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美关系之结为何难解？
何清涟 年届百岁的基辛格访华，受到超规格接待。尽管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基辛格访华是自愿，不代表美国政府行事，但在基辛格与中国防长会面当天，拜登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也在中国首都会晤了官员。相比近日其他美国官员都受到了中国官员或官媒不同程度的冷遇或斥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感叹，“不幸的”是平民基辛格在中国受到更多关注而非美国政府官员。 美中关系的“结”究竟在哪？ 美中双方都说过，两国关系很重要。美方多次说过，美国不想脱钩，也不谋求改变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只是想管控风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反复表示：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大国，过去和现在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会有，但这不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 美方多次公开谈到的“风险”，结合美国亚太战略针对的目标来看，实际上就是美国仍然希望维持单极世界状态下的超强地位，阻击中国成为太平洋区域霸主；中国则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美国你可以在全世界称霸，但我家门口的地区霸权，还是得归中国。习近平说过“太平洋那么广阔，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这意思；美国的全球霸权现在也进入烦恼期，因为非洲早就成了中国的“黑兄弟国”；拉美这个美国后院与华盛顿一直离心离德。除了欧洲之外，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主要体就现在亚太地区了。因此美国视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为与中国必争之物。既然是“竞争关系”，削弱竞争对手是题中应有之义，美国自然要对中国实施不少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习近平将美方这类限制视为“损害、剥夺中国的正当权益与发展权利”。 这就是症结所在。华府那么多外交精英，应该明白这是要害。 双方难舍的“中美蜜月期”早在胡温后期结束 华府显然忽视了北京高规格接待基辛格并为他庆生所释放的信号：希望中美关系回到基辛格开创的“接触、合作”时期——邓小平时代（包含江泽民十三年当中的“邓后”七年）。 从中美建交至2016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方针，用中文概括就是八个字：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基辛格定下的是“接触、合作”，克林顿时期增加了“影响、改变”。我曾经总结过，中美建交以来四十多年间，除了江泽民时期曾经部分达成“影响、改变”，大多数时候都停留在接触、合作这个层面。江泽民时期为何会采取如此开放的姿态？除了江的个性之外，更多的是实际考虑：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需要回归国际社会（中国的国际社会主要是指西方），需要加入WTO、申办北京奥运会。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者之外，很多人已经不记得这段历史：美国总统克林顿2000 年 10 月 10 日签署《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该法案提到要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特别提到帮助中国建设法治。当时，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美国对华法律援助”这个合作项目，只因这是美国让中国加入WTO的附带条件。中方只有接受这个项目，克林顿总统就可签署“关系法”，中美将进入永久正常贸易关系（NTR）状态， 结束此前每年都要由美国国会审批的最惠国待遇（MFN）这一程序。这些，我曾在《美国曾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6月30日）一文中详细介绍。 胡锦涛于2003年接任中共掌门人，胡温十年是2003-2012年，当时中国正是入世不久，2008年举办奥运，承接江泽民时期的中美外交关系，这一阶段正处于合作、影响，美国开始尝试改变中国的时期。美国及西方在中国共派遣、成立、扶持了逾千家NGO，多数是环保、卫健，极少数是促进公民权利，在外力推动下，中国进入公共知识分子与民主、维权人士非常活跃的时候。但好景不常，2005年，前苏联成员国——独联体国家纷纷发生“颜色革命”，国际社会公认这是索罗斯基金会及其他美国NGO在背后大力支持的。5月下旬，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打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阻止美国欧洲在中国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粉碎美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企图》的报告，该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于5月底下发县团级。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成立或者资助的NGO被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受到的限制逐渐增加。2011年1月2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总结讲话时提出著名的“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等于正式宣告，美国做为中国依法治国领路人的自赋使命正式结束。 美国政学两界怀念邓小平时期 由于邓小平的实际领导地位，江泽民执政13年（1989-2002年），至少在1995年之前这段时期是邓规江随，邓1997年去世后，江泽民在对外开放上秉承邓的路线，在中美关系上仍然韬光养晦，美中关系上升成“战略合作伙伴”。对这段中美关系蜜月期——邓小平-江泽民时期，美国出了两本很有名的书予以很高评价。按时间先后，一本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作者是美国投资行业资深顾问，写这本书时在美国高盛任职，于2005年以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出版；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历十年写成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库恩这本书有高盛在华投资的需要，美国政学两界也许没那么看重，但傅高义的声望与地望（哈佛教授）高得多，《邓小平时代》影响很大。作者对邓小平的评价可以用该书最后一章的一段话作总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在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之后，傅高义在接受多家传媒采访时，不断地用以下句式：“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推进民主”、“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解决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认为反腐败非常重要，是个政治问题，会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他会推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褒奖。 这本书是在美国政界影响很大。2018年10月15日，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15日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讲话， “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这句话其实表达了美国政界的中国期望，那就是中国应当继续奉得邓小平以“韬光养晦”为主诉的外交政策，接受美国做为世界领导者并承认美国的价值观。中国高规格接待基辛格，有点与美国一样，都在怀念已经消逝的中美蜜月。 双方都想回到邓小平时代的中美蜜月期，只是重点不同，美国怀念的是当年的领路人地位，中国想要的是美国慷慨提供的一切。但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以及双方之间的地位势差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逝者不可追，双方都必须面对现实做好调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7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2720231902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马习会”预示国民党惨败
“马习会”被称为“第三次国共合作”。但从国共交手的历史来看，这种“合作”不仅毫无前景，更注定国民党在台湾的惨败。 人类迄今的历史从来都是自由战胜专制，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列宁式的党，独裁政党的特色就是一个一定要吃掉另一个，小独裁必定成为大独裁的手下败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两个曾给中国人民、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党，现在却走到一起，想要决定台海两岸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笑料”。 国民党当年在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给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次国民党还要跟共产党合作，说明他们迄今为止都没有从一败再败给共产党的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主要在于孙中山提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联苏容共”，就是联合纵容共产党；“扶助工农”则是支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美的以暴力打土豪分田地的暴民和地痞边缘人。孙中山之所以这麽做，是因为本质上他和共产党在一种思维框架下，也是要建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也在相当的成份上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吻合，因为其中的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写过一本《孙中山传》，他论述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结果，不仅没有成效，反而糊里糊涂地帮助了共产党势力壮大（当时共产党才成立不久）。 国共第二次合作，表面原因是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但真正原因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缺乏清楚认识。中国发掘出的史料证实，张学良当年已经加入共产党；但被蒙在鼓里的蒋介石却一直坚持由张学良领导“剿共”。在国民政府官员和士兵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上百人之后，按理说蒋介石应该更清楚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他安全回到南京之后，却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并把共军列入国军编制，给了番号“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军饷。于是这支军队八年后扩大到百万人马，最后打败了国民党。 当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事失败的转折点是东北战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启用儿子蒋经国做对苏联政策顾问（负责东北外交），由于蒋经国仍对苏共和斯大林有幻想，结果加快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失败。据前美国驻台官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经国传》，连蒋介石本人都承认，他对斯大林有幻想的东北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蒋经国因为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 后来在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台湾的国际处境非常艰难之际，蒋经国总统能够坚持反共，绝不向北京妥协，可能就是因为他和苏共、中共都打过交道，有过惨痛教训，而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1979年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委会制定对中共的著名“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蒋经国曾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说∶“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麽愚蠢。” 而如今，马英九去朝拜习近平，国共联手，就是蒋经国认定的那种“愚蠢的自杀行为”。 前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国民党势力远大过共产党之时，但最后都被共产党玩于股掌。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都要被选民淘汰，其实力等完全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这种“合作”的结果，一定是加速国民党的灭亡。 国民党的劣行说明，它已堕落到历史最低点，不仅完全没有了当年那种抵抗共产党的勇气，同时也失去了在台湾赢得民心的信心，所以才跑去拜见中国独裁者，试图借宿敌共产党的大棒，来对付台湾人民。这种想靠独裁恶霸帮忙，来稳固并强化自己在台湾地位的做法，真是再妙不过的自杀行为。所以“马习会”不仅有政治马戏的作秀味道，更有政治自杀的悲壮和滑稽。历史上前两次国共合作，结果是国民党被赶出了中国。这次国共合作，结果会是国民党被赶出台湾，赶进大海！正如无数台湾人期待和坚信的∶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2015-11-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中国为何会成为滋养血汗工厂的沃土
――从富士康现象透视“中国制造” 富士康N＋1跳之后，中国血汗工厂的问题终于浮上水面。客观评说，富士康确实并非中国血汗工厂的最坏样榜：第一，在代工企业当中，富士康算得上相对较好的类别；第二，在那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型产业――煤矿以及各种矿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 “黑窑奴工”，他们才是中国处境最为悲惨的奴工。 由于“富士康问题”并非只是富士康独有的问题，因此，希望富士康悲剧不要再在中国上演，就必须考察中国为何会成为滋养“血汗工厂”的沃土。 一、企业：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好乘凉 任何企业在中国生存，都必须面对五种社会关系。这五种关系分别为企业与市场（代工企业的市场就是下订单的客户）、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员工、员工内部有效的科层组织，以及企业（政府）与媒体。其中企业与市场及政府的关系在这五种社会关系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了企业行为与企业员工的工作环境。由于中国政府事实上放弃了保护劳工权益的职责，劳资关系因而伸缩余地最大。 在五种社会经济关系当中，作为一家代工企业最重要的关系其实是客户。客户的需求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而这是所有关系当中最没有伸缩余地的关系。但作为代工企业，即使是进入500强的富士康，面对苹果、DELL等大客户也并无多少谈判筹码，因为代工所需要技术并不复杂，可替代性较强。客户选择代工企业时，主要是成本考虑。当年中国就是凭借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再加上无环保成本，政策优惠，因而成为以代工为主的“世界工厂”。 企业必须与其所在地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郭台铭的起家资本是1988年在深圳设立的黄田工厂，当时只雇佣了100多个工人，在港台资本中也只能算一条小鱼。但郭台铭自有其过人之处，他不但能够拉到源源不断的订单，还能把中国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五减三免”等用足用好，合法避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期有限，郭台铭会隔三岔五地注册一批新的企业，让富士康能够持续地享受各种税收优惠。这除了程序合法之外，当然还需要当地政府装聋作哑。 富士康加班并非秘密，但郭台铭有本事做到让深圳市政府对此不闻不问。按照中国劳动法规定，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违反〈劳 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5条规定，用人单位每日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3小时或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36小时的，应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按每名劳动者 每超过工作时间1小时罚款100元以下的标准处罚。 依据上述法律，富士康显然违法，而且是严重违法。但何以至今安然无羔？这当然与深圳市政府的默许及纵容有关。 中国政府近20多年来陷入GDP崇拜。自1991年至今，富士康集团营收一直保持着年均超过60%的复合成长率，近年来每年出口额将近600亿美元，跻身世界企业500强。在深圳市那块庞大的GDP蛋糕中，有富士康贡献的一大块――在深圳10家产值超百亿元的工业企业中，有3家富士康集团的分公司，它们是鸿富锦、富泰宏和群康科技。也因此，郭台铭的富士康自然成了深圳市政府的重点扶持企业。 二、富士康的工人一天到底要工作多久？ 这次富士康出现连续跳楼事件后，郭台铭很自信地面对媒体声明“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我相信他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早在几年前，郭曾投入巨资，自当总导演，编导了一部纪录片（有媒体称之为《深圳紫禁城》），宣传富士康对工人如何仁慈，工人如何热爱富士康。这部片子展现的游泳池等体育设施之高档，娱乐设施之完备，确实为一般代工企业望尘莫及。可惜，这部纪录片只是郭台铭的自述，并非富士康的全部真相。 人们也许还未忘记2006年8月郭台铭以名誉侵权为由将广州《第一财经时报》两位记者告上法庭，并开出天价索赔3000万元一案。这篇惹怒了郭台铭的文章其实只不过披露了该公司超时加班的问题，其标题就叫做“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2006年6月15日C5版） 苹果公司总部曾于2006年8月17日发布报告，指出富士康员工的加班时间超过了该公司《行为法则》有关最高每周工作60小时、至少休息一天的规定。富士康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出了35%。 今年1至4月间富士康接连出现跳楼事件之后，一些记者对富士康做了艰难的内部采访，揭示出其阴暗一面：富士康一般实行 “13休1”制度，即上班2周放假一天的工作制度，超时加班是常事。普工有三怕：一怕管理层，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自己的绩效。这是工人如数拿到工资与加薪的前提。二怕保安，因为工厂实施军事化管理，员工随时可能会被保安员殴打；三怕分流，因为可能无工可做或工作多得累死人。 （“揭秘富士康用工内幕：普通员工有‘三怕’”，《中国经营报》2010年4月6日） 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富士康网友观察团”通过卧底与内部调查方式摸清了一些情况，发文揭露富士康存在的九大问题，其中包括富士康工会形同虚设；保安人员非法打骂员工并限制其人身自由；富士康与员工签订霸王条款、变相限制员工的人身自由；法定工资偏低；强迫工人加班（几乎每天五小时）等等。工人每天就是机械地重复几个动作，几乎就是卓别林主演的那部经典影片《摩登时代》场景的重现。 基本可以断定，大多数工人每天工余之后最渴望的是睡眠。那些娱乐设施对他们来说，享用的机会实在不多。 三、在中国工会为何成了摆设？ 在任何国家，决定劳工生存处境的主要是依靠劳资双方的政治博奕。在中国这个不允许劳工与资方平等博奕的国度，则主要依赖政治赋予的制度保证。一旦政府成为企业的利益共谋，保护劳工权益就成了难于上青天之事。中国的劳动阶层之所以被称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更在于他们政治社会权利的缺乏。 中国由工会出面代替全体员工与资方签订的合同，与其说是劳资双方的博奕，不如说是政府刻意安排的一种政治表演，观众主要是时时对跨国公司生产链各个环节是否侵犯劳工权益提出杯葛的外国人权组织。中国政府在劳工问题上最大的政治成功就是将所谓工会变成了政府手中的政治道具。 迄今为止，中国的工会机构仍然位列政府的“党政工青妇”几套常设班子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及省市县工会的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从中央到省、市（地区）、县的工会负责人，无不列入政府官员编制，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也是行政任命，处级以上 的工会主席还得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工会成了安排当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机关。从其作用来说，中国工会只是政府的附属品，其真正作用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工人，宣传劳动纪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 表工人与雇主和政府交涉。2001年通过的《工会法》是解读中 国劳资关系的一把钥匙。 该法第27条的潜台词是，如果工人自行罢工，工会的功能不是参与罢工的组织和领导，而是 劝导工人，协助管理层“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换言之，中国的工会有责任瓦解工人自发的罢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工会只不过是政府机构对劳工实施管理控制的另一工具，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必然无所作为。有兴趣了解详情的读者可以去阅读拙作“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http://www.danke4china.net/xssk/17.htm） 理解了工会在中国只不过是个政治道具，就不难理解富士康工会的存在价值了。富士康工会负责人由郭台铭的秘书兼任，绝对不是深圳与富士康特色，因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会都具有同样特点。广东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狮山镇总工会派员殴打罢工工人（5月31日），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实属正常。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 四、“血汗工厂”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 对“中国制造”的代工企业与中国政府来说，目前最痛苦的事情与其说是劳工的罢工，还不如说是目前连维系“象刀刃一样薄的利润”也很困难。下面以富士康的利润构成为例分析，因为在这一事关企业生死的问题上，富士康的难题其实是所有“中国制造”共同面临的难题。 当年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土地、劳动力价格、税收、原材料等各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造就了“世界工厂”。20多年过去，当年构成低成本的诸要素如土地、原材料及运输成本等价格不再低廉，税收优惠也已不再，唯一还可榨取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成本。具体到富士康，《中国经营报》有篇记者调查谈到，尽管富士康是一家主要承接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订单的大型代工企业，但其利润主要依赖对人力成本的调控。在记者获得的一份有关国际客户向代工厂商发送的“代工询单”（Request For Quotation）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有关原材料/部件（component）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 修、培训、用工量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富士康基本上没有可能从供应链上创造获利空间。唯一可打主意的就是订单客户均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此外，厂房、机器、维修等费用也需要在富士康赚取的人力成本中摊销。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赚取人力成本的差值。 使中国血汗工厂雪上加霜的是竞争者日多。目前，与中国挤在这条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条竞争之路上的同行者，已经有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泰国、巴西及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的土地成本远较今天中国为低，政策方面也远较中国优惠，中国能够与之相比的唯一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了。 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是自主研发。但中国产业结构多年来空有转型之志，却未能实现转型，自有其无法克服的深层原因。因为在科技积累上，罗马城并非一天建立的。仅仅依靠偷窃可以得一时之便，但最终还是无法成为科技大国。 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便宜哪安家。尽管苹果、戴尔、惠普公司诺基亚与索尼公司纷纷表态要派遣专业团队调查富士康员工的工作及福利状况，富士康也宣布将员工薪酬提高20%。但这些跨国公司会在它们给富士康的订单上增加订金吗？答案显而易见，一旦找到成本洼地，这些企业会寻找新的代工企业。这就是那种“逼走富士康，就会有几十万人失业”之说的依据。 “血汗工厂”在中国行至穷途，这是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变化使然。但血汗工厂虽然山穷水尽，却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转型柳暗花明，更不意味着持续近十年的无就业增长状态会就此改变。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6月3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2009 年：中国经济的非理性“繁荣”
自从2008年底以来，中国经济要充当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这一说法不绝于耳，中国领导人所到之处也摆出一付经济救世主的姿态。但一年多时间过去，再来检视中国经济，就会发现这一年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就是房地产。只不过这“亮点”现在已经被海外专业人士看作一个超级大泡沫，正在讨论它何时破灭，破灭之后的中国经济将进入何种状态的大萧条。 政府吹胀的资产泡沫 在房地产价格疯涨的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贸易以及就业率都未出现好转态势，按常规判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根本无力支撑疯涨的房地产市场。 2009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占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四分之一。 从2008年末期开始投放的四万亿救市款当中，有2万亿经过中央国企下属的房地产公司流入了土地市场。这些央企手握中央政府给的救市款，在各地的土地拍卖会上，屡次拿下堪称“天价”的地王。据统计，大陆目前有七成央企本身行业效益大幅下降，均已放弃正业，一个华丽转身，成为“地产公司”，圈地自肥，囤积居奇，再雇佣枪手在媒体上大炒“地荒论”，指望价格被炒上去之后卖地赚取差价。 过去制造业景况不错时，土地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支柱（占财政收入来源的60％左右）；目前百业萧条，政府对土地的依赖自然更深。房地产对中国经济贡献到底有多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2009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7.7%，其中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只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为负数。投资贡献当中，房地产居功至伟。 中国网民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中共自吹自擂的“革命歌曲”依韵翻新：“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房地产，它辛劳占耕地；房地产，它一心谋暴利。房地产，它忽悠就能活；房地产，它一心救中国。它指给了富豪圈钱的门路，它引导政府走向豪奢。它坚持了疯涨八年多，它改善了官员的生活；它构建了升官GDP，它收取了税费好处多。” 通过房地产价格疯涨，中国又实施了一轮财富再分配。 房地产这架金钱水泵吸干了社会购买力 在2008年以前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号称由投资、外贸与内需这“三驾马车”拉动，但其中“内需”这驾马车始终半死不活，国内消费率始终在低位徘徊，储蓄率居高不下。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地方统计局的城市调查队所做的调查，都表明子女教育、养老、医疗与住房支出是迫使城市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在2007年中国经济处于“繁荣”末期之时，北京、上海、深圳等标杆性城市的房价涨过万元大关，许多缺房户已经感受到严重压力。自2009年3月以来，在政府的金融政策与房地产政策的强力催动之下，房价一路上扬，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已经超过每平方米2万元， 3万元/平方米以上的楼盘亦比比皆是。 中国多年以来亟盼启动的“内需”必不可少的社会购买力被房地产这架巨型水泵吸干榨尽。中国早就流传“一套住房消灭一户中产阶级”，“一套住房消灭一个百万富翁”的说法。有人根据购买力将购房者分为四个层次，在购买力顶端的是企业经营者和明星，他们购买多套上千万元的别墅高档房，等待获利回吐吃差价；第二个层次是一些垄断性质的高收入行业如石油化工、电讯行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往往拥有好几套房子；第三个层次是普通老百姓，靠全家凑钱及银行贷款买房。第四个层次是城市里的最低收入阶层、打工者和进城农民。他们根本买不起商品房，只能购买小产权房和拆迁复建房，或者其他住房。 房地产资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萧条状态下，中国的亿万元级富豪的财富却在持续增长，中产阶级（尤其是没有购置房产者）的财产在缩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围，85%家庭无能力买房。2009年12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副部长级官员）贺铿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是副部级，“也买不起房”。 并非“中央的好经让地方的歪嘴和尚念歪” 可以说，正如我在一篇“中国房地产，成也政府败也政府”（《看》2009年8月13日）的文章中谈到的那样，2009年这轮房地产价格疯涨完全是政府催生出来的。10月以后，中国国内指出房地产泡沫化存在风险的文章日益增多，分析者指出，住房租售比（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超过400倍，高于国际通行标准（1：200到1：300之间）；住房空置率高达50%，是国际标准（5%~10%之间）的5倍至10倍；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几十万亿，将造成新的坏帐，等等。 中央政府并非不知道这些政策的后果无异于饮鸩止渴，只是中国制造复苏之路遥远，政府投资项目大多打了水漂，地方财政要靠房地产，60余个产业的生存系于房地产，所以明知继续扶持房地产等于给中国经济注射毒品，明知依靠创造资产泡沫的复苏策略将造成储蓄和资源的不当配置并加剧贫富差距，也只得继续下去。就在2009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又对地产行业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将鼓励房地产消费、加快房地产投资、加大保障房建设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政策的主基调。这些政策又为房地产市场打了一针吗啡，让房地产商与投机者持续保持兴奋状态。 中国经济将可能成为“泰坦尼克”号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多以来，众多专业人士加以检讨，认为有五大因素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这五大障碍是银行有毒资产（包含坏帐与风险较高的贷款）、银行监管缺位、大规模失业、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如一波又一波让人类头痛的疫情猪流感之类。 这五大障碍中国现阶段都存在。 银行有毒资产增加、银行监管缺位。由于北京政府投入4万多亿巨款救经济，采取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大增加，资本充足率大大下降。2009年11月下旬，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各大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据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估算，中国11家大型上市银行要达到更严格的资本标准，总共将需要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440亿美元）的资本。 失业率过高。中国的失业问题历来就非常严重，失业率多少也是个谁也无法弄清的谜。这里援引两个数字：2008年7月，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对媒体透露，中国失业人数估计高达2.5亿，再加上 2009年失业农民工与失业大学生约5,000万，共计约3亿失业人口，占了中国劳动力人口的30%以上。失业人口越多，用于消费的钱越少，加上近年来社会购买力几乎被房地产吸尽榨干，中国的最终消费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不仅低于处于经济萧条期的美国（70.1%），甚至低于印度（54.7%）。 经济结构失衡。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是中国经济近30年以来结构失衡的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亚洲国家的年均投资率为27.8%，中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不论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都明显偏高。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这种结构性失衡不可避免影响全球经济，最后形成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如中美经济关系：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政府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支撑本国出口，使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得以维持信贷和消费。 事实证明：2008年以来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2009年的GDP增长只是依靠资产泡沫催生出来的非理性繁荣，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中国必将进入非理性萧条，中国经济不仅未能成为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反而有可能成为“泰坦尼克”号。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53期 ⁄ 2009年12月31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中国愤青的“精神兄弟”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鼠目寸光的中南海领袖最近肯定在暗自佩服自己那将坏事变好事的神奇能力。只要举起“爱国主义”这面有如抹布的旗帜轻轻一扬，不仅将奥运火炬传递中频遭抗议这一政府的耻辱成功地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耻辱，还成功地将愤青的发泄解释成“全体中国人民”对西方的愤怒，“被西方反华势力试图弄熄的奥运圣火点燃了全球华人心中的爱国圣火，再次彰显了党的凝聚力”。 当合肥愤青在享受了打砸抢的快意，全国各地愤青正欲跟进之时，风向却又变了。中南海从“民心可用”的沾沾自喜中转变为担忧：如果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混入“爱国学生”队伍，导致事态失控怎么办？于是围剿“义和团民”的警察大军再次出动，表演“打砸抢”最出色的安徽，大学生们已被禁止走出校门――摩拳擦掌的愤青们脑门上吃了一记重重的大闷棍，如同当年愤青前辈们举行反日游行时的遭遇一样。 各国共产党、德国纳粹以及今天的恐怖主义一向就有鼓动利用青少年为自己火中取栗的传统。1998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与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时，本人还在媒体工作，亲历了按旨意在媒体上导演“爱国主义国家游戏”的整个过程，也领教了中国当局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乐此不疲、永不厌倦的劲头（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对此有详细描述）。但一代又一代愤青乐于参演“爱国主义国家游戏”，重复“被利用―被抛弃”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却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愤青们的“精神兄弟”到底是谁？ 从体会政治权威的意旨与对政治权威的敬畏来说，中国愤青是中共培养的“积极分子”群体以及“文革”红卫兵的精神兄弟，最高政治权威“指到哪打到哪”仍然是他们的行动原则。当“党的喉舌”透露了倾向性的煽动信息后，愤青们就开始主动积极表现，除了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发表各种帖子代替当局“受辱”之外，还柿子拣软的捏，向家乐福这种国际资本中的相对弱势者发动进攻。至于家乐福资助藏独之类的罪名，与当年积极分子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红卫兵在“文革”中栽给“阶级敌人”各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属于同类，均是无须求证的莫须有之罪。但当局脸色一变，愤青们立刻就趴在地上不敢稍动，最多只弱弱地在喉咙里咕哝着“我们这是爱国呀……”，甚至连质问当局那张脸为何变得这么快的勇气都没有。 从仇恨西方文明的劲头来说，中国愤青的精神兄弟有两个，昔日的义和团与今天的新左派。从其盲动与愚昧来看，与义和团相仿佛。区别在于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时，参加的拳民大多数不识字。今天中国愤青们高举21世纪版的“扶清灭洋”大旗时，却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这类愤青，只能说这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对专制统治甘之如饴，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恨之入骨。 从犬儒式的政治态度来看，中国愤青更多得自中国新左派的真传。中国的新左派与西方的新左派之间除了名号相同之外，只继承了欧洲新左派“头脑向左看齐，生活上向右看齐”这种生活态度与一些理论概念。西方新左派以本国政治制度与权势阶层为批判对象的精神，到中国却蜕变成对本国政治制度的赞美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种所谓“批判”不仅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还迎合了中国当局的需要。他们在话语上永远泛泛地同情社会底层，但却回避任何具体的行动与付出。这一点政治机巧被愤青们学得非常到家。只是洋字号的新左们嫌愤青们的行为太“暴民”了，不愿与其列为同门。 剖析中国愤青的精神兄弟一族，可以明白愤青只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病变产物，他们的行为可以成为衡量中国病变程度的标尺之一。在国际社会的民主力量为中国人争取人权之时，中国愤青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表明：做奴隶是我们自己愿意。谁要是代我们向奴隶主提出解放奴隶的要求，那我们将为保护自己的奴隶地位而战。 今日愤青就是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贾桂有句著名的自白，即“奴才跪成习惯了，站着反而不自在”――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中国人没有全变成贾桂。 （《华夏电子报》2008年4月24日，总 241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遭遇质疑之际 TikTok 平台为何迎来美国总统拜登？
何清涟 如今的世界，任何人任何企业都有可能会进入奇幻漂流，TikTok在美国的命运就是如此，在美国对它两年内进行了两场国会听证会，极有可能因会“传输数据给中国政府”这一指控列入禁用状态。正当其处境无比危险之时，却遇上了天字第一号的“贵人”。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加入了社交平台TikTok，竞选顾问称，该账户由拜登-哈里斯团队(Team Biden-Harris)运营，并将像在Instagram等其它社交媒体上一样定期发布内容。[\[1\]](https://heqinglian.net/2024/02/21/tiktok-in-usa/#post-13872-endnote-1)此时距1月31日TikTPreview (opens in a new tab)ok总裁周受资在国会听证会上就他与中国的关系受到美国议员的严厉拷问不过十天[\[2\]](https://heqinglian.net/2024/02/21/tiktok-in-usa/#post-13872-endnote-2)，各国政府就算“脑筋急转弯”，也很难立刻跟上拜登的节奏。 TikTok的中国因素让其在欧美遭遇质疑 在互联网行业当中，抖音-TikTok成长迅速十分惊人。TikTok母公司为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ByteDance Ltd.）。从2016年9月，字节跳动从产品musical.ly中获得灵感，在国内推出了今天家喻户晓的短视频App抖音，次年花费10亿美金收购了musical.ly，将其与国际版抖音结合成如今的TIKTOK，用了四年时间，终成全球流量第三的社交平台。据DatarPortal发布截至2023年4月初的统计，TikTok全球18岁及以上用户达10.92亿，占全球同一年龄段人口的19.4%。如果将中印两国18岁及以上的人口排除，TikTok在全球这一年龄段人口中的广告触达率将增至31.2%。 TikTok之所以会成为美国国会两度召开听证会要禁止的社交平台，是因为它与中国的关系。其创办人周受资（新加坡华人）的背景始终受到质疑；在欧洲各国，TikTok的发展也遇到相同的政治阻力。但这种阻力也有出自经济考虑的，FastData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的TikTok活跃用户数为1.25亿人，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TikTok在台湾被视为中共对台湾青年洗脑的工具 TikTok在台湾的政治作用早就被关注到，民进党政府认为TikTok成为北京争夺台湾青年的洗脑工具，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版图。此说不为无因，TikTok在台湾的活跃用户达到680万，主要用户族群分布在15至24岁和25至34岁之间。9年前，台湾柯文哲9年前借着台湾年轻人主导的“太阳花运动”一战成名，在蓝绿“被讨厌值”高的情况下，他领导的第三势力——民众党以“打破蓝绿垄断”，“打破意识形态挂帅”为口号，加上柯文哲多年历练，熟知与年轻人沟通的技巧，在年轻族群（20-29、30-39两年龄层）当中的支持度的支持度远胜赖清德和侯友宜。由于民进党执政经济方面不成功，台湾年轻世代苦于长期低薪，关心经济甚于关心“统独”，太阳花一代的“天然独”已经崩解。台湾相关研究显示，由于TikTok与“小红书”对台湾年轻世代的持续定向投喂，在台湾越来越风行，自然成为台湾政治人物宣传理念的新渠道及中共对台发动认知作战的新战场。 将TikTok与中共大外宣联系起来的，是2021年7月总部 位于巴黎的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IRSEM）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有一个311基地，该基地是中共进行“三战”的总部，负责指挥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报告作者查龙（Paul CHARON）及维尔默（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指出，中国的党、政、解放军和企业的工作，都围绕这三个目标进行，几十万中国公民或外国同情者将被长期动员起来，参与北京指挥的“三战”，其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塑造和强加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说法，即舆论战；二是劝阻甚至恐吓敌人，即心理战，最后将司法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用法律的战争来打击攻击或制裁被视为敌对的个人或国家。报告估算，311指挥的“五毛大军”之中，有200万是全职，2000万是兼职工作。他们的工作包括“出征”网络，用亲北京的信息淹没社交平台，同时给人一种自发支持或真正的民众谴责的假象，以谴责敌视政权的言论。[\[3\]](https://heqinglian.net/2024/02/21/tiktok-in-usa/#post-13872-endnote-3) TikTok对年轻世代的影响与控制力，头痛的不仅是台湾，还有美国。从2022年开始，美国国会议员以担心中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多次提出禁止TikTok。2023年1月，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Sen. Josh Hawley）提出《美国设备禁用TikTok法》（No TikTok on United States Devices Act），目标在于全面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并禁止与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商业活动；3月29日，霍利和民主党参议员兰德·保罗（Sen. Rand Paul）围绕是否该全面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激烈争辩，尽管大多数两党议员都认同TikTok所构成的安全威胁，但在如何处置的问题上还未取得共识，少数分属左翼进步派和右翼保守派的两党议员已公开表示反对全面封禁，[\[4\]](https://heqinglian.net/2024/02/21/tiktok-in-usa/#post-13872-endnote-4)但一些州和市级政府已经通过立法禁止在政府设备和互联网网络中使用TikTok，推动了针对该应用的限制。2024年1月31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公开露面，就网络儿童性剥削问题作证，并8次被问到他与中共的关系。这次Hearing上，周透露，每月有超过1.7亿美国人使用TikTok，比该公司去年所公布的数据多了2000万——这次听证会之后，舆论估计TikTok可能会被全面封禁。 欧盟紧随美国，于2023年3月开始，欧盟委员会禁止其员工在工作用设备上使用TikTok；另外，加拿大监管机构已对该平台的隐私做法展开调查。德国与法国也先后宣布将禁止TikTok的使用。但欧美政府因网络安全问题采取的强制限制措施并没有削弱公众对TikTok的喜爱。根据分析公司Apptopia的数据，截至2022年2月，其在欧洲拥有1.5亿用户。 拜登的“脑筋急转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 欧洲、加拿大等西方盟友万万没料想到，2月11日，“带头大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加入了社交平台TikTok。 据其竞选顾问称，该账户由拜登-哈里斯团队(Team Biden-Harris)运营，将在此定期发布内容，如同在Instagram等其它社交媒体上。该团队当天就在TikTok上发布了第一段视频。 图片 美国国内为之错愕，美国之音称这是总统拜登为竞选连任并非推测，而是有事实根据，美国CNN于1月30日发布独家报导，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旧金山峰会时告诉美国总统拜登，北京不会干预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且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泰国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会晤时重申此事。[\[5\]](https://heqinglian.net/2024/02/21/tiktok-in-usa/#post-13872-endnote-5)如果理解成中国不会做对拜登竞选连任不利的事情，就完全可以理解拜登脑筋急转弯的原因何在。毕竟，TikTok在美国拥有1.7亿用户，台湾柯文哲的经验证明，通过它来拉抬选情，是个利用价值很高的平台。 如今正在脑筋急转弯的有加拿大与欧盟，慕尼黑安全会议成了合适的平台。去年5月，加拿大与中国闹到互相驱逐外交官，这次加拿大外长要求在与王毅会谈并如愿以偿。近两年一直力主对华“去风险”的欧盟，其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慕安会见王毅时表示，中国的发展令人钦佩，符合历史的逻辑。只有澳大利亚可以不用脑筋急转弯，因为TikTok在澳大利亚市场的活跃用户数量达到850万人，相当于全澳洲人口的30%，但澳大利亚似乎并未将禁用TikTok列入日程。 TikTok在西方的奇幻漂流，可能还会波浪迭起，但那是2024之后的事情，对拜登来说，此时先度过波涛汹涌的大选年再说。 《美国总统拜登团队使用TikTok竞选 引发争议》，RFA，2024.02.12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lu-02122024111136.html） ↑ 《TikTok首席执行官与中共的关联再次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VOA，2024年2月1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tiktok-ceo-ccp-connection-scrutinized-in-us-congress-again-20240201/7466225.html） ↑ 《法智库报告：中国影响力战略日益俄罗斯化》，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09/2021 （https://rfi.my/7lCw.X） ↑ 《国会共和党人针对是否全面封禁TikTok激烈交锋》，VOA，2023年3月31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gop-senators-hawley-paul-rubio-tiktok-ban-debate-20230330/7030006.html） ↑ Exclusive: Xi promised Biden China wouldn’t interfere in 2024 election, By Sean Lyngaas and MJ Lee, CNN, January 31, 2024 (https://www.cnn.com/2024/01/30/politics/xi-biden-china-us-2024-election/index.html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中文网，2024年2月21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biden-on-tiktok/5j18rle5g） ↑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别让仇恨毒死自己
17年前的1986年1月底，美国“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升空时爆炸了，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当时我正在深圳办报，当地居民通过香港电视看到了“挑战者号”爆炸的实况转播，连续几天，深圳市民都处在一种悲痛的情绪中，大家都在关心，议论这件事。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了一位蛇口青年题为“挑战，即使牺牲，也是壮烈”的文章，热烈赞美挑战者的精神，同时表达了对七名宇航员牺牲的悲痛。我本人也撰文感叹宇航员们代表整个人类向宇宙挑战的勇气和所付出的代价。深圳还有几位年轻人自发地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发了电报，表达对七名遇难宇航员家属的慰问。人们都在为人类共同的损失而痛心。 17年後的今天，又是美国的宇宙飞船出事，“哥伦比亚号”在宇宙航行16天後，在只有几分钟就要回到美国基地的时候爆炸了，又是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当美国和全世界有human heart（人心）的人们再次为生命的损失，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灾难而悲伤的时候，在中国，在美国的中国人当中，竟有人，而且不少人，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兴奋，他们的开心，甚至说这是为中国春节放的焰火。 911後，不少中国网民幸灾乐祸，一片欢呼。我当时愤怒至极，撰文痛斥。但这次，我感觉的已经不再是愤怒，而是十二分地伤心。我从来都是一个族群意识极为淡薄的人，同种族，同根生，同血缘，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所寻找和追求的是思想的朋友，心灵的亲情。但是，这次我却无法不强烈地意识到种族、地域。因为毕竟那些恶毒语言来自我所属於的那个种族，那块我所熟悉的土地，使用的是我熟悉的汉语。真是伤心到心都疼。 17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对宇航员家属的慰问，变成了今天的年轻人对宇宙飞船爆炸的幸灾乐祸。在没有了文革，共产意识已经淡化的今天，人心怎麽居然越来越毒？不必强调这只是少数人，它所反映的真实足够令人恐怖。到底是什麽在毒化今天的人心？ 17年前，从知识界到大学校园，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找西方书籍，寻求西方资讯，充满了对文明世界的渴望，对自由世界的向往。一位当时刚在北京参加了托福考试的朋友说，“排队领取托福申请表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难以想像，如果这是领取一张去美国的免费机票，那会是一幕多麽悲壮的情景。”虽然当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今天强很多，但在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中几乎没有反美、反西方情绪。反而是由於一致热衷西化，导致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运动。 17年过去了，中国既没有文明，更没有自由，但为什麽反美、反西方情绪即使不经共产党点火，它也自己发烧？任何一点和西方的冲突都能引起一顿狂热的反美、反西方的发泄呢？一个简单而根本的原因：民族主义。 17年前中国不仅专制残酷，而且贫穷落後，没有喂养民族主义的资本。今天，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觉得有资本了；而且今天的年轻人也没有体验过缺衣短食的艰辛。於是，在专制制度的发酵剂滋养之下，民族主义的毒瘤在中国越养越红火。难以想像，一个经济发达的、独裁专制的、充斥民族主义的国家是多麽可怕。即使在将来的民主中国，它也将是危害社会健康的最可怕毒素。 今天的南韩就是一个可怕的样板。你看无论北韩多麽流氓无赖，但“我们都是朝鲜人”，於是共同的血缘把他们凝固在一起。南韩成为捍卫共产北韩最强的声音。无论美国怎样为了保住南韩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了十万人的生命，而且五十多年来一直付出人力、财力，驻军保护南韩不再受到北韩攻击，但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朝鲜人必须和朝鲜人一条心。所以，今天南韩可以经济腾飞，南韩也可以在美国的保护下继续享受民主政治，但满腔民族主义情绪的韩国人一点也不幸福，他们实在太不幸了，放著好好的自由、富裕、轻松、开心的日子不过，偏要让民族主义的怒火把自己烧死。 也许由於美国是个历史短暂的、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也许更由於美国的自由价值传统，在这里你从来见不到民族主义的狂热。一个简单的例子，尽管上周布希总统发表国情谘文後，美国民众支持打伊拉克的比率上升到70%（福克斯电视台上星期三民调），全国却没有一次支持战争、显示国威的游行。倒是反战示威左一起，右一起。 民族主义的排外心态，可以导致火山爆发般的仇恨。美国由於没有这种民族主义，所以鲜见仇恨的情绪。在美国有十几万，或者更多，近二十年来移民、留学到美国的中国人，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美国人民不仅善良、友好，而且单纯、真诚。即使有些总感到受歧视的中国人也得承认，他们起码没有受到来自美国人的仇恨。 美国哪一次都是极不情愿地、在无可奈何地情况下进入战争。尽管不得不上战场，但那些去阿富汗打仗的美国士兵仇恨阿富汗人民吗？那些去伊拉克打仗的美国士兵仇恨伊拉克人民吗？担心无辜生命的损失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但是拉登的塔利班却仇恨每一个美国人，因为“杀死每一个美国人”是他们的口号。 再看南斯拉夫中国领馆被炸，无论中国人认为是有意的，还是美国人认为是误炸，都不可以想像美国人会幸灾乐祸：炸得好，那些领馆里的中国人就该死；海南撞机事件，无论中国人认为是美机故意撞的，还是美国人认为是中国灵巧的小战斗机撞上了美国笨重的大侦察机，都不可以想像美国人会叫喊：中国的飞行员摔死好极了。 而在六四屠杀之後，更有数不清的美国人去教堂为那些死去的中国人祈祷，为他们点起蜡烛，他们想到的不是多少中国人死了，而是多少无辜的生命损失了，他们是我们人类的一部份。爱，只有在人类的共同意识中才能生长；恨，则是在民族主义的毒素中膨胀。 至於那些在美国的土地上仇恨美国的中国人，我只是挺可怜他们。人总是尽最大努力往好处走，走到好地方才开心。许多人当年对中国千怨万恨，费尽心机，力尽艰难才来到美国；而来到美国後又开始对美国千仇万恨。共产党给你埋下了一颗仇恨的毒种，但它如果在地球上哪片土地都发芽的话，那你岂不是在哪里都会被毒死麽？美国绝不十全十美，它的毛病遍地都是，你可以愤怒，你可以批评，但别那麽大的仇恨，你的仇恨伤不著美国，却真的很伤你自己。因为充满仇恨的人总是充满暴躁的情绪，无论在工作场所，在社会上，还是在家里，都会难受，不是和自己作对，就是和别人作对，无形中把社会和别人都树成了自己的敌人。暴躁的情绪不仅从来都只能恶化事端，更对你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害。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些仇恨怒火满胸膛的蒙面人们，或者狂躁地往天上放枪，或者抬著死人吼叫时，总是担心有一天他们会被自己的怒火烧死。 智慧的人让理性主宰自己。理性的人可以愤怒，但却不能允许愤怒演化成暴躁的非理性情绪，更不能是行为。内心燃烧著仇恨的怒火，思想被仇恨枷锁禁锢，你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而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依赖一个自由和文明的社会环境。 宇航员们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得益的是我们全体人类。就像比尔．盖次是美国人，但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受益。中国那些渲泄对美国仇恨的人使用的是美国人发明的电脑，是从美国发达起来的电脑网络。 世界正越来越走向一体，各种族无论怎麽互相排斥，人类的合作只能越来越多。在“哥伦比亚号”里是五个美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以色列人，而现在还在太空工作著的宇宙飞船里是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而在以後的宇航飞行中，完全有可能会有美国人和中国人肩并肩地一起探索宇宙的深奥，一起分享揭示大自然秘密的喜悦；而民族主义的仇恨就是在摧毁这些人类共同的、可以共用的美好价值，同时也在毒化、摧残你自己。 2003年2月4日 2003-02-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
达赖喇嘛最近成功地访问了台湾，这是他1959年流亡海外之後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达赖喇嘛在台湾可谓刮起了“旋风”，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主持的一次宗教活动，参加者就有五万人。 达赖喇嘛离开台湾後来到美国访问。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达赖喇嘛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会谈之前的一小时，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麦迪逊旅馆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和学者苏绍智、王若望、羊子、郑义、胡平、唐柏桥、龙宗泽、萧强、刘晓竹、刘白芳、曹长青等11人。 此次会面是由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召集，会见人员也是该中心拟定和邀请的。两位藏人学者，现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的阿沛晋美（中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之子）和“美国之音”藏语部记者才旦旺秋担任了翻译，达赖喇嘛用藏语和英语讲述了他访问台湾的经历，并再次阐述了他的非暴力理念，和与北京对话以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 达赖喇嘛曾一再呼吁，要求藏人去发现每一个他们能发现的中国人，和他们交朋友。他认为，汉藏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两族人民视对方为兄弟姐妹，真诚相待。因此他在和美国总统见面前夕特意抽出时间与这麽多中国人会面交谈。 ●对西藏也应实行“一国两制” 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的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第一个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他非常非常尊敬达赖喇嘛。还是在中国大陆时，他就听到达赖喇嘛主张对西藏也要实行“一国两制”，他对这个设想非常赞成。他当时曾向统战部的领导提议，应该支持达赖喇嘛的这一设想。 另一名与会人员刘晓竹则提出，流亡的大部分藏人都主张西藏独立，而达赖喇嘛现在的主张是“自治”，这会不会得到多数藏人的支持？达赖喇嘛在回答时说，从非暴力哲学的角度，必须用谈判协商和对话等方式来解决人类之间的冲突。如果他现在坚持的和中国政府对话，寻求西藏“自治”的主张二、三十年都不起作用，那再寻找其他方式。 “ 中国人权”执行主席萧强向达赖喇嘛表示了他对“非暴力”理念的赞成。八九民运时湖南学生领袖唐柏桥则讲述了他的“思想转变”：他以前在中国大陆时所知道的西藏知识都是政府的宣传。因参加八九民运蹲了监狱，他更加体会到被压迫和被迫害著的痛苦。因此他觉得更应该同情和支持被中共压迫和迫害的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汉人和藏人应该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联合起来，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 唐柏桥正在策划大纽约地区的“64八周年纪念晚会”，当他会後向达赖喇嘛说起这个“晚会”计划，并邀请达赖喇嘛给予录像致词时，达赖喇嘛马上就答应了。看到达赖喇嘛这样爽快地答应，使我想起现仍在中国大陆的蒋培坤、丁子霖夫妇，他们在给海外朋友的信中说，当“六四”屠杀一周年的时候，他们从“美国之音”听到达赖喇嘛纪念六四遇难者的讲话，深为感动。他们说，八九民运之前的几个月，中共在拉萨屠杀了几百名和平情愿的藏人，并宣布了戒严，可我们中国人，包括知识份子，都没有表示对藏人的支持。现在，达赖喇嘛在“六四”周年之际，还记得中国的受难者，那种精神境界让我们既感动，又惭愧。因此，当我编辑《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一书，邀请蒋培坤、丁子霖夫妇撰写文章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写了题为“关心西藏人权，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责任”的专论。这本书去年五月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此书的13名作者中，只有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和魏京生身在中国大陆，在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这样仗义直言，体现了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和良知。 达赖喇嘛这样悼念“六四”遇难者，支持所有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是他一贯的哲学。他在一九八九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领奖致辞时，对他自己做了这样的角色定位：“首先，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有人类责任；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我力图向精神世界贡献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个藏人，我对西藏的命运负有责任。” ●达赖喇嘛的主张受到藏人的质疑 因此，当我提到，很多中国人担心如果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是否要恢复原来的“大西藏”的版图，还是继续现在中共划定的“西藏自治区”时，达赖喇嘛坚定地说，他关心的不是版图、边界和地盘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他就此阐述他的“中庸之道”理论，他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取中间。一些藏人要求西藏完全独立，这是一极；而中国政府想保持现状，即西藏成了中国的殖民地，这是一极。“我想在这两极之间找出一个中间的道路，这就是自治。”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曾写道：“我多年的奋斗，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我的六百万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我关心的不是边界，而是想像力、创造力，这些对于人类是最重要的。而实现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有自由。” 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主张在流亡的藏人社区引起争论。在今年1月20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的达兰萨拉城举行的“西藏前途讨论会”上，一些藏人少壮派则对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提出质疑。西藏青年会副主席葛玛益西和议员葛玛秋培等就提出，“我们少数流亡藏人无权否定历史上即为独立国家之人民的恢复独立的权力，同时我们也没有改变西藏民族后代之前途的权力。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没有人会把独立送上门来给我们，舍身争取是极为重要的。在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义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争取自由与独立时可以采取什麽手段而又不能采取什麽手段。”包括达赖喇嘛的兄长在内的一些藏人曾指责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出卖西藏”。但该讨论会上，多数发言者都支持达赖喇嘛的“自治”诉求。 以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至高无上的政教领袖地位，和“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声望，他的主张在流亡藏人中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和抵制。因此，世人看到的结果是，在新疆，暴力反抗中共统治的事件接连不断，直至今年初的“伊宁暴动”，造成几百人丧生的惨剧。但在西藏，这样的大的暴动至今没有发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张在对藏人起著制约作用。如果北京政权明智的话，趁著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与达赖喇嘛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可以避免将来的大流血。历史上的达赖喇嘛的寿命都不是很长，从三世之後，除了五世达赖喇嘛（66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58岁）外，其他的达赖喇嘛都是在50岁之下就去世了。今年62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可能是所有达赖喇嘛中最博学的宗教领袖，而且最具有西方民主思想和开放胸怀。北京政府如果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的诉求都不予回应，那将是这个政权的大愚蠢。 ●在中共统治下，百万藏人异常死亡 达赖喇嘛的诉求在愚蛮的北京政权那里得不到回应，但在能够接触到自由信息的中国人社区得到了巨大反响。在台湾，很多民众到机场去欢迎达赖喇嘛。台湾媒体对达赖喇嘛的来访几乎都给予正面评价，对达赖喇嘛本人则一片尊敬的声音。即使台湾最反对西藏独立的新党举办的抽样调查中，还有27％的人支持西藏独立。而在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十几名中国异议人士和学者中，几乎都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 从台湾民众和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来看，只要中国大陆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随著更多的民众了解到西藏的真相，中国大陆人民也会像台湾民众和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一样，对西藏人民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只要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北京政权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那些谎言就会被戳穿，人们会了解到西藏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使在清朝时，西藏也不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尤其是在1911年清朝结束後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间的近40年间，西藏完全是“事实独立”；只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二野”部队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五千七百名藏人。” 而且只要有新闻自由，中国人就会了解到，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民受到的深重苦难。据达赖喇嘛199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披露，在中共统治下，有多达120万藏人因迫害、饥饿和枪杀而丧生。据美国原《新闻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Aveton）写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中披露：五十年代末在甘肃兰州郊外监狱曾关押七万名藏人，只有一半人幸存，其余全部被迫害和饥饿致死。在甘肃“酒镇监狱”关押的76名藏人，一半以上活活饿死。已故的十世班禅喇嘛曾统计说，全部藏人人口中，有15％的藏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40％死於狱中（《华盛顿邮报》1994年7月17日，“毛时代的大众死亡”）。 最近刚刚出版，并受到西方媒体广泛好评的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柏克（Jasper Becker）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著作《饿鬼》（Hungery Ghosts），披露了藏人在这场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的人为的“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在人口比例中为最高。据该书援引的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在1953年至1964年间，“西藏自治区”和周边的一些藏人自治州的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人口下降了10％。 即使邓小平主政後，镇压仍没有停止。1989年春天，中共军队公开在拉萨屠杀和平情愿的藏民。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根据目击和得到的中共文件写成调查报告在海外发表，该报告披露，在那场屠杀中，有400多名藏人被枪杀，几千名藏人受伤。即使中共在西藏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後，发财的大部分是汉人，因为他们与内地和北京高官有更多的关系。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30日的专题报道，在拉萨的13,000家店铺中，只有300家为藏人经营。在西藏的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大部分店铺都是汉人开设的。 ●中国人应多一点良知 除了这些历史和严酷的现实外，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藏人有不同于汉人的独特的藏语语言、文化、风俗和全民信仰佛教的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仅凭这一点，西藏人民比台湾人更有理由要求独立。但达赖喇嘛考虑到中国人的感情，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主动妥协，仅仅要求西藏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样的要求已是低得不能再低了。霸道的北京政权对此不予理会，但有良知的、信仰真理的中国人，应该对西藏人民伸出援手，以超越种族和肤色的“人类意识”，去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生存的斗争。 会面结束後，达赖喇嘛和很多中国异议人士聊天。作家郑义在和达赖喇嘛谈到西藏作为当今世界最后一块“净土”被中共践踏，西藏人民这些年遭受的深重苦难时，不禁落泪，无法说下去。刚刚度过80大寿的作家王若望是与会人员中年龄最大的，达赖喇嘛一直拉著他的手达两、三分钟，听王若望讲诉他1982年随作家代表团去西藏访问时看到佛教寺庙被毁坏的情景，和他了解到的当年西藏的六千多座寺庙在文革中被毁坏到只剩下八座的惨剧。 会面结束後，达赖喇嘛向每一个与会者赠送了藏人象征友好的白色哈达和他的中文著作《慈悲与个人》，并应很多人请求，在哈达上一一签上了他的名字。告辞时，他握住苏绍智的手说，“这次时间太短了，如果有时间，我要向你请教一下马克思主义。”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 望著微笑著的达赖喇嘛双手合掌，向大家告别，一身红色的架裟飘然而去的情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台湾诗人余光中最近写的题为“达赖喇嘛”中的一些诗句—— 藏文滔滔有几人能懂 密宗奥妙更难以参悟 但他的微笑深入浅出 无需译成台语或汉文 看双掌合十，心心相印 有千千万万的头颅低俯 不向飞弹，向他的法坛 ┅┅┅┅ 我没有哈达可献，也未入密门 只能在春分的第六个黄昏 在一株菩提树下默祷 愿他能带著微笑与族人 重踏来时的天梯千仞 回到他梦里的冰国雪乡 （载香港《前哨》月刊1997年6月号） 1997-05-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悼念张炎宪馆长
今晨打开电脑，看到前台湾国史馆长张炎宪先生在访美时突发心肌梗塞而今早过世的消息，一阵脊背透凉地哀伤。因为就在几天前，作为台湾社社长，张馆长还在台北主持我的演讲会，次日在他离台出国之前，我们还在一起谈二二八和相关史料。突然之间，这样一个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的人，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此无常的人生，实令人难以接受。 今年9月20日，是彭明敏和他的两个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五十周年纪念日。我应邀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纪念活动之际，恰巧正值苏格兰独立公投揭晓，张炎宪先生听说我回到台湾，特意安排我在台湾社讲了一场《从苏格兰独立公投看台湾前途》。不料这竟成为张先生最后一次主持的演讲会。 我跟张先生没有什麽私交，但敬佩他的人品与学识，知道他是研究二二八等台湾史的“专家中的专家”，所以对他的演讲邀请一口答应。那天的演讲会有两小时，一直到中午12点多。听众提问又欲罢不能，张馆长一直微笑著，给每个提问者以机会。然后我们又匆忙赶去新北市政府会议厅，参加那里的自救宣言纪念音乐会。 从两点多入场直到晚上五点多，三个多小时的音乐会结束后，我们才得以在会议厅的走廊里私下交谈。正好还有一位在美国的台湾乡亲委托我请张馆长查询一个在二二八屠杀中失踪的亲人。张馆长看到“住在台南、当时活跃在嘉义地区的苏鸿炎”几个字，马上有反应，说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不是写错？显然他对那个名字有印像。但他说，明天就出国去日本和美国，等10月6日回台后，一定帮助查找。他当时那认真承诺的表情，依然清晰在眼前。 我相信张馆长的意外故去，一定是因为太累了。主持我的演讲会那天，两个多小时，他一直坐在台上。中午匆匆赶到新北市，那三个多小时的纪念音乐会也足以令人身心沉重。本来我上午一直站著演讲，也挺累，想在下午的音乐会上偷偷打个盹，因为我对音乐是外行。但那天李筱峰教授主持（编辑并剪辑）的音乐会内容，无法不令人全神贯注，不仅绝无瞌睡，而是心潮起伏，因为他把二二八以来台湾人的悲怆历史，用画面和音乐连结起来，成为一堂精彩而感人的历史课！也许台湾人看过很多，很熟悉，但我和妻子却是看到落泪。音乐会结束时，我特意跑到后台，刚跟李筱峰先生说了一句，“谢谢你！”然后就哽咽得无法讲什麽了。张炎宪馆长是最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之一，可想而见，那三个多小时，他的身心又经历了怎样一场洗礼。 第二天，张炎宪先生就飞去了日本，停留几天后即赶赴美国，下了飞机接著就去做二二八口述历史的采访。他的确是太累了。人们常把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人称为英雄，张炎宪馆长在前往美国挖掘记录台湾史的前沿阵地上离开了我们，他是战士，又何尝不是英雄！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张先生对台湾史的研究有其独到的贡献。他曾说，研究台湾历史，有两个基本点∶ 一是要信赖台湾人自己的力量，而不主要靠外国人，“台湾史最有权威性的解释应该在台湾”。对这点，我在阅读中也有体会，例如蒋经国基金会出资赞助的那本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写的《蒋经国传》（The Generalissimo’s Son），就对蒋家有过多溢美之词，缺乏客观公正（中国时报的“高级外省人”记者傅建中曾撰文力捧）。 二是要重视民间研究，而不是政府。这样无论政府怎样更替，都不影响到民间研究的客观真实性和连续性。 张炎宪对台湾史的研究主要靠自学，他曾说，“我都是靠自己找资料读台湾史，从没有老师教过，‘名师’都是非常国民党的。”他还说，“当然国民党对我不好，也不可能对我好，对我好表示我有问题。讲台湾史被国民党政府褒奖，那表示我自己有问题。” 张炎宪的独立人格，不仅表现在拒绝国民党，而且也不受民进党的史观影响，是把真实作为最高原则。例如，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出“中华民国过去是一个流亡政府”引起蓝营围剿和争议时，张炎宪就有胆量指出，蔡英文说的不准确，中华民国作为流亡政府不是过去式，而现在仍是。 我仔细看了张炎宪的辨证理由，相当信服。他说第一，流亡政府是中性名词，并不是耻辱的象徵。像二战时的法国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都跟中华民国一样，是流亡在外国，等待回到自己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是中国，不是台湾。 他特别举证说，从1945二战结束到《旧金山和约》签署这6年期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到了台湾，是受盟军最高统帅的委托而接管（暂管），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台湾。因中华民国1911年成立时，台湾早已是清朝割让给日本的领土，不属于中华民国。张炎宪说，接管时会场还悬挂了英国，美国，中华民国，苏联等四国国旗，表示是盟军接管。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日本正式放弃台湾，但没说把台湾给已成立两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说给已实际占领台湾6年的中华民国。英美等国际社会的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是要台湾的前途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己决定。 所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并取代的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之后一直是流亡政府。针对当时民进党强调的“中华民国在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就不是流亡政府了”，张炎宪也不认同，他强调，那部流亡政府性质的宪法没有改变（固有之疆土等），中华民国的流亡性质就没有真正改变，所以它还是“现在进行时”。尤其“马英九上任后复辟一个中国架构，却反映中华民国依旧是流亡政府的本质。” 那麽怎麽解决这个“流亡政府”？张炎宪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中华民国像戴高乐和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一样，回到自己的国家（法国/西藏）。二是中华民国融入台湾（合为一体），去掉中华民国的国号，改变流亡政府的宪法，通过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国号为台湾）。 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张炎宪的这两种方案，都是尊重历史真实的结果。但第一种方案很难实现，因为今天的马英九和国民党们，完全没有回到中国、逐鹿中原的打算，或者说，他们是“伪流亡政府”，根本没有像戴高乐、达赖喇嘛们那样，有回到自己国家的愿景和真心。国民党们的真正打算，是背靠共产党的大树，用一个中国的幌子，来获得北京政权的支持，保持国民党一直在台湾掌权。国民党现在既不反共，也不爱台，跟共产党非常相像，只是意在权力，什麽共产主义、三民主义，都是欺骗主义，连自欺都做不到。 我对这一点感触很深。1989年底我和一些反共的中国人第一次访台时，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当时是国安会秘书长）宴请我们时，还很动感情地说“对不起，我们丢了大陆，让你们受苦了！”“我们一定要回去，解救大陆同胞！”蒋纬国讲这番话时，还指著胸前带的一束小白花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回到天安门广场，把这束白花祭奠给那些遇难的孩子们。他说得很动情，我们听了也很感动。那时，在反共事业上，我们感觉是一家人。可后来，当年接见我们的反共将领郝柏村却跑到北京，跟（打败国军的）解放军将领说“我们又是一家人了”。而我们这些一直坚持反共的人士，则已经成为国民党马英九们不欢迎的人。这真是历史的反讽，由此更可清楚地看出国民党的堕落沉沦，他们已毫无任何理想性，和共产党穿连裆裤，权力和黑金就是他们的最高目标。 所以，张炎宪馆长说的第一种方案，完全没有可操作与实现的可能。只有第二种方案才可行，就是台湾人民用选票（立法院多数）结束中华民国这个伪流亡政府，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国家。也就是彭明敏等人在五十年前的《自救宣言》中明确提出的15字纲领∶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二二八事件那年出生的张炎宪，真是跟这段历史有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就是台湾的当代历史。他走了，死在结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战场上。从他出生的那个血腥的年代，到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无数的人为了那个建立自己家园的梦倒下了，但那个梦是永远不会死的，今天它在太阳花中再次灿烂地绽开。终会有一天，那些像张馆长一样的勇士们，将在梦想成真的花丛中微笑。张炎宪先生是不忘历史的人，历史也将记住他。 2014年10月3日匆就于美国 2014-10-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里根力排内部阻止说出“推倒柏林墙”有多难！
（美国之音记者燕青报导） “论雷峰塔的倒掉”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鲁迅所写的杂文当中，堪称脍炙人口的一篇。那篇杂文最初是1924年发表的，将近100年前了。1987 年，冷战期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欧洲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东西德交界的柏林发表一篇演说，高呼“推倒柏林墙”，其象徵性意义不下於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 掉”。不过，里根演说中的这句关键话语，在美国政府内部，一度被当作异己而遭排斥、甚至几乎被消灭掉。 里根是美国第40届总统，在 1980年的大选中击败时任总统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并在四年後的大选中，成gong连任。2004年六月五号，里根辞世，享年93岁。在里根诞辰100周年 之际(里根是1911年2月出生的)，美国各地举办了很多缅怀里根的活动，而这位好莱坞电影明星出身、後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前总统，经久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都有哪些？ \布兰登堡演讲\ 对里根总统任上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一系列政策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来自不同 党派和背景的人，几乎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里根总统在促使冷战结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中间，最具有代表性的言行，就是他1987年6月12号在西柏林 布兰登堡(Brandenburg Gate)发表的有关东西方关系的政策演说。 在这篇演说中，里根总统说∶ “现在，苏联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了。我们常常听到说莫斯科现在要开始实施新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了；一些政治犯已经得到释放了，一些外国广播也不再被干扰了，而且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松动、某些商业活动也被允许。所有这些，是否标志著苏维埃体制在开始彻底的改变？或者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姿态、目的是要让西方抱有不实际的幻想、以及在不改变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苏维埃体制？” \推倒这堵墙!\ 里根继续说，苏联政府可以做出一个具体的表示，打消人们心中的这些问号，并且极大程度地推进和平和自由。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假如你真地爱好和平、假如你真地渴望给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带来繁荣，假如你真地是要开放，那麽，请你到布兰登堡来!戈尔巴乔夫先生∶请你打开这道大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这句话，随著里根总统的演说，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让冷战结束、东西德统一、让东欧国家从前苏联的控制下独立出来、迈向自由民主体制的一个标志；人们每每想到里根总统，往往也都会想到他说过的这句话。但是，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句话当初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且差点被消灭掉。 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回忆说∶“1987年4月，我接到任务，写这篇演讲稿。”罗宾逊当时是白宫写作班子的一员。 87年6月初，里根总统最初并没有打算去柏林，欧洲之行只到罗马和威尼斯，後在西德政府的大力邀请下，决定从意大利返回美国的途中，在德国停留几个小时。 罗宾逊说，当时他只是知道总统将要在柏林墙发表演说，大约会有一万人参加，鉴於演说的地点，主题应当涉及外交政策。 \随先遣队到柏林\ 4月下旬，罗宾逊随同白宫先遣队去到柏林；先遣队成员当中，有负责保卫的和新闻处等其他部门的官员，罗宾逊的任务就是要为演说内容，寻找一些素材。他首先去见了美国派驻柏林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本以为从从这位外交官那里得到很多、很好的素材，但是没想到，那位戴著厚厚的眼镜、身材颇为壮实的外交官，谈话时，表现得“非常紧张、不自在”，而且似乎“里根到访这件事儿本身就让他感到不自在。” 罗宾逊说，这位派驻柏林的外交官给他一些出了点子，但是，几乎所有的点子都是负面的；都是里根不应该说什麽。 该外交官警告罗宾逊说，住在西柏林的人，在西德人口当中，算是最左的，而且知识水准也都很高，因此，总统来这儿，要小心点儿，不要大声高喊什麽口号，不要说苏联太多“坏话”，而且切忌有关柏林墙的任何“煽动性话语”。 罗宾逊回忆说∶“这位外交官对我解释说，这些住在西柏林的人，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早就都习惯了。” 和外交官交谈之後，罗宾逊和白宫先遣队的其他几个成员一道，乘坐美军直升机，在柏林上空转了一圈。他回忆说，1961年造的、为了防止东德人逃到西德去的这堵墙，在西柏林这边，只是简单的一堵墙而已，但是在另外一边，有无数的铁丝网和站岗的警卫，还有一座监狱。罗宾逊回忆说，直升机驾驶员当时说，假如东德那边某一个警卫让谁逃到西柏林那边的话，那麽，警卫本身往往都没有好下场。 当天晚上，罗宾逊没有跟先遣队其他成员一起活动，而是到朋友介绍的熟人家去吃晚饭，并且认识一些当地的人。 \真地是见惯不怪了吗？\ 起先，大家先是谈谈当地的气候、德国出产的酒，等等，然後，罗宾逊就著那天下午那位外交官跟他说的话，问了一句∶“你们大家真地是对周围这一切都见惯不怪了吗？” 听了这话，主人夫妇和客人都显得不大自在；罗宾逊心想，在座的是不是都觉得“这个老美怎麽那麽没眼色，不分场合，想说什麽就说什麽”，就像那位外交官先前警告过、里根总统要切忌的。就在这会儿，在座的一位先生说话了∶ “我的亲姊妹就住在那一端、和这里相隔只有20英哩的地方，但是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她了；你认为我会 ‘习惯’这种局面吗？!” 另外一位男士说∶“每天早上我去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一个岗哨；东柏林那边站岗的，每天都要从望远镜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和那个警卫说同样的语言，有著共同的历史，但是我们两个人，一个就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另外一个就像动物园的看守；只不过很难说谁是看守，谁是被看管的。” \‘证明他有诚意!’\ 罗宾逊回忆说，主人太太随後激动地说∶“如果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真要是有决心进行 ‘改革’、‘开放’的话，他可以把这堵墙推倒，证明他有诚意!” 回到美国之後，罗宾逊对他的顶头上司、里根总统写作班子的负责人托尼•多伦(Tony Dolan)汇报说，想把在柏林晚宴上听到的话写进演说词里，而且要把“推倒柏林墙”作为主题。 白宫写作班子的主管对这个主意表示支持。 5月18日，罗宾逊之後在和里根总统谈话的时候说∶“总统先生，我和先遣队一起去柏林的时候了解到，您得讲话不仅能在西柏林听到，而且东德各地也能听到。”罗宾逊说，假如天气好的话，甚至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也能收听到当天的讲话。“您想对柏林墙那边的民众，说点什麽？” 里根抬头想了一下，然後说∶“稿子里提到要推倒柏林墙那段，就是我想要说的；那堵墙一定要倒下来。” 尽管里根本人喜欢这段话，但是，讲稿被送交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之後，这两个部门竭尽全力，试图要把“推倒柏林墙”这段话给砍掉。 \层层反对\ 罗宾逊回忆说，对这段话，“负责东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打电话来，表示反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通过备忘录的形式，来表示反对，柏林那位外交官发电报来，表示反对。” 各个反对部门、包括驻柏林的那位外交官，不仅是口头上说，而且还都落实到行动上；分别递上本部门撰写的、“更恰当”的讲稿。罗宾逊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其他部门提供了至少七份讲稿；每一份里面都没有‘推倒柏林墙’那句话。” 罗宾逊说，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些官员，原则上讲，都不反对推倒柏林墙，他们所提供的那些讲稿，和罗宾逊要说的意思，大体上也差不多；比如，派驻柏林那位外交官提供的稿子里面就有这麽句话∶“终有一天，这堵丑陋的墙将会消失。” 罗宾逊说，“初看，这些稿子里的话、其中的涵义，和我要说的，没有什麽大的区别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麽对我的那份稿子持有那麽强烈的反对意见呢？仔细一看，字里行间的意思确实大有不同。就拿派驻柏林那位元外交官提供的文本来说吧；‘终有一天，这堵丑陋的墙将会消失’。乍听起来，也不错；但是，仔细一想，‘终有一天’狮子和绵羊还会同床共枕呢，但是要等到什麽时候？！另外，‘这堵丑陋的墙将会消失’，又是什麽意思呢？难道说这堵墙会把自己给搬走不成？事实上，只有当苏联人把这堵墙给推倒、或者是让别人把它推倒，它才能倒!‘这堵丑陋的墙将会消失’完全忽视了人在这个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罗宾逊说，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实际上要说的是，里根总统可以上去讲一通这堵墙不应该存在这种话，但是他的话不应该讲得那麽“实”，不应该那麽直截了当。罗宾逊说，他们实际上是想让里根在这个问题上敷衍了事。 \遭鲍威尔训话\ 就在里根将要启程前往欧洲的那个星期，白宫写作班子还在和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务委员会的人，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格斗。罗宾逊回忆说∶ “一天，我又被叫到白宫新闻处处长办公室。这回，当时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相当於副国务卿一级)的鲍威尔，坐在那里，等著我呢。我当时不过30岁，除了在白宫写讲稿以外，别的什麽全职工作都没做过，而鲍威尔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四星级上将了。”(注∶鲍威尔後在里根总统任内升为国家安全顾问，并在小布希总统任内出任美国国务卿。) 在听了鲍威尔训话以後，罗宾逊照样用之前和别人辩论时用的语调，把为什麽要把“推倒柏林墙”这句话留在讲稿里的理由，整个说了一遍。罗宾逊回忆说，当时也不知道自己那点勇气是哪儿来的。 和鲍威尔面对面的一个回合之後，事情并没有完结。不几天，罗宾逊的老板、白宫新闻处处长格里斯康被副国务卿贝克叫到办公室。等著他的，除了贝克之外，还有国务卿舒尔茨。舒尔茨说∶“我认为‘推倒柏林墙’这句话会冒犯戈尔巴乔夫。”格里斯康说∶“总统本人已经表示过，对这句话没意见。”三人随之不欢而散。 \‘把那段话留下’\ 6月5号，里根总统一行已经抵达意大利了，舒尔茨还在对那句话表示反对，并且让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Staff)杜伯斯坦将他的反对意见告知总统。杜伯斯坦将反对意见统统都对里根说了，然後把讲稿递给他，请他把那一段再重新看一下。 看过之後，里根问杜伯斯坦，你怎麽想？杜伯斯坦说，我觉得那一段听起来挺好的，“但是您是总统，您得亲自决定。” 杜伯斯坦回忆说，过了几秒钟，里根脸上浮现出大家都熟悉的、很难用话语形容的明朗的笑容，随後说∶“把那段话留下。” 不过，来自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反对派，直到最後，也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就在里根抵达柏林的当天，再度递交了又一份他们认为里根应该用的讲稿。 在乘车去到柏林墙发表演说的路上，里根对杜伯斯坦说，一定会把那句话讲出来。里根对杜伯斯坦说∶“国务院的那些小子们这下肯定要置我於死地了”，但是，里根说，那句话是他“应该说的”。 \里根的立场是关键\ 当年撰写“推倒柏林墙”讲稿的罗宾逊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罗宾逊 1979年从美国八所长青藤院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拿到英文学士文凭，之後又到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从牛津毕业，随即加盟白宫写作班底。 回想当年的那场政坛‘格斗’，彼得.罗宾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里根总统本人以及他所秉持的道义和理念。 “那篇讲话的基本点是道义上的呼吁，是对戈尔巴乔夫在道义上的一个挑战；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里根总统把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反对意见都否了，坚持把话说出去，因为里根多年来所秉持的理念就是如此；他不可能站在柏林墙前面，不大声呼吁，让柏林墙倒掉。” 在分析美国政府内部为什麽有那麽多的官员都大声疾呼反对的时候，罗宾逊说∶“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些职业外交官们，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历、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都已经养成了按规矩、或者说是依照惯例办事的习惯，至於说道义上的考量、正义与非正义、自由与强权，所有这些，在依照惯例办事的过程中，都被忘到一边去了。从道义的角度考虑问题，让他们感到不自在，不符合他们一贯的思维和想法。” 在里根站在柏林墙前面，发表讲话时，共产专制在苏联和东欧已经实行40年了，柏林墙在那里已经有20多年了。罗宾逊说∶“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再以为这堵高墙可以被推倒；共产主义已经以某种方式，潜入了人们的思维。当里根总统对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推倒柏林墙’的时候，他实际上说出了普通民众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话；他的这番话拓展了人们的想像力，引发了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遐想。” ——转自“美国之音”网页，2011年2月10日；原题∶美国政坛内幕∶里根“柏林墙”演说之争。 下面是美国之音网页的读者跟贴∶ 网友评论 (8) 2011年 2月 10日 阿巴斯 (中国) 民主自由、人权，将跨过还将跨过海峡！ 2011年 2月 10日 我要说 (中国) 灭亡任何国家对世界无害。灭了独裁国家还对人民有益。但就不能少了美国，否则会引起世界大乱，民不了生。 2011年 2月 10日 今天，谁敢对中国的独裁者们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也会名垂青史的。那个（向温家宝）扔鞋子的德国人，就是皇帝新衣面前的小孩子。 2011年 2月 10日 伟大 (中国) 里根总统真伟大。寄语奥巴马总统；向里根学习！ 2011年 2月 10日 LT (USA) 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必须具有过人的胆识和道德勇气。 2011年 2月 10日 中国人 (中国) 里根伟大在於真实的表演, 现在的美国总统可悲在於虚伪地对待埃及的民主. 2011年 2月 10日 2650cb (China) 推倒那堵防火长城! 2011年 2月 10日 任思思 (CHINA) 秉持道义与良知，说人之不敢说、做人之不敢做。——这就是里根总统的伟大之处。 2011-0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曹长青纽约台湾会馆演讲：防止二二八悲剧重演，要坚持民主和台湾主体性
【大纪元2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史静纽约报导)昨晚(2月28日)大纽约区台湾同乡会、台湾会馆和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纽约分会在台湾会馆主办“228事件纪念会”，近百位侨胞观看“伤痕 228”记录片，朗诵纪念诗歌，演奏音乐，喝“鱿鱼粥”，来纪念死难者。政治评论家曹长青亦应邀发表演说，分析228事件与台湾前途。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副主任高家富、经文处魏焕忠组长以及包括李正三在内的多位受难家属亦应邀出席了纪念活动。李正三说，在228事件两万多台湾菁英被消除殆尽。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祭悼228英灵，心情特别沉重。 政论家曹长青比较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亚洲的三次屠杀事件。他说，1947年台湾的228、1980年南韩的光州事件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64屠杀，有相同亦有不同，相同点在於它们都是政府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老百姓。不同之处除死亡人数外，还包括了结果、性质上的不同。南韩光州事件早已平反，责任人被判了死刑。228事件的责任者国民党亦道歉并补偿死难者，但天安门64要平反则没有指望。曹长青亦指出，228与中、韩屠杀在性质上相比有种族问题。它是台湾意识来对抗外来政权。 曹长青强调，要防止228事件再次发生，就要建立和完善台湾的民主制度。同时还要承认台湾的主体性。 昨晚，郑明珠主厨特别烹制了“鱿鱼粥”邀请每位与会者品尝。这道228纪念美食，是死难者李瑞汉、李瑞辉61年前被抓走时家人准备的晚饭，这就成了李家每年在纪念日必吃的食品。 2/29/2008 11:48:13 PM http://www.epochtimes.com/gb/8/2/29/n2027942.htm 2008-03-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祁同伟触动了中国人心中的痛
何清涟 《人民的名义》这部连续剧已播放完了，但戏外的讨论却没完没了。引发观众最多感慨与同情的剧中人物，竟是反派人物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从他的成长、爱情、婚姻，从他不择手段往上爬到杀人及最后自杀，评论者几乎都给予充分同情，自杀时那句“去你妈的老天爷！”更是不知引发多少共鸣。原因说来既简单也复杂，就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看到这一点：“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 中国人80%是底层，上升管道狭窄 祁同伟的标签是“家里穷得吃不饱饭”，属于中国那80%的下层（清华李强教授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下层占人口比例为75.25%；再加上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从世纪之交开始，出身这类家庭的中国青年要晋身中产阶级已经很困难，遑论向上爬升。 剧中的祁同伟、现实生活中“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例如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大法官黄松有，包括还没有出事的商人吴小晖、肖建华等等，他们以前的励志故事，几乎就是中国无数底层青年的榜样。这些青年都像祁同伟一样，曾梦想着靠自己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同情祁同伟，首先就是祁同伟的梦想破碎，不得不跪着进入名利场；其次因祁同伟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产生对其与高小琴恋爱的深切同情；最后当然就是对祁命运的同情。 在《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一文中，作者谈到梁璐父女俩对祁的收拾让他意识到，胳膊斗不过大腿，在汉东大学操场上那一跪，彻底让祁自尊破碎。从此他不再相信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为敌。他们变为利益的攫取者、吸血鬼，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之上，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如果我不杀了你，你就会杀死我”，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自卫反击”——整篇文章就是在发挥法国文豪在《悲惨世界》当中的主咏叹调：“当世界充满了黑暗的时候，犯罪的不是犯罪者本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借婚姻改变人生是人类的通则，自古中外皆然，经济学中有个分支“资源的代际传递”，其中有一亚分支专讲裙带经济学对穷家寒门子弟的重要性。最能代表这种梦想的就是中国古代戏曲里那些穷秀才赶考，富家小姐后花园赠金的故事。中国人以前最爱读的《聊斋志异》里，人间的富家小姐变成了招人喜爱、无所不能的狐仙、地仙之类。我这代人经历了文革与改革开放的沧海桑田，熟人朋友当中有不少这类例子。这类婚姻中不少难以善终，发生变化之时往往在男方已经有足够能力往上走、女方家长退休之后。这类婚姻濒危时，女方用来敲打男方的一句常用语是“别忘记当初是靠谁才有你的今天”；随着危险升级，这种“提醒”也随着升级，直至婚姻破裂。但我认识的官家小姐大多内心比较骄傲，一般在无可挽救之后，不会象梁璐这样苦忍苦熬，选择了放手。 我相信，不少“凤凰男”们一定对祁同伟的处境深感同情；“孔雀女”们的心思则各各不同，但都会想到应该如何守护婚姻。 祁同伟是条“护三邻”的好狗 中国民谚中有句著名的话，叫做“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这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最受称道的一点，从祁同伟升官后带挈远亲近邻的所为来看，他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践履者。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说法的台面话就是“光宗耀祖”，“光耀门庭”，扩大版就是前述的“好狗护三邻”。中共出世之后，奉行“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假装每个人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少革命家还要大义灭亲表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这方面的典范在共产革命早期有灭父散财的彭湃，文革时期中共更是广泛动员子女检举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检举，这种“鸡犬升天”文化暂时被压制下去。但等到文革结束，那些文革中备受打击的中共老干部突然发现阶级亲不如血缘亲，先是纷纷照顾子女回城工作，继而由元老陈云说出了老干部们的心里话“自己的子弟接班我们才放心”，为红二代在官场军队开启了后门；不入政府军队工作的红二代们则下海经商，利用父辈人际资源暴富。这种情况在全体官僚当中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利用权力为家庭牟利成为中共官场时尚，最后在政治高层圈当中形成了赤裸裸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比如李鹏家族、周永康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必须说明的是，中华文明的“鸡犬升天”文化，经红色共产文化洗劫之后打了点折扣。比如周永康贵为“三公”之一的“太尉”，这在王朝时期，肯定能够惠及五服内亲戚包括乡邻。但周永康主要惠及兄弟子侄等近亲血脉及儿子的岳父母。财新记者去其乡里访查时，当地乡亲说家乡没沾到周什么光，言谈之下对周没照顾家乡父老多少有点不满。令计划荣升大内总管之后，虽然带挈了自家兄弟姐妹升官发财，但也未照顾当地父老乡亲，当地人对此也有点不满意。 祁同伟与这些高官相比，在乡亲们眼中显然是条“护三邻”的好狗。他升任汉东省公安厅长之后，对家乡近支远亲甚是照顾，就连没有文化和资历的乡亲们都照顾到公安厅的势力范围内当了保安，表弟借其关系息讼挣钱捞人，祁同伟也尽力帮办，其妻梁璐讽刺说，“他恨不得把他们村里的野狗弄到公安局当警犬”。这当然不符合中共宣扬的那套“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标准，但却是中共高层公然行之的那种“家国一体利益输送体制”的放大版。这种假公济私行为也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泽被乡里”（“鸡犬升天”文化），祁同伟本人当然也大大满足了富贵还乡、光宗耀祖的精神需求。受益的亲戚乡邻肯定会觉得祁同伟“仁义”，“没忘本，肯照顾家乡人”。 从中国农村及小城镇出来的中国人，如果不假装高大上，对祁同伟的这种做法肯定深表理解。黄灯在《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中，就写到她的婆婆对自己在大学教书的博士儿子，不能像邻村一位未读博士却做了官的人那样提携亲属深感遗憾。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这句话引起的讨论不少。但毕竟是在国内那环境中写的文章，因此多是讲祁同伟一生遭遇的不幸，以及走上如此人生的不得已，最强烈的呼喊是“如果你们与我交换人生”。 但我认为，这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其实是“祁同伟”们，当然也是中国公众在表达对近年反腐设置的那两条不可触碰之底线的强烈不满，这两条底线是：不反红二代的腐败、不反历届政治局常委的腐败。《人民的名义》借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之口多次宣示中共的反腐决心“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但谁都知道，近年落马的官员与国企高管多是平民子弟，即所谓“苦孩子”出身，红二代虽然不乏腐败大鳄，但绝对没有仅因腐败落马者。薄熙来为红色贵胄，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但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却并非腐败，而是陷入了事关大位的高层权力之争。 既然反腐成了设置底线的选择性反腐，因腐败入狱的贪官们只会觉得自己跟错了人，民众也会觉得这种反腐很不公平。这就是近年来反腐成绩不可谓不大，但却少人喝彩的原因。人们没能通过媒体上公开说出来的是：“你们利用权力纵容家人抢劫偷窃公共资源，哪有资格审判别人！” 祁同伟虽然是个影视人物，但他却是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活生生存在。中国人对他的同情，实则是出于对社会底层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政治高层“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反腐败设置不可触碰底线的严重不满。这三点既是中国政治之羞，也是中国人心中之痛。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再来场中共大革命式的天地翻覆，这种文化之根也依然会蟠虬在中国的黄土地、黑土地与崇山峻岭之中。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917年5月1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qitongwei-20170517/385496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奥巴马打黑白牌撕裂美国
只认“肤色”不管“理念”是人类最落后的一种东西。因人最重要的是思想，是观念，是价值。是“志同道合”，而不是“肤同色合”。只认“肤色”的想法，其实和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在一种思维轨道。奥威尔那本被视为批判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品《动物农场》中，极权“猪司令”就整天宣扬“两条腿是坏的，四条腿是好的”，就是用形体和种族的不同来做区别，而不是用想法和价值。只认相同的“肤色”和自己的“族群”，也是原始部落主义的遗迹，和现代世界已完全脱节。 但奥巴马作为“黑人精英”，虽然高喊要弥合种族之间的裂痕，但他的做法却明显在继续玩“族群牌”，以赢得黑人欢心。他曾在演讲中强调黑人在美国受歧视，说黑人家庭的恶化是因为“黑人男子缺乏经济机会”，并批评黑人住的地方公园太少，巡逻警察太少，垃圾管理也不当，一句话，是政府的政策“造成了黑人的暴力循环”。 奥巴马甚至在自传中，还批评一手抚养他长大的白人外祖母“怕黑人”是“偏见”∶“外祖母有一次忏悔说，在街上碰到有黑人从她身边走过时，她有恐惧感。她并不止一次地流露对黑人的成见，这令我畏惧。” 奥巴马打“种族牌”受到很多批评，因它既不利族裔和谐，更不是美国的真实。事实上，美国黑人在教育、就业、住房等多方面，都从政府（从联邦、州、地方）的政策性规定得到平等机会，更由于“黑人照顾法案”（即平权法案）而得到特别优待。例如政府照顾房（房价远低于市场价）很多都是黑人获得。在就业和入学上，即使考分或程度相同，但由于“黑人照顾法案”，黑人却被优先录取和雇用，即使黑人分数比白人低，有的大学也宁要黑人、拒绝白人。现在亚裔也遭到这种因照顾优待黑人，虽然高分，却被拒绝的情形。这等于黑人不仅获得平等，甚至获得了“特权”，给其他族裔带来“不平等”。 专门研究族裔平等问题的华盛顿民间机构“平等机会中心”主席、知名的西裔学者琳达．查韦丝（Linda Chavez）在2008年6月号《评论》杂志（Commentary）发表“让我们对种族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对话”专文，用很多数字证明，黑人在美国的地位空前提高。例如25％以上的黑人现在是管理层人员或专业人士；三分之一以上的黑人家庭，年薪愈五万美元；近半数的黑人拥有自己的住房；27％的黑人夫妇，家庭年入七万五千美元以上。 查韦丝在文章中说，美国的“黑白”关系也是历史以来最好的。美国过去几十年的所有关于种族的民调，白人对黑人有“不好感”（unfavorable）的只有10％。2007年美国知名的Pew研究中心做的民调，“不好感”降至8％。这个数字远低于黑人对自己族群的“不好感”比例。 奥巴马不仅无视黑人地位的提高（美国黑人是世界其它地方的黑人羡慕的），更回避黑人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例如，美国常被批评说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很少被提及的是，黑人犯罪占非常大的比重。据2003年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字，一千名18到19岁的黑人男子，有21名在监狱中。一千名20到24岁的黑人男子，70个在监狱中。这个比例是西裔的3倍，是白人的7倍。2004年，14到24岁的黑人男性，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但却占全国杀人犯罪的26％。当年美国15％的杀人犯罪，是发生在同样年龄段的黑人之间。 虽然有“黑人照顾法案”，黑人上大学受到特殊照顾，但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并拿到文凭的黑人，在黑人中只占17％。虽然美国的公立中学和小学都不收学费，并有免费午孺M校车接送，但黑人学生的退学率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和奥巴马的说法相反，美国政府对黑人集中地的城市地区的教育投资，远多于对白人孩子较多的郊区和乡镇地区。例如这在波士顿、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更为明显。最典型的是黑人比例很高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福利好而黑人云集），政府一年在每个学生身上花了15,000美元（是全国平均值的一倍），但那里学生的平均分数，却是全美国最低的。 为什麽黑人青少年犯罪率那麽高？从学校退学又那麽多？它不是什麽种族歧视或白人政府造成的，它和黑人的不重视“家庭价值”、大量婚外生子、黑人男子不负责任，以及黑人的“受害者心理”有直接的关系。 40年前，有25％的美国黑人婚外生子，在当时已是令人震惊的比例。可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而现在美国黑人孩子，三分之二以上是单亲母亲，没有父亲。黑人的婚外生育率高达70％（亚裔的婚外孩子比例不到5％）。福克斯电视台“欧莱利的事实”节目几年前引述数字说，在当今美国15到25岁的黑人女性中，未婚生了孩子的高达75％！也就是说，每四个黑人孩子，有三个没有父亲。 孩子的心灵和德育成长，很大程度取决于父母家教。可是绝大多数黑人家庭对孩子都缺乏家教。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成长，本身就带来心理等问题，另外由于是单亲家庭，再加上经济压力等，都导致对孩子缺乏管教的精力和能力，而很多黑人又生好多孩子，更雪上加霜。黑人要这麽多孩子，又和福利制度有关∶人头多，就可领到更多福利。如有二、三个孩子，母亲就基本不需要工作，可以靠福利维持基本的生活。 奥巴马能有今天，归于他的白人母亲和外公外婆。他在自传中说，“我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母亲是美国堪萨斯的白人。”但他两岁时，他的黑人父亲就和他的白人母亲分居，然后离了婚。后来他父亲回到肯尼亚，从未管过奥巴马母子。奥巴马说，“是白人外祖父和祖母把我养大。”他的外祖父在二战时曾跟随巴顿将军驰战欧洲，外祖母则在后方的轰炸机生产线做工。他的外祖父祖母不仅抚养他成人，并出资帮他上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等美国最好的学府，他获得哈佛法学博士学位。可是奥巴马自传的题目却是《（跟随）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好像他的黑人父亲从未抛弃过他们母子。奥巴马是黑人孩子中最幸运的一个，虽然他也成长在单亲家庭，但他的白人母亲和外祖父祖母，都疼爱他，并给了他良好的教育。 奥巴马是个特例。很多黑人的贫困，其实都和单亲家庭的结构有直接关系。据统计，在贫困人口中，黑人单亲家庭占37％，而已婚黑人家庭只占8％。婚外生子和单亲家庭，已成为黑人青少年犯罪和逃学比例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个问题，黑人领袖普遍回避，奥巴马也不敢面对，却把责任推给政府和他人，强调黑人当年做奴隶，是受害者。 “受害者心理”导致黑人不仅对白人，而且对其他族裔也多持排斥态度。九十年代中期的民调显示，黑人对白人“不好感”的比例高达75％！而黑人和犹太人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更是人所共知。对西裔和亚裔，黑人也多持“负面看法”，据2007年的民调，多数黑人宁和白人做生意，也不愿和亚裔、西裔做。他们认为亚裔对其他族群更敌视，并在生意上“诡诈”。 2002年两名美国学者合写出的《黑人自豪和偏见》（Black Pride and Black Prejudice）一书说，据抽样调查，黑人比白人更有“反犹”倾向。有四分之一的黑人甚至相信，艾滋病是白人医生在试验室发明出来的，专为种族灭绝黑人；同时近一半黑人说，黑人社区的毒品和枪枝是美国CIA和FBI提供的，以让黑人自相残杀。该书结论说，“正是黑人对其他族裔的偏见，才导致他们相信别人对他们的偏见。” 美国的西裔和亚裔，确实对黑人有“看法”。据美国九十年代中期的民调，西裔和亚裔比白人更倾向认为黑人“靠福利生活”，“不能管好自己 的事”。最近的民调显示，44％的西裔说，他们恐惧黑人，“因为他们造成很多犯罪”；在亚裔中，持同感的比例更高，占47％。 奥巴马在自传中提到，他的白人外祖母有一次在等公共汽车时，有个黑人青年不停地、带有攻击性地跟她要一美元。她跟奥巴马说，“如果不是公共汽车来了，我想他会打破我的脑袋”。奥巴马认为这是他外祖母对黑人的偏见。 不要说西裔、亚裔和白人，连黑人自己也怕黑人。曾竞争过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失败的黑人牧师杰西．杰克森（Jesse Jackson）在1993年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活到这把年纪，没有什麽事情比这个更令我痛苦的了∶走在街巷听到后面有脚步声，想到可能是抢劫，但回头一看，是白人，于是如释重负。” 《纽约时报》黑人记者霍姆斯（Stephen Holmes）回忆说，1999年他勤工俭学、晚上在纽约开出租车时，“我的宽容和种族团结感每天晚上都接受考验，当衣著特别，尤其是穿著耐克鞋的黑人青年在路边叫车时，绝大多数时候我都不停车。有时我也想，他们的反应会怎样，但我同时更在想，如果我不这样做，一个判断错误就可能要了我的命。”霍姆斯在纽约开出租车时，有两次遭抢，都是黑人青年干的。 奥巴马为什麽不敢批评本族裔的丑陋、帮助黑人真正健康起来，却要打“种族牌”？因为他从小就对“黑白”敏感，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父亲与我身边的人完全不同，他的皮肤像沥青一样黑，我的母亲却像牛奶一样白，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奥巴马交了“坏朋友”∶自青年时代开始的过去二十年，他一直受到黑人种族主义份子、他的牧师赖特的影响。911美国遭恐怖袭击、三千人遇难后的第五天，赖特在教会布道时说：“我们向广岛、长琦扔原子弹，炸死的人比这次世贸大厦倒塌还多，我们连眼都没眨一下。我们用国家恐怖主义对待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现在我们愤怒，因为人家在我们庭院用了同样的方式。这是美国自作自受！”赖特还在其他布道时说，是美国政府发明了艾滋病，要种族灭绝黑人，“美国政府给了黑人毒品、枪枝，要残害黑人，却要我们唱‘上帝保佑美国’。不，不，不，上帝诅咒美国！” 但奥巴马却和这麽一个疯狂的黑人牧师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情同父子和“灵魂伙伴”。奥巴马结婚，赖特是主婚人。奥巴马的两个女儿成为基督徒受洗，也是赖特主持的。连奥巴马在做出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决定之际，也是和赖特一起“祈祷”的，赖特简直成了奥巴马的“精神导师”。 在赖特的反美狂热广被批评之后，奥巴马还护著他的牧师朋友，说赖特和他的教会是整体黑人的体现。后来因赖特的讲话直接影响到他本人的竞选，在媒体和幕僚的呼吁下，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宣布和赖特断绝关系。但二十年来赖特的反美狂热、种族主义、黑人受害者心态等对奥巴马的影响，可不是那麽轻易“断绝”的，奥巴马已慢性中毒二十年。奥巴马打“黑白牌”，就是这种中毒的一种反应形式。 2014-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从拐卖妇女看中国农村小共同体共犯结构
徐州八孩母事件，论者多指向中国的人口贩卖产业链，但谈到解救之难时，不少人由于思维固化在“农村人勤劳朴实”这一教科书式的定式上，很少想到这些女子一旦被拐卖到极穷困野蛮的乡村，她们面临的不仅只有男方家庭的压迫，还有当地乡村这个小共同体共犯结构的压迫。不过，乡村居民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 小共同体共犯结构让被拐女子无处逃遁 如果对中国拐卖妇女有基本了解之后，再将中国两部片子对比着观看，就会知道小共同体共犯结构的形成，为中国当局深为忌讳。这两部片子，一部是2007年曾在中国国内上映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盲山》，另一部是中央电视台的“乡村法制剧场”拍的所谓法制教育片《被拐卖的女大学生》，曾于2018年9月21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盲山》主角白雪梅有生活原型，用白描手法还原了这一事件；CCTV的宣传片主角名李微微，不少台词与情节都从《盲山》里借来，但却有两个虚拟人物出场，一个是男方的堂弟大海，一个是男方的姑表弟——一位当地警察，前者同情李，开车帮助李逃走，条件只是希望李微微成功逃走后不要追究堂兄，但因中途车胎爆了未能成功；男方表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大义灭亲的执法者。 前者在国内公映时，因为反映的现实太过黑暗，习惯了盛世鲜花的国人不想添堵，因而票房惨淡，仅有不足800 万；CCTV的法制教育片想必也不会有太多人看，因此我猜想不会有人去比较两部片子的不同。我看过《盲山》，也了解原型郑秀丽的真实遭遇，还读过不少类似案例，对中国农村在“买媳妇”这一“地缘利益”而形成了一个小共同体共犯结构有一定了解。所谓“小共同体共犯结构”，其实就是当地村民为了让买来的媳妇无法逃走，守望相助，结成了一张天罗地网，央视节目恰恰刻意漏掉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背景，刻意将残害被拐女子描绘成个别或者少数贫困农家的不守法，电视画面显示出一副农家小康情景，干净整齐的农家小院，多家人家拥有私家车。 《盲山》的情节包含了所有被拐卖女子悲惨命运的重要元素，但比徐州八孩母境况要好点：遭受的主要是男方的强奸与虐待，没有沦为村里多位男性的性奴。这部影片的原型是东北姑娘郑秀丽，但她的命运其实比《盲山》主角白雪梅还要悲惨。 郑秀丽于1994年中专毕业后南下珠海打工，被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到广东罗定市生江镇花坪村，以3000元卖给49岁的农民郭美南做老婆。郑秀丽来到郭家的当晚，她便伺机逃跑，结果全村人集体出动将她抓回，郑秀丽被男方毒打了一顿。当晚，在郭美南兄嫂的帮助下，郭美南强暴了郑秀丽。 后来，郑秀丽也试图多次逃跑，可她绝望的发现，周围人所有人都是帮凶。接下来的两年多中，郑秀丽生了两个孩子，因不堪虐待，走投无路的郑秀丽，把一杯硫酸泼向兄嫂的两个孩子，并伤及另外5名小学生。郑秀丽等来的不是解救，而是警察的抓捕。 最后，她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据说编剧李杨看到这个案件的相关报道之后，决定拍电影《盲山》，希望激起社会关注被拐女子的悲惨命运。 农村为何在拐卖人口上形成小共同体共犯结构？ 郑秀丽、徐州八孩母的悲惨遭遇，反映的问题早就超出了买卖妇女这个范畴，而是这些被拐卖在农村中的妇女为何无法逃走。我在国内时，看到详细一点的打拐报道时，会提到地方警察必须在半夜采取突袭式行动，否则会被成群结队的村民包围，无法解救——警察的任务只是解救，不能酿成“群体性事件”。这就必须分析村民们为何会在保护某家买来的媳妇上团结对外。 中国农村的偏远地区，男性要娶个媳妇不容易。正常婚嫁，许多地方的女子不愿意嫁到穷困地区，不少农家必须让女儿为儿子做出牺牲，采取“换亲”之类的古老方式。没女儿可交换的农家买个媳妇要花几千元（近年涨至几万），这笔支出几乎要掏空全家财力。被拐卖女性只要进了家门，就被视为“买来的财产”，必定被“买家”全家看得严严实实。 中国农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独姓村还是杂姓村，彼此之间早就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光棍扎堆的贫困村落，花钱买媳妇习以为常。为了保护“买来的财产”，会形成一种不宣之于纸面的“乡规民约”，以及一种保护这种“特殊私有财产”的“群防群治”体系。比如一旦发现被拐卖妇女企图逃跑的行为，要给买家通风报信，让他们采取措施提防；对于警察来解救刚被拐卖妇女的意图与行动，村民会预警，会拒绝配合，让警察找不到人。万一被发现，村民会聚集起来阻挠警察把人带走。 这种情况下，别指望当地的村支书出面主持正义与公道。因为村支书是当地村民的当家人，以照顾当地村民的利益为主。曾被2006年一部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刻画成“最美乡村女教师”的郜艳敏，后被网友发现，她其实是被拐卖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下岸村的，这一真相让她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不少记者去下岸村采访，一些村民对到来的记者充满敌意，他们责备郜艳敏的高调揭了村民买媳妇的疮疤，败坏了村子的名声，还把村里男人说不上媳妇归咎于她。村支书质问前来采访的记者：“村里还有60多个光棍，你们给办办？” 联合国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标准定在103—107:100，即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应地诞生103名到107名男婴才算合理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中国重男轻女现象在农村非常严重，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2004年曾达到100：121的峰值；直到2019年，依旧维持在100：110左右。在总人口上，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万人口左右。光棍男多在穷乡僻壤，有着“购买”媳妇的庞大需求，这是中国拐卖妇女现象严重的社会背景，再加上中国普遍漠视人权，妇女权益更加容易受到侵犯，也因此，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这种购买被拐妇女的现象会继续下去。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放任自流，拐卖妇女现象会更严重。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只重物质 中共中央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并将此作为对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中国政府在2006年细化为“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土地整理，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稳定与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流转土地”等等——不难看出，除了“乡风文明”这四个难以界定内涵的要求之外，具体措施主要着重于物质层面的硬件建设。2021年8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调研时强调“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重心也在物质层面。 这次徐州八孩母事件出现，徐州官方为了表示政府对这个“家庭”的关心，在通报中提到：自2014年5月至今，民政、财政等部门为董某民家庭落实了低保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每年春节、中秋为其发放慰问金。其中3个孩子每学期享受750元/人的生活补助金，另有2个孩子每学期享受500元/人的政府资助金。2021年镇政府为其发放危房改造补助3.7万元，建设新房4间。社会爱心人士也多次为其捐钱捐物——只字不提铁链拴脖及全家两代三男性强奸残害杨女并将其虐待致疯这丧尽天良的无人道之事，这样罔顾人权与妇女生存权的“新农村建设”，表面就算“美丽”如CCTV节目中的农家小院画面，也与文明沾不上边。 早在20年前，我就将中国发生的一切用“社会溃败”四字概括。在人口贩卖上形成的一个个犯罪小共同体，中国农村成为中国社会溃败最严重之地，归根结底，农村溃败是中共建政以来乡村治理失败的结果。中共的土地改革消灭了乡绅，破坏了1949年以前那种以宗族制度为主的乡村自治，代之以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痞子化之后，再也没能建成一种乡村新秩序。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2年2月8日，https://epochtimes.com/gb/22/2/8/n13562039.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英国脱欧：同床异梦之联姻终告仳离
何清涟 从英国谋划退欧开始，各类评论预测之文汗牛充栋，均是劝告英国不要打错算盘，退欧必将带来巨大损失。这些评论完全忽视了自二战以来，英国与欧洲（主要是法德两国）的舞步始终不太和谐，英国入欧之联姻几乎从一开始就埋下离异的种子。 英国脱欧理由不出撒切尔夫人当年之算 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提出他的“欧洲梦”蓝图，希望通过欧洲一体化来防止战争再度发生。但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描画了一幅“欧洲梦”蓝图，完全与丘吉尔不同。由于两位领导人都想由本国来担任欧洲的领导者，这梦当然成不了现实。此后十余年间，欧洲各国由煤钢联盟发展成欧洲共同体（EEC）之后，1957年与1967年英国两度提出入欧申请，均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断然拒绝，让英国人深感蒙羞。英国民间当时传唱一首D-Day之歌，讥讽法国人忘记了英美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解放了法国，奠定了二战胜利的基础。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狭隘忘恩，1967年11月二度拒绝英国入欧申请之后，戴高乐在爱丽舍宫记者会上发表声明，指称英国对建设欧洲共同体的抵触根深蒂固，而且英国经济状况与欧洲不相配，必须转型才有可能被考虑接纳。这番话确实切中双方婚姻难谐的实质，因为1990年撒切尔夫人对此有更详细的表述。 直到蓬皮杜任法国总统之后，英国才圆了入欧之梦，于1973年1月1日加入EEC，但磕绊争吵很快就成为英国与欧共体之间的常态。1975年6月5日，在经济持续不景气，通胀、失业率持续双高的背景下，英国曾就是否脱离EEC举行公投，结果是67.2%支持留在EEC。在英国国内，英欧关系成为一把利剑，经常被用来切割政党和民意，甚至终结政治家的政治生涯。杰出的撒切尔夫人在执政时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实行各种社会主义限制的欧洲格格不入，终被本党亲欧派逼宫辞去首相职务。不幸的是，2016英国脱欧的理由，完全证明了撒切尔夫人是正确的。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实行各种社会主义限制的欧洲格格不入。1990年11月22日，撒切尔夫人在议会发表了她那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在演讲中，她在系统回顾了自己执政11年半的成绩之后，论述了欧共体的问题，阐述了英国利益与留在欧共体中的主要冲突点： 1、欧共体不公平的补贴政策和中央集权，使英国的就业机会流失。坚定的反对补贴，反对那些对工业和保护主义的国家实行救助，反对政府不必要的管制、官僚主义以及以各国议会为代价的不断增加的不受监管的中央集权。 2、欧盟带走大量利益，工党政策与留在欧共体绑定，坐视英国人的利益与权利流失。 3、单一货币和单一汇率是开后门的联邦制，破坏了英国主权。 英国未加入欧元区，但这是经过一番挫折后的选择。1990年10月5日，英国财政大臣梅杰宣布英镑加入欧洲货币稳定机制（欧共体单一货币机制的雏形），但实行了不到两年，1992年9月16日，在索罗斯做空英镑的黑色星期三之后，英国政府因无力维持英镑的汇率下限而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ERM）。后来加入欧盟时保留了英镑。但前两点，即反对欧洲中央集权与贫困移民，则成为今天英国人退欧的主要理由。 不知英国人现在退欧之时，是否想起他们至今也未予充分肯定的这位伟大女性、杰出政治家当年的忠告？ “大欧罗巴计划“只是德法之梦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一些欧洲领导人将这一决定称做“严重错误”。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毫无疑问，这是对欧洲的一个打击，是对欧洲统一进程的一个打击。” 大概为了证明英国人民犯了“错误“，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和法国外长埃罗于6月27日提出一项议案，随之公布了他们酝酿已久的“大欧罗巴”计划。这是一份打算将欧洲大陆变成一个超级国家的计划，旨在分别从国内外安全、移民危机和经济合作这三个关键领域推进欧盟进一步一体化。根据这套方案，欧盟成员国将失去各自在军队、刑法、税收、央行和边境方面的控制权，这些权力都将需要移交给欧盟。 现阶段，一些欧盟成员国对欧洲联邦主义化的倾向非常不满，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法国的反欧盟情绪正在高涨，德国外长公布这个方案，实为不智之极。捷克外长Lubomír Zaorálek强调，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四个成员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上述议案持保留意见。波兰外长Witold Waszczykowski表示：自欧盟成立以来，很多事情就已经发生改变。欧洲社会的情绪是不同的。欧洲和我们的选民并不愿意将欧盟交给技术官僚。前意大利财政部总干事Lorenzo Condign认为，在现在这样的动荡局面下，离心化趋势正在加强，欧洲选择更进一步的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随着成员国的逐渐增多，我对欧盟这种过分紧密的国家联合体的前景不太看好，认为能够坚持二三十年就不错了。因为这些国家各有国情，经济上的联合远比货币统一以及预期的财政统一、税收统一要容易得多。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雄心勃勃的德国带头违反了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相关规定，才埋下了欧盟债务危机的因子。 一般公认，维系欧洲一体化的是三大核心支柱，即欧洲共同体、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内务合作。经济与货币联盟是第一大支柱欧洲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为保证欧盟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顺利实施，欧盟在1997年6月17日在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藉此对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加以约束。 其中规定：1、财政赤字不得超过一国年度GDP的3%；2、累积债务不得超过年度GDP的60%。1999年，在实现货币一体化即欧元开始流通后，凡放松财政控制、财政赤字再次超过年度GDP总额3%的国家，若不能按期纠正，则应向欧洲央行交纳一定数量的无息储备金，如果在一定期限以后，该成员国仍不能重新达到3%的标准，这笔储备金将被作为罚款予以没收。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德国带头违反《欧盟稳定公约》相关规定在先，法国紧随其后，埋下欧洲债务危机的伏笔，使得欧洲后来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陷入困境。这一危机还未结束，面对2015年汹涌而来的叙利亚难民潮，德国政府不顾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反对，宣布进入德国的难民不必遵循《都柏林条例》，即在入境的首个欧盟国家登记审查，然后才能进入德国。等到默克尔发现难民带来的麻烦远非她的政府所能控制，又突然宣布紧急关闭与匈牙利、奥地利之间的国境线，事实上终结了欧洲无国界的《申根协定》。 英国本来就对欧盟的债务危机心存芥蒂，难民危机初起之时，英国就决定不与德法两国共舞。等到欧洲大陆陷入难民制造的各种性侵、恐袭事件之后，英国人民终于在去与留的公投中决定退欧。现在一些媒体认为英国应该采取体面方法留在欧盟，只是一种自慰。 英国的退出，根源在于英国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盟治国理念不同，英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这一福利制度的国家，但崇尚独立自主、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存续，欧盟则早已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养成社会成员对政府高度依赖的格局。治国理念的不同，注定英国从入欧开始，就与欧共体/欧盟的盟友们格格不入。在欧盟陷入更大的危机之前，英国退欧正当其时，因为退得越晚，英国与欧盟双方受伤越重。以后英国如果还有政治家希望重温入欧之梦，最好想想撒切尔夫人那段名言：“在我生活的岁月中，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法都来自全世界说英语的国家。”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uk-eu-20160630/3399862.html）
何清涟2025-11-07 05:03👍 0💬 0言论自由与民主权利何在？ ——《2013 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解读（1）
《2013年中国人权白皮书》宣称中国人权获得的巨大进步，让我确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最合格的衣钵传人。 \《中国人权白皮书》的写作特点：自欺欺人\ 自1991年《中国人权白皮书》问世以来，这是中国第11份中国人权白皮书。提出写作中国人权白皮书的是时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朱穆之。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北京遭受国际孤立，朱穆之到底是精通外宣业务的老牌专家，认为“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更有资格讲人权，要理直气壮地举人权的旗帜”，说穿了，就是举同一面旗帜，喊同一个口号，贩卖中国特色的“人权理念”（如中国人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就是吃饱饭之类），收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之效。 后来发现，仅有《中国人权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贩卖中国特色的人权理念还不够，还必须证明世界各国都有人权问题，于是国新办于1998年出版了《白皮书》的姐妹篇，即《美国的人权纪录》，既作为对美国每年出版的《国别人权报告》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中批评中国的回应，又用矮化与污名化他国的办法，证明“人权卫士”美国的虚伪，其人权状态与中国不相上下。美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只不过以人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罢了。 《白皮书》的自欺欺人体现在两点：一是只谈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但绝对不谈人权问题产生的根源，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是谁剥夺、中国的环境生态快速恶化因何造成，不仅把政府描绘成人民的解放者，还宣称政府是将人民从环境污染中解救出来的拯救者；二是闭着眼睛撒谎，比如《白皮书》将徒有其名的基层选举当作人民享有普选权的民主制，明显是对民主制度概念的偷梁换柱。 \关于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利”\ 《白皮书》称，“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实现言论自由的手段日益丰富，获取信息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言论自由空间不断扩大，言论自由权利不断发展。” 《白皮书》在谈论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时的厚颜无耻让人无语。写作者大概忘记了，中国始终存在宣传部这个以践踏新闻自由为工作要旨的党务部门，党的组织部门也仍然掌控着媒体负责人的任命，使得媒体负责人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官员而非媒体业者；为保个人仕途通畅，自觉对媒体报道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最终成功地让“自律”成为中国媒体行业的重要行规。 确实，互联网的普及使世界各国“公众实现言论自由的手段日益丰富”，但中国政府不仅是新闻自由之敌，更是互联网自由之敌，中国政府修建的网络长城举世闻名。自2007年以来，记者无疆界向全球发布“互联网之敌”名单，名单上的国家时有减少并有变化，只有中国一次不拉地屡屡上榜。2013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互联网之敌》报告，中国为五大互联网之敌（越南、叙利亚、伊朗、巴林）榜首。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囚禁记者与以言犯禁者最多的国度。据记者无疆界在2013年《互联网之敌》报告指出，中国仍有30名记者和69名网民因发表新闻或信息被拘禁，数量居全球之首。就在最近，北京前记者高瑜还因为在海外发表言论被抓捕并被迫在央视认罪，更荒谬的是，她的儿子也因连坐而一度被抓。这种情况下，《白皮书》还居然侈谈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厚道无耻堪称举世无双。 \关于中国人的民主权利\*** 《白皮书》专列民主权利一节，洋洋洒洒举证说：“2013年，中国落实选举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正式全面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说法不但回避了民主制度的要义是人民普选（不但可以选举各级议员，还可以选举从镇县州直到总统各级行政首长），更有意回避了中国人大代表如何产生，即由谁垄断提名权的问题。在中国经历过人大代表选举的人都知道，从区人大代表开始，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提名，选举者（不少是通过单位“出任务”让参加的），在指定的名字上划个圈而已，对投票对象往往一无所知。这种选举纯粹是有名无实，与民意并无半点关系，它不过是中共政府对本集团成员的一种政治报偿，只有粉饰中共“民主”的功能。 江西新余刘萍曾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不仅被拒，还从此被列入异议人士名单而遇到压力，2013年更是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到刑拘。刘萍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正式全面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白皮书》又说，“至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发布实施，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全面实行，秘密写票处普遍设置，竞职演讲、治村演说广泛推行。全国98%的村制订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群众参与村务决策管理的水平大幅提升”。 从基层民主的进度来说，这是世界上爬行得最慢的一只蜗牛。1982年中国修订颁布的《宪法》提到“村民自治”，并明确“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以来；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施行，进一步明确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制度框架。至今已历30余年、曾被海外中国研究圈赋予无穷想象的基层民主到底发育得怎样？一些国内的研究者在实地调研后得出结论，全国绝大多数乡村选举处于上级政府的操控之下。肖唐镖等人这样描述，“（村委会）选举中县乡政府除了不亲自投票，不作候选人外，几乎无所不在。具体地说，政府承担了规则制定与解释，信息传输与发布，组织与实施（选举）等功能，扮演着几近于‘全能’的角色：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还是‘监督者’”。 前几年发生的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举世瞩目。乌坎村村民在为讨回被村委会卖掉的土地进行长达十几次上访未果后，于2011年9月21日爆发了与当地政府的直接冲突。在随后几个月里，41年未曾换届的村委会被村民赶下台，村长和村支书逃跑，村民们自己选举成立了村民临时代表大会理事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面对地方政府强大的压力，乌坎村村民坚持抗争、虽付出了血的代价也始终未退步。最终政府作出让步，允许村民一人一票，在2012年春天，选举出了自己的村民委员会。 几年过去，人们发现：“该事件并不代表中国普遍的基层民主时代已经到来，显然更不可能由下而上推动中国更高层面的民主进程”。推动乌坎村民自治的几个人，有人逃亡海外，如庄烈宏；还有人被抓，如洪锐潮。 有乌坎村长达41年未曾换届的“万年村委会”在，有乌坎村民为自治而流血的事件在，外界能相信《白皮书》的说法么？我对此深表怀疑。在对中国村民自治的各种解说中，我更愿意相信国内少数学者的实地调查报告，而不愿意相信海外那些研究者预设立场、带有各种“学术规范”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这门兴盛十年之后就消亡的“学术研究”与关于中国人大代表制度将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一样，都是自欺欺人、赚取学术衔头的“中国研究”。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529/19257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莫迪率印度跟中国争高低 经济增长率首超中国
中国和印度常被人们比较，这次印度总理莫迪首访中国，更触发国际学者探讨此点。因中印都是第三世界大国，都起点低、人口多，在经济和制度上又各有千秋。中国经济超过印度（无论经济规模还是人均收入等），但印度的宪政民主则一直领先（经济也在奋起直追）。哪个更有后劲和前景？人们众说纷纭。 去年印度大选，在野的人民党获“横扫般胜利”，主张自由经济、被称为“印度撒切尔”的莫迪出任总理，很多观察家有一致预感，印度将发生重大变革，在跟中国的争雄中，筹码剧增，令世界瞩目。 对印度自身来说，莫迪当总理将产生两个直接影响∶一是打断了尼赫鲁家族（主导国大党）的世袭政治。印度独立后60多年，国大党执政了近50年。仅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当总理就有32年之久。莫迪的人民党大胜，对印度的世袭政治是重大打击，预示著尼赫鲁王朝开始崩溃，印度政治进入新时代。 另一个影响更重要，莫迪总理明显将改变尼赫鲁们热衷的社会主义，而把印度带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也将在“中印模式”的比较（争论）中，为支持印度派提供佐证。 支持中国派一向强调，中国不管是怎样的政治制度，但经济发展了，人均收入等都超过印度；印度再民主，但经济却落后（中国人均GDP是印度四倍），甚至由此认为民主无用、经济指标万能等。 事实上，印度经济的落后恰恰不是民主（制度）造成的，而是尼赫鲁家族推行国有化、大政府、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恶果。尼赫鲁曾公开说“利润”这个词是“肮脏的”，以反商著称。英迪拉.甘地当总理时，印度的边际税率高达97%，国家垄断经济，民营企业被窒息。人类历史早已证明，国营是灾难的同义词。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更知道国营化、计划经济、大锅饭等带来什麽。印度的一穷二白，也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邓小平掌权后，为避免苏联式崩溃，进行经济改革，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羞羞答答地走向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印度在同时期，仍是尼赫鲁们的国大党掌权，基本是走老路，只是迫于形势，做一些小规模改变。但即使如此，印度经济也产生了以往无法比拟的发展。 但这次不同了，莫迪上台后，不仅是政党轮替，更是理念变革。莫迪清晰明确地要走他在担任13年州长期间推行、并成效显著的市场经济。这会使印度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和中国比较时，印度的短处将缩小，长处会凸显，主要因为这样几点∶ 一是印度有充足的劳动力。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已恶果呈现。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预计今后十年中国18到40岁之间的人口将减少一至三亿。相比之下，印度更是年轻的国家，人口中40%在18岁以下，今年底20岁以下的人口将占到印度总人口的55%。人口和年轻劳力的多寡，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印度的劳工便宜。当年很多外资涌入中国，因有廉价劳动力。但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提升，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工（制造业成本）已跟美国南部的州相差无几。而印度的劳工则像中国开放改革初期那样便宜（这从印度人均收入只是中国的一半可看出）。 三是政策优势。人口年轻和劳工便宜这两项印度一直都有，但尼赫鲁们走社会主义，使这些优势无法显现。现在莫迪要走中国式经济改革之路，这个“低成本”就会展示成效。水往低处流，商人往低成本走。这是商业铁律。 莫迪宣布参选后，西方就向印度股市注入160亿美元，主要是看好莫迪当选后的印度经济前景。莫迪出任总理后，更多外资涌入印度，不仅美国和欧盟，尤其日本的投资更 D。从几年前开始，日商就已从中国撤资，而转去印度。因在中国投资，不仅有官僚腐败（敲诈勒索），成本增高，还有中国愤青们动不动“反日”，烧毁日本汽车，砸毁日企等。日商跟台商不同，反正他们也不会中文，还不如到印度投资，那里没有“反日”，莫迪推行市场经济，他们照样能赚钱。所以《富比士》杂志说“莫迪当选，中国是输家”，就是看到这种前景。 四是制度优势。中国经济被称为“盗窃经济”，因很多贪官乘机瓜分国家财产，中饱私囊（每年贪官转到海外的资金高达百亿美元）。印度当然也有官员普遍贪腐的现状，但因有定期选举的制度性制约（国大党因此下台），还有自由媒体（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监督，更有独立司法的制裁，所以印度的贪腐没有可能达到中国那种程度。印度走自由经济之路后，民主体制的优势会更加显现。而这反过来又促使经济发展。 五是领导人优势。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气质和政策，都对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毛时代，一穷二白；而邓小平当政后则发生巨变。民主的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选前，经济衰败到被称为“无法管理的国家”，但撒切尔在位11年，实行充分市场经济政策，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如此，信奉市场经济的里根总统执政8年，为美国带来长达110个月的经济扩张（繁荣）期。今天，被称为“印度撒切尔”（华尔街日报称莫迪为印度的里根）的莫迪担任总理，很可能也为印度带来这种“巨变”。据刚公布的统计数字，2015年第一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5%，超过了中国7.0%。 当然，跟中国相比，印度还有很多劣势∶比中国贫穷，文盲多，女性教育（和从业）比例低，基础设施差，通讯能源等也都落后于中国。另外，尤其糟糕的一点是，因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无数印度知识分子有反英、反资本主义，反整个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既是尼赫鲁家族的国大党的舆论支柱，也是煽动（诱骗）印度穷人支持社会主义政策的根基。事实上，印度的贫穷落后，其知识精英要负主要责任，他们满脑子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害苦了印度。印度知识分子是世界最坏的群体之一。莫迪总理要战胜这些，还是一场相当艰巨的战争。 但不苟言笑、严肃认真，以“能把事情做好”著称的莫迪，能在他领导的古吉拉特邦打赢那里的“战役”，也完全有可能在整个印度打赢这场“战争”。在同样左派云集的英国和美国，撒切尔和里根都成gong过，人们有理由相信，莫迪也同样可能成gong。 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崛起，不仅是印度人民的福音，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幸事，因为不仅使御用文人的“民主无用论”更加破产，同时，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繁荣的印度也将促使中国经济发展（中印贸易），并推动世界经济（印度经济已取代日本，排世界第三∶美国，中国，印度）。以莫迪的清晰理念和魄力，他很可能因这一届成就而连任（5年），那麽今后10年，印度将进入“莫迪时代”，世界也有可能进入“印度时代”！ 2015-05-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温总理，陈光诚正在呼唤您
这几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再度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聚焦点。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温相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发表了一番让国际社会（至少是部分媒体）留下深刻印象的讲话，其中那段“奥斯威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它告诫人们，要反对战争、恐怖、种族灭绝和一切罪 恶，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诗言志”，看到这段类于诗歌的表达，英国《金融时报》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联想到他近两年言论多涉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及中国政改，于是又开始预言中国即将开始由温家宝总理一力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4月22日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从软禁中逃脱之后，现身 YouTube视频，向总理温家宝发出三点呼吁：要求查明长期虐待殴打他及其家人的党政干部、公安人员是受谁指派；要求保证现在仍留在村中的家人的安全；要求调查专门用于监控他的庞大维稳经费（据说高达6000万人民币）的来源和贪污问题。 为什么国际社会与陈光诚都只寄希望于中国总理温家宝？这当然是他通过多年来在国内外的各种公开演讲自我型塑的形象所激起的希望。从温相于2007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仰望星空”诗歌开始，到前年一连串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尽管其实只是提了政改这一名词），再到2011年6月27日他在伦敦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再谈普世价值和中国政改，都表现了他与坚持朝拜西柏坡，倡导回延安的总书记胡锦涛在价值取向上有很大差别，也彰显了他比坚持“五不搞”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重大分歧。 因为温相这些持以数年的言论，国内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其视为“党内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尽管他们至今除了粤督汪洋之外，未能列举有哪些人属于这一阵营），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再起政改大潮。一些异议人士则很有策略感地表明“要借温总理的锅来煮我们自己的饭”。还有一些人干脆充满深情地吟唱“声声唤”，“温总理，您是人民的好总理”。国外异议论坛《零八宪章》将其言论辑录为“2006年以来温家宝有关普世价值及政改问题的言论辑要”（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6/2006.html），以供人查阅与学习。 看了陈光诚对温家宝总理的指名呼吁后，我也情不自禁地想发出呼吁：温总理，陈光诚正在呼唤你。如今，据传陈光诚正被迫藏身于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一事件，往小里说关系到陈光诚及其家人一生命运，往大里说关系到中国与“重要战略伙伴”美国的外交关系。此时此刻，正该您挺身而出，彰显您多年来通过讲话让世人看到的道德勇气，一展“大国总理”的风采。 我的呼吁并非为难您。因为解决陈光诚的自由及去向问题，比起您此刻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要容易得多，因为“事业单位改革分类推进”时牵涉到3000多万人的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与您的政治局同僚们商量如何处理陈光诚事件时将遇到的阻力，也比您多次呼吁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遇阻力要小得多。首先，这事情牵动的官员只限于临沂一地（最多再加上一两个由临沂升上去的山东省级大员），而政治体制改革要牵动的则是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7000多万党员的利益，撼动贵党90多年来流血无数、杀人无数建立的基业。其次，您在总理任 时间无多，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陈光诚去向或者恢复他的人身自由、收拾地方恶吏绰绰有余，但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却连第一步也难以走完。两件事情之难易，比较一下立见。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您既有雄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伟业，做这些小事当属举手之劳。想当年大清国慈禧皇太后为解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都不惜取掉浙江行省几十位府县大吏与封疆大吏头上的乌纱帽，您应当比当年这位大清国皇太后更有勇气与眼光。 2007年，在您发表“仰望星空”一诗时，因此四字与我在国内2001年被查禁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相同，鉴于您是中国总理，职掌国民经济，比我等只能尽言责的知识分子所具的能量不知要大多少倍，我就写过一篇“与其仰望星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寄语中国总理温家宝”。如今，您听到陈光诚的呼唤了吗？假如听到了，就请您挺身而出，擦去山东临沂恶官污吏们这些中国大地上的污秽。因为这是一国总理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5月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ideology-trap-that-beijing-met-during-the-overthrown-of-bo-xilai/）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美国民主党的国内“颜色革命”
何清涟 11月6日，2018年美国中期大选落幕，民主党夺回“失去”8年的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共和党仍然在参议院保持优势。民主党在网上掀起的蓝色浪潮虽然成了涟漪，但共和党在城郊失去的选区让民主党看到了2020年的光明前景。总的来说，民主党在美国持续几十年的“颜色革命”终见成效。这场颜色革命一是人口的颜色，二是思想的颜色。 人口结构多元化终见成果 民主党方面，选出了美国历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位男同性恋州长、两位穆斯林女性众议员、最年轻的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女议员亚历桑德里娅·奥卡西奥-科特兹，等等。基于选民群体特征而赋义的“政治正确”赢了大满贯。亲民主党媒体欢呼：2018中期选举创造了历史记录，她们将引导未来。 参院仍然是共和党主导。媒体普遍认为，总统特朗普将面临众议院制造的种种麻烦，比如可以对总统进行调查，要求他提交纳税申报表，甚至可以弹劾他。 美国民主党的基本盘由“无、知、少、女”四大人群构成。无：指无收入的福利族与部分低收入的工薪族；知：指知识分子，包括教育系统、媒体等所有与文化相关行业人士；少包括三部分：一是少数族，二是青少年，三是性少数群体。女：指女性选民。民主党自身也承认：今年中期选举获胜，得益于西裔与女性支持者增多（女性选民人数比男性多出约1000万人），美国青年一代也成为支持民主党的主力。 这种选民结构由民主党经营多年而成，其中除了知识群体数量相对稳定之外，其他人口在美国都处于增长状态，对民主党极其有利。 美国从“大熔炉”成为“沙拉盆” 美国向来标榜是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人口虽然多元化，但最后都信奉美国价值观，不会象法国一样，形成少数族如穆斯林等不认同主流价值的平行社会。法国在发生“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反省，认为是迁居法国的穆斯林二、三代未能被法国主流社会同化而导致的悲剧，因而对美国的熔炉文化表示羡慕。 事实上，美国的熔炉文化早就嬗变。民主党为了扩大选民基本盘，不断用新的诉求制造一些利益群体，其中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鼓励移民与非法移民。奥巴马在任期间，最大的一次特赦就让500万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其中多为拉美裔，这些人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希拉里2016年的竞选口号就是承诺入主白宫之后立即开放边境。 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及一些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裔的高生育率，美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早在200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就显示，当时占人口66%之多的主流白人人口将逐渐减少，到2050年，白人人口比例将降至46%。2017年6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报告称，截止到2016年7月1日，美国西班牙裔人口总数5750万人，比一年前增长了2%；非西班牙裔白人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0.01%，大约5000人。亚裔人口增至2140万人，增速3%，在各少数族裔中是最快的。到2044年，美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将来自少数族裔——十年不到，美国人口改变“颜色”提前了6年。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亚裔人口增长快，但对美国政治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因为亚裔包括印度、中国、日本、香港、台湾、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本身因种族、文化、宗教、政治各种因素，兼之分散居住，短期内不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与之相比，佛罗里达州、明尼苏达州近20年持续从索马里及奥巴马故乡肯尼亚接来的穆斯林移民，集中居住，人口增长快，容易成为政治力量，比如今年就选出两位穆斯林女性众议员。 除了鼓励非法移民合法化之外，民主党和一些社会团体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还会有意宣传种族之间的矛盾，通过少数族裔的愤怒来赢得他们的廉价选票。这种情况让美国这一大熔炉被沙拉盆取代：人们意识到：“美国不是大熔炉，只是个沙拉盆”（America is not a melting pot but a salad bowl）。 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 2015年6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报告，千禧一代——即出生于1982到2000年的美国年轻人共8310万人，占据全美人口的1/4以上。 年轻人历来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2018年中期选举，18到29岁的投票选民数量激增，成为民主党票数增加的第三大因素。哈佛肯尼迪学院在十月进行的的一项针对年轻人的民调显示，40%的年轻选民愿意去投票，自从1986年开始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几乎从未超过20%。这项民调还显示，这些投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民主党支持者。据《大西洋月刊》报道，得克萨斯州和内华达州这两个参议院席位竞争激烈的地方，提前投票的年轻人数量增长了五倍。 与欧洲青年普遍左倾一样，美国青年的思想也偏左。今年11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YouGov发布一项调查，该调查共询问了2100名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让他们回答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 根据调查，不同世代的美国人中，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千禧世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选择。 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46%），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40%）的人。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 这些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其本集中在民主党。今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些人是民主党内的极端进步主义者。 冲刺2020，民主党与共和党各有擅长 在欢呼民主党胜利的呼声中，冷静观察者其实明白，在2020大选中，两党现在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在组织内部，共和党建制派与特朗普的矛盾有所缓和。外界都知，特朗普2016年大选中，是打败民主党及共和党建制派与两大总统家族（布什、克林顿）才得以成功，这点注定他得不到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反对特朗普的姿态比民主党人更激烈。这次落选的共和党议员中有不少是麦凯恩的追随者。因此，共和党议员人数虽然少了，但共和党反而“特朗普”化了，白宫今后两年推行的政策中，本党的支持率会更高。但从选民结构（年龄大决定人数减少）、竞选策略、行动力及筹款能力来看，共和党比民主党弱太多。 民主党则面临建制派与草根派之间的矛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本是独立候选人，2016年为借民主党之势参选总统才登记为民主党。他的竞选团队的前工作人员和支持者、追随者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为了进入政坛，今年都加入民主党，并组成一个“全新国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旨在选出有相似政治理念的新的年轻国会议员。这些极端进步派今年在中期选举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外界熟知的成就是：纽约州众议员奥卡西奥-科特兹就是在“全新国会”的支持下，打败民主党建制派议员乔克罗利而成功胜出。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有一项巨大成就，据The Hill报导，今年8月25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芝加哥夏季会议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以压倒多数投票通过决定，限制超级代表在选择该党总统候选人的作用，以免出现2016年民主党推选候选人时出现的情况——排挤桑德斯支持希拉里。所谓“超级代表”，包括民主党主要领袖（民主党历任总统、副总统、国会领袖及DNC主席等）、DNC成员、参议院与众议院所有民主党议员、民主党现任州长。 奥卡西奥-科特兹的胜利，以及限制超级代表在总统候选人提名方面的作用，意味着民主党草根派的胜利，当然也意味着建制派与草根派的矛盾加深。 美国民主党在美国的长期深耕细作，已经静悄悄地完成了本国的“颜色革命”。这场“颜色革命”的种族与思想不能截然分开，例如拉美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了一个左派国家圈，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本身就偏好社会主义。由于民主党政治经济主张日渐乌托邦化（见拙文《走向乌托邦化的美国民主党》），今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争论，不仅是常识与乌托邦的竞争，还涉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将起何种作用。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18年11月12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11/12/guan-dian-mei-guo-min-zhu-dang-de-guo-nei-yan-se-ge-ming?fbclid=IwAR29kugRmfWatFLsUOAux\_BNAGXzZzGs8V42unoKwlmgDxfcC6vziGgMcwU）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曹长青∶美国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作者注∶这是10月20日我给台湾《看》杂志写的专栏，因无法确定两周后美国大选结果，所以宏观概括了美国的几次重大历史抉择及后果。】 这次美国大选空前激烈，两党都使出最大力气。因这次大选不仅对今后四年，更对美国未来具决定性影响！它的重要性可与之前美国几次重大转折点相比∶ 美国最早一次决定性选择发生在建国初期。当时建国之父们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方向、路线发生重大分歧。首任总统华盛顿、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等强烈主张走英国道路，即注重传统、法治、秩序、基督教信仰、道德等，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主导的强大美国。而独立宣言和宪法起草人杰弗逊、麦迪森等则推崇法国式道路，要大鸣大放的所谓民主，倾心一揽子解决问题的革命（麦迪森比较温和，晚期杰弗逊朝向麦迪森）。 这是一个决定美国命运的选择！美国刚刚打了一场艰难的独立战争，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如果没得到法国的直接军事帮助，打败英军是难以想像的，更别谈独立建国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等建国之父，并没有因为得到了法国援助就倾心法国模式、拒绝英国体制，反而独立后坚定明确地要走英国道路，借鉴英国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理念。他们的高瞻远瞩、不感情用事，强大的理性能力和精神，决定性地给美国带来辉煌的前景——今天美国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世界超强地位，都得益于当初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人的智慧和勇敢的选择。 这里汉密尔顿起了重大作用。虽然他是财政部长，但当时华盛顿内阁只设国务卿（下属仅十几人）、财政部（近百人）等而已。汉密尔顿领导财政部，创建了关税、海关、债卷、中央银行、外贸、市场经济机制等。大权基本在财政部。汉密尔顿出生在英国海外属地，一度成为孤儿，在艰苦环境中成长，后来做海外船运商贸的会计等，对商业、经济、英国体制非常熟悉，他坚持借鉴英国模式，同时对法国大革命的践踏法治、秩序等深恶痛绝。他和杰弗逊们针锋相对,得到华盛顿的力挺，所以他们这派（美国最初的保守派）占上风。华盛顿领导大陆军打赢独立战争，尤其是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是华盛顿独撑大局。他是美国人民心目中的绝对英雄，当时地位之崇高，杰弗逊们没法比。 华盛顿做了两届八年总统，第三届总统亚当斯也是保守派。这12年基本确立了美国的亲英体制。虽然后来杰弗逊和麦迪森都做了总统（两人各做八年），但他们也没有全盘推翻这种体制，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他们对起草独立宣言、宪法等做出重大贡献，但比较善于纸上谈兵，不善政府具体管理和创建新体制，所以大体上只能延续前任。二是杰弗逊虽强调小政府、注重州权，但做了总统就知道联邦政府的重要。三是杰弗逊当总统后，法国大革命的残暴信息更多传到美国，也降低了他亲法、走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四是他和麦迪森都做了总统，当家就知柴米贵，不再热衷发动群众上街的所谓大民主和革命。所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当初确立的英式体制（当然更有美国自身的创新）就确立延续下来，这是他们的重大贡献，也是美国历史首次重大选择，选对了！ 第二次重大选择是南北战争时期。除了解放黑奴之外，其实还有更深一层、也事关美国前途命运的选择：林肯的北方要走工业化强国之路，而倾心杰弗逊思路的南方想走田园风光的小农经济之路。 林肯则像华盛顿、汉密尔顿一样高瞻远瞩，认识到美国必须工业化。但以种植棉花为经济主体的南方分庭抗礼，不仅拒绝废除黑奴制，也拒绝接受工业化，甚至以要独立出去来威胁。最后通过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分歧：工业化的北方击败了农业化的南方；自由经济理念打败了墨守成规的家族式田园经济。林肯要废除黑奴制，最根本著眼点，或者说理念根源，是要实现经济自由，他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来个人的经济独立、富有和尊严。作为首位共和党籍的总统（之前华盛顿、汉密尔顿的政党叫作联邦党），林肯坚信市场经济和自由的价值，他曾如此精辟阐述： “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强化弱者。你无法通过摧毁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你无法通过榨干富人来致富穷人。你无法通过搞垮雇主来帮助雇员。你无法通过透支来摆脱困境。你无法通过借钱得到安稳。你无法通过剥夺人的动力和独立来塑造人格和勇气。你无法通过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并应该做的事而真正帮助他们。” 林肯的上述言论非常清楚：他不是强调均贫富、反富仇富、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个人自立自强，靠个人的能力，自我的实现，发财致富。后来史学家评价说，“林肯决心拒绝、并最后击败黑奴制度，不是建立在种族平等的理念上，也不是抽象的人类尊严的理想，而是根基于他的信念：所有类型的自由，都始于经济自由。” 像第一位保守派总统华盛顿一样，第一位共和党籍总统林肯也是高瞻远瞩，为今天强大繁荣的美国奠定了坚实底座。 第三次重大选择发生在二战和冷战时代。左派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利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而推行所谓新政（New Deal），其实就是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包括高税收、国有化、均贫富、建立社安保险等，政府从摇篮管到墓地。当时美国的个人最高所得税率竟然高达91%！等于勤劳者的财富都被政府强行高税收掠夺，然后进行财产二次分配，是效仿红色苏联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罗斯福打破建国先贤华盛顿的总统只做两届八年的不成文规矩，做到第四届（死在任期开始）。他死后国会立法限定为总统两届，就是防止“罗斯福第二”。 罗斯福死后，虽然美国经济复苏，但后来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等没有强力对抗和改变“新政”。六十年左派民主党总统约翰逊更继续扩大政府，提出建造“大社会”（Great Society），其实就是强化罗斯福的新政，政府更要主导个人的经济命脉。 直到八十年代初共和党籍总统里根执政（两届八年），才强力回击“新政”，把个人最高所得税率一下砍去42个百分点，降至28%。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减税！同时废除限制经济发展的陈规陋习，给企业松绑，并强调道德、基督信仰等。美国保守派大回潮，同时带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很多左派强调克林顿时代经济好，事实上那皆因里根的减税政策和砍掉有碍企业发展的政府限制，才有了随后长达110个月经济扩张（增长）期。 第四次重大选择，就发生在近年。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全面走向社会主义，不仅增税、国有化、均贫富、大撒币高福利（领取福利者从2千多万暴增至近5千万，等于美国3.28亿人口中平均每6人就有1人领福利），还削减美军，外交妥协绥靖（奥巴马出访到处鞠躬）。而且，奥巴马执政8年，更煽动制造了严重的黑白族群对立；今天美国的黑命贵、安替法等打砸抢烧，都是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后遗症）。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民愤怒了。在左媒甚至全球左派的围攻下，政治圈外的商人川普竟异军突起、胜选进入白宫！奥巴马可谓是川普的最大助选员，因为没有奥巴马的八年糟蹋美国，就没有“外人”川普进入白宫的可能。川普誓言抽干政治沼泽，把美国还给人民！四年执政下来，无数美国人民被川普的改革勇气、魄力、兑现竞选承诺的政绩所感动、振奋。而民主党也空前恐惧川普再做四年，因为他会使美国更进一步扬弃左派热衷的社会主义。所以这场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以我的总结是第四次）重大历史选择。 川普赢了，将再塑“川普的美国”，即延续华盛顿、林肯、里根以来的宪法精神至上的传统美国。拜登赢了，美国将走向热衷法国大革命（今天就是黑命贵、安替法）、以民主名义和革命口号摧毁传统价值和体制、左派主宰的美国。有人把今天的选择概括为∶是选择传统的伟大美国，还是“非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的伟大不是偶然。从历史上美国几次重大的决定性选择都可以看出，美国建国先贤、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美国人民，虽不断面临坎坷和艰难的抉择，也多次因错误而重创，但挫折之后，总能用智慧的选择来纠正。今天美国再次冲到一个十字路口，这次的选择结果意味著什麽？ 2020年10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0年11月号（11月5日出版上市） 2020-11-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