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北京治港策大变 江泽民“河水井水论”挨批
何清涟 分析香港局势，不仅要每天看各种新闻，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中共的政治话语，了解这些话语的内涵。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后发布的全会公报上，香港政策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强调“国家安全”这句话就足够说明问题。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从中闻出气味，在《苹果日报》（11月7日）上撰文指出，四中全会透露的信息，就是“中央政府全面管治、干预香港的黑手越伸越长，将香港从威权带入极权”，“今日新疆，明日香港，再不是空谈，香港亦再难言繁荣”。“火炬人”事件出现，北京终于“等”来了止暴制乱的时机。中国当局宣布，香港暴力破坏活动正滑向“恐怖主义”深渊，当务之急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可以预测，如果没有让中国有所顾忌的国际干预出现，中大保卫战也许就是反修例的终场之战。 香港反修例复盘：“见好就收”的机会只有一次 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异议声音的存在，但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治理方略。香港因曾是英国殖民地，华洋杂处，世界顶级跨国公司都在香港有业务，国际观瞻与利益所在，较之西藏与新疆更为特殊，也因此，北京的处理方式不同，算是中国行政区划内唯一有自由集会与游行权利之地。也因此，论及香港问题，从来就有“抗争到底”与“见好就收”两种意见。今后总结这次反送中，也会有两种甚至更多种看法。 从实际而论，今年6月开始到现在，香港人只有一次极为短暂的“见好就收”机会。那就是613香港200万人大游行之后，北京确实因形格势禁，放低身段，想平息事态。标志有二：一是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BBC访问时明确表示：“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例，此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发起的，二是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于6月13日接受《Now新闻台》专访，强调港府高层没有参与将金钟冲突定性为暴动及开枪发射橡胶子弹的决定，指称是警方按现场情况决定的。香港反对者认为暂缓修例不是撤除，再提出五项诉求，缺一不可，北京下定加速二次回归的决心，并且稳步实施。 北京有足够的镇压能力却不镇压，自是在等机会。 最近，中共几件大事比如国庆70周年大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等都已经开过，西方国家忙于内务，早已无法一致行动，几场 谴责对中共没有任何实质伤害。此时终于出现了“火炬人事件”。央视对此发表评论：“暴徒们的表演已经足够了，该说的、该劝的、该警告的都已经做了，止暴制乱现在必须更坚决地执行、推进。局势失控，正气不彰，香港沉沦，国家绝不答应！” 关于火炬人事件有两种说法，香港反对派及支持者持阴谋论，认为这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事件，类同于纳粹帝国的国会纵火案；香港政府与北京都认为是抗议者干的。《纽约时报》、BBC、VOA等都有外派记者在香港，都持后一说法。但目前情势之下，不管是谁干的，效果却相同：北京等到了“止暴制乱”的理由。为什么要等（或者制造理由），那是中共秉承毛处理这类事情的方式，所谓“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1959年西藏反抗北京的统治，毛泽东一直隐忍未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拉萨事件爆发后，毛立刻发表指示：“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下指示“平叛”。火炬人事件的效应与拉萨事件相同，让北京“等”到了“止暴制乱”的政治主动权。 江泽民“河水井水论”受到外宣媒体公开批评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时代定下的基调。邓小平之后北京已经三易其主，胡锦涛治国精神是“不折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香港政策基本就是江泽民及主管香港事务的曾庆红定下的盘子，一谈到江泽民的治港策，港人就会提“井水河水论”。11 月10日，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发表社论《香港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公开批评江泽民定下的治港策：“甚至连中央都对‘一国两制’存在一定的错误认识，将‘两制’解释为‘井水’与‘河水’的关系，‘井水不犯河水’的认识不仅不当地强化了两地的区隔，强化了‘两制’间的张力，还虚化了‘一国’前提。在这种消极的‘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香港也将任何中央对香港的管治行为视为染指香港内部事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井水河水论”典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一段话。香港回归后的命运一直是港人担忧的大问题，英国在未移交主权前当然也很关心这一点。1989年12月6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与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谈话时说讨论香港问题，有如下一段话：“在‘一国两制’问题上我曾在同香港许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谈话中引用过一句谚语，叫做 ‘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我这句话完整地说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2010年10月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王光亚与香港媒体记者会面时也说过，“两地应该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由于香港与中国的体量不同，体量小的“井水”自然被理解为香港。 事实上，“井水”并没有能力犯河水，江泽民与王光亚的说法只是表达一种态度，就算是港商们大举投资中国大陆，也不能改变“河水”的味道，最大的影响除了贡献税收、增加出口的经济影响之外，就是港人在深圳等地包二奶，生下数万“两非”人口；但中国这条大河汇入井水却可以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与媒体文化生态。这些担忧，在香港人还有言论自由之时，一直通过各种管道发声。香港人林贡钦就曾在BBC上发表文章《香港观察：井水对河水的纠结》，尽述港人对大陆渗透香港的担忧。 没有反送中，中共会放弃二次回归计划吗？ 本次讨论中有一个人们不便于公开讲的问题：反抗者如果克制一些，香港结局是不是会好一些？从事实出发，只能说局势会缓和一些，北京会继续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文火慢煮方式，但不会停止实施“二次回归”计划，只是过程会漫长一些。 由于“河水”不断汇入“井水”，香港人危机感日重，这才有了2014年的占中运动。这次运动发生之后，香港方面是港独思潮兴起，北京对此的反思不是落实港人治港，而是认为必须加强“一国”，弱化“两制”。关于北京“二次回归”计划的具体内容与实施进程，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官商共治终结 香港“二次回归”启动》这两篇文章中有详细论述。从香港占中运动发生后几个月，北京对治港策的检讨终于进入对前任总书记表述的批评，今后不是“河水不犯井水”，将是河水漫灌，强行推行一国一制。如果北京收拾香港残局是以“反恐”为基点，恐怕水灾不轻。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11月1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142019122057.html ）
何清涟2025-11-09 00:08👍 0💬 0中国还要发展工业吗？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始终难以摆脱萧条的局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各级政府把经济增长速度视为主要政绩，各省的GDP数字灌了不少水分，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央政府连年扩大借债规模，仍然无法有效拉动内需；现在债务规模已接近警戒线，显然，继续扩大借债不但难以为继，而且其效果不彰也是十分明显的。 事实上，由于国内需求无法大幅度扩张，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越来越依靠出口和引进外资；而从连续多年大规模吸引外资的结果来看，中国城市高达20％的失业率和上亿农村劳动力谋生无门的状况并未得到缓解。可以预期的是，只要中国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状态，失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不但城市的中年劳动力面临就业困难的沉重压力，而且连大学生找工作也日益艰难。九十年代里金融、媒体、网络等行业的兴旺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现在这些行业已经饱和，很难再大量吸纳新员工。今后每年都有数百万因大学扩招而入学就读的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那时“一职难求”的严峻局面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 其实，中国经济增长徘徊、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的相对萎缩。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各行业陷入不景气之后就再也没有缓过劲来。过去数年中，工业部门不仅无法吸纳大量新雇员，而且吐出了数千万下岗工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跳过工业化阶段而进入象发达国家那样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发展时期。从国际分工的现状来看，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逐渐萎缩，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的良机。在世界上中国是少数几个早已建立了初步工业化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土地少、资源贫瘠、农村劳动力供给充裕的社会，如果能通过制度变革突破本国企业的体制束缚，本来应该具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可惜，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改革了20多年，至今不但看不到中国的工业有复苏振兴的迹象，在大多数内地城市，破败的工业企业却比比皆是。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上的盲区。由于在制度转型方面有太多的自我束缚，始终不能摆脱国有企业体制的根本弊端，于是在“渐进改革”的口号下试图绕着走，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来代替工业体系的改造和创新；结果，虽然外资建立了一批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数量有限的高科技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但原有的大批工业企业却事实上被置于自生自灭的境地。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对外开放，都代替不了工业体系改造这一基本任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考”了个“不及格”，于是就出现了工业相对萎缩、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过去几年把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扩大内需”上，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策略，其后果如今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教训至今未引起充分重视。自从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发展问题似乎被简化成了全球化以及与国际接轨，似乎只要加入全球化过程，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能加入国际合作、进入国际市场的本国企业始终只是一小部分；何况，外商、外资到中国是为了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推行企业改革。中国工业企业的彻底改革和工业体系的改造，只能是中国自己的事；如果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一味指望外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不少国内学者谈到中国的工业发展问题时，往往只是从保护民族工业的角度来认识，同时却回避了为什么本国工业疲软不振的制度原因。制度原因不消除，民族工业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解决了制度问题，才可能借外资之力、习外资之长，改变本国企业的面貌。中国本国工业发展的困境单靠引进技术是无法缓解的，从七十年代起中国就一直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应用了这些技术设备之后，中国的企业仍然弊端丛生、效率低下、无力创新，很快，引进的技术设备过时了，唯有企业的面貌如旧。如果说，过去国人只承认外国的技术设备先进，却不愿意正视本国的制度落后僵化；那么，现在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干脆对改造本国的企业和工业体系失去了信心，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在这种心态下，就很少有人愿意深入分析中国工业相对萎缩的制度根源，对本国企业弊端的认识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提升，还在重复八十年代时的那些话语。而当下不少企业经营者所热衷的，并不是企业的改造和制度变革，他们不约而同地沉迷于“重组合并”、“包装上市”、“圈钱获利”的游戏，随着“股市泡沫”一个接一个地破了又圆，企业的生命力也在不断的损耗当中。 如果中国的工业继续相对萎缩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靠外资企业加上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以及依赖公费消费的餐饮、娱乐行业求得稳定发展吗？这不只是个政策问题，也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求解，显然不可能从“猫论”、“摸论”那样的顺口溜式“理论”中找到答案；事实上，那种顺口溜式的“理论”恰恰是一种思维框框，工业的相对萎缩就是它盛行主导之下的产物。 判断中国的经济趋势不能绕开工业的衰落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根本缓解，高失业率的局面就不可能改观，而一个高失业率的社会是不会有充分的消费需求的。 2002年3月应BBC稿约而写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集体领导模式的缺陷：权威不足与内部分裂
中共以分散最高权威为目标的“集体领导模式”目前正遭遇严重危机。 一向强调全体党员“紧密围绕在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中共，今年通过“倒薄事件”与“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清晰地展现了自身内部严重的分裂。在如何对待陈光诚的问题上，外界至少看到有两个“中共中央”在死掐。以下戏以“中央A”指代公开化的、人们可见的中共中央，以“中央B”指代在暗中起作用、但其骨干与主要人物是谁，人们却只能猜测的中共高层人物。 中美双方根据陈光诚意愿签订好协议，中央A保证陈光诚的自由与安全，同意他离开临沂，在国内选一城市携全家生活读书并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中央B却以他的家人安全在威胁他，迫使陈光诚在走出领馆后又改变主意，引发了美国国务院面临一场短暂的公关危机。美中两国政府又围绕陈光诚达成新的协议，中央A同意陈光诚携妻子及子女赴美，去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只待陈光诚养好腿伤来美。中央A还派官员持鲜花去看望陈光诚，并答应调查临沂对陈光诚超强维稳黑幕，尽快为陈办理好护照等。然而5月4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四大北京媒体就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一事发表四篇评论，同声合奏“反美批陈”交响曲。由于这几家报纸均由北京市主管，因此让外界联想北京市是否也是中央B的重要堡垒。 另外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陈光诚逃离监视进入美领馆整个过程，目前只有到北京后是清楚可信的。《纽约时报》5月3日登了篇文章，其中提到营救者与美使馆官员交接陈光诚时，有两辆国安的车在分别跟踪他们。美国方面在安顿陈光诚入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宿舍后才知会中国外交部。这意味着，陈光诚是在国安的监控下进入美领馆，这些国安并未在陈进入美使馆之前及时通报本该尽早获悉的外交部。由此推理下去，可以假想，中央B希望发生陈光诚“非正常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样的事件，以利用此事给中央A制造麻烦。北京的四家报纸后来的批判声似乎就与此行为吻合。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A最近通过种种途径向外喂料、放风，将薄熙来夫妻涂饰成五毒俱全的大坏蛋的行为，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停止了。国际媒体的眼球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陈光诚事件上来了——对这两者此消彼长过程发生于同一时段，再迟钝的人也能发现，虽然幕后的奥妙不一定人人都能猜到。 中共的集体领导方式当初是为了避免党魁个人专权而设计的，模仿自斯大林之后的苏共。这虽然避免了毛泽东那种个人专权产生的危害，但却导致高层权威分散化。由于九常委比江泽民时期的七常委要多出两名。这种格局说好听一点，是高层权威要形成统一意见更难；说难听一点，就是在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比如接班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等），明争暗斗、互相掣肘的可能性更多。 在经济状况还过得去的情况下，这种党内斗争会受到高层维持总体现状的意愿约束，不至于公开爆发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权力交接平稳过渡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江泽民等第三代将权力平稳交给胡锦涛等第四代。一旦经济状况面临严重局面，高层就可能发生分裂，按最高领导人意志挑选的接班人未必能够平稳接班，原有的党魁也未必能够掌控局面。这种事情在苏共历史中发生过。比如赫鲁晓夫任内苏联经济逐渐恶化，苏共高层就背着他作出了撤换总书记的集体决定。中共自邓小平之后基本沿袭了苏共的集体领导制度，但又进了一步，即以年龄为理由，每五年更新一些高层成员，看起来似乎是找到了一种高层权力平稳交接的办法。然而，它仍然只使用于经济状况尚可的局面。一旦经济社会局势恶化，明争暗斗就必然浮出水面。如今，中央B对中央A的指控，即为明证。但是，中央B在制度框架内的位势并未占据优势。 目前，中共以胡温为代表的党内高层，虽然拥有体制内资源，比如党政军的最高权力等，但其弱项是吏治极其腐败、政绩乏善可陈，官民仇恨已如干柴烈火，除了一个善于软语抚慰民意的温家宝之外，几乎已经丧尽了民意。如果说江朱交班时，内里虽然已经隐伏各种矛盾（如同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但处在疽痈初发时期，表面上“艳如桃李”，但外人看不出即将溃烂。中国此刻的情况已不比第三、四代交接之时，那时朱鎔基通过抓大放小、再造国企垄断寡头，为中央财政留下了较可靠的税源，环境生态也尚未耗损殆尽。而现阶段，胡温除了留下千疮百孔的环境生态与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就只有一个权力架构与庞大的镇压机器了。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向胡温挑战就是基于这点：你们将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的江山折腾成这样，我们必须救党。他们的思想武器就是红色江山开创者毛泽东及其思想。这一政治势力除了薄熙来之外，表面上并无明显的代表人物，但在京城却无处不在，这次北京四报纸体现的就是这种势力（并不一定是媒体人的愿望，但出于掌控媒体者的愿望）。 中央A因温家宝口头宣示尊重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因而能得到知识阶层的一些支持；而中央B则借崇毛，以及虚构出来的毛时代的平等、工农阶级当家作主人那种虚幻的领导地位争取政治合法性，在一些红二代及底层民众中获得支持。西方国家自然不喜欢薄表现的崇拜“文革”倾向，所以除了个别被收买的外国人，国外媒体对薄督少有正面评价。外国观察者没弄明白的是：不管是谁上台，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难题，更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温未必真会引导中国走上民主，薄及其同志上台也未必就能采取毛早期的闭关锁国。中央B其实并无救党良策，只能在意识形态上一味纠缠不已。 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党内两种合法的意识形态为权斗双方运用，谁也无法将对方置于“反党”的境地。即便此次权力斗争以中央A的暂时取胜而告一段落，党内的分裂依然照旧。今后中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一党专制，改变目前这种高层权威分散的互相掣肘局面，强化党魁位置。但即使这样，也难逃穆巴拉克与卡扎菲那样的命运；另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没剩下多少支撑政改的资源。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5月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china-politic-flights/）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小草∶远志明对柴玲指控的沉默是极不负责任的
自柴玲在曹长青网站上发表给教会的公开信，指控24年前被远强暴，已经有约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其间柴玲的教会和华人教会的几位牧者联名给远和其神州传播机构就此事件发函，但至今远志明都不给予回应，只是以沉默来应对，远志明一味的保持沉默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先不论事情的真相如何，也不论远志明是不是被诬告，对教会和数位牧者的来函和呼吁不理不睬，这已丧失了最基本的礼貌。即使是属世的机构，如果人家郑重其事地来公函的话，怎麽地也得给人家个答复，哪能如此无视别人的来函和呼吁呢？更何况是教会和数位牧者的来函，怎麽能连最基本的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有呢？所以，远志明的沉默是对这些给他去信的数位华人牧者和柴的教会的极大的不尊重，是极不负责任的作为，是违反了常理和常规的。 如果真相是如柴玲所指控的那样，是远志明强暴了她，那麽远至今不承认，也不对柴道歉，那是对柴的又一次伤害。由于远的沉默，网络上不乏各种对事情真相的猜测，也就免不了有些人对柴的指控存疑，甚至猜测她这番指控的动机，并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一个被远志明性侵的受害者不能获得别人的同情和安慰，反而还受到外界的各种非议，这对受害者来说，真是太残酷了。 面对柴玲的这种处境，作为当事人的远志明，不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担起自己当负的责罚，以便让柴从伤痛中走出来，而是放任受害者再次受到他人的诬蔑和攻击，这不仅是极不负责任的作为，而是很缺德的作法。 世上有些罪犯，在被抓到后，不仅坦诚自己的过犯，承担该受的惩处，有的还会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家人公开道歉，说声对不起。而远志明竟然连公开说声道歉和对不起都做不到，甚至于还抵赖，以致受害人还要遭受更多的痛苦，所以说，远这样作是极为缺德和让人所不齿的。 如果真相并非是柴玲所指控的强暴，而只是两情相悦的话，那麽远志明的沉默，也是对公众和对他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如果不是强暴，那麽柴就是在撒谎和诬告，而她是通过教会和牧者出来处理这件事的，现在她的教会是与柴站在一起，相信她所说的。那麽远作为一个华人教会的“名牧”怎麽能放任柴对教会、对教会的牧者、对公众撒谎呢？怎能眼睁睁地看著她教会的人听信于柴的谎言而不站出来说出事情的真相呢？而且看到自称是基督徒的柴公然撒谎，也该站出来谴责并劝其悔改，因为“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箴12:22）所以，远的沉默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对教会、对牧者、和对公众的益处是极为不在乎的，这与他平时站在千万人前高谈阔论要如何爱人如己的情形是多麽的不相一致。 而且，如果真相并不是强暴，那麽远不站出来澄清的话，就会让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得跟他一起背负罪名——他的妻子就成了强暴嫌犯的妻子，他的女儿就成了强暴嫌犯的女儿。那麽远志明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让自己的妻女为自己背上这种不实的罪名，这岂不是极不负责任和不应该吗？而且，他的妻女会愿意背负这个臭名吗？ 当然，如果远志明现在就是破罐破摔了，也没打算再复出的话，那麽他是可能一直这麽沉默下去。而这倒说明了，他这20几年的风光是据于他的恶行没被公众所知，一旦被公众知道后，他就只得躲避起来了。而一个真正认罪悔改、被耶稣基督从罪中救拔出来的人，是不会再被自己得救前的罪所击倒的。因为经上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8:34-35）所以，那些深信自己的罪已被神赦免了的人，是能够勇敢和坦然地面对自己往日的罪过，而不需要躲躲藏藏，更不会落荒而逃。除非罪还没被解决，还背在自己的身上，那麽就可能被往日的罪所压垮。 远志明要是从此就被自己往日的罪所缠住而不再复出的话，那麽这也颇能说明他并没认真地对付过自己往日的罪过，而只是把罪过隐藏起来，不敢让人知道而已。20几年来，在远志明风光的外表下掩盖著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黑暗和污秽，他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不符事实和真相的面目，这无非等于是在欺骗大众，是道地的假冒为善。如果他还有点理智和良知的话，他也当为自己骗取了华人教会对他这麽长时间的信任而道歉。 2015-02-20 【读者推荐。——原载作者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1545737461】 2015-02-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0👍 0💬 0中国人“太有才”了——网民调侃桑兰和海明
编者按∶桑兰要到美国打官司，索赔18亿美元（现已增至21亿！），还用了那麽个“二百五”、“十三点”的律师（台湾叫“三八”，香港叫“漆线”，意指电线短路），起诉状子像恶作剧，“律师”本人还三天两头就弄出点笑料，贻笑大方，娱乐各方。这个律师就像“滚刀肉”，活猪都不怕开水烫，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中国的网民，却在网络这个大菜板上，来修理这个“滚刀肉”，那些调侃、嘲弄，真是嬉笑怒骂，皆“示”才能，中国人真是“太有才”了！ ———— 还真的向美帝法庭起诉中国网民在中国网路的行为啊？这下得研究下两国之间的司法引渡条例 赶快自首吧。FBI和CIA联合行动，探员都已经到了北京啦。 听说小鹰号航母已经停泊在香港了，是准备进行抓捕了吗？ 目前太平洋司令部新闻发言人还没对此表态， 估计海明律师正在就此与太平洋司令部进行交涉， 稍安勿躁 放心吧 小鹰号在香港，估计直航到西海岸也就二十天。 不过要自带点速食面和矿泉水。 如果被追诉的网友可以去美国参加庭审的话,估计桅杆上都会坐满了人。 後面打算去的，可以组团去香港大骂，然後要求直接上航母去美国法院当被告 现在骂还来得及麽？ 这事得问桑兰及她的律师 我现在骂也赶不上趟了 那得看下一步桑兰会不会大力扩充被起诉的网友了 大夥儿出出主意，该怎麽骂这贱货才能赶上第二批去美国呢？ 第二批？按现在的情况，你还是等第五第六批以後的吧 第一批看起来都是早期的。你写得太晚了，排在後几批啦 你先去? 我第二批。现在一票难求。没看到上面都有人排到第三批了吗？ 这个得找哪里告啊？？ 不要急，有第一批，第二批，批次多著呢。想去美国看看的，可以借此机会。 俺的目标是保三争二 兄弟，我是楼主，第二批别和我抢。听说美帝的法院不是人民法院，不管食宿，我连帐篷都准备好了。 让一下吧，第二批去的机票钱我自己掏好了 看来张爱玲说得对，骂人也要趁早。 俺拿出写专业论文的劲头，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旁徵博引、引经据典才写出来这篇《刘谢夫妇掉进了精心设置的陷阱——评桑兰起诉一案》。光初稿就花了一天时间，还经过很多次修改，可谓呕心沥血，到最後却连一个被告的名额都没拿到，郁闷ing 是俺写得太好，直接打中了黄健的七寸？还是写得不好，没有充分揭露出桑兰黄健一方的阴暗面？ 海明啊，俺刚才去桑兰吧以及天涯猫眼转了转，发现广大网友深受你的15名网民的被告名单所鼓励，争先恐後地想挤进了，人人比着谁的发声更凶更狠，几乎都要赶得上你的血亲兄弟黄健在他微博里咒駡刘谢时的彪悍之声了┅┅形势有点失控，为了避免踩踏事件。为了网路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跟你商量能不能扩大一下你的诉讼名额？ 如果是前者，为了维护桑兰的伟广正形象，桑兰应该来起诉我； 如果是後者，说明我在诽谤和诋毁桑兰黄健，也应该来起诉我。 不明白为什麽没被起诉， 後悔啊後悔，当初没把她骂得狠点，嘿嘿┅┅┅┅ 胆小鼠 你澄清下，中国人被起诉的话，会不会给签证和机票。开庭不到，会不会缺席判决? 省的这些人财迷疯。 我们不是财迷，只不过想借桑兰起诉之机去一趟美国，这辈子还没去过美国呢。 开庭不给你签证，直接缺席判你。连国都出不去，怎麽会给你机会去呢？ 你怎麽知道不给签证，你是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 这种事情，基本签证官直接拒了。然後缺席判决有罪。然後，什麽时候出来什麽时候抓。自己身上背著案底，在中国老老实实待著就好了。 万一宣判你有罪的话，你在老美的法庭上认不认罪？ 那怎麽执行呢？会派警察来把人抓捕去美国吗？ 绝对不会来中国抓你。但是你会有案底。然後再美国的势力内出现，就很麻烦。成为老美的敌人，很不好的。拉灯等人就是下场。 楼主由於没有看清事实，错误的义愤，诶。你偷渡回中国来避避风头吧。 俺们一向都是对法庭心存敬畏. 倒是桑兰黄健海明自己要小心，别到时候弄一个恶意诉讼就麻烦了。关於这一点，海明律师可是有前科的。 起诉15人太少，应该骂者有份，弄个万八千人的，也热闹，而且一人要求赔几亿，多好啊 这里都有谁有希望美国游啊？ 哪个，不在美帝领土上的犯罪行为，美帝法庭也能受理的？ 当然受理，如果是反人类罪的案件。 请问去哪里自首？ 要是俺是桑兰，凯迪网友中，能扯得上边的都给他告上，一人1亿美元，倍儿有面子 被他控告 引渡去美国後 在美国申请政治批难 移民新接近!~ 看来桑兰是为广大网民谋福利呀，开创移民新纪元 还有人骂“身残志残脑更残”，这话怎麽翻译成英文？先帮海明大律师想想 “身残志残脑更残” 海明估计会这麽翻译∶Sang lan’s head is more disable than her body and mind 老夫的“dog bites dog”也上了，不知去美国是否有希望。 “dog bites dog” is Chinglish or English? 我没能力传递什麽思想。桑兰现在正向美国输出原创于南京徐老太的价值观，这也算中国人的骄傲吧，不仅向世界大量输出工业产品，总算有价值观输出了 和我相关的看来就是“桑兰是毒蛇”那句了 弱弱地问一句，能带上俺儿子一起去应诉吗？俺这傻儿子想去看看。 这个主动权在桑兰手中。要不你联系他们，看看可否通融下。 那句是指莫虎说的，还轮不到你，别做梦了，想去美国没那麽容易，排队等下一轮吧 。 惨了，俺知道消息後还想骂几句到美国转一圈呢。没希望了。海明能不能像上次那样，一代表就是13亿，这次不能起诉一两亿？ 疯狗，逮谁咬谁。比疯狗更疯，逮不著的也狂吠，失心疯的狂犬病！ 谁骂就让谁去美国，这不找骂吗。 桑兰才多大啊？这麽快就到了更年期了。 为了赶上第二批去美名单，大家踊跃发言吧。第一批 15人, 第二批 1万5, 第三批 1亿五。 如果是中国网民，在美国如何起诉中国人呢？ 中国公民就跨国追捕。 据说FBI已经派了好几十个人来中国了。 FBI和CIA同时介入，各自派了几十人来中国。 不知道最後会不会把美国法院告到海牙去。 还是在京城状告美国法院。 桑兰团队的宗旨就是∶谁不同意我，我就咬谁。要是在美国败诉。他们会把美国法院作为被告，索赔一亿美金 凭桑兰四合院男友的勇气，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怎麽会摔成这样呢？以前没看出她脑子摔坏的。是不是热恋中的缘故？ 名额紧张，抢得凶，头两批应该是没戏。不过，那航母装得下吗？另外，要停HK的航母不叫小鹰！小鹰是摆个什麽什麽样子过海峡的那艘。俺这实际cpi高涨啊， 有没便宜的面包、矿泉水之类的啊？要是没钱了，坐船还有免费吃喝住宿不？ 起诉不是那麽容易的 这案子到目前都还没正式立案呢 别听海明律师忽悠啥传票还盖了法院钢印啥的 钢印是咱的特产，米国貌似没有 哈，还是你仔细，细节出魔鬼，海明拿中国大陆的钢印吓唬人 桑兰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去美国打官司，而是要去看心理医生。 好奇！万一美国法院不受理，美国法官不支持，黄健团夥会不会连美国法院、美国法官、美国总统一窝子全打成被告呀？ 其实换个说法，桑兰以前就很可怜，现在更可怜。看她在美帝那很虽然身体残疾了但阳光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咋现在变成这样了。环境决定一切。 海明大律师，华人美国第一大律师。委托人最多，创世界第一∶13亿。胆子最大∶桑案都敢接。 要是被列为被告，签证能优先吗？ 如果原告加上被告的中国人占绝大数, 大家可以考虑呼吁美国的巡回法庭能巡回到 中国来，以方便大家应诉。 你这个建议要受人骂的，大家好不容易有个去美国的机会，你还来搅。 合夥地、有组织地策划了一场网路战争 法官看到这，八成会把起诉书扔了 嗯，根据美国最新的网路规则， 海鬲O又要出动了。你和小鼠的姿势练好了没？会用阿拉伯语说“不是我”吗？ 你很卑鄙下流!!! 只要能搞到一张船票，再“卑鄙下流”也值了。全世界只有十五张呀，相当地紧缺。 等待传票中┅┅ 偶想争取名额都没机会！ 乾脆你组织招标呀！ 抢的人太多，领号机也坏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海明大律师，刚刚看了你的履历，得知您有英文硕士学位，可不可请教您一下∶“饭桶“这两个字的英文怎麽说呀。先谢下啦。。 海不明已经羞kui得无地自容了，你不要再挖苦他了。他已经在到处找绳子/大树了。你又不是他的导师，不要再教他了。 2011-05-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
北京正在为胡温第四代统治的十年治绩定调，称之为“繁荣十年”或者“黄金十年”。但实际上，行将接班的习近平与李克强却站在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所谓经济增速下降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国经济在全球重新定位、为失业大军打造饭碗，提高食品饮水的安全等方面遭遇全方位困境。 重塑“比较优势”：困难 “黄金十年”正好见证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 中国在2000年-2010年间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借助于土地、人力资本的低廉价格，即所谓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自己在国际市场找准了定位，这才吸引了大量外资，让“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辉煌了不到10年。由于政府管理能力低下，结果成为用低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透支中国劳动者的生命福利以及透支环境生态。到了2008年左右，以上生产要素“优势”不再，劳动力、土地、水、电等价格大幅上升。以土地价格而言，中国不仅高于周边的东南亚邻国，还高于美国。多年通胀推动的物价持续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缩水。大量港台资本向东南亚国家迁徙，而美资则在比较生产成本差距与效率高低之后，也选择回流本土。且不说福特汽车公司这类大公司，就连咖啡连锁店星巴克也将其陶瓷杯制造这种小业务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也不再将中国视为它们唯一的增长来源地，开始将目光投向其它新兴经济体。 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萎缩，还与中国产品信誉不佳有关。在美欧市场，“中国制造”是劣质品的代名词，中国泰山石膏板而临200多起诉讼只是其中一例；中国这座“世界工厂”更成为制假中心的代名词。今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在去年欧盟各成员国海关查获的13亿欧元的假冒仿制产品中，有73%来自中国内地，另有7.7%来自香港。 在中国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高度泡沫化的情况下，大幅降低土地价格几乎不可能；同样，在中国劳动力发生代际更替——即生活观念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第二代农民工渐成生产主力之时，港台韩资企业已无法迫使这些新生代忍受恶劣的生产条件与低薪酬。仍然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的富士康，虽然改善了属下工厂的卫生安全状况并缩短了工时，但工人们还是认为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不体面，因此在今年9月23日太原厂区发生了数千人的大规模骚乱。通过富士康的困境，人们才算是彻底认识到中国出口企业的辉煌岁月已是昨日黄花。 中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还看不到曙光；重塑比较优势与产品信誉，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达成的目标。 继续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危险 “黄金十年”是依靠大量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高度泡沫化的十年。 其实，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依靠政府投入的资金运行，由于中央政府的4万亿与地方债务平台的15-16亿巨额资金投入，导致中国一轮有关货币超发引发通胀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是廓清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早就高度货币化（即泡沫化），近2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近十年中国的M2（广义货币）增速平均是18%，GDP增速是9.5%，货币发行增速远快于GDP增速，到2011年底，中国M2与GDP的比值为1.89倍； M2存量高达85万 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大国。 今年初，中国政府曾想紧缩银根，结果导致不少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破产之境，老板不是跳楼就纷纷跑路。地方政府也因土地收入枯竭，财政吃紧，变着方法横征暴敛，沈阳等地商铺只好关门歇业以示抗议。在此情况下，各种“地方版四万亿”推出，中央政府为了渡过十八大前夕的经济困难，对此假作不见。10月上旬，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研究》期刊撰文，就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助问题表达观点，强调中国不存在货币“超发”，结果引来业界人士炮轰“近四年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共和国前58年总和！那么多钱跑哪里了呢？主流房地产！” 还有人忍不住调侃：“小川，你真的该歇了。最简单的数字放在哪里，睁眼瞎话也该有底线。” 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现在外商投资在逐步减少，国内的资金还大规模流出。截至9月份为止，近12个月内约有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2011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 新一届中央上任后，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只能再依靠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发展，等于是继续饮鸩止渴，为中国经济这匹不堪重负的骆驼再加上一捆稻草。 为近3亿失业者造饭碗：梦想 “黄金十年”，是中国高校通过“教育产业化”迅速扩张、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十年。 中国的失业问题在三年前已经不再为外界关注，因为政府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根本无法反应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有人将其称为“梦幻小说”。让人无法信任的是，由不同的机构提供的失业率差距甚大，2009年3月人社部宣布，200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为4.2%；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社会蓝皮书》里列举的城镇失业率为9.4％，有些学者估计中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为14.2%，甚至达到了惊人的33%。 本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即使将农村全部劳动力4.7亿全部算为就业人口，城乡失业率也高达25%（从城镇就业人数中扣除既未被雇用、亦非自雇业者的假就业劳动力，从15到64岁人口中扣除各类在校学生，以前者除以后者，得出全国真实就业率为75%）。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观之，社会动乱的主力往往是失业青年。从1970年代的意大利红色旅，到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其主体都是大学毕业的失业青年。这种人口在这些发生革命的国家都高达30%以上。如果中共愿意再回想一下自己的历史，也应该知道上世纪30年代末与40年代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热潮，驱动力并非纯粹的革命热情，而是知识青年“毕业即失业”的无出路状态。第五代领导人如果要为中国人构造梦想，“人人有工作”远比提高中产阶级数量现实得多，因为这是中共与人民之间那“面包契约”的底线。 继续列举下去，还可以说这“黄金十年”，是中国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被折腾得满目疮痍的十年；是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社会阶层鸿沟的十年。……但与清单上那一长列问题相比较，只有重新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是北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失业、社会分配不公、提振内需等问题，才能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与整治生态环境等所需要的资金来源。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会轮番浮出水面，让当政者欲求稳定而不得。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10月2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10/121022\cr\ccp\10\years.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1-10）
【曹长青按语∶四年前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来美国递交诉状，起诉美国体操协会，保险公司，CNN以及当年被她称为恩人的义务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等，索赔21亿美元，成为轰动新闻。这个官司打了四年后，“桑兰案”中除了仍起诉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外，其它案子都已经撤诉（因拿不出任何证据）。 由于官司碰壁，导致桑兰（及丈夫黄建）跟代理律师海明闹翻，双方互告到法庭（案子还没完）。海明后来认识到自己错了，公开声明向被告刘谢夫妇道歉、并赔偿了5000美元。 桑兰随后找了另一华人律师徐晓冰，继续状告刘国生夫妇。当时我就此写了“桑兰新律师，骗子又一个”的文章，指出徐晓冰是“海明第二”，又是一个恶棍律师。 但案子到了律师取证（deposition）阶段，桑兰却一再推延、并最后完全拒绝了刘谢的律师直接取证问话（因拿不出任何事实证据）。因桑兰拒绝做证词，法庭判她和徐晓冰同时赔偿被告刘谢夫妇21032.78美元。目前刘谢的律师莫虎已经提出“惩罚动议”，要求法官惩罚这种“恶意诉讼”。徐晓冰看情况不妙，为逃避惩罚，辞职不再做桑兰的代理律师，并给法官写信揭发桑兰，把滥诉责任推给桑兰，他同时要求法官保密，被法官毫不客气拒绝，而且把他的信公开发表在法院网上。对于律师写密信出卖客户的行为，美国法官显然不予接受。而且美国法官下令，今后不可再写密信，有材料必须按公开司法程序进行。徐晓冰迄今一系列举动，已经证明他是比海明更恶劣的恶棍律师。 这个结果，可能导致桑兰夫妇跟徐晓冰“闹翻”，就像当年跟海明闹翻“互告”一样。所以桑兰滥诉这幕丑剧，后面还有看头。 当年我就“桑兰案”写过多篇评论，一定有读者关心桑兰案现在进展情况。因此本网转载当事人之一的刘国生先生最近撰写、发在美国中文网“喜乐花园”专栏的系列十篇《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文章，及新华社对桑兰案最新进展的报导等，以飨读者】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1） 自从2011年4月28日桑兰通过律师向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法院提送诉状以来，已经整整4年。桑兰起诉时代华纳，因为她认为时代华纳所主办的1998年《友好运动会》应该对她当年的受伤承担责任。桑兰起诉我们，那是为什麽？我们在她受伤后照顾她10个月之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她为什麽要起诉我们？据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为她提诉上告，耽误了她的诉讼有效期。这个理由说得通吗？ 桑兰受伤前，我们和她见过面，但是并不认识她。她受伤时，我们不在现场，不知道她是怎麽受的伤。她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急救，她的父母从宁波赶来照顾她，也没有我们什麽事。只是由于桑兰需要留在美国就医和康复，她一家三口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需要有人照顾，《中国体操协会》正式委托我们担当起“协助照顾”的责任。作为中国体操队的支持者，我们把这个任务接了下来，我们发动全家，在纽约照顾了桑兰10个月，而且真正对她付出了我们的爱心，最后亲自把她送回北京。我们究竟做了什麽对不起她的事情，要被她告xx亿美元？ 上图∶《中国体操协会》委托我们照顾桑兰的正式公函 1999年5月桑兰回国前夕，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桑兰受伤后一直承认是自己动作失误所致，她对我们、对中、外媒体一直都是这麽说的，但是在回国前一两个月时突然改口，说是因为罗马尼亚教练撤垫子干扰了她的动作......；二是《桑兰基金》成立后，我们原指望时代华纳或运动会的其他赞助商会有所捐赠，结果大失所望，他们一分钱也没有捐，即便我们去信请求捐赠，也被他们拒绝。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体育总局主管外事的屠铭德司长，他建议我们直接报告总局领导袁伟民。 我们打电话给袁伟民向他报告了情况之后，他的指示很明确∶这些事不用你们管，你们不必管。 该不该对《友好运动会》采取法律行动，更不是我们该管的事情。桑兰在回国后一个月，已经满18岁，这完全应该由她自己决定。作为当事人，她本人没有告状打官司的诉求，她的父母也没有这种诉求，她所属的单位和领导也没有这种诉求，我们有什麽理由或资格去说三道四？袁伟民说的对，这些事轮不到我们操心。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去教唆她上告，更没有责任去替她上告。当时的体育总局，其实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意见和看法，认为我们管太多了。体育总局的伤残运动员不仅桑兰一人，不能厚此薄彼。 2011年桑兰起诉后，《体操协会》当时卸任不久的高健主任（张健的继任）明确向我们表示∶当年我们在美国照顾桑兰，不是个人行为。《体操协会》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出面表态澄清，我们婉言谢绝，因为诉讼已经进入美国司法程序，一切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 4年过去了，事实越来越清晰。海明律师一早认清了桑兰和黄健的不良企图，退出代理，但徐晓冰律师却不肯吸取海明的教训，他继任后三年多来，找不到任何证据来支持桑兰针对我们的诉项，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我们曾经对桑兰造成伤害，却继续协助桑、黄骚扰无辜，甚至欺骗法院，隐瞒对原告不利的证据。这4年来，桑、黄、徐越走越远，对我们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伤害...... 玩弄美国司法、欺骗美国法院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2） 在桑兰的种种谎言中，最荒谬、最无耻、最恶毒的，无过于她所编造的“被强奸”谎言。根据桑兰对美国纽约州北卡索警察局报案时的宣誓证词，“强奸”发生在1998年4月底的某晚，即她出发去佛罗里达州迪斯尼世界的前夕，地点是我家，当时桑兰及其母亲在我家寄宿。 桑兰“被强奸”谎言极为荒谬，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十多年来桑兰不知道自己曾经“被强奸”，据说这是因为她当年缺乏性知识和性经验，胸部以下又没有知觉，不知道别人性侵自己。聪明的网友经过网上搜索，也发现桑兰长期把“强奸疑犯”的照片悬挂在自己的住所墙上，10多年来，她和“强奸疑犯”不断保持联系，2008年她来纽约时，曾经再度住进“被强奸”的我家，而且是和她的未婚夫黄健睡在一张床上，直到2011年3月来纽约起诉时代华纳前夕，还要求住在我家，看来她发现自己被强奸，是在2011年4月她起诉之后。 二是根据她自己在证词中的描述，她“被强奸”时，她母亲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桑母的床是一个长沙发，和桑兰的床相连成一张大床）， “强奸”过程中有前后冲击动作和沉重喘息，而睡在一边的母亲竟浑然不知自己女儿“被强奸”。事实上，桑兰妈每晚无法熟睡，因为半夜要为桑兰导尿，还要为她翻身，以免身下皮肤长久受压而生褥疮，桑兰说她母亲每晚要为她起床三次（见以下《体坛周报》报道）。 三是桑兰说她“被强奸”后，不敢告诉自己的母亲，因为怕被母亲扇耳光，她这套说法却自打耳光，直接否定了她前面所称的当年不知道曾经“被强奸”的说法，既然不知道“被强奸”，为何又怕母亲知道？ 上图∶1999年4月底，桑兰告诉记者，她母亲为照顾桑兰，每晚必须起床三次 桑兰到底有没有被强奸？当《新华社》记者当面问她时，桑兰不敢正面回答，却反问记者∶“怎麽会没有呢？如果没有岂不是子虚乌有？” 桑兰“被强奸”的谎言极为无耻，因为这完全是她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2011年7月19日桑兰去纽约某警局报强奸案前，曾在家里排练台词，并于7月14日用电子邮件将她“被强奸”的预习台词告知海明律师，其中说到1998年4月下旬去迪斯尼前夕，当晚她昏昏睡去，但是知道有 人上了她的床，陪伴她睡了一晚。而7月19日她到警署报案时，却说当晚她并没有入睡，有人上了她的床，和她发生了“性行为”（直到多年后她有了男友和性经验之后才明白）。所谓“被强奸”，就这麽从无到有的编造出来了。 海明认为桑兰在警署报案时的那套说法是谎言，也有网友认为这两套说法都是谎言。一个人如此无耻，敢于编造“被强奸”的谎言，她还有什麽谎言不敢编造？ 桑兰的谎言被戳穿后，她不仅不承认自己撒谎，更一口咬定是她的律师“误导”了她，去警署见检察官似乎是不得已的，因为海明没有得到她的同意就去报案，然而她却忘记了她来纽约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曾经亲口说过∶这都是我的决定。她对于报案一事从来没有表示异议，报案之前还专门做了演习，口述供词，并发给海明参考，她也从来没有指责海明教她说谎，去警署即便是不得已之举，对检察官大谈“被强奸”，难道也是被迫的？看来，真正原因是她以为“证词绝对不会为外界所知”，永远没人知道，才如此大胆撒下这个弥天大谎的。 桑兰“被强奸”谎言极为恶毒，因为事后海明揭发桑兰编造“被强奸”谎言有双重目的，除了经济上的目的外，还企图以“刑事案被害人”的身份骗取美国绿卡。如果海明所言属实，那麽桑兰为了钱和绿卡，不惜去陷害曾经帮助过她的好人，其心肠之狠毒，人间少有。但如果海明所言不属实，那麽这应该是海明对桑兰的最严重诽谤，然而桑兰在她控告海明诽谤的诉讼中，却没有将此列入诉状，是默认了？还是不敢面对？ 桑兰的“被强奸”谎言，对我们全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干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这笔债是早晚要还的，至于向法院或检察官提供“虚假证供”（False Affidavit），在美国是刑事罪。 上图∶桑兰曾经长期把“强奸疑犯”的两幅照片挂在自己家里墙上。 上图∶2011年7月19日，桑兰亲到纽约北卡索警局报强奸案。 上图∶桑兰警察局报案的口供中有关“被强奸”部分的描述∶那天晚上（去迪斯尼前夕）她和母亲睡在床上，母亲睡著了，但是她没有睡著，有人上了她的床，她被人从後面抱住，发生性行为，并且有“前後冲击”的动作和粗重的呼吸声。在此期间，她母亲似乎始终熟睡不醒. 上图∶同年7月14日，即桑兰报案前5天，桑兰交给海明的有关“被强奸”部分的描述∶那天晚上桑兰非常困，睡著了，但知道有人上了她的床，陪她睡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去，桑兰的母亲也知道。按照这套说法，其间并没有发生性行为。 上图∶桑兰的谎言被戳穿後，她一口咬定是律师“误导” （文中所称桑兰9月15日给法院的证词，应为9月13日）。 上图∶海明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桑兰报刑事案的双重目的。 上图∶2011年9月19日海明向法院提供宣誓证供，揭露桑兰报“性侵”案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骗取绿卡。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3） 1998年12月31日晚，桑兰穿上了带有中国国旗的羽绒服，在百万人瞩目之下，与当时政治态度比较反华的纽约市长朱利阿尼，一起登上了纽约《时报广场》引接1999年新年晚会的主席台。如此殊荣，在华人中是第一次。 次年5月，她从纽约返回北京，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此后10年，她戴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光环，例如∶ （1）《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2）北京2008年申奥大使 （3）《中国体育彩票》形象大使 （4）《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特约记者 （5）星空卫视《桑兰2008》主持人 （6）北京大学新闻于传播学院新闻系破格接录取 （7）雅典2004年奥运会火炬手 （8）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 （9）《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爱心大使 （10）《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运动员委员会》副主席 （11）《奥运之星保障基金》发起人 （12）《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桑兰专项基金 （13）《新浪网》高级市场经理 这些光环不仅给她带来了一般伤残运动员所没有的荣誉，更给她带来了大量经济上的实惠和种种商业利益，除了入学北京大学外，《星空卫视》、《新浪网》、《体育 彩票》等职务都是有薪酬的，此外，还带来了各种产品或企业“形象大使”、“代言人”等合同和巨额收入，这些都是其他伤残运动员所无法获得或望尘莫及的。 上图∶2011年7月桑兰来到纽约后的记者招待会，再次动用了国旗 2011年7月，桑兰为民事诉讼而到达纽约后，召开记者招待会，也挂上了国旗，穿上了带国旗的上装，象征爱国。然而令人极为惊讶的是，她竟然同时在暗中做著一件不能见光的事。根据海明爆料揭发（海明2011年9月19日宣誓证词）， 桑兰到达纽约后，要求海明以“政治庇护”为由申办美国绿卡。她究竟在中国受到什麽政治迫害以致于要向美国政府请求“庇护”了？据海明揭露，她的理由是申请出国护照时，政府对她的审查过严，所花费的时间比一般人多很多。海明认为她的理由难以成立而拒绝了她的要求。根据海明的揭发，她最后去美国警署报强奸案，企图用“刑事案受害人”的身份办理绿卡。 上图∶海明在2011年9月19日的宣誓证词中，揭发桑兰企图用“政治庇护”为由申请美国绿卡 在 “个人维权”的诉讼中，桑兰也不惜大打“政治牌”。她在2011年7月22日向美国联邦法院递交了一份亲笔签名的宣誓证词中，说自己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 而刘、谢、莫结识很多中国的高层政府官员，被告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对任何运动员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她又说∶“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些政府官员不 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桑兰的这份证词在诉讼文件中曾经多次使用。下图是该宣誓证词的有关部分∶ 上图∶桑兰在宣誓证词中攻击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的政治体制 桑兰有什麽证据证明刘、谢、莫等被告勾结中国政府官员欺压了她？她的唯一证据是被告与政府官员合影的几张照片，她甚至胡说刘、谢也是政府官员。桑兰也许已经忘记，她在美国受伤后曾经来看望她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唐家琪、驻美大使李肇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以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夫人等，和领导人合影的照片她自己也有很多，也都被晒在网上。 虽然桑兰在这份宣誓证词上签了名，为了查核这些看法是否别人强加于她，《美国中文网》记者边令晶专门采访了她，当面问她“极权主义”之类的说法是否来自她本人。这其实是给桑兰一个绝好的机会，让她澄清自己，但是桑兰拒绝回答。在桑兰后来控告海明的诉状内，她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海明。 桑兰在中国享受了政府和社会给她的种种优惠，但是她却要求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更在诉讼文件中向美国法院控诉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是为什麽？她当面高唱爱国，背后另搞一套，攻击一个对自己有恩的政府，这种行为不仅少见，也很可耻。在任何国家或社会，忘恩负义、吃里扒外、反咬一口的背叛者，都令人鄙视和不齿。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4） 这4年来，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顾，刚写完（1）、（2）和（3），被法官的2万美元“罚单”干扰了几天，今天继续写。 我认识桑兰10多年，深知她喜欢撒谎说假话，这种坏习惯很多人都有，似乎也不是什麽大事，但是到美国的法庭上去撒谎，那就非碰大钉子不可。2011年4月在她向法院递送诉状之前，我就写过一篇博文，劝她千万不要在美国法庭上撒谎，因为法官最恨撒谎的人。 很遗憾，她没有接受我的劝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涌现出来，说明她不仅说假话，甚至报假案，做假证，涉嫌刑事犯罪，这就不是小事了。 2011年7月19日，黄健推著轮椅，桑兰亲自到美国纽约北卡索警察局报“强奸”案，指称1999年4月尾她出发去奥兰多《迪斯尼世界》那天的前夕，在我家被人强奸。在美国，除了杀人案没有诉讼时间的限制，其它案件都有诉讼时限，强奸案比较特殊，纽约州的相关法律也比较复杂，据说，只有“一级强奸罪”才可能没有诉讼时限，因此，桑兰报的刑事案，是“一级强奸罪”。如果报案成gong，警方可能立即抓人。 几个星期之后，“强奸”案被检察官所拒绝，不予立案调查，理由是“经不起合理质疑”。前律师说桑兰大为失望。黄健说报案失败，是因为不符合“一级强奸罪”的法律标准，言下之意，强奸的行为不是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二级”或“N级”而已。桑兰在美国警察局的报案记录是保密的，我方律师莫虎尽管曾经当过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也不可能向北卡索警局拿到她的报案口供。 也许是上天有眼，桑兰和她的代表律师闹翻了。由于她怪罪前律师在报强奸案问题上“误导”她，前律师为了辩护自己，向法院递交了她在警局的口供，又由于法院的文档是公开的，我们才有机会从法院网上看到这份叹为观止的报案口供。根据桑兰在警局的口供，她被强奸时，她母亲就睡在她身边。事实上，桑兰妈每晚必须和桑兰同睡，而且无法熟睡，因为半夜要给桑兰导尿，替桑兰翻身，以免皮肤受压太久而生褥疮。 此后，桑兰的前律师又向媒体公开了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那就是桑兰报案的目的是为了以“刑事案受害人”身份，申请U签证办理美国绿卡。尽管如此，桑兰究竟有没有被强奸，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个迷，有些人还宁可信其有。 随著桑兰及其律师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她的前律师继续爆料，说桑兰去警察局报案之前几天，在家里曾经排练她的报案口供，由黄健写成文字记录，送交前律师过目。桑兰报案后，前律师将她的报案口供对照她排练时的台词，发现两个版本的内容不一致，前律师认为其中必有一份是假。我们听说前律师将桑兰的这份“台词”交给了纽约某媒体，示意媒体公布，但是媒体没有公布。我们向有关媒体索取，对方说不便提供，我们也不便强求。 报强奸案需要在家排练口供，本来就够离奇的了，而排练时的“台词”和报案时的“口供”出现了矛盾，这就更加离奇诡异了，但是由于我们拿不到这份“台词”，也无可奈何。 直到最近，由于桑兰起诉她的前律师，前律师为了证明桑兰经常撒谎，在他的宣誓证词中向法院递交了这份“台词”，作为支持证据，证明桑兰当年曾经向警察局报假案，做假证，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其内容。根据这份“台词”，1999年4月桑兰前往《迪斯尼世界》那天的前夕，压根就没有发生过强奸行为。也就是说，在排练时没有发生的事情，到了报案时就变成有了，所谓强奸，居然是“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桑兰涉嫌报假案、做假证，证据确凿。她从说假话开始，越走越远，而报假案和做假证，是刑事犯罪。桑兰可能怪罪律师“误导”，甚至可能怪罪律师“教唆”，但是桑兰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位17岁的“无知”少女了，2011年她去报案时，已经30岁，她要为她的行为负责。别人再怎麽误导和教唆，在警察局“血口喷人”诬陷无辜的，是桑兰本人。在桑兰告前律师的诉状中，她只是怪罪前律师未经她同意向检察官报性侵案，也怪罪前律师泄露她的隐私秘密，但是没有怪罪前律师教唆她报假案。前律师强硬指出，报案一事完全出于桑兰的本意。 有些人心肠出奇的狠毒，但是脑子却出奇的愚蠢，以为干坏事可以保密，人不知鬼不觉，甚至以为地球是跟著脑袋旋转的。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5） 2008年桑兰上演了“飞机门”之后，2009年她又上演了“保姆门”，网上对桑兰一片骂声，但是她似乎无动于衷，并不在乎，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她当时的男友黄健在他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中，大言不惭的承认这其实是他们特意“策划、安排”出来的。以下是他的电子邮件原文（可点击放大）∶ 他们为什麽自找麻烦，要特意策划安排这些不光彩的“门”？黄健夸夸其谈的说，他要摘掉桑兰头上的光环，重新把桑兰定义为一个“有争议人物”。这是为什麽？ 直到最近，桑兰在她的跨国诉讼的过程中，公开了她的很多商业合同，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飞机门”和“保姆门”不仅没有给桑兰造成任何经济上的损害，反而因为这些“争议”她的博客点击量大增，赢得了《新浪网》的“博客广告合作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桑兰在她的《新浪网》博客内每写一篇“软性”博文，可以获得10000元的酬劳。我老刘在《中文网》的博客写了那麽多博文，为 《中文网》带来这麽多广告效益，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岂非亏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在桑兰博客上的每一个广告“模板”，《新浪网》要向她付费每周 5000元，每一个广告“按钮”，《新浪网》又要向她付费每周5000元。如果桑兰的博客只有一个广告模版和一个广告按钮，每周合计就可以收取10000元广告费，一年52个星期，可收取52万元。这份《新浪网》广告合同，只是她很多个商业合同中的一个。根据桑兰向法院提供的数据，仅这一个新浪网合同，每年为她创收16万美元，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全部共7个合同，年创收约50万美元。） 桑兰需要向《新浪网》做些什麽呢？她的最主要工作，就是维持她博客的“访问量”和“评论量”（见上述“协议”中的2.1条）。现在我们才明白，黄健为什麽这麽喜欢制造各种各样的“门”，为什麽要把桑兰塑造成一个“有争议人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博客的“访问量”和“评论量”，即俗称的“点击率”。也就是说，不管你赞也好，骂也好，只要你点击上门，你就是在为她创收。 在黄健看来，桑兰头上的光环不能持久，随著桑兰年龄的增长，光环会逐渐褪色，因此有必要“转型”，变成“有争议人物”。也许在他看来，只有“争议”才可以一个接一个制造出来，长期创收。 我们从时间上判断，《新浪网》广告协议于2010年7月尾签订后，桑兰和黄健立即开始炒作“诉讼门”。2010年8月初，我们发现网上大量出现桑兰要来美国打官司的新闻，发邮件去向他们查询，下面是黄健8月8日的答复∶ 只是这一次他们玩大发了，“诉讼门”的后果是严重的，据说2011年桑兰的各个商业合同全部泡汤。人还在，钱没了，这大概是他们俩在2012年春节期间抱头大哭的最主要原因。 2014年4月桑、黄生了孩子，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炒作，这一回，桑兰以“英雄母亲”面目出现，黄健从后台跳到了前台。新闻不少，但是经济效果还不明显。他们和某月子中心签订了代言合同，但是据说只有免费吃住，没有真金白银。 “跨国诉讼门”这块骨头太硬太大，桑兰至今啃不下来，梗阻在喉咙里，想咽咽不下去，想吐吐不出来...... 在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不管怎麽包装，都难以逃脱这场诉讼在她身上覆盖著的阴影。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6） 话说2010年7月尾桑兰与《新浪网》签订博客广告协议之后，黄健向我们宣称“今天时间已经到位”，开始启动“诉讼门”， 在中、美两地的互联网上，高调发动了一场标榜“天价跨国维权”的“舆论炒作”，按照黄健的话，要“能够推进法律等方面的进展”，即利用舆论对诉讼施加压力，而他们所聘用的律师，恰好也有炒作舆论的爱好，一拍即合。一时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与网民竟被他们玩弄得团团转。这场炒作，几乎持续了一年之久，直到桑兰在美国告“强奸”案失败，被网民选为“10大最恶心人物”，以焦头烂额、丢人现眼，自取其辱而告终。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桑兰起诉我们，不论是否有理，都应该在法庭上解决，而不是在互联网上进行“口水战”。2011年4月初，当他们在网络上发动攻击后，我曾经打电话要求他们停止在网上讨论此案，被黄健拒绝，因为那时的他以为网上舆论对他有利。在此之前，黄健在2010年7月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曾经明确表示他至少要把此案搞成国内的“抗美”炒作点，也就是说，利用此案进行炒作，本来就是他计划中“组合拳”的一部分∶ 上图∶黄健的如意算盘∶立足于反美政治炒作，既要钱，也要美国绿卡 最近，在桑兰诉海明的诉讼中，原告和被告达成协议，双方停止在网络上互相攻击。如果当年黄健和桑兰接受了我的劝告和要求，不要在网络上炒作，他们也就不至于像今天那样在舆论面前丢人现眼。 这场高调诉讼以“跨国维权”和“天价索赔”为标榜，一开场价码就是18亿美元，后来又增加到21亿美元，而诉讼的对象又是美国的媒体巨头，当然很抢眼球，引起国内各大媒体的兴趣和关注，也很容易获得国内网民的支持。在诉讼开始的一两个月内，黄健利用媒体进行炒作，的确很顺手，媒体几乎一面倒的支持她。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不仅完全按照桑兰及其律师单方面的说法来编辑他们的报道，甚至号召全国观众支持桑兰“维权”。 1998年桑兰在《友好运动会》上受伤后，运动会的主办单位的确说过不少安抚桑兰的话，这些话后来没有兑现，桑兰要起诉运动会主办单位，还情有可原，但是桑兰及其律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把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也列为被告，涉嫌“忘恩负义”，使得这场“维权”官司立即变质变味，引起一部分网民的质疑和愤慨，他们问，这究竟是在“维权”，还是在“敲诈”？这些网民的声音在开始时虽然很弱小，但是随著案情的展开，指责之声却越来越大。 紧接著，桑、黄及其律师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她们把网上对桑兰有批评或不满言论的网民也列为被告，控以“诽谤”罪，企图以此来压制网民对桑兰的指责，想不到却引起网民更大的反弹和不满。 使用美国法院的“传票”来压制舆论，是桑、黄及其律师的一大创举。周立波因为说了一句“做好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受到被起诉的威胁，可见其荒唐和嚣张。桑、黄的现任律师徐晓冰至今仍然把30位无名网友列为被告，威胁要起诉他们，这些网友中虽然有匿名的，但是也有实名的，他们至今没有收到法院告票，说明这不过是桑、黄及其律师玩弄美国司法制度的恶劣行为，目的在于制造“寒蝉效应”，压制网上言论。 网上的一片反对之声，本来应该引起桑兰的反思，但是她竟把这些网民一律视为“网络水军”，是有组织、有背景的，是被我们收买的。 桑兰方以“猥亵”、“性侵”、“强奸”为题，在网上高调炒作了三个月之久，到桑兰去警局报案为止，达到了最高峰。一位资深体育记者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用写小说的方式渲染这一无中生有的“强奸”过程，激怒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她们甚至叫嚷要杀死我们。 从2011年5月初到8月初那三个月内，桑兰及其律师几乎每几天就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我们遭受了一些媒体的轮番轰炸，其中特别是《半岛晨报》及其记者曾啸，几乎成为桑兰的专用喉舌。根据海明后来的揭发，黄健甚至吹牛说，某中央领导曾到报社亲自布置对“桑兰案”的报道。 但是好景不长，随著桑兰到警局报案被拒绝，以及桑兰在宣誓证词中攻击中国领导人和政治体制后，国内媒体突然静寂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出现了180度的转变，特别是桑、黄和海明闹翻，海明律师揭发桑兰报强奸案是为了办美国绿卡后，网上指责桑兰的声音，逐步压倒了那些支持桑兰的声音。到8月底，桑兰被网民推选为2011年“10大恶心人物”之一。 在大部分媒体跟风起哄报道桑兰案的浪潮中，有一个媒体始终主持正义，客观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新华社》纽约分社。1998年桑兰受伤后，当时的《新华社》 驻联合国分社社长周锡生（当今的总社副社长）是最先采访桑兰的记者。2011年6月29日桑兰来纽约时，《新华社》纽约分社记者李大玖亲自到机场采访桑兰，在桑兰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李大玖是敢于正面追问桑兰的唯一记者。她问了两个关键问题，而且坚持要桑兰亲自回答，一是∶“这次诉讼是你的决定吗？” 桑兰很肯定的答复称∶“是的，这都是我的决定。” 二是∶“你有没有被性骚扰？” 桑兰不敢正面回答，反问∶“怎麽会没有呢？如果没有岂不就变成媒体所说的子虚乌有了吗？” 上图∶《新华社》李大玖是最早敢于当面质询桑兰的记者，其次是《美国中文网》的小边（图中最右） 由于李大玖如实报道事件的过程，她被黄健百般羞辱，甚至威胁要到北京新华社总部去静坐示威，但是李大玖不为所动，坚持了一个记者所应有的专业精神。桑、黄后来的代表律师徐晓冰，明显害怕李大玖，李大玖每次提出要求采访，徐晓冰总是百般回避，不敢面对。 桑、 黄及其律师利用媒体高调打官司，除了企图对诉讼施加舆论压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指望用“天价索赔”引出一些能支持桑兰“罗马尼亚教练撤垫子”说法的见证人，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外，他也希望会有人出来爆我们的料，以此来逼我们求和。黄健心目中的“勇夫”始终没有出现，但是却引出了一个路平。此人被网友揭发为骗子，虽然他现在隐而不现，但是莫虎律师一早说过，早晚会请他出来把话说说清楚。 这场舆论战，也暴露了一些媒体的弱点，即便是《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级媒体，也可以轻易被桑、黄所利用，因为他们的新闻价值观念就在于“维权”、“跨国”、“天价”这样一些能捕捉眼球的热点，他们宁可跟风起哄，也不肯去真正花gong夫调查事实真相。难怪他们如此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所利用。 就连鲁豫这样大名鼎鼎的节目主持人也被他们利用。在她今年一月的节目里，黄健还在高谈阔论他们的跨国诉讼案，号召伤残运动员“通过法律维权”。可以看得出，鲁豫对这个案件很缺乏了解和分析，她的团队事前没有充分备课，被黄健利用这个机会，又一次对诉讼案件进行歪曲宣传。桑兰控告《时代华纳》的主要理由是该公司没有兑现诺言，没有在经济上支持桑兰，然而在鲁豫的节目中，黄健反称《时代华纳》很愿意帮助桑兰，只是桑兰不知道。对于他这种出尔反尔荒谬而不合逻辑的胡言乱语，鲁豫完全可以追问一句∶“桑兰为什麽不知道？” 但是她竟然坐在那里，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网民却不是这麽容易被忽悠的，他们可能一时被蒙蔽，一旦真相大白，舆论可以在一夜之间产生180度的转变，这是桑、黄等人所没有预料到的，而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网友，他们从一开始就看出桑、黄的图谋，作出非常靠谱的分析判断。他们与本案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只是看不过那种歪风邪气，不愿跟风起哄，他们在桑、黄嚣张狂妄的“传票”压力下，没有被吓倒，可敬可佩。在我看来，他们在今天世风日下的环境中，是社会正气的最好代表。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7） 本次诉讼案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公开道歉，一个来自桑兰的前律师，另一个来自某资深高级记者。这两段道歉文字令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它们是真实的，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情。 桑兰前律师的道歉，虽然开始时很勉强，他也一度企图撤回，但是随著案情的进展，以及他自己也被桑兰控告，后来他给我们发来邮件，再次承认他的错误，因此我们相信他的道歉是真诚的。 敢于承认错误，是需要勇气的。有些人坚持错误，自以为是“坚强”，其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上图∶桑兰前律师的道歉 某资深高级体育记者由于听信桑兰的一面之词，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关于桑兰被“强奸”的博文，引起一大批不明真相网民的义愤。我们在北京聘请律师，作了起诉的准备，在最后一分钟写信给他所属单位的领导，向他打招呼，并希望他出面斡旋。这位领导对桑兰在纽约受伤和在我家养伤的过程很了解，经他做工作，这位记者决定公开道歉。 1998年桑兰在美国纽约受伤时，这位记者正好在出事现场，后来他还参加了我们为桑兰主办的慈善捐款活动，当时国内外派记者的收入很低，他两次掏腰包捐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现场目睹证人，没有说看到什麽“罗马尼亚教练撤垫子”这回事，没有为18亿美元的巨额索赔所动，没有为桑兰做伪证，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 他的道歉，虽然读起来有点别扭，但是我们相信他出于对桑兰的同情而片面听信她的谎言，情有可原，因此接受了他的道歉，也相信他的道歉是真诚的。 他的道歉，业内其他记者们应引为深刻教训。 上图∶某资深高级体育记者的道歉，发表在他自己的博客网站上。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8） 中国的川剧中有一种“变脸”的绝技，一个人的面孔可以在一霎那间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脸也能像演川剧那麽变来变去，今天称你是“恩人”，明天告你21个亿。这种行为令人寒心，这种人万不可交，你不知道他哪天会变脸。 2010年6月，桑兰在北京某私人会所（据说是京剧名人裘盛戎的故居）中举行了一个豪华的生日宴会，请了不少人，李肇星、伍绍祖和一些社会名人都去祝贺，还举行了庆祝仪式。以下是6月13日黄健给我们写来的报告∶ 上图∶伍绍祖（图中举手者）称桑兰是我们的英雄和骄傲。 1998年桑兰在美国受伤时，伍绍祖是中国体育界职位最高的政府官员。桑兰受伤后，他亲自到美国看望她，亲自作出各种指示，鼓励我们对桑兰付出爱心，照顾桑兰度过她生命中最困难的一刻。与此同时，伍绍祖在体育总局内部进行改革，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运动员才有了伤残保险。伍绍祖还亲自到宁波与当地政府交涉，为桑兰争取到了一套住宅，桑兰的父母至今住在那里。 桑兰在2010年6月生日宴会上亲口对伍绍祖一家和我们一家“12年来对她的支持和关心” 表示感谢，何其感人动听！然而事隔不到一年，桑兰把我们告到美国联邦法院，索赔XX亿美元，就连伍绍祖也不能幸免，他和我们合影的照片，被桑兰当作官商勾结对她进行迫害的证据，放进她的诉状。2011年黄健到了纽约，甚至造谣说伍绍祖的儿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看看上面的这些照片，中国有几个伤残运动员能享受到她的那种殊荣？ 而为了美国绿卡，桑兰竟然说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要申请“政治庇护”。 桑、黄和我们之间亲如一家的密切关系和通讯往来，一直维持到2011年3月上半月。3月底，她和律师签订了代理合同。4月底，她把我们告上了法庭。是什麽因素使得她变脸变得这麽快？也许是美金和绿卡，还有就是她那一肚子的坏水。 桑兰受伤后，我们受《体操协会》委托，协助照顾她10个月，从来没有自认为是她的恩人。10多年来，是她自己不断称我们为恩人，直到上述2010年6月她的生日宴会上，还要郑重其事当众向我们一家表示“特别感谢”，但是到了2011年5月她起诉我们之后，对媒体竟自打耳光，说出这样的混话∶“说是恩人，你也要说出一二三四，恩在哪里？” 黄健一唱一和地说∶“不就是10个月吗？” 桑兰认为我们对她照顾得不够，因为没有替她提告索赔，她甚至在诉状中，把她在美国养伤的这10个月，说成是“被软禁、被封口、被压抑”，纯属胡说八道，何况桑兰于1999年从纽约回国，我们对她的责任早已经结束。 伍绍祖是个敢于担当的人，请参考我2011年4月28日的博文（这篇博文也被桑兰当作是起诉我们的证据之一）∶ 伍绍祖是个好人。他临死前还嘱咐我们∶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不要和某些人一般见识。我相信他在去世前如果有什麽遗憾的话，桑兰对他的背叛和出卖肯定是其中之一。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9） 莫虎律师R-11惩罚动议所针对的主要是桑兰的滥诉行为，即诉讼没有证据支持，而律师明知没有证据还要缠讼，因此也必须承担滥诉责任。在本案的取证过程中，桑兰及其律师提供了1900多页所谓“证据”，看起来似乎“堆积如山”，其实很多都是些媒体报道的新闻和网友的博客或评论。 在这些证据中，赫然出现一篇我家政委（卓玛）四年前发表在《中文网》上的博文，题目是《为所有伤残运动员的幸福祈祷》。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国家体操队队员刘玉婷。刘玉婷是桑兰的队友，她在训练的过程中受伤致残，当时她的动作和桑兰受伤时所作的动作完全相同，所受的伤也几乎完全相同，从而不幸终身残疾。我们认为她作为一个高位截瘫者，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也许因为我们希望桑兰向她学习，惹火了桑兰，她认为对别人的肯定就意味著在贬她、损她，因此把这篇文章也列为我们的罪证之一，并把这份“证据”的文件名称定为∶“卓玛借刘玉婷贬损桑兰”。 我们希望桑兰向刘玉婷学习，这有什麽不对呢？任何人都应该学习别人的优点。这篇博文本来早已经被删除，现在从桑兰的“证据”堆里面找出来，重新贴在这里∶ 照片中人物∶ 上图∶刘玉婷和她的家人，左立者是她的丈夫 下图∶刘玉婷的儿子 参考阅读∶ 以下这篇博文，已经成为桑兰诉我们对她“诽谤”的主要证据，而原告所称的“诽谤言论”（与“懒惰”有关的两段话），实际是原告自己编造的，在以下博文或作者的其他博文中根本找不到∶ 刘国生∶桑兰跨国诉讼案四年来的回顾（10） 本案的“取证”阶段，分成三个步骤∶（1）交换证据∶桑兰向我们提供了1900多页“证据”，很多是新闻报道或网友博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她的诉讼，我们则向桑兰提供了《桑兰基金》的章程、银行报表、通讯往来、资金用途、财务结算、税务报表等。（2）书面取证∶双方都有权向对方提出问题，要求对方答复。我方向桑兰提出29个问题，要求书面答复，而桑兰却没有向我方提出任何问题，等于是放弃了书面取证的权力。（3）口头问话∶法官决定桑兰先接受我方问话，我方再接受桑兰方的问话，在这个档口，桑兰违抗法官命令，拒绝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接受我方问话，等于也放弃了向我方问话的权力。 在书面取证过程中，徐晓冰拒绝直接答复莫虎提出的问题，反复说“正在调查中”。既然是“正在调查中”，为什麽他要放弃书面取证的权力？他还说这是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秘密，要我方律师自己到他那1900多页的文件堆（很多是中文的）中去寻找答案。他的这种做法，被法官斥为frivolous（轻浮不负责任）。在法官的命令之下，徐晓冰不得不重新答复莫虎的问题。 徐晓冰在答复其中3个不同的问题时，使用了同一个答案。莫虎问∶（26）原告在诉状中说她曾经向刘、谢追讨个人财物及纪念品，有何证据？（见下图问答）（28）原告在诉状中说她曾经要求刘、谢、莫提供《桑兰基金》的银行报表，有何证据？（29）原告在诉状中说她曾经要求刘、谢、莫提供《桑兰基金》的财务报表，有何证据？对于这三个问题，徐晓冰都引用了他编号为＃1915的证据。 这＃1915号文件究竟有些什麽内容，为什麽能够“一物三用”？原来这是《新浪网》于2008年发表的一则新闻报道。今将该文件资料公布于下，供大家参考∶ 中新网7月30日电 据美国《明报》报道，前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7月28日结束她的纽约“感恩之旅”，乘机返回北京。其在纽约的原华裔监护人谢晓虹夫妇特别安排一场告别会，送别桑兰。 前中国体操委员会副主席谢晓虹及其夫君、桑兰基金会的管理人刘国生，在桑兰返京之前专为其安排了一场告别派对，地点在谢晓虹伉俪位于纽约上州的住宅，桑兰对这里非常熟悉。10年前的7月，年仅17岁的桑兰前来纽约参加友好运动会意外受伤致残，由谢晓虹担任她的监护人，曾在这里治疗休养了10个月。曾为设立桑兰基金奔走并慷慨捐款的华裔邮工协会代表许慧仁、中领馆官员王敏、高振杰领事以当年关爱桑兰的侨界人士、民众代表等，当晚均长途驱车赶抵上州看望桑兰。 漂亮大方的桑兰当天身著一件银灰色软缎衬衫，虽然身禁轮椅，但依然掩不住她青春的活力。桑兰以熟悉的甜美笑容欢迎大家，她表示受伤10年再来纽约，就是想对谢(晓虹)阿姨全家和所有为她付出爱心的人们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桑兰为谢晓虹夫妇带来了两件礼物，一是北京奥运开幕式的两张门票，桑兰将在开幕式上作为火炬手登场。另一件礼物是桑兰在雅典奥运会上所得的火炬，桑兰认为奥运会不但传递奥运精神，还向全人类传递著爱心，她相信谢阿姨全家将继续把他们的爱心传递下去。 谢晓虹伉俪表示，当年有很多人帮助过桑兰，这个奥运火炬应该属于每一个关心她的人、属于大家，在谢晓虹的建议下，奥运火炬当场从每一个人手中传过，像征著爱的不断延续和扩展。刘国生和谢晓虹赠送给桑兰一条有凤凰挂坠的翡翠项链，祝福她超越自己再次起飞，寻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 谢晓虹伉俪在派对上还为桑兰邀请了特别来宾、前美国国家游泳运动员奎丝塔(Crista Adamsome)及其她的丈夫和一对儿女。十多年前奎丝塔在一次比赛中受伤致残、造成高位截瘫，此后她勇敢面对人生超越生命极限，不但成gong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还找到了相濡以沫的丈夫并养育了一对健康儿女。当晚这个幸福家庭出现在派对上，他们分别拥抱桑兰并鼓励她，衷心祝福桑兰同样也能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 “桑兰基金”使命完成 10年前设立在纽约的“桑兰基金”管理人刘国生7月28日宣布，该基金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经管理人向信托人提出申请并获准，将“桑兰基金”账户内的所有存款全部汇入桑兰在中国北京的个人账户，今后该基金将由桑兰本人全权掌管。 桑兰于10年前在赛场受伤致残后，由美国查扬(Yang Cha)律师发起成立以桑兰为唯一受益人的“桑兰基金”，并由纽约WOLF 、BLOCK等多家律师事务所联合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桑兰基金”于1998年9月在纽约正式注册成立，账户设在纽约国宝银行，这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为中国运动员设立的唯一受益人基金。 “桑兰基金”有包括华裔律师孙律师在内的3名中外律师为信托人，管理人为刘国生。为了救助桑兰，美国主流社会纷纷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国女孩解囊相助，纽约地区8个华人社团亦联手为其举办捐款活动，总捐款额共17万美元。这笔款项随后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入基金账户。 据刘国生介绍，桑兰于1999年6月回国以后，该基金每年为其提供生活补贴费，9年来从未中断，为桑兰的康复和生活奠定了必要的保证。刘国生表示，由于桑兰已是成年人并有了工作，该基金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经由他向信托人提出申请，并经国宝银行于今年6月确认，现将“桑兰基金”账户内的资产全部汇入桑兰在北京的个人账户，今后此款项的使用有桑兰本人决定。刘国生就此特别向社会各界报告并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以上是新浪的报导文字） 上述这则新闻报道其实是在表扬被告，和莫虎所提的三个问题毫无关系。徐晓冰拿出这种新闻报道作为桑兰诉状的支持证据，而且反复使用三次，也没有将其翻译成英文，把严肃的书面取证当作儿戏，不仅令我方律师莫明其妙，也让法官一头雾水，桑兰及其律师如此忽悠法院，正好反过来证明其滥诉。 桑兰案“回顾”系列至今已写了10篇，暂时告一段落，不久后再继续。 申明∶本博有关桑兰诉讼案情的陈述，只代表作者个人对案情的理解和看法。有关本案的详情实况，请参考《法院网》（PACER）所公布的有关本案的文档资料(桑兰诉刘、谢、莫∶11-cv-2870，桑兰诉海明∶12-cv-7103)。 2015年4月28日-5月20日 ——原载《美国中文网》刘国生博客∶http://blog.sinovision.net/home/space/uid/3453.html 新华社∶桑兰律师“密信”法官 旨在撇清责任以求自保 新华网北京5月30日体育专电∶中国体操女队前队员桑兰的代理律师徐晓冰写密信给美国联邦法官，希望法庭在考虑惩罚的问题时，不要连同他这个律师也一起惩罚。法官不仅驳回了他的请求，而且将他的这封密信公开刊登在法院网的诉讼档案中。 纽约时间5月27日，桑兰“跨国天价”官司的第二任律师徐晓冰发密信给主审法官托雷斯为自己申辩说，如果法庭最终认定徐晓冰的行为违反了联邦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11条，那责任也应该算在桑兰身上。 他用黑体字写了下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即使律师（徐晓冰）违反了第11条，那也完全是由于原告（桑兰）所做的陈述和她不听律师劝告撤诉，执意要将官司打下去所造成的。”不愿具名的法律人士解释说，“原告所做的陈述”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实际就是告诉法官，撒谎的是桑兰。徐晓冰这是在将滥诉的责任推卸给桑兰，为求自保，不惜出卖客户利益。 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徐晓冰律师请求法官批准他将桑兰跟他之间的通信往来秘密递交给法官私阅。 托雷斯法官纽约时间28日驳回了徐晓冰的全部请求，并且命令他必须依照诉讼程序，将一切文件通过规定的公开渠道向法官递交。如果确有文件需要密送法官，事先也必须征得法官同意，而不得像这次这样，擅自给主审法官递交密信。 桑兰和徐晓冰目前都面临著第11条惩罚的危险。美国联邦诉讼程序法第11条，赋予法官对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滥诉行为进行惩罚的权力。被告刘国生、谢晓虹和莫虎已经请求法官据此对桑兰和徐晓冰的滥诉行为进行惩罚。他们在递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桑兰起诉4年多来，一件证据也拿不出来，其目的在于利用司法，敲诈钱财，属于典型的滥诉行为。 5月4日，本案的助理法官弗朗西斯曾裁决桑兰和徐晓冰一同赔付被告21032.78美元。那是桑兰“跨国天价”官司开始之后，法官所开出的第一张罚单。它所惩罚的仅仅是桑兰拒不执行法官命令，擅自缺席言语录供的这一具体行为。第11条所针对的则是桑兰和徐晓冰的全部滥诉行为。被告方透露，自从桑兰2011年4月起诉他们以来，为了应诉，他们已经花费了超过80万美元。 徐晓冰是桑兰“跨国天价”官司的第二任律师。她的前任律师海明在2011年10月辞职，次年3月向被告公开道歉，并单方面补偿被告5000美金。海明与桑兰后来在联邦法院变成了互告关系。 今年5月12日，徐晓冰向法庭递交辞呈，表示自己将不再代理桑兰打官司。他的辞职申请还有待于法官的批准。 1998年，桑兰在纽约参加友好运动会时，在一次赛前热身练习中摔断了颈椎，造成高位截瘫。中国体操协会安排她住在美籍华人刘国生和谢晓虹家里养伤。 2011年，她将自己昔日称为“恩人”的刘国生、谢晓虹，以及友好运动会的主办单位时代华纳等公司告上法庭，索赔金额最高时达到了21亿美元。 桑兰还到纽约一家警局报案，指控谢晓虹的儿子当年强奸了她。在纽约警方宣布她的指控“经不起合理质疑”不予立案之后，桑兰告诉美国联邦法院她是在第一任律师海明的“误导”之下，才去报了强奸案。而海明则在宣誓证词中说，告强奸一事完全出自桑兰本意，她的目的是以刑事案受害人的身份取得美国的U签证，并通过这一独特的途径移民美国。 ——原载《新华网》2015年05月30日 2015-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法国左派红潮带来的灾难
1968年5月，法国左派掀起造反红潮，其影响波及了整个洲际大陆的政治和文化。欧洲很多左派政府的产生，就和这股红潮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有关。 对法国来说，当时简直像是一场炼狱。在全球反越战浪潮，尤其当时中国文革红卫兵的传染下，法国左翼学潮兴起，被史家称为“六八学运”。先是巴黎的大学生示威，然后演变成暴乱。接著左翼工会加入，引发全国性罢工、罢课。巴黎街头出现了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街垒和巷战，最高峰时，约有一千万人加入抗议行列，整个法国简直到了一场大革命的临界点。 主导这场“五月风暴”的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红色苏联的左翼乌托邦，那个蔑视法治、崇尚暴力的罗伯斯庇尔传统，在这个时刻也开始呼风唤雨。参与这场运动的法国知名左派“公共知识分子”格卢克曼（Andre Glucksmann）把这场运动定性为：“希望改造世界，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 这场“红潮”的思想旗手，就是被称为“存在主义大师”的萨特，还有他的革命情人、宣扬女权主义的西蒙波娃。这对革命伙伴五十年代曾访问苏联，回来就说苏共的好话，为共产主义辩护。萨特还被卡斯特罗、毛泽东等独裁者请去做客，回来后就称赞共产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对毛的共产中国，尤其文化大革命，更是迷恋向往，赞不绝口。 当法国的学潮兴起时，萨特异常兴奋，四处奔波演讲，提出“必要的暴力”理论，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 ┅┅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他和西蒙波娃最喜欢的学生口号是“把禁止禁止掉”，那就是要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打破一切秩序、法律和道德，要建立一个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的“新社会”。 萨特鼓励青年人造反、革命、性解放，打破一切规矩和限制。他还把自由的法国描绘成像是“巴士底狱”，煽动年轻人说，没有理由把明天的快乐建筑在今天的不公不义、压迫和痛苦之上，要改善状况，就得趁现在。萨特俨然成了法国思想界的“毛泽东”，要指点江山、激扬“暴力”，颠覆法兰西。萨特的名声和影响力也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 即使今天，当年领导这场五月风暴的狂热毛派份子、物理学家吉斯玛（Alain Geismar）还说，“这场运动是成工的革命，但不是成工的政治革命。”因为他们没有像列宁“攻打冬宫”那样摧毁了政府、拿到政治权力。仍然极左的格卢克曼今天虽已高龄，却毫无反省，仍说五月风暴是“一座巨碑，应该推崇、纪念。” 当年以反越战、反以色列出名的英国左翼领袖阿里（Tariq Ali）近年还在伦敦《卫报》上撰文“所有激情都到哪儿去了？”哀叹今天欧洲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的示威劲头，缺乏六十年代那种“毅力和共鸣”，愤愤不平地追问，“激情”都到哪儿去了？ 左派们的哀鸣可想而知，因为伊拉克战争时欧洲还有德、法、俄组成被称为“旧欧洲”的同盟，反对美国领导的结束独裁者萨达姆的伊战。但今天，德国的左派施罗德政府早就下台，保守派的默克尔总理出生在共产东德，深知什麽是邪恶，上台后就实行亲美、减税、充分市场经济的典型右派政策；并改变左派施罗德总理要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坚持批评中共践踏人权，呼吁“我们要有勇气批评中国”。 随后法国的变化更令世人瞩目。法国二战后从戴高乐开始，就有一种大国的衰败感和输不起劲头，从而嫉妒和杯葛美国，戴高乐执政的法国还曾一度退出了“北约”。后来希拉克当总统后反对美国领衔的伊战，就有这种背景。而希拉克当时手下的诗人外交部长（后又任总理）德维尔潘则以反美、崇拜拿破仑、对伊斯兰主义有浪漫情著称。而法国的国内政策，更是偏左：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国有化，推行福利社会主义经济。结果导致法国经济多年发展滞缓，不要说远落后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在（保守派）萨科齐当选总统之前的五年中，其经济增长率才是英国的一半。 高税收导致很多法国人不堪重负而“出逃”，像国际知名的法国摇滚乐手强尼哈莱德，则被迫移民瑞士。他说，“法国加给我的重税，让我感觉厌恶，我受够了。”而在强尼之前，则有法国的汽车巨子、香奈尔大股东、家乐福合伙人、网球天后、当红名模等很多名人富豪，都因躲避高税收而迁离法国。 “受够了！”不仅是强尼等法国富人的情绪，更反映了被重税盘剥的欧洲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感觉。所以才出现在“英国20世纪最佳首相”的评选中，强烈主张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荣居榜首。这还是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贝克特（Francis Beckett）主持的评选，连左翼学者们今天也承认，撒切尔首相任职期间，“扭转了英国战后三十年的福利国家体制和工会强权体制”。 撒切尔夫人推行私有制、减税，并坚定反对共产主义、亲美的政策，更被今天的英国选民怀念。英国“每日电讯报”几年前做的民调，撒切尔夫人被评为“二战后最受欢迎的首相”（丘吉尔排第二）。 美国“资商日报”（IBD）当时就此发表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强调市场经济、个人权利的保守派所以获胜，“原因基本都是一个∶成本高昂、骄傲自大、反应迟钝的（左派）大政府干了它最擅长的事情——失败。” 2014-04-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Between the abortion knife and nuclear testing (Part four of seve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4th, 1999 Xinjiang is an autonomous region; it in fact is entirely ruled by the Han Chinese. Although the Chairman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is an Uighur, his rank is no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op officials in the other five administrative organs: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ommission for Inspecting Discipline, Xinjiang Military Command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 All of the six top officials of the above organs are deputy secretaries of the Xinjia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most of them are Han Chinese. The person who truly wields power is the secretary of the CCP, and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has always been held by Han Chinese, from General Wang Zhen (王震) , who led the invasion of Xinjiang in the end of 1940s to later, Wang Enmao (王恩茂), Song Huanliang (宋环良) and today's Wang Lequan (王乐泉).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major issues, the Uighur Chairman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has only one vote in this seven-member committee, one secretary and six deputy secretaries. But the secretary makes all ultimate decisions and was called "the Czar" of Xinjiang. Under such a power structure, the Xinjiang Uighur officials are as silent as winter cicadas,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challenge the Chinese rulers and policies. For example, like everywhere in China,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lso mandates a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Xinjia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Uighur and other minorities are allowed to have one more child than the Han Chinese, the Uighur people still detest the practice since they have a tradition of large families. Abdulhekim, the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is the eighth child in a family of 10 children. His oldest sister, who lives in Uzbekistan, also has 10 children. "I have two daughters," said Abdulhekim, "and I want to have a son, but the authorities warned that I should be fined for violating the rules. I said okay, I'd rather pay the fine and have a son. But the cadres further threatened to expel me from the party. Again, I took it. Now the officials have organized a criticism meeting in my work unit and forced me to change my attitude. So, my wife had two abortions, which almost killed her." East Turkestan (Xinjiang) is shown in white. It was only after coming to Istanbul five years ago that Abdulhekim saw his dream come true to have a third child, a much-wanted son. Although the Uighur people can have two children instead of one as the Han Chinese are allowed, children must be born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quota. Couples can have children only after receiving their quota. In many cases, newlywed couples have to wait three or four years before receiving their quota for a baby. For those who give birth without receiving their quota first, a fine of 30,000 renminbi is imposed. "If one is poor and unable to pay the fine," said Abdulhekim,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herdsmen, one's house will be torn apart and cows taken away."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often receives letters from Xinjiang telling stories about forced abortions. One letter describes what happened in Wugan township in Toksu County of the Aksu district: a 28-year-old Uighur woman named Niyasam was pregnant for 34 weeks, but the authorities reproached her for having no "quota for birth." Then three policemen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ounty's birth control office, Halichem, hauled her to the hospital and had doctors tperform a caesarean operation on her. Nobody knew whether the baby was alive or dead when it was taken away from the mother; the only thing Niyasam knew was that the baby's body was chucked into a big pit at the back of the hospital. Waiting outside the hospital, Niyasam's husband thought he could take the baby's body back when it got dark and bury it according to Muslim traditions. However, when he arrived at the pit, the baby's body had already been torn to bits by stray dogs. When Niyasam became pregnant again, she was terrified that she might be caught again. She was, a few days before the due date. But this time she managed to run away while the cadres were eating in her friend's restaurant. She hid in a cemetery at a nearby mountain, where she gave birth to a daught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cquired by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in Toksu County alone, 846 Uighur had forced abortions in 1991. Since many women were in an advanced stage of pregnancy, caesarean operations caused them to lose their health or mental stability. About 17 people died from the abortion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e same year of 1991, in Kasgar County of the Khotan district, the authorities sent out 432 cadres to carry out the birth control policy. The result was 18,765 forced abortions, with more than more than 50 percent performed on Uighur women. "In addition to the intentional birth control policy that aimed at reducing the Uighur population," said Bekin, chairman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the nuclear testing in Xinjiang severely damages local people's health. Turkic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rift of the abortion knife and the atom bomb." China has conducted 46 nuclear tests so far, and all of them took place in Xinjiang. The nuclear test performed on Aug. 17, 1995 in Lopnur (罗布泊) was 1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Hiroshima bomb, according to a report. Not far from Xinjiang's famous freshwater lake Bostun, there is a place called Malan (马兰), which the Chinese use as a secret nuclear base. This base is only 10km away from a residential area where ethnic Uighurs and Mongolians live. Bache, a Mongolian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Xinjiang and is now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told this reporter that he had traveled to Malan a couple of years ago and found that the bark and leaves of the trees near the nuclear testing areas had all fallen off. The director of the local hospital told him that many local residents suffered from hair loss and various skin disease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found having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ir blood was five or six times that of the other area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women with leukemia and throat cancer was rising rapidly. The number of premature births and deformed babies also increased. Bache had two brothers living in that area, but not long ago the brothers died, one after another, of unknown illness. Biological weapons Doing research in the US on nuclear pollution, Ken Alibek is a Russian exile who left the USSR eight years ago when he was an expert at the "Soviet Union Nuclear Bacteriological Weapon Storage Center." He revealed in his book Biohazard in 1992 that Gorbachev had asked the center to prepare a proposal for developing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However, Alibek's research found two rare kind of bacteria, Ebola and Marburg, which doctors had never seen, even in Africa, not far from the Malan nuclear testing spot. This indicates that China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as early as in the 1980s.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1980s, epidemics occurred continuously in south Xinjiang and caused many deaths. Nobody knew the names of the epidemics, so they were identified as "No.1 disease," "No. 2 disease"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year the disease struck. In the end, people simply dubbed the epidemics "unknown illnesses." "We doctors in Xinjiang all took turns at participating in treating patients in that area," said a 45-year-old former Urumqi Hospital doctor who now lives in Istanbul and asked that her name not be revealed. "We had never had such epidemics in our East Turkestan history." (This is part four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 1999-10-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尺是什么？
何清涟 人民币入篮（SDR）之后，在北京眼中，WTO的市场经济地位应该水到渠成，没想到近日美国警告欧盟国家，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arketEconomyStatus，MES）。于是“美国阴谋论”再度抬头，中国方面的说法是：“给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问题的由来 2001年，中国要求加入WTO时，签订了《入世议定书》。该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并不自动用中国产品国内价格作比对价格，而是选择第三国产品价格，即替代国价格作对比价格，这种待遇保持15年。” 让北京极不舒服的是，“属地”港澳台能以“独立关税区”这一身份加入WTO，身为港澳台“管辖者”的中国，居然不能获得这一待遇。对此，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问题上让步，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谈判很艰难，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外方的妥协，……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应该说远远超过了反倾销条款的重要性”。 此后，中国官方舆论一直大力宣传中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声称西方国家一直想压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此专门设置了一系列的贸易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尤其是反倾销，就是西方国家用来打压竞争对手的有效工具。由于中国被当作“非市场经济体”看待，中国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调查时受到歧视，即在确定其倾销税率时，将选取替代国的产品价格与中国产品出口价对比，来确定倾销幅度。在中国看来，这种反倾销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发展。 中国商务部经常会发布消息，称中国遭受了多少次反倾销调查。2007年称“中国连续12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9年称“全球七成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出口产品”；2014年称“中国连续18年成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国家”。 中国被WTO其他成员国视为规则破坏者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钢铁、化工、机电等领域。据WTO公布的2014年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统计，中国遭受了全球27%的反倾销调查和31%的反补贴调查，仍是贸易救济调查最大的目标国。2014年，WTO成员共发起反倾销调查236起，其中，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是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3个成员国，案件数量分别为38起、35起、22起。中国共遭受63起反倾销调查，占全球27%，占比与2013年基本持平（75起， 26.1%）。 事实非常明确，中国是WTO成员国当中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问题在于中国认为这是各国对中国的歧视，而其他国家认为这是中国在利用WTO的规则漏洞，通过破坏规则来牟取利益。 我曾在《TPP为何不带中国玩？》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了麻烦制造者，在WTO内部，批评声音从未消失，范围包括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给国企大量资金补贴并人为操纵出口商品价格、侵犯知识产权、操纵重大工程招投标等行为。仅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诉讼就涉及出口补贴、盗版、中国汽车关税、汽车轮胎、有毒墙板等多项。 中国这些让人难以接受的钻空子行为，确实让世界很多国家“受够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想撇开中国，另行成立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新型世界经济组织。这就是近几年TPP成立过程中，参与国一致同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原因。 中国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单边谈判攻略 中国政府声称，根据《入世议定书》，中国将在2016年底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因此，美国、欧盟等国需要针对是否认同中国这一解释做出决定。 在中国看来，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此要突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通过单边谈判的方式，提前获得世界各国对其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还有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 截至2015年底，WTO成员国共161个。如果欧盟能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于中国一举同时攻下28个国家。在WTO内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国家将增至109个，这意味着中国获得WTO成员国的三分之二承认，套用一句《三国演义》的话，即“三分天下，已得其二”，这对于坚持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的美国，是种孤立与压力。 因此，中国特别看重欧盟的承认。据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12月29日文章称，欧盟委员会最早可能会在2016年2月提议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将需要决定是否批准这一提案。 欧洲各国内部对此意见分歧。欧洲传统产业带头发起了抵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宣传攻势。抵制者声称，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毁灭欧洲传统产业，包括钢铁、陶瓷和纺织等行业，因为那时再要用反倾销税报复中国的倾销行为将困难得多。欧洲钢铁工业联盟警告说，一旦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出现“大规模工作岗位流失和工厂关闭”。 据裕利安怡（EULERHERMES）的经济研究部门测算，如果2016年底，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欧元区将损失70亿欧元，德国将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其损失将达到25亿欧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损失预计分别为6亿、8亿和3亿欧元。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假如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境内多达350万个工作岗位将面临威胁。由于美国商务部在2015年12月对中国进口的耐蚀钢产品征收最高255.8%的反倾销关税，中国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插手欧盟事务，希望阻止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欧盟委员会的态度倾向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该委员会官员抱怨说，工业界有关欧盟会放弃所有保护手段的说法过于夸张。部分官员甚至预计，处在价值链较高端并采用中国廉价原材料的欧盟制造商，将有望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获利。 WTO现状，西方国家该怨谁？ 其实，综观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后的所作所为，西方国家应该检讨自身放纵并默认了中国的违规。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违规与侵犯人权，欧盟基本配合中国行事。至于发展中国家，部分出于政治认同，部分出于经济利益考量，大多数都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者与沉默者。 中国当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至今为止，重要资源仍然由国家垄断分配，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不仅从未绝迹，干预力度反而越来越强。2015年北京对中国A股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干预举世皆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入篮本不合标准，但国际货币基金（IMF）声称，将人民币纳入SDR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为此，特别将原标准“货币可自由兑换”改成“可自由使用”。据路透社消息，这是IMF总裁克 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聪明主意。人民币入篮需要IMF修改标准，难度较大。而“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只需要承认，简单得多。据此可以推测，中国获得欧盟承认应该不是难事，只是何时通过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按WTO原定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标准，中国确实达不到标准。但按照WTO各成员国的利益需要，中国可以被不少国家看作“市场经济国家”。大势所趋之下，美国也不得不像在人民币入篮问题上那样，随大流行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economy-20160104/313084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孙政才落马，“接班人”名份惹的祸？
何清涟 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了。世界对孙的了解与兴趣，远低于他的前任薄熙来，人们说得最多的是重庆魔咒。虽然媒体谈到他的腐败，例如因名表多而得“表叔”之绰号、他妻子是民生银行夫人俱尔部成员、他儿子读康奈尔大学的每年7万美元学费问题，但几乎大多数媒体都明白，他是原先的“接班人”之一，祸起“山头主义”才是真正的原因。 东宫之变，两年前就有预兆 孙政才与胡春华二人在十八大上被选入政治局，一直被视为习李十年后的接班梯队。如果中共从江胡以来形成的“接班人梯队”制度不变，那么，作为这届政治局仅有的两位“60后”，在即将到来的十九大上，二人原本有可能凭借地位和年龄优势，被安排再高升一步，成为二十大的“接班梯队”成员之一。 但是，世事多变。2015年8月10日，大陆官媒发布消息《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中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更重要的是，文章点了被认为是“团派”干将的胡春华、周强、陆昊等多位党政大员的“名讳”，并举出浙江团省委书记周艳被“降格”任用的例子，指其折射出中共高层用人的新方向，而“团组织和团干部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 自那以后，谁都知道胡春华东宫之位无望，如今又轮到了另一位接班人孙政才出局，这就带出了一个大陆官场人人在想、人人都不敢说出来的问题：究竟是“接班梯队”需要更新，还是“接班人制度”生变？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其实都与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权力交接有关。西方国家众多研究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前苏联、中国、北韩等共产党国家在接班人问题的经验很不相同，未能总结出规律。本文仅就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进行梳理探讨。 红色专制政权的“接班人”选定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红色专制政权在俄国诞生以来，共产党政权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从来只有两种：一是死前指定；二是最高领导人死后，高层经过一番斗争，最后，或者臣服于一人，或者由一个领导群体共同执政。如果是高层臣服于一人，便成为个人集权领导模式；如果是领导群体共同执政，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模式。 苏共执政时期，从未出现过最高领导人生前指定接班人的情况。列宁死前对斯大林不满意，但苏共的最高权力最后落入斯大林之手；斯大林死后，虽然最高领导人迭次更替，但历任最高领导人一直未形成真正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因此，苏共长期处于集体领导模式状态。 而中共领导人则对“接班人”问题颇多琢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之后，举国饥馑，饿死几千万农民，他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把烂摊子甩给刘少奇去收拾，自己“退居”二线。1961年9月24日毛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首次告诉外国访客，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那是毛的“烟幕弹”，实际上毛那时已经在暗中寻找打倒刘少奇的机会，发动“文革”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接着，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两年之后林彪死于非命。毛泽东死后，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地位脆弱，很快就被迫辞职，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一批中共元老开始集体执政。“六四”之前，江泽民被指定接班，但江就任后随着陈云系保守派大佬的步调起舞，于是有了邓的南巡，宣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江这个接班人一度也风雨飘摇。 中共的“接班人”梯队制度化 邓小平晚年，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创立了共产党国家的首个“接班人”梯队制度化。这是指以十年到二十年为期，建立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梯队”，限定现任最高层成员的任期，对“候补梯队”成员刻意栽培，届满换人。胡锦涛被隔代指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便是这个“接班人”梯队制度化的结果；而胡锦涛在第二个任期依样画葫芦，又建立了新的“接班人梯队”，胡春华和孙政才就是主要成员。 本来，“红二代”才是邓时代高层最中意的“接班人梯队”，但多数“红二代”在“文革”时期依靠父辈权势关系，躲进部队里，逃避上山下乡，结果恢复高考时反而因任职军中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因此，他们当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为数不多，而在地方上基层任职历练过程中得以顺利升迁的，更是屈指可数。在有限的几个参加政治“马拉松长跑”的“选手”当中，陈云之子陈元“起跑”最快，其次是刘少奇之子刘源，可这两人都因官场风评不佳而不得不中途退赛，剩下习近平和薄熙来两位选手继续参赛，习近平成功到达“终点”。如今，绝大多数“红二代”已年近古稀，当年既未进入“接班人梯队”，现在当然只能到龄退休。 接班人梯队”中“红二代”的缺席，给团干部让出了“天赐良机”。由于胡耀邦任总书记的年代开始强调干部的年青化、知识化，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许多人是原共青团干部，于是团系统的干部成为各级官员的“接班人梯队”这一未成文规则，也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直到2015年8月，团干部这一“钦赐”地位才被动摇。 个人集权和集体领导的“钟摆式”来回摆动 2016年2月2日，程晓农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宁馨的专访，在这篇题为“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的专访中，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即共产党领导模式的“钟摆论”，指出这类政权的领导模式通常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一般来说，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取代了集体领导，进入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程晓农认为，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全面腐败就死灰复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则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用腐败换政治稳定，会大量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这种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条件；当局的经济资源快要耗尽时，或者是倒逼改革，比如苏联，或者是“拧紧螺丝”、堵住“跑冒滴漏”，由此便转向个人集权领导模式。 未改极权性质，钟摆两端难论短长 目前，国内一些不满专制的知识分子对中共新的个人集权领导模式非常不满，视之为倒退，仿佛“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模式离民主化更近一些。这里必须廓清两个问题： 一、个人集权和集体领导这两种模式，都是共产党政权领导体制这块“硬币”的两面，非此即彼，无论哪一种，都与民主化毫无关系，不过是极权国家领导制度的不同形式而已。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那是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文革毒地依然在，只是缺契机》1、2，VOA，2016年5月17-18日）。 二、从制度层面看，不管共产党的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之间怎样来回摆动，其专制的制度层面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主要体现为政策松紧、政治高压大小。虽然在集体领导模式下，很多时候会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正是国内知识分子反感个人集权模式的原因，但是，集体领导模式并不必然保持宽松政策，一切视当局维系政权的需要而定。“六四”镇压就是最好的例子，镇压前后中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并未发生重大转变，但镇压之后的政治高压至今令许多过来人记忆犹新。集体领导模式下之所以会实行宽松政策，其实主要是统治者需要挽回民心，怀柔而已。一旦民众奋起呼吁民主时，集体领导模式的红色政权会毫不犹豫地残酷镇压；甚至仅仅是因为民间团体的规模过大，比如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其实并无民主政治诉求，也同样会遭到残酷镇压。 过去几年，国内经常用“九龙治水”来形容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这种高层的权力分散，是腐败升级到最高阶段的政治保障。现在，中国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机隐约可见，统治者为了保住政权，减少内部纷争，转向集权，以便对官员“拧紧螺丝”、堵住“外逃”之路。这与当年邓、江、胡时代实施怀柔政策的目的其实差不多，都是从延续政权寿命出发的。而官员的腐败有如白蚁，正在腐蚀政权的支柱之时，政权保卫战成为当局的首要任务，习近平视自己为保护红色政权的不二人选，实行多年的“接班人”梯队制度化自然就“退居二线”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2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sunzhengcai-china-20170727/396206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洋垃圾”无处可去，中国彰显“重要性”
何清涟 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最近在一件事情上得到充分彰显：从今年初开始，中国将禁止进口废塑料、未经分拣废纸、废纺织原料、钒渣等24类固体废物，于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自家每年百万吨以上的垃圾（号称可再生资源）无处倾倒，中国媒体不无得意地宣布：“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西方国家慌了”。 发达国家处理垃圾中以邻为壑 这件事情，多少揭示了发达国家保持环保先进的位置，其实是以邻为壑的结果。 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环保模范。这些国家能够保持好山好水的优美环境，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成了世界垃圾场。以下仅以中国现在禁止进口的废塑料为例： 根据英国环境部门的数据，英国每年产生的包装塑料垃圾（包括塑料瓶、食品薄膜包装等，不包括非包装材料的塑料）达220万吨，其中大约50万吨会运往中国。从2012年起，英国共向中国出口了270万吨的废塑料，占英国总废塑料出口的2/3。 德国垃圾以塑料为主，其中一半以上落到中国，每年为150万吨。 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61.9万吨的回收材料。这些垃圾大多从香港口岸上岸，随后运往中国内地的南方垃圾处理站。 新西兰环境部披露，该国去年向中国出口的垃圾总重量达到5万吨。 多年来，西方国家已经习惯性地把工业与生活垃圾打包装船，运往中国。从2017年7月开始，中国宣布24类垃圾进口禁令，全世界垃圾回收产业感到不知所措：垃圾无处可去，今后怎么办？ 以英国为例，垃圾处理危机已经显现，英国行业组织表示，中国实施禁令之后，英国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多余的塑料垃圾。据说英国的垃圾站外，堆满了各种塑料包装。媒体惊呼，英国面临垃圾成山的窘境。 香港曾经是多国废料运入大陆的中转站，以前以”左手来、右手去”的方式，把回收废料运往大陆赚钱，今后不能随意把未经处理的废料出口中国，人们担忧香港或许会遭遇“塑料围城”的威胁。 中国沦为世界垃圾场，只为一个“钱”字 中国牺牲自家环境、牺牲自家人民的健康，成为各国环保组织痛批的对象，推根溯源，只为一个“钱”字。 过去十多年，中国接收了全球56%的垃圾。根据2010年的联合国环境计划报告，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设备废料高达2000万至5000万吨，从2011年开始，中国年产230万吨的电子垃圾，並每年进口全球电子废料的约七成（1400万至35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进口国。河北、山东、江苏、广东等十几个省都有“洋垃圾”处理地。 除电子废料之外，中国每年进口多少其他种类的“洋垃圾”？中国海关2011年到2013年的数据显示，仅废旧塑料一项，平均每年进口800余万吨。2014年，中国进口4960万吨垃圾用于提取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占全球可提取原材料垃圾出口总量的逾四分之一，超过了欧洲此类垃圾出口量的一半。2016年，仅中国进口的废弃塑料就高达730万吨。 除欧洲、南韩、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洋垃圾之外，中美贸易当中，可再生资源是一大门类。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自2000年至201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可再生资源交易额从7.4亿美元上升到115.4亿美元，2011年占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的11.1%，仅次于农作物、电脑和电子产品、化学品和运输设备。据美国废弃金属回收工业协会(ISRI)统计，2016年中国共从美国进口了价值56亿美元的废旧金属制品、19亿美元的废纸(共计1320万吨)和4.95亿美元的废塑料(142万吨)。巨大的出口额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ISRI主席罗伯特·魏纳称，美国有15.5万个工作岗位都依赖于美国对中国的垃圾出口。 中国让本国沦为垃圾场，目的当然不是为发达国家垃圾减负，而是从垃圾中淘金。据《中国渐成发达国家“洋垃圾” 走私者数十倍暴利》一文揭示，这条“洋垃圾”产业链由国外供货商、中间商与国内进口商组成。国外供货商都有自己的垃圾收集打包厂，通过接受政府补贴，处理垃圾。以下是中国媒体的估算：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费，大概在每吨400美元至1000美元；运到中国，加上运费每吨的处理成本也只有10美元至40美元。如此大的利润空间，导致中国的废旧物资进口商，以极低的价格买进来，花极低的人工成本（中国国内分拣成本只有国外分拣成本的十分之一），多次挑拣分类后转卖。这条巨大的产业链上，每个环节都能获利。 中国大陆独立制片人王久良曾制作纪录片《塑料王国：PLASTIC CHINA》（此片在阿姆斯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奖）。在这部纪录片中，王久良将中国的白色污染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展现给世界。片中，从业者形容这个行业说：“空气不好，水不好，就是钱好，垃圾一来，大家说来美元了。不是说笑，钱真是拣出来的”。 中国政府是“世界垃圾场”的推手 中国成为世界垃圾场，一是政府政策失当，二是监管失职。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在于中国制造的廉价而具备的价格优势，要想廉价，除人力成本之外，还得有廉价原料，从废旧物资中提取可再生原料就是主要途径，因此，中国政府对进口洋垃圾持鼓励态度 。2002年与2011年，中央政府虽然两度发文，声称要对进口固体废物从国外供货、装运前检验、国内收货、口岸检验、海关监管、进口许可，直到利用企业监管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管，但状况并无好转。《塑料王国》揭示了如下事实：这些“洋垃圾”进入中国以后的落地之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港口行政当局，对其造成的污染基本不闻不问——这种状况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个“洋垃圾”处理行业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税收，监管部门将监管当作寻租的牟利工具。 如今，中国政府下令禁止进口洋垃圾，西方发达国家发现没有中国这个世界垃圾场，自家垃圾无处可去。由于一时找不到世界垃圾场的替代品，据说上述国家正谋求说服中国继续接收垃圾。考虑到这条产业链的牟利是建立在中国公共环境的污染之上，以牺牲中国人的健康为代价，尽管会有不少人因此失去利源与工作，本人对中国政府这项政策倒是非常赞许。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1月13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3125）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春运雪灾之后的避险思考
春运雪灾目前还在延续，行人路上经历的千难万险，管理机构的诸多弊端，也都有亲历者不断撰文公诸于世。对于当局者来说，应付过灾情之后，最重要莫过于思考今后的避险策略。 由于这次是春运与雪灾这双重灾难的迭加，所以今后的避险策略应该考虑如何分别降低两者的风险。 先来谈春运。这是道地的人多之灾，若干年前我曾因工作原因，现场观察过广州与深圳两地的春运潮，一位同事用“如同地狱”来形容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如何减少春运期间的人潮？有人提出，要让打工族对打工地有“家”的感觉。这一倡议其实并非始自今天，早在90年代末期，深圳就号召打工一族就地过年，并且由市团委出面举办一些娱乐活动、免费开放两座公园，要求企业为留守者提供年夜饭，举办文娱晚会，发放红包等等，以让打工一族有“家”的感觉。此举有些效果，至少留在深圳过春节的外来打工族日渐增多。 问题在于打工族这种“候鸟型人口”，并非全是节后重返原地打工者，许多人在节前已经结束工作合约，节后需要另找工作。这种人占多少？一位跟踪研究浙江打工族迁徙规律的研究者估算为50％左右，广东今年由于大量港资工厂关闭，这一比例可能相对要高一些。这些人在返乡之前已经退租住房，他们返乡不仅是为了与家人团聚，更重要的是与其他返乡的同乡们交流信息，以便寻觅下一个生活驿站。不少调查表明，打工族的工作信息有将近一半是同乡熟人介绍。这类人口构成了无论风霜雨雪历尽千难万险也要返乡的中坚，哪怕打工之地认真营造“家”气氛，也无法延缓他们的行程。 从广东省的情况考察，随着百万港资大迁徙，明年春节期间或许会减少人流压力，但这些人流并不会消失，只是转移到别处而已。如果是分散转移尚好，但如果是集中于某一两个省，恐怕情况未必好到哪里去，因为广州火车站与广州市政府已积累近20年应付超密集人流的丰富经验。但对别处而言，春节期间人流过度拥挤可能还是新问题，让外来人口增多的省份为改善交通预作准备才是比较现实的问题。至于农民工如何才能真正在打工之地安家，那是一个包括工作、居留权与住房等在内的巨大社会工程，非近期内所能解决。 再来谈天灾。这次雪灾的形成看起来非关人事，但诸多环保专家与气象专家却认为与三峡工程的兴建有关――必须指出，这并非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早在三峡工程修建之前已有人预为警告，国内人士如果未曾看到，那是拜政府钳制舆论之赐。这次湖南、贵州等地应付雪灾捉襟见肘，除了地方政府反应迟缓之外，确实也因为这些地方从未有过类似经验。湖南下大雪至少已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要湖南未雨绸缪，投入巨资建设防寒防冻的基础设施，自然没有可能。因此，今年雪灾过后，不管中国政府如何痛恨环保主义者将气候变化与三峡工程的修建相联系，也得放下身段听取国内外气象学家、环保专家们的批评建议（辩护词少听点无妨），认真考虑一些问题，比如重庆的高热与旱灾为何出现？洞庭湖区老鼠为何成灾？来自北方的冷气流年年都有，为何只在三峡大坝修建后才会在长江流域出现如此暴雪？…… 当局者须知，钳制公众舆论固然容易，但各种接踵而至的灾害却不得不防。政府反思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承认气候改变与三峡工程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让长江流域各省以气候变化为基点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未雨绸缪，同时也减少那些改造自然的壮举，少修些水电工程之类；二是坚决认定长江流域气候改变只是偶然，与三峡工程毫无关系，所有针对三峡工程的批评都是居心叵测的反党分子与反华势力所为，继续发挥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精神，修造各种大坝，将南水北调工程进行到底。再发生什么灾害，大不了让总书记胡锦涛多钻两次比400米更深的煤井，让总理温家宝不停地奔波于灾情发生地多抚慰一下民众。如此，如我这类拥有言论自由的海外批评者无话可说，只能每年胆战心惊地观察着那块“神州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与中国民众同喜同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8年2月4日，总23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七日之蝉：《惩治台独意见》的立与废
何清涟 “七日之蝉”是日本广为流传的说法：蝉在土中生活七年，破土而出却只能存活七日。日本有小说与电视剧以“七日之蝉”，借喻生命之短暂。《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惩治台独意见》）从6月21日颁布，到6月26日国台办宣布“放弃台独不追究刑责”，正好七日。决定这部行政法成为“七日之蝉”的因素，不仅仅是舆论哗然与汹涌批评，更重要的是立法（其实是政府部门的行政法）不当、缺乏执行能力，出生即死亡。 《惩治台独意见》成了责众之法 《惩治台独意见》是政府法规性文件，由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共安全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共计22条规定。发布之日，国台办邀请了高法、高检、公安一些厅局级官员，在专题发布会上解读《惩治台独意见》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点条文，首先宣布这是从“严密法网”“严格追责”“严厉惩处”这三严原则出发制定的。现代国家的法律多半只涉及行为是否违法，不涉及言论，但这部《惩治台独意见》囊括言行，凡“行为涉独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无不在内。 这部《惩治台独意见》法网之大，处置之严厉，前所未有，举凡图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人，均视为违反“分裂国家犯罪”，最重可处死刑，追诉期为20年，该《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持“两个中国”与“台湾独立”主张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多，但力主维持现状的，基本可划进“一中一台”范围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根据中共的新法，除统一促进党之外，不管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台湾派，在中共眼中都是台独，确实如此。追诉期间20年，可能连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会触法，因为他多次提出“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主张“一中”是“中华民国”的九二共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一个中国”原则相悖，北京拒绝接受。 中国有句老话，法不责众，谈的是执法过程中，即使条文具在，但如果触及法网的人太多，都不能一一按律惩罚，比如历朝历代包括各国的“禁酒令”无不如此，最后结局就是因为违法者众，罚不胜罚。因此无论何种政权，在立法之时就得考虑这点，否则在实施时会有极大阻力。但中国偏偏反其道行之，明知“台独”的范围划得太广，将使此法成为挂在墙上的瓠瓜，中看不中用，却非得立此责众之法。 中国政府立法时未考虑自身执法能力有局限 《惩治台独意见》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评论认为将会导致台湾人人自危。中国的粉红更是欢呼，中国与包括法国、西班牙、韩国、意大利等在内的 50 个国家签有司法引渡协议，台独分子将会一一被引渡至中国。海外异议人士则担忧：虽然欧盟有严格的人权法令，一般不会向中国移交政治犯，但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就未必如此。如果中国大使馆要求引渡，在这几个国家经商或访问的台湾人可能面临被捕风险。此外，中共对“台独份子”的定义并不限于台湾人，任何国籍人士都可能被划入此范围，比如，持有美国护照的华人在返国探亲时，也可能因之前的“台独”言论而被捕。 关于这点，在《惩治台独意见》公布的那天，我在Twitter上发文，明确认为不可能执行，因为司法引渡协议主要引渡刑事罪犯而非政治罪犯。中国开展“猎狐行动”之时，为求西方国家配合，除了说服西方国家相信被通缉者是经济类刑事罪犯之外，还签订了追回赃款的分成比例。“台独”明显就是大陆罗织的政治罪名，没有几个国家想趟这潭浑水，为中国打压台湾充当助手。 北京为《惩治台独意见》自我缓颊 6月24日，《惩治台独意见》公布之后，引发国际社会诸多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Matthew Miller）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惩治台独意见》是破坏台海稳定局、升级情势，吁促克制及勿片面改变现状，并指出威胁及法律战无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基于上述三大因素（打击面太大会形成法不责众、执行能力有限及国际舆论指责），中国当局开始为自己缓颊。6月26日，在中国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中，有记者提问：对于一些过去曾主张“台独”，但目前立场已发生转变的人，大陆方面是否还会追究其刑事责任？朱凤莲回应表示，“台独”顽固分子主动放弃“台独”分裂立场，不再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并且采取措施减轻、消除危害后果或者防止危害扩大，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依法不追究部分甚至全部刑事责任——实际上是承认放弃了惩治台独。 北京希望两岸统一，并以此做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前提，但这《惩治台独意见》其实是将台湾人推得更远。自从1980年代初两岸恢复来往至1990年代末，是两岸关系日益亲密之时。自1990年代末开始，两岸渐行渐远，从两岸服贸协议到有如七日之蝉的《惩治台独意见》，大陆的每次大动作，都让台湾人心寒意冷，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比例日高。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7月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05138）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曹长青访谈∶西式民主没有失灵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写的“西式民主为何日渐失灵”一文，提出从埃及、泰国、乌克兰这三国的共性特征来看，民主化没有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将好端端的国家搞得鸡犬不宁。该文由此认为，这三国民主转型的遭遇，折射出西式民主日趋失灵。希望之声记者静汝就此话题采访了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对这种观点您怎麽看？ 曹长青∶《人民日报》缺乏算数常识。即使埃及、泰国、乌克兰这三国的民主失败了，怎麽能说是整个“西式民主”不灵了？三国怎麽能代表世界？联合国193个成员，有130国、三分之二以上国家实行了多党制和民选。3国怎麽能取代130国？ 另外这三国的民主也不都是失败。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之后，从穆尔西当选，两次宪法公投，到这次总统大选，这四次投票普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民意的体现。它不仅不是民主的失败，恰恰是成gong的标志。 另外乌克兰的情况也同样，第一轮投票，亲西方的候选人就赢过半数而当选，更展示强大民意。怎麽能说这是民主的失败？ 当然泰国再次发生军人政变。泰国从1932年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以君主代表的旧势力（包括军方等）跟要立宪的民主力量一直在较量。这次的军人政变，是又一次君主旧势力的反扑。泰国的动乱，恰恰是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造成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显见的事实是，民主的国家才有真正的稳定以及经济繁荣。这从七大工业国家，也是世界七大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就看得很清楚。这七大民主国家，没有动乱，没有政变，政局一直稳定，经济发展，所以这七大国成为工业国。《人民日报》“西式民主”不灵说，完全是自欺欺人。 记者∶刚刚进行的埃及大选，前军事首长塞西赢得90%选票，但投票率不到45%。有文章称，不到50%的投票率让国内外怀疑，塞西是否有足够民意基础？ 曹长青∶我刚写过一篇文章“塞西高票当选埃及总统的意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次埃及大选虽有两个候选人，但塞西的竞争对手毫无民意基础，事先的民调他只拿到2%。全世界的总统候选人，可能没有比这更低的了。大选前的海外投票，塞西就拿到95%。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埃及选民觉得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我这张票了，因为早就知道大局已定，塞西一定胜选。所以就不是那麽 D出来投票了。埃及这次投票率没有过半，跟这个背景有相当的关系。 虽然投票率没过半，但塞西拿到93%以上的选票，折算下来，他拿到2300多万选票，远超过上次穆尔西拿到的1300万张。所以只从票数来看，塞西也是得到埃及人民强力支持的。 塞西高票当选，对埃及还是中东，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抵抗伊斯兰势力，避免他们把埃及带向政教合一。另外从土耳其和印尼这两个穆斯林国家来看，只有民主，才能制约伊斯兰主义，才能带来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埃及的选举和民主发展是令人鼓舞的。 记者∶ 这篇文章还提出，所谓的选举日趋背离民主的本意。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看似机会均等，最能体现民意，实则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您对此怎麽看？（请举例子说明） 曹长青∶所谓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候选人就要大张旗鼓宣传，尽量让人们知道你的政见，你的理念，你要把国家带到什麽方向。这当然需要资源、资金，助选人员。所有民主国家都是这样的。《人民日报》说这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其实本质上这是民意的比拼，看谁能得到更多的人支持。 像奥巴马不是富豪，也没有家族势力，可他选总统时拿到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捐款，竞选经费高达八亿多美元，创了历史记录。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肯恩，才捐到五亿，比奥巴马少了三个亿。你说这是资金的比拼，但它更是实力和民意的比拼。所以奥巴马才当选。 当然，《人民日报》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统治下，从来没有过选举，根本没有什麽资源的比拼，连候选人都不存在，那还需要什麽经费，完全是“你办事我放心”式的钦点。共产党的民主，就是“你民我主”，永远替你“做主”，永远代表你了。你不同意，就杀你的头。 记者∶这篇文章还说，民主分权导致政府虚弱，所谓的民主化会带来力量分散化和个人自由度增加，实际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 曹长青∶民主国家的决策时间确实比较长，有很长的政策辩论等，显得效率不高。但它可以避免“文革”“大跃进”“六四屠杀”这样的恶性决策；同时能够形成良性政策，并有连续和稳定性。还能通过定期选举（选掉领导人）而改变不符大众意愿的政策。一百年前中国的思想家胡适到美国时，就观察到这种民主优势，他说美国永远不会爆发革命，因为美国人天天在革命，有任何不满，就可通过某种渠道发泄出来，等于“洪水”被随时“疏通”了。 至于《人民日报》说“民主化会带来个人自由度的增加，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则是半对半错。民主化确实能带来个人自由的增加。这个观察没有错。但这恰恰是民主的优越性。任何好的制度，都要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连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都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说社会要为“每个人的自由”提供条件。《人民日报》们真是数典忘祖。 《人民日报》的下半句结论，则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个人自由的增加不仅不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而恰恰是正道。有个人自由的社会，才有稳定，才有经济发展，才有人的尊严（生活）。相反，从希特勒的德国，到斯大林的苏联，再到今天的共产中国，全都剥夺个人自由，结果恰恰没有政治稳定。 有报道说中共的维稳经费已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见中国是多麽不稳定，共产党多麽恐惧。所谓“维稳费”其实是“恐惧费”。 从经济角度，我上面谈到，西方七大民主国家，全都是经济稳定发展的，人均收入全都超过中国。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恰恰是放弃了毛时代的政策，开始实行一点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有所松动带来的。人民日报们连这些常识都不懂，不仅数学不好，也没有逻辑能力。所以人们说，人民日报是胡说八报。 记者∶《人民日报》文章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 曹长青∶当然了，共产党不承认普世价值，才可以搞他们的“不可一世”的专制，等于他们说什麽是什麽，过去叫最高指示，现在是什麽三个核心，八个代表，永远他们是核心，老百姓是边缘，他们代表一切。 这种专制的逻辑不值一驳，因为这是没法跟共产党讨论的问题。你怎麽跟说应该用毒气室杀掉犹太人的纳粹们讨论“普世价值”？他说没有人命、人性、人道这些普世价值，我们纳粹要把谁“纳”入“淬火炉”都是对的。就像今天共产党说强行拆迁（民房）、建造劳改营、六四屠杀等都是对的一样。纳粹和共产党都不承认“普世价值”，因为一旦承认，他们的专制就难以为继了。但是靠毒气室和劳改营能维持多久？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普世价值战胜专制的历史。不管专制多麽嚣张，多麽不可一世，但在历史长河面前，它是短命的，只是“朝夕”；而民主的潮流和人心所向是“千秋”，是永存的。所以我们要对民主，对民意的胜利，充满信心！ 2014年5月31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收听∶http://www.soundofhope.org/node/481604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5-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星期专论∶清廉不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
在国务机要费一案遭起诉後，李登辉前总统在台教会募款餐会上发表讲话说，「清廉是民主政治核心的价值」；随後李远哲先生也发表公开信指出，「廉政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两位在台湾政坛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不约而同推出一个错误的概念，实在令人吃惊。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尚未读到任何异议的文字。但对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必须要理清的，尤其是面对今天这动荡不堪的政局。 ●民主核心价值是人民选择权 任何专业或通俗的教科书，任何中英文辞典、百科全书，对民主、民主政治、民主体制、民主的核心、民主的价值等的解释里，都不会有「清廉」或「廉政」。原因很简单，清廉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道德标准，而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的选择权（服从多数人意愿，尊重少数人权利）。 清廉，也就是反贪腐，不仅不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它甚至不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政坛争执的问题，因为反贪腐完全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每一个政党都会高举反贪腐牌子，但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包括今天全世界最大、烂得最透的贪腐政党中共，都在喊反贪腐，而且动不动就把贪官枪毙了。没人不反贪腐，它是独裁和民主国家所有人的共识。你不可能用一个共识来划分人群。在台湾，你能说蓝营反贪腐，绿营不反贪腐吗？同样，你能说蓝绿都不反贪腐，只有不蓝不绿的人反贪腐吗？显然，反贪腐是一个藉口，是任何一股政治势力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利用、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服务的工具。 共产党当年在中国高喊反国民党腐败，赢得了许多知识份子呼应，他们拥抱了一个高举清廉大旗的共产党，结果呢？共产党成为全世界最腐烂、最堕落的政党。这不是它本身的愿望，而是独裁制度的必然结果。今天腐败并不是中共的最大问题，独裁才是。 有人说，民进党当年也是靠高举著反国民党腐败的大旗才赢得了很多人心，但今天腐败到这样令人寒心；有人甚至说民进党的腐败超过了国民党。那麽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民主制度能够制约贪腐问题 首先，台湾人民心里都清楚，当年民进党的主要诉求是台独，但在国民党专制下，台独的旗帜打不出来，台独的口号喊不出来，只有反腐败最理直气壮，谁敢说反腐败是错的？国民党人同样痛恨腐败，手伸进国库的人照样痛斥腐败。蒋经国对腐败的痛恨可能超过今天的连马宋。如果民进党的诉求只是反腐败的话，它会遭到国民党几十年的残酷镇压吗？毫无疑问，腐败不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最根本原因，独裁才是，剥夺台湾人的选择权才是。 其次，任何党执政都会有腐败，说民进党腐败超过国民党当然没几个人会相信，事实上也不必担心。因为只要在民主体制下，想腐败到国民党那种程度，连门都没有，否则区区一千多万国务机要费怎麽可能把台湾闹翻天到如此地步？所以，贪腐根本不是民主体制下的主要问题，民主制度中的三个关键机制（选举、言论和新闻自由、法治）保障了对一直都会存在的贪腐问题的持续制约。在台湾，贪腐不仅不是民进党的头号问题，也不是国民党的，尽管他们把国库都搬进了党库。 当年共产党高举反贪腐的旗帜，目的是建立一个均贫富的共产天堂；民进党高喊反贪腐的口号，目的是推翻独裁，走向独立建国；今天国民党接过了这个反贪腐的旗帜，目的和他们独裁时代一样，是要阻止台湾走向正常国家。毫无疑问，无论是当年国民党时代还是今天的民进党时代，扰乱台湾政局、撕裂族群的根本问题，从来都不是贪腐，而是统独。 ●蓝绿冲突的根源是国家认同 换句话说，蓝绿冲突的根源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背後是人民选择权的问题。这才是民主政治的核心。 今天，海内外大多数反共的中国人都反对台独（不反共的人就不必提了），甚至视台独比共产独裁还坏。为什麽？就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反对共产压迫，也喊要民主，却不清楚，共产党和一切独裁者的最大邪恶，是剥夺人民的选择权。与之相反，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台独是台湾人民的选项之一，只要大多数人民选择，就应该尊重。今天，国民党之所以能从共产党的宿敌变成他们的座上宾，要「联共制台独」，反台独超过反共，是因为他们虽然被迫进入了民主制度，却同样不明白民主的核心是尊重人民的选择权，仍然是独裁者的心态，他们要替台湾人民选择。 在很多中国人的媒体上，反台独的声浪超过反恐怖主义；同样，在台湾的联合、中国报上，骂民进党是「台独党」的口吻，好像台独就是邪恶的同义词。这一切的根源，都是由於对民主的核心价值不清楚。 对於今天的台湾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贪腐，而是人民的选择权。只有对「尊重人民的选择权」这个价值刻骨铭心地体会、认同了，台湾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专论」2006年11月19日 2006-1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2👍 0💬 0中共的经济谎言
“中共百年暴行与谎言”系列之八，【百年透视】中共的经济谎言 程晓农 中共在经济方面靠一系列谎言左右了许多国人对时局的认知。究竟中共的改革结果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如何，本文从几个最大的谎言入手，为读者们剖析其中的真相。 一、为谁发展谁受益？发展不是硬道理 过去几十年直到今天，中共最大的经济政策谎言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只是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国这却颠倒过来了：过程成了一切，目的却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过去60年来经济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绝大错误。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这个国家民众的目的。所以，发展只有以民众的利益为中心，才是正当的。 谈到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伦理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是否符合社会公正？如果经济发展只能满足各级政府和统治集团的需要，而大多数民众受益相对很少，这样的发展就背离了社会公正；而如此的经济发展越快，社会的贫富差距就越大，对多数民众来说，就是一种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是老生常谈了。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学界为了批判华国锋、李先念的那套“大干快上”的经济路线（邓小平当时也是赞成派），曾开展过“什么是生产目的”之讨论。那时就明确提出，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经济指标（如钢产量、石油产量）。当时的批判有鲜明的政治背景，服从于陈云等人夺回经济决策权的需要。等到华国锋、李先念让位，这场讨论就悄然中止了。 发展有各种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齐。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道理。可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发展成了掩盖错失的“金字招牌”，不管什么样的工程、付出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变得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 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首先是因为中共误导国民。中国习惯于在词语系统里混用政府和国家，一百多年前皇上称“朕即国家”，现在则经常讲“党和国家”。两种说法殊途同归，都把国家机器（the state）与由国民组成的社会（country）混为一谈，由此又进一步混淆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国民利益之别。这样的混淆引导着国民把统治者的目的当成了国民的目的，把本应为国民而存在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国民献身的对象。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导致连续三年的全国性严重饥馑，但毛泽东宁可听任数千万农民饿死，也不愿停止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导弹研制；为了“两弹”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外汇，出口了大量农产品，代价是更多农民饿死。这样的发展过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是“国力增强”；若站在当时濒临死亡的农民的角度，结论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观念误区，以国民为国家（country）之本（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以民为本”完全是两回事），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大多数国民如何从发展中获得最大收益，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 二、贪官为何层出不穷？ 中共的第二个经济方面的谎言是，贪官只是个人行为，中共的制度总是好的。事实上，中共改革中出现的腐败，是从高层亲属到各级机构全面腐烂的必然结果。如果只看被抓的贪官，而看不到整个中共制度的腐败糜烂，就看不到腐败的真正温床。 共产党建立政权是为了得到现实利益，为了各级官员们有不受挑战的权力和特权享受。改革之前，官员们的以权谋私主要表现为按级别分配特权，从三年大饥荒时食品的分级别特供，到住房的按级别无偿供给，医疗的按级别服务，再到私生活上以权谋性、淫乱不究，都受到共产党制度的保障。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淫乱已多少为人所知，其实，各级官员也同样效仿。我在安徽插队期间1973年到巢县开会，就偶然看见巢湖军分区政委把招待所的年轻女孩抱坐在自己腿上，权力让他肆无忌惮到连房门都不关。民众对制度型腐败往往只从贪官的个案去认识，而制度化的腐败不但改革前如此，改革后更是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 改革中，从中央政府到县级政府，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政府机构的组织架构依旧运转，其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彻底取消或否定过，各级党政机构和官员个人的行为目标在改革中表现为“创收”或“捞钱第一”。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同时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公务员，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像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借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一方面，党政机关为了谋利，不但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而在这种出于官员私利的干预背后，以权谋财就成了常态，少数正派一些的官员若置身事外，反而会成为其他官员发财途中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北京的干部子弟带头，倒卖计划分配物资指标，把低价的计划内分配的物资高价出卖，从中赚差价，或倒卖汽车或家用电器进口指标，这些非法、欺诈型的做法往往被称为“捞第一桶金”，极少受惩处。90年代初期，通过贿赂批地盖房，再倒手发财，一度在海南蔚然成风。接下来，通过为外国金融企业做代理，不少高官子女成了巨富。本世纪开始，官场上的受贿卖官更是给大批官员带来了坐地发横财的良机，郭伯雄、徐才厚只是两个后来被揪出来的例子之一。 三、“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 中共改革以后的第三个政策谎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已四十余年，富起来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中，除了中共官僚集团和依靠他们做大生意的商人以及少数文化精英之外，还有一部分家有父辈单位分配住房的人，因房地产价格暴涨而获利。当然，后一种与前一种相比，只不过是小富而已，而前者则是迅速暴富。 中国社会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居民。上世纪毛时代的制度第一次把他们整体变成了下等国民。改革30年后他们的活动自由增大了，但社会经济地位仍未改变，无论是在社会福利分配、还是在子女的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农村居民时时处处都体验着“下等国民”的苦楚。他们为了改善经济处境，一代又一代进城打工。中共统治之前，农民进城没有户籍限制，务工时与城市务工者也没有户籍差异，租一个住处，就成了城市居民，其子女可以进学校念书，一两代之后他们就自然成为城市人口了。但中共治下直到今天，农村居民仅仅因为中共的歧视性户籍限制，在城里如果不能买房，就永远是“农民工”，没有长久的医保、社保，子女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孩子一起就学、高考。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和工厂流水线上辛苦半辈子，最后仍然得回到农村养老。 虽然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曾经比较快，经济果实的“饼”也足够大了，但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一小部分权贵占有，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小部分人富得进入世界前列，而大部分农村居民却依然相对贫困。若没有那一亿多苦干苦熬、省吃俭用的农民工对家乡亲族的贡献，近6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就更加可怜了。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5,163元，人均日消费是41元（相当于6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标准是每天生活费5.5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数亿农村居民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贫困线上下。很显然，这个事实表明，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谎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体现为“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而农村居民及其二代、三代则几乎永远没有提升经济社会地位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长期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农民并非唯一未能从改革开放中翻身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上亿城市贫民，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的主体是90年代的下岗工人。 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相对贫困的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 四、国企“改制”就是肥官害民 中共的第四个政策谎言是国企“改制”。1997年中共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中共至今仍然掩耳盗铃，拒不承认它二十多年前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用语是模糊不清的国企“改制”，至于改为谁所有，则故意避而不谈。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强制推行中小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经理持股和上市），原因是中共的企业公有制完全失败了，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国企贷款属于坏帐；1996年银行系统的国企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中共全面推行了国企私有化，把几十万家国有工商企业里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 由于中共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所谓的“改制”，就是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他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收购企业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产；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共一直不许国内研究私有化过程，媒体也基本上不报导国企私有化的真相。 我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发现中共的国企私有化方法主要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他们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1996年全国工业国企为11万家，到2008年底只剩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的大型国企。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资助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它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过去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也是个巨大的谎言。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各级政府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共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做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结果，几千万原国企职工就这样沦落到城市贫民的状态，生存艰难，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中共的私有化不但冷酷无情，而且是道地的肥官害民。 五、中国模式真相：寅吃卯粮，国债民偿 中共现在大肆吹嘘其经济将超越美国，这是本文要讲的第五个谎言。不知就里的民众很容易被城市建设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表面繁华所迷惑，以为那是中共的成就，其实，那是中国经济寅吃卯粮的结果，后患无穷。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后将留下什么？那就是巨额的债务和越来越严重的内在困境。 由于中共的经济发展只让少部分人大大获益，这种模式已经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大部分人的消费十分拮据，整个经济就必得另外寻找一个拉动力来支撑。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共从一度依赖国际市场，到完全依靠房地产和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已经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依靠卖地收入维持地方财政，这条路现在也走到头了。 在依赖向国际市场出口的情况下，中共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换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的经济才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今天中共在中美关系方面仍然期待美国能取消进口关税，让中共再搭上出口“快车”的原因。但是，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美国不愿意为了中共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未来。 出口“快车”没有了，房地产泡沫又越来越危险，中共正不断用高利息借外债，来进口维持经济所必须的粮食、石油、铁矿石和芯片。这就是在国际金融方面寅吃卯粮的的表现。在国内，中共财政部不久前承认，“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累计46.6万亿元，占GDP的46%”。这还没包括地方发现的许多城建债券和中央政策性银行发债的数量。可以说，各级财政的寅吃卯粮也快到了背不动的时候了。 本来，地方政府大手笔发行债券，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投资，是指望用卖地收入偿还，现在这种国内寅吃卯粮的途径又因中央和地方争夺财源而被切断了。今年7月1日起，中央财政宣布，今后地方卖地收入转归中央，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为了活下去，地方财政将会加快开征房产税，由此便击破房地产泡沫，有房族将掏出大笔资金来为当局的寅吃卯粮还债。 现在中国的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现在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1/n1306162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从我四次被“告密”谈起
从网上读到北京作家章诒和揭露老画家黄苗子当年“告密”，导致他的诗人朋友聂绀弩被政治迫害的文章，随后也读到对章文的质疑声音，更有支持叫好的文章。对于黄苗子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毕竟读到的资料有限，还难以定论。但对以李锐和于浩成为代表的一些人，强调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的观点，我认为很值得讨论。 曾给毛泽东做过秘书，后来追求民主，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的李锐强调，不要纠缠过去，要算历史大账；说如果打小报告这种“小账”算起来，“冤冤相报何时了！”另一位前中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滞留美国多年后又返回北京的于浩成还为此写了专文，也强调“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说在恐怖时代的告密远非个人善恶问题，“是制度逼人为鬼”。 政治告密当然首先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恶，但却绝对和个人的善恶有关。因为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告密，还是有很多没泯灭最基本做人道德底线的人，或者说不那麽“恶”的人。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下，谁都知道，告密会给被告者带来政治后果；同时也清楚，告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好处。这是对告密行为必须追究个是非的关键。 对于告密曾很普遍，现在仍存在的国度，如果人们不是群起谴责这种缺德、害人的行为，不强调是非、善恶等基本人类道德准则，还主张“不要纠缠过去”等等，这几乎等于是默许告密；更是对成千上万因被告密，个人的青春、前途、甚至自由和生命都被剥夺的受害者的亵渎。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经过反右，文革时也才小学六年级，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没有聂绀弩那种因被政治告密而几乎致死的体验。但仅从毛死后第二年中国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到1988年离开中国（抵美），这短短的十年期间，我就曾四次被人告密。这还是在政治环境远不像反右、文革时那麽严酷的年代。 第一次是在考入黑大中文系之后，那时邓小平刚复出。学校放假时，牡丹江市林业局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刘树德邀请我到他那游览。中午我住进林业局的招待所，房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已有人住，他正脸朝墙睡午觉。当时我热衷政治话题，朋友相见，胡“侃”了一顿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第二天，刘树德来找我，有点紧张地说，“出事了，咱们昨天的谈话，被那个房客向保卫科检举了。”原来那个人是假睡，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刘树德说，他被保卫科叫去，交代、解释了老半天。后因他是党员，又是宣传干事，而且他家是林业局老户，和领导的关系还不错，最后总算疏通、摆平了这件事，躲过一劫。否则，我可能会被那个保卫科扣留，或把材料转到我们学校，麻烦就大了。 那个房客也是外地来的，他跟我既不相识，更无怨仇，为什麽告密？是革命警惕性太高，还是因为我和朋友高谈阔论，影响了他睡觉，就“报复”一下？反正中国是“八分钱查半年”（只要寄封八分邮票的检举信，就会被查半年，让你吃不了兜著走）。不管这个房客什麽动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会让我们遭罪或倒楣。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他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个人善恶的问题吗？ 第二次也是大学期间。有次从北京回哈尔滨，路过长春时停了一晚。当时全国各种文学社团兴起，我在黑大主持“大路社”，徐敬亚在吉大主持“赤子心”诗社。大家互通信息，一派踌躇满志。当时写诗和政治气氛是有密切关系的，又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期间，大家都对《今天》呵《探索》等很感兴趣。我们东北是偏远地区，大家都想听听北京的消息。而我那次去北京，除了和《今天》那帮诗人见面，还去了民主墙主角之一的徐文立家，以及《探索》编辑路林家，拿到一些该刊，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辩护词等。当晚就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跟大家聊了起来。 当时来了很多同学，有刘晓波、徐敬亚、吕贵品等，大家围在一起，听我讲北京的“新闻”，谈话间也穿插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激进的评论。一个大晚上，非常兴奋，简直欲罢不能。今天回想起那份激情，仍很感慨。几年前，刘晓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还记得当时的热烈气氛。 但就这样一场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式的漫谈，立刻就被告密。我回到黑大不久，系领导就来找谈话，让我交代在吉大学生宿舍都说了些什麽。我很纳闷，他们怎会知道我去了吉大，还知道我说了什麽？我从来没有发现被人跟踪。好在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教授（周扬长子）是我们“大路社”的顾问，他思想开放，非常支持爱护我们。经了解才知道是吉大中文系宿舍有同学向吉大党委打了“小报告”，然后由吉林省公安厅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黑大。后来跟吉大的同学见面时，他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他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刘某干的，因为那家伙一向很左（当然这只是推测）。几年前当时在场的一位吉大同学到欧洲旅行，跟我通上电话，他说这个党支部书记毕业后被分到了北京国安部。 但不管是谁，有人告密是确定的。在被要求“交代”谈话内容时，我根本无法记得自己都“侃”了些什麽，一晚上说了太多的话，怎麽知道该“交代”哪句？于是就被认为态度不好，对抗领导。后来还是由于周老师的斡旋，加上他根据报告上的内容，暗示我，“你是不是说过这个”“是不是说过那个”，“是”“没错”。这才算“坦白交代”了。我虽然当时没被处分，但大学毕业被留校反省时，这还是罪状之一。 第三次被告密，发生在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际。当时学生是八个人住一个宿舍，我在门口下铺，斜对角上铺是从桦南县农村来的张少军。当时的大学生，到了晚上睡觉前，总是七嘴八舌地议论时政。我常常口无遮拦，发表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张少军很少插话，平常他也比较蔫。到了大学毕业时，他有点神色不定，因为听说可能要被分回老家桦南。 可是我“救”了他，使他分到了北京香山的国家安全部门。因为他躲在被窝里，偷偷地记录了我在宿舍里的政治言论，写成了一本子，毕业时交到了校党委。结果他被学校认为觉悟高、思想红，北京安全机构只有一个名额，就给了他。 同学们都毕业走了，我却被留校审查。当时的黑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夏毅文很左，人也不是那麽精明。有一次他跟我拍桌子，说我不交代后果会怎样怎样。我说你怎麽知道我在宿舍讲什麽？你是瞎编的，来讹诈我。他竟脱口而出，你们宿舍的张少军同学都记下来了，这里有一本子你的错误言论！你再不交代就晚了！ 本来大学毕业时，我通过写诗和诗歌理论，有了点小成绩（还入了官方作协），加上诗歌界朋友、编辑的引荐，好不容易得到北京《诗刊》一个名额，指名要我。那年头，能进入全国一类刊物，实可谓命运转变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却因被告密（当然还有主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路社”的原因）而葬送了。 我被视为“坏学生”要被分到边疆小镇黑河。后来由于副校长鲁刚曾是右派，有过被整经历，对我比较同情；中文系还有五位教授联名，请求把我留校。最后系主任尚鹤祥想出一个折衷办法，既不分北京，也不发配黑河，留在了哈尔滨一家宣传计划生育的健康小报。否则真的分到黑河，如果中国不发生变化，继续毛时代的情形，那麽我人生的这一个巨大反差（从首都到边陲小镇，从国家级刊物到末等小报）就可能影响我一辈子。大家不要忘记，当年的时空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上述三次被告密，都是告密者在毫无政治压迫的情况下，主动去做的。这里难道没有人心之恶？可以一笔都算在制度上吗？ 第四次被告密，是我在《深圳青年报》时。在黑龙江那个小报困了两年之后，我毛遂自荐调到了《深圳青年报》。这张报纸因发表了很多出格的文章，像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晓波一炮打响的演讲“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等，最后以“劝邓小平退休”为爆发点，被关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报纸还不敢探讨这些问题，这到底是我们青年报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当时中宣部派来一个处长关群，带著工作组接管了报社。在审查期间，由于老关人显得很豪爽，又是我大学同学、后在《深圳特区报》做编辑的李明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的同学，所以很快成了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聊天，几乎无话不谈。报纸关闭时，由于我从东北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吕贵品户口还没落下，市委坚持把他俩发回吉林，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商量怎麽跟市委斗智，设法把他俩妻子的户口先落下，等等。报社关闭后，由于老关喜欢深圳，就没回北京，我们还继续是哥们。 但后来发现，对我们的行动和想法，市委好像都有了解。比如有一次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海南参加一个“酒文化研讨会”，人刚到海口，就被会议方面通知，不能到会场，说海南公安局接到深圳方面的消息不许我们参加会议。我们三人被窝在旅馆，很是气愤。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怎麽海南公安局了解得那麽清楚？后来从一位和市委书记梁湘、常委邹尔康关系都非常密切的记者朋友那里得知，老关实际上是个两面人，他把我们的想法行踪等等，都密告了市委。关群后因贪污公款被判刑，蹲了很多年监狱。 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不是在反右、文革期间，就经历多次被人告密。可想而知，在残酷的政治运动期间，又有多少人，因被政治告密而遭受更大的人生灾难！如果今天都以李锐、于浩成的观点，不要纠缠过去，把它都归罪于制度，来一“制”遮百丑，那麽那些因被政治告密而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事业前途被毁，就都一笔勾销了？那中国人的世界还要不要谈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为什麽西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追究纳粹时代出卖犹太人（造成迫害或死亡）的德国人？他们是否也可以都归罪于制度，或说是执行公务（上级命令）？如果没有人本身的品德的善恶问题，那为什麽会有德国商人、军官等冒死保护犹太人？ 对于当年那些告密者，今天很难法律追究，但起码得道德谴责。这不仅可能促使当事人的良心发现，还可能对今后的告密者构成一种心理制约，不可以心安理得地告密、出卖他人。 我把和上述事件有关的人名都列了出来，一是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二是认为今天谈这些已经不会给任何当事人带来政治麻烦；三是期待有过告密历史的人能有一个自我反省。如果告密者能够公开反省，给大家一个明辨是非、思考做人道德底线的机会，那不仅不是耻辱，而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甚至令人感动的。 最近看到一篇介绍加拿大记者黄明珍（Jan Wong）对当年告密行为的忏悔道歉文章，相当感慨。当年才19岁的第三代加拿大华裔黄明珍因被西方左派蛊惑，热爱毛式共产主义，文革期间前往北大学习。当时她是周恩来特批的两个外国学生之一，完全被当局掌控。但有一天，在没有“特定老师”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中国女同学跟她说，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去美国。黄明珍很不解，中国那麽好，怎麽还要往外跑？她把这事报告了校方。 后来她当加拿大驻京记者时，目睹了六四屠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破灭。翻看以前的日记，她想起当年曾告发一个同学，感到后果可能严重，于是带著丈夫和孩子，从加拿大到北京，打听那个同学的下落，要当面道歉。后几经寻找，终于跟那个同学电话联系上了，约在北大见面。黄的儿子很紧张，担心妈妈可能被那个同学雇人揍一顿，因为听说那个同学最后没毕业，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多少年的岁月被葬送了。但见面时，那个同学上来就给黄明珍一个拥抱。黄不解。这个同学说，当时她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其他同学，有24个人告密；但现在只有黄明珍一个人，还是不远万里从外国来，跟她道歉。 为什麽那24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道歉？从李锐、于浩成等不把告密当作严重的人品、人心善恶问题，而统统归给制度来看，还有相当一批中国人，不把这种严重缺德的行为看得很重，这等于不把摧残别人生命的事看得很严重。这才是严重问题！ 2009年4月29日于美国 ——原载《观察》 2016-03-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多伦多高峰会∶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
全球G8会议、20国高峰会，昨晚在多伦多闭幕。跟去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相比，今年的高峰会，美欧之间分歧增大，奥巴马单枪匹马挑战欧洲，结果败下阵来。 目前美欧之间分歧主要由於经济理念不同，奥巴马主张更多的政府救市，要拿出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增长。而欧洲国家则认为，当务之急是紧缩银根，缩小开支，削减政府赤字。 八国集团其实主要是七大工业国，因俄国的经济规模只相当於美国的新泽西州，在全球经济上并不构成多大意义。七大工业国的产值占全球近一半，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七大国中，美国现在是左翼民主党执政，倾向政府主导或干预经济，要走社会主义。而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现在都是右翼保守派执政，其经济理念是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倾向限制政府开支，削减赤字。 虽然奥巴马在峰会上强调，要把刺激经济增长作为首位，增加政府救市资金等，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则不赞成，坚持德国削减八百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计画。刚击败左翼工党而当选总理的英国保守党党魁卡梅伦，首次跟奥巴马会晤。《纽约时报》报导说，卡梅伦刚刚制定了英国半个世纪以来最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和赤字的计画，卡梅伦说，“对英国经济的威胁，是没有对赤字开刀。G8其他国家应该像我们一样采取行动。”也是右翼保守派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对卡梅伦的理念非常赞赏，并强调说，应致力完成原有计划，不宜再提什麽新的救市资金，明显是拒绝奥巴马的新救市方案。 在高峰会的七大国中，英、法、德、意、加等五国领袖，都是反对政府撒钱救市的保守派，孤单的左翼奥巴马等於是“一对五”。日本虽是左翼执政，但刚上任的日相菅直人只是说些什麽“平衡最重要”等典型的日本暧昧语言。而且日本过去四年换了五个首相，刚上任的菅直人能干几天，也是未知数（前日相小泉曾预言，今年八月的日本参议院改选，左翼的民主党政府就会垮台），所以菅直人的意见没人管，显得无关紧要。 欧洲大国领袖所以坚持削减赤字，因欧洲已债台高筑。希腊就因高赤字而爆发经济危机，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类似问题，很可能步希腊後尘，成为拖累欧洲甚至全球经济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欧盟国家的赤字，过去三年已增20％，占到GDP的80％！而美国的赤字已占GDP的近90％，达13万亿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社论“陆克文的教训”说，支持率曾达七成以上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没做满一届就被迫下台，因他实行高赤字政策，损害了澳洲经济。上届保守派霍华德政府留下172亿美元的财政盈馀，但仅一年，就被陆克文的救市计画花掉，并出现321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为补漏洞，陆克文要对矿业增收40％的税，结果怨声载道，民调暴跌，他只好下台。 峰会结束了，但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前美国总统里根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一语中的，说出迷信政府的社会主义是一条绝路。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6月28日“曹长青专栏” 2010-06-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China’s Entry into WTO?
On March 7, 2000, when a Swedish TV journalist interviewed me, the first question they asked was: why was China so eager to enter WTO? My answer at the time sounded rather diplomatic: “It’s not a one-sided request by China, but a desire by all parties, because we all have our own respective needs in–the so-called ‘win-win’ formula is not just empty talk.” Personally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anted to join WTO more out of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hare of their main products on the world market are not going to be directly impacted by whether or not China is accepted into WTO. Let us think about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form of a pyramid–at the very top is the IT industry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n unchallenged number one position. The second tier is the finance industry where the United Kingdom is the main player (the finance industry alone contributes 10,000 pounds to UK’s GDP per capita). The third tier is the manufacturing product industry (machinery for making machines), of which Germany is the main power, followed by countries such as Sweden with their considerable share of the market. The fourth tier is the market of high-quality, high technical intensity, end-user consumer products, which are predominantly Japanese. This four-tier market has been well carved out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 fifth tier of the world economy is that of labor-intensive, end-user consumer products, and it is for this high-risk market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iercely competing. The consensus view is that entrance into WTO will open up China’s market of 1.3 billion people. If you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ctual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you will realize that China’s market cannot be defin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it has. For instance, I think the over-reaction in the U.S. textile industry is a result of fear of an imagined threat, because China’s textile products on the world market merely provide alternative choices for middle to lower, especially lower, classes of consumer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they offer hardly any competition against similar products made by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s for the three main groups of more labor-intensive products produced by China’s private, joint-venture and foreign-owed companies: clothes, toys and electronics, China already has a good share of the world market. With this in mind, if you look at China more closely, you will find that the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y is not only weak but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has long made strong inroads into the market. Take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for instance. Foreign brand names such as Ericsson, Motorola and Norkia already occupy a big chunk of the market, where consumers using “public funds” take up a high percentage. Apart from the natural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we must remember that much of the consumption growth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same group of government-funded consumers upgrading their telephones. As for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this market is being divided between various foreig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in the form of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To sum it up, after China enters WTO,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n general will only be slightly modified rather than immensely changed. If we only look at the potential profits, we know that from past experience, foreign investors will benefit far mor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like China than mature markets. This is a business secret that all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keep to themselves, but I believe they have all made their own calculations. So, instead of saying that China needs to join WTO, we might as well say that other countries need to enter this huge growing market. It is obvious, though, that entrance into WTO will bring changes to China’s agricultural scene. Anybody familiar with China’s present situation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problem of “three nongs” (nong yie–agriculture, nong cun–countryside, and nong min–peasants) is the biggest stumbling block to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If we only look at costs and efficiency, we know that Chin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method based on family units has no competitive power against the large-scale, highly modernized American agricultural system. Without strong protective policies, China’s farming population will be on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much like the small farmers were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On top of that, China’s rural areas are already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grass-roots officials “who have turned into bad guys and are chasing away good guys,” and at the hands of peasants who themselves are slipping into “drifting hooligans.” In such a state,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has no organized strength to think about, let alone deal with, the pending crisis. While some say that China’s entry into WTO will bring 10 million jobs to China, they have avoided another issue: more people would lose their jobs. At the present time, China’s surplus labor force is not only in the sector of low-quality workers; there is also a surplus of trained professionals. I dare say that while big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Shenzheng and other developed cities with their strong labor force and ample experience are prepared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opportunities generated by China’s entry into WTO, other less developed areas will not be able to benefit from it. Such a result will no doubt widen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As a resul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ose with knowledge and those without will further widen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the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gun to show problems in various aspects that resemble symptoms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some call it “Latin Americanized Symptoms.” Apart from resorting to high-pressure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has demonstrated a severe lack of competence in managing the country, which goes on to show that this is a failing nat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benefits of China’s entry into WTO are in reality more political than economic: the government expects it to help dissolve domestic social conflicts. However, I believe it will only serve to bring out all the problems that have so far been forcibly covered up. China’s reforms have always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being forced by crisis.” Only when cornered was the government willing to take reforms a step further. Take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s in the past 20 years, for instance. Due to the illusion of false growth figures, the government has mistakenly believed that it can indefinitely delay reform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But once China is accepted into WTO, and the world economy does not operate according to China’s “little game rules” b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ly agreed “game rules,” t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forced into the grips of various strong conflicts. It will have to operate as a somewhat “soft regime,” and will sooner or later feel politically cornered again.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I believe China should enter into WTO.
何清涟2025-11-08 23:5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