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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讲话：美国屠龙派观点大放送
何清涟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公开讲话，明确指责了中国的军事侵略、商业盗窃、侵犯人权以及试图干涉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国际社会反应强烈，有的甚至评说这场讲话“拉开了冷战的铁幕”，中美关系濒临破裂。持这种评论的人，可能对华府智库圈派别及其观点的多年演变及动态并不熟悉。 美中关系历来有“晴天版”与“阴天版” 早在2006年，我就写过一篇《美中关系的晴天版与阴天版再次交战》，介绍美国对华关系上的两派——拥抱熊猫派（Hug panda）与屠龙派（Dragon Slayer）的由来。 多年前，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d Issaacs）就已经意识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极端矛盾，他说：“在西方与中国接触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指认中国的两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残忍荒蛮——不断变换，这两副面孔分别在不同时期进入或淡出人们的脑际。但它们从不会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这两副面孔随情势的变化而发生转换，进而影响人们对中国的复杂感情——或同情中国或拒斥中国，或呵护或迁怒，或对中国热情洋溢或敌意有加，热爱或恐惧，几至痛恨。” 印地安那大学教授杰弗里N.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N. Wasserstrom）则用“晴天版”与“阴天版”这两个词来说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两极看法。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以后，美国社会形成了“邪恶的中国政府与善良的中国人”这种看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华盛顿与克林顿总统会谈，特别是在关于中国窃取核情报的考克斯报告之后，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中国的问题愈炒愈烈，“中国”这个词反复出现在新闻报道、社论与政治演说中。有时候，与中国相伴的措辞是“核间谍”；有时候，一些媒体和政客努力描画另一幅图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充满了善良人民的国度（其中也包括改革派的领导人），他们坚定地走向了正确的道路。于是，媒体出现了两个极端对立的中国叙述：一个是不断制造人权丑闻的中国专制政府，而另一个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美化报导，这种报道后来陷入一个新套路：在无法美化老一代领导人时，则努力美化新一代领导人，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初还是这个套路，习夫人彭丽媛都成了为习加分的因素（见《纽约时报》2013年3月25日《彭丽媛为中国形象加分》）。 概言之，在两派主张当中，拥抱熊猫派当道，中美关系是晴天；屠龙派当道，中美关系则是阴天。从克林顿以来美国三任总统长达24年的时间中，只有六四之后短暂的几年内是阴天，大多数时候是晴天。 彭斯讲话是屠龙派观点的集中表述 拥抱熊猫派与屠龙派并非横空出世，各自有继承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思潮中，有“接触派”和“遏制派”，美国政坛与媒体将接触派称为“红队”，将遏制派称为“蓝队”——美国军事演习中，“蓝队“代表美军，而”红队”代表敌方（冷战时为苏联红军，冷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属于“红队”的有主张接触政策的政界和企业界人物，以及深谙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们，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如外交、情报等）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并不认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美国必然的敌人，主张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影响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同美国更为接近，从而减少今后中国强盛后与美国为敌的可能性。后来因这一派明确主张对华友好，被命名为“拥抱熊猫派”。布什执政以来，一批“蓝队”人士进入政府出任高级官员，但由于“接触派”以及有钱有势的“中国游说集团”（ China Lobby）多年来居于主流地位，在美国朝野根深叶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多为拥抱熊猫派主力，布什只能采取居中的“熊猫避险”策略。 对华“遏制派”的中坚力量是“蓝队”，主力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共同体”（foreign policy community），最初只是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纵论国是的私宅聚会，后来便发展到四十来人的“精英圈子”。 “蓝队”并无正式组织形式，因为它并没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员，也没有办公机构和领导人，但却有毫不含糊的纲领和影响力。它的纲领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在冷战后“迷失了方向”的美国外交“拉回正确轨道”，尤其把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纠偏”上。这一派后来被命名为屠龙派，后来觉得对以龙为图腾的中国来说显得杀气太重，一度改称为“敲打熊猫派”。 2018年3月以来，屠龙派重要成员、力反全球化且有系统理论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罗伯特·博尔顿（John R. Bolton）被川普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鹰派人物迈克·蓬佩奥（Michael Richard Pompeo）继之被任命为国务卿，在外交事务中，屠龙派终于占压倒性优势，对拥抱熊猫派的批评终于公开化。今年6月，美国高官离职后为中国游说、成为中国在美国的利益代言人这一多年存在的问题，陆续被The Daily Beast等媒体披露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于8月24日正式发布报告《中国的海外统战工作背景及对美国的影响》，川普总统上任前在葛底斯堡的演讲中誓言的“排干沼泽”见诸行动，打击外国代理人的防谍工作列上美国政府的工作日程，拥抱熊猫派的声音才算沉寂下去，这一派支持、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孔子学院、在及在大学中的中国研究（信息）中心等纷纷关闭。 如果熟悉美国对华政策，就会发现，彭斯讲话的内容近年来陆续在华府智库的屠龙派研究中出现，彭斯讲话中提到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就是屠龙派的代表人物，他于2015年出版的《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热销，该书的主题就是全面反思中美关系及美国对中国判断失误而导致的外交政策失误。 彭斯讲话的意义何在？ 彭斯将屠龙派的观点系统地归纳于一个报告中，以副总统公开演说的形式发表，公开否定了历经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任总统的各种友好关系说辞，例如“经济合作伙伴”、“战略伙伴”、“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将川普确定的“竞争关系”推进一步，指出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干预美国政治等恶意行为，只是中国试图在世界各地推动其战略利益的几种方式，实质上是对中国的一种明确警告。 但是，将这一讲话说成是新冷战宣言，却有点夸张。理由如下： 一，川普曾强调过：“我们不要竞相颠覆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国家的政权”。这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伊战、阿拉伯之春以来吸取的教训，中东、北非地区的现实，说明依靠外部干预实现的“民主”，与原来的期望完全相反，川普撤销外援中的民主资金，就是为此。今年9月25日川普在73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点批评中国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滥用，并对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进行抨击，指控他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为该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艰辛，呼吁各国联手抵制社会主义。但他说的“抵制”更多带有防御色彩，距离“冷战”还有很长距离。 二，彭斯讲话主要还是防守性的。他提到川普总统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讲课费，谈到在“大国竞赛”的新时代，外国开始“重塑他们在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适合他们的利益”，并特别指出：“在这项战略中，川普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我们寻求公平、对等以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关系”，这段话表明，美国虽然警告中国必须停止对美的各种渗透与干预，但设定的底线也是明确的：相互尊重主权。被媒体与分析者忽视的一句话，“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其实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期待而非敌意。 三、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限制。一国的外交与军事行动，其实就是国内政治在国际社会的一种延续，也因此，彭斯以副总统身份在智库的发言，官方色彩相对较淡，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立场，其间解释余地很大。之所以会采取这种形式表态，一则因为屠龙派并不主张以摧毁中共政权为目标的强力干预，只是主张扼制中国。因为伊战与阿拉伯之春的前车之鉴犹在，美国社会多数成员希望本国政府“不要再多管国际社会的闲事了“。二则因为美国国内共和、民主两党政争前所未有地激烈，在卡瓦诺大法官提名在极为艰难的情形下获得通过之后，希拉里·克林顿在10月9日接受CNN的 采访时，干脆鼓励民主党选民不择手段：在夺回白宫与国会控制权之前，不要对共和党讲客气。 中美关系短期内不会阴转晴，是否出现“晴天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如何应对。无论如何，北京采取的强硬姿态，以及将宝押在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川普将在2020年败选这一点上，不是明智预设。 （原载澳大利亚国际广播电台，2018年10月11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10/11/guan-dian-peng-si-jiang-hua-mei-guo-tu-long-pai-guan-dian-da-fang-song?language=zh-hans）。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本届中国总理不好做
何清涟 关于中南海南院（中共中央所在地）与北院（国务院所在地）之争的议论越来越多，原来是经济官员与智囊们在谈话中若隐若现提到此事。但《人民日报》5月9日那篇《开局首季问大势》的重磅专访，其中“权威人士”再度出现，总理李克强随后报以“相忍为国”之说，让南北院矛盾公开化。 本届总理运气不够好 《人民日报》的文章见重于中国，不在于文章观点是否说得对，而在于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党的第一喉舌，经常传天子之令。“权威人士”此前曾有《五问中国经济》、《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文；两会上李总理宣读政府报告时，习总书记没有礼节性地鼓掌，如此多的草蛇灰线，早就让外界纷纷猜测：今上习近平对相爷李克强很不满。总理大位要易人，早就成为近几年海外中文媒体时不时炒作一下的中南海题材。 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本届总理确实运气不好。所谓“运气不好”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他接手的家当太烂，套用《红楼梦》一句话，就是“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李克强接盘的中国经济是什么状态？2012年10月，我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一文中指出，行将接班的习近平与李克强正站在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龙头产业房地产高度泡沫化，世界工厂由盛而衰，所谓经济增速下降只是表征，真正的问题是以下几点：如何寻找中国的新经济增长点，为失业大军打造饭碗。李相必然面临以下困局：在全球经济中重塑比较优势面临重重困难；继续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十分危险；为失业者寻找饭碗十分不易。 第二层意思是指“船长与大副”关系不好处。江泽民时期，江虽然贵为“核心”，但对朱相的国务院事务不太过问。朱相是个有性格的人，据传邓小平考语为“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但居然与总书记江泽民及总理李鹏都各安其位。胡锦涛宽仁厚道，不仅不过问国务院的事务，对温相从2013年开始，在国内国外大讲民主、普世价值、政治改革等“政治严重不正确”的话也充耳不闻。如今习总书记治下，僚属对其各种讲话不敢非议，南院干涉北院事务更成了家常便饭，比如去年御驾亲征，指挥救市，与市场大战一场，输了之后抓了几十位奉御旨救市的官员，北院也莫奈其何。 因此只能说，本届总理运气不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进错了一扇权力之门，如果进的是政协、人大，悠闲度日，照样是国家领导人待遇。李相偏巧成了中国航船的大副，又遇上了一位乾纲独断的船长，就只有相忍为国一条道了。 与“克强经济学”背道而驰的经济施政 说李相在错误的时间进错了一扇权力之门，并不是开玩笑。因为李相接班之前，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据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中国货币超发严重 经济货币化领先全球》一文称，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李克强并非不知道中国经济问题所在，因此，在他接任前的2012年，就由政府出面委托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包括以下数方面：1、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2、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3、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一改革蓝图后来被打了大折扣，但也还保留了金融自由化。2013年5月，李克强宣布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巴克莱资本随之将其总结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内容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比如“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涵盖金融、财政、土地等各方面，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但知道问题所在，并不等于可以解决问题。2013年7月，我就写了一篇《“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指出“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强调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问题是，中共政治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必然导致无责任政治，中央政府（包括首脑）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地方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集体下台， 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一个月后，“李克强经济学”中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这两条，被中国地方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20多个省市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继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即加杠杆，称之为“定向金融扶持”。 当时这些情况，我都已经写在《政府投资号急吹，克强经济学破产》（2013年8月13日）一文中，认为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最多是“旧瓶装旧酒”。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就算人再强，难奈形势何 总理虽然掌管全国经济事务，但事实上只有政策工具，这个弱势婆婆当家，又怎能奈得何无数强悍、泼皮的媳妇？地方政府的道理也很充足：要办教育、医疗、发放养老费用，这些都需要地方财政口袋有钱；财政口袋要有钱，就得发展房地产；要维持地方稳定，国企工人不能失业，还得要上项目、发展基建；总之是钱钱钱，少了钱干啥也不行。既然如此，就只好银行放水，让媳妇们的餐桌上有饭可开。 总之，“李克强经济学”从问世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其命运：金融市场化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产物，中国的金融由政府掌控，既是政府对经济行政干预的工具，也是一种重要的要素资源，与国企、政权几乎是系于一体的连体婴儿。想要其市场化，等于让病人来充当外科医生，给自己动手术，刀还未举，病人先跳起来闪开了。 此后的“一带一路”已经是南院的得意之笔了。今年以来的债转股、将中国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打包发卖给外资等，则是师法朱镕基在任时期玩过的老招术，但十多年过去，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早已过了一山又一山，非复旧时好风光，老招术用于新形势，基本没有效果。 有人估计，《人民日报》接连发文，让南北院之争浮出水面，有点要将李克强当替罪羊的味道。我倒是觉得，李克强现在当替罪羊远比今后当好。现在情势下，不管是调到哪个冷衙门，对他都犹如塞翁失马。事实摆在那里：如今的货币政策陷入深度疲劳，银子哗哗地扔下去，宛如扔进深水里，连个响声都没听到，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当现政府总理，都没法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注定是无功有过的结局。如果习总想亲自实践自己的“习近平经济学”，倒也是件好事。只要习大权在握，经济形势就算再烂，哪怕就算落到委内瑞拉那地步，据说连印钞票的钱都没有了，中国政治怪罪游戏也从来不以现任最高领导为目标。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politics-20160514/333046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2018 年“北戴河政治猜想”的虚虚实实
何清涟 近年来每逢七、八两月，所谓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就成了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闹议题。但中共的制度安排中并无这会议，官方也从未公布有关这个会议的一切信息，媒体上的分析、评论均可归于“北戴河政治猜想”一类。 2018年的“北戴河政治猜想”，远比前几年凶险，一些猜想勾勒的画面是：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或者另一位高望重之元老）戟指怒称“老子要废了你”，其余元老竞相附和，习近平弯腰弓背听训。 2018年“北戴河政治猜想”的重点 为何一个非正式、若在有无之间的会议受到如此重视？只因中共政治是密室政治，每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中共历任高层元老都去避暑圣地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休假， 这些元老们和他们推选的现任最高领导人会在北戴河共商国是，议题主要以人事调整等为主。“北戴河会议”始自毛泽东当政之时，随着时代变化，逐渐演变为元老与当政者之间寻求政治平衡与政治妥协的会议。正因如此，北戴河会议通常被外界解读为“老人干政”的重要舞台。 习近平2012年上任之后，他的反腐与党政军三大系统重新布局，完全颠覆了“江规胡随”的权力格局，据说200多万顶大小乌纱落地。因此，习时期的“北戴河政治猜想”始终未脱元老不满、军队将哗变倒习这一主题。尽管这些“北戴河政治猜想”并未成真，但中共高层认为影响极为恶劣。直到2015年，坊间再度热传“北戴河会议”将发生军队政变消息之际，北京终觉忍无可忍，由新华社旗下《财经国家周刊》宣称“别等了，北戴河无会”，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已告别历史舞台。 但今年有点不同，一是北戴河会议时间已大致确定，根据秦皇岛公安局公告，新老权贵的“北戴河政治”时钟定在7月14日至8月19日。外宣媒体美国多维新闻宣称，习近平7月29日结束外访回国，8月2日、3日，《人民日报》上政治局七常委集体消失，估计进入“北戴河会议”时间。二是各种传言甚多，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中文推特上名为“阿里妞妞”的推号于7月12日发文称：“北戴河消息：1、王沪宁被迫下台，为中美贸易战失利负责；2、胡春华入常，成为总书记接班人；3、二次修宪，重新加入国家主席任期制”。此内容广为流传，一些西方国家的中文媒体也作如是猜想，直到7月31日，这三点猜想才被多维新闻网正式“辟谣”。 但香港媒体报道的“大陆传言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元老，联名上书政治局，指出中共十九大以后出现了左倾冒进与个人崇拜，要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消息，未见辟谣。目前因离8月20日甚远，外界还在等待这场北戴河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但本人猜想，这几个元老尤其是江朱在任时就谈不上”和衷共济“，温家宝本来就与他们关系不深，十九大前夕在推举孙政才入常事件上已经折翼。考虑到上述因素，这几个人可能各有不满，而且不满还可能很强烈，但离达成“联名上书”的政治组合尚远。 根据惯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根据特殊事情才特意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成员并不限于政治局委员。由于今年的“北戴河政治猜想”内容牵涉到废立之举，多维网剧透，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将“讨论最近的舆情”。 舆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各种不利于习的传言早在7月上旬就已经公开化，最大胆的猜想是有人预测习将改变外访行程，以免归国时这“王座”已不姓习。但习近平还是如期外访，传说中的政变并未发生。 不过，在“谣翻中共”的造势下，对习近平的各种不满却是真实存在。严厉控制社会、管制言论、大量关闭外国资助的NGO，让社会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会引起体制外人士与部分知识分子不满，但不会引起体制内精英共鸣。体制内官员与企业界最不满的就是“反腐永远在路上“。 官场的不满早已声震朝野。如果说国内媒体报道官员压力大、懒政都说得半吞半吐，香港《端传媒》在2015年11月发表的《在中国做县委书记？“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你去自杀算了”》，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官场对习近平的不满源自何处，该文在“突如其来的清明和冬天”中的表述极为生动，录之如下： 受访的一位县委书记提到了2015年9月四川南充贿选案的查处结果——477人涉案，时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没贪一分钱，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刑三年。该县委书记认为，当前的环境是典型的四季复合季节，变幻无常： “政治上是春天，中共中央现行态度是整肃党纪、全面反腐倡廉，一再强调“亲民”、“爱民”的重要性，大陆官场走入了“突如其来的清明”。但官员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怕翻腐败旧账，在这“清明”中噤若寒蝉。任何干部出问题，县委书记都负有主体责任。” “社会情绪上是夏天，前些年高速发展积累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浮现出来，并进入集中爆发期，经济下滑带来失业率增高、人均收入减少，再加上舆论开放及人们价值观的混乱，社会躁动不安。” “社会保障倒是秋天的收获季节，大量的社保、扶贫投入，全员社保、最低保的标准在往上提，底层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改善。” “经济却是极寒，企业破产、倒闭如山倒，而且冬天才刚刚开始。” 比较吊诡的是：春天——政治上的清明不受欢迎，这从外逃商人、国安部线人郭文贵2017年在中文推特上进行虚实难辩最后基本被证明是谎言的“爆料”，在喊出“要为王歧山反腐落马的二百万贪官及其家属平反”的口号后，获得非常广泛的响应、支持，其中包括海外民运主体、不少著名的国内异议人士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内。外界一直认为中国人大多痛恨中共贪腐，此时却戏剧性的成了痛恨反腐。 因为“春天”不受欢迎， 经济上的严冬让中国人倍感煎熬，对于“秋天的丰收”——底层普遍受惠基本无人领情，全化成夏天的炽烈社会情绪。 两份被纳入“北戴河政治猜想”的文本 中共精英集团的不满，通过今年“北戴河政治”时期的两篇文章切实证明。 2018年7月24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刊登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上，不胫而走。该文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下政治倒退，突破底线，引发全民范围内一定程度的恐慌等种种现象，并提出平反“六四”、 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制止“个人崇拜”和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等议题。其中，除了平反“六四“、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之外，其余的几乎代表了中国体制内精英的普遍看法。许多民主人士在为这篇文章叫好之时，几乎无人意识到许文中“四条底线”中的第一条“结束连年运动”，因为在习近平执政期间，称得上“连年运动”的，就是“反腐永远在路上”。后文“八项期待”中要求“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其实就是指结束运动式反腐，希望将反腐纳入法制轨道。而“有限保护私有财产”，则直指习近平反腐中大规模清查政商，包括从去年开始重点打击的“粉红色财团“——如此直揭龙鳞，作者很明白等待他的将是什么：“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接下来就是现任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高善文录音文本的流传。7月28日，高善文在山西证券“三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逾一小时的演讲，回顾了中美关系，将邓小平当年发动对越战争说成是对美国递交“投名状”，“这是小平同志赌上国运，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次以中越自卫反击战作为交易的冒险打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局面，打开了中国过去40年对外开放的全新局面”。高还说，现任领导人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破坏了中美关系，“从2015年开始，美国在越来越把中国视作新的战略对手”，继而是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会影响中国未来30年甚至50年的国运。 中越战争的背景，国内早有定论，主要是国内形势决定邓小平必须打这一仗，甚至连邓小平藉此收军权的分析也出来了。邓小平会见卡特时谈到越南时说的那句“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喽”，是指邓小平要让美国明白：打越南是阻止苏联扩张。基本上没有被说成是邓向美国递交的“投名状”。高善文的文章此时在网上广为流传，只因文章内容正合现在的体制内主流意见：习近平的强硬姿态搞坏了中美关系。这篇文章当然也被纳入“北戴河政治猜想”，但高善文在录音文章流出之后的数小时后，就出面否认这网文是他的，并在财新网博客上发表了《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关于高善文博士参加山西证券纪念活动的相关澄清》，与根据录音整理的文本天壤之别——这篇文字是根据录音整理，只要比对声音，就能鉴定讲话是否出自他本人。因此，高不认领网文其实是一种政治表态。 许、高二文，表达的都是体制内人士不满担忧的主要方面，必然转化为“北戴河政治猜想”，猜想者寄望于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上有所动作。 我的结论是：由“北戴河政治”衍生的“北戴河政治猜想”（中国官方称之为政治谣言），将与中共密室政治共存。但历史证明，北戴河政治只与党内权力斗争有关。就算圆了2018年“北戴河政治猜想”之梦，习近平干满两届后下车，改变的也只是体制内人士对“春天”的感受，改变不了的是中国经济之“冬天”、社会舆情之“炎夏”。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8月5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5700）
何清涟2025-11-09 00:09👍 0💬 0对王庆民先生“辨误”一文的辨误
何清涟 经《联合早报》编辑先生的提醒，我看了王庆民先生大作《特朗普与拜登政治底色的辨误 ——与何清涟女士商榷》，一看标题，就猜想王庆民先生一定是左派，因为只有左派才会预先认定自己是正确的一方，将与别人的“商榷”定义为“辨误”，果然，作者在文中自陈“是中左翼立场人士”。由于王先生文章不止是对《谁希望拜登连任美国总统》（3月12日文）的辨误，涉及我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其他数篇文章，因此我按他文章“辨误”的顺序逐一辩误。 文章最开始就驳斥普京称拜登当选总统更有利于美国，认为我要表明拜登与“坏人普京”是同一方的。自我介绍国际政治研究者的王先生，应该知道地缘政治是利益导向，不以“坏人”与“好人”来描述博弈双方，那是戈培尔的行当与小孩用语。这事我特别向王先生说明，我的意思是指：拜登当政三年多的时间内，美国国力大衰，国内矛盾非常尖锐，作为美国拜登政府视为敌人的普京，当然希望这种没有能力的人在美国当政，坐观敌人自我折腾至衰败。至于川普与普京更亲近云云，且不论通俄门调查浪费3000余万美元公帑，最后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操作，仅以王先生认为国际政治是凭私交而非利益导向，我得请他去读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这书是冷战后美国地缘政治的名作，专论美俄关系，那本书从头到尾，字里行间都是利益而非交情。 关于北约军费问题，王先生闭口不谈按约定的标准——各国按GDP总额2%交足军费是北约国家间的契约责任，却大谈盟友的“友谊”，这倒也符合王先生国际政治是依靠友情维系的思路。只是美国民主党政客之外的政界不这样想。美国确实是二战之后新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与维护者，是美国为盟友及世界提供了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并尽力维护，欧洲国家才能以二等国家实力，在全球化列车上坐头等包厢。美国做得够不够？请看以下事实：欧洲国家早就实现免费教育、全民医疗，但美国大学教育并不免费，很多学生都需借学贷才能完成大学教育，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欧盟国家那种全民医疗保险。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想再为北约继续付免费帐单，被王先生视为叛卖；那么欧洲人享受着免费教育与全民医疗的高福利时，却不肯为自己的国土安全按足额付费，是不是可称为损人利己？王先生当然可以代表欧洲计算得失，并称美国不继续帮盟友年复一年承担军费是得不偿失；但他不应该剥夺美国纳税人计算得失的权利，毕竟王先生是受益方，不是出资方。 第三点，王先生驳斥我关于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支持拜登的论点，完全无视我引用的是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所载《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一文引述的调查数据，以及2020年7月哈佛-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结果，直接归之为“何女士说”，这应该是王先生为便于批判而有意为之，因为就算王先生自视甚高，大概也无法批驳这两家机构引述或发表的资料的权威性。类似调查甚多，只要在网上输入Socialist in USA, Poll，会跳出一长串，历年都有。 王先生在“美国政治光谱整体更右倾”一节中，唯一正确的是这个分节标题，因为加拿大与欧洲太左了，相比之下，美国至少还有一半选民相对不左。但这节的内容却证明王先生很少看美国媒体，不了解社会主义者桑德斯2016年率领他的党集体加入民主党之后，民主党急剧左倾这一事实；他说美国“并没有极权专制国家的洗脑和强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筛选信息与决定信仰”，这缘于他完全不了解美国政治正确肆虐之下，美国大学已无保守派容身之地。作为左派，他否认左派前辈“1968年人”的“体制内新长征”大获成功，也许他不知道这“新长征”的目的就是占领大学讲台，让美欧大学整体左倾化，为美欧培养了数代左派青年，一代比一代更左。自称中左翼的王先生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2020年美国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盛行之时，就连左派宗师乔姆斯基与左派偶像J.P.罗琳都因不够左而被美欧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左派青年“取消”了。 我将民主党支持者谈得很清楚，“无知少女”在DEI项目中成了受害者特权系列。他仍然坚持使用“弱势群体”，如此用词证明他确实不了解拜登政府正在戳力推行的DEI项目；他当然也不清楚Woke这一身份政治就是社会主义2.0版，这点，我在《哈佛风波掀开了美国新身份政治的三重面纱》（2024年1月8日）有分析。不过，这不是王先生认为的“少数激进分子的偏激行为”，而是从奥巴马以来直至拜登政府奉行的国策。 王先生认为我不应该在引用华莱士的文章证明《纽约时报》破坏媒体报道规则的同时又引用《纽约时报》的调查，这挺符合左派对异质信息的排斥，凡对立立场的媒体与研究一律“非礼勿视”。但我是研究者，在信息来源上只要在事实层面上可靠，向来兼收并蓄，在2022年及以前力捧拜登的《纽约时报》媒体都承认拜登正在失去支持，正好是拜登执政成绩欠佳的有力证明。王还指出我无法列举事实证明拜登正在失去黑人与西班牙语裔的支持，其实只因文章篇幅所限，这种民调俯拾皆是，仅列举今年的两个：1月份《今日美国》与萨福克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拜登在黑人和西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大下降，拜登目前仅有望获得63%的黑人选民支持，远低于2020年他曾拥有的87%。据民调，拜登在西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落后特朗普5%（39%比34%）。2020年，他在这一人群中的支持率是特朗普的两倍（65%比32%）。3月20日，CNN再次报道川普民调高于拜登，黑人和西裔选民都表示，川普的政策比拜登的政策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至于2020年大选民主党有无舞弊，请王先生去读2021年2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拯救2020大选的影子竞选秘史》，那篇文章有如金库大盗成功盗窃金库之后忍不住炫耀自己的高明技巧，我写过《窃选者的炫耀》系列以述其事。如果王先生认为美国破坏2016年及此前的一人一票、验证身份，当天出结果这种相对透明的选举不算舞弊，也未造成美国社会分裂，请看最近拉斯穆森的调查：在1051名受访者当中，认为2024大选将受到舞弊影响的达40%，某种程度影响的达26%，受影响但不严重的达17%，完全不受舞弊影响的达5%。 至于王先生说我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分裂举任何例子，我在《联合早报》发表的几篇文章比如德州的孤星行动（拜登三年放进高达1470万的非法移民）、哈佛DEI教育风波，都有详细资料，他也看过。 王先生最后告诫我：无论立场如何，对一些基本事实不应否认或修改。这点我完全赞同，但他在说道这规则时，自己就否认基本事实或者故意误导，比如华莱士在《纽约时报》发文自承左派在川普的报道上不遵守新闻规则，因这揭露不合他的胃口，因而不被他承认。其实，资深左派华莱士是参与2016大选报道的重要当事人，应该比在欧洲遥观、连一篇美国大选的采访报道都没写过的局外人王先生更有发言权。 总之，欢迎王先生继续“辨误”，只是希望放下身段，不要自认为身在欧洲，选择性的看点左派媒体报道，就比每天切身感受到高通胀与社会治安迅速恶化的美国居住者及美国大事件的参与者，对美国社会更有发言权。更重要的是，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当作“事实”。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3月28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328-3223788）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周薄之案为何回归政治罪？
何清涟 最近北京释放的消息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周永康与薄熙来案从腐败案回归政治案。虽然政治罪确是这两位贵官的真实获罪缘由，但当局的态度却经历了从刻意“去政治化”，再回归“政治化”这一曲折历程。让消失将近30年的“反党集团”重新归来，中共最高当权者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 周、薄案件的新定性：反党叛党 先说3月18日颁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教育干警充分认清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可能担心芸芸众生意识不到此语玄机，微信号【学习大国】XXDAGUO专门作了“独家解读”：“非组织政治活动是非组织活动的“升级版”，踩到反党叛党的底线了”，“周永康等人践踏法治，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具体参与的可能都有谁呢？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已经落马、且与周有明显交集的人”。北大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庄德水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非组织政治活动说明两点：“一、这个政治活动是非法的；二、这个政治活动不符合正式的组织程序和要求，搞得像四人帮，搞小的利益集体，试图获取权力，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 庄德水所说的“四人帮”大概是个比喻，不一定实指四人之数，但他解读的指向很明白，这“非组织政治活动”涵盖了薄熙来当年在重庆“唱红打黑”、倡导重庆模式，向下争取社会支持的活动。这活动确实“影响公众态度”，目的是“试图获取权力”。 中共高层如今所强调的政治化特点，恰好就是他们在薄案中竭力避免提及的。以下是简略回顾： 2011年3月薄被抓之初，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这是“路线斗争”。据说此论遭到党内激烈反对。路透社消息称，在5月初的一次会议上，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薄熙来事件只是“个别现象”，以此防止党内出现更大的裂痕，同时也停止进一步追究薄熙来的支持者。薄的罪名最后落实为贪污、腐败与滥用职权。 薄周关系在薄案庭审中薄的供词中有所体现。《纽约时报》曾根据他们获得的庭审未公开材料写了一篇《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8/31/2012），指薄在未公开证词中称，关于王立军事件，他收到了来自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六条指示”，其中之一要求他“以人道之名及健康原因”来解释王立军的消失。其时，周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份供词之所以未在庭审中公开，应该是出于不想牵连太多的原因。 周案与薄案完全不同。在2014年12月正式宣布抓捕之前，其工作过的石油系统、四川省政商两界均遭受大清洗，其家族成员除少数几人之外，多已入狱，为其担任过秘书的官员亦无一幸免。在周永康被捕的消息正式宣布之时，已是六罪加身，其中包含“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布“周永康所作所为与顾顺章等叛徒无异”，暗示最高可判死刑。2015年1月13日，《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中共向结党营私宣战——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文中称“周永康曾与薄熙来密谈要大干一场”，案件最终可能以政治罪定谳已轮廓初现。 “反党集团”重现江湖，意在“更大的老虎” 如今，无论是对薄还是对周，罪名再加多少条，无非就是家毁人散，终老秦城。那么，弄出一个“反党集团”来说事，究竟意欲何为？ 目标应该有二。其一是为了安抚浮动的官心尤其是党内达官贵人之心。 “反腐永远在路上”有如在官员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惶惶不安者当中，当然也包括历任退休常委，因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家族都不干净。因此，这次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等人出面解析“非组织政治活动”踩到反党叛党的底线，结合王歧山去年12月讲过的“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在重要岗位并且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老常委们从中得到的信号是：只要不与“周薄反党集团”有啥瓜葛，金盆洗手，大概可以睡个安稳觉。 其二则是为了抓捕反党集团更大的后台。这个后台，目前很不幸的指向了被媒体冠以“庆亲王”之称的曾庆红。我这样说的依据有几点：一是中纪委刊发的那篇《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据《上海观察》介绍，作者“习骅同志实际工作地点为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监察局”，他写的文章并非“闲笔”。二是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3月5日在两会上就“庆亲王”一事发飚；三是美国亲北京学者沈大伟明确地挺曾贬习。他的《中国走向崩溃》在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之后，争论者的兴趣都集中在中国是否就要崩溃之上。为了说明他的写作初衷，他在《纽约时报》3月17日的采访《我为何对中共的执政前景不乐观》中毫不隐讳地挺曾贬习，高度赞扬曾庆红“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也就是说，在有曾庆红主持的2008年以前，中国虽然出现了很多被他列为可能导致崩溃的因素，但因为有曾庆红的主持，中共这艘船不会翻，中国将继续繁荣；现在习近平的种种措施，有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崩溃。 如果曾庆红目前地位稳固且安然无事，绝对不会有施芝鸿救主之言与沈大伟这两篇文章。去年王岐山政协讲话中明言，还有“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郭伯雄党内地位低于周，不够资格当“更大的老虎”，只能说，中纪委那篇“庆亲王”的文章确是有为而来，曾庆红本人目前处境不妙。 曾柔习刚，哪种手段更强？ “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对内，中共以“三个代表”理论营造了新阶级以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外则大力推行大外宣，营造对中共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异议人士圈采用了渗透与引导的方式，让他们感觉似乎有“党内改革派”存在，将与民间异议互相呼应，促进中国政治改革；对海外民运则采取了收买与打压并用的方式，让本已溃不成军的民运圈更加形同散沙。这种复杂的方式与今天习近平相对简单的方式确有天壤之别。习近平统治分为两翼：一翼是党内反腐，清除政治团伙包括腐败官员；一翼是消除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在思想上加紧控制并打压一切温和的反对者。两种“治理方式”相比，当然是曾庆红的方式高明，更有弹性与容纳性。但是，实现曾庆红式的控制并非易事，需要能人控制并灵活运用手下各路人马。当考虑到曾庆红的力量与网络在2009年之后介入了中共的权力斗争，并给习这位继位者造成了种种麻烦之时，“除恶务尽”，“不留空间”就成了习的主导思想。 周薄案件，原点是因为薄熙来想获取政治权力，发现通过“组织活动”入常无望之后开始走上“非组织化政治活动”道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知这个“反党集团”的雪球最后将滚成多大？让人深为感叹的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坚决拒绝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们忽视了一点：正是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保证了政治竞争的公开化，胜者有荣，败者不辱，大不了积蓄力量投入下一轮竞争。不为苍生计，只为这些政治大佬们自身安危计，也是民主政治远远优于独裁政治。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3月2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zhouyongkang-boxilai-20150320/268940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内外双重压力煎迫之下的人民币
美中两国由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造成的紧张状态，随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访美有所缓和。但可以预言，在今后的美中关系中，人民币升值这一话题还是会处在旋涡中心。 中国有苦难言 为了不被美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在钟山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已放软姿态。3月22日，总理温家宝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1年会”的外方代表时，一改此前的强硬姿态，不仅强调要增加美国商品的进口，同时来了一番“悲情陈诉”，宣布中国有2亿失业人口，因此对美国政府为200万失业人口焦急感同身受。 论证人民币升值好处的文章也陆续见诸媒体，一篇题为“人民升值预期触发投资机会，理财策略需调整”的文章居然为人民币升值展现了一片湛蓝的天空：“从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减轻外债压力、增强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能力，并将对境内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生有利影响。”中金公司的一份报告也详细论证了升值的种种好处。 这类言论比此前的“阴谋论”缓和得多。“阴谋论”认为：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西方国家打压中国产品入欧美市场，重创中国经济，遏止中国崛起的阴谋。最近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释放的信号是：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是必然的过程，但不会是美国要求的“一步到位”的方式。这与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期间所表达的意见相同。 其实，中国官方强调人民币升值危及更多出口企业的生存，使失业问题更形严重的说法，也被中金公司的报告否定：人民币自2005年7月与美元脱钩后对美元升值了17.5%，但并没有损害中国的出口和就业，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那么，中国不肯将人民币升值，原因到底何在？事实上，2009年中国投放出的天量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让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3月中旬中国央行的季度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依然强烈，其中认为目前物价高，难以接受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1％，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 要求人民币升值并非只有美国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来自两方面，一是部分国会议员。一个由130名议员组成的两党联立团体近日致信财长盖特纳，敦促他在4月的半年度汇率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二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去年开始，克鲁格曼发表一系列文章与演说，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种掠夺行为，造成美国损失了140万个工作机会，建议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征收 高达25%的进口附加税。他的这些言论，使他从2009年“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的贵宾一变而为“中国的敌人”。 国会与主张人民币升值的学者的共同意见是：中国的外汇政策扭曲了全球市场以促进国内增长，这是以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典型的保护主义。是该停止这种政策的时候了。即使中国像2005年那样再推出一个控制非常严格的浮动汇率机制，那也是不够的。 在中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争执得难解难分时，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与经济组织的表态表明，要求人民币升值并非只有美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表达了人民币升值的期望，认为“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依赖出口转为依赖消费”，是抑制长期通胀压力的途径之一，有助于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也是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化的关键。但它们有一点与中国一致：中国何时回归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应由中国当局来决定”。 争论中一个无法交集的点 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到底是不是人民币升值的真正障碍？升值与反升值的讨论在这方面没达成共识。 中国反对人民币升值，但坚持说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始终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通胀问题、热钱涌入问题，而是为了就业和产出的稳定。国际金融、经济组织那些“从长期来说，人民币升值对化解中国通胀压力有好处”的意见，其实是在给中国喂定心丸，只有克里德曼说了老实话，在“中国的天鹅悲歌”一文中， 他认为虽然人们担心中国由于通胀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是中国应该做的。中国应该调整汇率政策，让人民币升值。 一种货币同时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两种相反的压力，这种经历日本也有过。但日本拥有中国无法相比的条件，其产业的独立技术开发和国际竞争能力领先，所以能承受这两种压力的冲击。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人民币对内贬值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中国政府因此只能在拒绝升值这一对外阵地上固守。更何况，“升值有利于抑制长期通胀压力”这种劝喻很难打动中国高层，他们考虑的重点是今天如何度过眼前的大难关，而不是给明天留下一个“平衡的中国经济”。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3月29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3/100329\cr\rmb\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巴勒斯坦的希望
巴勒斯坦九日举行的选举，是人类进入2005年的第一场重要选举，务实派的阿巴斯以压倒优势当选，标�野屠账固钩中�四十年的阿拉法特个人专制时代被结束，巴勒斯坦终於走向多党制，给中东和平带来一线曙光。 在阿拉法特时代，虽然巴勒斯坦也有选举（上次大选是九年前），但就像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选举一样，永远都是阿拉法特「当选」，一直到死都是「阿主席」说了算，人民的愿望根本无法得到实现。 毛泽东执政了27年，阿拉法特则当权了35年，直到两个月前去世。就像毛死後中国有了一丝生机一样，阿拉法特的消失，也给巴勒斯坦这个苦难的民族带来新生的希望。这次大选结果就是一个例证∶被西方普遍认为务实、并可对话打交道的温和派阿巴斯高票当选（赢六成二），第二高票是更温和的候选人、人权活动家（获得二成），其他五位不那麽温和的候选人，得票率都没超过半成。而像哈马斯等激进组织，都没敢提出候选人。由此可见，只要让人民自由选择，民意一定占上风。 阿巴斯的高票当选所以给巴以和平带来希望，主要在於∶首先，阿巴斯如果不走现实主义道路，无法打开巴以僵局，那麽下次选举时，他就可能被其他更务实、能提出解决方案的候选人击败。民主就意味著不能永远当权，而阿巴斯无法具有阿拉法特那样可以个人专权的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因此这个选举制度本身就迫使他必须采取务实的政策。 其次，这次哈马斯没有推出「候选人」本身就说明，他们清楚激进路线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阿巴斯高票当选，已明确传递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渴望和平，结束暴力，复苏经济，建立新国家的愿望。 第三，权力晚期的阿拉法特其实已被美国和以色列等拒绝，不再承认他是一个可以理性对话或打交道的政治领袖，而被当作一个热衷暴力、不可理喻的独裁者。而曾担任过四个月巴解自治政府总理的阿巴斯则和阿拉法特不同，他强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自杀炸弹屠杀无辜。当年的奥斯陆协议，以及美国大卫营的巴以和平方案，主要推动者都是当时任巴解秘书长的阿巴斯。这次阿巴斯当选，将为巴以和平提供新的契机。 第四，现在以色列执政的是右翼利库德集团，最近左翼工党也参与合作，因而是以色列内部政局最稳定的时期，也比较容易就重大问题做出协调和让步，诸如从占领地撤军，真正实现用土地换取和平。 据九十年代以色列的民调，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个民调说明，多达80％的以色列人同意，他们愿意用退还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来换取永久的和平。阿巴斯的当选，更准确地说，巴勒斯坦的真正民主进程，将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 即使长期接受独裁政权宣传的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法特死後才两个月後的第一次选举中，两个温和派得到的选票就高达近90%，而成天组织恐怖活动的哈马斯暴力团伙竟然连选举都不敢参加，这个结果比什麽都更清晰地向世人宣示了，普通民众是有「常识」的，是追求正向价值的，他们都是呼唤和平而拒绝暴力的；只有在暴君的操纵下，才可能产生暴民。巴勒斯坦的选举再次证明，只有民主，才能给中东带来希望，使这个地区的民意成为主导者，而不是「阿拉法特和萨达姆们」。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12日） 2005-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靑台湾新书发表会
【大纪元12月9日讯】台湾玉山社十二月八日于台大校友会馆举办《美国价值》与《独立的价值》新书发表会。作者曹长靑是一位坚定主张追求民主、自由与真实的中国异议作家。 发表会现场嘉宾冠盖云集，包括李前总统登辉先生、辜宽敏先生、彭明敏先生、阮铭先生、金美龄女士、金恒炜先生、林保华先生、李筱峰教授等等，以及近二百位关心台湾民主、喜爱曹长青观点的民众。 李前总统赞赏曹长青是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勇敢坚决的反对共产专制，作出自己人生的智慧判断，也认为其笔下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而不是主观“加工过的真实”。 曹长青文笔犀利，现场演说更是铿锵有力。他谦逊的表示从诸多前辈的身上，学习到做人应有的风骨，看见台湾人为争取自由的精神，也感谢玉山社的出版及读者的支持，更谢谢妻子康尼对他的了解与支持。希望透过这两本书，提供台湾读者另一种思考的角度，让台湾人民能更清楚的选择自己所要的价值，改变长久以来的殖民性格，不再逆来顺受，勇敢的站出来，不让旧势力有回复的可能。 曹长青感性的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站在哪一边，但我们选择站在上帝一边”。在《独立的价值》这本书里，曹长青认为独立和统一都不是价值准则，尊重人的选择权才是终极价值，这本书阐述了他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独立的看法。而《美国价值》一书是他在美国十六年来的观察与体验，以稀有的保守派观点提出其所认为美国的主体价值。曹长青与其夫人初入美国籍时，在政党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民主党，太太则选择了共和党，然而，在深入观察美国社会之後，曹长青益发了解两党之间在经济政策本质上的差异，毅然的转身投向共和党阵营。 这之间的种种转折，曹长青的思路精辟、论述深入浅出，即使平常不常接触政治议题的人也容易理解。因为曹长青的思考，一切从“人”开始，对人的关心，胜过政治的党派之争，他对生命的尊重与宏观，值得学习，而他的书，值得细读。 (http://www.dajiyuan.com) 2004-1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吕秀莲「访马」的角色混乱
吕秀莲（上周）对马英九的「专访」，是一场失败的政治秀∶既是前副总统的「降格」，也不符合媒体发行人的「身份」，更展示她根本不懂什麽叫新闻采访。 吕秀莲做过民进党政府的副总统，现在去采访在任的国民党主席和总统，这本身就不符合政治惯例和常识。在美国，简直无法想像前副总统切尼去采访奥巴马。这种政治笑话，恐怕连脱口秀主持人的智力都编不出来。奥巴马以否定、痛批前政府上台，并极力推行和前朝不同的政策；切尼如去白宫「专访」奥巴马，一口一个「奥总统」，人们只能以为他得了老年症状。一个政党的领袖或前领袖总得有起码的自尊，切尼再想出风头，也不会用这种方法自我作践。台美「两马」还有不同。马英九上台後不仅全面倾斜北京，更对前朝政府政治清算，吕秀莲的做法岂止是贬损自己，更是伤害民进党和绿营的尊严。 吕秀莲强调，她有多重身份，还是《玉山周报》创办人。但谁家报社发行人会东跑西颠地亲自采访？那是专业记者的事。吕秀莲可以说，她是小报，没有记者资源，所以得亲自上阵工作。但吕秀莲连起码的记者训练和采访能力都没有，马的总统府当然是清楚她根本不懂记者的角色，不会为难马英九，所以才接受她的采访要求。 於是吕秀莲这场「访马秀」（youtube有视频）就成了一个给新闻院校学生讲课的负面教材，告诫那些未来记者，怎样避免「吕式外行」。所谓的采访刚登场，马英九就长篇大论了五分钟之久，一次没被打断，更没被诘问。这简直是给马英九机会做宣讲，为他的亲北京政策等东拉西扯、颠三倒九地自我辩护；即使是同一阵营的政治评论员采访，故意要给自己认同的理念一个机会，也会为活跃气氛而插话追问几句，哪会是吕秀莲访问那麽乏味的场面？正好她还拿个大本子，简直像学生听课。 即使後来吕秀莲有些诘问，但既没有力量，更谈不上专业记者的「进攻性」，结果几乎是马英九「主导」，屡占上风。以至吕秀莲当场夸马「看来你今天口才特别好！」事後又开记者会说，「马总统滔滔不绝，有备而来，具有诚意。」其实不是马英九滔滔不绝，而是媒体评论的吕秀莲「略显客套屡屡语塞，反让马捡了一个大便宜」。 马英九真的「口才特别好」吗？三年前被英国BBC记者赛克（专访）尖锐提问时，马英九张口结舌，语塞失措，完全难以招架。BBC记者当时曾不客气问马，「你的立场基本上与北京一致，你难道不会感到不安吗？」即使在台湾，马当上总统後，接受三立电视一位女主播专访时，也被尖锐、进攻性的提问弄得有点恼羞成怒。马是蓝媒「浇灌」出来的温室花朵，根本无法面对真正的记者。为什麽吕秀莲去专访，「马英九的口才就特别好？」问题是不是出在「采访者」身上？ 吕秀莲借绿营老百姓集资创办的报纸去给绿营出丑，实在过分。古语说「藏拙」，就是不要展示自己的弱项。但如果一个人就是要「示笨」，不管得到多少曝光率，最後都不会增光。而一味就想作秀、抢光环，结果只能是「锈」住自己，更黯然无光。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10年2月8日 2010-0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胡锦涛“玩死”马英九
台海两岸，风云不断，两岸领导人，长期是死对头。从毛对老蒋，到邓对小蒋，再到江泽民对李登辉、陈水扁，一路都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直到台湾出了个马英九，碰上对岸的胡锦涛，构成一对“马胡”，但却要认真地走向一起。 两岸早期是毛、蒋对阵，两人是老对手，都清楚对方，所以谁也无法占上风。毛、蒋都贪恋、迷信权力。据张戎《毛传》最後的描述，说毛大限临头，“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著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这可谓画龙点睛，点出了毛一生的特色，就是为自己、为权力，而不惜千百万人头落地。毛临死那天，已无法说话，颤抖地写下一个“三”字，然後连笔也拿不住了，只是用手敲木床，後来工作人员“破译”出，是“三木”两字。毛在弥留之际，关心的是当时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是否下台（还是权力），而根本不是中国人的命运。 ●毛是浪漫邪门，邓是实用残酷 蒋介石也是贪权，被共产党打到台湾，偏於一隅，仍做小皇帝。在台湾岛上，他的铜像、雕像之多，如以面积密度计算，成为全球之最，超过毛泽东、斯大林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为了保住蒋家王朝的持续独裁，他宁肯让台湾成为世界孤儿。 毛蒋几度交手，无论谁胜谁败，双方都清楚是相互不共戴天的敌人。当然，两个独裁者，只能有一个天下。蒋比毛早死一年，据说毛泽东听到消息後，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整天脸色阴沉，大有兔死狐悲之状。 毛、蒋时代结束，接著是老邓跟小蒋对阵。邓小平跟毛一样，都是打江山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专制心态相同，只不过性情有别∶毛是浪漫邪门，邓是实用残酷。蒋经国和邓小平只是对阵了十年（至小蒋去世），但小蒋因为在苏联时曾加入过共产党，并差点被斯大林干掉，更深知共产党的狠毒、凶残；所以至死跟共产党“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因为他清楚，跟共产党没有馀地，只有你死我活的选择。 和邓小平在经济上走现实主义道路类似，小蒋晚年也清楚国民党无法再返回大陆、逐鹿中原，所以也面对现实，基本要在台湾安居乐业。他公开说自己也是个台湾人，强调蒋家的血到他为止（不再传位给儿子），启用台湾人李登辉做副总统等，都显示出，蒋经国虽然独裁，还不至於为了蒋家王朝，或者大中国意识形态，而把台湾陪进去。尤其是他的开放党禁、报禁，等於认可了台湾要走向民主国家这个事实，更为李登辉的下一步搭出了桥梁。 ●李登辉从不买江泽民的账 到了李登辉时代，基本是跟邓小平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对阵。江在中共内部，属於无能之辈，只是靠赞成六四屠杀而获得邓的青睐，从上海市委书记平步青云，可谓一步登基。但江泽民有点率性，或者叫老小孩、老来疯。他到处讲英文，给美国总统背诵美国领导人演讲词，为来访的七老八十的美国客人弹奏电影《铁达尼号》爱情主题歌“我的心永在”。江的特色是好出风头，喜欢个人秀。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江八点，用飞弹演习恐吓台湾的民主选举。但他并没有什麽实质上的野心，守住现有的共产大业而已。 李登辉作为台湾人，有浓厚的台湾意识。在他任内通过废省、总统直选等，把名不副实的“中华民国”往“台湾”方向大大地推动了一步，完成了一个使台湾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转化。李对江是毫不妥协，在硬对著干的同时，不仅没让台湾损失毫毛，更使台湾的国际地位因其民主化而大幅提升。李登辉的作为，有其独特的原因。除了他有台湾人意识和民主意识之外，他原是总统兼国民党主席，做过党国的威权领袖，有过说一不二经历。後来总统直选，他又高票当选，这些都增加他的“自信”。所以他从来不买江泽民的账。 江泽民後期，台湾变天，民进党执政，陈水扁上台，使“台独”问题真正成为了一个议题。陈水扁对江泽民，似不如李登辉硬气，但却提出了超越李登辉“两国论”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意识空前高涨。於是，北京的统战梦，眼看就有做不下去的可能。所以只好文攻武吓，增大对台军事威胁。 ●不是胡锦涛有能耐，而是马英九太低能 一直对立的台海两岸，到了胡锦涛和马英九各自上台的时代，却完全变样了。国民党人不断去朝拜北京，做“破冰之旅”，两岸开始解冻。国民党人夸奖说，胡锦涛“厉害”，“城府深”，“有能力”，胡的对台政策“该软的更软，该硬的更硬”，软硬兼施，恰到妙处。马英九甚至羡慕地说，希望国民党青年团“能出一个胡锦涛”。 但实际上，胡锦涛是中共历代领袖中，能力最差、气质最糟，最乏味的一个。胡原是共青团干部，一路像伺候婆婆的小媳妇一样，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爬到了高位。他绝不是什麽“城府深”，而是头脑空空，什麽也说不出来。所有会议讲话，胡锦涛都是读稿机而已。去年中共国庆大阅兵，胡锦涛正襟危站，在敞蓬汽车上巡街示众，表情之呆板、身体之僵硬，如果背上插个牌子，简直就像死刑犯被押送法场。胡锦涛居然说，“中国应向古巴和北韩学习”，其水准不言而喻。 今天，胡锦涛所以“显得”比之前的共产党领袖对付台湾更有“办法”，主要因为，台湾出了个马英九。马的经历也是政治奶油小生，也是在政治老人面前（他从哈佛留学回来，一步登天，就给蒋经国做秘书）战战兢兢、察言观色而一路爬上来的。今天两岸的关系，不是胡锦涛有能耐，而是马英九太低能。 一位国民党高官说，对於中共来说，“买台湾比打台湾便宜”。但买，还有个讨价还价，要卖个好价钱的问题。而今天对於马英九来说，他都不是“卖台”，而是要把台湾“送”给对岸中国。有人要拱手相“送”，那谁坐在胡锦涛那个位置，都会显得有“能力”、有“成果”了。 ●续写台湾的“卖身契”？ 马英九为什麽一反两蒋的反共立场，要国共联手？根本原因，一是他不清楚共产党是邪恶，二是他的大中国沙文主义心态，不管对岸共产党怎样凶残，在他们眼里，都是一家人，因为都是“中国人”。做中国人，对他们来说，比做自由人，独立人，更重要。 马英九们这种“高级外省人”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共产党热衷强调的“血浓於水”、“都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宣传一脉相承。共产党刻意回避海峡两岸民主与专制这两种价值和制度的对立，而马英九因为崇尚“大中国”，所以在面对拥有“大中国”的胡锦涛时，根本就没有了脊梁，自动缴械，向胡锦涛举了白棋。 不久前马政府不顾民间的反对声浪，硬是跟北京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ECFA），就是把它作为送给“自家人”胡锦涛的“大礼”。而共产党选择在跟香港签署同类协议七周年那天，跟台湾签这个协议，意思再明显不过，通过马政府的这个“卖身契”，把台湾变成香港第二。 国共两党一路“打”来，打到“马胡”朝代，胡锦涛连眼色都还没使，小马就给小胡跪下了。它是意味著台湾给中国下跪的开始呢？还是续写台湾“卖身契”的开始呢？我们看台湾人民如何回答吧。 ——原载台湾《当代》月刊2010年7月号 2010-07-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俄罗斯帝国的梦想
欧洲被视为文明之地，但它也是近代人类灾难的源头∶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兴起的共产主义革命，更早时的法国拿破仑血腥征伐，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都向世界示范并输出了暴力，仅二十世纪，就在全球造成一亿三千万人的死亡。 帝国霸权的梦想，往往给周边小国带来噩梦∶被侵占、被奴役、被兼并的悲愤记忆，充塞小国的历史。1996年我第一次访问波兰，在华沙接受当地一位记者采访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俄国人的反感。这位女记者聊天时说，她对俄国厌恶至极，永远都不会再说一句俄语，虽然她精通俄文。 波兰在二战中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战后又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被迫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被共产主义奴役。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波罗的海三小国，才获得独立。乌克兰、乔治亚等也从大苏联分离出来，陆续加入西方的民主阵营。 但那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的存在，尤其普京上台后致力恢复大俄罗斯的野心，让这些原东欧国家忐忑不安，它们争先恐后要加入北约，希望不再受俄罗斯的霸权之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关口下，俄国军队以保护在南奥的俄国侨民为由，悍然侵入主权国家乔治亚，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全球焦点。它甚至让人想起当年萨达姆的伊拉克，一夜之间挥军涌进了旁边的小国科威特。可想而知那些原东欧国家的感受和反应。 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卫星国和向全球渗透的时代已经过去”。等于明确拒绝俄罗斯的旧梦复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恩发表“我们都是乔治亚人 ”的专文，表示“美国人民是乔治亚的后盾”，并措辞强硬地提出几点惩罚方案，包括考虑冻结俄国在海外的资产，建议取消2014年在俄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把俄国从八大工业国中拿掉。英国外长也对此同感，英保守党主席更明确呼吁应这麽做。《华尔街日报》对此发表题为“必须叫普京付出代价”的社论说，“俄国侵入乔治亚容易，但国际社会不会让它以后的日子容易”。 ●强国至上的底座是群体主义 在俄国力争加入世贸组织，想跟西方和解，正民主转型的时刻，为什麽会有这种明显惹怒西方、更吓跑周边小国的愚蠢举动？这背后至少有五个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和俄国领袖的大俄罗斯梦想有关。普京原是克格勃情报官员，他的共产党教育背景，被灌输而定型的群体主义价值观，都使他执政后，自然地把强国、国家至上作为执政目标，而不是人的自由。普京曾说，大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因而他要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即使不恢复原来的版图，也要重现俄罗斯在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经济改革，尤其全球石油价格爆升，给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第一是沙特阿拉伯）的俄国经济，带来巨大收益（石油占俄国整个出口的五分之四），使俄国更有恢复强国旧梦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周边的小国竞相加入北约，想完全不受俄国势力影响的趋势，令莫斯科难以忍受，因为这等于和它的大国梦想背道而驰。因此莫斯科利用这些周边小国都依赖俄国天然气和原油，用能源作为“杠杆”，向他们施压。不久前，当捷克表示支持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之后，俄国就把向捷克提供的石油削减了40%。俄国总统梅德维杰夫誓言，“报复行动会逐步升级”。 面对掐断天然气、原油供应的威吓，乌克兰、乔治亚没有屈服，这使莫斯科气恼、愤怒。于是选在北京奥运开幕，美、法等西方领袖在那里看表演之际，突然采取军事行动，用坦克方阵和空中优势的狂轰滥炸，想教训一下乔治亚，更杀一儆百，警告乌克兰等。 其次，和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有关。普京的恢复大俄罗斯的梦想，在俄国民众中得到巨大回响。可想而知，在共产政权七十年的灌输下，群体主义思维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导致非常多的俄国人仍锺情于一个强国，而不是重视个人的强大。这种后共产主义惯性，在原东欧国家也存在，但因为它们不是大国，就不像俄国人那麽强烈，那麽理所当然。群体主义价值惯性，导致相当多的俄国人更看重“稳定”的价值，而把个人自由视为带来动乱和犯罪的源头。俄国的民调显示，在“自由”和“秩序”之中，超过一半人选择后者。俄国的成人就业人口中，非正常死亡者，有一半是因为酗酒。患艾滋病的人数，排全球第二（第一是南非）。 这种民众心理背景，给了普京式的领导人掌权机会。曾作为幕僚长被普京一路提拔、一手选定的接班人梅德维杰夫，以超过七成的高票当选总统。普京改任总理，明显是“垂帘听政”；但普京提出的宏伟12年计画，把俄国人吸引到甚至希望他修改宪法再继续做总统的地步。按照普京的蓝图，到2020年，俄国经济将进入世界五强，一半的俄国人将成为中产阶级，俄国人均收入将增四倍，由2007年的年入6312美元，增至3,2400美元。这个美丽的前景，诱惑俄国人把普京视为伟大舵手，任他领航。 ●斯拉夫主义毒化知识份子 第三，和俄国知识份子的斯拉夫主义有关。俄罗斯历史以来，知识人就有强烈的被称为“斯拉夫主义”的大俄罗斯情结。认为俄罗斯是最优秀的民族，物欲化的西方是堕落的，只有俄罗斯精神才能拯救世界。近代俄国的大作家和评论家等，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别提那些革命者，无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在大俄罗斯主义上，都能找到重叠点。像最近去世的前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就是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他以《古拉格群岛》等作品揭露了共产暴政，因此被迫在西方流亡了二十年，但他返回俄国后，还是强调西方堕落，俄罗斯要强大，而不是人的自由。他甚至提出要恢复原来大苏联的版图。因此他和普京一拍即合，成为“国师”那样的角色。如果索氏今天还健在，很可能会支持俄军入侵乔治亚，甚至可能会叫好欢呼。 俄罗斯知识份子的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俄国仍有回响。因此，当普京为了强大俄罗斯，提出不要“议会民主”，应实行“主权民主”时，并没有受到俄国知识界的强烈质疑和反对。而所谓主权民主，就是用强调主权和国家强大，而加强总统等克里姆林宫的中央权力，弱化国会所体现的人民权利。 ●东正教和普京思维“政教合一” 第四，和俄国东正教的团体观念有关。美国宗教史专家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畅销书《世界宗教》中说，当年东正教所以和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主要分歧在于，东正教不愿承认罗马教宗的个人权威，他们要全体教士“集体领导”。这种“强烈的团体感觉”使他们提出“一个人可能单独被诅咒，但却只能与别人一起得救”这样的概念和教规。因此东正教没有自己的“教宗”，也没有那麽多教会等级，强调教众说了算。史密斯引述评论说，“和西方比较，它较重视联合而少重视个性”。这样一种群体主义倾向，再加上基督教本身的反富、极端强调平等的观念，还有后来东正教更显露出来的反西方倾向，都为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俄国首开先河提供了条件。 最近，一位俄罗斯东正教教士，拍了一部在俄国引起轰动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拜占庭的历史教训》（The Destruction of an Empire: The Lessons of Byzantine History），强调拜占庭帝国所以崩溃，主要因为引进了西方价值，尤其是西化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影片认为，正是个体主义，导致人们不再和统治者站在一起，损害了国家安全，拜占庭等于把信仰给毁了。这部影片的结论是，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种思路，和当今统治者很合拍。普京曾公开说，“我们尊重西方好多世纪形成的价值，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国情，应走自己的路。”今天，俄国东正教和统治者，有一种默契的思想“政教合一”。 ●没有清算共产主义的代价 第五，和俄国没有清算共产主义有关。美国知名的苏联问题史学家、哈佛退休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今年五月号《评论》杂志（Commentary）撰文说，和后纳粹的德国不同，后共产主义的俄国，从来没有和极权的过去切割，因此共产苏联的遗迹，今天在俄国随处可见。他引述几年前的一项俄国民调，多达30%的俄国人居然不知道“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列宁格勒已改回叫圣彼得堡，但周边仍然被称为“列宁格勒地区”。列宁的水晶棺仍在红场，他的塑像仍到处可见。三分之二的俄国人为苏联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当被问到，如果共产主义者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你们怎麽反应时，他们说不是参加这种造反就是合作，或至少做壁上观，只管自己的事。只有10%说他们会起来反抗。 派普斯教授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指导下，最近俄国修改了历史书，把斯大林歌颂为最伟大的国家领袖，因为他巩固了沙皇留下的帝国，打赢了二战，使国家工业化，并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制度。 派普斯感叹说，看到俄国今天的这一幕幕，真令人遗憾，多数的俄国人没有能力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而如果他们想创造一个新的开始，不面对过去是不行的。但正相反，他们好像是自己最糟糕的敌人，缺乏自信，导致相信外部是一个敌对的包围他们的世界；自己犯错，却怪罪他人；同时被自己的领导人误导。 这位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面对普京的俄罗斯帝国梦想，西方不可后退、妥协。用像当年西方和希特勒签署牺牲小国条约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道路。这次俄罗斯军队入侵乔治亚，就是一个试探，而美国和欧洲的强烈反应，则是一个清晰的回答。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民主时代，俄国还想做帝国霸权的梦，可能只是黄粱美梦。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8月27日 2014-03-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为公共利益而战的谭作人
中国的“国家安全”越来越脆弱不堪，几篇文章、几次公开透明的呼吁，尽管只涉及当局施政弊端，或与环保等公共利益有关，就足以造成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四川环保人士、作家谭作人3月28日被捕，当局给他安上的罪名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他的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据说就是整理了一份汶川大地震死难儿童的名单。谭作人做这些事情时，其实并非“私下”或者“暗地”，而是光明正大，比如他写过一份建立《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人们共同调查死难学生的名单，目的是希望警醒世人，不要再让“豆腐渣工程”这类危害公共安全的灾害发生。据说他在发表倡议书之前，将自己此举先行通知了国安，完全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举。 我不想再去费劲去考较《国家安全法》的条文，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部法律从未具体规定事后调查一场举世皆知的大灾难的某部分细节涉及“国家安全”。这些年来，绝大多数背负“国家安全”罪名的政治犯与良心犯，都是被中国各级国家安全部门“自由心证”为“罪犯”的。前不久，总部位于美国的中美对话基金会根据中国相关官方数据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的人数比2007年多1,300人。 谭作人近年来走入公共视野，是因为他从事的一些公共活动。他曾带头反对中国石化业巨头中石油在成都彭州建立的PX项目。PX项目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世人皆知，为了保护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谭作人不仅发表大量文章揭露该项目将造成的污染危害，还身体力行地倡导家乡民众共同抵制。在中国，泛泛而谈地提倡环保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但如果落实到抵制某个项目，尤其是地方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合谋的“国家重点项目”，政治风险非常高。我猜想，自那时开始，四川地方当局已经对谭作人记下了一笔帐，只是什么时候“拉清单”了。 谭作人这边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战斗还未清盘，汶川大地震又发生了。而此次地震中最能暴露中国政治之丑恶莫过于大量中小学校舍倒塌之事。在地震发生之时，当局为了减轻舆论压力，曾承诺要清查豆腐渣校舍。但地震过后，社会关注点转移，为了保护涉及豆腐渣校舍的利益网络曝光――这一利益网络牵涉甚广，从教育部门、建设部门、再到市、县、乡各级政府官员――豆腐渣校舍就成为“国家机密”，而谭作人为了四川民众的公共利益，不畏艰难、锲而不舍地追踪下去，终至身陷牢狱。 从上述事实可见，谭作人从事的活动事关千万人的公共利益，无论是环保还是建筑物的质量安全，这本来都是中国政府的行政范围，纳税人拿钱供养他们，就是为了让政府履行监督之责。可中国政府不仅未曾履行这些责任，反而为了自利的目的如政府税收、建筑工程发包时的回扣、政绩等升迁资本而置民众生命及健康于不顾，成为制造污染与豆腐渣工程的共谋者。如此“国情”之下，谭作人为公共利益奔走呼号，深犯当局大忌，于是他就成了“国家的敌人”。这样的事情当然只会发生于社会主义中国以及被中国政府视为“好朋友”的一些暴政俱尔部成员国。 我想在此再次提醒中国政府：为了自利而扰民、害民、残民以逞的行为，如大力兴建污染项目、放任豆腐渣工程与有毒食品泛滥，为了钳制舆论与反对力量而不断制造“国家的敌人”，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恶行。 国家虽在，山河已破，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60年的“政绩”之一。三鹿奶粉等有毒食品也让世人见证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与国家信用破产。但中国还有一批良心人士在，他们超越个人利益计算的抗争与努力，才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真诚地希望国外的人权组织能就谭作人被捕事件多做国际呼吁，也希望四川的公众能够多关注这位为了四川公众利益而身陷大狱的良心人士。如此，谭作人以及类似的良心人士才不会成为“孤独的战士”。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4月2日，第288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曼德拉的缺德
曹长青按语∶曼德拉去世，全世界媒体几乎都是把他歌颂为“英雄”“伟人”，美国左派媒体旗舰《纽约时报》赞美曼德拉是“当今世界的道德楷模”。右派大报《华尔街日报》则说“曼德拉进监狱时是个列宁，出来时是个哈维尔”。虽然《华尔街日报》也提到曼德拉跟卡扎菲是朋友，但只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而《纽约时报》则对曼德拉的丑行只字不提，全是“伟大光荣正确”式的造神。早在1997年（距今16年前），在曼德拉的南非要跟台湾断交时，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曼德拉缺乏道德（更谈不上什麽道德楷模），该文发在香港《开放》月刊上。现重发此文，以正视听。我目前正在撰写两万字的长文“曼德拉绝不是英雄”，将於近日发表。——2013年12月6日（曼德拉去世次日） 在几乎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在中共大市场的诱惑下都向北京低头谄媚的时刻，美国的迪士尼公司却向中共说了“不”。 迪士尼是美国的大公司，它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些投资，近年该公司总裁曾多次飞去上海，准备扩展投资，与欧洲同行竞争中国大陆的市场。在此关键时刻，中共却通过官方“记者会”公开向迪士尼提出警告，认为迪士尼属下的电影公司正在拍摄的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会影响它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发展。言外之意，如果迪士尼继续拍摄这部影片，它就别想继续在大陆做生意。 迪士尼出资拍摄的名为《Kundun》（藏语“尊前”∶大喇嘛出现在眼前）的达赖喇嘛传记影片，已在摩洛哥接近拍摄完工，该片由美国影星李察．基尔（Richard Gere）主持。 对於一个正在雄心勃勃准备向中国大陆大量投资、与同行竞争市场的商业公司而言，面对这样的警告不可忽视。而且中共的态度很严厉。在“记者会”上，当外国记者向中共电影局发言人提出：怎样看待另一部好莱坞正在南非拍摄的一个奥地利人四十年代给幼年达赖喇嘛当老师的影片《在西藏的七年岁月》时，中共发言人说：“我还没听说这个电影，是记录片，还是故事片？”“你们好莱坞有自由，愿制作什麽电影就制什麽，但反中国的，在我们这儿不行！” ●“整个世界都是北京的一部份” 中共电影局发言人的话，美国主要媒体都给予了报道，在美国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位读者投书《纽约时报》愤怒地说：“现在看来，不仅西藏是中共的一部份，整个世界都是北京的一部份了。”因为迪士尼正在拍摄的影片既不是在中国拍的，也不准备将来在中国放映。北京政权现在竟然要审查限制一个外国公司在外国拍摄的影片的内容，有多霸道！ 在经济损失和道义原则之间，迪士尼公司选择了後者。该公司公开宣布，电影继续拍摄，1997年放映。对於一个商业公司不唯利是图，并敢於向强权说“不”，美国很多专栏作家都给予高度评价。《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嘉科比写到：“对迪士尼的主管们来说，没有比提高利润和拓展商业更重要的事。然而面对中共的威胁，他们不为所动，把原则置於利益之上。道德勇气令人敬佩。”《纽约时报》则刊载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迪士尼公司站在一队中共坦克面前，王维林挡坦克的翻版。 ●到处是张伯伦，没有邱吉尔 但就在迪士尼敢於向中共说“不”的时刻，曼德拉，这位广受尊崇的世界人权领袖，却向北京说“是”。南非最近表示要与台湾断交，准备与北京建交。近年时有非洲国家与台湾建交或断交的事发生，人们已见怪不怪。但南非不一样，它的总统是曼德拉。曼德拉为了反抗邪恶，在监狱度过了27年半的铁窗岁月。今天，连曼德拉这样曾深受邪恶摧残迫害、并被视为有道德感的人，也要向全世界最嗜血的政权，向天安门广场的杀人凶手低头，可见这个世界已堕落到什麽程度！ 当然，曼德拉和他的内阁中的政客们会争辩说，南非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大陆的大市场。南非在国际事务中需要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北京的支援。但是，曼德拉忘记了三点： 第一，当贸易额高高踩在道义之上，西方各国的权势人物纷纷向北京“叩头”的时刻，道义才是这个世界最需要和最珍贵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面对中共，一再说“是”。克林顿四年前竞选总统时，口口声声不能容忍“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但上台後就食言，後来乾脆无条件给北京贸易“最惠国待遇”，不附加任何人权条款。最近又宣布他要在今明两年访问北京。因此《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森绍（A. M. Rosenthal）对克林顿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杜尔评论道：“两个张伯伦，没有邱吉尔。” 其他西方国家面对北京，更是“扣头”不止。德国总理科尔访问北京时，还特意去了“解放军”基地，朝拜“六四”屠杀的凶手们。法国则为了能向北京多卖出几架飞机，竟邀请了天安门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鹏访问巴黎，和他把酒交杯。 ●“权力：没人性和可恨的现象” 第二，曼德拉宣布与台湾断交之际，北京政权正在疯狂地镇压异议人士。不仅把魏京生再次关进监狱，还四处搜捕判决民运人士，把中国大陆推进白色恐怖。在这样的时刻曼德拉宣布与台湾断交，并将与北京建交，这种无视专制下中国人的苦难，令北京的“屠夫们”得意的做法实在太令人失望和遗憾。 第三，南非的经济需要发展。但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并不能解决整个南非的经济。在当年白人统治下的南非，由於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经济困境远比今天要糟糕。但曼德拉当年却一直呼吁国际社会经济制裁南非，虽然南非的穷人大多是黑人，他们因此生活更加艰难。但曼德拉坚信，道义比面包更重要。 今天，曼德拉已从政治犯变成了权力者，而且刚当总统才几年，面包与原则的位置就颠倒了。可见“权力”这个被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称为“没人性和可恨的现象”，对人的腐蚀有多麽厉害。 现在能坚持道义的政治家只剩下哈维尔一个了。他能坚持多久？哈维尔是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见达赖喇嘛的政治领袖。捷克还邀请了台湾前行政院长连战去访问。在1996年10月联合国会议时，支援台湾进入联合国的28个国家中，几乎全是尼加拉瓜、多明尼加、瓜地马拉等发音绕嘴的非洲和美洲小国，只有一个名字为中国人所特别熟悉，就是捷克。 但愿哈维尔能坚持下去，给浑浊的政治世界留下一丝清白。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1997年1月号。原题∶迪士尼的勇敢和曼德拉的软弱 2013-12-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人和已失”，中美关系难走回头路
何清涟 香港刘梦熊先生8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对现状的批判堪称痛快淋漓，言之切，忧之深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唯有一条，他谈到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以越南为榜样，称其与美俄等都维持良好关系，希望中国放弃战狼外交，中美继续友好。这可能只是刘先生的期望，且不说中国不是越南那种小国弱国，目前美中两国行政当局其实都希望继续在经济层面合作，但因形格势禁，无法走上回头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年中美交好实占“天时”（美国冷战要孤立苏联）兼地利（中美当时没有地缘利益冲突），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谈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却少有人谈。 中国对美战略本来就是权变之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只有一个对象国即美国。而美国也非常慷慨，确定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支持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大量留学人材。克林顿甚至还设立了对华法律援助项目，这个项目的美方实施者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称之为蜜月）之时，邓小平那句“韬光养晦”还是道出了中国对美友好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强大之后，与美国一争雄长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到“影响、改变”（NGO大量进入中国）这个层面，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反颜色革命”（2005年）。 这里必须说明，美方并不是没注意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说，老一代“中国通”的汉学相当不错，他们当然懂得这话的内涵：弱小时潜藏爪牙；等到强大时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经历过二战，对于战争的毁灭性有着深刻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甚至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观察并经历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且多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对中国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主张与中国合作共赢，维持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这批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当令时期，有了这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力主，才有几代美国总统与中国的“接触、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国，只能容忍“影响”。一直维持到奥巴马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赖有此“人和”。 奥巴马前后两套外交班子各有对华政策 中国自2005年在国际社会宣称“和平崛起”之后，美国智库开始有人讨论G2（中美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到奥巴马上任之初，这个说法流行一时。开始有人以为这是奥巴马的想法，后来美国智库人士澄清，这一概念来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不过，当时中国并未回应这个想法，中国人大多数也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无与美国对等的综合国力。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有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变化有着自己的认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 上述所有言论表明，奥巴马时期其实是在艰难地寻找中美关系新定位。尽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美国也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克里任国务卿，他的重心是中东事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基本无所作为。 这段时期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一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美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不断升级经济合作与战略伙伴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三是扩展了两国人文交流机制，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中国这时推出的“千人计划”，意在通过人才的吸纳公开染指美国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也未做出强烈反应。 所有这些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都让中国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说有冲突，那就是奥巴马时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推进的重返亚太战略引发中国严重不满——中国一直将亚太地区当作自己的准势力范围，认为美国此举是扼制自己。还有在举办京奥时，中国刻意炫耀国力，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深感中国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崛起，但并不和平。 由于老一代中国通——“拥抱熊猫派”当时还年富力强，多以一流大学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关键位置，奥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关系虽然时有龌龊，并未发生大碍。 川普对华政策急转弯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总统。美欧媒体中常见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国变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在川普正式执政之后不断批评川普，在其发表的社论中，称其挑战了“美国政治的每一条准则”。 本文只分析中美两国与“人和”有关系的政策。中美“人和”由两部分，一赖中国多年统战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二赖华人科技精英对母国的报效之心。实言之，中国官方一开始并未加入美欧“黑川”大合唱，VOA 2017年1月17日发表消息 《川普政府将审查美国援外项目》，称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仔细审查所有援外项目，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中国方面对此只领会了一半意思，很高兴地发了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称“日前，川普宣布即将停止向海外负责颜色革命的团伙输送资金。并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民主之春和颜色革命，没有实际意义，奥巴马此举大肆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会招来全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将正式终止‘一切联邦财政开支的民主款项’”。但不久之后。川普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将接受中国政府资助采取的文化、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为中国对美国红色渗透的调查目标，中国才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好朋友“拥抱熊猫派”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国家安全的特别压力下，“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被迫发布了《胡佛报告》，承认整个研究界对中国误判，进入式微状态。 2018年，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秘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和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披露他们的活动。在奥巴马时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计划”与间谍挂起钩来，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结束了中国通过计划参与者携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车”行为，中国制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后另起炉灶，曾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华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调查，有的最后只好终止在美国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国。 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开展对华贸易战，一是对中国制造增加关税，以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二是严厉打击中国对美知识产权的侵夺活动，此举导致世界物理学界最大损失——斯坦福大学那位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自杀。 更详细的情况，我在《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上报）系列中系列文章中有过分析。 拜登时期的新一代中国通对华并不友好 在中美贸易战开展后，中国采取“以拖待变”的禁买美国大豆打击川普票仓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干预美国大选，希望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这个愿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国在美国政坛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国通因年龄等原因陆续退休后，新一代中国通对华态度与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该文记述，川普对华贸易战5个月后，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主办的“21世纪中国中心首届中国论坛”（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国外交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问题上更趋负面，在对华政策主张上比老一代更强硬、也更趋攻击性。 当时担任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美国将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美国必须采取对抗措施——在信息运营、知识产权盗窃、新疆再教育营中拘留了至少一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纳虽然只有42岁，但资历颇丰。他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乔·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从他 2011 年至 2012 年在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开始，已经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战略“不应只是接触或遏制”，而是要竞争对抗。他的主张如今就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与拉特纳同样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和前实践者，被称为“年轻一代”，以与老一代中国通相区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可以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既与中美两国国势变化、两国的国际地位有关，是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两国行政当局都想在竞争状态下有限合作的状态下，多次接触谈判难有寸进，实与“人和”有关，这就是中国方面感叹“如果现在要有傅高义那样的中国专家就好了”的内在原因。 （原载于台湾上报，2023年8月2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80674 ）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拒绝左翼自由派的奴役
人们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书之多，我不知道人类迄今写了多少种书，仅在电脑上打出“耶稣”两字查询，关於他的传记，就有一万七千种！这数不清的图书中，到底有几本可以流传千古，成为人类奠基之作？60年前这个月出版的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有两本，一部是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论》，再一本就是哈耶克这部专著。两者强调的是一个主题：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不仅验证了政治奴役制度遭到人民唾弃，更证明了计划经济、国营垄断的经济模式的破产。连残存的中共、越南等共产国家，都在羞羞答答地走资本主义，试图用经济发展来换取人民的沉默，继续维持共党统治。 如果全世界都认同并实行哈耶克们主张的“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理论，也许《通向奴役之路》就寿终正寝了。但事实恰恰相反，那种想用“均贫富”“社会正义”等口号来扩大政府权力，用“平等”的诱惑来增加国营成份的声音不仅仍存在，而且在很多西方国家中，还是主导力量。 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两党在经济政策的分歧仍是围绕哈耶克，民主党的经济理念，仍是植根於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福利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思想：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平均主义。而右翼共和党则强调减税，削减福利，缩小政府规模，充分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由“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而不是人为地计划和干预。因为史密斯和哈耶克早就指出了，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永远无法真正调节、计划瞬息万变的市场。而且“计划”的结果，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创造、自由想像的可能性，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和贫穷。 虽然哈耶克早就在他的经典著作中阐述得明明白白，而且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试验的失败也活生生地证明，但在西方，仍有无数的左派知识份子，就是要走这条死路，用“均贫富” “社会平等”等动听的乌托邦幻想蒙骗民众，来赢得选举，推行左倾社会主义的政策。 六年前，有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两个国家是主张充分私有化的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法国、德国都是反哈耶克的典型：法国的资产国有化比例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之最，占24％以上（美国低於15；英国低於20）；法国的税率（加上社会安全税）高达64％。德国个人所得税高达50％以上，人们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强行收去（美国最高税率为36％）。 现在法国失业率为9.4％，德国是9.3％（美国是5.7％）。欧盟中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是英国，失业率是5.0％。主要原因是当年保守党领袖撒切尔首相推行的充分私有化政策为今天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是爱尔兰，失业率才4.6％，因其公司税才12.5％（是整个欧洲中税率最低的）。 在亚洲，香港是实行哈耶克主义的样板之一，不仅税率低，而且实行放任性的自由经济，连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都说，是香港的自由经济和繁荣，使他从一个自由派（左派）变成一个市场经济信奉者。而未来香港的最大危险，就是偏离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 哈耶克的书出版了已整整60年，迄今仍意义重大，就在於它很早就指明了政府控制经济的灾难後果，同时指出了，只有重视自由，才是实现富有和尊严生活的唯一道路。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3月31日） 2004-04-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曹长青：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 篇系列）
「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6之1）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於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信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今年台湾大选前後，我曾数度到台湾，并有机会参加了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几场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平民，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像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饭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於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麽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麽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令人想到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论坛会之前，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闲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麽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著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於李登辉怎麽当上副总统的「你等会儿」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麽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12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令人想到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一次论坛会结束後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於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後，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麽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麽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憾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後，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後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後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麽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麽？对中国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麽启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於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饭局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後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2） 曹长青 由於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周美里处长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麽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麽出路。後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後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後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於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後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著，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著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麽呢？」我问道。「鲁迅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於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後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闭O由於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於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於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於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很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後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於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後开始学其它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麽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麽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瓷A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萝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萝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後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于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於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後，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很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後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芳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像，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著聊著，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後，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让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後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於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很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80的老人，看著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18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很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谘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麽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後，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著丈夫；在李登辉终於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後，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12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3） 曹长青 由於在第一次见到李登辉时，就听他说起当上总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麽当上总统的问题。 「我直到30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读书，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李登辉说道。「我是由於在农业经济专业出名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应该用李登辉。」当时蒋经国认为，农业发展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对台湾农业经济了若指掌的李登辉。据说，当时他做的台湾经济报告，被认为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被蒋经国看中，他拿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就此终止了。1971年，李登辉被叫去给蒋经国汇报台湾的农业问题，给蒋经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後就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李登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那一年加入的国民党。但当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李登辉对联合国把台湾排挤出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不是那麽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根本轮不到我出场。我只要做好份内喜欢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不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兴趣。 ●破格提为「台北市长」 但在加入国民党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蒋经国封了一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位。当时李登辉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回到台湾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麽职务。还是他22岁的儿子不无调侃地告诉他，「那是当完部长级的大官之後，没有什麽职位可以安插的老人当的官。」而当时李登辉不仅只有49岁，也没当过任何部长级的大官。他当时的政务委员同僚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他就是当了内政部长之後没法安插了，就给了个政务委员的职位。 自担任政务委员起，李登辉就开始了和蒋经国的频繁接触，并开始了他踏入政坛的火箭之旅。蒋经国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探访。在这期间，蒋就曾表示，农业对整个台湾都很重要，所以对李登辉而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做台湾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辉做了省主席，整个台湾的农业都有可能升级。但李登辉并没有认真考虑和揣摩这些话，也没有做任何放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计划，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蒋介石1975年去世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期满後，由外省人组成的国大代表一致选举蒋经国任总统，没有反对者。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职，随後在6月9日，也就是说，在蒋经国当上总统不到20天的时间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 和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比较随和、平民化，也一直采取亲民政策，这点早就从媒体、书籍等资料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辉交往中的「随和」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以後，蒋经国这个堂堂的总统，竟然频繁地，每周有三、四次亲自跑到李登辉的家里，和他谈话聊天，询问工作情形，给新任市长打气，甚至听他发牢骚。而且蒋经国的造访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样，直接就去了。有时李登辉还没下班回来，李夫人也外出购物，蒋经国就自己坐在客厅一直等到李登辉归来。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约三个月。然後，有一天，蒋经国又来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说，人们对你做市长的评价很好，没什麽问题了。於是就不再来了。原来蒋经国是担心，这个被他看好的农业专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长的工作。这种总统亲自登门到一个市长家里关照的情形，相信在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蒋经国对李登辉如此这般的重视，就已经预示了李登辉仕途的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毕竟还是个专制的国家，独裁者的一句话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做政务委员期间，李登辉是一苹脚在政界，一苹脚还留在学界。出任台北市长以後，才辞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双脚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把自己关於农业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台大图书馆。 尽管蒋经国对这个台湾人的台北市长十分偏爱，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後，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上任後马上全力以赴开始研究都市的发展计画，并很快从东京购买了全套12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後又陆续买了很多关於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夫人曾感叹道，本以为把那些农业书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时他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想到丈夫又迅速把书架填满了。 但李登辉却肯定没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设的书看完，因为蒋经国根本无心让他做什麽台北市长。在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第二年，李登辉就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又过了只有两年，也就是1981年底，蒋经国就让李登辉当上了台湾省主席。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内，履历经历远比李登辉厚实的元老、大老们比比皆是，怎麽排也轮不到李登辉的头上。难怪党内有人不服气地表示，「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事实上，李登辉後来才知道，蒋经国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党内有人反对，认为李登辉政治经验太少，所以才让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长。 的确，蒋经国对李登辉的厚爱是毫不掩饰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辉当上省主席之後，还亲赴省主席官邸，祝贺李登辉当选。他对李登辉做台北市长和台湾省长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对他的执政报告评价高得惊人，认为他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该是从新的制高点来观察台湾国情的时候了。於是在1984年他第一届总统期满，要竞选第二届总统时，蒋经国就亲自问李登辉，愿不愿意做他的副总统。就这样，在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还没有坐热乎的两年多之後，李登辉就又被蒋经国提名为他竞选总统的搭挡。以李登辉的党龄之短，资历之浅，一下子越过所有元老，登上副总统宝座，无法不令很多国民党人目瞪口呆。 而且据李登辉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披露，在就任後的第二天，蒋经国就邀请李登辉和他乘同一部车外出，用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总统副总统同车出门」的举动，对外展示蒋和李登辉关系特别好。除了同车外出，蒋经国还和夫人一起，罕见地在自己的总统官邸宴请李登辉夫妇，让行政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夫妇作陪。 独裁者这种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对他这麽好，你们下面也别拿他不当回事。 蒋经国对李登辉特别好，不只是「秀」给别人看的，私下也是关照倍至。例如，他会亲自到刚上任的副总统办公室，问讯家俱陈设之类的小事。而李登辉要做例行的身体检查的时候，蒋经国不仅指定要让他住本是总统专用的病房，而且几天後又追问体检结果。更甚的是，他觉得李登辉做省主席时住的房子太小，要专门给他建一个宽敞的副总统官邸。由於担心别人说闲话，蒋经国表示，还要诱降 院长的官邸。可是等副总统的官邸建成，李登辉搬进去之後，蒋经国却表示，五院院长的官邸不必建了。结果李登辉一家住在起码可以诱赊 x邸的大空地，又养狗，又养羊，还建了操场让警卫打篮球。 ●蒋经国为什麽对李登辉情有独锺？ 虽然李登辉清楚地感觉到「蒋经国对我有很特殊的感觉」，但是，不仅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还是在他自己的书里，李登辉都表示，「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早逝吧？经国先生晚年曾说过，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於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钓痴S有深入思考过。」 李登辉认为，蒋经国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为他是台湾人之外，还认为他「认真而诚实」，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辉自己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位置也并没有什麽大的感觉。他说，大权在总统手里，其它权力在行政院长手里，副总统的位置，真的就像蒋经国所说，只不过是「观察国情」。他已经做好准备，当完那届副总统就退休。没想到却由於蒋经国的突然过世，而意外继任了总统。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读到的资料来分析，我不认为李登辉的判断很准确。我对李先生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成就十分推崇，但对他「看人」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连战、宋楚瑜都曾经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时候，他全力为连战助选，有时竟一天站台七场，以至引起心脏不适。可是连战仍然败选，难怪宋楚瑜阵营讥笑连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辉却居然完全相信连战能赢，以至大选结束，连战惨败的时候，李登辉只能取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行程，因为他只准备了胜选谢词，却没有准备落选感言。而连战败选後立刻就逼迫李登辉辞去党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辉当上总统後立刻就提拔成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心腹，但後来也完全背叛了他。连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人，无论在性格为人上，人生经历上，在宗教信仰上（连战和宋楚瑜都没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辉有著本质性的不同。 而蒋经国则在上述每一点上，都和李登辉有相近、重叠和相同之处。首先在人生经历上，两人都曾学习并推崇过马克思主义，然後又都清晰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在宗教信仰上，两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两人都质朴、率真，又激情、倔强（据史料，年轻的蒋经国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辉虽然随和，却有很固执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例如据李登辉新书披露，宋美龄为了左右政治，从美国回台，总给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湾规矩，被送者要回送礼物，於是就有了一个和宋美龄见面，听她训话的机会。但李登辉却从不去回送。而蒋经国虽然凡事仍禀报後母大人，但内心对宋美龄干政也是不满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和推断是，蒋经国颇为欣赏李登辉的个性，或者说，俩人就是对劲儿；这点在他重用李登辉上是起了相当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国人拍的影片《蒋经国》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温和有礼，是基督徒，善於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蒋经国认为，李登辉具备做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他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见证台湾》一书中，李登辉透露，蒋经国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认为，「如果太太风评不好，这样的人当什麽长都会出事。」而蒋经国对不张狂、不招摇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经常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政治理念在一个轨道上。蒋经国一路清晰、有计划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辉，比任何其它事实都能证明他意欲使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决心。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他对台湾本土化的意识很强，这比较属於原则上的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时间，他在很多地方展现出要在台湾生存，到中国大陆去是没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蒋经国开启两化 蒋经国在1985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说法，第一，台湾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第二，从来没有考虑过蒋家人士继续接任总统；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台海两岸就绝无谈判的可能。 正因为蒋经国清楚台海两岸没有谈判的可能，同时反攻大陆也没有可能，所以他意识到国民党应该把立足点转向台湾。因此不仅他掌权时任命的三个台湾省长（林洋港、邱创焕、李登辉）全都是台湾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选总统时，就选了台湾人谢东闵做副手。在1984年他还通过李登辉的手，释放了因主张台独而被捕的一些人士，并表示台独不是犯罪。据李登辉新书中的历史记载，1986年以後，蒋越来越表现出对台湾的关注。1987年7月，蒋经国又请李登辉出面，邀请了12位德高望重的台湾地方长者会面，在这次谈话中，蒋经国历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湾人。」 事实上，自从蒋介石死後，「中华民国」涵诱什磊j陆一说就开始发生变化。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时候，任职令上没有像以往那样，写有「首都市长」字样（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台北是中华民国首都临时迁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长」。 在意识到本土化的同时，蒋经国也意欲推行台湾的民主化。他对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可堪称伟大之举，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後两年，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看来，他的了不起，超过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戈氏没有做到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两点。无论哪个独裁国家，只要开放党禁、报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势不可挡。所以蒋经国的壮举，为台湾走向民主推动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蒋经国的容忍下，民进党於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圣诞节，国民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宪法实施40周年纪念大会，病中的蒋经国亲自参加并发表演说，就在他演说时，11名民进党国大代表站起来，高喊要求国会全面改革的口号。与此同时，民进党还发动了大约三万民众，在外面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集会。对此蒋经国并没有做出什麽表示，一句话也没说。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蒋经国公开宣布，流著蒋家血的总统就到他为止，并在这个大会上重申，「我也是台湾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遭到抗议是常事，但独裁者由於太习惯了被恭维，很难容忍当众遭抗议，所以蒋经国的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公开宣称「我也是台湾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台湾本土意识和民主理念在支撑的话，蒋家的人怎麽可能说出这种话。 ●抽掉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档案 仅仅在李登辉做副总统期间，蒋经国就和他有过156次谈话，蒋对李登辉究竟是一个什麽样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辉早年曾加入共产党（这点我在後面的文章中还会谈到），在蒋经国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备总司令部找去问话。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李先生给了我一个独家资料，他说，「其实我告诉你，有一点，我以前没有公开说出去过，我想蒋经国是为了以後用我没有麻烦，把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从档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为以後的提拔开路，可见蒋经国是多麽有心。李登辉认为，蒋经国虽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未见得想让他接班。这个判断未尝准确，单从蒋经国去世前要紧急召见李登辉，也可以推断，蒋是有话要对他说的。 蒋经国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5分咽气。蒋的官邸在下午两点就打电话找李登辉，但他正在接见外宾，秘书竟没有转话；到三点多蒋寓所又要求李登辉迅速过去，这时才有人去告诉他情况紧急，李登辉匆忙结束会谈，赶到时四点刚过，但毕竟迟了几分钟。 蒋去世的时候，国民党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瑜国华、沈昌焕等，以及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等都在场。如果蒋经国不想让李登辉接班，他完全可以对上述人员留下关於接班人的遗嘱，而没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见李登辉。 李登辉对蒋经国未见得想让他当接班人的推断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没有党权，也没有军权，也不掌握情治系统，一旦接班，怎麽控制？这里可以分析出两个原因，第一，如李登辉所说，蒋经国没有料想到他那麽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应该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蒋经国一方面想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机构威吓和压制反对派人士。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为无论如何，他还是个独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过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决。就接班人的问题，他大概还期待，由李登辉接班做总统，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国民党人主政。 蒋经国虽然意识到要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并历史性地开放了党禁报禁，并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38年的军事戒严令，但要让他预见到、并接受台湾迅速变化到民进党可以执政这一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辉提拔到宪法规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对台湾走向民主的重大贡献，就已经决定了台湾後来发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蒋经国之所以没有清晰地宣布，或早早地留下遗嘱，明确指定李登辉为接班人，还与国民党的传统，蒋经国个人的理念、声誉有关。人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一直独裁专制，但却从来不敢像共产党那样理直气壮（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们一直自认是民主政权，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选举。蒋介石去世後，也不是直接把权力交给儿子，而是按照宪法，由严家淦继任总统，再通过党内选举，蒋经国当上总统。所以对国民党，有「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之说。 但蒋介石再独裁，也还不至於愚蛮到像毛泽东那样，先是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後，又指定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彻底的独裁者。蒋经国再专权，也不会愚蠢到像邓小平那样，把江泽民叫到北京，然後告诉全中国人民，他就是总书记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个完全的独裁者。 且不说蒋经国晚年已经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这是邓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他仍以独裁方式执政、用人，他也绝不想给後人留下一个独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从他对美国《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谈话，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要给世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也要给世人留下一个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领导人形象。所以他绝不会清晰地表示要让李登辉接班。对那种明显独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不仅毫不忌讳，甚至还很得意；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会只顾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所以，即使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前赶到他身边，蒋也只可能郑重地暗示，国家大任由你负责了等等，即使对李登辉本人，在私下，他也绝不会说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类的话。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蒋经国把李登辉一手提拔到按照宪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经从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确认了李登辉的接班人地位。这既是蒋经国的智慧之举，也证明了他对李登辉能继续推动民主理念的信任。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李登辉火箭般的仕途：1971年加入国民党，72年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78年当台北市长，79年当上国民党中常委，81年当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从入党到当上副总统，总共只有13年的时间。李登辉无论怎麽有能力，没有蒋经国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云是绝对不可能的。 掌权之後，迅速变「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4） 曹长青 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无论是在政策推行上，还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提拔。但不想做独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则困难重重；走民主的道路远比走独裁的道路更艰难和缓慢。但被蒋经国火箭般推向政坛的李登辉，的确没有辜负蒋经国的厚望，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开始了他把台湾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质」的改革。他不但尽全力尝试了，而且做到了。 虽然由於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於那是继位，在众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 ●拒绝宋美龄干政 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宋美龄依然有操控军权之心。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後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 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党国一体，但毕竟还是执行了宪法，让李登辉继任总统，并行使权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烈的政治搏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性格热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在政治斗争中却冷静而清晰地、一项一项稳步往前推动。在进行人事格局的大调换中，他延续了蒋经国的国策，稳住了政局，并赢得了党内信任。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六百多名国大代表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任何要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首先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的推荐。李登辉决计竞选。他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访全体国大代表的家，给每一位赠送自己和已逝的儿子合著的论文集，拜托他们投自己一票。要知道，这部精装本的论文集厚达十公分，很难想像哪个国大代表能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但很多人还是被李登辉的真诚所感动，他得到了超过80%的国大代表支持，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於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年。 ●当上总统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选举而当上的总统，李登辉立刻就以台风之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第一：不可一党专制。1990年3月20日当选总统；4月2日即以总统的身份邀请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到总统府，商谈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等问题。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钒H良等27名政治犯。随後指示开始处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能是党的。六月份让军事强人郝柏村从军队退役，改任行政院长。逐步削弱国民党元老对军队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过人民直选领导人得以实现。6月28日即召开国是会议，就台湾民主化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两项：第一，让那些终身未能改选的万年国代退职，实行新的国大代表选举方式；第二，总统、副总统、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人民直选。 第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采取「务实外交」。1991年4月举行修宪会议，废止某些法律条款，等於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允钏螈{中华民国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备总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 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 随後在1992年，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法律条文。 ●中国只配被共产专制奴役 看李登辉这些改革议题和惊人的速度，不知中国知识份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拥护「胡温新政」的呼声中，在一致对李登辉的讨伐中，他们是否比较过，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中，有哪一点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本质改变？！可怜的中国人，千呼万唤，连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唤出来，就别说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了，更别提彻底废除一党专制、废除政治犯、决定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了。 其实也并不奇怪，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认同共产党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而否认中国可以马上走民主道路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视领土的价值高於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宁可让独裁的中国吞并民主的台湾的时候，中国也只配继续被共产专制奴役。 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这关键的一条，一下子就把台湾政治同时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辉不是为台独而支持台独，是为台湾人民争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独。 ●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著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著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数，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只要是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一个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为这个呼喊中包括为自己争权力（和权利）。而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总统直选，是非常不容易、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要直选，他早晚就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 在共产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一直是陷在「进步与退步」的恶性循环中，从来都只有「量变」。而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後，在李登辉任总统的前八年中，通过修宪、确定人民直选总统，一步步从体制上完全脱离了专制独裁这个封建轨道，完成了把台湾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质变」。 1996年，台湾实行首次全民直选总统，在中共以导弹演习的威吓下，李登辉高票当选。在就职典礼上，李登辉说，「这不是庆祝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人类基本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於是，「自由与尊严」成为台湾这第一个民选总统在後来的四年中全力维护的价值。1999年，李登辉提出中国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开启了台湾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的航程。 ●放弃合法的竞选连任 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後，李登辉曾带著妻子、儿媳和孙女一起回故乡淡水去爬观音山。爬到山顶之後，李登辉对孙女说，「阿公走过那麽长的路，终於爬到了山顶。阿公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东西。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该怎麽走，还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段话既流露了李登辉孤军奋战的感受，也体现了他在刚上山顶时，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样永远地盘踞山顶。二千年时，李登辉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任职期满，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合法地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 李登辉当时不仅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参选，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为名，实行威权统治下去，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权力。想到一个个至死紧紧抱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李登辉能彻底放弃一切权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为感佩。所以在采访他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继续执政，是什麽导致你能完全放弃权力呢？」 「权力不是我的，」李登辉说，「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他轻松的回答几乎令我无言以对，这个对李登辉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的事情，可为什麽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中国，几千年来，几十朝几十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别说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放弃权力，连一个想做点冲破专制链条尝试的都没有。到底是什麽因素，促使李登辉掌权後能如此这般大刀阔斧、风卷残云般迅速带领台湾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体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彻底放弃一切权力？ 「信仰给了我力量」——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5） 曹长青 由於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麽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於对台湾政治。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麽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麽会死？人死了之後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徵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麽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於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於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於战後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於是和战後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鹿雩荞囿懋 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很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後，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後，李登辉就逐渐开始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30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麽。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楮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於「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後，「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後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後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於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五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很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後他终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著生活和袅炕m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於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大多数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略U；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夥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著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於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圣经》来安慰心灵，度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後，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後，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著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後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著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後，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後，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著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彭明敏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於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台独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後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 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著巨大的使命而降升，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後终於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後，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雷根，在上任二个月後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很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於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後，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很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於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营这次输了怎麽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营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後要做些什麽，赢了以後要做些什麽。」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著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麽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著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6） 曹长青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後，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麽？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它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後当选为韩国总统後，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著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後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用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後来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後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于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雷根总统联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雷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雷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雷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後，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於是雷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gong，但成gong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全文完） （原载香港《开放》2004年6—9月号） 2020-0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美国媒体的政治幽默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曾是美国媒体上一条刺眼的新闻，让美国人大开眼界，因为在美国，无论什麽级别的政治人物，都不得不对媒体笑脸相应，唯恐得罪媒体遭到「修理」。美国政治人物所以怕媒体，是因为被「修理」，後形象遭损，下次选举老百姓就不投他的票。媒体的威力在於和民主选举连在一起。 这次美国大选，出现建国两百多年最严重的纠纷，从投票日算起，36天後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新总统才产生。 在大选和纠纷之间，美国的两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克林顿，以及其他权力人物，比以往更成为媒体嘲笑、挖苦和修理的对象。美国三大全国电视台各有一个晚间「脱口秀」节目，CBS台的大卫．雷德曼、NBC台的杰．雷诺和ABC台的比尔．马哈，三人主持的三台节目竞相开总统参选人和华盛顿权力人物的玩笑，其妙趣横生、令人开怀大笑的幽默，成为很多工作一整天的美国人就寝前的「轻松调剂」。 这种节目不仅具幽默感，而且特别紧扣当天的新闻，对於观众来说，等於一举两得，娱乐和新闻兼收并蓄。从这些极具讽刺意味的幽默中，读者可以看到美国是一个多麽言论自由的社会，权力者白天在政治舞台上冠冕堂皇、指点江山，晚上却成为娱乐幽默节目的「笑料」，媒体「修理」的对象，而且是天天「修理」，每晚嘲弄，由此构成了另一种「权力平衡」。 下面是这些「脱口秀」节目中的一些幽默片断： 讽刺民主党候选人戈尔： 「戈尔始终不认输，其实他也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怀孕票』（Pregnant Chad，指那种微微鼓起但没被扎穿的不合格选票）不仅应该有效，而且应该一票顶二，因为『怀孕』就是指两个生命嘛！」 「戈尔说，如果他当选，会公布新的军队法规：不问，不讲，不投票（Don’t ask, Don’t tell, Don’t vote!），免得军人的票都投给共和党。」（克林顿上台後为保护同性恋者权益，颁布了军队新法规：对同性恋行为，「当事人不说，上级不过问」） 「民调报告说，60％的选民认为戈尔应认输，戈尔听後马上说：我要『重新计算』那个数字。」 「克林顿总统抵达越南访问，希望找回在越战中失踪的二千美国士兵，戈尔听到後马上打电话对克林顿说，弄清楚那二千人是不是原籍佛州的民主党选民？如果是，快点查出他们的选票；如果是共和党人，就让他们永远做越南人吧！」 「戈尔猛烈批评佛州州务卿哈里斯女士，说她偏向小布什，连化妆都不会，眼睛化得太浓放不出电，脸上搽了太多粉像死人，嘴巴线条太硬没有亲切感┅┅说到这里，戈尔突然停下来说：我的上帝，我怎麽骂起自己了。」（讽刺戈尔参加总统辩论时化妆太浓，表情做作） 「戈尔化那麽浓的妆参加总统辩论会，最高兴的是克林顿，下次只要希拉莉在他身上闻到脂粉味，他会告诉她，那都是从戈尔那儿来的。」 「感恩节期间，小布什收到了很多来自各方的感恩祝福，戈尔听後马上说要「重查」一下，看里面是否有给他的被小布什占为己有了。」 大选纠纷结束，小布什当选总统。葬礼上，「戈尔竞选阵营」的棺材上放满鲜花，一男一女在最後送别，哀叹说，他是吃了太多没扎透洞而半悬著的选票小纸片而噎死了。」 讽刺小布什的幽默： 「据说男人比女人更喜欢选小布什为总统，而女人则更喜欢戈尔。这说明什麽？男人喜欢像他们的人，有过浪荡的日子，智商不高，就像你和我；而女人选总统就像选她们的情人一样，看谁能甜言蜜语，谁能取悦於她们。」 「新出炉的美国小姐来自夏威夷，小布什听後马上发表看法：瞧，我们美国人不是世界警察，我们很有包容心，我们都能容忍其他国家的女孩来作我们的美国小姐。」 「你们知道为什麽小布什在大选纠纷时躲在德州庄园不怎麽出面？他爸爸请了一帮家庭教师给他恶补国际常识课，尤其是让他背诵那些不太好发音的国家名，记住那些边角小国首脑的姓名等等，省得进了白宫再出丑。」 「看过戈尔和小布什之间的辩论，很多人认为小布什的智商并不低，你们知道怎麽回事吗？原来小布什略施年轻时在耶鲁大学考试时的小伎俩，偷看了戈尔的辩论提纲。」 「如果小布什和钱尼明年进白宫也好，一个忙著把所有的死刑犯送上电椅，没有时间搞绯闻；另一个心脏太弱，即使面对年轻貌美的实习生，也不敢正眼对视。」 「感恩节时，小布什州长在他的德州庄园烤肉款待亲朋好友，由於来人太多，肉显得不够，小布什说，那再执行几个死刑犯。」（讽刺德州处决死刑犯占全美一半） 嘲讽克林顿总统： 「佛州手工计票，发现有些废票的眼扎了一半，有的扎了两个眼，所以才搞得我们选不出总统，这种扎眼法让人想到克林顿（在莱文斯基性丑闻时的自我辩护）——我做了，我没有，我不知道我知道┅┅也许那里的选民都是克林顿式的人。」 「克林顿总统在爱尔兰访问时呼吁闹独立的『北爱』团结共处，并举一例说：我能和希拉莉的婚姻维持这麽长的时间表明，不管怎样貌合心离都是可以共同相处的。」 「对总统选战纠纷，克林顿最高兴，选不出总统，他就会继续当下去，况且希拉莉终於有了份称心的工作。克林顿告诉他的女人们，现在媒体不再注意我了，希拉莉高兴得也顾不上我了，我宣布，我是自由人！」 「克林顿总统感叹：今年真是不寻常，我的女人们都有不俗的成果，希拉莉当上参议员，陆文斯基白手起家成了百万富翁，琼斯上了《阁楼》杂�曳饷妫�今年还没完呢，谁知道哪个小妞儿还会再造奇迹。」 「克林顿看著选情著急，他要帮戈尔一把，於是捱家捱户打电话，劝说选民投戈尔的票。当男人接电话时，他就把录音带放给他们听，如果是女人接电话，他会说：宝贝，你的声音让我全身颤抖，你穿什麽颜色的胸罩？」 「南加州的一个女性团体为了保护树林，在街上举行裸体游行。在中东参加和谈会议的克林顿总统听到这个消息，万分焦急，说他要马上赶回美国，亲眼处理这一重大事件。」 「白宫一再辟谣，说克林顿卸任後竞选纽约市长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可是，想想看，如果克林顿当上纽约市长，纽约会多麽繁荣——红灯区大开放，夜夜人潮滚滚，招来世界上所有风情万种的女人在时代广场每晚开盛大的Party，纽约会热闹死了！」 「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来纽约开联合国大会，克林顿在会场上和这个共产领袖握手寒喧，这个总叼著雪茄的古巴大�鹤拥背【途�告克林顿：要把雪茄放在正地方。」 讽刺女国务卿奥布莱特： 「纽约一份报纸指责他们选出的新参议员希拉莉的穿著越来越紧，颜色也越来越鲜艳，与她的身份不太相称，这不公平，他们应该看看我们的国务卿奥布莱特女士，每次她到国外都是用又紧又短的套装裹著她滚圆的身体，你会为她捏把汗，不小心哪一堆肉就会漏出来，她最喜欢用这种装束去挑逗那些外国的首脑。」 讽刺美国两大政党： 「共和党是什麽样的党，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酒瓶子的白人的党；民主党呢，是想像力丰富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党。」 嘲讽知名人物： 「戈尔律师团中有位曾为O. J. 辛普森涉嫌杀人案辩护的律师。已离开洛杉矶移居佛州的辛普森在迈阿密遇到这位当年帮过他大忙的律师时，不禁脱口而出：我好像最近没有杀人呵！」 「有记者问O.J.辛普森在佛罗里达有没有投票，他告诉记者这个机会当然不会错过，但奇怪的是，一刀对那个选票孔扎下去，并没有出血，这让他很扫兴。」 讽刺普通美国人： 「佛罗里达在重新手工查票，谁能相信他们的手，是他们的手扎错了洞，再用那双手去查票？」 「我们美国怎麽了？我们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吗？我们不是最有力量的人吗？我们上太空、上月球、连人都能复制出来，怎麽同样的人，就被『蝴蝶型选票』上几行字给难住了，（大哭）天哪，我扎错了洞！」 （载《争鸣》2001年1月号） 2000-1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0👍 0💬 0布什主义：圣战和税战
美国总统布什於29日晚首次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50分钟的演讲，获得了70次掌声，被美国三大电视台邀请的评论专家一致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演讲。 这位上台整整一年的共和党籍总统在演讲中首次阐述了“布什主义”，其主要内容也是这届政府的三项优先选择：国家的安全；本土的安全，经济的安全。 所谓国家的安全，就是美国将把反恐怖主义作为全球战略目标。布什说，直到几个月前一直占领著阿富汗的塔列班恐怖份子，现在“占领”的只是美军在古巴基地的监禁囚室。阿富汗人民被解放，对塔利班的战争已走向胜利。当晚演讲大厅受到最多掌声致意的客人是正在美国访问的阿富汗新政府的总理。 布什演讲中点了三个国家的名字：北韩、伊朗、伊拉克，并首次把它们暗喻成像二战德意日一样的“邪恶轴心”（以前克林顿政府称它们是流氓国家）。布什严词抨击了伊拉克发展生化武器，窝藏恐怖份子，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虽然布什没有明确表示第二阶段军事反恐是否要打击伊拉克，但口气显然较以往强硬。而且布什还明确表示，那些有恐怖份子基地的国家如果不动手（铲除），美国“将自己动手”。 在阐述“本土的安全”时，布什首次披露，从塔列班的基地，美国获得了恐怖份子制作的美国核武基地的图形，美国主要城市草图，以及公共水源资料等，它显示恐怖份子准备袭击这些目标。因此布什强调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仅仅是开始，并再次誓言要部署飞弹防御系统，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 无论国家安全还是本土安全，都需要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布什坚毅地表示，在保护美国的安全上，无论要出多少钱，都得花！布什在上周就表示，他将向国会提出增加军费48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380亿用於更新武器，100亿用於下年度的反恐战争。布什演讲时说，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每月花费10亿美元。今年国会拨给反恐的专项军费已达170亿美元。 布什的方案如果获得国会批准，将使美国下个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上升到3,790亿美元，增幅为11.6%，将成为过去20年来最大的增长。美国的军费开支将成为中国去年公布的174亿美元年度军费的22倍，是俄国军费的近30倍；是中国现在全部外汇存底1,755亿美元的两倍多。 共和党理念之一是强大国防，据《纽约时报》1月27日公布的民意调查，在问到哪个政党能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大时，67%的美国人回答是共和党，18%的人说是民主党。在被问到哪个党更有能力做出对付恐怖份子的决定时，57%的受访者回答是共和党，15%的人说是民主党。 虽然民主党一向不热心强大国防，但在目前整个美国处於强烈支持军事反恐的舆论中，民主党将很难反对布什的增加军费方案。美国按两党平衡的惯例，在总统国会演讲之後，都有反对党的国会领袖发表电视讲话，阐述该党的政见。在布什演讲後，美国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Dick Gephard）的讲话。虽然是为了平衡共和党籍总统的演讲和观点，但这位民主党领袖也在讲话中开宗明义，以鲜明态度表示支持布什的军事反恐政策，只字没提反对布什大幅增加军费的计划。因此，虽然这将是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最大一次军费增长，但被国会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军事反恐行动，还将由於北约的扩大和参与而更有实力。迄今成立了52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911後首次启用“集体防御法”，以一国遭攻击就是整个北约遭攻击的政策，军事支持美国。 北约在1999年成立50周年之际，吸收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三个前共产国家，从而成为拥有19个成员的全球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布什总统去年6月在波兰的华沙大学演讲时明确表示，支持北约东扩，一直扩大到俄国的边境；并强调说，如果不允许原东欧共产国家加入北约，西方就会犯像二战结束时“雅尔塔条约”和二战初的“慕尼黑协议”一样的错误。 现在有9个国家在申请加入北约：斯洛文尼亚、斯洛瓦克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立陶宛三国。今夏北约将在布拉格召开高峰会议，因为捷克总统哈维尔最积极主张扩大北约。该高峰会将讨论吸收新成员以及支持美国军事反恐等问题。 美国参议员卢格（Richard G. Lugar）1月18日在布鲁塞尔演讲“北约在反恐战争中的角色”时预测，冷战结束後，北约由原来仅负责西部欧洲的安全，“升级”为负责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911事件发生後，由於恐怖份子是全球性的，因此北约将可能实现第二次“升级”，由担负欧洲大陆的安全，扩大到负责整个世界的安全。 布什的国情咨文用了一半时间阐述“经济的安全”，即如何复苏美国经济。布什誓言，美国能打败塔列班，美国也将“击败经济衰退”。布什虽然提出很多具体的方案，但其核心是减税。如果说这位美国第43届总统在打一场21世纪的战争，那厶将有两个战役：圣战和税战。在反恐“圣战”上，两党立场比较接近，再加上民意支持，布什的政策在这方面将不会受到什厶牵制。但在“税战”上，布什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战役，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以一票优势）是多数党。 布什在上台之初就提出今後10年减税1点3兆美元的计划。当时预估美国今後10年的财政盈余是5点6兆。但由於经济陷入衰退，在加上911造成的损失（经济损失600亿美元，失去150万个工作机会，3,000多人丧生），预估的财政盈余大幅缩水，以当今的经济状况预算，将会减少到只有1点6兆美元。 但布什在讲演中坚持继续减税，他说，上次在国会演讲提到减税计划时，有共和党议员认为减幅太小，有民主党议员批评减幅太大，但去年底接到退税支票的美国人民说，“减幅恰到好处”。自布什政府实行减税计划之後，去年美国一般家庭都收到了约五、六百美元的退税支票。而进入今年，每个美国人退休基金的投资储蓄免税额从2,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等於每个人需缴税的收入总额可再减去1,000美元。布什政府的这些具体减税措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美国的税收原有5个等级：15%；28%；31%；36%；39.6%。根据不同收入，按不同等级缴税。例如，收入5万美元者，就得交28%的税。年收入28万以上的则要交最高等级的税。挣得越多，缴税越多。 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是1981年里根出任总统第一年大幅减税之後，20年来首次最大幅度的减税。其具体方案是，把5个税收等级都减缩、并简化为4个：10；15；25；33。这等於是不同收入的人，都获得减税（由於民主党强烈反对，最高等级的税收仅减到36，而非33）。 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降低税收和福利，经济充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这种经济理念来自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和哈耶克的《通向农奴之路》——主张政府不得干预经济，应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自然调解。减少税收来还富於民，让个人增加财富後，以水涨船高使国家强大。同时迫使政府削减庞大的福利，来改变养懒汉的制度。 减税就是在“反大政府”的同时“塑造大个人”；就是视个人权利重於政府的功能，视“自由”的价值高於“平等”。 由於民主党在参议院是多数党，再加上军事开支增高，经济处於衰退，到处都需要钱，因此布什在这种时刻再坚持减税，他的这场“税战”可能不会比“圣战”容易多少。 但由於军事反恐的胜利，布什的个人声望目前很高。CNN在布什演讲前公布的民调是：84%的美国人肯定布什的工作能力，否定者14%；当被问到谁有能力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时，62%的受访者说是布什，32%回答是民主党。也许布什可以乘这种民意之风，打赢他的“税战”。 （载《多维网》2002年1月30日） 2002-01-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共享社会财富的增长
前一向从报纸上看到两条对比强烈的报道，一条是广东《新闻人物报》1998年12月登载的一篇报道：四川某县一个下岗工人家里因生活困难，1997年妻子自杀，1998年17岁的儿子自杀。另一条消息则罗列了广西合浦以原县太爷何建林为首的腐败官僚群体榨取民脂民膏，挥金如土，腐化奢侈的事实。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从这两条对比强烈的消息里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体制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纵然不敢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确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而这两极分化是因为权力与市场相结合而形成。 权力与市场结合作用下的两极分化 自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个人收入分配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1981～1984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所有阶层普遍享受到福利水平的提高，收入不均只是略有加重。1984～1989年，个人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不均，这意味着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下降了。1990～1995年，收入的重新增长惠及社会较贫困阶层（但不是最贫困阶层），但也带来了收入不均程度的大幅度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测算收入不均的一个常用指标）从1981年的28.8上升到1995年的38.8，这么大的变化标志着财产及收益的分配发生了深层的结构性变革。从结果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类似于美国，接近东亚的平均数，大大高于东欧国家的数字，但比拉丁美洲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数字要低。 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均过程，产生了基于教育、财产及性别的形形色色的得益者与失落者，常被谈到的问题有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根据官方1995年的数据，城乡收入差距占总体收入的1/3，城乡收入比超过2(大多数国家低于15)；这种巨大的城乡差距显示出生产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有障碍，尤其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而沿海与内陆差距的扩大则有两个因素，一是靠近世界市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二是得益于中央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刺激了外国投资。但这两种差距还并不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公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大多数社会也都得容忍这种因为地理条件不一样而形成的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获得机会的权利越来越不均等，尤其是通过权力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更是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 但上述有关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是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本身有许多缺陷：调查未包括流入城市地区无户口的外来打工人员；城市与农村调查是根据不配套的收入定义进行的分析；城镇住户调查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福利等实物收入。此外，调查似乎主要记录劳动者的收入，因而遗漏了许多新富者的收入，更兼《1989～1995年国家统计年鉴》所载城市数据摘要由于存在汇总的问题，低估了城市收入不均的状况。 事实上，收入不均的加重在很大程度上要联系的体制转型加以评估。在改革启动之初，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重新建立权力体系，如苏联的“休克疗法”；二是让权力进入市场，进行渐进改革。这两种道路各有利弊，选择了社会震荡相对要小得多的渐进改革模式，而这种改革的两大特点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与精英转换的连续性，如果没有相对的调校机制，将使权力的掌握者在财富的分配上处于绝对有利地位。事实证明，中国现有部分新富是依靠自身长期勤劳与冒着巨大风险，得益于新的市场机制，但还有更大的群体则是利用转型期的体制弊端，敛取不义之财。在宪法上要确定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人的财产而言，而对后一部分人的财产，政府必须着重注意，加大打击腐败行为的力度并制止寻租行为。这就要求减少官员的随意处置权，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增大透明度和准确性，通过监管金融市场杜绝获得内幕信息的机会。政府行为改革的主要点应该放在上述几方面。 贫富分化成因的考察 前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都是要对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由于前苏联选择了权力整体崩溃的“休克疗法”，我们选择了让权力进入市场的“渐进改革”，所以改革进行到现在，面临的局面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区别。 苏联东欧与现在都有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但是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却不一样：前苏联改革后，普通老百姓确实得到“公平”：每个人不分年龄、性别，都得到一张价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用于购买国有资产。但是在自由化、加速私有化的背景下，老百姓和官员得到的“效率”却大相径庭，许多精明的官员廉价攫取了大量国有资产，形成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大资本群体；而老百姓在高达数百倍的通货膨胀中，一辈子的收入化为零，由于生产严重衰退，许多普通工人、教师、医生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只能站在摆满进口商品的货架前兴叹。而则由于权力市场化，国家资源掌握在少数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部门官员手中，这些人就成了“先富起来”这一群体中的主体部分。这样一个结果使大家对两国改革有着殊途同归之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雷同，有一名叫Gornia的外国研究者研究比较了东欧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转型经验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验，指出一个问题：东欧国家的贫困与不平等是骤然出现的，而中国的贫困和平等仍然比较稳定，程度较低。但东欧出现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实施宏观经济改革(贸易自由化、价格改革等)，因此社会制度使穷人失望，使富人受益这一普遍概念并不准确。Gornia找出了证据：东欧的社会制度具有显著的平等和缓和倾向。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总体贫困减轻了，这主要是因为内部政策措施，如逐步降低社会开支、财政权力下放和解散公社制度等，但却由于未能触动更深层次的制度结构，引起了收支差异的加剧。另三位外国研究者曾比较了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提供的两组数据，发现在官方数据中中国不平等的变化被严重低估，1978年以来的真正不平等的范围要大得多。 社会不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目前政府用以解决不正当财富问题的措施是适宜的，因为必须通过反腐败消除寻租的机会，监管金融市场——因为在金融市场上非法财富的敛收主要依靠官员的随意处置权和内幕消息，这对经济健康和社会和谐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事后惩治型的反腐败还只是较浅层面上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要向纵深推进，还需要从更深层面上着眼。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某一社会面临的危机分为第一级危机与第二级危机。第一级危机一部分源于制度层面，其影响是隐性的，如政治腐败、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等等；另一部分则由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调生发出来。第二级危机由第一级危机派生，是显性的，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失业率升高、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第二级危机的解决必须以第一级危机的解决为前提，因为只要现在的制度结构不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的各级权力的拥有者就会继续凭借其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谋求利益，决不会将谋利的途径从金融领域转换到生产领域，从国库转换到市场。 这里还需要指出学术界对不平等问题认识的不足之处。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在极端贫困的不发达国家根本没有条件根据社会正义原则来考虑问题，也无力为进行公平的改革而付出代价。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容忍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其实这一“经典理论”的发明权还不属于中国学者，因为早在40年代就有如下表述：“在发展和均等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收入不均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经典理论”近三十年来受到的各种挑战相当严重，因为几乎从70年代起，在南美国家巴西、墨西哥，亚洲国家巴基斯坦、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等，无一不是由于政府容忍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放任权力进入市场，使中下层人民边缘化，社会陷入动荡不安，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垮台。 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屡有对抗和冲突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敌视是一件谁也不能轻视的事情，现在的状况验证了这一点：流动人口成了犯罪渊薮，社会摩擦急剧增加，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如印尼、泰国等)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较弱，社会紧张程度增加，成了“高风险社会”。 社会管理者的责任伦理 中国改革的初始绩效优于东欧苏联，但这是因为我们的初始条件比较优越，如海外庞大的华人资本集团及低成本劳动力等。但越到后来，改革的难度越大，这难度源于原有的政治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载体。这就需要认真考虑一点：是承认制度变迁的断裂性，强调政治制度的变革、意识形态的创新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还是从传统制度的连续性出发，坚持改革只须局限于经济层面。这是一个已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城市贫困人数的急剧增加，为了缓解利益分配造成的剧烈社会摩擦，在改革风险日益增大的90年代，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又被推上前台，从目前看来，这项改革正在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强弱者的生存能力，真真实实成为“社会安全网”，实在让研究者不敢妄下断语。 作为社会管理者，必须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一是社会管理能力；二是要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前者的含义比较明确，而后者却包括两点，首先是要能为本阶层的利益考虑，本阶层的人可以吃肉，但是别的阶层也得喝点汤。因为本阶层的长远利益奠定于其他阶层的安定之上。不可能设想一个国家存在太多被边缘化的人，而社会管理者阶层却可以安享财富增长带来的繁荣与快乐。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大批贪官污吏，正好说明这些腐化堕落者不仅不为其他阶层考虑，甚至也不为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及长远利益考虑。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并动摇中国政府的政治基础。从经济上来说，这些由贪污受贿积累的财产有不少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流往国外，不可能促进国内的公共积累。从社会和谐来说，个人的尊严建立在尊重他人的尊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剥夺他人的尊严之上。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仅只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财富的增长之上。 (原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1999年3月号)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
何清涟 自今年6月巴克莱资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推出英文新词Likonomics（李克强经济学）以来，这个词在国际投行界红极一时，媒体的反响更是热烈，对这一概念几乎达到随意发挥的红火程度。7月3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获国务院批准；中国财长楼继伟在20 国财长会及央行行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以及7月19日央行公布将放开贷款利率，都被看作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 \“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李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一样，指代的不是两位政府首脑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而是对其经济政策之特点的概括。由于李克强是历任总理之中唯一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之人，在其主政辽宁之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判断宏观经济。国外舆论因此认为他在掌控经济方面是内行，先是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即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尝试用该指数分析中国经济。待其履任总理之后数月，巴克莱资本将其主要政策概括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并命名为“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出炉后立刻红遍国际投行界，做中国投资市场分析的人士，如果不提“李克强经济学”似乎就有落伍之嫌。 巴克莱报告总结的“李克强经济学”，总体思路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比如“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包括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对财政系统、生产要素价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垄断、收入分配以及户口登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那么，在时下中国，“李克强经济学”哪些部分能够试验性实施，哪些部分根本没可能实施？ \“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极限\ 先分析正在实施的部分。 关于中央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中央政府吸取2009年以后政府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教训，担忧经济被巨大的地方债务拖垮，希望中止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这种风险极大、收益极低的陈旧模式，着眼于长远。但各地方政府却是眼下难关重重，经济发展放缓，财政税收面临极大困难，因此希望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各地近期纷纷召开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产业转型、扩大投资成为下半年地方经济工作重点，据说有16个省以及2个直辖市发表声明，颂扬投资项目在推动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并督促低级别政府在未来几个月采用各种手段加速计划实施。据中国媒体报道，近期内中国多位省市一把手前往北京拜会财政部长等要员，称本省经济底子薄，希望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在这些拜会财政部的省份中，寄望财政部的支持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要求中央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在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下，中央政府的不刺激政策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 第二是去杠杆化，即减少货币的过量投入，这已经开始尝试。中国人民银行7月19日宣布，将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许多英文媒体都认为这是重要的金融改革，对此寄望甚高。不少论者认为提高利率加大借贷成本，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我认为这是药不对症。在美国这种信用经济下，利率杠杆很灵，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但中国金融市场并非美国金融市场，其难以根除的痼疾是政府干预过多，结果是银行的坏帐过多（目前是近20多年以来第三轮大规模坏帐累积），放开利率解决不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是银行贷款的主要使用者（2012年末地方债务余额为14.8万亿元）；二是从地方政府到民营资本，所有贷款者都是无责任主体。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约计6.24万亿，但绝大多数并未偿还，少数是借新债还旧债；民营资本近几年有不少借贷者贷款去炒房地产，亏本之后一跑了之。可以说，这两类借贷主体都并非正常的借贷者。与利息高带来的借贷成本攀升相比，赖帐不还成为无本借贷。 夏斌在“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一文中，谈到融资量与GDP的关系时，曾提到一组数据 ：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为 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2013年5月数据显示的情况更严重，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已追不上融资成本。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金融环境已极不正常，企业不可能成为守信用的正常借贷者，这就是过去数年来，民营企业大多不务正业，江浙一带民营企业借贷后大多去炒房地产，失败后一跑了之。 检验“去杠杆化政策”是否有效并不困难，半年以后基本尘埃落定。 \ “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制度基础\ “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强调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问题是，中共政治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必然导致无责任政治，中央政府（包括首脑）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地方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集体下台， 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 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往细里说，上述三项内容，前两项尚是经济政策，可以先试验一下。最后一项结构性改革，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是动摇根本：土地政策涉及到中国政府对国家重要资源的控制方式；行政控制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既是国家资源的掌控者与分配者，还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裁判者与参与竞赛者（尤其是垄断领域），如果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控制，如同西方国家那样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等于放弃政治垄断与舆论垄断的物质基础。如何为“李克强经济学”营造制度基础，并非李克强这位总理所能，需要由习近平这位掌控全局的总书记来考虑。 再往深里剖析，习近平只是中共利益集团的大管家。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间，中国高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撑的危险平衡之架构，想动一样都非常困难。日前《南华早报》曾刊登一条内部消息，称在构想上海自由贸易区计划时，李克强曾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结果这一设想遭到中国银监会与证监会的公开反对。在金融行业开个口子都这么困难，重新营造制度基础谈何容易？ 我的估计是，“李克强经济学”目前红极一时，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7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30722/170719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