国调查厅的数字是711人获救。一般专家都认为“705人”这个数字比较接近事实。 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一是有些乘客事先登记了船铺，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上船。轮船上的乘客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但实际上他们既没有遇难，也没有获救。例如，到法国旅游的美国人富兰克．卡尔森事先订了“泰坦尼克号”船票，但他驾驶汽车赶去轮船公司登船时，汽车在半路发生了故障，等修好之后，已错过了开船时间。但他的名字在“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上，后来又被列入“遇难者名单”。“泰坦尼克号”船难60年之后，卡尔森的家属还在尝试更正这个“美丽的错误”。 船上还有五个烧火员，他们在船到爱尔兰的昆斯敦港时，去了岸上一个小酒馆，结果喝酒误了上船。“泰坦尼克号”出事后，遇难者名单上有他们五个人的名字。 也有的乘客在订票时没有用自己的真实名字，这也造成后来统计的困难和混乱。而且这种情况后来发现的就有五例，例如有一对夫妇，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登记上船，到船上又各自住不同的房间。 有人是在上船之后，又补了些钱，从二等舱升级到头等舱，有的票务员做了记录，有的没有。或者说，由于四分之三的船员都遇难了，全部的票务员都没有获救，这种情况根本没法了解，更无法统计。 而跟随安德鲁斯考察轮船运行情况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七名工程师，都注册的是“二等舱乘客”，他们七人最后全部遇难。有的调查部门把他们计算为“船上工作人员”，有的把他们算为“二等舱乘客”，也有的把他们统计在这两个“项目”中，重复计算了。 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八名中国乘客身上。据船票记录，他们八人（泰坦尼克号上总共就有这八名中国乘客）购买的是三等舱船票（编号1601），共花费56英磅9先令11便士。从记录来看，他们是另一家英国轮船“唐纳森号”的“烧火员”。有说法这次他们是想给泰坦尼克号做“烧火员”。但如果是烧火员，似不应再买船票。那麽在统计死亡数字时（这八名中国乘客有两人死亡）是作为烧火员还是乘客，还是两头重复计算了，似也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也有人在“泰坦尼克号”没有启航前，偷偷溜上船，藏身船内，等开船后再出来，冒充烧火员或锅炉工，这样可以不花一分钱，白坐一趟世界第一艘最大轮船的处女航。因为船上的员工有近九百人，都是临时组合到一起的，原来互相都不认识，很容易混在他们中间。例如，24岁的约翰．考菲尔就是事先藏在邮袋中，然后冒充“烧火员”，免费乘坐，并幸存。船上的乘客名单上当然没有他的名字。 还有一个乘客看到“泰坦尼克号”启航时差点撞上旁边停泊的“纽约号”客轮，认为这是“不详之兆”，在“泰坦尼克号”驶到法国瑟堡港时，就下船扬长而去。但“乘客名单”上还一直有他的名字。 “泰坦尼克号”启航时，水手加乘客共有2200多人，这麽大的一个群体，什麽样的事都会发生，而且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之后需要按人头一个个地统计各个房舱的人数和船员的数量，所以乘客人数等，都没有事先计算得那麽精确。 “泰坦尼克号”船难后，至1998年时已有150多种关于这一事件的书出版，即使其中一些主要的研究著作，对于“泰坦尼克号”的死亡人数和乘客总数等资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2012-04-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绝不应废除死刑
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赛放炸弹的恐怖分子查纳耶夫近日被判死刑（其同案的哥哥在追捕时被击毙）。虽然美国一直有强烈反对死刑的声音，但这次却很少异议反弹，大概因为这个炸弹案太残忍，多数反对死刑者也羞于出声了，或者因良知反应而低调了。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都废除死刑，尤其是欧洲。但美国（及日本等）这样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仍坚持死刑，所以讨论、争吵一直持续，近年也延续到亚洲一些国家。 波士顿爆炸案导致3人丧生，包括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独生女）。264名受伤者中，很多成为终生残废。像比尔.理查德（Bill Richard）一家，他本人被弹片击中，耳膜被炸裂；妻子Denise被炸瞎一只眼睛；女儿Jane被炸掉一条腿；儿子Henry虽没受伤，但精神失常了；另一个儿子Martin当场被炸死，只有8岁。 一个在观看马拉松比赛之前美满的家庭，如今家破人亡，今后这全家都残疾（更有丧生）的日子怎麽过啊！ 这只是一个典型，其他很多截肢的，断手的，被炸得眼瞎、耳聋、瘫痪的┅┅我们用文字描述，一瞬间就过去了，可他们却要被这狠毒的人祸导致的残酷后果折磨一辈子！ 面对如此人间惨剧，仍有反对死刑者振振有词，让人感觉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这被炸残的理查德一家，不是那些被截肢、断臂、失明者的悲惨命运，更别说那些遇难者；而是怎样保护住那个残忍恶魔的生命，这样才能显得他们有多“人道”。 西方左派们常见的德行是，总是热衷关注罪犯的权益，不管他们杀了多少人，有过多麽凶残的行为，也要保证他们在监狱过上有电视、健身房、营养饭菜的舒服生活。而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则不出声了。 “不可杀人”是混淆概念 全球反对死刑者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有四个方面。但如果从基本逻辑、常理、常识来评判，他们的理由多是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 反对死刑者的第一个理由是∶法律规定“不可杀人”，如以“杀人”处罚违法者，是自相矛盾。意思是，罪犯杀人不对，但我们也没有权利剥夺别人（杀人犯）的生命。生命是神圣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谁也无权剥夺。由此为反对死刑奠定理论基础。 但这个理由实在不堪一驳。常理和法律所指的“不可杀人”，当然是指不可杀无辜的人。在法治社会的法庭判决，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相互报复谋杀，而是代表民意的公权力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惩罚杀人犯。这两个表面看都是“生命被结束”，性质却完全不同∶一个是杀害无辜，一个是公义处决罪犯。首先/主动屠杀无辜的罪犯，其生命的价值和无辜受害者绝不是等量齐观的。 如果成立，那麽监狱也不能关押罪犯了。因为同样可用“不可剥夺他人自由”的逻辑来狡辩∶“虽然犯罪分子剥夺无辜者的自由或财产（强奸，抢劫等）是错的，但其他人也没有权利剥夺抢劫/强奸者的自由。”如此逻辑成立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司法、没有原则，更无正义可言了。那整个世界不就彻底乱套了麽？ 那种“谁都不可杀人”论调的错误根本点，是模糊公权力判决和个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性质。西方和东方的左派们，总是为了站道德高地、唱政治正确的高调，尤其是为了显摆他们多麽人道（这点是关键！），而抛弃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西方左派们对罪犯的同情，总是超过对遵纪守法的无辜者。这是最颠倒价值、搅乱世界的恶行！ 事实上，正因为有死刑，才能使那些罪大恶极者（如波士顿马拉松赛炸弹客）受到公义处罚，才能展示法治社会“不容滥杀无辜”原则，才有助于真正保护生命。所以，保留死刑，坚持死刑，才是维护生命、保护生命的重要法治手段和公义原则的体现。 “杀人偿命”具吓阻作用 反对死刑者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代刑罚应重在教化，而不是报复；不能“以暴制暴，以死止死，冤冤相报”；而且死刑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与前述类同，“罪犯杀害无辜者”和“法律判决罪犯死刑”是两个概念。在私人之间才存在“报复”“以暴制暴”“冤冤相报”；而在法治社会的法庭审判，既不是个人对个人，也不是陪审团对个人，而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早就阐述过的，人民为自保而授权（通过契约转让）成立政府；所以法治政府的法庭，是人民授权，是民意体现。它不再是个人（私人）对他人的“报复”，而是民意对罪犯的公义审判。一个是犯罪，一个是遏制犯罪，两个价值相反的内涵。左派、反对死刑者的最大错误就是搅糊概念、颠倒价值。 至于死刑有没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基本常理来说，当然会有。中文自古就有“杀人偿命”的说法，这个“偿命”当然会对谋杀者起到心理遏阻作用；因为这就是说，你杀人，等于杀你自己！这给欲杀人者只有一个极小的缝隙∶侥幸不被抓住，否则你就偿命。这种概念深入人心，当然遏阻杀人行为。正如美国保守派女作家Ann Coulter所调侃的，“如果没有死刑，为什麽Michael Moore（反对死刑的极左派）还活著，为什麽我没在死刑犯行列？”还用说吗，我早把他杀了。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小组听证会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九十年代美国Emory大学的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3000个城镇20年间的犯罪资料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上述三名学者之一的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对死刑的，但他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1977 至 1996 年，在美国每年处决 9 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意思是说，死刑执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 另一显而易见的常识是，死刑不仅可以杀一儆百，遏阻谋杀，而且确保杀人犯再无机会杀人；否则一旦越狱（美国和墨西哥近期不是有三个杀人犯越狱了吗）或被特赦而重返社会，就可能再杀人（罪犯中惯犯的机率很高，而且多是犯跟前科同样的罪）。 “因噎废食”是走极端 反对死刑者的第三个理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误判，就无法补偿。事实上，在所有反对死刑的理由中，只有这一条有可站住脚的道理，也是废除死刑的呼声中最能说服人的理由。但现在的情况是，由于DNA等多项新科技检验技术的产生，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在司法健全的国家已降到微乎其微。像在美国，自1976年最高法院裁决恢复死刑（1972年高院曾判死刑违宪）以来，至今近40年，只有75人被联邦法庭判处死刑，其中只有3人被处决。这次波士顿马拉松案的死刑如执行的话，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联邦法院）的第一例。上一个被处决的是1995年炸毁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造成169人丧生、680人受伤的恐怖分子麦克维。 在美国，死刑犯的平均上诉期（重新审理等）高达20年！说明美国对死刑谨慎到几乎不用的地步。生命当然是宝贵的，但如果走极端因噎废食，彻底废除死刑，就必然导致罪犯因不担心偿命而去杀人。美国的做法目前仍可谓样板∶既不废除死刑，但又非常严格谨慎实行。 “废除死刑”不是主流民意 反对死刑者的第四个理由是∶废除死刑是世界潮流，联合国193个成员，已有97国完全废除死刑（58国仍保留死刑）。且不说潮流未必正确，事实上这个“世界潮流”说法也并不准确。从英、法、德、加拿大等废除死刑的主要西方国家来看，这只是少数左倾分子（包括法官、媒体、政客们）在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驱使下硬性修改法律的结果，而绝不是主流民意。 例如加拿大1976年就废除死刑，但2012年（多伦多星报等所做的）民调显示，在废除死刑近40年后，61%的加拿大民众认为，被判谋杀罪者应被处死刑。 在英国，2011年（Angus Reid所做的）民调显示，65%的英国人支持对谋杀罪恢复死刑（28%反对）。男性和年纪超过35岁的受访者更倾向恢复死刑。 欧洲最左国家之一的法国，1981年就废除死刑，是当时的左翼总统密特朗和更左的司法部长巴丹戴尔根据所谓“哲学信念”而强行废除的（后被写入法国宪法），根本不是主流民意。当时多数法国人认为死刑是合法、必要和有效的。直到现在法国还有42%的人支持恢复死刑（反对者52%），巴黎《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袭击造成多人丧生的惨剧后，法国人支持死刑的呼声更高涨，右翼领导人也公开呼吁恢复死刑。 欧盟把废除死刑纳入加盟标准，导致保留死刑的土耳其无法加入欧盟。而已入欧盟的匈牙利总理今年5月表示，“死刑是有威慑力的，虽然可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但会拯救多人生命。”结果该言论导致欧盟威胁要开除匈牙利的盟籍。而对猛吃欧盟救济款的无赖国家希腊，却是“吃死”欧盟也不让它退出。由此可看出欧盟的左倾意识形态疯狂到多麽非理性的地步。 作为西方保守主义主要阵地的美国，主流民意一直支持死刑。1994年达到高峰，80%的人支持死刑。之后虽然反死刑运动不断掀高潮，但2011年盖洛普的民调是∶反对死刑的美国民众只有35%。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精准地指出，“人类的所有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共产主义从俄国输出，两次世界大战由德国发动，断头台是从法国开始。这些乌托邦和暴力哲学害苦了世界。今天，废除死刑的左派幽灵，又是先在欧洲徘徊。但在亚洲国家，多数人民对欧洲左派的废除死刑缺乏兴趣。 例如在南韩，2009年的民调显示，66.7%的民众支持死刑。近年更高，多达83.1%的南韩民众赞同死刑（反对的只有11.1%）。 在日本，支持死刑的比例更高，2010年的民调，85.6%的日本民众支持死刑，比之前的任何调查结果都要高。 在台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所有民调都是多数民众支持死刑∶1990年是75%， 2001年79%，2006年76%，2008年79.7%，2010年74%，2013年初公布的最新民调，支持死刑的比例达历史新高∶91%！ 台湾跟欧洲国家更不同的是，知识菁英（包括法官等）80%以上支持死刑，只有15.9%赞成废除死刑。 “处以死刑”符合自然法 虽然联合国超过一半国家废除了死刑，但需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维持死刑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近三分之二！盖洛普2014年做的全球性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赞成对杀人犯执行死刑。 美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知名学者、纽约法学院教授Robert Blecker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指出，对那些有意大规模杀害平民的罪大恶极者（比如炸毁俄克拉荷马大楼的麦克维，波士顿炸弹案的查纳耶夫等）必须判死刑。对他们处罚的痛苦度必须跟罪行成比例，他更正确的话是∶让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著是不义的！ Blecker教授之言，源于先人的智慧。最强调个人权利、奠定当代宪政民主地基的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早就提出，“杀人犯损害的生命无法弥补，所以处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 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持类似看法。 审判波士顿马拉松炸弹案的12名陪审员经过三天评审后，对查纳耶夫做出死刑的一致裁决（如有一人不同意就无法判死刑），而不是终身监禁。判决后该案首席检察官表示，这项死刑判决是“公平和正义的”；查纳耶夫用让美国民众失去生命或终身残废的方式来实现他的“信仰”，所以应当让他用生命来偿还。 2015年7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5年8月号 2015-08-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外宣媒体发出清算“江泽民路线”之信号
何清涟 中共二十大决定习近平是否连任，中国政坛高层的血风腥雨程度未必逊于习近平接位时的十七大。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全力对付中共党内最后一支有挑战能力的暗盘力量：江曾系势力。本人一向不根据“北京内部人士透露可靠消息”判断形势，但多维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美国中文媒体，最近接连推出“邓小平南巡30年”系列，除了表示习近平要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外，多篇文章都点到江泽民的名字。提到江的政绩败笔，不再只限于贪腐之类。重中之重，莫过于1月24日推出的《南方谈话前后两种力量的博弈》（以下简称《博弈》）一文，这是第一次将江泽民置于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政治对立面，并且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路线斗争：中共党内的生死较量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路线斗争”一词份量极重，中共立党百年，总共经历了十一次路线斗争，基本都是中共最高层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博弈》一文称，1989年5月20日，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决定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后，31日邓小平在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提出了他的“政治交代”（政治遗产）：“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其核心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邓小平最看重“坚持改革开放”，视为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当时中共党内是元老当家，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元老形成“双头政治”，邓小平要改革开放，陈云由不想放弃计划经济，“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主流否定改革，陈云明显压邓小平一头。江泽民权衡利害，自然投陈弃邓。在江泽民1989年的第一个“七一讲话”，就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1991年，江泽民在中共建党70周年讲话中，8次提及资产阶级自由化，9次提及和平演变，称“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谈及培养接班人时，特别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御和平演变斗争的实践中，考察和培养干部”。重提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改革开放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并列。这等于完全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干部培养的“第三梯队”计划——文章没谈的是当时坊间都在传说江泽民放出的狠话：要把万元户搞得倾家荡产。 在此形势下，邓小平不能坐视改革开放被腰斩，1991年春节去上海见陈云被婉拒，但在上海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杨尚昆有过两次会面，达成了一致。在以杨尚昆为代表的军方支持下，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的“南巡”成功扭转了局势，2月24日《人民日报》发布《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由于杨尚昆加入邓小平一方，政治砝码远重于陈云一方，江泽民经过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犹豫之后，终于选择站在了邓小平一边。 这些我们这代人当年亲历之事，后来由于江李朱、胡温两代高层都坚称自己“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江泽民当年在邓、陈之间的犹豫与摇摆自然不会再提。美国高盛顾问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也没将这事儿写明白。这不是海外盛传的国内中文版删除英文原版5%的内容中所包括的涉及六四的敏感内容，而是因江泽民的功绩既然是“改变了中国”，其间两年零八个月尊奉陈云路线这段经历，江泽民当然不会提，只能作为历史旧事，湮没在中共中央的文件海洋里。《博弈》一文引用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却不提当年该书于2010年在香港出版后，中宣部曾多次约谈作者，禁止扩散。防扩散，当然是防止敏感内容传播，其中包括江泽民当年弃邓投陈的“路线错误”。 多维对江曾态度的变化 多维对江泽民并非一直如此严厉。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5年1月17日，多维发表过一篇《内外剧变临危受命 江泽民功过系于一役》，袒护江泽民。文章开篇就为江泽民叫屈：“多次‘被死亡’的中共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时下正在经历着生平最严酷的一场政治飓风。因为在习近平十八大上台至今的两年时间里，喊着震天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并挥舞着反腐大刀打落的，尽是江派人马”，作者紧接着提出：“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仅凭部下贪腐程度来定性一代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放在江泽民身上，是否因为其身边人马的不检点，就该给江泽民本人扣上历史罪人的帽子？“作者当然不否定江时代的高度腐败是“败”，说“时有坊间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江泽民的干部国库掏空”，但强调“成”在于：“江泽民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虽然有些劣迹斑斑，但绝大多数还是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着绝对的主力。如果说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最大功绩在于，在年迈之时坚持原则，努力对这种邪说发动攻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身体力行地展开南巡之旅。那么江泽民值得一书的功绩则在于，循着邓小平设计出的改革开放图景，亦步亦趋地践行改革开放。” 多维对江泽民态度的变化，大约在2019年左右，这有文章踪迹可循。几年以前，在推特上，我将它归入大外宣，有知道内情的人公开回复说“多维这家媒体不是大外宣，而是党内某派系（GA）媒体”，这点我相信。从这个视角观察，就比较容易理解当年多维对江泽民一系的袒护之意了。 多维系列文为江泽民算了几笔帐 中共百年大庆时，多维曾推出【专题｜台前与幕后：聚焦备受瞩目的中南海政坛老人】，其中这篇《江泽民：为何成为最受瞩目的中共政坛老人》的一些描述与评价，颇值细品。这篇文章除了讲江本人个性突出，好吸引眼球之外，为江泽民算了两笔帐： 第一，中共十六大江胡交接班时，江泽民并未全权交接，继续担任两年军委主席，且江在北京八一大楼的办公室据称十八大前夕才关闭。江泽民办公室延续存在至2012年，表明江对军队的影响，至少覆盖了胡温十年。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的“裸退”，排除了高层退休后干涉中共新领导集体的可能，为笼罩他整个任期的“老人政治”现象划上了一道休止符。 第二，十八大后的落马高官中，比如曾经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和曾经以中共政法委书记身份进入政治局常委序列的周永康，仕途均起于江泽民时代——这些人后来都在习近平2013年的反腐中最先落马，实际上是这些人干政——文章未提及传说中周永康利用中共第二武装武警部队于2012年3月19日深夜在新华门一带发动的未遂政变，。 现在，多维终于算了江泽民的第三笔帐——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帐，即《博奕》一文提到的江泽民在六四之后两年多内犯过的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错误。 外宣媒体如此放风，信号已经明显不过，再考虑《人民日报》1月22日的评论员文章，就明白清算江曾派系已经成行。该文开头提到习近平一段讲话：“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必须要指出的是：江泽民、曾庆红一系当中，江现在只是个象征，党内势力现在只有这一系能够向习近平叫板，不满习的各种力量都寄望于这支势力出来与习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纠合，干脆将大树放倒，让有反意者无枝可依。 （原载大纪元，2022年1月2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24/n13527023.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照片版）应不应把韩寒父子送上法庭？
关于“人造韩寒”的争论已有两月余，大量分析论证显示，韩寒的获奖作文、小说、主要博客等都不是韩寒本人所写。面对潮水般的质疑，韩寒父子从最初的高调反应（用流氓语言辱骂质疑者，悬赏二千万元，到法院递状子），到现在低调沉默，甚至把递到法院的起诉也撤了。而由四个挺韩“军团”出面对阵∶中宣部，官媒，公知，韩粉团。 这几乎有点像“抗日战争”般双方力量悬殊∶挺韩方有上述四个军团，而质疑方在官方媒体一律发不出声音，只能各自为政，在网络上以“小米加步枪”般打“游击战”。但游击战明显步步为营，以理性的论证逐步赢得人心。而四军团虽然阵势大，但一人一句空话，越说越掉价。 韩寒则躲在四军团后面，穿马甲（韩寒自己说的）混战，不敢在阳光下跟质疑者对阵。那让亿万人民拜倒的“笔力”居然像刚刚还穿得好好的皇帝新装，被孩子一叫唤，顿时肉眼看不见了。 尽管如此，韩寒还是硬挺着∶新装就是我亲手做的。那这种局面，会不会变成吴征杨澜的情形？当年吴征杨澜被质疑（并被证实）学历造假，经历撒谎。但面对海外华人潮水般的质疑、谴责、痛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甚至上书学校当局，吴征杨澜就“死挺”，一个字也不承认、不道歉。官媒《中华读书报》转发了我的一篇质疑文章之后，吴征杨澜跑到北京向王晨（前中宣部副部长，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告恶状，于是官媒从此不再发质疑吴征杨澜的声音。 结果在中国就真让他们给挺过去了，杨澜居然随后当上了政协委员（好像政府特别奖励造假）。唐骏也同样，也是在被证实学历经历夸张、撒谎之后，一个字的道歉也不必，照样当CEO。在一个造假天堂，真是“造假有理”。 有人说，韩寒已经退出了，你们还扯什麽呢？哦，如果谁把一个弥天大谎撒13年，欺骗了亿万人，被揭露质疑后，说声“我不玩了”就拉倒了？难怪中国是骗子超级大国，那些大骗子们之所以在那个王国里活得春风得意，就是因为∶第一，太多人太容易被骗；第二，被骗得很高兴；第三，知道被骗也无所谓；第四，对骗子们宽容心极强，反而对质疑者不耐烦。这不是活该被骗吗？ 美国一个作者（James Frey）仅仅是在声称“纪实”的书里写了编造的故事，就被媒体一片轰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们都撰文抨击，CNN赖瑞金节目、脱口秀女皇奥普拉.温芙瑞的节目都做了专题报道。该作者马上就得出来解释，随后他和出版社统统出面道歉，然后被告上法庭，最后以给所有要求退书的读者赔款结束。 这是一个媒体、法庭、民众、出版社都各负其责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任何犯错的名人不仅不可能“死挺”，反而会认为不道歉才是更丢人的。死挺，才是真正挺死人的。像吴征杨澜能死挺10年，真是天方夜谭。 为避免韩寒父子像吴征杨澜那样死挺到底，目前对“人造韩寒”的质疑，除道德层面的追究，还应考虑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在官媒、官方文化界等指望不上的现阶段，相信网络“小米加步枪”的力量足以（事实上已经）打开突破口。中国人的一大特色就是凡事不较真，和事佬成堆；其结果就是邪气冲天，恶事遍地。要一寸一寸地改变这种局面，应该从韩寒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开始，较一次真儿！ 首先，呼吁中国有良知、看重真实价值，对造假、欺骗有义愤感的企业家捐助，成立“人造韩寒调查基金”（同时呼吁网民参与捐助），从五个方面入手，雇专业人士，完全有可能找出“人造韩寒”的直接证据。 第一个，鉴定韩寒的获奖作文“杯中窥人”的笔迹。这是“人造韩寒案”的最关键一点，因为只要证实这篇作文造假，等于其他一切都定论了。 综合各路网民智慧的推论，《杯中窥人》不可能是韩寒现场所写∶ 1，该文所表现之思想和文字成熟度，远超出正常16岁少年。而面谈中韩寒不仅没有超常才华，其思想、文学智能甚至远低于普通文学青年。 2，考方给三小时，韩寒只用一小时就交卷，违背常理。而平常在学校的课堂应试作文，韩寒一律做不好。反差之大，不合情理。 3，韩寒至今都说他不懂“的地得”用法，但在《杯中窥人》中却准确无误 。 4，《杯中窥人》也不像是“默记”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推理∶文中引用冷僻古书《舌华录》41字，还有13个字母的拉丁文。如是默记，不仅很难，也毫无必要花那份精力，没有正常人那麽做。二是事实∶韩寒说过，他没有默记能力，班上的默记考试，他为不得“负分”而选择放弃，所以是零分。 5，《杯中窥人》也不大可能是韩寒本人抄写的。理由也有两个∶一是推理∶韩寒不愿读书写字，再加上韩寒父子的字体“非常相像”，所以韩寒可能连事先抄一遍的心思都没有，只是把父亲写好的作文带上，在考场偷偷换上。那场所谓考试，从已有的描述来看，完全像儿戏∶只有一个人监考。考试期间，韩仁均不仅可给儿子送早点，还能在儿子旁边，距离近到能看清韩寒在稿纸上写出“杯中窥人”四个字。所以有换卷子的可能。二是事实∶从作文手稿（照片）来看，上端署名“上海市松江中学高一韩寒”的笔迹，跟内文的笔迹“力度”明显不同，两者的钢笔水颜色更不一样，显示出自两人手笔。 但在逻辑推理无论多有力都被说不是“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用“人造韩寒调查基金”雇用已退休的中国老公安做笔迹鉴定。网上已有业余鉴定家指出，从《杯中窥人》的字体斜度、标记字、笔划轻重长短、三点水写法等方面，跟韩寒在别处的笔迹对比，均可看出该文不是韩寒所写。 除了请国内的司法专家，还可考虑用“调查基金”在英美找专家鉴定，在笔迹鉴定方面，英、美两国的技术都相当先进。拿到《杯中窥人》不是韩寒手迹的专家鉴定书（这是直接证据）后，就可向法院告韩寒父子和《萌芽》杂�疑嫦幼鞅祝�于是法院就必须再请专家做司法鉴定，由此给韩寒代笔事件定案。 杯中窥人》整篇文章的手稿是存在的，因为《萌芽》杂��2005年还拿到“上海书展”展出，显然会作为该杂�业幕曰屠�史资料而保存。如《萌芽》现在说找不到手稿，则涉嫌毁灭证据。但即使如此，还是能做笔迹鉴定，用网上那张《杯中窥人》首页手稿照片，文字也足够。 第二个，鉴定韩寒小说《三重门》的手稿笔迹。 和《杯中窥人》同样，《三重门》同样被网民推理和笔迹鉴定认为不是韩寒作品。 1，韩寒被质疑后，曾铺出一地手稿，拍成照片放到博客。该手稿明显是誊写稿，常理是，没人写二十万字可一笔挥就，手稿如此干净。网上有人引述鉴定专家的话说，从《三重门》手稿的干净程度上，看不出作者有“思维过程”。可找司法专家或退休公安鉴定这是否14年前的纸张、墨迹。据说中国1993年就有了做这种鉴定的较先进系统。 2，有网友发现，韩寒《三重门》手稿文字放大后可看出，有两处把该书女主角Susan（全书用的英文名）写成了Su-San。Susan作为英文名是不可以拆开的，怎麽会有这种情况？ 该网友分析，20多万字的《三重门》初稿可能是在电脑上写的，当时的电脑软件会在断行时，自动把字母断开，下一行首个字母会变大写，于是出现上一行结尾是Su-，下行打头是San的样式。交书稿时，为免出版社生疑，韩父让儿子把打印稿抄了一遍，而韩寒在抄“手稿”时，照葫芦画瓢，就出了这样的洋相。这只是网民推理，可通过文字司法鉴定，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3，对“韩寒”的《三重门》和韩仁均的小说做对比鉴定。网上有多篇文章介绍语言鉴定专家提出的“语言指纹”一词。也就是说，每个写作者的语言习惯、用词方式都有不同，对某些特定词汇的使用，等于是“语言指纹”，由此可以鉴定文本的真正作者。 韩仁均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仅从90到99这九年之中，他的小说就获奖八次。但是到了韩寒作文获奖、出版《三重门》之后，年仅42岁的韩仁均就突然不再有任何作品问世（除十年后写出薄薄的《儿子韩寒》一书）。韩仁均在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实在过于蹊跷。对一个曾热爱文学，多次获奖，并正值创作生命旺盛之际的人，仅仅因为“写不过儿子了”（韩仁均的解释）就封笔，这个理由牵强到恐怕任何热爱写作的人都不会相信。与此同时，署名“韩寒”的小说却一本本问世，至今已有七本，还有十本文集。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多请几个语言学专家，或者是作家、文学教授，把署名“韩寒”的作品跟韩仁均以前发表的作品进行“语言指纹”鉴定，应该是能找出真相的。 第三个，鉴定韩寒小说“亲笔签名”的真伪。 几年前，韩仁均在淘宝网开了“韩寒的书店”，主要卖韩寒的签名书，据说每天发书六、七百本，生意兴隆。韩寒要写小说、博客，还要赛车等等，哪有时间每天签书几百本？再加上韩寒父子的字迹“非常相像”，所以这些所谓的韩寒“签名版”，很可能是韩仁均代签的（或者一部分代签）。早在2009年就有报道，读者举报从网上“韩寒书店”买到的签名书，跟韩寒的当场签名不一样，“四处前后不符”。对此韩寒解释说，他签名“比较随意”。 对此可用“调查基金”征购韩寒现场签名的书，和从“韩寒书店”买到的签名书，然后交专家做笔迹鉴定，如“签名”是韩仁均代笔，那麽此一谎，等于旁证其他谎言，同时可就此去法院告韩寒父子涉嫌“商业欺诈”。 第四个，鉴定韩寒父子公布的信件真伪。 韩寒被质疑是“当代张铁生”后，韩仁均公布了一封当年韩寒从松江中学读书时寄回家、内容是要父亲代购书籍的信，以此证明韩寒是看书的。但韩仁均晒在网上的这封信照片，已被很多网民质疑∶ 1，韩寒为什麽在信封上写很多字？常识是，有信封，就是不想让信的内容外露。韩寒怎麽故意把信写在外面？而且内容好像就是要解释他不是“人造韩寒”。韩寒难道有先见之明，14年前就想到今天会被质疑？ 2，信封上有些字，明显是信封被撕开后填上去的。因撕口处的文字是硬挤进去，以避开撕口。先撕后写的顺序一目了然。 3，把这封信的照片放大之后可看到，有的字明显是在邮戳上面。 如专家证明，该信封上的字是后来（或是最近）才写上去的，那麽同样，此一谎佐证其他谎言。 第五个，鉴定“韩寒博客文章”真伪。 我在“韩仁均给韩寒代笔多少？”一文中说，很可能“大部分的韩寒博客，都出自韩仁均之手，少部分博客是韩寒的出版商路金波写的，也不排除还有零散的文章是其他人代笔。”那麽怎麽鉴定哪些博客不是韩寒写的呢？在法庭上，可请求法官要求新浪网提供韩寒IP，看有多少电脑，通到韩寒博客。多少博客是从韩寒的IP发出，还是从韩仁均或其他人的IP发出。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庭2009年曾审过一个案子，涉及博客IP和真实姓名是否公开等问题，我曾在《博客骂“婊子”在美国的官司》中做过介绍。审理该案时，谷歌公司服从了法官要求，公布了该匿名博客的相关资料。当事人指控谷歌损害其隐私权，索赔并上诉。但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受理此案。 另外“韩寒博客”密码早就给过他人。北京磨铁图书出版人沈浩波曾在2010年的微博中写过，韩寒把自己的博客密码给了他，让他对韩寒写的一份东西任意“删改”（但他自己说没去动过）。 韩寒自己也说“不少朋友有我的博客密码”；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在“要做韩寒的兵马俑吗”一文中提过，路金波曾给我发过威胁信（如继续质疑韩寒要诉诸法律），其流氓口气，跟他自己博客骂麦田，以及韩寒博客骂麦田家人，非常相像。而韩寒的“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X”等脏话博客，跟这位当今中国书商霸主的路金波的一贯口气更是非常接近。 但我只是做了有限的一点比较，如果能有一个民间“人造韩寒调查基金”在国内组织人力做更专业、更细致的对比检验，相信真相是可以靠“民间”自己的力量求出的。尽管“韩三篇”让政府很开心，官方也明显力保他，表态的政协委员们一律“护韩”，但是，总体来说，韩寒涉嫌代笔并不是个政治事件，所以，民间如果真想对中国社会的健康有所作为，起码可以从这件事开始。 上述五项的任何一项被专家证实，就等于拿到了“直接证据”。在这个基础上，有人去法院状告韩寒涉嫌商业欺诈，那麽韩寒就得应诉。在法庭上，就会有更多双方证据的检验、较量。在这个过程中，真相就完全可能被追出。 “人造韩寒”如果定案，将是中国文化界最大的丑闻。“韩寒”两个字就会载入史册。后人提起“韩寒”，就想起魔手套、滥竽充数、皇帝的新衣等等中外典故。但那些都是虚构，而“韩寒”是真的。 2012年3月15日于美国 2012-03-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拜登经济学”促进中美经济互补
何清涟 新年已过，世界各国2021年GDP增速的成绩单纷纷张榜：美国为5.6%；欧盟5%，日本更低，将截至2021财年（3月截止）的GDP增幅由此前预计3.7%大幅下调至2.6%。中国最高，2021年GDP增幅8.1%。由于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本人考察两国经济政策并比对中美贸易商品结构及贸易额度之后发现，中国这耀眼的增长率，美国拜登政府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拜登政府鼓励消费，中国政府鼓励生产 在生产与消费二者之间，拜登政府更重视向消费者直接提供补贴，整个经济计划方向就是脱实向虚。比如两院一致通过的高达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着力于提高总需求，他们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更多来自中国的制造品。除此之外，美国民主党特别热衷加税，在众议院民主党人提议的草案文本中，将企业税税率提高到26.5%仅适用于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公司，同时，对于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公司，企业税税率将从21%降至18%，看起来是希望保护小企业免受更高税收的伤害。但是，美国近两年兴起的以BLM为主的被谑称为“零元购”的抢劫活动，主要针对中小商家。美国加州2014年加州以58%赞成的比例公投通过的第47号提案（Prop 47），盗窃950美金以下由重罪（felony ）改为轻罪（misdemeanor），鼓励了抢劫行为，2021年感恩节期间在全美四十多个城市发生的大规模抢劫，受损最多的是中小商家。 北京则注重脱虚入实，将政策倾斜于生产，对只有国内市场的房地产泡沫采取无情挤压手段，特别注重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同时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以便在中国境内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在疫情期间，政府还注重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而没有向消费者提供补贴。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针对近期中小企业发展遇到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包括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灵活运用多种金融政策工具、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加强用电保障、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全面压实责任等9条具体措施。今年1月中旬，中国最高法发布《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 科技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营造更好环境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通知》，效果如何待评估，但政策方向却不能说不对。 全球化格局下，生产与消费是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的。一个重消费，一个重生产，不管拜登政府如何定义中美经济关系，结果就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与中美贸易战之前相比，情况没有变化，但美国经济状态明显恶化，比如通胀率7%，成32年来最高之通胀率。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60%来自美国 1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021年全年贸易统计显示，去年中国对外贸易先破5万亿美元大关，再破6万亿美元大关，较2020年增加30%以上，贸易顺差高达6764亿美元。其中中美贸易贡献最大，对美出口增27.5%，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966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约60%。 这种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让海外分析者非常担忧，不少分析者盯住中国经济增长率高开低走这一事实：从一季度同比增长18.3%逐季下降，到第四季度增长率仅为4.0%，认为展示了2022可能的下降前景。 目前疫情正炽，因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强劲增长部分源于疫情下美国对中国抗疫产品（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的需求大增。而拜登政府刚宣布，从1月下旬开始，将向美国人免费提供4 亿个N95 口罩，这些口罩来自政府的国家战略储备；但 COVID-19 家用检测试剂盒等防疫物质短缺，极有可能仍从中国采购——只要美国拜登政府为了实现大规模邮寄选票，坚持中期选举期间保持疫情状态，疫情物资的需求就会继续畅旺，而且将会是政府采购形式。 从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类别来看，机电音像等设备、杂项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塑料橡胶、贱金属及其制品是位居前五的重要商品——这些产品美国早就不生产，如果需要进口，中国仍然是主要来源国——用行话说，就是美国的需求不会大跌。 从中国自美进口商品的类别来看，机电音像等设备、植物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车辆和航空器等运输设备位居前五。这些产品基本符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方增加进口美方制成品、农产品和能源的要求——从美方来说，中国加强采购才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一直是美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名前五（欧盟、英国、加拿大、中国和日本）。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统计，2021年1-9月，美国与中国双边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累计）为9522.69亿美元，同比增长9.11%，其中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5637.33亿美元，同比增长6.18%，美国来自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3885.36亿美元，同比增长13.64%。从服务类别来看，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的费用收取服务、运输服务及旅游服务是中美服务贸易的前五大类——从数据来看，美国更需要中国这个大买主购买其服务贸易。一旦减少或断绝，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与科技巨头会立刻施加压力。 因此，中美经济就算打算脱钩，恐怕也不是2022年内能够达到的目标。只要“拜登经济学”继续当家，美国仍将为中国对外贸易这台经济引擎注入能量。 拜登的绿能计划通过，中国将成最大受益者 美国通过的1.75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其中5500亿美元将用于新能源行业；除此之外，拜登希望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出名为“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简称BBB）的重要支出法案，该法案高达3万亿美元。这个“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不仅包含疫情相关的社会支出内容，还包含了诸如应对气候变化和增加医保等福利性开支等一揽子要让美国的大企业和联邦财政买单的方案，而这些方面恰恰是其中最具争议的内容。 增加福利就是增加消费，如前所述，提供日常消费品的大国就是中国，无需再论。这里只谈其中花钱相当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能项目，所谓绿能，主体就是风能与太阳能，美国这法案一旦批准，就需要购买大量风能与太阳能设备。因2021年的数据还未公布，本文引用2020年相关统计数据： 自2013年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太阳能光伏安装者。日经中文网发布的《2020年世界市场“主要商品与服务份额调查”》显示，从光伏面板的全球份额来看，中国隆基股份（LONGi Solar）首次登上冠军宝座。由于硅晶圆等基础零部件的生产急剧扩大，该公司的份额增加8.1个百分点，达到15.0％。在排名前5的企业中，1~4位均为中国企业，份额占到总体的45.8％。 WoodMac发布2020年全球风电整机商市场份额排名，全球新增风电装机容量103GW。在全球前15大整机商排名中占据10席：金风科技、远景能源、明阳智能、上海电气、运达风电、中国中车、东方电气、中国海装、三一重能、联合动力，十家加总，市场份额占比54.2%。 美国当然也知道中国在绿能设备市场上的绝对优势。美国参议院3.5万亿美元预算支持禁止可再生能源项目使用来自中国的材料，也在推动《太阳能制造法案》出台，全面审查供应链对外依赖情况，意图建立“可靠”供应链；美国REC亦将于2023年重启2万吨颗粒硅工厂。但中国有一个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德国、瑞士等国企业都曾表示，基于这一原因，中国公司提供的报价比欧美竞争对手低15%到20%。也因此，美国启动的这些壁垒届时是否有效，还真难说。 人类历史上不乏南辕北辙之事。拜登经济学的核心是与中国竞争，并为此抄中国作业，实施大基建计划。但2021年的实践却表明，拜登经济学加强了中美经济的互补关系，如果说中国外贸成了2021年中国经济引擎，美国就是该引擎的最大动力源。 （原载大纪元，2022年1月2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20/n1351668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加州是美国灾难的开始？
我对加利福尼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5年前来美国，第一站是加州，在洛杉矶入境；1989年6月又在洛杉矶创办了《新闻自由导报》。几个星期前，重返洛城参加一个会议，在朋友聚会中，大家兴奋地回忆当年的情景，并不约而同地谈起洛杉矶的前途，预测10月7日将投票的加州州长“重选”。 美国有50个州之多，联邦、各州、市镇及议员选举等，可谓多如牛毛，为何加州的州长改选却成了全美、以至世界性的新闻？ 一是因为报名参选者中有好莱坞影星阿诺．施瓦辛格，加州可能重演1966年里根（总统）从影星当上州长的历史。阿诺因演过很多国际叫座的电影，有全球性的知名度，因而被媒体格外关注以至炒作； 二是因为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罕见有州长当选後又被罢免改选之事，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只有一位州长和一位总统被罢免或弹劾。对於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件“人咬狗”式的有新闻价值的不寻常事件； 三是因为，加州是美国国防、航空、汽车和电视工业的重地，加州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曾为全美之最，因而被称为“黄金之州”。现在则因非法移民（主要是墨西哥人）大量涌入，执政的左派民主党州府长期实行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结果使加州几乎成了“破落之州”，大企业纷纷迁走，中产阶级的白人也大量搬到邻州内华达；犯罪率增高，失业率飙升，税率和福利则几乎在比赛增长，结果今年的财政赤字已高达38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全年军费开支），加州成了难以管理、无法操作之州。美国右翼政治家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说加州正在“第三世界化”；也有人说加州已成为美国土地上“法国”，并预测它是美国灾难的开始。 各种数据显示，上面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加州的危机确实在全美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大量西裔涌入美国，正在改变美国的人口结构和政治人文景观。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原来黑人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占人口的12％，而西裔则後来居上，在过去十年中，人口增加了58％，达到3,530万人，目前占美国人口的13％，超过黑人成了最大的少数族裔（第三的亚裔占4.2％）。不断有报道说，那些墨西哥孕妇，到了快分娩的月份，就挺著大肚子非法跨过边境线，进入美国生孩子，成了“美国人的妈”，不仅分娩等费用由美国当地政府负担，还可领取各种福利。在洛杉矶“克莱蒙研究所”作研究员的一位朋友说，那些领取福利的，只要有三个孩子，每月就可从政府拿到1400多美元补助，可以一直不用工作了。而这些钱，都是中产阶级的纳税钱。 加州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是左翼民主党的天下，不仅该州的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主控，而且加州的州长、州务卿、检察长等主要职务，都被左派人士获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西裔移民，再加上当地的黑人，绝大多数投了民主党的票。他们不仅支持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多收税，还要求更多的政府救济，更多的福利，要把勤奋者辛苦赚来的钱，更多地“抢”到他们手里。 仅以洛杉矶市为例，据《纽约时报》2001年3月30日的长篇报道“人口普查显示白人在加州已成少数”，截止2000年底，西裔已占洛杉矶人口的45％（而1950年时仅占5％），白人占31％，亚裔占12％，黑人占9％。白人不仅降到不足三分之一，即使白人和亚裔两项加起来（43％），也不敌西裔和黑人连手的54％。 为什麽说西裔人口增加会改变加州以至将来全美国的政治和人文景观？因为西裔更加倾向养懒汉的大政府、高福利政策，从而成为左派民主党的主要票源。今年8月3日《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该报和CBS电视台联合进行的全美范围的民调数字显示，在被问到“你是倾向小政府，还是提供更多服务的大政府”时，非西裔的美国人中有52％倾向“小政府”（主张大政府的占35％），但“西裔”中倾向小政府的只有16％，主张大政府，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服务和福利的则多达75％！同样的调查显示，全美非西裔中支持民主党的占48％，而在西裔中占60％。由於希望得到更多福利，享受、贪占勤奋者的财富，多数西裔就支持热衷福利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而左派获得西裔的选票上台後，更扩大福利，增加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税收，於是这种恶性循环把黄金之州一步步拖向灾难；而且不无可能把美国也同样一点点蚕食掉，成为经济恶化、懒惰成性的“法国第二”。 加州的另一个癌症是黑人问题，当然现在这也是整个美国的问题之一。黑人更是倾向福利，好像他们只要生在美国，别人就都欠他的，凭他的肤色，别人就得养活他们。而且在左派主导主流媒体、“政治正确”风行的美国，黑人几乎成了大爷，谁也批评不得。左翼文人（新闻界和好莱坞）、左倾的民主党在背後给黑人撑腰，而他们则把选票几乎都给了民主党（91％的黑人投民主党的票）。而民主党则用照顾黑人的“种族配额制（Affirmative Action）来实行“劣胜优败”的反常制度，不仅白人，连亚裔，也成了这个“特殊照顾黑人制度”的牺牲品。 虽然黑人得到特殊照顾，但在这个族群里仍有明显的“两低三高”现象求学率低（不重视子女教育）、储蓄率低；犯罪率高、失业率高，领取福利的人多。为什麽会如此？连本身是黑人的学者、“Tuskegee研究所”主任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也指出，这是因为黑人和亚裔及白人的不同文化造成的。据纽约“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CEEB）1999年公布的统计，亚裔和白人的穷人家庭（年收入低於2万美元）的孩子，考学成绩（SAT）比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之上）的子女还要高。 为什麽黑人的孩子学习成绩普遍不如亚裔和白人子弟？印度裔美国作家德索扎（Dinesh D’Souza）在他那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美国伟大在哪里》（What’s so Great about America）中说，主要原因是黑人单亲母亲太多，这种家庭结构导致黑人孩子得不到通常来自父母的家教。该书引述的数字是，在亚裔中，婚外生的孩子不到5％，而在黑人中，却高达70％！福克斯电视台“欧莱利的事实”节目8月29日引述的数字是，在当今美国15到25岁的黑人女子中，未婚生了孩子的高达75％！ 但这样的事实黑人知识精英不愿提及，别人提到，他们就把这归罪於美国有过黑奴制度，黑人受歧视、贫穷等；反正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但据上述德索扎书中的数字，在1900年之前的黑奴时代，黑人的婚外生育率才是20％；1900到1965年，增加到25％；而从1965年到今天，经过左派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大社会”、平权法案（种族配额制）、名目繁多的福利等，黑人的婚外生育率激增到几乎随便问个黑人孩子，都是婚外生的地步。而在过去40多年中，黑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有显著提高。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3年版黑人统计年鉴》中的数字，从1960年到2001年，黑人家庭收入从平均二万增加到三万美元；贫穷率从40％降到21％；专业人士达到12％（和黑人在美国人口中比例正好相同）。 上述事实证明，黑人婚外生育问题根本不是贫穷、歧视等理由可以解释的。但很多黑人领袖不仅拒绝正视这个问题，还利用这个来煽动族裔对立。像前天因在耶鲁大学支持工人罢工，妨碍交通被逮捕的黑人牧师、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加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就是一个典型。我多次在电视上听到他把黑人问题推到白人和美国制度身上，而从来不正视黑人自身的问题；他更到处演讲煽动黑人仇恨白人、族裔对立。 曾写过五本关於里根总统传记的美国历史学家坎农（Lou Cannon）8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怜悯胜选者”（Pity the Winner）一文说，加州的预算之大，相当於五个国家总和，但今天在华尔街的眼里，它的价值已降到不如一个密西西比。现在不管是倾向共和党的阿诺．施瓦辛格最後当上州长，还是民主党候选人、西裔的现任副州长获胜，加州都是一个几乎不可收拾的烂摊子，哪个“继任州长”最後都得焦头烂额，“像现在的戴维斯州长一样不受人们欢迎”。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加州能否恢复“黄金之州”，而是加州出现的危机，会不会四处蔓延，成为美国灾难的开始┅┅ 2003年9月2日於纽约 2003-09-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曹长青∶左派三支柱，右派三把刀
2020年美国民主党拜登靠选票作弊上台，不仅重创美国的民主灯塔形象，更导致左派不仅在美国，也在全球更嚣张。左倾在西方兴起，过去一个多世纪来，虽经历苏联和中国两大国家惨败的惨痛教训，但西方却一直有一大批左倾的铁杆捍卫者。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有三个理论家成为他们思想的支柱。 第一是马克思。他的《共产党宣言》核心是「消灭私有制」，要公有共产、全部国家化。那麽谁来实现公有？就要有一批人来剥夺私财，抢劫个人财富，然后再分配（所谓均贫富）。这批人自然就有了特权，成为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反共异议人士吉拉斯说的《新阶级》，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共产党贵族集团。 马克思的另一个想法是消灭利润，用他的话说是剩馀价值。事实上，不论国有还是民营，任何企业都需要利润；企业不挣钱，拿什麽发薪水？更别提扩大再生产。没有利润，什麽企业能撑得下去？所以「剩馀价值」不仅不是罪过，而是经济启动发展的根基。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苦思冥想几十年，结果闭门造出违背最简单经济规律的害人宣言。 但这样的马克思理论至今仍被西方左派推崇。不择手段上台的拜登，掌权后就推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要更多的国有化，把企业税从21%涨到28%，窒息企业发展；更要著手自1993年以来、过去三十年最大幅度增税，推行马克思的均贫富。几年前法国有左疯理论家还写出一本《新资本论》，被西方左媒热捧；不仅从书名到内容都与马克思的论调大同小异，作者当时还跑到美国给左疯总统奥巴马出谋划策，推销马克思理论。当时拜登就是奥巴马的副手，本质上他们都是马克思的信徒。 光给病人吃补药是自欺欺人 第二是凯恩斯。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际，左派总统罗斯福掌权，推行「新政」，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当时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为大政府、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主要两条∶更多国家项目，更多印制钞票。凯恩斯认为，国家项目多了，就可雇用更多工人，从而降低失业率，促经济活跃；多印钞票，多发美元，就使人民手里有钱，增加消费，活跃市场。凯恩斯的药方很像对一个病人给更多补药，更多输血，让病人显得红光满面、健康起来。但这不是病人内在机制的康复，而是外在涂脂抹粉的化妆，是假健康，长远更害人。但这种违背常理常识的理论和做法，今天拜登政府照搬，而且连提出的口号都是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大把印钞票、大撒币∶拜登上台就一下发放1.9兆美元，然后大增税，摆出一副不把美国经济搞垮绝不罢休的架势。 第三是罗尔斯（John Rawls）。他没有凯恩斯那麽有名，但是左派学术圈鼻祖性人物，因他为当今西方左派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他的《正义论》提出∶善（good）应优先于权利；平等优先；分配至上。为了平等，国家有权拿走一部分人的财产、重新分配，实现均贫富。 罗尔斯成为左派的宠儿，因为今天不仅美国的拜登们，西方国家的主要左派政党，都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政策根基，以此推行社会主义。 三大权利是对左派三支柱的悬头之剑 对左派的三个邪恶理论支柱，保守主义阵营也有三把大刀在砍断它们，也是他们的三个克星∶第一是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他的《政府论》首次明确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财产」这三大权利，谁都不可侵犯。如遭政府剥夺，人民有权推翻政府。后来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照搬了这三大权利的精髓，成为对左派三大理论家学说的悬头之剑——以个体权利的刀锋，砍断左派群体主义的理论支柱。 第二把刀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通篇痛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竞争，个体权利。这个群体还有更深刻的米塞斯等经济学家，但因《通向奴役之路》写得通俗，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哈耶克更成为左派三支柱的克星。 第三把刀更锋利，直砍要害，它是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作为哈佛同事，诺奇克这本书与罗尔斯的《正义论》针锋相对，反驳「善优先于权利」，而提出「权利大于善」。诺奇克从人类历史出发，强调先有人，后来才有了政府，所以人、个人权利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国家权力。 诺奇克提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无法解决的，因人的才能和财富不同，有很多先天和后天因素，是无法强求平等的，强求的结果一定会剥夺他人权利，走向群体主义。强行平等不仅带来更大的不平等，更导致不公义和更大的灾难（共产社会就是典型）。诺奇克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权力，而保障个体权利。他和约翰.洛克等于遥相呼应，强调了人、个体权利这个根本点。 今天拜登等左派掌权得逞于一时 ，但保守主义的三把刀高悬，越来越多信奉常识常理的人在阻止左派大潮，捍卫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场左右派博弈是长期的，但人类历史已多次证明，常识将获得胜利。 2021年3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1年4月号 2021-04-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习普会传达的信息，美欧会前应猜到
何清涟 习近平想通过习普会传达的信息，不需要等会议结束，其实在中国提出和平12点之后，基本上可以猜出来。如果说多数媒体还在那里侈谈由于中国偏袒乌克兰，西方不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议案，认为中国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以及中俄会谈貌合神离之类，《华尔街日报》3月23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虽然是迟到的分析，但总算摸到脉了。 俄乌战争改变了中俄之间的地位 习近平这次访俄与普京会谈时说，“自我10年前首次对俄进行国事访问以来，中俄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互惠，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呈现更加全面、更加务实、更具战略性的特点。”这话并非虚谈，在2014年以前，中俄关系是中国热切，俄罗斯相对冷淡。这只要回顾历史就很清楚。 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外交语言都很冠冕堂皇，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宣传，扬俄抑美到了极致，但俄罗斯对中国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2006年之后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拥有能源优势的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腰杆越来越硬，不断让中国吃瘪，如2007年以后俄罗斯不断驱逐中国移民，2011年就曾驱逐3000多人，同时坚决不允许在俄国大中城市里出现“中国城”。2012年7月16日，俄国边防巡逻艇向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火，并抓捕36名中国船员，扣押渔船。中国政府隐忍应对，与对日本、韩国扣押中国渔船的反应有天壤之别。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俄罗斯甚至在能源方面都对中国采取相对歧视政策，要价高于日本及其他国家。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深知西方尤其是美国不会再回应俄罗斯的橄榄枝，尤其是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发生，俄罗斯彻底失去了乌克兰，普京深知这是美国欧亚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中国态度开始升温，两国之间加强经济与政治联系。俄乌战争发生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开始后，俄罗斯势孤，必须求助于中国，从此中俄关系易位，变成俄罗斯有求于中国。习近平从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谋求与俄罗斯形成的“背靠背”的同盟关系终于达成。 中俄经济呈互补关系 中俄两国经济成互补关系，尤其是俄罗斯能源被从欧洲市场排挤之后，这不仅是中国这个能源消耗大国的需要，更是俄罗斯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柱。BP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俄罗斯的油气煤储量都居世界前列；在生产方面，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第六大产煤国。在出口方面，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这些数据，势必使中国将俄罗斯当作能源安全持续性保障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全球占比超过26%，总体对外依赖度已经从2000年的5.71%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18.07%。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分别在70%和40%以上。在21世纪初期，中国对于中东地区油气有较大依赖，但后来意识到该地区存在难以控制的军事和安全风险，这种高度不安全感让中国意识到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于是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海上、东北方向（指中俄油气管道）、西北方向（指中国-中亚油气管道）和西南方向（指中缅油气管道）四大能源战略通道，其中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地位日益重要。 俄乌战争发生后，德国等欧洲国家在美国压力下加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这一市场空缺立刻由中国填补。中国海关总署3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增长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增长最快的是从俄罗斯向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3.4%，达1141.49亿美元。在3月21的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他可以向普京提供一条经济生命线——尽管这条生命线也会通过扩大中国对俄罗斯资源、能源和市场的准入而使中国成为受益者。 这1141.49亿美元对华出口，对俄罗斯相当重要，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2月15日发布最新《军事力量对比》报告，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1978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6%；报道称，军事大国美国2022年的军费支出达到766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0.9%，占全球总军费之比为39%。中国军费开支2424亿美元，位居第三；俄罗斯以897亿美元位列第三。也就是说，中国从俄罗斯增加的进口，确实支持了俄罗斯的战争需要。 中国提出和平12点建议，意在南方国家不在西方 俄乌战争对于美国与北约来说，不赢就是输。理由如下：北约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美国军队一直是神话般的存在。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大约是48%左右，俄罗斯GDP总量占全球不到2%；在全球军费开支方面，2021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合计占全球军费开支的55%； 俄罗斯军费开支659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2万亿的3.3%。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形成极大的冲击力。 但目前欧洲一半国家已经厌战，美国国内也面临各种矛盾。这种情况下，美国与北约确实希望能够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这“体面”就是俄罗斯必须认输，至少得将这次战争中夺走的四州归还。 习近平此时提出“俄乌和平建议”，时间点挑在在战争双方都感到疲劳之时。但因为建议主要是些原则性的建议，并不涉及具体的领土，因此西方认为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没有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是站在俄罗斯立场上说话，强烈表示不接受。西方朝野其实没明白，习近平这一和平建议不是希望美国（欧盟）接受。 对于中国来说，在此时提出这一和平建议，重要的是展现一种姿态，这姿态主要不是秀给西方国家看，而是给地球上的南方国家看，事到如今，就连美媒也认识到这场战争，美国并未赢得世界多数国家支持，3月19日，彭博社发表Max Hastings的署名文章，称“世界上85%的人口没有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南方国家不希望看到美国再次主宰地球，……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不受美国、俄罗斯或中国主导的多极世界中。”作者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原因。 习近平提出这一和平建议，遭遇西方猛批，但为他在南方国家加了政治分。对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利好消息，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将在下周正式访问北京，将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促成乌克兰和平谈判一事，这一举动，为北京将自己塑造为战争调停人的努力增分。考虑到西班牙将于7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态度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分。 如今，俄乌战争的结果未曾出来，但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已经彰显，那就是世界多极化已成定局，美欧的西方同盟之外，已经形成中俄一极，还有许多态度中立的国家选择不结盟。中国发出信号，认为自身已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开始塑造一个更符合其利益的世界。 《华尔街日报》3月23日的文章分析算比较清醒：除了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一介入中东动荡冲突的大胆尝试之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但其释放的信号明确：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与中国做生意，还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美国必须重视中国近日的姿态与信号，仅仅表示轻蔑是远远不够的。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3月2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32420231250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智利大矿难震撼中国人
今年初智利大地震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智利大地震教育中国人”，指出智利地震8.8级，超过中国的四川大地震，破坏力并是汶川地震的15倍，但智利死亡人数是八百人，中国则是近九万人！为什麽差别这麽大？因智利有“全世界最严格”的房屋建筑法，并严格执法，所以房子建得结实、抗震；而中国被震塌的房屋，尤其校舍，很多是豆腐渣工程（偷工减料）。另外，智利的民主制度和皮诺切特时奠定的市场经济及富有（人均收入一万二千美元），在地震救援中，也体现出远超过中国的优势。 这次引起全球关注的智利矿井崩塌（33名矿工被困井下69天）大救援，跟中国的矿井灾难处理，更是形成鲜明对比，更让人看出两国制度、两种政府的不同∶ 中国矿难死亡全球第一 第一，矿井崩塌後，智利政府全力以赴，不管跟地下矿工失去联系多少天，也绝不放弃营救。而在中国，没看到哪次矿难，政府能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中国网路上有评论说，这样的事（长达两周多没矿工音讯）如发生中国，当局早就宣布人都死了；在智利，矿工是“升井”（被救出来），在中国则是“升天”（在地下等死）。 第二，智利被困矿工被发现时，已在井下17天，所以还能幸存，因井底有避难所，那里备有氧气、水和食物等。中国的矿工说，他们多数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中国的矿井有“避难所”这种设施。所以一旦矿井塌方，没水没食物没氧气，无法坚持多久。再加上中国的很多私人小煤矿，根本不符安全标准，导致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近年来一直世界第一。去年中国官方公布就有2631人遇难（美国是34人）。2002年最多，中国有6995人因矿难死亡（专家说，实际数字比官方公布的更大）。 人家才是人类，我们被当成类人猿 第三，智利矿难发生时，正在外国访问的总统皮涅拉马上回国，并立即赶赴矿难现场，跟被困矿工的家属们一起，待在矿坑外临时搭建的营地，亲自指挥救援。他跟第一夫人表示，“我们会整日整夜不休息，直到最後一名矿工被救上来。”从始至终，智利总统都在现场，每个从井下被救出的矿工，总统夫妇都给予拥抱，献上第一时间的祝贺和安慰。中国网民感慨说∶真羡慕这把人当人的国度！人家总统都亲临，真是人类！我们矿工怎麽死的都没人知道，被当成了类人猿！中国领导人别说赶到矿难地亲自指挥营救，即使发生四川大地震，近九万人遇难，胡锦涛都没去现场。媒体拍到有当地共产党高官，不仅没悲伤，还一脸笑容。 在智利矿难中，被困矿工中有一名玻利维亚人，获救後跪倒在地，十分激动。智利总统不仅跟他拥抱，玻利维亚总统也专程赶到现场（就为了本国一个矿工）营救和迎接，并用总统专机把他接回国，还答应分给他一块土地。因到外国打工并做矿工的，都是很穷的人。 第四，中国发生矿难等，当局首先想到的是封锁现场，禁止媒体报导，不让世人知道真相。而智利的矿难现场，却向全球公开，有1700名记者云集，现场实况拍摄报导（Fox报导，全球约有十亿人观看）。智利政府还用光纤视讯，让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被困在地下七百米深处的矿工实况。中国网民感叹说，这跟中国差别太大了！“他们敢向全世界直播，而我们连记者也不让进。” 中国看重政治，智利看重生命 第五，智利不仅没封锁新闻，更接受先进国家的帮助。在矿难现场，除智利本国国旗外，还飘扬著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的国旗，表明这是一场国际合作的救援行动。具有登上月球技术的美国宇航中心派出了专家队，矿工们升井的过程都是穿著美国的宇航服，这种特制的紧身衣可测出血压等状况，有利抢救。地下光纤是台湾提供的，起重机是中国制造的，智利用全世界的技术和人才，进行了人类难度最大、也最成功的一次营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但在中国，即使是四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也拒绝外援。在急需救人的黄金72小时，中国政府拒绝一切外援，连震灾救人很有经验的日本和台湾救援队也被拒。这跟当年唐山大地震时“四人帮”的做法几乎一样。中国政府至今看重的仍是政治，是怎样有利统治；而智利看重的是生命，是政府向人民负责。 中国矿工像从地狱扒出来的 第六，智利的救援工作细致到可谓臻美。为保证受困矿工的健康，请美国营养师制定了特殊食谱；还提供了用灭菌铜纤维制造的短袜，以防地底高温潮湿下感染脚气（湿度85％）；因久未见阳光，矿工出井时被戴上特制墨镜（每副450美元）以保护眼睛。从电视上看到，在第一时间跟他们拥抱的总统，还特意叮嘱“别摘下墨镜”。 智利政府把33名被困矿工的家属们，接到了矿井旁的营地。总统夫妇跟他们一起聊天，通报最新情况，以减轻其担忧和焦虑。每个被救出的矿工，在跟家属见面後，都会被直升机送到附近医院，在那里观察至少48小时，然後进行为期半年的灾後心理创伤复建疗程（根本不用上班了）。政府还安排传媒专家，教这些成了“名人”的矿工们如何应对媒体等。 那些获救矿工，虽在地底被困69天，但由於政府细心安排食物和医疗救助，出来时，都生龙活虎。中国网民感叹说，“看人家，仿佛是外出旅游了一段时间，回来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服装整洁！哪像我们那些矿工，有幸出来的，像是从地狱里扒出来的┅┅” 那些被困矿工家属在等待时，智利政府还特意在临时营地设了发廊，以便矿工的妻子和女友们做头发、修指甲，梳妆打扮，给十周没见面的她们的男人们以“惊讶”，重燃罗曼史。那份关心和细腻，传递出这是一个多麽有人性的国家！ 虽然智利政府做了如此努力，但最後被救出的那个矿工（他是工头和自发领导者），却在跟总统拥抱後，毫不客气地警告说，这样的事，今後不能再发生！自愿进入井底安排救援的技术专家，最後一个返回地面，总统问他独居井底（26分钟）时想的是什麽，他也说，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根本没有三叩九拜地感谢总统和政府。而中国则是另一种景观∶“我们的矿工升井後，第一件事是感谢领导，第二件事是感谢国家。” 中国人命不如一条狗 第七，智利政府给每位获救矿工的补偿金相当300万人民币。一位矿业富豪另给他们每人一万美元。电视台的采访报酬更丰厚，高达40万美元；里外加起来，一个被困矿工能拿到约600万人民币。此外还会有出书、拍电影、做广告代理等未来收入，可谓因祸得福。 而中国的矿工，别说获救的，即使遇难的，赔偿费才是几万元而已。例如2003年底的重庆特大井喷事故，190户遇难家属总共才获得三千万人民币的赔偿。当时有一家三口遇难，才拿到30万赔偿金，平均每条人命还不到两万美元。中国政府的飞机火车死亡赔偿规定是∶空中遇难旅客最高赔七万元（人民币），火车最高四万元。地面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则按每月当地平均生活费乘以10年计算。有人按某地生活费标准算了一下，一个农民的命等於一万四，城市的人命是五万五（人民币）。所以中国发生人命不如狗值钱的现象∶上海一位老人的儿子因医疗事故死亡，法院判赔三万元，而当地一条名犬因医疗事故被治死，法院按狗的价值判赔五万元。 差距太大，震撼太深！ 坐在电视机前，看智利的矿工被营救，不仅为他们获救、跟家人团聚而高兴，更想到中国那些人命不如狗命值钱的苦难和悲惨。正如中国网民所感叹的∶差距太大，震撼太深！而智利获救的矿工，所以激动地高呼“智利、智利”，自发地挥舞国旗（当时智利国旗销售一空），大街小巷都鸣车笛欢呼，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重视人命的国家！ 智利、中国，为什麽有这麽大的不同？看看两国宪法就明白了。智利宪法第一章第一款明确规定∶“保护人民及家庭是国家的义务。”而中国宪法序言写的是∶国家的根本任务┅┅是由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要保护的是共产党的绝对权力！ 当33名被困矿工全部获救後，智利总统兴奋地说，2010年10月13日是个吉利的日子，“10+10+13=33，这是非常幸运的数字。”其实不是日子幸运，而是智利的民主制度，保护了智利人的生命，使他们有自由，有尊严，有幸运！ 2010年10月14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0-10-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王清峰的“真疯”和“伪善”
台湾法务部长王清峰下台了，但“王清峰现象”并没有结束，那就是国民党权贵的“真疯”和“伪善”。 死刑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有争议，但不管怎样意见纷纷，在法律没有更改之前，必须依法治国，这是民主国家的常识。无论谁不顾这个“常识”，也不应该是担任法务部长的人。可马政府又创造了“奇迹”，法务部长公开发誓一定“违法”，说只要她掌权，就绝不会执行法院的判决。这简直是“疯”了！ 王清峰并不是空穴来“疯 ”，这是国民党专制的心理後遗症。在两蒋时代，什麽法律，什麽规章，全都是摆设装饰；党国时代，国民党想什麽样，就怎麽样。举一个例子，当年党国法庭审《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时，解密档案证实，开庭前，蒋介石早已下令要判多少年。蒋家父子用军事戒严在台湾统治了三十八年！居然连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都不执行。那种心理和今天的王清峰是一样的，都是我的意志，我的意识形态，绝对超越法律、高於民意！ 今天王清峰在死刑问题上的“强硬表白”，让人们更看清了，正是因为有这样意识形态狂热的法务部长，台湾才会有前总统陈水扁被长期“羁押”的司法不公，才会有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顾法律程序的临时换法官，由马英九的“粉丝”来审判马英九的“政敌”的政治荒唐剧，才会有前朝官员多被起诉、甚至办绿不办蓝的反攻倒算恶行。 但有赞成废除死刑的人说，不管怎麽样，王清峰捍卫死刑犯的生命权利，还是菩萨心肠。但王菩萨是典型的“伪善”！她那麽捍卫杀人犯的权利，但她用同等的热情去捍卫过那些被杀害者的生命权利吗？她说过只要当一天法务部长，就要为这些受害者讨回司法公道吗？她去慰问过那些遇难者家属、表达一定缉拿凶手、依法严惩的决心吗？ 她说要替死刑犯下地狱，更是矫情做作到令人作呕！别说什麽替杀人犯争权利，在她法务部长任内，那些普通犯人的权利她维护过吗？通过前总统陈水扁被羁押，人们更知道那些看守所的条件是多麽恶劣，人权状况多麽糟糕！对这些，王菩萨问过、管过，有全力改革、改善吗？ 再退一步说，别说犯人权利，王清峰们的国民党政府连遵纪守法的普通台湾人的权利都毫不在乎，还谈什麽犯人的权利。台湾的归属是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但王清峰们想过尊重吗？民调显示，87％的台湾民众主张“台湾的前途应由二千三百万人民决定”；73％赞成“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可王清峰们的马政府，却千方百计阻止台湾人民（公投）实现这个意愿。今天，64％的台湾居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84％主张台独和永远保持一边一国的现状，可王清峰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百姓的强烈反对，硬要跟对岸共产党签署ECFA。这就是王清峰式的唯我独尊、蔑视民意的国民党一贯心态。 王清峰作为法务部长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要“违法”，就是国民党政权历来蔑视法律的惯性。马英九、金溥聪、吴敦义，加上王清峰，可谓横行台湾的“四人帮”。今天，民意的力量淘汰了王清峰；下次就是用更强大的民意，淘汰蔑视法律的马政府！ ——2010年3月15日《自由时报》“曹长青专栏” 2010-03-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