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韩寒是石头，不是金子
最近看到一些评论，导致我想重复一遍我在《讨论韩寒的意义》中反复强调的关键一点∶对韩寒的争论，不是观点，是真假。如果他整个人都是一个弥天大谎“撒”出来的，那麽他的任何观点，就都没有一丝一毫值得讨论的余地！ 我可以理解许多人难以接受韩寒目前被质疑的状态。在严重缺乏英雄和偶像的时空环境下，好不容易出了个叛逆的韩寒，简直就是天上掉下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他自己更宣称，“我是一块上海大金子。”於是众人惊叹、羡慕、欣赏了十几年。谁能说对一个曾经捧着、呵护著的东西没投入一笔情感？更何况对人呢？ 但是，当那层闪闪发亮的外壳忽然被人捅了个洞，无数人看见了里面只是泥土一块，大呼上当的时候，你不能由於感情上不接受，就闭上眼睛，继续观赏刻在自己脑海里的那块似乎依旧发光的东西。在真实面前闭上眼睛，等於有意坑害自己。 我虽然写了好几篇严重质疑韩寒的文章，但为了更进一步确信，也为自己的文章负责，这几天花了些时间，把网上能找到的媒体对韩寒的访谈、他的演讲等九个视频等节目都看了一下∶CCTV“对话韩寒”，杨澜专访，何东访谈，跟陈丹青对谈，跟王朔饭局谈话，鲁豫有约访谈，香港书市演讲，厦门大学演讲，新浪网聊天室和网民对谈。 看完这些之後，我已经没有疑问∶这是一个因为太大而难以令人置信的谎言；这是一个因为太愚蠢，而令人一眼识破的谎言。它的奇迹在於∶在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如此巨大且愚蠢的谎言，居然可以维持13年。 古往今来，“常识、常理”是人们判断一切事情的起点，也是根本点。即使对司法问题，像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也主要靠“案例法”和“常识法”。由12个并无专业法律训练的普通人组成（随机抽样产生）的陪审团来裁决有罪无罪，而法官则更像个 “协调人”，就是极为看重“常识”的表现。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通过这些视频节目而看出的问题，给懒得花时间去看视频的读者们一个概貌。这些问题用最基本的常理就可以推出韩寒是假作家的结论。 一、对自己的作品“一问三不知” 很多质疑者已经提过，在2000年CCTV“对话韩寒”节目中，韩寒对为什麽起了《三重门》这个书名，是什麽意思，都回答不了；说你们怎麽解释都行，最後被问急了，说“我忘了”。当时《三重门》刚出版不久，作者居然这麽快就“忘了”！ 也在这个节目上，主持人问到，台上的那个来宾女孩是不是像《三重门》中的女主角Susan？韩寒明显不熟悉Susan，但被主持人追问时，韩寒倒是来了一个小机智，说“私下谈”，躲了过去。正常情况下，他对谈论自己书中的女主角，应该有谈情人般的兴致的。 韩寒后来对此解释说，因为这个访谈节目的气氛是敌对的，像批斗会，所以他故意不答。但韩寒所言，完全不是事实。无论是台上的两位学者来宾，还是主持人，都是偏向韩寒的，观众除一位外，也都没有挑战韩寒。哪来的“批斗会”敌对气氛？ 退一步，即使韩寒认定那个访谈是“敌对气氛”，那后来在何东、杨澜、陈丹青、王朔，以及“鲁豫有约”等专访和对谈中，他们都是清一色地对韩寒十分友好，完全是朋友随便聊天方式，没提任何挑战他的问题，但在那麽温磬的气氛中，韩寒为什麽依旧回避了所有关於自己作品的问题？ 在何东的访谈中，主持人明显非常欣赏韩寒，并说读过韩寒的主要小说。在他提到韩寒的《长安乱》、谈及书中的人物和情节等，韩寒是一脸茫然，说他对《长安乱》的内容都忘了。天下有这种作家吗，对自己的作品不是不愿意谈，就是忘了，书名、内容等，统统都忘了！可是在作文比赛中，他却能记住一长串古人的名字、作品，还可以用双引号准确地直接引用，甚至默写出一个冷僻的拉丁文。 何东又谈到韩寒的另一部作品《一座城池》，问他到底想表达什麽？韩寒躲避说∶“我觉得你去问语文老师比较靠谱一点，因为他们的语文老师肯定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跟王朔那场所谓“对谈”中，韩寒几乎什麽都没说，是王朔在自说自话。当王朔提到他读过《三重门》时，韩寒根本不接这个茬，不仅避谈任何自己的作品，整个饭局，除了被问到喜欢什麽样的女孩时，说了一句下流的“只要发挥的好，活儿好都可以”之外，任何、任何话都说不出来。不知谁看了，不会被气死。如果观众以前没看出来，以为韩寒的沉默是高仓健式的“酷”，那王朔的东一杆子、西一棒子的闲扯，简直就像被玩了。 在“鲁豫有约”的访谈中，主持人提到《三重门》时，韩寒一如既往地不谈书的内容，更不谈这本书是如何写作以及创作经验等，而是话锋一转，谈这本书加印多少，能赚多少钱，他又可买什麽车等等。 对於自己的第二部作品《零下一度》，韩寒也是记不得内容。据2001年他作客新浪网嘉宾聊天室的文字实录，当被问到∶“为什麽把文集的名字命名为《零下一度》？”韩寒回答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当初到底是怎麽想的，谁知道呢？我也不知道。” 在新浪聊天室，韩寒甚至连自己的“新书”都无法介绍其内容。当网友问∶“我们看到在新浪上说，你要简单介绍你的新书，你介绍一下好吗？”韩寒竟回答∶“不大好介绍。我也不知道描述什麽，好的东西往往是难以形容的┅┅” 韩寒在“鲁豫有约”中，可以准确地记得自己最初拿到的最大一笔稿费是500元，但却提不出是哪篇作品，更不记得到底是在哪家刊物发表的。一个年轻作者，不仅忘掉了发表“处女作”的刊物，甚至连自己作品的名字都不记得！韩寒真是太潇洒了！ 在八个访谈等视频中，韩寒更是只字没谈他的获奖作品《杯中窥人》，这个让他扬名文坛的起跳板，好像在他的人生中根本就没有过。《杯中窥人》是韩寒在一小时之内完成的、旁徵博引古人、并默写出一个非常冷僻的拉丁文的“得意之作”，但为什麽在过去13年中，在所有的媒体采访中，从未听他谈过这篇“杰作”的形成过程？ 按常理，任何人有这样一次在限时比赛中临危不乱（又是面对那样古怪的考题），机智地从“纸在杯中”想到“人生染缸”，并迅速谋篇布局，联想名家作品，然後遣词造句，一挥而就的经验，都值得小小地炫耀一下吧。他既然夸口自己是金子、自己是文学史，说明不是谦虚之人，那起码应该具体一点，“金子”是怎样炼成的，“文学史”是怎样写成的吧？为何只字不提？ 《三重门》是韩寒继以《杯中窥人》得作文比赛一等奖之後的另一“成名作”。有网友做了这般努力，他把《三重门》里提到或评论的著作，按先後顺序列了出来∶ 《三字经》 《走出魔镜的钱钟书》 《李敖快意恩仇录》 《舌华录》 《尚书》 《论语》 《左传》 《红楼梦》 《水浒传》 《四世同堂》 《史记》《战国策》 《江南的水》 《贺拉斯》 《流浪的人生》 《铁轨边的风》 《教学园地》 《镜花缘》 《佳人》 《美女赋》 《西厢记》 《中国文学史》《万历野获编》 《永州八记》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孙子兵法》 《说文解字》 《变形记》 《中国作家传》 《广阳杂记》 《康河里的诗灵》 《数字化生存》 《闲情偶寄》 《孟子.滕文公上》 《会通派如是说》 《本.强生与德拉蒙德的谈话录》 《心理结构及其心灵状态》 《论大卫.休谟的死》 《包法利夫人》 《西游记》 《聊斋志异》 《西学与晚清思想的裂变》 《管锥编》 《出师表》 《从混浊到有序》 《形式逻辑学》 《搜神记》 《长恨歌》 《肉蒲团》 《淮南子》 《羊脂球》┅┅ 一个在1997年还看“少儿报刊”的16岁少年，一年之後，就能在书里涉猎这麽多作品，其中不乏冷僻的古书。他不吃、不睡、不上学、不玩地拼一年，能把这些书读一遍，已是足够令人叹为观止的“神童”了，更何况这期间还写出20万字的长篇小说，并在书中引述了上述作品。 其实还不止写了《三重门》一本小说，韩寒随後出版了《零下一度》。当被人指出它比《三重门》文字幼稚时，韩寒解释说，这是在《三重门》之前写的，只不过後出版。也就是说，在1997年还读“少儿报刊”的韩寒，到1999年就在阅读了上述那些令人眩晕的一堆作品後，写出两大本书（共31万字），而且还要完成数理化和语文等课程。如此惊人成绩，那个很狂傲的韩寒，怎麽一句都不提呵？ 作家愿意谈自己的作品，就如同母亲愿意谈自己的孩子。很多人可能有这种经验，如果跟一个女性交谈，无论她是一个多麽不健谈的人，只要提到她的孩子，她立刻滔滔不绝，立马成为“演说家”。这跟作家被问到自己的作品时有极大的相同性，这里起码有三个共同的原因∶一是熟悉（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像作家本人或母亲那样，熟悉自己的“孩子”），二是艰辛（都付出孕育和培养的心血），三是自豪。尤其是当“孩子”有出息时，做母亲的就更加骄傲，更愿意谈。作家同样，甚至有人说，那些名家谈起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比谈论自己的情人还要来劲”。 所以，韩寒的拒谈自己作品，对自己作品一问三不知的情形，绝对不合基本常理。 二，对其他作家、作品像白痴 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所谓的作家，无论他是否被伪文化人们吹捧，只要他说不需要读书、看名著，就可以自己写出名著的话，他不是骗子，就是高玉宝。 “还行吧”“一般”是韩寒对所有被问到的作家和作品的标准回答。 在新浪网聊天室，在被问到如何看待鲁迅时，韩寒说∶“我觉得鲁迅好像不是一个作家，是一个革命家。”鲁迅参加了哪些“革命活动”？鲁迅的小说、杂文难道是他父亲代笔的吗？ 当被问到他是否喜欢鲁迅的文字时，韩寒回答∶“还行吧，感觉一般。” 网友问∶“台湾作家中比较喜欢哪一个？李敖、柏杨？”韩寒回答∶“还行吧。” 网友再问∶“最崇拜的老作家是哪一个？”韩寒回答∶“一般。” 网友追问∶“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些？”韩寒回答∶“我不看外国作家的东西，我很少看文学作品。” 主持人问∶“有没有看过郭敬明的东西？”韩寒回答 ∶“没有。不光是他，所有人的几乎都没有看过。” 主持人问韩寒∶“那你主要看什麽？”韩寒回答∶“看报纸。” 当陈丹青问他读八十年代的作品吗，他说不读。避开了你考他读具体哪一本书。他说主要读五四时代的。然後笼统地说，五四的作家文字好。具体哪个作家的文字好在哪里？没了下文。 其实，真正读了点五四时代作品的人，如果他说真话，他会承认，当代作家的文字比那个时代的流畅多了。五四时代，白话文还在学步阶段，几乎哪个人的作品里都能挑出一堆诘屈聱牙、文法不那麽顺的文字。思想条理清楚的也找不出几个。他们真正的可取之处，是严肃认真的探索精神，而不是今天文坛随处可见的撒谎、炒作、玩世不恭。 在评论其他作家时，韩寒更离谱。韩寒说他的书《1988》原要改名，因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撞车。主持人问他怎麽看村上春树，他说村上春树“有非常好的情怀，进步的心态，不那麽罗嗦”。这种泛泛之谈可以放在一百、一千个作家和作品身上，但恰恰不适合村上春树。非常好的情怀? ——充斥色情；进步的心态？——颓废孤独；不那麽罗嗦？——900多页（英文版）的故作高深。 除了对自己、他人的作品统统都不熟悉之外，韩寒在访谈中对文学和写作是怎麽回事，更是相当陌生。在“鲁豫有约”中被问到，“写作是不是很累、很孤独的过程？”韩寒回答∶“还可以。很多人觉得写作很累，实际上因为他们写得很差┅┅很无聊。”然後韩寒说，写作是累，坐着累叉腰肌，手也会累。 哪个真正的作家会认为写作之累，累身超过累脑？“绞尽脑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在累胳膊？累腿？还是累腰？哪个真正的作家不知道写作这种“个体创造”是个孤独的过程？韩寒没感觉，大概是因为有爹在替他拼吧？ 三，历史、文学、文艺等任何知识都没有 韩寒在出道作品《杯中窥人》中旁徵博引古书古人，在《三重门》中提到和评论的中国古籍和外国书也有51种之多，但被网民问到你喜欢古文吗？他的回答是∶“这个看起来太累。” 在凤凰网“非常道”专访中，主持人何东问韩寒∶“儒学作为国学在今天被推崇，是gong还是过？”韩寒的回答是∶“我从来不知道什麽是儒学，我不知道什麽是《红楼梦》，我都没有看过，以前他们选秀的时候问我，你对这些女演员怎麽看，我说我不发表看法，到後来他实在是逼着我要说，我说我跟你说真话，我连《红楼梦》都没看过，你跟我说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是谁，我也真不知道中国的所谓的儒学，所谓的什麽学什麽家的，他们具体是个什麽内容，我真的是不知道。” “什麽学什麽家的”都不知道，既不阅读外国作品，对古文也“看起来很累”，怎麽在《杯中窥人》中信手拈来古文和古人了呢？怎麽在《三重门》里旁徵博引51部中外著作的呢？ 在何东专访中谈到文学名著时，韩寒竟说，当年所以能留下名著，是因为当时条件差，人们没什麽可看的，就只能看那几本东西，所以才流传下来。现在再也不会有名著了，因为可看的太多了，所以谁也别想写名著，都留不下的。 在跟何东谈到拍电影时，韩寒更是满不在乎地露怯∶“拍电影最关键的不是表达自己内心想法，排在第一位的是让投资者收回钱。”这真是给他的“名著观”做了个注脚∶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的人。 无论是跟陈丹青对谈，还是接受何东采访，韩寒都表示了他不看书，只看一堆国内的报纸。他也不通过代理器上外国的网站，“国外那些对中国的看法你能想像得到”“其实我都不想看那些。”原来韩寒的全部知识来源就是被他嘲讽的官方媒体。 除了看官媒报纸，韩寒还有未成年儿童的兴趣——打电脑游戏！他说跟男人在一起就只能打牌、玩。韩寒就靠玩、打牌、踢足球、打桌球、打电脑游戏，就打出个天才作家，这难道不是羞辱所有真正写作的人吗？ 这个宣称自己是“上海大金子”，自己就是“文学史”的人还说，“我不喜欢看小说，我就喜欢看杂志，军事类的东西。”“我自己会写，干嘛要看你们是怎麽写的？”“我觉得我不需要借鉴，也不需要启发。”“很多人说我高中毕业知识面很窄，但是我想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比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 《南方人物周刊》访谈） 说上述这些话的人，难道不整个是一个无知无畏、玩世不恭的小混子吗？ 看韩寒那些视频，韩寒别说是个“文学天才”，连“文学蠢才”都算不上。他根本就和文学、文字毫无关系！而这样一个人，居然成了中国最红的作家。 坦率地说，那三个大男人，王朔、陈丹青、何东，当然一丝一毫也没想到韩寒可能有假，一本正经地跟那个沉默的、很酷的稻草人交谈，简直像被耍猴了呢。 四、两个“韩寒”，哪个是真的？ 在这些视频节目上，关於文学、谈写作、他自己的作品，韩寒全都回避了。但谈到赛车、女人、版税、名人生活，韩寒却兴高采烈、振振有词。包括自己做面膜，养宠物，怎样换轮胎，哪次赛车拐弯多了，哪次长跑少算一圈，甚至中学时被一个男同学因吃醋踢了一脚都颇有兴致谈。一句话，只要不是和文学、思想有关的，他都可以谈。 正如一位网友所观察的，“只要谈到文学创作、谈到他的作品，他的话就很少，又空又大，从来不谈细节问题。或者东拉西扯，答非所问，这是为什麽？能写出《三重门》等大量文学作品的人怎麽对文学这个话题如此冷淡？但要一谈起女人、赛车或日常生活，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他却头头是道。” 另一位网友说∶“其实看了几个韩寒的访谈视频，似乎一个特点是∶语言一概没有书面化，内涵一概肤浅化，完全变了一个人似地，所有的文学境界在谈话中都看不到，完全就是一个时尚叛逆初中生的境界。” 对於韩寒明显的“人”和“文”对不上号的问题，那些专访韩寒的节目主持人，不约而同都感到了。 主持韩寒和陈丹青对谈（零点锋云）的查可欣说∶“韩寒本人不像他的文字。” 凤凰网何东说∶“韩寒平时的接人待物，完全不同於他文字的锋利和俏皮，他性格内向而且颇为羞涩。” 杨澜说∶“在采访中，韩寒也并非网络上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相当的‘谦和’，这莫非才是他的自然状态？” 一位网友说∶“为什麽采访中的韩寒看上去一点都不犀利呢？让人失望。我当然相信书是他写的，但视频上的他，怎麽看都是一个普通上海青年，甚至有点木讷，也看不出有什麽魄力。” 还有网友说，韩寒“一谈文学就结巴，一写小说就神采飞扬，同时一谈赛车就神采飞扬，一写赛事就磕磕巴巴，这是同一个人吗？” 这难道不太奇怪了点吗∶在小说和博客的背後，“韩寒”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幽默调侃、尖锐泼辣，嬉笑怒駡皆成文章，可是真人一出来，空泛肤浅、拉杂琐碎、似是而非；所谓“谦和、羞涩”，其实是没有深刻，没有渊博，没有文学，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都弄不清、记不得，像个已经九十岁的人。 网上有《韩寒精彩语录100条》，里面的确不乏机智、才气，可是怎麽一到“真人”，这些“素质”就都不见了呢？完全是一瓶跑了全部气儿的啤酒！ 韩寒在最近宣布要出版《三重门》的博客中居然很自然地说，他的偶像是张国荣。 古今中外，我从未听说过哪个作家，别说一国之最红的作家，他的偶像会是流行歌手。同时在访谈节目中，他还能很有兴致地谈起其他港台歌手，整个儿一个浅薄的时尚小青年儿而已，哪有一点小说家、政论家的影儿呢？ 五、韩寒博客是他本人写的吗？ 在电视访谈中，韩寒还明显回避他是怎麽“写博客”这个关键的问题。“杯中窥人”和“三重门”都是老皇历了，当今的韩寒是以上亿点击率的博客针砭时弊爆出大名的。可是偏偏对他是怎麽写博客的这个问题，韩寒从来都三缄其口，有时刻意躲避这个话题，这也是反常的。 在“陈辰青梅煮酒”节目中，当被问到，“那你写博客都在什麽时候写，都是在深更半夜写吗？”韩寒回答∶“其实倒是挺少的，也不耗费什麽时间。”这明显不像是一个写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博客的人的感受。韩寒那些博客，真的“不耗费什麽时间”吗？ 而且更怪的是，韩寒马上转话题，明显回避谈“写博客”。他非常生硬地把题目转到跟这个毫不相关的他有一天在路上捡到一只猫，怎样送医院，做X光，尾巴剪掉手术等非常详细、甚至琐碎的事情。好像一个小学智商的善心孩子，而根本不是一个小说家，更妄谈当红政论博客作家。我相信这一点任何看这个节目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麽韩寒为什麽要避开他“怎样写的博客”这个话题呢？ 在接受杨澜专访时，韩寒说∶“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很多看似很英明的决定其实都是被迫做出来的，并不是他主动那麽做的。”这是不是韩寒在表达自己的难言之苦呢？ 在接受何东专访时，韩寒更无意之间透露底牌，他其实没有写那些博客。因何东问他“每天在博客花多少时间写作”时，韩寒的回答是“十几、二十分钟吧。”但他同时说，这十几、二十分钟中，他主要是看看新闻，娱乐新闻，八卦，或是汽车论坛什麽的。大家算一下，去掉这些，韩寒真有时间写博客吗？ 韩寒还清楚地跟何东说，他不在word上打东西，也就是不在上网前写好，而是上了博客後直接在网络页面上打。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是这麽写东西的。 而且还有一个更令人吃惊的细节∶何东说韩寒的博客标点符号不正确，例如顿号和省略号都不标准。韩寒回答，他不懂怎麽打这些符号。然後电视上出现这样的场面，何东指著他手边的笔记本电脑，告诉韩寒怎样按右上边的顿号键，韩寒还疑惑说，那个键上不是这个符号呵。 天哪，一个出版过七部长篇小说，十部政论文集、发表那麽多博客文章的中国当红作家和政论家，竟然不知道在电脑上怎麽打标点符号？他真的是在“长期写作”吗？ 在“人造韩寒”说出来之後，人们有了新的视角，一位网友在“怎麽好像真的有两个韩寒”中说∶ “我看了韩寒31日‘陈堂供证’这篇东西，怎麽感觉好难过。写这份东西的人和我印象中的韩寒怎麽好像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这篇东西文字真的很差（我第一次看曹长青说韩寒文字很差还有点不以为然呢），心力很浅乏，辩驳能力很一般，语言也不免有些低俗，根本就没有原来的犀利，机智，老到和幽默。我是有好久没有看韩寒的东西了。但是感觉这篇文字的作者和我现在接触著的无数普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什麽区别呀，甚至有些年轻人的文字和思维能力远超过现在面前这个‘韩寒’了呢。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唯一的一场韩寒的演讲，是在厦门大学，拿稿子念。他很敏感地给自己打圆场说，他是怕不拿稿纸会“满嘴跑火车”。事实上，韩寒除了谈车、谈玩、谈女人，几乎什麽都不说，从来都没满嘴跑火车。视频节目中的韩寒，很帅，很斯文，很诚恳的样子，偶然也有些小机智幽默。如果从只是做了13年的演员，演别人写好的脚本的角度来看，韩寒有他成gong的地方；能迷倒很多人，有他的理由。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被一个演员迷住，而对一个前所未有的跨越三界（教育界—作文考试作弊，文学界—小说代笔，思想界—博客代笔）的弥天大谎容忍的话，那中国人就只配做谎言的奴隶。这个谎，远比什麽三鹿牛奶之类可怕！ 2012年2月6日於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8-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贪官外逃话题的是是非非
从去年开始，中国贪官外逃话题就成为一个经常被中央政府部门不断“关照”的话题。每逢某政府部门或研究者对外发布贪官外逃的相关报告，不久后就会有其主管部单位称这一研究是“谣言”或“严重失实”，甚至还逼迫当事人出面收回原来所言。今年6月份网上流传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贪官携巨款外逃曾被北京列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给予研究者经费资助并提供查阅资料的的便利。既是事实，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为何又要如此不顾形象地互掐？背后原因复杂。 贪官外逃进入公众视野的来龙去脉 中国贪官与国企负责人外逃发韧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岁即被八路军收留，16岁入党，曾与焦裕禄并列为全国六大标兵。外逃前曾被称为国企改革典范。因其政治身份特殊，他的外逃案曾轰动一时。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后来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从此之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以后又出现过一本由李广森撰写的《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但因没有对新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体讨论高潮。 2004年，由湖南大学《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参与者王明高对外发布该报告中有关贪官外逃部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为题，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很详细的揭示了厅局级官员成为出逃主力；出逃准备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等等。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贪官外逃成为中国媒体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有名、被媒体广泛征引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是“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 该报道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媒体追问：外逃贪官及携款数额到底有多少？ 鉴于当时关于贪官外逃的数据太多，且差别过大，《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署名为“李先梓”的文章：“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导： “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 “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 尽管公布上述数据资料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官方的权威杂志，但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报导登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加上说是总理副总理过目，从此以后贪官外逃的数据大抵都以商务部报告为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商务部报告六年后被突然否定 按说多个政府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在做这项专题研究，也经过多年来媒体持续采访报道，一向喜欢堵国民嘴巴、蒙国民眼睛的中宣部对资本外逃的讨论也未制止，听凭各媒体“炒作”，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应无疑问。但中国政府确实是个创造奇闻的政权，也从不吝惜制造谎言，并利用权势逼迫他人与自己一道撒谎。于是从去年以来，贪官外逃数量规模两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逼着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实难以猜测。我当时只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务部是中央部委，该报告提供的贪官外逃数据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 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数据。这就让人产生疑问： 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梅新育本人在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 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我仔细读了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我自己在媒体工作过，确实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道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道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道，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信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我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我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顺便说一句，梅新育今年8月再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重提国企资金被离岸企业通过开曼群岛等转移这一事实（“中国离岸企业被指侵吞国资 转移五百亿美元资金”，《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8月2日），从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认事出有因。 这一轮否认背后的因素只能猜测。我猜想当时有两大因素迫使中国政府坚决否认大量贪官携款外逃之事。一是当时有关中国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频频见光。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二是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 “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 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准备通过《独裁者资产法》。这两件事情给北京造成了危机感，因此得极力否认中国贪官携款外逃的事实，这倒不是为已经外逃的贪官着想，而是于“公”来说，得稳定军心；于私来说，高层家属也有海外财产安全问题。 今年为何旧戏重演？ 去年4月与今年6月，关于中国贪官携款潜逃的数量与事实已经两度被否认。为何现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又宣布要试点呢？这里有个时势所迫。 中国政府通过大外宣努力塑造一个繁荣似锦、前途无限的“中国模式”，却始终无法解释一点：为什么这个繁荣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与官员纷纷弃国而去？据说子女家属已定居国外的“裸官”已高达118万，如果说官员们是担心其腐败曝光，那富人们却是用脚投票，光明正大地通过移民等方式，并很清楚地解释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为了安全、子女前途。无论北京的外宣经费投入多少，精英们弃国而去这一事实都展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中国这艘外表华丽的巨船已经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了解船况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这一现象对内是动摇军心，对外则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党工、维稳与纪检部门中还有大量无法外逃者，因此才出现了党对于这个话题摇摆不定的态度。 （《HRIC双周刊》2011年9月22日首发，第61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02）
何清涟2025-11-09 00:23👍 0💬 0呼吁废止“危害国家安全罪”－－从胡佳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说起
最近，维权人士胡佳被当局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捕，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现有的两部最能体现国家权力剥夺民众人权的法律――《刑法》（1997年）第二编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国家安全法》。 这里必须提到上述两部法律出炉的先后顺序。《国家安全法》颁布于1993年，其总则中列举了“危害国家安全”的5种行为：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从条文所涉行为来看，后四种属于间谍行为，但第一类在中国纯粹是政治罪与思想罪，因为“阴谋”一词，在此是做为动词，修饰后面三项罪名“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语义学解释，阴谋即“暗中策划”之意。有了这一法律规定，当局只要认定某人或者某团体在“暗中策划”这三类行动的，即可以列入5种“危害国家安全”罪之首。问题在于，“阴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心理动机，而不是行为，有了这条法律条款，“阴谋”一词所修饰的3项罪名常被国家安全部门很方便地用之于惩罚思想犯与良心犯。 《国家安全法》出炉之时，《刑法》还是1979年版本，其中并无“危害国家安全”罪，只有内容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相同的“反革命”罪。在中共的政治实践中，“反革命”罪不仅用于打击异议人士，还用于内部权力斗争，“文革旗手”江青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一生抓捕杀害了无数“反革命分子”并将政敌当作“反革命”狠狠打击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死后，他的妻子兼得力助手江青被毛的政敌们冠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反革命罪臭名昭著，1997年重新修订《刑法》时，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但与“反革命罪”相比，“危害国家安全罪”只是将属于刑事犯罪的一些罪行，如“聚众劫狱或组织越狱的”、“制造、抢夺、盗窃枪支、弹药的”等，都规定按普通刑事犯罪追究；其余诸项原来列在“反革命罪”下各项罪名，均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只是调整了各项具体罪名的秩序而已。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危害国家安全罪”已经成为中国当局迫害政治犯与良心犯的主要罪名，每年都有不少人因此项罪名被投入监狱。由于中国每年的高检报告有意将这项罪名下的入狱者与其它的刑事罪名混置一起，至今可查到的公开数据只有1998至2002年这5年的数据。这5年内，全国共批准逮捕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3,402人，起诉3,550人。因此项罪名入狱者，除了国际组织列入援救名单的政治犯与良心犯之外，还有没没无闻的上访者，如湖南省茶陵县农民颜头生、颜喜成父子认为其亲属颜冬来被判刑一事有冤情，多次上访未获解决，于2002年4月28日凌晨1时许，在其居住的村口、茶陵县委会门口、集贸市场等处，张贴了10余条所谓“反动标语口号”，因此父子双双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颜头生3年，颜喜成4年）――这个案例让人啼笑皆非：中国的“国家安全”竟如此脆弱，底层农民张贴10余张“反动标语”就能对其构成危害？ 我仔细研究了30多个“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案例，发现因“危害国家安全”入狱的“罪人”，大部分只不过是行使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公民权利；少部分人则是行使了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结社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权利，中国的煌煌《宪法》第35条就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这些权利。但有了《刑法》中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相关规定与《国家安全法》，《宪法》第35条赋予中国人民的各种权利就形同虚设。 尽管我对这部由中国共产党赋予自己无可挑战的领导地位的《宪法》缺乏信任，但我还是要在此呼吁；为了让中国不要沦为动乱之邦，也为了统治集团的自尊与体面，马上废止这条误国害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月17日，第22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国家责任与国际道义何者优先？ ——从中国联大“7 承诺与 6 个 100 项目”说起
何清涟 最近，中国政府又大大发扬了一次国际主义精神，将援助贫穷国家置于比改善本国民众福祉优先的位置。具体事例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到的“7项承诺及‘6个100’项目支持”。 北京泽及世界穷国，独独遗忘本国穷人 人民网骄傲地告诉本国人民：“习近平提出中国拟实施的7项重要举措，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债务三句话时，收获了最多掌声。” “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这事，其实是中国政府做个空头人情。从已有例子看，那些被免除债务的国家并非特别领情。因为这种债务成立时，借债国就没想过要还债。因为债务关系成立之时，作为债权国的中国总是希望债务国另外提供一些即期服务，比如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某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时投反对票之类，这些又不会写在协议中。在债务国看来，我们投了票，就是还债，两不相欠。这与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贿选的“道理”一样。 但那7项承诺，例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等等，是中国开出的远期支票。那“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都是要拿真金白银来堆的，而且除了促贸援助项目之外，其余哪个都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急需的。 中国的日均消费1美元以下人口共3.03亿（世界银行数据）；农村地区污染遍地，全国有二百余个被发现的癌症村；贫困地区缺少医院与诊疗所、缺少学校；更缺乏各种专业技能人士。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慷慨洒钱援助这些项目时，哪怕就算让本国人民享受一下同等待遇，将同样数量的资金用在国内开发同样的项目，五年过去，估计会有不少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受益。 我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不是社会管制）很差，从这些项目对穷国人民的贴心程度来看，完全不是管理能力差，而是管理能力用错了对象。有这么好的扶贫构想，应该在本国先行实施。比如为国民提供相应的免费培训项目，那些来华培训的12万人与15万个奖学金名额，估计是中国来回机票与在华食宿全包外加零花钱。这种慷慨对比之下，对本国人民就吝啬得多，2012年，中国宣布一大德政，在今后五年内，将在680个贫困县每年定向招收1万名大学生，可参照大学生奖助学金计划享受相同待遇。五年内贫穷国家的27万人免费培训与本国共计5万人贫困生的部分免费，其间差别，小学算术可以算出来。 中国每年招收数百万大学生，其中有不少来自低收入家庭。媒体经常报道贫困大学生家庭为筹集学费而捡破烂、日夜辛苦工作乃至母亲卖肾供儿子读书的心酸故事。他们何时能够享受中国政府提供给穷国人民的这些福利？ 中国当权为何忽视公共服务职能？ 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政府既是一个权力机构，更是一个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但在中国，政府自认是权力机构，提供公共品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公共服务职能几近于无。媒体与公众，亦视政府为权力的行使者、人民的管理者，极少有人想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公共服务职能。当然，政府更是不能被批评，批评政府与“颠覆政府”界限模糊，在许多落后地区，官员代表政府，批评官员就是批评政府。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更是中国舆论的一贯调门，长期浸染之下，中国人分不清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中国政府为什么总是忘记自己应该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这与权力来源有关。 政府作为一种掌握公共权力的的社会组织，其权力的取得必须具有合法性。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封建王朝的君权神授说，就是对自己权力来源合法性的一种解释。但君王履行对子民的责任，也被解释成“天意”的一部分。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民主政治诞生，英国的宪政民主确立了纳税人的地位，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让“君权神授”说彻底破产。西方各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以后，政府的权力来源是本国国民（亦称为公民），政府就对国民公民负责，除军事、外交、行政等权力之外，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公共服务除了为国民提供各种公共设施之外，国民的生老病死，弱势者的生存保障，都在公共服务之列。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投放在军费、维稳费用上，这些费用远远高于教育投入及公共医疗，原因就在于中共政权的权力由枪杆子取得，用暴力与宣传机器维持，因而其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就是维持枪杆子与笔杆子。这倒也符合“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这一原理，但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这格格不入，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上。 目前，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为193个，地区为31个。193个进入联合国的国家中，专制国家只有19个，其中5个是共产专制国家，即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老挝。 其余174个国家，有美国、欧盟这类比较完善的民主国家，还有拉美式、东亚式、非洲式等各种类型的不完善民主国家。但不管怎样，这些国家都有民选这一基本形式，中国近年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平崛起”之后，希望领导世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但因为其专制政治及人权状态恶劣，难以服众，因此，中国政府就开始向世界各国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习近平访问拉美五国，从委内瑞拉人民的狂热欢迎中，深感国际援助是中国成为世界领袖的重要助力，因此有了联大演讲的诸项承诺。 中国人对这些承诺当然不满，他们认为，在中国自己尚未完全摆脱贫困问题的时候，免除他国债务以及提供无偿援助的做法是“穷大方”。但抱怨的同时却无可奈何。因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中共政权不是民选的，因此不用对人民负责。 放弃本国穷人去照顾他国人民是国耻 当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大讲话中宣布彰显中国政府国际道义感的“7项承诺及‘6个100’项目支持”之时，国内网易上正好登了一条消息：武昌一位90岁的老奶奶为了养活72岁的瘫痪养女，不得不在外摆地摊赚钱。让年逾90高龄的贫苦老人自食其力，实为国之大耻。于是我就想，中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在照顾好本国的穷苦人民之后，再去满世界扶贫？毕竟，一个政府的基本政治责任就是照顾好本国的孤寡穷苦与残疾人，照顾他国人民固然彰显道义，但毕竟应该排在照顾本国人民之后。 教皇方济各9月27日在从美国返回罗马的飞机上就梵蒂冈与北京的关系向媒体表示：“我们之间有接触，也有对话。应该进一步发展。就我个人而言，能够有一个文化悠久有具有如此行善潜力的国家做朋友，将欢乐无比”。教皇也许是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大的“7承诺与6个100计划”中深切感受到中共政权的“行善潜力”，因此“欢乐无比”。我不知他是否知道中国还有许多与他同龄甚至更老的人在“自力更生”，中国的行善潜力并未泽及他们。 我想声明，本文并非反对中国尽国际道义。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接受过发达国家不少援助，不尽国际义务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在国家责任与国际道义何者优先之间，北京不应该迷失方向。本国人民有权做出这种要求，因为尽管中共政权并非民选，但却是本国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作的税金在支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6期 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1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9921）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荷兰：无法谋杀的民意
14日荷兰国会大选，执政的左派工党失败，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最多席位，从而使荷兰成为近来继挪威、丹麦、意大利、法国之後，又一个向右转的欧洲国家。 大选前9天，呼声最高的54岁的政治新星福图恩被暗杀。有些媒体在报道福图恩时，把他和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相提并论，说他的崛起和勒庞一起代表“极右势力在欧洲抬头”。 但从荷兰这次大选结果，福图恩被暗杀後荷兰人民的反应，及媒体的深入报道都可看出，这种“标签”是不准确的。 先看大选结果，福图恩的政党获得的席位竟超过执政的工党，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工党是老牌政党，而且从1994年执政，至今已8年。而福图恩的政党，3个月前才成立。成立90多天的政党能在大选中赢得超过执政党的席位，在荷兰以及西方政治中都非常罕见。 福图恩被暗杀後，西方媒体对他的深入报道较多，从中也使人了解到，他是一个“综合性”政治人物，如《华盛顿邮报》所说，“左派、右派和中间派成份都有。”福图恩自己定位是“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美国的克林顿”，强调他是“改革者”。 在移民、打击犯罪上，他的观点比较接近右翼。他认为以荷兰的有限资源，无法再大量接受移民。目前1,600万人口的荷兰，外来移民已近10％，这个比例是西欧国家中最高的；而且移民主要来自索马里、苏丹及中东国家。大量非法移民进入，打破了这个欧洲传统国家的安全与平静，在福图恩的家乡，去年发生49起恶性杀人案，比例接近纽约，凶手和被害者都是移民。但福图恩不是一概反对移民，他认为暂停接受非法移民，可以让现有的移民有更好的就业和提高机会。他的党的副总裁就是移民，并且是个黑人；该党另一候选人是在摩洛哥出生的。 在经济问题上，他比较接近撒切尔主义，强调充分的市场经济。他曾宣称，一旦当选总理，将解除荷兰禁止动物皮毛工厂的规定。这可能是他遭到一个极端的保护动物组织人士枪杀的原因。 但在社会问题上，福图恩的想法比较倾向左翼。他强烈主张保护女性，支持妇女权利。他本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强烈捍卫同性恋者的权益，反对极右翼和伊斯兰教对同性恋者的不宽容和迫害。他曾和一位当地穆斯林领袖激烈辩论，因为那位伊斯兰信徒把同性恋者称为“猪”。福图恩对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大胆批评是出名的，他公开说“伊斯兰文化是落後的，伊斯兰教和荷兰的自由传统不相容”，可能就和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者的迫害有关。 有人评价说，福图恩不是右派，不是左派，他是个“敢说者”。在荷兰政界，多年来政客们为了获得选票和权力，总是迎合流行的舆论，而不敢公开出来挑战现存问题。而福图恩不是老牌政客，他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并为报纸写专栏。因为看到荷兰社会问题严重，公开出来批评并组织政党，决心通过参政来改变现状。 他被暗杀後，无论左派右派都表示哀悼。几千民众自发地排长队为他送葬。荷兰媒体报道说，福图恩葬礼之隆重，民众反应之强烈，在荷兰历史上仅有国王去世才能相比，其规模仅次於对戴安娜之死的悼念。 福图恩虽被暗杀，但他的党成为荷兰第二大党，和得票最多的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一起，将构成荷兰稳固的右翼政府，从而结束执政8年的左派工党内阁。荷兰是欧洲最自由化的国家，毒品、妓女、安乐死都合法。但在左派工党执政之前，右翼政党执政了77年，比前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间还长。 福图恩像荷兰政治一样多样而复杂，因而CNN在报道福图恩的专题文章中，说他“色彩缤纷”，报道的题目是“福图恩：一个多面而复杂的人”。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5月16日） 2002-05-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台湾五都选举∶输赢都在理念上
五都选举後，人们热议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民进党是选赢了，还是选输了？第二，赢或输的主因是什麽？第三，下一步怎麽走？ 第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民进党总得票率提高，可谓胜利；胜的原因是民进党「温和理性」路线的胜利。也有人认为，五都输三都，就是输了；但那是一颗子弹的问题。至於下一步怎麽走，认为输或赢的，都似乎一筹莫展。 但是我对输赢及其原因，都有些不同的看法。首先，如果说民进党因总得票率提高而算赢，那不是赢在什麽路线上（「温和理性是态度，不是理念，不是路线」—转引辜宽敏夫人王美 语），而是赢在以下三个主要原因上∶ 第一，绿营基本盘无论如何都投民进党，闭著眼，含著泪也得投民进党；第二，马英九政府做得实在太烂，亲中亲共，亲到不少仍然反共的国民党人也投不下去了；第三，随著老兵一代的消失，台湾出生的年轻人对中国没有什麽深情、留恋，绿营板块的扩大是一定的。 如果认为民进党输，那麽主要不是输在一颗子弹上。那颗被蓝营媒体炒作的子弹当然有一定影响，但到底有多大，值得探讨。一枪大概不能把「五都全赢」打到只剩两都吧？而那颗子弹怎麽就不影响高雄和台南呢？ 在○四年陈水扁连任总统时，蓝营疯狂炒作「三一九枪击案」，大闹天宫，不承认败选，我们强调「输一票也是输」。今天，如果绿营以当年蓝营的思维看待这次选举结果，不检讨失败的根本原因，回避绿营板块老百姓的真正心声，那麽不仅无助於今後的立委和总统选举，更无法推动绿营的根本理念。 一枪打出的无论是深蓝还是浅蓝的票，大家都承认那是蓝营的票；他们只是出来投或不投而已，不存在任何版图的变化。而那些深蓝选票到总统大选时，都会出来投马英九一票。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枪，那些深蓝这次不出来投票，即使民进党赢了，也只是赢侥幸的票。而靠侥幸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也不是真正的胜利。真正的胜利只有靠扩大本阵营的版图这唯一的可行之路。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当然是事实，但其不公平的内容，不是一颗意外的子弹，而是一个「常衡」的现状∶国民党六十多年的教育，国民党媒体洗脑的遗毒，国民党的巨额党产等等，更有今天马政府倾斜中国，国共联手这样的危机。台湾的选举从来都没有公平过。去面对上述这些根本的不公平，才是理念，才是可以打的牌。 一般来讲，无论哪个政党，都是在选举的时候把自己的「理念牌」打得很响，而执政後开始妥协。如果一个政党在选举的时候就把本阵营的基本理念都妥协掉了，人们还怎麽指望他们执政後推行选民的理念呢？换句话说，政治本来就是拚理念，理念是地基，在理念之上，才谈得上施政、政绩问题。今天的台湾还远没有正常到仅靠「民生议题」就可胜选的程度。 如果民生议题是真议题，那麽执政党一方一定是不利的、输面比较大的，因为只要执政，就会有执政的包袱，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做到选民真正满意的程度。做久了，民众就要换人，哪怕你做得很好。那麽我们看在这场五都选举中，根本不存在这个「执政包袱」的问题。国民党在台北已执政十二年，郝龙斌没有什麽政绩，照样大赢苏贞昌；国民党在台北县（新北市）也已执政五年，在台中执政九年，都没有被选下台。同样，民进党在高雄县执政二十五年，高雄市十二年，在台南县十七年，台南市十三年，这次县市合并後，这两地都仍然是民进党大获全胜。 台湾的蓝绿版图清晰到如此地步，却仍有许多人不承认是因「理念问题」而导致的胜败。难怪无论认为输的，还是赢的，对下一步都似乎一筹莫展。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2月6日“曹长青专栏” 2010-12-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中国团灭校外培训业，华尔街为何蒙查查？
何清涟 中国概念股在七月份那轮疯狂下挫，还引发了中国股市A股的强烈震荡，至今仍然惊魂未定，投资者的检讨至今还是政策层面，而且他们不理解：让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赚钱对中国是利好，习近平为什么要打击？ 只能说，他们确实没看懂：这是习近平20大之前的重要谋划，今后中共政府将走资源超强控制路线，团灭校外培训产业是实施新教育战略的一步棋。华尔街眼中只看到中概股的危机，害怕更多的中概股公司可能会因为政策而被剿灭，无法理解习近平对教育产业与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考虑——这种政治帐，钱串子脑袋的投行界看不明白。 众说纷纭：团灭校外培训产业为哪般？ 对于团灭校外培训产业，国内说法纷纭，有媒体说是为了帮助中国家长减负，还有的评论进一步分析，减负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有经济能力多生孩子，止住人口崩盘的趋势；还有人认为是为了打击资本势力。更有人别开蹊径，认为“优秀的教师与城市的中产，将通过校外培训机构的勾兑，逐步形成一个知识与考试的垄断联盟”，这个联盟将形成资源垄断，产生极强的排外性，为了避免教育联盟的“发达家庭”将底层家庭按在地上殴打，走向美国“垃圾公立精英私立”的教育之路，中央政府才打击校外培训产业——这一说法将中共这个统治集团设想成一门心思为底层着想，实在让人脑洞大开。 在我看来，校外学科类培训之所以成为首批取缔的对象，首要原因是这个产业关系到中共对中国未来教育的战略谋划，恰好这类企业正好在海外上市而已。中共从毛泽东以来，从来未忘记教育事关未来，是培养接班人的行业。 教育战略调整：学尽在官府 中国教育本来就学在官府，这次调整是为了“学尽在官府”。据我长期观察，北京的考虑大概有三重因素： 第一重因素：1999年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只是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并未带来高教质素的全面提升，同时造成大量失业大学生。 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的时间节点1999年9月。自那以后，全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绝大部分高校实行收费上学制度。最初几年看起来是高校、政府与学生三赢：高教系统借此脱困，教职工待遇大幅提高；政府以为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在原来的二八制精英教育体制下无法上大学的都获得了机会，皆大欢喜了好几年。 另一个时间节点，是2003年，那一年正是教育产业化首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之年，也是就业难首次被中国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年。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尴尬在第一年批量生产文凭就出现了，因为社会的消化能力有限，就业机会并没有迅速扩张到能为量产的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尤其是那些文科毕业生。从那之后，我几乎每年都要追踪大学生就业状况，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到《中国新闻周刊：毕业即失业？谁抢了大学生的饭碗》（2003年07月14日），文章说，2002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53％，2003年全国212万毕业的大学生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无情的事实显示：中国出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未遇到过的问题：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局面。 北京很快就注意到这一现象。2005年10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划了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并随之在11月7日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来没有极力推行，估计是国内政治状态使然，2007年中共进入十八大人事安排，此后多年中国政治高层的轴心就是权位保卫（争夺）战，这种情况下，事关亿万青年未来、需要政府花很大精力的教育分流根本不可能推行，绝大多数二三流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状态延续至今天。 第二重因素：中国从现实与美国教训中省悟的教育短板 在中美贸易战中，北京以拖待变策略政治上是成功的，终于熬到川普离开白宫，而且判定世界局势为“东升西降”（“东升”没有，“西降”确切无疑），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在三件事情上，北京有所认识： 一、华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遭遇，以及中国在芯片上受制于人，意在“借用”西方主要是美国科技知识的“千人计划”翻车，中国确实感到需要将教育资源集中投入精英教育，培养人才。 二，外贸企业急需用工时，既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人才，也难招到流水线工人（在家待业大学中专生嫌苦嫌累），这需要学习德国的初中后教育分流，通过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本国涵育人才。国内讨论这个问题多年，了解在当今世界，不分流的典型是中国和美国；分流的典型是德国和英国，认为德国的分轨制教育，可以给中国以现实启示。只是舆论认为中学分流让不少孩子输在起点，很多家长也接受不了孩子只有高中学历，教育分流无法实施。 三、美国2020年以来暴露的教育短板与发生的一切，让北京意识到教育必须“学尽在官府”。 美国教育与中国一样不实行教育分流，不同的是公立私立并行，但几十年来在教师工会的主导影响下，教书育人的简单逻辑被彻底政治化、复杂化了。这种左派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让教育投资回报相当低——美国第三条道路曾发布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大学。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报告没提到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大学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反种族歧视、LBGT、变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毕业后只能到政府与NGO及少数左倾跨国企业就业。 对这种状态，美国政府没法干预。因为美国基础教育采取的是联邦与州政府多重财政扶持的学区制度，每一个学校的领导机构有：当地教育委员会、州政府教育部、联邦教育部管，还有学区中央办公室负责人和他的那些下属机构。多重管理下，是互不隶属服从的教育规则体系。美国政府从不颁布统一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学校可以确定如何教学生。另一个美国主流媒体从来不肯谈的现象是：自从1968年反战运动以后，左派确立了体制内新长征路线，占领了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美国新左派中坚人物托德·艾伦·吉特林（Todd Alan Gitlin）曾有名言曰：“我们浪费了政治——但赢得了教科书。”也因此，美国现在养成了一代信奉社会主义的青年人（2018年11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YouGov发布一项调查， 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耶鲁大学的调查表明，65%的学生要废除美国宪法。 美国教育为美国培养了大批资本主义掘墓人这种状态，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但中国政府乐见美国如此困境，除了幸灾乐祸地发表一些“美国将颜色革命的全套方式用在自身”言论之外，不会深入这个话题，因为没必要提醒美国。但中国政府绝对会将美国教育现状纳入考量。 文化垄断：教育不容外部力量染指 中共在毛时代是沿袭苏联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垄断。改革开放的驱动力是放权让利，有一点松动，变成政治垄断、资源控制与舆论控制。但这控制的强度在习近平时代大大加强。近日，国内有篇651字的《中国校外培训产业数据的帐本》，但揭示的信息已经足够说明北京为何要打击这个产业： 1、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已达 1.4 万亿，第一教育强国美国这一领域的市场规模只有 100 亿美元左右。日本2020年全国所有 K12 教育培训机构销售额仅 42 亿美元。 2、据统计，仅2020年就有多达10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涌入中国教育科技行业，提供从K12辅导到小学数学、语言技能和音乐的教育服务。 3、据新东方教育的上市招股书，全国K12课外辅导学生总人数已从2015年的2.026亿增加至2019年的3.253亿。 4、根据胡润财富研究院排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 8 家教育企业，有 7 家来自于中国。 5、好未来的年收入超过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新东方超过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猿辅导超过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在中共政府看来，校外培训产业不仅已对“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形成威胁，更威胁到中共政权的未来存续。一个产值这么大、与国本、中共未来密切相关的教育产业，当然不能让民间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长驱直入。这点门道，深知中国政治三昧的国内分析人士能看明白却不便直言，只有华尔街的风投行业看不明白。 （原载大纪元，2021年8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10/n13153334.htm）
何清涟2025-11-09 00:07👍 0💬 0漫话“革命经费”的前世今生
许志永被捕产生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其中之一是王功权的被捕与释放。中国企业界人士很准确地解读了政府捉放王功权释放的信号：在商言商，不要参与到谋求社会、环境和政治变革的活动中去。 中共官版革命史为何独缺筹款部分？ 不要小看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现阶段中国的民间政治活动不缺少参加者，数量持续增长的失业大学生是源源不断的革命后备军。真正缺少的是经费。中共介绍自身的“伟大革命历史”时，经常强调“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所谓中共独立自主革命，不受苏联挟制之类的神话，已被不断发掘出来的新史料证明只是历史谎言。 政治反对活动，尤其是“革命”都需要大量银子投入。本来，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并非政治反对活动，在民主国家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的社会参与罢了。但中共鉴于自身起家的经验，防微杜渐，过度防范，将这种温和的社会活动视为心腹之患给掐灭了，还通过对王功权的打压，让企业界人士心生畏惧，对各种社会参与裹足不前。如果中国未来的变革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即依赖现在的社会组织系统进行改革，所谓经费自然不是问题。但如果想要自下而上，经费问题就成为最大的问题。 中共的革命经验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打土豪、分田地”等，中国青少年从小开始被反复灌输，早就烂熟于心，但对中共革命宝典中的关键一环，即如何筹措经费，却缺少系统研究及介绍。中共不介绍的原因可以理解，一是不想将“革命宝贵经验”传给潜在的革命者，为自己培养敌人。二是当年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苏联，如果将这些秘史示人，总有点忘恩负义之感。 中共革命经费的主体是苏联卢布 在筹措革命经费一事上，中共远比其先辈孙中山幸运。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摩顶放踵从事革命几十年，走会党路线，不断武装起义，其重要工作就是为革命筹措经费，富商巨贾，海外华侨均是其劝募对象，其兄长孙眉一生辛苦，挣来的钱大多成了弟弟的革命经费。孙先生劝募有方，除了晓以革命大义之外，还得时常让人看到革命胜利之后的曙光，开出封官许愿的期票，浙江南浔巨富张静江就是这样被“劝诱”入伙的。 中共的幸运来自当时世界上有了苏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雄心壮志是“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大业。对东欧各国，苏联通过第三国际培养大量职业革命家，让其聚集于“世界革命之都”莫斯科，在那里接受培训，并先后回国发动革命。最壮观的场景是“二战”结束后，苏联用枪炮为东欧各国送去了革命与革命领袖。这一场景，在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的回忆录《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里有记述。1945年4月30日，23岁的沃尔夫冈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其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东柏林，该书中第七章“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如何在东德建立各级共产政权。 中共建党初期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于苏联。党史专家杨奎松在莫斯科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之后，写了《解密：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来源》一文，对1920年代历年经费的数量、用途做了详细披露，结论是：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国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 抗战时期，中共的经费除了中共各地方党组织弄来的黄金之外， 还有国民政府发的军饷，苏联的援助更是其重要的经费来源。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详细介绍：在1934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停止过一段时期，到1936年又恢复了对中共的小额经费援助。1937年11月以后则是大额经费援助，如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 在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1945年，苏联红军将自己占领的东北移交给中共军队。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这点，腾讯历史频道今日话题于2012年9月做了一个专题《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其中有详细介绍，据说还只是根据不完全资料“保守计算”。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没有苏联的援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更没有中共后来夺取政权统治中国的事情发生了。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都是中共成了气候之后的事情。有鉴于此，中共对任何来自海外的资金都保持高度警惕，能够化为对政府机构的援助，叫做“用海外的钱办咱们自己的事”；如果流进了非政府机构，就叫做“海外反华势力与国内反政府力量勾结，共谋颠覆中国政府”。 现阶段：“革命经费”来源枯竭 50年代之后，这种革命援助在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中共与苏联之间展开。毛泽东学习斯大林，花了不少钱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及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援助支出的膨胀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膨胀同步：1971-1975年，随着毛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也猛增，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5.88%，其中1973年高达6.92%。但由于毛此时又与帝国主义总头目美国建交，终于演绎出《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有人形容：“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了巴尔干半岛巨鹰。” 自“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已经没有哪个政府愿意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提供推翻政权的革命经费了。美国与欧盟（主要是德法等大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各项援助，项目涉及贸易、司法、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环保、人权等近百项等提供援助，但主要还是通过政府间往来，以“促进受援国公民社会发展”为目标，专款专用，提供给民间机构的份额不大，只是附送的礼品。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Spires）曾就此做过专项研究。他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四亿三千万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分别占 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中文见《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究竟花落谁家？》） 以上分析说明，在专制国家的革命者，如果想成为职业革命家，主要依靠自筹经费。美欧等国更愿意采取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合作，开展官方半官方合作项目，即使是民间项目，也止于政府能够容忍的环保、人权等温和些的项目，形成“涓滴效应”，而不是鼓动该国的社会边缘人发动暴力革命。毛式革命在中国虽然深入人心，但却不是西方国家愿意促成的类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3期 2014年1月24日—2月6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414）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从武汉肺炎看瘟疫期的公共伦理
何清涟 从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我一直在关注疫情的变化，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推特上一片反对封城之声，更有将疑似患者拒绝检查被强制隔离视为中共暴政。我觉得有必要谈谈瘟疫期间的公共伦理。在封城之前，我谈的重点是“社会疏离”，建议人们在疫期减少甚至取消一切与人接触的活动。在封城之后，我重点谈现代国家对法定传染病的相关措施，自我隔离与病患为何需要被强制隔离，以及人们在非常时期应该遵守的公共伦理。 现代国家对法定传染病的相关措施 现代国家对传染病都有一套严格的法律，除了人类早就公认的各种传染病之外，每个国家还有自己的法定传染病（Legal Authorities ）凡列入法定传染病的有完整的检疫与隔离措施 （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各国医疗条件差别很大，但对于传染病的检疫与隔离措施基本包含以下两点： 1、强制隔离治疗：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2、封锁疫区：对已经发生严重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由所在地政府相关机构采取实施隔离措施。 这两项措施并不象推特上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侵犯人权。疫情时期，强制隔离，既是专业防治需要，也是法律规定。体现的人权要求是：疑似病毒感染者有接受隔离的公共责任，健康者有不受感染的权利。美国疾控中心网站CDC专列Quarantine and Isolation（检查与隔离，https://cdc.gov/quarantine/index.html），日本、澳大利亚、英国都有类似法律。澳大利亚在距离本土1000公里的圣诞节岛隔离其600名撤返的公民，为期两周；英国从武汉撤回两百名英国公民，均被要求签署一份隔离同意书。从中国其他地方返回的人将不会被强制隔离，但也建议他们“自我隔离”14天。 中国应不应该封锁疫区与强制隔离？ 中国疾病防治有《传染病防治法》与《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参考西方国家的同类法律制订的，专业性极强，基本与国际接轨。这次疫情处理最受诟病的是中国特色的隐瞒疫情、控制言论，抓捕披露真实情况的人。但在疫情爆发后采取的强制隔离治疗与宣布封锁疫区，从原则上来说，并未超出专业范围。问题在于封城之前的12月30日至1月22日，武汉已经有500万人离开，这些人当中的病毒携带者已经将病毒传播至其他城市与世界各国。目前中国人旅游最喜欢去的东南亚、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移民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均已经发生多起确诊的病例。 对于武汉封城，武汉人最初也很抗拒，认为这是地域歧视。我在推上发言，认为这是必要的封锁疫区之举，但是中央政府应该想方设法保障疫区的医疗条件与物质供应。西方各国的病毒学家对封城一事均持肯定态度，只是认为封锁这么大的城市相当罕见，很困难，更重要的是：在封城之前就有马儿跑出来了，这马儿当然就是指上述前往全国各地与国外旅游探亲的那500万人。 1月24日，德国之声访问了澳大利亚传染病学专家麦肯泰尔 (Raina MacIntyre)。这位病毒学家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封城”措施能有效减少海外的感染案例。因为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案例都发生在武汉，表示散播病毒的源头仍在武汉。 不少海外的案例都是透过感染者的旅程，散播到包含泰国、新加坡与美国等国家。武汉封城计划如果切实执行，一定能减轻病毒传播，也能让海外的感染案例变少。 武汉封城计划展现了中国政府对阻止病毒传播的主动性，算是对前一向举措不当的弥补，算是止损。事实上，到1月28日，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的航空公司已经纷纷宣布将停飞中国的往来航班（有的非全部）。此前，澳门、香港、台湾也纷纷取消大陆旅行团。估计武汉肺炎病例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将会相继采取措施。据BBC报道，武汉疫情蔓延开后，中国游客到访东南亚遭遇“反中”情绪，在好几个国家，签证未到期被要求提前返回中国。1月23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方网站的“国民请愿”出现一则“请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书，截至1月28日，这封请愿书已获得超过53万5000人联署。而青瓦台规定超过20万人以上的请愿需要给予答复。 备受指责的强制隔离 中国政府对疫情在初起阶段的封口，以及对防疫常识的日常普及不够，加上欠发达省区基层政府工作的粗暴，导致这次防疫动员遇到重重困难，中国国内各省出现的民众不配合现象相当普遍，以至于需要基层干部用粗暴的方式封门锁户。 这种隔离恐惧症不仅国内民众有，包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有。比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一位武汉中国留学生回校后有症状，在同乡留学生讨论区谈了，却不听劝告去就医。直到同乡的留学生们被迫人肉搜索，查出他身在何处报告校方，才被收治隔离。我猜想这位年轻人对美国的了解不够，担心会因染病被遣返回国。其实，美国发现这样的高危传染病案例，都会先医治待其恢复后再视其身份是否合法进行后续处置。 在进入现代之前，人类对瘟疫的防治能力差，但都懂得隔离是最好的办法。BBC曾在2015年登载过《伊姆村：隔离黑死病的宁静村庄》，讲述了一件英国往事：450年前，位于曼彻斯特东南侧35英里的伊姆村染上鼠疫（黑死病），担心黑死病会蔓延到北部，继而摧毁其他城镇和社区，在教区牧师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指引下，他们决定将自己隔离起来，用石头垒起一圈围墙，并发誓绝不会越过围墙，其中包括了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染病迹象的人。就在此次英国武汉撤侨行动中，有一位英国人担心回去传播病毒拒绝回国。 中国人对传染病的隔离恐惧症，可能缘于以下原因： 1、缺乏相关常识，美国中学有社会课，会教公共伦理与公共责任这些基本常识。 2、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总觉得隔离后得不到救治，是等死。这方面，中国政府做得确实很差，因此失去民众信任，这次疫情初起之时刻意隐瞒就是一例。 3、没有公共责任心。少数人是我死，也得拉上几个垫背的——在医院故意对医护人员哈气、吐痰的是这类人当中的极端。人性的阴暗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止有武汉：湖北疫区16城实录（上篇）》，在“荆州，一线医护人员： 我看到了人性之恶，但我们不能停止”中谈到这一点， 也有视频拍到类似情景。由于这类现象太多，1月29日，湖北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规定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在公共场合向他人吐口水、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疫情期间，恐慌无序加大杀伤力 2003年Sars疫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事后中国政府提出加强传染病防治，各地政府也有相关行政措施，但防治重大传染病未成为政府治理的日常工作，事过十七年，Sars记忆已经淡化。武汉封城之后导致的社会恐慌，确实让在外旅游的武汉人与湖北人受了不少委屈，旅馆商店都视其为瘟神，一律不接待或不按常规接待，不少人还被旅馆赶了出来。三五天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一是专家结论已经出来，指出武汉肺炎与Sars、埃博拉等危险病毒相比，在带病毒者无症状的时候就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二是武汉人将疫情传播至各国的消息不断传出，武汉人（接下来是湖北人）终于愿意接受隔离的事实，不再为地域歧视愤愤不平；三是各地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让湖北人流落街头，既不人道，对本地控制疫情也实无好处，开始设置专门招待湖北人与武汉人的宾馆。这方面上海做得最成功。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梳理了两周以来武汉、湖北来沪人员，要求各区及时上门，逐一入户对接，用柔性引导方式，共隔离观察9804人，居家隔离8706人，集中隔离1098人。对集中隔离的提供免费食宿，愿意在家自动隔离的则由居委会帮助购买日常用品、代扔垃圾，每天派社区医院医护人员上门检查。 任何国家应付灾难、瘟疫来袭，都需要政府救援与个人自力救济，二者均需要依赖公共伦理支撑。公共伦理是建立于非常时期个人选择服从于公共利益的一种责任伦理。在随时面临死亡的瘟疫时期，疫区的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会选择逃离疫区，获得求生机会；但因为他们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他们的逃离过程就是将病毒传往非疫区的过程，会危及他人的健康，有损公共利益，因此，患者与疑似患者必须接受强制隔离，严重时还得接受封锁疫区。这次武汉肺炎，除了政府在疫情初期处置不当导致疫情迅速扩大，形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之外，中国的公共伦理教育缺失导致个人公共责任观念淡薄也是值得检讨的重要方面。 （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月3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302020155809.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8👍 0💬 0“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写在五四周年之际
在五四运动周年之际，更令人对这场影响重大的运动回顾思考。我曾在“应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说，从五四的领导者、口号、结果这三方面来看，就应否定五四，因它明显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 后又在“五四运动是文革的前奏”以及“肯定新文化运动，否定五四”这两篇文章中，把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两个五四”，明确划分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因为这两个运动的性质非常不同。 这里只从当时影响深远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就可看出，后期的五四运动跟“新文化运动”没有本质上的连贯性∶这个以爱国的名义烧毁民宅、群殴嗜血的行为，正是后来共产党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写照。五四暴力的第一把火，点燃了后来“红色中国”的一切血腥。 火烧赵家楼，是事先预谋的。五四前夜的学生会议，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守法游行，更一派则主张暴力，揍政府官员，烧曹汝霖（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私宅（赵家楼）。结果激进派占了上风，所以学生事先就准备了汽油、火柴等；还收集了曹汝霖等三名官员的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 北师大学生匡互生是主张暴力的主要干将。他砸开曹家窗户，跳进去打开大门。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保护曹宅的28名全副武装的巡警，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因当局下令，对学生示威“要文明对待”。有个叫丁士源的局长，当时正在曹家，他出来对巡警说∶怎麽还不动手打？巡警答∶我们未获长官命令。丁局长说∶我说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我们几乎从没看到一个政府的警方如此人道。整个五四运动，政府未开一枪，未死一人。 学生涌进之后，把曹家砸了个稀巴烂。看到瓷器、字画、家俱等都被砸毁，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不要砸，东西可拿走。但狂怒的学生把蚊帐、字画、书信等堆到一起，放了一把火，把曹家烧了。 据历史资料描述，赵家楼是中西合璧建筑，分三个大院，五十多房间，楼堂亭榭，参差错落。但一把大火，就把这片优美的民宅给毁掉了。中共建政後，赵家楼遗址被建成“北京军区招待所”。从当年学生暴力的对象，到解放军进城的占据之地，赵家楼的命运真是一个象征！ 学生们不仅打砸烧，还把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群殴，甚至用砖头砸他，打得浑身是血。据后来验伤，章身上有几十处受伤，并被打成脑震荡。 面对如此侵入私宅、砸烧住房、打人致伤的违法行为，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文化人都强调学生爱国无罪。只有梁漱溟等呼吁法治，强调“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仍不可被“侵犯，施暴”。梁还说如果不坚守法治底线，“将来损失更大”。他可能已预感，以目标正确为由而不择手段，将给中国带来灾难。 但梁的法治呼声，完全被五四激进领袖陈独秀的革命口号压倒∶陈不仅赞许学生的做法，甚至以全体北京市民的名义，要求解散政府机构，由市民掌权；呼吁民众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于号召在法律体制之外的暴民运动；也就是只要自视目标正确，什麽手段都可采取。正像他根本没有徵得北京市民的同意和授权，就擅自发表《北京市民宣言》一样。 结果在这种“爱国知识份子”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不仅没有法办打砸烧的学生，最后还向他们“道歉”，把被捕学生请出监狱，在爆竹、军乐和欢呼声中，他们返回校园，成了英雄。 那个点燃第一把火的“五四英雄”匡互生，当年夏天就被聘为湖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并在上任后把他很早就认识的、在该师范附小当教员的毛泽东提升为师范教师。当时有规定，师范教师必须是大学毕业，但毛没有；匡则临时改规矩，因他非常欣赏毛。毛也很欣赏匡，称他是革命苦行僧。作家巴金也曾撰文，称匡是照亮前进道路上的一盏灯。但这盏“爱国明灯”，指引的是此后90多年（正在迈向一个世纪）的一路腥风血雨。 如何看待火烧赵家楼，不仅牵扯到对五四的定性，更涉及到暴力和权利、群体和个人、目标和手段等重要的价值取向。如果肯定火烧赵家楼，就等于赞同在所谓为国为民的“善”的名义下，可以剥夺、践踏个体的权利，甚至可以使用暴力。近代世界史上的大灾难，像法国大革命、斯大林的暴政、毛泽东的血腥，全都是在这种理论下发生的。 比中国共产党早诞生整整100年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代表作《罪与罚》中，就已提出这个问题∶为了目的，可不可以不择手段？《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他杀了人见人恨的放高利贷老妇，动机不是报私仇或贪占钱财，而是要为民除害，用她的钱进行更伟大的人类事业。陀氏提出一个至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为了群体的利益，可否剥夺个体权利？或者说，为了自视的崇高目标，可否通过暴力，剥夺别人的自由和生命。 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这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是人类伟大事业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杀人之前，这个大学生在酒馆里就跟一个军官辩论说，杀了“这个害肺痨病的、愚蠢的、恶毒的老婆子，可以用她的钱做成千上万件好事和创举，使千百户人家在贫困中得救”，“借助她的那些钱，可以进行全人类的工作和公共事业”。最后这个大学生理直气壮地说，“一个人的死，换来一百人的生存，这是简简单单的算术！” 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此理论写了篇论文说∶如果牛顿的理论在出现之前，由于某些阴谋的阻挠，只有牺牲十个或一百，甚至更多的人，才能面世，“那麽牛顿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灭掉这十个或一百人”，使他的伟大理论被人类知晓。 这个杀人的大学生还明确指出∶“只要主要目标是好的，那麽采取一次暴力行动，就是可以被允许的。坏事只做一次，由此却可成全一百件好事！”“我干那件事不是贪图个人享受，而是有辉煌美妙的目标。”“我杀的不过是一个讨厌的、有害的虱子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已洞见到他去世不到30年，以这种理论进行的列宁十月革命，以及后来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为“辉煌美妙的目标”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陀氏的另一重要作品《群魔》，几乎就是这种暴力革命者的素描。 陀氏对判他死刑、差点把他杀掉的沙皇专制非常痛恨，但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群魔”则更加恐惧。和陀氏同时代的法国伟大作家雨果，也思考了同样重大的问题。雨果的晚期小说《九三年》，也是谴责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恐怖，他指出，“断头台就是大革命”，等于完全否定。 雨果对路易十六的专制非常痛恨，但他更谴责罗伯斯比尔那种断头台的革命。雨果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革命，以人为本的革命。《九三年》的中心人物，不是那个保皇党的贵族侯爵，也不是那个嗜血的主教革命者，甚至也不是那个为人道主义信念付出生命代价的青年将领，而是从小说开始就出现、结尾也是焦点的三个小孩。这三个孩子的生命，是书的核心，是雨果最重视的价值。也正因为看重这三个孩子的价值，那个本来已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偶然发现一个地道而逃脱掉的贵族侯爵，又毅然返回被包围的城堡，救出就要被大火吞噬的三个孩子，即使自己要被抓、被杀。这里最重要的是孩子所象征的个体生命，而不是革命，不是任何意识形态。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且写作时间最长，可谓他毕生对法国大革命和人类价值取向思考的结晶。他在书中质问∶“难道革命的目的就是破坏人的天性吗？革命难道就是破坏家庭，使人道窒息吗？”正由于雨果这麽看重人的生命、人的权利、人道主义等价值，才那麽痛恨罗伯斯比尔们的残暴、滥杀。书中有大段对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革命领袖的描写，写出他们的血腥，他们的残忍，他们病态的激情。在审判路易十六时，所有投票的领袖都高喊“断头台、处决！”说“一个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那些统计票数的、裸露著肩膀的女性，手里拿著名单，有人投一票，就用别针扎一下；仅仅是这个场面，就够恐怖的。雨果在书中感叹，革命来革命去，最后也革掉了自己脑袋，“他们在把路易十六判处死刑的时候，罗伯斯比尔还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若只有一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等，都强调个体生命、个人权利的价值。而英美式的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保护个人权利的价值之上的。我在“应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提到，作为西方文明根基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重要文件，全都没有一次提到过“民主”这个词，绝不是偶然，更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的共识，就是要避免罗伯斯比尔式的群众革命，避免在人民的名义，爱国的名义之下的断头台和火烧赵家楼式的暴民政治。这两个最重要的文件，强调的都是保护个人权利，确立个人主义价值。美国先贤们，在激烈讨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时，最恐惧、最明确要避免的，就是以群体、多数、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 而在中国，早在火烧赵家楼之前，据历史学家袁伟时引述的史料，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留学，不满意清政府对留学生监督，几个人就将那个官员抓起来，陈独秀抱腰，其他人将他的辫子剪掉。当时将辫子剪掉可是大事。他就是这样很极端的人。”男人留辫子，被他们视为代表封建的丑陋。但为了你认为的进步和美丽，是否就可以强行给人家剪掉？ 以目标正确的名义，剥夺他人权利，甚至践踏个体生命和自由，这就是自五四火烧赵家楼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和实践；也是人类所有暴虐的根源之一。因为近代历史的所有灾难，都是在“爱国”“为人民”的“善”的名义下发生的。早已有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很多名家指出，“人类最深重的灾难，都是由好人以最正义的名义施行的。”恶并不可怕，因为它一目了然，容易辨识；而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善”，才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火烧赵家楼”开启了中国以“爱国”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以“人民”、“正义”的名义实行暴力的历史。直到今天，“爱国”仍不仅是中国政府最热衷高举的旗帜，更是令无数知识份子、年轻学生热血沸腾的春药。“火烧赵家楼”的火，不仅仍在燃烧，更有无数文化人们在往里添柴、浇油。 90多年了！在被“火烧赵家楼”烧成一片人道主义荒漠的中国大地上，个人主义、个体生命、个人权利价值的概念仍鲜见萌芽，更不知要待何时才能生长出一片葱绿，最后覆盖那块土地。近一百年了！一个多麽深重的悲哀！ （在旧文基础上改写。刊于《共识网》2015年5月2日） 2015-05-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德国《明镜周刊》：科隆新年夜性侵事件的警察局内部报告
德国《明镜周刊》2016年1月7日 http://www.spiegel.de/panorama/justiz/koeln-das-steht-im-internen-polizeibericht-zur-silvesternacht-a-1070837.html 一份警察局内部报告将科隆新年性侵的整体状况揭开了。据《明镜周刊》掌握的这份报告，警察担忧会死人。报告作者以”混乱不堪及令人羞耻“来描述那场景。 在科隆新年除夕夜，国家已非场地的主人。这从《明镜周刊》所掌握的联邦警察报告中可以看出。该报告的落款日期是1月4号；写报告的人是一位警察局领导。他写道：“有人伴随或无人伴随的妇女，在醉醺醺男众设置的名副其实的‘铁手套酷刑夹击阵’中穿跑，其景令人无法描述。”在火车站前面和火车站里面的众人不把警察看在眼里。 确认案犯，特别是性侵的案犯，“可惜不再有可能”，因为“警员无从处理解决发生的所有事件，侵害，犯法行为等等，因为同时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没法去帮每个受害者，令警员们感到十分沮丧。一小段时间里，接受刑事报警都不可能。依报告所说，警察接触到好多魂不着体、痛哭、惊恐万分的路人，特别是妇女和少女。她们举报了“斗殴、盗窃、对妇女性侵等等。”一而再、再而三指称的案犯都是移民族群男性。 这份报告列举了来自警员的一些具体实例： 警员还被人圈紧紧地围住，因而被阻止穿过人群前往呼救者那里。引述一个男人的话是：“我是叙利亚人，你们必须要友好地对待我！默克尔女士邀请我的。”证人受到了威胁，如果他们讲出案犯的话。据报告里讲，一些人在警员们的眼前撕毁了居留证件，咧嘴笑，并且说：“你们拿我一点辙都没有，明儿我再给我弄张新的。”撕掉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证件，以及是什么种类的证件，从报告中无从得知。警员发号离开场地的指令被置之不理；把屡次案犯拘留，因缺乏警力而没有可能。在封了站台后，因为人满为患，众人就干脆到了旁边的站台，并且越过铁轨轨道又返回到被封的站台上。在上火车时，发生了肢体纠纷，依着”强者为王“。 对于清理广场，报告记录，警员被”用烟火爆竹射击，并被投掷瓶子”，即便在清场之后，“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多处同时不断发生单个人，以及一帮一帮人发生肢体纠纷、偷窃和抢劫”。 写报告的人做出令人沮丧的总结：警员的措施被蔑视对待的程度是”我29年职业生涯中还从未经历过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警力，警员们”没过多久就达到了能力的极限“，出勤时间从21:45直到7:30。报告指，超出警员负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员太少了，以及装备不足，这是”始料不及的“。对于新年夜整体状况的描述，作者所言为”混乱不堪及令人羞耻“。 翻译：野罂粟@WilderMohn © SPIEGEL ONLINE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权力寻租：天津重演深圳清水河大爆炸的主因
何清涟 深圳含泪问天津：22年前发生在我那的清水河大爆炸，是主管消防安全的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利用权力寻租，他亲任董事长的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公然违反规定储藏危险品。这一悲惨事故已经作为经典案例，写入《中国特大事故警示录》，成为危险化学品经营业的必读教材，你们为何还走我的老路？ ——谨以此文纪念深圳与天津两次大爆炸中丧生的亡魂 从各种信息来看，8.12天津滨海大爆炸，几乎是1993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的重演，连造成悲剧的主因都一样：权力寻租庇护之下，企业违规经营危险化学品。 天津之痛，正是深圳难忘之伤 天津大爆炸后的末日现场图片，顿时将我的回忆拉回到22年前的那场悲剧——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大爆炸。在我的记忆中，那场特大事故被定格于两朵升腾的蘑菇云、一片血红的天空、一段铁轨被严重扭曲的铁路、满地建筑物残骸与依稀可见的断手残肢。…… 第一声爆炸的震波传到了香港。当时我家邻近文锦渡海关，门框窗框都被震动，嗡嗡声绵延几分钟不绝，大地都在发抖。意识到出大事之后，我曾循着火光立刻赶往现场，但现场已经封锁，虽是远观，但爆炸声此起彼伏，随着爆炸声气浪翻转，火球冲天而起，清水河仓库区后面的青山笼罩于一片浓烟火光之中，警卫人员劝围观者立即离开。 事后我们才知道，如果那天刮风，如果那根穿透煤气储藏罐外层的钢筋再深入一点，穿透第二层，深圳特区将从地图上抹去。 当年深圳清水河爆炸发生在仓库区，离居民小区较远，加之抢救时3000武警在烈焰炙烤中筑了一条水泥防火带，及时阻止了爆炸波及到其他危险品储存库区，人员伤亡数字虽然远超官方所公布数量，但还是比天津要少。天津爆炸事件的严重性，加上微信时代的传播效果，造成的社会恐慌及引发的愤怒，均远远超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 从种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这场事故的起因及事后救应，反映出来的问题几乎与22年前发生的深圳清水河大爆炸基本相似。从1993-2015年这22年间，中国经历了加入WTO、标志“和平崛起”的经济繁荣，以及“世界工厂”的崛起与衰落；世界经历了1989年后短暂的对华经济制裁，再到热情拥抱中国，如今又开始露出冷落苗头。这22年间，中国出产了上百位亿万富翁，足迹遍布天下。唯一不变的是体制，以及越演越烈的权力寻租。 不可否认，石油重化工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动力之一。重化工业当中不少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生产布点需要经过环境评估；生产经营则需要经过公安局审批。中国的环境评估早就成为腐败重灾区，危险品经营权审批也是寻租重地。目前，中国共有2489个类似的化工项目分布在居民区，相当于2489个定时炸弹。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无处可逃，时刻处于这些“定时炸弹“的威胁之下。 天津8·12大爆炸背后的权力身影 天津滨海大爆炸事件后，最让人产生疑问的是以下问题： 一、瑞海国际的仓库选址明显违规。 2001年国家安监局正式颁布《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其中明确规定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工矿企业等至少保持1000米距离。据媒体披露，瑞海国际这块占地面积46226平方米的堆场，距离500多米处就是公路主干道海滨高速、津滨轻轨，600多米处则是万科海港城3期居民楼。从时间上看，瑞海国际的跃进路堆场改造成危险品堆场，是在2014年，在这之前，周边的海滨高速路、万科海港城、津滨轻轨等项目均已竣工。 上述事实，本身就说明瑞海国际的堆场改造工程，从选址所需要的环境评估这第一道程序就在违规操作。据《天津瑞海物流环评文件》显示，为瑞海公司做环境评估的是天津市环境保护科科学研究院。 二、瑞海经营危险化学品业务明显违规。 瑞海并不在天津市安监局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名单（2015年）》中，其许可经营原本是“在港区内从事仓储业务经营（危化品除外）”，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其业务范围是在港区内从事装卸、仓储等工作。央广网曾采访瑞海国际一名装卸工人，坦言自己从未接受过危化品培训。也就是说，天津港航局为瑞海国际颁发放港口经营许可证，让不具备资格的瑞海国际仓储危化品，本身就违法。 能够绕开1000米的安全红线通过环境评估，能在经营执照允许范围之外长期违法经营危险品业务，当然是无所不能的权力在起作用。国内媒体称，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瑞海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8日，注册于天津自贸区的东疆保税港区，注册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名“只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共有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李亮和舒铮。 国内网络上广泛流传，瑞海公司总裁只峰是天津副市长只升华的儿子，实在是中国制度环境下必然产生的怀疑。那篇《媒体追问：天津爆炸的涉事企业到底什么来头？》，发出的疑问就是梗在大多数中国人心头的疑问。 目前只峰真实身份还未揭盅。澎湃新闻发表《只峰是天津原副市长只升华的儿子？只升华同族叔叔称没这回事》，援引只副市长的族叔说法，只升华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香港《苹果日报》则从另一位大股东李亮身份入手，在《大爆炸仓库违规经营 老板是李瑞环姪》一文中，援引“内地消息”称，瑞海国际大股东李亮之父李瑞海，是曾主政天津多年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之弟，所以该公司一直得到“方便”，而天津警方亦没有对此否认。据工商纪录，李亮还是另一家公司天津山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而其工商登记则是具备储存危险品的资格。 1993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背后被掩藏的真相 1993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的罪魁祸首，就是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任董事长的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原本是储藏干、鲜果品的仓库，并不适宜堆放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但据说国安部和外经贸部合办了这个安贸公司，并聘请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为该公司董事长。王九明主管安全消防与危险品运营业务审批，有这位地头蛇罩着，所谓安全检查形同虚设，一座并不合格的干、鲜果品仓库就成了储藏危险品的仓库。爆炸之后，还有更为惊悚的传说流传：该仓库储藏的其实是国安部准备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的武器、炸药、地雷、弹药，8月份持续高温导致这些物品自燃引发了爆炸。 不管哪种传说是真，王九明利用权力寻租，导致危险品（或军火）不合格储存是爆炸元凶，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1993年9月21日，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王众孚在“深圳市安全生产动员大会”上，宣读国家劳动部《关于“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调查结论的请示》以及国务院的批示，公示的调查结论是：事故责任涉及深圳市政府、市公安局以及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 权力肆虐之处，必然是真相的湮灭。22年前，王九明带着的真相随着他身死而湮没于烟尘之中，深圳人只知道三位英雄称号得而复失，得时轰轰烈烈地大规模宣传，深圳市委宣传部那“拿着丧事当喜事办”的劲头，让人不得不服；失时只通报了新闻媒体不要再宣传烈士事迹，却不说明原因。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是：两位公安局副 局长办公室存放的巨款，家属不敢要，因为面临说清巨额财产来源的难题；笋田派出所副所长曾志德有两位“妻子”，其中一位从未现身的“妻子”抱着孩子到政府机构，要求继承遗产与烈士待遇。 王九明本人死于抢险现场，知晓内情的人士见解一致：幸亏王九明死了，如果不死，可能也得献出项上人头。 如今，天津那爆炸物当中有什么种类，外界同样不知道。8月14日下午3时许，河北一家化工企业的老板带着一群技术人员赶到天津港，找到公安部“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指挥部，称其公司有700吨氰化钠在发生爆炸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里。但这氰化钠，并不在天津市政府公布的危险品清单内。当局管控媒体依然如同22年前的深圳市当局，只是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管控失灵，天津大爆炸的真相渐为世人所知。 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中国当局藉由灾难的启示，寻溯灾难之源，停止继续制造灾难。频频发生的人祸，绝非兴邦之由，每发生一次，满布创伤的中国社会就被再撕裂一轮。22年前深圳清水河大爆炸未能成为中国危险品行业的镜鉴，才会有今日天津之痛。正如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旁宫赋》里所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国政府与其担心“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清理整顿NGO，严厉管制媒体，不如将人力物力花在清理整顿遍布中国的危险品仓库。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8月1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he-qinglian-tianjin-explosion-20150815/291943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曹长青∶兆丰银丑闻和私有化出路
台湾「兆丰银行」的纽约分行因违反洗钱法被美国纽约州金融署开罚57亿台币，随後又爆出该银行自称把小数点写错、误报40亿美元的乌龙等，再次引起人们探讨兆丰银行这类公股银行的管理，尤其是所有权问题。 兆丰银在台湾金融界地位显赫，它不仅是八大公股银行之一，而且主导国家外汇业务。但使它更「出名」的是，其因违法乱纪不断遭罚，已在五个国家被罚过∶巴拿马、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美国，而且被罚金额越来越大。 在这次被罚之前，兆丰的巴拿马分行，一次因屋顶被破洞，盗走228万美元，一次被假运钞车骗去240万美元。当地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认为这明显是银行有内贼协助。而造成这家公股银行如此损失後，其分行经理不仅没遭处分，反而继续升官。 兆丰银行的管理糟到这种地步有很多原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国营性质。它不像台湾其它的私营银行，而是一家董事长由政府任命、只向官方负责的金融衙门。 八大公股行库败给民营 台湾的八大公股金控和银行，大同小异，都因这种性质而不断出问题。据媒体报道，只是今年前六个月，八大公股行库因外部窃贼和管理失当，被批评为「内稽、内控、风控、资安也全面溃败」，而总计赔偿超过24亿台币。 除了管理混乱疏忽，在商业竞争上，八大公股行库也完全败给私营银行。从2014年台湾金控财报可看出，台湾金、华南金、第一金、兆丰金、合库金等5家公股金控的税前盈余总获利是880亿元，另外三家公股银行彰银、台企银、土银的税前盈余总计293亿元，这八家加起来是1173亿元。而台湾两家民营的富邦金（同期税前盈余是719亿元）和国泰金（562亿元）加起来是1281亿元。只是两家民营的盈利，就超过八家公股的总和；另外从金融市场占有率来看，八家公股行库在市场上的资金占有率达49%，但获利比重却只有34.7％，相比之下，国营的效率低下、混乱和无能是一目了然的！ 在台湾本地跟民营企业竞争失败後，八家公股行库不求自身改善，却一窝蜂跑去司法更不健全的中国发展。据金管会公布的营运状况，原来台湾在中国的银行只有合库银这一家，今年四月份（也就是在民进党即将执政前夕）却突然暴增，四家台湾公股银行（第一银、台湾银、土银，彰银）到中国发放贷款，逾放金额近十七亿元——无论家数、金额还是逾放比率，都是历年最高的。而中国金融界的情况是，整个国家被四大国有银行垄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这四大国有银行坏账呆账累累，就因为是国营的，不仅官僚衙门作业，更有内线交易和贷款分赃，实为臭名昭著。 据今年三月发布的中国银行2015财年报告，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上一年增加49％。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为23%，约2万亿元人民币。但独立经济学家预测为约3.5万亿元。英国《金融时报》说，「从技术上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都已经破产，成为实施重要金融改革的障碍。」而在这种现状下，台湾的国有银行们不顾中国银行业呆账赖帐的严重现实，还要去趟浑水。当然，他们去中国发放的资金不是他们自己的，亏了是国家买单，也就是台湾人纳税人买单。 财政部官员的後花园 为什麽台湾的公股银行和金控机构在频频出事的现状下，还可以这样不顾风险，却不遭到严肃处罚和整体该革？就因为它们的顶头上司们不愿迈向市场化。明摆著如果这八大公股行库都市场化、民营化，那些财政部长、次长们，还有国库署长和更多其他的「长」们，退休後就失去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後花园」。据统计，财政部下属的13家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等，有11家的是原财政部长和次长或国库署长。这些国家高级官员，退休後去了八大公股行库当董事长，薪水更高，每月达58万台币（还有更高的红利等）。所以，无论八大公股行库在市场上多麽缺乏跟民营的竞争力，无论类似兆丰银这种大丑闻出多少，台湾金融业的这八大妖怪，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高级官员的肥水後花园，加上政府支撑的旱涝保收，使它们成为中国国有银行那种大锅饭，相关者吃得不亦乐乎！ 台湾八大公股行库的问题，反应出整个台湾的经济迫切需要近一步走向市场化、民营化的问题。人类的历史早已证明，私有的不见得成gong（工力），但成gong的一定是私有的。国营，已经成为灾难的同义词。不要说当年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那些计划经济的灾难，即使当今世界，也有显而易见的例子，欧洲的希腊热衷社会主义（国有化），结果债台高筑，入不敷出，整个国家经济走向破产。美洲的委内瑞拉也是热衷国有化，国家控制石油等所有主要经济脉络，结果现在民众连购买基本的食物都要排长龙，甚至卫生纸都脱销。亚洲的北韩实行更封闭的国有化，结果曾发生全国人口15%被饿死的惨剧。今天，曾经跟北韩一样的中国，所以有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因为放弃了毛时代的大锅饭和公有制，走向市场经济。而中国经济目前的全部弊端，都来自没有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仍掌控相当大比重的经济领域和整体金融命脉，同时政治专制。这种双轨制不仅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更给中国层层官员的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美国国营企业的惨痛教训 台湾正处於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走向官商最容易结合的半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更进一步的市场经济道路，这是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选择。即使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不乏国营导致的惨痛教训∶美国最糟糕、最赔钱、最受非议的两个企业就是美国国营的国家铁路（Amtrak, 简称美铁）和美国国营的邮局。 1971年成立的美铁，至今运营四十多年，从来没有盈利过，一直赔钱，靠国家补贴。过去几年，国会每年拨款都愈十亿美元，被美国人称为一个「移动的烧钱货」。除了烧钱，还事故连连，按维基百科的数据，「目前美铁每天营运1250班列车，有1%的出轨事故。」美铁所属的唯一高速列车Acela Express，时速仅68英里（约109公里），而台湾的民营高铁，时速是315公里。 美国另一个国营老大难是邮局，过去连续七年出现净亏损，目前赤字是750亿美元。仅去年就亏损159亿美元，比前年多出两倍，完全靠国家补贴存活。 而同样是邮递业务，美国民营的包裹公司UPS，却业务蒸蒸日上，盈利创收，已发展到拥有300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 另一家更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民营的联邦快递公司（FedEx），它是由越战退伍军人弗雷德•史密斯个人在1971年投资35万美元创办的私人公司，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快递公司，拥有6万员工，向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年度营业收入超过40亿美元。去年它又以48亿美元收购了荷兰的快递公司天递（TNT Express ），其快递王国进一步扩大。 从美国的民营和私营两大类公司的兴衰，更可看出台湾兆丰银行等公股行库的根本出路，就是民营化，彻底改变其国有、公办的性质。这不仅是八家公股行库，台湾的整体经济改善，都取决於政府是不是努力去走一条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市场经济之路。 ——原载《看》月刊2016年10月号 2016-10-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中国还能回到“统制经济”时代吗？
何清涟 安邦董事长吴小晖被判刑后，再度引起“中国将回归统制经济”的忧虑。这忧虑并不始自今天，从前年阿里巴巴马云大谈云数据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支持开始，这个话题就时热时冷地出现在公众视野。 笔者想讨论这个话题：中国有无可能恢复计划经济（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来历溯源 “统制经济”出现于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该书第七章标题就是“统制经济的种种危害”，以成书时德国纳粹时代与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为蓝本，论述计划经济与民主是否能够并存。 当时西方世界并未饱受计划经济之苦，对于计划经济与民主制度的并存抱有幻想。哈耶克着重指出并深入剖析的就是这一点：政府管制经济必会走向独裁政治。因为经济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政府要管制，势必仰仗一群专家，加强政府权力，最后导致权力落入一个总司令之手，“这个总司令如果要认真执行其职权的话，他的行动一定会遭到民主程序之掣肘的。他为了要行得通，必须消灭民主程序。演变所及，不是民主程序阻碍着管制经济，便是管制经济消灭了民主：在一长远过程中，二者是不能并存的”。 该章还有哲理层面的深刻思考，比如经济自由是选择自由的基本保证，但政府管制经济必让人丧失基本的选择自由；政府控制经济，就等于控制了一切，包括思想自由与所获知识的种类与品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当然对“极权统治+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人身依附（不服从者不得食）深有体会，极少有人想回到依靠票证获得粮食、布料、食用油、肉食这种短缺经济时代，西方知识分子并未在中国亲身经历过毛时代，对这一时代心向往之，以巴黎红五月参加者为代表的“1968年人”，不少人后来进入欧洲、美国各大学执教，不仅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左派青年，还导致整个教育体系偏左。 由于毛时代的饥饿记忆，不少中国人担心习近平开历史倒车，将中国强行拉回计划经济时代。 习近平有无这种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有无“回归计划经济”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如果不具备外部条件，仅仅只有领袖（哪怕是独裁者）的个人愿望，这种回归难以实施。 计划经济依靠闭关锁国 哈耶克讨论的其实是政府管制经济有走向独裁的极大可能，这是德国纳粹时代的现实，但苏联与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在先，强行接管了所有经济部门、消灭私有制在后。中共政权在短短五、六年之内，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剥夺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依靠政治专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也就是说，中共不需要通过统制经济来达成极权，计划经济只是为极权政治服务。 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有几个先决条件： 一、中国经济整体上对外依赖程度极低。无论是生产资料（从原材料到机器）、生活资料基本上自给自足。与苏联关系友好时，曾请过一些苏联专家来工厂做技术指导，接受了一些援建项目，包括机器、技术支持等。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一切就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了，香港成了中国唯一的农产品出口基地、以及获取有限的外国商品的中转站。 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是“短缺经济”，尤其是中国，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掌握，比如粮食在城市按人头计划供应，每人每月21-23市斤，食用油半斤，布票每人一年12市尺，豆腐、洗衣肥皂等商品也凭票供应，到餐馆吃碗面条也得交粮票。 政府之所以能够“计划”，除了政府管控一切经济部门之外，还在于当时物质生产相对简单，不仅农产品的品种相对简单，就连工业品也简单。全国最著名的工业基地上海，生产出来的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从外观设计到功能，几十年一贯制的风格，但因其稀缺，都是各地百货商店凭票证供应的物品。 三、毛时代限制人口流动，除了出差之外，几乎没有外出就业一说，中国人也没有余钱外出旅游。 四、毛时代，政府是全中国唯一的资本所有者、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基本都是国有经济，或者是“小国有”（地方国营、集体所有制），个人从事的经济活动被视为非法，会处以“投机倒把罪”。 在闭关锁国条件下实行的计划经济，让中国人大部分陷入半饥饿状态，那时的中国极其贫穷落后，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以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闭关锁国与国家全面垄断所有经济领域为开端，逐步放开私营经济，引进外资，后来又加入WTO，全方位进入国际市场，这才跻身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当年实行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所有条件都不复存在。 一、政府仍然视国有经济为政权命脉所系，将国有企业称之为“共和国长子”，在资金扶持、市场垄断方面给予特权优惠，但中国经济早已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到2017年，中国国有企业占比仅25％，而私企与外资企业共占75％。 整个经济的运行，早就不再依靠政府计划。无论是国企、私企还是外企，从原料的采购到产品的营销，都依靠市场。所有企业依赖市场做出生产销售决定，极力追求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可能再由一个国家计委这样的机构来制订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种庞大的经济计划。国家计委这一曾为中国经济神经中枢的机构于1998年撤销。 二、中国经济对外依赖严重。本文所言不是指用“（进口+出口）/GDP ”这道公式计算出来的所谓“外贸依存度”，而是指被视为“工业血液”的石油等能源，以及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等生活资料均形成对外严重依赖。一般人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这次中美贸易战发生后，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说，面对美国第六次对华启动“301调查”，中国没必要忍气吞声，因为如今中国对外的依赖度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高。本世纪初，中国进出口总量占GDP比重一度高达66%，对外依赖程度高，当时中国对贸易制裁的压力难以承受。如今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不到30%，可以与美国对决了。 李扬谈的是外贸依存度，很多人误以为他谈的是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资源对外依赖与外贸依存度有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中国经济现在离开从国际市场购买的资源，还真玩不转。以石油为例，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主要依靠进口，到2017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67.4%，行内预测，2018年将超过70%。2017年粮食自给率降到82.3%，有将近18%的粮食依靠进口。换个简单明白的说法，就是中国近14亿人口当中，有2.5亿左右的人需要依赖进口粮食供养。 这种情况下，自力更生的前提资源与粮食自给不复存在，闭关锁国是自绝经脉。更何况，中国还需要依赖WTO，需要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大国承认自身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恢复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地位更是日行日远。 三、中国虽然还有户籍管理制度，但人口流动却基本放开，2016年流动人口规模达2.45亿人。 四、中共政府仍然是全中国唯一的土地所有权最终所有人，但却不再是全国资本的唯一拥有者。民营企业与外国公司拥有总量可观的雄厚资本。政府虽然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控制民营企业，强迫私人资本入股国企，但只要未进入战争状态，就不敢对外国资本下手。 习近平并不钟情于“列宁式统制经济“ 综上所述，可以说，担心中国将回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这种远虑多少有点缥缈，担心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剥夺更为现实。因为就现实条件来说，习近平就算无比热爱计划经济，也无法实现它。哈耶克担心的是统制经济（政府管制经济）必将通向独裁，但赋予习近平权力的中共政权，从成立之日开始，就是独裁体制，只是在寡头共治与个人专断之间来回摇摆而已。对基本达成个人专断的习近平来说，目前已经不需要靠加强经济管控来实现独裁，而是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政府管控经济边界，让经济更好地为政治服务。鉴于中国政府管制经济的积年教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极易“一管就死”的列宁式统制经济并非习近平所愿，他看重的是“国企主导、民企出钱出力赞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次在中美贸易战中成为箭靶的中兴公司之所以能进入世界电讯设备产业前五名，据说得益于在中国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国有民营）的混合所有制模式。 对于吴小晖、肖建华等资本大鳄的剥夺，中国富豪确实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对其他人来说，则应该想到：这些人本来就是利用共产党资本主义赋予的特权成为巨富兼做其他权贵的超级白手套，在政治谱系上属于“粉红财团”，他们致富的缘由就是他们的资本被剥夺的原因。我在《中国：溃而不崩》里讲过，中国政商关系有明暗两个层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面临两重制度诅咒。如果让这些人用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特权经商致富，再用民主宪政国家倡导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保护他们利用特权巧取豪夺而来的财产，从逻辑上来看就非常荒唐。 目前，中国回归计划经济（统制经济）模式既无现实基础，对稳定中共政权也无半点好处——比如消灭股市、房地产市场，就等于断了中共财政收入的大头，填平了央行增发货币的储水池。让各国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如此赔本生意，习近平弄明白其中利害关系之后，应该不会做。因此，部分中国人与其担心回归统制经济，不如担心极权强化过程中社会生活的窒息。 （原载于台湾上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2496）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胡锦涛既不理性也不和善
马英九曾说，希望国民党青年团“能出一个胡锦涛”，可谓经典。不要说共产党的血腥历史，即使今天，它仍用千枚导弹瞄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主席希望该党能出个共产党式领袖，证明他对什麽是邪恶完全无知。 但无独有偶，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最近也夸赞胡锦涛“理性”“和善”。朝野两党领导人对中共统治者的浪漫情怀，无法不令人为台湾的前途捏把汗。 从政治常识角度，天下的独裁者，都既没理性，也不和善。因为只要独裁，就必然用暴力统治。胡锦涛还没当上共产党一把手时，手上就有血。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前夕，拉萨曾发生藏人抗议事件，结果遭到中共军队镇压，据报导有几百名藏人遇难。当时的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就是胡锦涛。 胡掌握最高权力後，中国的人权状况比江泽民时代更糟。对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异议人士的迫害变本加厉。对西藏人、新疆人的镇压更加严酷。近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仅毫无改善，而且愈加恶化。中共还加强了对信息、思想自由的控制。 最近，在国际瞩目的南韩“天安号”军舰被击沉事件中，胡锦涛的表现，是既缺乏理性，更毫无和善可言。 包括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专家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上周四发布调查报告，证实天安舰是被北朝鲜鱼雷击沉。国际舆论异口同声，谴责金正日政权。美国国务卿指责北朝鲜是“侵略行为”；日本首相谴责平壤的行为“不可宽恕”；英国外交大臣痛斥北韩对人的生命完全漠视；澳大利亚总理指责金正日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及韩战停战协议；连一向和稀泥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次也表态说，调查结论“严重令人不安”。 但胡锦涛政府，却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在最近的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上，中国外长则说，调查应“科学和客观”，不仅没有谴责北朝鲜，而且这种论调，等於预示北京准备与调查报告对抗，偏袒平壤。 天安舰沉没之後，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就匆匆去了北京，明显是跟胡锦涛商量对策。而可能就是这次“访问”，为北京支持平壤，胡锦涛为金正日壮胆，定了调。 美国国务卿正在北京访问，希拉里这个时候去中国，然後去南韩，显然跟天安舰事件有关，主要可能是想说服胡锦涛，不要偏袒平壤。因南韩准备把军舰被北朝鲜击沉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寻求公道。 在多国专家调查组的报告出来时，南韩外交部邀请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等三十多国的驻韩大使，通报调查结果。只有中国驻韩大使张鑫森拒绝出席。南韩分析家认为，这并非张的本意，而是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从这个迹象可看出，胡锦涛政府很可能利用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杯葛国际社会制裁北朝鲜。 朝鲜半岛的那个政治小恶棍敢这麽嚣张，主要因为有北京的大恶霸撑腰。胡锦涛曾公开说，中国“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似乎中国的恶还不够。从金正日到胡锦涛，再次证明，天下的独裁者，没有理性可言。对独裁者抱幻想，对民主台湾来说，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5月24日 2010-05-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倒寒网∶【电子书】《公痴韩寒——中国文坛最大骗局》
韩寒曾被媒体冠以“公民韩寒”“公知韩寒”。从“公民”到“公知”，最后在2012年的“代笔门”质疑事件发生后，韩寒彻底成了“公痴”。这本电子书，汇集了近一年来，揭露韩寒代笔造假真相以及他幕后推手的精选文章，详述了一个“伪”作家起于捉刀作假，经由商业包装打造为舆论神话，最后被大众揭穿的完整过程。编者精选了针对韩寒骗局的各类关键性的证据考证、网络名人对于韩寒骗局的深刻评述、对于挺韩公知的深刻批判、对韩寒支持者推心置腹的交流对话、以及倒韩运动当中涌现出的各种讽刺骗局的文艺小品和各类佳作，对于倒韩运动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全方位地梳理了倒韩运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对于读者真正了解倒韩运动的过程和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使用说明∶ 本书内容较多、结构复杂，查看网页版时，请先参看左侧或下方的简洁目录。页面左下侧可以搜索；右上角提供上下页和索引页面。本书索引包含话题（以#开头）和作者列表，以便读者查找。进入子目录或者文章后，可以通过左上侧的目录层次来返回上一级和主目录。 本书在线版网址是∶http://www.daohan.org/ebook） 这个网页版显示格式最为完备，推荐使用IE 7（及更高版本）、Firefox、Chrome和Safari浏览器阅读。为方便离线阅读，本书同时提供pdf、chm、epub和mobi电子书格式。chm和pdf格式适合电脑查看，epub和mobi格式适合电子书阅读器查看。请点击下面的链接选择下载∶ 【简体】∶pdf格式 chm格式 epub格式 mobi格式 【繁体】∶pdf格式 chm格式 epub格式 mobi格式 ——原载《倒寒网》 编者注∶本网在转载时，因格式问题一些链接可能无法接通，请点击进入原网站∶ （http://www.daohan.org/） 2015-10-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中非合作――对付国际社会批评人权的非正义利益同盟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及欧盟等民主国家的关系阴晴变幻，与日本的关系短期内亦难以进入“友好”状态，倾力喂饱的北韩更是成了一只时时给中国难堪的白眼狼。中国当局于是又师当年毛泽东故智，将友谊之手伸向了远隔天涯的非洲国家。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努力抬高2006年11月上旬“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规格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向非洲慷慨地送出了一个巨大礼包，其中包括从2006年至2009年间将对非洲的援助提高一倍，今后三年内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和20亿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免除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债务最重的穷国截至2005年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一些最不发达非洲国家出口到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的产品从190个扩大到440个税目。此外，胡锦涛还保证三年内要在非洲建立3到5个经贸合作区，为非洲培训1万5千名各类人才，派出中国专家，提供药品，并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30所医院、30个抗疟疾中心和3百所农村学校等。 如果中国人民（不是政府）真富起来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援助贫穷国家，本来也是一个大国应尽的义务。但中国目前本国尚有一亿多贫困人口、几千万失学儿童、政府积欠退休职工一万多亿巨额养老金，50％以上的城市居民与90％以上的农村人口甚至连医疗保险都没有，在此情况下，要求中国政府优先考虑本国人民的福祉，在援外问题上量力而行完全是民众应有的权利。更何况，中国援助非洲并非真正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是为了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政治考量。 第一个考虑是为了对付美国在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在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下，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之外，其余的国家不论大小，一国一票。多年前，中国就成功地利用了联合国这种体制，让台湾从联合国出局，自己成功地成了“中国的唯一代表”。非洲这些国家的投票，当然是中国政府花费巨资，用援外这种金弹外交买来的。而近些年来，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使得中国在与美国对垒的过程中屡有斩获，仅在“人权战”上中国就战果辉煌：先是成功地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暴政者践踏人权的俱乐部，所有针对中国及古巴等暴政国家人权状态的批评都被化解无形；继而又让联合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重新组织的人权理事会无法达到改组的预期目标。 中国与台湾通过经济贿赂竟相争取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支持，早已成为国际外交舞台的一大景观。按照中国的说法，现在非洲只有七个国家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在“中非友好”这大势所趋下，中国对金钱的魔力从不怀疑：只要再多烧几把金钱，可望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来，立刻又成功地限制了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而非洲国家对于中国，除了对其经济上的慷慨感谢之外，同样也有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政府很自豪地宣布，“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公司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从来不与那里的人权等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肯尼亚政府发言人说，肯尼亚愿意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合作，因为跟中国做生意很容易，中国不会把他们的经济活动或援助跟政治挂钩。这位发言人说，“你从来不会听中国人说，你们政府如果不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我们就不让项目完工”。这次峰会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再次强调“互相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即专制暴政及其理论基础）。 中国不加任何条件地援助非洲政策，以及中国向一些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政府提供电子监视和互联网审查技术等恶劣行为，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猛烈批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上个月指责中国无视非洲的人权和环境状况，为其提供大量援助。他警告说，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大幅增长只能加剧非洲的腐败和债务负担。西方国家的一些批评人士表示，国际间正在努力提升非洲的透明度和人权，中国的作法损害了这种努力。 孔子云：君子相交以类。物以类聚，只要看看中国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做“朋友”，双方结成非正义同盟的基础是什么，就可以明白中国当局是个什么样的政府。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1月9日，总16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斯诺登事件中的若干矛盾之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作者 林兰 2013年6月14日 http://www.chinese.rfi.fr/ 一名美国国家安全人员逃亡香港、泄露美国安全部门网络监控秘密项目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仍在各国延续，事件不仅搅动了华盛顿政局，掀起了各 方对美国监听的批评声浪，同时也使美中在“奥习会”之后最新热络起来的关系面临考验。斯诺登泄密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要逃亡香港？华盛顿将如何处理泄 密行为？香港是否会遣返斯诺登？北京将如何处理这个意外的”礼物“？目前围绕事件的悬疑众多，难以预知未来发展的走向。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何清涟女士向本台谈她对该事件的看法。 何清涟：斯诺登事件现在每天都有新消息出来，而且新消息并不完全有利于斯诺登，今天看到的新消息 是，FBI曾经接到斯诺登曾供职的夏威夷公司有关他失踪的报告，因为他工作掌握的机密级别特别高，他在失踪后就向FBI报告，而FBI的处理相当马虎，连 机场都没有去就草草作罢，然后没想到现在出来这么大的一件事。 另外就是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中国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今天发表文章，重心是说，斯诺登的爆料影响中美关系。这边的解读是中方释放出的唯一信号，因 为过去一直都不作声，那么接下来就看双方政府怎么样谈。同时美国有人主张，为了双方的利益，美国政府应该将此事保持在低级别冲突。 不过斯诺登自己也有一些问题，从英国《卫报》这份唯一采访过他的报纸几天来的报道，有几处非常矛盾，首先是一个“硬伤”。对他的心理动机我们当然无 从猜测，但他肯定很在意会被人以为这样做是因为钱，他对《卫报》解释说，他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良心，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所以他要把美国长期以来大规模监 控的事实披露出来，他自己每年有非常优厚的工资，年薪22万美元。但是他的公司6月10日发布的解雇声明说，他的年薪只有12.2万美元，这件事情很奇 特，我相信是针对他的声明22万做出的，因为美国公司从来不会向外界公司员工的工资，也不会在解雇通知上发这种事情。这算是一个“硬伤”，他为什么要扩大 自己的年薪？我觉得这个心理因素非常微妙，可以从中分析解读出一些信息来。 其次就是他自己是一个高度崇尚网络自由的人，我们此前看到同样崇尚网络自由的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申请避难的国家是厄瓜多尔。而斯诺登则是一头扎进了 香港，香港大家都知道实际是处于互联网之敌、新闻自由之敌——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像他这样的事件是一个外交事件，香港是没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也不可能 在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大事上处理，所以最后还是要看北京的态度。一个人为了保护自由、寻求自由，却扎进了臭名昭著的新闻自由的敌人、互联网的敌人、迫害人 权的地方，但是他居然还表示相信，这不是判断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 RFI：斯诺登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中，表明了自己的动机，您怎么看这个采访？ 何清涟：《南华早报》实际上是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其总编等都已换过了，不但换过，而且报纸以前的主编、记 者、编辑在互联网上，就他们的新闻不自由、他们的报道受干预等发表过声明，辞职的人也不少。英国《卫报》写的非常清楚：斯诺登在爆料后就走了，躲到“安全 屋”去了，那么我们要问一声，这个“安全屋” 是由谁提供？接受采访，为什么不是召开记者招待会、让所有媒体都参加、而只接受共产党控制的《南华早报》的独家采访？而且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又出现一个错 误，就是他说香港过去受到来自美国的攻击，从香港政府、到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共6万1千多次，但是香港中文大学立刻发布声明，说没有收到来自美国的黑客 攻击。如果明后天香港中文大学又收回了这个声明，我也不意外，那是因为北京向它施压。从他讲话，矛盾百出，还有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好像诚信有问题， （所讲的）未必全部可信。 RFI：事件发生后，北京官方反应比较谨慎，但舆论讨论热络，怎么看斯诺登泄密事件在中美两国所产生的效应？ 何清涟：在美国一边，在美国街头，出现了一批支持斯诺登的，说他是英雄，但是你去看一下照片，就可以知道支持的 人是属于什么阶层的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并不清楚斯诺登到底做了什么，但也有很多人对他为什么到香港去表示不理解，认为如果真的向他说的那么高尚， 就应该留在美国，既然不怕牺牲一切，那么就应该在美国向大家说明。我相信会有很多公众支持他。 所引发的一个讨论就是关于政府应不应该大规模地监视美国公民。就此他们已经做了说明。美国众议院有一个情报委员会，对于中情局和FBI的一些行动都有一些 特别的授权，昨天纽约就有一篇文章就谈到了，说美国公民不要假装不知道政府实施大规模监控这件事情。问题是，不监控行不行？从911以后，出现了很多事 情，如恐怖组织，间谍犯罪等，近期抓住的很多间谍，就是涉及中国的技术间谍，几乎毫无例外，有的还是美国出生的公民，所涉及的机构既有中情局、也有国务院 和国会，所以这种监控有没有必要？这真是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反正不能以一种“泛道德”去判断。好像所有监控都不道德，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安全可言？ 但是有一条，就是关于宪法和言论自由的关系，和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关系，会在事件后得到充分的讨论。这是美国的情况。 在中国，反应是这样： 报纸沉默、互联网讨论。在中国讨论并不太自由，大家显然没有注意到一条，中国的监控是保护政权，抓的都是异议人士、对政府不满的人，在美国从来没有抓对政 府不满、骂奥巴马的人，除非发出要炸毁哪里或向总统寄炸弹等等，中国的异议人士可没有这样干，就遭到监控。所以中国的监控是保护政权的需要，而且它不需要 在法律上通过人民公众知情。美国的监控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 中国的网民基本上不知道这个区别，或者是知道这个区别也会被删掉，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倡导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美国原来也做大规模监控 的事情，这样一想，好像我们政府监控也是正常的了，你觉得这个结论对不对？这个结论对谁有利？应该说斯诺登事件的中国效应就是这一点。 所以美国原来是先受损于中国发起黑客攻击，丢失了很多军事、技术机密，后受损于道德批评，所说的人权、自由都是虚伪的，所以如果让我说，这一轮是美国完败。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60 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
中国正在举国投入地欢庆60周年大庆，各种论证伟大成就的华章典乐充斥媒体。但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一点，中国境内所有的文章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方面，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后30年的改革所要否定的；而改革所要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的市场化、所有制的多元化，这都是中国1949年以前存在，只是被革命刻意摧毁的。也就是说，这60年当中，中国无非是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地被折腾了一番，完成了一道历史轮回而已。 “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改革”培育了暴富阶层 从1949年开始，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数千万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与财产，数百万个家庭遭遇覆巢之痛。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面临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财富集中程度可以用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加以说明，这个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可以说，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中国境内为60年大庆发表的各种宏文，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认知：前30年用暴力革命消灭有产阶级是“革命成果”，后30年改革中重现的阶级差别则是“改革成果”，二者均为合理。 “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改革”迎来了外国资本 用革命摧毁，又通过改革复活的不止是有产阶级，还有外资进入中国。当年毛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将中国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沦落中解救出来，中国人老少皆会唱颂的那首“社会主义好”，其中就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文化层次高点的更是看过毛那篇以胜利者姿态调侃“美帝国主义”的“别了，斯徒雷登先生”。将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大地上彻底驱赶出去，既是毛的丰功伟绩，也是“革命”的伟大成就。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即吸引外资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傲人成就，比如中国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引进外资国，外资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与新技术；中国加入WTO，成为国际社会当中的一员；……那支被董文华深情款款地首唱并传遍中国的“春天的故事”里，那句“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是指邓小平批准设立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这些，当然也是国庆60年需要展示的重大成就。 于是人们看到这样的荒诞解说：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时期让外资在中国扎根，那是丧权辱国；毛将他们赶跑，因此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1979年，邓小平将外资重新引回中国，则成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总之，无论是当年的闭关锁国，还是现在的对外开放，颠来倒去，反正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兼“创举”。 60年伟大成就展示中的逻辑矛盾 凡事皆应有逻辑。在同一套价值观里，一件同样的事情，别人做了就是罪该万死，应该被打倒、被推翻；自己做了就是功德无量的伟大成就，就应该被人民感恩。这种通过封锁舆论造就出来的“成就”解说，在两个30年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 比如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但这一理论却遭到亲共的梁漱溟及中共文化人的猛批。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一切便会解决。至今为止，中共官史还是如此书写：“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最能说明毛泽东一生丰功伟绩的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如今“五鬼”依旧。但1949年以前的“五鬼”是封、帝、资三座大山（即社会制度）所造成；今天这“五鬼“身影虽然庞大，但社会制度却是好的并应该被坚持。 中国历来有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但60年大庆的各种华章典乐所展示出来的内在逻辑矛盾，不仅让人看到中国的宣传文化那种无法克服的认知分裂，还切实地证明着官智低下这一让国人脸上无光的事实。 原载BBC·点评中国， 2009年 9月 28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09/090928\cr\china60.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国际社会为何对“习核心”如此反感？
何清涟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曲终人散，人们期盼的人事调整消息杳然未见，倒是看到了会议公报宣告：“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海外舆论哗然，普遍看法是：这意味着政治和机构改革的大后退，习近平将建立毛邓式的强人政治。 在习之前，江泽民早就是“核心”了，但无人据此将江泽民称之为政治强人，原因何在？ “江核心”与“习核心”，形成条件不一样 称习近平为核心其实并不突兀，相关的舆论工作一直在做，比如今年年初，一些中共地方大员关于“习核心”的议论出现在中国媒体，后来一度沉寂，但大概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1个月左右前又再次出现，六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习的核心地位。一般认为，习近平将在干满两届之后，谋求连任三届。 对习近平将来的政治动向，其实无需猜疑，今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作者提出了三个“只要不出现”：“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提“三个不出现”，实现难度有多大”，指出“制度断层式波动”，意指习重新厘定的政治规矩不再改变，不再像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后因“制度”断层而引起军界、政界人事大变动，恐慌情绪蔓延，人心不稳。要想不出现制度断层，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No.1不换人。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整五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以来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比如是延长任期，还是变总书记为总统制，这些都是枝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他们甚至可能觉得有他撑着，党一时半会垮不了。 但习近平与毛邓不同，毛挟中共建政之功，邓有改革开放之绩，党内对毛泽东是崇拜，对邓小平是服气。习近平这核心地位的形成也与江不同，如果要将两位核心与中共利益集团成员的关系做一个精要的概括，那就是：江泽民是利益笼络的共同分赃制，放纵家庭成员与所有官员贪腐，以“闷声发大财”而得到拥护成为核心；习近平则是将反腐利剑架在官员脖子上，用威慑树立了核心地位。如果对此有怀疑，请看中纪委几天前公布的数据：2013年以来，已经有一百万党员因贪腐问题受到处分。 国际社会为何接受“江核心”而拒斥“习核心”？ 在国际社会中，江泽民与习近平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如果说江泽民的形象是“开放”，习近平则是“封闭”。之所以如此，一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半原因则是两人的政治禀赋不同。 江泽民1989年6月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两年多，柏林墙倒塌，世界从此进入全球化时代。1993年1月20日，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他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施罗德等人一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也就在这段时期，中美关系进入1972年以来的全盛时期。 克林顿的8年任期（1993-2001）正好与江泽民的13年（1989-2002）重合。尽管他竞选时曾宣称“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将一个也不放过”，但成为总统后立刻走上务实路线。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议，与克林顿会晤。这是1989年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这次峰会的直接效果是，第二年美方决定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对美国展开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在访美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让美国感受到他的“开放诚意”。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严肃刻板不同，江泽民在各种外交场合表现得活泼率性，尤其是他用英语大声朗诵葛底斯堡宣言，取得了美国好感。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江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了在过去冷冰冰的4次会面中所没有的共鸣”，并促成了他与克林顿之间最深入坦诚的一次讨论，也给美国朝野留下比较人性化的开放形象。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喜欢谈“独立自主”，而江泽民则强调“与国际接轨”，表达了让中国慢慢进入国际体系的愿望。高盛公司的顾问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为江泽民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良好印象，远胜于当时的中国人对江泽民的观感。 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时代定下的美国对华外交国策“接触、说服、影响”——即通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市场开放；启动中美法律合作援助项目，让外国NGO组织大量进入中国，促使中国政治慢慢改变——得到了江泽民的响应并配合。从那时开始，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美欧政府及基金会资助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到胡锦涛接班时，已达数千家之多。 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以来，内政外交都展现了一种强硬姿态。对内打压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严格管制舆论，加强对外国在华NGO的管制，强烈排斥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制，政治上有向毛时代的强专制回归的倾向。对外则将原来奉行的与国际接轨变成了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领导世界，在南海海域的强硬姿态更是让邻国深感不安。凡此种种“崛起“的强硬姿态，让世界极不舒服，因此，所有评论都忘记了江泽民曾有过“核心”称号，批评习成为核心是让中国回归强人政治。 世界格局的改变于中共有利 但不满归不满，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国际格局正在改变这一现实。目前，全球化形势逆转，美国与欧盟国内的民众正通过陆续到来的大选，表达自己对执政精英的不满。欧美国家今后必须优先解决国内的种种问题，很难再像80-90年代那样全力推动专制独裁国家的民主化。就算是理想主义的奥巴马总统，其外交政策也有现实的一面。今年4月，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4月号）杂志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采访，指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是“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中东四强人相继垮台之后，该地区陷入乱局，美国欧洲的知识精英开始思考：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国家强行推动民主化，结果往往与愿望背离。 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希望中国崛起（至少能够控制住内乱），与希望中国领导人不是政治强人有点南辕北辙。胡锦涛是弱主政治、九龙治水，局面失控，下有每年10多万起社会反抗，统治集团有难以扼制的腐败，权力交接刀光剑影，如果局面不清理，还真是要衰落下去。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就不断采取措施防范颜色革命、清理外国NGO，其时处于强势的西方对此亦无奈其何。如今欧洲自顾不暇，美国也有自身的麻烦，习近平只要能够将中共党政军大权名至实归地掌握在手，国际社会对他的“强人政治”也只能隔岸遥观了。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然也会因为习近平的强人政治而延后。不管别人如何预测，从习近平的政治施为来看，他从未表露过对西方民主的半点兴趣。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xijinping-core-leader-20161028/3570993.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