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言论自由超越左右
上个周末，美国新闻界的焦点新闻，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解雇了其资深新闻评论员威廉姆（Juan Williams），理由是他在福克斯电视的政论节目上说，“当我坐上飞机，看到穆斯林装束的人，会担心和紧张。”NPR的解雇声明说，这种说法“不符合我们的编辑标准和做法”。 但全国公共电台解雇威廉姆的决定，遭到了美国左、右两派媒体的一致批评，认为是扼杀言论自由。尤其因为NPR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政府拨款和捐款资助，这更激怒了纳税人和捐款者。 威廉姆的立场一向中间偏左，在非常左倾的NPR已工作十年，是该台唯一的男性黑人评论员。但由於他常上右翼的福克斯电视的政论节目，引起公共电台高层的不满。这次被解雇，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十年前收视率就超过了CNN的福克斯，其王牌政论节目“欧莱利的事实”经常请左、右两种观点的人辩论，威廉姆代表左翼，但他是温和的自由派，所以福克斯的观众也能接受。 这次威廉姆因在福克斯节目上的言论被解雇，福克斯的反应当然强烈，所有时段的评论都为其打抱不平，指出公共电台的决定是狭隘、报复，并是断章取义。原为《华盛顿邮报》记者和专栏作家的威廉姆是知名的民权问题专家，曾就此写过多本著作。即使在这场电视节目中，他也是在跟主持人辩论，强调不可因九一一就对所有穆斯林产生偏见，并举例说，在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放炸弹的、炸毁奥克拉荷马州政府大楼的，都是基督徒，但不能由此就对整体基督徒或基督教产生偏见。最後在谈到个人感受时，他才说到，在飞机上见到穆斯林装束的乘客，他会有“担忧和紧张”。而这是九一一恐怖袭击後多数美国人的感觉。威廉姆说，他是因说真话而遭惩罚。福克斯为示支援，马上雇用威廉姆，跟他签了三年二百万美元薪水的合同，媒体报导说，“远高於NPR给的报酬”。 威廉姆不仅得到右翼福克斯的鼎力声援，CNN、MSNBC等左翼有线电视的评论，以及其他无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几乎一面倒地批评公共电台的做法，指责他们违背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威廉姆表示，他只说了这麽一句真实的内心感受就遭解雇，那今後哪个评论员还敢说真话？这简直是把“政治正确”推到了极端。而做出解雇威廉姆的公共电台女总裁，曾是左派旗舰《纽约时报》的网站负责人和CNN的节目制作者副总裁。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媒体，多数评论都呼吁政府取消对NPR的支持。事实上，所有政府拨款支持的媒体，都缺乏在市场上与同行公平竞争的能力，不敢接受读者、观众和听众的选择（淘汰），只能靠公款（即纳税人的钱）幸存。美国国会已有多名议员要提出议案，削减或全部取消对NPR的拨款。 除了媒体和议员们外，普通民众的反应更为强烈。《纽约时报》报导说，潮水般的抗议电话，让NPR的接线员接到手软。该电台的网路留言近七千，更创纪录地收到八千多封电子信，几乎都是批评。很多听众甚至表示，他们不再听这个电台节目，更不会捐一份钱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NPR总裁在内部编辑会议上也表示，後悔作出这样的决定。 美国媒体的这个事件，再次彰显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极为看重，高度敏感。新闻工作者虽有左右派政治立场的针锋相对，但遇到新闻和言论受压时，却多能放弃意识形态之争，而以新闻同业意识，更为捍卫言论自由而联手，发出共同的声音。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0月25日“曹长青专栏” 2010-10-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政大还是「中央党校」？
政治大学因「庄国荣事件」而再次引人关注。我第一次知道政大，是八九年底首次到台湾参加政大国关中心的研讨会。当时就感觉这所大学有点特别，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大学名字中带「政治」字样。後来一查才知道，政大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是专门为党国培养人才的，其毕业生享有免试派任县长和各级官员的特权。它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屠杀後成立的，蒋是首位校长，并一当二十年，後又任「政大」永久名誉校长。 这样背景的大学，在今天民主的时代，更应该用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来淡化、改变人们对它的老印象。而且今天政大的网页，也写有「打造台湾哈佛」的目标。但政大解聘庄国荣的事件，恰恰让人感到，它不仅继承当年国民党党校压制思想自由的传统，而且好像故意要和哈佛那种保护言论自由的校风唱反调。 庄国荣事件其实很简单，他在选举造势大会上用了一个粗鄙的字。那种讲话，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教育部官员，都是不合适、不得体的，是个明显的错误。但他已为这种错误付出了代价，当时媒体密集报导并批评了他，绿营内部也表示他那种讲话令人遗憾。庄国荣当时马上为此认了错、道了歉。事情到此就应划上句号。 但今天政大解聘他，不仅是错误，而且其性质和严重性都远超过一个教授说一句粗话的程度。庄国荣是个人情绪状态下的讲话用词不当；而政大的错误，则是一个体制（institution）理智、清醒地用制度压制言论和思想自由。 在美国，即使教授持续地表达某种明显和社会道德准则相左的想法，校方也是尽全力保护教授的言论和思想自由。例如哈佛的一位黑人教授，明显宣扬种族仇恨，遭到无数人痛恨和痛斥。但他却是几个名牌大学争抢的对象。佛罗里达大学一个教授宣传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也没有被解雇，虽然很多学生家长反对，但校方一直保护。後因他亲自参与恐怖组织活动被捕。 庄国荣用错了一个字，政大就要结束他一生教学的机会，这完全是国民党「中央党校」式的思维和做法：那就是可以用行政权力制裁、惩罚言论。 所谓言论自由，最重要的是保护说「错」话的自由，是不使用行政权力制裁言论。像庄国荣这个事件，即使马英九的总统府要求或者暗示要处置庄国荣，校方都应明确保护自己的教授。但政大现在是迫不及待地、主动地解聘庄国荣，不仅做法十分恶劣，更是一副谄媚总统府的丑态。 人们应该非常明确的是：政大可以用任何严厉的词句批评庄国荣，但使用行政手段解雇是不可以被容忍的！尤其这是一所国立大学！如果台湾的教授们面对政大这种做法不发出强烈的集体抗议的声音，不坚决地阻止它，那就不仅会走回党国时代的噤若寒蝉之路，更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耻辱。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7月21日「曹长青专栏」 2008-07-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当全世界恐惧伊斯兰，三个女人站了出来
巴黎被恐怖袭击後，伊斯兰问题再次被全球关注和讨论。应该怎样看待伊斯兰？美国知名的伊斯兰教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曾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伊斯兰的本质是暴力，因为伊斯兰教义《可兰经》上明白地写著∶“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伊斯兰信奉者被称为穆斯林）。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率领军队，砍杀征服。 另一个任人皆知的事实是，22个成员国家的“阿拉伯联盟”，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更无宗教自由。很多穆斯林国家，女性不要说没有投票权，甚至连开车都被定罪，出门必须带面罩，受到歧视和摧残。 那些大胡子男人主导的穆斯林世界，只要听到任何批评，就示威抗议，就谩骂骚乱，就群起而攻之，制造恐怖气氛，威胁世人封嘴。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魔鬼的诗篇》被视为亵渎伊斯兰，霍梅尼下令全球追杀；丹麦报纸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全球穆斯林抗议，他们愤怒地砸毁人家使馆，攻击丹麦人。前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只是引用古人一句话批评伊斯兰，也遭到疯狂的攻击谩骂，甚至扬言要他的性命。 以揭示共产苏联罪恶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曾在“不要再道歉”一文说，西方世界不要再向穆斯林道歉，而要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她强调，教皇的引述是否得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有批评的自由。 但西方世界在伊斯兰狂热者的威胁下，在左派的政治正确下，极少有人敢发出批评之声。但有三位女性，却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两个来自穆斯林国家。 一个是索马里女性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小时候就被穆斯林们强行实施割礼，后来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荷兰获得政治庇护。在阿姆斯特丹的电视上，她以亲身经历痛斥伊斯兰迫害女性的恶行。她还和画家梵高的后代梵高一起制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纪录片，结果梵高因此被当地几个穆斯林青年杀害。 阿里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痛斥伊斯兰教说，根据伊斯兰教义，女性必须蒙面；如有外遇则要被石头打死，但男性有外遇，则不在此限；男人要离婚，只需在两个男子前重复说“我要离婚”就算通过，而女性则必须经法院等三月至一年，而且必须有下列理由∶丈夫无经济能力，无法生子或阳萎。即使打赢，也只能分到小部份财产，孩子则全部归男方。 阿里把希特勒的纳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相提并论，称伊斯兰是“新法西斯主义”。她说，“就像纳粹主义开始于希特勒的愿景，伊斯兰主义的愿景是伊斯兰神权（caliphate），即一个社会被伊斯兰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统治，在这种社会，女人婚前有性行为要被石头砸死，同性恋则被痛殴，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将被杀死┅┅” 阿里甚至抨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是堕落的（52岁时竟跟8岁女孩结婚）、专制的，谁不按他说的做，就会被惩罚。“穆罕默德让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萨达姆。如果没有默罕默德的榜样，就不会有萨达姆。默罕默德给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样，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热衷暴力。” 阿里认为伊斯兰必须改革，必须否定《可兰经》中的某些内容。她在荷兰制作的影片，把那些欺压女性的伊斯兰教义印在了穆斯林女性的身上。 阿里发出批评伊斯兰的声音之后，就遭到死亡威胁。荷兰的左派们，也不喜欢她公开批评伊斯兰，认为这有损文化多元主义。最后以她申请庇护时资料有不实作理由，取消了她的荷兰公民身份。 阿里却在美国受到欢迎，被聘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做研究，继续坚持她的原则，绝不后退。后来她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结婚。 佛格森是目前大西洋两岸（美欧）的学界新星，在哈佛、牛津、斯坦福等学府当教授和研究员，著述甚丰，其《帝国》、《金钱关系》、《文明》、《货币崛起》、《虚拟的历史》、《西方的衰落》等专著受学界重视。他还经常参加电视节目，“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佛格森极为欣赏阿里的勇气，甚至崇拜她。他俩喜结良缘，成为“黑白结合”的佳话之一。2013年阿里入籍美国。 另一个勇敢的穆斯林女性，是在叙利亚出生的苏尔丹（Wafa Sultan），她曾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在大马士革上大学时，目睹一群高喊“真主是伟大的”人，冲进校园，枪杀了她的教授，而且一气打了一百多枪。从此她质疑伊斯兰教，并和丈夫移民美国，在洛杉矶学习心理学。 911事件后，她常在网络上和那些伊斯兰狂热者辩论，因她很有辩才，并敢说真话，常把那些阿拉伯学者呛得哑口无言，她被称为“伊斯兰神学士的最大梦魇”。哈佛教授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一书闻名，强调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但苏尔丹则提出一个远高于亨廷顿的观念，她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她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这种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 苏尔丹批评伊斯兰之后，像阿里一样，也遭到死亡威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士谴责她，给她威胁性的电话留言，还有人发电子信说，“有人会杀你的，那个人将是我。”在电视上辩论不过她的毛拉们，也像霍梅尼对作家拉什迪一样，对她发出宗教追杀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惧地对《纽约时报》说，“我想做的是，改变我们人民的思维状态（mentality），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义的人质十四个世纪了。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我没有恐惧，我对我的观点有信心。” 《纽约时报》说，苏尔丹的勇气，不仅西方自由世界人们敬仰，连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们，也称赞她敢公开在阿拉伯电视上，大声说出只有少数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说的话。 和阿里、苏尔丹一样勇敢的另一位女性，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法拉奇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阿拉法特，卡扎菲等很多独裁者，她的进攻性的大胆提问（追问），常使那些权势者恼怒，甚至要杀了她。她的采访集《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迄今仍是西方新闻院校学生的必读书。 法拉奇因为热爱美国而长期居住纽约曼哈顿，在目睹世贸大厦被炸之后，她奋笔疾书，写了长达报纸四个整版的讨伐伊斯兰的长文《愤怒和自豪》，“愤怒”极端伊斯兰的暴行，为西方文明而“自豪”。和西方知识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法拉奇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1400年的黑暗伊斯兰教，才是底座。她痛斥毛拉们的专制、虚伪、狂热，毫无人性。她说，伊斯兰文化，就是欺负女性，女人不值骆驼钱的文化。 欧洲的穆斯林们以诽谤罪把她告上法庭（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几国同时告她），至她去世（2006年），她的诽谤官司还没打完。还有伊斯兰份子要杀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麽容易被吓住的人，我已经七十多了，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崇拜法拉奇、并曾去曼哈顿寓所采访过这位传奇英雄的《华尔街日报》特写编辑、印度裔作家瓦萨达拉健（Tunku Varadarajan）在悼念文章中描述说，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当时体重顶多80磅，但她仍坚定有力地强调说真话、坚持原则的重要性∶“当你放弃或嘲笑原则理念的那个瞬间，你就已经死了，你的文化死了，你的文明死了。”瓦萨达拉健感叹说，她是多麽勇敢的女性，有点太勇敢了！ 法拉奇的最后一本著作是《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她和阿里都持同样的观点∶宗教和理性，应该有平衡。而不是像伊斯兰那样，不给理性任何空间，要用刀枪逼迫信仰，把人变成穆斯林。 这三位勇敢女性对伊斯兰的看法，都非常值得深思，可以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中东及巴以冲突背后的宗教问题，以及伊斯兰主义的本质等。 在全世界70亿人中，敢出来痛批伊斯兰的人极为罕见。这本身就证明伊斯兰的可怕。任何批不得的人和事，都是最可怕、最助长邪恶的东西。在全世界的数不清的懦夫们面前，阿里、苏尔丹、法拉奇这三位女性，简直是巨人！ 2015-1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默多克顶起西方“右边天”
媒体巨子默多克（也译梅铎）“新闻集团”属下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事件而掀起巨浪，不仅西方左派媒体幸灾乐祸、不遗余力报导、攻击，中国官媒也批判这是西方堕落，台湾、香港、海外的华文媒体更是人云亦云，甚至反共人士也跟�@痛批默多克。但是这些批判，西方左派是心知肚明，在玩左右派的对弈。而华文媒体则是对西方左右的对博，尤其对默多克在捍卫西方文明上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极端的无知。 《世界新闻报》用窃听方式挖新闻，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个事件的处理方式，恰恰体现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记者虽是“无冕之王”，但英国国会举行了该事件的听证会。新闻监督政府，国会又有权问讯媒体，构成权力平衡。英国警方也抓了《世界新闻报》主编，以法治“报”。而默多克本人，不仅到国会回答质询，并公开认错道歉；甚至采取了壮士断腕般的自责措施，把有168年悠久历史的《世界新闻报》给关掉了！ 在西方很多报纸因经济不景气而倒闭之际，《世界新闻报》的发行量仍是全英第一，是盈利的报纸！英国《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四家大报的总发行量还不到180万份，而每期《世界新闻报》发行高达280万份！但默多克却把它关掉了！有行内人士认为，这样处理太过严厉，因为可撤换报纸主管，改变编辑方针，没必要把一个盈利的老牌报纸一下子毁掉。但这个“关报”之举体现出默多克的负责和决心！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媒体也如此。但关键是出了问题後怎样处理，如何改正。默多克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态度是严肃、负责、有担当的。 但是，即使默多克关闭了《世界新闻报》，并放弃收购英国天空电视全部股权的决定，媒体上对他的攻击仍没有、也一直都不会停止。不了解西方左、右派的对战，就根本无法弄清楚∶这背後的强烈意识形态之争，是西方一场看不见硝烟、却每天都在激烈进行的战争！ 罗斯福是左派源头之一 西方左右派之争在美国最为典型，在三十年代左翼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後更为明显。罗斯福利用美国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全力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扩大政府权力。新政获得左翼主导的知识界欢迎，因为它的旗帜是均贫富、社会平等。这种口号本身就占据道德高地，符合知识份子要建立“理想国”的乌托邦幻想。 但“新政”遭到右派的抵制，认为它是摧毁资本主义、剥夺个人权利、抵触美国建国先贤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主要指个人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权）。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群体和政府。 但由於发生二战，在经济和战争内外双重压力的特殊环境下，罗斯福得以连任四届总统（死在第四届任内），获得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总统任期（权力），所以得以把名为“新政”的社会主义政策全面推广。今天美国的很多“大政府”福利制度，都是新政的产物，所以说，罗斯福是导致美国政府左倾源头之一。 右派为什麽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二者的理论根基和核心目标都是均贫富的乌托邦。共产党用“人民”名义均贫富，剥夺个人财产，以及政治自由。西方左派政府，则以“公共利益”名义，高税收的手段抢劫个人财产。共产党用暴力建立“共产主义天堂”。西方左派政府则用“不缴税进监狱”的“软暴力”推行“社会主义理想国”。两者都是用群体名义剥夺个体权利，本质是一场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要摧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战争。 大於权利的“善”是伪善 双方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左派经济学家、曾风行一时的凯恩斯，崇拜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罗斯福的新政提供了主要理论。连近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至今还动不动引用马克思语录，有人统计其引用次数之多，全美第一。 左右派理论在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哈佛两位教授，左翼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强调“善大於权利”；简单概括就是，为多数人利益可以剥夺个体权利，劫富济贫是应该的、道德的。哈佛另一位教授诺奇克（Robert Nozick）则针锋相对反驳罗尔斯，认为“权利大於善”，如果可以用多数人的名义、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体财产和权利的话，最後将走向集权社会。诺奇克比喻说，难道盲人就得把别人两只眼睛“均”去一只，才算“平等”？这不仅完全不平等，更不道德。 比诺奇克更鲜明、强烈、深刻的是女哲学家、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全力为资本主义正名，强调“个体权利”不可剥夺。资本主义是为自由竞争、个体权利的实现提供最合理平台的制度。而一个能保护个体权利的制度也是最道德的制度。 左派强调“善大於权利”，表面好像很占道德高地，但离开捍卫个人权利的“善”，不仅一定是“伪善”，而且其实质是“恶”！因为它以多数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走向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其结果就是毁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实践，已经清晰地展示了这种集体主义走向极权专制的“恶”。 在今天的西方，一个最令人痛心和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共产主义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西方左派高举同样的旗帜——劫富济贫，虽然和共产主义一步到位的打土豪分田地、直接没收富人财产稍有不同，他们是通过政府的高税收，一步步把私人的资金、财产变相地转移到政府手里，政府拥有控制和重新分配这些财富的巨大权力，这在本质上、方向上、结果上，都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政府越大，就越成为吃掉个人的魔鬼，个体的力量则完全无法抵御了。 左派恐惧“绝对自由意志论” 今天在美国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其旗帜就是反对大政府，反对剥夺个体权利，反对建立在集体主义根基上的福利社会主义，捍卫个体自由。他们中多信奉“绝对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即推崇小政府、阔斧砍税、控制赤字，保护个人权利，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价值。很多茶党集会，都高举安兰德的画像，把这位八十年代去世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和客观主义哲学创始人视为精神领袖。在美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绝对自由意志论者”。 媒体巨子默多克所以卷入西方左、右派战争之中，因他也是一位“绝对自由意志论者”，信奉“自由资本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他建立的庞大媒体帝国，就在努力宣扬这种价值，所以被左派视为一大威胁。这次全球左派一哄而起，借新闻集团旗下报纸出错之际，恨不得把他轰垮、干掉。 默多克个人的信奉，并不足以引来左派的枪林弹雨。重要的是，他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媒体帝国，雄踞美国、英国，澳洲等地，占有巨大的话语权，对英语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等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而今天，英语又是全球最主导话语权力的语言，这才是左派们最恐惧的。 媒体天才 一纸风行 澳大利亚出生的默多克没有显赫世家和富豪背景，他父亲是个战地记者，五十年代临死前为儿子买个小报作为“遗产”。当年才二十出头的默多克很快就展示出媒体天才，不到几年就使这张小报盈利；十年後就创办了全国性大报《澳大利亚人》。经过不断扩展收购，默多克现在拥有澳大利亚70％的报纸。在一个无数人想办报、抓媒体的时代，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缔造了如此的媒体帝国，这本身就是传奇。 正因为默多克本人信奉“绝对自由意志论”，所以他的媒体，基本都是右翼观点，提倡小政府、市场经济、减税、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不是躺在福利上吃别人的财富）等价值，这对澳大利亚保守派的霍华德总理能够连任三届12年，成为澳洲战後执政最长的内阁之一，起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 默多克在六十年代末到英国发展，收购了频临破产的《世界新闻报》。他就有这种起死回生的本事，把这张报纸办到盈利、且发行量全英第一。随後又收购同样要关门的《太阳报》，也是同样故事，《太阳报》冉冉升起，发行量剧增、盈利，并改变原来左翼立场，成为最支持当时的保守派首相、大刀阔斧推行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夫人的报纸。撒切尔连续执政11年，在英国击败左翼工会势力，推行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就，这跟默多克的报纸支持有相当的关系。默多克购进英国最老牌报纸《泰晤士报》等媒体後，对英国报纸的占有率达40％。後来又拿到英国“天空电视”近四成股权。英国是欧洲英语世界的中心，默多克的媒体，影响了整个欧洲。 不可想像没有“福克斯” 冷战结束後，美国成为唯一超强。默多克又到美国收购了《纽约邮报》，现发行量已排全美第五（《华盛顿邮报》降为第六）。在纽约这个左翼大本营，默多克右派观点的《纽约邮报》发行量居然超过了左派旗舰《纽约时报》，成为当地第二大报（第一是《华尔街日报》）。後来更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购进了世界最著名的商业金融报纸《华尔街日报》，并把它的发行量提升到全美第一。在美国经济衰退、很多报纸发行量暴跌、被迫关门之际，默多克的报纸却订户增加，简直是奇迹。这更成为左派嫉妒、痛恨、发泄怒气的对象。 默多克在美国的另一壮举，是购进了有线电视福克斯。福克斯比CNN晚成立16年，却在10年前收视率就超过CNN，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有线电视。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前12名收视率的节目，全部是福克斯台的，可见它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影响作用。这也是左派们嫉妒、痛恨默多克的地方，因为这原来都是他们的地盘。 美国左翼一直主导媒体，除《华尔街日报》，主要大报都左倾。全美三大无线电视台也都偏左。《纽约时报》和MSNBC（以前是CNN）是左翼在报纸和电视中的两个旗舰。更不要说大学校园、研究所、出版和演艺界等，更是左倾知识份子主导。2008年美国大选前MSNBC.com对144名主流媒体记者做的民调显示，125人给民主党捐款，只有17人捐给共和党，比例是七比一。当时表态支持奥巴马的全国大报有178家（发行总量2764万），只有58家支持麦凯恩（发行总量454万）。 在这种左倾氛围下，福克斯电视异军突起，打破了三大台垄断美国电视业的格局，给了推崇资本主义的右翼一个言论天地，平衡了左翼的声音，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难以想像，如果没有福克斯电视，会是一副多麽可怕的景象∶在罗斯福的隔代传人奥巴马领导下，在MSNBC等左疯啦啦队的助阵下，美国昂首阔步迈向 “社会主义新美国”。 美国文明将被世界分享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知道默多克在捍卫资本主义、传播保守派价值方面，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扮演什麽角色，起到多麽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美国新闻史上，《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建立过媒体帝国，当时拥有四本周刊，发行量占美国成人读者的二成，被视为史无前例。但今天默多克的媒体帝国，远远大於卢斯的世界。但这两位美国媒体巨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理想型”的，都有用“美国价值”改变世界的雄心和能量。 卢斯在四十年代曾发表《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演讲，强调以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美国价值将走向世界。他的媒体帝国强力抵制罗斯福的社会主义新政。卢斯甚至说∶“痛恨罗斯福是我的责任”。 默多克也具有卢斯般的理想精神。《纽约时报》曾引述“时代华纳”主席帕森（Richard Parson）的评价∶默多克“是十八世纪的人，他认为这个世界仍在塑造，他将参与这种巨大的工程，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默多克跟卢斯一样，认识到美国价值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正走向现代化，并且越来越美国化。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软体制作中心”，向外传播美国的“软力量”——美国价值、美国文化、美国精神。他还跟卢斯同样，认为美国将“统治”世界，“但不是从版图和征服的沙文主义角度，而是从价值的角度，认为美国文明代表迄今人类社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将被世界分享。” 当年卢斯还以坚定反对共产主义著称，是西方最强烈反共的媒体名人。但默多克谋求到中国开辟市场的一些妥协，被批评不坚持原则。但默多克在演讲中曾说，“传真机让异见人士得以避开政府控制的印刷媒体。直拨电话使政府难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声音交流。而卫星广播让许多封闭社会中渴求信息的民众能够绕过国家控制的电视频道。”他要进入中国，希望撬开这个“封闭”，给人们提供“渴望”的信息。但是共产党早就看透默多克，知道他信奉的资本主义和个体权利等价值，会从根基上威胁极权统治，所以绝不让他的媒体进入中国。近年默多克已完全放弃这种努力，他的传记作者说，默多克承认“外来者在（中国）这个市场很难有所作为”。 被历史铭记的媒体帝国 卢斯活�@时，被左派痛駡围攻；至今左派主导的美国媒体和知识界，仍刻意忽视和贬低他的价值。今天默多克同样，也因其右翼经济理念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强的竞争力，而遭到左翼和无能者的无情攻击。所以这次新闻集团属下《世界新闻报》出事，左派们乘机大做文章，指望这个媒体大厦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倒塌。 但正如《富比士》杂志创办人富比士所预测的，默多克的媒体帝国不会垮，他会度过这场危机。不仅因为他所追求的经济理念符合人类的方向，更因为有无数和他理念相同的人心，这是支撑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的基础。 默多克的历史地位，其实今天就可论定，他将超过卢斯，成为美国以至世界的媒体传奇。卢斯当年创办四本周刊，主导过美国媒体风潮。但今天默多克不仅有美国的第一大报、收视率第一的有线电视（共拥有35家电视台），占美国四成的电视市场；还在英国拥有四成报纸，还有大出版社哈珀科林；在澳洲报业更超过六成；甚至触角进入美洲亚洲；在拉美与三家电视合作播送节目；在印度有EETV，通过七种语言、40多频道向亚洲53个国家提供节目，覆盖全球约1/3的人口，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国际化的媒体帝国。 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这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中产阶级对精英主义、常识对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媒体就是号角。默多克像卢斯一样，把资本主义的价值、中产阶级的常识，用媒体的号角传播出去。这种艰难的、英雄般的努力，将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连结在一起，被历史铭记。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1年8月 2011-08-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副旋律：间谍战
何清涟 将“间谍战”说成是中西关系的副旋律，是基于以下事实：从去年开始，中国与西方国家（美欧加澳包括北欧国家）的交往，除了经济来往与各种政府要员互访之外，还多了一项活动：反间谍活动。刚发生的实例就是德国，4月1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带领庞大的商4月23日，德国内政部宣布抓捕四名中国间谍，算是经济交往与抓捕间谍并行不悖。 间谍战——中方否认、美国从静默到承认 中美-西方间谍战包含几个层面，最高层面是双方情报战的战略与实施。直到奥巴马当政时期，美中两国因为要做“合作伙伴”而且还要做“战略合作伙伴”，双方都不能公开承认本国在伙伴国从事间谍活动，偶然有间谍落网之时，或是否认（中国喜欢这样做），或是沉默（美国多采取这态度），打破这种禁忌的是美国，纽约时报于2017年5月发表《中国处死或监禁多名CIA线人，美国在华谍网被毁》[\[1\]](https://heqinglian.net/2024/04/26/the-spy-war-between-china-and-the-west/#edn1)，文中称“据美国前官员说，从2010年的最后几周起，到2012年底止，中国杀死了至少18至20个中情局在中国的线人，有效地捣毁了中情局花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网络。但美国情报系统不能断定失败原因是CIA内部有人“背叛了美国”，还是中国成功“黑”入了中情局与外国线人的联络系统。2023年7月20日，美国CIA局长伯恩斯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应询时称，美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取得进展，正努力构建强劲的人力情报收集能力，以补充其他情报获取渠道。5个月后，《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重建对华间谍网的十年坎途：至今难以窥探中国领导层计划》，该报道称CIA等美国情报机构为适应美中俄间的大国冲突，正在做一项重大但基本保密的改变，其目标之一是加强针对中国的情报人员网络。问题是在中国国内监控体系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很难达成。[\[2\]](https://heqinglian.net/2024/04/26/the-spy-war-between-china-and-the-west/#edn2) 美国情报界眼中的厉害人物：注重国家安全的习近平 美国媒体对美国情报界的报道不太多，偶然一见的报道中有大量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美国情报界对习近平的看法。 上述WSJ文章指出2010年被中国内部清洗的CIA线人，是CIA利用共产党较高层级和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腐败，招募了数十名官员作为有偿线人。该文谈了三个问题： 1、美情报官员预测到习近平将更注重“国家安全“。CIA渗透程度之深让人震惊，成为促使习近平高度重视安全和忠诚的重要原因。就在习近平于2012年底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美国失去了在中国的线人网络。据说，CIA的多份报告（有时是每日报告）预测习近平将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领导人，更加强势、更民族主义和更注重安全，但当时奥巴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分析，奥巴马亚洲事务前高级助理Danny Russel说，这些情报成为政策讨论的考虑要素，虽然很有价值，但并没有预测到“习近平将成为他如今已展现出来的那种非常重视安全的专制统治者。” 2、习近平时期得到加强的监控系统，阻碍了CIA在全球招募外国线人的努力。伯恩施任中情局局长之后，将中国问题作为CIA的全球优先事项来应对，用于中国任务的预算资源增加了一倍多，还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但习近平政府采用了奥威尔式的监控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从各大城市数以百万计的摄像头和大批监视者所收集的信息中挖掘有用情报，这使CIA在中国开展间谍行动难度极大。围绕中国这个首要情报目标，CIA招募中国线人、乃至面见中国线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3、CIA搜集中国情报的能力减弱。文章称，中情局现任官员表示，由此留下的情报缺口使得美国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的了解有限，难以窥探他们就台湾等关键安全问题的秘密商议。官员们称，目前对中国的情报搜集，许多都是通过拦截电子信号（或者监听）取得的，但在洞察对手的真实意图或弱点方面，这种信号情报很少能取代人力间谍。 西方国家的反中国渗透 在奥巴马对中国间谍渗透处于半沉睡状态之时，澳大利亚走在了前面。我曾在《王立强疑云背景：中国利用民主摧毁民主》（SBS，2019年11月29日）一文中指出，澳大利亚是中国红色渗透的重灾国，因此也醒悟最早，早在2014年4月21日， 《悉尼晨锋报》刊登Fairfax Media亚太事务编辑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的文章，称中国正在澳洲的主要大学内部建立庞大的秘密线人网络，并称中国情报官员曾向Fairfax Media证实，中国正在构建用于监控华人社区的网络，以保护北京的“核心利益”。2016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授权发起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中国是对澳大利亚渗透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共不仅试图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施加影响，还想打开通往澳大利亚政府各个层面的渠道。由于担心中国影响，澳大利亚下令调查重修反间谍和外国政府干涉内政的法律，这部法律涉及如何界定中国驻外媒体与外宣媒体的记者的工作。 美国晚至2017年川普入主白宫，才将中国的千人计划列为调查范围。经过一年多调查以后，美国参议院的常设委员会在今年11月18日发布《中国千人计划: 对美国研究机构的威胁》（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指出，中国透过200多个资助项目恶意利用美国的开放性来提高自身的国家利益，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引进世界各地的专家。 如今欧盟各国开始的反中国间谍行动，例如德国、英国等多国示警中国间谍活动，挪威政府在2024年2月12日颁布的安全挑战年度报告中警告称“中国间谍遍布欧洲”，其情报网络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等等，与澳大利亚反中国渗透相比只能算后知后觉。如今澳大利亚反中国渗透的范围也已经扩大到并非间谍的“中国代理人”。比如在在澳华商杨怡生一案。另一名在中国工作的澳大利亚籍营销主管亚历山大·切尔格（Alexander Csergo）在2023年4月就被澳大利亚当局逮捕，他是澳大利亚被指控参与“鲁莽的外国干涉”（reckless foreign interference）的第一人，也是违反“反外国干预法”被起诉的第二人。 中国开展反间谍的“人民战争” 中国当然也没闲着，正在用“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展开大规模反间谍运动。一是于2023年7月修订了《反间谍法》，扩大了被政府视为间谍活动的行为范围，包括跨国公司派驻中国的机构在内，并规定向举报间谍的人给予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奖励。二是对党政机关人员加强保密培训，就连大专院校也要对教师进行保密教育培训；三是加大宣传力度，中国高铁上循环播放的视频警告乘客，拍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时要小心，不要无意中泄露敏感信息。居民办理日常事务的政府机构墙上贴着提醒他们“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海报。四是时不时抓捕几位外国间谍并公而告之。 可以预测，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后的外交关系将循以下模式：经济交往继续推进是主旋律，反间谍活动常抓不懈是副旋律。这一特点已经渐趋当年中苏冷战模式，但又有较大不同：一是美国白宫不断声明，与中国之间不会开展新冷战，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4月3日习近平与拜登通话时，拜登重申五个美国不寻求，其中列在第一的就是“不寻求进行新冷战”；二是当时西方国家与前苏联并无经贸关系，两个经济体系各自“内循环”，这与如今西方各国与中国都有互相投资与大量经贸来往不同。这种复杂关系的处理方式更复杂，如果将来某地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交换间谍的“格利尼克桥”（Glienicker Brücke，俗称间谍桥，位于柏林），大家也不要惊讶。 [\[1\]](https://heqinglian.net/2024/04/26/the-spy-war-between-china-and-the-west/#ednref1) 《中国处死或监禁多名CIA线人，美国在华谍网被毁》，《纽约时报》，2017年5月22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522/china-cia-spies-espionage/） [\[2\]](https://heqinglian.net/2024/04/26/the-spy-war-between-china-and-the-west/#ednref2) American Spies Confront a New, Formidable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26, 2023 (https://www.wsj.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american-spies-confront-a-new-formidable-china-5c384370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网，2024年4月26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china-and-western-countries/2h3fskvah ）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一个将中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的国际“奖”
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该组织敦促中国信守它签署过的国际人权条约，不要为了经济发展而践踏人民的居住权。 中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面孔在人权问题上暴露得最为充分。据该组织执行主任莱奇介绍，中国自动签署了上百项和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拆迁成了中国老百姓不能承受之痛。 为什么要大规模拆迁？在中国政界口口相传一条“市长成功秘诀”：80年代的中国市长出政绩依靠“抓市民的菜篮子”；而90年代的“市长明星”首推中共元老之子薄熙来，其秘诀就是“抓市容建设，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你治下的城市现代清洁漂亮”。 这条“秘诀”后来成了中国官场的“登龙术”。再加上政府官员们发现借“整顿城市容貌”为名开发房地产是发财致富的不二法门，从此中国成了一个大基建工地，用一个外国人调侃的话来说，到处都在“CHINA（拆啦）”！ 据了解，假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主要有两种名义：一是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假借旧城改造之名。不过这一切中国政府从法律上给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说法：首先将所有的房产定义为只有房产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物品，并称“这种没收公民土地财产的做法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不过与中共建政初期“劫富济贫”的行为相反，这次是“劫贫济富”，利用权力抢夺众多平民的财产以成就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之富。其次就是规定在拆迁时贵贱有别的政策，如北京规定“副部长级以上的公民，特殊公民（指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士、外籍公民、在台湾原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房地产，在拆迁过程中土地使用权需依法评估、补偿”。这等于赤裸裸地宣告，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公民不能享受法律的保护，只有“特殊公民”的合法权益才“依法”受到保护。 在以“公共利益”为旗号的拆迁“政策筐”里，“旧城改造”是一个无底洞。在一些地方，“危房改造”成为拆迁户的噩梦，一旦住房被列入“危改”范围，即使房子完好且富有文物价值，也难逃被拆毁之厄运。有的区域不许拆迁户回迁，大多数居民被安置到城市郊区，生存成本大增，谋生手段也得改变，交通、购物、子女入学都成为棘手的问题。有的区域如城市的繁华地段虽然允许拆迁户回迁，但由于补偿标准低，新住宅售价太高，拆迁户根本承担不了回迁的住房差价。因此，在失去住所的生存压力下，拆迁户们开始了殊死的反抗。 但这种反抗有如一只行将被大象踩死的蚂蚁的反抗。因为众多拆迁公司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的背后就是各地政府与政府官员。比如北京西城区的拆迁就是天怒人怨的一个典型，当地法院不仅明目张胆地为暴力拆迁“保驾护航”，法院副院长还亲自指挥拆迁。后来人们才得知西城区法院副院长李立千就是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拆迁公司经理，集政府官员与拆迁公司两种角色于一身。 这只是被拆迁户们知晓的一例。许多地方的拆迁公司与政府的拆迁办公室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更多地方的拆迁甚至有当地黑社会头目的介入，比如深圳东门的拆迁，就有头戴红顶子（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黑帮头目陈毅锋。有了这些人的介入，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手段逼人搬迁就成了“合法”之举。 而被克扣的拆迁款均流入了贪官污吏与开发商的腰包。这笔钱共有多少？在全中国是笔永远也算不清的糊涂帐。而中国人也只能从中国富豪当中名列前40位之内的富豪竟有80％从事房地产，被抓的贪官有90％以上与土地有关这两组事实中，去发挥想象力了。 暴力拆迁体现了中国政治的三个特点：公共权力私人化、暴力普遍化与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住房权与驱离中心”授予中国政府“违反人民居住权最严重的国家”这一头衔，将中国当局钉在了践踏人权的耻辱柱上。 （写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2月8日，总11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救中国、救大清，救大清又救中国
——国内人士关于危机应对的三种建议 中共占据华夏神器已60多年，第五代执政者即将上位。尽管十八大已经被高层权力斗争搅得失去了国人的政治信任，但鉴于毛邓这第一、二两代换领袖就换了活法的经验，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忧虑，坦言了自己对时局的判断。有意思的是，面对同一个中国，对中国面临的危局的感受大致相似，但对危机的解决之道却很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 三种“改革”建议 近期内值得注意的有三篇，这三篇文章分别是： 邓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首见于财经网）； 荣剑：《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 刘昀献：《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这三篇文章各有特色，邓文既为党谋，也为国谋。他将国家的问题与党的问题放置在一起，希望中共在解决社会危机的同时也让自身重获合法性，提出的是“救大清也救中国”的两全之策；荣剑的文章则是谋国，党如何想，他在此文中未多考虑，但后来他又发现了这一考虑不够，在他刚发表的《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一文的末尾写了五个限制性条件，算是厘清执政者的思路。本文限于篇幅，只论及《中国十问》一文。 刘昀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专家，其思路最接近中共的危机认识及应对思路，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并由人民网、新华网郑重转载，邓、荣两文只能通过互联网传播。 以下先说三文看到的共同问题： 三篇文章都涉及价值系统崩溃的问题，但表述不太一样，荣剑阐述得最痛心疾首，“中国的道德系统近乎崩溃，从执政党内部到社会各个领域，物欲横流，寡廉鲜耻，腐化堕落，炫富逐臭，以丑为美，谎言连篇，无视操守，出卖气节，不重诚信，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各种反道德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社会几无净土，公共场域混乱不堪，文化精神领域普遍沦陷，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人伦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坏。”邓文表述为“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缺乏一种能让全社会认同的主导价值。这是社会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的原因所在。”刘文则认为这是“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 三种改革建议的差别 三种看法，其间区别却非常大，荣剑是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思路；邓聿文则是中共开明派的思路，即全社会思想要有一些空间与弹性，但还是要有主导价值观（由谁的价值观来主导则是核心），刘韵献的意思是目前所产生的问题是思想控制太松，所以要强化意识形态宣传与灌输。以此切入，理解了三种思路的不同，就很容易理解三篇文章的差别在何处。 荣剑将执政党的合法性作为第一问，十问都是涉及社会重建的大问题，如公民社会、信息传播自由、司法独立、尊重私有财产、认同普世价值等。这些问题相关性极强，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所改变。地方自治与制度性腐败问题，则是从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次级问题。可以说，荣剑的文章描绘了一幅理想主义的改革蓝图，符合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 ——以三权分立、主权于民、尊重言论思想自由、尊重私有财产为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就是第四代胡锦涛总书记从上任以来就念兹在兹加以反对的“西方和平演变阴谋”，从“防范颜色革命”到吴邦国宣示“五不搞”，前后坚持长达十年。在中共眼中，这是“救中国不救大清”的思路，绝对不取。 邓文的叙事正好相反，他先谈一些中共执政者能听进去、也在关注并有时也表示要改的问题，如户籍制度、能源供应体系、教育与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救火式维稳定缺乏战略眼光等。还有人口、生态环境这类被中共列为“国情”范畴的问题（指不管中国的政体为何，都得面对的问题）。他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放在最后，并且很技巧地说明：“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要一步到位推进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还权于民有个过程，需要慎重设置，但是，至少应该给人以希望，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执政党的诚意”。邓还提到“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因此应该渐进式推进政治改革，比如在第五代执政后两年开始。 ——邓文总的特点是：对最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即要建立的民主制是何释义比较模糊，他对政治改革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考虑，倒更象是建议执政者讲究技巧，即给民众以希望，至于最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大概只好由执政者踩着西瓜皮，溜到哪儿算哪儿——估计作者是从中共当局能够接纳的角度考虑，希望救大清也救中国。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现在就是中国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比如放纵执政集团劫掠民众生存资源，以及由制度性腐败派生的各种恶行严重侵犯民众的生存权。但是，邓文并未将制度性腐败做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这个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之癌，只要这个癌细胞的病灶存在，中国的现状就别想有什么改进。 刘昀献由于多年浸淫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中，这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党先于国，党如不存在，国之存在无意义。所以，他的文章是“救大清不救中国”（因为中国是为中共存在的）。他只列举了十大执政风险： 1、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2、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3、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4、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5、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6、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7、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8、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9、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10、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 中共执政造成的所有社会矛盾在刘眼里，都是党的执政能力不足引起的问题，只要多宣传党的宗旨、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还有“党内民主”实施得好点就行了。所以在文章最后，他还要将“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重复胡锦涛自2005年以来的“反对颜色革命论“。中国党内存在这类冥顽不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我不奇怪，但《求是》杂志将这篇文章刊发出来，却代表了中共宣传部门如何把握舆论方向，在如今信息畅通的互联网时代，看重这种思想垃圾，只能表明中共宣传部门的人是如何地麻木不仁，满脑袋浆糊。“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不知死之将至矣。 中共可能接受的改革建议 现在再来讨论即将上任的第五代领导层最有可能接受上述三种方案的哪一种。 在第五代领导人现有人选当中，真正信仰党的意识形态的人大概不多了，他们如果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更多地是种姿态。比如据说铁定入常的汪洋，去年在与前薄督较劲时，还大谈公民社会、开放社团登记、要让媒体自由言说（实际上南方报系一些报纸已经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审稿了），最近又带上一个代表团访问延安，给毛的铜像献花，以示自己重视毛的政治遗产。这说明，中国第五代领导成员总的特点是现实主义，只要保住“核心利益”，用何种方式并不计较。 因此，荣剑的《中国十问》可能会成为“天问”，因为这会让中共失去其坚持的“核心利益”。刘韵献的《十大执政风险》是党八股，宣传部门会比较中意，中共领导层自己都未必愿读“毛邓三科”（他们这级别，有需要时自有秘书代读代写稿）。倒是邓聿文的建议可能会打动领导层，一是该文已将胡温政治遗产的负面讲足，短时期内（比如3-5年），第五代可以勉强应付，但要熬完两个任期却很困难。因此，那种“我就是不改，看你怎么办”的顽固派思路可能不受第五代欢迎。二是第五代履任后，为自身考虑，也总得摆出一副与民更始的姿态，提出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政治改革的口号并不难，还可以收聚人心。但我相信第五代当中的多数人，骨子里还是认为“面包契约”最可靠，用“吃饱饭”这一承诺让民众让渡自己的自由及权利，从而保住党的执政权（实则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瓜分机制）。这种“新政“期既让人民有希望，又不至于冒更大的政治风险，这是他们心目中的万全之策。 要中共重塑自身合法性，比如实行多党制，让中共以普通政党身份与其他政党一道竞选的政治改革，不到中共走入绝境的那一天，这种政治改革不会到来。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7期，2012年9月12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239）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马英九和「愤青」
每当有涉外事件时，中国就有不少被称为「愤青」的青年人，以爱国的名义，毫无理智地发疯，渲泄仇外的暴民情绪。人们厌恶地把这些爱国恶棍和当年的义和团、红卫兵视为一路货色。没想到台湾也有「愤青」，而且不是年轻人，竟是政府的高官权贵。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刘兆玄，还有些蓝营的立委，就「钓鱼台事件」高喊对日本「不惜一战」，就是典型一例。 首先，怎麽「开战」？根据国际权威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上周一发布的最新全球军力报告，日本去年的军费开支排名全球第五，是台湾的四倍半。而日本海空军是亚洲之冠，这更是人所周知（但台湾国防部长陈肇敏是不是知道，就难说了；因为这个原空军司令竟不知桃园有军用机场，实为「草包部长」）。这个仗怎麽打？陈肇敏是不是又想「肇事」？ 其次，今天世界上哪个民主国家的行政院长，以及最高立法机构的成员，会动不动就对另一个民主国家高喊「不惜开战」这种愤青口号？更何况台湾的安全在面对中共武力威胁下，恰恰日本同美国一样，是协防台湾的盟友。对这样的盟友动不动就喊「开战」，这不是降到中国那些小痞子的水准了吗？ 其三，北京和东京对钓鱼台也有主权争议，但即使中国军事崛起（军费开支已超过日本，排美英之後的世界第三名），但中国的高官，也没敢喊对日本「不惜一战」，甚至都没「召回大使」。毕竟现在脖子上有脑袋的，都懂得什麽叫现实。而台湾的刘兆玄们，就像中国愤青错吃了仇日药後的疯癫发泄，被国际媒体报导後，真是把脸丢到了全世界。 马英九几年前也喊过对日「不惜一战」，现在又加上刘兆玄，一个是总统，一个相当於总理。如此「愤青们」当权，真让人为台湾的未来捏一把汗。 台海两岸的愤青有同样的精明算计。中国愤青反美、反日（前段还反法，包围法资商店），但绝不反共，绝不敢对共产党「发疯」。台湾的愤青也如此，因为按照马英九们的逻辑，既然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土」还包括「中国大陆」（领土面积相当钓鱼台多少万倍），而那里早被共产党占领（不是撞了台湾渔船，而是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国民党眷属等，还用飞弹威胁台湾的主权和生存），马英九们怎麽不敢对中共政权说一点点硬话（更别说采取任何行动）？不仅自我作践地百般讨好共产党，马英九甚至在「六四」这个屠杀周年日，撰文赞美那个政府的「成就」，前天还在参加出版活动时歌颂共产党的「进步」。这就是愤青们的德性：永远是对绅士撒野，对恶霸下跪。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6月16日「曹长青专论」 2008-06-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悼念方励之
曹长青（左一）、吕贵品（左二）、刘晓波（右一）1987年7月在方励之（右二）的北京家里。 著名中国民运领袖方励之病逝 享年76岁 【大纪元2012年04月07日讯】方励之教授於4月6日晨突然病逝，享年76岁。这是继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後，又一位元老级中国民运代表人士没能如愿以偿的看到中国民主化而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於北京，籍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後於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清晨於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逝世。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份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gong。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秋起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後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後至美国。 方励之生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仍处於学术活跃状态，每年都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2010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当选理由为∶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在美国期间曾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议中国人权理事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而与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国人权理事会。 方励之於1961年与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妻子李淑娴结婚，有两儿子，长子在1963年生，现居於美国；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时左右在其任职之亚利桑那大学驾车时被卡车撞倒不治。 原载《大纪元网站》 2012-04-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中国媒体和克林顿艳史
近日看到网上刊出香港凤凰卫视的报道，题目是“克林顿出书自爆与100女人艳史”，导语是这样写的：“凤凰卫视1月31日消息：美国《环球报》报道，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算在即将推出的自传中，前所未有地表白一切，包括他沉迷色欲，曾勾搭百名女子，经常幻想妻子希拉莉与其白宫情妇莱温斯基一同‘玩三人集体性游戏’。据悉该自传报酬至少一千万美元。┅┅消息人士说，克林顿爲求刺激销路，超越希拉莉已推出的自传，他将会毫无保留地剖白自己。”凤凰卫视的报道还引述说，克林顿年轻时有“神秘疾病”，不能和妻子正常性生活，结果导致希拉莉出去搞同性恋。” 随後，中国“中新社”也发出“中新网消息”，题目是“美国媒体披露前总统克林顿秘闻∶常遭希拉里殴打”，内容和上述凤凰卫视的报道大同小异： “中新网2月2日电：据外电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打算在即将推出的自传中前所未有地表白一切，包括经常遭妻子殴打。最严重的一次是，曾公开表示倾慕克林顿的歌星芭芭拉．史翠姗到白宫留宿一宵，希拉里知道後暴跳如雷，竟抓伤克林顿的脸┅┅” 这些消息真实可信吗？首先，凤凰卫视和中新社的报道，都是来自一个消息来源，引自美国《环球报》（Globe）。但把《环球报》上的东西当作新闻来引用，显示出凤凰电视台和中新社对美国媒体情况缺乏基本的常识。因为《环球报》并不属於美国“新闻媒体”范畴，它只是一种娱乐性小报，英文称为“tabloid”，是一种主要放在超级市场销售，供人们饭後茶余消遣的娱乐读物，内容多是明星逸事，名人丑闻，道听途说、耸人听闻的笑料很多。 在美国新闻院校，教授们从不把这种“小报”视为“新闻”（journalism），而是把它归为“娱乐”（entertainment）范畴。而新闻和娱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在美国，没有严肃的报纸会把这种小报上的八卦消息当作新闻来引用或转载，即使一般老百姓，也只是抱著好奇的态度翻一翻，不会把这种八卦小报上的东西看作是真正的新闻，也不把它们当一回事儿，只不过是饭後茶余的消遣而已。 只要走入美国的超级市场，就可看到这种小报，除了《环球报》，还有《星报》（Star），《探询报》（Enquire）等等。写有研究美国新闻自由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的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在接受我采访时曾对此评论说，这些小报的存在，是美国新闻自由的副产品，因有新闻自由，就有人乘机钻空子，编辑这种八卦消息。新闻自由“当然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星报》、《探询报》等。” 《环球报》作为八卦小报，在西方新闻界几乎任人皆知，而堂堂香港大电视台和中国的知名通讯社，竟把这种八卦消息当作正式严肃新闻来转载发表，可见中国的一些媒体，对西方新闻界的状况尚缺乏基本的了解。 其次，即使对美国媒体缺乏了解，那麽仅凭常识也会质疑这些消息。因为我们设想，如果克林顿写出这样内容的书，他还怎麽和妻子希拉里继续生活下去？他还怎麽可能再以美国前总统的身份出席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在书里公开写出妻子是同性恋者，自己和上百个女人婚外性的情形，他还怎麽做父亲？怎麽向美国公众交代？怎麽向他仍在支持的民主党交代？怎麽再支持目前是联邦参议员、并很有可能以後会出来竞选总统的妻子？这些都是不可想像，不合乎常识逻辑的。 凤凰电视和中新社的编辑们，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常识，但他们为什麽要编发这样的消息，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消息不利於美国，不利於美国领导人的形象，迎合丑化美国的意识形态需要，同时有猎奇刺激效果。美国的《环球报》是个什麽样的报纸，只要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而中国的编辑们连这麽个举手之劳的事都不做；而且更可能的是，他们是明知故犯，故意不提这是娱乐小报，而以这种八卦消息来冒充严肃新闻报道。 从凤凰电视和中新社处理这麽一条小消息的方式来看，中国的新闻距离专业化、真实化，规矩化，还有很长的距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2月5日） 2004-02-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中美贸易协议引发八面来风
何清涟 中美签订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两国国民的反应完全不同。美国人相对平静得多，主流见解是希望解决争议，双方继续正常的经济来往，其中大多数人甚至不了解美国的知识产权被中国盗窃这类事。但中国不一样，国内的主流意见是将这一纸贸易协议比之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兼对美国开展贸易战一直颇有微辞的欧盟此时提出要“利益均沾”，更加深了中国国内的受迫害感。正可谓一纸协议引发八面来风。 极端解读：贸易协议是美国抢中国的钱 以下是脸书上一位中国企业主Gong先生在我的文章《中美贸易协议，两国孰赢孰输？》后面的留言： “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纳税州！ 中美刚刚签署的协议将变成废纸！据我观察中国各层次人士普遍不满这份《马关条约》。很多人开始在公共场合议论……尤其对条约中的中国对美国承诺巨额采购。中共面临不得不重新考虑和再平衡…… 据报道，17日欧盟要求审核这份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完全有可能欧盟也会要求和中国签署类似协议。也就是说美国开了一个抢钱的头，其他各国纷纷跟着一起抢。中国面临百年前的同样黑夜………“。 我对这位Gong先生的回答是：“1、两国贸易关系不是纳税关系。你爱国热情太膨胀了。2、你没看我的文章。事实上，双方都是解套需要，中国本来每年就要采购1300多亿美国农产品、能源等商品。协议数额上看起来吓人，但分两年完成 ，并不比往年多很多。中国这种资源对外依赖性超高的国家，只是产品买A国还是B国的问题。3、中国事实上是为了解套，签这约不可能完全履行。一切都等今年11月。” 一个自认为已经崛起、并且在可见的十年、二十年内能赶超美国的大国国民有如此认识，这种受迫害心态挺值得解读。 中美贸易协议不是《马关条约》 在此先将大清国在甲午海战失败后被迫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主要内容作一简述：1、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当时日本已经实际占领）；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据统计，光绪年间财政岁入均在8000万两左右）；4、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个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5、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中国历史学界对《马关条约》的评价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因为这条约太刺痛中国人了，一年以后，台湾诗人、抗日义军总首领丘逢甲写了一首《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几乎同时，后来成为戊戌变法六君子的谭嗣同曾在隔海相望的大陆，写下了一首疑似相和的诗篇——《有感一章》：“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仓暝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最后两句在民国年间国难当头之时经常被报章引用。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诺在2020-2021年两年内进口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与服务，其中近500亿为农产品，其余为能源、制造业产品。在这一贸易协议里，美方没得到北京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承诺，中国也没能让美国撤销所有加征关税，约3600亿美元销美货品被加征的关税仍在。除了最实质的关税条款之外，其余的条款大都是意向性的，川普也知道得等11月美国大选之后再说。 两相对比，就知道将后者比之于《马关条约》，只是愤激之言，不是事实。 中美各取所需，但关键的都未遂愿 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可看出：这是中美两国政府意志的体现。美方必须体察本国商界意志与农产品“票仓区”的意愿，中方则是面临外资撤出、经济增速下滑、失业剧增等经济困局，必须止损。涉及中国政府最大利益的所谓结构性改革（要害是政府给国企补贴等），根本没有写进谈判文本。至于金融行业对外资的开放，本来就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从2006年开始，中国逐渐放开了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限制，实行了QFII，RQFII，在以后的十余年内，中国当局相继开放外资银行准入限制，允许外资分行改制为中国境内法人，享受国民待遇；2018年4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布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有关事项的通知，宣布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明确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业务，并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3年后不再设限等等。所有这些已实行的金融市场开放，全在这次写进了协议文本。只有外汇管制没放开，美国之所以没要求，乃因知道中国放开外汇管制，不仅于中国是灾难，于世界也是灾难。 至于执行问题，不仅中方自己有盘算，比如进口那些农产品、能源、科技产品，中国本来就要在世界购买。只是中国在贸易战开打之后，为了惩罚美国，对波音的购买转成了对欧洲空客的购买，将美国大豆的份额转成了对巴西、阿根廷大豆的购买。至于买多买少，什么时段买，以及第二阶段协议如何谈，中方的盘算很清楚：视11月的大选结果而定。 关于知识产权问题，起因缘于中国用“求、借、偷”的方式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中国在协议中给出的是本来就应该做的意向性承诺。 欧盟想搭便车，中国是否遂其所求全在自己掌握 欧盟与美国号称盟友，近年来同床异梦。尤其是美国对华贸易战开打以来，基本上置身事外，并明言不想站队，美国连累了自己。美国开展对华贸易战的同时，与日本、欧盟等盟友之间也重新开谈双边协议，去年9月与日本达成《美日贸易协议》和《美日数字贸易协议》，12月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美墨加协议》(USMCA)，取代已有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只有与欧盟的谈判比较困难，美国对欧盟的钢铝关税、美欧航空补贴争端、以及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可能性，这三大问题是影响现阶段美欧贸易关系的主要症结。 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签订之后，欧盟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欧洲35个国家商业联合会组成的欧洲企业组织协会（BusinessEurope）发表意见称，中国投资壁垒众多，对合资企业要求严格，而且政府采购市场对欧洲企业关闭，欧洲企业呼吁欧盟（EU）决策者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确保欧企获得公平竞争环境。据路透社消息，欧盟贸易执委霍根（Phil Hogan）16日通过视频连线了在伦敦举行的一场会议，会上发表讲话称，“魔鬼藏于细节中”，“它（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超出了通常达成协议的框架，……他们是直接在双边基础上达成协议的，我们必须进行评估，看协议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这位执委还批评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提供的经济利益有限，并暗示这主要是特朗普为赢得连任而采取的政治行动。 我认为，欧盟如果真认为自己在中国没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要么就学美国，态度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权益，如今在隔岸观火说够风凉话并与中国进行各种勾兑之后，又想搭美国便车向中国索要更好的条件，只能说是懦夫行为，中国对此完全有主动权。但是，我想请那 位Gong先生以及有相同看法的中国同胞们放心：中国已经不是当年八国联军时代的中国，不管签下什么类型的贸易协议，都只是商业谈判，不是割地赔款丢属国，中国不会回到“百年前（被帝国主义瓜分）的黑夜”。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脸书上留言的Gong先生在国人中绝非糊涂一类，他的观点代表不少人的看法。这种思维究其成因，一，是中共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所造成，二，中国政府一开头就将贸易战的起因解说成美国要打击正在变得日益强大的中国，却只字不提己方面盗窃知识产权违背国际规则；三、在国际国内所有争端及协议中，中国人只有输赢概念，没有双赢观念，认为我之所失，必你之所得，并不真懂得正常的协议谈判过程其实是双方各自要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某方所失未必另一方所得。比如农产品采购，并非中国所失，美国得到的份额来自于中国对巴西、阿根廷等国的采购。如我在《美国之胜：将中国从进攻逼回防御状态》等文章中强调的那样，中美贸易战输赢早就成了定局，签订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于中国则是明智的止损措施。所以，将这个贸易协议说成是《马关条约》，作为国内人对当局的泄愤之辞可以理解，但如果当真，那是拿自己开玩笑。同样，将这一协议说成中国“转危为安”的战略性机遇，也未免有点过分安抚当局。 认识问题还是从现实出发为好，否则就是自欺欺人。 （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月2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21202017294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西方左派是邪恶的同盟军
民主党本周一在波士顿召开了党代会，提名克里（凯瑞）为总统候选人，由此正式拉开了美国两党争夺白宫的决战序幕。 包括克里在内，民主党的名流和好莱坞的左派影星们，轮番到党代会上演讲煽情，讲来讲去，无非是左派的传统理念，要扩大税收，扩大福利，扩大政府，要实行社会主义那样的均贫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主要是攻击布什政府武力铲除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 这种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更在欧洲回响。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就此撰写了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一书，比喻说，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即美国的气质更像男人，而欧洲像女人，由於实力和气质不同，才发生分歧。但从美国民主党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来看，这不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而是西方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理念不同，通过这场战争而更显现出来。因而按卡根的比喻延伸，应该是，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这场分歧，其实主要围绕在三个价值上。第一，怎样看待自由的价值。面对左派的批评，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总统最近仍强调说，自由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礼物，美国有道德责任帮助伊拉克人民重获自由；而铲除萨达姆，是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这个「礼物」的先决条件。从巴格达被解放後，迄今人权组织已在伊拉克发掘出三千多秘密尸体掩埋地，估计有三十万人被萨达姆杀害。 而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为代表的西方左派却认为，只要伊拉克没有大众毁灭性武器，美国就不应该武力倒萨，那里的人民有没有自由，是他们自己的事。七月四日克里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美国不应把战略目标定为在伊拉克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而应该把目标定在维持那里的稳定。布什强调自由，克里强调稳定，哪一个价值更有人性，更承担人类的道德负责？ 第二个，怎样看待中东问题。布什为代表的西方右派认为，铲除萨达姆政权，等於在22个从无真正选举的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在地缘政治上，把民主之风吹进「中东」，促使那里发生变革，改变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时通过斩断萨达姆对阿拉法特的支持，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条件。而克里所代表的西方左派，则倾向和萨达姆「谈判」，虽然自第一次海湾战争，西方已和萨达姆谈了十年而毫无效果，但克里、希拉克、施罗德、克林顿们，就像当年的张伯伦执著地相信希特勒一样，相信他们的萨达姆们也会「良心发现」。美国付出两座世贸大厦和三千多生命的代价，仍没有使今天的张伯伦们清醒。 第三个，怎样看待恐怖主义威胁。布什等保守派认为，不能等发生了911，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再采取行动，而应先发制人，用军事手段把那些「拉登们」事先铲除。萨达姆不仅曾使用生化武器杀害库德族人民（五千人遇难），还一直不真正接受联合国的核武检查。而且萨达姆政权和盖达组织勾结，塔列班头目在巴格达活动，都是公开的秘密。一旦核武或生化武器落入恐怖份子手中，後果将不堪设想。正是由於结束了「邪恶轴心」中的巴格达政权，另一个小邪恶利比亚才被威慑得主动放弃核武，而另一个中东小霸王叙利亚，也才有所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恐怖份子。 而左派的愚昧就是永远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在西方自由世界艰难地和共产世界较量的20世纪，西方左派从来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今天共产主义失败了，人类付出了超过亿万生命的代价，但西方左派丝毫不忏悔他们在冷战中成为共产世界同盟的耻辱。今天则又理直气壮地出来，继续抗衡以布什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反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西方左派的这种杯葛，拖後腿，和严重内耗的攻击，只能使自由世界和被奴役的世界同时都付出更大的代价。但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有张伯伦，就一定会产生邱吉尔，而且最後的胜利一定属於「邱吉尔」和坚信自由价值的人们！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28日） 2004-07-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陈元为何未能出掌金砖银行？
何清涟 中俄巴印等五国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酝酿了好几年，选址何处、以及谁将出任首任行长，均是国际金融界关心的大事。此事最近终于揭盅，总部如中国所愿设在上海；首任行长则来自印度，一直被视为金砖银行首任行长的当然人选陈元，不仅与行长一职无缘，也与首任理事会主席、董事会主席无缘。 \“落选背后的原因”：媒体忌谈\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薄熙来案未审结之前，也许会引起不小的媒体波澜。事到如今，国内媒体大多沉默以对，只有澎湃新闻发了一篇《陈元落选金砖银行行长背后》（7月17日），标题看似有料，但内容却很技巧地虚言实指，只在关键处来点暗示。比如“外界分析，中国意外落选行长，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筹建中未占据主导权”，“至于中国是主动还是被动放弃主导权，外界不得而知”。 但报道作者实不甘心就此停住，“此处插一句，在同类型的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筹建过程中，中国则一直牢牢占据主动权。亚投行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0月访问印尼时公开倡议发起的。该行的直接对手是由日本人把控的亚洲开发银行，其拟议中的注册资本是1000亿美元，主要操盘者是中国财政部，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群担纲筹建组负责人。” 只要了解陈元在中国金融界曾有的地位，以及他任掌门人的国开行自2007年以后给予重庆的鼎力金融支持，就会明白这段曲里拐弯的话，其实暗示了一向喜欢在国际合作中争取主导权的中国政府，此次却在金砖银行成立的过程中有意放弃了人事主导权，结果导致陈元未能出任行长。 其它中国媒体都不想触犯政治忌讳，对陈元无缘金砖银行行长一事表示沉默。但如果了解2007年之后国开行因支持薄熙来为重庆支付的帐单，对今天这一结局就不会意外。 \陈元：曾呼风唤雨的金融帝王\ 还是先从往事说起。 2013年，国际金融界广为流传一条消息，68岁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退休，负责筹建一家服务于金砖五国的开发银行。其时陈元虽然已年届68岁，并获任命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外界均知，他这退休并不情愿，只是因为他执掌的国开行，在薄熙来督渝之后，为薄充当了金主，倾注了巨额资金。薄熙来事败，因其是中共元老陈云长子，干碍于红二代这一共同身份标记，习近平让其软着陆。金砖银行行长，当时还只是陈元参与筹办之事，当作空心汤团许诺未尝不可。 在中国众多银行当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简称国开行）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它是中国政府的附属物，三大股东分别是中国财政部、汇金公司和社保基金理事会，秉持的特殊任务是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它有两大别的银行没有的特殊性，一是其大部分放贷都是由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决定的，二是其放贷资金来源不是存款，来源于其可以发行其它银行必须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购买的债券，仅2011年就发行了一万亿债券，这个优势使得国开行的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其它银行。加上陈元因其家世拥有稀缺的体制内非正式资源，赋予了他别人所没有的自由，国际金融界都知道，对于流动性和资金紧张的银行来说，与国开行合作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因以上优势，国开行成为全球融资的“金主” ，除了为中国内地的大型基建项目提供融资以外，还支持国内龙头企业向海外扩张。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特别是那些涉及订购中国设备或者是中方协议购买铁矿石和煤炭等资源的项目，或者是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项目，都是国开行重点支持的项目。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8月在《陈元：中国国开行的当家人》中如此描述陈元当时的“气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代表团来到发展中国家审核潜在贷款项目，始终都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国开行董事长陈元带队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世界上很少有银行像国开行一样大手笔。这家中国银行已经为安哥拉、巴西、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等国的项目提供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贷款。难怪陈元出访海外的时候能够得到皇室级待遇。” 从这个呼风唤雨的位置上退休，虽然晋身为副国级的党与国家领导人，陈元的不情愿显而易见。但大势已去，陈元在退休的同时即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重温江泽民1993年《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的讲话为由，强调自己对金融电子化及金融行业的贡献。字里行间，对金融帝王之位依依难舍。 是什么原因导致陈元不得不离开国开行掌门之位？缘由全在“国开行的重庆账本”。 \权争旧帐难抹去\ 薄熙来督渝时，走向下汲取政治支持之路，西方社会用福利换选票的左派政治路线，被他演化成用福利换取政治支持。当时，国内一直在竞猜，支持唱红打黑与重庆模式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直到薄熙来倒台之后，有评论人士写了篇《国开行的重庆账本》（《金融时报》2012年5月15日），细算了一笔帐：从2007年至2011年底，重庆市全部地方融资平台余额应该在4620亿元左右，国开行的平台贷占重庆全部平台贷的 25%，即1155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陈元鼎力相助，做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大金主，这个戏台至少塌了一只角。 自古及今，专制政权的宫廷大位之争都是政治豪赌，赢家通吃。输家赔上的不仅是地位与富贵，弄不好还有生命之虞。中共自毛之后，总算是结束了宫廷内斗砍人头的血腥历史，但失败者高墙圈禁之厄难免。薄熙来在大位之争中失败，已经成为一个悲剧人物，陈元做为薄的大金主，如今只是不能做金砖银行的行长，但可以在政协副主席位置上终老，已经算是“善终考”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2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721/196239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远志明柴玲谁该下地狱
远志明和柴玲都在华人世界知名度很高，在这样两个来到美国后成了基督徒的公众人物之间，发生了柴玲指控远志明二十多年前曾强暴她的事件，但主要华文媒体却几乎连理都不理。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首先是华文媒体远不够专业，再就是柴玲成为基督徒后发表的“宽恕”六四屠杀者的言论引起了众怒，导致很多人对她可能是强暴受害者一事也漠然。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却也不无可理解之处。 第一，政治层面的对错、轻重。 但问题是，如果因政治观点，因“宽恕”言论而反感柴玲、认为她被强暴也活该的人们，是否想过，被指控强奸的远志明为首的19人签署的《旧金山共识》的问题远比柴玲的宽恕更严重！我们看这样的句子∶ “我们祈祷，愿上帝赐下爱和饶恕，使中国在和谐、和睦、和平中完成社会转型，重建信用，得享平安，使公义如大水滔滔，使公平如江河滚滚。 我们祈祷，愿上帝赐福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使他们更有治国的智慧与能力┅┅ 我们祈祷，愿全能的上帝，赐福他的儿女，以百般的忍耐、温柔、谦卑，顺服上帝赐予执政掌权者秉公行义的权柄。” 这都说些什麽呢？难道不是意向清晰的跟当局的调情吗？这岂止是宽恕那个杀人政权，而是要上帝赐福、赐智慧、赐能力给他们（继续专制？），更呼吁被奴役的人们“以百般的忍耐”做独裁者的羔羊，“顺服上帝赐予执政掌权者秉公行义的权柄。”上帝赐予的？秉公行义的？这个句子是怎麽定位的？怎麽定能对？ 《共识》的签署者远志明、余杰、张伯笠等人真相信那个政权是秉公行义的吗？敢不敢站出来高声回答一句∶Yes！他们或许可以狡辩说，“我们祈祷上帝让他们秉公行义。”但在他们根本没有秉公行义之前（哪家的独裁者秉公行义过？）就先呼吁被奴役的百姓做顺从他们的羔羊？那些不原谅柴玲“宽恕”的人们，能理解远志明们这种“和谐、共识”吗？ 为了在本文准确引用《旧金山共识》的句子，我去谷歌搜索原文，结果第一条竟然是百度百科的。尽管我早就意识到这个《共识》是给当局送飞吻的，但它能登上百度百科还是让我很吃惊。出于好奇，就在那里继续“百度”了一下，结果发现不仅远志明本人，签署《共识》的主要人物在百度百科里都有词条，居然连张伯笠这种逃亡出来的天安门学生领袖都能被允许进入百度百科。而柴玲、封从德、熊炎等学生领袖则均没有词条。人所共知，百度百科词条是经过“政审”过滤的，能在百度百科顺利“登陆”，实可谓《共识》的成就之一。 中国人的信仰世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少原来很反共的人，一成基督徒要麽开始喊服从权柄（哪怕是独裁者），要麽开始喊宽恕杀人犯；远志明和柴玲恰恰成为这两点的代表。按说他们应该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强烈地对抗无神论的专制政权才合乎逻辑呵。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基督徒们，不是最鼎力对抗共产（和任何独裁）世界的群体吗？ 看那些在美国的韩国人基督徒，既坚定反共，又亲资本主义；人家韩国人办的《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是全美最反共的英文报纸。而大多数中国人基督徒，既不反共，也不亲资本主义（起码没什麽能让人看得见的东西）。怎麽啥事儿到了中国人这里，就都会变味呢？反共亲资本主义的中国人基督徒，我感觉，人数极少。 而远志明们所要侍奉的“神”的事业，就是首先让更多的中国人变成顺服当今这个“秉公行义”的政权的羔羊吗？当年美国的基督徒、建国之父华盛顿们，那些肩上垫著《圣经》向英国殖民者开枪的牧师们，怎麽就没喊要服从统治者的权柄呢？跟英国打独立战争时的美国人口中99.8%是基督徒，而英国殖民者还没有滥杀无辜，只不过是课税重了些而已。怎麽中国人一信基督（尤其是一出名），就首先学会服从撒旦的权柄了呢？ 那个最早以《拯救与逍遥》在中国推崇基督教理论而产生影响的刘小枫，现在竟然成了一个肯定文革、推崇毛泽东的左疯人物。远志明们几年前已经开始号召服从中国执政者（其实应该清晰明确地直说∶中国共产党）的权柄了，下一步要往何处去？ 对那些喊著“上帝让人要服从权柄”的中国牧师们，往高尚一面去说，是盲从圣经原教旨；往低俗一面去评，是为了扩大他们主导的基督教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而不惜呼吁教徒做顺从专制的羔羊，是给自己不敢反抗、不想反抗、甚至想跟独裁政权“和谐共处”而找个“神圣”的理由。难怪在中国人基督徒世界难得听见点反独裁专制的声音。 对八九民运、六四屠杀，远志明讲道时的口径也追随那个“秉公行义”的政权，成了“那回事，那件事”，“屠杀”的字眼早就抹掉不提了。 如果没有政治考量，不为跟政权合作的话，《共识》就别提“执政掌权者”，莫喊羔羊要顺服那个屠杀过多少人的专制政权，让凯撒去管凯撒的，你们好好侍奉上帝，好好按远志明牧师指教的那样经营个人的“幸福婚姻”不就很好了嘛？！ 如果说以远志明为首的“和谐/共识”和柴玲的“宽恕”是同样性质的东西的话，我认为前者是（一个团体的男人们）带著明显的gong利主义和权宜之计的“理性思考”，而后者只是（单独一个女人）刚信基督不久、还处于亢奋阶段的“感性模仿”。前者展示出来的问题比后者要严重得多，坏影响力也远超过后者。 对柴玲，大家都知道，她成为众矢之的，用余杰的话说，柴玲成了大家的“箭垛”，遭到一大堆民运、异议人士和网友的文字讨伐。但奇怪的是，那些讨伐柴玲的人，对一帮大男人签署的《旧金山共识》怎麽都不出声？一片静悄悄。都跪在地上求上帝给习大人智慧呢？还是都在低头沉思怎麽做好顺服的羔羊？ 明摆著，在对中共是“和谐/共识”还是“宽恕”的问题上，起码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有一些反共的人（亲共的不必提），对远志明和柴玲是双重标准的，就像他们对刘晓波和柴玲是双重标准一样（最滑稽的是余杰，左手签《旧金山共识》，右手讨伐柴玲）。我实在想不明白这种双重标准的理由，只好诛心论——是不是因为那两个男人都有团伙，都是笔杆子，当今的名声、势力也都超过柴玲？明摆著，和他俩相比，柴玲是个太容易被宰割的羔羊。 不管怎麽说，反感柴玲的“宽恕”者，应该更不满远志明等人的《共识》才合乎逻辑。 第二，政治观点和真实，哪个更重要？ 但是，但是！我虽然完全不认同以远志明先生为首签署的《旧金山共识》，却也绝不认为因此就应该用私德问题把他打倒，尤其是，更不可以因此就容忍他被编织的谎言而打倒——如果柴玲的指控是撒谎的话。这里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二十多年前（1992年）因和同居12年的女友米娅·法罗（Mia Farrow）的养女宋宜（Soon-Yi）发生性关系（后来结婚）而闹成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的新闻。随后不久，米娅就指控伍迪性侵他们共同领养的七岁女儿蒂兰（Dylan），但伍迪强烈否认，也并未因此被起诉。 去年（2014年2月1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发表一篇文章（Dylan Farrow’s Story），介绍蒂兰已经长大成人，她坚持说伍迪当年性侵了她。纪思道的专栏清晰明确地站在“被性侵者”一边，在专栏中大量引用蒂兰的信（几乎等于用《纽约时报》版面给蒂兰做宣传），并在博客中全文刊登了蒂兰指控伍迪的信。 一个星期后（2014年2月7日），伍迪艾伦本人在《纽约时报》回应。该文用摆事实、推常识使我相信∶伍迪没有性侵蒂兰，是她母亲当年由于嫉恨伍迪和宋宜的关系而教唆幼女诬陷了伍迪。伍迪艾伦的这篇回应写得非常好，点最关键的事实，推最易懂的常理，一篇很好的范文。相比之下，纪思道的专栏则空洞、疲软到不给蒂兰起副作用就不错了。 很多读者都知道伍迪艾伦是个多麽左倾的家伙，就像《辛德勒的名单》导演斯皮尔伯格、《美丽人生》导演罗伯特.贝尼尼（Roberto Benigni）那种极左的、却颇有艺术天赋的犹太人导演。读过我一些文章的读者可能了解，我对极左派是非常反感的（不对，是痛恨），完全认同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的说法∶“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也就是说，在我眼里，伍迪艾伦属于那些“人类自由掘墓人”中的一份子。我也一点都不喜欢他的电影，他探讨的话题都很大（有无上帝、人生有无意义等存在主义的东西），描写的人生却很病态。 但在他是否性侵幼女这件事上，我倾向他的说辞是真话。毫无疑问，伍迪文笔再好，也必须建立在可信的事实之上才能服人。他拿出的几个主要事实是∶1，他主动去做了测谎，并邀请米娅也做，但米娅却不肯。2，被指控的“性侵7岁养女”一事，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之前和之后，伍迪从未被指控过性侵幼女。3，警方医生检查，认为蒂兰没有被性侵。4，耶鲁大学专家小组评估结论，蒂兰没有被性侵。 这些事实对他证明自己无辜所起的作用，用网上评论者的话说是“huge（巨大的）”，我完全同感。除此之外，据媒体报道，米娅还有其它撒谎事例，比如她97年写书说和伍迪同居期间从未和别的男人调过情，但多年后接受采访却说，一直被认为是她和伍迪亲生（并一直由伍迪出钱抚养的）儿子却很可能是她和前夫所生；她（亲生和领养）的有14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像她自己书里描写的那麽幸福和睦，而是有很多问题等等。这些事实让我推断∶米娅对伍迪的指控是狠毒的诬陷和报复。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两点∶ 第一，政治观点应该、必须让位给真实、事实。真实的价值高于意识形态。对人和事的判断首先应该追求真实，绝不可因政治立场不同，就幸灾乐祸——把那个很幽默、能影响很多年轻人想法的左倾老头因“性侵幼女”而关到监狱消声才好，管他是真是假呢。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既害了人，也达不到目的；而这个过程中更挖掘、强化了自身的人性恶。如果我的判断正确，米娅真是撒谎害人，那麽，无论她领养过多少个残疾儿童的善举，在我眼里，都不能抵消这一个害人谎言的恶。第二∶无论一个人有多强的先入之见、意识形态的倾向性，真实都有胜利的机会。 所以，无论是因为柴玲的“宽恕”而（潜意识里）认为她被强暴也活该，或因远志明的“和谐/共识”而认可他被“诬陷”，都在意识形态高于真实的错误思路上。 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只应关注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这两个公众人物谁撒谎都不是小事，对远志明来说尤其严重，因为他是要每天讲道、宣教的牧师。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俩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俩谁撒谎谁该下地狱。 第三，Sin（原罪）和Crime（犯罪） 中国人出于对共产年代被强迫的清心寡欲的不满，尤其是对婚外性等在中国曾遭到严惩的愤怒，当今很多人对“干预私生活领域”的事不以为然。所以柴玲远志明事件刚出来时，很多人指责柴玲把这事捅到公共视野，当时网络评论上不同情柴玲的人好像比要追究远志明的人多（但在18名牧师《调查报告》发布之后，倾向柴玲的人倍增）。 如果柴玲也认同当年是你情我愿的性行为，只因远志明现在是有名的牧师了，就要他为当年的婚外性负责而公布于众，那的确是有很大争议的余地。但问题是柴玲自认是强暴。这里就有一个sin和crime的区分，没法不另眼相对了。中文把这两个意思有本质不同的英文都译成了“罪”，以致有时连概念也被模糊掉了。Sin是道德范畴的东西，Crime则是违犯世俗法律的。 sin范畴的东西宗教和世俗界看法有差别，但crime则是只要被指控，就没有余地，没有隐私。比如天主教的不少神父是同性恋，那是sin（起码对教徒来说），媒体基本回避，但如果涉嫌性侵男童，那就是crime，不仅世俗法律要管，被指控者也完全不受隐私保护，媒体是挖到必报，无论最后是否能定罪。 再比如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的袭胸事件。当时绿营不少人把它和蓝营立法委员吴育升的婚外性相提并论。但婚外性无论怎麽缺德，只要双方认可，都是在sin的范畴；而袭胸则是很大胆的crime，因那不仅是在公共场所，而且受害人是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呵。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的辩护是“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吧？！”他居然不懂得∶太多人对异性动欲念，太少人敢犯袭胸罪——那不是抢银行连面罩都不戴麽！ 对于远志明来说，他被指控的是强暴，是犯罪，所以就没有“私生活领域”的余地了；认或不认，都只有公开辩护了。其次，即使是sin范畴的东西，由于远志明是牧师，是神职人员，这无论教会、媒体或大众，都另眼看待，有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出名的牧师。所以无论从sin 和crime的角度，还是从对神职人员/公众人物的角度，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事件，在正常社会都会被媒体报道/关注，更何况双方都是公众人物。 所以，如果因对共产世界压抑人性不满，报复把两情相悦的性行为当流氓投进监狱的荒唐年代，而马上倾向理解远志明，不把柴玲的指控当回事，不在乎真相如何的话，或许应该检视一下，这里是否有一个“被压抑叛逆症”的问题？经过共产荒诞岁月的人有这个叛逆症状并不奇怪，但如果因此就把和性有关的sin和crime统统搅糊到一块，就有问题了。 远志明先生被指控，当然绝不等于就是犯罪了。但人们在谴责柴玲之前，应该是先追究真相。谁听说过有人举报犯罪，警察或邻居先对举报人不满的？一定是先去“被举报者”那里调查事实才对吧？不追究真相的话，不仅受害者的正义不能伸张，同样重要的是，那会使无辜者蒙冤。 第四，公众人物怎麽面对批评和指控？ 伍迪艾伦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回应了纪思道站在“指控者”立场发表的专栏。他的回应速度和颇具说服力的文章（约1900英文字，译成中文4000字左右），使我相信了他没有性侵米娅法罗的幼女。 但远志明对柴玲指控的应对，迄今为止，我认为既是失败的，更是错误的，不仅为他证明自己无辜制造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基本上等于认账不认错。 从一开始两人单独处理时用带威胁性质的口气警告柴玲别对外说，到不理会柴玲就四人（柴、远、徐牧师、周牧师）面谈所做的记录，再到不理会柴玲给教会内部和神州传播协会的信，再到不理会柴玲的公开信，导致13名牧师发信要求调查，同样不理会，然后再接再厉，更不理会柴玲接二连三的公开信、柴玲的教会给远志明教会的信，促使18位华人教会牧者联署发布了《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披露除了柴玲指控的强暴之外，远牧师还曾被其他女性指控。面对这种情形，远志明仍一声不出，而是由他服事的神州传播协会董事长谢文杰发公告，威胁要起诉发表《调查报告》的18名牧师和“散布未经证实指控的机构”（集中发表了柴玲的公开信和争论文章的“曹长青网站”肯定也得包括进去吧？），最后一路把柴玲刺激到告上法庭。前后长达三年又三个月（2011年11月¬—2015年3月），内部三年，公开三个月。 直到3月2日，远志明才在其个人脸书发表了一篇把标题、日期、签名全算上总共只有279个字的回应（“致教会弟兄姐妹的信”），表示对（18名牧者调查报告所指的）“强奸、诱奸未遂和性侵指控，我一概否认。” 首先，我完全认同远志明先生的一个观点∶“我不能承认我没有犯过的罪。”而且还应再加上一句，如果被诬告，必须坚决反击。但问题是，如果被指控，只消自己宣称一句“我一概否认”就真能否认得了的话，那不是有太多人想干、敢干坏事儿了吗？ 我们看美国公众人物的做法∶被批评或指控，如果自己错了，就赶紧认错道歉；如果自己没错（或被批过重、不实）就迅速澄清、解释。也就是说，有错赶紧认，没错赶紧辩。这个过程基本上也就像伍迪艾伦的一周左右，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damage control（损害控制）的角度都应该这麽做，否则拖个十天半月（更何况几个月），不就自我定罪了嘛，除非你用这段时间拿出绝对战胜对方的雄厚事实。像“天才老爹”卡斯比那样一声不出的极为罕见，因为那是清楚地昭示天下——认不起，赖不掉，又不肯认错。而像克林顿那种用谎言狡辩的，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结果是，为赖掉一个轻罪，犯一个重罪（他后来被众议院弹劾通过，不是因性丑闻，而是撒谎和干预司法调查）。 所以，无论任何公众人物，面对强有力的批评或指控不出声、不回应的做法本身，就已经是把答案给了世人。大家看韩寒的造假团队还活著吗？早就成了不报丧的僵尸了吧。美国那个“天才老爹”被那麽多人指控不出声，也被埋到脖子了。另外，每一个所谓的名人、公众人物背后都有一群“粉丝”，宗教里更容易有“盲目”的粉丝，但在遇到批评时如果以为从粉丝那里取到的暖就可以改变真实，抹掉“公众观感”，那是自欺却不能欺人的。 以远志明先生布道的成gong，讲道的说服力，和写书著述的娴熟文字能力，如果是被柴玲诬告，不仅应该有能力像伍迪艾伦一样据理力争，更完全有必要这麽去做。个人的尊严和荣誉是必须要捍卫的。柴玲的指控，不是匿名者从黑暗角落扔过来的石头、泼过来的脏水；她不仅真名真姓，而且是有名的公众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远志明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自己，像鸵鸟般一头扎进沙子里，都是一种承受不起之重。而他被公开指控三个月之后的279个字的回应，实在令人难以恭维，因为没有一句是用事实说话，只是通告大家，他对指控“一概否认”，表示要积极配合神州传播协会的调查，同时辞去一切侍奉和事工。 这里读者马上就会有几个问题∶第一，没错的话（“一概否认”当然是没错）凭什麽“辞去一切侍奉和事工”？第二，神州传播协会不仅是远志明亲自创立、密切参与、并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机构，而且从董事会主席发布的公告内容来看，他甚至扬言要起诉18名牧师。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相信神州董事会的“调查”结果？神州协会别说做“公正”的调查，他们恐怕连调查都不会做吧？对柴玲的一再请求连封信都不回，现在干脆就雇个律师来挡驾，明摆著是拉开架势——根本就不理你们那个茬。如此这般的傲慢哪里来的？他们大概忘记了∶撒旦原是神的天使，由于骄傲而堕落了。“神州”的公告等于是宣告，那个“州”(是否在堕落不知道）起码是离神还有太远的距离，让人感觉太是“人州”了。 而且，“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2015年2月25日）那个372字的公告做得低档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该公告指控18名真名实姓牧者联署的《调查报告》是“┅匿名同工┅非法私立罪名┅散布流言蜚语┅破坏教会体统，严重损害神的教会┅”所以“神州传播协会质疑‘调查委员会’组织者的动机，并否认其正当性、公正性与合法性”，而且“保留对调查报告发布者，‘调查委员会’的发起人及其相关人员，以及帮忙散布未经证实指控的机构的诉讼权。” 说实话，刚读到这个公告的时候，我颇有点目瞪口呆，感觉神州董事会主席好像是跳著脚要拿棒子打人的样子。当时感觉，天哪，谢文杰这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东西不是存心要害远志明吗？他发表之前给远志明看过吗？给其他神州董事会成员看过吗？怎麽能用这种最下策、最低档次的做法——口头威胁，却不用任何事实说话。真名实姓的18个牧者怎麽成“匿名同工”了呢？如此说法不是儿戏麽？ 再说，神州传播协会保留什麽起诉权？柴玲和另外两名女性也不是指控神州犯罪。只不过要求他们调查，结果神州就连威胁带恐吓，这也太不讲理，态度太恶劣了点吧？此举不仅不像耶稣追随者的做法，甚至连一个正常的机构、组织的做法都不像，而像是一个没理性的个人的宣泄。这真是远志明的不幸。 另外，神州的“保留起诉权”是一个最可笑的唬人句子。除非在某些案件中你被要求特别在法院签署一个放弃诉讼的文件，否则谁没有起诉权呵？你需要喊“我保留吃饭的权利”吗？那些在中国撒谎欺骗的吴征杨澜、韩寒之类，都这麽咋呼过。这种“过坟地吹口哨”的心虚，完全等于是“我有罪”宣言，否则就直接上法院提告去了，喊什麽呢？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家族被《纽约时报》报道指出拥有27亿美元资产，温家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表示要对《纽约时报》“保留起诉权”。两年半过去了，怎麽还没递状子呵？ 不知读者是否看过今年1月3日“13位华人教会牧师对‘柴玲写给教会的信’的回应”（见∶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584）。那封信写得很理性、条理，也很诚恳。相比之下，别的不说，仅从态度和文字上来讲，谢文杰的“公告”就实在太寒碜了。本来远志明无罪、有理的话，都会被神州协会那麽低档的公告起码给“定了一多半罪”。人不是不可以愤怒，事实上，如果被诬告会非常愤怒（连耶稣都有发怒的时候）。但愤怒之后，应该用事实、用道理来反驳，尤其是一个高举著“神”的旗帜，以传播“爱和宽容”为己任的机构。而那种气急败坏的空话否认和威胁，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也许不少人可能有（给远志明按牧的）刘彤牧师那种思维∶这种“他说、她说”没有其他证人的事情，怎麽能讲得明白？当然能。过去这些年来，远志明先生写过、讲过那麽多东西，他的布道之所以成gong，都和他的文字、讲话流畅易懂有很大关系。他既然能征服刘彤牧师、徐志秋牧师和周爱玲牧师，让他们都相信他的说法，那为什麽不能用同样语言让广大教友和公众也像那三位牧师一样相信他呢？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一再强调，要相信多数人的常识判断力，否则我们连民主制度也没法相信了。在令人信服的事实面前，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也能被征服。极左的伍迪艾伦说服了我这种铁杆右派起码是一个佐证。 在有监督的、正常的民主社会，名人、公众人物其实得夹著尾巴做人。没人能做成圣人，一旦出错被抓住、被批评，只有比普通人更谦卑、更加倍地认错才有可能得到谅解。一个人有多高调，他出错后的道歉也得有多大声，否则媒体、大众都不原谅，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监督、平衡机制。也正因为没人能做成圣人，所以媒体这“第四权”的制约，就不仅是对大众有好处，对犯错的权势者、名人同样好。设想，如果中国有第四权，早早就有媒体监督批评，什麽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之类，哪至于栽到地狱门口才傻眼的地步。 在西方社会是，犯错，认错，悔罪，然后被宽恕，被接受，被重新拥抱。这是一个正向循环。而中国人就是柏杨所说的“死不认错”的恶性循环。大家有目共睹∶中国人社会公众人物的一大特色就是只要被批评，就坚决死挺、死不认错到底。这其实是最极端的一种“承认有罪”方式。此举岂止是傲慢，更是愚蠢，因为公众人物比普通人更“傲慢”不起。伍迪艾伦那麽大名鼎鼎都傲慢不起，立马撰文为自己辩护。谁都明白，死挺者基本都是卡斯比性质。 作为华人社会有名的牧师，无论远志明先生是无辜的，还是真有错，起码在面对指控的回应上，他的表现是令人遗憾的。远牧师本应有能力、有水平站得更高一点，给所有华人的公众人物们做一个“面对批评指控，应该怎样表现”的基督徒的榜样——那又何尝不是传道的一部分呢？ 新约圣经里不是这样教导基督徒的麽∶如果别人不能从你们的生活中找到你们的信仰，你们可能根本不是属神的人。 想起在电视上听过的美国布道家John Hagee的一句话，他说犯错后如何表现，“不是改变你，而是展露你。It does not change who you are, it reveals who you are.” 第五，吃哪一碗饭的问题。 至于柴玲的强暴指控是否属实，网上讨论很多，但迄今并没有一面倒的倾向性，更没有定论。但远志明先生在他的脸书公开承认了两点∶一是信教前的婚外性，二是信教后有过“软弱”。信教前婚外性部分，如果通过测谎或经有公信力的机构裁决不是强暴，而是两厢情愿的，那这部分应该是当事人各自带到坟墓去，不属外人的business。 至于信教后的“软弱”是什麽？远志明没有说明。如果是18位牧者《调查报告》所指的“性侵”和“诱奸未遂”，那是发生在2013年，也就是在远志明因布道、做电视片等而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对那种既没有强暴，也尚无实质性行为，顶多能被定为“性骚扰”的东西，应该怎麽看？怎麽对待？ 我的网站（caochangqing.com）转载了一篇题为《34名女子指控基督教领袖性侵为何被掩盖多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位现已80岁、影响了几百万人的很成gong的美国布道家，自2011年到2014年，被多人指控多年前的“性侵/性骚扰”。从该文披露的内容看，那些行为“性侵”够不上，“性骚扰”也勉强，这在世俗界会被讨厌，被痛斥，但应该达不到被惩罚的程度。但这在教会教友中就是很大的事。布道家本人的名气、影响力越大，这个事件就越严重。在争议了两年多之后，该布道家去年（2014）以“最大的错误是冒犯了神”的说法而正式发声明道歉辞职，成为该教会和宗教界一大丑闻。 以世俗眼光看这种问题，当然不会是“冒犯了神”，或违背了哪条教义，我个人倾向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来看。 有人指责远志明住近百万美元的房子、开豪华奔驰车等。对这点我倒不认为是什麽问题。他去布道，有人捐献，他写书、做电视片，有人购买，这些带来的经济收入也不是不义之财。我们看美国的大布道家，个个都是大财主。我个人也认识一个在最大的宗教电视台TBN上有节目的美国布道家，去过他家，是我迄今亲眼见过的最豪华的住宅。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有的布道家甚至有私人飞机。 对基督徒来说，大概可解释为，这财富是上帝的给予。对不信者来说，有人认为布道就是一个“营生”（东北话∶一个活法，一个生意）。就算是一个生意也没什麽错，他们就像心理辅导医生那样，使很多人从中得到益处，家庭更和睦，或事业更兴旺，或战胜困苦的毅力增强了等等。你愿掏钱买精神收获，可谓自由交易。 那问题是什麽呢？是一个职业道德要求的问题。做牧师，你的财富源自你用《圣经》的准则来教导大家要家庭和睦、婚姻美满，不应有婚外情、婚外性之类的“罪”；你又要用自身榜样的力量让大家感动，让大家信；信，才更捐献。如果你的行为违背你自己的布道的话，从贸易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你的钱赚得不够地道了，就有用谎话换取“信任和金钱”的问题了。 一位女性读者从一个我没想到的角度评论那个“诱奸未遂”的指控∶远志明经常外出演讲布道，如果撞到美人鱼，无法自控，软弱跌倒，也算可以理解；但他不是“撞”到，而是去钓鱼，而且是还没出家门就准备好鱼竿之类（电子信联络），这作为一个牧师就太超过了。而且，他既然公开标榜幸福婚姻，那为什麽到现在为止一句公开向家人道歉的话都没有？ 其实世俗界对公众人物的“私德”要求也并不是平等对待的。像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和篮球明星科比就因婚外性而向公众道歉，否则他们代言的广告商就撤（道歉之前已经有大厂家撤了）——那是他们饭碗的一部分。而另一类公众人物，像电脑天才比尔·盖茨，结婚后还每年有一段时间跟前女友一起渡假；股票大亨巴菲特四分之一世纪跟女友同居，也没跟妻子离婚，直到妻子去世才跟女友结婚。没人品头论足他们的私事，也没人从道德层面去要求他们；盖茨卖他的电脑软件，巴菲特给他的股民赚钱，都不是靠宣教男女道德伦理吃饭的。但如果布道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这麽做的话，那还了得？！ 如果葛培理被指控发生了类似远志明被指控的那种事情，那不仅在信徒里面，在世俗美国都一定会被闹翻天。这时信徒们会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向他扔石头”这种话吗？对指控上述那个大布道家性侵的34位女性，是否也可以像今天指责柴玲的基督徒们那样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向他扔石头吧”？（顺便提一句∶不少喊著别人没有资格向远牧师扔石头的人，可也没忘了往柴玲身上扔几块泥巴。） 要照搬原教旨的话，那教会任何人的丑闻、错误不是都不可以被批评了麽？天下哪有没出过错的人呢？批评家们应该首先被割喉，报道柴玲远志明一案的《今日基督教》英文报就应该先被封掉——他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另外，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耶稣不让给淫妇扔石头的前提是∶他和众人都已经认定，那个女人是淫妇。现在喊著不要给远志明扔石头的人，是首先给远志明定罪的人——你们已经认定∶远志明就是那个“淫妇”了，所以你们要学耶稣，宽恕他的罪，连帮他寻真相、除罪都不必了。 这些人大概没想过，如果不帮远牧师证明无辜的话，用中国政法大学张守东教授的话说，“‘真相在上帝’的说法只会使远先生余生一直在广大基督徒中永远洗刷不掉强奸嫌疑这团若隐若现、时隐时现伴其一生的疑云。”所以，那些不让追究真相而急于要“宽恕”的人，是最对不起远志明的人∶他们一错是已经给远志明定罪了；二错是不对远志明负责任——他如果无罪，却默许众人心里接受远志明有罪；他如果有罪，却容忍他不认错，阻止他灵命的成长；前两错导致第三错——要断了远志明今后布道的路，哪怕你的意愿正相反。这和共产党想把人带向天堂，其做法却把人送进地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不是甩帽子，个人小事和人类大事，其原理是一回事。 再说葛培理，正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布道角色，所以他明确规定自己，不单独和女性在一起，尤其不单独跟女性进一个房间，更别说进“旅馆”的房间了；因为他明白，即使什麽事情都不发生，他的职业也不容许他出那种差错，他的职业跟这种“私德”有直接的关系。 本文是从世俗角度评论此案，所以既不从“得罪神”这种宗教角度看问题，也不唱道德高调，只谈吃哪一碗饭是否就得守哪一行的业规这种很尘世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是因为家庭问题、为追求幸福婚姻而去教堂听讲道的。而远志明先生的布道、电视节目等，最成gong、最吸引人、最能感动女性的，大概也是他的“幸福婚姻系列”，而且这个系列又是靠大量讲他自己的婚姻如何从不幸走向幸福的经历。大家因相信、感动而捐献，而购买磁带。所以，从职业道德上来讲，远牧师犯不起这个错——说轻了，是言行不一；说重了，是你出售的产品里有掺假的成分。 无论怎麽说，在远志明做牧师尚未出实质性问题时得到这些警告，其实是好事，用基督徒的话说是神的美意。没有批评和监督，谁都可能忘乎所以，一旦走到上述那个80岁布道家的地步，就晚到没有机会改正了。 第六，是强暴？是谎言？还是伪善？ 最早引起我关注柴远事件的原因是“谎言/宽恕/伪善”的问题，而不是强暴。对这个事件，我的看法可能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我曾在推特上写过一句∶谎言是万恶之源，比强暴罪更重。这里详述几句∶ 千百年来，在整个人类，强奸都是重罪（从古时用乱石打死，到今天判十年八年，甚至更长），但撒弥天大谎，甚至用谎言害人却常常啥事都没有。事实上，强暴所带来的恶和用谎言害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强暴固然是严重侵犯受害人身心的行为，但是，强暴是瞬间“非理性”的动物欲望战胜了人的自律；而撒谎，则是“理性”的人清醒、理智地做恶事。 虽说可能没人没撒过谎，有些小谎是为了悦人，有的大谎甚至是为了护人，但细想人类的所有恶行，让个人和家庭最痛苦的，让群体和国家最遭难的，统统都是谎言。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所有最邪恶的东西的核心都是谎言。所以我确信，谎言是万恶之源！ 远志明的婚外性当然是错（对他妻子而言），但是，如果柴玲用编造的故事来陷害人，把一个确实是两情相悦的性行为指控为强暴，则是比婚外性更不可原谅的——如果这是在上诉期内，那麽柴玲的“诬告”就可能把远志明送进监狱，那就是米娅法罗一样的狠毒。 同样道理，如果远志明真的强暴了柴玲，反过来却编造柴玲约他过去、穿睡衣应门（等于主动勾引），还把一次性行为编造成多次性关系（以证明是两情相悦），把在柴玲住处发生的事，改编成柴玲到他住处找他，还说自己这个无罪的人却要替有罪的承担等等，那就是把自己的罪嫁祸于人，这在我眼里实在是比强暴本身更严重的罪。 对“强暴”的定性，男女当然可能有认知差别。男人会认为虽然是自己要求、对方不情愿却也没有强烈反抗的性行为不是强暴，也不是什麽大事，而女人则可能很不高兴，而且事后越想越生气，以致感觉是被性侵或强暴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多，但事实上，柴远之争的关键，根本不是对“那一次”是否强暴的认知差异，而是对整个事件的两个南辕北辙的“不同版本”。 如果真有一个让柴玲“震惊、愤怒、倒抽好几口冷气”的“远志明版本”，如果这个版本是编造的┅┅那可是比婚外性，不伦恋，甚至强暴，都邪恶的东西。 事实上，柴玲三年前（2011）就电邮“通知”远志明，她“饶恕”了他的“强暴”，愿意接受他的忏悔道歉，然后和解。远志明也在2014年6月18日回话∶“......我愿意为我有意无意、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带给你的一切伤害，彻底在神面前认罪，在你面前道歉......”（据柴玲第四封公开信） 如果远志明真的如上述所说去做了（说明他基本认可，或起码不想争执柴玲的强暴指控），那这个案子早就了结了，也根本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公众视野弄出这麽大动静。是横空出市的“远志明版本”惹出了这麽一大场风波，惹得柴玲不依不饶。 中国政法大学张守东教授在“远志明性侵话题与基督徒伦理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华人基督徒里有一种伪善盛行，就是“以宽恕之名阻止追究对他人犯下的罪过，以博得爱的美名。”这是很重要、很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观点！ 但我还发现另一个严重问题（大概不“盛行”，但绝对有），那就是夸张（甚至用谎言编造）别人的“罪”，然后宣称我“饶恕”了你的罪，以此彰显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了多麽了不起的宽恕和爱的能力。这就不仅仅是伪善了，而是邪恶。这是从虚荣，走向虚伪，走向伪善，再走向邪恶。往好里说，是为了高尚、美好的目的而导致（自己并没意识到）的邪恶；往真实里说，是为了表现“我是好人”而不惜害别人。 所以，最初读到柴玲写的“基督要我饶恕一个民运人士。他在我刚到普林斯顿时强暴了我，但他后来很快变成了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对“强暴”一说是有相当质疑的。心想，又出来一个为表现自己的饶恕能力而夸张别人的罪的“基督徒”。强暴，谁有那麽大胆？在美国有时候强暴被判的年头比杀个人还长，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军校男生因喝醉酒强奸了女同学居然被判终身监禁。 后来看到柴玲公开信指出是远志明，表示从2011年开始就私下单独和远志明沟通，说她饶恕了他，希望他道歉，愿意跟他和解；未果后又去找牧师，希望在教会内部解决，结果（那些和远志明有关系的）牧师们统统冷落她，神州传播协会干脆理都不理她。在实在无助的情况下，她才写了公开信。至此我开始有些相信她的说法了。 如果没有强暴，就不存在私下要求远志明道歉、并表示愿意和解一说。另外，她在单独跟远志明沟通时甚至对远说，“你还对谁做过像对我那样做的事，你应该去跟她们道歉。”这太荒唐了。如果当时是两情相悦，她不可能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来。 而面对柴玲在事隔20年之后的忽然电邮“饶恕”（2011年），远志明则马上回电，第一句话就问“这事你有没有跟人说？”这里就有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没有强暴，忽然接到柴玲的“饶恕”电邮，他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很愤怒，而不是问“你有没有跟别人说？”明明是你情我愿，哪怕女方是半推半就，也不能随便指控强奸（或性侵）这麽严重的罪呵！而且哪里谈得上“饶恕”的问题呢？尤其是，如果柴玲是“诬陷”，远志明为什麽还要去跟她见面并给她道歉？向诬陷者道歉？耶稣这样教导过吗？ 柴玲写给教会的第一封公开信长达一万一千字，中间还夹杂很多《圣经》引述，所以我初扫一遍的时候并无耐心，而且带著一种先入之见，要挑剔一个“夸张别人的罪，张扬自己饶恕能力”的伪善者、假宽恕者。但扫过之后开始改变看法，起码有了上述质疑。回头再认真看一遍，发现了一个使我更相信柴玲指控的重要理由，换句话说，是远志明本人的行为促我相信柴玲说的是真话—— 在这封信的前半部分，也就是柴玲描述远志明“强暴”的过程和细节，以及强烈谴责远志明强暴并撒谎的内容，共有三千多字，全是照抄她在2014年6月1日和6月14日写给远志明本人的电邮（我初扫时忽略了这点）。而且远志明回了电邮，表示愿意见面、道歉、和解（柴玲转述，没有直接引用）。于是在6月24日，远志明飞到波士顿，在两个牧师见证下会面。虽然没有承认强奸，但远志明一再向柴玲道歉。 这里首先有一个很关键的常识逻辑∶撒谎的话，你会去跟别人撒，而不会去跟清楚地知道这个事情经过的人撒。柴玲要撒谎，应该是跟别人，而不是给远志明本人写私人电邮撒谎。你们谁撒谎，会去跟亲身经历事实、清楚知道真相的人撒？ 希望现在读我这篇文章且不相信柴玲的人（尤其是男人们），再去看一遍“关于远志明——柴玲写给教会的信（第一封）”的前三分之一部分，然后设想一下，如果这是你本人，曾跟一个女人有过一次或几次两情相悦的性关系，二十多年之后，被这个女人编造指控为拙劣的强暴，并痛斥你的实话是谎言，甚至还1、2、3地质问你是否“强暴”过其他女人，要你去跟人家道歉，（大家去看看柴玲那些话说得有多重），那麽你还会不会回应这个女人的电邮？会不会同意跟她见面？尤其是，会不会去给她道歉？一个无辜者，去给一个用谎言跟自己胡说八道的人道歉？？？ 要是我的话，绝—不—会！我会愤怒至极，只能认为她疯了！最多，我会回一封信，用事实痛斥她的谎言，然后宁肯她把谎言张扬到全世界，也绝不跟这种撒谎害人的疯子再见面，更绝不可能向这种诬陷者道歉——那等于是向谎言道歉，是鼓励谎言害人，鼓励发疯，那是本末倒置！还找两个牧师见证我给她道歉？那就是我疯了！ 但这一切远志明都做了。那你们说说吧，到底是柴玲疯了，还是远志明疯了？如果柴玲疯了，撒这麽一堆弥天大谎，而远志明却回电话、电子信去应这些谎，还去见面一再道歉，还要求跟疯子拥抱（见柴玲第三封信），那他就彻底跟柴玲一起疯了。如果远志明没疯，那他这些做法只能给人一种感觉∶柴玲说的是真话，远志明的表现是面对事实要解决冲突的本能反应。 在柴玲2014年4月份没点名说一个成了名牧的民运人士强奸了她之后，网上就有很多猜疑的帖子说是远志明。在这种情况下，远志明如果是被诬陷，会更加愤怒，自己首先会去找柴玲“算账”，而不是在柴玲的强烈要求下主动去跟她和解。 重复一遍我前面说过的（自认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角度∶面对“撒谎、诬陷”，任何被诬陷者的本能反应都会是非常愤怒、震怒的！ 正因为如此，柴玲的反应，她对“远志明撒谎”所一而再、再而三表示的“非常愤怒”，相当引起我共鸣。换句话说，我认为她这种“愤怒”的心理状态才是面对（两人心里都清清楚楚的）谎言的正常反应。这是我倾向相信柴玲说真话的重要原因之一。 柴玲在第三封信里说，“远来会谈之前给我电邮，说要来彻底道歉。所以我去的时候是认定了彼此要和解的心态去的┅┅我对远志明提出一个不同的版本，非常震惊和愤怒┅┅他的谎言让我倒抽好几口气┅┅特别当我感觉到作证人的两位牧师有倾向相信远志明的这些谎言时，我太震惊、太愤怒了。┅┅努力克制自己愤怒、悲痛、被羞辱、震惊等交织的情绪。” 柴玲在第四封信说∶“（远志明）还说是柴玲到远的住所找他的..... 我当时感觉到浑身都在发抖┅┅他非但没有道歉，反而又编出了一套新的谎言。我很震惊，也深感再被羞辱。” 我非常理解这种忽然面对巨大谎言时“太震惊、太愤怒”的心理。而对远志明式的面对一个“用谎言诬陷”自己的人，却要去向她“彻底道歉”则完全不能理解。 请读者再从另一个角度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给你叙述曾经发生过的、你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你会“非常震惊和愤怒┅┅倒抽好几口气┅┅，太震惊、太愤怒了”吗？ 所以，综上所述，柴玲让我相信她的第一点，是她直接给远志明本人写电邮讲述“强暴”经过，而远志明却回电道歉。第二点就是柴玲公开信里对“谎言”所多次表示的震惊和愤怒。 第三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柴玲像伍迪艾伦一样，主动去做了测谎，而远志明则像米娅法罗一样不肯去做。测谎当然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实验表明它也有误差很大的时候），但是，从警方办案，到FBI，到美国的反恐机构等，都把测谎作为常用手段，这起码说明，测谎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另外，也非常值得人们参考的一点是∶在非强迫的情况下，谁主动愿意去测谎，还是拒绝测谎，这个第一本能反应本身也给出了很值得重视的参考答案！ 给柴玲远志明的会面做见证的徐志秋牧师说，“即便她（柴玲）成gong地通过测谎，也不能排除她真诚的记忆错误。”当然。但是，那不肯去做测谎的人是否更可能有记忆错误呢？这里徐志秋牧师的双重标准也太明显了点吧？一个简单的问题徐牧师为什麽不可以问呢∶既然柴玲在一封封公开信里一再要求“承认（强暴）或测谎”，志明兄你为什麽就不去做一下呢？常识常理是∶如果徐志秋发自内心相信远志明，真诚地希望帮远志明澄清事实，他一定会首先建议远志明去测谎，做这最基础的一步，甚至到多个机构去做，以还自己的清白。 第四点是网上已经有很多文章都谈过的，如果不是强暴（或起码某种程度的性侵），柴玲要“害”远志明的理由实在不充分——她既不是远志明因婚外恋而抛弃的前妻，也不是要借远志明出名或要钱的情妇。而且作为新基督徒，她对远志明为上帝所做的事还很感动，并用自己的书去交换他的电视CD。 第五点让我相信柴玲的理由，是她在这件事情上的执著，没有被周围那些都护著远志明的牧师们吓到。说谎的人会心虚，不那麽理直气壮，也不会有这种执著的劲头。如果柴玲撒谎，她不会一封又一封信（不仅自己的七封，大概已经超过了十万字，还有她丈夫的、教会的、律师的）促远志明回答，促教会调查。任何一个人，如果自己撒谎，会恐惧对方回答，恐惧对方拿出的事实。 第六点让我相信柴玲的理由牵扯到基督信仰，没走过那条路的人可能意识不到，所以这里多说几句。而且这点也可以回答很多人不解的、为什麽柴玲现在开始追究起远志明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强暴”了。 从柴玲的一堆公开信里，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她非常耿耿于怀一件事，一度再度地不断提及∶“他（远志明）一直没有跟我认罪道歉，使我19年没能信基督┅┅使我19年里没有能做主为我预备好的工作┅┅19年没有办法帮助中国结束一胎化政策┅┅19年在苦海和黑暗中挣扎，看不到希望和光明┅┅” 在最近给教会的第七封信里，柴玲仍念念不忘，说她作为基督徒的灵命应该是22岁，而不是只有3岁。那个“19年”，就像她的一块旧伤疤，一碰到就疼一下，就下意识地扔出几句怨言。 如果他们当时是两情相悦的性关系，即使后来她或他俩都认识到是错误的、很错误的，也绝不应该有这麽大的怨恨在里面，因为毕竟两人都对那个错误有责任。亲身经历的事情，最能影响一个人是否走进信仰，尤其是对比较感性的女性们来说。见证者们所强调的也都是这种直接的、亲身的感受。所以，柴玲的这个怨恨也（无意识地）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她和远志明的关系不是你情我愿。 我一个朋友，在很想进入基督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她认识的一个人用彻头彻尾编造的故事给上帝做见证，表示自己信耶稣后怎麽宽恕、善待仇人了。而事实是∶那个撒谎者不仅整个编造了一个诋毁他人的故事，而且其做法跟自己标榜的正相反——私底下是刻毒的谩骂和散播谎言的报复。但却有牧师用那种完全编造的“美丽”故事去布道、去感动人，哪怕已被告知了真相。于是这位朋友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和“雷锋叔叔”用造假的东西教大家“做好人好事”有什麽两样？那不就是，我从家里偷一毛钱，说是捡到的，交给老师，老师就表扬我是个诚实的好孩子，我的虚荣心就满足了。明明干了一件既偷窃又撒谎的坏事，却成了被表扬的“诚实的”好事。雷锋还只造假，没害人呢。结果，这种造假的见证，成为我这位朋友最初很难进入、最后告别基督的原因之一。 柴玲对19年没能进入基督教的耿耿于怀，跟这个例子有一定的类比，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我对她指控的相信度。如果柴玲是为了张扬自己的饶恕能力而编故事强化别人的罪，那就没必要先私下去跟远志明沟通，直接写出去就是了。否则，无论是远志明愤怒地指出她撒谎，还是远志明和蔼地跟她愉快地和解，她不就都没有机会向世人昭示自己的宽恕大爱了吗？ 事实上，从柴玲几封公开信中叙述的过程来看，她把远志明这件事“昭示天下”起初是无意的，她是想表达，由于曾被后来成了基督徒的名人强暴，而导致她耽误了19年和耶稣的恋爱，但“没想到很多的人会对我被强暴的事更关心和反应。很多人也打电话写邮件来问，是谁，怎麽回事。” 大家看柴玲迄今为止的七封信里（加上之前“宽恕”屠杀者遭讨伐的信）引用了多少圣经句子，可见她处于多麽狂热的状态中。越是感到信仰上帝后的美妙，柴玲就越是痛悔“怎麽没能早信！”居然有19年没能进入这“流奶流蜜”的迦南圣地！她的“好事”被谁耽误了呢？——那个很快受洗入教，又成为名牧师的远志明；他的行为（不仅“强暴”且没有认罪道歉）使她无法走向上帝。所以，今天越痛悔没早信，就越痛恨那个耽误了她的“灵命”的人。 柴玲这种心情，如果用世俗的心态来比喻，就像是北京上海那些二十年前没买几套房子的中国人，或当年没买苹果股票的美国人。现在房价股价都翻了几十番几百倍；价钱越高，懊悔就越深。如果当年明明很可能买进的时候，有个人阻止她买了，你说她恨不恨呵！ 房子和股票永远都有机会再买，但逝去的年华将永远不再！没经历过刚成为基督徒时那种找到了“道路、真理、生命”的感觉的人，大概很难体会柴玲那种“终于”踏进迦南地后的万千感慨。而且越是难进入，刚进去时的感觉就越是美好，于是那种遗憾也就越强烈——我怎麽没早进来！ 而导致她当年无法抵达信仰彼岸的“拆桥者”，在柴玲眼里，就是远志明。所以在19年后终于开始了跟耶稣的充满喜乐的恋爱之后，柴玲是越想这件事越对远志明生气。如果柴玲至今都没信上帝，那麽这件事很可能会一直埋葬在她心底。所以，追究起来，把整个事件（柴玲一封又一封的信，18牧者的调查报告，网上的唇枪舌战，或许也包括我这篇文章？）推出来的“黑手”是上帝；用基督徒的话来说，这是上帝允许发生的。 柴玲走进信仰之后，通过《女童之声》网站等，做营救在中国被一胎化政策“杀掉”的婴儿的工作，她认为很有成效。而“19年里没有能做主为我预备好的工作”让她对远志明很有些“底火”，火到她给远志明的第一个电邮就质问，“你信主后，为那些孩子做了些什麽？” 网上有人斥责柴玲宣称要营救（早信了上帝就可能已经营救了）多少多少在中国被一胎化政策杀死的婴儿的“狂妄”，那是很可以理解的“不信者”的思路。柴玲今天的“狂妄”和当年林昭的超人勇敢，从不信者的角度来看，就是疯了。其实，在不信者那里，耶稣本人的很多话，就是疯子的疯言疯语。像柴玲对远志明的斥责，“你这算信的是什麽基督教？？？你真正能够安心的上学，查经，祷告，讲道，而不看见那些孩子痛苦的脸吗？能不听到那些妈妈们撕心裂胆的哭喊吗？？？”对不信者来说，这简直是发疯，你凭什麽要求我做什麽呵？信仰者和不信者是在两套话语系统中，两者之间的争执是无意义也不会有结果的。 而在我看来，恰恰是柴玲这种对19年没能进入基督教的耿耿于怀，对早进去就能挽救多少婴儿的“狂妄”，使我相信她和远志明之间当年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不愉快的、超出常态的不愉快。 当然，我上述的所有推断，都是根据柴玲公开发表的一面之词和其他牧师们公开发表的文字。柴玲的公开信中，也有不清晰和矛盾之处，但由于远志明完全回避，所以无法比较判断。如果远志明先生拿出更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东西，我完全有可能推翻自己在这篇文章里做出的推断。 这个事件，对当事人、见证者、调查者、关注者，都是一次良心的检验。良心这个东西，有人有，感觉很强烈，尤其是如果用谎言做了什麽对不住他人的事情。但有些人，的的确确没有良心，没有感觉，害了人和没事人一样，就像那个恩将仇报的女巫桑兰。 信仰增强了很多人（尤其是普通人）“良心”的成分。也就是说，以前做了亏心事没什麽感觉，现在则感觉强烈了。信仰同时也增加了一些人（尤其是名人）更要表现自己是“好人”的欲望，用高调“悔罪”，或用高调“宽恕、爱”来张扬自己信教后登上了更“高”的精神境界。这没错，但要真！假的结果是一切自己的宣称和追求的反面。真信仰者如果撒谎，会恐惧，而不恐惧的一方一定是假基督徒。假的，比世俗者更可怕。 无论这个案子最后的结局如何，它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两个名人，两个从共产无神论者变成的基督徒，两个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两人都公开、高调地（用不同的话语）对那个杀人政权表示了他们的“祈福”或“宽恕”，两人之间又发生了相当罕见的名人之间指控（被指控）的“强暴”的事件，而且又牵扯到其他牧师、证人、同工是否撒谎、伪证等等，真是连编小说都很难想像的事情。他们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本身就不仅给基督教友，也给世俗界做一个最具广告效益的见证┅┅ 远志明牧师曾布道∶在仇恨中活出爱，在黑暗中发光┅┅在对你的羞辱，对你的诬陷，对你的不公平中活出爱来┅┅ 爱“全人类”很容易，全人类也没直接伤害到自己，所以很多大道德家（像卢梭呵、托尔斯泰呵、陀思妥耶夫斯基呵、萨特呵等等）都宣称过爱全人类，但就是不能爱周围的人。“宽恕”没有杀到自己头上的敌人也不特难，甚至喊一句宽恕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闭上眼睛咬咬牙也可能做到。但能否宽恕直接伤害自己的人（无论这种伤害是柴玲指控的强暴，还是远志明阵营指控的诽谤毁誉），才更能看出耶稣的“爱”是否在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身上显灵。 对远志明来说，如果对那个杀人政权都能在不提法律追究的前提下祈祷上帝给他们智慧，那麽对柴玲（哪怕她是诬告）、对几个想追求一点真相的牧师们（哪怕他们有些不客气），为什麽却马上喊法律追究呢？不能先向上帝为他们祷告、祈求上帝给他们智慧吗？柴玲和18牧者们总不至于比那个政权还糟糕吧？ 对柴玲来说，如果远志明真的强暴了她，那麽这次事件或许能让她反省，在没有追究justice（公义和司法）之前，在罪犯没有忏悔、道歉之前，随便就喊“饶恕”的结果是什麽。如果一个没有忏悔的强奸犯可以让她经历如此漫长的痛苦，那麽一个杀了那麽多人的政权更使多少人痛苦！她逝去的19年可以让她耿耿于怀，而那个政权夺走了多少永远无法挽回的生命（包括柴玲关注的婴儿们）！可不可以随便喊宽恕？ 2015年4月19日完稿 2015-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解析
程晓农 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月12日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美国的印太战略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有直接而紧密的关系。 1月13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战略家（Strategist》网站立即刊登了一篇文章“Declassification of secret document reveals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介绍美国解密“最敏感的国家安全文件之一”（即《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意涵。 近年来介入中印太地区颇深的中国也高度关注这个文件，北京的《多维新闻》1月14日刊文报道了此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近在印尼沿海为战略核潜艇作战进行大规模水文侦测，这反映出中国为打通战略核潜艇的水下南航道而对澳大利亚步步紧逼的“三管齐下”计划正在实施。 一、《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为何解密？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于2018年2月制定，阐述了2018年至2020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方针。它原来是一份保密文件，由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地区高级主管、后来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Matthew Pottinger加密；公布前于今年1月5日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Robert O’Brien解密。 从文件格式和内容来看，它属于草稿型的关于大纲和原则的工作性文件，全文共10页。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倒象是一个更大的文件中的组成部分。 这份文件披露，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之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制定了一个与之平行的《美国对抗中国经济侵略的战略框架》，但后者未解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不包括制定文件的背景、讨论过程和执行细节，公布时从第4到第9页有少数文字加黑，但绝大部分内容都对外国公众公开了。 为什么美国即将卸任的川普行政当局突然解密这份保密等级为“秘密”（Secret）、“仅限国内参阅”（not for foreign nationals）的文件？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Robert O’Brien公布此文件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现在公布这份文件，旨在向美国公民以及我们的盟友、伙伴沟通介绍美国保持‘印太地区’未来长期自由开放的持久承诺。 美国想达成的一个重要的对华战略目标是“为美国和盟友及伙伴使用军事力量威慑（deter）中国，同时建设在各种冲突中打败中国的能力和概念。” 美国的Axios新闻网报道称，这份文件的公布“揭示了拜登政府将要继承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挑战”。 笔者以为，解密这份文件，是为了进一步稳定印太地区的局势；川普行政当局意识到，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印太地区的稳定已经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威胁，今后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继续保持相应的外交和军事部署。 此文件解密后，印太地区的相关国家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川普行政当局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而拜登行政当局今后的相关战略自然也应保持必要的连续性。 二、《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重心何在？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所涵盖的Indo-Pacific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三个部分，即中部印太地区、东部印太地区和西部印太地区。属于中部印太地区的海域和国家是南海、印尼群岛海域、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以及新几内亚、密克罗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所罗门、瓦努阿图、斐济和汤加等群岛的周边海域。 澳大利亚对这个地区是非常熟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海陆空军为本土国防所参加的战斗基本上就在这一地区。从马歇尔群岛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东南部分，再到夏威夷，属于东部印太地区。而西部印太地区包括印度洋的西部和中部，直到非洲的东海岸。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提到的战略挑战者主要是两个。首要的挑战者是中国，其次是地处印太地区之外的北朝鲜。由于北朝鲜并不具备进入印太地区的实力，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唯一挑战者。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虽然涵盖了印太地域的上述三个地区，但东部印太地区和西部印太地区目前尚未面临中国的实质型威胁，所以，中部印太地区才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点，而澳大利亚北部和邻近澳洲的印尼周边海域则是美国印太战略关注的一个新焦点。 中部印太地区曾经是太平洋战争的重点作战区域之一，那时澳大利亚的海陆空军曾经与盟军一起，英勇抗击了日军的凶猛进攻。如今，中部印太地区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重要区域。过去几年来中国在这一地区展现出明显的军事挑战姿态；而《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显示，过去两年来美国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威胁。在中部印太地区，澳大利亚是唯一具有国防实力的国家，也是美国的主要盟友。 三、解读《美国印太战略框架》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开头就设问：如何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并促进自由经济秩序，同时阻止中国建立新的、不自由的势力范围，并培育合作领域以促进区域的和平与繁荣？ 此文件认为，由于中美之间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性质和目标之差异，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下去，中国将规避国际规则和规范以获得优势；近期内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将继续上升，并挑战美国实现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之能力。因此，美国要把自己的印太战略同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相应战略契合在一起；与盟国及相关国家密切合作，以防止中国获取军事和战略上的能力。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指出，美国应当阻止中国使用武力对付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研发击败中国在各种冲突中的行动之能力和方法。 为此，美国要在印太地区强化具有战斗力的军事态势，以支撑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承诺。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将在冲突中否认中国在“第一岛链”范围的制空、制海权；保卫第一岛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在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取得支配地位。 这个文件是2年前拟定的，那时中共对中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还未彰显，所以美国的这份文件比较强调第一岛链相关国家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具体勾画出在中部印太地区展开战略防御的设想或布局。 但是，《美国印太战略框架》颇有先见之明，事实上预见到了中国下一步可能的军事动作。自从2020年3月中国宣布其战略核潜艇在南海国际海域建成“深海堡垒”之后，中国海军的核潜艇开始探索它从“深海堡垒”出发、前往中太平洋，以便用潜射核导弹威胁美国的军事部署（参见我去年12月1日的观点《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经济威胁》）。中部印太地区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按照《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构想，在去年12月初宣布组建美国海军第一舰队，其布防区域就是中部印太地区（参见我去年12月16日的观点《中国对澳大利亚施压的真实意图》）。 对这第三项措施，中国并不隐晦它的战略企图。北京的《多维新闻》1月11日发表一篇文章，《中方水下航行器被印尼截获，专家：为中国潜艇秘密绘制航线》，公开介绍了这一举措。据该文介绍，最近印尼在南苏拉威西（South Sulawesi）的塞拉亚岛（Selayar Island）附近发现了中国的无人水下航行器。 1月10日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称，这些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标签上写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它们可能是在绘制海底地图，为中国潜艇的秘密航行绘制路线。 笔者查找相关信息后发现，近年来印尼在爪哇海的不同海域近岸一共捞到了3艘中国制无人水下航行器，时间分别是2019年3月以及去年的12月20日。 早先的发现地点是印尼领海中段的巽他海峡（Sunda Strait，位于印尼的南苏门答腊岛和印尼首都所在的爪哇岛之间）以及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而最近这次捞获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塞拉亚岛水域位于印尼的爪哇海东段，距离澳大利亚的北大门不远。 《南华早报》引用的关于中国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母船之资讯过时了。据中国的资讯报道，这种无人水下航行器可能是中国称为“潜龙号”无人无缆潜水器系列中的一种，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为其技术总体责任单位。这种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母船是“深海1号”和“大洋1号”综合调查船，两者的母港都在青岛。 “深海1号”是中国最大的水下航行器专用母船，属于中国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大洋1号”属于中国大洋矿产协会，主要活动区域是印太地区。“大洋1号”由一艘前苏联的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考察船改装而成，其船尾安装了深海可视采样系统，可实时采集海底微地形地貌图像；它释放的无人水下航行器可以在水下近底自动航行，并采用水声通信技术，从海底高速传输图像。 这种无人水下航行器使用充油银锌蓄电池作动力，每次潜航不会离母船太远；既然这种无人水下航行器已三次被印尼捞获，说明它在潜航中失去动力或失去与母船联系的可能性比较大。 四、军事专家的警惕 美国的《世界新闻》网指出，无人水下航行器是一种机器人，它可以在水下航行，收集海水温度、盐度、浑浊度、叶绿素和氧气水平等海洋数据，以了解海底环境，对海军的部署却具有极高价值，特别可供潜艇舰作战，“海军越懂海水，就更能隐藏他们的潜舰”。 据《南华早报》报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国防战略高级分析师戴维斯（Malcolm Davis）就塞拉亚岛附近发现的无人水下航行器判断，它“使用声纳探测海底，以获得准确的海底水深图，并使用传感器了解水中的热条件和声学条件，从而让解放军海军潜艇在不被探测到的情况下获得穿越巽他海峡的最佳机会。” 他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可以确保潜艇以最佳方式部署在南海、印度洋等地。戴维斯还表示，“中国将潜艇派遣到比南海或东海更远的海域——超越“第一岛链”，或者以一种能使解放军海军收集情报、支持秘密行动或作战的方式，对澳大利亚进行攻击。”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安全专家希思（Timothy Heath）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此举很可能是为了收集情报，必要时提高潜艇在这些水域作战的能力；中国可能对在印尼附近水域巡逻感兴趣，这是扩大中国潜艇作战范围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专家们对目前中国战略核潜艇的动向比较了解，而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却没有这样的眼光。 1月14日美国的《外交界（the Diplomat）发表了Abhijnan Rej的一篇文章《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三个疑问》，此文反映出典型的大陆型地缘政治思维的陈旧眼光，作者丝毫没意识到中国对中部印太海域的攻击性意图，对今后以印太地区为重心的中美对抗毫无概念，反而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个文件忽视了俄国和蒙古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 拜登行政当局的某些政策分析人士对俄国的过度关注，是否会冲淡美国今后在中部印太海域发挥必要作用的努力，值得继续关注。 原载澳广SBS，2021年1月18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united-states-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do-pacific-analysis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林毅夫和吴征的“秘密交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要求回台湾奔丧，由于这位台湾“叛逃军官”的特殊背景，而成为报纸上的一条新闻。 据台湾《天下》杂志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台湾宜兰，国民党陆军官校44期毕业，1979年在担任台湾金门守军上尉连长时，携带金门防卫计划图等军事秘密，抛妻离子（连一声告别都没有）“叛逃”（游泳）到厦门，然后改名为“林毅夫”；英文名为“Justin Ye Fu Lin”。 林毅夫后来到美国留学，返回北京后，开始在政界、学界发迹，不仅获得“北京大学教授”职称，而且后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得主任头衔，并连续三届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成为红色中国的大红人。目前在他自己网站上列出的他担任的职务和头衔，竟多达52个！外加14家杂志的编委和顾问。我从没看到过一个人能有66个职务，可见权倾一时。 但引起我注意林毅夫的不是他那些显赫的官方头衔和地位，而是他和“巴灵顿博士”吴征、“哥大校董”杨澜的关系。因为在调查吴征学历造假事件中，发现这位原台湾叛逃军官在吴征获得复旦大学“博士”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早在新浪网刊出“共同主席”吴征是“美国博士”之前，吴征还仅是“香港凯威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时，林毅夫就聘请了吴征担任该中心的授课教师，并在该中心网页的“任课人员”介绍中说吴征是“复旦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比“巴灵顿博士”还高几个等级。 后来当吴征的学历被质疑后，林毅夫主持的“中心”把吴征简历中所有学历都删除，仅保留了商界职务，但没有做任何解释。后来杨澜对《南方周末》说，“从我们正式发布的简历来说，都是没有错的，时间也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其他地方搞错，我们只能在发现了之后，请人家予以更正。比如北大网站上说吴征是复旦的学士，我们就请他们更正了。” 但疑点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上的吴征简历错得实在太离谱，因为吴征既不是复旦学士，更不是华盛顿大学博士。从杨澜的口气看，是北大弄错的。那麽北大从哪里获得这麽错误的信息？一般来说，简历这种死的东西，都是不能发挥变动的，而且一般都是本人提供的。那麽北大网页上的吴征简历到底最初来自哪里？这个秘密大概只有吴杨夫妇和林毅夫知道。 但林毅夫不会出来澄清事实，因为他和吴征有“特殊的关系”。这可从很多迹象看出。1999年12月16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纪念成立5周年研讨会，吴征被林毅夫安排第一个上台主讲。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经济研究机构，可谓人才济济，云集很多从美国名牌大学获得真博士的经济学学者，如陈平、海闻、易纲、杨壮、梁能、平新乔、胡大源、姚洋、周其仁等，但为什麽该中心主任林毅夫要特别青睐既没有经济学的学历（中外都没有）、更无经济研究经历的吴征，研讨会不仅安排他主讲，而且是第一个？ 吴征和林毅夫之间的秘密外人难以知晓。但吴征高兴得忘乎所以时，就会透露出一二。例如，吴征在接受北京《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就透露说，他是价值2,000万美金的“人人网”的最大股东，后来“我把股份全部转给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吴征把价值这麽多的股票全部无偿给了林毅夫的研究中心？如果这是真的，那麽林毅夫本人是否拿到好处？这中间有什麽交易？ 虽然外人暂时无法了解全部内情，但从林毅夫的“回报”上，则可以明显看出一些端倪。吴征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并不是复旦大学专职教师、更不是研究国际政治专业的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却要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做吴征的论文答辩主委，并对吴征的那篇所谓“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 据《南方周末》报道，吴征是以美国公民身份（不经考试、也不在校学习），凭一篇7万多字的“论文”获得的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知情者透露，吴征当时读的是国际政治系（后来扩为国际关系学院），隶属复旦法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13位委员审核吴征的博士论文后一致拒绝授予他博士学位。其中倪世雄教授（后来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说，吴征的论文“英文翻译错误百出，不具博士学位资格”。 据网上可查到的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50次会议（2000年7月7日）记录，该会议由学位评委会副主席李大潜院士主持，21名委员出席。该会议决定“暂缓授予国际政治系吴征等4人博士学位。以上4人可在两年内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时，┅┅国际政治系吴征应提供专业课课程考试试卷┅┅” 但在13名法学院学术委员一致拒绝、21名复旦学位元评定委员全部要求暂缓授予的情况下，吴征硬是最后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这和拥有66个职务和头衔、当今中国政坛和学界都是“大红人”的林毅夫全力保驾、亲自主持吴征论文答辩，并对那篇劣质论文“高度评价”有决定性的关系。当年吴征的那笔股票是不是产生了“特殊的价值”？ 吴征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今年初由《解放军报》下属长征出版社出版。如果一篇博士论文由军队出版社出版，很难不让人质疑它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记者在11家网络书店上都检索不到吴征的这本书，而且长征出版社网页书库中也没有这本书。那麽这本书到底怎麽出版的，印了多少册，卖出了几本？在中国买卖书号非常普遍的情况下（一个书号约一万人民币），是不是吴征花钱买书号出的书，而且印数极少？否则怎麽书店都没有这本书？ 由于找不到这本“博士论文”，所以无缘直接拜读。但看到两篇有关评论：一篇是任职联合国的殷惠敏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的，该评论说，“我也看了吴征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最近出版成书），以我过去在美国念研究所和大学教书的经验，不能不指出，那篇论文属于鼓吹宣传性质，而非扎实的研究成果，若拿到研究所的研讨课上，勉强只能拿到Ｃ等，作为博士论文，未免太淡薄了。” 另一位中国大众传播学者就吴征论文所列参考书评论说，“吴征所引用的参考书第一是老掉牙的，都是六七十年代传播学刚起步时候的作品┅┅都是ABC水平的”。 但这样一本被人视为标志“复旦大学的学术水准已沦落到可悲的地步”的劣质论文，则得到了专程由京赴沪做吴征“博士答辩”主委的林毅夫的高度评价，显然林毅夫和吴征的关系不一般。而杨澜“校董”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杨澜工作室”时，就特意专访林毅夫，夸赞他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府经济智囊”。 吴征不仅自称“双料博士”，简历中还罗列有北大、清华和上海大学三所学府的“客座教授”。那麽这些“教授”头衔都是怎麽获得的？吴征简历中仅是列出这些头衔，但没有给出具体是哪个系、哪个专业的“客座教授”。那麽他的那个“北大客座教授”头衔是不是林毅夫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给的？吴征以什麽学术成果和地位可以担任北大的“教授”？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林毅夫提出要打假，在做“主题发言”时建议设立覆盖全社会的、严格的信用监督奖惩制度，制定“社会信用资讯法”，严格规范上市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信用资讯等。那麽是不是林毅夫先从他和吴征的“特殊关系”谈起，向社会和公众做一个样板？ 2002年5月29日（原载多维网） 2013-04-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最新∶总统大赢，国会过半，台湾绿营完全执政！
16日台湾大选结果，民进党赢得总统、立法院，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总统票，民进党的蔡英文以689万票，当选总统。对手国民党的朱立伦获得387万票，蔡英文赢了朱立伦300多万票。宋楚瑜获得150万票。 在总共113席的立法院∶ 民进党68席（区域立委50席，不分区18席）；席位拥有率∶60.18% 国民党35席（区域立委24席，不分区11席）；席位拥有率∶30.97% 时代力量5席（区域立委3席，不分区2席）； 亲民党3席（全部为不分区）； 无党团结联盟1席 无党籍1席 （注∶区域立委为直接选举产生，不分区立委是按政党得票率分配的） 在大选前，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位是64席，这次选举输掉29席，只剩35席。 在大选前，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是40席，这次选举赢得28席，增至68席。加上同一阵营的时代力量的5席，总共有73席。再加上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那一席（桃园市第六选区无党籍赵正宇击败了国民党老将孙大千），绿营在立法院的总席位达到74席（泛蓝力量是39席）。 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在自己担任市长的新北市，也大输给蔡英文45万票。蔡英文得票率近55％；朱立伦得票率33％。宋楚瑜得票率近12%。 这次选举，绿营在台湾南部、东部获得全面的胜利，在台湾浊水溪（横贯台湾中部的河流）之南部，民进党提名的22名立委，全部都当选！连支持国民党的《联合报》的报导标题都是∶“蓝营超惨烈！东、南部全输！” 最令台湾人痛恨的国民党四个立委（也是多次连任的老将）吴育升（台北第一选区）、李庆华（第12选区）、林郁方（第五选区）、丁守中（第一选区）这次全部败选！ 连国民党副主席、上任台北市长郝龙斌（郝柏村的儿子）这次参选基隆立委，也输给了民进党的候选人。郝龙斌在承认败选时宣布，请辞国民党副主席。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承认败选，并在第一时间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 国民党副秘书长卢秀燕也宣布辞职。 马英九政府的行政院长毛治国也宣布辞职（并表示不接受慰留）。 （曹长青网站综合报导） 2016-01-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印尼人的自豪和中国人的耻辱
做印尼人值得自豪的是什麽？是他们可以用选票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选择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实现民主政治。最近，印尼再次成功地总统大选。国际媒体对此赞誉到∶印尼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仅排在印度、美国之後）。 从1998年开始的印尼民主进程，才短短10年，就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总统大选，民主政治定型，社会稳定。它再次说明，只要实行民主制度，即使是伊斯兰文化背景，即使穆斯林占人口多数，也照样能够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选举政治。 全球有60亿人，其中13亿在中国，至今没有政治选择权。另外有12亿是穆斯林。而穆斯林国家，多数都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对於穆斯林世界是不是能走向民主，有过很多讨论。做出肯定回答的，一般都会以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为例，因这三个穆斯林国家，都成功地进行了民主选举。但这三国都有特殊性∶土耳其是当年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以军力为後盾，几乎是强行把这个穆斯林国家世俗化、民主化。即使今天，凯末尔的後代将军们，仍在土耳其的民主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时不时要出面，阻止任何要把这个国家拖回极端伊斯兰的尝试。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况更有特殊性，都是在美国军队淫除了那里的专制统治後，在比凯末尔将军更强大的军力做後盾下，才实行选举制度。 这三个国家，可以说都在强力的保护和推动下，走向了民主。但印尼的情况则不同，它没有凯末尔将军那样的开国之父，早期的苏哈托军人政权，实行了长达32年的专制统治；更没有美国军队进入，强势协助走向民主的外力，完全是凭藉自己本身的力量，走向了民主。 印尼不仅没有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这三国的上述优势，而且本身的很多条件，都给走向民主带来困难∶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国家，人口2.34亿，穆斯林占87％（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穆斯林）。印尼发生过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厘，就被炸过。最近还有两个旅馆遭到恐怖分子攻击。 印尼地处亚洲，这里盛行的是李光耀们的所谓“亚洲价值”，即不走西方民主选举的道路，主张由强人威权统治。而且家族政治文化盛行，在新加坡，李光耀把权力交给了儿子李显龙；在北韩，金日成把权力交给了长子金正日（正患病的金正日，已准备把权力再交给儿子）；在台湾，蒋介石把权力交给了儿子蒋经国。 印尼是全世界人口第四多的大国（排在中国、印度、美国之後），属於人口众多、经济落後的第三世界。近年虽经济迅速成长，人均收入才达到2246美元（2008年）；也属於中国御用文人们一向强调的人口多、底子薄、文盲多、教育水平低，不适合民主直选的地方。 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尼人还是走向了民主。探讨其原因，起码有这样几个∶ 首先，经过苏哈托的三十多年专制统治，印尼经济落後，政治腐败，人心思变，印尼人民有强烈的民主、变革愿望。五年前印尼第一次选总统，投票率就超过80％。这次有投票权的1.7亿人中，合格选票1.04亿，投票率也超过60％。由此可看出，人民对政治改革有强烈的热情。印尼人不像很多中国文化人那样，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是认同“自由压倒一切”，通过民主选举实现自己的选择权，体现个人尊严。 其次，以独立媒体为代表的印尼知识精英，信奉民主宪政，强调和传播自由的价值。印尼并不像中国这样，媒体都被政府拥有和控制，而是一直有独立的私营媒体。这些独立媒体和印尼知识份子，致力传播民主思想，提供真实信息。媒体在结束苏哈托的独裁统治，在阻止瓦希德总统的政治倒退、并最後通过国会弹劾了他的民主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在很多中国知识人还热衷於歌颂胡主席、温总理、大救星，把自己不当人，习惯做奴才时，印尼的知识份子，却在勇敢地传播“人民是主人”、结束一切“大救星”（瓦希德总统曾自誉是大救星），建立民主制度的普世价值。 三是印尼的民主转型，没有出现大流血。苏哈托在年迈体衰之际，把总统权力交给了他的女婿，但後来被宗教领袖瓦希德取代。1998年，印尼政治出现危机，瓦希德想走苏哈托的独裁道路，要宣布紧急状态令，但被他内阁中担任首席部长的苏西洛（S. B. Yudhoyono）以及军方等正直人士拒绝，最後国会弹劾了瓦希德，推选印尼开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接替。五年前，首次总统直选，苏西洛击败梅加瓦蒂而当选总统。 印尼和中国的最主要不同，就是印尼没有共产党掌权。苏哈托虽然独裁统治，并把权力交给了女婿，但看到独裁政治将结束，苏哈托没有像邓小平等共产党人那样，大开杀戒，以宁可杀二十万，也要独裁统治二十年的心态来血腥统治。而是淡出印尼政治（苏哈托2008年初才去世）。在宗教领袖瓦希德总统想宣布紧急状态令（实际就是要军事戒严）而被弹劾之後，他也接受了国会的决定，退出政坛。 再加上被视为印尼开国之父的女儿、信奉民主价值的梅加瓦蒂接替当了总统等，都为印尼的民主过渡、局势稳定等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在五年前的首次总统直选中，苏西洛又是高票当选，没有任何争议（对手梅加瓦蒂没法提出异议，马上认输）。 四是印尼一直致力世俗化，没有把伊斯兰立为“国教”。把印尼和邻国马来西亚做个比较，更可看出这种不同。穆斯林在马来西亚人口中只占一半，但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所以艰难，很大程度上跟马来西亚把伊斯兰立为“国教”有关。而穆斯林虽然占印尼人口近九成，但印尼即使在苏哈托独裁的时代，也没有把伊斯兰立为“国教”，而是保持世俗国家的性质。所以虽然人们常说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但它却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一点，也为印尼走向民主，提供了条件。例如苏西洛总统曾被批评说，他的妻子常在公共场合“露脸”，没有蒙上穆斯林的面纱；但印尼的选民，对此多是耸耸肩，人们更相信常识。 五是印尼人选择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今年59岁的苏西洛曾是三星上将，一生军旅，但却有儒雅的爱好，喜诗歌、音乐等，甚至出过三张个人唱片。退役後，他曾在瓦希德政府当首席部长，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支持瓦希德的紧急状态令。所以在瓦希德被弹劾下台後，苏西洛获得“正直军人政治家”的赞誉。在过去的五年总统任期中，苏西洛巩固民主制度，大力打击腐败，并以温文尔雅、坚毅稳重的形象和风格，尤其是“清廉先生”的称号等，深得民心。因此这次虽有44个政党参选（国会席位）、三对总统候选人，但苏西洛以60.8％的高票连任（超过两个竞选对手的总和），他所领导的政党，也拿到国会最多席位。 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他在首任总统时，大力推行市场经济，强势打击恐怖分子。苏西洛在位的五年中，他采取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使印尼成为东南亚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2000年至今，印尼平均年经济成长率是4％，去年达到6％。苏西洛的强势反恐政策，也深得人心，并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称赞。两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就称赞印尼的强势反恐，该文标题就是“像印尼那样做”（Doing It Indonesia’s Way）。 针对印尼的民主选举，25年前曾担任美国驻印尼大使的前世界银行总裁、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赞誉说，正是有了自由、公正的连续选举，印尼成为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由於有透明的民主，印尼的分离运动几乎消失，公民团体大量出现，新闻更加独立、更有竞争性，同时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力下降。沃尔福威茨的文章标题是∶“印尼是穆斯林民主样板”。其实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印尼，不仅是穆斯林的样板，也是中国的样板。在印尼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都能够选举，甚至独裁下的伊朗人都可以投票的21世纪，人数最众多的中国人却仍被剥夺选举权。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奇怪的是，极要脸面的中国人，对这麽耻辱的自身状况，却好像没什麽感觉；否则中共怎麽能够维持党天下？ 2009年7月28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09-08-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关于启东市委书记衬衫被扒之我见
最近一个月内，中国发生两起震动国际社会的维权事件，一在四川什邡，二在江苏启东，起因都是为了当地民众为了保护环境，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 启东在抗议过程中，因为出了一件出彩的事情，即市委书记被抗议者围住，被强行要求穿上印有“反污染”字样的T恤，书记拒穿，因而被扒光上衣。就是这一个情节，在一些公知眼中，启东参加环境维权的抗议者变成了“暴民”，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扒光上衣之举已经被延伸至毛泽东当年在夺权过程中动员农民的“痞子运动”，“踏上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暴力革命。 万事皆有因有果。单方面指责“暴民”，并不能浇灭今天中国各地兴起的环境维权运动。更何况，“暴政乃暴民之母”，所谓“暴民”从来就是暴政催生出来的产物，两者有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启东环境维权抗议活动从诉求到结果，均体现了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抗争具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正当性。 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污染企业应该经过环境评估，生产后还应该定期公布环境监测情况。从现有资料来看，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所属行业是石油化工（高污染行业），其合资者是官方的南通经济开发区总公司（占10%股份）。该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高档纸与化学木浆，两条生产线已于2010年陆续投产。生产线还在继续扩大。为了解决王子制纸集团（南通）有限公司日产18万吨废水排放问题，南通市已制订了开工建设“南通市达标尾水排海工程”的方案，第二期工程考虑将南通、海门、启东等地产生的达标工业废水集中起来，通过长距离管道输送，将处理达标后的工业废水排入黄海大湾泓水域。该排海工程方案总设计规模日排放废水量高达60万吨，排放口拟选址在启东市塘芦港东北6公里海域。 以上资料虽然简单，但已经可以将脉络理出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是官办公司，因此，日本王子在当地通过环境评估等审批，肯定由前者出马，自家人审批自家人，在南通市完成的环保评估。 南通为什么发展高污染产业？除了地方官员的GDP冲动之外，主要是地区经济落差的因素在起作用。从21世纪零年代初开始，中国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污染也从高到低一级级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迁徙。南通在江苏省内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与苏北地区其他县市一样，为污染企业开辟了“黑色通道”，承接了不少污染企业，象日本王子这类由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企业，已经算是污染企业中的“上品”，成为南通地方官的“引资成就”。 启东市政府的尴尬在于，王子制纸等排污企业并不在该市，甚至未享受到污染带来的“短期效益”，比如税收、就业等等，却要承担污染的恶劣后果，完全是污染的被动受害者。启东市政府为何要做这项赔本买卖？只因它属于南通市下辖县级市，领导定下的规划，作为下级只有接受，否则市长、市委书记头上乌纱不保。 也因此，我理解了网上一些传闻，比如当地警察同情抗议者。我原来也一直纳闷：在启东人民自发抗议之前，在国内网站上流传的“日本王子制纸排污，启东114万人生存遇危机”一文，里面关于“南通市达标尾水排海工程”的介绍甚是详细，这些资料除了内部人或者与内部人有关系者，一般百姓无法看到。 那位被民众扒去上衣的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据国内微博说因维稳不力被免职，开除党籍。我想说，如果这些真的已经发生，这不是他的耻辱，是这个体制的耻辱，是免去他职务的上级政府官员的耻辱。那些官员本想坐享GDP红利，又以邻为壑想将污染转移属下辖地，谋划不成拿他当了替罪羊。他本人不仅不会因那次事件而蒙受耻辱，因为面对十余万启东人民的抗议以及自己的受辱，他并未采取极端行为维稳。如果启东人民因此而真能让那个贻害启东的排海工程停建，孙建华书记即使因此而受处分，启东人民（包括我）会记住他的理性与被扒光上衣时那“苦恼人的笑”，因为这是他的尊严所在。 启东人民捍卫家园，其实是捍卫本乡本土114万人民的生存权的绝地反抗，不仅值得尊重，还值得中国各地人民仿效。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将全国不少原本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生存绝地，世界上现有的几大类污染，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全在中国泛滥成灾。政府本来应负保护环境之责，如环境评估、企业环保监测等早就成了政府官员寻租的利益链条。说白了，中国各级政府早就是污染企业的放行者与保驾护航者。政府官员们不仅践踏了自家制订的法律，更践踏了哺育他们的土地。从剥夺人民生存权利这点来说，中国政府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 被逼至生存绝地的各地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从各地相继被政府投入监狱的环境卫士（如太湖卫士吴立红等）孤独的战斗，到什邡、启东人民为保卫生存权的群体性抗争，这是中国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公民运动的勃兴，与部分知识人放纵想象而引伸的“暴民”、“暴力革命”之间根本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运动比部分知识人的“不合作”更具有积极意义。 我本人其实20多年前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暴力革命的危害，也经常在文章中提醒中国政府，尽快完成政治转型，扼制腐败，不要为中国再创造暴力革命的温床。因为历史上任何一次暴力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摧残了中华文明。但如今中国政府不仅倒行逆施，还视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为叛逆，人民如果还放弃反抗，只能是等死。民不存，国亦不存。 什邡、启东等地人民为保护环境而发起的公民运动，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3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7/qidong-environmental-pollu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马习会”预示国民党惨败
“马习会”被称为“第三次国共合作”。但从国共交手的历史来看，这种“合作”不仅毫无前景，更注定国民党在台湾的惨败。 人类迄今的历史从来都是自由战胜专制，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列宁式的党，独裁政党的特色就是一个一定要吃掉另一个，小独裁必定成为大独裁的手下败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两个曾给中国人民、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党，现在却走到一起，想要决定台海两岸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笑料”。 国民党当年在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给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次国民党还要跟共产党合作，说明他们迄今为止都没有从一败再败给共产党的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主要在于孙中山提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联苏容共”，就是联合纵容共产党；“扶助工农”则是支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美的以暴力打土豪分田地的暴民和地痞边缘人。孙中山之所以这麽做，是因为本质上他和共产党在一种思维框架下，也是要建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也在相当的成份上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吻合，因为其中的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写过一本《孙中山传》，他论述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结果，不仅没有成效，反而糊里糊涂地帮助了共产党势力壮大（当时共产党才成立不久）。 国共第二次合作，表面原因是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但真正原因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缺乏清楚认识。中国发掘出的史料证实，张学良当年已经加入共产党；但被蒙在鼓里的蒋介石却一直坚持由张学良领导“剿共”。在国民政府官员和士兵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上百人之后，按理说蒋介石应该更清楚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他安全回到南京之后，却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并把共军列入国军编制，给了番号“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军饷。于是这支军队八年后扩大到百万人马，最后打败了国民党。 当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事失败的转折点是东北战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启用儿子蒋经国做对苏联政策顾问（负责东北外交），由于蒋经国仍对苏共和斯大林有幻想，结果加快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失败。据前美国驻台官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经国传》，连蒋介石本人都承认，他对斯大林有幻想的东北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蒋经国因为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 后来在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台湾的国际处境非常艰难之际，蒋经国总统能够坚持反共，绝不向北京妥协，可能就是因为他和苏共、中共都打过交道，有过惨痛教训，而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1979年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委会制定对中共的著名“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蒋经国曾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说∶“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麽愚蠢。” 而如今，马英九去朝拜习近平，国共联手，就是蒋经国认定的那种“愚蠢的自杀行为”。 前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国民党势力远大过共产党之时，但最后都被共产党玩于股掌。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都要被选民淘汰，其实力等完全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这种“合作”的结果，一定是加速国民党的灭亡。 国民党的劣行说明，它已堕落到历史最低点，不仅完全没有了当年那种抵抗共产党的勇气，同时也失去了在台湾赢得民心的信心，所以才跑去拜见中国独裁者，试图借宿敌共产党的大棒，来对付台湾人民。这种想靠独裁恶霸帮忙，来稳固并强化自己在台湾地位的做法，真是再妙不过的自杀行为。所以“马习会”不仅有政治马戏的作秀味道，更有政治自杀的悲壮和滑稽。历史上前两次国共合作，结果是国民党被赶出了中国。这次国共合作，结果会是国民党被赶出台湾，赶进大海！正如无数台湾人期待和坚信的∶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2015-11-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