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利比亚反驳中国知识分子
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周年日，但对利比亚人来说，这更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利比亚首次举行了全国选举，而且非常成gong。 联合国等派驻的观察员认为，利比亚的选举没有舞弊，是公平和真实的。这次选举产生了民选政府和领导人。一个崭新的利比亚在世界诞生了！ 而仅仅18个月之前，利比亚还在卡扎菲的血腥统治之下，是全世界最黑暗的国家之一。不到两年，利比亚就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中国人，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所谓民运名人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启示，或者说是教训！ 第一个是在不少中国知识人中，总是强调不可以进行革命，说什麽革命就意味着流血，就是以暴易暴，结果还会是建立暴力政权。甚至高喊“我们没有敌人”，要“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一厢情愿地期待什麽党内改革派等。 但利比亚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唱这种高调。在人民自愿拿起武器、武装反抗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协调人，而是认同∶即使流血牺牲，也要革卡扎菲的命，革专制政权的命，争取自己成为自由人。 利比亚反抗军虽然后来得到英美空中军事支援等，但在最初反抗阶段，并没有任何外界支援，而是面对卡扎菲的军队和其雇佣兵的屠杀。但利比亚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更没有投降，尤其他们的领导者（多是知识人），信奉的是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的真理∶“当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请注意∶这里不仅强调是权利，更是义务！） 推翻就是革命。当然就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和今天叙利亚方式的的反抗手段。而美国独立革命本身就是武装反抗，是暴力革命。美国建国制定宪法时，其第二修正案就规定，拥有枪支武器是美国人民的权利（第一修正案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由此可见美国先贤把人民拥有枪支，可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暴政，视为多麽重要的原则。 无论中国文化人怎麽高喊“非暴力、不要革命”，他只要认同“必须推翻共产党政权”，就等于是认同革命。而认同革命，却唱非暴力的高调，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天下哪里的专制独裁者自动地、和平地拱手让出了政权？那些一只手高举“不要共产党政权”，另一只手高举“非暴力、不要革命”旗帜的人，一部分是不满意政权的现体制的获益者（有理念，但现实利益更重要），一部分是反抗政权的占据道德高地者（有理念，但个人美名更重要），剩下的就是被上述这两种既得大众欢呼、又名利双收的“高级文化人”的“高级理论”弄成了浆糊头脑的“道德高地啦啦队”成员。而那些在专制政权中挣扎的普通百姓，就老老实实继续当牺牲品吧。 想法单纯的、靠常识指挥头脑的利比亚人民起来革命，拿起武器了，美国、欧洲等舆论并没有反对他们“革命”，更没有谴责他们的暴力反抗。反而是一片歌颂他们从赤手空拳到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的勇气、壮举。 我怎麽没有看见那些高喊“非暴力”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们出来“分析”一下利比亚到底是怎麽回事儿呢？他们“错”在那里呢？“失败”在那里呢？“教训”在哪里呢？ 利比亚人起来革命了，流血牺牲了成百上千的人，最后推翻了卡扎菲的统治，击毙了那个死有余辜的独裁者。但是比利亚并没有陷入很多中国文化人一路渲染的天下大乱，“以暴易暴”，反而是成gong地进行了全国选举，用投票的方式，用尊重人民选择权的方式，产生了国家领导人，组成了新政府。 利比亚的革命和民主过程，跟当年美国革命一样，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暴政。“革命”和“暴力”都不是阻碍或保障建立什麽政权的关键。关键是在革掉专制统治的命之后，用什麽原则、什麽思想理论、建立一个什麽样的政府。 早在利比亚革命进行之中，其重要的领导者、当时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负责人贾布里勒（Jibril）就明确说，利比亚要建成一个民主国家，不论种族、肤色、地域，每个利比亚人都是平等的，个人权利要受到保护，尤其是保护少数者的权益等。这种理想和原则，明显带有追随美国建国先贤潘恩、杰弗逊、麦迪逊等人的思想理念的色彩。 正是这种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理念，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共产革命那样，以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群体主义名义，剥夺具体的个人权利，才使利比亚没有发生“全国过渡委员会”乘机直接掌权的情形，而是和平地进行全民普选，建立民主政府。然后还要全国选出60人制定新宪法。明年还要再正式选举国会。整个走的是民主的程序，充分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权和愿望，由人民当“主人”。 除了在战争中，对十恶不赦、拿着武器抵抗到最后的卡扎菲之外，从卡扎菲政权垮台到利比亚选举产生新政府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利比亚全国大乱了吗？（经过了一场战争的）利比亚人屠杀前卡扎菲政权的官员了吗？利比亚人民可以在推翻了完全是一个疯子主导的国家之后，和平地、文明地走向全新的明天，为什麽中国人不能？！为什麽？原因在哪里？道理在哪里？中国文化人到底是骨子里太歧视中国人，还是太追求唱高调的美名、站道德高地的自我感觉良好？ 利比亚人给中国知识分子证明的另一个道理是∶无论什麽样的社会条件，人民的政治选举权都不可以被剥夺。很多中国知识人，尤其御用文人，总是强调，中国不能民主选举，不能实行多党制，因为国家底子薄，文盲多，一选举，就会天下大乱，影响经济发展。这种思路，最符合、迎合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知识分子对这种“专制压倒一切”的美妙同义词替换不是不清楚，而是狡猾地回避。 利比亚的这次选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论调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先来看“国家底子薄厚”。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GDP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而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据《2010-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报告》，在全球（统计的）139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 在文化程度上，中国的文盲率低于利比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中国文盲率已降至4.08%。而利比亚的文盲率（网上只找到2006年的统计）是12%，是中国比例的近三倍。更不要说，文盲率高达27%的中东最大国家埃及（人口8500万）最近也是成gong地举行了全国民选。 或许有人会指出，利比亚是小国（人口600万），埃及人口也不到中国十分之一，但印度的人口现已11亿7千万，紧追中国的13亿。但印度的文盲率高于中国近七倍，同时外汇存底和人均收入等都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印度一直实行民主制，自1947年独立以来，已成gong进行过15次全国大选（有过八次政府更迭），（按人口）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为什麽印度能，利比亚能，埃及能，突尼斯能，更不要说跟中国同样文化语言背景的台湾能，全世界119个国家都能，中国就不能（选举）？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加上那些左脑愚昧、右脑精明、利欲熏天的文化人们，用歪理等软实力给中国人洗脑。于是“革命就会天下大乱”，“中国人素质差不能民选”等等谬论就在中国深入人心。他们就差直言明说∶中国人就是东亚病夫，中国人就是低等人类，中国人就一副奴性，给他们自由也不会使用；他们除了在官员面奴颜婢膝，就是以暴易暴，把中国变成横尸遍地的“太平天国”。 利比亚人民首次享受选择权的那份兴奋和自豪，令人羡慕和感动。媒体报道说，在选举当天，很多人早早就起了床，在投票站外排着长队；路过的车辆鸣笛庆贺，人们举着“V”形手势表达胜利，选民们互分糖果，妇女们拥抱在一起。有人激动得流下热泪。 在卡扎菲统治的40多年，利比亚从未有选举，之前的伊德里斯王朝，当然更无民主政治。这是利比亚人平生第一次投票，有2639名独立候选人和374个党派参选（竞争国会200个席位）。在有些选举站，志愿人员围成人墙，保护选举不受干扰。那些按过投票手印的人，高举着“颜色手指”，向全世界展示，只要是人，无论在哪里，内心的渴望都是一样的，都是自由，都是要用投票选择国家领导人！ 利比亚人的革命和选举能够成gong，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不再惧怕独裁者，而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原来卡扎菲起的国名“大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众国”，现已被更名为“利比亚”。选举日是利比亚的“新婚之日”，这个自豪的国家跟民主联姻，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 自利比亚革命爆发，曾五次前往观察的美国“哈德森研究所”（HI）客座研究员安.马洛微（Ann Marlowe）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这次选举是“民主在利比亚的一个胜利”，“利比亚人民拥抱了美国的理念，用选票拒绝了政治伊斯兰（rejected political Islam）。”并引用一位利比亚人的来信说，“利比亚人不想也不需美国的资金援助，真正需要的是你们的尊重，平等对待，因为我们也像你们（建国先贤）一样，（通过革命）使自己获得了自由。” 今天，中国人民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做的，是认同中国人有选举的能力，是尊重他们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是相信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维持和平繁荣的能力。说到底，中国文化人们只要承认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低等动物，就是对中国民主的极大贡献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7月16日 2012-07-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中国：败絮其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何清涟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7.6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对这一估算，中国专家评述为“不靠谱”，媒体则做成专题《中国经济频繁“被第一” 中美人均GDP差50年》，“以正视听”。 \中国拒当“第一”缘于自知之明\ 如果对照国外评论与中国国内的反驳，所有情节都是今年4~5月间世界银行公布同样结果后的再版。世行与IMF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同一，都由各国政府提供，分析方法相同，结果自然一致。 今年4月30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中国2014年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拒绝接受这一No.1的桂冠。本人就此写过《中国为何拒绝接受“GDP世界第一”？》等文， 对购买力平价这一计算方式的缺陷，以及世行与IMF计算数据均由中国提供、中国统计数据灌水造假已成痼疾等都有分析，本文不再重复。由于资料真实性以及外国研究者的研究预设，“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成果乏善可陈，西方中国研究圈对此已有初步认识，每隔几年会有人谈论这一问题，《华尔街日报》9月27日刊登的《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虽然不如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号）深刻，但从另一角度检讨了该研究领域的不足。 应该说，北京拒绝接受经济No.1的桂冠，算是尚有自知之明，因为自知本国统计数据造假已成痼疾。事实上，GDP显示的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实力：1、GDP总量虽大，人均GDP不高；2、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家庭消费模式两极化，内需不旺，而内需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3、支撑一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是资源，中国的资源需求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穷人数量过于庞大\ 2013年，全世界GDP总量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总共16个，美国16.19万亿，全球第一；中国逾9万亿，全球第二，比位居第三的日本5.99万亿高了不少。但按人均GDP来说，美国51248美元，排名第11位；中国6629美元，排名第86位。 如同GDP总量不能证明中国的富强，人均GDP也不能证明大多数中国人达到与之相应的收入水平，因为中国的财富分配过于集中。 今年7月，北京大学社科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 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另一数据也印证了中国财富过于集中这一现实，Wealth X 和UBS《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公布，中国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有152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现实却很残酷：这一端是数量高居全球第二的富翁，另一端却是2亿日均消费不足1美元的穷人，还有日均消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4.68亿。 \消费模式两极化，内需马车动力弱\ 人们被北大报告的基尼系数所震惊，但经济研究者会关心该报告的另一组分析，即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两极化。该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从全国分布来看，家庭消费模式呈两极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有少部分家庭物质生活丰裕（享乐型）。城乡消费水准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享乐型、稳妥型家庭多于农村。 长期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依靠外贸、投资与内需这“三驾马车”。现阶段，中国正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外贸受到严重影响，虽然间或“回暖”，但下降却是长期趋势；投资有政府投资（含国企）、私人投资与外资三类，政府投资正处于抑制状态，外商对华投资也在下降。富人利用信用卡、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名目转移资本，个人换汇额度限制名存实亡，资金源源不断流出，最后迫使中国政府于7月间启动反洗钱机制。 “三驾马车”仅剩内需一项。中国消费率偏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近年来消费只占中国GDP的48%，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即消费占GDP的比重为80%，也低于中国20年前60%的水平。2013年，国内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因为不包括居住消费在内，居住消费由租金、房屋维修保养及水电煤气等支出构成，是笔大数。这说法有道理。但不管居住消费是否包括在消费率中，都难以改变中国家庭消费模式两极化这一现实，对促进内需并无影响。任何市场如果只依靠官员与富豪支撑，断难做大。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就依靠这两类人支撑，完全脱离中国人的真实消费能力与需求，最后只能是个超大经济泡沫。 一个国家的生产与分配有如汽车的前后轮，生产决定供给量，分配决定需求量，供给过大需求过少，就好比一部只有前轮正常运转的汽车，无法正常行驶。以此类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冲突激烈，就算短期内经济繁荣，却难持久。 \中国是个资源穷国\ 在政治上，中国政府坚持声称“三个自信”，但对资源匮乏的认识还算比较清醒，了解自己的家底：1、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低，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0%。中国当局现在也承认生态危机已成水陆空立体型恶化之势，比如3.49亿亩耕地被严重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19.4%）；水资源问题严重，一是水资源总量严重不足，二是污染严重。至于空气污染带来的灾害，据《 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中国有12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几乎占全球总数的40%。 中国政府当然也清楚以下事实：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86%，成为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成净进口；能源及主要矿产大部分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美日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5%）。这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高度依存国际市场的经济体非常脆弱，一旦国际政治出现波动，都会影响供给及市场价格。就以号称“现代经济血液”的石油为例，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逼近65%，主要来自中东、拉美、非洲、俄罗斯等地，中东与非洲均属于政治高度不稳定地区，这意味着中国能源的取得随时会受其政治局势影响。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将购买股份或买公司自营作为海外战略投资的重点，目前不少投资因受投资区域政治局势的影响而泡汤。比如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将近200多亿美元，因2011年“阿拉伯之春”泡了汤。中国在苏丹也有大量投资，因当地政治冲突激烈，只好派出一只700人的军队以保护海外资产安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安全品”是由美国提供，中国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搭便车”的受益者。今后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恐怕中国在保护海外投资安全方面得自力更生。 正因为北京很清楚自己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堪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此才抱怨自己“被第一”。但查究“被第一”的来龙去脉，却怨不得世行与IMF，因为那大量掺水的统计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人家不能为中国单独打折计算（参见笔者博文《数据造假惹出的中国“国际抗争”》）。对中国政府来说，与其埋怨“被第一”，不如改变自家统计数据造假的恶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0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1014/24838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中国楼市狂涨，只因贷款不尽滚滚来
何清涟 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婚姻，最容易破碎的是金钱关系。然而中国此时出现世界上最荒唐的景象：为了炒房赚钱，人们不惜亲手粉碎婚姻，夫妻之间美其名为假离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出于三点：百业萧条，唯有政府与银行大力关照的房地产业香火独旺，人们认为唯一不会化成流水的资产就是房产；银行不断为泡沫化的楼市输入资金；地方政府需要继续卖地以获得财政收入，就得营造房市繁荣景象。 银行“房抵贷”，继续吹胀房地产市场泡沫 9月5日，财新网的一篇《“房抵贷”加杠杆火热 最高额度无上限》惊动了国内财经评论界。该文指出，持续放量的按揭贷，是本轮一、二线城市楼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所谓“房抵贷”，是指借款人以房产抵押作为担保，向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依照贷款惯例，按揭贷款额度须在“房抵贷”中扣除，也被称作“二次抵押贷款”。部分大银行把房抵贷额度控制在300万元以内，农行的上限是1000万元。中小银行更为宽松，例如华夏银行房抵贷最高可贷2000万元，城商行的房抵贷业务没有上限。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借款人将其名下房产抵押至房金所的合作金融机构，通过房金所提出借款申请，从而获得投资人的出借款。投资人将获得最高9.5%的年收益。如果借款人逾期还款，房金所合作金融机构为借款人代偿本息。目前房金所官网显示，其合作机构为中保国信。 用大白话来说，房抵贷就是抵押了房子再去买，一套房涨到1000万元，就能给出700万元的贷款。农行、建行、民生、中信等多家银行均推出了“房抵贷”这一金融产品，参与房抵贷者即使名下仍有贷款未结清的房屋，只要还款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二次抵押。 除房抵贷之外，消费贷、首付贷、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产品，都成为楼市杠杆资金的来源。 房抵贷：银行与客户合谋的庞氏骗局 银行推出这项业务的背景是：经济走弱，企业不再轻易贷款，小企业是贷不到款，大企业是不愿意贷款。银行要业绩，于是就将业务集中到了个人房贷这一业务上。股市房市上涨，导致资产贬值，为了不让储蓄缩水，有点余力的人就想花钱买房保值赚钱。据说，银行对房抵贷业务做了压力测试，结果是：即使房价下跌30%-40%，银行也不会有损失。 这种操作，无异于政府装聋作哑，放纵银行与申请房贷者同谋玩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本质就是设计一个宣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吸引大量投资者参与其中。目前房产价值已经严重泡沫化，例子就是房子的性价比，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的一套三房公寓如果变现，其套现的钱可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买一套面积大得多的独立花园别墅。申请房贷者将其实并不值那么多钱的房子用来作抵押套出大笔现金去炒房，是希望在玩击鼓传花的风险传递游戏中获益。 国人多有投机爱好，有空子不钻就觉得心里难受。有人在文章中举例，当房产中介告知人们，只要把合同价格做高，700万的房子，花点小钱贿赂，与银行信贷员合谋把评估价弄成1000万，这样你原来能贷款490万，自己要先出210万，现在价格到1000万了，你直接就能贷款700万。所以相当于0首付，然后你把原来的210万拿来每月还贷款，3年内房价涨了，房子一卖，就能大赚一笔。 正是在“无风险套利”的吸引下，不少人如飞蛾扑火般向中国房市投资。本来在努力充当推手的政府看到其中的风险玩大了，又开始限购，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形成多年的猫鼠游戏，所以中国人以假离婚手段应对，绕开一户只能有一套普通住房的规定，照买不误。 据《经济观察报》9月4日报道，今年3月，上海市推出限购令，从紧实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一个家庭二套普通房首付不低于五成，二套非普通首付不低于七成。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催生了上海离婚买房潮，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暂时结束婚姻，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买房名额以及更低的首付和契税。有人指责这些人贪财，但有评论者指出，上海居民为了购买住房而开始的离婚潮虽然出于利益驱动，但却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而不愿意采取经济杠杆遏制房价疯狂上涨的结果。 上海买房离婚潮完全是重演2011年历史。2011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公布了《新国八条》，规定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当年上海离婚件数高达4.78万件，2012年为5.29万件，2013年暴增到6.96万件，2014年6.15万件。 这种高泡沫时期在房市中投机的行为，被评论者形象地称之为在“房市大火中的爬与撞”。 政府希望通过转嫁风险延迟或化解危机 政府这样玩火，是因为只有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庞氏游戏，才能够化解金融危机。 正如我在《庞氏增长”，经济舵手换人是否有救？》一文中谈到的，金融地产榨干了中国经济，第一、金融经济的畸形膨胀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第二、金融业利润占中国经济利润的80%，挤压了实体经济利润，让实体经济无利可图。2015年的11万亿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 刘煜辉在《跨越时空的思考：反思金融杠杆之殇》一文中很直白地指出：在中国，高负债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和类政府经济组织。为了挽救经济杠杆，延滞风险的爆发，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主要从两个方向来处理： 一是让居民户加杠杆，目的是拯救濒临悬崖的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的特殊安排（生命线）。驱动储蓄承接地产商的债务，然后转化为房地产投资，最终才能变成地方政府的各种收入； 二是释放大量长期信用维持地产和平台的债务链，比方说债务置换（用长期、低息的负债大量去置换短期、高息的负债）、不允许银行从僵尸产业中抽贷、包括债转股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是让经济系统的癌细胞向金融系统转移。 房地产这把火还能玩多久？ 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能只依靠金融地产的专业知识，因为那是一个权力之手不停介入并操纵的市场；也不能相信中共掌门人令出必行，比如习近平最近在G20峰会的讲话中称：“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道理上非常正确，但如果听者居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管住自己那只权力之手，痛改前非，放弃财政刺激、超发货币等“发展经济”的老套路，那是你too young, too simple。 中国的房价之高、过剩房地产（鬼城）之多，全世界独此一家，而这种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能够撑下去，在于中国国有银行持续不断为购房者提供炒房基金。所有人都明白，中国房地产与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点，危机迟早会降临，不能确定的只是危机爆发的时间。开发商、银行、炒房客、卖地的地方政府都在做房市，最后是限购令与房价疯涨并存不悖。今年7月，深圳、南京、上海新房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4%、35%和33.1%。7月国内人民币贷款增量达4636亿元，其中标明居民房贷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量高达4773亿元，占信贷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0%。 专业分析者纷纷指出，中国房贷收入比增长非常快，2015年底的居民房贷收入比已高达0.46，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房贷销售比达到了50%左右，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数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房价依然飞涨。 这是一场所有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一场对赌。炒房者都希望不要成为最后的接棒者，想赌一把运气。房地产开发商赌的是让自己不死在地方政府之前，比如任志强认为开发商不会先死，因为开发商现在还有13000亿现金，通常一万亿能维持一年，最多不开工；地方政府赌的是自己与中央政府父子同体，党爹央妈怎么也不能让“儿子”们死在前头，无人尽孝。 2015年，中国股市没有听从万能的党中央召唤，最后是政府与股民双输。在房市这场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对赌中，参与者想平安着陆已经很困难。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6年9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housiing-price-up-mortgage-20160910/350305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日本骚扰，中国强暴
对中国几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美国舆论相当关注，各大报不仅重点报导，而且仅《华尔街日报》就发表过两篇社论，两篇评论，基本调子都是同情日本，谴责中国。 美国媒体普遍指出，中国民众的这种反日活动，背後可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异议人士也指出，根据中共一向对民间团体排斥压制的政策，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这样几万人的政治游行，多达二千万人的签名抗议日本活动，完全没有操作的可能。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评论员西尔维亚（Sylvia Yu）在中国目击了反日示威，她在该公司网页发表文章证实说，中国当局向示威者提供了车辆，警察还协助示威者。 中国这次反日示威主要是抗议日本教科书窜改历史。《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了“日本粉饰，中国歪曲”的社论，指出日本确实粉饰二战历史，没有诚实认错，但同时更批评中国则完全窜改历史。在韩战，反右，大跃进，文革，天安门屠杀，林彪事件，甚至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评价上，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诚实过。香港作家李怡甚至提出，日本粉饰历史，哪国都可抗议，惟独中国没资格，因为中共是以歪曲历史来确立其合法性的政权，根本没资格要求别的国家尊重历史。 中日对二战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南京大屠杀和二战中国丧生人数。按中方的数字，前者是三十万，後者是二千万。但在中共统治下，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它是二战中国丧生人数的四倍；而且是在没有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完全由於共产党的暴政造成的。如果说日本的行为是“性骚扰”，那麽中共的行为则是“强暴”。而更重要的不同是，二战早已结束，日本已成为民主国家，屠杀早都不再进行；而中共现在仍在杀人，据《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倪青青四月八日报导引述的数字，全球去年处决3797人，其中3400人是中国人，占全球的90％。而其关押、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更难以计数。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还有什麽道德资格批评日本？ 《华尔街日报》在其第二篇社论“中国的自相矛盾”指出，在中国发生反日事件时，温家宝正在印度访问，谋求以经济合作发展政治关系。去年中印贸易额是136亿美元，今後五年准备增至3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说，中日贸易额去年已达1700亿美元，是中印贸易额的10倍，但仍发生反日事件；而中印有领土纷争并发生过战争，温家宝在这个时候说通过经济改善政治，缺乏可信性，而且贸易额并不能解决历史问题。 美国舆论所以同情日本，批评中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人不能接受动不动就包围、攻击别国使领馆的野蛮行为。中国早就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之说。文革时中国红卫兵烧毁英国驻京使馆，霍梅尼煽动伊斯兰信徒袭击美国驻伊朗使馆，劫持外交官，都是臭名昭著的外交事件，只能证明那里的人连基本的人类规矩都不遵守，他们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文明人的一部份。在美国，即使发生了911事件，三千人遇难，也没发生一起美国人包围、袭击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外国使馆的事件，连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都没有。因为美国人信奉文明、法治的原则，他们的抗议活动，几乎都是抗议自己的政府，表达不同的政见。 中国是个要脸面的国家，但面对这麽涂黑中国形象的行为，中国政府却耸恿和支持，它说明最能丢中国人脸的就是那个不要脸的政府。中国这次发生的反日事件，和当年大清王朝晚期支持的义和团运动没有两样；清王朝想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它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中共今天效仿清王朝的做法，结局恐怕不会有什麽两样。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4月14日） 2005-04-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马英九给暴徒撑腰
马英九上台短短几个月，国民党一片杀气腾腾的反攻倒算，已经在台湾制造出一种萧瑟的恐怖气氛。其做法的嚣张，其对台湾人居高临下的、连一丝一毫顾忌都没有的蔑视和满不在乎的蛮横，实在过分到令任何文明人都会发指的地步。 这还不够，双十节马政府竟邀请流氓暴徒组织「爱国同心会」成员苏安生参加典礼，这不仅是公开为暴徒撑腰，高调夸张地刺激、践踏绿营，更是向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挑战！马政府用这个举动，把自己堕落到流氓暴徒水准，这不是清楚、明确地要把台湾推向一个价值颠倒的社会吗？ 全台湾都知道爱国同心会是个什麽组织，连明显偏蓝的中文「维基百科」都指出∶它「是一个直接表态支持中共立场的政治团体」，其「政治立场蓝中带红、有些成员会以暴力行为对待异议者而引起全台注意」。他们支持北京的「反分裂法」，在中共国庆日，在总统府前挥舞中共五星旗。 而且，这是一个低劣到任何文明人都不会去理喻的、公开主张暴力的流氓团伙。其网站首页，就有他们编的「台独名单」，不仅有民进党官员和议员，还有支持绿营的教授、学者（甚至高中学生）等有名有姓的二百多人。很多人的名字後面都有辱骂文字，还标出居住地，说是「以备国家统一後，对其家族进行批斗与铲除之参考，以作为其今日鼓吹台独应负之代价。」这个组织的作为早已超出言论的范畴（在美国，发出恐吓言论都要遭刑事处罚），而是多次对绿营的人、对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的人施暴。 这个被马英九邀请为贵宾的苏安生，媒体报道说，他出生越南，有杀人、伪造文书和窃盗前科。他在袭击驻日代表许世楷、把陈前总统踢得尾椎骨受伤後，不仅毫无悔意，甚至炫耀，他从小踢足球，有洪门gong夫，并示范怎麽踢人。对岸的暴力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所属《环球时报》（一张以肆无忌惮、漫天撒谎著称的报纸），在第一时间采访苏安生，他居然得意地宣称，过去四年，他给陈水扁写过四、五十封恐吓信，并说他是代表十几亿中国人踢那一脚。 当年也是靠选举上台的希特勒，曾纵容纳粹的街头打斗组织「先锋队」，以同样的街头暴力攻击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惧，威吓异议的声音。今天这个和先锋队同类的流氓团夥成员竟被马政府恭请到国庆典礼，国民党实在到了疯狂的地步。 一边给小暴徒撑腰，一边邀请大暴徒集团的代表陈云林访台。马英九的作为，不仅把自己和文明人、和民主政权的概念一刀切开，更是明火执仗地要和暴徒们抱团，一起暴虐台湾。面对这些大小暴徒们，台湾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难道杀到脖子上，还不出血吗？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10月13日“曹长青专栏” 2008-10-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中国网络革命的发酵：从寻找领袖到寻找阶级
何清涟 海外中文世界里，中国革命的脚步声越来越响。如果说2017年3-10月中国流亡富商、国安部线人郭文贵发动的“郭氏推特革命”是革命者寻找革命领袖的产物；那么今年6月10日被宣称在全中国十几个省市同时发生、有1800万人参加的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则是革命者寻找革命阶级的产物——因为事实证明，这次罢工是几个因素组装的虚拟革命。许多海外中文媒体没有查实，仅依据网络信息，发表了相关的罢工消息。 网上虚拟革命的前世今生 但如果将此消息视为“假新闻”对待，确实是对中国现状欠缺了解，因为这条新闻代表的是估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革命者的一种希望，性质类于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期， 从2月17日开始的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一场网上虚拟革命，但效果远逊于当年。 2011年2月17日，“@mimitree0 秘密树洞”这个推号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国‘茉莉花革命’初次集会日期已定，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时，全国各大城市集合地点将提前一天在博讯新闻网公告，希各周知。如届时情况有变不能及时通知，请自行前往各大城市中心广场。” 这条消息在数人转推后被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丁小发现并以“中东镇压示威受关注 ?网传中国茉莉花革命日期已定”发了消息，紧接着博讯滚动新闻据此发表“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此后这条消息于一天之内在推特及其它网络上不胫而走，又被一不知名网友制作成茉莉花革命的Google地图，然后再有网友发布这次革命的口号，如“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义，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等，一场疑真疑幻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就这样在网上发酵成熟了。 就在中文推特圈众推友对此消息抱持怀疑态度，大都认定是场“行为艺术“之时，中国政府却用警察的“豪华出场”帮助完成了这部魔幻现实主义行为艺术作品。此后几个月内每逢周末，在网上宣布有集会发生的城市都会有军警出场，北京等城市对这场虚拟的茉莉花革命集会的体制性防卫，直到十月初才结束。 我在《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2.20茉莉花革命》中指出，这是“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中共的体制性防卫过当暴露了中国政府内在的极度虚弱，推特中文圈不少人是某种程度的参与者——或是传播了这条消息或是发表了相关评论，其鼠标就是促使这场“革命”发酵的工具，“这是一部产生于地下奔突着烈火的地面之上的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归属于行为艺术类别”。 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算是中国的革命群众寻找革命机会，乘阿拉伯之春这一契机，戏耍了中共政府一把。但6年之后，从2017年3月开始，在美国中文Twitter圈引发的郭氏推特革命证明：这种寻找有机会就会出现，不少对中共政权持反对姿态的人皆因郭的谎言，而将他视为”民主革命领袖”。这些人当中，不仅有边缘人、海外民运，还有不少知识精英。 “610全国卡车司机罢工”的组装因素 2018年6月10日的中国卡车司机联盟全国罢工的消息，是中国革命者寻找革命阶级的新制作。 6月12日，一条署名为袁斌的《中国卡车司机大罢工的背后》称：继6月8日江西、上海、湖北、安徽、重庆、山东、贵州等多地卡车司机罢工后，6月10日中国大陆十多个省份和地区货运卡车司机再次展开联合罢工，要求降低油价、提高运费，并要求交警及运管部门，停止对大卡车的随意罚款行为。消息称，为了协调行动，各地卡车司机还组成了联盟，要求外地卡车司机不要前往装卸货物，以便争取“卡友”整体权益。署名“成都协会（宣）”的网上告示号召，6月10日所有营运货车全体罢工，禁止向成都市运输任何物品，以及向外输出任何物品。对于违反者“一律劝返”，执迷不悟者“一律砸毁”，反抗者“就地解决”。罢工责任将由“上万卡友承担”。 报道还详细描述了卡车司机的生存状态，写得非常专业，但没说是谁提供的分析。并称，“据海外媒体报导，导致这次大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卡车司机不堪忍受高油价、低运费，及名目繁多的过路、过桥费，拖欠运输工资，和各地交警和部门的层层盘剥”；“据悉，中国货运总量76%是靠公路运输完成的，这个巨额的数字背后是被称为‘公路上的游牧民族’3000万货车司机的默默付出。”这篇报道与其他报道还设想了中共因此垮台的前景。 美国之音、法广、自由亚洲都简要发表了这条新闻。但路透社、美联社及所有驻华英文媒体对此消息没有片言只语报道。 我看了视频，发现号称1800万（全中国卡车司机3000万，60%成员参加了这次罢工）、遍及十余省市的超级大罢工，图片音像少得可怜。仅有的几张标明地址的罢工照片（如江西修水、河南瓦岗寨卡友联盟）没标明日期，湖南那张照片的日期是6月8日的。罢工者几乎无人接受采访，只有一位自称有卡车司机亲戚的“西安记者”（无供职单位）接受采访发了言。卡车在路上排成长龙的照片中，有几张是其实多数是工程车，无法判定是塞车还是罢工，也同样没有日期、地点。国内卡车司机的社交网站“卡友地带”照常运行，各种信息发布无误，推特上只见转发这些消息，却无进一步的具体说明与照片补充。各地推友们提供的消息是当地无事发生。于是我上网查询，方才发现这条消息可能由三大要素组装： 袁斌报导称，导致这次大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卡车司机不堪忍受高油价、低运费，及名目繁多的过路、过桥费，拖欠运输工资，和各地交警和部门的层层盘剥。全部文字资料来自于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今年3月正式出版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整本书共236页。 这一调查是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筹）于2017年度开始立项的自主课题，由北大教授沈原负责，旨在对中国3000万卡车司机开展系统、全面的研究。报告出版后，中国几大门户网站分别做了详细报道，从卡车司机群体的五大特点、遭受的各种盘剥、改善生存处境的九大对策，都在网上有详细披露。袁斌报道的专业分析来自这些公开资料。 过去几年，中国各地确实发生过一些地方性的卡车司机零星抗议，这些图片网上存有，6月8日，中国一些地方如湖南、江西修水等地确实发生过小规模的卡车司机抗议。 全国卡车司机联盟这个组织确实存在，存在于巴西，但在中国这个对社团组织严格管控的国度，它的存在仅见于袁斌报道，是个无法弄清楚的谜。今年5月下旬，巴西卡车司机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该罢工始于5月21日，起因是柴油价格暴涨。罢工共历时11天，导致全国各地燃料、食品严重短缺，交通阻塞，给该国航空业、农业和服务业等行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所有这些严重后果，基本被袁斌报道移植来了。 据称1800万人参加的610卡车司机全国性大罢工，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后续报道，就在于它是上述要素组装的。 卡车司机为何成了被选中的革命阶级？ 卡车司机这个群体之所以被选中，估计是其生存状态的的五大特点之五是“虚拟团结”。前述调查报告称：卡车司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高度依赖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找寻货源、定位导航、呼叫救援、朋友互动、消磨时间和联系亲友，是卡车司机使用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的六个主要事项。但是在这些基本功能之上，还有两个事项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卡车司机利用智能手机实现公路救援，卡车司机的民间互助使得他们以“卡友”的名义建构和巩固了群体认同；另一个是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论坛而相互关联、彼此互动，在他们自己的议论、批评、表达和诉求中，建构起群体团结。这种借助于互联网的团结可称为“虚拟团结”，是卡车司机特有的、最主要的团结形式——这条新闻的创作者可能根据这一特点想到：只要说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这种虚拟团结精神说不定可以起到群体动员作用。 6月11日，土逗公社（中国大陆一个由左派青年办的网络社区）发表了一篇《斗争中的卡车司机，也有他们的公路江湖》，这篇文章的中心是：卡车司机对社会贡献很大，“支撑着不断加速膨胀的消费世界，但很多人对他们的生活，却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受压迫很深，“一路上要遭遇什么样的九九八十一难”；有反抗意愿与反抗能力，“他们如何与各路人马斗智斗勇？如何玩转网络建立互助社区？本文带你走进以卡车司机为主角的爱恨江湖”。 除了《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对卡车司机做过访谈，与610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的所有报道，包括土逗公社长文中与卡车司机相关的话，都是转引代言。所以，外界无法确知卡车司机群体是否知道自己已被赋予了“革命阶级”使命，以及他们对这一使命的看法。 虚拟革命能否由虚向实转化？ 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是创造时机，2017年“郭氏推特革命”是革命群众寻找革命领袖，2018年“610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是革命者寻找革命阶级。三次革命的创造者与拥护者当然都希望革命由虚化实，将网络上的愤怒转化为革命行动；而中国政府不惜投入重金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监控系统，并在全国聘用了200万网络舆情分析员，就是为了阻断网络与现实世界的互动，防止革命弄假成真。 因此，我的重点不在于关心这条新闻的真假，而在于以下现实：上千万革命群众（行动者、准备行动者及将来可能乘势而起者）早就存在，他们在寻找革命领袖。行为艺术家艾未未、权力斗争中失意的富商郭文贵都是革命群众曾一度钟情、寄予厚望的对象。按照列宁的革命组织理论，要想革命，得有革命阶级、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与革命经费，中国的革命群众据估计至少也逾千万，他们已经不是被动地等待领袖来组织他们，而是主动寻找，这种寻找不仅包括革命领袖、革命阶级，还在创造时机，本文引述的2011中国茉莉花革命与2018年610卡车司机大罢工，就是他们在试图创造时机。 无论对中共当局还是对中国革命者，这种攻防战都是长期的艰苦斗争。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8年6月，第191期，https://www.watchinese.com/gb/article/2018/23846）
何清涟2025-11-09 00:09👍 0💬 0没有 1776，世界就是 1984
每到7月4日美国国庆节（美国人更愿称它是独立日），不仅产生一种对美国强烈的感恩之情，更涌起一份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看到那面飘扬的星条旗，想到你是属于这面旗帜所象征的自由世界的一部份，你是捍卫这面旗帜所代表的民主价值的一员，这是一种多麽大的幸运，多麽崇高的荣耀！ 从1776年至今，美国才走过二百多年。一个只有这麽短历史的国家，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进程和方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911时被撞毁的纽约世贸大厦，重建后被命名为自由大厦（Freedom Tower），新建筑的高度为1776英尺，就是纪念美国1776年独立，表达自由精神不可摧毁的坚定信念。 你知道为什麽遇到重大事件时美国鸣放礼炮21响吗，因为它是1776这四个数的总和。1776，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没有1776，没有“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今天不知会是怎样。仅仅回顾过去一百年，20世纪如果没有美国领衔抵抗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今天人们可能不是生活在希特勒的全球化奥斯威辛之中，就是被关进共产老大哥主宰的“动物农场”。没有1776，整个世界可能就是《1984》。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抵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人类解放战争中，美国投入了1,224万部队，最后40万阵亡，100万伤残。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曾说，美国人解放了欧洲和亚洲等，但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他们唯一的“占有”是那些阵亡美军墓地，包括二战时的美军名将巴顿，也葬在了欧洲。 刚刚结束二战，美国又马上投入150万部队抵抗北韩和共产中国，结果阵亡几万人，才保住了自由的南韩，并使台湾没被共产红海吞噬；在随后的越战中，美国又牺牲了近六万人，虽然在西方左派杯葛下没有打赢，但历史会记得美国为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中，左翼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倾向强调人权的“自由派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右派共和党倾向从现状出发、重视可操作性的“现实主义”（realism）。但这两种主义都有弊端：左派虽然高喊人权和国际主义，但雷声大、雨点小，因专制政权不被结束，空喊人权的效果相当有限。右派的现实主义，强调保持区域稳定和现状（status quo），主张联合小独裁者，对付大邪恶；因而美国曾支持蒋介石、全斗焕、马科斯等东亚强人。尼克松、基辛格掌权的时代，几乎完全被这种政策主导。即使到老布什出任总统，也是如此，1991年他访问乌克兰时，发表了被称为“懦弱的基辅”（chicken Kiev）的臭名昭著的讲话，因他不是鼓励乌克兰人民争取自由，而是警告说，脱离苏联的民族运动是“自杀行为”。 打破这两种主义轮回链条的是里根总统，他虽是共和党籍，但对基辛格的那种权术性的现实主义毫无兴趣，他更看重道德原则，因而把结束苏联帝国作为其外交战略核心。2005年美国网络评选“最伟大的美国人”，近240万美国人投票，结果里根名列第一（后面依序是林肯、马丁路德金、华盛顿）。多数投票者认为，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而且在其两届任内经济空前增长，使美国在越战后重拾信心。里根所代表的保守派强调美国人要承担传播自由、解放被奴役者的道德责任，重新举起二战时那面给所有被压迫者带来希望的星条旗，向全球传递自由的信息和价值。 里根的坚持道德原则，重视民主价值，缘源于美国历史。美国独立后的前三任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佛逊都是这种理念的奠基者。其中起草《独立宣言》的杰佛逊于1826年6月24日写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他说，由于重病缠身，无法去参加纪念国庆和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庆典，但他确信，自由的价值，一定会传遍世界，“在有些地方快一些，有些地方会迟一点，但最后一定会在全球实现。”十天后，在7月4日美国建国50周年那天，杰佛逊阖上了双眼，和他同一天去天国的还有他的前任、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美国两个总统同一天在建国50年之际去世，大概不是巧合，而是天意，意味著他们完成了神圣的使命，去了天国。 从杰佛逊和亚当斯去世至今，不到二百年，而在全球的200个国家中，就已有130个是民选国家，占60％以上：欧洲44国，全部走向民主，使欧洲成为地球上第一个都是民选政府的洲际大陆。美洲35国，除古巴外，也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撒哈拉的非洲，48国中有44个实行了多党制。在亚洲，日本、印度、南韩、菲律宾、台湾、印尼、柬埔寨，都走向了民主。从美国诞生，至今才短短的二百多年，还没有清朝的历史长，可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和1776有关。 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世界才充满了希望；正是星条旗的飞扬，才给全球带来自由！ 美国，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心灵的故乡，祝你生日快乐！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今天美国投票，民主党会是输家
今天（11月4日），美国人将投票（中期选举），改选国会全部435名众议员，100名参议员的36名（每次改选约三分之一，以保持参院运作的稳定与连贯性），还有36个州的州长改选等。这是美国除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外，最大的全国性选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瑞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撰文说，这场中期选举是美国人民对奥巴马总统能力的“公投”（referendum）。各种迹象显示，奥巴马（和他所属的民主党）将会是输家∶ 上届选举时，共和党在435席的众议院赢得233席（民主党199席，另有3席空缺）。这次选举结果，共和党不仅不会输掉众院，而且席位会增加。《纽约时报》说，如果这次共和党在众院再增12席，将会拥有1948年以来仅见的优势。 在参议院，奥巴马六年前上台时，民主党在参院赢得55席（共和党45席）。这次改选参院100席中的36席。共和党会不会夺回参议院，是这次选举的最大看点。 对这场选举可以确定的是∶共和党会继续赢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参议院，共和党也会赢，席位会增加，只是能不能增加六席，超过半数而成为多数党。 选前美国的三项选举模拟都认为共和党赢得参议院的比例达到70%，连左翼的《纽约时报》也认为是68%。 如果共和党赢得参、众两院，将会更有力地阻止奥巴马把美国带往社会主义方向。 今年2月的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经济不好，59%对奥巴马不满意，63%的受访者认为，在奥巴马执政下，美国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只有32%认为道路正确）。美国CBS电视上周公布的民调显示，仅有27%的受访者表示美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对外政策上，奥巴马的外交无能更是明显∶ 面对ISIS（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崛起、侵入伊拉克后攻城掠地，残暴地公开砍人头等，奥巴马总统却显得束手无策，毫无领导能力。 在俄国普京咄咄逼人地并吞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裂（刚刚操纵举行了分离性选举等）下，奥巴马也是一筹莫展。这跟里根总统所代表的共和党的强大国防、坚定抵抗邪恶势力，把推广民主价值作为外交政策基石等，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奥巴马的政策更是带来灾难性后果∶ 奥巴马上台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等级税率是35％，结果在他任上，被增至39.6％。奥巴马的高税收政策，等于压缩大众消费能力，窒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潜力，实质是杀鸡取蛋，最后一定导致经济滞缓。因为大众消费在美国GDP占70%。 奥巴马当政后，大量从中国借债，财政赤字飙升。这种大政府、大赤字、大借债的政策，等于在摧毁美国的经济底座。奥巴马政府的庞大债务，等于美国每个四口之家要均摊20万美元。 奥巴马刚上台时，美国领食品卷（福利）的是2820万人，现增至近5000万人，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今后十年，光是福利这一项，总花费将达7700亿美元！ 另外，在边境安全上无所作为（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在开采本土石油上消极甚至阻碍（并拖延、阻止加拿大石油管道铺设到美国）。 奥巴马总统的这些社会主义政策，本质是群体主义。这跟美国建国先贤确立的精神理念背道而驰。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宪法更是明确两大原则∶保护个体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奥巴马总统的左倾理念，明显跟美国宪法精神是相抵触，甚至相反的。 面对选举的可能全盘皆输，奥巴马又来打黑白种族牌，拉黑人票；左翼媒体把对奥巴马的批评说成是对“黑人总统”的攻击，是“种族主义”。好像奥巴马是黑人的保护神和大救星。但事实恰恰相反—— 《华尔街日报》昨天发表的评论引述统计数字说，奥巴马当政后，美国黑人的经济情况并无改善。例如奥巴马首任总统开始时，黑人失业率是12.7%（白人7.1%）。到他任期四年后的2013年初，黑人失业率不仅没降，反而升至13.8%（白人是7%）。目前美国黑人的失业率虽降至11%，但仍是白人失业率（5.1%.）的一倍以上。 从贫困率（poverty rate）来看，奥巴马上台时，黑人贫困率是25.8%，到2013年（奥巴马当政四年后）黑人贫困率不降反升，增至27.2%（白人贫困率2009年是11.5%，2013年降至9.6%）。 另外从中等家庭的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s）来看，黑人的情况也没有变好。2009年初（奥巴马刚上台）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是38,409美元，到2013年时，则降至34,598美元。同期白人中等家庭的收入，也从62,545美元降至58,270美元。也就是说，所有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在奥巴马当政后，全都下降了。 所以，这次奥巴马再打“黑人牌”，可能不会那麽灵验。最近甚至出现奥巴马演讲时遭到黑人“嘘”的场面，因为黑人没有感受到他们在奥巴马执政下生活品质有提升。很多黑人也明白了，奥巴马只会说些空话大话。 在2012年奥巴马连任总统时，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赢了60%的白人选票，而奥巴马只赢得38%，比2008年还低5个百分点，是1984年以来所有民主党候选人在白人中得票率最低的。这次选举，如果黑人和拉美裔失去对奥巴马的热情（在很多选区奥巴马已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票房毒药，他们要跟奥巴马保持距离），那麽民主党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2014年11月4日早晨于美国 2014-1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不要侮辱书与学者的名声
走进深圳某著名书店，赫然有一排“精品柜”摆放于斯，里面陈列的书全都装帧考究，印制精美，让人乍见之下顿生爱意。但一翻开这些“精品书”，里面的内容却惨不忍睹，全是一些毫无思想的文字堆积，有的是作者多年来工作总结的重新包装，有的则是东抄西拼的大杂烩。据书店的作者介绍，这些“精品书”的作者，有的是从政多年现已离开政坛的“学者”，有的是经商发达的“企业家”。前者赋闲在家，已无当年做官时的风光，自然有点“门前冷落车马稀”，寂寥之时，便摇摇笔杆，写出一些自认为有“学术思想”的文字来(至于何者为“学术”恐怕这些人到死那天也未必明白)；后者吗，反正有的是钱，前些年请人写某企业家的成功之路之类的已很不过瘾，显得自己太没文“格”，干脆雇人捉刀，署上自己的名字得了。至于出版的问题，不就是三五万块钱吗?出点“血”好了，反正对于这两类人来说，钱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退出政坛的“学者兼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自己从政的余荫，让别人出钱赞助；就算是自己出吧，那也不要紧，比起出书后所获得的“鼎盛文名”来说，那点钱又算得了什么?至于对“学者兼企业家”来说，那区区三五万元更不在话下，少进几次酒楼歌厅什么的不就行了?出版社对出这类书自然也欢迎得紧，既无市场风险，又可卖一笔书号费“创收”，稳保“效益”，何乐而不为?于是要钱的得了钱，要“名”的得了“名”，皆大欢喜。市场经济的“妙处”之一便在这里：拿钱有什么买不到的? 这两类人从此可以凭这类“著作”，追比当年享有“诗人、哲学家、战士”之盛誉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荣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学者兼政治家、企业家……”等类“桂冠”，名垂千古，誉满神州，(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如此这般地享受“盛誉”)，并让人煞有介事地评价一番这些“著作”问世的“重要意义”，以及其某方面的“卓越贡献”。扪其心，品其意，想来这两类人也只是因身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向慕文化之心拳拳而已，国人也可以由此看出我国文化事业的“兴旺发达”，前途大好。但由这类书的实际命运来看，造成的社会后果却不怎么好。虽然说这类“书籍”很难做到大规模地侮辱读者的智慧，因为几乎没有人会自己掏钱买这类书来读(公费除外)。凡读这些书的人当然是对这些“政治家兼学者”、“企业家兼学者”之类的有所求，那种智慧被侮辱的罪自有别的好处去补偿，用不着我辈同情。只是有点痛惜“资源”竟如此浪费，君不见我国现在正处于资源短缺状态，尤其是用来造纸的木材越来越短缺，劳动力虽然低廉，但毕竟也犯不着将人力、物力资源消耗在这种进印刷厂、送人、卖废纸之类的快速流程上。 更何况，这类徒有书的华美外表，却无书的智慧的印刷物，白白地侮辱了书的名声，如果任由这类伪劣学者与什么“家”之类的泛滥下去，“书”将不“书”，“学者”这一称号也将不再代表着某种智慧。 不知“大成至圣文先王”，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者孔子见了此等“书”与“学者”，还有面目在天堂里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西方先哲去争中西文化谁优谁劣也未?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7年3月19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清洗“带血的 GDP 为”何如此困难？
自2006年10月以来，中国又进入矿难高发期，煤矿重特大事故频发。在刚刚过去的10月—11月份，全国共发生矿难22起，总计322人死亡。而就在9月份，中国国家安全监督局与中纪委等六部委刚联合发布消息：清查官煤勾结已初见成效。 矿难事故频繁发生，再加上今年中国政府在6月份颁布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严格控制媒体对重大灾害事故的报导，人们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中国政府承诺的“清洗带血的煤”与“带血的GDP”究竟是否有成效。 政府清洗带血的GDP背后 而中国政府此次清查，实在是肇因于近几年中国矿难频发，死伤者无数。即使按官方已经严重低估的资料来看，从2001年到2005年10月底，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88起，平均7.4天一起；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28起，平均50天一起。2 矿工们那种“吃阳世饭，干阴间活”、一脚踩在鬼门关上的悲惨生活状态一再引起舆论痛诟。在不绝于耳的生命哀号声中，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清查日益严重的“官煤勾结”，2005年4月，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负责，在全国开展“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情况”。9月29日，李毅中面对全国36名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地市官员说了一番中国媒体广为报导的豪语：“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魄”，“对党员干部，要让其受处分，丢帽子；对职业经理人，要罢免其任职资格，丢位子；对黑心矿主，要让其倾家荡产，丢票子。”3 此番宣称“清洗带血的GDP”之誓言，让人想起当年朱镕基那句名言“准备300口棺材，为贪官准备299口，还有一口是为我自己准备”。只是朱当年用棺材论表达的反腐决心落了空，而位势与权力都低于朱的李毅中这番决心落个壮志未酬也非意料之外的事情。 而在一年多的清查官煤勾结过程中，原定完成清查的日期一延再延，由中央直接派出两批联合督查组到14个产煤大省坐阵监督，并宣布以煤矿股权为清查重点。如此“重拳出击”，也一直拖延到今年9月，才由中纪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清查工作“初战告捷”。根据通报，各地对申报登记人员情况的核实处理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国共申报登记5357人，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023人，国有企业负责人1,334人；申报登记投资入股金额7.55亿元，撤资退股金额7.09亿元，占应撤资退股金额的93.9%。4自去年7月到12月，全国累计停产整顿的矿井达到12990个；截至2006年4月7日，全国累计关闭矿井5931处，下达关闭矿井计划的26个省（区、市）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关闭矿井的计划。5 然而，矿难偏不给中国政府长脸，就在宣布清查工作初战告捷后不到一个月，矿难如幽灵一般如影随形跟在告捷会议后面，频频发生。 附着于煤矿的腐败生物链遍及全中国 其实，就在宣布初战告捷的同时，官方也不得不承认：部分地区的煤矿整顿工作并不到位，“一证(矿)多井”的问题依然存在，本应关闭的矿井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保留下来，部分地区甚至以矿井整合代替资源整合，将数个小煤矿从形式上整合成一个大企业。而造成这种整顿不到位的原因也很清楚：换言之，只要有煤矿的省份，就有官煤勾结的腐败现象存在。 中国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任何事物只要具有稀缺性与垄断性，就立刻会构成一条腐败生物链条，比如近几年因为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围绕着煤矿就形成了一条条巨大的腐败生物链。 这条腐败生物链牵涉到以下几类人：具有媒矿发包权的国家矿山负责人、一切能够插上手的地方官员、煤矿主（中国习称煤老板）、矿工。由于与民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能源开发体制不同，多了两道环节，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均由此产生。 市场经济国家的能源开发体制一般是这样：企业主必须通过购买（极少数是祖产）获得该矿山的所有权，然后雇佣工人开发，市场上的能源价格、企业成本（包括人力资源的成本）以及供求关系决定了企业获利水准。而人力资源的成本则由该国的平均生活水准、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劳工供求关系、工会力量大小等复杂因素决定。 但中国矿山开采权属于国家，而国家是抽象的，国家权力需要官员代表，于是矿山开采权就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又因为国家部门繁多，官员们独吞利益绝对是招祸之由，于是利益均沾，一切只要能够与矿山沾点边的人物――其实是对矿山开采权发包者与承包者能够构成伤害（亦即能够利用管辖权对煤老板吃拿卡要）的权力部门，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计算过，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都附着于这条生物链上，而赤裸裸的送钱容易出事，好在中国人这方面的创造力几乎是无穷的，于是官员们的利益就从他们在媒矿企业的“股权”中体现出来，而这股权的设置也有各种花样，外人无从得窥其中奥妙。 政府官员吃煤矿的几种形式 2005年11月1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开发表讲话，声称该局的一项调研结果，终于承认“官煤勾结”的实质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6 第一类：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 案例：在调查新疆阜康神龙煤矿“7·11”事故中发现，当地的一名副市长和国有哈密煤业集团的有关负责人投资入股。还有的拿“干股”，分红利。 第二类：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 案例：今年3月14日发生特大事故的黑龙江七台河市新富煤矿，矿主彭国财就是该市桃山区安监局副局长，他与担任国有七台河精煤集团副总经理的哥哥合作办矿。 第三类：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 案例：初步查明，在今年吞噬123条人命的“8·7”大兴煤矿事故中，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受贿，于6月5日违规批准为该矿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四类：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 案例：今年3月17日，重庆奉节县苏龙寺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9人。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县煤炭工业局于2月份曾地此矿下达停产整顿通知。因所在新政乡乡长黄兴才收受矿主贿赂，同意该矿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恢复生产，引发了矿难。 第五类：在矿难发生后官员参与隐瞒事故。 案例：今年7月2日，山西忻州宁武县贾家堡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36人。宁武县煤炭工业局局长与矿山救护队负责人共同谋划，并得到宁武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副县长李德生同意，谎报事故死亡19人，瞒报17人，并将这17具遗体转移到内蒙古等地。 官员们为什么要为煤矿主支起保护伞？ 官员们之所以要为煤矿主支起保护伞，完全是巨大的利益关系在起作用。 尽管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牵头、中央四部委联合组织了这次运动式的清查，并发出严令，称不撤资就撤官，但由于入股煤矿的利益太大，许多官员采取了各种方式消极对抗，有的将股份私自转到亲友名下，有的则明撤暗不撤。但就在如此政治飓风之下，内蒙古自治区却没有一位官员表示要从煤矿撤资。 中国政府对腐败的容忍度相当高，但反腐败运动期间成了枪下鬼的就算倒霉。内蒙古的官员何以敢如此“顶风”坚持呢？关键原因在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内蒙古一位煤矿老板曾向记者私下透露，当地官员有“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说法，并说官员们每年投入20万元，获得的收益至少也高达20万元，这种高额回报使官员从中受益非浅，“比抢银行都来得快，并且不承担任何风险。” 如此高额回报当然并非正常利润，而煤矿老板舍得如此喂官员，也是因为和官员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员为煤矿提供保护伞，煤矿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而当地官员们在煤矿中的股份多以“干股”形式出现，在注册时的股东名单上并不体现，只要不出现利益分歧，一般不会出事。 官员们的投资回报来自于透支矿工的生命 政府官员从管理煤矿中获得高额回报在暗处，而煤矿主们的富却不可能完全隐藏。一个近年来醉心编制“中国富豪榜”的英国青年胡润，在他的编制的“中国能源富豪榜”里提到：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板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煤矿作为资源行业中的油水究竟有多大。产煤省份流传的话是：开上一个小煤窑，“等于弄了一台印钞机”。7 但这台印钞机里滚出来的钞票，煤矿主并不能独吞。对于承包者来说，企业的利润不能少，上交的承包费用不能少，官员们的进贡更不能少――煤矿主算过，赚一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这些“关系”除了官员，还有以揭露煤矿问题为由索贿的真假记者。于是煤矿主只剩下两个可以压榨的环节，一是矿工的工作环境，二是矿工的人力资本。于是中国的矿工成为世界上最悲惨最危险的职业，首先是工作环境险恶，几乎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其次则是工资低。有人计算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采矿成本：2004年，一吨普通煤卖价高达270元，到年底涨至400元一吨。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每吨133元，而私营小煤矿每吨煤成本则只有40元左右。这80多元“节约”下来的“成本”，就是与矿工生命有关的工资与福利。煤矿老板上贡给以“股东”身份出现的政府官员及各种利益关系人的部分，就出在从矿工身上抠出来的这一部分“生命成本”。8 冰冷的死亡数字 在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劳工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本来作为监督者的国家应该负责保护劳工权益，负责检查矿山的安全设施，但因为负责的官员们都成了煤矿企业的股东，于是这种检查就成了例行公事，于是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每年因各种事故死亡、残废的煤矿工人数成为世界之最。 中国历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 年 份 矿山死亡人数 1990年 10,315人 1991年 9,777人 1992年 9,683人 1995年 10,572人 1996年 9,974人 1997年 7,083人 2000年 5,798人 2001年 5,670人 2002年 6,995人 2003年 6,702人 2004年 6,027人 2005年 5,491人 资料来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历年颁布数据。 上述矿工死亡人数是官方公布，其实已经比真实死亡人数少了许多。有媒体报道政府主管部门在2004年年初曾声称，2003年大陆煤矿企业事故死亡6,702人，比2002年减少293人，死亡率下降4.2%；而2004年准备按照下降4.0%的幅度控制死亡人数。而煤矿百万吨死亡率2003年为4.17，比2002年下降16.6%。2004年百万吨死亡率准备按照3.8控制。这种在政府控制状态下公布的数字，其真实性当然值得怀疑。根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2006年8月29日消息，中国每年发生的劳动安全死亡事故接近1.6万起。9 远比中国官方公布的2000多起故难事故及死亡人数高得多。 但即使是这种受控制的死亡数字与死亡率，也确实让人看了胆战心惊，据相关统计，中国2004年一年的煤炭产量占世界的35%，矿井事故死亡人数占世界的80%，平均每天至少死亡15名矿工。百万吨死亡率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名中国矿工年平均产煤量为321吨，仅是南非矿工年均产量的8.1%，美国矿工的2.2%。10 以美国为例，美国产煤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但美国煤矿近年来每年的死亡人数相当低：2005年以来的全美国的矿难死亡事故为零；而2004年全美国死于煤矿事故的人数只有28人；2003年为30人。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国不仅仅只有煤矿工人面临如此悲惨处境，其他矿业也面临同样问题。2000年大陆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为11,681人，是日本当年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的252.4倍。 按照中国的宪法，中国是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工人阶级在这个由自己当家做主、声称已经实行了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其生存处境反而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恶劣不知多少倍。? 矿难频繁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漠视 对于频发的矿难，中国国内也多次探讨过原因。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高瓦斯矿井的禁采规定过于宽松。从全国范围来看，国有大中型煤矿矿井瓦斯高危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全国共有高瓦斯矿井近一万口，占矿井总数的30%以上。以去年发生死亡148人的特大矿难的河南大平矿所隶属的郑州煤业集团为例，该集团40%以上的矿井属于高瓦斯矿井。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低，除了采煤装备好，人员素质高以外，更重要的西方国家对瓦斯突出矿井（比高瓦斯矿井更危险，出事故的可能性更无法预测）严禁开采。河南郑煤集团董事长牛森营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过，河南郑煤集团所辖矿井将近一半都是瓦斯突出矿井，突出矿井原煤的产量要占该集团总产量的40%左右。如果要关掉这些矿井，中国目前煤炭、电力、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会加剧。而从实际情况看，许多高瓦斯矿井其实早就达到瓦斯突出水平，只是为了继续开采，将其定为高瓦斯矿井而已。比如河南大平煤矿到出了举国瞩目的特大矿难之后，才定性为“瓦斯突出矿井”。11 第二个原因是煤炭行业的安全投入偏低，欠帐很多。截至2004年，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煤矿企业核查中，仅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欠账就达500亿元。这些逐年累积的安全欠账，无疑增加了煤矿企业的开采风险。但据检查结果，即使那些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的国有大中型煤矿，它们的安全防护设施也仍要好于绝大多数县乡及民营煤矿，据统计，中国现共有28,000多家煤矿，其中有25,000家属于小煤矿，而近年来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中有70%以上的事故发生在这些小煤矿。12 其实这两个原因后面真正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劳工权益的漠不关心，以及中国人对人权与生命的漠视。 生命的哀号与生存困境 黑暗、潮湿、噪音、煤尘，重复的劳动，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紧张的工作任务，这是煤矿工人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矿工们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矿工就是石头缝里夹块肉”。在安全设施极差的情况下井，水、火、瓦斯、煤尘、顶板这五大夺命灾害随时都会发生，而矿工们也面临随时失去生命的危险。 但矿工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饥饿的威胁比下井工作的威胁更迫近。煤矿工人几乎全部来自贫困农村，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危险里刨食，用卖命钱来活命。他们在下矿井之前，都与煤老板签下了生死合同。《中国青年报》前两年曾披露陕西省洛南县的陈耳金矿的《坑道施工安全合同》内容： “乙方（民工）施工期间必须保障个人安全，如发生伤亡、致残等一切事故，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煤矿管理方）概不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乙方引起的不安全事故及火灾、人为事故；在甲方施工工地发生疾病，因其他引起的非正常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担。”13 这是真正的生死文书。可是在工作机会相当稀缺的中国，90％的农民一生只能在穷困、饥饿和危险、短寿之间做选择。比如广东省因为其GDP来源主要不是煤炭，政府为了省去繁剧的管理工作，三个月以前干脆将小煤窑一律关停，但因此着急的不仅是煤老板，还有许多失业矿工。在活得好之前，他们必须先活下来，这就是中国残酷的现实。 号称GDP总量世界第二、直追美国的中国，它用来支撑本国经济发展的资源产业，其生产状态就处于这种饮鸩止渴状态，这种带血的GDP能给本国人民带来福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吗？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腐败早已经成为无法克服的制度顽症，当政治高层普遍利用权力为本家族巧取豪夺积累巨额私家财富时，怎能指望地方政府官员放弃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不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注释： 1 “2006年冬季矿难之怪与恨：官煤勾结依然存在”，http://news.tom.com，2006年12月04日 05时30分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2“遏制矿难的治本之策到底是什么”，慧聪网，2005年12月15日；http://info.finance.hc360.com/zt/ztjmdt\meikuang/? 3 “李毅中:花甲之际临危受命 清洗‘带血的GDP’”，中国金融网?http://www.zgjrw.com，2006年7月11日?10点50分。 4 “中央纪委等6部门通报官煤清纠：撤资退股7.09亿”，《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9月29日。 5 “2006年冬季矿难之怪与恨：官煤勾结依然存在”，http://news.tom.com，2006年12月4日 5时30分，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6 “4500余名干部撤资4.73亿，四部门严查弄虚作假”，《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2日 。 7 “科级官员煤矿撤资700万 舍弃印钞机当区长助理”,中国能源网，http://www.china5e.com/news,2005年11月3日。 8 《南方人物周刊》：“山西煤老板真相”，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7日。 9“意媒体报道中国将大幅度提高劳动安全的投入”，中国驻意大利经商参处子站，http://it.mofcom.gov.cn/index.shtml.2006年9月2日。 10 新华社电：“李毅中:四大安全指标即将实施考核” \[据新华社电\] 来源：上海证券报 2006-04-01 09:4 http://www.cnstock.com/jryw/2006-04/01/content\1032569.htm 11 “探访河南大平煤矿井下生活：在瓦斯与煤尘中生存”，中国能源网，新闻调查2005年6月23日，http://www.china5e.com/news/meitan/200506/200506230009.html 12 “探访河南大平煤矿井下生活：在瓦斯与煤尘中生存”，中国能源网，新闻调查2005年6月23日，http://www.china5e.com/news/meitan/200506/200506230009.html 13“大陆的矿难政治” 经济学家 ，2005年2月17日，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5774。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人民币“入篮”，是强心针还是镇痛剂？
何清涟 中国人民币“入篮”，并非人民币符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定规则。无论是IMF还是美国，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早在今年4月，据路透社报道，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在接受外媒专访时曾表示，面对中国期待IMF将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诉求，IMF未来可能会在相关检视中改变标准以帮助人民币入篮。当在IMF拥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支持人民币入篮之后，此事已成定局。但中国官方舆论还是将此视为一场对美国的重大胜利，并将“战果”，即各种好处虚虚实实、远远近近逐一铺排展示。 这些战果到底有多实在？且看本文分析。 中国梦一：人民币入“篮”，各国央行及投资者将大量增持 在凤凰网图示“人民币资产将发生什么变化”中，列举了三条：至少会有1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转化为中国资产；未来五年内，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即熊猫债，可能会超过500亿美元；央行外储管理机构与机构投资者会希望囤积人民币计价资产。 以上并非凤凰网独家预测，还有多家同类消息。总的看法是：纳入SDR篮子的货币通常被视为避险货币，获得这一地位，无疑将增加国际范围内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对人民币的使用，并改变全球资产配置格局，人民币作为配置资产的比例将大幅上升，被广为引用的是渣打银行亚洲高级利率策略师Becky Liu在一次采访中的预计：加入SDR之后，未来5年，中国将会吸引4至7万亿元国际资金配置人民币债券市场，明年流入的海外资金或达5000亿元。 照IMF的设计，SDR只是一种“纸黄金”，是凭空创设出来并分配给各国使用的一种货币份额，而不是可以流通使用的真实货币。各国获得的SDR用途有三：1、可以经过申请并获批准之后与指定的货币承兑国兑换该国货币，从而在现有储备资产不足的时候多一种支付手段。2、在IMF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由IMF指定一个国家接受该会员国的SDR，将其拥有的SDR换成可使用的货币，弥补逆差，用来支付IMF提供的贷款与利息；3、在IMF内部交易。 IMF将人民币纳入SDR，并视作“改革”的一部分，主要理由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让人民币入篮，将使SDR构成更加合理，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使之成为更有吸引力的储备资产——这话绝对政治正确。但是，鉴于SDR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人民币入篮是否能够改变全球资产配置格局，还得等各国央行及机构投资者将“有意增持”这一想法具体落实。 幻梦实现前提：各国央行是否选择人民币作储币 中国幻梦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IMF并未规定188个成员国必须按SDR篮子中货币的占比来相应配备外汇储备。与此同理，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是否选择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也并非参照SDR的比例配备，而是出于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是基于SDR的性质与用途。 说得直白点，人民币纳入SDR，各国央行未必抛售美元，改用人民币为储备货币。在人民币入篮之前，SDR这只“篮子”里已有美元、英镑、欧元与日元，人民币入篮成为储备货币，只是让各国央行与投资者多了一项选择。但是否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还得各国央行自愿选择。根据IMF数据，目前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宣布持有人民币资产，总额约为7800亿元人民币，占目前全球储备资产的比例约为1.1%。目前全球储备资产约为11.3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占比略低于64%，欧元占比为21%，英镑占比约4.1%，日元占比为3.4%。 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报告透露的各国央行之收储倾向，一时半刻难以改变。中国人民币的信誉未必高过欧元与日元，加之现在中国经济衰退，各国央行基本不会弃美元而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就以中国央行自身来说，其外汇储备一直以美元为主，如今人民币有了储备货币资格，中国央行如果相信本国货币是强势货币，可以减少美元储备。但中国央行未必做这种选择，因为恐怕连央行行长也未必真相信人民币的安全性可与美元媲美。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美元仍然是其资产储备首选。目前，限制外国投资者增持人民币意愿至少有两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及资本自由流动（尤其是流出）实现之前，中国政府的承诺就不能当真。第二大障碍是中国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当局随时可以操控市场。今年6月间政府强力干预股市的行动，让外国资本大开眼界。与这两大障碍相比，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尤显突出。 《华尔街日报》曾在11月19日登载《中资企业进一步看跌人民币》，12月1日又登载《人民币“入篮”难改投资者看跌预期》，两篇都谈到中国投资者预计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中国央行将继续让人民币贬值。前一篇文章劝告读者，“目前而言，在谈到有关人民币的看法时，最好是追随中国企业的举动，而不是中国政府的言论”。 中国梦二：“人民币将挑战美元地位” 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一直深藏“赶超意识”（超英赶美），这种意识时不时地会冒出头来。人民币加入SDR尽管只是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但中国评论多有认为人民币将挑战美元地位，此前，中国舆论一直着力渲染：美国为人民币加入SDR设置障碍，因为美国害怕人民币挑战美元，将使美元失去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人民币入篮，只能说获得了与其国际支付地位相称的名义地位，但远远未达到能挑战美元的地步。因为美元是历史形成的国际支付手段、交易中介、价值储藏手段。除了各大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之外，国际贸易中2/3以美元结算；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批发交易绝大多数以美元交易，各国央行的金融操作也主要采用美元；国际银团贷款和国际债券市场的绝大多数交易都是美元或美元债券。目前，外国人持有20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与债券，持有美元资产的数字却是16万亿，相当于人民币的80倍。 人民币究竟能不能与美元平分秋色？中国方面认为只是个时间问题。一些中国经济分析人士谦虚地承认，目前，人民币并没有能力挑战美元地位。但这意思是：将来，人民币挑战美元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那天或许在15年后，或许更晚一些。《经济学人》今年早些时候也曾不无调侃地预测，“目前，人民币在全球舞台上还是一个小角色，但在20世纪初，美元也是。” 以百年为周期的预测，已经不是经济预测，而是玛雅预言。但20年之内的经济预测还是可行的。强势的货币地位必须有两大支撑，一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做保障，二是一国的国家信誉。从这两点看，中国经济不可能像20世纪的美国那样获得发展，一是中国经济“体质”（技术优势、资源优势）远不如美国；二是缺乏美国这样基于制度保障之上的国家信誉。更何况，中国经济目前已进入长期衰退之始点，国内制造业全面衰败、金融业危机重重（巨额坏帐再度出现，影子银行相继倒闭）、巨大的失业阴影笼罩，近5-10年内能否走出低谷都是问题。这种情况下，很难让各国央行及机构投资者舍美元而取人民币。 百年之内，世界将发生多少事？对内，看看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段历史就足以领略“高岸为谷，山谷为陵”之变化，这段时期中国改朝换代发生了几轮，中国货币已经从袁大头改成国民政府的纸钞、金元券，再到人民币。国际社会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与一场冷战，经历了三波民主化与阿拉伯之春，国际货币历史也发生巨大变化，英镑退居次要货币，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繁荣与衰落，IMF那只货币篮子的储备货币也经历三轮变化，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意大利的里拉曾是第一轮的储备货币之一。 因此，挑战美元地位之说，众多爱国者还是当作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景来看比较合适，近期内的目标应该是让国内人民持有饭碗。毕竟，进入纸币时代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只证明了一条定律：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则其货币走强，一国经济弱其货币就无法走强。人民币入篮，对中国经济来说，与其说是打了一针起死回生的强心针，不如说是服了一剂安抚人心的镇痛剂。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2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imf-china-deal-rmb-life-booster-painkiller-20151201/308393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杨斌的“骗局”走向世界
之一：杨斌在荷兰有什麽“传奇”？ 中朝两国最近在进行“冷门比赛”：一向闭关锁国的北韩，突然宣布办特区，并任命了一个中国人杨斌做“特首”；但杨特首刚上任，一向宣称和朝鲜有“牢不可破的友谊”的中国，竟把这位（自称）金正日的“干儿子”给拘留关押了。这些“冷门”，成了海外中、英、韩文等媒体的报道“热门”。 在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儿子和特首之前，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去年把杨斌评为“中国第二富”。他当了特首之後，媒体报道说，他是香港上市的荷兰“欧亚集团”的董事长，早年留学荷兰，在那里曾参加民运，由此获得政治庇护加入荷兰籍，後来经商成功，成为有“几千万美元的富豪”，然後回国发展，成为13亿中国人中第二个最有钱的阔老，身价9亿美元；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杨斌的“传奇”都“奇”在哪里？关於中国的部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已正式宣布，杨斌涉嫌参与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正接受拘留审查。香港媒体报道说，这些违法活动至少包括上千万元的欠税、违法建地、拖欠工程款，还可能有上市公司做假账，欺骗股民等。 杨斌在荷兰的传奇都是些什麽内容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在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美国等熟悉杨斌的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民运战友，有的曾和他一起共事，其中还有最了解杨斌、在荷兰带两个儿子的杨斌妻子潘朝荣。他们说的杨斌，和媒体上的“传奇”故事有很大的出入—— 现居荷兰的杨斌老友、担任民运组织“中国民联阵欧洲联盟主席”的张英说，杨斌是南京人，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从中国持合法护照来的荷兰；杨斌曾担任过民运组织“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这位近日联络了一些其他民运组织发表声明声援杨斌的活跃人士证实，杨斌是通过参加民运而向荷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获准而成为荷兰公民的，同时杨斌还持有“欧洲公民证”（荷兰为欧盟15国成员，凡荷兰公民自然获得欧盟身份证）。 对於杨斌为什麽参加海外民运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位相当了解杨斌底细、和他在荷兰从事过民运活动、现在欧洲某国开商店、不愿公布名字的经理说，杨斌参加民运就是想用它申请政治庇护，获得在荷兰的“身份”。这位经理说，杨斌在南京时，认识了一个到那里留学的荷兰人，通过那个人的关系，1989年来荷兰旅游，持的是观光签证。 这位经理透露说，六四事件发生後，杨斌在荷兰侨界做报告，说他是“从天安门广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很快有人指出，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一个月，在荷兰的莱顿市就看到了杨斌，他怎麽可能是“从死人堆里爬到荷兰的呢”？这位经理愤愤地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看清了杨斌，他是个骗子。” 这位经理还说，杨斌刚到荷兰时，说他是南京大学的。但问他南京大学前身是什麽，他都不知道；後来又说他是部队的。“这个人什麽都敢说，什麽都敢干。当时我就骂他，不要欺骗我们的智商。他是随口撒谎，对亲戚朋友都说假话，连他自己都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只这位经理，很多熟悉杨斌的人都认为这位“杨特首”当年在荷兰就好吹吹唬唬。一位现仍在荷兰经商的人士回忆说，六四事件之後，台湾“陆委会”的人来荷兰召开座谈会，提到解放军可能打台湾时，被称为“荷兰三大骗”之一的一位民运人士王某站起来说，他是“总参”的（即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他的情报，解放军打台湾的可能有28％。杨斌（也被人称为三大骗之一）随即发言，说他是解放军“海军情报部”的，根据他的情报，这个机率要“调低”，打台湾只有25％。这位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这听起来像笑话，但这两个人真的这麽一板正经地说到具体个位数。 杨斌原来在海军情报部工作吗？张英说，“他和我说过，他是南海舰队的；现在报纸又说他是北海舰队的了。我也搞不清他到底是哪个舰队的了。” 媒体公布的杨斌年龄是现年39岁，那麽13年前杨斌来荷兰时才26岁，以中国的政治军事制度，一个26岁的年轻人就会进入海军情报部，还知道什麽时候打台湾的“情报”？而且媒体报道说，他是孤儿，并不是什麽高干子弟。荷兰一位知情人说，杨斌在中国并没有上过大学，只从南京的中学毕业，他的妻子潘朝荣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 那麽杨斌怎麽当上的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一位现居荷兰、熟悉杨斌的民运圈人士说，选举时，“杨斌带来17条枪就当上了”。面对记者的困惑，这位人士解释说，杨斌从难民营带来17个中国人，坐在会议室後排，成为他的“选举部队”。 之二：杨斌“传奇”的破绽 虽然人们对杨斌早年参加民运的动机看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庇护一批准，拿到荷兰籍，杨斌就马上回中国了。在美国，政治庇护批准後需等一年才可申请绿卡（永久居住权），获得绿卡後需再等五年才能入籍成为公民。而荷兰真是“福利国家”，据杨斌在荷兰的朋友张英介绍说，在荷兰，只要政治庇护一批准，就可立即入籍成为公民。 虽然荷兰和美国在入籍的政策上有这麽大的不同，但在政治庇护批准的标准上却是相同的：都以“回到母国後有受到迫害的恐惧”作为主要条件。按照这种法律条文，像杨斌这样政治庇护一批准就立即回到了他在申请材料上强调的要迫害他的母国中国大陆，他的政治庇护身份会被取消，因为这两者明显是冲突的，“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荷兰是欧洲最慷慨地接纳难民的国家之一（那位呼吁严肃对待非法移民的荷兰政治新星福图恩，刚参加竞选，就被极左派环保份子枪杀了），也像美国一样，几乎从来不严肃地按照这种逻辑执法，因此就为这些利用政治庇护拿身份的“玩家”杨斌们开了方便之门。 张英证实说，杨斌由於持有效中国护照到荷兰，申请政治庇护相当困难，申请了四、五年，才於1993年底批准，1994年加入荷兰籍，随後杨斌就“回国发展了”，过去三年没有回来过荷兰。 对民运圈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一位人士说，海外民运参加者大致有两部份，主要是留学生和华侨，他们比较富於理想精神；另一部份是想通过民运办政治庇护的经济难民。他说，这些偷渡的中国难民，有的竟连李鹏是谁都不知道，那些拉难民搞民运的人，要对这些难民“辅导”很久。这位人士感叹地说，“我们的民运，不能变成难民运动，我们和杨斌走的是两条路。但杨斌说，你们搞民运的是共产党，我们做你们的共青团。他硬往一起拉，而且民运圈里确实有些和杨斌一样的人，喜欢拉帮结伙。” 前“民阵”总部主席、原北京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曾和杨斌打过交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到杨斌当上“中国二富”，又成了新义州特首，“我感叹自己看人的眼光不成了，对杨斌看走眼了。” 荷兰的民运界活跃人士张英说，杨斌最後一次参加民运重要会议是1993年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的那个合并会，他俩一起坐飞机来的美国。张英还说，杨斌被安排和当时的“民联”联委会主任徐邦泰住一个房间。 这场想把民阵、民联两个海外最大民运组织合并的会议最後开成了“分裂会”，合并成的新组织“民联阵”不被原来两个组织的很多人承认，结果出现三个组织。徐邦泰出任民联阵主席之後，杨斌当上了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合并会失败的导火索之一是“假代表案”，主角就是杨斌和张英。张英说，杨斌和徐邦泰在会场上批准他为“荷兰代表”的，但会上另一派认为这是“作弊”。後来杨斌还专门为此写了文章，为张英的代表资格辩护，该文收在《中国民联盟员通讯》上。 一位民运人士回忆说，杨斌回大陆做生意之後几年，突然有一次出现在他们在荷兰的民运会议上，“穿的西装领带，肚子也大了，称他和中共领馆关系很好，可以做桥梁，做两边的联络人。而且口气很大，开口就是，你们这个会要多少钱，10万够不够？” 这位人士说，当时我们感到杨斌的出现很唐突，他又那麽强调和中共领馆关系好；而且那种说要出钱的口气，也不可信，因此没有搭理他。 现居纽约的另一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秘书长林樵清回忆说，1997年底在纽约召开的“民联阵”和“自民党”合并会议，杨斌还从北京飞来参加，他在会议大厅外见到了杨斌，然後大家一起吃的饭。“当时杨斌还没有像现在那麽胖，开完会他就飞回北京了。当时对他专程来参加这个会，我们是绝对打问号的。有人说，杨斌给了徐邦泰五千或一万美元。” 97年在纽约的这次“合并会”像93年的华盛顿合并会一样，也是开成了分裂会，因为会议结果出乎徐邦泰的意料，他在竞选中败给了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王策。但王策当选“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後，徐邦泰等人不交出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另找人开电话会议，然後“电话投票”，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民联阵，自己又“当选”主席。被冷落在纽约的王策一气之下回到中国从事地下民运，结果被逮捕判了三年。 到底杨斌给没给徐邦泰一万美元？徐邦泰对此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现居旧金山的民联阵主席、《中国之春》社长汪岷，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这个事“不好说”。但他证实，“杨斌给《中国之春》捐过很多钱。”到底有多少？汪岷说，“没有征得杨斌同意，数目我不好讲。” 但在“杨斌捐款”期间担任《中国之春》董事长、现在洛杉矶编辑《中国事务》杂�业奈榉捕源怂捣ū硎境跃�，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杨斌给《中国之春》捐款，更不要说“捐过很多钱”。“当时《中国之春》经费那样紧张，如果杨斌有捐款，我这位民联阵理事长也应该知道，会用在杂�业木燃鄙稀！� 和杨斌见过三、四次，还曾在荷兰杨斌的家里住过一夜的伍凡说，杨斌的家很穷，住的是荷兰政府的房子。“那个时候没有感觉他有这种本事”。“真感到杨斌有钱了是1997年底在纽约的民运会议见到他那次，他从北京直接飞来，参加会的民运人士三、四十人到餐馆吃饭，杨斌说他全包了，但他出的全部餐费也就四百美元。” 在记者采访过的人中，对杨斌持正面评价的除了荷兰的张英，就是旧金山的现任民联阵主席汪岷，他说，“杨斌这个人比较豪爽，风格有点像高干子弟大大咧咧，但讲江湖义气，可以合作做事情。”并对杨斌怎麽赚到的“第一桶金”还知道一些底细。当问到杨斌在国内到底是做什麽的时，见过杨斌五、六次，和杨斌很有些私人交情的汪岷说，“他说是炮兵学院的。” 26岁到荷兰的杨斌，在中国时的“经历”越说越“丰富”了：“六四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南京大学的、南海舰队的、北海舰队的、海军情报部的，现在又加上个“炮兵学院的”。这些经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还是全部是假的？ 当记者采访杨斌的妻子（现居荷兰）潘朝荣，向她核实杨斌经历时，这位一口一个“杨总”的“富豪”妻子说：“我不回答，我们有隐私权。”然後斩钉截铁地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 之三：杨斌在荷兰发财了吗？ 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新义州特首後，香港的媒体报道说，这位“中国二富”曾在香港入股仪式上宣称，他在荷兰经商成功，“带五千万美元回的中国”。杨斌在荷兰真的这麽“成功”吗？他的“第一桶金”是怎麽赚的呢？ 现居旧金山的民运组织“民联阵”主席、杨斌的老友汪岷说，“杨斌的第一桶金是在匈牙利赚的，做的是转手货物，从那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运到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 《纽约时报》10月13日报道杨斌等中国“富豪”的专题文章却说，杨斌的“第一桶金”是在波兰做纺织品生意赚的，但没有说到底赚了多少。 前民运刊物《中国之春》董事长、现居洛杉矶的伍凡曾於1992年在杨斌的荷兰莱顿的家里住过一夜，他说那时杨斌已在波兰做纺织品生意，杨斌还给了他在波兰的电话。第二年，杨斌带著奥地利的一对华人“银行家”夫妇来洛杉矶，想找门路做生意。伍凡回忆，杨斌和那位“银行家”好像都不怎麽有钱，因为他们住的是很一般的旅馆，“而且吃两顿餐馆都是我掏的钱。” 曾和杨斌共过事、知道他底细的一位在法国经商的华人说，“做大生意都是杨斌自己瞎吹的，杨斌在荷兰根本就没有做过什麽生意。”另一位荷兰的企业家说，杨斌的钱百分之七、八十是“窝里端”，在中国通过贷款、套款弄的。 这位在荷兰经商多年，对当地情况相当了解的企业家说，香港媒体说，杨斌在阿姆斯特丹有房地产、餐馆、跨国公司等，这些都根本不存在。“我们在这里太清楚了，这都是唬外边人的。杨斌是这种人，他可以指著鹿特丹（荷兰一个大城市）正修建的一座大厦说，这是我的。我们只是笑笑。没人和杨斌较真儿，因为他就是这麽能吹的人。杨斌的钱肯定不是从荷兰带回去的。” 现在荷兰当地一家美国印刷机公司工作的陈平先生，也和杨斌打过交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杨斌回国做生意之後，他曾两次去过杨斌在莱顿的家，“他的家里也没有什麽两样，在几层楼上，而且不是那麽富裕，跟穷人家一样，一看就知道，家里人正在吃面条。他太太自己带两个孩子，一直住在荷兰。”陈平说，杨斌获得A卡（在荷兰，政治庇护是A卡，战争难民为B卡）後，租了房子，五、六百荷兰盾，相当280美元左右。 另一位对杨斌家里情况很熟悉的知情人说，“杨斌夫妇在荷兰有了两个孩子，现已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都是杨斌太太一个人带大的，他们家没有请褓姆，也没有请佣人。杨太太对朋友抱怨说，带两个孩子太累了。”记者在采访杨斌太太时，她也说自己带两个孩子。一个号称“有9亿美元”资产的“中国第二富”会让妻子一边自己带两个孩子，一边还得自己洗衣服做饭，感觉“太累了”而家里不请一个褓姆或佣人？ 陈平回忆说，他最後一次见到杨斌是1996年，杨斌带大陆的人来荷兰，曾找他让帮忙开车。“我没干，因为他要我开自己的车，每天才给100块（相当50美元），如果他租来的车还可以，他太算计了。”对於杨斌在荷兰有“几千万美元”之说，陈平说，“从没有听说过。问问当年给杨斌开车的杜绍东等了解情况的人，谁都清楚。” 正在发表声明声援杨斌的荷兰“中国民联阵欧洲联盟主席”张英，是杨斌的老朋友，1992年他过生日，杨斌曾到他家下厨烧菜庆贺。杨斌成了“中国二富”和“特首”之後，那盘杨斌炒菜的录像带，自然别有欣赏价值了。张英在谈到这些往事时，仍津津乐道，“杨斌烧一手好菜。”当记者追问，根据他和杨斌的接触，到底杨斌是不是在荷兰经商成功有了“几千万美元”时，这位一向说杨斌“好话”的人士不假思索地回答，“那都是媒体瞎吹的，我没有看出他发了那麽多。” 张英还透露，当年杨斌对他说，你们搞民运，我经商，来以商养运。“但他从没有给我们捐过一分钱。政治庇护获准，拿到荷兰公民身份就回国了。” 到底杨斌在荷兰发财了没有？张英肯定地说，在荷兰莱顿市，有一座“杨斌大厦”，有好几十层。记者问他去过吗？他回答说，一次坐车路过，朋友指一座高楼说，这是“杨斌大厦”。 张英还说，由於杨斌经商成功，荷兰女皇准备向他“授勋”。但由於杨斌突然被捕，再加上女皇的丈夫逝世，只好推迟了。当记者问他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是朋友从当地荷兰文报纸看到告诉他的。 上面提到的那位在荷兰经商多年的企业家对这类说法肯定地说：荷兰绝没有什麽“杨斌大厦”，如果真有，荷兰华人企业家这麽个小圈子一定会知道的；这都是杨斌自己瞎吹的。他举例说，杨斌的手下人曾说，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块地属於杨斌，正在开发。但这些人一定是不会荷兰文，不看报纸，因为这块地怎麽开发，归那个公司做，在荷兰的金融大报《电讯报》（相当於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早就详细报道、讨论过。他们只是唬那些无知的人。对於圈内人来说，简直是在看笑话。 记者在采访杨斌的太太潘朝荣，问她到底有没有杨斌大厦时，她承认没有杨斌大厦，说杨斌的公司叫“兰屋”，“是平房，占地面积很大，是一片皇宫式的建筑。但我们不是跟人家合资，是独资的，雇了一些荷兰人。” 对於“授勋”的说法，这位企业家说，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他每天看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消息。而且荷兰女皇每年授勋一次，今年的早就授过了。陈平先生也说，他也从没有在报上看到有这样的消息，不要说当地荷兰文报纸，连当地华人报纸《唐人街》等也从没有过。如果真有这种事，作为“华人之光”，起码当地华人报刊早就渲染报道了。陈平先生的妻子是荷兰人，更经常看报，并由於嫁了中国人丈夫，对华人的新闻更加关心，也说不仅荷兰报纸没有这种消息，连对杨斌和他的公司也从没有报道。 当记者采访杨斌的太太潘朝荣，向她核实，杨斌到底在荷兰有没有“几千万美元”，会几门外语，有没有女皇要授勋这些事时，这位“富豪”夫人支吾搪塞，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我只是带两个儿子，不管他们公司的事。”还对她和丈夫两地长年分居的现状解释说，“距离产生美。”但事实上，对杨斌的事杨夫人是相当参与的，她曾专程飞到平壤，出席了杨斌领取“新义州特首”委任状仪式，那张经过媒体传遍世界的平壤任命特首仪式的大照片，在杨斌後面站著的那位东方女性，就是潘朝荣。 之四：杨斌的“传奇”是花钱买的？ 在杨斌这位“中国二富”被任命为“特首”，随後被警方抓起来之前，海外好像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杨斌”这个名字。记者采访到的在荷兰当地经商的华人，没有谁知道杨斌在荷兰的“成功”，觉得所谓杨斌带“五千万美元回中国”的“传奇”不像是真的。 一位在荷兰居住多年的华人经理说，如果杨斌在荷兰真的这麽成功，别说带回中国五千万，就是一千万美元，这种“移民成功的故事”也早会上了这个仅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的报纸；而当地报纸从来都没有报道过杨斌的“成功”。 杨斌的“传奇”好像最早是从中国大陆“传”起来的。早在1997年底，一位记者就在纽约看到一本中国出版的杂�遥�封面是杨斌，里面大幅报道杨斌的“发财”故事。 在巴黎开餐馆的一位华人老板说，几年前，杨斌曾自己掏钱，请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到荷兰拍“杨斌成功在荷兰”，那个摄制组拍片後到巴黎，曾到他的餐馆，使他有机会了解内情并看了“毛片”（没剪辑的原片）。这位曾在荷兰留学的老板对杨斌很熟悉，他对记者说，看到“毛片”中有杨斌对荷兰员工训话的画面，差点笑出来，“这完全是造假。杨斌直到回中国时，还不会荷兰语，更不会英文，他怎麽给那些不懂中文的荷兰人训话的呢？” 这位老板还透露，这个片子最後中央电视台可能没有播出，因为摄制组的人也对杨斌的“成功”有了怀疑。例如杨斌不让电视台的人到他的公司去拍摄，理由是“公司正放假”。这位了解杨斌底细的餐馆老板说，杨斌那时候在荷兰还没有公司，他让这些人去拍什麽？他的公司永远“放假”。“中央电视台的人说，这次拍摄的全部花费都是杨斌出的，他们很高兴出来旅游一趟。” 另一位在比利时经营古董的华人也对此同感，他说，杨斌在香港对媒体说，他会荷兰文、英文、比利时文，这通通是瞎吹。这位对杨斌有一定了解的人士说，杨斌在荷兰没有上学读书，根本不会荷兰文，更不会英文。至於杨斌说“会比利时文”更是笑话，因为比利时南部说荷兰语，北部说法语，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比利时文”；这是杨斌想当然地胡吹。 这位人士说的是事实，据《2002年世界概况手册》比利时部份，比利时人60％说荷兰语，40％说法语，不到1％说德语，荷兰语和法语都是官方语言，这个自1830年从荷兰独立出来的只有三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小国从来就没有再造一种自己的“比利时文”。 一位在荷兰经商多年，对当地政治时事和经济状况十分关心的企业家说，他几乎每天都读荷兰的金融大报《电讯报》等主要报纸，别说报上从没有过关於杨斌经商成功的报道，即使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特首”，荷兰的报纸也都没报道；直到杨斌被中国警方抓起来，荷兰驻华使馆官员前往中国外交部查询交涉，荷兰的报纸电视才简短报道了一下；报道说，荷兰使馆官员要求前往探视杨斌，并还说要弄清杨斌到底是不是荷兰籍。这位企业家说，荷兰驻中国大使馆负责外交和经济事务的官员，对杨斌根本不熟悉，连他是不是荷兰公民都不清楚，至少说明杨斌所谓在荷兰经商成功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等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这位企业家说，在杨斌这次被抓之前，荷兰报纸过去多年中仅提到过杨斌一次，是在去年六、七月的时候，荷兰政府女经济部长带领一个商业代表团（随团企业家中有两位华人）到中国访问，荷兰左派大报《人民日报》（Volks Krant）报道说，在中国投资的荷兰公民杨斌到了北京，去见女部长，说如果荷兰要投资，他愿提供帮助，然後带著女部长去了沈阳，看了荷兰村等。该报道说，荷兰女部长对此人（指杨斌）表示怀疑，认为在中国经济秩序不稳的情况下，他这麽快致富不可靠。那些随行的荷兰企业家也没人对杨斌有兴趣。该报道结尾处引述一位荷兰人的话说，不管杨斌是怎麽致富的，人家在荷兰一无所有，回到中国这麽快致富，也是一个能人了。 这位企业家至今还保留著这份报道，他说，整篇报道的调子对杨斌是负面的，而且这是他在荷兰报纸上看到的对杨斌的唯一报道。 对於杨斌到底在荷兰有没有“几千万美元”，这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经理对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荷兰的税率很高，个人所得税是60％，企业税率更高，加上各种其他税，高达80％。如果杨斌真的缴税後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那麽就是说，他的公司得赚到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上。一般公司能赚到利润10％就不错了，那麽杨斌公司的营运额得是25亿美元，才能赚到二亿五。而25亿美元是个多大的数字？这位对中荷经贸相当熟悉的内行人士说，如果荷兰全部港口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船队都是杨斌的，也没有这麽大的营运额。因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集装箱的货物才是二、三万美元，25亿这个数目，得一万个集装箱。 这位企业家感慨地说，如果杨斌缴税後剩下五千万美元，那麽就是说他向荷兰政府上交了二亿美元的税，这是天文数字！别说二个亿，就是一千万美元，也得上荷兰金融大报《电讯报》的头版，一个移民能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在荷兰做出这麽大的贡献，这简直是大新闻。 这位人士分析说，“如果杨斌没有向荷兰缴税，直接把利润五千万带回中国，那麽他回荷兰是要坐牢的。”“退一步讲，如果杨斌只是赚了五千万美元，那麽按商业常规，也要有五亿美元的营运额。”而杨斌在政治庇护获准後就入籍，当年就“回中国发展了”，在这之前，他没做什麽生意。从常识角度，也几乎没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赚到“五千万美元”。另一位熟悉杨斌的人士说，所谓杨斌在荷兰成为几千万美元富翁的“传奇”，更像是一个“神话”，只不过里面没有迷人的部份，更多是大话、谎话。 听到这麽多对“传奇”的质疑之後，记者拨通了杨斌太太的电话，想从最了解杨斌的人那里核实一下。在荷兰家里带两个儿子的杨太太对记者的“核实”不予回答，她说，“我不管杨斌的事，对他们公司的事，我都不签字。”同时还反问记者，“你知道葛优（电影演员）吗？”“葛优有句话说的好，说我是艺术家，我也不会怎样；说我是戏子，我也不在乎，我还是我。”然後用很高的嗓门说，“你们愿意怎麽写就怎麽写，我们不在乎！” 之五：杨斌在中国“奇”在哪里？ 杨斌从荷兰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的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如果杨斌“空手”回的国，那麽他的“9亿美元”是怎麽“套”来的，他在中国的“传奇”是怎麽“奇”起来的呢？ 在西班牙的的知情人士说，在海外比较了解杨斌在中国做花卉生意“发迹”内幕的是在马德里的老华侨朱光。朱光早在八十年代初，一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时，就参与争取中国民主的运动。六四事件後更出於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而直接投身过民运，在马德里创办了“民阵”西班牙分部并当选主席，还是民阵总部的常务理事等。但几年前他在杨斌的劝说下，认为可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农业发展，卖掉了马德里的餐馆，受杨斌邀请出任了“欧亚农业集团公司”副总裁。知情人透露说，朱光把卖掉餐馆的几十万美元都投进了杨斌的公司，杨斌承诺给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但後来两人合作“不愉快”而分手。 由於朱光是海外最了解杨斌公司内情的关键人物之一，因此最近各路记者都在“追找”朱光，据说他躲到巴黎，以避开围追的电话和采访。记者几年前去西班牙参加会议时曾和朱光有过交往，但也是找了一个星期，才最後和他联系上。但朱光先生显然有难隐之情，他说，对杨斌公司的内幕“暂时保持沉默，不便表态。”“等以後再说。” 但记者仍设法从其他知情人那里获得了一些朱光和杨斌合作的“不愉快”内幕： 朱光担任“欧亚集团”副总裁近三年，但原来说好的30万年薪，到了时候杨斌不付，说把工资作为朱光在公司的“股份”。朱光不同意这样做，要求杨斌兑现承诺，但杨斌一直拖著不付薪水。由於朱光有几十万投资在公司里面，又无法退出，只好断断续续干了两年多，最後杨斌仍是不付工资，再加上朱光通过做杨斌助手，了解了杨斌做生意的手段；由於理念不同、做事方式不同等各种原因，最後朱光在一年前离开了杨斌的公司，他卖掉餐馆投进去的几十万美元也没有拿出来。知情人说，《福布斯》说杨斌有“9亿美元”，但还要赖掉说好的给朱光的“区区30万美元”的年薪，让这位为他干了好几年的老华侨亏进了全部的积蓄，真是“太黑了”。 知情人还表示，杨斌从荷兰回到中国後，名片上印的是“荷兰花卉公司总裁”。通过他在从事民运时结交的原中国国务院体改所的一位自称是赵紫阳顾问的朋友关系，和辽宁省农业厅果蚕处处长孙守有搭上了关系。中国的行政部门也做生意，果蚕处挂的另一个牌子是“辽宁省花卉公司”。孙守有既是处长，又是经理。 杨斌的“私人公司”和孙守有的“国有公司”是怎麽合作的呢？知情人说，他们合伙做花卉生意，赔了算孙的公家公司，赚了算杨斌的，私下杨斌和孙守有有分成。例如辽宁省花卉公司从杨斌的公司进口百合花的种球，进口价每个10元，卖出才2元，不仅不赚，每个还赔了8元。孙守有和杨斌的合作“亲密”到什麽程度呢？孙守有从官职退休後，出任了杨斌在沈阳的花卉公司的副经理，公开是一家人了。 知情人说，杨斌在沈阳建立了“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他和孙守有搭上关系只是他成为“中国二富”的“初级阶段”，通过孙的关系，杨斌结识了辽宁省副省长杨新华，以及後来担任沈阳市委书记的辽宁省委常委徐文才；然後杨斌又攀上了辽宁省长薄熙来，副总理李岚清。 从农业厅长升迁到副省长职位的杨新华主管辽宁全省的农业，在他的关照下，杨斌获得了三千多亩农业用地，但他用这些地建了荷兰村，盖高级住宅，做了房地产生意。在省长薄熙来等官员的支持下，杨斌从大连、沈阳和辽宁省政府获得低价批地和低息贷款。 知情人说，在副省长杨新华的批准和主持下，辽宁省在四台子建了花卉基地，指定由杨斌从荷兰引进“温室大棚”，全部计算机控制的这套花卉设备花费了三千万人民币。“大棚”建成後，仅运行费就达七百万元，而每年产值还不到三百万，最後以一百万元租给个人，这个钱数还不够还购买设备的贷款利息。这些钱全部都是辽宁省赔的。公家虽然赔了钱，但在整个营运过程中，杨斌和辽宁省各级官员们的分成却谁也不少拿。 辽宁省委常委徐文才出任沈阳市委书记时，沈阳市长是後来因巨额贪污受贿被判了死刑的慕绥新。知情人透露，在徐文才、慕绥新的支持和指定下，也是由杨斌从荷兰为沈阳市引进了“温室大棚”，沈阳市计划委员会农业处投资了1,500万人民币。知情人说，杨斌不仅拿引进费和回扣，还通过合资，又大赚了一笔。农业处的处长看到这个生意不妙，担心将来受牵连，辞职另谋出路。 在这场杨斌和高官的“合伙生意”中，杨斌发了，那些当官的也“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杨新华的儿子现在沈阳市开有高级大饭店。徐文才在慕绥新“出事”之後，虽然不再当沈阳市委书记，但仍安然无恙，没人清查他和杨斌、慕绥新等在一起，到底发了多少。 知情人说，广东省长叶选平（叶剑英的儿子）到辽宁访问期间，曾带著50多个中共中央委员到杨斌的公司“视察”，当时杨斌不在，是“副总裁”朱光接待的。杨斌的公司网罗了很多高干子弟和“名人”，像军阀冯玉祥的儿子等，都在杨斌的公司。 在中国那种经济制度下，杨斌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暴发”九亿美元，成为“中国二富”，和他借著莫须有的外国“富豪”身份，攀上各层官场，最後终於挂上高层“关系”是分不开的。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杨斌被拘留後报道说，沈阳的消息来源指出，杨斌从来不掩饰他和中国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副总理李岚清和党内新星、辽宁省长薄熙来。 10月13日《纽约时报》记者发自上海的报道杨斌等“富豪”的文章中也说，“杨斌和那些有权势的绑在一起，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岚清，以及金融家索罗斯（George Soros）。” 香港亲北京的《文汇报》报道说，杨斌的公司仅向中国政府开办的“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贷的两笔款，总数就有“数亿元人民币”。 香港《星岛日报》10月9日报道说，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今年首季在香港获得的一笔高达近一亿六千万人民币、为期50个月的贷款，也是来自大陆背景的“中资银行”。 一位在荷兰从事中荷贸易的人士说：杨斌的“财”可以说都是从中国政府身上发的，手法是和官员“合作”，通过贷款套出钱，然後给那些官员分享“回扣”。中国的贪官们需要找杨斌这样的代理人，因为杨斌有外国护照，出事可溜之大吉，而且杨斌又敢干，敢贿，“仗义”。现在出事的中国富豪，多是这种人，像赖昌星、牟其中等，都是“豪爽”地拿公家的钱“送礼”。 那位对杨斌在沈阳的“套钱”内幕有相当了解的知情人说，“杨斌贪得无厌，我当时看到《福布斯》一吹，就觉得杨斌完了。杨斌的黑幕大著呢，现在媒体上说的都是表面的，等事情都调查出来，很多中共官员得因为杨斌坐牢，有的得被杀头。” 之六：杨斌“神话”的破碎 杨斌在荷兰发财的故事是个虚假的“传奇”，那麽他在中国的“神话”有实在的内容吗？从最近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有限报道上，也可以看出，杨斌在中国的“神话”还真有些内容，不过好像都是负面的。 从这些报道来看，杨斌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开展的项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沈阳的“荷兰村”；另一个是石家庄等地的花卉生产基地。但这两个支撑起“杨斌传奇”的大气球，现在都出现了“破绽”。 广东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说，杨斌以农业开发为名，从沈阳获得三千三百亩土地；但从事的却是房地产开发，建了“荷兰村”，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属於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北京《国际金融报》报道说，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公司在石家庄的投资运营严重作假，实际每亩收入不超过20万元人民币，根本不是招股书所说的390万元。 《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文章说，杨斌的公司公布，2000年度花卉销售收入10亿人民币；但根据从一个花卉基地的调查，这个数字是假的，被夸大了18点5倍！ 中国“证监会”怀疑杨斌的公司将过去四年收入不足一亿元的营运资产，虚报为21亿，然後把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六点八亿元，市值最高时达46亿元。 9月19日，在北朝鲜宣布要建立新义州特区那天，杨斌的公司在香港被“证监会”宣布停牌，香港媒体说，原因是杨斌的公司没有提交和通告该公司主要人事变动的资料。 10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香港上市的杨斌任董事长的“欧亚农业集团”的股票价值，过去三个月以来，从每股2点85港币，一路下泻，贬值了85％，现在每股三角八分港币，约五美分。 《纽约时报》的报道分析说，杨斌公司的股票所以能一度升到2点85港币，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宣称，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花卉生产和销售去年营运额达到11亿人民币，获纯利润6,300万美元。但中国大陆媒体说，中国有关部门怀疑这个数字有水份，杨斌公司涉嫌做假账，欺骗股民。仅从前年的申报数字中，就查出杨斌公司夸大利润近19倍。 《纽约时报》的文章还披露，杨斌和香港“证监会”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他的公司股票波动後，杨斌大量出售自己手里的公司股票，而没有全部告之公众。”香港媒体随後更详细地报道说，杨斌仅在9月26日和27日两天，就先後售出自己手里的八千一百多万股“欧亚农业集团”的股票，总计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近5%。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杨斌所以和金正日拉关系，出任“特首”，主要是想通过“改变身份”成为北朝鲜的“官员”来躲避或减轻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的对他欠税漏税等不法行为的追查。该报说，杨斌在被金正日任命为“特首”之後的沈阳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我现在的角色已经不只是一个商人了”，“我也是一个国际外交家和政治领导人”。但就在这场记者会结束後几个小时，中国警方就将杨斌拘留关押。 最近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去沈阳采访到的情况似证实《纽约时报》的这个推断，该周刊说，沈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披露，实际上杨斌的公司在去年三月就出现“麻烦”，因为杨斌变更土地用途（做房地产）没有向该局申报和补交手续。而正是去年三月，沈阳市长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巨额受贿的「慕马案」被查获，因而杨斌失去了重要的官场靠山。早在去年四月五日，沈阳市国土局就和杨斌公司“中止了合同”，杨斌公司後来在荷兰村的经营，按照这位国土局处长的说法，是“非法”的。这位处长对这家周刊记者说，当时对杨斌公司的处理意见是，“中止合同、不办手续、查处问题”。 杨斌找出很多办法来摆脱危机，最後想出和金正日搭关系，当“特首”这一招。《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说，10月3日杨斌在沈阳召开的那场“记者会”之前三天，便衣警察就已进入荷兰村，并对参加的记者明确表示，这个“新闻发布会非法”。对此状况当然知情的杨斌，还是决定按期开这个记者会，以“特首”身份讲话，想孤注一掷，用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身份来扭转危机，最後一搏。但中国警方显然没有在乎他的“国际外交家”身份，在记者会次日清晨把他关押审查了。 熟悉杨斌的一位圈内人透露，杨斌想到北韩当“特首”，还和他的一位“哥们儿”有关。据说他这位“铁哥们”曾到越南，自称是“赵紫阳的助手”而当上了“越南政府经济改革顾问”。这哥俩儿的“计划”是：在越南、北韩都被贫穷所困，非常羡慕、意欲模仿中国的经济改革之际，一个“掌”越南，一个“进”北韩，携手创造“国际传奇”。 但越南比北韩开放，信息也比金正日灵通，因此那位“越南顾问”没当多久，就行情下跌而离开了越南。因此他更鼓动杨斌“进入”北朝鲜。知情人说，杨斌在要创建“新义州特区”的记者会上一口一个“东北亚”把记者蒙的够呛，这种词汇都是从那位“越南顾问”那儿“批发”来的。因为“东南亚”经济早已腾飞，所以杨斌要创造“东北亚”新奇迹。 那麽到底杨斌和那位深居简出、神秘兮兮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怎麽拉上关系的呢？记者在采访杨斌太太潘朝荣时曾特意问到这一点，杨太太说，“我们和金正日建立关系，靠的是爱心。杨斌处事、做生意只有两个字：爱心。不管别人怎麽说，我们向北韩投资，不求回报，只是爱心，爱这个国家。” 当记者提到有报道说杨斌给了金正日2,000万美元一事时，杨太太对此不置可否地反问说，“人家那麽大的国家会在乎这点钱吗？” 有人认出在平壤的特首任命仪式上杨斌背後站著的那位东方女性就是潘朝荣，对此这位“特首夫人”快人快语地说，“是我。”潘朝荣是在平壤的特首仪式之前两天从荷兰飞到澳门，在那里转机飞到平壤的。杨太太轻松地说，“我都没说我是杨斌太太，就在澳门拿到去朝鲜的签证，很容易的。”然後她滔滔不绝地谈起在平壤呆了一个星期的感受，如数家珍般地罗列朝鲜的哪条河有几里宽，河水如何清澈，平壤的空气如何清新等等，反正是“山清水秀”，样样都好；并说“新义州是朝鲜的香格里拉，不像你们外界想像的那样。” 记者听她的一番描述，感到北朝鲜简直是到处莺歌燕舞的“东北亚的瑞士”了，於是忍不住反问了杨太太一句，“你不知道北韩是个专制的国家吗？”杨太太急迫地回答，“哎呀，你是不是从大陆出来的？中国原来不也是这样吗，不是变化了嘛，北韩已开始变化了。” 当记者问她对金正日的印象如何时，杨太太说，“我没有见到金正日，因为那个仪式他没有来，等以後正式典礼的时候会见到金正日。” 关於杨斌的案子会有怎样结局，这位杨太太相当乐观，她说，“我们像岳飞一样，是精忠报国，相信政府，相信国家会正确处理。”而且信心满满地透露说，“我们已交了欠税，杨斌的事很快就会结束。” 但荷兰一位知情人说，潘朝荣过去10年多来一直带著孩子住在荷兰，没跟杨斌去中国，原因是，潘朝荣曾向朋友透露，“杨斌好折腾，早晚得出事，我们不回去受他的连累。不管他怎麽折腾，不要影响两个孩子的成长。” 在采访过程中，这位做妻子的，从来没有称呼杨斌为“老杨”或“杨斌”，而是一口一个“杨总”。采访要结束时，这位特首太太可能错把记者当成了那些常恭维、吹捧他们的“有偿记者”，扯著嗓门说，“不要宣传我们，要多宣传宣传杨总！”。 2002年10月11-18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2002-10-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北京为何认为“适度通胀”有益无害？
最近，外国金融机构不断就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频频发出警告。 高盛一向对中国经济高调赞扬，但在其最近发布的宏观经济报告中，将中国经济列入影响全球经济的三大风险因素之一。所谓“三大风险”指的是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经济疲弱和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高盛指出，与其他两大风险相比，目前美国经济在改善、欧洲也稍显平静，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源头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日本央行副总裁西村清彦8月21日表示，地产泡沫、人口结构变化和贷款增长迅速会加大一国遭遇金融危机的几率，而中国正进入这方面的“危险区域”。西村清彦的依据是日、美经验，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资产泡沫与美国2000年代的房市泡沫。两者均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峰值，而同时房价处于高位、贷款急速攀升，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催生金融危机的“恶性”泡沫。 中国经济遇到严重问题及金融系统的坏帐，对于中国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政府不象西方那么担忧，因为知道不象西方国家那样，经济危机往往引发政治危机。对于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因为已经有过“成功化解”两次的经验。2003年12月，中国凭借外国投资者急欲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使11家国际投资银行，包括花旗、JP摩根、高盛、瑞银华宝、摩根斯坦利在内等一起热情竞买中国银行坏帐。2005年，中国多家国有银行找到了美、英、新加坡等国的多家外资银行做“战略投资者”，重组包装后，陆续在香港及中国国内上市，让投资者成功地分摊了银行的坏帐，并大大扩充了银行资本额，成功化解了9,000多亿的巨额坏帐。 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采用“适度通胀”刺激经济。吴敬琏为中国货币算了一笔帐：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间翻了58.53倍。而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12年4月中国M2接近90万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这表明中国的通胀已经超出“适度通胀”的临界点。 到了这个程度，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批评者，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是依靠超发货币超发来推动，那么中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坏处又是谁帮中国政府消化？ 中国政府用通胀的方法让政府摆脱至少20%以上的债务，并享受铸币税的好处。据刘加百计算，2010年中国铸币税总额为41,326亿元人民币，而同年个人所得税总额仅为4,800亿元左右（刘加百博客，《中国铸币税世界第一》）粗略一点说，中央政府收获的成果是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避免了“硬着陆”的风险；地方政府则保证了财政收入。通胀使得中国财富大洗牌，有钱人通过投资房地产实现了资产大增值；普通百姓的口袋被掏空，被迫承受着全世界最昂贵的房价，以及居高不下的物价，还背负沉重的房贷。 通胀导致中低阶层生活水准严重下降，民怨四起。看到危险的专家们也认为“热启动”成本过大，央行宜改变货币超发取向；副总理王歧山几个月前也说过“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但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显露危机：企业大量破产，民众大批失业；外资陆续撤出；各地政府税收减少，财政吃紧，各地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征税，企业叫苦不迭。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在“政府希望的水平”上，唯一的方法还是求助于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我注意到央行行长周小川8月22日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到，“不排除运用任何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能性”；货币政策工具其实是有限的，在调整利率与准备金都无效的情况下，大概只能大量投放货币以政府投资刺激的方式提振经济了。只是目前北京权力斗争还未最后揭盅，这个工具得留给第五代领导人，否则他们上任后提振经济将无牌可打。 通胀如果成为恶性的，会对中国政治造成什么影响？对这一问题，中国朝野都十分关心。最近中国出版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大谈魏玛式通胀的恶果，就是民间关心的证据。 人类历史上有关通胀的记忆有那么几次，一次是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间的德国“魏玛式通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曾遭遇恶性通胀，几年之间，德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了4,815亿倍，1美元可兑换42,000亿马克，它通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覆灭与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 一次是1948年8月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即用金圆券代替当时急剧贬值的法币，规定金圆为本位，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65,000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0万倍。这次旨在与民争利的币制改革，沉重地击垮了国民政府的信誉，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退守台湾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60余年之后的2009年8月，《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潜伏经济学家冀朝鼎：奉命建议国民政府制造通胀与民争利》，披露了一段被隐藏多年的历史，币制改革的倡议者冀朝鼎是中共派往国民政府的高级特工，奉周恩来之命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发行金圆券的建议。 还有一次则是津巴布韦在21世纪前十年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媒体曾报导过津巴布韦“从天堂国到1亿元1个鸡蛋”的通胀悲剧，特别提到2008年津巴布韦曾创造的2,200,000%的通胀率。 80年代中国曾经历过通货膨胀，当时中共老人都回忆起金元券之事心有余悸，要求中国当局力控通胀，不要重蹈国民政府覆辙。但中国当局经历过2006年以来用“适度通胀”刺激经济，提高就业取得一定效果之后，特别是观摩了津巴布韦穆加贝政权经历十年恶性通胀之后未倒台的“经验”，我相信中共高层已经形成共识，通胀本身不是导致政权垮台的致命因素，只要不让政治反对派存在，就算是有“适度”通胀也不用担心政权垮台。 至于民生如何，目前已经不是中国当政者考虑的重心。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china-infla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中国“单独二胎”的经济学分析
何清涟 中国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生育指标就成了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的规律是：任何资源只要稀缺，立刻会成为一条食物链，估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改革措施“单独二胎”生育政策，也即将如此。 以下是我对计划生育这条食物链的分析，当然也会顺便展望一下正在呼之欲出的“二胎生育指标交易平台”。 “单独二胎”只是对生育权不平等的矫正 首先我得肯定，这次的“单独二胎”政策，即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与原来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的政策是个进步。只是我的理由有点不同，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生育权不平等的矫正，此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农业户口有两个生育指标，非农业户口一个生育指标，现在总算让部分城市人口享受了与农村人口同等的权利。这一点许多国外的人权工作者并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想知道。 早在前几年的文章中，我就说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只限制了部分优质人口的生育权，这部分人口是党政事业机关、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工作者、公司白领阶层与国企职工的生育权。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抚养能力，这几大阶层应该是中国对子女最愿意尽心也有能力尽责的人群。只是这些阶层但受到失去工作与社会抚养费等超重罚款的限制，一般不敢生二胎。如果有人敢于生，有杨支柱这一例子为证。 但在农村地区，多年前就实行了头胎是女儿允许生二胎的生育政策，后来事实上头胎是男孩也获准生二胎，只是可能要罚款，数量多少因地区差异没有统一标准。富裕人群早就采取以罚款换生育权的方式，不少都是二胎或者更多。有权有势者的生育方法更多，比如利用生育政策的相关规定，如头胎有残疾或各种疾病（病种有详细列明）的，可以合法生育二胎，于是不少人就想方设法通过关系证明自己的头胎子女有病，合法获取生育二胎的指标；还有的干脆通过情妇生育；有的则钻法律空子，例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未生育过的可生育二胎，于是有人通过离婚并与未生育过的女子结婚，以便合法生育二胎。 因此，不管计划生育政策形式看起来多么严厉，真正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人口当中。这次的“单独二胎”政策，只是让他们拥有了与农村人口同等的生育权。 计划生育形成一条巨大的食物链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极其严格，生育指标就成了“稀缺资源”，因此围绕计划生育，中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以下是我搜集到的官方数据： 1、计划生育部门提供了特别多的就业机会 2010年3月公开发布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指出，截至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 鉴于这类就业不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与迅速衰退，大约代入5%的偏差值，应该接近现在的计生工作人员总数，即5000至5500万之间。 不知中国是否还能找到一个能够为50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至少我想不出来。 2、计划生育部门的经费来源 上述5000多万人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1000多万人有财政供养，另外那4000多万则必须自收自支。这么巨额的行政开支从何而来？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就在11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长文“全国每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 挪用时有发生”，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超生罚款的由来及数量。 该报道介绍，所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后称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当作常例，并由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设置了详细规定。目前全国在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方面，按地区大致可分为四类标准，相差很大，有兴趣者可去查看。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在公开信息中查找到的单笔社会抚养费最高金额为109.58 万元。 尽管这些费用的去向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未纳入财政供养范围的4000多万人的工资福利奖金，全由这200多亿社会抚养费中开销。“去向成谜”与“挪用时有发生”意味着腐败，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这几乎不可避免。 正在热议中的“二胎指标交易平台” “二胎指标交易平台”的讨论并不始于今天。早在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在搜狐微博上已很有前瞻性地知道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呼吁建立“生育指标交易平台”，获得不少人响应。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使不少合条件的城市夫妻很高兴。80年后生人许多是独生子女，因此大部分城市家庭都符合条件。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生养二胎。在政策公布后的第二天，新浪在微博上做了一个调查，在26000名参与调查的用户中，大多数表示将会生育二胎，但有约37%的人表示他们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 这就使李兴浩首倡的“二胎指标交易平台”的成立成为可能。已经有人在网上说“二胎生育指标转赠”，其实是在为穷人说话，似乎这个交易平台一成立，穷人可以通过转让生育指标获利。我查了一下，以往一些地方生育部门出卖生育指标的价格是一个2万元，也就是说，交易平台的设置，大部分地区不可能比这个价码高多少，北京上海等地因为户口值钱，价格也许要高不少。但可以确定，转让生育指标不可能让穷人致富，最多只短暂地改善生活而已。 接下来的具体问题是：生育指标转让是否能够合法化？因为只有合法化才能产生“生育指标交易平台”。但中国地方政府现在都害有金钱饥渴症，一旦合法化，计生部门又怎愿意将这一交易平台让民间自办？ 目前有关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细则还未出来，网上这么热烈的讨论，可能会使这一交易平台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因此，相关政策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否允许这种二胎指标交易合法化？不将其合法化，肯定会出现黑市交易，为计生部门提供寻租空间。因此这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是利归政府还是利归私人的问题。二、合法化后，这一平台是由政府操办，还是民间操办？三、交易平台的定价原则，以及平台掌控者与指标出让者的分成问题。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度，环境生态已经接近崩溃边缘，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水、空气、土地均已经严重污染，形成了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状态。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考虑维护政权，普通人则只考虑如何多生孩子或者转让生育指标，无论在朝在野之士，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均无长策。这种情况倒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未有之局。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从周、令、薄三案看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
何清涟 中国官员的升迁之途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倒台后曝光的要素基本要素相同，引致倒台的导火线虽然五彩纷呈，但都可以归于“制度诅咒”。 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 令、薄二位是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贵为“国级领导人”。他们的发迹之途或不相同，但在功成名就之后，全都身陷秦城，家族成员大多身陷囹圄，其犯罪事实极为雷同。何以会如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与舆论垄断。当官到了一定级别之后，就可以将辖区当作领地，为所欲为，原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说了一句大实话：“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这种为所欲为包含着对辖地内资源的任意支配且不受任何监督，因而极易在中共党内形成按利益链条划分的帮派体系。这种利益链条有按地缘组成的，也有按行业组成的，这种帮派坐大之后，对中共的中央集权是种挑战。 中共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最高当权者集中权力乃是一种体制赋权。如果最高当政者能力弱，如胡锦涛，就只好任由同僚部下肆意作为，形成“九龙治水”的权力多元化格局。但如果遇到习近平这种“雄猜之主”，翦除这种帮派只在迟早之间。 这种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体制内权力分配随意化的格局，就是中共专制体制与生俱来的“制度诅咒”。 第一重制度诅咒：权力对资源支配形成的利益帮派化 周永康虽然出身农民，但深谙做官之道，其宦海足迹所到之地，都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十八大以后抓捕的48位省部级官员当中，一大半属于周永康手下三个系列，石油帮、四川帮与政法系。每个人都是利用自身掌握的国有资源为其家族成员及利益链条上的人输送利益，根据案件初步披露的情况，这些官员几乎都是身家数千万乃至逾亿。其中仅中石油中石化反腐波及的中层管理干部就超过45人，还有很多石化系统中层在中纪委收网前已成功外逃。 据媒体报道，令计划曾在北京组织“西山会”，由山西籍在京高官组成，这个按地缘构筑的庞大的权力-金钱帝国，其中一个大“金主”就是“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令计划二哥令政策在山西同样经营出一个庞大高官圈子，称之为“山西帮”。据媒体人罗昌平说，这类政治帮派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没有特殊的秩序编排，但在全国到处存在，通常以某个行业或地域为标签，比如行业中的石油帮、电老虎、铁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苏盐城、吉林延边。 周永康一人手下的三个帮派，石油帮与政法系是按照行业组成的，四川帮则是地域性的政治帮派。这种帮派势力坐大之后，中央政策对其并无约束力，也无法干预通过帮派形成的利益输送管道。 这种政治帮派历来为专制政治所忌，历代王朝一旦有力量就会平叛，汉代有平诸王七国之乱，清代有平三藩之乱。 第二重制度诅咒：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周永康家族的黑金故事，仅从中国官媒抖落出来的各种桥段来看，牵涉能源、地产、政界及多省督抚，在有关国计民生的能源部门与周家及其利益相关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 周永康儿子周滨纵横江湖，为其服务的三只“白手套”当中，外戚美国“拉古娜海滩”的黄家，既能当掮客将外资的设备卖给中国油企，又能一举拿下中石油旗下十多家省级分公司涉及8000座加油站的零售管理系统信息化大单；“中旭系”吴兵长袖善舞，最让人侧目的“业绩”是从中央级国企、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国电口中夺食，拿下大渡河水电站，每年仅卖电收入就高达9亿；周滨的同窗米晓东在官家的石油帮中为其专掌利益输送。在周永康经营多年的石油系统中，家是天下，天下是家，家国不分，名义上由“全民所有”的国家资源就是周家及其仆从们可以任意支取的资源。 家国不分的利益输送体制，还表现在中国国企的驻外机构为权贵服务的职能上。据报道，周滨在美国留学，从费用到联系学校，均由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一手安排。其时，李华林任中石油美国休斯敦办事处副主任，因服务有方，后来步步高升。 这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还表现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永康二哥家经销五粮液、替人平事捞人；三哥家开奥迪4S店、与中石油合伙做液化天然气生意。垄断当地一些生意，整个家族敛财高达1000亿（据说还不包括海外资产）。 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在哥哥的庇护下，自2008年成立私募股权基金汇金立方之后，带领包括多名山西商人在内的“合伙人”，成立PE，通过运作上市创业板，将其财富版图星罗棋布般延伸至各大城市的多个行业。汇金立方资本不但有能力将原本不被人看好的公司“盘活”上市，也能在一些公司即将上市时，分一杯羹，能量之大，让行内人士侧目。据传，仅汇金立方投资企业成功上市后的所得财富目前累计已超12亿元。 令计划妻子谷丽萍长袖善舞，整合了协会以及地方诸多资源。谷丽萍曾任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outh Business China，简称YBC）的总干事。有外媒曾报道，“这个公益组织成立当天，各大中外企业就‘孝敬’了数亿元。成立基金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投资或逃税，更主要是掩盖权钱交易。” 第三重制度诅咒：“二代”们具有“权力的傲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权贵家庭的育儿方式已与第一代红色权贵有很大不同。第一代红色权贵在建政初期还保留了朴素的亲民重民思想，也还这样教育后辈。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市场化，不仅为红色家族开启了利用特权经商的财富之门，还为官员们以权谋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这两类人的子弟自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权力的傲慢首先得自于家教，其次来之于社会风气，最终往往为其家族种下祸根。 令计划之子令谷在北大就读期间，就建立了一个“官二代俱乐部”，以彰显其特殊。其不知收敛，从下列事实可见：在一次高官二代聚会时，令谷曾与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发生过争执。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令谷那场“法拉利车祸”，不仅让自己命丧黄泉，还让其父令计划为掩盖这场车祸不得不与周永康“结盟”，家族倾覆之祸根由此而起。 薄熙来也同样如此。其子薄瓜瓜由谷开来携往海外留学，薄基本上撒手不管。在众多海外求学的高官子弟中，只有薄瓜瓜的动静最大，各种不利传闻缠身。薄瓜瓜与海伍德那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纠纷，最终导致谷开来下毒杀人。推上流传一条在微博上被屏蔽的信息：“一记耳光，断送了薄家；一场车祸，倾覆了令家”，谈的就是这两位公子哥儿在其家族倾覆之祸中所起的“推手”作用。 周永康儿子周滨年龄长于令谷、薄瓜瓜，走上了利用父辈权势捞钱的“必然之路”。据说中纪委现在办案，腐败官员在海外的子女往往成为突破口，周滨在周永康案中确实成了一个突破口，“以父之名”、“周滨之父”曾是国内报导的重头内容。 中国政治这三重“制度诅咒”，既锻造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让权贵与官员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最后也让不少人身败名裂，罹倾巢之痛。周、令、薄三人，只是这三重制度诅咒下的几个代表人物罢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6期 2014年12月12日—12月2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4084）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红二代视角：江胡管家模式与习近平接班人模式
何清涟 最近，国内微信疯传刘亚洲将获无期徒刑，这是承接2021年12月疯传刘被捕传言而来。作为过来人，我当然了解江胡时期一直被红二代视为管家模式，到胡第二任期，红二代们摩拳擦掌，在为管家模式过渡到接班人模式阋于墙。习近平当然也是红色接班人，孰料他上台后，胡锦涛时代几乎成了朝野共誉的宽松时代，尤其是刘亚洲在胡温十年当中，几乎是作为中共党内未来政治明星在冉冉升起，回顾这段史实，对于了解权力本质很有帮助。 江胡两朝是管家代理模式 江胡两朝被红二代群体尤其是红二上层老太子党视为“管家代管模式”，红色江山终要回归红色接班人之手，这是毛泽东“红色接班人”这一观念的遗绪。我们小时候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时，曾以为自己也是接班人的一员；到了1964年阶级斗争为纲，再经历文革，方才明白原来是自作多情，在毛泽东的身份政治下，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者继承的是黑色血脉，只有“红五类”才有接班资格。降及改革开放之后，对这问题的认识又深了一层：红色接班人原来仅指红色权贵家庭出身者。 江泽民时期，“太子党”与“红二代”们在权力马拉松长跑中开跑不久，在中央机关、国企当中最多也就混个科处级；在地方历练的刘源升迁最快，副省级；薄熙来与习近平正市级，离权力顶层还有好多级台阶要爬。到了胡锦涛时期，人事一番新，对红二代们，胡锦涛各种恩赏毕备，新老太子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在体制内升迁的，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不少官至省部级，军内荣加少将衔甚至更高，在国企则有不少成为掌门人。没在这三条线上的，政协留了充足的位置。2003年参加中国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中，有五十多位是名门之后，其中既有中共元老子女，又有著名民主人士后代，更有许多是军队将领之子、艺坛大师后人，其中有不少在江时代就已经进入了全国政协这种“精英俱乐部”。更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之女李敏及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失败的中共元老子弟等也吸纳成新委员。三句话不离“我爷爷”的毛新宇于2008年在胡锦涛批准推荐下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0年官拜少将。李鹏之女李小琳，除了担任国企寡头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之外，还曾担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锦涛理政宽松空前绝后 胡锦涛的宽松在迄今为止的中共历史上算是空前绝后，刘亚洲这个非常特殊的存在足可证明。刘亚洲军中升迁之速自不用说，号称“短短十年间走完从作家到将军的漫长仕途。更为瞩目的是，刘亚洲是军队当中第一个公开放言政改、推崇西方政治、并且未因此遭受打压的现役高官。刘在成都军区任空军副政委之时，当时空军搞军事学术研究的人士，专门收集刘亚洲多年来的数次内部演讲录音整理成稿，编辑成一套三册的《刘亚洲战略文集》，每册多则三四篇，少则一两篇。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知道，中共历史上从无一位少将的“战略文集”能够如此在军内发行。更有一奇的是，当时中国异议人士圈也将刘亚洲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明天之星，有些人成为刘亚洲造神运动的主力，为刘亚洲代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代表人物是已经去世的陈子明，他用笔名王思睿发表万字长文《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读刘亚洲演讲有感》，对其推崇备至，还曾在他主办的建设与改造网站上将我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署上刘亚洲之名发表（我这篇文章曾与他同期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上，他很清楚文章作者是谁，我就这事曾写过文章，发表于VOA）。 对这些，刘亚洲从未发表声明澄清，2012年，香港文汇出版社出了本《刘亚洲国家思考录》的新书，编著者王易声称辑录了已升职为空军上将刘亚洲发表过的言论，部分内容提及中国真正崛起取决于政改一役，而政改核心是民主化，尤其是中共内部民主化。其时正值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刘亚洲通过香港明报发表声明，该书编者并未得到刘亚洲本人授权，多数文章系托刘之名的伪作，刘正考虑追究责任。 于官商而言，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萌芽于江时期、成熟于胡时期。胡时期的“九龙治水”格局，各位常委都有自己的利益链条与“白手套”，肖建华这种金融大鳄是数家常委共用的超级白手套，中纪委、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机构全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监督机构与被监督的相关部门官员成了猫鼠一家亲。多条利益输送链养了不少大小获利者，这些人后来都是胡锦涛时期的怀念者与颂扬者。 红二代那时还敢于犯上。薄熙来不服高层换届安排，在一群红二代支持下“唱红打黑”，大树“重庆模式”，以图问鼎总书记（自言只想做常委）。资格老但父母位阶不算太高的张木生还敢公开发言指斥胡锦涛无能，造成不少社会矛盾，想击鼓传花，留给下一任。 习近平虽是红二身份，但红二未能集体接班 江胡两朝的管家模式终于在2012年十六大终结，习近平接班，虽然他的红二身份因其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政治迫害，文革前就失势，总被有些人嘲讽为不够正宗，但谁也没法子将其头上的红二代顶子摘掉。 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2013年10月15日为其父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百年冥寿纪念会，中共红色家族每家派一代表出席，外界与红二代均猜测这是邀请红二代“咸与新政，共掌朝纲”之意，认为从此中国是红色家族当家。让红二代集体失望的是如下事实：权力虽然回收到了红二代习近平手中，但红二代这个群体却没能分享权力，甚至连全国人大、政协的席位也逐渐减少。 对一些红二代集体接班的期盼，我一直心存怀疑，怀疑的依据不是其他，而是权力这物事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能与人分享，尤其是独裁权力更是只能集于一人或者寡头手中，放眼世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遍数党政军国企各界的红二代当家人并计算年龄，再考虑习近平集权需要，我曾写文章谈过，习近平有点耐心就行。2015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国防部宣布原总后政委刘源上将退休，为各种有关其前途猜测划上终止符。其后，习近平军改后一级指挥官陆续到任，在已公布的名单中，军中27名在役“红二代”将军，只有秦天（秦基伟儿子）获武警部队参谋长一职，所有消息表明“红二代”正在淡出中国政坛。这一淡出过程，就是习近平借自然规律（年龄上限）而促成的政治安排，江胡两朝“红二代”纵横政坛、国企、军界的鼎盛时期终结。 与此同时，习近平对粉红色资本动手。2015年邓家孙额附吴小晖的安邦成了打击粉红商圈的第一站，尽管贝勒爷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对财新记者坚称，自己“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我与小晖合作快15年，就是顾问，一咨询，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只做战略咨询”，但最后还是被隔离审查数月，重获自由不久后因病发突然死亡于海南度假之时。自称“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的红色公主李小琳过去每次盛装华服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引起网民热议，在习上任之后刻意低调。 在红二代看来，权力托管于管家之手的时代确已结束，但红二代共治的美好时光却未到来。更让他们不舒服的是，在“红色兄弟”习近平当掌门人之后，他们的风光、自由反而不如管家治理时代。 历史经验就在那，只是人们不看不察 不过，管家治理模式下，皇家龙子龙孙日子远比自家人当皇上好过，这是历史经验。以中国人大都熟悉的清史为例，康熙健在之时，九王夺嫡，军机处大臣们对所有王爷都不敢得罪，因为都是主子，不知哪块云彩会下雨，皇冠落在谁头上，诸王反而过得最舒服；等到自家老四当了皇上，兄弟们或是被御口亲赐“阿其那”、“塞思黑”，圈禁至死；或是流放到边疆军营，军官们对这些落魄王爷也不再敷衍，着实历炼了以前只在诗词中见过的边塞风光。 老黑格尔有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事情就怕回放，健在的红二代们回忆起江胡时期的辉煌岁月，一定有如中国人现在回视北洋时期：政治宽松，言论自由尺度大；经济发展，民族资本大发展。再低头看看现实，顿时距离产生美感：军阀割据、关卡林立，时不时来上几场战争的北洋政府时期成了黄金时代。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4月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032023105000.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三位女性挑战伊斯兰教
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德国宗教会议上引用了古人一句批评伊斯兰教的话，引起全球穆斯林的抗议，他们不仅愤怒地集会，辱骂甚至烧毁教皇画像，还扬言要全球追杀教皇。在巴勒斯坦，七座基督教堂被攻击，在索马里，一个意大利修女，在她服务的儿童医院门前被杀害。 教皇本笃并没有直接批评伊斯兰教，他只是在一个主题为「信仰和理性」关系的宗教学术会议上，质疑伊斯兰的「圣战」，并引用拜占庭时代一位皇帝的话，说圣战导致「邪恶和不人道」。 教皇随後为他的引述导致伊斯兰世界的骚乱「深感抱歉」，并强调他只是引述而已，那些批评的话不是他的本意。但穆斯林们仍不罢休，由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很多代表组成的巴勒斯坦议会通过决议，谴责教皇；巴基斯坦军政府下的穆斯林议会，也通过了类似决议。甚至中共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会长陈广元也发表讲话，代表「中国广大的穆斯林」「表示愤怒和谴责」（这位陈会长，当年对美军铲除萨达姆、解放伊拉克，也曾发声明强烈谴责抗议；并赞美中共对新疆的殖民统治）。 ●西方「不要再道歉」 这场全球穆斯林的抗议和骚乱，等於再次警示世界，谁也不可碰伊斯兰教，它是不可讨论，更不可批评的。它再次提醒世人重视拜占庭皇帝和罗马教皇不约而同强调的：上帝不喜欢流血。不管谁引导人们走向信仰，都应该靠说服力，靠理性，而不是靠暴力和威胁。 但伊斯兰的教义，却有依赖武力（Sword）的内容。美国知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可兰经》上写著，「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率领军队，砍杀征服。 另一个任人皆知的事实是，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除被美军解放的伊拉克之外，全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更无宗教自由。很多穆斯林国家，女性不要说没有投票权，甚至连开车都被定罪，出门必须带面罩，受到歧视和摧残。 但那些大�鹤幽腥酥鞯嫉哪滤沽质澜纾�只要听到任何批评，就示威抗议、就谩骂骚乱，就群起而攻之，制造恐怖气氛，威胁世人封嘴。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魔鬼的诗篇》被视为亵渎伊斯兰，结果遭到全球追杀；丹麦报纸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全球穆斯林抗议，他们愤怒地砸毁人家使馆，攻击丹麦人。这次即使尊为教皇的本笃十六世只是引用古人一句话，也遭到疯狂的攻击谩骂，甚至扬言要他的性命。 前年以揭示共产苏联罪恶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最近在「不要再道歉」一文说，教皇和西方世界不要再向穆斯林道歉，而要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这个「我们」，包括白宫，梵蒂冈，德国绿党，法国外长，北约，绿色和平，巴黎《世界报》，美国福克斯电视，西方左派、右派，中间派的所有机构。她强调，教皇的引述是否得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有批评的自由。 ●索马里女性痛斥伊斯兰教义 但西方世界在伊斯兰狂热者的威胁下，在左派的政治正确下，极少有人敢发出批评之声。但有三位女性，却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两个还是来自穆斯林国家。 一个是索马里女性阿里（Hirsi Ali），她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荷兰获得政治庇护。在阿姆斯特丹的电视上，她以亲身经历痛斥伊斯兰迫害女性的恶行。她还和画家梵高的後代梵高一起制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纪录片，结果梵高因此被当地几个穆斯林青年杀害。 去年八月，阿里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痛斥伊斯兰教，她说，根据伊斯兰教义，女性必须蒙面；如有外遇则要被石头打死，但男性有外遇，则不在此限；男人要离婚，只需在两个男子前重复说「我要离婚」就算通过，而女性则必须经法院等三月至一年，而且必须有下列理由：丈夫无经济能力，无法生子或阳萎。即使成功，也只能分到小部份财产，孩子则全部归男方。 阿里今年五月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演讲指出，伊斯兰必须改革，必须否定《可兰经》中的某些内容。她在荷兰制作的影片，把那些欺压女性的伊斯兰教义印在了穆斯林女性的身上。阿里发出批评伊斯兰的声音之後，就遭到死亡威胁。荷兰的左派们，也不喜欢她公开批评伊斯兰，认为这有损文化多元主义。最後以她申请庇护时资料有不实作理由，取消了她的荷兰公民身份。阿里最後来到美国，在「传统基金会」做研究，继续坚持她的原则，绝不後退。 ●「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 另一个勇敢的穆斯林女性，是在叙利亚出生的苏尔丹（Wafa Sultan），她曾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在大马士革上大学时，目睹一群高喊「真主是伟大的」人，冲进校园，枪杀了她的教授，而且一气打了一百多枪。从此她质疑伊斯兰教，并和丈夫移民美国，在洛杉矶学习心理学。 九一一事件後，她常在网络上和那些伊斯兰狂热者辩论，後来被半岛电视台发现，找去参加辩论节目，由於她信奉自由的价值，大胆地指出伊斯兰教的弊端，再加上她说话铿锵有力，思路敏捷，反应机智，毫不让步，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广泛报导。 苏尔丹在辩论中提出一个远高於哈佛教授亨廷顿的观念：「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她认为，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先进和落後、文明和原始、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 她在辩论中比较穆斯林、犹太人、佛教徒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她质问：「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麽？」她呼吁阿拉伯女性要觉醒：「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伊斯兰男性除了失败，他们什麽也没证明；在把你们排斥到边缘之後，他们带领你们走向的是一个又一个灾难。」 苏尔丹批评伊斯兰之後，像阿里一样，也遭到死亡威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士谴责她，给她威胁性的电话留言，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在电视上辩论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对作家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追杀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她对《纽约时报》说，「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和阿里、苏尔丹一样勇敢的另一位女性，就是刚刚去世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法拉奇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阿拉法特，卡扎菲等很多独裁者，她的进攻性的大胆提问（追问），常使那些权势者恼怒，甚至要杀了她。她的采访集《采访历史》迄今仍是西方新闻院校学生的必读书。 法拉奇因为热爱美国而长期居住纽约曼哈顿，在目睹世贸大厦被炸之後，她奋笔疾书，写了长达报纸四个整版的讨伐伊斯兰的长文《愤怒和自豪》，「愤怒」极端伊斯兰的暴行，为西方文明而「自豪」。和西方知识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法拉奇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後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的一千四百年的黑暗伊斯兰教，才是底座。她痛斥毛拉们的专制、虚伪、狂热，毫无人性。她说，伊斯兰文化，就是欺负女性，女人不值骆驼钱的文化。 欧洲的穆斯林们以诽谤罪把她告上法庭（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几国同时告她），至她去世，她的诽谤官司还没打完。还有伊斯兰份子要杀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麽容易被吓住的人，并幽默地说，我已经七十多了，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当你放弃原则的瞬间，你就死了！ 崇拜法拉奇的《华尔街日报》特写编辑、印度裔作家瓦萨达拉健（Tunku Varadarajan）去年夏天曾去曼哈顿寓所采访法拉奇，他在最近的悼念文章中描述说，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当时体重顶多八十磅，但她仍坚定有力地强调说真话、坚持原则的重要性：「当你放弃或嘲笑原则理念的那个瞬间，你就已经死了，你的文化死了，你的文明死了。」瓦萨达拉健感叹说，她是多麽勇敢的女性，有点太勇敢了！ 法拉奇的最後一本著作（今年三月出版）是《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她和阿里都持同样的观点：宗教和理性，应该有平衡。而不是像伊斯兰那样，不给理性任何空间，要用刀枪逼迫信仰，把人变成穆斯林。 在全世界六十亿人中，为什麽只有三个人站出来公开挑战伊斯兰，而且又都是女性？它除了让全球的男人羞愧之外，还意味著什麽？这只有留给读者思考了。 原载《开放》2006年10月号 2006-10-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经济全球化和右翼联盟
意大利最近国会大选，执政五年的左派政府被结束，以强调经济改革著称的右翼媒体大亨贝鲁斯科尼出任了总理。在这之前，同样强调要大刀阔斧改革经济的小泉纯一郎当选为日本首相。去年底墨西哥结束71年的一党统治，强调自由经济的右翼候选人福克斯出任总统。而美国右翼共和党总统布什，则以大幅度减税、削减福利、推动经济全球化为旗帜。 美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在近期都由右翼保守派出掌政府，不仅形成了右翼势力在全球的再次崛起，而且再次凸显了市场经济、小政府、减税和削减福利的理念在全球性的优势。 六月七日，英国将举行全国大选，虽然专家普遍预测左翼工党会获胜，布莱尔将连任，但由於工党过去这些年来已向右翼保守党靠拢，也主张削减福利，减税和小政府等，以至被人称为是「披著工党外衣的保守党」，因此，即使工党再次获胜，英国政府的经济理念也与欧洲其他左翼政府不同，而且英美一向是最亲密的盟友。 ●意大利的左右对决 五月中旬意大利的国会大选，实际上是一次左派和右派的对决。贝鲁斯科尼在1996年曾胜选出任总理，但其内阁仅生存了七个月，就因一极右政党退出联盟、无法组成多数派政府而垮台。左派组阁後，意大利政局不稳，五年中换了四届内阁、三任总理，而且经济滞缓，工会权力过大，导致企业外流。 左派候选人、前罗马市长鲁特利强调政府功能、注重福利，虽然也承认意大利税收太高，但他仅提出收入20,570美元之下的人才可减税。而右翼候选人贝鲁斯科尼则主张更彻底的市场经济，像美国总统布什一样，提出要大幅度减税，把意大利现有的最高等级的43％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到33％，削掉10个百分点（布什提出把美国最高等级的税，从39％减到33％，削去6个百分点）。 在大选投票之前，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等欧洲左翼媒体全面攻击贝鲁斯科尼，刻意渲染他是媒体大亨，拥有三家电视台，三份日报、出版社以及房地产等。贝鲁斯科尼则反击说，他已有足够的钱，因此不会像左翼政治家那样贪用政府的钱；而且誓言要以管理自己庞大私营企业那样，改革政府，让它更有效率，让意大利人更富有。他的理念是，只有个人富有，才有国家的强盛。而让个人富有，就得减税，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实行更充分的市场经济，给竞争和机会提供可能。 贝鲁斯科尼的胜选说明意大利人民接受和相信自由经济的力量与理念。在欧洲，贝鲁斯科尼领导的右翼意大利政府将加入西班牙、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以及英国的自由经济阵营。这样在相当程度上将改变欧洲以法国、德国主导的欧盟的左翼倾向。 ●「第三条道路」是体面地认输 英国虽然是左翼工党执政，但由於工党近年向撒切尔夫人的市场经济理念妥协很多，并明确提出走「第三条道路」——放弃左派传统的大政府、重福利、高税收、企业国营化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传统左翼和撒切尔夫人的右翼保守主义之间，选择中间道路，但实际上是以「第三条道路」为托辞，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方向做了让步。因此，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过去四年来维持了撒切尔夫人当年奠基下的自由经济成果，英国经济是欧洲最好的之一，失业率为3.7％，低於美国（4.3％）。 在这种背景下，保守党获胜的可能性很小。保守党自从上次大选惨败之後，一直没有恢复元气，至今也没有推出有影响力的领袖。今年才40岁的保守党领袖黑格（William Hague）虽然年轻且充满活力，但他在民意测验中远落後於布莱尔（差约20个百分点）。 ●用企业方式管理政府 意大利当选总理贝鲁斯科尼有句名言：「不管美国是什麽立场，我都和美国站在一起，即使在知道美国的立场之前。」他特别推崇美国的自由市场理念和实践。而贝鲁斯科尼本人就是实践这种理念而大获成功的典型。他旗下的企业资产达125亿美元（为意大利创造了150万个就业机会），不仅是意大利最富有者之一，而且被《富比士》杂�移牢�全球第14位富翁。他出任总理，显然将把企业化思维以及自由经济理念注入新政府的管理之中。 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曾多年担任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整个美洲地区的总裁。他曾说，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期间，最恨的是和政府打交道，因为官僚部门对自由经济百般刁难。这种像贝鲁斯科尼一样企业管理的经历和右翼理念，都促使他更相信自由经济，更加亲美（当选後立即访问了美国，而布什总统上任後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墨西哥）。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已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日本新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在四届内阁中担任过厚生大臣和邮政大臣，他深知日本国营化企业，尤其是囊括储蓄在内的庞大的国营邮局的弊端，因而提出邮政民营化、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口号。日本过去十年来经济滞缓，失业率攀高，金融系统处於危机边缘。由於雇员终身制度，导致日本经济无法灵活地调整，和美国比较，日本新一代的企业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小泉的充分市场经济、小政府的改革理念，给日本经济带来一线希望。 美国、墨西哥、日本、意大利以及英国发生的政情和经济变化再次证明，小政府、减税、削减福利，充分的市场经济，这些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提倡的自由经济理论，不仅是西方，也是包括墨西哥的美洲、日本的亚洲等全球所有国家无法回避的道路，正如前日本政府经济官员、现为著名「三菱公司」执行总裁Mokoto Kuroda对《纽约时报》记者所说：「全球经济都在走美国的道路，这是当今的大趋势。」 （载《开放》2001年6月号） 2001-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如此谎言：“北京奥运将不用政府投一分钱”
一位朋友来信谈到，中国政府一个代表团在日本宣传说，奥运不需要中国政府投一分钱。许多听众虽然不相信，但却无法反驳。因为这谎言无异于将听众当白痴，我担心这位朋友可能听错，于是上网查询，果然，2007年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大使馆本馆电影厅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推介会”。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于再清介绍了北京奥运的筹备、进展情况，并声称“北京奥运将不用政府投一分钱。” 这里且不再讨论于副局长说的“经济学家经过计算，奥运可以拉动GDP的3－4个百分点”等没影的事情，因为前些年也有经济学家论证教育产业化可以拉动GDP多少个百分点后来又不愿认帐的事情发生，只讨论“不用政府投一分钱”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于副局长计算“奥运成本”的方法颇为奇特，他如数家珍般历数“比赛时间共18天，不算场馆和基础建设，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经费需要24亿美元，而买走了奥运会转播权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将付16.7亿美元，其中国际奥委会分成51％；中国的奥运组委会将分得49％，加上奥运会市场开发，如奥运商品、邮票、赞助等，完全能支付24亿美元的运营费用，不用中国政府投资一分钱，而且还会有2、3000万美元的剩余，剩余的钱将建立一个运动员基金会”――如此巧妙地将比“举办经费”昂贵数倍乃至十几倍的奥运场馆与基础设施费用撇开，仅剩下那18天的花费，不知道于副局长的成本核算出自哪位高手指教？ 顾名思义，奥运会的举办经费就是举办奥运所花费的一切相关费用，其中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所有的间接成本，如宣传费用、培养运动员等巨额费用可以不计入“举办费用”，因为反正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本来就养在那里，不宣传奥运也照样花钱；花巨款培养的运动员，中国不举办奥运也得参赛，不会让他们闲着。但与举办奥运有关的直接成本无论如何不能从奥运成本中剔除出去。 首先，奥运场馆与基础设施的兴建所花巨资不能从成本中剔除。中国从获得举办资格之后，为了建设奥运场馆而大兴土木。在“一切为了奥运”这个政治前提之下，奥运工程均被列入国家工程，均由政府拨出专款投入，而原定投入的170亿美元远远不敷需要，早在2004年就有陆续有消息传出，奥运场馆普遍超出预算，据北京市奥组委执行委员魏纪中透露，仅2008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俗称鸟巢）的实际支出就超出预算50～70％。更有专家上书，指出由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正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中的“硬伤”。 其次，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委组织十万官员出国培训“如何办奥运”(不包括2004年蜂拥至雅典奥运会取经的大批官员在内)，因为这些官员考察的目的就是“如何办奥运”，这一笔笔专项“考察费用”毫无疑问应该列入举办奥运的直接成本。 第三，“奥运猪”、“奥运水果”与“奥运蔬菜”等的养殖，都是为了让国际社会放心而不计生产成本的产品。根据已经透露的养殖及种植方式，其投放成本均远远超出同类产品。按照中国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维持国际形像的惯例，这种高成本投入的农产品不可能向参赛者与“国际友人”按成本销售。可以推断，养殖者与种植者获得的高额补贴只可能来自于政府。这些费用当然也不能剔除在成本之外。 最后，还有一种中国当局讳莫如深的“成本”，那就是上百万失去住房的北京居民与失去土地的市郊农民所丧失的生存权。据日内瓦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的调查，因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而被迫搬迁的北京居民已达一百多万，到奥运会开始前，这一数字将会增至150万。正是这100多万北京居民对自己生存权的被迫“让渡”，才使得奥运场馆用地价格极其低廉，大大降低了中国政府举办奥运的成本。从少部分反抗者如叶国柱一家所遭受的残酷打击中，可以推测出因奥运发生的拆迁发生了多少人权悲剧，而这些人权悲剧是无法用金钱直接测度其损失的。 上述“奥运成本”举世皆知，面对铁的事实，中国官员撒谎如此从容不迫，让每一个希望中国保持稳定的人深感绝望。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0月11日，总21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采访曹长青∶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像“白痴”
【大纪元2011年03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3月28日是中共宣称的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从这一天开始，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在自己博客上开始连载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一书，书中包括近三百张由其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以揭示这段被当局刻意掩盖的悲惨历史。 这一天，中共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拉萨发表电视讲话，指责达赖喇嘛图谋西藏独立是数典忘祖，想复辟农奴制度云云。专家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刚刚完成一次民主选举，选出了新一届总理，中共是想用反藏独掩盖对民主的恐惧，因为人民有了选择的机会，第一件事就是埋葬用暴力统治的共产党！ 专栏作家、著名的政论家曹长青不客气指出∶“白玛赤林的讲话像‘白痴’”。他分析说∶“第一，他还在讲达赖喇嘛图谋西藏独立什麽的，可是达赖喇嘛的政策早就不是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但要求高度自治。就是既不寻求西藏独立，也不接受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达赖喇嘛这个中间道路，连中共统战部等高层都知道，那麽西藏自治区主席不知道？那他不是无知到白痴的程度了吗？第二个，他讲话的那种用语，好像是江青、林彪等复活了，才讲那种文革口号。什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螳臂挡车，终将失败’，白玛赤林是不是当过红卫兵，还保留著当年的大字报，讲话之前从那上面抄了几句？都二十一世纪，还在电视上说什麽‘螳臂挡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什麽的，这个白玛他真好意思，他不是白痴是什麽？” 曹长青表示就在白玛赤林在电视上“背诵大字报”的时候，海外的西藏流亡政府刚刚完成了又一次民主选举，选出了自己政府的新一届总理。他说∶“今天，在海外的自由西藏，不是农奴被共产党所谓‘解放’，而是自由的西藏人被民主制度‘解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尤其是在达赖喇嘛正式宣布退出政坛，使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这种人民自由选择和民主，才是北京最恐惧的。” 最後他总结说∶“中共用反藏独来掩盖他们真正恐惧的民主，他们恐惧六百万西藏人民也要像海外自由的西藏人一样，有选择的权利。当然他们更恐惧的是十三亿中国人也要这种选择权。而人民有了选择的机会，第一件事，就是埋葬那个用暴力统治的共产党！” 2011-03-28 ——原载《大纪元网页》，原题∶中共“农奴翻身日”，藏区主席背大字报遭讥（对文中其他人访谈内容等有省略）。 2011-03-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