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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为什麽走向衰落
统独之争，不仅是台海两岸的焦点，最近欧洲人也为「统独」而伤脑筋。由法德两国领衔的统一欧洲运动，最近接连受挫，在主要推动者的法国，公投结果竟是「法独」占多数，不接受统一。 按道理巴黎最热衷统合欧洲，但为什麽法国人拒绝了「欧洲宪法」？主要原因在於，在这种时刻，法国人想的不是希拉克（还有柏林的施罗德）要建立「新欧洲合众国」抗衡「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担心他们的福利等受到原东欧国家影响（波兰的人均收入仅是欧盟15国的42％）；这从越是下层法国人越是反对「统一欧洲」的投票结果就可看出。 法德两国领导人致力的统一欧洲运动受挫，使他们更失去了对抗美国的势头，同时再次凸显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脱离美英的价值方向，走向衰落的趋势。自七十年代以来，欧洲（除英国等外）走了一条和美国不同的道路，结果陷入经济困境和信仰危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塞缪尔森（R. J. Samuelson）两周前的专栏标题甚至用了「欧洲的终结」来描述这种衰败。 衰败的第一个信号是欧洲经济普遍滞缓。在七十年代，目前使用欧元的12个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是3％，但到了2001到2004年之间，则降至只有1.2％。1974年时，这12国的平均失业率是2.4％，去年则升至8.9％。其中最严重的是法德两国，失业率一直超过欧元区的平均数，法国目前是10％，德国是10.9％，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大萧条之後，德国历史上最高的失业率。 和美国相比，更可看出这种不同。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经济成长率接近法国的两倍，是德国的三倍（美国失业率目前为5％，还不到德国的一半）；平均每个美国人比欧洲人每年多出9700美元的收入；美国平均每人住房面积721平方尺，比英、法、德（包括日本）平均每人376平方尺多近一倍。 在六、七十年代，欧洲经济曾强劲增长，後来有了欧盟之後，引导欧洲走向「法国式」的福利社会主义，即高税收，高福利，低效率，政府控制一切。除了撒切尔夫人曾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的英国之外，整个欧洲基本陷入这种社会主义思潮。 欧洲走向衰落的第二个标志是，人口下降。现在欧洲平均每个女性仅生育一点五个孩子，低於可保持人口数量不变的2.1％。其中德国的生育率只有1.4％，意大利更低，只有1.3％。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一百年後，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了。五十年之後，整个欧洲的人口，可能会少於美国。一个国家或洲际的强大，人口是个重要因素。欧洲人口下降的结果，是老年人数激增：目前欧洲超过65岁以上的占六分之一；到2030年，将占四分之一；到2050年，可能三个人就有一个老年人。任何国家，如果高龄者占如此比重，都不会成为强国，因不仅社会没有创造力，而且国家负担很重。 欧洲走向衰落的最主要信号和最根本原因，是远离上帝，整个欧洲走向非宗教化。据盖洛普的民调，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一成。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爱尔兰，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欧洲人从没去过教堂；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来说没有什麽意义。 而在美国，90％以上的人相信有上帝，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是英国、德国的四倍。84％的美国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加起来约占美国人口的4％。据《华盛顿时报》引述的数字，现在美国的288万华裔，三分之一以上经常去教堂；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只有23％信伊斯兰教，70％以上的绝对多数是基督徒！ 近年基督教在美国更加兴盛，出现了很多能容纳几万人的「超级大教堂」，宗教书籍的销售量，比以往增幅40％以上，仅有线电视上的宗教布道台，就有十几个。知名宗教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六月底到纽约布道，由於人数太多，只好使用「草原公园」，而不是以往的曼哈顿室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去年吉普森导演的《耶稣受难记》一上演就票房收入第一，绝非偶然；迄今仅在美国就已收入四亿美元（全球近六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电影的第八名！ 欧洲经济滞缓，人口下降，也是信仰危机的结果，懒惰并缺乏公义。德国人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时比美国人少441个（等於每年少工作55天）。法国的付薪假期长达近50天（一年有几个50天？）欧洲人不愿要孩子，和政府从「摇篮管到坟墓」的福利政策有关（他们不需要孩子养老）；也和那种高税收和高消费的现实有关，因为它使欧洲人望「子」生怯。 曾以《知识份子们》一书严厉批判西方左派的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欧洲所以生病，欧盟所以混乱，都可从欧洲知识份子的历史哲学中找到原因：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所以都从欧洲兴起，绝非偶然，它和庐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营造的那种极权主义思维（mentality）有关，那就是国家要管制人的一切，今天欧盟的大政府、国营化政策，就是这种思维的变种。而结束这种「思维」，只有根基於英美价值中的那种自由主义力量。 上个世纪美国曾拯救了欧洲两次，一次是诺曼底登陆，打败了纳粹；另一次是保护欧洲不被共产苏联吞并（马歇尔援助计划和成立北约）。这次，美国以自由主义的榜样力量再次准备拯救欧洲，但欧洲会接受吗？ （原载《开放》2005年月号） 2005-08-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王清峰的“真疯”和“伪善”
台湾法务部长王清峰下台了，但“王清峰现象”并没有结束，那就是国民党权贵的“真疯”和“伪善”。 死刑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有争议，但不管怎样意见纷纷，在法律没有更改之前，必须依法治国，这是民主国家的常识。无论谁不顾这个“常识”，也不应该是担任法务部长的人。可马政府又创造了“奇迹”，法务部长公开发誓一定“违法”，说只要她掌权，就绝不会执行法院的判决。这简直是“疯”了！ 王清峰并不是空穴来“疯 ”，这是国民党专制的心理後遗症。在两蒋时代，什麽法律，什麽规章，全都是摆设装饰；党国时代，国民党想什麽样，就怎麽样。举一个例子，当年党国法庭审《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时，解密档案证实，开庭前，蒋介石早已下令要判多少年。蒋家父子用军事戒严在台湾统治了三十八年！居然连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都不执行。那种心理和今天的王清峰是一样的，都是我的意志，我的意识形态，绝对超越法律、高於民意！ 今天王清峰在死刑问题上的“强硬表白”，让人们更看清了，正是因为有这样意识形态狂热的法务部长，台湾才会有前总统陈水扁被长期“羁押”的司法不公，才会有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顾法律程序的临时换法官，由马英九的“粉丝”来审判马英九的“政敌”的政治荒唐剧，才会有前朝官员多被起诉、甚至办绿不办蓝的反攻倒算恶行。 但有赞成废除死刑的人说，不管怎麽样，王清峰捍卫死刑犯的生命权利，还是菩萨心肠。但王菩萨是典型的“伪善”！她那麽捍卫杀人犯的权利，但她用同等的热情去捍卫过那些被杀害者的生命权利吗？她说过只要当一天法务部长，就要为这些受害者讨回司法公道吗？她去慰问过那些遇难者家属、表达一定缉拿凶手、依法严惩的决心吗？ 她说要替死刑犯下地狱，更是矫情做作到令人作呕！别说什麽替杀人犯争权利，在她法务部长任内，那些普通犯人的权利她维护过吗？通过前总统陈水扁被羁押，人们更知道那些看守所的条件是多麽恶劣，人权状况多麽糟糕！对这些，王菩萨问过、管过，有全力改革、改善吗？ 再退一步说，别说犯人权利，王清峰们的国民党政府连遵纪守法的普通台湾人的权利都毫不在乎，还谈什麽犯人的权利。台湾的归属是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但王清峰们想过尊重吗？民调显示，87％的台湾民众主张“台湾的前途应由二千三百万人民决定”；73％赞成“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可王清峰们的马政府，却千方百计阻止台湾人民（公投）实现这个意愿。今天，64％的台湾居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84％主张台独和永远保持一边一国的现状，可王清峰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百姓的强烈反对，硬要跟对岸共产党签署ECFA。这就是王清峰式的唯我独尊、蔑视民意的国民党一贯心态。 王清峰作为法务部长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要“违法”，就是国民党政权历来蔑视法律的惯性。马英九、金溥聪、吴敦义，加上王清峰，可谓横行台湾的“四人帮”。今天，民意的力量淘汰了王清峰；下次就是用更强大的民意，淘汰蔑视法律的马政府！ ——2010年3月15日《自由时报》“曹长青专栏” 2010-03-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博尔顿：生不逢时的全球战略家
何清涟 博尔顿（John R. Bolton）去职，引发全球一片欢呼声，不免让人想起他2018年3月就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时，全球深度担忧并发出一片反对声。昔日对他的就职表示担忧，自然是因为他的主张对担忧者有碍；如今对他的去职欢呼，自然是欢呼者感到压力解除。那么，博尔顿的国际战略主张对美国到底意味什么？于美国的长远利益而言，他的主张是否真错了？博尔顿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与前两任不同，博尔顿有明确的国际战略主张，曾在里根、布什父子三任政府任职，2005年曾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作为美国鹰派主力，他的主张早就为世界熟知。 博尔顿上任，国际社会发愁为哪般？ 从博尔顿将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传闻出现，国际社会就毫不隐瞒地表达担忧与反对意见。 联合国不喜欢博尔顿的原因，在于他对联合国的基本否定态度。早在1996年，博尔顿就公开发表《联合国的创立与兴衰》（The Creation, Fall,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Nations）一文，直接表达过对联合国的看法。他将联合国的兴衰史与美国总统更替结合在一起考察，把联合国的历史分为1945-1985和1985-1996两段，高度肯定了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并批评了克林顿政府的联合国改革计划。他指出，美国没有任何义务支持联合国的各项计划，联合国只有在维护美国核心利益方面，才是有用的。从联合国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工具这一核心思想出发，博尔顿提出五项主张：1、新的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推进改革；2、坚持传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但美国必须掌握领导权；3、安理会的成员数量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不能改革；4、联合国应实行财政改革，会费由成员国自愿支付；5、面向现实，把联合国看作众多可供选择的工具之一。 联合国早就成了世界各国的象牙塔政治俱乐部，美国出钱最多，但领导力却日益衰减（这符合不少国家愿望），穷国不出钱，却享有相同的投票权。尤其是新崛起的中国，更是将联合国看作自己获得世界领导者地位的重要舞台，对博尔顿这种主张自然非常反感。 博尔顿对联合国还有诸多不敬之词，比如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讽刺联合国人浮于事的低效扯皮；说过“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有38层高，如果少掉10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公开场合更是表示：“不存在联合国这种东西，只存在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只能由唯一幸存的超级大国领导，这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 全球化要让全球变成地球村，村长如同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由各国（尤其是小国）轮流当，博尔顿这些主张自然不受联合国及全球主义者待见，欧盟各国、美国民主党是全球化的拥抱者，当然更不喜欢。这就是博尔顿当初的来引发悲声，今日的去引发欢呼的原因。 博尔顿去职，伊朗中国欢喜欲狂 博尔顿对伊朗的态度并不出人意料。早在2003年6月他接受BBC的采访时，就说过“在伊朗问题上，所有选择都在考虑之中”。这个“所有选择”当然包括武力。 2018年1月25日，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在其母校耶鲁大学做了一个专题讲座《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外交挑战》，有人将其讲座内容记录概要公之于世。据概要记述，博尔顿演讲之时开门见山，指出美国外交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大战略挑战和两小具体挑战，或者说两大威胁和两小威胁。所谓“大威胁”一个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 而所谓“小威胁”，一个是指以伊朗、朝鲜为代表的非法拥核国家对核不扩散体系、地区安全局势，以及整个国际秩序造成的挑战——博尔顿在小布什政府做助理国防部长，主导军备控制，这是内行话。另一个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尽管ISIS已经被打败。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挑战其实是继承了前任政府的烂摊子，具体来说就是奥巴马政府八年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强势外交应对不力，不敢针锋相对，导致两国力量和影响力节节上升。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最有可能对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造成打击，并认为只有硬碰硬才能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有学生提到美国要同时对付俄罗斯和中国两大强国是否不明智，是否应该联俄制华？博尔顿回答说俄罗斯其实也是美国的一大威胁，不过长期来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应该缓和，但是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没有可能性，这也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他也没有办法。 在崇尚和平主义的全球化时期，博尔顿的观点在其他学者眼中看起来非常偏激，不值得认真对待，有人认为博尔顿的观点会把美国带入灾难，也不看好他代表的观点能在美国政坛掀起波澜。 据会议纪录者说，此次邀请博尔顿来讲座的事情在法学院内部还掀起了一场争论，关于是否应该邀请这样一个争议人物来讲座，民主党派的学生和共和党派的学生在邮件群里互相对骂。 这次讲座开办之时，正是外界传言博尔顿将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之时。耶鲁大学师生对他的态度也是后来美国社会对他态度的袖珍版。联合国、中国、伊朗当然非常不喜欢博尔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9月11日解职消息传出，新华社立即发表《博尔顿：被驱逐的白宫“战争狂人”》、《博尔顿：被特朗普终结的“条约终结者”》，甚至还斥骂他是“冷战僵尸”，毫不掩饰欣喜之情。伊朗则认为，博尔顿被“炒鱿鱼”显示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失败。 博尔顿生不逢时，早产了10-20年 特朗普的当选，是全球化及其理念被世界奉为不可挑战的“圣经”之后遇到“回水湾”之时，这个“回水湾”就是全球化让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受益，产生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中产阶级，美国却面临中产阶级人数萎缩、穷人增多的困境。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如果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国内的不平等，则自然会忽视全球的不平等，因此引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我在《支撑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动摇》（VOA，2016年8月18日）一文中，分析了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出现的全球化与本土利益的冲突，西方国家无法承受之重，难民潮带来的福利分享与价值冲突等，特朗普赢了美国铁锈地带的选票，在于民主党的铁票仓蓝领工人对民主党的集体背弃。 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政治主张，与博尔顿奉行的“美国主义”的方向是一致的，特朗普的连续退群（退出联合国一些组织）也与博尔顿对联合国的批评态度一致，这是博尔顿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助理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一年零五个月，比前两任的时间长得多。只是二人位置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在达成目标的手段（战术）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博尔顿认为用武力可以解决伊朗问题。而特朗普总统身处华府各种政治旋涡之中，用一切武力之外的软手段达成目标是其主要战术。身为总统，他必须要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国会是否同意）、美国国力能否支撑一场结局并不明朗的战争。更何况，他还必须要考虑明年的大选。因此，当博尔顿这只“鹰派中最强硬的鹰”非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之时，特朗普认为他给自己团队其他成员带来了困扰，只得请他辞职。 这一点，特朗普是对的，此时的美国，莫说民主党反战，就连特朗普支持者也未准备好战争。解决世界冲突的终极手段是战争，但绝对不能轻启。美国对中东地区发动多次战争，但历史经验告诫白宫主人，终结远比开打难；象伊战那种虎头蛇尾的战争，不打对任何一方都是好事。 纵观全球局势与美国今天的状况，美国如果不甘于成为欧洲，需要深知美国利益所在的“博尔顿们”。对博尔顿来说，他已年逾七旬，为白宫服务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但对美国来说，一位具有全球战略眼光而且直言不讳指出全球化之弊并坚持美国利益至上的战略家，并非每时每刻唾手可得。博尔顿的悲剧在于他早生了10-20年，现阶段的美国还不太懂得他的价值。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网，2019年9月16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guan-dian-bo-er-dun-sheng-bu-feng-shi-de-quan-qiu-zhan-lue-jia?language=zh-hans）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人民的名义》是展示中国政治生态
何清涟 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要害不在于反腐，因为不管尺度有多大，也不可能将2012年以来的中国反腐成果如实再现于银幕，比如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家那16亿钞票与传说中的巨大翡翠墙；不管如何编写台词，编剧都不可能去追问腐败的根源源自制度与中华文化。那么这部电视剧抓住观众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有上千种答案，就我而言，这部戏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政治资源”与“政治平衡”两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关键词，展示了中国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 政治资源的前世：靠山与政治保护关系 电视剧里反复提到“政治资源”这一概念，剧中最先用这概念的人是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他评判别人在官场是否硬气时，喜欢用“他有政治资源”一词。他的老师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一语点破：“你说的政治资源，不就是指政治靠山么？” 这部戏通过高育良与祁同伟两个人展示了“政治资源”的重要性与代际传递关系。 高育良本是个汉大政法系的大学教授，他的从政有两大机缘，一是赶上了80年代，即中共提拔干部讲究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时，这是学者教授从政最佳的“天时”。江泽民、胡锦涛及两届中央及省领导就是这样进入政坛的；二是遇上了“贵人”——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梁群峰将他引入政坛，这是“人和”。梁退休后，高育良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为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批了月亮湖美食城与湖岸花园的项目，用自己掌管的公共资源为赵公子挖掘“第一桶金”开了路，纳了投名状，让自己的政治资源得以长续，从此在赵立春的荫蔽下步步高升，进入了省常委领导班子，担任了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 高育良与其首席大弟子祁同伟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两条潜规则：一是资源的代际传递，二是中共党内的政治帮派关系 。 高育良与祁同伟有两道羁绊：一是师生关系，二是高育良想报答恩人梁群峰的知遇之恩。高亲口对祁同伟说，出于对祁岳父梁群峰书记的报恩，他在祁同伟升迁的每个节点上，都适时让祁得到提拔，最后做了至关重要的省公安厅长。在高育良看来，祁同伟虽然有不少缺点，但关键是靠得住，能 为已所用。 祁同伟是农家子弟，在大学时期也曾经是像向日葵一般清纯向上的阳光青年，更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生尖子，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但残酷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被迫接受了梁璐父女强加给他的政治婚姻。 这类故事我知道不少，只是细节不同。剧中所述梁璐父亲梁群峰为了女儿婚事将男方逼到山穷水尽这份上，我还没听说过。政治婚姻的男主角既是为了谋求政治资源而娶，当女方的政治资源枯竭或男方不再需要时，婚姻的存续也确实困难。这种通过婚姻谋求政治资源的现象多了之后，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细小分支，即研究资源的世代转移。资源世代转移的大意是：资源的代际传承关系可以通过父母与子女、还可以通过岳婿关系。祁同伟通过与梁璐的婚姻，以及自己与高育良的师生关系（包括高对其岳父的报恩心理），为身为农家子弟的自己经营了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源”。 被用来做为官场失败者的易学习，老实肯干能干、廉政爱民、顾全大局，就是因为没有政治资源，也不跑不送不善于从无到有地经营政治资源，结果成了一位在区县级位置上苦干辗转28年而不得升迁的人。 当然，好比“王子与公主”类型的童话一样，本着“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圣训，《人民的名义》给了易学习一个光明的结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终于在亲自考察易学习的能力、人品之后，决定将其列为表彰的区县干部第一名，并破格提拔易学习为吕州市委常委兼代市长。 关于政治资源，我还得再补上几句：如今中国官场中这“政治资源”，与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找靠山”、文革时期的“拉关系”（前苏联的“关系学”）、上世纪90年代一度引进的“政治保护关系”，说的其实是同一现象，只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源概念之后，觉得用“靠山”、“关系”等词土得掉渣、用“政治保护关系”则太负面，于是与时俱进，改用比较中性听起来也还文雅的“政治资源”。 政治平衡：容忍腐败与互相包容 20集以后，剧情进入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前妻欧阳菁被捕，“打破政治平衡”与“破坏改革的大好形势”这两个用语也随之出现了。最先说出这话的剧中人物还是祁同伟，但却是“汉大帮”高育良、赵瑞龙等人的共识：被视为汉大帮成员、从北京下凡的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长候亮平抓了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就打破了汉东省原有的政治平衡，此举必会引起李达康的报复，破坏了汉东省改革的大好形势。 这听起来非常光鲜的话含有两重意思： “政治平衡”在此处的真实含义是：各种“政治资源”垄断的权力类别不同，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权力领域，各方守着自己的地盘，不捞过界，心照不宣地利用权力享用公共财，即共同“闷声发大财”。 “改革的大好形势”，在官员的行话里，并非与官媒宣传用语同义，特指一些权贵及其利益集团将利用“改革”达成的财富占有格局称之为“改革的大好形势”。 正如我20多年以来一直提出的那样：中共1949年以后的历史，先是利用暴力革命化私为公，改革以来则是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腐败”，学术化一点叫做“寻租”。这种明目张胆、家国一体的掠夺式腐败始于邓小平时期，江、胡时期则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默契。这种默契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对腐败的高度容忍与不同帮派、山头之间的互相“包容”，《人民的名义》一剧用“政治平衡”与“改革的大好形势”来概括这一现状。 这种政治平衡在一级政府共事的同僚中极为重要，是官场利益集团“闷声共同发大财”的必要前提。也因此，李达康用专车送刚离婚的妻子欧阳菁前往国际机场的途中，欧阳被候亮平派车拦截抓捕之后，高育良与祁同伟等人不但没有幸灾乐祸之感，反而心生忧惧，担心候亮平此举会导致李达康对汉大帮的报复。祁同伟更认为这是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在汉东省重新洗牌之举，想让李达康和高育良自相残杀。高育良最器重的前秘书、现任京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的陈清泉被抓之后，更是被高、祁一致视为李达康的报复行动。副国级领导、曾在汉东担任省长、省委书记长达20多年的赵立春之子赵瑞龙连夜从北京赶来要见曾任其父秘书的李达康，认为不能在山水庄园抓人，让他太没面子（实际上是怕他们的腐败链条被打开一个缺口）。祁同伟希望双方休战，促请高育良去劝说李达康，不要打破政治平衡。祁更希望高育良提醒一下学生侯亮平，让他明白职场潜规则。但老谋深算的高育良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后做个小结，《人民的名义》一剧的主题确实不是反腐，而是展示中国丑恶的政治生态。与周梅森过去的反腐剧相比，《人民的名义》对中国的官场文化展示得更深刻，在编剧、制片人、导演、演员的倾力演绎之下，他们在划定的红线圈内，让观众在官员的官话、场面话中，看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至于这种生态是怎样形成、是否能够通过反腐杜绝，已经超出了一部电视剧能够拷问的范围。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腐败既源于政治制度（制度性腐败），也有文化传承（路径依赖）。 （ 原载于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4月1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381166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孔子对中国人害大於利
二千年前的孔子，一路得到历代中国朝廷的推崇，其思想得以幸存。到了当代则随著政治温度起伏，一会被踩在脚下，一会又捧到天上。文革时毛泽东全面批孔，孔子被鞭得体无完肤；最近中国亲官方导演又拍出电影《孔子》，把孔子歌颂到近乎完人，通体发光，又是“万世师表”了。 但无论捧上天，还是踩在地，反映的都不是真实的孔子。文革时毛批孔，是要打破一切秩序、规范、伦理和限制，为所欲为，实现“毛式”乌托邦。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更是荒唐，二千年前的孔子，跟林彪八杆子都打不著，但毛硬是拉“孔子”陪绑。今天中共推崇影片《孔子》，虽是歌颂，但跟当年毛泽东“批孔”的性质一样，也是拿孔子“说事”，为的是当前政治。在胡锦涛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提出“和谐社会”，要从老祖宗那里找资源的时候，于丹靠党控制的央视红起来了，现在影片《孔子》试图步其後尘。反正中国有的是张艺谋们，从来不缺那种李莲英给慈禧递“痰盂”的机灵和媚上。 ●没那麽坏，也没那麽伟大 今天，客观地看孔子，他既没有毛泽东们说得那麽坏，也没有《孔子》拍得那麽伟大。其实二千年前，孔子只是一个民间教师而已，他热心教育，关心时政，尤其重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传授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思考。 在西元前五百多年那样一个还很原始的时代，孔子可借鉴的前人著作很少，更与西方世界隔绝，主要靠自悟、自省，总结出很多有益的伦理道德，经其弟子整理传播，留下了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人修心养性的《论语》。而且他不像後来中国逍遥派的文人“竹林七贤”那样，回避社会和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喝圣贤酒，沉浸世外桃源，而是积极入世，奔走呼号，甚至想通过当官来实现其政治理想，体现了一个知识人的社会责任感。 但孔子的思想之所以世代相传了二千多年，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家之说，和中国历朝历代（除了毛泽东）都尊孔、捧孔有相当大的关系。为什麽中国历朝统治者都要尊孔？汉朝时还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捧为“万世师表”，当作“圣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论语》的基本思想是∶重视社会秩序、群体规范（而不是自由和个人权利）。这种基调，可以非常好地配合历代统治者希望百姓做顺民的需要。 这一点，跟西方的思想者比较，更可以看出来。西方的民主，至今走了四站∶从古希腊（城邦民主），到罗马（元老院议会），再到伦敦（立宪），然後到美国（宪政民主）。西方民主这一路走来，思想者主要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秩序和群体）。 ●重视秩序而不是自由 而孔子强调的，却主要是秩序、等级、上下、尊卑等群体主义价值。这些价值取向，从一开始，就限制和束缚了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孔子的核心论述是“克己复礼”，就是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求、个性等等，而服从当朝的规矩和秩序，甚至还要复古到更早的周朝秩序“周礼”。 孔子想建立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所以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任何等级都不可冒犯，不可逾越，不可违背。上下、尊卑成为最重要的，而不是道理、真理；由此为臣民要服从朝廷提供了理论根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提法，足以说明，孔子的思想，对“治天下”是多麽有利。 公开提出和自由价值背道而驰的“君臣父子”观之後，孔子还觉得不够，又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按地位、性别而确立的绝对从属关系，而根本不讲对错、是非。这种等级观念，对中国形成长达二千年的宗法家族文化和专制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这种“夫为妻纲”，以及孔子宣扬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更为中国形成欺压、歧视女性的男权专制，提供了最早的根基。 ●“吃人文化”的始作甬者 而且为了强调等级，孔子不仅有“三纲”，还有“三畏”，提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简直是最大限度的扼杀个人自由！只要是圣人（君王），大人（当官的），他们的话，就得畏惧、服从，就不许异议、反对。而所谓天命，就是要中国人听天由命，不可自作主张，自行其是，自己做主。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上，像孔子这样如此反对自由、蔑视权利，把人限制、禁锢到如此境地的思想家、教育家，还真难找第二个！ 中国文人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把人的自由思想窒息了；导致一代代中国人，尤其知识份子，至今都深陷於“秩序”超过自由，“群体利益”高於个体权利的思维之中。这也是为什麽全世界都走向了民主自由，而历史悠久的中国，仍处於专制社会的重要文化根源之一。 孔子一生重视“礼”，甚至强调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绝对地步，用秩序和规矩，把人限制到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对涉及具体的经济和生活等，孔子不仅很少关心，甚至反感。他的弟子请教关於农业、园艺、耕田、种菜等，他则骂“小人也”。他还明确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强调均贫富，而不是自由竞争。在这样一种只求所谓“道德”而蔑视物质生产、甚至推崇社会主义的《论语》薰陶下，中国的知识人，一代又一代，几乎都不重视经济和科学，并抵触甚至反对自由经济。例如晚到孔子死了二千年後的中国抗战结束的四十年代，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还是民盟的等等，按照历史学家袁伟时的研究，“中国各派主要政治力量在经济领域里的纲领居然基本上是相同的。背後的共同理念是∶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是社会不公乃至罪恶的源泉。”这跟孔子当初确立的泛道德观，有相当的关系。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鲁迅早就看出孔教儒家的问题，他借小说人物之口激愤地说，在古代线装书中，字缝中有两个字∶“吃人”。这是觉醒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孔子学说和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最精辟总结和最严厉批判！ ●中国扼杀言论自由的第一人 孔教不仅吃人，孔子本人还曾“杀人”。他一生建构秩序和规矩的学说，不仅变相谋杀了无数中国人的自由灵魂，他当时还直接杀害了一个思想者。据记载，孔子同时代的议政者少正卯，也收弟子讲学，由於强调革新，又很有口才，结果很多孔门弟子都跑去拜少正卯。一生想当官的孔子，後来当上鲁国司寇（相当司法部长）时，虽只有七天，却立刻把少正卯“正法”了。当时孔子给他定的五条罪名，跟今天共产党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几乎没什麽不同，都是以思想定罪，以言定罪。例如孔子说少正卯是∶心达而险（有学问但心阴险），行辟而坚（坚持特立独行），言伪而辩（能言善道但不合规矩），记丑而博（广泛记载官方丑闻），顺非而泽（赞同并资助持不同政见者）。後来胡适提到这段时也评价说，“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做司寇便杀少正卯。” 秦始皇焚书坑儒，成为一代暴君。而孔子杀害异己，比秦皇还早二百多年。而且他还是知识人，说过很多反对滥杀，甚至“苛政猛於虎”的话，但涉及自身利益时，竟大开杀戒。因而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扼杀言论自由的第一人！ 不管孔子说过多少有益的话，但从他这个杀人，而且还是以言定罪来看，他就不是“圣人”，更谈不上“万世师表”。而且他的言论整体倾向，帮助了历朝历代的文化专制和思想控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一面的重要源头。 毛泽东当年批孔时，因中国处於封闭状态，人们完全随毛的指挥棒起舞。今天人们有了跟西方自由思想的比较机会，无论中共当局和御用文人们把孔子捧到什麽程度，中国人也难再一哄而上，盲目接受了。 ——原载《开放》2010年4月号 2010-04-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台湾大劫难》：一桶泼向温水锅中青蛙的冰水
袁红冰先生撰写的《台湾大劫难》一书的警示作用，如同李敏勇先生为该书所作序之标题，“一位中国流亡者为台湾升起的烽火”。“烽火”一词虽然非常贴切，但我不能掠人之美，兼之考虑到今天的台湾政界主流如同温水锅中的青蛙，目前正在半醒半睡地享受着温水的舒适，丝毫未曾考虑锅下的柴火将越烧越旺，因此觉得如果将这本书所起的作用比之为一桶泼向温水锅的冰水也算贴切。这桶冰水此刻浇向了锅中的青蛙，但是否能让青蛙们纷纷从锅中跳出，则看台湾人自己的努力了。 一、什么是国民党最后的“政治失败”？ 在台湾新闻界与知识界对中共在台的全方位渗透保持沉默之时，袁红冰以“共产中国：不是你理解的中国”作为本书开篇第一章，对中共极权政治的反人类文明特质作了毫不留情的剖析，然后步步深入，挞伐了台湾各界沉浸于“保持与中共的良好关系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苟安心态。他痛切指出，台湾期望通过这种不平等、类于主仆关系的“合作”，来保持今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地位，其实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台湾读者――尤其是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读者，其兴趣主要是想从书中资讯了解自己的利益期望是否落空，并多以此来考量这本书的价值，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这部书里引用的文件是不是真实的？”“中共真的会那样做吗？”并在这类问题上纠缠不休。 作为一个与作者有同样生活经历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本书的最高价值不在于揭示国民党与中共所作的政治交易即将落空，而在于警示台湾：台湾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将随着中共统一步伐的推进而逐渐瓦解。中共正在推行的对台政治战略，其首要政治目标就是“要清除台湾的政治影响，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台湾为例证，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袁红冰将这点很直白地告诉了台湾政界：“中共与国民党百年关系的历史结论，将只能是中共的全面的政治胜利，国民党全面的政治失败。”（P226） 为什么国民党退守台湾还不算是对中共全面的政治失败？读者想想就应当明白，1949年国民政府痛失对大陆的统治权，被迫退守台湾一隅，但此后国民政府在台湾克难，经过20余年的治理与改革，台湾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起飞，政治上弃专制而逐民主，终于以台湾的富裕与安定，赢了政治宿敌中共。当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之后，富裕的台湾人其实是以隐含的胜利者姿态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的。 贫穷落后封闭的现状，在使昔日的胜利者中共蒙羞的同时，也让台湾的国民党多少挽回了一些尊严，这也是外省人的后代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里宣称“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心理基础。这种台湾人的骄傲，是一种自由人面对不自由的奴隶时必然产生的优越感。 二、图谋经济小利将痛失政治大局 从台湾80年代的辉煌中，大陆的中国人渐渐悟出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台湾民主化经验一度曾经是中国学界研究的课题――198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选择上确有一段举棋不定的时期，那时台湾民主化经验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台湾的经济起飞充分证明昔日的胜利者中共“马上治天下”的无能，加之20世纪80年代欧美跨国公司大多对中国持观望态度，只有港台资本看好这块“同文同种”的宝地，成为当时进入中国的外资主力军，中共政府因此对台资、港资都极尽笼络之能事。 然而这一切在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一是随着欧美资本先后进入中国抢滩，台资的重要性日渐下降。二是1989年以后，中共决意完全放弃政治民主化的尝试，这就需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中国人只适宜生活于专制政治之下。对台谋略就以此为轴心展开。在中国大陆，为了证明中华民族只配生活在专制之下，炮制了“中国人素质太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调，丑化台湾民主政治成了中国官方媒体经常上演的戏剧。在台湾，中共政府依靠利益牵引成功导演了“以商制官”的政治肥皂剧。其时正值国民党痛失政权，整个利益集团都不甘心被边缘化，于是走上了挟共自重之路，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新主仆关系在这段时期逐渐成型。随着民进党在政治上的失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终于演变成今天这种状态，其情之危殆，迫使袁红冰奋笔疾书，写成这部发聋振聩的《台湾大劫难》，告诉台湾人，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政治交易，只可能是精于计算小集团利益的国民党败给中共的政治大谋略，台湾的民主政治则将成为这场交易的牺牲品。 袁红冰给台湾政坛兜头泼下的这一大桶冰水，表达了他对台湾前途的真切关心。我期望台湾各界能够认真思考他发出的警示。Google最近因反对中共对网络的控制而退出中国市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记得2003年我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曾要求两分钟题外发言，专门提醒听证者注意中国的金盾工程，立法约束美国高科技公司与中共之间不光彩的非道义合作。当时得到的答复是美国还没有相应法律约束公司行为。但随着金盾工程的丑恶面目日渐为世人所知之后，2006年美国国会终于传召美国网络公司四巨头听证，让它们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自省。此后在美国社会的各种道义压力之下，Google为自己定下“不作恶”的座右铭，最后做出了今天放弃谷歌（中国业务）这一正义选择。 我衷心期待台湾人民能够理解袁红冰的一片苦心，并作出无愧于历史的选择。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55期 ⁄2010年1月28日）
何清涟2025-11-09 01:11👍 0💬 0彭文正 曹长青对谈：蔡英文说谎、飚车、自卑自大症状与中国宫廷剧般家庭影响
2019-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9👍 0💬 0黑暗中纽约的光明
纽约被称为天堂和地狱，这里的人经历了911事件，多少增加了点历史感。祸不单行，现在又来了一场大停电。八成以上相信上帝的纽约人，真的要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还没接到“天降大任”，先当了灾难的见证人。 纽约市停电时，我正在写作，突然电脑黑了，屋子暗了；周围珍珠般的世界顿时黯然失色。打开房门，看到楼里的灯全灭了，才知道不是我家的电出了毛病。后来从邻居得知，是全纽约，以至美东地区和加拿大都被锁进黑暗。 911时，我从世贸被撞的第一时间就守在电视前，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连续看了20个小时，几乎和事件熔铸到一起。可这次没了电视，没了电脑，立刻感觉与世隔绝；在世界媒体中心的纽约，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怪感觉。幸好还有跑步时听的小收音机，传统传媒传来外部的信息┅┅ ●肤色不同，心灵的光芒是一个颜色 晚上，天气不仅闷热，而且真的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我原来一直觉得这是文学夸张）。20年前在哈尔滨生活的时候，我曾就停电写过一首诗，有些句子浮了出来：“惊恐把城市塞进黑披风。┅┅楼房像一块块蜂窝煤，等待著那根超级火柴；城市像一个大哑谜，渴望一束耀眼的欢呼┅┅” 可从收音机中得知，那声“耀眼的欢呼”不会很快到来，停电会持续很久。于是决定和妻子到街上走走，看看黑暗中有没有亮眼的景观。没有电梯，要从我们住的顶楼踩楼梯下去，刚“深一脚”，还没迈出“浅一脚”，就发现有人用手电筒一直照我们，下了一层楼才意识到，人家在为我们照路。平常见到邻居们，只是说声“Hi”，匆匆而过，而现在楼里的人，则有了一种整体命运感，相互问候了很多关切的话。后来看到《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曼哈顿，有很多青年人自愿地给困在高层公寓里的老人送水和食物，去爬几十层的楼梯；还有人脱掉衬衫当作交通棒挥舞，在繁忙的路口指挥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车辆。 附近街道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没有，只听旁边森林公园里的猫头鹰欢叫的情形真是难得的怪异。平常这个时间仍营业的商店几乎都关闭了，只有三家点铺还开著门，两家中国速食店里“烛”火通明，几个厨师以备用的煤气罐炒菜。一家韩国夫妇开的蔬菜水果店，也在烛光下继续卖货，而且坚守一个通宵（该店24小时营业）。这个情景无法不令人感慨，在美国的亚裔真是勤劳、苦干，难怪他们迅速成为中产阶级。在这种时候，旁边白人、墨西哥人等开的店早就关了，而那些有政府提供福利吃的人们，则连店都不用开。 从收音机里听到，曼哈顿的很多食品店，不仅没有哄抬物价，还有的大削价，甚至免费送给行人。当然，有的冰淇淋等，不送人，就会化汤了。后来从中文媒体得知，中国城一位林姓华人（Dill Lin）开的店铺，却不是送冰淇淋，而是免费向行人提供蜡烛和打火机；还把一点二美元成本一支的电筒，以一美元的价钱出售（两天卖出三万五千支电筒）。当记者问他为何这麽做时，这位来美22年的福建移民说，他是佛教徒，感到应在这时做点善事，“这种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不为？”在收音机里听到记者采访一对做了类似善事的美国姐妹，她们的回答也是这样，“现在不做，还等什麽时候？”中国人，美国人，不管肤色怎样不同，这个时候，心灵闪烁出的光芒是一个颜色！ ●孩子说，停电的时候太好玩了 作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纽约有900万人口，在没有了地铁这个主要交通工具之后，怎样回家成了最大问题。看著街上缓缓流动的车辆，我想这个时候如果哪个开车的人想赚点外快，真是个机会，因为坐出租车从曼哈顿到肯尼迪机场，要35美元左右，那麽拉几个人，即使跟每个人都收费，大概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因为大热天步行几小时回家，可真不是享受惯了的纽约人能受得了的。但从收音机，以及后来从报道中得知，没有纽约人这麽做；有的却是免费、自愿地向陌生人提供车位，帮助他人。停电次日《纽约时报》刊出作家马勒（Jonathan Mahler）写的文章说，停电时他正在曼哈顿对面的布鲁克林区喝咖啡，他用自己车，把在街上遇到的五个陌生的俄国人送回了家。我的健身俱乐部的美国朋友罗伯特说，他坐政府提供的轮渡，从曼哈顿回到皇后区，但距离他的住处还需走几小时。他看到有个拖车上印著他家的方向，打听后，恰好这车要去的地方经过他的住处。结果他不仅免费搭上了车，同时还有15个人都坐上了这辆车。罗伯特说，他一生从没有坐过这种没棚子、没栏杆的光板拖车，而且挤得满满一车人，坐得他好紧张，但又终生难忘。 纽约的出租车也没有乘机漫天要价，在街上看到两位刚从橘黄色的出租车中出来的乘客，问收费如何，她们说，像以往一样，“按里程表算的”。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也坚守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本份。 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曼哈顿，政府虽提供了免费车辆，但车少人多，很多人涌上布鲁克林大桥，步行二、三个小时回家，重温一次911时的有秩序的骚乱。没有愤怒、没有激昂，没有抗议，像我所居住的社区一样，空气中洋溢著的是一种镇静、温磬、友爱的气氛，是一种灾难来临之际，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要共渡难关的同类感。 很多人家则在停电的晚上到外面烧烤，因为冰箱没了电，煤气也打不著，那些储存的猪排、牛排如果不赶快吃，就得坏掉，而且烧烤又不用电。很多家联合烧烤，简直成了聚会Party。他们说，点著蜡烛吃烧烤，既现代又浪漫，别有情调。在曼哈顿的14街广场，就形成一个大Party，人们在夜色中跳舞唱歌，根本不像遇到灾难，反而像在过节。来自波兰的斯坦．汉姆柴克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就像911时一样，大家都走出家门去帮助别人。也不知道怎麽回事，这里的人有点儿像过节一样，人们都出来了，喝饮料，说说笑笑，好玩儿极了。”停电次日我给长岛一位朋友打电话，他说孩子抱怨来电太快了，停电的时候太好玩了，还没有玩够。 ●“警察好像事先就知道停电似的” 但对成人来说，停电可真不是“好玩的”。纽约是世界金融商业中心，大厦林立，停电时，有800个电梯被停在半空中。纽约的地铁长度为世界城市之最，停电时，有600辆地铁正在行驶之中。纽约市当局出动大量人力，营救那些被困住的人们。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所有困在地铁中的乘客都被救了出来，他们来到地面惊讶地发现，救护车，警车、消防车等，都在等待帮助他们，有人感到不适，就立刻被送到医院检查。电梯里的人，除了极个别者之外，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获救，没有一人受伤。这麽大量的营救工作，能够在几小时之内完成，而且没有任何伤亡，可见经历过911之后的纽约，有了更大的承受和应对能力。在曼哈顿黑人区Harlem开眼镜店的库姆巴女士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电一停，大量警察就出现在街头维持秩序，速度之快，“好像他们事先就知道停电似的”。 纽约出动了一万名警察（比平时多三千），另外还有三千消防队员，维持城市秩序。纽约市76％的警察局、20个运输部门的警局，都有自己的发电机，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警局，还有汽油发电机，因而增加了营救和维持治安的效率，能够对付城市紧急电话911当晚接到的9万个（平时3万）呼救。 ●停电的肝脏“把他吓一大跳” 纽约的医院，全部都配有应急发电机，因而手术得以进行；停电当晚，有十多个孩子顺利出生。纽约蒙特．塞奈医院（Mount Sinai）在停电之际，正准备做一个肝脏移植手术，病人刚被推进手术台。虽有备用的发电机，但医生为了保险，还是取消了这次手术。但在美国等来一个肝脏很不容易，而在体外肝脏只能存活16小时。医生当机立断，联系到美国中部的匹兹堡医院，那里有个病人正好适合这个肝脏，于是警车开路，把肝脏送到机场，在绝大部份飞机都无法起飞的情况下，硬是想尽办法，把肝脏送到了那家医院，在16小时之内，这个肝脏被移植到病人体内，且术后一切正常。纽约的那位医生说，最后他决定把这一切告诉那个匹兹堡的病人，让他知道，是纽约的大停电，使他意外得到一个肝脏，“那准会把他吓一大跳”。 美联社报道说，在纽约停电的24小时内，报警罪案不仅没有剧增，反而还比平常少。警方回应了44宗盗窃报警电话，不到他们平常一天处理的半数。而且900万人口、也被称为“地狱”的纽约，在这样的大混乱、大黑暗之中，仅发生两起乘机打劫商店的案件，而且作案者都被警察当场抓获。整个城市和停电有关的死亡只有两起：一位老人心脏病发作去世；还有一个是上述打劫商店的17岁男子，在逃跑中掉到楼下丧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感叹地说，和1977年纽约那次停电相比，简直天壤之别！那次大停电，纽约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观：发生1037场火情；1616个商店被哄抢；3776人因此被逮捕。其中主要的哄抢发生在Harlem黑人区（437个商店被抢），和西裔较多的布鲁克林区（700商店遭劫）。 ●裸体的麦当娜也要做出修女状 为什麽纽约2003年的大停电和1977年的相比会发生这麽大的变化？概括地说，起码有六个原因： 第一，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左派街头运动已降潮，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家庭价值和保守主义已成为当今美国的主流。连那个当年脱光衣服，走上街头拍写真集的女歌星麦当娜，现在也要穿上保守的服装，做出修女状，在奥斯卡颁奖会上唱乡村歌曲了。当年曾穿著中国红卫兵似的学生服，推崇共产主义、在大街上领导激进的学生队伍呼喊反政府口号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现在也做出一板正经的联邦议员样子，手捧《圣经》出入教堂。今天，连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也不再支持那些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用裸体到处摆出反战、反对全球化标语字样的左疯们了。时代变了，纽约也在变。 第二，在被称为“酷吏”的前市长朱利安尼的铁腕管理下（1993-2001），纽约八年来凶杀率下降70％，强奸率下降40％，抢劫率下降68％，汽车被盗率少了74％，枪击受害者减少71％。十多年前我刚来纽约时，看到很多车窗上都写著No Radio（意指里面没收音机设备，别撬车）字样，近年则几乎见不到了。现在纽约连续6年被联邦调查局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而且在朱利安尼大刀阔斧削减福利的政策下，纽约市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比原来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少了70万人（占三分之二）。就业的人多了，社会秩序自然会好转。 ●90％对自己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 第三，经历了911事件，纽约人像多数美国人一样，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反政府、反秩序、反美行为更缺少市场。盖洛普于今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之日做的民调显示，高达90％美国人表示，他们对自己是美国人“极爲骄傲”和“非常骄傲”，说“不感到骄傲”的不到5％。而在911之前，感到骄傲的美国人的比例没有这麽高。《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的作者法兰西斯．福山在最近的演讲中说，“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便每30年左右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国自由和独立的战争，比起一个苹有和平的国家来说，也要健康得多，也会更令人满足。”否则像当前的欧洲，尤其是法国那样，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第四，美国人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这既和这个国家强大、民众富有，人们没有那麽多“受害者心态”、“怨妇情结”有关；也和这个国家的人几乎都是移民，有一种开拓、勤奋的精神状态有关。这种乐观主义的正向心态，导致他们在遇到困境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积极主动，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把灾难都变成催人向上的机会。 ●停电之夜，纽约更加光芒四射 第五，美国人整体上有相当高的精神文明。我在美国中部的印地安纳州、西部的洛杉矶、本土外的夏威夷都居住过，现在又在纽约住了十多年，比较而言，纽约的文明程度是全美国最低的。但即使这个“最低”之城，也在911和大停电等灾难之际，展示出极高的精神文明。这些都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年“泰坦尼克号”上展示出的人类美好精神的延续。 第六，纽约人在大灾难来临时的那种镇静，还在于人们相信政府，相信政治领袖，相信他们会竭尽全力来帮助。这种信任，是长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国与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911以及这次大停电，纽约以及美国政府，都对人民的信赖做出了应有的回报。经常听到有人说，专制国家由于靠独裁者一个人说了算，比有国会不断争吵辩论的民主国家更有效率。可是911和大停电等事件一再证明，其实遇到大灾难，民主国家才真正更有效率，因为它在各个领域都有相应更完善的制度，并且是更有人性的制度。 停电日的夜晚，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那些美丽灵魂的闪亮，使纽约更加光芒四射┅┅ 2003年8月19日于纽约（原载多维网） 2003-08-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普京和江泽民，不比不知道
俄国总统普京十月中旬首次访美，成为美俄，以及世界媒体上的重要新闻，因为911事件发生之後，俄国表现出一面倒向美国，坚定支持反恐，并有和美国联手建立世界新架构的趋势。 在美国看到普京的举止，不期然地把他和江泽民比较，一比才感到，虽然俄国以前是共产国家，普京是前克格勃官员，但普京和江泽民有相当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活力上。普京访美时，给人的感觉是精力充沛，精明强干。普京会柔道，也许是这种特殊的体能训练，使他没有像很多国家元首那样吃得更加「圆首」、大肚皮，而是保持相当好的体型和精神状态。更重要的原因是，普京今年才49岁，一个领导俄罗斯那样一个大国的领袖还不到50！ 而江泽民今年已75岁，完全是老年人了。普京和今年55岁的布什同台讲话，谈笑风生，从年纪和活力上，都是一代人的感觉。而江泽民比布什大20岁，比普京大26岁，整整差了一代！ 而被江泽民指定为接班人的胡锦涛，已59岁，比普京整整大10岁，还被中南海的老人们称为「小胡」呢。 不久前「小胡」访问欧洲五国，好像中南海已决定为胡接班造舆论，但中共那种政治体制，从林彪、胡耀邦到赵紫阳，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59岁的胡锦涛虽被西方称为「王储」，但他在中国那种黑箱作业的政坛上前景如何，仍是未知数。 ●专制者不敢接受自由提问 第二个不同是讲话水平上。普京在抵美前夕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20/20」节目女主持人芭波拉．沃特斯的电视访问。作为美国电视业中资格最老、薪水最高的女主播，沃特斯竟逐个问题看稿子提问，连一个问题也背不下来，显得既无新闻专业化，又有点紧张。但普京却手里没有任何稿子，对答如流，侃侃而谈。 普京在德州期间，无论是和布什同台接受中学生提问，还是在记者会接受采访，都是不拿讲稿，随口而谈。而且普京还破天荒地到纽约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直播间，通过电波，和美国公众直接对话45分钟，回答听众的各种问题。此举特别赢得美国人的好感，觉得这位前共产国家的领导人，有点西方派头，敢於「走到群众中间」，不怕提问。 对共产主义现象有相当研究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不可承受生命之轻》中指出，「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後面的东西。」专制者从来都不敢直接接受民众的自由提问。普京敢於这麽做，就是因为俄国走向了民主，不怕让人们「看到藏在後面的东西」。 而同样是大国领导人，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接受英文媒体访问，一定要求对方事先提出问题，准备答案後再进行；即使接受纽约一个地方中文电视台的采访（还是亲北京的），他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答案，因为这个采访在播出时，谁都看得出江泽民一直低头盯著台上的花瓶後面，在念讲稿，而不是自然地抬头回答问题。 江泽民八月份在北戴河接受《纽约时报》发行人舒 伯格一行的采访时，仍然要求对方事先把问题写来，拟好答案後才进行。在去年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时，江泽民好像有些离稿发挥，但一发挥就出错，竟在反驳华莱士说「中国没有民主」时说「你们对中国的描述简直比天方夜谭还离奇。我们有人大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中委会有政治局，政治局有常委，我本人是政治局常委。」 「人大」怎麽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呢？中共中央委员产生於党代会，而「人大」是「选举」政府行政部门领导人的。江泽民竟连「人大」和「党代会」的区别这些常识都弄不清楚，这番「人大选举中共中央委员」的解释恰恰是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绝妙自白。 ●江泽民造新词「拉秋」 第三个不同是说英语上。沃特斯在采访普京结尾时特意提到，普京已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请普京用英语对美国观众说几句话。普京用相当流利、发音也较标准的英语说了「对我来说，这是困难的。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美国人民表达美好的祝愿」（大意）。 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说相当程度英文的普京，却没有一次在讲话中穿插英文，而是从始到终讲俄语。但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动不动就来几句英文。江泽民喜欢英文和西方文化并没错，但他说英文，总给人有卖弄的感觉，而且不分场合地点，随口就来几个洋文，由於发音不准确，经常让人不知所云，有时成为笑料。 例如去年三月，江泽民在香港接受记者提问，当一个记者问台湾是否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时，江泽民用中文回答时夹了一个英文词：「这个问题恐怕要做一个『拉秋』了」。「拉秋」是什麽意思，在场的港台记者集思广益，都弄不明白。那时还没有发生九一一，否则人们会以後江泽民在谈拉登的弟弟。 最後记者们搜索枯肠，才弄明白「拉秋」原来是英文「Lecture」（演讲）之意。但比较接近的中文发音应该是「来克彻」，而不应是「拉秋」，可见江泽民的英文发音太蹩脚。因此有西方评论家调侃江泽民是「四话」干部：「大话、空话、谎话，再加上错误百出的外国话」。 ●中共领袖仰漂死海 第四是注意形象上不同。普京这次访美，除了和布什密集会谈，去电台和听众直接对话，就是参观纽约世贸大厦废墟，行程紧凑，毫无游玩。但江泽民访美，安排了很多游览，包括在夏威夷跳呼啦舞、游泳，在纽约弹琴。而且在去以色列访问时，被西方媒体拍到仅穿游泳裤仰面漂在「死海」上的江泽民——那企鹅般鼓涨的肚皮，再加上漂在死海上，给人相当不好的联想。但他自己可能还很得意这副刊登在西方各大报的「死海上的中国领袖」照片呢。 江泽民这种随心所「至」的老小孩劲头，在全球国家领导人中也属「稀有动物」。哈佛大学一位亲北京的教授去拜见江泽民，正在谈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时，突然江泽民心血来潮，要为美国客人们弹琴唱歌，结果唱的是美国少男少女们热衷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75岁的老人，唱出小姑娘的缠绵，他一定很得意自己的「全才」。 ●布什从江泽民眼里看不到灵魂 第五是给人信任感不同。普京在接受沃特斯采访被问道对911感想时，说他有「负罪感」（guilty），因为俄国没有事先收集到有效的情报来通知美国，以避免这一灾难。在今年五月布什和普京首次见面後，布什就描述说，从普京的眼神里可以看到他的灵魂，这个人可以信赖。911後，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俄国对美国全球反恐坚定支持。美国媒体目前称布什和普京的关系已变成了「同志」。 但布什在上海和江泽民首次会晤後，就没有这种感觉。江泽民虽然也表示支持美国反恐，但附加很多条件：要经过联合国，不要伤及平民等等。美国专家分析说，江泽民支持美国反恐表现得相当勉强，不情愿。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怎麽可能对江泽民建立信任。 ●中国政治：演员支配观众 当然，普京和江泽民的表现都有相当成份的政治「做秀」。即使是这样，为什麽普京「演」的漂亮？关键是俄国已经走向了民主，普京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他不努力获得人民的支持，下次选举就可能被淘汰。普京的这场「演出」不管落幕、开幕，对他演出水平的评价，对他政治命运的主宰，是台下的观众，是观众手里攥著的选票。他不得不谦恭，不得不卖力，不得不举止得体，不得不看重民意和舆论反应。 而中国则不同，江泽民虽然也是台上的主角，但他的演出如何，他是否具有演出能力，评价权和决定权都不在台下观众手里，而且观众席敢有不是赞美、恭维、谄媚的不同声音，观众就会被驱逐出场、甚至逮捕判刑。 除了选举之外，俄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媒体。去年八月俄国发生潜艇事故时，莫斯科著名政治周刊《Itogi》发表了很多批评普京的评论。而在中国，无论江泽民怎样迫害异议人士，怎样镇压法轮功、怎样在出国时出丑，怎样卖弄英文「拉秋」，整个中国媒体都不敢、也无法提出批评，更谈不上制约。 对普京来说，是台下的观众在决定他的命运，而对江泽民来说，是他决定台下人的命运，这就是当今中国和俄国最明显的不同，也是普京和江泽民之间最大的不同。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1年12月号） 2001-1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外汇管理体制：中国最后一道防护壕
何清涟 中美双方正在为11月下旬特习会磋商。据美方公开透露，美国提供的包含知识产权在内的要求清单，未获中国回应。外界普遍认为中方手中无牌，只是顽冥硬扛。中国央行行长易纲10月14日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言：“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我们的上述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观察者要么完全没注意这段话，要么就以为这是“过坟地吹口哨壮胆”的把戏，没当回事。笔者认为，易纲不是说着玩的，中国非市场化的外汇管理体制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一道防护壕。 中国为何没被定为汇率操纵国？ 2015年中国人民币入篮之时，曾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金融开放与尽快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但时至今天，金融市场的外汇市场仍然是政府管控下的汇率浮动制度，北京自称为管理浮动（Managed float），这说法比肮脏浮动（Dirty float）好听，但本质相同，都是政府管控下的汇率浮动——即政府操纵汇率。 中国舆论曾认为，美国今年极有可能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10月17日公布《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外汇政策报告》，中国仍然与日本、韩国、印度、德国、瑞士等享受同等待遇，继续留在“观察名单”上，有媒体额手称庆，认为“中国逃过一劫”。 为什么一个由政府管理汇率浮动幅度（汇率操纵的好听说法）的国度，却未被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事说来复杂。 熟悉近20年中美关系的人大概都知道，直到2016年为止，美国国会一直强烈批评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要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美国财政部并没有这样做，原因有二： 一是法律限制，根据1988年的一项法律，美国财政部需要依据三条标准，对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定期评估，看对方是否出于阻止、防止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或获得不公平贸易优势的目的而操纵本币汇率。这三条标准是：与美国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经常账目顺差占GDP至少3%、持续干预外汇市场。依照这三条标准，中国大陆在1992至1994年间被美国五次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自1994年7月后，美国就再没有把任何国家或地区列入汇率操纵名单。川普一直试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因中方并未完全符合“汇率操纵国”的三项认定标准，美国财政部并未如其所愿。因为在未修改法律之前，白宫不能将只符合两项标准的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二是出于国际经济形势考虑，中国控制汇率有利于稳定全球货币体系。比如2016年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不仅再次确定中国为“非汇率操纵国”，在向国会提交的主要贸易竞争对手货币汇率情况半年报告中，还积极地评估了中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作用，认为“中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过快贬值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冲击。”报告称，如果北京方面没有采取措施，人民币贬值幅度会更高。今年，新兴经济体当中，贫穷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受到中美贸易战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影响特别严重，由于投资者抛售风险较高的资产，从印度到南非，各国货币贬值，币值暴跌，并引发土耳其和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10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印尼会议后，发表了一个G24声明，称所有新兴市场都受到资本流动过度剧烈的“不利影响”。 中国从未准备将外汇管理市场化 接下来要讨论， IMF当初削足适履，为中国特别修改规则让人民币入篮之后，中国迟迟未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即放弃汇率管制），IMF为何默许？ 先回顾往事。2015年11月中国人民币“入篮”，并非人民币符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定规则。无论是IMF还是美国，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早在2015年4月，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曾表示，面对中国期待IMF将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诉求，IMF未来可能会在相关检视中改变标准以帮助人民币入篮。当在IMF拥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支持人民币入篮之后，此事遂成定局。作为篮子货币的重要条件是“可自由兑换”，IMF专门为中国改成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当然，中国在签订“入篮”协议时也承诺了尽快实现金融开放与人民币自由兑换，但这只是让IMF批准时有足够的理由，中国并没打算在短期内实现这些承诺。 我在《人民币“入篮”春风难化体制坚冰》（2015年12月4日）一文里曾介绍过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于人民币“入篮”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标题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长文，文中称“坚持底线思维，实现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建立国家金融安全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国内一众媒体均以《周小川：完善相关措施有效应对境外金融攻击》之类为题，将周行长对“金融攻击”的担忧充分发挥，一致强调：人民币“入篮”的条件是实现金融开放与人民币自由兑换，而实现这些承诺，中国金融市场将面临封闭时期没有的风险，比如境外势力的“金融攻击”之类：发展中国家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英国在1993年、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都受到过这种攻击，既便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也未能幸免”，这是一国金融走向国际开放的必然代价，中国必须随时防范。 央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负责人民币入篮（SDR）谈判，他回去后在央行内部 发表讲话，以《央行关于人民币纳入SDR的吹风会（实录）》公开登在财新网网站上。有些话挑在明处，比如“就加入SDR而言，我们确实做了一些技术和操作层面的改革，或者叫做措施”，以适应IMF需要的“金融改革要求”。有些话显然是想让外界（主是是IMF）知道中国政府的未来打算：“我们现在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来的目标是汇率的清洁浮动（Clean float），这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这个过渡的过程应该是渐进和稳健的，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能力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易纲甚至还说了，“不要忘记SDR每五年做一次评审，一种货币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可以加入SDR，当它不符合条件的时候也可以退出SDR”。整篇谈话是周知外界：中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持政府管制下的汇率浮动。 2016年10月1日，IMF批准人民币正式入篮。此前三个月，中国政府开始“外汇储备保卫战”，不仅控制汇率，还控制外汇流出的总量，许多外资行之多年的年底结汇并汇回母国总部都受到限制，中国资本市场成了“许进不许出”、单向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这场外汇保卫战的“成果”，就是维持了外汇储备3万亿这条颠扑不破的“生命荣枯线”。上述作为与人民币自由兑换日行日远，但IMF从未就此加以批评，美国财政部还表扬中国控制汇率对世界经济稳定做了贡献。 辨析这些往事与正在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在外汇管理制度上放弃“与国际接轨”，自行其是，与国际组织及美国网开一面有直接关系。这网开一面，并非全是为中国经济考虑。 易纲的“货币条件”具体何指？ 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曾经很照顾，这种照顾包括容忍中国屡屡违规。但世界是变化的，曾经最照顾中国的美国不想再吃亏了，要求WTO修改规则。今年10月24日开始在加拿大举行的WTO会议，目标就是修改规则，其中包含不少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特别修改，例如改善国家补贴的通报机制、为国有企业订立明确定义等。如果修改规则成功，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部分目标，即扼制中共利用不公平贸易行为、政府对国企的补贴、盗窃知识产权及强制转让技术、扭曲国际市场秩序等，则将达成。 那么，IMF是否跟随WTO之后修改规则，比如哪天美国发怒，又以退群相威胁，要求IMF将人民币逐出SDR篮子？我认为，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种可能性在将来或许成为现实，但至少在近两三年内，不大可能成为现实。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的坚持，也不是因为2018年二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上升至1.84%，与澳元加元占比相近。而是因为以下条件决定： IMF上个月公布的新数据是：截至今年6月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11.48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6月份为31,121亿美元，总量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占比为27%。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拥有外汇储备的数量，决定该国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能力。 易纲所说的“货币条件”，主要就是指中共手中握有的庞大外汇储备。只要中国维持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这张牌对中国稳定币值与国内经济有极大作用。1998年，这一体制曾保护中国不受索罗斯制造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今后两年内，这也将成为中国抵抗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最后一条战壕。 中国的非市场体制始终祸福相依：中国以非市场经济体身份，被接纳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曾利用这一特点占尽便宜，这是中国不肯放弃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原因，当然也是中美贸易战发生之缘由；今后，由于中国经济对外高度依赖，被迫市场化的领域越来越多，但外汇管理体制的非市场化，仍将延续一段时期。 （原载大纪元 网站，2018年10月24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24/n1080612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语言暴力∶集权统治的威慑力量—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四
中共意识形态最独特之处，是它的语言。中共开动包括宣传机器在内的全部国家机器来推行、贯彻党的一套话语系统，旨在影响、改造、操纵人们的思维、语言，控制人们对某一个问题怎样想、怎样说。它通过报纸、广播、书籍等新闻出版业和政治学习、业务讨论、谈心会、写体会、思想汇报、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等花样不断翻新的方式，迫使人们进入这种话语系统，学习按党的要求说话——说什麽，不说什麽，说时应如何说，用什麽样的辞汇。 没人能回避这种语言，因为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并且这种语言背後是党的权力，或者说共产党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中，一个人的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党的语言框架内说话。 一位西方学者说∶“一个人一旦接受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精神世界和尊严便随之遭到劫持，无论他怎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使用官方辞汇，他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份。换句话说，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接受这种语言的过程，就是被集权统治征服，最後沦为思想奴隶的过程。 ●中共集权社会的四种语言 按照阿伦．贝森松把苏维埃社会的语言分为“木语”（wooden language）等层次的思路，我们可以把中共集权社会的语言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官话”，也可称其为“阉语”，它是被意识形态浸泡、阉割後的语言，在报纸、广播、文件等一切官方媒体上流通。随便翻开一张党报，都可看到这种官话。如《人民日报》（1991年5月26日）报道榜样曹伟的大通讯，其编者按是典型的“官话”∶ “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无其他私利可图。希望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能向曹伟同志学习，无论何时何地都以人民利益为重，面对人生的课题，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第二种是“自然语言”，即“本语”，或相对官话称之为“私语”。如情侣间的悄悄话，朋友间的推心置腹，母子等亲人间的私下交谈。也包括人民在具体生活中的语言，如“我要买张火车票”，“我去吃午饭”，“我爱我的妻子”，“你的衣服很漂亮”等等。 在“官话”和“本语”之间有两种“伪语”。 一种是“伪官话”。它是指用官话编织伪真实，但又露出马脚。如邓小平在接受义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 邓想表达毛仍是伟大的，不能否定。但他的“官话”露出破绽∶因为毛犯的那些大错，他都有份，否定了毛，等於否定了自己。 另一种伪语是“伪本语”。它是指官方人士在某种场合要给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时，就使用这种语言。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某些场合都使用这种伪语，以表现自己的人情味。尤其是周恩来，可谓“伪本语”大师。有时还要亲亲孩子的额头。 在这四种语言层次中，“官话”一直占统治地位。党一直企图用“官话”取代所有“本语”。“官话”和“本语”一直进行著激烈的生存搏斗。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说是一场“官话”和“本语”的较量。“右派们”在大鸣大放中谨慎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对周围生活的看法，结果遭到党和官话的清算。党用它操纵的全部宣传机器对本语进行了批判，本语成为“右派言论”、“反动观点”的代名词。 在政治运动中，“本语”被认为是不严肃的、人性论的、缺乏党性原则的，直至反人民的、反党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宣传的。本语不断被官话批判、围攻、蚕食。最後，说过本语的人都要用官话写文章自我检查、自我批判，表示与本语划清界限。 “官话”和“本语”的冲突，或者说是谎言和真实的冲突，一直是中国社会1949年以後最常见、最复杂、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党报的历史是暴力语言的历史 “官话”一般有三种表现形态∶暴力语言，气体语言，密码语言。在这三种语言形态中，暴力语言最集中体现了党意识形态的权力和霸道。它具攻击性、丑化性、侵略性，以权力姿态居高临下审判一切。 这种暴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特别是在“七、八年就有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它成为报纸的主要语言。有人称它为“文革语言”，其实是不准确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党报就已熟练地运用这种语言。 我们随便翻开1957年反右期间的《人民日报》，触目皆是这种暴力语言。如这样的文章标题∶ 章罗联盟阴险凶狠，妄想独霸民盟，反掉社会主义（7月2日） 野心家不要忘记，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7月3日） 罗翼群下乡煽动群衆反共到处陷入重围，只得狼狈溜走（7月3日） 费孝通历数章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卑劣行为（7月4日） 至於象“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了”（7月5日）、“斩断章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揭露记者队伍中的败类”、“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章伯钧是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7月15日）、“剥去漂亮外衣，露出丑恶原形”（7月20日）、“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7月12日）等等充满暴力、威胁、恫吓、人身污辱、人格诋毁的粗暴用语比比皆是。 暴力的另一方面是党的霸气。比如，7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会标题是“党不能发号施令吗？!”，其霸气跃然纸上。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语言扩张到极点。我们看1967年7、8月的《人民日报》，版面标题全是“火辣辣”的∶ “苏修头目进行大叛卖决没好下场”、“肯尼亚政府倡狂进行反华活动”（7月2日） “批判修养骗人鬼话，痛斥欢迎剥削谬论”（7月7日） “剥开高正国‘贫农’的画皮”（7月9日） “政治僵尸的丑恶表演”（8月4日） “从海瑞戏《五彩桥》看周扬的狼子野心”（8月16日） “叛徒铁托的肮脏使命”（8月28日） 这种语言以极度丑化的人身攻击和人格毁灭来描述、批判、诋毁它所要否定的事物。如“别有用心的罪恶阴谋”、“穷凶极恶的跳梁小丑”、“恬不知耻地叫嚣”、“赤裸裸地暴露了狼子野心”、“踏上一苹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以及斗、批、改，稳、准、狠，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 这是一种镰刀和斧头撞击出的语言，迸溅著“火爆、革命、砍杀”的阶级斗争火药味。从这刀光剑影、棍飞棒舞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场运动的残暴和恐怖。 “文化革命”的结束和毛的逝世，使这种语言的暴力色彩有所减弱。但其本质倾向没有改变。我们看到“六四”事件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上的对八九民运参与者的批判文章，其语言与“反右”、“文革”时有相当一致的延续性。 仅在198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题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一篇批判文章中，就可大量重见这种语言∶“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刘晓波向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他）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唱赞歌”，“刘晓波到了美国，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反动势力相勾结”，“刘晓波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发出‘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煽动‘社会总动员’”，“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後面走到了前台”，“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 这种全国范围内“批倒、搞臭”一个人的做法是党经常运用的。文章语言不仅粗暴、蛮横，而且多有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至於“刘向有‘狂人’‘疯狗’之称”，“这个法西斯信徒”等词句，则是对人的直接辱駡。文章发表时，刘晓波并未被判刑，只拘留审查。按中共现行法律，刘当时还未定罪，仍有公民权（後来被当庭释放）。但党报是从不顾忌你最後是定罪还是无罪，它想怎麽说，怎麽骂，都有恃无恐。因为这种语言和军队、警察是一体的，都是党的权力的体现。 其实，早在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共党报《解放日报》就使用这种语言对王实味等“反革命文人”进行粗暴批判。这种语言一直作为党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贯穿整个中共党报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新闻史，就是暴力语言的历史。 ●仇恨运动迸溅暴力语言 暴力语言主要源於中囯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笃信只有阶级的斗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因此，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总结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因而，我们看毛泽东的全部言论，其思想核心是六个字∶“阶级斗争为纲”；其方法是八个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理想境界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毛泽东“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中国有七亿人，不斗行吗？”的号召下，举国上下，家里门外，斗得天昏地暗、家破国残。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两年前的“六四平暴”，这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都是以仇恨为主旋的仇恨运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仇恨必然寻找暴力语言作为它的形式。 暴力语言也缘於集权社会威慑、恫吓统治的需要。专制统治的实质是恐惧统治。暴力语言可以形成这种恐惧气氛和心理压力。因此它对人的人格污辱和人身攻击都是粉碎性的，不遗馀力的。 党报的一统天下和绝对权力使任何一个被批判者都无法将自我辩护的声音送到大衆传播媒体，结果，被暴力语言肢解、扭曲了的被批判者形象通过各级党报扩散到公衆社会。而且，当这种被扭曲了的形象成为大衆经久得到的唯一形象，又是由人民信赖的党所描述的，人们久而久之就把它当做原本形象来接受。於是，被批判者尊严尽失，无地自容。这就是为什麽那麽多教授、专家、干部、普通人在大批判声浪中自杀的原因。暴力语言同时以它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毁灭性威胁，来营造一种杀一儆百的恐怖氛围。 暴力语言也是党意识形态泛军事化的産物。学校本是传授文明的温文尔雅之地，中共却称其为“教育战线”，声言要“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描述暴力行为的军事术语进入各行各业。如各个领域均称为“战线”∶财贸战线、工业战线，在大批判运动高潮中入党的人被称为“‘火线’入党”，坚持政治高於业务被冠以“政治‘挂帅’”，批判会的发言要“稳、准、狠”，而一切辅助、供应部门都象军队的一样，被统称为“後勤”，一件工作要做好，称为“打好这一仗”。 这种暴力语言通过党报等全部媒体的辐射、灌输，已走入人们的生活细节。如一位来美留学的大陆学生在与几个台湾同学聚餐时，好客地对人说∶“请大家多吃，把这几个菜消灭掉”，弄得台湾同学不知所措。 ●气体语言∶什麽都说了，什麽也没说 “官话”的第二种表现形态是“气体语言”，或称其为“套话”。如果说“暴力语言”会随政治运动的摆动而时强时弱的话，“气体语言”则始终“平稳地”覆盖整个党报版面。它多为党的意识形态所推崇并经常使用的一些抽象名词和政治术语的组合，或为“政治套话”的“积木”。 例如《人民日报》1991年6月2日第一版的一条新华社电讯稿是这样结尾的∶ “在当代中国，爱祖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树立共産主义的理想和宇宙观、人生观，保证我们党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後继有人，兴旺发达。胜利属於高举共産主义旗帜的人们。” 从这段新闻稿中，我们可以看出“气体语言”的基本特徵，它是抽象的、名词化、概念化的，是经常流通於媒体的意识形态的惯用语、套话。它似乎什麽都说了；但任何细节也没有，其实什麽也没说。如同一个气球，包满了“气”，又什麽也没有装。 当我们说“苹果”、“香蕉”时，我们会感到它的形状、顔色或依稀忆起它的味道。因为它是具象的，可睹可视可感觉的。但我们说“水果”时，我们只见其概括性，无法感觉到它是具体的苹果或梨。“气体语言”就类似这种“水果”语言，它是一种无法感觉、缺乏具象和个性的套话。象上面文中的“树立共産主义理想和宇宙观、人生观”，任何细节、质感都没有。读这种文字如同读墙，祗有硬绑绑的砖石。尤其象“胜利属於高举共産主义旗帜的人们”这样的句子，空洞无物，虚无飘渺，不知到底表述什麽。 这种语言一直是党报的主体语言。例如最近一期《人民日报》题为“抓好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1991年6月14日）的社论，几乎全是这种语言堆砌而成。象这样的句子∶“通过深入系统的历史和国情教育，使全国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振奋起来，坚定共産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牢记历史，正视现实，创造美好的未来”，全是政治术语、流行套话的积木式组合。“历史、现实、国情、共産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方向”等等大名词，似乎囊括一切，但又一句实话也没说，排列的都是地道的“官话”、“阉语”。 气体语言的另一种形态是运用数位，因为数位更抽象、更具概括力，更能体现“什麽都说了，什麽也没说”的特质。 “官话”中的数位和政治流行套话相组合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一大二公”、“三反、五反”、“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一帮一、一对红”、“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三七开”、“四个坚持”、“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三项指示为纲”、“三支两军”、“三大改造”、“老中青三结合”、“三种人”、“三要三不要”、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等等。 无论翻开“领袖”文选，还是各级党报，都能看到这种数位化的气体语言在频繁使用，因为它更体现“形势感”和概括力。 没人能逃避气体语言的包围、侵蚀。人们说话、写文章、谈体会、做报告，都以能熟练地使用这套语言来显示自己紧跟形势，有政治水准。尤其是党的官员们，更以能娴熟地驾驭这种语言，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宦海中摆脱恶运。因为这种语言提供一种“保护”作用。当你只谈“水果”时，人们无法确知你是肯定苹果或否定香蕉。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需要肯定苹果时，你可说你原来强调的“水果”意在夸赞苹果，而当运动指向否定香蕉时，你又解释原意是批判香蕉。语言的模 两可，即能应付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换，又是这种斗争的産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共官员做报告，可以滔滔不绝讲几个小时，听下来，又似乎什麽也没说。因为他是转述报纸语言。 ●密码语言，需要破译 中共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为了打倒某个人，但又碍於他仍在权力中心，无法直说，就用指桑駡槐、含沙射影的语言，在党报上大造“山雨欲来”的舆论，最後时机成熟，再“画龙点睛”。这种语言象密码，只有政治嗅觉灵敏，深谙党内斗争之道的人才能破译背後的“真谛”。 最典型的是“批林批孔”、“批宋江”运动。运动意在“搞臭”周恩来。但当时周握重权，且得民心，攻方不敢贸然直批，只好先影射。党报上连续刊出批判“林彪”批判“尊孔、推崇中庸”的文章，以期把人们对林彪的憎恨，对孔孟、中庸的厌恶转移到周恩来身上，虽然林彪实在与“尊孔”关系不大，他尊崇的是权力，从沙场将军到文革战场的副统帅，一生拼杀，都与“中庸”无关。含沙射影、遥指天外，结果很多人还是不知所云。 毛泽东随後又发出重读《水浒》，批“宋江投降主义”的指示。一部古典文学小说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的政治教科书。而宋江，这位不凉不热、不前不後、温文笃信而又一肚奸诈的农民领袖，确与周恩来有几分历史“因缘”。聪明的人看出了“门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又如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後期地位不稳时，党报上曾连续刊出提倡“还是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文章，实际上是影射批评胡的“高消费”观点。胡仍在位，党报就敢登这种文章，有政治头脑的人，马上能破译出“胡地位不稳”。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癌病房》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密码语言的奥妙。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苏维埃党的人事干部，他总能紧跟形势不犯错误，他干了很多“整人”的事，却能飞黄腾达。他得了癌症，住进癌病房时，才与别人“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临死之前，同室病友问他何以能躲过这麽多清洗运动、又升官发财？他回答∶《真理报》上登的其实不是文字，那是一种“密码”，只有象他这种人，才能破译，知道背後的真正意图。每次“清洗”之前，都会先刊出这种密码，他破译之後选择最紧跟斯大林的方式，结果才躲过灾难，青云直上。 ●摆脱心中的“小毛泽东” 包括暴力语言、气体语言、密码语言的“官话”，通过党的绝对权力进入每个中国人说话、办事、思考、写作以及潜意识。人们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接受它，都是被这种语言征服、同化，被这种语言所包含的党文化侵蚀、俘获的过程。人们接受了或习惯於运用这种语言，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这种文化，这种思维方式，这套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在这过程中，人不仅丧失了“本语”，也丧失了自己。 因此，只有挣脱出这种语言的镣铐，人才能摆脱这种文化、这种感觉思维，才能摆脱这种价值观念的象徵符号--每个人心中的潜在的“小毛泽东”，成为说“本语”的“身心健康”的人。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 1992-0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律师来信∶徐晓冰的“法学博士”是误导
“桑兰的新律师，骗子又一个？”写得好！ 其实“法学博士”一词的翻译是非常误导的。英文是“Juris Doctor”（JD）。它是一个职业学位，不是学术学位。 在美国，要想从事律师行业，就必须（除个别州外）有JD 学位，也就是法学院offer 的职业学位；而报名 JD program，就必须有一个学士学位，而JD program 都是近 90 个学时，要最短在2.5 年内完成；所以，不能叫硕士。因而就传统的叫Juris Doctor（JD）这样的名字。 但它不是 Ph.D，不是其他学业的那种博士。所以不能管有 JD 学位的人叫 “某某博士”。也就是说，有了JD，但一般不能在大学或法学院教书，它只是作为考律师资格考试，没有任何其他用途。 例如我也有JD职业学位，平时也有客户管我叫“博士”什麽的，但在正式场合，就不能说我自己有博士学位，那样会造成我有 Ph.D.学位的假像。JD 根本就不是学术上的博士学位，也就不可能有“博士後”。 至於LLM，这只限几个专业。拿到JD的人再上LLM，就是要在那个专业（如税法，国际贸易法等）上再深造一下而已；非JD人士上LLM，有点儿要攻读 Ph.D.的意思。很多大陆人士读LLM，也是为了回国後忽悠。 不是说所有法学院的教书都要有Ph.D.，但大部分都有，如果没有，也是很出色的律师，那麽他们也只是教一些专业课，如TRIAL PRACTICE，CRIMINAL COURT PROCEDURE，CIVIL COURT PROCEDURE”。学生愿意他们教这些课，是因为他们有实际经验，但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比较乏味。而教基础课的，一般都是有Ph.D.的。 现在美国也一样，背离传统的事儿比比皆是。从徐晓冰入学到目前同STETSON（史坦森法学院）的关系，也可能同某个教授有关。这些教授也是在挣些同中国的某种关系上的credit，搞个什麽中国某某法的专家。至少去中国免费玩一圈儿。都是互相利用。在当世能洁身自好是很难的。 2012年12月22日 2011-12-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唐子∶尊重个人自由比暴力爱国更重要——评曹长青两篇文章
曹长青，流亡海外、活跃於美国和台湾的重要大陆自由民主运动（简称"自运"）人士。此两篇文章《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从对"自由人权"的推崇，透过"新青年"的暴力爱国，论证了个人自由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含有尊重个人自由比宣扬暴力爱国重要之义。 《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用西方"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的文明价值衡量五四运动，得出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的结论。曹长青先生的话语很尖锐∶五四运动奠定了国共两党的专制的基础，是中共的接生婆，是一场促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共产专制运动的开端。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火烧赵家楼" 烧毁中国》一文，观点更旗帜鲜明∶火烧赵家楼，以爱国的名义烧毁民宅、群殴嗜血，点燃了後来"红色中国"一切血腥暴力的第一把火；火烧赵家楼及赞美，是共产党以人民、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借爱国、正义的目的玩弄卑劣手段的写照、实践与理论；五四"暴力爱国"春药，90年里培育一代又一代"愤青"，由好人变为人道主义荒漠上蔑视个体生命、个人自由的暴民。 1、个人自由是什麽样的概念，主要有哪些？ 曹长青文章（简称"曹文"）中强调要尊重的个人自由，是始于近代西方英、法、德等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概念，是珍视个体生命、保护个人权利之个体价值至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历史上或实际上的个人自由远比曹文所说的宽泛。 仅仅从字义上来说，个人自由是泛指古今中外从神话传说到文字历史中，所有个人自主--自我决定言行--的选择。例如∶《圣经》里夏娃和亚当违禁偷吃善恶果，黄帝在功成名就之後投入广成子门下修道，宋江、杨雄刀刃与人偷情的老婆，华盛顿领导大陆军战胜英军之後回家陪老婆，毛泽东加入共产党和上井冈山当土匪，江泽民力排众议决定迫害法轮功，高智晟声明退出共产党，都是自我决定的自主选择。这些事例中的个人自由，都是个人在自我意识清醒状态下作出的选择，展现各自人性中的善或者恶，都不是身不由己状态下的被迫行为。这些个人自由，属於不同层次或种类，给予的对待也不同。有的属於天人（留级）的自由，例如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不制止却要处罚；有的属於道法（修炼）自由，例如黄帝入广成子门下修正道、毛泽东加入共产党修邪魔，前者白日飞升，後者囚於纪念堂的水晶棺；有的属於道德修养自由，例如高智晟选声明退出共产党，受到共产党的监禁；有的属於宪政自由，例如华盛顿战事完毕放弃做君主，被选为美国第一、二届总统；有的属於意气用事的性情自由，例如宋江，被通缉。 显然曹先生所希望尊重的个人自由是美国之类宪政自由，主要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迁居、结社、婚姻、就业等各种法定的自由，属於公民自由的政治权利，均属有宪法规定和法律制度保障的广泛的政治自由，包括婚恋生活的自由。 2、广泛的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什麽？为什麽？ 广泛的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公民守法自律。曹文所说的个人自由，属於美国宪政下的个人自由，并没包括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有的道法层面的个人自由（除传说中的黄帝，还有载入史册的老庄和古代和尚、今天的法轮功学员等），还不太知道这种个人自由在中国长期是守尊重的。另外像高智晟那种个人善性的自由选择，在中国儒家时代并不鲜见，一个儒门弟子择师甚至弃儒门修道或修佛并不会受到政治迫害或虐待；像宋江、杨雄那种因为老婆不贞就杀人的暴力并非不受法律制裁，否则怎会上梁山？这就是说，曹长青用宪政自由的西方标准来衡量共产党的邪恶时，是先入为主、以全盘西化历史观把中国古代社会封建专制主义化了。这当然是他头脑中党文化思维带来的另一种偏激。在中国古代并非绝对没有个人自由，只是没有普遍而广泛的个人自由，因为那时还不具备守法自律的历史条件。 中国儒家的"家国伦理"之所以遭遇曹长青的批评抵触，并非真的是所谓中共定义的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道德基石并不只是国家。例如∶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放眼的是自然宇宙，庄子更明确指向个人神仙般的逍遥自在。只是韩非子以权为本辅之以术、势的暴政，才接近于曹长青批评的集权主义，却也不过是暴君专权并非封建主义，秦朝以後皇帝之下的王候总体上没有政治领地，哪有代表国家的君权和主义？甚至连古代罗马屋大维和近代法国路易十五那种以绝对君权代表国家的专制主义都还不是。汉唐时期由於儒家伦理确定地服务於家族和皇家，确有礼制规定和护卫的家族•皇家主义，却也不能笼统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尤其唐朝、元朝合起来两百多年的宗教宽容体现的信仰、思想和言论等自由，相对历史条件所享有的个人自由，比美国两百年来并不少，只是靠君王的修养气度或统治民族的风尚给予，尚不具备法制的普遍、广泛、稳定的政治性质而已。 美国广泛、稳定的个人自由，有西方从古代希腊到今日欧美宗教、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合起来两千六百年的历史前提和杜威主义一百多年持续的公民教育，这使今日美国人普遍有守法自律的法制政治的素养，不被暴力舆论所左右的警察、法官、教授占多数。中华民国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在於，实行宪政才七年，像凭藉新儒家良知和宪政知识结合自律宗法的梁漱溟讲师太少，教授还没有一个，所以才有五四暴力爱国运动。守法自律是法制秩序与政治自由的品质保证。 3、暴力爱国是什麽意思，其实质和恶果各是什麽？ 暴力爱国即以打砸抢并辅之以羞辱骂的方式开展的爱国运动。这里的暴力实际就是不惜用打砸抢的手段去违反道德和触犯法律，侵犯他人的个人自由，侵夺和毁坏他人的财产、伤害他人身体甚至性命的违法犯罪。爱国则不过是名义，例如日军侵占中国找理由，就将军事暴力说成是爱中日两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暴力爱国的实质是借爱国名义实行暴力，是爱国者理智不清和性情暴烈的展现，是暴民练邪法。这种形式的爱国在中国的最典型形式，就是慈禧太后控制光绪皇帝的晚清时期的义和团运动，很多习武的拳民不满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中侵占土地、嫉恨基督徒借洋人名义获得的免税、看病的便利，就主要在山东、直隶两省打砸抢教堂的房屋和烧毁财物，甚至残酷到杀人连婴儿也不放过。五四运动的学生，就可谓中华民国初期披了民主和科学皮毛的义和拳民，也可视为被八国联军和慈禧清军联合绞杀的那些死魂灵的轮回转世--中共邓小平一辈人，今日愤青的老爷爷，所以这些人听到"巴黎和会"要转让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给日本的消息时，才会不走守法游行、和平请愿的宪政自由正路，而执意选择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违法犯罪形式。演员似的转换角色为义和团大师哥朱红灯或五四英雄匡互生一想就明了∶爱国其次，首先是爽，泄愤过瘾，这才是实质。 暴力爱国的恶果是损国∶在古代是在军事战争中招致亡国灭种，在现代是招致共产邪灵附国变种。直接恶果是产生了匡互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华民国第一代愤青，人心向恶、道德疾滑地把爱国引向邪道，其邪恶念想马上得到苏俄上空候了两年的共产邪灵的回应∶"暴力爱国者，我来教你们！"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上海、北京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紧接著中国工厂、铁路、煤矿和农村到处都是吵闹声，毛泽东们加入国民党和广州政府，鼓动南方工农商学兵各阶层练邪法∶工人闹工资，农民闹土地，完全不走宪政建设，社会福利的正路，民众也开始邪变魔化。後来中共有计划地制造出一二•九、一二•一、五•二O等多批愤青，输送到延安和西柏坡。国寨成立後的读书人，在激情宣 中魔性大发，引领中国人练羞辱骂、打砸抢的邪法，失去了爱人由己，推己及人的中国心。 4、尊重个人自由妨碍爱国吗？能否有效遏制暴力破坏爱国热情？ 尊重个人自由并不妨碍爱国，而是在以法治精神理智地培育公民，奠定宪政国的爱国者的人力资源基础。爱国首先是一种意识，越平和越显现凝聚人心的神奇力量。理智地思考∶ 1919年5月3日夜晚，如果北京学生身心感应到当时在北京的美国教育家杜威之做个好公民的资讯，听从讲师梁漱溟在北大传授的关於缺乏团队传统的中国家人在仿美国而建的民国里要守法自律的教诲，采纳守法游行、和平请愿的意见，那麽民国少了五四愤青，也就多了公民青年，他们会跟较多地信佛教和基督教的北洋军阀真正妥协或协和地创建宪政民国。这是真爱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没有这样安排。历史给的是国民党北伐军政和中共为破坏北伐而生并在湖广乱政的机会。因此才有五四愤青拒绝清朝儒生"公车上书"式的和平请愿、守法爱国的机会。的确中国儒生从战国晚期的荀子开始，滋生出锋芒毕露的论辩性，不再有颜回那种克己自律、不显才智的易道智慧，经过王充、范缜、韩愈、二程、朱熹、黄宗羲、汪精卫，不讲演绎逻辑的情理辩论日趋激越，背离孔颜"简易•不易"之易道万里。儒家同门同人，道不同斥为小人，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有为变法，都是这样被朋党联合，个人自由不受尊重而爱国事业失败，或人在政亡，如王安石、康有为；或人亡政息，如张居正。今日很难说清楚中国儒家因为没有行孔颜之道致使个人自由不能被尊重之理，但我们不难理解∶聪明绝顶胜过孔子和子贡却忍不动心、饥渴照乐的颜回越多，宪政国越容易建成。法轮gong学员在欧美宪政国家守法游行为中国人挣得荣誉，更是真爱国。 尊重个人自由是对暴力犯罪的釜底抽薪，能够有效遏制暴力对爱国热情的邪恶导向。尊重个人自由，能有效遏制暴力破坏的情绪，愤青的爱国主义将没有市场。2008年中领馆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唆使暴民打骂法轮功学员以示"爱国（共）"，学员始终平和应对，尊重暴民的选择；美国警察依照宪法和法律给学员"传九退三"讲真相的个人自由以切实的保护，暴民的能量很快如同汤勺长柄耗散热能般失去市场。法轮功学员却于此过程中被更多人视为未来中国道德形象的代表。 总之，尊重个人自由比宣扬暴力爱国重要。广泛的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公民守法自律，以美国为典型代表，普遍而稳定，是西方两千六百年的历史乐谱和一百多年公民教育合奏的现代乐章。守法自律是法制秩序与政治自由的品质保证。暴力爱国即以打砸抢并辅之以羞辱骂的方式违法的犯罪活动，实质是借爱国名义实行暴力宣 ，展现愤青理智不清和性情暴烈的魔性，是暴民练邪法，恶果是损国，招致共产邪灵附国变种。尊重个人自由并不妨碍爱国，而是在以法治精神理智地培育公民，奠定宪政国的爱国者的人力资源基础，是真爱国，是对暴力犯罪的釜底抽薪，能够有效遏制暴力对爱国热情的邪恶导向。四年多的传九退三活动正是法轮功学员引领中国人复兴尊重个人自由的宪政正道。 ——原载《看中国》2009年05月22日 2009-05-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北岛和自由背道而驰
在美国要以军事手段推翻伊拉克独裁政权、西方舆论有分歧之际，一批被称为“左派学者”的中国人也连署了反战信。这封信迅速被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出，该台特意说明这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声音”。我不知道这封反战信到底在中国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但看到报道说，有好几位“署名者”已提出抗议，说他们的名字被盗用，他们根本没有参与签名（例如作家丁东、谢泳，山东师大教授王玮等十几人）。在这封反战信上署名的有诗人北岛，并没有看到他出来否认签名。如果北岛的名字不是被冒用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从北岛回国后的表现来看，他完全可能签这种名。 原名赵振开的北岛当年以组办非官方刊物《今天》，发表具反叛性的诗歌而闻名，以北岛当时写的“回答”为代表。他的名句是代著反抗激情的“我—不—相—信”。北岛的诗强调向往自由者要站起来，不要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而挡住自由的风。这个时候的北岛，对追求艺术自由的一代中国青年是有代表性的。 当然，对北岛早期诗歌的艺术价值仍有争论，例如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在给北岛诗集写的序中对《回答》这样评价：“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北岛写出诗就先送到马悦然那儿 八十年代后期，北岛出国了，一直到几个月前返回中国，他在海外呆了十几年，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北岛出国后写的诗没有长进，“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北岛的诗之所以连早期的反叛激情都没有了，很大原因在于他把创作目标定为“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马悦然说，他翻译了北岛所有的诗，北岛只要写出诗，就先送到他那儿，让他译成瑞典文（而不是出版给中文读者看）。北岛曾对旅居美国的一位中国诗人说，写作时要注意使用那些方便汉学家翻译的意像。 北岛为获诺贝尔文学奖，曾住在瑞典游说。虽然马悦然一直把北岛列为推选首位，但有些评委就是不喜欢北岛。虽然北岛信心满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任人皆知，我曾听他亲口说诺奖公布之前，总有一群记者等着采访他。结果没想到让高行健撞上了大运，北岛的诺奖梦破灭。 熟悉瑞典文学院作业的人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某国作家之后，一般在几年内不会再给同一国家的作家，尤其是那种“诺贝尔照顾奖”。可想而知高行健得奖对北岛的打击。一位旅居瑞典的中国人当时还特意给在美国的北岛女友打电话，让她劝北岛要想开，别寻短见。 ●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什麽程度 得不到诺奖基本成了定局之后，十几年来一直以“异议中国诗人”身份在海外谋生的北岛决定回国了。当然，无论从怀念故土、和家人团聚等任何理由，北岛选择返回中国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得不到奖马上就打道回国，不再做“回不了国的异议作家”的举动太招眼了点。北岛更招眼的行为是，他在回到中国再来美国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退出纽约“中国人权”，不再担任这个经常批评中共人权记录组织的理事。北岛要回国、要退出这个组织都是他的权利；但他采取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明显是要做给中共看；公开明确表示他和异议运动“划清界限”。 近年从各种报道和周围朋友的经验得知，所有被视为异议份子的人回国，几乎全都被中共当局要求写悔过书，还得表示不再从事异议活动等。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另一位理事郭罗基曾撰文说，他提出回国要求后，纽约中共领馆逼他写“认识”悔过，被他拒绝了。结果他母亲病危等，他都没法回国尽孝。可想而知，北岛这位比郭罗基更高调地参与过异议活动的“中国人权”理事，起码会遭到类似郭罗基的待遇，只是人们不知道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了什麽程度，才获得了“通过”。 ●“狗熊所见略同” 北岛回到北京后，很快就采取了“徐刚模式”。六四屠杀后以“民运精英”身份逃亡法国的中国诗人徐刚，后来得到中共“宽大处理”回国。他回到北京后，给《人民文学》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梦巴黎”，把曾给他“政治庇护”、经济补助的法国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以此取悦中共当局。徐刚在文中说，他和法国流浪汉们一起聊天抨击法国。但知情者指出，徐刚直到回国时还不会一点法语，而法国土生土长的的流浪汉们怎麽会中文？这种“对话”本身就像编造的。 就徐刚等人以给中共写悔过信的方式而乞求政府宽大，得以回国的行为，我曾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长文抨击。构成难以置信的讽刺意味的是，北岛曾在电话里对我这篇文章高度赞赏，并跟我谈起他对靠写悔过书等回国行为的不齿。这是近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北岛在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人权”之前，是怎麽悔过才得到了中共的宽大，人们暂时还不清楚，但另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北岛和徐刚一样，回到北京不久，就在官方《读书》杂志（2002年5月号）发表了题为“纽约变奏”的文章抨击美国。纽约在北岛的眼里，“黑鸟盘旋，好一副末日景象”；第一次坐地铁，“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 并借用别人的口说，“纽约变了，以前纽约人是不谈钱的，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 北岛在文中还引述一位所谓中国画家的话说，他和纽约流浪汉们游行抗议时，遭到纽约警察镇压，警方使用马队冲进游行队伍，“警察抡起警棍”欧打。我在纽约住了十几年，每天看《纽约时报》，还从来没见到警察可以使用马队冲进示威人群随意欧打践踏的新闻，因为如果警方敢这样做，不仅会导致示威者受伤或致死，会被大小报纸报道、抨击，而且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纽约在这位“诗人”笔下，完全是个地狱。北岛在文中每次引用不具名的出租司机的话，都是大骂美国。土耳其的司机说“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而对没有骂美国的塞尔维亚司机，北岛则描述说，“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纽约唯一让北岛感到满意的是，他遇到了原来和他一起在北京办星星画展的一位画家，这位画家“有俩老婆，不久又生了俩闺女，年纪相差没几天。” 美国像法国等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当然有它的社会问题和黑暗面，但北岛和徐刚一样，悔过后回到北京，就写文章抨击曾给过他们资助、庇护的国家，显然不是一个客观评价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明显是要做给中共当权者看，邀得独裁者欢心。据知情人披露，中共左将刘白羽当年接到徐刚的稿子后，临时把已编发的其他文稿撤下，换上徐刚的抨击法国之作，可见“狗熊所见略同”。目前已被左派掌控的《读书》杂志这麽快地发表“回到党的怀抱”的北岛文章，当然也可能不是偶然的。 ●异议作家中“讨钱专业户” 北岛当年出国时强调，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以“异议作家”的头衔，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游走、游说。虽然十多年来从没写出什麽像样东西，却获得了十几个西方基金会和大学的经济资助，是海外异议作家中最大的“讨钱专业户”之一。北岛的成工讨钱、失败得奖，已经成为海外“异议作家”们的光辉榜样，人们隔三差五总能听到那些没有作品出产的“作家、诗人” 得到某某基金会的“写作基金”。 英国作家奈保尔（V.S.Naipaul）曾蔑视地说∶“那些基金会的钱是给那些二流者们、那些玩艺术的人们的。”“永远不要接受基金会的钱，它会毁了你。任何不是你自己挣来的钱都有绳索套住你┅┅文学基金、奖金或任何不劳而获的金钱都不能促使你创作出作品，只有真正的作家能。”福克纳则在更早就说过∶“我从未听说由于接受了慷慨馈赠的金钱而写出佳作这种事儿。好的作家从不申请基金，他忙于写作，无暇顾及。”而以北岛为代表的所谓海外中国作家们大概清楚自己不是好的作家，所以只有把写“申请基金报告”作为他们的主要写作任务。 ●北岛和张艺谋都歌颂杀人魔王 北岛在回国时宣称，他厌倦了政治（大概没有了得诺奖的可能，再以异议诗人名义讨资助困难了）。北岛当然有权选择从事或放弃政治，但不可思议的是，北岛这样宣称之后不到几个月就和欧洲的左派作家们一起组团到巴勒斯坦慰问、支持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原是个恐怖份子，幕后主导过1972年在慕尼黑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等恐怖活动。到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放弃恐怖主义时，他已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现在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中的“法塔赫烈士旅”，仍是公开的恐怖组织，曾多次派人用自杀炸弹谋杀以色列平民（包括当地中国民工）。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已连续当了34年，独揽大权，从不进行民主选举。据《纽约邮报》报道，阿拉法特把大笔公款转到巴黎个人名下，涉嫌贪污四亿多美元，供他在法国的白人妻子挥霍（阿拉法特的妻女一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 对这样的独裁者，北岛却当著他的面恭维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北岛童年的时代，正是阿拉法特公开进行恐怖活动，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时代。北岛这样谄媚阿拉法特，和张艺谋歌颂秦始皇一样，都是典型的价值颠倒，视个体生命如草芥，把杀人魔王当“英雄”。 北岛在去慰问支持阿拉法特时发表宣言说，“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这次又在他们的反战信中指控美国“滥杀平民”。美国什麽时候、在哪里“滥杀”平民了？！北岛们什麽时候谴责过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那种真正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据《纽约时报》“萨达姆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一千多科威特人。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可能多达20万伊拉克平民被杀害，仅在1998年萨达姆就使用生化武器一次毒死了五千多库德人，怎麽没有看到北岛和他的反战伙伴们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 ●做权力者的宠物，博主人欢心 北岛等人在对待中国人民被屠杀和迫害上更是持双重标准。中共政权逮捕异议人士、镇压法轮工（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所以用工字代替，抱歉），臭名昭著。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有1,600多名法轮工学员被关押，340人被迫害致死，面对这些暴行，这样野蛮的独裁政府，北岛和他的反战战友们怎麽不发出“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的抗议之声？ 北岛们的反战信说穿了，就是因为它附合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是变相向政府献媚，做权力者的宠物，获得主人的欢心。 但北岛和签名信上那些从来都是官方学者的“何新们”不同，他早年开始写诗时，选择的是挑战文化专制、向往自由的道路；和当年那一代名声雀起的作家诗人们一样，并不是由于作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作品今天已无人问津本身已说明问题），而是靠“异议”起家。但为什麽短短二十多年，北岛就和早年的追求“背道”而驰，在海外走了一大圈，最后回到党的怀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这个答案恐怕得读者们自己寻找了。 ——原载《开放》2003年3月号 2014-10-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德国学者再批中国作家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知名的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因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公开批评引发争论。现又因在德国媒体批评中国诗人贝岭“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而是“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而再发争议。贝岭则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斥责这位德国教授“不学无术”，是“逐臭之人”。 顾彬上次对中国作家的批评，虽引起轩然大波，但却不同於民众对其他事件的反应。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或人士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或批评，中国网民往往一面倒强烈反弹，甚至给批评者带上“反华”的政治帽子，一片声讨。但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毫不客气的抨击，不仅没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很多人喝彩！德国之声引述中国网路上的统计说，相关链结多达21万，“反响巨大”，很多人认为顾彬此说“一针见血”。 为什麽中国网民对顾彬这样“文质彬彬”？因为顾彬的很多批评，被认为直指要害，说了真话—— 棉棉、卫慧用“身体写作” 对於百年中国文学，顾彬认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顾彬也认为其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研究者。 对於中国近年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顾彬批评这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於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作家张抗抗的丈夫）写的《狼图腾》，顾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今年初顾彬在中国南京时，又大声疾呼∶“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德国之声报导说，顾彬认为，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有些书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著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认为，当代很多中国名家，没有什麽思想，语言水准也太低了。很多写作是急就篇，匆忙制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金庸已过时，但鲁迅不会 当中国媒体报导说，北京高中语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时，顾彬毫不掩饰他的愤怒，这位编译过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专家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只是个通俗作品作家，顾彬表示，“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一百年後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顾彬认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代表中国通俗作品，而不是语言性非常高。当然，读者有选择自由，“我不反对他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对於不少中国作家抱怨，由於中国的检查制度，加上没有好的翻译，所以他们的“杰作”无法打向世界。顾彬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湾出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作品连中文读者都感动不了，怎麽能归罪於翻译？ 应说出别人不想听的事实 顾彬的大胆评论，虽然很受中国网民欢迎，但也有中国作家不愤，认为顾彬是“文化种族主义者”。顾彬则说，“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 这次顾彬公开批评所谓中国流亡作家，又是说出当事人“不想听到的事实”。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时，德方迫於中国官方压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贝岭在内的两名中国异议作家参加书展会议，结果引至轩然大波。贝岭等名字，被德国媒体不断提到和报导。有评论指出，贝岭获得了和其写作成就不相称的“名声”。贝岭受到德国总统握手交谈的礼遇，在德国几乎成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见者” 顾彬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也跟贝岭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志报线上》独家专访时表示，“西方对事实并不感兴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异议人士。贝岭当时是自愿移居美国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西方也不去调查，只要有人说自己是流亡异议人士，就都信以为真。而贝岭还很会投机取巧，他知道该说什麽话来打动德国媒体并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早在几年前，顾彬就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中，批评贝岭沽名钓誉。他说，当年贝岭从美国回中国印杂志被抓前，他们在北京见过面，贝岭告诉他，在美国印杂志太贵，在中国便宜。顾彬说，贝岭“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於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称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 顾彬批评说，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国作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当滑稽”。但贝岭对法广表示，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据媒体报导，是杨炼和马建在中国出书。 顾彬认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贝岭造成的轰动效应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异议人士有关。但“贝岭不是真正的流亡异议人士，而是一个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 顾彬是逐“臭”之徒？ 贝岭则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回击顾彬的批评∶“我觉得顾彬首先是一个逐臭之徒。因为他把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称之为垃圾的人，一个每天凝视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经常故作惊人之语，他本是一个戏子汉学家，却又让人觉得像一个牧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他有时是泼妇駡街，有时又装得温文尔雅。我发现德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文能力，如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口语都很好。但顾彬缺乏。” “关键问题是他变得不学无术，没有思想却随意发表见解。没去学去问。他就是谩駡。” 有评论家指出，顾彬当年是批评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并没有说整个中国文学是垃圾。因此所谓“逐臭之人”就难以成立，更形同故意骂人。而把顾彬斥为“戏子汉学家”、“泼妇駡街”，指责他“故作惊人之语”、“虚荣，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等，显然都是抽象指责，而没有用事实说话。 至於指责顾彬的“中文说得不好，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恐怕也不是事实。根据媒体报导，顾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国的大学讲课，“在中国，我用汉语上课，不用德语或者英语。”中国媒体的采访也说，顾彬“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顾彬不到30岁就开始学中文，并主修汉语，至今已40年，说他不能讲一句连贯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贬损。 已学会中国人的圆滑？ 至於说顾彬“不学无术”，则肯定不是事实。顾彬从1995年就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不断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这本身就说明他有学、有看、有研究。不要说他曾发表上百篇汉学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典散文史》，编译出版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三个月，他完成了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丛书，共十卷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评述。所以贝岭指责顾彬“不学无术”，明显是不顾事实。至於贝岭说顾彬对他的批评，“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戈培尔式的表达方式”，简直是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了。戈培尔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容，更是形式；纳粹灭绝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今天贝岭可以对顾彬进行带有谩駡性的反驳，本身就说明把顾彬和戈培尔相比的荒唐。扣纳粹或文革的帽子，是讲理讲不过别人者的常态。 在发出批评之声後，面对一些人的反弹，顾彬表示，“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尽管顾彬相当有勇气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但对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仍有专家认为，批评的 角小了。顾彬自嘲说，可能“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但其总体调子，还是批评当代，肯定现代。这回顾彬不再说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来比喻，让读者更清楚1949年为界的中国文学品质之差别∶“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12月10日 2009-1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美副总统辩论：「机关枪对水枪」
昨（5日）晚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比几天前的布什和克里辩论更引人注目，因为民主党想巩固上次克里「辩胜」的势头，而共和党阵营则渴望由老将切尼出马，扳回一城；因而双方支持者都相当进入「状态」，希望自己阵营在这只有一场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获胜。 90分钟的电视辩论一结束，无论是支持民主党的左派媒体，还是倾向共和党的右派电视，绝大多数的评论员都认为，切尼是赢家。他的大将风度，不卑不亢，沉稳老练，引用大量数据而表现出的准备充足，或者说他长期担任公职（从议员到国防部长再到副总统等）而对议案历史之熟悉，都远超过对手。 虽然已当了四年联邦参议员的爱德华兹原是律师，以擅打诉讼、能言善辩著称，但他无法挡住切尼对克里的国会「丑陋」记录的揭底，只能用一些空话和竞选口号用语敷衍应对，因而美国有线电视台MSNBC的时事节目主持人马修斯（Chris Matthews）昨晚在评论中说，这场辩论看下来，切尼等於是用「机关枪」进攻，而爱德华兹是用「水枪」抵挡。「每次他（爱德华兹）对副总统喷水，副总统都用山炮回击。」马修斯调侃说，从爱德华兹看切尼时的痛苦表情来看，「好像整个晚上他的脸都在挨打」。 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的NBC国际事务报导主任米歇尔（Andrea Mitchell）也持同样看法，认为「狄克．切尼表现得太棒了，把约翰．爱德华兹逼到了墙角。」 NBC的大牌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则评论说，狄克．切尼的表现「让人感觉像中学校长面对中学生，他坐在那里，掌握所有的答案。」他认为「中学生」的爱德华兹，根本不是切尼的对手。 MSNBC的另一位政治评论主持人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则更明确地评断说，这场电视辩论，毫无疑问赢家是切尼，「狄克．切尼这家伙，实在是太胸有成竹了，这场辩论简直就是宣布了你们都下台吧。」 在辩论中，切尼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正处於反恐战争期间，需要坚定、强势的三军统帅，但克里恰恰不够格，因为过去19年的参议员记录显示，他在所有强化美国军事力量的议案上，都投了反对票，「一直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克里就在国会投了反对票，杯葛美国出兵反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虽然这次对伊战争克里投了赞成票，但当看到党内初选时的对手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以反战作口号获得很大声势时，担心自己败选而改变立场，开始反对伊拉克战争，在国会讨论870亿美元对伊军事款时，投了反对票。切尼说，「如果他连霍华德．迪安的气势都抵挡不住，而改变了自己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那他怎麽可能顶得住盖达（恐怖组织）？」这句话成了当晚电视辩论的经典，被各大电视台评论员所引用。 但这就是律师出身的克里的政治投机性，当迪安被淘汰出局，他获得党内提名之後，他又表示要打好伊拉克这场战争。在上星期的首场统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当布什提到这一点时，他用一句「这是我的一个差错」（指反对军事拨款）来淡化这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然後又若无其事地高谈反恐。 切尼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一个出尔反尔，根据民调数字而不断变换立场，摇摆不定的人，怎麽有资格在反恐战争期间当美国的三军统帅？他那些变来变去的说法，会向美国前线的官兵，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传递什麽样的信号？ 在谈到美国国内事务时，爱德华兹一反民主党向来主张增税的立场，表示也要「减税」。但切尼也是不客气地指出，克里在国会的记录是，他曾98次投票赞成增税。《纽约时报》先前的报导说，克里曾有350次投票记录主张增税和削减军费。因而切尼说，在大选期间为了选票而改变说法，并不能抹掉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记录，「那些记录本身说明了一切」。 当被问到如果克里和爱德华兹获胜，他们如何加强美国情报，以预防恐怖袭击时，爱德华兹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此切尼也是不失时机地指出，爱德华兹身为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却很少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缺席率高达70％。而在爱德华兹也是成员的国会「司法委员会」，在过去的36次会议中，爱德华兹有33次缺席。「在涉及税收，能源，老人医疗保险等重大议案表决中，约翰．爱德华兹都缺席。」作为副总统，切尼身兼参议院议长，每周二都要主持参院会议，但切尼披露说，过去4年，他在参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位参议员，只是这次爱德华兹走到电视辩论会台上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MSNBC的时事节目主持人马修斯感叹说，切尼的这个披露简直太传神了。但也有人为爱德华兹辩护说，他过去一直在从事竞选活动，因而没时间到国会。但竞选活动在一年前才开始，显然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切尼说，连爱德华兹家乡的报纸都给这位不到国会开会的议员送了个绰号「影子议员」。 美国副总统的重要性在於，一旦总统出现意外，就可依法继任，例如当年约翰逊就是由於肯尼迪遇刺身亡而於两小时後宣誓就职总统。因而美国民众不仅由於选情而关注这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而且更关注他们之间谁更有能力一旦需要时出掌白宫。这场电视辩论，似乎已给了人们答案。 2004年10月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4-10-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预测∶克里将无法当选的四原因
布什和克里（凯瑞）举行最後一场电视辩论後，美国选民将投票决定，谁是明年白宫的主人。各种迹象显示，克里可能重蹈马塞诸萨州州长、当年曾与老布什竞争白宫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败选的覆辙，因为他至少有四个弱项： 第一，在伊战问题上左右摇摆。今年的美国大选，围绕伊战的全球反恐等外交政策，一直比经济等其他议题更被人们重视。据7月28日《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只有3％的美国人认为外交政策重要，而这次则升至38％。显示美国人对国防和反恐的重视；而这个领域恰恰是克里的弱项，其政治记录显示，他最缺乏资历担任反恐战争期间的美国三军统帅。 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克里参议员就投票反对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已被证实，由此可见克里的政治短视或愚蠢。 这次伊拉克战争虽然克里投了赞成票，但後来在党内初选时，看到对手打反战牌获得很大声势，他又改变主意，投票反对870亿美元驻伊美军援款案。後来他看到民调多支持对伊战争，又变换立场，说他不赞成美军援款案「是一个错误」。现在他又强调要打赢伊拉克战争，但却拿不出任何具体方案。 这种出尔反尔，使人们怀疑克里的判断和领导能力。共和党做的竞选电视广告，画面就是克里玩帆船，一会儿身在船左，随後又跳到船右，总是见「风」使舵。 克里对邪恶认识不清有很久历史。虽然克里自视「越战英雄」，但实际上他仅在越南4个月，随後用了40年「反越战」，到国会作证，指控美军在越南是「婴儿屠杀者」；并扔掉政府颁发的「越战勋章」，跑到巴黎秘密和越共见面，磋商如何对付美国。他的战友最近写书说，克里「支持和安慰我们的敌人」。 越战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蔓延的一场战争，最後在以克里为代表的西方左派杯葛下失败。正是克里这种对重大原则问题的认识不清，导致他在担任国会议员的19年期间，在所有国会表决增加军费时，投的都是反对票。而且今年初克里还在美国电视上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实行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由此可见他对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人类重大邪恶是多麽无知，因而意识不到人类抗击邪恶的重要性。在美国本土都受到威胁的今天，不懂抗击邪恶的人很难获得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第二，高税收政策不受欢迎。在全美18个电视台正播放的民主党竞选广告中，只有3个台的内容提到克里是「参议员」，其余都大谈他的其他角色：越战英雄，前检察官，丈夫，父亲，猎手，曲棍球玩家等。在民主党大会上总共5343个字的接受提名演讲中，克里仅用了73个字谈他在国会近20年的经历，长度只有26秒。为什麽？中国俗语说，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他不仅没有任何政绩，而且投票多是极左的记录：《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克里担任议员的19年中，总共有350次投票支持增税。 克里在竞选时宣称，如他当选，将把每加仑汽油费增税50美分，每小时5点15美元的最低工资长到7美元。在全球油价居高不降的情况下，克里仍以保护环境为由反对美国开采阿拉斯加等地的石油。因而克里现已超过爱德华．肯尼迪而成为全美最左的参议员。而激进和极左，从来都难以赢得美国多数民众。 第三，左倾社会政策吓跑选民。克里虽自称天主教徒，但据《时代》周刊最近的民调，只有7％的美国人认为克里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每周上一次教堂的美国人中，63％支持布什，37％支持克里，显示宗教信仰在这次大选中将起微妙作用。 在不久前麻省最高法院裁决允许同性婚姻後，国会通过了「保护婚姻案」，以确保婚姻在男女之间，而非同性。只有14个参议员投反对票，克里是其中之一。随後在国会通过胎儿保护法时（即大月孕妇遭攻击导致胎儿死亡也被视为杀人罪），克里也是投票反对。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宗教信仰者反感克里的这种态度。美国已有30多个州立法禁止同性婚姻，11月2日总统大选时，将有11个州在选票上附加对同性婚姻态度的公投。最近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两州的公投结果是，都有近75％的人反对同性婚姻，因而专家预测11州的公投结果也会如此。而这些州，多是两党必争之地，这种大选附公投，显然有利於坚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布什总统。 第四，副手和夫人都减分。克里的副手爱德华兹只有4年参议员经验，在和政坛老将切尼副总统电视辩论时，被评论家称为「像中学生面对校长」，难以想像如果总统发生意外，他能达到出任三军统帅的成熟。在出任参议员之前，克里和爱德华兹都是律师。在美国，人们对律师的评价很低，被讽刺为，「街上有多少垃圾桶，美国就有多少律师」。在美国大选中，参议员能选上总统本来就很难，而这对联手，是两个参议员加两个律师，职业起码不给他们增分。 而克里的夫人泰瑞莎，则是「堵不住的大嘴巴」，经常由於说话不当，而成为电视脱口秀的佐料。克里比她小5岁，还是参议员，却去追求这位身价5亿美元的遗孀；这种多少有些超常的做法也曾遭人议论。泰瑞莎现在身价10亿美元，却在演讲中自称「非洲裔美国人」而做出贫下中农状。泰瑞莎的矫情做作和乱讲话，和落落大方，亲切自然并言语得当的布什夫人劳拉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还有其他不利克里的因素，但仅凭上述4条，他要入主白宫可能最後还是一场梦而已。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13日） 2004-1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谁给中国放了毒？
对南京914中毒事件，最後中国官方版本是，200多人中毒，38人丧生。虽然这个数字之低人们普遍质疑，但由於中国没有独立媒体和调查，谁也无法拿出更准确的数字。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是38条人命啊！ 南京中毒事件後一个星期之内，中国又发生了数起严重中毒事件。据《健康报》和《南方周末》等报道，河北霸洲110名学童食炸鸡中毒，广东和平县106人食染农药牛肉中毒；北京日本人学校55人吃盒饭中毒；湖南汉寿县22名学生吃八宝粥中毒。仅这几例官方公开报道的中毒人数就达293人，远超过南京的中毒人数。 中国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统计说，中国每年有10万人中毒，其中5到7万人是因鼠药中毒，很多人像南京下毒的陈正平一样，是故意用鼠药杀人。去年12月29日江苏网报道，南京江浦县永宁镇83岁的王老太往30多户同村邻居放毒，利用串门机会，往人家米中放“毒鼠强”。被抓获後她说，因玩牌赌钱输了，想报复。中国人怎麽会“毒”到这种程度？ 其实这些中毒事件，仅是中国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人心险恶的一个缩影；它是在共产党摧残人性的半个世纪统治下，酝酿、发酵的恶果。这里仅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在海外看到的报道，就可看出那个社会已经被毒到多麽可怕的地步。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办报时，就曾采访过市工商局查获的制造假茅台酒的地下工厂。其实所谓“工厂”就是当地渔民村的住户，屋里满地污水，厕所都堆著茅台酒瓶；他们是用杀虫剂“敌敌畏”配水制的酒，居然还很有茅台味道。自从看到那个“茅台厂”之後，我这个喜欢喝白酒的人，再看到茅台酒，就条件反射想起敌敌畏，吓得不敢“举杯邀明月”，戒了茅台。 几年前一些朋友到我家聚餐，一位刚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一瓶“酒鬼”。这是近年中国最有名的好酒之一，果然一开盖就满屋飘香，朋友们齐声叫好。那天有十多个人，而只有一瓶“酒鬼”，所以每人只能喝一小杯。最後剩下一些没喝，因那天有个喜欢酒的蒙古族朋友没赶到，给他留一口。 过了约两个星期，我实在忍不住酒瘾，就把那剩下的“酒鬼”拿出来，决定“替” 那位朋友喝了。但酒倒出来就感到奇怪，有些白膜在上面，一喝，味道如同酸米汤。按道理酒是越久越醇，称之“陈年老酒”，这“酒鬼”才打开盖两个多星期，就变酸了，哪里会是真酒？ 如果说平民百姓没权没势，活该上当，那麽有权有势的人就有了保险吗？前年三月台湾大选时，我受《台北时报》邀请去观选及写些评论，选举结果出来之後，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在家里请新闻界人士聊天，我也被朋友拉了去。王永庆家做的菜相当讲究，可能有高级厨师；当我看到主人拿出的是“酒鬼”，马上就提到曾喝过假酒。但这位企业家好像很懂酒，信心满满地说，他家的酒绝对不会有假的。随後他就讲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宴请他的往事，说谢非准备的是茅台，可他喝了一口，就告诉谢非，这酒不对劲儿。谢非很认真地说，“我请你王董事长的酒绝不会有假”，但这位台湾企业家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坚持说这酒有问题。於是谢非叫人把酒拿去检查，换了别的酒。後来谢非见到王永庆，给他道了歉，表示那酒确实“有问题”。我听到这段故事相当感叹，连堂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请客的酒都是假的，这中国还有没有真酒了？但看到王永庆对假酒这麽警惕，对真酒的识别又那麽在行，我也就放怀畅饮了，因为“酒鬼”实在醇香宜口，两杯下肚，就真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感。那天我喝了四、五杯，观察到王永庆至少喝了11杯。但回到纽约後，我仍是坚持戒了白酒，不想“舍命陪假酒”。 为了防假，人们可以戒烟戒酒，但却无法戒食。食物如果有假，那就只有一条路，当南京的中毒冤魂。几年前，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纽约探亲，他抱怨中国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坏了。後来从1995年6月7日《北京青年报》看到报道说，吉林省伊通县粮库主任领人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往粮食里掺沙子，2,700吨玉米，掺了157吨沙子。当接到报告的公安人员来查问时，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家的粮食，我们愿意掺啥就掺啥，掺狗屎你们也管不著。” 而後来中国发生的“毒米”更是骇人听闻。据去年11月29日《山东日报》报道，济宁市鱼台县14家大米加工场，把工业用油喷洒到60吨大米中，以提高米的亮度和色泽。这种矿物油可导致腹泻、昏迷，严重影响儿童发育，并可使老人患痴呆症。 中国报纸上不断有这类报道，食物、水果等因外层被涂抹了工业油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如济南用有毒农药喷洒的西红柿和葡萄（光泽鲜艳，食後慢性中毒）；浙江掺了工业油的“毒瓜子”（又黑又亮，食後嘴脸发麻）；湖北和广东喷洒了矿物油的“毒饼干”（表面极为明亮，一点火就能烧著，冒出黑烟）；吉林掺了轻汽油的“毒豆油”（使人慢性致癌）。浙江用化肥尿素提炼的“毒味精”；北京用墨汁染的“毒木耳”┅┅ 去年12月23日《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曲周县槐桥乡崔志晨家所食用的面粉、香油、豆瓣酱等食物以及饲料中都发现有鼠药，全家7口人中毒後，两位老人去世；他家的4头猪和12只羊也被毒死了。 药物本来是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产物，但中国却大量出现假药，更是邪门透顶。1985年我曾在福州采访过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是共产党内相当开明、能干的一位官员，但後来因为轰动全国的福建晋江假药案，而被保守派借机整下台。晋江假药案仅是一个开端，後来中国报纸上不断有关於假药的报道。 共产党的宣传总是说西方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中国贫穷但人们精神充实。但今天看看，中国人充实的是什麽。人性堕落的明显标�抑�一是造假。现在中国是假烟、假酒、假药、假茶叶、假油条、还有假合同、假护照、假结婚、假学位，假人民币，无所不假。有一家锁厂生产的五千把锁，一把钥匙全都能打开，都是假锁。不久前还看到报道说，中国竟查获了“假鸡蛋”，外壳是塑胶，蛋黄是染料做的。鸡蛋都能造出假的，中国人的造假工艺真是出神入画了。 中国社会不仅漫天造假，还到处有真残忍。从报上看到台湾一位女作家从大陆回来写的游记说，她亲眼看到推销烫伤药的人把八、九岁的孩子当众用烧红的烙铁烫，然後涂上“烫伤药”以示有效。看到那被烫得嚎叫的孩子，吓得访客们纷纷解囊，恳求不要烫孩子，药他们全买。几天前，一个美国女性在停车场打自己孩子的场面被录了下来，结果成了美国各大电视的新闻。警方说，这位母亲因此最高可被判三年徒刑。但在中国，别说打自己的孩子，当众用烙铁烫孩子都无人管。 黑龙江的报纸报道说，一位先锋派艺术家，在哈尔滨街头，当众用大铁锤一下子砸在一苹活蹦乱跳的猴子脑门上，然後把猴子脑浆迸裂、血水横飞落到地上白布的血点图，称之为“行动艺术”。看到这条新闻，让人想起那个用斧头砍死妻子的诗人顾城（报道说，顾城砍了妻子一斧头後，人没死，在抽搐挣扎之际，顾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从哈尔滨砸猴子脑门的画家，到用斧头砍妻子的诗人，这种“艺术家、文化人”不让人想起来就脊背发凉吗？ 中国人怎麽会这麽“毒”到这种程度？问题不在人种上，而在於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毒化。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都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发生那麽多起如此狠、毒的事件。 共产党的文革，灌输人们的是暴力和残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其恶果现在就开始恶性循环：在商业大潮的恶性竞争中，人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以至亲人相残，真是“杀生宰熟”。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价值颠倒，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底线可言。如果你批评那些老百姓，他们会说，你看看当官的，哪个不贪，哪个不占，哪个不腐败。上梁不正你就别怪下梁歪。中国官员腐败到什麽程度？有人说，把中共局级以上官员挨排一个个都枪毙，可能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当拥有六千万共产党员的执政党可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而且永远当权）时，它的政府还有什麽资格和能力使这个社会的民众遵纪守法、有基本道德情操？ 中国政府最後给南京中毒事件做的结论是个人行为所致，这可能是事实；但它所反映的本质却是，共产党给每个中国人心灵的井水都下了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是每个中国人长期吃的“有毒早餐”，共产党给中国放了50多年的毒，毒化了13亿人的灵魂！ 表面上看，中国轰轰烈烈，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但人的心灵毒素蔓延整个社会的现状却是无法回避的；在人类历史上，即使在资本积累最残酷的时期，都从未有过类似中国目前这种道德底线彻底崩溃的现象。共产党把经济改革称为“松绑”，松了点绑中国的经济就迅速发展（如果压根不绑，中国人早就会发财致富）。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但一个社会正向的文化、道德水准、社会整体的文明，却需要几代人才可能建立起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代学者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共产党给中国人放的那个“心中贼”，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会“清除”。今天，南京当局把下毒的凶手抓获了，但中毒事件仍在中国继续发生著，因为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它的名字叫“共产党”。 2002年9月23日 2004-01-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在强权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
——从中美两国拆迁户的命运看制度环境 比较中美两国民权状态，一些小故事往往比长篇论文更有说服力。本文从中国著名军队作家阎连科与美国一位护士在面对政府拆迁时的遭遇切入，分析两国不同的制度环境与人的尊严及权利的关系。 中国式拆迁：法律缺位与政府任意释法 《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1月11日）刊登了一篇报道，著名军队作家阎连科遭遇拆迁，他在两年前入住的新房将获得该房市场价约一半的价格补偿，与他同样命运还有30多户。 文中展现的拆迁过程，中国人应该相当熟悉：先是拆迁办通知补偿款，住户们认为补偿不合理并反复找拆迁办磋商。拆迁方将补偿提高到160万，理由是这些房子是“违法建筑”。但作为违法建筑拆迁及赔偿依据的法律文件，拆迁办没有出示，似乎也认为无需出示。面对拆迁户的要求，身后本来就有政府撑腰的拆迁办习惯性地祭出了一个中国特色法宝：雇上一大群无产者充当打手，阎连科就曾被二、三十个这样的受雇打手包围着。这种无法无天的地痞式威胁，当然会对拆迁户造成极大的威慑，有的住户抗不住了，只得在流氓打手压境之下，被迫订立城下之盟，签完合同了事，哪敢再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 我注意到整个过程中，阎连科等住户抗争所凭借的只是舆论，而且主要是对国内政府官员并无直接压力的国际舆论——在现阶段的中国，大家都知道舆论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小。一般人，包括不乏见地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国际舆论还多少能起点作用。但我经过十多年观察，已经知道要影响中国政府，仅仅只靠记者们是不行的，那中间的各种游说管道非常复杂。但对身受委屈的人来说，国际媒体的关注总算是种安慰。 阎连科的“著名作家”身份，在这件事情上帮不到他任何忙，因为在中国，一个人在面临强权时，其能量大小取决于他与权力的远近，这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阎连科这位屡屡犯禁的作家，再有人望，也得不到权力荫蔽。 由此我想到一个美国小人物捍卫私有财产权的故事，恰好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是拆迁。 美国护士VS政府拆迁令 凯露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护士。1997年，她以5.3万美元的价格，在康州纽伦敦市贷款购买了一所小房子。在她入住半年多之后，纽伦敦市正想方设法谋求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Pfizer）公司到该市落户。当时辉瑞的新产品“伟哥”（又译万艾可）风头正健，企业正处于急速扩张的时期。辉瑞与纽伦敦市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在该市投资3亿美元建立一个研发中心。康州政府亦同意为此项目投入近八千万美元，相关的土地拆迁由纽伦敦市负责。 辉瑞入驻纽伦敦市，将带给纽伦敦市多大的好处呢？辉瑞的承诺是3169个新工作机会及每年给该市带来至少120万美元的税收，这当然可以算作很大的“公共利益”。这要是发生在中国，政府有无数理由迫使凯露搬迁，更何况补偿还算比较合理——经过两年的僵持与反复谈判后，政府提出的补偿已经涨至12.3万美元。但凯露认为，这房子不是投资，而是她的家，她不必要为任何人而搬迁。2000年12月，在凯露拒绝市政府的补偿提议之后，政府向凯露和另外五户钉子户发出了强制征收令，勒令他们在90天内搬离住所。 几天后，凯露连同其他钉子户，一纸诉状将纽伦敦市政府告上了法庭。此后四年多当中，这场官司历经市州两级法院，钉子户和市政府各有输赢，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与中国拆迁户不同的是，诉讼期间，市政府的强制令被冻结，凯露等住户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必担心拆迁队用种种卑劣手段进行骚扰，更不必担心自己的房子在自己外出之时被推土机夷平。 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在讨论凯露案时，意见分歧。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政府只有在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时才可以征用私人土地。这三个条件分别是“合理补偿” （just compensation）、“正常的法律途径”（due process of law）和“公共使用”（public use）。纽伦敦市土地开发的目的是否属于“公共使用”，成了法官们争议的焦点。2005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凯露诉纽伦敦市案”作出终审判决，9位大法官以5：4的微弱多数，认定纽伦敦市政府强制征收凯露等人住所的行为符合宪法规定。 这些大法官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纸判决，成了美国民众群起反对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的动员令。这个判决被媒体披露后，美国公众意识到，这样的司法解释不仅是对凯露的不公，更是对自身财产安全的一种威胁。众多选民纷纷给本选区的议员打电话表示抗议，媒体亦参与到这场抗议活动中来。判决宣布后三个月，美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专门就此案件举行听证会， 凯露在听证会上表示：“与政府滥用权力的对抗，已经从我个人为保住自己小房子的努力，发展成了美国人民捍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家园的斗争。” 整个过程我就不再细述了。英文维基百科有关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的词条，相当详细地记述了这一事件。我这里只综述一下这场抗争的成果。 在凯露和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推动下及媒体的参与下，美国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连同各州政府和议会，分别通过不同的立法途径，大大缩小和限制了政府征收私人土地的权限。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最高法院凯露案判决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总统乔治布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禁止联邦政府所属的各级机构出于经济目的对私有土地进行征收。据统计，美国共有43个州分别通过修改州宪法和颁布新法等手段，对政府征收土地的行为进行限制。 凯露最终拿到了40多万美元的动迁补偿。她那幢暗红色的房子，被整体搬迁到了另一个街区，成了美国人民对抗政府滥用权力的最好见证。 美国人民为何能够成功对抗政府权力？ 中国作家阎连科与美国护士凯露，两人在其所处的社会中所拥有的相对社会地位完全不可相比。但在中国，任何无权无势的平民，包括为读者热爱的著名作家，都会在小小的地方区级政府作后台的拆迁办面前败下阵来，无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与个人尊严；而美国一个普通的护士，却能为自己的一栋小屋与地方政府及最高法院相抗争。区别在于两个国家对人权的认识完全不同，基于保护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司法体系等完全不同。 首先，美国的民主奠基于尊重个人权利之上，在个人权利当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些权利，更是被视为保障一切权利的根本，不容任何侵犯。中国人的所有这些权利只写在宪法里，却从来没有任何人真正享有过。凯露一案中，美国人民就是充分行使了这些由美国宪法保证的权利进行抗争。 其次，美国的民意与政治之间有很好的制度反馈机制。美国的民主政治具有很好的纠错功能，一旦发现法律有任何缺陷，就会通过新的立法加以弥补。凯露案带来的相关法律改变，就是国会与政府倾听民意的结果。而中国的民意与政治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制度性反馈。近十年来拆迁征地已经关系到1亿几千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成为每年逾十万起群体性事件的第一大导火线，但沸腾的民怨却无法在政治上获得制度性反馈。 就算是出台一些据说能够保障拆迁户利益的法律。但其本上形同虚设，拆迁办面对阎连科等住户的要求拒绝出示相关法律文书，几乎是拆迁户面对的共同命运。这种僵死的政治体制已经无任何自我改善的可能。 如果要继续解说下去，还能指出若干原因。但我想，最根本的区别乃在于：美国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的民主政治，中国则是远离人民、愚弄人民与收买民意（off the people, fool the people, buy the people）的专制政治。以中国人现在的民智水平，明白这些基本道理已非难事。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11月1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78）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贪官外逃话题的是是非非
从去年开始，中国贪官外逃话题就成为一个经常被中央政府部门不断“关照”的话题。每逢某政府部门或研究者对外发布贪官外逃的相关报告，不久后就会有其主管部单位称这一研究是“谣言”或“严重失实”，甚至还逼迫当事人出面收回原来所言。今年6月份网上流传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贪官携巨款外逃曾被北京列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给予研究者经费资助并提供查阅资料的的便利。既是事实，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为何又要如此不顾形象地互掐？背后原因复杂。 贪官外逃进入公众视野的来龙去脉 中国贪官与国企负责人外逃发韧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岁即被八路军收留，16岁入党，曾与焦裕禄并列为全国六大标兵。外逃前曾被称为国企改革典范。因其政治身份特殊，他的外逃案曾轰动一时。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后来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从此之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以后又出现过一本由李广森撰写的《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但因没有对新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体讨论高潮。 2004年，由湖南大学《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参与者王明高对外发布该报告中有关贪官外逃部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为题，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很详细的揭示了厅局级官员成为出逃主力；出逃准备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等等。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贪官外逃成为中国媒体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有名、被媒体广泛征引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是“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 该报道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媒体追问：外逃贪官及携款数额到底有多少？ 鉴于当时关于贪官外逃的数据太多，且差别过大，《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署名为“李先梓”的文章：“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导： “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 “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 尽管公布上述数据资料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官方的权威杂志，但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报导登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加上说是总理副总理过目，从此以后贪官外逃的数据大抵都以商务部报告为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商务部报告六年后被突然否定 按说多个政府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在做这项专题研究，也经过多年来媒体持续采访报道，一向喜欢堵国民嘴巴、蒙国民眼睛的中宣部对资本外逃的讨论也未制止，听凭各媒体“炒作”，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应无疑问。但中国政府确实是个创造奇闻的政权，也从不吝惜制造谎言，并利用权势逼迫他人与自己一道撒谎。于是从去年以来，贪官外逃数量规模两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逼着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实难以猜测。我当时只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务部是中央部委，该报告提供的贪官外逃数据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 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数据。这就让人产生疑问： 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梅新育本人在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 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我仔细读了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我自己在媒体工作过，确实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道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道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道，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信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我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我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顺便说一句，梅新育今年8月再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重提国企资金被离岸企业通过开曼群岛等转移这一事实（“中国离岸企业被指侵吞国资 转移五百亿美元资金”，《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8月2日），从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认事出有因。 这一轮否认背后的因素只能猜测。我猜想当时有两大因素迫使中国政府坚决否认大量贪官携款外逃之事。一是当时有关中国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频频见光。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二是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 “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 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准备通过《独裁者资产法》。这两件事情给北京造成了危机感，因此得极力否认中国贪官携款外逃的事实，这倒不是为已经外逃的贪官着想，而是于“公”来说，得稳定军心；于私来说，高层家属也有海外财产安全问题。 今年为何旧戏重演？ 去年4月与今年6月，关于中国贪官携款潜逃的数量与事实已经两度被否认。为何现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又宣布要试点呢？这里有个时势所迫。 中国政府通过大外宣努力塑造一个繁荣似锦、前途无限的“中国模式”，却始终无法解释一点：为什么这个繁荣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与官员纷纷弃国而去？据说子女家属已定居国外的“裸官”已高达118万，如果说官员们是担心其腐败曝光，那富人们却是用脚投票，光明正大地通过移民等方式，并很清楚地解释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为了安全、子女前途。无论北京的外宣经费投入多少，精英们弃国而去这一事实都展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中国这艘外表华丽的巨船已经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了解船况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这一现象对内是动摇军心，对外则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党工、维稳与纪检部门中还有大量无法外逃者，因此才出现了党对于这个话题摇摆不定的态度。 （《HRIC双周刊》2011年9月22日首发，第61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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