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通俄门调查与美国政治的党争化
何清涟 美国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对特朗普展开暴风雨般的进攻，主打的王牌是穆勒“通俄门”调查及时刻在准备着的“弹劾”。不妙的是，最近这发炮弹成了哑炮，民主党手中还剩下两根救命稻草：强烈要求司法部向公众公布通俄门调查报告全文，继续纽约南区检察院对特朗普竞选经费使用的调查——政治一旦堕入党争，就毫无理性可言。 主阵失利：通俄门调查失败 2019年1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评《人民诉特朗普案》(The People v. Donald J. Trump)， 称 “特朗普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妨害司法、侵犯民权、颠覆民主体制，美国人民必须尽快决定怎样保卫民主。” 当时，美国主流媒体都充满欣喜地预言，通俄门调查将证明特朗普通敌叛国，特朗普为了自己与家人不入狱，将以主动辞职作为交换条件。只有资深民主党政客南希·波洛西表示，要慎言弹劾。当时，对这种漫天烟尘的疑兵阵，我在推特上直接质问过一些美国主流媒体：通俄门在中期选举前已经结束调查了，如果真有什么不利特朗普的结果，那就将结果亮出来，何必采取这种吓唬小孩的战术：你与你的家人有罪，想让我们不弹劾你，乖乖主动让出总统宝座，否则，监狱大门为你开着——在以法治传统自豪的美国，主掌立法机构的民主党公然将法律悬为利益交换的标的物，只能说是法治的衰败。 民主党“逼特朗普下台”的黄梁美梦终于在3月下旬结束了。历时近两年、花费纳税人2520万美元、传唤2800个人与500位证人的穆勒调查报告终于公布。3月24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穆勒报告的摘要，结论称，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没有发现特朗普团队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人与俄罗斯串通或与俄罗斯协调，以试图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 其实，民主党的高层在中期选举前，就已经知道通俄门调查并无证据证明特朗普及其家人通俄。他们有意延至现在公布，就是想多赢得一点机会，为明年大选铺平道路。他们没料想到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穆勒调查报告结论宣告特别检察官穆勒及民主党“猎巫”的彻底失败，也预示着美国媒体行业的整体失败。前者赌上了政治信誉，后者输掉了媒体业的原则与新闻记者的职业荣誉。连以反特朗普为己任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这为特朗普今后执政与竞选连任铺平了道路。 绿色新政零赞成 总统建墙终成行 对民主党来说，3月24日之后的几天，当真是“祸”不单行。 “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是美国民主党新星议员科特兹（AOC）提出的环保计划，倡议美国在十年内停止排放温室气体、百分百使用再生能源等。因为其中一些非常极端的建议（（我在《美国“绿色新政”终于现出社会主义原形》中概括为“绿八点“）,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但却是美国民主党2020总统竞选者中绝大多数一致支持的一个方案。 3月26日，美国参议院针对推进“绿色新政”提案投票，参院多数共和党以57：0的结果否决提案，民主党党团除4票反对外，其余43人全部投了“出席票”（Present），无人赞同该提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曾在投票前嘲讽该倡议，称“民主党同僚急于实现极左愿望，而这是其中一项”。 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为何不愿意投赞成票？只能说他们心中也清楚这个方案太极端。美国国会最年长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曾表示：“在现阶段，我并不支持这项计划，因为人们对它的看法非常粗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政府投入巨大，而这些都没有被研究过。”AOC的最大支持者参议员桑德斯，也未对其爱将提出的方案投赞成票。 大多数主流媒体是AOC的支持者，对这结果沉默以对，只有少数媒体用“美参院表决‘绿色新政’，0票赞成”作为标题，加以报道。 另一场败战就是民主党阻挠特朗普在美墨边境建墙宣告失败。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一直想要实现他竞选时的承诺，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主张开放边境无限制接纳非法移民的民主党始终坚决反对建墙，并多次推动美国国会拒绝为修墙计划拨款。今年1月份，特朗普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因“是否修墙”而无法通过2019财年总预算的1/4拨款，导致财政部、农业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等九个美国联邦部门停摆。2月15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意味着他可以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动用80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边境墙。民主党对此事做出了激烈的回应，并在2月26日特朗普前往越南会见金正恩时，推动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推翻特朗普“紧急状态”的决议。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也出现了“倒戈”现象，在3月15日通过了“反紧急状态”决议。 这项民主党投入全部战力务求其成的阻止修墙计划，最近却泡了汤，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当天就推翻特朗普否决令一事进行了表决，虽然反对总统否决令的议员占了多数，但由于未能达到推翻总统否决令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票数，因此无法推翻特朗普的决定。 民主党应该反思什么？ 习惯了两党政治与权力制衡的美国人，尤其是中间派选民，现在也不得不为民主党今后的前程捏把汗。 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在整体加入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帮助之下，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传统的民主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在政见与行事方式上多有不合，能够让他们暂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只有对特朗普的浓浓恨意，连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在他们眼中也成了万恶之罪——放眼全球，哪个民主国家的选民会认为本国总统主张本国利益优先是罪？穆勒调查结果公布后，在大部分中间选民心中，民主党已经成了漠视美国人民现实需要、热心政治攻讦的政治聚合。 自从2016年败选 之后，民主党从未真正反思过自身的错误与失策，百年老报《纽约时报》最近那篇奇文《“通俄”让我们忽视了美国根本的弱点》，通篇就是怨天恨地，错误都是别人的：拙劣的人民，哗众取宠的科米（FBI前局长），作者指责“民主党人完全无视搅乱他们阵营的经济和社会不安情绪，提名了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希拉里），她对美国生活没有任何新颖的愿景”，编辑与作者已全然忘记，这家报纸当时连篇累牍地赞美深受美国人民喜欢的希拉里，在大选前的三天再次发表预测：深受美国选民爱戴的希拉里将以98%的胜率碾压特朗普。大选期间，该报多次发表声情并茂的文章，幻想过前总统夫人如今成了总统，前总统成了总统先生，美国人应该如何称呼希拉里夫妇才合适。 民主党要权力，这无可厚非，值得探讨的是他们追逐权力的不择手段。现在，民主党不是致力于从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吸引选民，20多位要参加2020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口号，基本上是全球气候变化、全民医保、政府给居民发放生活补贴。美国选民关心的经济议题，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方案。但他们挖空心思、想方设法为民主党“做票”：比如试图让全国680万重罪犯获得投票权——毒品泛滥的佛罗里达已经立法，让140万重罪犯恢复投票权。该州毒品泛滥，主张毒品无罪化的民主党算准：这些重罪犯多与毒品犯罪相关，选票一定会投给本党；一些民主党掌控的州则宣布让非法移民获得驾照，今后凭驾照投票；更有一些蓝州，准备绕开宪法规定的选举人团制度（按本州选民投票数量决定，赢者通吃），自行决定投票给全国得票数量多的候选人。 美国一直以法治国家为骄傲，如今民主党因为党争，肆意违宪修法。这种状态下，无论民主党在2020大选中是输赢如何，美利坚合众国都必然成为输家，因为美国的法治与自由、民主传统正在被严重侵蚀，美国这座“自由灯塔”正被蒙上厚重的污垢，不仅无法照亮世界，连本国都难以照亮。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4月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0361）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
何清涟 自今年6月巴克莱资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推出英文新词Likonomics（李克强经济学）以来，这个词在国际投行界红极一时，媒体的反响更是热烈，对这一概念几乎达到随意发挥的红火程度。7月3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获国务院批准；中国财长楼继伟在20 国财长会及央行行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以及7月19日央行公布将放开贷款利率，都被看作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 \“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李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一样，指代的不是两位政府首脑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而是对其经济政策之特点的概括。由于李克强是历任总理之中唯一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之人，在其主政辽宁之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判断宏观经济。国外舆论因此认为他在掌控经济方面是内行，先是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即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尝试用该指数分析中国经济。待其履任总理之后数月，巴克莱资本将其主要政策概括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并命名为“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出炉后立刻红遍国际投行界，做中国投资市场分析的人士，如果不提“李克强经济学”似乎就有落伍之嫌。 巴克莱报告总结的“李克强经济学”，总体思路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比如“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包括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对财政系统、生产要素价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垄断、收入分配以及户口登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那么，在时下中国，“李克强经济学”哪些部分能够试验性实施，哪些部分根本没可能实施？ \“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极限\ 先分析正在实施的部分。 关于中央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中央政府吸取2009年以后政府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教训，担忧经济被巨大的地方债务拖垮，希望中止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这种风险极大、收益极低的陈旧模式，着眼于长远。但各地方政府却是眼下难关重重，经济发展放缓，财政税收面临极大困难，因此希望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各地近期纷纷召开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产业转型、扩大投资成为下半年地方经济工作重点，据说有16个省以及2个直辖市发表声明，颂扬投资项目在推动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并督促低级别政府在未来几个月采用各种手段加速计划实施。据中国媒体报道，近期内中国多位省市一把手前往北京拜会财政部长等要员，称本省经济底子薄，希望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在这些拜会财政部的省份中，寄望财政部的支持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要求中央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在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下，中央政府的不刺激政策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 第二是去杠杆化，即减少货币的过量投入，这已经开始尝试。中国人民银行7月19日宣布，将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许多英文媒体都认为这是重要的金融改革，对此寄望甚高。不少论者认为提高利率加大借贷成本，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我认为这是药不对症。在美国这种信用经济下，利率杠杆很灵，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但中国金融市场并非美国金融市场，其难以根除的痼疾是政府干预过多，结果是银行的坏帐过多（目前是近20多年以来第三轮大规模坏帐累积），放开利率解决不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是银行贷款的主要使用者（2012年末地方债务余额为14.8万亿元）；二是从地方政府到民营资本，所有贷款者都是无责任主体。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约计6.24万亿，但绝大多数并未偿还，少数是借新债还旧债；民营资本近几年有不少借贷者贷款去炒房地产，亏本之后一跑了之。可以说，这两类借贷主体都并非正常的借贷者。与利息高带来的借贷成本攀升相比，赖帐不还成为无本借贷。 夏斌在“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一文中，谈到融资量与GDP的关系时，曾提到一组数据 ：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为 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2013年5月数据显示的情况更严重，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已追不上融资成本。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金融环境已极不正常，企业不可能成为守信用的正常借贷者，这就是过去数年来，民营企业大多不务正业，江浙一带民营企业借贷后大多去炒房地产，失败后一跑了之。 检验“去杠杆化政策”是否有效并不困难，半年以后基本尘埃落定。 \ “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制度基础\ “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强调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问题是，中共政治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必然导致无责任政治，中央政府（包括首脑）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地方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集体下台， 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 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往细里说，上述三项内容，前两项尚是经济政策，可以先试验一下。最后一项结构性改革，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是动摇根本：土地政策涉及到中国政府对国家重要资源的控制方式；行政控制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既是国家资源的掌控者与分配者，还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裁判者与参与竞赛者（尤其是垄断领域），如果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控制，如同西方国家那样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等于放弃政治垄断与舆论垄断的物质基础。如何为“李克强经济学”营造制度基础，并非李克强这位总理所能，需要由习近平这位掌控全局的总书记来考虑。 再往深里剖析，习近平只是中共利益集团的大管家。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间，中国高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撑的危险平衡之架构，想动一样都非常困难。日前《南华早报》曾刊登一条内部消息，称在构想上海自由贸易区计划时，李克强曾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结果这一设想遭到中国银监会与证监会的公开反对。在金融行业开个口子都这么困难，重新营造制度基础谈何容易？ 我的估计是，“李克强经济学”目前红极一时，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7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30722/170719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中国为何需要“周恩来神话”？
多年以前，我对一些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朋友说过，将来廓清谎言还原历史真相的任务非常繁重。最近在国内微博上的一次遭遇再次证明，在中国拨去历史迷雾还原真相确实任重道远。 这是涉及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一条微博。一位网名叫做 @jesuschrist 的人发了一条微博，并反复加上评述重发，大意慢说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去世，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下半旗，这种从无先例的“殊荣”证明周恩来总理备受世界各国政要与人民的爱戴。 这条消息其实半真半假。真是在于UN确实为周的去世降了半旗，假就假在“破例”二字。由于这“破例”二字从周去世后一直存在，90年代曾有人写过文章小心讲述过下半旗致哀并非前所未有的“殊荣”，而是按照《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行事。旗典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按道理，这种不太必要的神化把戏玩到这时也就应该止步。因为周恩来的历史评价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北京却坚持要将撒谎进行到底，于是有了以下故事，其看点是杜撰了一场子虚乌有的外交官抗议与联合国秘书长的动人演讲。 2002年1月8日，人民网登了一篇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吴妙发的纪念文章，其中谈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 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 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吴妙发编的这个故事，已经被人戳穿。官方中华网历史频道也登过一篇“弥天大谎：联合国为周恩来去世破例降半旗” （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24834）。作者指出，第一，为周恩来去世降半旗是旗典规定，并非“破例”；第二，当时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不止吴妙发一人，他之外的人未听说这次演讲；第三，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妙发居然听到联合国秘书长超前预见到“中国有10亿人口”。第四，世界上没人将无后代当作美德。UN秘书长也无从知道周恩来有无一分钱存款这种事实，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公布过这类消息。 有心者可去看这篇言之成理的文章。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谎言为什么屡戳而不穿。 我看到微博上那么多虔诚的周粉在争先恐后地被这一谎言感动，并要求别人也感动。考虑了一下，决定将中华网历史频道上这篇文章的链接发过去，一是中华网是官方网，周粉们无法说是海外造谣；二是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并附有联合国旗典的英文，在今天 的中国，阅读这些英文并非难事。我的解释重点有二： 一、周恩来逝世时，其职务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符合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规制。谎言在于“破例”二字及捏造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的台阶上的一分钟演说――参观过UN大厦的人应该知道那台阶实在不适合在寒风凛冽的1月发表演说。 第二，为何中国只有周恩来总理逝世享受过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礼节？那是因为毛泽东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国家元首。其他几位曾任国家领导人的人去世时已无现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身份。比如邓小平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党内退休元老；胡耀邦及赵紫阳两位去世时，也被迫退休多年。因此，中共建政60年，确实只有周去世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但这只是联合国在履行规制而已。 这条微博及其说明两天之内被转发并评论了2000多次，在大约10%不赞成的评论当中，有些回帖 颇有意思。除了认为“无论它降或不降，都不能影响我对周总理的崇敬！”这类帖子之外，最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咱们就剩下周总理了，这个故事存在我们心里，至少有个天真的梦！虽然可能是虚幻的？”“即便是个谎言，拆穿、有意思吗？”“就算它是谎言，证实了又能怎样，也不是一个民族的信仰，犯的上这样吗？……如此，还不如给人留下个美好的念想”。一位叫做“忍者土鳖 （嬉皮士）的W友写的评论也许道尽了这一现象的无奈：“谎言充斥的国度，人民已经恐惧于真相，因为每一个真相都像麻醉过后的疼痛，彻入灵魂的深处。” 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确实是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也是中共从政界到文化艺术界、再到美国当年的左翼及其后继者们小心翼翼守护的一个神话。也因此，有关他的中文书虽然出了好几本书，其中能够被广泛采信的只有一本，即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因其史料可信，论述严谨，是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周恩来晚年思想及行状的好书。虽然作者小心翼翼，但可能还是会伤了许多周迷的心，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将周恩来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怎样才能祛周恩来之魅？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假以时日。从有人刻意守护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降旗及联合国秘书长那一分钟演讲的谎言来看，炮制“周恩来神话”已不只是出于执政者的需要，还出于不少中国人的需要。当风雨如磐、国家动荡不安之际，这个神话已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的镇痛剂与安神药。 但是，一个民族如果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谎言，同时又在不断制造新的谎言，是不可能获得重生的。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1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2/zhou-enlai-fair-tale/ ）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共产党改变了吗？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党88周年，成为历史上最长寿的共产党（苏共只有79年）。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也成为全世界唯一没有选举的经济大国。不要说世界七大工业国家（G七）全都是民主国家，连後来扩大成G20的国家中，除了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其他18个国家也全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共和中国？ 在六四20周年之际，有一些政治人物强调，今天的中共已经和过去的中共不一样，所以人们应该用新的眼光看中共。例如，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不能用六四当时尺度看今日的大陆”；他还说，“大陆当局最近十年比过去更为注意人权议题”。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当今的中国已经不是六四天安门时的中国，今天的共产党也不是那时的共产党（她的原文是病句∶“不能再把中国当作六四天安门的共产党”）。 天安门学生领袖柴玲也说∶“我想对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讲几句话，因为他们确实是跟六四的直接屠杀没有任何的历史责任的。我希望他们能够藉著这个机会，能够开始中国的真正的政治开放。” ●刘宾雁们在寻找善良的狼 他们这些讲话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自由世界，大概都有相当一批人持类似的想法。柴玲的话和马、吕的略有不同，但人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今天的中共已不是昨天那个手上沾血的中共，所以人们不仅应该用新的角度审视中共，更应期待和中共对话，以达成某种共识。 这是一种不仅错误、更是非常误导人们思维的观点。刘宾雁那一代有很多人一直强调，解放前的共产党是好的，後来共产党变质了（所以人们还有可能把共产党再变好）。现在又有一批人强调，天安门时代的共产党是坏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变化了，也就是变好了，所以对今天的共产党应该有信心，应该寄希望。是这麽回事吗？今天的共产党改变性质了吗？跟20年前的不一样了吗？今天的共产党手上没有血吗？20年前的共产党是狼，今天的共产党是羊了吗？昨天的共产党是恶的，今天的共产党就是善的、改邪归正了吗？ 今天有多少异议人士被关押、监视、限制人身自由，多少法轮gong学员被迫害致死！难道它不在天安门、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起屠刀，你就说他手上没有血吗？难道那些被暴虐对待的法轮gong学员、基督徒们的血不是人血吗？那些豆腐渣工程导致的生命损失不是人血吗？再退一万步，如果中共出来摆平六四事件（且不说这绝对没有可能），人们就应该让共产党过关吗？只有六四死的人才算流血，才应把帐算在共产党头上吗？马英九、吕秀莲和柴玲的口气，好像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换了一个新人，一个和屠杀完全无关的、无辜的政府。说什麽呢？！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已经倒台的情况下，这些华人界的头面人物们仍对共产党的本质毫无认知，难怪中国共产党如此长寿。 ●没有头脑，和动物没有两样 今天中共垄断所有媒体，用强劲防火墙围堵海外信息，这种对思想的屠杀，对人的头脑的屠杀，难道不是在继续杀人吗？！没有头脑的人，和动物没有两样；不是自由的人，和奴隶没有不同！面对把人变成动物、变成奴隶的政府，难道说它喂饱了十三亿人（更何况根本不是它喂的！），就有了统治的合法性了？就值得台湾的官员和中国的六四英雄另眼看待了？ 六四20周年之际，在电视上看到国际媒体采访在香港、英国等地念书的二十几岁的中国学生，他们吓得连脸都不敢露。二十几岁的人，六四时刚出生的孩子们，今天仍被共产党吓死了。这种恐惧哪里来的？无数在海外写点批评共产党文章的人也不敢用真名，恐惧哪里来的？且不谈为他们悲哀，就说一个迄今都能把人吓死的党，不是狼是什麽？ 今天的共产党，经济上走向官商肆无忌惮地勾结、共同获利（都获得权力和经济利益），政治上则不仅是走向黑社会、黑手党，更完完全全不放弃一党专制独裁的理念，其独裁者的本质没有丝毫的变化。 跟共产党的斗争，是一场战争，对於战争，中国早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古训。但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很清楚，一路按照自己的理念、自己独裁的政治需要，来制定、实施其政策。无论是对待国内的异议声音，还是对台湾、西藏的反抗势力，他们从不手软，从不妥协，一路摆出恶霸的姿态。 ●要和共产党对话，是自作多情 反观中国的反对派、异议人士，真正认清共产党本质，认清对手是怎麽回事的，实在是少数。许多人动辄就开始对共产党抱以希望，时不时地去恭维几句共产党政府，试图和他们对话。事实是，中国异议人士在政治、经济上都完全不是中共的对手；说句难听的话，如今这比二十年前更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它稀罕搭理你吗？从二十年前学生下跪，到今天文化人们的试图谏言、对话，共产党除了镇压，什麽时候搭理过你们？那种动不动要和共产党对话的思维和举动，不是故作自我重要，就是自作多情。更严重的是，这些毫无实际效果的举动，所起到的强化共产党合法性的作用，明显会大於对它的否定。 今天，中共政权的反对派所拥有的，只是思想的力量；只有靠清晰、正确的思想理念，才有可能去赢得人们的头脑，把人们的头脑变成巨大的反抗力量，那才是真正可以跟共产党抗衡的实力。而如果头脑不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那就共产党万岁。异议人士要真拿自己当回事，不是去展示你有和中共高官对话的可能（其实根本没有），而是即使只有赤条条一个人，也清晰地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喊出一句共产政权不可救药，必须推翻它，人民才有走向民主、自由和更加繁荣的可能。 那麽是不是就应该放弃、甚至否定党内改革派？当然不是。而是让共产党必须垮台的声音去赢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人心。让赵紫阳这类党内“改革派”也认识到，共产党是不可改革的，只有彻底结束这个党的专制、走西式民主选举的道路才是唯一出路。让中国的叶利钦们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最後成为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的突击手。 ——原载《开放》2009年7月号 2009-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Hoping for a Gorbachev in Today’s China
He Qinglian Created: February 6, 2013, Last Updated: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2/opinion/hoping-for-a-gorbachev-in-today-s-china-344767-all.html Observers have long concluded from the new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tour to the south late last year that Xi Jinping is following Deng Xiaoping’s heritage. However, the official media reports on Xi’s southern tour speech was abridged. Xi’s complete speech surfaced online recently and disappointed many reformers. Xi made a noteworthy comment regard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nd, Gorbachev whispered a few word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A huge Party was gone, just like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d more Party members than u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no one was a real man to take a stand and fight.” The phrase “no one was a real man” was coined by Lady Huarui, a poet and concubine of an emperor who lost his empire after the 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A.D. 907–960). When Xi Jinping used this phrase to describ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called the Soviet Union an “annihilated nation,” he clearly expressed the weight pressing on his shoulders. However, I a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by Xi’s complete southern tour speech. In my article in January titled “Xi Jinping: The Guardian of a Red Regime,” I concluded that Xi is not a person with an ambiguous attitude. What he talks about is exactly what he wants to do. Whether it can be accomplished is another matter. Xi always ha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is role. Moreover, the veteran cadr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ould otherwise not have chosen Xi as the person to safeguard the “red regime.” Millions of Party members have become “naked officials” by mov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abroad. Near Collaps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Chinese regime is already in such a degenerated state that the only possible outcome is total collapse. Even if all seven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ere “real men,” nobody can prevent the regime’s inevitable collapse. No single Party leader determine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nor can one leader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 CCP today. In both cases, the stan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is decisive. Now, the Chinese regime is simply refusing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it has thrown away its good name, replaced trust between people with suspicion, and given up all its own trustworthiness. On Dec. 25, 2011, CCP mouthpiece Xinhua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Reasons for and Revelati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hich shows the CCP’s view on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Wan Chengcai, raised eight questions. Apart from a neutral question on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ollapse,” all other questions were rai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CP’s single-Party rule. What Xi Jinping talks about is exactly what he wants to do. For example, who benefited and who lost out from the collapse?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n the world from the collapse? What should China learn from the collapse? How should one evaluate Mikhail Gorbachev, who initiated the political reform? Vladimir Putin has already given a twofold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Anyone who doesn’t regret the passing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no heart; anyone who wants it restored has no brains.” On the one hand, Putin was sad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went from a superpower to a second-tier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Putin considered it the right move to end the dictatorship in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the Chinese media intentionally paraphrased this so that all Putin purportedly said was that he felt sad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fact, the root causes behi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ve long been attributed to three factors. First, corruption by the political elite contributed to the growing social division and unrest, alienating the common people and intellectuals, who lost faith in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Just before the collapse, workers organized a nationwide strike to protest bureaucratic embezzlement. Second, to maintain its status as a superpower,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engaged in an arms ra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aused a financial crisis. Third, Soviet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nitiated a series of “new thought” reforms that resulted in an end to the dictatorship in socialist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CCP’s Situation Let’s compare the CCP’s current situation with that of the Soviet Union 20 years ago. Let’s start by look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mpared with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the CCP is undoubtedly luckier. In the 1980s, the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Soviet Eastern Europe had angered both men and gods. Pope John Paul II a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led the war to end communism, uphold justice, and safeguard beliefs. Reagan’s famous 1987 speech, in which he told Gorbachev to “tear down this wall,” was broadcast worldwide and moved me to tears. Then Soviet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simply followed the desires of the people and accepted democracy. The Velvet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Eastern Europe, opened the doors for democracy and brought an end to the Cold War. Gorbachev became the 20th century’s hero of great wisdom, and he will forever be admired by freedom-loving people. The world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since then. While China was rising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Europe was declin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was merely a weak attempt at restoring the glory of Germany and France as world superpowers. Another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was financially handcuffed by the war on terrorism, the war in Iraq,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ith debts reaching up to the stratosphere and citizens expressing widespread disgruntlement at U.S. participation in any kind of war. When the Jasmine Revolution struck northeast Afric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arely offer any assistance, not to mention resolving the chaos in Syria.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keeping an eye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was merely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nations. They have neither the will nor the resources to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democracy as they did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th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ill not decrease the domestic pressure Xi Jinping is facing. Apart from vowing “not to become Gorbachev,” Xi is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First, the corruption amid the elite circle of the CCP is much worse than that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can easily be seen from reports by the regime’s own media, let alone reports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Bloomberg. The embezzlement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by a village-level official is not rare. The Chinese Internet portal QQ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The History of Corrup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70s.” That history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corruption of the CCP officials. The “special supply” for Soviet officials was just imported goods, such as wine, clothes, cameras, and perfu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nations. Meanwhile, CCP officials by the early 1990s were accustomed to receiving luxury goods from bribery without spending any salary. What Soviet officials could not even have imagined is how CCP officials have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ternationally. Millions of Party members have become “naked officials” by mov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abroad. The only “special supply” they need is clean water, clean air, and safe food. Second,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had abundant domestic resources and a low unemployment rate. But today’s China is plagued by a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a high unemployment rate. Over 100 million farmers do not have land. Tens of millions of city dwellers are unemployed. The profits from economic reform were depleted during the 10-year rule of Hu and Wen. Just as I wrote in my 2004 articl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State of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re are four basic requirements for a society to sustain itself: the ecological system as the basis, the moral system as the medium among different social entities, basic living rights measured by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maintains the normal operations of a society. Currently, the ecological system, moral system, and the basic living rights have already collapsed or are close to collapse. The only thing left is the political dictatorship.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only the CCP’s political gangsters would reject political reform. Even the intellectuals, who fear violence the most, are wishing for reform to abandon the one-Party system and avoid a violent revolution. The person who acts as China’s Gorbachev will become not the “real man” Xi Jinping mentioned, but the “good man” who is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the entire world. He Qinglian is a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economist. Currently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authored “China’s Pitfalls,” which concerns corrup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of the 1990s, and “The Fog of Censorship: Media Control in China,” which addresses the manipul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the press. She regularly writ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港版国安法揽炒香港为哪般？
何清涟 香港武肺疫情还未终场，北京宣布要推出港版国安法，迫使港人不得不群聚集会抗争，还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与媒体一片声谴责。此时此刻，中共正困坐愁城，面临各国一片去中国化的呼声，北京挟为最大资本的“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甚至价值链”正受到全方位清算，选在此刻推出必然招致港人反抗、世界反感的港版国安法，居于庙堂之上的习近平究竟有何考量？ 北京力防立法会选举被民主派政治揽炒 今年9月，是香港立法委选举。早在今年4月份，中共就通过香港喉舌媒体发出预警。4月22日，香港《明报》发表社评《香港局势涉国家安全，揽炒操作绝无好结果》，引述国务院港澳办发出的三篇声明，强调中央有权力有责任维护香港宪制秩序，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基地”，其中特别提到今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有机会争取到过半议席，有人主张‘政治揽炒’，一边瘫痪立法会和政府运作，一边借助外部势力，逼中央让步，然而看在中央眼里，大有可能视之为颠覆破坏‘一国’”。 从上文可以看出，北京很清楚自己将被民主派“政治揽炒”的时间（9月立法会选举）、挑战方式（民主派利用选举争取立法会过半议席）、奥援（外部势力特指美国利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施压）。 选在5月推出，则有近因，一是台湾蔡英文就职典礼，美国务卿亲致贺辞表达重视之意；二是白宫推出新的《美国对华战略报告》，中美对峙势态已成；三是中国今年绝对要采取各种方式影响美国大选，要把川普拉下马，凡让川普为难、掉分之事一件也不放过。 从中共的政治逻辑来看，除了弱小斗不过对手时不得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一般情况下都会主动出击，更何况今年高调采取战狼外交“得胜”在前。在北京看来，香港份属中国辖地，让你们一国两制，是照顾你们；你们既然不服中央，想利用选举与中央玩程序游戏，干脆就尽快让香港实现一国一制。 香港的钱袋考量是过去而非今朝 有人认为这是中央政府想将香港的钱袋抓在手里，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吃紧，北京看中了香港那将近4500亿外汇储备，前一向传说北京要借，香港人纷纷质问金管局，金管局只好出面澄清说绝无此事。还有人认为：“香港作为中共权贵最秘密的钱币保险箱， 是习上台以来许多你死我活争斗的焦点”，习近平不想让本朝权贵与白手套的巨额财产跑了路。这一理由确实是2019年送中条例出台的重要考量，但现在时过境迁，无复旧时景况。据路透社2019年6月报道，很多常年活动在香港的本地商人和来自中国大陆等地的巨富们，在反送中运动开始后，就采取向海外转移资产等预防行动，新加坡成了他们的藏金窟。各路富豪留在香港的资财，大多数应该是不动产。 居住西方国家的大陆富豪们应该庆幸，中国全球猎狐多国配合已经成为过去式，既然多国要去中国化，今后这种让北京遂意的配合猎狐不会再出现。 借香港敲打台湾或是习近平的考量之一 港台治权虽然完全不同，台湾是一个有着民选政府、独立外交、军事体系的政治实体，独立发展了大半个世纪。但在北京眼中，港台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2019年5月以来政治形势大变，全因台湾反红色渗透的主体意识觉醒，再借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助力。如今，习近平准备用港版国安法揽炒香港，台湾当然特别关心。 近日，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Vincent Chao)提醒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因为北京当局正在借此发出某种信息。 赵怡翔对香港情势与台湾的关系提出两个可能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北京可能认为香港模式对台湾人民的感受及台湾如何看待香港局势没有任何关联。赵认为这并不反映实际情况，因为过去两年来香港与台湾两地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活动人士有许多交流，他们都有共同的看法，认为香港发生的事也可能在台湾发生。第二个假设比较令人不安，就是北京不再在乎它对香港的作为对台湾人民会发出何种信息，而这个假设情况对台湾也有非常令人不安的影响，因为它显示“事情正在朝最坏的结果发展。” 赵怡翔所指的最坏的结果，当然是指大陆对台用武。北京其实现在很希望台湾往这方面想，在军事威慑之下放软身段。但我觉得，今年中共麻烦事太多，对台用武绝对不是今年的选项。更何况，中共认为中美对奕棋局刚进入中盘，时逢大选，美国有换棋手的可能。一旦换成民主党的拜登，拥抱熊猫派重新掌握对华外交的话语权，中美关系就会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台湾问题也就慢慢回到2019年以前的状态。既然可以等待时机，中共不会选择难以预测结局的冒险方略。 借《香港政策法》让川普陷入两难境地 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实际上就是为一国两制送终，美国对此的回应只能是按照2019年11月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区地位，否则，川普将严重失分，不利选情。事实上，华盛顿对港版国安法做了多方反应。5月26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凯莉·麦卡尼（Kayleigh McEnany）表示，如果中国掌控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控制权，很难想象香港还能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麦卡尼说，有关香港可能失去金融中心地位的警告是发自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对北京的港版国安法“很不满意”。 这一点在北京算中。中国赌的是这一点：香港特殊地位若不保，美国企业将受严重影响。很多美国公司投资香港是因为香港的特殊地位、地理位置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优惠关税待遇，香港和美国年度商品与服务贸易中约有670亿美元将面临风险。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的全球商品贸易顺差中，香港的贡献最大，为261亿美元。据香港工业贸易署，2018年香港是美国的第三大酒类出口市场，第四大牛肉出口市场，第七大农产品出口市场。 因此，撤销特殊地位将对在香港的1,300多家美国公司造成严重困扰，这些公司几乎包括所有主要的美国金融企业。2018年有8.5万名美国公民居住在香港，这些在港企业与商人绝对不愿意看到香港被取消关税优惠待遇。在他们的考量中，中国的港版国安法与取消关税优惠待遇，后者对他们的威胁更大。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也反对制裁香港，前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都认为，美国处理香港问题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如果华盛顿依据《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那惩罚的不是北京当局而是香港人民、商业和美国在港企业的利益，因此去伤害香港，只会加速香港被融入中国大陆，解决不了香港的任何问题。 借用垒球术语，北京在做“牺牲打”。这“牺牲打”在平常年间没多大用处，但今年是大选年，中国传至美国的武肺疫情，已经将川普三年执政的经济业绩毁得干干净净，美国现在失业率高达14%以上，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只会引起商界、金融界更多的不满，川普失分可能更多。 川普当然可以用程序为由拖延一下，因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2019年11月27日签署的，而大选在11月6日就已经落幕，该法案规定的观察期为时一年，也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对香港人权的考察报告交给白宫的日期，是在大选落幕之后。但如何才能利用这20天时间差操作，需要很高政治技巧，这方面，民主党远比共和党与川普娴熟。 无论如何，今年是北京与香港的终局之战，去年是香港民主派利用美国出台《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威慑北京，摆出一副不怕揽炒的姿态，更多的是种策略；今年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那才是真正揽炒香港，结果不可同日而语。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5月28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8283）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黑人左派毁掉底特律
美国是世界唯一超强，军事开支全球第一（超过排其后的十大国总和），经济比重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但曾为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底特律，却宣布破产了！ 从媒体上我们看到底特律市是个什麽样子∶外债180亿美元，根本无力偿还；因缺乏资金，40％的城市路灯已损坏，全市废弃房屋10万幢，凶杀率40年来最高，每通报警电话需等58分钟才得到回应（而全美平均11分钟）；救护车只有1/3在服务，失业率高达20％（是全美7.4％的近三倍）。 一名底特律居民描述说∶为了去商店采购日用品，他必须穿过长达一公里的黑暗街道，两旁全是废弃的房屋。“你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有人跳出来，会发生什麽。”底特律更像是一座“鬼城”。 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宪政民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促成经济繁荣的最佳环境。因为这种制度给予人的发明、创造和自由（交易），提供最大的平台与可能。但在美国这种制度下，底特律怎麽会衰败，甚至到了破产的地步？ 一般分析都指出，大环境是美国经济近年衰退停滞，小环境是作为“汽车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都曾在该市设厂），底特律没有因汽车行业的衰退而及时经济转型。 “政治正确”和黑人问题 但这两个都不是最主要因素。因为如果说美国经济衰退和滞缓，那麽美国其它大城市怎麽没有衰退或破产？汽车行业衰退是个事实，但现已大幅复苏。而且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只是总部设在底特律，主要工厂近年早就迁出该市。即使设厂高潮时，全部车厂雇员才20万，对人口180多万的底特律并不构成绝对性的影响（虽然是个重要原因）。 在美国左派主导的时兴“政治正确”的媒体和舆论环境中，很难把底特律真正破产原因公布于众并讨论。因为它涉及在美国谁都不敢惹、不愿碰的“黑人问题”，当然更有左派媒体不愿提及的“民主党左翼意识形态”问题。 底特律跟美国其它大城市一个明显不同是，它是美国北部大城市中黑人比例最高的，达82.7％（白人10％）。黑人多的地方，治安就不好，这是明显的事实（但却是美国媒体不愿提、不敢碰的议题）。像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曼哈顿的黑人区“哈莱姆”，即使大白天去那里，都心有余悸，因为街头到处是游手好闲、令人恐惧的青年黑人男子。在美国，人们习惯“政治正确”而不谈论黑人区治安不好问题，但选择居住时，却明显用脚投票。就像那个骂“白人是美国的癌症”、痛恨白种人的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她可绝不去黑人区居住，至死都住在曼哈顿繁华、基本全是白人的富人区。她本身是白人，为什麽不因为自己“是美国的癌症”而自杀呢！桑塔格这类虚伪透顶的左疯，才是害美国、害黑人、害人类的真正魔鬼！ 但并不是所有黑人多的地方都糟糕。像美国南部一些州，也有很多黑人，但那些城市不仅没有变成“底特律第二”，反而吸引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还有日本、南韩的汽车公司去那里设厂，因为那些地方的黑人没有像底特律那样组织工会（动不动就罢工威胁和损害车厂）；在那些比较保守的南部州，执政的多是强调传统价值的共和党（注重家庭价值和商业）。 黑人加社会主义才是根源 底特律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个城市黑人比例高，导致底特律市长、政府和议会一直是黑人左派（民主党）当选执政。美国虽说是两党制，但在底特律，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一党当权，左派当道。在美国，黑人绝大多数支持左翼民主党，奥巴马连任总统，拿到95％的黑人选票；克林顿时，也拿到近80％。 黑人多支持左翼民主党，所以当选的黑人左派市长、议员们就热衷实行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宽容犯罪等社会主义政策。黑人加社会主义，才是底特律灾难的根源。这种现像不仅仅是在美国。 例如在非洲最大的国家南非，黑人占人口78％，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被结束后，一直是黑人掌权（至今黑人已连续执政19年）。南非的曼德拉们实行跟底特律的黑人左派一样的政策，结果把南非拖入同样的灾难深渊∶南非失业率高达25％，凶杀率和强奸率全球第一，艾滋病感染者世界居冠，人均寿命只有52.1岁，比白人统治时代下降近20岁，经济增长率今年第一季低于1%。只不过南非没有像底特律这样“宣布破产”而已。 南非黑人当权只有19年，就把曾被誉为“非洲之珠”的国家糟蹋成这个样子。而底特律左翼民主党的黑人当政已40年，如果不是在美国这麽好的大环境下，底特律早就得跟北韩比谁更穷了。《福布斯》杂志2012年把底特律评为“美国最悲惨城市”。上世纪五十年代，底特律是美国最富的城市，被称为“城市建设的样本”，当时有185万人口，是全美第四大城市，现在则人口降至70万！治安恶化，犯罪猖獗，已成为无法居住的城市。 虽然美国房市目前在强劲复苏，但在底特律，很多废弃空房的售价才100到900美元，甚至有标价一美元的，都卖不出去。 “杀鸡取蛋”是取弹自杀 底特律的悲惨，是政策错误造成的，主要体现为∶一是高税收。底特律的房产税是全美国最高的，你花一美元买栋房子，但每年的房产税却是一大笔，再加上整修费等（很多废弃房子的水管水槽都遭盗贼洗劫），导致一块钱一栋的房子都有很多卖不出去的。除房地产税之外，底特律的个人所得税，是全美三个最高的。 哪里实行高税收，哪里是灾难。因为这是“杀鸡取蛋”，从根上把民间的钱搜括到政府手里，结果企业家没钱，就不会扩大再生产（建更多工厂才能降低失业率），老百姓没工作没钱，就没法增加消费（美国大众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70％）。所以，底特律的高税收，把商家“收”跑了（水往低处流，商人往税低处走），把经济“收”缩了。 二是大政府。底特律多年入不敷出，在赤字下运作，因政府开销越来越大。左翼民主党热衷用政府干预经济和所谓国家项目来炫耀政绩，同时用扩大政府服务来吸引或收买选票。底特律的左翼市政府和议会，没有能力控制预算，赤字近200亿美元，最后无法支撑而致财政崩盘。 三是高福利。按理说，在债务缠身、经济衰退下，更应控制福利开支。但底特律是左派当政，他们鼓励申请福利，热衷发放食品卷等，既显得政治正确，又收买人心。说白了，就是用税收的钱“买”选票。其性质之恶劣，比从商人那里拿钱直接买选票更糟糕！因为用私人的钱买选票，是个别人的堕落；而用纳税人的钱理直气壮地“骗”选票，是败坏制度。 按族群人口比例，美国黑人是领取福利卷最多的族裔。黑人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发放福利卷更加宽松，甚至到了“猖獗”地步，现在美国领取福利卷的高达4800万人，差不多每六个美国人就有一个领福利。而事实是，美国根本不存在每六人就有一个活不下去的情况。太多的人在钻福利的空子。底特律黑人比例高，领取福利的人更多。有福利可领，那些在鬼城废弃房屋旁转悠、在曼哈顿黑人区哈莱姆的街头游手好闲的黑人等，才可以不去工作，因为可以躺在福利上吃别人，吃勤劳创造者的财富。美国很多装修、清扫、修整庭院等工作，都是西裔在做，那些活儿黑人怎麽干不了？就因为他们已成不需工作的“贵族”（因有福利可吃）。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黑人执政的南非。在南非五千万人口中，多达1500万人（近人口四分之一）领取各种政府救济。庞大的福利支出使本来拮据的南非经济捉襟见肘。但南非的曼德拉们，更是热衷社会主义。曼德拉在监狱中就熟读毛泽东的著作，是毛的“粉丝”。他的继承人们，也都是社会主义信徒（还反美反西方）。 一党当权导致腐败当道 四是治安无力。左翼民主党以自由的名义、高举著“善”和“更高道德”旗帜，找各种理由宽容罪犯。南非的曼德拉当选总统，就宣布废除死刑，结果导致南非的凶杀率飙升。据南非《公民报》民调，高达98.1％的南非人赞成恢复死刑，但遭曼德拉们拒绝。在底特律等黑人左派掌权之地，所以犯罪猖獗，跟民主党的“自由观”有直接原因。他们以人权的理由保护犯罪分子，却同时热衷炒作“种族问题”。不久前轰动美国的辛默曼案，辛默曼本人是西裔，却硬被左派媒体炒作成白人杀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底特律，还有黑人很多的芝加哥，几乎每天都有黑人杀黑人的案件，却不仅没人炒作，甚至都不被当作新闻，“杀”以为常了。无论底特律还是南非，治安恶化，都跟黑人左派掌权者的无能有关，他们在缺乏治理国家或城市的能力的同时，被左派意识形态严重毒化了头脑和心灵。 五是腐败。哪里长期一党当权，哪里一定有腐败。南非黑人执政后，当地的腐败已居世界前列。据中国社科院亚非所南非问题专家贺文萍的数字，“透明国际将85个受腐败困扰的国家列入黑名单，南非名列第32 位。近年来，南非司法部门登记在案的腐败案件达22 万件，根本无力处理。” 在去年9月的开普敦大学会议上，南非责任研究所主任保罗哈夫曼估算，自1994年曼德拉执政以来，南非政府每年因腐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兰特（相当30亿美元），累计已达6750亿兰特。 在底特律也同样，1973年首位黑人市长科尔曼•扬开始，底特律经济和治安更加恶化。因为他被报道为“憎恨白人”，向富人（大多是白人）多收税，然后给穷人（大多为黑人）发福利。白人感到不公，纷纷逃离，黑人却高兴，所以他连选连任，市长一当20年！ 上任黑人市长克瓦姆.基尔帕特里克（当政6年），因欺诈、勒索、贪污、受贿等24项罪行，被判刑20年。现任黑人市长戴维炳，是退役的NBA球员。据福克斯电视记者斯托赛（John Stossel）的报道，这位黑人球星市长也是腐败无能，他坐公家的豪华礼车去“夜总会”多达50次，还把29个亲戚朋友安插到市政府部门。为什麽底特律市政府如此腐败却能继续掌权，就因为他们得到黑人的支持，很多黑人不问是非，只问肤色。 而且黑人领袖热衷煽动“黑白对立”，把什麽问题都扯到“黑人受歧视”。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这种煽动，底特律的黑人居民与白人社会发生流血冲突（导致43人被杀，1100人受伤，2900个商店和建筑物被毁），出现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白人逃离”事件。中产阶级的白人逃走了，底特律的税收和治安更加糟糕。这跟当前黑人执政的南非一样∶曼德拉们推行黑人种族主义，结果白人大量逃离，治安和经济比赛恶化。 所以有人感叹，好在美国黑人只占人口13%，如果像南非那样占多数，美国总统可能就永远是“奥巴马”了（在南非看不到白人当选总统的可能前景）。奥巴马是放大版的底特律黑人市长，也是热衷社会主义，要昂首阔步把美国带向“破产”之路（美国债务已高达16万亿美元，等于每个美国人负债5万元）。幸亏美国总统只允许当两届，三年后奥巴马就得下台。而美国下届再选出黑人总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再是奥巴马这种左派执政，美国才可能避免底特律式的破产。 ——原载《看》杂志2013年9月号 2013-09-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曹长青∶西方的 Man 与 Men 之争
美国是世界唯一超强，又是自由世界旗手。美国哪个党执政，被哪种政策主导，不仅事关内政外交，也影响整个世界。2020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两党都已投入选战，要争夺世界最有权力的白宫，更是争理念、争政策主导权。这次美国大选，将比以往的选举更强烈体现西方的左右派之争。 所谓左右派，从宏观历史角度，实质可视为Man与Men之争。两词只有中间一字母（a与e）之别，代表的却是人类的两种想法、两条道路，最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条带来的是宪政民主制度和繁荣经济，另一条带来的是独裁暴政和赤贫落後。 Man和Men的价值不同，可从近代两场重要革命及结果看出∶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史家之所以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称为“姐妹革命”，因两场革命前後距离仅13年，且都发表人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民主等，似乎理念一致。 法国革命是断头台 美国革命是宪政 但两场革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美国革命，建立的是宪政民主；至今240多年，政局稳定，强大繁荣。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却是断头台的恐怖统治，大革命高潮的1793年就有17,000人被送上断头台，最後是拿破仑称帝，动荡了百年。 为甚麽会有这麽不同的结果？秘密就在Man与Men的不同∶单数的man是指重视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也就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复数的men是强调群体、多数，即以人民的名义推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美国选择的是man的价值；法国走的是men的道路。 美国的man价值，可从其立国之本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看出。独立宣言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它是指个人（man）的权利，不是集体（men）和政府，更不是国家的权力。美国宪法把《独立宣言》这三大个人权利法律化，其主要精神是两句话∶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美国整体制度设计是∶防范多数暴政和以多数名义侵害剥夺个体自由，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通篇都没有提到“民主”，更没有“建立强大美国”等字样。这绝非疏忽，而是刻意防范以“民主”之名剥夺个人权利，更是避免国家主义。也就是早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十多年，美国先贤们就智慧地认知到，必须避免法国大革命那种以人民（men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暴民政治和断头台！ 今天，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超强，不是因其幅员辽阔（美国面积不是世界第一），也不是资源丰富，更不是人口众多（美国人口不到中国、印度的四分之一），而是因为美国坚持实行其《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基本原则，以Man为主体，视个人权利至上。两百多年来，尤其是在过去这一个世纪，推崇集体主义价值的左倾势力，不断试图把美国拖向偏离独立宣言和宪法精神的轨道，但以中产阶级为中流砥柱的美国人民，顽强地维护著美国立国之本的传统价值。所以迄今为止，美国仍是全球最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 与美国相反，法国大革命虽也发表《人权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但其指导原则是一切以“人民意志”为准，也就是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们视为精神导师的卢梭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卢梭提出∶“民主社会应该拥有一个公意，相当於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说在美国是个人权利至上，在法国则是“公意至上”。在这个人民共同意志的“公意”面前，个人、个人权利都是第二位的，甚至可踩在脚下。法国革命者在强调公意的同时，把“统一”（国土统一；想法统一）也提到至高无上地位。当时罗伯斯庇尔们甚至把“国家统一”绝对到这种程度∶“我宁愿让2,500万法国人死去10万次，也不让一个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 多可怕的思维！问题是，甚麽是公意？谁决定公意？谁代表公意？法国大革命展示的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决定甚麽是公意。然後就可用“公意”之名，任意把人送上断头台，包括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本人也没逃过这个命运。 美国革命的成果是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所谓宪政，就是重视法治、保护个体权利为核心，非常强调程序正义（注重程序和规则），尤其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给政治反对派空间，并把反对派的存在视为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把任何反对派声音都作为“反动派”而扼杀，甚至送上断头台。 共产革命和纳粹都是左派思路 法国大革命的升级版，就是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他们把法国大革命的以人民名义（公意）进行恐怖统治发挥到极致，用古拉格、劳改营等窒息和埋葬了所有政治反对派，以人民名义（公意）剥夺了个人财产（土地国有化），用计划经济和计划政治，把所有人都圈进《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铁幕。 区分左右派的重要标准，是怎样对待个人权利。用这个价值来衡量，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不是所谓极右派，其本质是极左派。Nazi（纳粹）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字母缩写，它强调的是国家主义（典型的集体主义）、政府垄断、照顾工人和弱者、公众利益至上等；这与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思路、列宁的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苏维埃等，都在一个思维轨道。 纳粹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在同样推崇社会主义的墨索里尼领导下，也是实行非常左倾的政府包揽政策和国家主义。墨索里尼尤其迷恋社会主义；这个喜欢点文学的独裁者对社会主义有过不少歌颂的论述，其思路和口气，如果不看署名，会误以为是当今西方左派政府领袖的讲话。 美国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60年代在波士顿的一场演讲中，列出这样的字句∶“我们要求政府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为公民提供就业和谋生的充足机会。┅┅个人的活动不得与集体的利益相冲突。” “我们要求分享企业的利润。我们要求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照顾。给有天分的穷人孩子更多教育经费。” 安兰德问在场的美国听众，这是谁说的话？很多人回答，应该是（当时执政）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结果这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的政治纲领。 在场的美国听众之所以误判，因为肯尼迪等左派民主党就是同样的思路∶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肯尼迪的名言是∶“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什麽，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麽？”这个问句就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个体权利。希特勒的助手、纳粹宣传的理论设计师戈培尔曾说，纳粹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於个人利益”。 2009年美国出版一本独特的书《自由派法西斯主义∶美国左派的秘密历史，从墨索里尼到政治的变化》（Liberal Fas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From Mussolini to the Politics of Change），该书把美国左派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纳粹连到一起，提出美国的自由派，实质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因为两者都崇拜国家主义，都向往社会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主导人类生活。 文明是个人从集体解放出来的过程 写出《巨人耸耸肩》和《源泉》等哲学小说、推崇和传播个人权利理念的安兰德一生痛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纳粹，指出他们极权主义的核心理论是集体主义。同时安兰德也一生与西方左派战斗，指出他们热衷推行的是“善意的集权主义”、次级集权主义（quasi-totalitarian）。即以好的出发点，但最後都是剥夺个人权利。今天西方左派在对待私有财产、个人权利上，仍是“公意”决定一切的卢梭倾向；也就是用“公共利益、人民利益”等为理由，剥夺个体权利，通过高税收抢夺私人财产，然後财富二次分配。 指出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专著《自由秩序原理》中，把高税收（包括累进税制）描述为“一种温和的抢劫方式”。因为高税收是强制的，不缴税可能坐牢。 对於高税收，安兰德在《建造纪念碑的人们》（The Monument Builders）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任何人声称‘有权’对其他人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他都是在声称自己‘有权’把人类当作奴隶来对待。”这位当年从红色苏联逃到美国的杰出思想家说，“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徵是否认个人的财产权。”那些用各种公众利益的名义要剥夺你财产的人，就是要剥夺你的人权。因为“不存在对於人权和财产权的两分法。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人权。” 今天西方左派，包括美国的民主党等，就是用平等的名义（法国大革命最热衷的口号是平等），剥夺勤劳致富者的财产和个人权利。按安兰德的理论和逻辑，丧失私人财产权，就是没有了人权。 与左派相对立的右派，其哲学的根本点是美国宪法确定的“个人权利至上”。基本理念是信奉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和“竞争”，推行减税（让人民拥有、支配自己的财富）、小政府（政府只是保护人民安全的『守夜人”，规模越小越好）、低福利（尽量控制福利，以避免养懒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而不是平分财富）等政策。 从根本上来看，西方的左右派之争，就是man和men的理念之争。这种较量和搏斗不仅有长久的历史，而且目前完全看不到结束的曙光。也许是人类的宿命，也可称为文明建立的过程。 安兰德在她的《源泉》一书中把“文明”定义为∶文明，就是个人（man）从集体（men）解放出来的过程（Civi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etting man free from men.）。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9年7月号 2020-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精英共和
在中国那权力与资本共舞的世界里， 资本向来居于依附地位。不过，资本的政治地位也分三六九等。国有资本是CCP的“亲生儿女”，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非国有资本则被权势集团视为“螟蛉子”，但待遇也有等差。不仅外资与私营企业的待遇有别，即使都是外资，也得看其母国是什么神圣。尽管如此，精英们的处境与平民相差还是很大，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三者结成联盟以来，精英们基本上是各安其位。即使小有抱怨，也在“两会”这种地方消化于无形。 但自去年“国进民退”大潮开始，资本开始向政治权力表达自己的不满了。 一、在权力与资本共舞的世界里，资本不再甘当弱势者 2009年的“国进民退”大潮，由于政府的金融政策刻意扶持国企，不少私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断裂，衰落或死亡的不在少数。在危机煎迫之下，一些私企上开始表达了自己的失意与担忧。但今年资本的担忧与去年不同，先是Google于1月13日表达了对政府监管信息的不满，继而是搜狐总裁张朝阳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2月3日）发言，谈到了在不完全竞争与言论监管下中国资本的双重困惑。作为企业，他批评了中国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对创新与企业品质的严重妨碍；作为网络媒体，他指出中国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人格和媒体理想的媒体组织，甚至批评中国政府的大外宣计划――即“政府组织的媒体‘国家队’进行全球品牌的推 广是非市场竞争下的产物，注定虎头蛇尾，毫无竞争力”。他抓住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时下最喜欢的励志目标“与美国相比”，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在讲话的末尾，张朝阳指出，应该全面接受“在经济领域的普世价值观即竞争理念”。 张朝阳的讲话，让人联想到今年1月7日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纽约证券交所“2010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上的言论。秦晓的发言称，所谓“中国模式”其实是要发展出一个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并拥有巨大经济资产。这一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圈地和腐败，效率和获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减，转型代价巨大，公平竞争规则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参与 市场而遭破坏，削弱公共产品的提供。”这番话与张朝阳的话在本质上相同，都是希望政府不要过度介入市场活动尤其是资源配置，在经济领域实现完全竞争。 以上现象说明，尽管中国的经济精英近年来以“入党”为时尚（已经有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共），但他们显然已不满足于充当政治精英的附属物，在人大政协“两会”中象征性地“共享权力”，而是要求将原来以政治精英为绝对权威的联盟格局，改变为两大利益集团权力相对均衡的“精英共和”。 必须承认，这种新诉求代表经济精英的一种新姿态，比起往昔资本对权力的无条件顺从与献媚，无疑是一种进步。如果这种利益诉求能够形成经济精英的共识，并转化为一种压力机制，促使新的制度建立，就意味着“精英共和”体制的达成。 二、实现“精英共和”的路有多远？ 我曾在2000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盟。但联盟三方的地位并不相等，政治权力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由于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掌管着市场准入门槛，并充当市场竞争的最高裁判，因而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即使是资本――无论是外来资本还是本土资本，在中国也只得乖乖地服从政治强权，否则不是得不到机会，就是受到各政府管理部门的煎迫。 “精英共和”的诉求主要来自于非国有资本（秦晓算是官商中的例外）。中国政府对“资本”的态度内外有别，国有企业是“亲生儿女”（许多央企掌门人均是高干子女），政府对之倾尽了父爱主义精神，不计成本地喂养，因而造就了几十个巨型垄断型寡头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通讯之类。这些企业财大气粗，是中央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免不了有时翘翘尾巴。当它们尾巴翘得太高时，中央不高兴了，会让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喉舌发表文章，敲打一下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过后仍然关爱依旧。但对民营资本与外来资本就不一样了，总体上是当作税收奶牛，但在待遇上，绝对是中国民间故事里那位恶后母的行径，在冬天给亲生儿子以厚棉衣，给前妻儿子以芦花衣御寒。 中共当然也知道需要扩大并加固统治基础。这些年来也尽量将人大、政协代表这类荣衔赏给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两会”因此成为“资本”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出口”。只是这“制度性出口”未必形成“制度性反馈”。说者自说，党却不一定听进去。比如对“国进民退”现象，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公开质疑其合理性，呼吁为给中国经济留下几条“鲶鱼”。这种建议其实已经不是强调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而是苦口婆心，从为了让国有经济保持活力留下一些竞争对手这点出发，即让民营经济“陪太子读书”之意，活脱脱一副口嗫嚅而未敢言之态。然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都表示不存在“国进 民退”的问题。既然连这“问题”都不存在，党又何须对不存在的“问题”加以改进呢？而张朝阳此番讲话中有关媒体部分，更是直指党“维稳”的重要手段――钳制舆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态势之下，这番讲话中的思想，既不可能找到制度性出口，更不可能引起制度性反馈。 三、平民权利缺席的“精英共和”真能保证经济精英的权利？ 其实“精英共和”的诉求也无法形成制度性反馈。原因不难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掠夺底层民众的生存资源（拆迁、征地），以及透支环境生态而实现的。这种超经济的掠夺导致中国人的生存权利严重受损，生存环境不再安全，由此引起的社会反抗非常激烈。为了“维稳”，中国当局必须不断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与资源汲取能力，其结局只能导致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与强化，形成寡头政治。这种政治绝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削弱权力、分享权力，只会在强化国家能力的同时，不断挤压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生存空间。 再往深里说，缺乏平民权利诉求“精英共和”格局，其实是缺乏根基的政治幻想。 社会成员权利有差别的“精英共和”在历史上也有过，那就是古罗马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的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然更没有任何权利。而平民的权利与贵族相比，也是打了不少折扣的。这种“精英共和”体制下，国家虽然强大，但平民并不幸福。在有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民主政治之后，中国似乎也不应该再去摹仿古罗马帝国的精英共和，倾国之力供养一个骄奢淫逸的权贵精英阶层。 还是简短点说吧。一个由占社会成员80％多的底层成员支撑的社会，一个从底层进入社会中上阶层的管道都已经被堵绝（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正在恢复身份型社会特征（即按出身来选择精英）的社会，只可能形成寡头政治，不可能达致精英共和。原因很简单：精英阶层的超强资源汲取能力是依靠国家的超强管制能力而实现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济领域内“完全竞争的普世价值”与政治强权保证的资源掠夺特权不可能共生共存。所以，我很希望中国的经济精英在要求“精英共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只有政治领域的普适价值才能给予“经济领域的普适价值”以切实保证，让私营企业主们痛心疾首的“国进民退”，就是中国“跛足改革”走到今天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要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为摆脱国企困境，解决资金饥渴时那种引进外资、发展私营企业时的急迫，再对比今天国企在政府全力扶持下坐大之后，各地就开始“国进民退”的情况，就可以对今后的非国企经济精英的处境作出预测。 “精英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其实很有市场，十多年前，一位张姓经济学家就有过名言：这个世界是由官员、企业家及为他们服务的“以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精英”三类人组成。温家宝总理前几年在哈佛大学面对美国人关于“中国什么时候实行民主制度”的提问时，回以“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意即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之语。这句话倒也并非温总理首创，而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统治者常用常新之语。我也不想再花笔墨在此普及民主常识。今年Twitter举行微型网志征文比赛，邀请世界各地民众一人一句为民主下定义。而统治者眼中“未准备好”的中国人民之一员周曙光却以52个字赢得这场比赛。这52个字是：“民主就是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组织在文明社会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的游戏规则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在实行民主制度这件事关国运的大事上，中国人民早就“准备好”了，没准备好的其实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利益集团的高层精英。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2月11日，第19期，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article/313）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谁「丢了外省人的脸」？
绿营评论家金恒炜在民视节目上被统派人士林正杰殴打的电视画面，在海外网站上转载流传，使更多人看到「在台野蛮人」的霸道。其实，这不是身为外省人的金先生第一次因他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的立场被打，两年前，他就在街头被一些国民党老兵辱骂围殴，说他「丢了外省人的脸」。 什麽叫「丢了外省人的脸」？这「外省人的脸」到底是一张什麽的脸？这种按省籍「分脸」的思维，不仅煽动族群对立，而且相当荒唐。今天台湾存在的政治纷争，其实都和这种所谓「外省人的脸」的思维有关。在蒋时代，台湾人不仅被政治专制，还被当作二等公民。不少台湾人因说台语而被罚款，有的还被挂上牌子在操场罚跑，直至他抓到另外一个说台语的为止。 美国也曾有族群问题，其解决方式不仅是结束黑奴制度，废止不许黑人同乘白人共车的歧视规定，还在於白人要向黑人道歉，在心理上族裔平等。 今天，蒋家专制已被结束，但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不仅没有为他们歧视本地人的劣行道歉，而且仍有不少人仍把自己视为「贵族」而高人一等。这是台湾至今存在族群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在外省人中也有觉醒者，不仅金恒炜为台湾人仗义执言，视自己为台湾人的一份子，最近撰文《剖视「倒扁」连续剧》声援他的台大兼任教授陈师孟，也是令人瞩目的一位。 陈师孟是当年蒋介石的文稿撰写人、被称为「文胆」的陈布雷的孙子，按连战的分类，是「纯种的中国人」，更是蒋家心腹的後代。如果他追随国民党，一定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可陈师孟是个有头脑、有良知的真正知识分子，他没有追随国民党，反而由於认同台湾，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而参加了民进党，曾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虽然陈师孟没有跟著国民党做「权贵」，而且一直和本地人一起为自由选择权而打拼，但他却有道德勇气承担外省人的「集体负罪感」，他在文章中说：「老实说，身为所谓『外省子弟』，虽然自己在成长中没有享受『权贵』的滋味，但仍不免为了自己族群过去的集体罪过有连带的愧疚。」 面对那些至今仍有贵族心态的外省人，陈师孟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你们为自己的「优秀的家世背景或学养表现而趾高气扬之时，应该回想当年在二二八时被你们的长辈『人间蒸发』的台湾菁英，你们的优越感或许得来并不怎麽光彩。」 台湾的族群问题能否解决，关键就看外省人中能不能产生更多视「是非大於血缘，认同高於省藉」的人。外省人中如果没有几个金恒炜、陈师孟，才真正是把祖宗的脸都在台湾丢尽了。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9月4日曹长青专栏） 2006-09-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8👍 0💬 0DeepSeek 冲击波折射的美中科技战焦虑
何清涟 今年1月，中国AI公司DeepSeek推出其最新AI模型，尽管DeepSeek的中国背景使一些美国公司对其持保留态度，但其成本较低这一优势，使它的应用程序在iPhone美国市场的下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美国科技界对此做出强烈反应，终于在1月27日引发了华尔街科技股在大规模抛售中下跌。这轮DeepSeek冲击波使中美之间形成多年的科技战焦虑显露无遗，美国在川普1.0时期就将中国列为“全面竞争对手”，在中国技术弯道超车的压力下，如何保持领先优势这一焦虑更甚，美国AI产业面临几方面挑战： 对芯片的研发方式提出挑战 传统观点认为，AI公司需要使用昂贵和尖端的计算机芯片，比如只有英伟达制造的芯片才能训练出最好的系统，中国企业将难以参与这场竞争，因为它们无法获得这些尖端芯片。 昂贵和尖端，意味着美国科技巨头在AI方面的巨额支出是合理的，比如Alphabet和Meta Platforms，这些科技巨头的共同特点是研发费用巨大。但DeepSeek表示，该公司使用的不是最先进的芯片，并采用了创新的模型训练技术，开发成本仅600万美元。但在评估AI能力的某些基准测试中，DeepSeek模型展现出来的性能似乎与美国顶级竞争对手基本上旗鼓相当。 美国的出口管制可能无效，尖端芯片仍然大量流入中国 独创性只是DeepSeek成功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漏洞很多，给了DeepSeek购买强大美国芯片的窗口期。 拜登政府在2022年开始对中国实施小院高墙的芯片管制，想要向中国销售的美国公司首先需要限制一种被称为互连带宽的芯片性能，主要限制数据传输的速度。全球领先的AI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因商业利益的考量，为中国设计了一款符合这一参数的新产品，但通过在其他方面保持高性能来弥补这一缺陷。一些分析师表示，这款芯片的性能几乎与英伟达当时最好的芯片一样强大。 开创者的研发费用与知识产权的灰色地带 1月28日，美国白宫AI沙皇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在接受Fox News的采访时表示，DeepSeek使用了一种名为“蒸馏”（distillation）的过程，用OpenAI的内容训练出了风靡全球的新模型。这个“蒸馏”过程，是指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向一个现有模型提出数百万个问题，以便学习其知识并模仿其推理过程。OpenAI表示，正在审查DeepSeek使用一种称为“蒸馏”的技术从OpenAI的工具中提取大量数据以帮助开发其技术的迹象。 蒸馏技术已经被AI行业使用多年，但DeepSeek取得如此成功前所未有。在1月初推出 DeepSeek-R1后，DeepSeek宣称其在执行数学、编码和自然语言推理等任务时“性能可与OpenAI的最新模型之一媲美”。经测试，DeepSeek创建的模型得分几乎与OpenAI和google的模型不相上下，而成本仅为后者的一小部分。 但蒸馏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属于灰色地带，法律并未禁止，只能由企业自行想法保护。DeepSeek在蒸馏技术上的成功在硅谷引发了广泛担忧，大家担心那些花费数以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美元开发尖端人工智能的公司，不会比竞争对手有多少优势，。 从华府到硅谷都在思考对策 DeepSeek冲击波出现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不同的反应。硅谷创投家兼特朗普顾问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将DeepSeek-R1描述为“人工智慧的斯普特尼克（Sputnik）时刻”，将其与苏联于1957年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这一震憾时刻相比，认为因其使AI模型所需算力比以前少得多，成本也比以前的AI模型要低得多，有可能颠覆整个产业。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中国公司DeepSeek的低成本AI模型横空出世，应为美国科技行业敲响警钟。他说，美国公司必须专注于赢得美中科技竞争的目标。 1月30日，阿里巴巴发布升级版AI模型Qwen2.5 Max，称其超越对手DeepSeek-V3。不过，不管是否超越，都只算是DeepSeek冲击波的余波，因为带来的问题不会更新更大。 相对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并非AI领域重镇，相对平静。法国《世界报》对川普2.0非常不满，干脆撰文指责美国反应过度。其他国家就算关心，关注点也与美国不同。英国官员正在研究DeepSeek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韩国监管机构则要求 DeepSeek 对个人数据做出解释，台湾出于安全考量，亦于1月31日宣布台湾公务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不得使用DeepSeek的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和产品。 真正的挑战：开源系统破除了闭源系统的垄断 科技战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本国科技公司的优势，这些优势最后都得落实到科技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体现为公司的股价。《华尔街日报》在《中国AI黑马DeepSeek半路杀出，撞乱科技业与华尔街阵脚》中对此有所描述：“DeepSeek的横空出世促使市场重新审视AI题材，随着投资者的狂热情绪发生逆转，英伟达市值周一蒸发近6,000亿美元，其他科技股也纷纷下挫。” 但最大的挑战不在这，在于DeepSeekDeep公布了自己的技术文档。据业内分析，因为在 DeepSeek 出来之前，Google、OpenAI 都是闭源系统，只有Llama是开源系统，Facebook 虽然也是开源系统，但能力与之相差一个级别。美国很多用户只能采用OpenAI闭源系统。如今 DeepSeek 提供的开源系统能力达到闭源系统水平，那么所有的开发人员、技术人员都会转到开源系统上，这等于破除了上述闭源系统的垄断性，虽然不至于摧毁美国一些大科技公司，但对它们的业务、市场占有绝对是个打击。 中方一直宣称，“美国禁令下的中国芯片产业在倒逼中成长”，这一说法在美国芯片业也很有市场，这次DeepSeek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实例。目前，美国朝野对DeepSeek带来的震撼还在消化过程中，DeepSeek的技术贡献对AI领域到底有多重要，对中美科技战的未来格局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得等段时间才能充分显露。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2月4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204-5823112）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从“万州事件”看中国的官本位文化
重庆万州主城区10月20日发生的所谓“公务员”打人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欧洲一些媒体开始由此出发讨论中国的投资环境是否安全。 其实，从万州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以及性质等方面分析，这次事件既不能归属于时下中国各地正在兴起的各种类型的“维权运动”，也不能算是底层群众有利益诉求的集体反抗。从起因看，此次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参加者既无明显的利益诉求，也无任何事前的组织串连，被抓的几个人也根本算不上这次事件的领袖人物，最多只能算是在现场蹦达得显眼一点而已。如果硬要归类，只能算是“群体性骚乱”而已。 平心而论，这次事件起因很平常，中国这块土地上每天都有人以公务员身份行凶作恶而不受法律制裁，“万州事件”的特殊之处，只在于有人将引线点燃了而已。但这次事件凸显出来的问题却令人深思，因为将上万群众在那一刻间凝聚起来闹事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打人者自报的“公务员”身份。 这一现象值得深思。首先，殴打人的胡权宗在施暴以后，为什么居然会亮出“公务员”身份吓唬围观群众？这种情急之下的反应能够最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心理，因为这绝非胡权宗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多年以来观察周围社会环境而获得的社会经验，他所就业的那个机构，想必经常有人以“公务员”身份行使各种特权而不受法律制裁，耳濡目染之下，胡权宗情急之下自然仿效。这一点，可视为时下中国官本位文化泛滥引起的恶果之一。 其二，此次事件还有一个至今未被分析者注意到的文化密码：为何当事者的身份成了民众与官方都抓住不放的焦点问题？尽管当地政府磨破嘴皮，声明胡权宗并非公务员，但群众就是不相信。最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事件持续了将近十来个小时，其间发生了烧毁警车与围攻区政府事件，而参与处理事故的官员们自始至终连一句“不管打人者是什么身份，背后有什么人，政府都会秉公处理”这样的套话都不说，是该地区的公务员们行使特权太多太滥，以致于官方已经连如此套话都已经感到生疏？还是官方根据“施政经验”，认为套话说得再多，也无法取信于群众，所以只能赶紧将肇事的胡权宗与公务员划清身份界线？其实，官方此举也经不起任何推敲：难道胡权宗是公务员，处理方式就可以不同一些？ “万州事件”招致“上峰”不满，想必已经引起重庆地方当局“认真反思”。但这一反思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重庆地方当局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反思自己的“执政能力”（即镇压能力）是否还需要继续强化，以便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任何突发事件，弹压各种社会骚乱及社会反抗；另一个方向则是考虑如何发散民怨，让民众建立自己的民间组织，遇事通过正常的利益诉求管道。中国古代治水就有“堵不如疏”之理，引申于治国，则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只是如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政治积弊日深，且政府笃信强权即公理，一味采取堵的策略，才将中国弄成了这么一个一点火星就会引爆的火药桶。 最近中国政府正派出官员前往欧洲与美国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考察学习，“考察学习”的重点则是要求各国政府介绍“如何处理突发性公众骚乱事件”之经验。笔者听说此事，先是愕然，继之很为国内的愚民政策感到悲哀：除了当年的伊拉克、目前还存于世的北韩、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一些进入“失败国家”行列的国家与中国的一些“非洲兄弟国家”之外，恐怕在中国官员去参观考察的欧美等国，并无这类经验可学。欧美民主国家经常会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发生，但政府并不将之视为“突发性公众骚乱事件”，因为这是民众拥有的宪法权利。也从未听说在这些国家有人犯法之后，敢于公然亮出自己的公务员身份要求特权。但中国政府显然不想学习这些经验，因为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批评且视为比“社会主义民主”要低级得多的资产阶级民主。 说这种考察学习是愚民政策，并非作者虚构，且看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是如何阐述“资本主义法制”的：“资本主义也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通过制定各种法律，使它作为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法律面前讲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要求所有人‘平等’地执行不平等的法律。”（初三《思想政治》第73页） 真希望“万州事件”能促使执政者不要再自欺欺人地满足于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至少不要再浪费公帑让官员赴他国“考察学习”资本主主义民主制度没有的“处理突发性公众骚乱事件”之经验，因为万州事件体现的正好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10月28日，总 59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30👍 0💬 0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启示
9月18日的苏格兰公投引起全球关注，因是“统独公投”，涉及苏格兰是继续留在英国，还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英国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主要由四个区组成∶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 原属英国的爱尔兰1922年脱离而成为独立国家；后来北爱尔兰也闹独立，但其“共和国军”使用恐怖袭击、杀害平民方式，很不得人心，所以“北爱”的独立后来没了声息。 但近年苏格兰也闹独立。苏格兰民族党（SNP）在2011年赢得当地议会多数（129席中占69席，之前左翼工党是多数党），重组政府，通过议案，要统独公投。 苏格兰跟英格兰的关系历史悠久，300多年前（1707年）两国就正式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苏格兰土地占全英33%，人口占9%。如独立出去，对英国的整体国力和世界地位等都是一个重大打击。但面对苏格兰要统独公投，英国朝野的反应对世人（尤其台海两岸政府和人民）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英国朝野没有喊杀喊打、武力威胁。 对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英国首相卡梅伦只是温情喊话，希望苏格兰留下，“如独立出去，英国将有深远损失”。很多英国人都是这样态度。这很像1995年魁北克那次独立公投，当时多伦多有几万人聚会，高喊的是“我们爱你！”恳求魁北克留在加拿大。公投结果，赞成独立49.4%，反对50.6％，只差五万票独立议案没有通过。 （此后魁北克独立运动就走下坡路，今年4月的当地议会选举，因为经济政策上左倾和无能——提不出振兴经济的具体办法，只会喊一些抽象的独立口号，主张独立的魁人党在省议会125席中输到只剩30席，选民支持率跌至25%。） 第二，英国政府对公投结果予以尊重。 英国三大政党（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都反对苏格兰独立，但都支持公投。英国首相卡梅伦还跟苏格兰民族党签了协议，表示尊重公投结果。这意味著，如果公投结果是苏格兰独立，英政府也将予承认。 英国政府尊重投票结果，就是尊重人民意愿，尊重选择权利，这才体现民主的真谛。其实也是赢得苏格兰（留在英国）的真正方法。这让人想到婚姻，如果一旦结婚就永不可离婚，那恐怕没人敢结婚了。有可以离婚的权利，对方却不走，这个家庭才会有真正的和睦（美满）。 第三，苏格兰自己公投，而非全体英国人投票。 无论是当年的魁北克，还是今天的苏格兰，都是当地人民自己投票（选择统独），而不是全加拿大，全英国投票。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全加拿大公投，魁北克的人数当然是绝对少数，就等于被变相剥夺发言权。苏格兰同样，人口才530万，而全英是6300万。如果全体英国人投票，那“苏格兰人民有选择权”就是假的。 如果公投结果是独立，那不等于苏格兰可单方面选择“分离”吗？当然。我们再以婚姻为例，在美国（可能其他西方国家也如此），单方提出离婚，分居一定时间后（美国各州不同），不必双方同意，就可离婚。而结婚当然必须两方都同意。这种做法，体现著尊重自由选择、自由意志的原则精神。是自由优先，个人权利至上。 第四，统独辩论在苏格兰内部进行。 就统独问题，在投票前，双方就此进行了两场电视辩论。但这个辩论，不是英格兰Vs.苏格兰，更不是英国政府对苏格兰议会，而是在苏格兰内部的统、独两派领导人之间进行的。我在美国C-Span电视上全程收看了第二场辩论。“独立方代表”是独立派领袖、苏格兰首席部长萨尔蒙，“统一方代表”是前工党财政大臣、英国跨党派团体“在一起更好”（Better Together）主席达林。辩论会由BBC记者主持，会场有几百观众。 双方强调的重点非常清晰—— 统一方强调，如苏格兰独立，经济将重创∶一是因不许使用英镑，苏格兰金融将混乱失调；二是苏格兰独立后不参加北约，那麽英国在苏格兰的核武装置（核潜艇基地）等要迁走，苏格兰会失去很多工作机会；三是苏格兰会丧失原来英国政府的福利、教育经费等。这些都会对苏格兰经济（就业）等造成重大影响。那意思，独立，是苏格兰的不可承受之重。 独立方强调，这些经济问题我们自己有能力解决。不能因这些技术性问题而剥夺苏格兰人民的自由选择权。苏格兰独立后，作为一个国家，会得到国际上的投资而融入世界，苏格兰人民会发奋图强，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统一方的工党领袖发誓，如果他们的党在明年的选举中获胜（击败现在的卡梅伦保守党），工党政府将下方更多权力（包括税收、开支、福利等方面），给予苏格兰更多自治地位（现任的卡梅伦保守党政府也如此承诺）。独立方的代表说，这更证明，苏格兰人民有能力自我管理。你刚才说离开了英国，我们这也不行，那也要担忧，可你们又说如果苏格兰不独立出去，你们就更多放权，这更证明我们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这是获得全场最强烈掌声的论述。 从整场辩论来看，独立方占上风，获得掌声较强烈。因为统一方强调的多是技术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离开英国你们怎麽活。而独立方强调的是我们有权利作出选择。如果再用婚姻比喻，丈夫强调你离开我，经济来源少了，一个人带著孩子怎麽活？而妻子则强调我怎麽活是自己的事，我有能力自己管。现在就是跟你过够了，就是要离婚、单过。 过去两年来的民调，都是统一派占多数，先是三比二，后来独派增加，变成六比四。近日的民调，统独双方旗鼓相当，甚至有一次独派达51%，统派49%。但从整体来看，如果不出意外，公投结果，仍会是主张留在英国者占多数，虽然双方比分可能拉近。毕竟苏格兰在英国之内已有超过300年的历史，英国既没有对苏格兰殖民统治，更无种族压迫。苏格兰独派提出的自治（英国政府放权）等，英国三大政党全都同意。而且面对独立公投，不仅毫无军事恐吓，还事先同意签协议，尊重（承认）公投结果。这些类似魁北克独立公投前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我们爱你”的态度，可能会感动很多苏格兰人，选择留在英国。 在统独问题上，最关键的概念是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结婚好？离婚好？单身好？哪个都不是终极价值。只要在没有外来威胁和压力下，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就是最好！尊重人民的选择权才是根本。 所以不管苏格兰人民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是民主的胜利，民意的体现。公投结果如果是苏格兰留在英国，好处是∶英国是自由世界的重要力量，也是人类工业文明和宪政民主之源。一个不分裂的、强大的民主英国的存在，对世界和平是个福音。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而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国家，当年蒸汽机等工业革命，开了今天科技文明的先河。今天人类的一切物质成就，都跟英国的这场工业革命有关。 另外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人权宪政思想，主要起源于英国。早在13世纪英国就制定《大宪章》，规定非经司法审理，任何人不可被囚禁杀害，限制国王权力等，包括人民可拥有枪支（权利）等。 英国思想家洛克的人民权利论，是美国独立革命（建国）的理论支柱。杰弗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主要强调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几乎是照搬洛克的三大权利说。我曾在“撒切尔夫人给男人做榜样”一文中说过，“美国的伟大，是因为其站在了英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是美国的思想老师。”英国是人权之根，在美国开出灿烂的宪政花朵。 英国虽然只有24万平方公里，六千多万人口，却是全球七强之一，军费开支排全球第四（美国、中国、俄国、英国），海军（军舰吨位等综合实力）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并有核武打击能力。经济上，英国人均收入3万9千美元（2013），位居世界前列。 正由于英国有这种历史和地位，人们往往用“英美”代表西方，而且把英国排在前面，可见“伟大英国”（真是Great Britain）的分量。 所以，一个不被分裂、拥有强大国力的伟大英国的存在，对人类反专制的民主事业，对反恐战争的胜利，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 苏格兰公投结果如果是选择独立出去，那麽从政党竞争的角度，对英国保守派有力。因为苏格兰非常左倾，该区选票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给了左翼工党。苏格兰内部的统独之争是在左翼的工党（统派）和极左的苏格兰民族党（独派）之间。也就是说，在英国全国大选中，苏格兰是左翼工党的重要票仓，所以这次英国工党大批人马跑到苏格兰为“统一”宣传、助阵。苏格兰如脱离英国，对整体英国的国力会有所降低，但保守派会长期执政，有利于英国本岛的经济发展。 对于独派来说，即使苏格兰公投结果是“留在英国”，也是双赢∶英国保持了完整；苏格兰则通过独立公投，赢得更多的自治权利，得到更多的尊重，跟英格兰的关系更走向平等、对等。婚姻中的一方得到另一方更多的尊重与爱，就不会有离婚。但尊重选择权，可以离婚，才是保证婚姻美满的先决条件之一。 2014年9月15日於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星期专论》「倒扁」就是倒台湾的民主制度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哪个地方也没像台湾这样，天天闹著要罢免总统，一波又一波，没完没了，好像这个面对几百枚飞弹直接威胁、在国际上备受打压的国家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了。 在宋楚瑜、马英九迫不及待要争夺权力的「倒扁」运动失败後，一些所谓绿营人士也跟著起哄，先是一波以学者名义，在媒体上热闹了几天之後，又跳出来个施明德，要搞什麽百万人倒扁，在街头长期静坐，一副体制外革命者要抗争、要造反的架式。 应该怎麽看待这场「倒扁」运动？陈总统应不应该下台？从宪政民主的原则来看，这场「倒扁运动」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台湾之所以被称为自由国家，和对岸的专制中国不一样，就因为台湾有了民主。什麽叫民主，就是人民有了选择权，总统的当选，靠人民的选票，总统的去留，则要依宪法的规定。在他的任期没有完成之前，想靠体制外的手段来结束总统任期的行为，是对台湾民选制度的挑战。 如果陈总统触犯了法律，要经过检调机构调查、做出结论後，由立法院表决。按台湾现行法律，即使立法院通过，还要再经全民公投，这是一条充分保障国家领导人的选择权在人民手里的法律。 现在无论是蓝营，所谓亲绿学者，还是施明德，都在没有司法结论证明陈总统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想透过煽动群众来罢免总统；这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直接挑战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体制。这种情形，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不会发生，因为尊重宪政体制、法治原则的公民不会这麽做。民主的可贵，就在於大家都要尊重民主程序这个政治游戏规则。 在美国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中，尼克森总统被查出滥用权力，最後在国会多数议员表示要投票弹劾时，他才不得不辞职。美国的在野党没有组织什麽全国性罢免、打倒运动，一切都是走司法程序。後来柯林顿被弹劾案更典型，美国独立检察官做出调查结论，柯林顿犯了「阻碍司法罪」（这在美国是重罪），在四百三十五名成员的众议院表决时通过了弹劾，但在一百名成员的参议院表决时没过半，所以弹劾没有成立。但美国那些讨厌柯林顿的人，认为柯林顿应该下台的人，也没有组织任何群众示威或静坐抗议（即使柯林顿已被定罪，并在众院弹劾通过），他们接受国会的表决结果。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基本常识∶尊重国会，就是尊重自己建立、自己同意、自己用选票表示支持的这个民主制度，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不仅今天的倒扁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即使是马英九，或者连战、宋楚瑜当了总统，也绝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倒马、倒连或倒宋。哪种颜色的人当了总统，只要是选票选择的，就都不可以被用法律程序之外的方式罢免。总统的当选和离任是一种制度，人们今天要捍卫总统，不是要保陈水扁这个人，更不是要偏袒他的错误，而是要保卫一种制度。 在一波又一波的倒扁声浪中，最被强调的理由是，陈水扁要为道德操守负责。这其实最不构成罢免总统的理由。道德问题，只能在道德层面用舆论解决，而罢免总统是法律层面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例如，柯林顿总统居然敢在白宫和实习女生发生性丑闻，这已绝不仅仅是个丈夫不忠的问题，而是侮辱美国最高行政权力机构。但即使这样，在基督文明为主体，非常强调道德的美国，人们也没有用柯林顿的道德问题来提出罢免他。美国国会提出罢免柯林顿的理由是阻碍司法。如果柯林顿没有阻碍司法，即没有法律问题的话，那麽美国国会就不会由於柯林顿的性丑闻而提出罢免总统案，尽管大小媒体可以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因为美国人把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的问题分得很清楚。 今天，台湾走向民主已整整十年了，但在台湾还有很多人在专制下生活惯了，就是不适应民主制度，患了严重的专制後遗症。国民党就在这种专制後遗症中无法自拔，马英九最近亲口表示，国民党不适合在野，真是一语道破国民党为什麽自二千年失去政权以来一路闹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不适应在野，不会在野，除了掌握政权当主子，他们什麽都不想，什麽都不适应。 而在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专制的人当中，也有很多人患有严重的专制後遗症，这种後遗症就是，习惯革命，习惯造反，习惯游行，习惯靠群众运动解决政治问题。他们根本不明白，在民主台湾和专制台湾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水岭。在独裁专制下，我们鼓励体制外抗争，因为独裁者剥夺人们一切正常管道反抗的可能，人们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选票，没有公正的司法管道。 但在民主国家，保障民主制度运作的根本，就是民众的诉求要靠选票和司法途径解决。因此，所有想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人，都应该支持陈总统按宪法规定完成他的任期，支持台湾不要偏离民主法治的轨道，不要怂恿体制外的暴民政治、街头运动！因为如果鼓励这类群众运动，最後它「倒」的将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本身。 （原载《自由时报》2006年8月27日） 2006-08-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8👍 0💬 0《人民日报》提“三个不出现”，实现难度有多大？
何清涟 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郑秉文的《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比较乐观地展望了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社会的美好前景。但文中那段“三个不出现”的假设前提条件，却让这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霾。 “三个不出现”中，变数最大是哪个？ 作者在对比中外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引领读者展望中国即将“跨过高收入门槛后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美景之前，提出了这三个“只要不出现”。原文录之如下：“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一想到“三个不出现”这一前提条件面临怎样的不确定性，我顿时就觉得本届中南海主人及一干上书房大臣的执政任务实在繁难。因为这“三个不出现”，有的可以通过当局力拼勉强达成，有的则不管怎么努力也无法达成。 所谓“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这话是从今上前年的指示演化而来。2013年10月，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会上谈到中国改革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如同以往一样，他的话立刻被中外媒体做了全方位解读。大致说来，地域不分中外，政治不论左右，对这段话形成的共识是，习谈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必须坚持走以中共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颠覆性错误”即指放弃这一既定方针，走民主化道路。从近期来说，就是中国的大局以“维稳”为第一要务，任何妨碍中国稳定的组织，任何可能让稳定局面瓦解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论来自哪方面，都是“颠覆性”错误。 郑文中这句“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是重复习三年前的话语，即只要中国不走民主化道路，无论是以颜色革命出现的第三波民主化道路，还是以阿拉伯之春形式出现的民主化，中国都统统拒绝，今后奔向高收入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有了基本保证。 只要中共牢牢抓住枪杆子，这一条不难做到。而且，这是党内高层与红色权贵的共识。此刻，红二代的重要成员孔丹说的一句名言正在国内微信上热传：“今后主要对付国内外敌对势力，方法就是‘咔嚓’”，传播者还配上了一张斩头的画面以加强效果。 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这话比较好理解，如今中国经济各领域都缺少利好消息，最后的防线已经只剩下金融系统这个“超级大工事”。金融系统是一国经济的神经中枢，无论如何不能出问题，否则全玩完。这条防波堤不能失守，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为保障防波堤能够抗洪，习近平、李克强都很“拼”，主管官员也丝毫不敢懈怠，随时变招，松了又紧，紧了又松，以应付不虞之灾。 但总的来说，经济上，中国正在翻山越岭，这长途跋涉很不容易，叫做“过了一山又一山，一山更比一山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报告，称中国金融未爆弹达1.3万亿美元。外界也都知道，周小川这个央行行长当得实在不容易，关于他“出事了”的传闻成为网络谣言的常演戏码，此刻， “最近一周来，周小川缺席的两场重要会议，可能出事”正成为网络重要新闻。这两次会议指的是6月6日临时缺席中美战略论坛新闻吹风会，6月12日召开的上海陆家嘴论坛。由人们密切关注周行长动向，可见金融防波堤的险情是何等让人牵挂。 “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何所指？ 这条一般人猛看不太明白，得多费些文字。所谓“制度断层”中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方向，而是指中共最高领导人掌权的方式，以及保证其有效行使权力的各种制度。 习近平执政三年多，在权力结构与权力行使方式上早就重定章程，改写了政治规矩，用一人专断（个人独裁）代替了九龙治水式的集体领导（寡头独裁），军政系统马不停蹄地大换血。目前，中共18大后31个省区市党委班子调整至少涉及223人，超过各省常委总人数的一半。军改已经完成权力结构的布局，剩下的是指挥系统的逐步更新与到位。 作者强调只要不出现“制度断层式波动”，意指习重新厘定的政治规矩不再改变，不再像十八大权力交接之后因“制度”断层而引起军界、政界人事大变动，恐慌情绪蔓延，人心不稳。要想不出现制度断层，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No.1不换人。 专制极权政治从古至今，都是人治。人治最大的特点是统治者换人之后将会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即“制度的断层式波动”。前苏联经验如此，中国经验同样如此。江、胡两朝的平稳过渡，是因为胡锦涛处于弱势，江泽民对中国政治保留了很强的干预及操控能力。习近平如果还按江胡时期的规矩，干完两届就退休，并保持不出现“制度断层式波动”，那就只能找一个傀儡来接班，他本人保持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地位。但估计习从自身经验出发，绝对不会冒这奇险。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效法普京，终身执政。 俄罗斯有民主形式，普京通过“民选”，经历了总统——总理——再登总统宝座的途径，正在向终身执政迈进。习近平对普京佩服有加，效法普京不是没有可能。郑文提到“三个不出现”，最后这个“不出现制度断层式波动”，算是号准了龙脉。如果今上真有这种打算，明年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应该初现端倪。考虑到作者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此文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规格虽然逊于评论员文章，但也算得上是官方声音了，可视为一种巧妙的投石问路。 根据半个地球，即欧洲、亚洲、南美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迈向共产主义的经验，实现一种理想，最容易的是预设目标，最难的是创造实现前提。郑文提出的目标是中国2024年左右进入高收入阶段，但关键不在于设定目标，而在于如何创造实现目标的前提条件。“三个不出现”的前提条件，目前算是实现了一个半：“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算是做到了，“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算是做到了一半，即正在夯实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掌握了争取权力永固的主动权，达成另一半的目标或许可期。 但“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实在太困难了，因为市场力量受到无数只“看不见的手”在拽动拉扯，不知哪只手的力量最后成为决定性因素。比如“一带一路”这个宏伟计划，其核心部分即海外建高铁的合作就屡兴屡废，很不顺利。因此，要想实现“三个不出现”，只能期望中共这只权力之手能够变成如来佛那只无所不能的超级神掌，创造奇迹，斗过市场那只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1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omments-on-peoples-daily-article-20160612/3373312.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谁是《人民日报》所指“铁帽子王”？
何清涟 《人民日报》15至16日接连发表评论员文章，先指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再称“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凤凰网则发文暗示“今年将要抓的大老虎级别不会比去年低”。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谁是《人民日报》所指的“铁帽子王”？ \“铁帽子王”与传说中的“免罪丹书铁券”\ 中国近两年的反腐，我概括为“传言先导模式”，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政治地位，因此该报释放的信息绝对不能忽视。 所谓“免罪丹书铁券”之说，指坊间流传的 “入局不死，入常不罪”。因为有了周永康案，算破了“免罪丹书铁券”后面一条规则，因此《人民日报》借用了“铁帽子王”四字。 “铁帽子王”这一称谓是从清朝封爵制度借用而来。清皇族袭爵的方式分为两种：因血缘封爵实行降等承袭为通例，即子孙承袭，每代要递降一个等级。另一种是酬功的原等承袭，有清一代，共有12位王的后人承袭爵位无需降等。这是作为皇帝“酬功”的赏赐，称为“铁帽子王”，其中8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另外4位是中后期在皇室权斗中立功而受封。 《人民日报》说的“铁帽子王”，通盘计之，够资格的似乎有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以及三位前总理李、朱、温，再加上原政治局常委、太子党大哥曾庆红等人。但与“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这一罪状相联的，则好像只有江、曾两人。 \传言先导的反腐模式\ 中国近两年的反腐被有意塑造成“传言先导模式”，得自毛泽东当年爱用的“吹风”之精髓。毛泽东当年如果要整某人，必先在小范围内开“吹风会议”，并下达文件，根据要整的对象之态度，确定下一步整人的战略与方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仅次于社论，非一般评论）是继吹风之后的动员号角。 王歧山创立的“传言先导的反腐模式”，其操作流程被网民们总结为“六步曲”：传言四播——亲信及家人出事——公开露面或发文辟谣——大陆媒体影射、香港外宣媒体公开讨论——官方公布——媒体“扒皮”，让其身败名裂。与后五步相比，第一步“散布传言”，尤可谓深得“兵无常法，水无常形”之精髓。 所谓“传言”常常包括两部分。一是利用国内外媒体释放传言，承担“吹风”责任的媒体经常是风水轮流转，今天这家，明天是那家；二是通过不同层级的领导讲话，释放各种半真半假的信号，让外界猜测。从最后结果来看，有的讲话如同风儿吹过，无影无痕，比如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于2014年的5·26讲话称，“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他宣布以十八大划线，则已经退休的历届政治局常委，其腐败（包括家属的腐败）似乎就不再查处了。现在看来，算是虚晃一枪。另一方面，如果是习近平、王歧山出面发布的各种讲话，所定的反腐目标最后基本上都会做成盘中餐，以飨媒体大宴。 \用“政治问题”敲山震虎\ 薄熙来案初期，温家宝确实将该案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但因党内不少反对意见，认为会株连过多，因此薄的罪行被圈定在“贪腐”与“约束家人失责”方面，只字未涉“政治问题”。但周案却不同，不仅曾以“泄露国家机密”一罪吸引世界眼球，近日还以讨论周的量刑，以及及周薄曾共谋“大干一场”，惊耸天下。 1月12日，人民日报社辖下《中国经济周刊》刊文分析，周永康很有可能面临死刑或死缓判决。1月13日，外宣媒体凤凰网披露，周永康曾与薄熙来密谈，要“大干一场”（见《凤凰周刊》2015年第2期，总第531期）的封面报道，《中共向结党营私宣战——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此文首次曝光周永康曾在重庆与薄熙来有过一次密谈，“谈话主要内容是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两人甚至认为，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论述和实践依然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需要调整。……周、薄两人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一拍即合，表示要‘大干一场’”。该文并称，时年69岁的周永康“想违反政治局常委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和‘七上八下’（即在任常委年满68周岁退休，67岁以下的政治局委员仍可晋升常委）的退休制度，拉帮结派，密谋操控，试图继续留任，甚至企图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当某些势力的后台老板。与此同时，周永康还竭尽全力继续四处安插亲信，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弹。” “路线斗争”四字非同小可，这一点罪名将决定办案规模的大小及涉案人数的多少。如果周永康“密谋操控试图继续留任”罪名成立，那就是“谋逆”大罪。 \2015反腐的三个看点\ 观《人民日报》、凤凰网先后释放的“传言”，再综合近日中国媒体与外宣媒体释放的各种消息，习近平最近做了三件大事。其一，通过反腐，狠啃军队与国安系统这两块难啃的“硬骨头”；其二，对权贵当中的“官二代”施敲山震虎之计，让自己家族率先垂范为红二代退出商界的榜样；其三，为国级大虎周永康案性质涂上“谋逆”这一笔浓墨。 那么，今年的反腐败运动可能如何前进？凤凰网1月16日评论，“新老虎不会亚于去年级别”，似乎是一则“节目预告”： 一、反腐要动“铁帽子王” 江绵恒近日被提前退休。国内报道，江绵恒“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这一职务是副部级，退休年龄为65岁，江绵恒1951年4月出生，离65岁还差1年零3个月。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乃一闲职，却被提前退休，可见当朝者藉此向让外界宣示，江泽民已经失势。 另一只疑似老虎就是前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应该说，最近国安部发生的政治地震，对国安系统的实际掌门人曾庆红并非好消息。近日被拘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指为曾庆红的“秘密武器”，过去曾负责国安部第十局（对外保防侦查局），专门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各种“敌对”组织的活动。这种职务常操纵一些极其重要的特工，多是单线联系。考虑到马建职务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国家的权力斗争似乎还未有特务系统对抗现任总书记的先例，马建被抓的消息可视为重大信号。 二、反腐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治高层没有人因为“路线问题”（即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成为打击目标。考虑到《凤凰周刊》是外宣媒体的重镇，最近这期封面文章披露周薄密谋“大干一场”，人民日报1月16日评论员文章提到的 “共腐关系圈”的特点是“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习近平近日讲话称反腐“绝不封顶设限”，《人民日报》的“铁帽子王”是谁，几乎已经呼之欲出。 三、红二代如何退出商界？ 这一点我前些时专门写过文章《习近平号召“红二代”退出商界》，这是国内外舆论检验北京反腐诚意的一把铁尺。 习近平最近的讲话正被全国大张旗鼓地学习，“高压态势”、“零容忍”、“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等表示反腐决心的词汇铺天盖地。无权参与反腐的中国百姓，就从容等着观看2015年的反腐大戏吧。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月1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115/260201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如果美国记者撒了谎
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的NBC台新闻主播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最近出了麻烦，因为他被揭出谎报经历。虽然他已公开为此道歉，该台内部还是要调查（核查他以往的报道），而且人也暂时离开主播位置。美国最新民调说，有80%的美国人认为，他应该离开主播的位置，70%认为他很难从这次的错误中恢复。 威廉姆斯是美国电视新闻界的明星， 2004年NBC老牌主播汤姆布罗考退休，他接替晚间新闻主播和执行主编。美国三大电视竞争激烈，威廉姆斯主持的NBC收视率第一（930万人收看），其次是ABC（870万），CBS排最后（730万）。所以威廉姆斯的位置非常稳固，不久前续约五年，年薪一千万美元。 威廉姆斯的“麻烦”是谎报他12年前去伊拉克战争采访时的经历，说他坐的美军直升飞机因遭到敌人炮火攻击而迫降。过去这些年他曾几次用类似这种说法。不久前他在上一个晚间娱乐节目时再次重复这个“英勇事迹”，但遭到当年飞机上美军士兵在脸书上反驳，说威廉姆斯当时没在受到炮火攻击的直升机上，而是乘另一座飞机，在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才到，是通过采访而了解到前面飞机受到攻击的情况。 在舆论质疑和批评下，威廉姆斯承认自己是在另一架飞机上，没有经历敌人的炮火攻击，他（把两架飞机的事）记混了。 虽然威廉姆斯已经为此道歉，电视台内部也在调查，但美国主要电视、报纸的评论，和网络社交媒体的评论及跟贴等，一面倒地批评这位主播，几乎没人帮他说话（NBC的收视率自威廉姆斯出事后已下降了36%）。 按中国人的一般看法可能认为，威廉姆斯只不过对自己的经历吹了点牛，也算不上无中生有的彻底编造，而且被指出后很快公开在节目上道歉了，但为什麽美国媒体和民众还要揪住不放？这里起码有四点原因∶ 一是涉及美国的文化∶美国人相当注重诚信，对道德的要求很高。所以不容忍谎言，编造，欺骗。美国人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可能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像前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时，民调显示，法国人就不觉得是一回事，俄国人更对政治人物“婚姻出轨”不以为然，而美国人就不容忍，尤其是问题被揭露后他的继续撒谎，就更引起公愤，以致在众议院被弹劾。正是这种诚信文化，使美国人对威廉姆斯的“谎报”揪住不放。 二是涉及媒体的诚信。那些名主播不仅代表所在的电视台，也是美国人心中相当信任的人。当发生重大事件，人们收看那些名主播的节目时，基本上是信赖他们的报道，尊重他们的权威性。名主播说谎，等于是对大众信任的背叛，所以更不可接受。 三是涉及道歉的真诚。威廉姆斯归罪于“记忆出差”。但从常识角度，对自己乘坐的飞机是否被炮火击中这麽大的事情，不可能是记错了，而是威廉姆斯有意“英雄化”自己的战地记者经历，当时撒了谎，却不老实认错，尤其是在道歉中继续撒谎。 事实上，谁都可能犯错，而且几乎没人没撒过谎，《纽约时报》昨天一篇文章提到，调查数据显示，人撒谎的速度是令人吃惊的∶一般人在普通的10分钟谈话中，平均撒谎2到3次。当然那更多是无恶意的随口小谎（white lie）。 名人其实比普通人更容易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撒谎。美国人不是不容忍犯错，而是更看重是否坦诚认错，是否真诚道歉。相辅相成的是，美国人对真诚认错道歉者的接纳程度也更高。所以，威廉姆斯的“记忆差错”说，被认为不诚实，是要蒙混过关，这就更惹公愤。 四是涉及前科或“惯犯”。这次夸大“战争经历”的事件被揭之后，威廉姆斯马上又被指出，在2005年的新奥尔良“卡崔娜水灾”事件时，前去采访的威廉姆斯就涉嫌编造，他说在住的五星级酒店往下看，看到脸朝下漂浮在水上的尸体；他住的那家酒店也淹水了，他在楼梯被一个警察救了，而且他意外地喝了洪水，得了痢疾。 这几点都受到质疑: 第一，当时有人看到有一具漂浮的尸体，但是在离威廉姆说的那家酒店四条街以外，所以威廉姆不可能亲自看到；第二，事实是，那间五星级酒店附近根本就没被淹；第三，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主管说，没有任何报告说有任何一个人当时因喝到洪水而得了痢疾。 随著威廉姆斯“谎报”的曝光，他被媒体和大众聚光灯照射，还有其它不准确的报道或谎报等可能被揭示出来。从美国记者造假被开除的历史来看，几乎都是“惯犯”，绝非一时“失言”。 例如2005年《纽约时报》黑人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因编造假新闻而被开除。布莱尔被查出编造（抄袭）36个报道，是个惯犯。但由于《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政治正确”地偏袒黑人，布莱尔的造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处理，才演变成重创该报的重大事件，连执行总编本人也被开除。 另外1981年《华盛顿邮报》获得普利策奖的黑人女专栏作家库克（Janet Cooke）及1998年《波士顿环球报》获得普利策奖提名的女专栏作家史密斯（Patricia Smith），都是因为在专栏文章中造假，而被迫辞职或被开除（普利策奖被收回）。 威廉姆事件受到美国左右派媒体、严肃和娱乐媒体的一致抨击。美国多家媒体评论都指出，用编造的故事来美化他的战争经历，是偷窃美国英雄的成就，作为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原谅的。他应该离开。 虽然美国报纸电视等因理念不同而左右分明（自由派或保守派），但遇到记者造假问题，都是严厉谴责，严肃处理，标准一致，而绝不包庇袒护。 美国媒体之所以会严肃处理记者造假事件，除了要坚持新闻真实的原则之外，更要顾及自己媒体的存活。这也是威廉姆斯所在的NBC电视台立即宣布内部调查的原因之一。因为媒体如果不坚持新闻真实的原则，不看重谎报的问题，不处理撒谎的记者，那麽读者观众就会立刻用拒绝收看你这个媒体来惩罚，就像这次NBC的收视率因威廉姆斯出事已下降了三成。所以从市场原因，也不得不处理。像《纽约时报》虽然当年重罚了造假记者布莱尔（开除），并刊登了长达四页的“道歉报道”，但专家认为，虽然该事件已过去整整10年，但《纽约时报》至今都没有从那次重创中恢复过来。 对12年前经历的谎报，可能导致威廉姆斯付出丢掉主播地位的严重代价。或许会有不少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实在太小题大做了，因为这种事情如发生在中国，根本不算个事，中国新闻造假的事不仅多多了，而且更严重多了。 当然，拿美国新闻跟中国比较，是很困难的事。因为美国媒体是独立于政府的，编辑记者自然就有更多的独立意识和新闻专业意识。美国是办“新闻”，自然追求的是真实性。而中国的报纸电视等，严格来说不是新闻，而是宣传。宣传看重的是意识形态，而且很多时候要配合政府撒谎，给大众洗脑。所以新闻造假，媒体制造的“伪人”比比皆是。即使被揭露出造假，当事人也不认错，更不道歉。 例如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播杨澜，早在网络刚刚兴起的十多年前，就被海外中国留学生等揭露出，她说在美国留学时成绩是前五名，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还有美国三大电视台要聘她当主持人等待，统统是谎言，更不要说杨澜还帮她的编造学历、撒更多大谎的丈夫（吴征）圆谎。而且自被揭露迄今的十多年里，只字不道歉，还在那个社会混得很红火。什麽问题？ 当今中国文坛最大的骗局是韩寒靠造假作文获奖，再用其父的文字作为“少年作家”而成名事件。大量证据已完全证实，韩寒从作文比赛，到小说，到政论等等，几乎全都是他父亲和出版商代笔的。如此世纪大骗，当事人不认错道歉，中国官方媒体也不深究。 当然，因为官方媒体比这些大小骗子更能“骗”，其本质就是谎言机器。有人概括说，中国什麽都有假，只有骗子是真的。人民日报只有出版日期是真的。话说得虽有点绝，但反映的却是当今中国的本质。 也许有人会提出，中国的编辑记者是领政府工资的国家人员，媒体是国营的（属于政府的），他们即使想追求真实也很难，得按政府要求做。虽然假消息、假报道到处都是，但中国不是也形成了相当的媒体市场了吗，读者观众为什麽不像美国人那样淘汰造假者呢？ 中国老百姓的反应跟美国人不同，这里起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在党文化洗脑（本质是假文化）下，价值颠倒，道德毁灭，人们对诚实的感觉和要求，统统都下降，甚至到麻痹的程度。反正满眼都是假，“见假不怪”，反应也不强烈，所以对媒体的真实度也没什麽要求。而且在群体文化价值下，媒体说什麽，我就听什麽、信什麽，早已不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事情、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 另一点更为重要∶共产制度本身就是谎言制度，它制造谎言，靠谎言统治。在这种“谎文化”统治之下，中国老百姓怎麽还会重视真实和道德？当每天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CCTV（央视）等掌握话语权、主导舆论的媒体都在配合政府指鹿为马（等于给国人喝精神三鹿奶粉）的现状下，那些渴望追求点真实的，又有什麽办法呢？现在连网络都被“火墙”的万里长城给封了。真正的雪上加霜。 美国电视主播威廉姆斯事件，更让人强烈感觉对造假事件整个中文世界（不仅是中国）和英文世界的强烈反差。中国的谎言制度不改变，新闻真实没法谈，谎言文化没法变。其谎言媒体越强大，越败坏、连累整个华文世界。 2015年2月11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2-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夏钧律师∶致远志明牧师的公开信
尊敬的远志明牧师 早知道你于1月24日要来我们教会布道，教友们都非常高兴！把这当成一件大事期待。现在听说你不来了，这让我们感到很失望！对于你不来的原因，我们心里都明白，是因为柴铃发表了公开信，指控你24年前“性侵”她。还有十三位牧师也发表了公开信，逼你说出真相。你迫于舆论的压力，取消了这次布道活动。 我从律师的角度看，这“性侵”指控有很大问题。没有证据，时间太久，都不足以令人相信是真的。特别令人疑惑的是，她说的“性侵”发生时，你俩都不信基督，她原谅了你。可是现在你们都信基督了，她反而公开指控你！特别选择在你知名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公开指控你，这似乎别有用心！ 我对此感到很难过，因为你是我敬佩的人！最初知道你的名字，是在看了大型电视片《河殇》之后。那部片子给我很大的震撼！犹如在黑暗封闭的大房子里，突然打开了一扇大窗。你是这片子的作者，也是打开大窗的人！ 后来，我到了美国旧金山，听说你来南湾讲道，就特意放下工作参加，只为见你一面。后来我信了主，听说你名声越来越大，更加佩服你了！你从无神论到有神论，从共产党员到基督徒，从中国走到世界，从被迫害到广受欢迎，你实现了人生巨大的跨越。你的人生经历，是基督徒重生最好的见证之一。 正当你逐步走向事业更高峰的时候，突然，一发“性侵”火箭弹从你背后打来。你中弹倒下了，取消原定的布道活动。更令人遗憾的是，13位华人牧师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你说出真相。这等于把受伤的你放在火上烧烤！ 对此，我写了《就“性侵”事件给13位华人牧师的公开信》一文为你辩护。在《爱德华夏 新浪博客》中发表后，很快被网管删除了。我又写了《聊聊“圣”与“洁”》一文发表，间接为你辩护！还把你与马丁路德金博士相比。你看，我为所敬佩的人辩护多麽不遗余力啊！ 这时候，我收到了几位朋友的信息。他们要我不再为你辩解了，理由是∶你不关心中国官方迫害基督教，反而与官方往来密切，可能被统战了。并且说，你曾是民运人士，信主后，和曾经的同志做了切割，来往很少。 我忽然明白了，那十三位牧师不肯宽容对待你，不局限于“性侵”事件，而是另有原因。但我仍然无法接受他们的做法，认为应该就事论事，不该就一个时间久远，又没有证据的指控，联名发表公开信污损你。不过，你也应该从这件事情上反思，感受神的美意！ 《圣经》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林前12∶26—27 ）”还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麽。（林前13∶2）” 以上经文教导我们，基督是基督徒的灵魂，基督徒是基督的肢体，情同手足。还教导我们要爱世人，当然应该更加要爱护肢体。当右手遭遇危险的时候，左手应该护卫，当左手受伤流血时，右手应该包扎抚慰。 你虽然善于讲道，但是对中国迫害基督教事件关心不够！不，是很欠缺！听说你不愿得罪那些迫害基督教的掌权者，想和他们搞好关系，以便回国召开大型布道会。还听说你搞布道会是为传扬自己的名。 对于后一项指责，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们是基督不同的肢体，如同喉舌、手、脚一样，分别为基督发声，做事，行走。你有你的使命。无论你是主观为基督，客观为自己，还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基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果效。你工作果效是大的，荣耀了基督，基督也加荣耀给了你。你想与中国官方搞好关系也没错，关系搞得好，有利于传播福音！ 但是，无论你有什麽样的使命，有多大的果效，作基督的一个肢体，都应该关心帮助受迫害的基督教会，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帮助做不到，至少应该在祷告中谴责迫害者！因为《圣经》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以弗所书2∶4）”关心受迫害的基督教会，是对华人肢体有没有大爱之心的检验。你作为著名华人牧师，更应该公开宣告你的谴责！听说你没有这样做过。 有一位美国华人牧师，歧视中国家庭基督教会。对待教会遭迫害熟视无睹，冷眼旁观。而对官方暗送秋波，来往密切。我没指责他来往密切，却严厉批评他的歧视和冷漠。他辩解说∶我像孙悟空一样钻进白骨精肚子里，时机一到，让白骨精疼痛屈服。我回答说∶怎麽保证你不会被白骨精胃里的强酸消化呢？当白骨精喝酒吃肉的时候，怎麽证明你不会分享这酒肉，并且醉而忘义呢？再说，这方法是基督喜悦的吗？为什麽不光明磊落地行事呢？他无言以对。 你不但不大关心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在思想里，也对中国官方抱有好感！我看了你发起形成的《旧金山共识》。它总体上是好的，但有一个严重错误。其中说∶“我们祈祷，愿全能的上帝，赐福他的儿女，以百般的忍耐、温柔、谦卑，顺服上帝赐予执政掌权者秉公行义的权柄。”请问，中国执政掌权者有“秉公行义”的权柄吗？上帝何时赐给他们的？ 我看到的是，中国执政掌权者用邪恶的权柄“反右”，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用邪恶的权柄“公社化”，造成贫困，饿死千万人；用邪恶的权柄搞“文革”，颠倒黑白，史无前例∶用邪恶的权柄贪污腐败，无官不贪，举世无双。哪有“秉公行义”可言？若说有，那也是秉私利，行马克思的专制主义。 《圣经》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著主，倚赖 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敌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6∶10-12）”遭受迫害的基督教会和信徒，依照掌权者颁布的法律进行抗争，这就是属灵气的争战，是神所教导和喜悦的。而你只强调顺服，不讲争战。 我知道有一位牧师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他就是美国ChinaAID的傅希秋。傅希秋牧师和你一样参与“六四”，遭受迫害。他来到美国后，仍然念念不忘国内受迫害的基督徒和访民。当基督徒和访民被野蛮殴打和非法监禁的时候，常可以看到他伸出的援助之手。或帮助请律师，或帮助生活费，或将受迫害人和妻子、孩子接来美国，保护起来。我自己就得到过他雪中送炭的帮助。这叫什麽？叫大爱，来自上帝的大爱！在这方面，你不但没有做什麽，甚至也没有说过能让人记住的话。 现在你跌倒了！我不能肯定是上帝在管教你，但能肯定你跌倒在公义欠缺上。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婚外情比你严重多了，当美国政府将窃听录音交给媒体时，媒体却出奇一致地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他领导的民权事业无关，相反是政府搞窃听更可恶。与其说媒体保护了他，不如说上帝保佑了他！因为上帝特别喜悦行公义的信徒。 现在你跌倒了，不参加活动。不妨用这时间疗伤、思考和感悟。我希望你能很快重新站起来！而且比以前更坚强。也许上帝在对你“苦其心志”，要有更大的使命交给你呢！我期待看到更新的、行公义的你！ 写到这里的时候，一位弟兄让我看到徐志秋博士和周爱玲牧师所撰写文章，证明了柴玲对你的指控不真实。我相信他们的证明，这相信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法律和圣灵的感动！ 我本想在你来布道的时候，能与你面谈信中的意见。你不来了，又不知你的通信地址，所以就公开发表了这封信。公开这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很多华人牧师，不关心中国基督教遭受迫害。甚至有的牧师在台上讲道像只羊，暗里却与狼为伍，同床共枕，谋取私利。我想借此提醒他们该注意了，以免受神审判的时候后悔！ 请多保重！ 夏钧律师 2015年1月17日 （原载作者博客。其博客“个人简介”为∶我喜欢独立思考、博爱情怀和自由生活。曾旅居美国十余年，又回国当维权律师七年，现在美国无法回国，过流亡生活。 为伸张正义和探寻真理，创立了“中国法治促进会”和“新世纪文化沙龙”。“我是个危险人物，曾为中国南乐、太原、子州三大教案当代理律师，又到美国国会寻求正义支持，再去台湾立法院作见证，并在台湾太阳花学运广场发表讲话，谴责中国人权迫害。”） 2015-02-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屠杀者的同谋——中国作家和诺贝尔奖
最近，被称为中国文坛“大师”的曹禺、萧乾、钱锺书和谢冰心相继去世。於是又有人议论起“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这些“大师”的离去，使中国人更少了得奖的机会。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就曾说，他父亲老舍如果1966年不死，就会拿到第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失之交臂”。似乎“诺贝尔文学奖”是提前一年就确定，并已通知了获奖者家属似的。 恰恰在这样的时候，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瓦格纳（Rudolf G．Wagner）不识时务地说，中国作家没资格拿诺贝尔奖（见上期《开放》报导）。他认为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太少，对世界文化价值的理解也太浅，作品太局限於民族本位。瓦格纳的直言，肯定会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愤愤不平。但其实这位德国教授说得太客气了，且不谈中国当代文学中没有一部令人心灵震颤的作品，仅从作家们的人性程度和道义精神来看，那些中国文坛的“大师”们远谈不上是否应得诺贝尔奖，而是应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谴责，因为他们丧失了作家的根本标 ：灵魂。让我们看看被中国人推崇的都是些什麽样的大师： ●把灵魂典押给暴政 最近去世的谢冰心除了三十年代写给孩子看的“寄小读者”等散文外，从来没有写出过任何有份量的作品。到底凭什麽她就成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之一，被供为“文坛老祖母”？ 她只有两个真正的资格：一是活到99岁；二是懂得讨统治者欢心。 冰心家中客厅一直供奉著周恩来的遗像，她还“总不忘吩咐要为周恩来遗像前放一束兰花”，因为周喜欢。（台北《中央日报》1997年1月9日）她对帮助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周恩来如此怀念，但这位以给孩子写文章出名的冰心，对“六四”被枪杀在长安街上的孩子们却从没写过一个字的悼念文章，更没有写过任何谴责政府暴行的文字。是冰心年纪太大，没有写作能力了吗？绝不是。在六四屠杀四年後的1993年底，冰心动笔了，她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怀念毛主席”的文章，为毛泽东百年生日献礼。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冰心和家人都亲身经历过：她的丈夫当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她虽70高龄并患重病仍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她对暴君的深厚感情。以1993年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不会有任何人强迫93岁的冰心写这种文章。 当然，活到99岁还在“深切怀念毛主席”的人，怎麽可能会撰文怀念那些被毛主席们杀死的孩子呢？ 对这个早就把灵魂典押给共产政权的老太婆，曾官拜中共内阁大臣的原文化部长王蒙还赞美说“她在自然、本色、真诚、平实中又富有原则”；巴金则称誉“她是多麽坦率，又那麽纯真”；萧乾更乾脆，说“她完美得够得上一位圣者”。（纽约《侨报》1994年10月11日）由此可见，在中国作家的辞典中，“原则，纯真和完美”，不仅已贬值到一钱不值，而且到了黑白颠倒的地步！ ●兢兢业业侍奉中共 另一个“大师”剧作家曹禺，也像冰心一样，自三十年代写出《雷雨》、《日出》等名剧外，六十多年再也没有什麽有份量的作品。他晚年身体多病，一直在医院躺了八年，但直到咽气，还担任著“中国文联”主席。为什麽八年都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还要当文联主席？曹禺的老友吴祖光说，因为曹禺“太恋官位，太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揣摩领导的意图。” 据曹禺夫人说，曹禺八年住院唯一最清醒的一天，是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拍摄“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节目，夸赞他的总理一个多小时。曹禺一生这最後一个“作品”给他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侍奉中共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至死不向暴行说“不” 不久前去世的萧乾、钱锺书虽和中共保持著一定距离，但这两位“大师”也有和冰心、曹禺完全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俩到死都没有对中共暴政和天安门的屠夫写任何谴责文字。 萧乾曾做过二战时的战地记者；他会英文，曾翻译了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但他到死都在拒绝西方价值，强调“民族本位”。萧乾声称要写一本中国观点的“二战”，认为西方看世界有偏见：“西方是英雄，我们是狗熊”（纽约《世界日报》1994年9月25日）。而对中国“大师们”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是西方不重视中国，评奖的人不理解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 最近被评为百部英文小说之首的《尤里西斯》主要从心理和哲学的角度写了三层意思：无望的过去；荒唐的现在；可悲的将来。萧乾一边翻译这样的作品，一边强调中国的工农形象，这是一种令人完全不可思议的人格分裂。 钱锺书去世，媒体都是痛悼国学大师。即使一向严词谴责中共暴行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写的怀念文章，也没有提到钱锺书至死都没有对那个迫害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共产暴政公开发出抗议的声音。 ●巴金不说真话 现在仅存的“大师”是今年已95岁的巴金了。这位被誉为中国“文坛泰斗”的作家也像其他那些“大师”一样，对“六四”这样血腥的屠杀，也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谴责。当年北洋军阀枪杀学生，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悼念那些被害的孩子，愤怒地称那天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而今天中共政权公开屠杀的学生人数是北洋军阀所杀的上百倍，被誉为“泰斗”的巴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是巴金因病住院丧失了写作能力了吗？不是。巴金在“六四”屠杀五年後的1994年秋天还在台湾《联合报》上撰文怀念他的一位老友。 巴金近年提倡“说真话”，但是“六四”上千名学生和市民被政府公开屠杀这样重大的生命问题难道都不包括在他的“真话”里面吗？“六四屠杀”马上就要到10周年了，难道巴金准备到死也不写一个字吗？ 不要说从没有谴责政府的暴行，巴金至今还担任著这个杀人政权的官职“全国作家协会主席”和“政协副主席”，享受省军级的高干待遇。即使六四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惨剧发生，巴金也没有哪怕辞去一个官方职务，对这场屠杀表示一点点的抗议。 ●中国人里最不缺无耻 历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没听说哪个在政府担任职务的，更没有在共产政权中任官职的。因为真正的作家，都是独立於政府的，本质上都是政府和权力的批评者；人性和人道的宣扬者。不仅不会做政府的御用文人，更不会和肮脏的权力搅到一起。 例如，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後，不仅拒绝任何官方职务，而且最近拒绝了俄国总统叶尔钦颁给他的奖。索尔仁尼琴说，他不能接受政府的奖和奖金。 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几年前也是拒绝标 日本最高文学奖的“天皇奖”。大江认为，天皇是不民主的产物，对二战中侵略中国等国的暴行都负有责任，他绝不接受这种政府奖。 构成讽刺的是，在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拒绝天皇奖不久，旅居海外的华裔画家赵无极却欢欣地领取了日本皇室颁给他的“艺术奖”（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8月号）。连日本作家都因为天皇在侵华中的责任，拒绝天皇奖；而领奖时已73岁的赵无极是经历过日本侵华、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过来人，却毫不犹豫地领取日本皇室奖。 ●堕落在“废都”的“丰乳肥臀”中 也钗酗H说，那些“大师”都太老了，希望在中国大陆目前活跃的知名作家身上。但这批名流们又怎麽样呢？例如最近大陆两家文学刊物推选出一批“当代中国文学大师”候选。其中有王蒙、王朔、莫言、史铁生、韩少央B张承志、王安忆、张炜、陈忠实、贾平凹、苏童等19人。这19位当前活跃大陆文坛的名流，写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绝对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对“六四屠杀”全都保持沉默。这些“大师”候选们没有一个写过悼念六四遇难学生的文章，也没有写过有关六四屠杀题材的作品，更没有一个人写过谴责政府屠杀平民的文字。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不是！ 中国的“大师”候选和名流们是顾不过来“六四”的，他们在忙著出书，出名，沉浸在“废都”的“丰乳肥臀”之中；然後入会（作协），当官，争夺各级作协文联主席的位置。 中国的“作家协会”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管理作家、并传播党的意识形态的官僚机构。在这个机构能爬上去的人，除了官方认可的文学成绩以外，也完全像在其他任何官方机构一样，必须顺从中共意图、同时自觉地替政府排挤和镇压异议声音。 ●抗议残暴，茨威格携妻自杀 有人说，中国的所谓大师们这种状态只是由於胆怯。但事实上，以目前的情形，这些名流们无论集体或以个人的名义发出悼念六四遇难者的声音，都不会有什麽危险。因此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对中共邪恶没有充分的认识、对痛苦没有切肤的感觉、没有真正的作家那种深沉的人道情怀，它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缺乏生命意识。中共自四九年建立共产政权以来，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写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被迫害致死的中国人可能“达到八千万”，它是12个香港或近4个台湾人口的总和。 对这样大规模残害中国人的共产政权邪恶，中国作家们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在他们脑子里这些都仅是统计学上的数字，和具体生命没有关系。 而西方作家就不一样，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法西斯对生命的摧残和屠杀，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一大批作家联名愤怒谴责，而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为抗议纳粹残暴而携妻自杀。 ●找不到对灵魂的拷打 第二，缺乏人类意识。中国的名作家们笔下口中总是强调“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我们炎黄子孙”等等，而缺乏提倡（或根本就没有懂得）“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因而在中国大师们的作品和人品中，就难有超越民族国界的人性和人道情怀。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痛苦，但更多的是肉体的磨难，而不能升华到整个人类灵魂的痛苦。更不要说完全找不到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那种对灵魂的拷打，和索尔仁尼琴那种对道义的捍卫。 第三，没有独立和尊严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文人依附朝廷，歌颂皇帝。而经过党文化的熏陶，中国作家根本就不存在独立意识，更谈不上尊严感。因而，依附政府，或担任政权的官职，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什麽良心不安或不自尊的感觉，反而为官职带来的虚名和物质利益而窃喜。 ●没有“幸存者的负罪感” 第四，更没有“幸存者的负罪感”。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普遍都没有二战之後犹太作家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所谓“幸存者的负罪感” 主要是两层意思，一是指同样在那种摧残生命的苦难中，我幸存了，而那些同类被邪恶杀害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没有能保护住那些遇难者，有负疚的感觉；二是作为幸存者，如果不把我所经历的、同类被杀害的苦难写出来，则对那些丧生的同类的背叛。这种“幸存者的负罪感”是一种更高的，更接近真正作家的境界，它来源於生命意识、人类意识和人的尊严感。 中国的作家们不去深刻反省自身所缺乏的基本素质，反而愤愤不平诺贝尔奖的评审们总是把奖颁给英语作家。但他们忘记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都是用日语写的；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是用俄语写的；令很多中国作家钦佩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用西班牙语写的。 这时中国作家们又要强调没有好的翻译把中国的“杰作”介绍到世界。但中国人有时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连我们这些完全看懂汉语的地道的中国人，也没从哪一部当代中文作品中感受到巨大的艺术力量和强烈的人性震撼。我不知道有哪个中国读者从哪一部中文作品中，读到了《老人与海》、《约翰．克里斯朵夫》、《百年孤独》、《古拉格群岛》、《茨瓦格医生》等作品中那种灵与肉的搏斗、那种人性的光芒、那种净化人灵魂的艺术力量？反正我没有，绝对没有！连中国人读中文原版都激动不起来，还谈什麽翻译出去，得诺贝尔奖，拉倒吧！ ●比李鹏更值得谴责 从冰心、曹禺、萧乾、钱锺书、巴金到那些所谓大师候选人，对“六四”这样清清楚楚的屠杀，无一例外地都不发出谴责的声音，这种人不仅谈不上基本的道义、人格和人性，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声望、影响力，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使他们的沉默等於是向民众传递了那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甚至屠杀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在帮助著暴政的继续存在，等於是屠杀者的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比李鹏更值得谴责。因为李鹏就是电影中好人、坏人角色中明显的坏蛋。而作家，是万众眼中的好人，是启迪灵魂的教导者，是人生道路的指引者，如果这样的人再维护“坏蛋”的统治，就更不可容忍。 因此对中国作家来说，现在根本不是奢谈得不得诺贝尔奖，而是要先努力去做人。在如今大陆经济好转，吃喝多了的条件下，不能只长肉，也得长骨头，更得长灵魂，长心。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4月号） 1999-03-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自行车上的伟大传奇
23天赛程，3,391公里，横贯法国，跨越阿尔卑斯山，以83小时36分2秒（相当四天三夜），赢得昨晚结束的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当兰斯．阿姆斯壮（Lance Armstrong）完成这一切，在万头攒动的夹道欢呼中，举著香槟酒，身著橘黄的赛段冠军服，像流动的向日葵冲进巴黎的凯旋门时，这位32岁的得克萨斯州的布什总统同乡，冲进了世界上最伟大运动员的行列，冲进了人类从未有过的六连冠记录，冲进了传奇和史诗，冲进了永恒和辉煌┅┅ “再赢一次，兰斯！”自7月3日大赛开始，几乎每天我都为阿姆斯壮祈祷，每晚都迫不及待的看新闻，追踪比赛结果，为阿姆斯壮捏一把汗，提心吊胆地祝愿他写下传奇。同样是阿姆斯壮迷（fan）的布什总统，几天前说，“我和兰斯都会赢。”即阿姆斯壮会“六连冠”，他将赢得年底大选。我为兰斯祈祷，不仅渴望他创造奇迹，也希望他的胜利成为一个预言，让布什击败那些美国左疯，续掌白宫，打赢反恐战争。 迄今101年历史的法国自行车大赛，只有过四个选手赢得五届，其中仅一人是连续五年，但阿姆斯特朗却写下了连续六年夺冠、“用自行车登月球”的神话： 1993年，阿姆斯壮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大赛时，名次倒数第一。但这位当时22岁的美国青年却对人说，他将来不仅要拿第一，而且要六连冠，创世界记录。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阿姆斯壮脑子坏了，法国人嘲笑说，“他是不是以为自己是那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壮啊？”（1969年登上月球的美国人叫尼尔．阿姆斯壮）；更有人嘲讽说，他乾脆骑自行车登月球好了，“那都比他的梦想好实现些”。 法国人刻薄的嘲讽也非完全没有理由，因为环法自行车赛是迄今人类体育活动中，最考验体力、毅力、心理承受力的项目。篮球赛虽然要全场跑，但才40多分钟，中间还有休息。足球赛相当消耗体力，但全场不到2小时，可换人替代。马拉松被视为最需耐力和体力的运动项目，但全长才26英哩，好的运动员只要2个多小时就跑完了。而法国自行车赛全长2107英哩，20个赛段中6个是登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山里最热时摄氏44度，还时有风雨，大雾。即使下山，也要掌握好速度，有好几位选手因摔伤而中途退赛。 而且这是国际大赛，189名参赛者都是各国强手，第一天赛程，阿姆斯壮屈居第二，比第一名只差2秒！在冲进巴黎前的那个赛段中，阿姆斯壮虽然第一，但仅比亚军快了半个自行车车身的距离，真是千钧一发！在大赛进行了15天，骑了2000多公里之後，阿姆斯壮的总成绩才比主要对手快22秒！这是多麽难解难分的激烈竞争。最後整个3千多公里的比赛结束，阿姆斯壮才比第二名快6分19秒。而去年更悬，双方才差61秒，一个相当横贯美国的比赛，最後相差一分钟，可以想见它有多大的压力，需要怎样的体力、耐力和心理承受力。因而本届大赛中，有42名选手中途退出，有的摔伤，有的体力不支，有的心理无法承受┅┅ 阿姆斯壮的教练说，兰斯追求完美主义，他到阿尔卑斯山实地训练，检验自己到底每次能掌握在多少时间之内，体力和心理能承受到何种程度，又能最大限度爆发潜能。对於这种宗教般的投入，德国教练在评价阿姆斯壮和德国冠军乌尔里希时甚至说，阿姆斯壮活著是为了赛车，乌尔里希赛车则是为了生活。 阿姆斯壮说，他获胜的答案和秘密是，“全然地投入，拼命地努力”。布什总统在兰斯获胜後立刻给他打电话祝贺，并感叹，“你真让人感到敬畏。” 仅仅是六连冠，已创造奇迹，但更将载入历史的是，阿姆斯壮曾是个癌症患者，他不仅战胜病魔，还用赢得自行车赛证明，意志和信念，将战胜死亡。 1996年，在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之後三年，阿姆斯壮被诊断出睾丸癌，癌细胞已侵袭到他的脑和肺部，医生估计他的幸存率低於30%。疾病不仅蚕食他，他当时所属的著名法国自行车队还将他除名，其他车队也不愿接纳他。 阿姆斯壮真是一个“梦想者”，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还梦想著像尼尔．阿姆斯壮登上月球一样，骑自行车登上他的六连冠“月球”。也许正是这种信念，给了他奇迹般的力量，在经过两次手术，四个月化疗和一年多停赛休养後，阿姆斯壮不仅康复，还再次登上阿尔卑斯山，挑战“不可能”。 阿姆斯壮後来说，“癌症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给了我新的价值观，让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所在。”阿姆斯壮筹募资金，建立基金会，帮助癌症患者；还建立专门网站，通过网上书信鼓励他人，给世界上900万战胜了癌症的幸存者以力量。兰斯说，“我提不出什麽妙方或奇迹，只用自行车的脚踏板，给人们蹬出希望。” 在走向辉煌的途中，阿姆斯壮比其他国家选手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因为他是美国人，比赛在法国进行。法国人由於反美，恨屋及鸟，把怒火发泄在阿姆斯壮身上。而且骄傲、虚荣、老大自居的法国，无法容忍在他们国土上举行的代表法国文化的体育比赛，连续被一个美国人垄断。於是法国人说阿姆斯壮的成绩是用禁药获得的，还写出一本嘲骂阿姆斯壮的书《L. A. Confidential》（借用好莱坞影片《洛城机密》的名字来指Lance Armstrong）。但这种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为每次药检，阿姆斯壮都顺利通过。而且连续六年夺得冠军，不是什麽禁药可以达到，更不是凭侥幸可获得的，只有心地卑微的人才可能想像得出来。 法国人的这种输不起心态，在最後一个赛段，要进入巴黎时显露无遗：一个法国选手，拼死命超过阿姆斯壮，然後掏出小照像机，拍下他在阿姆斯壮前面的照片，然後退回到大批选手的自行车阵之中，最後被甩在後面。但他满足了，因为他有一张超过阿姆斯壮的照片，虽然那仅是一个瞬间。 阿姆斯壮参赛的旅途中，不仅法国的左疯报纸《解放报》有攻击、污蔑、嘲骂阿姆斯壮的文字，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向他吐唾沫，举著标语牌，上面的图示是，阿姆斯壮用针管注射禁药。美国作家、阿姆斯壮的朋友詹金斯（Sally Jenkins）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自行车上的不朽”，开篇就指出，阿姆斯壮走向六连冠的路上，充满冷酷和敌意，正如叶芝的诗所形容的，是“寒冷的天堂”（The Cold Heaven）。 看到法国的那些表现，让人痛感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心态。例如纽约和波士顿，每年都举行接受全世界选手参加的马拉松比赛，但在过去二十年来，从没有一个美国人获得冠军，几乎都被肯尼亚等非洲选手垄断，但美国人没有嫉妒，没有嘲骂，更别说往人家身上吐唾沫这种丑行。我曾去现场观赛并采访，看到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全场美国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把冠军的奖牌颁给非洲选手。在美国，人们崇尚挑战者，胜利者，根本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敌视外来者，嫉妒所有不是法兰西造的。正是那种病态心理促成了法国二十世纪以来全方位的一路溃败；同样，正是美国人的健康心态，造就了无数的美国英雄，而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个人英雄，铸成了全世界最强壮、最伟大的美国。 阿姆斯壮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运动员，面对敌意的法国，他的回答是谦恭，更谦恭，有时几乎是刻意讨好。为此他学法语，现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他把家搬到西班牙，表示他也热爱欧洲。在获得六连冠後，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没有扛上星条旗，但在颁奖奏响美国国歌、升起美国国旗时，他把橘黄帽摘下，放在胸口，他的心在赞美自由、开放、宽容、博爱等等这些法国人曾经热烈推崇的价值。 美国左派媒体也不喜欢阿姆斯壮，因为他不仅是布什总统的老乡，而且坚定信奉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价值。这让那些主张吸毒和同性恋结婚的左派们无法接受。而且阿姆斯壮在整个赛程中，一直带著一个十字架项链，每当电视上出现他的特写镜头时，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显眼的信仰象征物。 六次征服阿尔卑斯山，六次征服法国，六次征服3391公里，六次让美国国旗升起在欧洲反美大本营巴黎，阿姆斯壮诠释了力量、挑战、潜能、希望、信念。他被称为“终结者”，“超人”。也许他在整个比赛中一直戴著的那个十字架，才能解释一切，他是“上帝的杰作”。 2004年7月2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4-07-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