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国为何无法步台湾民主化之后尘？
每逢以台湾听众为主的演讲，我总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中国大陆为何不能象台湾那样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大陆人也有同样想法，不少人在绝望之时，总是拿台湾的例子鼓励自己：同为华人的台湾既然能走上民主化道路，我们也一定能。 从第一次遇到这一提问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两岸的政治道路何以会不同。对比了两岸情况后，我认为台湾除了内部异议人士不屈的抗争之外，更多得益于三个外部因素。正是有了这三个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得以完成；而中国大陆因缺少这三个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因此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 一、大陆与台湾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不一样 台湾两蒋父子执政尤其是蒋经国时期，实行虽是威权政治，但并不排斥美国的价值观。台湾政府对自欧美学成归台的学子敞开大门，比如今天的马英九，就曾任蒋经国的政治秘书。而今天中国大陆除极少数人之外――这些人有的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在世界上陷入孤立之时首批归国者；有的是家有深厚政治背景――中国政府并未对海外归国的学子（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敞开从政大门。一些曾在政府部门中任职后来出国者，想再返回政坛也不得其门而入。笔者知道一位80年代略有名气的人士（是过气高干子弟成员），从英国某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希望在中国政府部门谋职。其父亲的老友、一位主管人事的中共元老劝他放弃这想法，理由是：XXX六四后没出国，现在还在政府工作，属于历史不清白（指为赵紫阳政府服务），但是清楚的一类，党可以控制使用；你在英国停留六、七年，属于历史清白但不清楚的一类，党对这类人不放心。 鉴于此，中共宁可花大价钱将部分官员送出国培训，比如哈佛现在开办的省部级官员进修班，每人每年学费5万多美元（生活补贴另算）。但中共宁可花钱为官员镀金，也不要正宗的留美海归。因为在中共看来，这种经过选拔出来的官员，政治可靠程度大得多。这也是许多早期“海归”多年来意欲进入政坛，大量撰文表态，包括对反右、文革等历史涂脂抹粉，将他们捞取学术资本的美国贬低得一无是处，中共还是没有对他们开放从政大门，只让他们做文化帮闲的原因――因为中共对美国价值观持排斥态度，对在那里生活学习多年的人本能地不信任。 二、台湾与大陆的侨民对本土专制政权的态度不同 1984年10月15日发生于美国的“江南命案”，是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契机。原为蒋经国部下的江南因写作《蒋经国传》而被刺杀，据传是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秘密策划。 “江南命案”发生以后，侨居海外的台湾华人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于是海内外舆论焦点对准了台湾国民党当 局和蒋氏家庭。最后，蒋经国透过判处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陈启礼等人，并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勉强平息了“江南命 案”所带来的冲击波，但也使蒋经国不得选择“成为台湾最后一位专制者”的道路――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台湾海外侨居群体的呼吁与压力，台湾民主化的契机可能就此错过。 但台侨能够做出这种选择，与他们秉持的价值观有关。对人生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化过程往往在15岁以前完成。这些台侨在台湾从未受过仇恨美国与西方价值观的洗脑教育，师法欧美以自强一直是其受教育的主调。但1980年代中后期出国留学定居的大陆华人，情况与台侨不一样。他们自小接受中共意识形态教育，许多人认为专制政治具有天然合理性，加上以爱党为核心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党、国不分”。因此，这批大陆华人不仅不痛恨本中共专制政权，反而以为认同中共政权就是认同“祖国”。加上中共投入巨资悉心开展海外统战工作，通过利诱与打压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法控制海外华人，对那些在西方社会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华人多方关照；而对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则排斥打击，例如不给回国签证，或者在其回国后让安全部门上门骚扰威胁等，再加上中共使用所谓“海外统战三宝”――华文媒体、华人社团与华文学校深入华人社群，让一些活跃骨干控制华人，使心有不满者也不敢有所表示。这样一个已经完全被中国当局控制了的华人社会，不仅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政府的高度腐败视而不见，反而成为中国当局在海外对付异议人士与法轮功团体的得力助手，民主人士痛恨之余，将这类人骂为“爱国贼”。 三、两岸对美国的压力反应完全不同 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曾有一段“克难”时期。台湾之所以能够偏安一隅，实得益于美国的保护（美国《对台湾关系法》明确了这种义务）。而美国对兵败大陆的国民党政府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出于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全球战略考虑，必须继续扶持台湾政府；另一方面又恨其不争，认为专制政体保证了上层中层大肆贪污腐败而不受惩，丧失了民意基础而失国，所以希望其放弃专制。这种关系决定了台湾必须考虑美国的意愿。而中共政权一直在舆论宣传上以美国为敌，对美国的任何“和平演变阴谋”持高度警惕状态。 以上三点不同，是台湾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关键，也是中国大陆至今与民主化无缘的原因。在台湾与大陆关系日趋紧密之时，笔者敬希台湾各界以香港日益丧失言论自由、政治上沦为附庸的经验为鉴，珍重得之不易的民主果实。 （原载《看》\[台湾\]第20期，2008年9月4日－18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国际社会为何对“习核心”如此反感？
何清涟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曲终人散，人们期盼的人事调整消息杳然未见，倒是看到了会议公报宣告：“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海外舆论哗然，普遍看法是：这意味着政治和机构改革的大后退，习近平将建立毛邓式的强人政治。 在习之前，江泽民早就是“核心”了，但无人据此将江泽民称之为政治强人，原因何在？ “江核心”与“习核心”，形成条件不一样 称习近平为核心其实并不突兀，相关的舆论工作一直在做，比如今年年初，一些中共地方大员关于“习核心”的议论出现在中国媒体，后来一度沉寂，但大概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1个月左右前又再次出现，六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习的核心地位。一般认为，习近平将在干满两届之后，谋求连任三届。 对习近平将来的政治动向，其实无需猜疑，今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作者提出了三个“只要不出现”：“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人民日报》提“三个不出现”，实现难度有多大”，指出“制度断层式波动”，意指习重新厘定的政治规矩不再改变，不再像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后因“制度”断层而引起军界、政界人事大变动，恐慌情绪蔓延，人心不稳。要想不出现制度断层，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No.1不换人。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整五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以来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比如是延长任期，还是变总书记为总统制，这些都是枝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他们甚至可能觉得有他撑着，党一时半会垮不了。 但习近平与毛邓不同，毛挟中共建政之功，邓有改革开放之绩，党内对毛泽东是崇拜，对邓小平是服气。习近平这核心地位的形成也与江不同，如果要将两位核心与中共利益集团成员的关系做一个精要的概括，那就是：江泽民是利益笼络的共同分赃制，放纵家庭成员与所有官员贪腐，以“闷声发大财”而得到拥护成为核心；习近平则是将反腐利剑架在官员脖子上，用威慑树立了核心地位。如果对此有怀疑，请看中纪委几天前公布的数据：2013年以来，已经有一百万党员因贪腐问题受到处分。 国际社会为何接受“江核心”而拒斥“习核心”？ 在国际社会中，江泽民与习近平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如果说江泽民的形象是“开放”，习近平则是“封闭”。之所以如此，一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半原因则是两人的政治禀赋不同。 江泽民1989年6月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两年多，柏林墙倒塌，世界从此进入全球化时代。1993年1月20日，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他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施罗德等人一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也就在这段时期，中美关系进入1972年以来的全盛时期。 克林顿的8年任期（1993-2001）正好与江泽民的13年（1989-2002）重合。尽管他竞选时曾宣称“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将一个也不放过”，但成为总统后立刻走上务实路线。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议，与克林顿会晤。这是1989年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这次峰会的直接效果是，第二年美方决定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对美国展开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在访美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让美国感受到他的“开放诚意”。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严肃刻板不同，江泽民在各种外交场合表现得活泼率性，尤其是他用英语大声朗诵葛底斯堡宣言，取得了美国好感。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江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了在过去冷冰冰的4次会面中所没有的共鸣”，并促成了他与克林顿之间最深入坦诚的一次讨论，也给美国朝野留下比较人性化的开放形象。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喜欢谈“独立自主”，而江泽民则强调“与国际接轨”，表达了让中国慢慢进入国际体系的愿望。高盛公司的顾问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为江泽民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良好印象，远胜于当时的中国人对江泽民的观感。 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时代定下的美国对华外交国策“接触、说服、影响”——即通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市场开放；启动中美法律合作援助项目，让外国NGO组织大量进入中国，促使中国政治慢慢改变——得到了江泽民的响应并配合。从那时开始，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美欧政府及基金会资助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到胡锦涛接班时，已达数千家之多。 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以来，内政外交都展现了一种强硬姿态。对内打压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严格管制舆论，加强对外国在华NGO的管制，强烈排斥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制，政治上有向毛时代的强专制回归的倾向。对外则将原来奉行的与国际接轨变成了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领导世界，在南海海域的强硬姿态更是让邻国深感不安。凡此种种“崛起“的强硬姿态，让世界极不舒服，因此，所有评论都忘记了江泽民曾有过“核心”称号，批评习成为核心是让中国回归强人政治。 世界格局的改变于中共有利 但不满归不满，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国际格局正在改变这一现实。目前，全球化形势逆转，美国与欧盟国内的民众正通过陆续到来的大选，表达自己对执政精英的不满。欧美国家今后必须优先解决国内的种种问题，很难再像80-90年代那样全力推动专制独裁国家的民主化。就算是理想主义的奥巴马总统，其外交政策也有现实的一面。今年4月，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4月号）杂志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采访，指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是“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中东四强人相继垮台之后，该地区陷入乱局，美国欧洲的知识精英开始思考：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国家强行推动民主化，结果往往与愿望背离。 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希望中国崛起（至少能够控制住内乱），与希望中国领导人不是政治强人有点南辕北辙。胡锦涛是弱主政治、九龙治水，局面失控，下有每年10多万起社会反抗，统治集团有难以扼制的腐败，权力交接刀光剑影，如果局面不清理，还真是要衰落下去。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就不断采取措施防范颜色革命、清理外国NGO，其时处于强势的西方对此亦无奈其何。如今欧洲自顾不暇，美国也有自身的麻烦，习近平只要能够将中共党政军大权名至实归地掌握在手，国际社会对他的“强人政治”也只能隔岸遥观了。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然也会因为习近平的强人政治而延后。不管别人如何预测，从习近平的政治施为来看，他从未表露过对西方民主的半点兴趣。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xijinping-core-leader-20161028/3570993.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做人不可「失」明德
明天（9月9日）是红衫军事件两周年。上周五，红衫军主角施明德和当时曾批他是「卖台集团第一勇士、贪财好色」的高俊明牧师举行了记者会「和解」，高向施「道歉、忏悔」，施表「接受」。蓝媒说「两人握手言和」，甚至猜测这是肯定红衫军；但高牧师表示，对那场运动「我也有我的立场、理念与原则」。 红衫军事件当年使中共如获至宝，用全中国的媒体密集报道歌颂，由此痛贬台湾的民主和政党轮替。「前台独分子、前民进党主席带领民众，要求搞台独的民进党总统下台」，这真是共产党用照明弹也找不到的一张绝妙之牌。施明德对中共给中国百姓洗脑所起的作用，是胡锦涛找一百个写手写一千篇文章在十万个媒体发表也达不到的。 在国际上，CNN等媒体播出的「红海洋」画面，令外国游客却步，视台湾为混乱之地，对台湾是亚洲民主国家样板的形象大打折扣。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馨当时撰文，称其为「暴民」；因有人穿绿衣服走近红衫军场地，就可能挨打。 红衫军真是「反贪腐」吗？即使陈水扁或其他民进党官员有贪污，也都只是个人行为，其性质、程度、尤其是对台湾民主制度的破坏，都和国民党霸占巨额国家财产，以此劫持、控制台湾的党团行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红衫军反国民党的制度性腐败吗？施明德领红衫军的大闹，正是促成绝不退还人民财产的国民党卷土重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牧师所以「道歉」，除了遵《圣经》所说要爱敌人之外，可能还有一个现实因素，因九月一日施明德正式对高提出「妨碍名誉」的诉讼（施明德还有「名誉」可妨碍吗？真逗乐）。但他为什麽当时不告？事隔两年，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又掌权，司法在泛蓝手里，来勒索一向支持台独的高牧师？而正是这个牧师，当年因藏匿施明德而被判七年。天底下竟有如此「勇士」，施淫威、逼恩人向自己的丑行道歉！给中共提供绝佳炮弹不是卖台吗？对女人「不拒绝、不负责」是谁说的？他对高牧师对他的道德谴责用行政手段诉讼，其人格实在过於令人不齿！今天本应是施明德向台湾人民道歉（人们都未见得原谅他），结果他却要高牧师道歉，天下竟有如此的本末倒置！ 现在，施明德要求见马英九遭拒绝後，感觉被冷落，受不了了，又跳回来骂马英九，想要收复绿营人心了。但他和马英九穿红衫肩并肩的时候，不知道马英九是怎麽回事吗？可笑的是，他今天才知道人家只不过利用一下一个来回跳槽的过气政客，就像对一张「什麽纸」，用过之後，谁还会再看一眼？ 人的思想观点当然可以改变，无论变到哪个阵营。但如果因在A阵营没吃到肥肉而跳到B阵营充当打手；回头又因B阵营冷遇再跳回A阵营，这就根本不是思想和理念的转变，而是人品问题、人格问题。如此「失」明德，就别再继续蔑视人们的智商和记忆了。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9月8日「曹长青专栏」 2008-09-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官民两样情——2017 对比 2021
程晓农 1月20日拜登上任，这一天美国官民之间的相互态度与4年前截然相反。川普就职典礼时，互联网上观看视频的人数比川普所得的选票数还多4百万；而昨天观看拜登就职活动的人数仅占其计票数的16%，占美国人口的4%，就职活动是在近乎军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样强烈的反差说明，官不信民、民不信官的社会局面已经形成。 一、以疫托辞，以军代民 今年拜登的就职活动，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军代民。官府的托辞是，今年有疫情，所以一切都要从简，必须减少参加就职活动的人数；也就是所谓的改以“国情咨文”的低一等级规模组织活动。 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这次活动的受邀人数减少到两千人，其他闲杂人等不得在华府市中心自由行动。然而，这次活动比4年前多了2万5千国民警卫队。既然以疫情为借口，不让民众参与，那么，军人大规模集聚华府市内，他们就不会被感染吗，军人的健康就不用担心吗？或者说，军人穿上了军装，就自然免疫了？ 其实，当局的“避疫说”只是个借口，他们担心不支持他们的民众到场抗议，便想到了以军代民这个办法。如果真要避疫，完全可以取消所有人群、包括军队的聚集活动，不必安排从国会山到白宫的车游仪式，只在室内三五人如仪操办一下就可以了。官府真正的担心是，如果开放华府，让民众像4年前川普就职典礼时那样自由、自发地参与活动，难免会有让当局难堪的画面出现，因为拜登毕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总统大选中不通过透明的选举而上任的总统。 在专制国家，清道是常事。但是，古代的中国皇帝和当今的中共头目出行，最多是派御林军或警察清道，并不阻止民众聚集。1988年底我去西欧，路经莫斯科，时值傍晚，戈尔巴乔夫的车队从克里姆林宫出来，我正好站在面对克宫出口的红场上，苏联的警察并未禁足行人，那车队只是稍稍绕开我，快速开了过去。而今年的华府比那些国家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年的1月20日，华府市内划定了警戒区，检查哨位林立，行人不得自由穿行。国会山通往林肯纪念堂长达数英里的Mall里，宽阔的草坪上，为了避免民众逗留，插满了旗帜，令人无法立足，军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华府市内的十几个地铁站全都封闭了。限制民众参与这个正式的官方仪式，用军人代替民众来举行就职活动，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二、政治甄别，军队也要防 这次活动，当局确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不仅防民如防川，其实对军队也不敢充分信任。虽然齐聚华府的国民警卫队来自各州，互不统属，各州的军人相互不认识，不至于采取自发的集体行动，但官府仍然不放心。前些天，原总统助理纳瓦罗（Peter Navarro）卸任前先后发表了三份关于选举舞弊的正式报告，其第三份报告的标题是，《是的，川普总统胜选了：案例、证据和统计报告》（Yes, President Trump Won：The Case, Evidence & Statistical Receipts）。虽然现在的当局沉默应对，谁知道军人们是否读到了，他们心里又会怎么想？所以，虽然这一天当局指望军队“保驾护航”，但他们对军人们其实心里仍然疑虑重重。 于是，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第一次发生了，那就是，对到华府执勤的军人实行特别政治甄别。军队内部的宪兵可能会关注官兵对外执勤时是否忠于军人职守、忠于国家，但军队在国内执勤时，要求他们忠于国内的某一派，并为此进行特别政治甄别，美国似乎从无此例。这种做法在共产党国家十分常见，今年美国的官府坚定不移地照搬了那些国家的做法，对各州国民警卫队奉命到华府执勤的官兵们进行政治审查。不仅查军人的个人背景，查他们去年总统大选投谁的票，还查他们的电邮和社交媒体通讯，结果有12个军人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被剥夺了执勤的任务。 这种对军人严加防范的做法自然会引起军人们的不满。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1月18日曾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政治审查不尊重国民警卫队官兵，对他们有攻击性。 三、转播点击率折射社会现实 对通过互联网观看就职活动的人们来说，2017年1月20日川普的就职典礼和今年同日的活动，都是民众各自远程观看，这没什么差别。但是，两次活动的观众人数却告诉我们，究竟美国民众怎样看待两位总统。 对这次就职活动，Youtube上排名前9位的转播台包括美国主要的电视和其他媒体，如CNBC、ABC、Wall Street Journal、CBSN、NBC、PBS、C-Span、SkyNews等，到昨晚8点为止，总点击量1,283万，他们主要是拜登支持者，占美国人口的3.9%，川普支持者绝大多数不看这个活动。观看活动的拜登支持者或中间人士里，表明态度的人占总点击量的2.3%，表态的人里不喜欢的占四分之一，喜欢的人占四分之三。 而4年以前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Youtube上列出了NBC、ABC、PBS、CNBC、CBSN、New York Times、C-Span、SkyNews、BLR、NJ.com共10个台，总点击量高达6,724万，是今年的5.2倍，占美国人口的20.8%。2017年就职活动的总点击量比2016年川普的当选票数6,298万略多。总点击人数里，表明态度的人占总点击量的1.5%，而表态的人里，不喜欢的占17.2%，喜欢的人占82.8%。 这两组数据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选民喜欢观看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就职活动，而不喜欢观看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就职活动。所以，当选者就职活动的观看者主要是支持他的人；但是，不把票投给他的选民中也有人会观看，2017年的点击人数比川普的当选票数多4百万，就属于这种情况。其次，总统候选人是否受社会欢迎，可以从就职活动观看点击率来观察，如果当选者的就职活动点击人数接近当选者的总票数，说明当选者确实受到了选民的真诚欢迎；反之，若就任者的就职活动点击率只有其计票数的几分之一，意味着他其实并未得到社会的欢迎。再次，观看川普就职典礼的人数超过其得票数，而观看拜登就职活动的人数仅占其计票数的16%，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拜登“选民”不愿意观看就职活动呢？是他们本来就糊涂投票、事后反悔了，还是他们未必真投了拜登，或者，“他们”本来就不能投票，自然也不能看视频？ 四、从官民同心变成官民异心 就职活动的视频内容，各台都差不多。一般情况下，观众不需要换台看两次或多次，所以，观看这种视频属于“一次性消费”，总点击率多半不会重复计算“消费者”人数。一个人点击了视频，不管他看没看完，就代表这个人看过了，也相当于大选时投了一次票，所以，总点击人数可以用来粗略地估计就职者选票数的高低。这样来看，拜登去年的真实选票数显然不比川普2017年的选票数多，当然也不会比川普去年的选票数多。 分析两次就职活动的点击率数据，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川普当选时官民同心，而拜登当选时却官民异心。点击率数据只反映出这种官民异心的一半，即拜登的真实支持者人数其实有限，官府心里一清二楚，失道寡助，不靠军队撑腰，就职活动就可能办砸了；而官民异心的另一半是点击率数据无法反映的，因为川普支持者没兴趣收看拜登的就职活动报道，但他们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官府更担心的事，于是就有了军管下的就职活动。 美国社会目前的分裂是很明显的。说官民异心，只是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社会反弹的可能性。如何对待这种可能性，是对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性检测。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官府应当顺应民意，让出权力，让民众喜欢的政治力量来执政。如果官府坚持抓住权力不放手，一味打压不顺从的民众，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那就从官民异心走向官民对立了。中共和苏共执政后都走过这条路。 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在最近的选举过程中空心化了，它会不会转向官民对立，人们正在观察。有少数执政党议员已经提出过共产党式的“政治清洗”口号，他们能主宰美国吗？全世界除了北京和平壤当局，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看到那样的结果。美国现在的执政党继续“进步”下去，就站在了通向北京模式和通向美国开国先贤指定模式的三叉路口了。 原载大纪元，2021年1月2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1/n1270355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心中永恒的纪念碑――纪念“六四事件”死难者
“89民运”至今已逾20周年。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羞耻的是，中国虽然是“六四事件”发生地，但这一事件的真相在中国仍然被遮蔽，“六四”死难者至今仍被冠以“暴徒”恶名。钱理群、徐友渔、崔卫平等20多位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举办了一场小型纪念会，这种纪念彰显了他们的勇气与良知。但有关“六四事件”的真相，有关“六四事件”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等的探讨，还未真正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 “六四事件”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正是通过这一事件看到了极权制度的非人性化与残忍，才奋起最后一博。形象地说，“六四事件”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虽然在“六四事件”发生地中国，专制制度依旧顽固地存活着，但“六四”的硕果却收获于中国国土之外。这是今天世人唯一可献给“六四事件”死难者英灵的祭礼。也因此，在香港，以香港支联会为首的公义之士每年坚持纪念“六四”，并在香港大学校园之内为六四死难者树起了“国殇之柱”；而巴黎市议会也于今年5月作出决议，决定在巴黎市中心修建一块六四死难者纪念碑。但要想真正让“六四”死难者在天之灵安息，还必须等到中国实现民主化，通过司法、行政、国家道歉及赔偿等各种方式纠正过往政府实施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实现转型正义，才能真正抚慰“六四”的受难者。 到目前为止，“六四”死难者人数一直是个未决疑案。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死亡人数为2,700人，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最近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一书，引述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披露的死亡人数为727。来自同一机构的数字竟相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无法不心存疑惑。近年来也曾有人以“六四”死难者人数不多为由，淡化“六四”屠城的血腥。但我认为，“六四”事件的性质不会因为死难人数多少而改变，重要的是从1989年“六四”屠城开始，中国当局将“人民政府”这块为暴政遮羞的面纱撕毁，从此以后中国当局对民众使用暴力日渐成为日常行政工作的一部分，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成为当今中国政治一大特点，大量财政收入被名正言顺地用于建构各种以人民为对象的国家强管制能力。 除了“天安门母亲”寻访到的具体人名之外，“六四”死难者的英灵大都只能寄附于这个集体名词之下，我们甚至无法知晓那位独身勇挡坦克车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以及他究竟是否还活在世上。这一现象并非是“六四”事件特有现象，自中共建政以来，死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人也大都被隐没在一堆统计数字（而且往往是严重缩水的数字）的后面。原因无它，只因我们生活于极端漠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个体生命尊严的专制政权之下。 当年“六四”发生之时，我住在深圳，通过全天播放事件现场的香港电视，我曾看到“六四”屠城那惊心动魄的过程。任何有良知的人，只要看到这一事件的纪录片，就无法认同策动了这场屠杀的政府。即使到了现在，当我打开一个“勿忘六四”的视频短片，看到坦克车追逐着那些学生，看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凋谢在军人的枪弹之下时，我仍然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那坦克车碾碎的不仅是那如花的生命，还包括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因为自“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再也未能堂堂正正地回到中国的公共空间，执政者驾驶的政治马车离民主化越来越遥远。 “89民运”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是改革30年以来唯一的一场以民主价值为诉求的运动，参加者大都超越了个人利益的考量。它所标识的道德高度，至今在中国还未被任何社会抗争所超越。我真诚地希望，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人在寻求转型正义之时，能够将一份完整的“六四”受难者名单，镌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六四死难者”纪念碑上，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89民运”对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贡献。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创刊号，2009年6月4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英国为何跟美国“作对”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过去多年，都是美国更强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减税，控制福利等），结果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而欧洲则热衷社会主义（高税收，高福利，赤字运作），结果很多国家经济滞缓。 现在变过来了，英国执政的保守派领袖，正掀起一场像当年撒切尔夫人进行的经济革命，大刀阔斧削减赤字，减税，控制福利；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阔步迈向社会主义，比当年的欧洲更倾向政府主导经济。因而有评论说，英国正变成当年的美国；而当今的美国，则要走向当年的欧洲。 奥巴马洗“三温暖” 大西洋两岸，呈现鲜明的对比，英国新首相卡麦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两人南辕北辙，正走两个方向∶奥巴马走向社会主义，政府不仅包揽医疗保险，还出钜资救市（用国家资金救助私人企业），试图主导甚至控制经济。奥巴马政府的财政赤字已是天文数字，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债务在2020年前将占GDP的87％，2025年将占GDP的109％！ 目前美国已是怨声载道，民众要用选票表达不满。11月2日美国将举行国会改选（中期选举），民调显示，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将是大输家，如现在投票，共和党将领先民主党11个百分点。奥巴马的满意度已降至二成四，不满率高达四成八；三成九的美国选民说，下次选总统，不管共和党的候选人是谁，他们都投共和党。这种情形，跟奥巴马刚当选时那种气势如虹（支持度近七成）简直天壤之别。有评论说，奥巴马正洗“三温暖”，从热池子一下子被扔进冷水中。 但在英国，则是另一种政治景观∶执政长达13年的左派工党今年五月败选，保守党首相卡麦隆上任後就全面改革，要走回资本主义，其改革幅度之大，政府瘦身之力度，被媒体称为“激进改革颠覆英传统”。 今年43岁的卡麦隆是英国过去二百年来最年轻的首相，但他接手的却是一个最陈旧的烂摊子∶左翼工党政府留下的是高达155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按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七大工业国中第一高，已占GDP的12％），还有三兆多的公共社会福利基金等亏空；以及经济滞缓，失业率攀高，民怨沸腾。 “不想成第二个希腊” 卡麦隆才上任几个月，就推出多项改革政策。媒体报导说∶卡麦隆大刀阔斧砍预算、削赤字，大幅下放中央权力，施行更具弹性的政策，快速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选举政纲。从健保、学校、社会福利、公家机构到安全国防，全都大幅删削。政府预算被削四分之一，连英国空军也缩减到百年来的最小编制。 卡麦隆警告说，这场变革将是痛苦的，削减赤字将是“残酷的”，但却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英国）不想变成第二个希腊”。 卡麦隆的动作最快，改革幅度之大，连《经济学人》杂�业姆饷嫖恼露妓怠坝⒐�正走入令人足以停止呼吸的震撼性改革漩涡之中”，称其为英国二战後的第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激烈变革”∶ 英国再次穿“紧身衣” 第一次变革是1945年，领导英国打赢二战的保守党首相丘吉尔（已任两届）却在大选中失败，左派工党上台後，推出“社会福利”制度，这跟美国左翼总统罗斯福“新政”中的大政府福利制度大同小异，都是用高税收的政策，推行高福利，结果都损害自由经济和个人权利，为後来的福利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第二次，则是八十年代被誉为铁娘子的英国保守派首相撒切尔，与当时的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联手，掀起一场名为“紧身衣”的经济变革，即大幅减税，废除限制企业发展的规章，控制福利，充分私有化（把国营企业变为私营），控制预算，让政府穿上“紧身衣”，实行更充分的市场经济政策。英国後来成为整个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主要得利於撒切尔夫人当年强力改革奠定的基础。而美国後来有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扩张（繁荣）期，也是里根的减税为核心的自由市场政策的硕果。 这次卡麦隆的大幅变革，则被媒体称为跟前两次的“变革”具有同等的分量。但显然是延续了撒切尔夫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保守派理念和方向。 取消终身住宅制度 卡麦隆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我们将面对的痛苦及回报”中强调，英国债台高筑，必须全面变革，当务之急是削减政府开支，节流开源。他说，面对巨额赤字，“首先要掏出帐本，仔细查看每项开支，看能不能省下来，把这个项目砍掉。”他以美国航空公司（AA）为例说，他们只是把给空中乘客的沙拉中的橄榄油这一项拿掉了，就节省了四万美元。意思是说，他要精打细算到这种程度。 例如，卡麦隆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公布所有单项超过782美元的清单，结果发现，有11万7千美元的雕刻装饰品，工作人员的推拿费有2,617美元，买鲜花的费用二万多美元等等。这些清单再次展示，政府就是官僚主义的同义词。卡麦隆要对此全面改革，节省每一分钱。 他的内阁成员以身作则，自动减薪5％，并在接下来的五年冻结薪水（不涨工资）。即使在外交上，卡麦隆也强调经济挂帅，规定英国驻外使馆必须有“招商能力”。这一政策改变，令不少传统外交官一时难以适应，因他们多习惯於鸡尾酒会、高谈阔论，养尊处优的生活。 卡麦隆政府强调“中央权力下放”，在教育领域，鼓励私人以非营利方式成立“自由学校”；家长可组成学校，企业可申办大学，不再受制於地方政府。 在治安方面，新政府决定，英格兰和威尔斯的民众，未来可直选区域内的警察局长，对服务不好的警官，也有罢免权。 在医疗方面，卡麦隆政府跟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做的正相反，不是国家通过保险限制患者的选择权，而是给予医生更多专业权利，就医者可以跨区选择医生（美国的医疗保险不可跨州选择医生）。 在社会福利方面，卡麦隆政府更是决心改革，不仅要把81亿美元的福利进行削减，而且要严格审查，防止作弊和漏洞，不再养懒汉。同时考虑取消现行的终身国民住宅制度。 BBC吃大锅饭 连对BBC媒体公司，卡麦隆政府也准备改革。英国BBC跟美国的所有大媒体都不同，它是国营的，靠国家法令强制拥有电视者必须缴纳收看费及政府拨款而存在的；不管你看不看BBC的无线电视节目，只要家里有台彩色电视，就必须每年缴费142.50英镑（相当238美元）；即使盲人，也要交一半（听声费）。很多英国民众愤怒，拒绝缴费，由此英国出现这样的景观∶政府的监控车，挂著天线，在大街小巷偷听，捕抓没有缴费者（罚单高达1,000英镑）；那场景，好像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务车，抓获地下党电台。正因为是吃皇粮的，旱涝保收，所以BBC缺乏竞争力，也是西方最左的媒体之一。 而且BBC像左翼工党政府一样，也是债台高筑，公司的养老金赤字已从前年的4.7亿英镑飞涨至20亿。卡麦隆政府决定对包括BBC在内的文化部预算削减24％，BBC工会则要举办罢工“向卡麦隆政府宣战”，以保住大锅饭。英国的工会，是谁也惹不起的。当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是首先遇到工会罢工等挑战，但她真是铁娘子，对工会的威胁毫不退步，敢於调动员警和军队，保护不参加罢工的工人上班，最後击败了工会；从而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条件。今天，卡麦隆显然也要这样做，BBC可能将首当其冲。 即使对历史悠久的英国国会体制，卡麦隆也将进行改革，由英国国教教会和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将改由选举产生；下议院则改为固定五年任期。 大西洋两岸，英美两种景观，两个方向。美国这次会做何种选择，就看11月2日的中期选举结果。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10月 2010-10-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给专制者按摩的弄臣——评金庸的新闻讲话
朋友传来一篇香港《明报》创办人、通俗武侠小说作者金庸（查良镛）在浙江大学关於新闻的讲话（见《动向》一、二月合刊号）。生活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读到这种奇文，那种恍如隔世之感实在是太强烈了。 虽然金庸的讲话通篇毫无逻辑，且一半以上和新闻毫无关系，但有一个主题他是紧紧扣住了，非常简单：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好，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坏。我自然不会再去探讨究竟是共产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个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命题，只是想在谈关於新闻的问题之前，就金庸简单而清楚的结论，提两个同样简单的问题： 第一，既然共产国家好，资本主义国家坏，那麽为什麽「美好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都自己垮台，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中国也自己选择往资本主义方向走；而「丑陋的」美国资本主义却越来越繁荣强大，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变成了唯一的超级强国了呢？ 今天联合国187个国家中的120多个实行民主选举和自由经济制度，是美国用核武器逼著他们这样选择的吗？今天全世界的大众都风靡的美国书籍、好莱坞电影是美国飞行员开著20亿美元一架的隐形战斗机空投的吗？各种肤色的孩子们都热衷的麦当劳、可口可乐是美国大兵用刺刀逼著他们往下咽的吗？今天人们争先恐後往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电脑网络里钻，是美国用长程飞弹驱使的吗？ 如果人类花了一个世纪扬弃了美好而自愿选择了丑陋，那麽21世纪岂不会是更灾难的世纪了吗？ 第二，更简单的一个小问题：既然金庸这麽欣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那麽他本人为什麽不放弃香港居民身份，而领取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护照呢？应该怎麽评价那些硬说一个地方好，自己却要保持随时离开那个地方的权利的人呢？ ●自由人不能为监狱辩护 关於西方自由社会的传媒，金庸作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服务的」；第二，「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於老板不可」。 对於那些被剥夺了了解外部信息权利的人们来说，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任何对自由世界传媒有点了解的并能公平评判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指出金庸的荒唐。 首先，西方的传媒既不以阶级划分，更不是党的工具。即使照金庸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的逻辑也无法操作。因为其一，任何自由社会都不像共产国家那样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那麽多贫富不同的社会阶层，到底为哪个阶级服务？其二，所有民主国家都不止一个政党，那麽到底听哪个党的领导？ 西方的报纸，仅以美国为例，的确是有保守派倾向和自由派倾向的区分，正如共和党是保守派，民主党是自由派一样。但金庸刻意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倾向保守派的报纸，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既不是按共和党的要求办的，更不是共和党的党报。同样，倾向自由派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既不是按民主党的要求办的，更不是民主党的党报。他们之所以有倾向性是因为报纸老板的理念或者倾向共和党，或者倾向民主党。这种倾向性完全是自由意愿选择的。 并且西方报纸的这种倾向性也主要是体现在社论上。在新闻报道上，任何一家报纸都是极力强调新闻平衡的。虽然绝对的平衡是做不到的，因为所有记者本身都是有倾向性的人。 例如，在报道总统候选人竞选内容时，各报刊杂�叶几�两党候选人大致相同的篇幅，电台则给大致同样长度的时间段。在科索沃战争时，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请了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发表他的观点，《纽约时报》也登了反对北约的南斯拉夫人的言论。在北约误炸中共领馆後，中共驻美国大使李肇星也被请到电视台发表观点。这还仅仅是我个人看到的。 自由世界的报纸都是私营的，只要是私营的，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老板，没有统一的老板，就没有统一的声音。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发出来，这就是新闻自由。 而共产党是怎麽做的呢？它在剥夺了任何人办报的权利和机会的同时，强行成为所有媒体的唯一老板，要求所有编辑记者按它的理念写所有的文字，不服从者等待的只有惩罚。 当全中国的媒体在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统一口径批判李洪志的时候，别说他们从不给李洪志任何表达他的观点的机会，连任何对李洪志或法轮功表示同情的声音也完全发不出来。金庸对共产党报纸这种历来的做法又做何评价呢？ ●冤魂不会宽恕 金庸能够自由办《明报》并且做老板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得益於自由世界。他能够自由地骂资本主义而不受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惩罚，更是自由世界给他的保护。他如果真心崇拜共产党，首先应该把他在《明报》的所有股份奉送给共产党，因为私人办报本身就不符合他教导浙江新闻学院学生遵守的共产党的原则。一个声称信奉「忠於事实，公平评论」的人，一边教导别人做共产党社会的奴隶，一边自己在自由世界做老板，那麽他所忠於的究竟是哪个世界的真实？信奉的是哪个社会的公平？ 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无数比金庸更有办报能力的人，但他们不仅办不成一张报纸，更被那个政权无声地从肉体到灵魂都吞噬、碾碎了。《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仅仅给党提点意见，文革中就被迫害至死；《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为共产党服务了一辈子，不仅文革中被拖到80岁老母床前批斗，几年前香港同业邀请他去一趟，都没被当局批准，至死也没如愿。 而金庸因为受到自由世界的保护，才不仅可以自由办报，自由写作，自由出入香港，到「英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西德┅┅」等各国参加新闻会议，更可以在没有任何政治迫害的自由世界过名利双收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一切都因为他侥幸躲过了他今天强调的「必须服从」的那个共产党的领导。 得到了自由世界这麽大好处的金庸，今天不仅不为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呼吁，却赞美那个谋杀了无数新闻同行的暴政，他不担心有一天在另一个世界那些冤魂们拷打他的灵魂吗？ ●十万记者，一个老板 其次，金庸说，「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於老板不可」。在这里他又刻意地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世界绝不像共产社会那样只有一个老板，如果你亲共的金庸不喜欢我的言论或报道，把我开除《明报》，我可以去反共的《苹果日报》继续写我的报道、评论，发出我的声音，这就是新闻自由。 在任何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都有无数家报纸、杂�摇⒌缣ǎ�无数个的老板，只要是好的记者就会有人请他写。如果所有老板都不欣赏他，他还可以自己办报纸，自己做老板，还可以自由投稿。我曾在洛杉矶前後花了不到一小时就注册了一家报纸。这就是新闻自由。 而当年在深圳，我所在的报纸仅发表了一篇党的领袖个人不喜欢的文章，整个报社就被关闭。这还不算，我本人就被禁止再进入新闻界工作，连去大学教书也不可以。「六四」屠杀之後，当局整肃关闭了二百多家报纸，仅《人民日报》就有上百名编辑记者被撤职、调离，以至关进监狱，很多都被禁止再进入新闻界。中国两千家报纸，10多万编辑记者，都要面对共产党这个唯一老板的霸道，金庸应该怎样为它辩解呢？ ●金庸的真正资格 金庸难道不知道吗，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阔论新闻，并不是因为他在新闻领域有任何特别建树和研究；他的那些粗制滥造的供消遣的浅薄武侠小说更不使他有任何资格登上大学的讲坛。他所有的资格只有两个：第一，他可以用自由世界报人的身份，来表达那些连大陆的左王们都难以启齿的对共产党的谄媚，是使权力者感觉最舒服的弄臣；第二，他是从有新闻自由的地方来的，而且他还可以随时再回到自由；他本人的价值被拥有自由这个事实本身远远地放大了。如果金庸不是香港居民身份，而是服务於党直接领导下的大陆任何一家报纸，他今天在大陆的所有光环，所有共产党的利用价值就都没有了。连共产党都看重从自由世界来的人，而金庸却歌颂专制社会，这实在是把自己卖得太便宜了。 自由给了他自由办报、自由说话的权利和机会，自由给了他大陆人所无法获得的资格，他却用这种权利、机会和资格来诋毁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文人吗？ ●时代错位的查良镛 看到金庸讲话中的这种文字，「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中国的政权十分巩固┅┅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我们传播媒介┅┅要遵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各自尽力。」令人无法不产生一种时代错位的感觉，因为今天连中共《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也说不出这种文革语言了。 记得中共「德育家」曲啸、李燕杰十多年前在深圳蛇口演讲时，用类似这种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的儿歌语言时，立刻遭到听众嘲哄，并且被当地报纸和《人民日报》报道，令他们极为难堪。今天金庸居然有胆量还唱这种「儿歌」，也的确有勇气，他怎麽就不担心被浙江大学新闻系那些通过电脑网络分享自由世界新闻信息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嘲笑和蔑视呢？ 当然金庸这番讲话对他自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给自己40年既平庸，更昏庸的新闻生涯写下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墓�颐�。 （载香港《争鸣》2000年2月号） 2000-0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0👍 0💬 0这次美国右派错在哪里？
长达三十年专权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不到三个星期，就被人民抗议运动赶下台，成为近代人类民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所以发生，根本不是什麽外力起了作用，而完全是埃及人民自己奋斗，或者说是孤军奋战的结果！ 对这一点，《纽约时报》两位都懂阿拉伯语、深入埃及现场采访的专栏作家，异口同声这样认为。中国八九天安门运动时《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说，埃及革命甚至都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的道义声援，他对此强烈批评；该报另一位专栏作家，曾以《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等专著得过三次普利策奖的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从开罗解放广场发回的专栏更是强调这一点，说对埃及革命的最准确描述应该是，这完全是埃及人民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他们依靠自己，也为了自己，没有外力，“只凭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创造性”。这位美国知名的以写中东问题见长的专栏作家总结说，这场埃及革命，是一场“全然的自创革命”（total do-it-yourself revolution）。 美国政策里外不是人 为什麽这场埃及革命没有得到外力的支持？这跟美国内部左派、右派对这场革命的错误解读和立场有直接关系。 冷战结束後，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并一直是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举足轻重。但面对这场埃及革命，美国的最初反应可谓不知所措，因为毫无从政、行政经验（曾只是社区组织者）的奥巴马总统，根本不知道什麽叫邪恶，更别说对付邪恶。除了有左派的浪漫幻想，他的国际和外交知识也相当贫乏。他出任总统後，出国访问到处鞠躬，给日本天皇鞠躬九十度，向沙特阿拉伯那些脑满肠肥的王宫贵族大弯腰，甚至还跟美洲的小霸王、委内瑞拉的强人总统查韦斯握手言欢,跑到欧洲代表美国到处道歉，试图讨好所有国家。他以所谓“不要把美国的价值强加给其他国家”为由，全面从前任布什总统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的战略後退。所以一年多前伊朗发生人民抗议事件时，他清楚表明，不要改变伊朗政权，要跟德黑兰“合作”。 在这种背景下，可想而知，奥巴马怎麽可能会全力支持开罗广场的埃及人民。而且穆巴拉克一向被视为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奥巴马上任後，“两巴”已经拥抱过了。 而希拉莉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更是以妥协、愚昧、官僚著称。那些也是养尊处优的官员，注重的多是什麽区域稳定、双边合作，看重的是统治者（以及怎样跟他们拉关系），而不是道德的力量、人民的权利等这些更根本的价值。 一“伊”障目，不见中东 但美国左翼政府的这种德性由来已久，并不稀奇。被称为美国最糟糕总统的吉米.卡特，当年处理伊朗革命事件时就是一塌糊涂。当时一百五十名伊朗军官决心要制止霍梅尼的毛拉专制，但卡特要他们“服从”。结果这些听了卡特劝告的军官，後来都被处决了。所以有美国学者认为，伊朗走到後来那种疯狂地步，吉米.卡特等这些对邪恶充满幻想的左疯们，负有很大的责任。更不要说当年卡特为跟共产中国建交，而抛弃了台湾。但这个极左政客，却被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赞美为“有道德感的人”。 但这次面对埃及革命，最不能让人原谅的，还不是奥巴马们，因为左派对邪恶的浪漫和无知历来如此，而是美国的右派。右翼保守派一般都被认为比较反共、反专制，对邪恶有相当清楚的认知。里根总统时，曾明确地喊出“推倒柏林墙”，等於吹响了结束东欧共产专制的号角。但这次面对埃及事件，美国很多保守派，几乎不约而同，都对埃及这场革命不太乐观，对上街游行的民众不太相信，一再强调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因而希望保住穆巴拉克。像美国知名的右翼有线电视福克斯的王牌节目主持人汉尼提（Sean Hannity）、格林.贝克（Glenn Beck），还有全美收听率最高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等等，都是如此。这些右派所以这样“反应”，主要是在三点认知上有偏颇∶ 第一，被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吓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杯弓蛇影的恐惧症。看到埃及民众上街，就想到伊朗革命，想到霍梅尼，想到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台，想到毛拉们掌权。但这是一“伊”障目，不见中东，没有看到埃及跟伊朗的国情不同，更重要的是，时空、时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联合小恶对付大恶 第二，他们的信息不足还是次要的，更主要原因，是不少右派也是过多注重什麽策略，把区域稳定和所谓国家利益等看得高於一切，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结果，为了所谓区域稳定，美国就得支持穆巴拉克，支持沙特阿拉伯的王公贵族。而对那里的专制，对女人露脸都遭惩罚的黑暗，不那麽看重。 但正如前以色列副总理、畅销书《民主论∶战胜专制和恐惧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林斯基（Natan Sharansky）所说的，所有独裁政权，都是本国不稳定的根源，并威胁周边国家安全。独裁统治下的稳定，一定是虚假的，因扼杀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定期公平选举（发 民怨，换人上台），一定会积攒民怨的岩浆，等待一次“更大不稳定”的火山爆发。 所以为了暂时（实质是表面上）的“稳定”而支持或默许独裁者，从长远看，会酝酿更大的灾难。其实美国当年对伊朗巴列维国王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国营化，贫富悬殊，腐败，专权等）持默认或纵容态度，也是导致後来出现大反弹、霍梅尼上台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联合小恶对付大恶”的理论作祟。这种理论是典型的不顾道德原则，只讲策略利益的算计。结果导致美国政府默认、甚至跟独裁者合作，严重延缓了那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例如美国当年支持南韩的独裁者朴正熙、全斗焕，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等等。现在支持埃及的穆巴拉克，沙地阿拉伯的贵族，约旦的国王，叶门的专权者等等，都基於同样的思维。 台湾为何失去联合国席位 一般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往往跟民主自由价值在一个轨道或方向，所以美国强调“国家利益”时，等於是在推行普世价值。但是当与这些根本性价值不相符时，这个“国家利益”就只是一届美国政府，甚至一个总统的利益，而且往往是政客自己的私利。 例如当年右翼的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当面谄媚毛泽东，要跟红色中国建交，而抛弃台湾，表面理由是为打开中国大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但实际上，只是尼克松自己要获得党争资本，积攒政治遗产。因为尼克松的“亲北京”政策，根本没有推动中国开放和进步，反而由於美国的背书——等於认可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巩固了毛政权；一直到毛死，中国都没有丝毫的开放和政治宽松。“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说，整个是一个神话。 而且即使所谓联合北京（小恶）防范和对付莫斯科（大恶），也没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或者说是自欺欺人。因为在根本的意识形态上，中共和苏共还是在同一轨道，如果真有关键时刻，中国会拥抱苏联，绝不会联合美国。所以尼克松、基辛格等政客们的做法，只是起到给邪恶壮胆、损害自由价值的作用；而且牺牲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埃及和中东人民真是不幸运，伊朗霍梅尼革命时，美国是怯懦无能、又对邪恶完全无知的卡特掌权；今天面对埃及革命引发的利比亚、约旦、叶门、巴林、伊朗人民的上街抗议行动，白宫又是同样的左派总统（也同样无能，现在就被称为卡特第二）奥巴马；同时更不幸的是，很多美国右派，也持糊涂甚至愚昧的看法。 但正如埃及革命所展示的，他们完全不靠外力，自己团结起来，勇敢追求自由，结果赶走了独裁者。他们的胜利，给全世界独裁国家的人民、争取独立的地区的人民的一个最重要启示是∶不要指望、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而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3月 2011-03-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从郭飞雄案透析中国的极权政治
一滴海水往往能够折射太阳的光芒，而一个人的命运更是能够折射出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状态。维权人士郭飞雄的悲惨遭遇，彻底戳破了中国政府多年来营造的“中国人权状态已经获得很大改善”的弥天大谎。 中国当局强行给郭飞雄栽上的罪名，再次上演了一场“国家诬陷”的戏剧。中国当局2006年9月以“非法经营罪”的罪名逮捕郭飞雄，而所谓“非法经营”，指的是2001年郭飞雄出版的一本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当时郭飞雄因为这本杂志受到了行政处罚――罚款10万元。如果郭飞雄这桩“罪”真的很严重，为什么当时连所谓“法律惩罚”都够不上，只以行政处罚了结？更何况，中国司法明确规定一案一审的原则，这条“非法经营罪”既然以行政处罚了结，按规定也不应再重新审理。不过，在中国这个人治国家，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权正在进步，包装“中国已经没有政治犯”这一谎言，按照当年早在江泽民时代就定下来的“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潜规则，惩治郭飞雄的最好办法自然是找他的“经济问题”。面对掌握了司法、立法以及刑谳等全部专政机器的中国当局，一介草民郭飞雄当然逃不掉“国家诬陷”那种泰山压顶般的摧残。 郭飞雄在狱中的悲惨遭遇，证明中国当局多年来签订的有关各种人权条约只是国际舞台上的作秀而已。早在1988年，中国政府就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但此后中国的司法实践却表明中国当局签约只是虚应故事，毫无履约诚意。郭飞雄受到的性虐待等类酷刑可用“惨无人道”四字形容，让我辈为生活于这种无耻政府的统治下深感羞耻――更重要的是，郭飞雄并非遭受如此酷型的第一位政治犯，此前还有杨子力、高智晟等政治犯与大批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受到酷刑折磨――由这种政府当家的国家，在国际社会还有什么尊严与信誉可言？ 当局为什么如此恨郭飞雄？除了极权统治者痛恨一切反对者与批评者这一极权政治与生俱来的特点之外，还缘于中国政府担心失去权力的内在恐惧。郭飞雄在太石村推动的维权活动尽管小心地与政治行动划清界线，还是深犯中国当局大忌。这种政治大忌源于两点：其一是源于极权政治的本性。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共产党就是以不断地制造敌人与消灭敌人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动力。共产极权统治从来就缺乏公众与政府有效沟通的机制，也缺乏让公众自由畅通地表达的真实途径。民众请愿更是被视为对现存统治秩序的一种象征性挑战与颠覆，通常会引起统治集团的焦虑并招致当局者的过激回应，出于这种恐惧，中国当局动辄就出动防暴警察与武警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 其二则是缘于中共自身的“革命经验”。工人农民原是中共夺取政权时的社会基础与主力成员，但自改革以来，这一原有的统治基础被中共当局逐渐抛弃，尤其是邻近城市的农民，近十年来 有6,000多万成了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这是一支数量庞大到不可忽视的利益受损者队伍，是中国地下正在涌动的岩浆。当年用“打土豪、分田地”作诱饵，用阶级斗争学说营造了农民阶级意识的中共，从自身的“革命经验”中知道，这支利益受损者队伍虽然庞大，但很容易用利诱、威胁分化瓦解，充其量是一万个“0”的堆积，未必能够形成对当局者即时的威胁，但如果有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出面去组织这些走投无路、一腔怨恨的农民，就等于在零前加上了一个“1”，造成的“威胁”被中共当局无限放大。而郭飞雄在太石村维权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充满敌情观念的中国当局眼中看来，就是去“组织发动”农民，威胁现存统治秩序。 郭飞雄此刻正在受难，他用他的受难见证了当代中国政治的黑暗与统治者人性的泯灭。作为一位远离家国的流亡者，我只能在此祈愿，希望他妻子与家人对他的挚爱能够成为一线光明，穿透牢狱的黑暗，给他支撑下去的勇气。我更希望，国际人权组织能够加大营救力度，让郭飞雄早日走出牢狱。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月3日，总22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天津大爆炸与被遗忘的《环评公众参与法》
何清涟 天津大爆炸后，部分无家可归的受损者向政府索取部分赔偿。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因为政府剥夺了他们的环评权，按照中国2006年颁布并于3月18日开始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环评公众参与法》），在瑞海公司（2012年11月成立）在港区建立危险品堆放场时，必须经过当地社区公众环境评估。 可惜的是，这些受损业主似乎没人知道自己有这项法定权利，政府当然也不会提醒他们。 《环评公众参与法》为何被刻意“遗忘”？ 说起来，这是产生于中国制度环境中的荒谬现象，一部“施行”了将近十年、至今并未废止的法规，大多数中国公众却不知道其存在，当然也不会有人运用这部法规问政；强调“依法治国”的中国政府，也“忘记”有这部法规的存在。自这部法规诞生之后，只有少部分法律专家讨论过这部法规的缺陷。 中国的环境生态日益恶化，公认的说法是达到危机临界点。依靠政府与徒有其名的法律并不管用。因此，2006年以前曾锐意推进环保的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希望引进美国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规，为此，他专门撰写了《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希望公众参与能够扭转“环保法律虽多，但管用的不多”这种局面。 公众参与原则的发源地就是美国。20世纪中期，美国人也曾为污染问题深为苦恼，但他们不是坐等政府对此负责，富有自治传统的美国公民开始推动环保的公众参与，在公众压力下，美国于1946年出台《联邦行政程序法》，当事人参与听证制度成为这部法律的核心部分，为后来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奠定了基础。它的法理基础是美国的民治原则（社区自治）：每个人都是和自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最好裁决者，并且是满足自身需求的最合适人选；他们是乡镇（社区）的成员，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义务的履行与权利的行使都同样重要。因为这一内涵，公众参与原则在国际上亦被称为“可及性原则”（Access Principle），1969年，美国实施《国家环境政策法》（以下简称“环政法”），随后又颁布了一系列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法律，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 潘岳的良苦用心，随着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边缘化而化为乌有。这部法规与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一样，从出生之日开始就带有难以实施的障碍。看起来，这两部法律法规似乎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参与途径，但细究条文，却是在糊弄公众。比如两部法律都规定，要就环境影响评价发布公告，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设立意见征询阶段，通过听证会等征集公众意见，对意见作出有效反馈，在最终的报告书中附具对意见采纳或未采纳的说明。但荒谬的是，环评法规定的意见征询阶段仅为10天，公众连组织讨论的时间也没有。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环境影响报告草案的公示期不得少于45天。 美国有社区自治传统，尚且需要45天时间讨论。在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一盘散沙的中国，政府却只给10天时间，这条规定让这部法规陷入无法操作之困境。法学专家们指出这一点，但环保主管部门对此置若罔闻。 这次天津大爆炸之后，在有关各种追问当中，独独缺了一条：瑞海公司的堆放场项目，在交由天津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做环评之前，是否有过公示让社区居民这些利益相关者参与环评。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环评机构均需要追责。也因此，受损居民要求政府赔偿，于法有据。政府不能以这是企业行为一推了之。 环评腐败，殆祸中国 中国的腐败无所不在，其中影响最恶劣的莫过于环评腐败。环境评估本是一国为环境生态安全设置的第一道屏障，但各级政府环评机构却将此当作寻租机会，与政府、企业形成了利益共谋的共犯结构。因此，中国环境生态失去了屏障，这里且不说那毁人健康于无形甚至要命的土地污染、空气污染与水污染，只说危险化学物品一项。 天津爆炸后，腾讯网上一篇文章谈到，“根据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全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在排查的全部7555个项目中，布设于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区的有2489个，占32.4%。……论文《国内外危险化学品安全距离探讨》就提到，我国有30％以上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存在周边安全距离不符合规定的问题。” 上述项目在投产之前，基本都经过环境评估，也就是说，这些“炸弹”都经过专业机构与专家评审，“合法”地埋在人口稠密地区。为什么会如此？皆因中国的环境评估已经成为环保部门寻租的一个重要工具。 《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月登载“环评领域成腐败‘高危地带’， 专家吁打破利益链条” 一文，提到以下事实：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调查。这种戴红顶子收黑钱的腐败泛滥至今。今年3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采访《官员直言环保部最大权力是环评 正被内部腐败侵蚀》作为规划或建设项目的前置性审批条件，环评便一直被视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的“阀门”，但环评领域的腐败相当严重。据中央第三巡视组向环保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未批先建、擅自变更等环评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环评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环评机构资质审批存在“花钱办证”情况，把关不严、批而不管、越权审批不仅导致污染隐患，而且加大权力寻租空间等。巡视的结果之一，是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因涉环评腐败落马。 基层环保局成了吸附在污染企业身上的寄生机构。地市（县）级领导因政绩需要追求GDP高速增长，地市（县）的环保局当然得配合一把手。按照政府赋权，环保机构负责对辖地企业进行环境评估、监测环境变化，以及惩处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无数事例证明，许多地方的污染企业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的意志不但导致环保审批制度失灵，更导致监管成了虚应故事，基层环保部门早就陷入“收钱养人，养人收钱”怪圈——“学术”一点的说法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了一种利益共犯结构。河南、安徽、湖南等省的记者调查，情况基本相同，这点，我曾在《中国污染的共犯结构》一文中有详尽的分析。 今年，查处的安徽省情况更严重，该省环保部门官员或是在环评机构中占有股份，或是让亲属直接开办环评公司，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天津大爆炸证明了“依法治国”的虚伪 天津大爆炸已经过去五天了。爆炸的罪魁祸首瑞海国际公司的神秘背景有诸种传说，最可靠的是《苹果日报》的说法，瑞海公司的大股东李亮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弟弟李瑞海的儿子。目前被抓的董某人，是原天津港港口公安局局长之子，依仗其父管着这块码头，从中分了一块蛋糕。这些传说有几分真实？习近平三天两次就此事的讲话其实已经透露玄机。第二次讲话提到：“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如果不是有李瑞环这样的政治局前常委家族卷入其中，习不会在讲话中做此类比。 一国的环保有三道屏障，一是有公众参与的环境评估，二是法律制度，三是政府监管。中国名义上也设置了三道屏障，将环保当作基本国策，在权贵官僚任意捉弄法律，这三道屏障形同虚设。 一部与国土安全及国民生命安全有关的《环评公众参与法》，在制订时就有意设置技术障碍让其流于形式、出台将近十年从未得到实施，其遭遇足以说明中国的“依法治国”只是一部自欺欺人的政治荒诞剧。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3期 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20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9325）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从两份调查报告看中国人的“囚犯人格”
在查阅资料时，两项针对多国公众的调查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一项调查是关于各国民众环保意识的。2007年，由通讯公司Tandberg赞助，英国研究公司The Ipsos MORI 所主导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及澳洲消费者愿意使用对地球环境友善产品(Earth-friendly products)的人数多于其他各国。约70％的中国受访者与52％的澳洲受访者表示会优先选择购买来自具有环保观念的公司的绿色产品或服务。调查还显示，中国民众比其他亚洲及欧洲人民更偏好在环境名声值得信赖的公司工作――这一调查表示，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另一项调查实际上是对世界上85个国家持续多年的调查追踪，这些数据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变动中的价值与信仰――85个国家价值观调查（1981－2004）》。其中有一项题为“从不认为利用工作职位接受贿赂是正当的（Never Justifiable）”，从中国取得的数据是：1990年有86％的受访者从不认为腐败正当，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90％，2000年则下降为83％。用学术语言表达，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人的腐败容忍度很低，而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的腐败容忍度就远高于中国：1990年只有63％的受访者从不认为腐败正当，2000年为67％。 人的观念总要化为行动。如果仅从这两项调查来推测，中国的环境保护水平应该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也应该少一些，政府的廉洁度相对较高。但中国的现实却表明，中国的环境生态已濒临崩溃，一些高度污染的土地的产出物已经形成有毒食物链，环保意识强的中国人目前连食物安全都无法保证。而中国的腐败更是成为政治之癌，其严重程度已经动摇政府信誉，影响到中共当局的统治合法性。 我不认为这是中国人在专制高压下形成的讲假话习惯在调查中的自然流露。在目前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关环保与对腐败的看法这类调查还是安全的，受访者没有必要说假话。因此只能做如下推测：中国的现实状况与中国人的价值观之所以形成巨大的反差，与中国人的双重人格有关。就以中国公众对腐败的看法与行事准则为例，大量中国人的行为表明，在没有机会参与腐败时，他们极其痛恨腐败；但一旦具有参与腐败的机会，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痛恨的贪官相比未遑多让。一些以反腐败起家的“廉政英雄”最后堕落成腐败分子就是明证，反腐败只不过成了他们向上爬的阶梯。 ――但这种因地位转换而改变价值观的事情在哪种文化中都有，中国目前的状况还有更独特的社会原因。最近与一位因政治原因坐牢的熟人聊天，他谈到牢狱的囚犯人格对我颇有启发。 这位先生谈到，他常与不同的贪官同处一室，发现这些贪官们在狱警面前比谁都更象孙子，每天考虑的就是如何“深刻”地写检查，尽力将自己贬得一钱不值。但只要到了地位较低的囚犯面前，顿时又端足架子，从奴隶到“主人”这两种角色的转换，常常因面对的角色不同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现象在囚犯身上普遍存在，只是普通囚犯没有多少机会扮演高高在上的“主人”罢了。末了，这位先生总结说，在每个中国人身上，暴君、暴民与奴隶这三种人格都同时并存，视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是在特定的场景（如牢狱）中对中国人的囚犯人格的一种深刻感悟。但我由此却联想到中国人的囚徒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应该说，1949年以前，不少中国人身上固然有双重人格的因子，但并未如此严重，更未在全体中国人身上发酵膨胀。只有到了毛泽东统治时期，残酷的政治运动成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形象一点说，毛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无形的大监狱，积极分子们成了自觉的狱卒，形同囚犯的中国人为了在政治运动中挣扎求存，只有将自己变成双面人，那些不善变化的人大多成了牺牲品。这种从人到非人的炼狱经历，从当年右派们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不少佐证。 可以说，毛建立的极权政治体制集共产主义极权与本土专制政治之大成，对中国人人格之戗害远远超过东德、捷克等国家。每个中国人都深受这个制度之害，反过来，这种囚犯人格也加固了中国极权政治的韧性。 （《华夏电子报》2008年2月28日，总233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中国 2023 拼经济：房地产，芝麻开门
何清涟 2023年，“拼经济”成了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同时面对两个难题，一是自身的结构性难题，二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尽管要到“两会”召开后，新一届政府才登场施政，但各种迹象表明，在未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中央政府终于与地方政府达成一致：重归以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的老路。 全国同念“房地产，芝麻开门” 2023年以来，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均已召开两会，相继发布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地区稳经济“一号文件”也已落地，释放的重磅信号非常明确：支持住房消费，激活楼市。 这当然不只是地方政府的想法。自2023年以来，现任副总理刘鹤两次强调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正苦于土地财政萎缩政府开支困难的地方政府心领神会，在“新的经济增长点”缥缈难期之时，自然而然就转到驾轻就熟的房地产开发上来了。 我从1993年代初开始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对中国这些年的房地产起落自然稔熟于心。中国房地产泡沫迟早破裂，政府调控只是想让其软着陆。中国经济结构错过了2009年那次最好的调整时机，自那之后，中国各地形成的土地财政，无不依赖本地的房地产畸型发展。如今，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已经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无法瘦身。任何时候挤压房地产泡沫，中国政府与民间都需要付出极大代价，这代价大小，全看泡沫破裂之时，中国政府的强管制能力如何。 房地产“大而不能倒”的原因 自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将房地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房地产作为经济引擎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房价一路上升，导致房地产业高度泡沫化，这种泡沫化程度有两个衡量指标： 一是房地产业占GDP比重过高。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为13%，而经合组织国家为5%；如果考虑供应链投入品，则房地产行业约占中国GDP的30%。 二是中国房地产杠杆率偏高。按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20年9月末，录入报告共有43个国家与地区，上述43国的居民杠杆率平均值为67.4%，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值为78%，新兴经济体平均值为50.6%。中国的居民杠杆率为61.1%，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值、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值。如果按中国央行72.5%的数据，那就高于所有报告国平均值、但仍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值。更关键的是，以2020年9月末的居民杠杆率和2015年末相比，上述4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民杠杆率上升最多的是中国，上升了22.2个百分点，高于香港的18%、韩国的17.1%、挪威与法国的11.2%。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隐患，更成了一个社会隐患。中国房地产过去20多年来的畸型发展，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至70%。 中央政府考虑重振房地产业的几大出发点 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想借着房地产下行之势挤泡沫，完成结构性转型，但结果不如意，在2022年中期全国房地产均价跌破万元大关，降幅据说在30%左右；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这对中国经济产生全局性影响： 一，房地产衰退，导致国内制造业衰落。房地产是过去20多年的龙头产业，上下游企业至少有50多个，这些行业随着房地产的衰落而衰落，导致国内不少人失业。 二、经济形势的不乐观，严重影响投资及消费预期。据瑞银估算，2020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居民新增储蓄或累计达到4万亿元。国内有人估算，2020年后居民新增储蓄率约为5.2%，2020年至2022年的新增储蓄体量预计共计3.98万亿元。 三、为了保地方政府正常运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剧减，地方隐形债务剧增（后面将谈到时），不仅支付公共开支困难，就连地方最不愿意做的公务员减薪也实施了。自从2022年初开始，不断爆出一些体制内人员工资调整的消息。而且都是降低，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制。最少的大约降低15%，多的甚至超过30%。 无论从增加就业还是从保证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中央政府都希望迅速提振经济，但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之时，只能又回到发展房地产这条老路上来。 三个拦路虎：谁来购买房地产 每个省的稳经济1号文件都表明宗旨：“房子是用来住而不是炒的”（习近平指示），但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谁是今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主体？ 1，中国城镇住房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套户比已达1.09。 据任泽平《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所列数据，1978-2020年中国城镇住宅存量从不到14亿平增至313.2亿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34.7平方米，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63亿套，套户比从0.8增至1.09。与住建部公布的2019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8平方米相比，约小5平方米左右。一般而言，套户比小于1，表明一国住房供给总体不足；套户比等于1，表明一国住房总体基本供求平衡；考虑到休闲度假需求、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宅分离等情况，成熟市场的套户比一般在1.1左右。从国际看，当前美国、日本分别为1.15、1.16，德国为1.02，英国为1.03，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接近1.1，表明住房供给总体平衡。 也就是说，除了炒房需要，用于自住的住宅需求基本饱和。 2、中国人的购买力接近极限。据中国央行2022年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底，中国居民负债金额达到200多万亿元，人均负债高达14.3万元。考虑到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刚公布的人均收入，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房产购买潜力有限。 偿债能力取决于稳定的收入，近三年，中国中小企业破产剧增，新增失业人口据说高达7000万。这大大影响了中国居民的偿债能力。数据显示，最近几年，由于无法还贷，中国的法拍房数量一直呈增加的趋势，2017年全国法拍房数量仅5000套，2019年便增至50万套，2020年达127万套，2021年高达160多万套，2022年已超过300多万套。有人预计，如果按照这个数据增长，明年法拍房数量突破500万套都是有可能的。 3、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太高，是个大问题。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益于房地产税收，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是极大的隐患。据程晓农测算，2022年底，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万亿，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万亿，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万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卖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260%。 这种情况注定地方政府已经无法清偿债务。 上述三点将注定如此结局：地方政府出售土地、发展房地产经济的热情依旧非常高；企业开发房地产的热情也还有，例如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最近公布，拟在地方政府土地拍卖中购买住宅用地，但城镇居民的购房能力却跟不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过分倚重房地产仍将存在。最多半年之后，中国政府将发现，房地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时代恐怕已经成为历史，地方政府为了税收而重振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来说，只是饮鸩止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2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27202309485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泰坦尼克号》：永恒的纪念碑（4 之 4）
那些“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就有造船师安德鲁斯。在最後的时刻，有人看到安德鲁斯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著一幅题字是“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汹涌的海水正拾级而上。对於他的下落，人们没有异议，都认为他是随著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到了海底。安德鲁斯死後，他的朋友们和敬仰他这种精神力量的人们，在英国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名字为：“托玛斯．安德鲁斯纪念馆”。 但对另一个“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的说法。後来从大西洋海面找到的328具尸体，都没有默多克。很多人都说一副默多克自杀了，而且回忆得栩栩如生。服务员托玛斯．韦德门说：为了阻止那些发疯似地要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三等舱乘客们，默多克“开枪打死了一个冲上来的乘客。我没有看到这个场面，但是有三个人看到了，然後默多克开枪打死了自己。” 所有找到的300多具尸体中，也没有船长史密斯。船员德雷斯说，他看到“泰坦尼克号”船头向下剧烈倾斜时，史密斯就从甲板上跌落到海里，“我看见他又游回到这条沉没的大船，我一直看著他随著这条船沉了下去。”报务员布赖德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刻，史密斯船长对船员们喊道：“孩子们，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然後就跳进大海。不管怎样的版本，主题都是一样的，史密斯选择了死亡，与船同在。在他的家乡英国利希弗尔德镇，人们为纪念他，塑造了一座和他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像。 八名音乐家至死演奏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在那样危急的生死关头，他们用激昂轻快的爵士音乐，给人们以希望；用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给人们以慰藉；用超越各种肤色、国籍和种族的音符，给所有的乘客以灵魂的安宁。 当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的尸体在大西洋上发现、运回到英国他的家乡科尔恩镇安葬时，这条消息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来为他送葬。人们在他的家乡公园，立起了一座哈特利的铜像，座落在一块大理石上。这座铜像，是用来自全英国的捐款建造的。 在“泰坦尼克号”启航的南安普敦港，人们修建了两座纪念物，一个是街中心喷水池，象徵那些水手永远地给予；另一个是壮观的花岗岩纪念碑，上边有青铜刻制的轮船工程师群像，座落在南安普敦市的东部公园里。英国的另一个城市利物浦，也在市中心喷水池旁竖立了一个石柱，纪念那些遇难的轮船工程师。 在“泰坦尼克号”建成下水的英国贝尔法斯特港，人们为纪念那些遇难的船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雕像：两个美人鱼在大海上举著遇难者。在英国的戈德明镇，一座著名的修道院里，立著一块石板，上面刻著“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报务长杰克．菲力浦斯的英勇故事。 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街和西106街的交叉口，“梅西百货公司”的职员们，为公司的创办人、遇难的斯特劳斯夫妇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华盛顿，建造了一个大理石喷泉，纪念总统武官巴特少校，美国总统塔夫脱亲自为这个纪念物剪彩。 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被救回到纽约时，当时美国总统夫人内莉．塔夫脱提议，每个妇女捐赠一美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那些挽救了妇女和儿童的高尚男子们建造一座纪念碑。总统夫人率先捐出了一美元，她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感谢那些有著武侠精神的男子。我确信，每一个美国女性也有能力给予这样的小小捐赠。” 25,000名妇女跟随总统夫人捐赠了一美元，随後由著名雕塑家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怀特尼设计制作了“纪念泰坦尼克号遇难船员”的雕像，竖立在首都华盛顿的巴尔地摩公园里。雕像的底座有9米高，上面是一个6米高的古典雕塑男士，裸露著上半身，双手形成一个十字架。下面的题词是：“献给泰坦尼克号的勇敢男人，他们牺牲了自己，挽救了妇女和儿童。”落款是：全美妇女协会。 当时美国女性还没有和男人一样有选举权，因此“泰坦尼克号”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女权运动。报上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底男人和女人是不是平等，到底男人和女人谁更勇敢。有的女权主义者疾呼：“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女性乘客失去了她们争取公平选举权的机会，她们没有证明自己和男子一样勇敢。” 但另一位作家珍妮特．伯瑞在《纽约晚报》上撰文，这样定义女人的勇敢：“在泰坦尼克号的最後时刻，男人的勇敢是，为救那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女性和儿童，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对於女人来说，当她们的侍从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惊恐地缩在小艇里时，她们却有勇气看著心爱的人，站在正要沉没的大船甲板上。对於她们来说，英雄主义是：宁可看到心爱的人有尊严地死，也不愿看到他们屈辱地逃生。” 但也有人提出，如果男女平等，就不应该是男人都去死，女人都可以获救。男人也有权利上救生艇，没有屈辱和高贵之分。由於把救生艇给了女人，很多对这个世界非常有贡献、并将继续奉献社会，推动社会繁荣的男人，却被留在船上，等待死亡。这些男子中，有亿万富翁阿斯德，银行世家古根海姆，商界钜子斯特劳斯，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林等，他们都视死如归，把他们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这些位置或许就被来自欧洲的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占去了。这些知名的、有创造性的男人，和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对世界极少贡献的农妇相比，谁更应该上救生艇？谁对这个世界更有价值？ 但这样的想法被更多的人反对，人们认为，美国《独立宣言》阐述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金钱、才华和对社会的重大贡献，都不能决定生命就比别人更重要。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历史的事实是，那些“重要人物们”用他们的生命为人类留下的精神财富，远远、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曾经给人类创造的物资财富；如果用价值来比的话，他们的死所带来的价值远超过了生；而这笔财富是永远的、不朽的！ “泰坦尼克号”沉没距今已整整90年，在世界各地，人们一座座地修建纪念碑。而好莱坞的导演卡梅隆则修建了最宏大、豪华的一座，把它用高科技修在了电影银幕上：有彩色画面、喷发现代立体音响的《泰坦尼克号》巨船，从好莱坞启航，驶向欧洲，驶向非洲，驶向亚洲和几乎世界的每一个电影院，驶向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里，它是一座流动的纪念碑，流向永恒和永不沉没┅┅ 2002年4月14日於纽约 2002-04-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Nobel translator taken to task
The man who has translated nearly all of Nobel Prize-winner Gao Xingjian's work, Goran Malmqvist, is put through his paces by one of the leading critics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aturday, February 17th, 2001 It is highly unusual that four month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last year'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Gao Xingjian (高行健), the first Chinese ever to win the prize, has yet to be the subject of an in-depth Chinese-language review that thoroughly explains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values of his two novels on which the Nobel Prize is principally based. The prize generated worldwide criticism from Chinese authors and critics and raised arguments and doubts about the selection of last year's winner. Trying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ffair, I interviewed one of the key figures who helped place the Nobel crown on Gao's head; Goran Malmqvist (马悦然) . As Gao's most enthusiastic supporter, Malmqvist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into Swedish all of Gao's short stories, two novels and 14 of his 18 plays, a total of 95 percent of Gao's work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Gao would not have won the Nobel without Malmqvist's support and translations. Malmqvist was born in 1924 and began to study Chinese in 1946,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Swedish Sinology, a book published in China and which was praised for its accuracy by Malmqvist himself. Malmqvist is an authority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ichuan dialects. H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1980s and has campaigned for Chinese writers to win the Nobel ever since he was elected a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in 1985. As Sweden's most prominent sinologist, Malmqvist has translated as many as 700 pieces of Chinese works into Swedish, most of them ancient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Malmqvist ha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ree Chinese writers, Gao Xingjian, Li Rui (李锐) and Bei Dao (北岛). He has translated three major works by Li Rui and all of Bei Dao's poetry. Last year'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s as much a triumph for Malmqvist as it is for Gao. Readers in Taiwan have heard much about Gao in the last two weeks. Learning Malmqvist's views on Gao's works, however, might be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Gao's writing. Cao: Was a Chinese candidate considered for the Nobel prize this year because no Chinese-language writer had won the prize in its 100-year history? Was this a factor in giving the prize to Gao Xingjian? Malmqvist: It was certainly a consideration. C: Was Gao weighed for the prize purely in terms of literary merit? M: Yes. Literary merit was the sole criterion. C: If the evaluation wa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literary merit, where do you think Gao's works surpass those of V.S. Naipaul, Salman Rushdie and Philip Roth? Their works have been listed among the best 100 English-language novels. M: We don't worry about this. The 18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decide who wins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we do not listen to what others say. We don't care about this. No one can influence us. No matter who says Rushdie should get it, Roth should get it, Naipaul should get it, we simply don't listen! C: You translated Soul Mountain(灵山) into Swedish before the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Don't you think you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the opinions of Chinese critic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before concluding that it is "a work impossible to compare with anything but itself?" M: I don't care about other people's criticisms of Soul Mountain at all. I have my own critique. I don't listen to other people telling me how it should be. Besides, there were very few criticisms of Gao before he won the prize. C: Didn't you want to wait for opinions from critics in China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M: Why should I wait? I didn't wait until other people said -- until a certain critic from China said Soul Mountain was a good novel and should be translated. I simply didn't listen to other people. I decided on my own. C: Some believe Soul Mountain is not a conventional novel and not a modernist novel. Then to what genre of novel do you think it belongs? M: It is not a conventional novel or a modernist one. It is a very special, unique novel -- a kind of novel that has never existed before. C: You said it is a special and unique kind of novel. Then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s existing literary schools? M: He is himself and he doesn't listen to other people. He writes for himself. C: Gao said Soul Mountain manifests three kinds of culture: Taoist and Buddhist culture, folk culture, and a culture of pure Eastern spirit represented by Laozi's (老子) and Zhuangzi's (庄子) philosophies, the metaphysical (玄学) philosoph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Zen. Do you believe it manifests these three cultures? Do you think one novel can manifest these three kinds of cultures which developed ove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in China? M: Certainly. He writes about a Chinese society not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Gao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primal culture of the Chu (楚) state. C: But the Soul Mountain I read was all about folklore, hearsay and miscellaneous materials, without a system to express these three cultures. M: Without a system? Gao is not so interested in systematic narratives. But \[the novel\] contains many anecdotes about some ancient things, magic, Zen, and Buddhist things that he saw. He wrote about things that he encountered. C: Some believe One Man's Bible (一个人的圣经) is weak intellectually and Gao falls far short of Milan Kundera and Aleksandr Solzhenitsyn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ommunism. Do you agree with such an evaluation? M: I don't agree. In my view, One Man's Bible is a confession. "He" in the book is the autho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think he wrote mercilessly, describing the three different roles he play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very, very candid. He despised the rebels; he despised the oppressed; he despised the onlookers. C: Do you believe Gao's views on communism in One Man's Bible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Kundera and Solzhenitsyn? M: It's hard to say. But I admire Gao very much. He ... candidly and mercilessly introduced to the readers the roles he play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is very courageous -- truly courageous -- and very honest and sincere too. C: But some have pointed out that descript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One Man's Bible are rather shallow, and even inferior to works from the early 1980s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ke Dai Houying's (戴厚英) Oh! Human, Human! (人啊人), Zheng Yi's (郑义) Maple (枫) and Old Well (老井), and Gu Hua's (古华)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芙蓉镇), and so on. M: Those are all "scar" literature (伤痕文学). Gao's work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scar literature. The purpose of Gao's One Man's Bible is not to writ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 purpose is to tell the readers the roles he played -- three different roles. It is not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wrote about himself,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backdrop. C: Some believe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in One Man's Bible is limited to egocentric sexual freedom.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is identical to Western society'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M: It's perhaps different because Westerners have not experie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Gao did. Our views of freedom may not be identical to Gao's. There may be some differences. C: Both in One Man's Bible and in Soul Mountain, all the female lead characters complain that the male protagonist only use their bodies, that he only wants sex but not emotion, much less love. The women I know who have read the book are all angry about Gao's contempt for women. You have probably seen Australian Sinologist Linda Jaivin's review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Soul Mountain. She thinks Gao simply looks down on women. How do you see this issue? M: I disagree. I disagree. C: Don't you think this is an 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 women? M: It is. It is. C: Then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toward humanity stressed by Kenzaburo Oe (大江健三郎) and Gunter Grass. It also appears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idealistic spirit of the Nobel prize, doesn't it? M: We in the Swedish Academy have long ignored the idealistic direction stated by Alfred Nobel because we are not very clear what he said exactly. If he were an anarchist, then Gao would be a writer very much compatible with the idealistic direction. C: Both Oe and Grass put great emphasis on responsibility, but Gao is different. M: Gao is not willing to shoulder this responsibility. He writes for himself. He is not going to save society, save people. He lives for himself. As he said, he would rather come adrift and go adrift, leaving no traces. He is a person who lives and writes for the individual. C: Then do you agree to the claims that Gao evade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an individual'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M: This is his decision. This is his life style. C: Then as a reader and a member of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how would you evaluate it? M: I cannot reject his kind of lifestyle. It is something he decides for himself. He wants to be so and he is so. C: You said the book is a confession. Do you believe there is indeed an awareness of penitence in the book? M: I believe so, even though Gao himself may disagree. C: You said One Man's Bible is a confession and the "he" in the book points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 you think this "he" is remorseful about the rebel's role he played in that episode? M: (pause) I believe he is, but Gao may disagree with my view. C: Can remorse be compatible with an 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 M: Gao wrote One Man's Bible and dispensed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does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 He doesn't want to write about it anymore. He has resolved it, he has thrown it away. C: Some believe that the prose of One Man's Bible is extremely coarse. In China, such a novel certainly would have been rejected (by publishers). How do you answer to such an appraisal? M: I don't agree with such a view.... But whe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heard the news (of Gao winning the prize), they said at once that the Swedish Academy had selected Gao Xingjian because he was French on the one hand and because the Academy was politically motivated on the other.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came out and said, "We have at least 200 writers who are better than Gao." They simply haven't read his works and don't know what he writes about. C: But the people who raised the criticisms had read his works and they were also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me have criticized that One Man's Bible is all descriptions of the mechanics of sex. Do you believe the book has any descriptions of sexual psychology? M: This is their view. I disagree. I let them have their view. C: Among the description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 in One Man's Bible, which sections made a particularly deep impression on you? M: They didn't leave a deep impression. C: When you were interviewed by the Taiwan media, you said, "Gao understands women extremely well. His ability to deeply grasp human nature is very rare, not just among Chinese writers but also in the West." The American writer Henry James has many works describing women. Do you really think Gao's descriptions of women surpass his? M: I know. I'm not well read. However ... C: You feel that Western writers can't necessarily match Gao's descriptions of women. M: That's right. But I'm not a woman. (laughs) I'm guessing. C: The Guardian has written that Gao's play Bus Stop (车站) is an imitation of Samuel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M: Of course he was influenced by Beckett. Gao's early plays, like Bus Stop, are obviously concerned with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as Waiting for Godot. Gao himself acknowledges this. Gao's early plays were influenced by Western drama, but I believe in the future, Western drama will be influenced by Gao. This is a certainty. He makes use of three different personal pronouns -- I, you, and he -- to indicate a single person. This is a new technique, one that others haven't used before. I believe that in the future, Western playwrights will discover this is an extremely useful technique. C: You don't feel that he imitates others too much? For instance, the way Bus Stop imitated Waiting for Godot? M: No, no, no. Influence is not necessarily negative. Look at how Li Rui's (曈肌@ Tree in the Still Air (无风之树) and Cloudless Sky (万里无云) are somewhat similar to (William) Faulkner's works in style. This doesn't mean that Li was imitating Faulkner. He was just influenced by Faulkner. C: Some people say that Gao's play Fugitives (逃亡) imitated Jean-Paul Sartre's No Exit. M: I haven't read it. C: There is a passage in Soul Mountain with no punctuation. Some people say he was imitating Ulysses. M: No, no. Not at all. This is a kind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monologue. It's something Gao began using long ago. C: You once said that you haven't read the works of Zhang Wei (张炜) and Zhang Chengzhi (张承志). Is that right? M: I believe I haven't. I've read a lot of things, but ah .... C: Have you read either of the two major works by Zheng Yi (郑义) -- Scarlet Memorial (红色纪念碑) and Holy Tree (神树) -- published after he went into exile in the US? M: I read his work about cannibalism (Scarlet Memorial). I haven't read Holy Tree. C: Have you read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荒人手记) by the Taiwanese author Chu Tien-wen (朱天文)? M: I haven't read it. I'm not that familiar with Taiwanese fiction and drama. I'm more familiar with Taiwanese poetry. C: I don't want to evaluate these authors. Rather, I just want to ask how you dare conclude that Gao's Soul Mountain is a work "impossible to compare with anything but itself" if there are still quite a few works by fairly influential Chinese authors that you haven't read? How do you know that those works you haven't read are necessarily inferior to Gao's? M: (pause) Gao is the only one, the only one who writes short stories, novels, plays, has made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to literary theory, extremely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also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drama. He is the most versatile author writing in Chinese in the present era. No one writing in Chinese can compare with him because his work are all encompassing. C: Could it be said that Gao's prose also surpasses the above-mentioned authors? M: That's hard to say. I feel that Li Rui's prose, his language, and his style are superb. He can perfectly capture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poor peasants in Shanxi. C: Your frequent mention of Li Rui reminds me of the Xinshan (新山) literary symposium held in January of last year. At that symposium, Li Rui stated that Cao Xueqin (曹雪芹) was a greater writer than Shakespeare. Do you 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of his? M: One is a playwright. The other is a novelist. It's hard to compare. Suppose. I were to ask you, do you like apples or spicy noodles? These things can't be compared. C: You once extolled the Shanxi author Cao Naiqian (曹乃谦) as a writer of genius. Why? M: His writings are very difficult to find. I have a few- mostly translations. He is a writer from Shanxi who works as a policeman in Taiyuan. In Shanxi Literature (山西文学) he published some extremely short pieces, just a few hundred words in length. He can completely depict a person's life, several people's lives, in just a few hundred words. C: Cao's works can be openly published in China. As pure literature, they don't run into political conflict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the past, you have expressed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a's literary circles for not taking him seriously. Is it really possible that none of the literary critics in China are able to recognize his genius? M: This doesn't concern me. I don't care what China's critics think of Cao. I have my own point of view, and I think Cao is a writer of genius. C: Some people feel your choice of works and authors is relatively subjective. How do you treat this kind of appraisal? M: Of course it is subjective! Of course it is subjective! How could it be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C: And you don't pay any attention whatsoever to the opinions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s? Not even for reference? M: I don't care. They don't concern me. Their opinions don't influence me in the slightest. Why should I be influenced by them? If they say Gao is no good, Gao is an inferior writer, I let them have their point of view. But they won't influence me. C: The Los Angeles Times published an essay criticizing you. In the letter to the editor that you wrote in response to that essay, you said, "Soul Mountain, in my mind is the greatest novel of the 20th century." M: Yes. C:Doesn't this amount to saying that Cao's work surpasses the masterpieces of this century such as Joyce's Ulysses, Kafka's works, and Marcel Proust's In Search of Lost Time? M: I meant to speak of Chinese novels. C: But that quote clearly said, "the greatest novel of the 20th century." M: I think it should say, "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may be my own mistake. C: You consider Gao's Soul Mountain to be,"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 of the century." Is it comparable then to the greatest novel of the century, Ulysses? M: No. They can't be compared. C: Could we say that Gao is nowhere near Joyce's equal? M: I wouldn't presume to say that. Their style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C: In the past, you primarily researched ancient Chinese and Chinese dialects. Then, in the early 1980s, you began to translate work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cient Chines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fields. Do you think you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an overall maste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 No. C: Aren't you being too modest? M: No. Because my time is limited, and my energy is limited.... I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studying the works of a few contemporary Chinese authors, translating their pieces. People like Gao Xingjian, Li Rui, Bei Dao. C: Among the 18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only you understand Chinese. Is that right? M: Yes. I'm the only one who understands Chinese. C: So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Gao, your opinion wa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M: Naturally I reported to them quite a number of times - internal reports. I reported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not just Gao Xingjian. I also gave quite a few reports about Gao's literary works. That's how it has been for the last few years. C: Do you consider Gao to be an original writer? M: He's an extremely original writer.... Every author is influenced by other authors. This is inevitable. It's also a good thing.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Translated by Ethan Harkness and Francis Huang www.taipeitimes.com 2001-02-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王丹“脑瘤症”再次发作
王丹2014年夏天的“疑患脑瘤”事件就是要利用他的六四光环，一是吸引媒体聚光灯往他身上照，二是要求台湾社会特殊关照他，而且要求得理直气壮。在用谎言把台湾社会瞎折腾一顿之后，王丹回到台湾，脑瘤就连影儿都不见了。 去年（2014）底，王丹又通过脸书发消息，说台湾清华大学可能不续聘他了，并明指有人对他参加太阳花学运不满，等于把自己的续聘问题弄成政治问题，又像“脑瘤事件”一样，要炒作这件事，要煽动群众为他呐喊，给学校和有关部门造成来自社会大众的压力。这无法不促人想到，袭胸多是惯犯，强暴多是惯犯，原来“要炒作、要关注、要拿特权”也可以成为惯犯。 事实上，在王丹把他和清大的合约问题捅给大众之前，清大并没有做出决定。12月31日《苹果日报》报道，“清大校长贺陈弘表示，目前王丹与学校的聘约还没到期，因此没有续不续聘的问题，也没有透过任何方式告知王丹不续聘。” 这里明显是王丹自己听到点风声，先下手为强，指望以煽动舆论来压清大，让他们改变那个尚只有意向，但并未定局的决定。王丹的捅给大众结果适得其反，有过上次乌龙脑瘤的劣迹之后，王丹再次的“狼来了”没能引起社会大众多少同情和关注，反而迫使学校尽快做出决定。于是年初清华大学正式通告王丹不再续约。王丹立刻又发消息报告，让它再次成为一个事件，要引起同情和关注。 本来，大学和老师签约，都属于个人和学校内部处理的问题，根本不应拿到社会上来讨论。全世界哪有一间大学的教授聘用问题是拿到社会上讨论的？哪一家的大学雇用教师是靠大众舆论导向来决定的？王丹以为他是在竞选政治职位吗？任人皆知，学校应该根据王丹的学术成绩来决定是否聘用他，而绝不是听外行的普通大众的意见。王丹故意、刻意把他的去留问题透露给大众，实在是非常可恶之举。 众所周知，王丹是因为六四光环而进的哈佛，也因六四光环在台湾得到教职，二十多年过去，他已经习惯了使用这个光环，习惯地相信这个光环可以给他带来的利益，所以他要把这个光环使用到极致。既然他本来就不是靠学术成就进的清大，所以现在当然不知道要拿出什麽学术成就，才能让台湾的大学继续聘用，于是只能靠再次发动群众。 对清华大学来说，对王丹这种人，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王丹对校方的先发制人之举，恰恰给了清华大学一个机会，顺水推舟，送人送客松一口气。 王丹不仅“要风头、要关注、要特权”是惯犯，撒谎更是惯犯。他的“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是撒谎，“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是撒谎，二十万美元去向大谎套小谎，疑患脑瘤事件中一串谎，“六四天下围城”撒谎，“为香港占中者争诺奖”撒谎，自己写“王丹，我们继续与你同行”，让收了中共领馆一铺子香烟的胡平等人签署以壮胆壮势也是撒谎。 这个不把那剩余价值已经很可怜的六四光环磨到全部黯然失色誓不罢休的作秀王子最近又随口撒谎，比如，面对人们对他那句“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吧？！”的批评，他义正词严地指控别人歪曲他的意思，说“我的完整表述是‘好色不是问题，但是袭胸不可以’。” 事实是，他的“袭胸不可以”是在“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吧？！”遭到一片反驳声之后才弄出的一句回应，既不是他当时的原意，更不是当时的原话。为了掩盖这个事实，王丹把12月中旬到12月31日之间的脸书全部删掉，就跟去年夏天在“脑瘤事件”引来一堆批评之后，王丹把那期间的帖子全部删掉的做法一模一样。 但是，还有比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如此涂抹历史更愚蠢的吗？在谷歌搜索打上“王丹 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不仅他当时的网站完整记录都在那里，更有几万条当时的新闻报道（包括当时他的网站照相），他的原话一目了然∶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2546486268027&id=105759983026 明明是他自己涂改历史、用谎言扭曲事实，却把那些“罪状”安到别人身上；用涂抹历史的做法，企图抹掉那期间人们对他的批评。如此效仿共产党做法的人，去教授历史的话，会教出什麽样的学生呢？ 上述这些做法岂止是没有学术成绩，明明是撒谎成性吗？这让我想起，早在2001年的时候，对那本明显是把新闻报道当作中央文件贩卖的造假的《天安门文件》，王丹就说，“真伪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把真伪当回事儿的人会怎麽教历史呢？ 当然，王丹如果不是自己撒谎成性，不把真假、欺骗当回事，就不可能挺中国文坛那个世纪大骗韩寒。在中国那个极度变态的社会，韩寒事件被称为∶“文盲当作家、流氓成导师、骗子变公知”。但王丹最近却在《自由时报》撰文给韩寒背书，欣赏韩寒的“成就”（这是促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 从2012年春节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中国学者、网民、作家等等，对韩寒的质疑文章、网帖、视频等，大概起码上万篇（请见《倒寒网》http://www.daohan.org）。任何一个稍微在意真假的人，都绝不可能再捧韩寒。王丹对韩寒被揭造假这件事清清楚楚（他自己文章表明。当然，如果不知道他就更没资格在文坛混），但为什麽在那麽多人拿出铁证地揭露了那个欺世盗名的巨骗韩寒之后，王丹仍挺他呢？很可能就因为，他自己撒谎成性，就对骗子行径不在乎；他自己也编造，就对骗子有本能的保护欲；自己也骗，就和骗子心有灵犀。 除此之外，在中国那个怪胎社会，官方媒体一直护韩寒，所以韩寒迄今没有彻底倒，还有他的一大批粉丝，所以最看重粉丝、人气的王丹，哪敢得罪韩粉。王丹的捧韩、挺韩以及我下面要写的那些行为还证明，他是一个典型“二手货”。 二手货（second-hander）是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创造的一个表达，指没有自己的头脑、主见，看哪边有人气、有人缘就站哪边说话的人；这种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真正建树，而是怎麽才能得到最大的虚荣和利益。 作秀追风的人多是二手货的最佳样板，哪边红火往哪边倒。大家都知道王丹初抵台湾就得到刚上台的陈水扁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20万美元，虽然他私下密会马英九，公开则做出亲绿状。但从2000年到2014太阳花学运的十四年间，他不仅绝口不提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哪敢得罪13亿，更专门发声明反台独。 很多台湾人因王丹在太阳花学运中现身，所以无论他有什麽错都坚持挺他。那就请看一下王丹是在什麽情形下“现身”太阳花学运的（照抄《亚洲周刊》采访王丹吾尔开希后的报道）∶ 【（学生占领立法院那晚）吾尔开希和王丹在酒馆里喝酒，手机上不断传来前方的消息。“这还有什麽好说的，赶紧去啊。”吾尔开希兴奋起来，他对王丹说∶“我们两人应该连手去。”但他反复劝，王丹都不肯去。他索性自己坐出租车狂奔四十分钟，从新竹赶到了台北。时值凌晨两点，学生们还未睡。他并不认识陈为廷等人，但学生们认识他，请他上台发言。 五分钟的演讲里，吾尔开希像是回到了当年的广场上。他很激动，声嘶力竭地喊出每一句话，而欢呼声不断响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他最后说。这句话，像是在评价当年的自己。 演讲视频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他马上打给王丹问∶“看到反应了嘛？”“看到了，反应很激烈。”“那你还不过来？” “他第一时间没来，是因为性格不同。我对时机的敏感度更高。”吾尔开希对亚洲周刊说。“我想在最早的时间去，表达我们天安门学生的支持，提醒社会大众如何看待这些学生。” 王丹在凌晨四点钟到达，他与吾尔开希并肩站在一起。这一幕并不陌生，是天安门运动中的经典画面。而这一次，两位昔日的学生领袖，在一场新的学生运动中，再次并肩站在了镜头前面。】 在得知吾尔开希大受欢迎、互联网上“反应很激烈”之后，之前怎麽劝都不去的王丹，和吾尔开希肩并肩站在一起了。 太阳花凯旋后，王丹观点似有变化，但这样写道，“一位中国大陆翻墙出来的同学问我∶你支持林飞帆，但是林飞帆支持台独，所以你支持台独对不对？我回答∶不是林飞帆喜欢的我就一定喜欢，他那件军绿色大衣，我就觉得还好。”一如既往的狡猾。 但到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绿营大获全胜时，不仅国民党对亲中、亲统都躲之不及，连中国民运圈（国内国外都算上）也似乎一个口径都反统了，甚至连支持台独也好像不是个问题了，于是王丹忽然发现了这样一个伟大真理∶“最近50年以来，最振聋发聩，对人类社会发展最有深远意义的一句话，就是哈维尔说的∶人权高于主权”；而且也立马明确表示，要“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了。进步得真快呵！ 王丹说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以现在的主张为准。”发生了变化？在绿营大获全胜的几天之内，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宣布自己政治主张的大转弯，也太不够掩饰了点吧？ 还有更神速的。去年11月底绿营大赢之后，台湾社会呼吁释放陈水扁的声音开始大了，连蓝营都有很多人开骂马英九没人性了。记得当时一个朋友跟我谈起王丹要支持台独了，我开玩笑说，下一步王丹大概要去监狱看阿扁了，现在看阿扁最“安全”，不仅不会被话垢，还会赢来掌声。朋友回答，人家早就去看过了！ 啊？真的？这麽快？怎麽可能。我其实只是开玩笑，没相信他真会去，以为此君是顺我的笑谈。上网去查，真的！真得服了。 从陈水扁下台不久即被抓迄今六年多，这期间王丹都在台湾长期居住，但他不仅从未去看望过被马英九政治清算的阿扁，而且是刻意切割、避开（他因拿那20万美元而导致的连接）。 但在绿营大获全胜后的半个月之内（两个星期！），王丹就把“人权高于主权”“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陈水扁的人权问题”这些他十多年来一再被追问的重大政治问题一股脑全解决了，全弄通了，全想明白了！怪不得那麽多人要政治权力呢！权力一到手，立马就有人拥护呵！ 王丹不仅第一次去看了阿扁，甚至第一次称阿扁为“陈前总统”了！墙头草的摆动是如此的迅速，令我这看惯了墙头草、几乎对墙头草熟视无睹的人都楞了一下。这是真正的思想转变吗？太明显的墙头草的摇头了吧。 当墙头草顺应大多数人的意志点头的时候，多数人是仰望著叫好的，因为“草”是在墙头上大家都看得见嘛。不过你把那棵草放到秤上的话，它可是一点也压不起砣的。如果这次是蓝营大获全胜的话，王丹还会在半个月之内就做出上述之举吗？ 这次他为了在台湾谋教职，像发“征婚广告”式地公开张扬。于是六四余光还在帮忙，王丹向大众报告∶“昨天晚上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开口说‘王丹兄你好，我是赖清德。’吓我一跳，赖神本人耶！居然有我手机号码。” 瞧瞧掉价到何等程度（当然，墙头草有多重？），台南市长一个电话，把他受宠若惊到大叫“赖神”的地步，下回什麽小英之类来通电话，不更当女神供了吗？哪间大学的教授谄媚到把政坛弄潮儿称神的地步？二手货们犯贱的时候，竟然是如此无羞耻感的。 王丹因缺乏自信，所以一下子就把赖清德给公开卖了，引起台湾媒体一片哗然。赖清德此举，明显“关说”，实为令人吃惊的不明智。怎麽应该是一个市长替大学邀请教授？市长有权替大学邀请教授吗？他说“王丹支持陈为廷不影响他的社会观感”，但他自己这麽清楚地给王丹关说，却毫无疑问会影响他自己的社会观感，甚至会影响他将来的参选总统，因为他似乎对这麽明显的关说之举没什麽感觉，如果他有更高位的话┅┅ 且不说关于王丹的问题、王丹的争议，早已弄得沸沸扬扬，即使王丹很完美，作为有政治抱负的赖清德市长，可不可以替他关说？可不可以不自律手中的权力？ 同时，赖清德这麽做是在帮王丹，还是事实上可能给王丹拆台？在还没有大学正式邀请的情况下，市长先出面打电话，哪个真心想邀请王丹的校长、系主任不担心被骂——请王丹是为了讨好市长，或者请王丹是迫于市长压力。据《自由时报》报导，他已向长荣大学校长李泳龙建议聘任王丹。这不等於下命令了麽？赖清德先生好像不是历史专业的专家吧，他认定历史系教授的资格是什麽呢？ 既然王丹把本来应该是他跟学校私下商议的事情拿出来给公众讨论，等于是就他的教职问题让公众投票。那麽我们就把该说的事儿都拿出来让公众讨论一下吧∶ 一个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在脸书上（他自己对媒体说）、除了发几句毫无建树的青春期感叹，就是写小猫小狗拉屎撒尿的人（岂止只是未成年，根本就是学龄前），他在做什麽学术研究？你们谁看见他的学术成就是什麽（不知赖清德哪里得来王丹是哈佛高材生的信息）？ 那个骗子韩寒，在被无数人揭露痛斥之后，再不敢发政论了（仅此一点就足以坐实骗局），但为了保持人气继续赚钱，就成天在微博兜售他的小女儿。王丹挺韩寒、学韩寒，但没女儿可卖，就卖他的小狗。但你们谁知道、谁听说过，全世界哪个“人到中年”的大学教授儿童化到王丹地步？哪个教授有胆一边把那种儿童涂鸦“秀”给公众看，一边往大学课堂站？ 王丹岂止是涂鸦一些儿童的胡言乱语，他还贴一些不三不四的照片。诸如他啃鸡腿、小狗在他大腿之间等等。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那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照片，或顶多认为贴那些东西是有点三八/二百五，但是，有人在几个月前给我提供了一篇有关王丹的英文文章，并告知，有一个外人不懂的世界——成年男人装小孩，逗小狗小猫，为的是吸引小孩，那是“恋童癖”表现的一种。这篇英文披露出王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兴趣的读者请看我的下一篇文章∶王丹涉嫌“儿童色情”FBI存档。 2015年1月21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ZT 对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我倾向相信柴玲的证词
【摘译】我倾向相信柴玲的证词，尽管我没有检验远志明一方的说法（因为找不到）。如果她关于远的证词是真实的，不仅是强奸的那部分，而是不悔改的那部分，那就说明远这件事是罕见的强暴者成为牧师的例子。远只是证实了我的看法，为什麽他的布道是有问题的（不仅是那种“每个人都犯错”的观点，更是那种刻意地把罪合理化的做法）。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Chai Ling’s testimony over Yuan’s (even though I have not examined Yuan’s side of his story, since I cannot find one). And if what she testified about Yuan was true, not the rape part but the unrepentant part, then though Yuan would have been the rare case of a rapist turned pastor, Yuan has merely proven my points as to why his ministry is problematic (Not in a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way, but more of a "intentionally justifying sins" way). 【全文见∶http://nycphantom.com/journal/?p=5814】 2015-0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给江泽民夫人的公开信
江夫人王冶平女士： 你好！冒昧给你写这封信，主要出於三个原因： 第一，从你伴随江泽民先生出国访问时的表现中，以及海外中英文媒体有关你的报道上，感觉到你和以往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夫人们有些不同。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你有一些今天已经少见的中国传统女性之含蓄、质朴，或者说没有最容易令人反感的第一夫人的张狂。毛夫人江青的表现，你当然和全国人民一样清楚。而邓夫人卓琳，外人鲜有知晓。据我有限的阅读中，好象还没有看到媒体上对你有什麽负面评价。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当今中国有13亿人，2,000多家报纸，中央一级的高层官员也得上千，但没有一个人，能有你这种位置，能够和江泽民先生说上话，主要是那些他很不愿意听的“逆耳真言”。从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可以看出，即使邓的子女们，在中国的最高领袖面前，也没有正常的父子、父女关系，连做女儿的都要谄媚她的“伟大领袖”父亲。我猜想你和江泽民的关系不至於悲惨到那种地步（在电视镜头前，他好象挺关心你的样子）。因此有些话说给你，或许能转达给你那位亿万人之上的丈夫。 第三个原因，也是我写这封信的最主要原因。天下的夫妻，只要处於正常的状态，恐怕没有哪个妻子不关爱丈夫，包括他的健康，他的形象等等，因为夫妻是连根枝，一损俱损。先生形象恶劣，或患病得不到治疗，妻子就显得有一定的责任。对於一个别人根本无法真言相对的男人，没有什麽比夜深人静之际，妻子谆谆指点的真诚更让他动心。中国俗语的“枕头风”之说历史悠久，足以证明其效力。 因此这封信的主要动机，是想提醒你作为妻子的责任，觉得你应该深入关心一下你先生的对外形象和精神健康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夫妇有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中国每千人有13个精神病人 我在中国的时候，曾在一家大型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学到一些关於精神疾病的知识。从海外媒体读到、见到的关於你先生的某些奇怪举止上，再从精神疾病的定义上来看，江先生现已患有相当程度的老年性精神疾病。他不仅应该在今秋的十六大上完全从所有职位上退休，而且应该得到及时的治疗。这对你们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夫妻和睦，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江夫人，请不要认为我危言耸听，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完全没有那麽深远的政治目的。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曾受到过这样的职业训练：不可打骂病人，不管患者做出多麽离谱、荒唐的事情，必须想到他是精神病人。谁都不可以指责、批评、嘲讽病人（而且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精神病人杀人都不被判刑，美国总统里根就曾被精神病人白打了一枪）。医院对患者家属也有要求，那就是要配合医生对病人的治疗，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以不把精神病当病。 中国人向来缺乏精神医学的常识，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稍有症状就找心理医生的习惯。所以在中国，往往是精神病患者症状非常严重，病到晚期，有的要杀人放火砸东西了，才被送到医院治疗。 今年1月14日新华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精神疾病已经取代了呼吸系统、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成为中国人最高危的疾病。”中国卫生部1998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有5％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在每1000人当中便有13个精神病人。这些信息都是你丈夫领导的官方媒体报道的，我想你不会当作无稽之谈。 江夫人，如果你仍怀疑我的想法和动机，那麽请把我下面谈到的你先生的这些精神病症状以及倾向性诊断结论拿给中国的精神科医生，让他们做做鉴别。例如中国比较著名的湖南精神病防治院、上海精神病院，北京康宁医院，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等等。 对於精神疾病的诊断，中外医学界至今仍主要依赖对患者言谈举止等进行病理分析和诊断，而不像对器质性病变（如溃疡、癌症等），可以通过透视拍片或病理切片得到确诊。而且目前中外医学界在精神疾病的定义上越来越接近，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人的言行和现实严重脱节，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病理特症之一。 ●面对王后梳头和抢戴勋章 我第一次感觉到你的先生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是看到报道说，他在访问西班牙时，在该国的王后面前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梳起自己的头发来。後来看到美联社记者拍下的照片。江夫人，如果一个20岁的小伙子经常兜里揣著把木梳，动不动就掏出来梳几下头发，人们可能说他“太臭美”，但仍会给予一定理解，毕竟是青春年少。然而江先生可远远过了春情的年纪，他今年好象已76岁了吧，这麽把年纪，在外交场合，当著人家国王妻子的面，多少有点太现眼了吧？难怪西方报纸、电台开心地大报花边新闻。当然中国媒体吓得苹字未提，所以你和中国老百姓大概一点也不知晓。当然我绝不认为你先生在别人妻子面前有别的意思，但怎麽解释他呢？只能理解他有些精神症状。正如我上面提到的精神分裂症特徵，这是行为和现实脱节，角色和场合地点冲突，所以不属正常人的举止。 第二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你先生前年访问土耳其，该国为了中土友好，向你的先生颁发了“国家勋章”。当地报纸说，当土国总理把装著勋章的盒子捧到你先生面前，正要给“江主席”佩带时，你先生突然伸手到盒子里，把勋章一把抓出来，迫不及待地自己挂到了脖子上。报道说土国总理和在场的政要们都目瞪口呆。我不记得那次访问你是否同行，或是否听说过这件事；但这可成了土耳其朝野，尤其是媒体上的笑料。如果是个六岁（还是没有教养）的孩子，客人拿来糖果，他迫不及待一把抢过去，还有情可原，毕竟是孩子。可江先生是一国（大国）之元首啊！如果不是精神出了毛病，怎麽可能做出这种和年龄、角色、场合完全脱节的举止呢？ ●管不住肚皮的男人做不成大事 第三件事是江先生首次到以色列访问，去死海游泳。以中国人的习俗，去带“死”字的地方是不吉利的、忌讳的。你先生破除迷信，还敢在死海上仰泳，令人钦佩。但糟心的是，他那白花花的大肚皮，鼓胀在死海上，被当地记者拍下来後，登上了全世界的主要报刊，真的是“中国走向了世界”。香港已逝船王包玉刚曾说过：一个管不住自己肚皮的男人，什麽大事也做不成。因为他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当然了，江先生的大肚皮是“油结三尺，非一日之食”，那麽多洋荤国宴、土产酒席，也实在难为了他有限的肚囊。但像北朝鲜金正日那样鼓胀著肚皮被世界媒体拍照，除了对中国领袖的形象实在太不利，我最担心的是让你看了太难为情。大人物们的妻子都希望自己丈夫的形象好一点，像里根总统的妻子南茜就处处小心地维护丈夫的形象。有次里根做头部手术，头发被剃掉一半，出院时遇到民众热烈欢呼，结果他一时忘了自己的头发被剃，习惯地摘下帽子向群众挥帽致意，吓得南茜一把捂住丈夫的头部。见到妻子如此关爱丈夫，结果在场的记者们都礼貌地没有拍照。我猜那次你大概没有同行，否则一定会规劝他别到死海去仰泳露怯。江先生这种自我形象贬损如果不是神经受损，至少是有点我们东北话所说的二百五，上海人称十三点，台湾人叫做三八，三项加起来是“301”，正好和北京的高干医院同名（怎麽这麽巧？）。 ●老小孩、老来疯是一种病 第四件事是江先生的念诗、唱歌。共产党领导人向来呆板，江先生打破惯例，从神坛走向人间，当然也不是什麽坏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就很难不让人想起精神病院的那些患者们。 江先生前年到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曾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接见侨学界代表。当有老华侨问道中国的西部开放计划时，你先生突然来了两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当地华人媒体报道时解释说，这是用经典来表达开发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这是哪儿对哪儿啊？堂堂中国元首跟那些连普通话都听不太懂的老华侨地炫耀几句毫不沾边的唐诗，差点没让人喷饭。後来有华侨问到他届满是否退休？於是他又高声吟诵：“我欲乘风归去”。江夫人，你大概也知道，即使是诗人，别说不分场合地点，哪怕在集会上做出半疯狂状高声吟诵都会被人偷笑：“这人神经有点毛病”。难道江先生在家里和你也是这麽随时随地来几句唐诗宋词？ 江先生好吟词已为国际媒体周知。前年3月，他在香港时，港台媒体私下议论怎样“激发江泽民的秀瘾，以让他对敏感的台海情势发表看法”，最後决定以诗词歌赋为引，好让江先生“诗性大发”，启动他的讲话兴致。果不出所料，台湾记者先出上联“烽火连三月”，江先生就像对联机一样，立刻接著念“家书抵万金”，并指教媒体这是杜甫的诗。接著，香港记者出了“相煎何太急”，“江主席”更来劲了，干脆把曹植的七步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 一个人喜欢吟诗赋词绝对没错，这还是中国古代文人的进阶之路呢。但江先生这种不分时间、场合的高声吟诵，实在太容易让人联系到学龄前儿童那种急不可耐的“强烈表现欲”，不管大人怎麽使眼色，就是猛劲地表现自己。我们东北话把这叫做“上脸”。也许江先生在孩童岁月，或在毛、邓时代被“拘谨”过份了，现在终於翻身不受党制约，而且开始管制党了，怎能不报复一下童年？ 中国人用“老小孩”、“老来疯”形容老人不符合年龄的怪诞行为，可贵为一个大国“元首”的江先生也这麽“老来疯”的话，有损中国形象是小事；但江夫人，作为妻子，你看到自己的先生被港台媒体这麽耍弄、调侃，心里能没有气吗？但气过之後，还得给自己先生治老来疯的病为重，不能给那些“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引你先生原话）的港台记者们机会机会才是呵。 ●葡媒体惊讶中国主席“神经兮兮” 除了吟诗赋词，不分场合地引亢高歌，则是你先生的另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要在地主国献歌。访问美国的时候唱，访问欧洲的时候唱，到拉美唱，到非洲还唱，以至有些国家的媒体认为中国的“江主席”以前是位男歌星。但你是清楚的，你先生是有学问的工程师出身，从没有卖过唱。虽然唱歌跳舞，人显得活跃，但江先生的麻烦是，一想到歌声，立刻忘了身份。他去葡萄牙这麽小的国家访问，人家尊敬地让这个大国“主席”讲几句话；可他马上用这个机会主动提出要献歌一首。出於礼节，人家总不会拒绝，而且唱完还给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江主席”又“上脸”了，不下讲台，又提出要给葡萄牙人朗诵一首唐诗。全场恐怕没有几个葡萄牙议员听得懂中文，更何况唐诗，可想那场面之尴尬。如果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时，在人民大会堂提出要给中国的人大代表们用葡萄牙语朗诵葡国古诗，人们不得把大眼小眼瞪斜了才怪。所以葡萄牙报纸第二天报道说，中国的江主席有点“神经兮兮”。我对外国报纸如此不懂含蓄很为你感到不平，对你先生那麽有“身份”的患者，应该婉转表达才是。 後来又看到报道说，哈佛的几位致力中美友好的洋学者访问江泽民，你的好客的先生把他们请到家中做客，但关於中美关系等重要的话题还没说几句，“江主席”突然提出要为美国客人弹琴。当然，在美国，老年人弹琴也是平常事，但江先生弹起来琴来，又歌情奔放起来，唱的是风靡全球少男少女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主题歌“我的心永在”。那麽一大把年纪，如果只是在家里给你一个人唱，老夫老妻，其乐融融，满有滋味的。但在外国教授来访时，跟那麽一帮大老爷儿们唱好莱坞商业影片里的少女抒情恋歌？江夫人，我在报道中没有看到你在场，大概你已经起了鸡皮疙瘩，难为情地躲开了。 江夫人，如果这些你都不知情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我知道你是在场的。据法新社报道，今年6月14日晚上你们夫妇在冰岛访问，出席东道主的欢迎国宴时，宴会进行到一半儿，你先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唱歌，此举令所有出席宴会的人们颇感诧异、不知所措，因为宴会没有这项安排。十六天之後，在香港回归纪念晚会上，又是你先生自告奋勇，登台高歌一曲。他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最高统治者，谁敢阻止他登台手舞足蹈、放喉震荡呢？但他这些对自己的身份、角色全然不知晓的行为，怎麽能不令人为他的精神健康而担忧呢？ ●跟中国人玩“拉秋” 第五件事是，除了吟诗唱歌之外，不分场合地点卖弄英文，也是你先生国际知名度中的一个标签。江先生喜欢英文，愿意说英文不仅不是过错，而且是中国领导人的一大优点，起码通过读英文可以直接了解点儿世界信息，也显得比较西化和开放、开明。我个人还是满欣赏江先生对英文的热爱和愿意说英文的愿望，走向80的人了，很难得的。但又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又像吟诗唱歌那样，常常忘了场合，没法不令人再次想起“301”的问题。 例如他访美时，用英文为克林顿总统朗诵林肯的盖兹堡演说片断。恐怕连在白宫为克林顿“特别服务”的莱文斯基小姐也没有为美国总统献过这般殷勤。当然，出访时讲英文有利沟通，虽然他的英文错误百出，但老人的勇气绝对值得佩服。可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不时地说洋文，还由於发音不准确，惹出了洋相，又被记者们耍弄了，真冤呵。例如前年3月，江先生在香港接受记者提问，当一个记者问台湾是不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时，“江主席”用中文回答时夹了一个英文词：“对这个问题恐怕要做一个‘拉秋’了”。“拉秋”是什麽意思，在场的港台记者们苦思冥想，都不知所云。後来集思广益，终於恍然大悟：“拉秋”原来是英文“Lecture”（上堂课）。比较接近的中文发音好象是“来克彻”。可这“拉秋”大概会因领袖的美言而成为一个中国人学英文的典故。 香港《太阳报》报道说，後来有香港记者问到兴建港澳大桥时，“江主席”又记起了英文，回答说“I am an engineer，要看 Feasibility study”（我是工程师，要看可行性研究）。当中文记者问“江主席”如何看待香港特区要在北京办事处兴建四合院作为永久办公室一事时，“江主席”再用英文回答：It is not my claim；It is not my bread（直译为“那不是我的宣称，那不是我的面包”）。其实江先生要表达的是：It’s not my business；It’s not my responsibility（那不是我的事，不属我的职责）。有些外国概念中文没有，拿过来图省事清楚；可中文能说明白的，硬费劲儿去找英文把人说糊涂，大概也是脑子里什麽地方有点错位。 ●江先生还没疯到不可救药 据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最近讲话透露，“目前中国约有各类精神障碍患者1,600万人，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调查显示，老年精神障碍在人群中的比例逐年增高。” 根据医学专家的研究，精神病人增多主要由於三个原因：过大的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令人焦虑、抑郁和恐惧的人文环境。精神医学有两大流派，一派强调是遗传造成，包括隔代遗传（从江先生的历史来看，他父亲和祖父好像都不曾患过精神疾病）；另一派则强调环境刺激。从江先生的症状来看，他出国访问或到香港，症状都比在国内时严重而明显。因此，江夫人，如果你能劝说他在十六大时从各种职务退下来，就会减少出国的机会，减少那种刺激他症状发作的外在环境；另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那些复杂的、暗中你死我活斗争的险恶党内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更是造成“恐惧，焦虑，压力”的重要原因。我在信的开头曾提到外人对邓夫人卓琳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是给毛泽东做过保健医的李志绥的儿子李重曾告诉我，他父亲说，中南海大院里人人都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因为紧张的政治斗争环境，使每个人都患了失眠症。邓小平的妻子卓琳还曾因安眠药吃过了量，被送去急诊抢救。 江夫人，也许你是学理科的，不太关心上述的精神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再多说一句：精神病是人类最顽固的疾病之一，难以医治去根。但早期治疗，仍有很大的帮助。当时我们医院的医生常这样开导患者家属：精神病人就像一条橡皮筋儿，得不到治疗和舒缓，被一个劲地拉张下去，最後弹性一旦消失，再松手（治疗）时，皮筋也不会收缩回来了。这种比喻就是强调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如果拖到晚期，那全家就倒楣了，因为谁家有个精神病老人，都不仅是严重的精神负担，更使亲人倍受身心煎熬。那种痛苦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六年多里见到太多了，真是为他们难过。所以见到这类事情，情不自禁地要说上几句关於精神疾病的预防常识，强调一下抓紧治疗的重要性。 江夫人，我写了这麽长的一封信，中心仍是期盼你们两位老人能够有个幸福、平和、健康的晚年。为了这个目标，你应该有意识地在枕边吹一下，促使你的先生离开政治旋涡，然後赶快找精神科医生治疗，好像还来得及，江先生还没疯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另外，消除了承担中国这麽大国家的过重压力、躲开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狡诈的权力斗争等等，你先生的精神疾病还很有可能自然痊愈呢，真的，公认的精神病自然痊愈率是50％。 祝夏安！ 曹长青 2002年8月6日於纽约 （原载《前哨》2002年九月号） 2002-09-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一份未能出版的大外宣研究报告
何清涟 近日，中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蓝衣女记者对“红衣女记者”张慧君翻白眼事件，翻出红衣女就职的全美电视台——American Multimedia Television USA (AMTV)，是华人秦嘉豪（Yong Qin，Jason Quin）投资创办的外宣媒体，于是带出中共大外宣这个政治话题。我不由得想起自己2012年完成的一份《中国大外宣》研究报告，以及这份报告被雪藏的原因，总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中国大外宣媒体早就进驻美国时代广场 中国官方于2009年决定投入450亿元人民币巨资在全球推广“大外宣计划”，藉此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当时我就关注到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向一NGO提出申请，获得回复并给予研究资金，2011年，我完成了这份报告。 当时，中国对大外宣英文媒体（非洲以外区域）的投入还刚开始，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北美总分社进驻时代广场，与路透社、《纽约时报》、新闻集团等世界著名新闻机构为邻， 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People’s Daily Online）在纽约曼哈顿区帝国大厦30层租用办公场所等。 这些醒目的攻势终于让美国媒体业感到“中国人来了”。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Orville Schell表示：“当我们的媒体王国正像喜马拉雅的冰川一样在融化，北京却正在扩张。他们想尽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信誉的新闻业标志地抢占一席，所以他们要到纽约，要到（时代广场）这一标志性的地点，这就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在非洲办过一些英文媒体，但非洲国家的上中层更喜欢英国的BBC、《金融时报》等，只有底层比较喜欢新华社消息。老牌外宣媒体《中国画报》免费常年投送美国国会议员的邮箱，其中大多数未拆封就直接进了垃圾桶。传播学的一条定律是：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只有社会底层喜欢的媒体，无法影响一国政治、经济决策，因此中国的大外宣在2009年之后，只有中文媒体在海外攻城掠地，英文媒体乏善可陈。 研究报告被雪藏 由于大外宣的重点是华文媒体，我这篇研究报告的重点，也是研究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华文媒体、台湾、香港。当然也涉及到非洲的大外宣。从资料方面来说，已经是尽可能地搜集到相关的中英文资料。写成后，除前言、结语之外，主体共分五章，目录如下： 前言：中国“大外宣”与文化公关 第一章 中共对外宣传历史概述 第二章 中国“大外宣”的“本土化战略” 第三章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 第四章 香港回归后媒体的喉舌化 第五章 中共政府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 结语：中国的形象焦虑症与“大外宣”效果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海外统战三宝：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媒体。不少供海外华人子弟学习中文的华文学校，有中共身影，即使在孔子学院渗透美国之后，渗透华文学校的努力也未减少。我在《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里面，概述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间接控制、直接控制。其余各章的标题，已经很清楚地标示了内容。 本报告是想提醒世人注意：今后的所谓外媒当中，将有不少是中国政府投资办的媒体，这些媒体的最高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最低目标则是为中国人洗脑。当中国人看到五光十色的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国的辉煌成就时，说不定真会错把杭州当汴州。 但这份8万多字的研究报告未能出版。资助我的NGO执行总裁原来非常积极，说将把这份报告中的香港研究部分拿去征询香港办公室的意见，听取修改意见后再出版。我当然同意，但我并未想到等来的结果是不再出版。香港办公室的意见是什么，我不清楚，后来辗转听来的是：会得罪许多香港媒体，让他们在香港陷于孤立。 报告被多次借阅、译介及部分传播 但中共推动大外宣的行动越来越热，不时会有各种新闻出来。遇到这种时候，我会将报告的部分内容结合当时的事件写成短文发表，例如，《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晾晾多家港媒老板的政治面目》、《海外华文媒体缘何心向北京？》、《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靠岸”》、《同床异梦的“世界媒体峰会”》。 因为这些短文，不少人知道我熟悉这个领域的情况，有相关事情时，总来向我咨询。比如美国之音中文部在 2011年初面临裁撤风险时，曾向我借阅过这份研究报告的初稿，作为去国会游说的资料参考。2017年2月，龚小夏女士再度回到VOA中文部主任这个位置上之后，曾满怀雄心让中文部再展辉煌，也向我借过这一报告，获得我的同意后，将其中重要内容译写成一份专题报告交呈国会相关议员，据说参议员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很欣赏这份报告，从此很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2018年2月，原华盛顿驻华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写信给我，要求采访关于中国的大外宣，我认为他是用英文写作这题材的合适人选，将这本研究报告全本提供给他，希望对他的研究有所助益。 大外宣的攻城掠地 在我的研究报告雪藏在我的电脑里之时，中国大外宣在海外的发展堪称突飞猛进，那些小的并购，比如2009年俏佳人传媒全资并购了“美国国际卫视”并改名为“国际中国电视联播网”、松联国际传媒和天星传媒收购了美国中文电视频道“天下卫视”等等还不足挂怀，但有些大的收购，比如2015年阿里巴巴收购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让这份名声不错的老牌名报成了中共喉舌，其影响不可忽视。 2016年，香港记者协会以《一国两魇：港媒深陷意识形态战》为主题，发表《2016年言论自由年报》。报告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北京政府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受到更严峻的挑战。年报编辑、香港记协前主席麦燕庭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两魇’。香港26个主流传媒中，有31%是中国政府直接控制，或由中资占大多数，用这样的方式控制言论自由，香港人非常担忧北京的控制力伸入香港，影响言论、出版、新闻自由。” 今年1月，号称美国华裔首富的黄馨祥以5亿美元高价收购了《洛杉矶时报》及其旗下的《圣迭戈联合论坛报》，中国媒体喜气洋洋地报道了这条新闻。尽管没有资料表明黄馨祥的收购与中共有关系，但社交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洛杉矶时报》将成为外宣媒体。 中国方面想买《洛杉矶时报》由来已久。2008年，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美国报纸出版和广播集团论坛报公司提出破产保护申请，消息传出后，就有人建议中国企业收购该公司旗下的《洛杉矶时报》，借其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当时《人民日报》一位”在美国多年”的高级编辑丁刚认为︰”《洛杉矶时报》有自己长期形成的办报方针和风格，而它所隶属的公司老板并不能主导其办报方针，因此，即使该报真的被中国企业成功收购，其风格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因此也不会向网友希望的那样，‘借此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丁刚只说了事情的一面，未说出来的真实原因是：中国方面直接收购可能会被拒绝。2010年，美国《新闻周刊》寻求收购，中国南方系列的《南方周末》提出收购申请被拒，时任《南方周末》总编的向熹认为，竞购失败的原因“可能在于竞购者的国籍,而不是给出的价格。”考虑到美国方面的政治考量，《洛杉矶时报》被迂回收购的可能性存在。 可以说，中国大外宣在海外攻城掠地，早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罢了。2014年两会期间，澳大利亚环球凯歌一名叫安德里亚·于（Andrea Yu）的女记者多次获得提问机会，以“提问姐”之名走红，该记者服务机构的“假外媒”身份暴露，2018年两会期间蓝衣女翻白眼事件，终于乘中外舆论对中共修宪问题的高度不满之势，高度放大传播至世界。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3月20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7186）
何清涟2025-11-09 00:57👍 0💬 0How Far Away Is China from a Minsky Moment?
BY HE QINGLIAN, September 11, 2018 Updated: September 11, 2018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how-far-away-is-china-from-a-minsky-moment\_2658481.html Lately, the P2P crash has fostered many predictions about China’s impending Minsky moment. The “Minsky moment,” named for American economist Hyman Minsky, refers to the moment at which the value of assets collapses suddenly. In China today, the two main indicators identified by Minsky — increased debt and a rising leverage ratio, have manifested quite severely. China has doubtless entered the stages of developing financial crisis and a long deleveraging cycle that Minsky described. In this sense, the economists declaring that China is about to reach its Minsky moment have grounded their arguments in fact. How China Can Delay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Minsky Moment Using Western concepts to examine China issues runs the risk of overlooking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actors. Minsky’s made his statements while observing a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but China is an incomplete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a totalitarian autocracy. There are several sali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conomic systems: The U.S. market economy is based on private ownership, wherein the government merely acts as a regulator and market monito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control the various resources such as oil or land, nor does it ow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t can only launch new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form of stimulus or choose limit development in a particular area, such as Trump’s tax cuts to attract capital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 government itself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 directly. The Chinese regime, by contrast, dominates the economy via public ownership and monopolizes resources including land, forests, minerals, and so on. It commands the state enterprises and all land ultimately belongs to it. Because it also formulates the regulations, the government effe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s both player and referee. In Western countries, central banks are separat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can independently formulate monetary policies. The task of controlling inflation is also completed by the central bank. Aside from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here the Federal Reserve was ask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generally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daily work of the Fed. The Fed mainly regulates the economy through control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est rates. Meanwhile,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has no autonomy and is totally subordinate to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ccording to an insider quot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2011 report, “Who Decides China’s Monetary Policy?”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is the result of a compromise between various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enigmatic committees, and the omnipresent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is regard, no one official makes the decisions, which makes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major countries to coordinate economic policy with China. For instance, it is said that Zhou Xiaochuan, who has served three terms as governor of the Central Bank, is often excluded from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s discussions of monetary policy due to his lack of political qualifications. Owing to these essential differences, the Chinese regime enjoys the ability to manipulate and intervene in the economy to an extent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Western governments. The downsides are obvious when we consider the many financial disasters waiting to happen: systemic risk i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banks bearing mountains of bad debt, among which real estate loa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loans have the highest risk; the overwhelming local government debt that has triggered a tidal wave of defaults this year; and the default risk associated with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s various financial platforms. All of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s continuous reliance on currency tools to hedge risks. The CCP’s ability to weather financial blows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 For example, after problems arise with old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regime can continuously introduce new currency mechanisms to stave off risk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its reliance on expanding internation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strategies of “exchanging space for time” in the form of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s, establishing Africa as a second front in the Sino-U.S. trade war, and repositioning its economic strategic position. It also utilizes ploys to “exchange time for space,” that is, procrastination tactics — directing the P2P meltdown and so on, delaying the local debt crisis, and engineering fund diversions, although the capacity for such diversions is diminishing. How Does China Hedge Risks as the Economy Declines? The Chinese regime must bear the burdens of its power. There are several financial crises that could explode at any time, such as the 60 trillion yuan (about $8.7 trillion) in local debt, the real estate bubble, and the peer-to-peer (P2P) lending crisis that has left millions of investors bereft of their savings. It is impossible to prevent them all; they are armed bombs that the CCP can only hope to detonate in a controlled man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even this option — in the event of economic crisis, it can only provide relief in the aftermath. By relying on its unchecked powers of intervention, the CCP can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pick the crisis that is least catastrophic. In this case, it let the P2P industry collapse and with it release some of the pressure weighing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re have been widely-shared reports these last few days of people committing suicide over their losses due to the P2P crash. This should not have come entirely as a surprise. In mid-June, chairman of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Guo Shuqing gave a speech at the Lujiazui financial forum. His proposal for hedging risks can be boiled down to the following: defuse financial bombs, carry out controlled demolitions, and conduct pressure tests. Guo issued a warning especially for P2P investors, telling them to be prepared to be prepared to lose the entirety of their principal for any investment with an estimated return of more than 10 percent. With there being so many bombs, dismantling must be done step by step. Thus, the government kept two key considerations in mind when selecting P2P as the first of its “controlled demolitions.” First, the 1.3 trillion-yuan P2P loan industry is miniscule in comparison to China’s 252 trillion yuan in total banking sector assets. The collapse of P2P lending had a much smaller overall impact than if a different area were to be compromised. Second, although the number of “financial refugees” runs in the millions or tens of millions, the damages are not so serious as to pose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 regime. The CCP is very familiar with this approach and have applied it many time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term of former premier Zhu Rongji, four majo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were created to deal with bad debts, which were stripped, repackaged, and sold to foreign investment banks that desperately wanted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Under Wen Jiabao, the Chinese regime attracted foreign banks as strategic investors to restructure several bad-debt lade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rough asset restructuring. The banking crises were mitigated successfully on both occasions. Since the injection of 4 trillion yuan to save the market and hence becoming the world’s largest banknote machine in 200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pended on two “currency reservoirs” — the stock market and real estate, to hedge the oversupply of money. In 2015, the stock market plunged by 5.28 points and the market value decreased by 4 trillion yuan. On June 19,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fell precipitously, and the market value evaporated by more than 2 trillion. Since 2009, when China’s economy began to slow down, the government has assumed control over almost all bank loans. After multiple rounds of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most of the leverage accumulated in the previous periods were transferred to real estate buyers. The result was that several years of “real estate destocking” turned property owners and the government into a vested elite: should real estate prices fall, the CCP would have to deal with massive quantities of bad banking debt, as local government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nd property buyers are the main borrowers of capital from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Property owners, meanwhile, fearing the depreciation of their assets, support government policies to maintain the real estate bubble. This year, for example, regional governments across China issued policies stipulating that no trades can be made within two years of obtaining a real estate license, with the intention of locking up real estate liquidity and allowing central banks to issue additional yuan. Precisel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systems, the United States’ Lehman moment became a Minsky moment, while in China, all the conditions have matured, but the CCP has applied its innovative interventionist policies to manipulate the economy and allow it to maintain at various levels the spectacle of simultaneous inflation and austerity. Fields not supported by targeted loans have one after another had their capacity reduced, such as thermal power, electrolytic aluminum, construction materials, crude steel, and coal. Certain financial ailments that do not impact the overall situation have been allowed to run their course, such as the P2P lending crash. Therefore, China can likely postpone the Minsky momen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However, debts must eventually be repaid, and until then, the crisis will still exist. He Qinglian is a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economist. Currently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authored “China’s Pitfalls,” which concerns corrup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of the 1990s, and “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ich addresses the manipul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the press. She regularly writ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中国还要发展工业吗？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始终难以摆脱萧条的局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各级政府把经济增长速度视为主要政绩，各省的GDP数字灌了不少水分，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央政府连年扩大借债规模，仍然无法有效拉动内需；现在债务规模已接近警戒线，显然，继续扩大借债不但难以为继，而且其效果不彰也是十分明显的。 事实上，由于国内需求无法大幅度扩张，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越来越依靠出口和引进外资；而从连续多年大规模吸引外资的结果来看，中国城市高达20％的失业率和上亿农村劳动力谋生无门的状况并未得到缓解。可以预期的是，只要中国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状态，失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不但城市的中年劳动力面临就业困难的沉重压力，而且连大学生找工作也日益艰难。九十年代里金融、媒体、网络等行业的兴旺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现在这些行业已经饱和，很难再大量吸纳新员工。今后每年都有数百万因大学扩招而入学就读的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那时“一职难求”的严峻局面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 其实，中国经济增长徘徊、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的相对萎缩。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各行业陷入不景气之后就再也没有缓过劲来。过去数年中，工业部门不仅无法吸纳大量新雇员，而且吐出了数千万下岗工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跳过工业化阶段而进入象发达国家那样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发展时期。从国际分工的现状来看，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逐渐萎缩，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的良机。在世界上中国是少数几个早已建立了初步工业化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土地少、资源贫瘠、农村劳动力供给充裕的社会，如果能通过制度变革突破本国企业的体制束缚，本来应该具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可惜，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改革了20多年，至今不但看不到中国的工业有复苏振兴的迹象，在大多数内地城市，破败的工业企业却比比皆是。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上的盲区。由于在制度转型方面有太多的自我束缚，始终不能摆脱国有企业体制的根本弊端，于是在“渐进改革”的口号下试图绕着走，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来代替工业体系的改造和创新；结果，虽然外资建立了一批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数量有限的高科技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但原有的大批工业企业却事实上被置于自生自灭的境地。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对外开放，都代替不了工业体系改造这一基本任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考”了个“不及格”，于是就出现了工业相对萎缩、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过去几年把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扩大内需”上，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策略，其后果如今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教训至今未引起充分重视。自从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发展问题似乎被简化成了全球化以及与国际接轨，似乎只要加入全球化过程，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能加入国际合作、进入国际市场的本国企业始终只是一小部分；何况，外商、外资到中国是为了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推行企业改革。中国工业企业的彻底改革和工业体系的改造，只能是中国自己的事；如果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一味指望外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不少国内学者谈到中国的工业发展问题时，往往只是从保护民族工业的角度来认识，同时却回避了为什么本国工业疲软不振的制度原因。制度原因不消除，民族工业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解决了制度问题，才可能借外资之力、习外资之长，改变本国企业的面貌。中国本国工业发展的困境单靠引进技术是无法缓解的，从七十年代起中国就一直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应用了这些技术设备之后，中国的企业仍然弊端丛生、效率低下、无力创新，很快，引进的技术设备过时了，唯有企业的面貌如旧。如果说，过去国人只承认外国的技术设备先进，却不愿意正视本国的制度落后僵化；那么，现在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干脆对改造本国的企业和工业体系失去了信心，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在这种心态下，就很少有人愿意深入分析中国工业相对萎缩的制度根源，对本国企业弊端的认识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提升，还在重复八十年代时的那些话语。而当下不少企业经营者所热衷的，并不是企业的改造和制度变革，他们不约而同地沉迷于“重组合并”、“包装上市”、“圈钱获利”的游戏，随着“股市泡沫”一个接一个地破了又圆，企业的生命力也在不断的损耗当中。 如果中国的工业继续相对萎缩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靠外资企业加上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以及依赖公费消费的餐饮、娱乐行业求得稳定发展吗？这不只是个政策问题，也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求解，显然不可能从“猫论”、“摸论”那样的顺口溜式“理论”中找到答案；事实上，那种顺口溜式的“理论”恰恰是一种思维框框，工业的相对萎缩就是它盛行主导之下的产物。 判断中国的经济趋势不能绕开工业的衰落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根本缓解，高失业率的局面就不可能改观，而一个高失业率的社会是不会有充分的消费需求的。 2002年3月应BBC稿约而写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