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共“南向崛起”的“立威之举”？
程晓农 最近，中共突然发起了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同时，也在南海公海接近最南端的马来西亚近岸海域威胁马来西亚。中共此举意味着什么？《多维新闻》12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国敲打澳大利亚，“选边站”不如“靠边站”》如此表示：“中国通过对澳大利亚的敲打，对其他可能会配合美国围堵施压中国的国家发出了警告。这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过程中的一次立威之举。” 一、从南洋到澳洲：中共对美扩军备战的新“崛起” 继中美核潜艇和海军的反潜力量在台湾西南海域9月到10月下旬一个多月的水下对峙（详见我11月23日在本网站发表的《中美水下军事对抗》）之后，中美两国把眼光投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乃至澳大利亚这个赤道海域，双方态势依然是中共攻，美国防。中共公然全面封堵澳大利亚的对华出口、试图借此打击澳大利亚的经济，以及对马来西亚沿海实施骚扰，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来似乎毫不相关，但它们都是中共针对美国的南向军事威胁的重要环节。中共军事上欲挑战美国，按照一般的想象，应该是面向东方，美国毕竟不在南半球。事实上，中共是在面向赤道的海域开辟海军的攻击路线，至于它为什么要如此绕道？这背后的故事是一盘中共海军的“大棋”。 多年来中共一直磨刀霍霍，决心要扩军备战，以便对美国形成军事压力。但是，中共的航母舰队尚未建成，即便今后有了数艘航母，组成了水面舰队，其舰载机实力也无法与美国海军庞大而战技娴熟的航母编队抗衡。因此，中共一直把对美国实施核打击的战略寄托在核潜艇部队之上。上个世纪末中共通过在美国的军事间谍（可从维基百科上查麦大志案），窃取了美国核潜艇的核反应堆、水下武器发射和传动系统静音技术，此后便大大缩小了与美军核潜艇的技术差距。 目前中共的核潜艇部队由若干艘094A型战略核潜艇组成，每艘核潜艇搭载12枚“巨浪-Ⅱ”潜射核导弹，其最大射程8千公里，如果从珍珠港以东海域水下发射，再由北斗卫星系统导航，可以对美国全境实现精准打击。虽然核潜艇依靠核动力可长期在水下航行，但艇员在生理和心理上无法忍受数月以上的潜航，艇上的食品库存也有限，再加上维修保养的需要，核潜艇每次出航，通常不会超过2千小时，也就是3个月内必须回到“家里”。 二、中共建核潜艇“深海堡垒”的国际霸权行径 中共为了给其核潜艇建造一个安全的“窝”，过去几年来实施了一个“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港朝着南海方向修建了水下山洞潜艇基地，核潜艇随时可以潜航进出。 第二步，在南海国际海域大规模吹沙造岛，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以保护在南海水域活动的核潜艇不被敌方的核潜艇监视，这就是中共强占南海国际水域的真正目的，即把这个海域的深水海区变成所谓的核潜艇“深海堡垒”。 第三步，开辟核潜艇从这个“深海堡垒”出发以威胁美国的水下通道，为此要掌握这些通道的水下地质地形和水文资料，以免核潜艇在潜航中撞到海底礁石而沉没；同时，这个海底航道还必须有高度保密性，不能有敌方的水下探测装置，以尽可能地排除航道周围国家的监测手段对其核潜艇的威胁。 中共海军的“深海堡垒”概念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的“深海堡垒”很小，只不过是在领海范围内选个不大的海湾，依山修建一个潜艇的稳固安全的水下“堡垒”，作为后方。中共的“深海堡垒”却胃口极大，它把300多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国际海域都圈占起来，这个“深海堡垒”的西面是中南半岛，南面是印度尼西亚，东南是马来群岛，东面是菲律宾群岛；也就是说，中共视东南亚诸国为无物，公然在别人的家门口建军事基地，让外国的陆地作为自己核潜艇的外围陆墙。 南海国际水域被中共霸占并改造成了所谓核潜艇的“深海堡垒”，海牙国际法庭虽然裁决中共违法，但没有执行力，于是中共霸占公海就变成了既成事实。不仅如此，由于中共要保住这个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它就试图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迫使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不得与美国合作。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划入中共势力范围的新国际霸权行径。这种霸权行径甚至延伸到“深海堡垒”出行航道的沿途国家，比如澳大利亚。 三、“深海堡垒”出航海域：美军防范中共核威胁的重点地区 “深海堡垒”要获得真正的安全，当然是越封闭越好，因为四面被陆地包围，美军的核潜艇就无法轻易进入，中共的核潜艇在“深海堡垒”里就像动物在安全的窝里一样，不用随时担心可能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敌方潜艇的威胁。“深海堡垒”有了安全性，同时也就具备了天然缺陷，即水下的出口有限。 美苏冷战时，在苏联的两个“深海堡垒”出口（一个在苏联和挪威北部边境的一个面向北极的小海湾，另一个在面向白令海的岛边），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经常在水下守株待兔，苏联核潜艇一出动，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就全程跟踪，防止它发射核导弹。中共的核潜艇当然也害怕美军的这种战术。 核潜艇在水下潜航，水深和海底地形是关键因素。5年前中共核潜艇以渤海和黄海为活动区域，那里水浅，只有几十米，中共核潜艇因为必须安装垂直发射核导弹的发射管，本身高达约30米，在浅海区几乎难以藏身，很容易被打击。因此，那时美国美军只要用卫星或反潜飞机锁定了它，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就成了瓮中之鳖，在浅海里无处可逃。这就是中共为何非霸占南海的深水海域的原因，只有在那个海区，它才能建成核潜艇的“深海堡垒”。 中共的战略核潜艇活动在什么水域，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来自某处海洋里的中共核威胁有多大。海洋的水下地形对经济发展本来没有多少影响，也无法争夺，但在核潜艇威胁成为冷战的主要手段之后，海洋的水下地形却变成了冷战双方关注的重点。中共以核潜艇作为对美威胁的主要手段，并且控制了南海海域这个“深海堡垒”，就把中美冷战的前线定义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中美冷战的前线不在地面上，而是在水下。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只要从“深海堡垒”顺利进入广阔的太平洋深水区，就使美国面临远程潜射洲际导弹的核打击威胁。因此，美国必须把侦察、防堵中共战略核潜艇活动的重点推进到中共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出航航道所在的各个海域。 我在《中美水下军事对抗》一文中介绍过，中共核潜艇从“深海堡垒”出发，如果走台湾西南海域和巴士海峡这条东北航道，离美国最近，因此这条航道所在海域也就成了美国海军反潜艇部队重点防范的地方。今年9月到10月中美两国舰队在巴士海峡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水下和水上反潜对峙，中共核潜艇今后在那个海区可能比较容易被发现。中共同时也在实施“方案B”，即开拓“深海堡垒”的其他出航航道，而其他出航航道都与澳大利亚有关。因此中共就主动恶化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大范围地禁止澳大利亚商品的进口，这种经济制裁最终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以造成澳大利亚的经济损失为手段，试图压服澳大利亚，迫使它放松国防。 四、中共核潜艇“深海堡垒”的三个出口 那么，中共核潜艇的“深海堡垒”究竟有几个出口？在核潜艇对峙的时代，不能看普通地图来判断双方情势。核潜艇需要走水下的深水航道，而不是走水面舰船的航道。普通地图上海洋就是一片蓝色，不分水深水浅，哪里都可通航；而对核潜艇来讲，深水区才是安全水域，浅水区则是危险地带。要了解中美之间防范对方核潜艇的基本战术，必须看海底地形图，特别是看从南海国际水域中共霸占的所谓“深海堡垒”的出口通向深水海域的水下航道。 从普通地图上看，整个南海海域主要有四个出口，西南是马六甲海峡，东北是巴士海峡，正东是菲律宾群岛，南方是爪哇海。西南的马六甲海峡是东亚国家货运的主要航道，船舶通行频繁，最浅的地方水深只有25公尺，核潜艇无法通过。所以，对核潜艇来说，安全的水下出行航道除了台湾西南海域和巴士海峡这条东北水道之外，还剩东水道和南水道，而东水道和南水道都经过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沿海。 中共的核潜艇如果走“深海堡垒”的东出口，情形会怎样？这条水下航道必须沿东南方向穿过菲律宾群岛，这一带是浅水区，而且菲律宾的一系列岛屿象一条锁链，从东北往西南，把吕宋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的海域锁住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军在这一海域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夺岛战斗，开战前的水文测量比较充分，因此了解当地的海底地形；而中共现在不能公开派水文测量船到菲律宾领海内测量海底地形，只能通过潜艇偷偷潜入测量，这是中共海军的一个短板。若中共核潜艇找到适当的水下通道，穿过菲律宾的岛链，就东出到印尼与菲律宾之间的深水区苏拉威西海。这个海域也是美军今后的重点防范地区，美军准备以苏拉威西海以东的帕劳群岛为基地，展开反潜部署，今年8月28日前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为此专门访问过这个岛国。 这样一来，目前美军尚未防守的中共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出口就只剩下南出口了。中共的核潜艇如果走这条水下航道，是最绕路的航道，而且大部分海域的水深有限。它首先要向西南绕过分属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就是中共最近骚扰马来西亚的水域）；然后向南直下印尼的爪哇海，由此一路向东，进入澳洲和巴布亚岛之间的水域；由此继续东行，直到穿过澳大利亚和巴布亚岛之间的海域，进入澳大利亚东北的珊瑚海海域，中共核潜艇才能进入安全的深水海区。 五、中澳关系恶化：中共用经济打击逼澳大利亚放弃国防 熟悉太平洋战争史的人可能对南太平洋海域的地名、水路有一些概念，但大多数华人对这个海域不太了解。然而，从现在起，这个海域将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那样，变得越来越重要，摩擦也会越来越多。中共核潜艇“深海堡垒”东出口和南出口的航道都指向澳大利亚方向，前者经过巴布亚大岛的北侧，后者走巴布亚岛的南侧，两条航道都靠近澳大利亚的北大门。澳大利亚很清楚，当中共占领了靠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南海国际海域，作为它核潜艇的“深海堡垒”和“发射阵地”，战争阴云已经靠近澳大利亚了。中国的核潜艇如果因为巴士海峡有美国海军的监视，改走东水道或南水道，最后都会开到澳大利亚大门外头，所以不得不防。 因此，今年7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未来10年内投入2,700亿澳元，用于国防建设，包括升级攻击性武器，加大网络能力，以及增设高科技水下监控系统。莫里森总理表示，澳大利亚国防军现在需要加强威慑能力，从而阻止对澳大利亚的攻击，有助于防止战争；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意味着双方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尽我们所能，保护澳大利亚，保卫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十年计划之所以要增设高科技水下监控系统，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要防范中共核潜艇的威胁。 中共对澳大利亚准备加强国防这一部署非常恼火，于是用变相的经济制裁威胁澳大利亚，企图逼迫澳大利亚放弃国家安全保障，让中共的核潜艇自由自在地在澳大利亚门口展开核威胁。澳大利亚经济与中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其出口的35%面向中国，而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占进口总额的24%。过去几个月来，中共对澳大利亚开始了变相的单方面经济制裁，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对华出口商品均遭到中共的禁止进口令，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当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多维新闻》11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间于中美难题，莫里森这次学聪明了吗》。此文作者用十分强硬的口气写道：“很明显，中国并不避讳澳方‘中国将贸易作为政治武器’的指责，从中方角度出发，澳方政府及媒体近来的一系列取态，令两国关系恶化，两国贸易关系出现问题也就是必然后果。”本文开头提到的《多维新闻》12月4日的文章更是以霸权口吻表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敲打”，只是近年中美两强相争外溢的结果。中美两国难以避免的“世纪碰撞”过程中，对于像澳大利亚一般体量远远不及的国家而言，“选边站”实则不如“靠边站”。 六、澳美着手防卫澳洲 澳大利亚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不陌生。太平洋战争时日军占领南洋诸国之后，就在爪哇海海域与盟军的水面舰队交战；然后，日军又把航母舰队派到澳大利亚东北的珊瑚海海域，掩护日军在巴布亚岛登陆，作为攻占澳大利亚的跳板，目的是掌控澳大利亚，以确保它占领的南洋油田的长期安全，当时日军的飞机还轰炸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那时澳军奋起挺身，捍卫祖国，与美军并肩战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域的陆上、海上和空中与日军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 澳大利亚在中共的霸权和军事威胁面前，并非孤立无援。12月2日美国海军部长布雷斯韦特（Kenneth Braithwaite）宣布，为遏止中共在亚洲日益扩张的威胁及势力，将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区域成立第1舰队（U.S.1st Fleet），由印太司令部指挥的太平洋舰队负责管辖，与第7舰队共同组成“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核心战力。防守范围为太平洋与印度洋交界地区，做为比第7舰队更敏捷、机动的海上司令部，“这将使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对我们在该地区的承诺感到放心，同时确保任何潜在对手都知道我们致力于守护法治和海洋自由”。 美国海军自1973年以后其第1舰队一直空缺，这次新设的第1舰队确定的防守范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界地区，这一地区实际上就是本文讨论的从印度尼西亚到澳大利亚这一线的海区。美军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准备在中共核潜艇“深海堡垒”的南出口设置防线，防范中共的核潜艇经此水下航道东出中太平洋，抵近实行对美核威胁。按照美国海军舰队的最新部署，其太平洋舰队今后除下辖原来的第3、第7舰队之外，又增加了第1舰队，目前，新建的第1舰队将暂时先从基地在日本横须贺的第7舰队抽调军舰和官兵。 中共在东南亚有一个听话的“小弟” 柬埔寨，但中共试图让澳大利亚也听凭自己摆布，就太异想天开、妄自尊大了。中共这种军事“崛起”的霸权嘴脸和自诩的“立威之举”，将逼得周边国家不得不建立针对中共威胁的新国际合作体系以自保。 原载RFA，2020年12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20720200939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曹长青∶美国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作者注∶这是10月20日我给台湾《看》杂志写的专栏，因无法确定两周后美国大选结果，所以宏观概括了美国的几次重大历史抉择及后果。】 这次美国大选空前激烈，两党都使出最大力气。因这次大选不仅对今后四年，更对美国未来具决定性影响！它的重要性可与之前美国几次重大转折点相比∶ 美国最早一次决定性选择发生在建国初期。当时建国之父们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方向、路线发生重大分歧。首任总统华盛顿、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等强烈主张走英国道路，即注重传统、法治、秩序、基督教信仰、道德等，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主导的强大美国。而独立宣言和宪法起草人杰弗逊、麦迪森等则推崇法国式道路，要大鸣大放的所谓民主，倾心一揽子解决问题的革命（麦迪森比较温和，晚期杰弗逊朝向麦迪森）。 这是一个决定美国命运的选择！美国刚刚打了一场艰难的独立战争，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如果没得到法国的直接军事帮助，打败英军是难以想像的，更别谈独立建国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等建国之父，并没有因为得到了法国援助就倾心法国模式、拒绝英国体制，反而独立后坚定明确地要走英国道路，借鉴英国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理念。他们的高瞻远瞩、不感情用事，强大的理性能力和精神，决定性地给美国带来辉煌的前景——今天美国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世界超强地位，都得益于当初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人的智慧和勇敢的选择。 这里汉密尔顿起了重大作用。虽然他是财政部长，但当时华盛顿内阁只设国务卿（下属仅十几人）、财政部（近百人）等而已。汉密尔顿领导财政部，创建了关税、海关、债卷、中央银行、外贸、市场经济机制等。大权基本在财政部。汉密尔顿出生在英国海外属地，一度成为孤儿，在艰苦环境中成长，后来做海外船运商贸的会计等，对商业、经济、英国体制非常熟悉，他坚持借鉴英国模式，同时对法国大革命的践踏法治、秩序等深恶痛绝。他和杰弗逊们针锋相对,得到华盛顿的力挺，所以他们这派（美国最初的保守派）占上风。华盛顿领导大陆军打赢独立战争，尤其是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是华盛顿独撑大局。他是美国人民心目中的绝对英雄，当时地位之崇高，杰弗逊们没法比。 华盛顿做了两届八年总统，第三届总统亚当斯也是保守派。这12年基本确立了美国的亲英体制。虽然后来杰弗逊和麦迪森都做了总统（两人各做八年），但他们也没有全盘推翻这种体制，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他们对起草独立宣言、宪法等做出重大贡献，但比较善于纸上谈兵，不善政府具体管理和创建新体制，所以大体上只能延续前任。二是杰弗逊虽强调小政府、注重州权，但做了总统就知道联邦政府的重要。三是杰弗逊当总统后，法国大革命的残暴信息更多传到美国，也降低了他亲法、走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四是他和麦迪森都做了总统，当家就知柴米贵，不再热衷发动群众上街的所谓大民主和革命。所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当初确立的英式体制（当然更有美国自身的创新）就确立延续下来，这是他们的重大贡献，也是美国历史首次重大选择，选对了！ 第二次重大选择是南北战争时期。除了解放黑奴之外，其实还有更深一层、也事关美国前途命运的选择：林肯的北方要走工业化强国之路，而倾心杰弗逊思路的南方想走田园风光的小农经济之路。 林肯则像华盛顿、汉密尔顿一样高瞻远瞩，认识到美国必须工业化。但以种植棉花为经济主体的南方分庭抗礼，不仅拒绝废除黑奴制，也拒绝接受工业化，甚至以要独立出去来威胁。最后通过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分歧：工业化的北方击败了农业化的南方；自由经济理念打败了墨守成规的家族式田园经济。林肯要废除黑奴制，最根本著眼点，或者说理念根源，是要实现经济自由，他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来个人的经济独立、富有和尊严。作为首位共和党籍的总统（之前华盛顿、汉密尔顿的政党叫作联邦党），林肯坚信市场经济和自由的价值，他曾如此精辟阐述： “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强化弱者。你无法通过摧毁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你无法通过榨干富人来致富穷人。你无法通过搞垮雇主来帮助雇员。你无法通过透支来摆脱困境。你无法通过借钱得到安稳。你无法通过剥夺人的动力和独立来塑造人格和勇气。你无法通过替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并应该做的事而真正帮助他们。” 林肯的上述言论非常清楚：他不是强调均贫富、反富仇富、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个人自立自强，靠个人的能力，自我的实现，发财致富。后来史学家评价说，“林肯决心拒绝、并最后击败黑奴制度，不是建立在种族平等的理念上，也不是抽象的人类尊严的理想，而是根基于他的信念：所有类型的自由，都始于经济自由。” 像第一位保守派总统华盛顿一样，第一位共和党籍总统林肯也是高瞻远瞩，为今天强大繁荣的美国奠定了坚实底座。 第三次重大选择发生在二战和冷战时代。左派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利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而推行所谓新政（New Deal），其实就是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包括高税收、国有化、均贫富、建立社安保险等，政府从摇篮管到墓地。当时美国的个人最高所得税率竟然高达91%！等于勤劳者的财富都被政府强行高税收掠夺，然后进行财产二次分配，是效仿红色苏联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罗斯福打破建国先贤华盛顿的总统只做两届八年的不成文规矩，做到第四届（死在任期开始）。他死后国会立法限定为总统两届，就是防止“罗斯福第二”。 罗斯福死后，虽然美国经济复苏，但后来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等没有强力对抗和改变“新政”。六十年左派民主党总统约翰逊更继续扩大政府，提出建造“大社会”（Great Society），其实就是强化罗斯福的新政，政府更要主导个人的经济命脉。 直到八十年代初共和党籍总统里根执政（两届八年），才强力回击“新政”，把个人最高所得税率一下砍去42个百分点，降至28%。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减税！同时废除限制经济发展的陈规陋习，给企业松绑，并强调道德、基督信仰等。美国保守派大回潮，同时带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很多左派强调克林顿时代经济好，事实上那皆因里根的减税政策和砍掉有碍企业发展的政府限制，才有了随后长达110个月经济扩张（增长）期。 第四次重大选择，就发生在近年。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全面走向社会主义，不仅增税、国有化、均贫富、大撒币高福利（领取福利者从2千多万暴增至近5千万，等于美国3.28亿人口中平均每6人就有1人领福利），还削减美军，外交妥协绥靖（奥巴马出访到处鞠躬）。而且，奥巴马执政8年，更煽动制造了严重的黑白族群对立；今天美国的黑命贵、安替法等打砸抢烧，都是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后遗症）。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民愤怒了。在左媒甚至全球左派的围攻下，政治圈外的商人川普竟异军突起、胜选进入白宫！奥巴马可谓是川普的最大助选员，因为没有奥巴马的八年糟蹋美国，就没有“外人”川普进入白宫的可能。川普誓言抽干政治沼泽，把美国还给人民！四年执政下来，无数美国人民被川普的改革勇气、魄力、兑现竞选承诺的政绩所感动、振奋。而民主党也空前恐惧川普再做四年，因为他会使美国更进一步扬弃左派热衷的社会主义。所以这场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以我的总结是第四次）重大历史选择。 川普赢了，将再塑“川普的美国”，即延续华盛顿、林肯、里根以来的宪法精神至上的传统美国。拜登赢了，美国将走向热衷法国大革命（今天就是黑命贵、安替法）、以民主名义和革命口号摧毁传统价值和体制、左派主宰的美国。有人把今天的选择概括为∶是选择传统的伟大美国，还是“非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的伟大不是偶然。从历史上美国几次重大的决定性选择都可以看出，美国建国先贤、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美国人民，虽不断面临坎坷和艰难的抉择，也多次因错误而重创，但挫折之后，总能用智慧的选择来纠正。今天美国再次冲到一个十字路口，这次的选择结果意味著什麽？ 2020年10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0年11月号（11月5日出版上市） 2020-11-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安兰德∶什麽是美国价值
【曹长青按语∶安.兰德（Ayn Rand）是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她1905年在俄国出生，21岁到美国，后成为畅销小说作家和哲学家（1982年去世）。1998年美国兰登出版社评选“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在“读者投票评选榜”上，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获第一名，《源泉》获第二名。她的另两部小说分别排第七、第八位。而她一共就出版过四部小说。 在“非虚构类”的读者票选榜上，第一名仍是安兰德的理论专著《自私的美德》。第三名是安兰德的思想继承人佩可夫介绍安兰德哲学思想的专集，第六名则是一本关于兰德的评传。 一个作家，能够同时获得虚构、非虚构两个读者评选榜的第一名，并且全部主要作品都进入前十名，这在美国、在整个英语作品的历史上，都没有过先例！ 安兰德的作品为什麽会有如此这般的影响力？主要因为她用小说形式传播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思想——客观主义。所谓客观主义，核心思想是推崇“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强调以人为本，理性，个人主义对抗群体主义。对此我曾在“奥巴马Vs.安兰德”一文中做过介绍分析。 （奥巴马Vs.安兰德∶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1883） 美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实践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安兰德则是最高扬这种个人主义价值、并是对此阐述得最清晰、最深刻的思想家。那麽什麽是个人主义价值？安兰德在1946年发表这篇《什麽是美国价值》对此作了简要、深刻、清晰的论述。 此文的中译（译者不详）曾发表在中国“安兰德书友会”网站，原英文标题Textbook of Americanism被译为“什麽是西方价值观”。其实直译应为“美国主义的教科书”，这里意译为∶“什麽是美国价值”。 今年是安兰德诞辰110周年。在此之际，曹长青网站强烈推荐这篇经典力作。】 下面是这篇问答式文章∶ 什麽是美国价值 作者∶安.兰德 【英文原文注∶本文写于1946年，最初发表在位于加州比弗利山庄 (Beverly Hills) 的以保护美国理念为宗旨的电影协会的刊物《警戒》（The Vigil）。文章的目的在于定义和阐明政治领域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主题仅限于政治。这里选登的十二个问题是一个计划中的长文的前三分之一，剩余部分没有完成。】 1、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什麽？ 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两大原则之间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 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他的工作、身体和个性都属于集体，集体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用任何方式任意对个人进行处置，所以，个人的存在需得到集体的允许，并且是为了集体而存在。 这两种原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生成的根源。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 2、什麽是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们为了能共同生活而遵守的法令。制定这样的法令，必须以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起点，那就是要首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个人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限制，社会只能制定不会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律。 集体主义的回答是∶社会的权利是无限的，社会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并任意地强加给任何人。 例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通过一项法律以结束某个人的生命，哪怕是有百万人之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麽他们就侵犯了保护生存权利的法律，必将受到惩罚。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可以代表多数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 根据个人主义原则，杀人是非法的，而保护自己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站在权利一边。根据集体主义原则，人多势众的一方杀人是合法的，而自卫却是非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 在第一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道德原则。 在第二种情况里，法律代表的是无视道德原则的观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他们能在数量上占上风。 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在法律面前任何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不论他是势单力薄，还是身后有百万人撑腰。 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们需要拉帮结派，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根据他所在帮派势力的强弱，一个人可以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主人，也可以成为孤苦无助的奴隶。 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作为第一种制度的典型例子（请参见《独立宣言》）。 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第二种制度的见证。 在苏联，数百万农民或“富农”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富农的。在纳粹德国，数百万犹太人被依法消灭，理由是统治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犹太人的。 苏联和纳粹的法律是集体主义原则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现实中，无视道德标准和个人权利的原则最后只能导致暴力。 在你确定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之前，一定要记住以上的分析。你需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社会的权力要麽是有限的，要麽是无限的，不可能两个同时成立。 3、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什麽？ 美国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 美国是建立在“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原则之上的∶ ——这些权利属于每个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众人； ——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是每个人私有的，属于个人，而不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不属于团体； ——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社会赋予的； ——个人拥有的这些权利不是来自集体，也不是以集体的利益为目的，它们同集体相对立，是集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些权利可以保护个人，使他不受到任何他人的侵害； ——只有建立在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拥有一个自由、正义、尊严、体面的社会。 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不是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是限制社会权力的法律。 4、什麽是权利？ 权利是对独立行为的认可。拥有权利意味著行动不需任何人的许可。 如果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社会允许你存在，那麽你就不具有拥有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外来的许可随时可能取消。 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必须获得社会的许可，无论你能否获得这样的许可，那麽你都不是自由的。只有奴隶在行动之前需要获得主人的恩准。恩准不是权利。 千万不要以为工人也是奴隶，以为他是因为老板的恩惠才获得工作的。他不是靠别人的恩惠才拥有工作，而是靠双方自愿签订的合约。工人可以辞职，而奴隶不可以。 5、什麽是不可剥夺的人权？ 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生命权是指任何人不会因为他人或集体的利益而被剥夺生命。 自由权是指个人享有个人行动、个人选择、个人创制并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失去了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独立行动就无法得到保障。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在尊重他人相同权利的前提下，人有权为了自己而生活，可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并予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必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集体不能决定个人的生存目的，也不能左右他追求幸福的方式。 6、我们怎样承认他人的权利？ 既然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麽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破坏他人的权利。 例如，一个人有活著的权利，但他无权剥夺另一个人活著的权利；他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他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他没有把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权利（或对他人进行谋杀、抢劫或奴役）。他在享受某种权利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这正是他人也应享受的权利，从而了解他应该做什麽或不应该做什麽。 千万不要以为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样的话∶“我想做什麽就可以做什麽，不必管别人会怎样。”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的。 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的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我不想作主人，也不想作奴隶。我不愿为任何人牺牲自己，也不愿任何人为我牺牲。” 集体主义者会说∶“伙计们，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管他好死赖活。” 7、我们如何判断权利受到侵犯？ 权利无法受到侵犯，除非是运用武力。一个人无法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无法奴役他，也无法阻止他追求幸福，除非是动用武力。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而被迫采取行动，那他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权利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这是一条客观的分界线，不因观点差异而改变，也不受多数人的意见或社会的硬性规定左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率先向另一个人动用武力。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遵守著一条简单明确的行为规则∶你不能希冀或要求他人采取某种行动，除非这是他人自由自愿的选择。 不要被集体主义的老把戏所迷惑，他们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因为你不能随意杀人，社会不允许你杀人的时候已经约束了你的自由，社会拥有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方式约束你自由的权利，所以，丢掉自由的幻想吧——自由取决于社会的决定。 阻止你杀人的不是社会，也不是某种社会权利，而是其他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不是双方权利之间的“妥协”，而是确保双方权利不受侵犯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不是来自社会法令，而是来自你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无法武断地定义这条分界线，你自身拥有的权利里已经隐含了这条分界线。 在你的权利范围内，你的自由是绝对的。 8、什麽是政府正确的职能？ 政府正确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暴力的伤害。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里，人们彼此之间不会动用武力，他们只在自卫时才会诉诸武力，也就是说，他们只用武力来维护受到侵犯的权利。公民赋予政府在反击时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只能在反击时使用。 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不会率先动用武力，它只在回应那些首先动武的人时才使用武力。例如∶政府逮捕一名罪犯时，侵犯权利的不是政府，而是罪犯，他的所作所为剥夺了自身的权利，人们除了通过武力对付他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任何被定义为犯罪的行为都是涉及动用武力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需要通过武力来回击。 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鬼话，说什麽“杀人犯对社会构成犯罪”。杀人犯杀害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他侵犯的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他不是因为伤害了一个集体而受到惩罚——他没有伤害整个集体，他伤害的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罪犯抢劫了十个人，那麽他抢劫的仍然不是“社会”，而是十个个体。根本不存在“对社会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所有的犯罪都是针对具体的人，针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保护每一个个体不受到罪犯的伤害，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公正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如果政府成为武力的始作俑者，就一定会祸患无穷。 例如∶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以处死或监禁作为惩罚，强行命令一个个体工作，并且让他永远束缚于某种工作——这里，率先动用武力的就是政府了。这个个体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但是政府却对他施以暴力。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其结果只能导致血腥和恐怖，这一点你已经在任何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国家中找到了例证。 如果人类没有政府和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人们可能会通过纯粹的暴力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并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拥有和另一个人抗争的平等权利，但他无法和十个人抗争。一个人需要保护的是不受群体的伤害，而不是某个个体。即使是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虽然多数派可以自行其道，但是少数派还是可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使多数派的统治无法长久。 而集体主义连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都不如∶它剥夺了人们反击的权利。在这里，暴力是合法的，而反抗是非法的；在这里，多数派（或任何声称代表多数派的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派则孤立无援，随时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了。 在现实中，当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时，多数人往往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受制于某个通过暴力进行统治的小团体。 如果你想了解并且记住把武力作为反击手段（倡导个人主义的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和把武力作为基本政策（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是这样做的）之间的区别，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同杀人和为了自卫杀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合理公正的政府采取的原则是自卫的原则，而倡导集体主义的政府则与杀人犯同出一辙。 9、“混合的”社会制度存在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混合存在的社会制度。社会要麽承认个人的权利，要麽不承认，绝不可能出现中立暧昧的状态。 但现在经常发生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缺乏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勇气、正义感和智慧。由于无知、怯懦或疏漏，这样的社会常常采纳和接受与自己的基本原则相左的法规，从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结果使整个社会充满冤屈、邪恶和弊端。如果这样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那麽整个社会将陷入集体主义的纷乱之中。 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在某些法律条文中承认人权，而在有的地方又不承认人权，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混合的”制度，也不要以为这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妥协，能够行之有效地存在下去。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相反，它正日渐解体。解体需要时间，没有一样东西会瞬间四分五裂——人的身体不会，人的社会也不会。 10、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能够存在吗？ 很多人至今还幼稚地认为，社会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则可有可无，权利只是一个幻影，权宜之计才是行动的有效指南。 确实，社会可以摒弃道德原则，任凭自己变成无所约束的兽群狂奔地走向灭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似乎也可以选择随时割断自己的喉管。但是，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就不能这样做；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想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摒弃道德原则。 社会是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同生同息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客观的道德规范供大家理解并自觉遵守，人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会如何行事。不承认道德存在的人是罪犯，对于这样的人你别无他法，只有在他敲碎你脑袋之前敲碎他的脑袋；和这样的人你无话可说，因为你和他之间没有有关行为规范的共同语言。赞同没有道德原则的社会，就是赞同让人们像罪犯一样地生活。 由于传统，我们仍然在遵守很多道德规范，我们对这些规范习以为常，根本不会意识到，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什麽你可以走进拥挤不堪的百货商店，买好东西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你周围的人们和你一样需要商品，他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制服商店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售货小姐，把商店抢劫一空，抢走你的背包和钱包。他们为什麽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除了尊重个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道德原则。 不要错误地以为人们是因为害怕警察才没有为所欲为。如果人们认为抢劫是合情合理的，那麽有再多的警察也没有用。而且，如果其他人认为抢劫有理，那麽警察为什麽就不能这样想呢？那麽，谁还愿意当警察呢？ 更何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里，警察的职责并不是保护你的权利，而是侵犯你的权利。 如果你认为某个时候的利益驱动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那麽抢劫商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信奉这样的行为准则，还会有多少百货商店、工厂、农庄或家庭可以存在，可以存在多久？ 如果我们摒弃道德，并代之以集体主义的多数裁定原则；如果我们认为多数人的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多数人做的事情一定正确，就因为这是多数人做的事情（这是对或错的唯一标准），那麽人们该怎样把这样的做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呢？谁是多数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多数人中的一员，可以随时任意地伤害他。因此，每个人和其他的所有人就成了敌人，每个人都会害怕、怀疑别人，每个人都必须在被抢劫杀害之前去抢劫杀害他人。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抽象的理论，那麽就请看看欧洲，去那里你可以找到实证。在苏联和纳粹德国，老百姓做著克格勃（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的肮脏勾当，互相监视，把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送到秘密警察手上，送进可怕的行刑室。这就是集体主义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空洞罪恶的集体主义口号的实际运用。对于缺乏思考的人来说，这样的口号确实是很动听的∶“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权利。” 但是，没有个人权利，就根本不可能有公共利益。 集体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兄弟牺牲自己的权利，结果，人们除了害怕、憎恨和毁灭自己的兄弟之外别无选择。 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善意，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都知道社会可以保护他的权利，而不是要毁灭他。于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可以或不可以对自己的邻居做什麽，知道他的邻居（一个或一百万个）可以或不可以对他做什麽，这样，他就可以坦然地把他们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同类。 没有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人类社会。 不承认个人权利，道德规范就不可能存在。 11、“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一条道德的原则吗？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 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麽，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 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麽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51%的人奴役了另外49%的人；10个人中，有9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 德国有7千万德国人和60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 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麽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麽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著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麽，为什麽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 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麽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 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 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麽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麽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 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麽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 12、动机能否改变独裁统治的性质？ 一个诚实的人有别于集体主义者的标志是，他说话算数，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什麽含义。 当我们说我们认为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时，我们的意思明白无误。“不可剥夺”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目的夺走、终止、侵犯、限制或破坏个人权利。 你不能说“除了冷天和每个星期二，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你也不能说“除紧急情况外，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或“除非是为了善意的目的，否则人的权利不得侵犯”。 每个人的权利要麽是不可剥夺的，要麽是可以剥夺的，而不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状态，这就像你不能说自己既神志清醒又神经错乱一样。一旦你开始提出条件，说出保留意见或举出例外的情况，你就已经承认在个人权利之上还存在某种东西或某个人，他们可以任意地侵犯别人的个人权利。是谁？当然是社会，换句话说，是集体。他们为什麽可以这样做？为了集体的利益。谁来决定什麽时候可以侵犯别人的权利？仍然是集体。如果你赞同这一切，你就应该回到你原本属于的陈营，承认自己是个集体主义者，并且承担集体主义可能产生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中间路线。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把它留下来。你这样做只能欺骗你自己。 不要藏在“中间路线”这样的无稽之谈背后而不敢面对现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是一条路的两侧，留出中间的路让你走。它们是两条方向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通往自由、正义和繁荣，另一条走向奴役、恐怖和毁灭。要走哪一条路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集体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张并不归于集体主义者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那麽表面反对集体主义而其实骨子里信仰它的人。一旦人们接受某个原则，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是那些一心一意的人，而绝不是半心半意的人，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而不是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如果你开始赛跑时就说“我只想跑前十米”，而另一个人却说“我要跑到终点”，那麽这个人肯定能打败你。如果你说“我想侵犯一点点人权”，而法西斯分子却说“我要毁灭所有的人权”，他们也肯定会打败你，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你已经为他们开辟了道路。 一旦有了最初的不诚实和回避，人们就已经掉进了集体主义关于独裁统治是否合理的陷阱。大多数人只在口头上反对独裁统治，很少有人明确表明立场，认识到独裁统治的本质∶无论何时何地，为了何种目的，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十恶不赦的。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讨论一些奇怪的问题，如“好的独裁统治”和“坏的独裁统治”之间有什麽差别，以及什麽样的动机和理由可以使独裁统治名正言顺。集体主义者不问“你想要独裁统治吗”，而是问“你想要怎样的独裁统治”。他们改变了讨论的出发点，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很多人认为，如果独裁统治的动机不良，这样的独裁就是恐怖的，但如果动机纯正，独裁统治就是合理的甚至受人欢迎的。那些倾向共产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人道主义者”）声称，如果集中营和行刑室是用于“自私”的目的，“为了某个民族的利益”，就像希特勒所做的那样，那麽它们就是罪恶的；但如果它们是用于“无私”的目的，“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那麽它们就是高尚的。那些倾向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声称，鞭子和工头使用“不彻底”时就会无效，而使用“彻底”时，就是十分有效的，如纳粹德国的情况。 在你讨论什麽是“好的”或“坏的”独裁统治时，你就已经接受并认可了独裁统治的存在。你就已经接受了一个邪恶的前提——为了你的利益，你有权奴役他人。从那时起，这就变成了一个谁来支配盖世太保的问题。你永远无法和你的集体主义同伴在什麽是实施暴行的“正当”理由、什麽是“不正当”理由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你的定义他们也许无法接受。你也许认为为了穷人杀人是正当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为了富人杀人才正当；你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阶级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而其他人也许认为杀害某个特殊民族之外的人是不道德的。你们达成共识的只有屠杀，这是你们唯一能做到的。 一旦你赞成独裁统治的原则，你其实就已经鼓励所有人和你采取一样的立场。如果他们不想接受你的思想或者不喜欢你的某种“良好动机”，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冲上来打你一顿，逼你接受他们自己的“良好动机”，在你奴役他们之前奴役你。“好的独裁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为了怎样的目的去奴役人民才是合理的？”我们的问题是∶“奴役人民是否合理？” 如果独裁统治因为有了什麽“良好动机”或“无私的动机”就可以名正言顺，那麽这样的道德堕落实在令人发指。人类所有那些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拼命摆脱的残暴和犯罪倾向，如今又找到了一把“社会的”庇护伞。很多人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杀人或折磨他人是罪恶的，但如果是为了他人去做这些就是高尚的。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暴力，但如果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你尽可大胆去做。也许我们听到的最让人作呕的话是∶“确实，斯大林屠杀了数百万人，但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集体主义是一种最新式的野蛮行为。 不要认为集体主义者是“真诚但迷茫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奴役另外一些人，绝不是一种理想；残暴不是“理想主义”，不管它是出于什麽目的。千万不要说通过武力“做好事”是一种良好动机，对于权力的贪欲和愚昧无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动机。 下面是原英文∶ TEXTBOOK OF AMERICANISM by Ayn Rand \[These articles were written in 1946 for and appeared originally in THE VIGIL, a publica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Allia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merican Ideals,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The subject of these articles was limited to the sphere of politics, 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and clarif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involved in political issues. The series is incomplete; the twelve questions reprinted here were only the first third of a longer project; the rest has remained unwritten.\] 1\. What Is the Basic Issue in the World Today? The basic issue in the world today is between two principle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holds that man has inalienable rights which cannot be taken away from him by any other man, nor by any number, group or collective of other men. Therefore, each man exists by his own right and for his own sake,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group. Collectivism holds that man has no rights; that his work, his body and his personality belong to the group; that the group can do with him as it pleases, in any manner it pleases, for the sake of whatever it decides to be its own welfare. Therefore, each man exists only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group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group. These two principles are the roots of two opposite social systems. The basic issue of the world today is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2\. What Is a Social System? A social system is a code of laws which men observe in order to live together. Such a code must have a basic principle, a starting point, or it cannot be devised.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e question: Is the power of society limited or unlimited? Individualism answers: The power of society is limited by the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s of man. Society may make only such laws as do not violate these rights. Collectivism answers: The power of society is unlimited. Society may make any laws it wishes, and force them upon anyone in any manner it wishes. Example: Under a system of Individualism, a million men cannot pass a law to kill one man for their own benefit. If they go ahead and kill him, they are breaking the law -- which protects his right to life -- and they are punished. Under a system of Collectivism, a million men (or anyone claiming to represent them) can pass a law to kill one man (or any minority), whenever they think they would benefit by his death. His right to live is not recognized. Under Individualism, it is illegal to kill the man and it is legal for him to protect himself. The law is on the side of a right. Under Collectivism, it is legal for the majority to kill a man and it is illegal for him to defend himself. The law is on the side of a number. In the first case, the law represents a moral principle. In the second case, the law represents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no moral principles, and men can do anything they please, provided there’s enough of them. Under a system of Individualism, men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t all times. Each has the same rights, whether he is alone or has a million others with him. Under a system of Collectivism, men have to gang up on one another -- and whoever has the biggest gang at the moment, holds all rights, while the loser (the individual or the minority) has none. Any man can be an absolute master or a helpless slave --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his gang. An example of the first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 example of the second system: Sovie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Under the Soviet system, millions of peasants or "kulaks" were exterminated by law, a law justified by the pretext that this wa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jority, which the ruling group contended was anti-kulak. Under the Nazi system, millions of Jews were exterminated by law, a law justified by the pretext that this wa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jority, which the ruling group contended was anti-Semitic. The Soviet law and the Nazi law were the unavoidable and consistent result of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ism. When applied in practice, a principle which recognizes no morality and no individual rights, can result in nothing except brutality. Keep this in mind when you try to decide what is the proper social system. You have to start by answering the first question. Either the power of society is limited, or it is not. It can’t be both. 3\. What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merica?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Individualism. America is built on the principle that Man possesses I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ese rights belong to each man as an individual -- not to "men" as a group or collective; that these rights are the unconditional, private, personal, individual possession of each man -- not the public, social, collective possession of a group; that these rights are granted to man by the fact of his birth as a man -- not by an act of society; that man holds these rights, not from the Collective nor for the Collective, but against the Collective -- as a barrier which the Collective cannot cross; that these rights are man’s protection against all other men; that only on the basis of these rights can men have a society of freedom, justice, human dignity, and decenc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not a document that limits the rights of man -- but a document that limits the power of society over man. 4\. What Is a Right? A right is the sanction of independent action. A right is that which can be exercised without anyone’s permission. If you exist only because society permits you to exist -- you have no right to your own life. A permission can be revoked at any time. If, before undertaking some action, you must obtain the permission of society -- you are not free, whether such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you or not. Only a slave acts on permission. A permission is not a right. Do not make the mistake, at this point, of thinking that a worker is a slave and that he holds his job by his employer’s permission. He does not hold it by permission -- but by contract, that is, by a voluntary mutual agreement. A worker can quit his job. A slave cannot. 5\. What Are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Man?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Men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Right of Life means that Man cannot be deprived of his life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man nor of any number of other men. The Right of Liberty means Man’s right to individual action, individual choice,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individual property. Without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no independent action is possible. The Right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means man’s right to live for himself, to choose what constitutes his own private, personal,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to work for its achievement so long as he respects the same right in others. It means that Man cannot be forced to devote his life to the happiness of another man nor of any number of other men. It means that the collective cannot decide what is to be the purpose of a man’s existence nor prescribe his choice of happiness. 6\. How Do We Recognize One Another’s Rights? Since Man has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s, this means that the same rights are held, individually, by every man, by all men, at all times. Therefore, the rights of one man cannot and must not violate the rights of another. For instance: a man has the right to live, but he has no right to take the life of another. He has the right to be free, but no right to enslave another. He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his own happiness, but no right to decide that his happiness lies in the misery (or murder or robbery or enslavement) of another. The very right upon which he acts defines the same right of another man. and serves as a guide to tell him what he may or may not do. Do not make the mistake of the ignorant who think that an individualist is a man who says: "I’ll do as I please at everybody else’s expense." An individualist is a man who recognizes the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s of man -- his own and those of others. An individualist is a man who says: "I’ll not run anyone’s life -- nor let anyone run mine. I will not rule nor be ruled. I will not be a master nor a slave. I will not sacrifice myself to anyone -- nor sacrifice anyone to myself." A collectivist is a man who says: "Let’s get together, boys -- and then anything goes!" 7\. How Do We Determine That a Right Has Been Violated? A right cannot be violated except by physical force. One man cannot deprive another of his life nor enslave him, nor forbid him to pursue happiness, except by using force against him. Whenever a man is made to act without his own free, personal, individual, voluntary consent -- his right has been violated. Therefore, we can draw a clear-cut division between the rights of one man and those of another. It is an objective division -- not subject to differences of opinion, nor to majority decision, nor to the arbitrary decree of society. NO MAN HAS THE RIGHT TO INITIATE THE USE OF PHYSICAL FORCE AGAINST ANOTHER MAN. The practical rule of conduct in a free society, a society of Individualism, is simple and clear-cut: you cannot expect or demand any action from another man, except through his free, voluntary consent. Do not be misled on this point by an old collectivist trick which goes like this: There is no absolute freedom anyway, since you are not free to murder; society limits your freedom when it does not permit you to kill; therefore, society holds the right to limit your freedom in any manner it sees fit; therefore, drop the delusion of freedom -- freedom is whatever society decides it is. It is not society, nor any social right, that forbids you to kill -- but the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 of another man to live. This is not a "compromise" between two rights - but a line of division that preserves both rights untouched. The division is not derived from an edict of society -- but from your own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 The definition of this limit is not set arbitrarily by society -- but is implicit in the definition of your own right. Within the sphere of your own rights, your freedom is absolute. 8\. What Is the Proper Function of Government? The proper function of government is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man; this means to protect man against brute force. In a proper social system, men do not use force against one another; force may be used only in self-defense, that is, in defense of a right violated by force. Men delegate to the government the power to use force in retaliation -- and only in retaliation. The proper kind of government does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 It uses force only to answer those who have initiated its use. For example when the government arrests a criminal, it is not the government that violates a right; it is the criminal who has violated a right and by doing so has placed himself outside the principle of rights, where men can have no recourse against him except through force. Now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all actions defined as criminal in a free society are actions involving force and only such actions are answered by force. Do not be misled by sloppy expressions such as "A murderer commits a crime against society." It is not society that a murderer murders, but an individual man. It is not a social right that he breaks, but an individual right. He is not punished for hurting a collective. He has not hurt a whole collective -- he has hurt one man. If a criminal robs ten men -- it is still not "society" that he has robbed, but ten individuals. There are no crimes against "society" -- all crimes are committed against specific men, against individuals. And it is precisely the duty of a proper social system and of a proper government to protect an individual against criminal attack -- against force. When, however, a government becomes an initiator of force, the injustice and moral corruption involved are truly unspeakable. For example: When a Collectivist government orders a man to work and attaches him to a job, under penalty of death or imprisonment, it is the government that initiates the use of force. The man has done no violence to anyone -- but the government uses violence against him. There is no possible justification for such a procedure in theory. And there is no possible result in practice -- except the blood and the terror which you can observe in any Collectivist country. The moral perversion involved is this: If men had no government and no social system of any kind, they might have to exist through sheer force and fight one another in any disagreement; in such a state, one man would have a fair chance against one other man: but he would have no chance against ten others. It is not against an individual that a man needs protection -- but against a group. Still, in such a state of anarchy, while any majority gang would have its way, a minority could fight them by any means available. And the gang could not make its rule last. Collectivism goes a step below savage anarchy: it takes away from man even the chance to fight back. It makes violence legal -- and resistance to it illegal. It gives the sanction of law to the organized brute force of a majority (or of anyone who claims to represent it)-and turns the minority into a helpless, disarmed object of extermination. If you can think of a more vicious perversion of justice -- name it. In actual practice, when a Collectivist society violates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or of one single man),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ajority loses its rights as well, and finds itself delivered into the total power of a small group that rules through sheer brute force.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and keep clearly in m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e of force as retaliation (as it is u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an Individualist society) and the use of force as primary policy (as it is u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a Collectivist society), here is the simplest example of it: it is the same difference as that between a murderer and a man who kills in self-defense. The proper kind of government acts on the principle of man’s self-defense. A Collectivist government acts like a murderer. 9\. Can There Be A "Mixed" Social System? There can be no social system which is a mixtur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ither individual rights are recognized in a society, or they are not recognized. They cannot be half-recognized. What frequently happens, however, is that a society based on Individualism does not have the courage, integrity and intelligence to observe its own principle consistently in every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rough ignorance, cowardice, or mental sloppiness, such a society passes laws and accepts regulations which contradict its basic principle and violate the rights of man. To the extent of such violations, society perpetrates injustices, evils, and abuses. If the breaches are not corrected, society collapses into the chaos of Collectivism. When you see a society that recognizes man’s rights in some of its laws but not in others, do not hail it as a "mixed " system and do not conclude that a compromise between basic principles, opposed in theory, can be made to work in practice. Such a society is not working; it is merely disintegrating. Disintegration takes time. Nothing falls to pieces immediately -- neither a human body nor a human society. 10\. Can A Society Exist Without a Moral Principle? A great many people today hold the childish notion that society can do anything it pleases; that principles are unnecessary, rights are only an illusion. and expediency is the practical guide to action. It is true that society con abandon moral principles and turn itself into a herd running amuck to destruction. Just as it is true that a man can cut his own throat anytime he chooses. But a man cannot do this if he wishes to survive. And society cannot abandon moral principles if it expects to exist. Society is a large number of men who live together in the same country, and who deal with one another. Unless there is a defined, objective moral code, which men understand and observe, they have no way of dealing with one another -- since none can know what to expect from his neighbor. The man who recognizes no morality is a criminal; you can do nothing when dealing with a criminal, except try to crack his skull before he cracks yours. You have no other language, no terms of behavior mutually accepted. To speak of a society without moral principles is to advocate that men live together like criminals. We are still observing, by tradition, so many moral precepts that we take them for granted, and do not realize how many actions of our daily lives are made possible only by moral principles. Why is it safe for you to go into a crowded department store, make a purchase and come out again? The crowd around you needs goods, too; the crowd could easily overpower the few salesgirls, ransack the store, and grab your packages and pocketbook as well. Why don’t they do it?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hem and nothing to protect you -- except the moral principle of your individual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Do not make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crowds are restrained merely by fear of policemen There could not be enough policemen in the world if men believed that it is proper and practical to loot. And if men believed this, why shouldn’t the policemen believe it, too? Who, then, would be the policemen? Besides, in a Collectivist society the policemen’s duty is not to protect your rights, but to violate them. It would certainly be expedient for the crowd to loot the department store -- if we accept the expediency of the moment as a sound and proper rule of action. But how many department stores, how many factories, farms or homes would we have, and for how long, under this rule of expediency? If we discard morality and substitute for it the collectivist doctrine of unlimited majority rule, if we accept the idea that a majority may do anything it pleases, and that anything done by a majority is right because it’s done by a majority (this being the only standard of right and wrong), how are men to apply this in practice to their actual lives? Who is the majority? In relation to each particular man, all other men are potential members of that majority which may destroy him at its pleasure at any moment. Then each man and all men become enemies; each has to fear and suspect all; each must try to rob and murder first, before he is robbed and murdered. If you think that this is just abstract theory, take a look at Europe for a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In Sovie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private citizens did the foulest work of the G.P.U. and the Gestapo, spying on one another, delivering their own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the secret police and the torture chambers. This was the result in practice of Collectivism in theory. This wa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that empty, vicious Collectivist slogan which seems so high-sounding to the unthinking: "The public good comes above any individual rights." Without individual rights, no public good is possible. Collectivism, which places the group above the individual and tells men to sacrifice their rights for the sake of their brothers, results in a state where men have no choice but to dread, hate and destroy their brothers. Peace, security,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good will among men, all those things considered socially desirable, are possible only under a system of Individualism, where each man is safe in the exercise of his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 the knowledge that society is there to protect his rights, not to destroy them. Then each man knows what he may or may not do to his neighbors, and what his neighbors (one or a million of them) may or may not do to him. Then he is free to deal with them as a friend and an equal. Without a moral code no proper human society is possible. Without the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no moral code is possible. 11\. Is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A Moral Principle?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is one of the most vicious slogans ever foisted on humanity. This slogan has no concrete, specific meaning. There is no way to interpret it benevolently, but a great many ways in which it can be used to justify the most vicious actions.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good" in this slogan? None, except: whatever is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ho, in any particular issue, decides what is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hy, the greatest number. If you consider this moral, you would have to approve of the following examples, which are exact applications of this slogan in practice: fifty-one percent of humanity enslaving the other forty-nine; nine hungry cannibals eating the tenth one; a lynch mob murdering a man whom they consider dangerous to the community. There were seventy million Germans in Germany and six hundred thousand Jews. The greatest number (the Germans) supported the Nazi government which told them that their greatest good would be served by exterminating the smaller number (the Jews) and grabbing their property. This was the horror achieved in practice by a vicious slogan accepted in theory. But, you might say, the majority in all these examples did not achieve any real good for itself either? No. It didn’t. Because "the good" is not determined by counting numbers and is not achieved by the sacrifice of anyone to anyone. The unthinking believe that this slogan implies something vaguely noble and virtuous, that it tells men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others. If so, shoul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men wish to be virtuous and sacrifice themselves to the smallest number who would be vicious and accept it? No? Well, then should the smallest number be virtuous and sacrifice themselves to the greatest number who would be vicious? The unthinking assume that every man who mouths this slogan places himself unselfishly with the smaller number to be sacrificed to the greatest number of others. Why should h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slogan to make him do this. He is much more likely to try to get in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 and start sacrificing others. What the slogan actually tells him is that he has no choice, except to rob or be robbed, to crush or get crushed. The depravity of this slogan lies in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good" of a majority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suffering of a minority; that the benefit of one man depends upon the sacrifice of another. If we accept the Collectivist doctrine that man exists only for the sake of others, then it is true that every pleasure he enjoys (or every bite of food) is evil and immoral if two other men want it. But, on this basis, men cannot eat, breathe, or love. All of that is selfish. (And what if two other men want your wife?) Men cannot live together at all, and can do nothing except end up by exterminating one another. Only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rights can any good -- private or public -- be defined and achieved. Only when each man is free to exist for his own sake -- neither sacrificing others to himself nor being sacrificed to others -- only then is every man free to work for the greatest good he can achieve for himself by his own choice and by his own effort. And the sum total of such individual efforts is the only kind of general, social good possible. Do not think that the opposite of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is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smallest number." The opposite is: the greatest good he can achieve by his own free effort, to every man living.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ist and wish to preserve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you can make is to discard, once and for all, from your thinking, from your speeches, and from your sympathy, the empty slogan of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Reject any argument, oppose any proposal that has nothing but this slogan to justify it. It is a booby-trap. It is a precept of pure Collectivism. You cannot accept it and call yourself an Individualist. Make your choice. It is one or the other. 12\. Does The Motive Change The Nature Of A Dictatorship? The mark of an honest man,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Collectivist, is that he means what he says and knows what he means. When we say that we hold individual rights to be inalienable, we must mean just that. Inalienable means that which we may not take away, suspend, infringe, restrict or violate -- not ever, not at any time, not for any purpose whatsoever. You cannot say that "man has inalienable rights except in cold weather and on every second Tuesday," just as you cannot say that "man has inalienable rights except in an emergency," or "man’s rights cannot be violated except for a good purpose." Either man’s rights are inalienable, or they are not. You cannot say a thing such as "semi-inalienable" and consider yourself either honest or sane. When you begin making conditions, reservations and exceptions, you admi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r someone above man’s rights who may violate them at his discretion. Who? Why, society -- that is, the Collective. For what reason? For the good of the Collective. Who decides when rights should be violated? The Collective. If this is what you believe, move over to the side where you belong and admit that you are a Collectivist. Then take all the consequences which Collectivism implies. There is no middle ground here. You canno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You are not fooling anyone but yourself. Do not hide behind meaningless catch-phrases, such as "the middle of the road."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re not two sides of the same road, with a safe rut for you in the middle. They are two roads going into opposite directions. One leads to freedom, justice and prosperity; the other to slavery, horror and destruction. The choice is yours to make. The growing spread of Collectivism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not due to any cleverness of the Collectivists, but to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who oppose them actually believe in Collectivism themselves. Once a principle is accepted, it is not the man who is half-hearted about it, but the man who is whole-hearted that’s going to win; not the man who is least consistent in applying it, but the man who is most consistent. If you enter a race, saying: "I only intend to run the first ten yards," the man who says: "I’ll run to the finish line," is going to beat you. When you say: "I only want to violate human rights just a tiny little bit," the Communist or Fascist who says "I’m going to destroy all human rights" will beat you and win. You’ve opened the way for him. By permitting themselves this initial dishonesty and evasion, men have now fallen into a Collectivist trap,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dictatorship is proper or not. Most people give lip-service to denunciations of dictatorship. But very few take a clear-cut stand and recognize dictatorship for what it is: an absolute evil in any form, by anyone, for anyone, anywhere, at any time and for any purpose whatsoever. A great many people now enter into an obscene kind of bargaining about differences between "a good dictatorship" and a "bad dictatorship," about motives, causes, or reasons that make dictatorship proper. For the question: "Do you want dictatorship?," the Collectivists have substituted the question: "What kind of dictatorship do you want?" They can afford to let you argue from then on; they have won their point. A great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a dictatorship is terrible if it’s "for a bad motive," but quite all right and even desirable if it’s "for a good motive." Those leaning toward Communism (they usually consider themselves "humanitarians") claim that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orture chambers are evil when used "selfishly," "for the sake of one race," as Hitler did, but quite noble when used "unselfishly," "for the sake of the masses," as Stalin does. Those leaning toward Fascism (they usually consider themselves hard-boiled "realists") claim that whips and slave-drivers are impractical when used "inefficiently," as in Russia, but quite practical when used "efficiently," as in Germany. (And just as an example of where the wrong principle will lead you in practice, observe that the "humanitarians," who are so concerned with reliev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masses, endorse, in Russia, a state of misery for a whole population such as no masses have ever had to endure anywhere in history. And the hard-boiled "realists." who are so boastfully eager to be practical, endorse, in Germany, the spectacle of a devastated country in total ruin, the end result of an "efficient" dictatorship.) When you argue about what is a "good" or a "bad" dictatorship, you have accepted and endorsed the principle of dictatorship. You have accepted a premise of total evil -- of your right to enslave others for the sake of what you think is good. From then on,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o will run the Gestapo.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your fellow Collectivists on what is a "good" cause for brutality and what is a "bad" one. Your particular pet definition may not be theirs. You might claim that it is good to slaughter men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 poor; somebody else might claim that it is good to slaughter men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 rich; you might claim that it is immoral to slaughter anyone except members of a certain class; somebody else might claim that it is immoral to slaughter anyone except members of a certain race. All you will agree on is the slaughter. And that is all you will achieve. Once you advocate the principle of dictatorship, you invite all men to do the same. If they do not want your particular kind or do not like your particular "good motive,"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rush to beat you to it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kind for their own "good motive," to enslave you before you enslave them. A "good dictatorship"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he issue is not: for what purpose is it proper to enslave men? The issue is: is it proper to enslave men or not? There is an unspeakable moral corruption in saying that a dictatorship can be justified by "a good motive" or "an unselfish motive." All the brutal and criminal tendencies which mankind -- through centuries of slow climbing out of savagery -- has learned to recognize as evil and impractical, have now taken refuge under a "social" cover. Many men now believe that it is evil to rob, murder, and torture for one’s own sake, but virtuous to do so for the sake of others. You may not indulge in brutality for your own gain, they say, but go right ahead if it’s for the gain of others. Perhaps the most revolting statement one can ever hear is: "Sure, Stalin has butchered millions, but it’s justifiable, since i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sses." Collectivism is the last stand of savagery in men’s minds. Do not ever consider Collectivists as "sincere but deluded idealists." The proposal to enslave some men for the sake of others is not an ideal; brutality is not "idealistic," no matter what its purpose. Do not ever say that the desire to "do good" by force is a good motive. Neither power-lust nor stupidity are good motives. （原文网址∶http://laissez-fairerepublic.com/textbook.htm） 2015-12-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中国纺织业、玩具业遭遇国际市场寒流
就在世界眼球均被奥运火炬传递过程的抗议活动吸引过去之时，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已出现难以逆转的颓势。在内逢人民币升值、通贷膨胀、劳动力成本攀升诸种压力，外遇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人消费能力下降等因素，中国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遇到巨大的难题。 中国纺织品在美国、欧盟市场的急剧萎缩 美国、欧盟一直是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据资料，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进口国，中国服装出口的15%以上都销往美国，在美国市场所占比重高达25%左右。但今年以来，中国纺织品在美市场前景黯淡：2008 年1~2 月中国共出口纺织品服装263.45 亿美元，同比仅增长9.59%，创2002 年以来全行业当期出口最低增速。 4月15日是广交会开幕第一天，据说这次展会无论是参展商还是展位数都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但流花展馆的纺织服装展区人气并不旺，有参展商说“一天都没看到一个美国人”。 作为中国出口第二大市场的欧盟，情况也不比美国市场乐观。从今年1月1日开始，中欧双方对T恤衫、套头衫、裤子等8个类别纺织服装产品实施双边监控，取消配额限制。但出口时需要进行许可证制度管理，也就是说中国对8个类别产品签发出口许可证，欧盟凭我国的电子数据给进口商颁发进口许可证。不少企业都反映许可证发放比较慢，而且期限短，很多时候来不及出货就过期了。此外，欧盟市场的技术壁垒、环保壁垒同样具有杀伤力。例如，欧盟新的化学品管理法――REACH法规，将产品安全信息举证责任完全转移到生产企业身上，每一种化学物质的基本检测费用约需8.5万欧元，每一种新物质的检测费用约需57万欧元，大大增加了纺织企业负担。 一位中国服装公司的负责人感叹：“这是30年来纺织服装业最困难的一年。”纺织业的利润近年来徘徊于5%左右，今年更是面临极大压力。 中国玩具业出口不畅 从去年开始，由于国外技术壁垒频出（各国拒绝涂料含铅量过高的玩具）、人民币加速升值、出口退税率调整以及人工、原料成本上升等困扰，中国玩具出口一直不畅。广东作为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和出口地区,更是在去年9月份一度跌至谷底,玩具出口增速下滑到5.4%。据海关统计，今年1-2月广东省玩具出口6.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其中，2月份广东省出口玩具仅2.5亿美元，大幅下降20.1%，环比下降40.6%，创1年来的新低。 但这还不是中国玩具业遭遇到的最糟糕状况。数百万中国制玩具去年因涂料含铅量过高被玩具商回收，使玩具进口国对中国制造的玩具质量充满疑虑。今年2月份，美国玩具协会、美国国家标准学会联合提出一项新的玩具测试和安全认证方案，将于5月1日公布实施。新方案中要求玩具生产商或设计商对玩具产品进行危害性分析和风险评估，对玩具生产商实施分级审核和强制认证，对玩具产品实施安全测试等。对玩具制造商来说最要命的是新方案还规定，对玩具业实施分级审核和强制认证，检测频率为每年1－6次不等，费用要由业者自行负担。 中国玩具业者保守估计，受新方案的影响，中国玩具企业出口美国的成本将增加25%。 国际市场需求寒流刚开始 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一些中小出口企业失去以往的竞争力，倒闭企业日渐增多。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超过18%，很快将超过20%。据公开资料，今年已有4,000家珠三角的港企结业，有近6成香港厂商对未来两年前景感到悲观或非常悲观。尽管中国政府许诺要从多方面帮助中国企业渡过难关。但帮助中国企业寻找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大商品市场显然并无可能。 可以说，目前中国工业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为严重的国际市场需求寒流。 进入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后果开始在世界各国多个领域蔓延，影响程度超出预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颁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次贷危机正在超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蔓延至优质住宅和商业房地产市场、消费信贷领域和各级公司信贷市场等领域。其中，正是次贷危机对消费信贷的负面影响引致了国际纺织品服装需求的严重疲软。 以美国市场为例，由于油价和粮价全面上涨，2008 年2 月，美国居民在汽油和食品方面的消费同比分别增长20.18% 和4.25%，占消费总额的比重比2007 年11 月都约提高了0.2 个百分点，而在汽车、服装服饰产品方面的消费则分别增长-4.22% 和2.32%，所占比重也均有所下降。美国居民在服装产品消费方面的支出增长减速，甚至绝对减少，美国服装进口需求也就随之减速或负增长。 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对美国经济持乐观与悲观预测的都不乏人。乐观者的眼光不局限于短期，他们认为，去年以来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减速已成为现实。但美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有着丰富的应对经济波动的经验，美国经济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仅凭一时的衰退就预言美国经济必然出现持续的长时期衰退还为时尚早。悲观者则认为，美国信贷危机和房市滑坡导致美国经济明显放缓，消费者紧缩荷包正在成为现实。 而于美国而言，在全球油价和粮价暴涨的冲击下，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状况可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对中国而言，今年却面临出口萎缩，企业倒闭，失业者增加等众多难题。 （原载《看》双周刊，第11期 ⁄ 2008年05月08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中国政治生态下的“使馆避难幻觉”
从2月到4月，中国一共上演了两起出奔美国使领馆避难事件。这些事件让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极为险恶：尽管王立军、陈光诚两人的不安全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层面，但在中国政治高度黑社会化的状态下无论是职掌刑司的公安局长还是维稳对象，都处于人身缺乏安全保障的状态。 由于前往外国使领馆避难，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条不归路，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领馆寻求避难的现实可行性，这种讨论至少可以帮助有此想法的人事前评估一下风险。 王立军的“使馆避难幻觉”源于自我估计过高 王立军的“使馆避难幻觉”由来已久。在王案事发后，我查阅有关资料时，曾读到一篇为王立军张目的文章——《辽宁铁岭王海洲诬陷王立军案内幕》（2009年），其中谈到王立军遭受老上司王海洲的“陷害”时，“一些外国机构不断给王立军打电话或发传真，询问王立军是否需要‘政治避难’或其他援助”——这段话应该是王立军自己对记者透露的，意在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与价值，该文记者并无相关的国际常识，相信了王的自吹。 王立军在辽宁的所作所为已表明，他是一个善于使用黑道手段在权力场中游走且混成了气候的成功者。到重庆之后，在一大批向权力献媚的媒体、文人神化的氛围中，更是极度自我膨胀。 王立军的自我膨胀并非完全出自于他的自大，而是中国这块特殊土壤造成的。且不说他在与薄熙来“龙虎风云际会”之后那段时期政治上的膨胀与媒体的集中吹捧，就以各种“学术荣誉”集于一身来说，他也完全有“理由”膨胀。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王立军曾集教授、博士生导师、18项科研课题主持人、156项专利发明者等荣誉于一身。争相聘请王当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有当今中国著名学府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还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院校。在他罗列的简历中，还有“美国李昌钰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这一衔头。 这一“学术荣誉”亦真亦幻地毕集于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者的头上之荒谬现象，见证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学的无耻与堕落。表明所谓“科学、学术”在中国全是权力的婢女。 为什么王立军会在重庆呼风唤雨之际，对记者突然说出这番多家外国机构邀请他避难的话来呢？从潜意识来说，这话表明王立军有不安全感。在中国官场这个修罗场摸爬滚打多年，王立军虽然一直是斩人的“刀俎”，但也知道在政治生态严重黑社会化的中国，自己也保不定哪天会沦为被斩的“鱼肉”。他亲手送上西天的文强就是个例子。 从常识层面来说，缺乏国际知识的王立军根本不了解外国使领馆关于政治避难者的一些详细规定与要求，当然更不知道西方驻外使馆并不想在驻在国接收政治避难者这种“烫手山芋”。我猜想王立军看过一些“冷战”时期的间谍书籍，如《秘密战》之类，知道苏联克格勃情报人员会通过持有重要情报换取西方国家政治庇护。他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大概是：在美国眼中，他的价值应该超过大多数前苏联克格勃间谍。正是这种早就产生的领馆避难幻觉，在他认为自己面临生命危险时，确实帮助他做出重大选择。 美国驻外使馆如何应付“不请自来者”？ 在“冷战”时期，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克格勃成员及异议人士到西方各国驻外领馆寻求避难常有发生，但成功者大多是事先通过接触与周密准备，“不请自来者”极难成功。在中共统治大陆70多年间，“不请自来”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停留数十天后成功离境的中国异议人士只有一位，即被北京政府指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幕后黑手”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教授。 各国领馆门禁森严，并非中国平民轻易可进去之地。虽然如此，总免不了会有“不请自来者”能够“成功进入”。对于如何应对所谓的“不请自来者”，即来到美国使领馆或其他海外场所寻求庇护者，美国有着长长的工作指导清单。《华尔街日报以》4月24日一篇文章介绍说，据维基解密（Wikileaks）获得的一份2009年的美国国务院电文，对于这类事件，美国有两大最重要的任务：保证外交驻所的安全和获取情报。 这份10页长的文件建议外交人员告诉寻求庇护者：该外交驻所不能确保他们能安全离开所在国，不能确保他们在其本国的安全，也不能确保他们能进入美国。电文中强调，如有以下情况，不可向外国公民提供临时身份：外国公民仅仅希望移民美国或逃避当地刑法；提供庇护会危及驻所安全；或国务院指示驻所不得提供临时身份。在王立军事件中，美国政府似乎很早就确定他并不是早些年的苏联克格勃叛逃人员那样的情报来源。 在拒绝王立军避难要求之后，美国国务院曾面对数位国会议员的质询，为什么不接受“极具情报价值”的王立军的避难要求？对这一质询，国务院用“王立军是高风险避难申请人”，“是一位地方大员手下的政策执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斗士”，“以保护人权为由向一位地方公安局长提供庇护是站不住脚的”等理由，让质询者无话可说。 但陈光诚这一个案却与王立军完全不同，他是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的知名人权斗士，符合美国提供政治庇护的要求。尽管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在特殊情况下让外国公民进入美国的事例很罕见，但两种情况除外。上述电文中列出的条件是：关乎美国特殊利益的个人；寻求庇护者面临立即的危险；或事件具有政治敏感性。 4月27日进入美领馆的陈光诚，虽然看起来符合美国国土安全部规定的上述条件，但毫无疑问也算是“不请自来者”，而且时机极为不凑巧，正好发生在5月中美战略会谈之前几天。这种“不请自来”造成的尴尬，对中美两国政府都不算小。陈光诚事件当中一个最有意思的关键细节，至今无论从哪个管道都得不到消息，即陈光诚是如何进入美国大使馆的？这点弄清楚后，也就能够大致弄清楚陈光诚为何会在此时出奔美领馆的事实真相了。 中国网友在网上发言，称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原来就是租界与外国使、领馆。还有人说，别的国家太小，扛不住中国压力，只有美国才能与中国对抗，因此，美国大使馆与领事馆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陈光诚事件可能会使中国人这种“使馆避难幻觉”的热度稍微消退一点。事实是：美国方面对此类事情肯定深感头痛，因为这会造成外交上的严重混乱。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年5月3日，第77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21）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伊拉克选举和自由的价值
1月30日，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个历史性时刻，这一天，他们将首次举行全国大选。这场选举不仅将决定伊拉克的民主进程，也决定著布什总统几天前就职演说强调的向全球、尤其向中东推广自由价值的成败。 伊拉克的面积相当於加州，人口和台湾差不多，有二千四百万。萨达姆政权被结束後，伊拉克人民获得空前的政治自由，纷纷组织政党，目前参选的政党多达111个，比台湾的98个政党还多。 一个月前台湾立法院改选，有387名候选人竞争235席立委。而这次伊拉克大选，有多达7,500名候选人，竞争国会的275席及18个省的议会席位。参选人数是台湾的20倍。 伊拉克的合格选民有1,400万，已报名投票者有1,200万，这点也和台湾相似，上次台湾总统大选，总共有1,290万人投票。伊拉克大选也像台湾一样，允许海外侨民投票，但不同的是，可在所住国投票，不必回国。伊拉克海外侨民有120万，占注册选民的10％，分散在全球14个国家，其中美国就有23万。 这场选举，可以说是一场空前艰难的民主跋涉，更是一场自由和邪恶的较量。虽然萨达姆被铲除，但他的余党，以及极端伊斯兰份子，敌视美国和自由价值的仇恨者，不断制造事端，袭击美军和伊拉克警方，用自杀炸弹杀害平民，制造恐惧阻止伊拉克走向民主。尤其大选临近，这种袭击更加频繁，武装份子扬言，将袭击投票所，杀害去投票的选民。 在美国，左派们继续不支持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并对巴格达的民主进程冷嘲热讽。尤其是以左派媒体旗舰《纽约时报》为主，一直持悲观论调，重复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话说，伊拉克选举之後，局势会更加糟糕，什叶和逊尼两大派将爆发内战，局势会不可收拾。美国最左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则公开呼吁「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撤出伊拉克，以避免暴力冲突的进一步恶化」。 在欧洲，由法国德国为主导的「欧盟」没有向伊拉克选举派出任何工作人员，更不要说给予全力支持。联合国愿意支持全球各地的民主选举，但恰恰对至关重要的伊拉克首次民选缺乏热情，只派了40个工作人员到伊拉克进行技术协助。在关键的向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推广自由的人类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中，可以说欧盟、联合国，西方的左派们都可耻地缺席！ 但布什总统和伊拉克临时政府决心推动这项选举，不管它是如何艰难。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有13万军队，再加上伊拉克政府新组建的12万国防军和警察队伍，将全力保护5,300个投票所的安全（等於每个投票所配备40名士兵和警察）。 布什政府所以力排众议，坚持按预定计划在30号举行伊拉克大选，关键在於虔诚基督徒的布什相信，自由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享有这个最宝贵的礼物。二是相信人是上帝所造，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上帝的影像」，因此不管被欺压多久，被剥夺权利多长，被窒息得多麽严重，只有给人们机会，他们的内心呼唤一定是自由，渴望成为有尊严的「人」！ 这从阿富汗的选举结果就可看出，那个曾炸毁千年佛像、塔列班主导的黑暗国度，即使那些被迫蒙脸，被欺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阿富汗女性，当有了机会，一样踊跃地去投票，行使自己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当时恐怖份子也是扬言袭击投票所，杀害去投票的人。但那些勇敢的阿富汗人，不仅没有畏缩，反而大清早就去排队，第一个投票的是个19岁的女孩子。据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说，有些穆斯林女性，半夜就起床，做牺牲前的洗身宗教仪式，然後以迎接死亡的心情去投票所排队，即使在附近百米外有自杀炸弹袭击，这些阿富汗人毫无畏惧，没有一个人离队吓跑。这个场面，再次定格了人类的自由精神！ 如果阿富汗人民能，为什麽伊拉克不能？而且无论从经济水平，文盲率，世俗程度，现代化等多项指标，伊拉克都比阿富汗更有条件实行民主选举。关键是要相信人心，不管什麽族裔，什麽文化背景，什麽样的教育程度，什麽样的国情，什麽样的宗教背景，只要给人机会，人们的渴望和追求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做自由人！ 另一项鼓舞人心的消息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属下「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近日在伊拉克的民调显示，高达80％的伊拉克人表示会去投票。伊拉克有三大派，什叶派占人口60％，逊尼派占20％，库德人占20％。虽然逊尼是少数，但由於萨达姆是逊尼，因此这个少数派在伊拉克一直有权势。「国际共和研究所」的民调显示，逊尼派对投票选举反应最冷淡，只有48.7％的逊尼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不愿去投票者多达46.6％。但在什叶派和库德族选民中，表示愿去投票者都超过91％，不去投票的都低於5％。 该民调还显示，虽然伊拉克不断遭到自杀炸弹攻击，不断有平民和警方人员被杀害，但伊拉克人民仍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69.9％的受访者表示对伊拉克未来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只占18.8％。52％认为伊拉克的局势半年後会更好，60％认为一年後会更好，65％对五年後的伊拉克非常乐观。。 在伊拉克推进民主，是人类从没有过的艰难尝试。因为在萨达姆的残暴统治35年後，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民主政治基础，而且其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据美国民间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学者葛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的论文，伊国失业率在29％到40％之间，在年轻人中可能高达60％。虽然伊拉克去年石油收入180亿美元，但它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一半，是年度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二。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被结束後，那里几乎再没有什麽反抗和骚乱，因为法西斯在全球大势已去，纳粹和武士道的残余毫无任何外部支持的可能和希望。但伊拉克局势不同，它的周围除以色列外，全部都是专制国家，22国组成的阿拉伯联盟，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这三个有大量极端伊斯兰份子的国家，虎视眈眈地敌视伊拉克的民主进程，担心自由之风吹进毛拉们统治的地盘。埃及、黎巴嫩、科威特、约旦虽然有些自由空间，但仍都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对伊拉克一人一票的选举，也不会真正欢迎。 而且从在伊拉克被抓获的「武装份子」来看，多数是「外来者」，而不是本地伊拉克人，他们是从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世界各地来的极端伊斯兰圣战份子。伊拉克成了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力量和世界各地恐怖份子的「决战之地」。 在这样一个自由与邪恶决战的时刻，曾同样被美国人从二战中解救出来的欧洲希拉克们、施罗德们，以及比利时的左疯们，不仅不对美国解救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统治下至少30万伊拉克人被害，5千库德人被毒气杀死）的正义之举伸出援手，反而杯葛、刁难、冷嘲热讽。 柏林意味著什麽？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它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奥斯威辛」（1月27日是它被解放60周年）。德国人发明的「毒气室」将永远提醒人类什麽是邪恶，它会恶到什麽程度！ 巴黎意味著什麽？二战时法国成立支持希特勒的维希政府（相当中国抗战时的汪精卫伪政权），两年内把7万6千名犹太人送去德国集中营（其中只有2500人幸存）。有著这样耻辱历史的德国法国，今天不赎罪，不帮助在新纳粹（原教旨伊斯兰主义）摧残下的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将更不可原谅。 不管伊拉克的选举面对多少外部阿拉伯国家的敌视，面对多少欧洲希拉克们的袖手旁观，面对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圣战份子的暴力阻止，伊拉克人民的人心所向将不可阻挡，那就是要用选票，决定政府领导人；要用选票，决定国家的前途。正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杜姆克斯（Peter Brookes）发表的专论所说，自由世界将拒绝在伊拉克失败，伊拉克的新时代将从这次选举开始。 2005年1月28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5-01-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他们”的世界没有“我们”的权利
十八大召开的日期终于确定，薄熙来案虽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于中南海来说总算暂告一段落。有关权力分配经常有各种消息传出，比如政治局常委九变七、哪几个人晋身政治局常委已定，谁谁又被从名单上刷下来。听到某些人上位，一些评论者欢呼雀跃；闻得某某被刷下，有些评论者表示沮丧。 初看这些，有些好笑，那是中共统治集团高层自家人在争座次，“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但仔细想想，更多的是悲哀。因为还真不能完全责怪中国人这种热情，作为人民无参政权，国内人连猜谜语的权利都被剥夺，海外好歹还算有猜的自由。加之中国政府几乎完全阻断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这种意愿的人或迟或早被戴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到监狱里去体验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百般无计之下，人们只好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抱持一线希望。无论是2008年不丹在国王旺楚克五世指导下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缅甸经过艰苦斗争才争取来的民主化，都能在中国人心中激起一线希望：全世界都在民主化，中国的上层你们好歹也该动一动了吧？这也是国人乐此不疲地在高层人物的只言片语中寻找中国改革希望的原因。 记得当年外媒要求我评论朱镕基时，我说过：中国政治已经不是强人时代，当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公权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并形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状态，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已经无法与制度化力量较量。更何况这种制度化力量的惯性排斥任何不利于统治集团的声音与人物。这就是胡温两位从个人人品来说并非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但其统治十年之内，中国政治从基层黑社会化迅速走向整体黑社会化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当道，还是太子党红二代掌权，对于平民来说，都不能指望这个国家会有根本的改变。这些年曝光的平民出身官员之腐败，动辄过亿、情妇逾数十的情况常见。而维持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于不坠的，就是中共这种一党垄断的极权专制。因此，在维护现存政治体制不变这一点上，中国政界达成共识。红色家族出身与平民出身的官员之区别在于两点：一、太子党、红二代们从小有接班人意识，加上自认与这个政权有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前途要关心得多，“不能让江山毁在无能的贪腐之辈手里”。而平民出身的贪腐之辈对这个政权主要是利用心理，并无血脉相连之感，大多早就进入“裸官”状态，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走人；二、红色家族出身者因为熟悉高层政治，好作“战略性思考”，也有能力集聚一些智囊，不比平民出身的官员那样短视，以满足财色酒为第一需要，多少更有“战略眼光”。 但这“战略眼光”，决不是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而铺设台阶。最近，我因写作需要而翻查旧文，找出了具有红色家族背景、且一向被视为“改革派明星”的潘岳的两篇旧文。一篇是他1991年主持写作的《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其具体主张我已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两大危险倾向》谈过。这里就只谈那篇大约在2005-2006年间出炉，据说让潘岳仕途出现阴影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切莫以为这篇文章因主张民主政治、普世价值让潘岳倒了霉。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中共巩固执政地位谋划的呕心沥血之作——潘本人无论当年在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是后来在国家环保局当副局长，也算是尽心尽责之官员。文中将苏联与中国作了对比，列举了中共面临的大量问题，希望中共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为了担心中共高层误解，文末特别说明：“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 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 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将这“五个原则”与后来吴邦国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说吴的“五不搞”直接从潘的“五个原则”脱化而出。我一直猜想，与其说是这篇文章为潘岳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还不如说他当时力主的绿色GDP让中共各级政府很不好办，因为那等于是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 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当今的红色中国，尽管从国名到政府、司法机构的名称等都冠上“人民”二字，实与我等人民无缘。红色家族中的二代三代，对于他们与我们，分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开明的人，也只是想到水舟原理，为了不致出现倾舟之痛，对百姓们温和仁慈一些，还权于民的思想是绝对没有的。 将“他们”与“我们”划分得如此清楚，当然不止红色家族，还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多年前，我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中已经指出，一些知识精英对改革提出了一种”代价说”，这种“代价论”建立于他们构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家，三是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 之外。 弄清楚“他们”与“我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大概就不会因为谁争得十八大的常委宝座，就对中国未来命运保持乐观了。“我们”知道，有一段对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的总结，即“不是所谓的和平演变，而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认为自己有享有一切的福祉”，说出这段话的人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久加诺夫，不是垮台前的苏联共产党的任何领导。 什么时候，“他们”那里的执政者能够说出类似的话，并且愿意动手打破这三个垄断，“他们”的世界才会承认“我们”的权利，“他们”才会承认，“我们”与“他们”在人格与权利上本是平等的。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2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our-rights-bo-xilai/）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访新疆独立运动领导人贝肯将军
当这个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头儿站在你面前时，你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韩战的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新疆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随者都称他「将军」，但是这个慈祥、和蔼、戴著黑框眼镜的白发老人，却更像是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或者一个退休教授。 他的声音是柔软的，就像他的组织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但是我们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最近在「东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部的办公室，贝肯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开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为他的舅舅是当时起义反抗中国人统治的东土领导人之一，起义被当地的中国军阀、後来担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盛世才镇压。 贝肯是职业军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时，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北约延伸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这个军事集团在伊朗何梅尼政变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内阁顾问九年。 正是这种资历，当来自全世界的40多个新疆流亡组织在安卡拉秘密聚会三天，决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新疆抵抗组织时，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类似一个新疆流亡政府的「东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 虽然东土抵抗组织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只有四万东土流亡者，绝大多数在哈萨克斯坦，据「东土民族中心」的估计，那里有150万。而且一些主张用武力对付中国人的新疆人组织，也大多在那里，他们并不听从贝肯的「中心」指挥。 身经沙场，职业军人出身的贝肯，也像刚刚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前将军巴拉克（Ehud Barak）一样，特别热爱和平，希望用沟通谈判的手段解决种族冲突。「我们信奉民主、人权的价值，民族自决是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不管是东土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运动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1997年新疆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有近5000维吾尔人被逮捕；随後不断有中国军队被伏击，当地公安部门被击毁，监狱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车被炸等消息。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去年，就在喀什地区破获了两个制造炸药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在边境截获了四辆向新疆偷运武器的卡车。中国政府展示的缴获的新疆独立组织成员使用的武器中，包括冲锋枪、钢笔手枪、遥控炸弹、手雷和体温炸弹等。 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自从主张非暴力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新疆人中的达赖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实际上就没有谁能够制约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行动。 原苏联垮台後，分出好几个突厥人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联合国有了七个突厥族国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识空前强烈，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突厥世界大会」在过去十年就开过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会」开过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东土人的士气。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让步，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仅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绝。西藏人的失败，更使新疆人认为，对付独裁者和殖民统治者，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他们才听得懂。 「我反对任何暴力手段，但对东土人的武装反抗，我能理解，因为中共太残暴。这是正当防卫。」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们不是为了独立而采取暴力手段，是为了摆脱死地、被杀，而被迫反抗。」 地处伊斯坦布尔市闹市区的「东土民族中心」有一个大院，里面有11个房间，它是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借」给东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们能返回家园。新疆的流亡者，经常到这里聊天，聚会，或者吃顿「中心」厨师做的地道的家乡拉面。他们把这里当做家。 「在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来回做生意的四、五百东土商人带来各种信息，」73岁的贝肯一脸凄苦地说。「北京向东土大量移民，摧毁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当被问到面对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权，坚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运作时，这位老将军没有正面回答，强调中共不会长久，「12亿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这样专制的政权长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伊宁暴动发生之後几个月，北京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义曾约他一起吃饭，席间邀请他回新疆看看。但却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谈新疆问题。他没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东土真正自治，我们会考虑，但北京必须接受我们最终独立这个目标，」他的口气像一个士兵。「东土人独立的愿望是谁也消灭不了的，我们的传统是说真话，不拐弯抹角。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出实际的效果。」 东土独立运动虽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试图迈出穆斯林国家这个圈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贝肯将军准备秋天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 他说如果有人邀请，他很愿意到台湾看看，「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想独立，我们都支持。」贝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七块论」很感兴趣，他说要找到《台湾的主张》这本书，把它翻译成维语。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两岸的领导人他想说什麽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告诉江泽民，停止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东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之外的一部分。」对於他从没见过面的李登辉，他很有好感地说，「我会先问候他，希望台湾支持我们。台湾有在国际上被北京打压的痛苦，能体会我们的处境。」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东土和土耳其国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将军的画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说这个画像传递出预言般的前兆，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1999-10-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后疫情时代觉醒的医道良知
何清涟 Covid-19疫情发生两年半以来，全世界一直生活在疫情带来的恐慌与各种次生灾害中。尽管大重置的主要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创办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于2020年6月3日宣布，将2021年1月举行的年会（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定为“大重置（Great Reset）”，在其署名文章《大重置时机来临》（Now is the time for a ‘great reset’）中，毫不隐讳地提到将利用疫情重置资本主义，但左派硬将这说成是保守派编造的“阴谋论”，不肯承认大重置计划的存在。随着疫情被深度政治利用的事实显化，终于有人意识到，这场疫情不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成了左派建立“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杠杆。最近一个月接踵发生的两件大事，说明有识之士正在反思疫情的由来及其被政治操纵的恶劣后果。 国际医学界对腐败联盟的声讨 2022 年 5 月 11 日，一份代表来自世界各国 17,000 名医生和医学科学家的联合声明《恢复科学诚信》发表于“全球新冠军肺炎峰会”（GLOBAL COVID SUMMIT）网站上。声明开头就直指由大型科技公司、媒体、（医疗）学术界和政府机构这一“平行联盟”（a parallel alliance）对疫情的恶意利用： “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和医学科学家，通过我们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忠诚团结起来，认识到强加给医生和患者的灾难性 COVID-19 公共卫生政策是制药、保险和医疗联盟腐败的结果。医疗机构，以及控制它们的金融信托已经渗透到医疗系统的各个层面，并受到大型科技、媒体、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平行联盟的保护和支持，他们从这场精心策划的灾难中获利”，这封公开信“旨在结束国家紧急状态、恢复科学诚信并解决危害人类罪。” 这封联名信的措辞非常尖锐且毫不含糊，直指国际卫生组织与各国政府强加给医生和患者的灾难性 COVID-19 公共卫生政策是制药、保险和医疗联盟腐败的结果，是“危害人类罪”，并成为这个腐败联盟共同谋利的手段。公开信指出，医学界剥夺了患者为实验性 COVID-19 注射提供真正知情同意的基本人权。这些灾难性的决定是以牺牲无辜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故意拒绝关键和时间敏感的治疗，或者由于强制基因治疗注射，导致患者死亡；对敢于说真话的医生动辄以解雇相威胁。 这封公开信毫不避讳疫情成了别有政治企图者的政治工具：“由于政府、公共卫生官员和媒体的广泛审查和宣传，我们的患者也无法获得了解疫苗及其替代品的风险和益处所需的信息。患者继续遭受强制封锁，这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职业和儿童教育，并破坏了对公民社会至关重要的社会和家庭纽带。这不是巧合。在题为《COVID-19：大重置》的书中，该联盟的领导层明确表示，他们的意图是利用 COVID-19 作为重置我们整个全球社会、文化、政治结构和经济的‘机会’。……全球新冠肺炎峰会的使命是结束这场被非法强加给世界的精心策划的危机，并正式宣布这个腐败联盟的行为无异于危害人类罪。” 这封联名公开信要求医生与医学科学家公开对话，以此为起点，恢复医疗权利和患者自主权，包括神圣医患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提出10条原则性要求，其中包括：我们声明辉瑞、Moderna、BioNTech、杨森、阿斯利康及其推动者隐瞒和故意遗漏患者和医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信息，应立即以欺诈罪起诉。第十条，我们声明必须追究政府和医疗机构的责任。” 这封公开信回答了疫情以来的所有疑问，措辞尖锐客观，想了解真相的人都应该去读。 世卫罕见地承认死亡人数大数据严重夸大 按照WHO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7日，全世界covid-19病例数高达5.32亿，死亡人数共计630万。其中美国死亡人数高居第一，101万；印度死亡人数第二，共计52.5万——此前，公布的死亡数据是这个数据的2.5倍左右。 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个数据是WHO对今年 5 月 5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的被迫纠正。《自然》（Nature）杂志于今年5月下旬登载了一篇《 COVID死亡人数：科学家承认世卫组织估计有误》，文中提到这一修改的来龙去脉：5月的报告估计了 194 个国家的超额死亡率，认为死亡率上升超过预期水平，从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全球有 1330 万至 1660 万人因大流行而死亡。在对WHO 5 月初发布的原始报告提出一系列问题后，与WHO合作的科学家们纠正了其对大流行造成多少人死亡的估计中的一些令人惊讶的错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统计学家 Jon Wakefield 是世卫 COVID-19 全球死亡项目的领导者，据他说，收到反馈后，他立即意识到问题，并于 5 月 18 日在推特上公开发布了修订后的论文。在对其方法的技术论文的修订中，研究人员将德国与大流行相关的死亡人数估计值降低了 37%，使其超额死亡率低于英国和西班牙。 在WHO承认有误的这篇报告中，重点是两个：一是大流行的真正健康成本，covid-19夺走人类多少生命；二是边缘性地承认“政治上很敏感”，但主要是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是否可信这点来提。17000名医生及相关专家提出的最严重的问题，即“平行联盟”利用 COVID-19 作为重置全球社会、文化、政治结构和经济的机会却被有意回避了。事实上，加拿大、法国都曾通过强制疫苗政策剥夺公民权利，马克龙明确说过，要有疫苗证才能重新获得公民自由出行并出入公共场所的权利。美国拜登政府也打算这么做，只因共和党州不配合，加上一些疫苗令在联邦法院这一层级被否定，才让拜登政府这一用疫苗护照重置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关系的企图未能实现。 美国左派对疫情的恶意利用铸成历史大错 这里说的历史大错，不是指民主党自身如此认为，而是从美国国运包括人类未来命运着眼——在左派心目中，简方达的一句公开表达最为传神：covid-19是上帝送给左派的礼物。 2020年1月疫情传到美国，美国左派就认为这是打击川普的大好机会，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非常靓丽，疫情流行将使美国的经济严重受挫。接下来，左派阵营发现这是为邮寄选票送来的最好理由，《2000头骡子》（2000 Mules）这部纪录片为那年通过邮寄选票进行舞弊留下了部分铁证，记录了2000头“骡子”如何将假票灌入投票箱，强行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转轨到灾难模式这一过程。也因此，无论川普当时就疫情发言是对是错，一律是媒体攻击嘲笑的错误（哪怕有些其实后来证明并非错误）；也因此，有了17000位医生公开信中所谈的一切防疫恶政的出现。拜登当时被民主党高层与媒体集体吹捧为“最合适的美国抗疫领导者”。事实上，拜登执政一年多的政绩如何，恐怕连《纽约时报》与CNN也无法直接赞美。 两年半以来，世界被covid-19折磨得精疲力尽，对疫情的起因、真实状况的反思与质疑刚刚开始。西方国家一些强行推行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利遭遇本国公民激烈抗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只好趁俄乌战争吸引注意力之后悄悄收兵，改成“人类可与病毒共存的群体免疫状态”。中国则坚持“清零政策”，弄得本国怨声载道，最后也只好改弦易辙，不久前中国卫健委要求各地做到防疫“九不准”，包括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区及封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生采取隔离等措施，近日终于多地取消查验核酸证明。 尽管covid-19的起源、传播与各国防疫政策恶政化的真相还有待揭开，但国际医疗界要求《恢复科学诚信》公开信揭露腐败联盟利用疫情谋利并达到政治目的，以及WHO的“严重失职”（姑且这样说）在这场疫情中所起的政治作用，不仅在人类瘟疫史上算是第一次，而且疫情借全球化之势，造成的损害前所未有。但愿这封公开信能够掀开covid-19疫情的厚重黑幕一角，让人类避免再度受害。 （原载大纪元，2022年6月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6/8/n1375519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蒋介石的专属教堂和行馆
当我终於站在日月潭的水边，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亲水」的时候，早在中国时从地理书上知道的「日月潭」这三个字，才第一次变成了真正的水，真的潭，在眼前日月般地熠熠生辉。 中国人之所以都知道日月潭，是因为中国政府把它列入中国著名风景区之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管辖、统治过台湾一天，但迄今北京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册，仍冠冕堂皇、一板正经地把台湾列入它的一个省，并介绍其地理风情。对於不了解台海两岸真实的外国青年人来说，好像台湾和江苏、吉林等省份一样，是北京控制的领地。 当天有点小雨，轻纱般的雾气迷绕的日月潭，在周围那些朦胧的山峰环绕下，显得更加美丽、迷人，如同被定格在一幅巨大的风景明信片之中。朦胧中，湖旁山上一座高耸的尖塔仍依稀可见，当地的朋友说，那是「慈恩塔」，是蒋介石专门为安放他母亲的骨灰而建造的，它是整个日月潭周边山上最高的人工建筑物，所以他的母亲可以俯视美丽的山水。据说，除了这个塔，日月潭周边还有蒋介石专用的码头，专用的教堂，专用的渡轮，当然还有专用的水手等等，整个日月潭，几乎成了蒋家的私家花园、属地。 日月潭边的蒋介石专用教堂，是个看来极为坚固的建筑，有三、四层楼高，上面是蒋题的「耶稣堂」三个大字。但大门紧锁，迄今仍不对外开放。教堂庭院的说明牌标示，它的坚固程度，可以承受一零五大炮和地震。虽然距离这里不远就是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震中，周围的楼房等都有倒塌，但这所教堂却丝毫未损。朋友们说，这不是蒋介石爱教堂，而是他爱自己的命，要确保在教堂时的安全，才修了这种千秋万代似乎都不会塌的建筑。 在日月潭边游览时，时而可看到这类蒋家「遗风」：这里是原蒋经国主办的青年团属地，那里曾是蒋介石的什麽别墅。美丽的日月潭，在中国，被强行划入共产党的版图；在台湾，则被划为蒋家的私人领地。 观赏美丽的日月潭，心情却不能轻松。当地朋友讲的那些蒋介石时代的「故事」，就像那个「慈恩塔」压在心头般沉重。它使我想起当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统治时的故事。有一次蒋介石回家乡为其母扫墓，当地报纸编辑为表示对蒋介石专制的不满，把消息标题起为「蒋介石回乡扫他妈的墓」。虽然报纸当时遭到警告训斥，但毕竟那个时代还算「宽松」，没有抓人。但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後，则正式当起了「土皇帝」，雷震提出把国号改为「中华台湾国」，并要组织反对党，就被关了整整十年。有次在去台北阳明山的路上，一位朋友介绍说，当年蒋介石常住在这里；有次他的专车下山，看到一个人突然从路边站起来，立刻就被卫兵一枪打死。事後才知道，那是当地一个农民正在方便，看到蒋的车队，吓得赶紧提裤子准备躲开，没想到竟为此送了性命。 台大医院一位牙医告诉我，她的父亲四十年代是台大眼科医生，1946年蒋介石的人马来了之後，有天一位盛气凌人的女患者硬是不排队，护士去制止，竟被她打了一个耳光，说「叫你们的医师来」。她的父亲和另一位眼科医生出来，这位女患者说自己是某某将军的太太，要求优先就诊，但两位经过日据法治时代熏陶出的医生，坚持按规矩行事，也是不同意她「插队」。结果第二天，两位医生就被警备司令部的人带走，关了两个星期，经台大医院院长几次要人，才被放出来。但第二年发生「二二八」，那位曾拒绝将军太太的医生，被关进「绿岛」长达十年。而这位牙医的父亲，直到几年前去世时，才敢把当年这种遭遇告诉子女。 蒋时代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在今天的台湾，仍有无数场所提醒著人们那个曾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虽然台北总统府前的「介寿路」（当年为给蒋介石祝寿而命名）已改名，但那些出出进进总统府的宪兵，胸口仍戴著「介寿馆」的徽章。而按宋美龄的旨意盖的圆山大饭店山下的那条路，名字则是「仰德路」，因为蒋介石夫妇经常在圆山饭店，下面的平民百姓就得「仰望德政」。 至於蒋介石在台湾的行馆，据研究者考察，多达四十处，已拍摄成记录片的就有27处。台湾才三万多平方公里，总共也就有几十个县市吧，这不等於蒋介石在所有的地方都设了「行宫」了吗，连对岸的毛泽东、邓小平们也没敢做到如此地步。 上次到台湾，在高雄滨临大海的中山大学旁边，就看到蒋介石的一处行馆，里面还停放著当时他乘坐的汽车。每看到这些，就不免感叹：一个外来政权的独裁者，竟然如此大胆地奢侈和镇压当地人们，他们怎麽就不担心有一天会遭到掘祖坟的清算？ 站在日月潭边，望著那平静如月的湖水，望著那起伏跌荡的山峦，答案从心底生起：正像太阳、月亮是谁也无法垄断、霸占的一样，台湾，也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任何旧时代、旧思维，任何外来政权永远可以霸占的；当台湾在人民心里真正站起来的时候，它一定会百分之百地回到台湾人民手中！ （载台湾《壹号人物》杂志2004年9月号） 2004-09-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
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被称为中国自由派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去世了，海内外很多人写文章悼念他，称赞他在传播自由思想、强调说真话方面的贡献。作为一个去世前还享受中共副部级待遇的共产党员，李慎之的认真思考，追求自由，并勇敢地写出他所认识到的真实，的确难能可贵，表现了一个知识人的智慧和勇气。但在颂扬“伟大的思想家”、“圣人”、“一代先师”等悼词文潮过去之後，对一个曾在中国思想界颇为活跃的人物、一个对自由派知识份子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也应该开始有一点客观的评价了。李慎之先生很推崇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在真实中”，并为中文版的《哈维尔文集》写了序言。那麽对李慎之先生的评价，是不是也应该说真话，不仅看到他对自由的贡献，也看到他的思想局限，这样中国的知识人或许能从李慎之的经验中得到启示。 以我对李慎之先生文章的阅读，觉得大致可以说，他主要有三个贡献、三个局限。他的三个贡献是：首先，和绝大多数其他自由派知识份子不同，他是共产党的高干，官至副部长级。在这种权力位置的中国人能够思考自由问题、中国的专制制度问题等，是凤毛麟角的。他的思考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中国的开放改革，例如他参与起草的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国际部份，就最早提出中国要放弃意识形态外交，以国家利益为重。中国外交後来倾向现实主义，也可能与他的这种政策建言有关。包括他数次被邓小平召见，谘询对外政策等，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国际观等，都可能影响中南海的决策者。 李慎之的第二个贡献，是他离开社科院副院长职务之後，把他对专制制度的思考公开发表了出来，影响了许多正在走向自由派的中国知识人。在全球范围内，共产党高层的反叛者很少。吉拉斯是个罕见的异数，他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在没有任何权力斗争的情况下，他从高层反叛，否定那个制度。他的深刻认识，影响了全世界无数在共产专制下思考的知识人。吉拉斯为此不仅丧失了“新阶级”的特权，还入狱10年，被迫流亡18年。南斯拉夫共产政权垮台後，已经回国的他，仍然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80岁时，他一苹眼睛失明，并有严重心脏病，有时停电，还要十分艰难地爬破旧公寓的楼梯，但绝不妥协和屈服。李慎之虽然是在离开官职之後开始否定中国专制制度的，但他的一系文章也给了许多中国知识人新的启示，而他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回忆文章，去世时也年近80的李慎之晚年生活相当拮据，也得爬楼梯，但他追求说真话的勇气却越来越锐。 李慎之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以自己近一辈子跟随共产党的经历，现身说法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错路一条。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指出了共产专制的严重问题，更得出共产革命完全错了的结论。这篇文章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是由於他以亲身体验来说明问题，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对那些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对共产邪恶有些认识、但仍朦胧的中国人，尤其有启蒙意义。而他为《哈维尔文集》写的序言，则更进一步，倡导要以身实践，用说真话的方式，摧毁那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制度。 除了这三点主要贡献之外，从众多追忆文章可看出，李慎之是个性情中人，有股真诚、执著和坦率的劲头，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到了晚年，仍不懈地学习新知识、追求真实。他极力主张中国加入世贸，支持经济全球化；他推崇哈耶克，向往自由经济；虽然他曾赞美中国传统文化，但去世前两年，他则撰文总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专制主义，这使他进入鲁迅、胡适的思想轨道。作为年近80的人，他的思维相当敏捷，捕捉能力和接受新思维的能力都很强。例如，他只是短暂地来过美国，但马上意识到西方不少“政治正确”的东西是颇有问题的。另外，他刚一接触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感觉有问题，持怀疑态度，意识到那位哈佛左派教授在表面的所谓“文化没有高低，应该尊重不同文明”的旗号下，其实有潜在的白人至上意识，认为生活在第三世界各种文化下的人不能、也不配接受西方文明，尤其是西式民主制度。李慎之的文章虽然对西方一些观点的评价还很谨慎，也不太多，但他的思路在自由派（传统自由主义者classic liberal，而不是今天的西方左派）的路子上。 李慎之先生认识到的问题，他几乎都做到了，他的局限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认识上的某些严重不足，它大致也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和吉拉斯比较，两者有明显不同，吉拉斯是处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春风得意时，认识到真理，主动放弃特权和个人利益的；而李慎之是在失去社科院副院长位置之後才开始反思的。当然，即使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但在他的被称为代表作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他对共产党有严厉的批判，但很少反省自己作为这架党机器上的重要零件之一的作用。 李慎之很早就参加了共产革命，在延安整风时就负责宣传，用他自己的话说，比白区的人干得还好。中共建政那天，26岁的李慎之代表中共去迎接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然後他们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毛泽东们检阅大游行，可见地位之显赫。不到30岁，他就成为中共高干∶行政11级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编辑供高层领导人阅读的“大参考”。李慎之曾作为“外交助理”陪同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等三位领导人出国访问，他自诩是“三朝元老”。但在李慎之的文章中，对於他近一生做共产机器的螺丝钉，没有做出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而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天下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打下并维持住的，没有千百万个没觉醒前的李慎之们，共产制度在中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近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知识份子与共产党》的文章，其中对某些流亡海外的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提出批评，因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充满理想，因此他们才追随共产党；但党掌权後开始腐败，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才分道扬镳。这种说法不仅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本身、对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集团的本质没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们明显拒绝反省和忏悔，拒绝承担传播共产主义的责任，否认自己有过错误的认识；而且为了标明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不惜歪曲历史，美化早期的中共。而李慎之对共产党则已经明显做了全面的否定，这是他比那些流亡的中国知识人更智慧和勇敢的地方，但如果他能再向前走一步，有自我忏悔精神，则可能会促使许多党内文化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 李慎之的另一个局限是，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虽然对共产党专制提出批判，但他的话主要还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其核心还是向统治者“进谏”，劝江泽民这位新皇帝能够学习邓小平，“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甚至说，“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这种观点、语气，仍是把自己摆在共产党内的“谏臣”位置，向党的领袖献出“第二种忠诚”，向皇帝说出逆耳忠言。李慎之已经不做高官之後，好像还是习惯於这种角色，还教导他的社科院学生，不要看重学位，要多看书，暗示说，“老人家（指邓小平）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谈国际形势吗”，很有谋士的得意味道。 中国知识份子历来有进谏的传统，这种传统的要害在於，承认朝廷的合法性。李慎之作为朝廷一员的时候，向皇帝进谏，或许能被开明皇帝采纳几条，对社会有些好处。但当他已经离开朝廷的位置，并更看重、也给自己定位为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时候，再继续做“谏士”的话，则是在否定自己独立知识份子的立场。而原苏联、东欧的知识份子，对独裁政府则从来不是进谏，而是抗议。他们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动不动就集体签名，请求党和政府释放某个人，改善某项政策，一副恳求皇上开恩状。苏联和东欧知识份子有时也联名，但不是联名进谏或请求，而是联名抗议政府，站在与朝廷对立的立场上。 他们所以这麽做，因为他们明白了起码两个道理：第一，从策略和效果上来说，知识份子对专制者进谏和劝说是没有作用的，涉及到任何有关统治者利益的问题，他们都丝毫不会理会和让步，而且皇帝也根本瞧不上谏士。例如李慎之对江泽民的劝说，就毫无效果；知识人们一次又一次联名请求政府平反六四，还有最近请求释放刘荻等，都毫无结果。第二，从原则来说，进谏行为是角色混乱，它等於首先承认皇帝的合法性、权威性。知识份子不能是朝廷的“谏士”，而应该是专制制度的抗议者，挑战者，控诉者，或者说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呼吁者。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不是去要求共产党政府“平反六四”，而是抗议共产党屠杀的暴行；不能去请求独裁政府释放刘荻，而是抗议这个政府使用土匪绑票做法的暴虐。 李慎之的第三个局限是：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从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不仅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而且可以看出他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如果说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重的是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还可以理解的话，那麽在六四屠杀刚过三个多月，他还去参加了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国庆四十周年典礼”，这就很难令人原谅了。在六四刚过百日，无数中国知识人仍愤怒难消，唾弃那个杀人政权时，李慎之仍然去参加了那种粉饰屠杀的宣传活动。 他不仅参加了，而且在六四屠杀十年之後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仍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海外也有文化人参加了当年中共在纽约和洛杉矶等领馆举行的国庆活动，人们提起来都蔑视、不齿那些参加者。而李慎之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忏悔这个行为。正是这些文化人们参与颂扬、美化那个政府的行为，才使那个杀人政权显得有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但李慎之为什麽能发生这麽严重的错误呢？就是因为他从根本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根基，那就是视个人生命、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价值高於一切。正因为没有这个根基，所以他虽然也谴责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但同时“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麽办呢？’”并写道：“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如果说李慎之在“革命压倒民主”一文中，抨击了类似抗战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民主这些做法的本质错误的话，那麽他怎麽居然没有意识到“稳定压倒个人自由” 仍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错误呢？在一个独裁国家，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就是专制压倒一切，牺牲的只能是个人自由和权利。这种把稳定和国家利益看得高於个体生命、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则还是“中国社科院思路”，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正是由於这种局限性，使这个向往自由主义的李慎之直到去世都没有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角色，是无法统一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李慎之已经在理论上否认了共产党，那麽他在形式上还是党员则无关紧要。这是绝对错误的。形式是重要的！否定共产党，首先得退出这个组织。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份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李慎之不仅被认为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而且在他去世後，从国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几乎异口同声的热烈赞美中，似乎更确定了他的这种“领军”地位。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的话，是不是有点滑稽呢，或者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太可怜了点吧。 虽然李慎之有这些局限，但纵观他的一生，他是一个真诚地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知识人。无论是他的贡献，还是他的局限，都给中国人以宝贵的启示；这两方面的教训，都是值得追求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份子深思的。 2003年4月29日於纽约 2003-04-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刘淇昆∶柴玲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众所周知，“柴远事件”纠缠不清，关键在于1990年两人发生性关系，是通奸还是强奸，双方各执一词。 在至关重要的（去年六月）柴、远波士顿会见中，远志明在两位牧师证人（徐志秋和周爱玲）面前描述了他和柴玲在普林斯顿相交，以及在柴玲卧室发生性关系的经过，说明性行为不仅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是柴玲打电话叫他，并穿著睡衣应门，主动挑逗。两位牧师见证，柴玲“并没有对远志明性爱的描述部分提出异议或抗议”。这是一个忍辱含冤二十几年、现在在向全世界高声控诉被强奸的妇女、在如此重要的当事人对质、牧师见证的场合，应有的态度吗？ 柴玲当时的应对不及和失语，对以受害人自居的她，是个大纰漏。之后，她生方设法予以弥补。在给教会的第三封公开信中，柴女士宣称，她当时的沉默是因为“我当时正思想著，那远志明是记错人了？还是在故意撒谎？此外，我对远志明提出一个不同的版本，非常震惊和愤怒，这是我当时没有一一提出异议和抗议的原因”。这真是越描越黑！ 远志明在牧师证人面前叙述和柴玲的交往，说得清清楚楚∶“当时在普林斯顿，C（柴玲）因80年代末事件，很有名，是大家捧著的明星”，哪里有记错人！远志明不但说明性行为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指出是柴玲主动挑逗他，这与柴玲声称被远强奸，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吗？如果真是被强奸，面对强奸犯如此的厚颜无耻、倒打一耙，柴玲岂会一言不发、一辞不辩？柴女士曾是名闻全球的学运领袖，能在天安门广场𠮟吒风云，能在几十万人面前雄辩滔滔，怎麽此时会哑口无言呢？以柴女士的性情和经历，在“震惊和愤怒”之下，在名誉攸关的紧要关头，她决不会沉默不语，任人诬蔑。她的沉默失语，难道不是心虚理亏的表现？ 以上内容，我在已往对柴女士的质疑中谈到过，现在旧话重提，是因为柴女士在给教会的第七封公开信中，露出了新的破绽，拆穿了她在第三封信中（为在证人面前完全失语）编造的谎言。 在第七封信的附录VI中，柴女士提到她从2011年11月7号开始，给远志明连续写了几封信。接著她指出∶“第二天早上，远志明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主整晚都在折磨他。接著他开始否认那次是强奸，说我们都有过很多次了。我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也许是他对其他女人也做过，错记成是我了”。 这里，柴女士告诉我们，在2011年11月，她就听到过远志明对他俩之间（实际上是）通奸关系的陈述，听到过“远志明提出一个不同的版本”，并且她对远的“版本”当即进行了反驳∶“也许是他对其他女人也做过，错记成是我了”。既然有此一段对话、一场交锋，在2014年的波士顿会见中，当远志明再次提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对柴玲而言，就绝不是初闻乍见，就绝不会被震惊得失语，绝不会再“思想著，那远志明是记错人了？还是在故意撒谎？”柴玲在2011年和远通电话时，对远志明对俩人关系的说法立刻反驳，而在波士顿会见中，在两位牧师作见证的关键场合，对远的同一种说法，她怎麽倒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在证人面前成了哑巴呢？ 柴女士在公开信中自拆谎言、自打嘴巴，不是第一次了。想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难矣。 2015年4月19日 2015-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用实力和独裁者“讲话”—美国新保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用独裁者听得懂的语言讲话”，这是目前美国保守派理论界的一句流行口号；也是近年美国强势外交的基调。布什政府执政三年来，以先发制人的战略，打赢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在实力外交的威慑下，利比亚告饶，伊朗妥协，叙利亚让步，最近北韩也表示要放弃核武。 和克林顿时代完全不同的布什外交政策为什麽能取得这些重大的成果，哪些因素起到了作用？答案之一是，“新保守主义派”（neo-conservative）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力量。不仅这种理论思潮目前在美国学界相当走红，而且很多持这种理念的人，进入了布什政府，从理论和政策制订两个层面，具体地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像副总统切尼，副总统幕僚长利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夫维兹，助理国防部长费斯，防御政策董事会前主席波尔等，均属这个阵营。 ●强烈反共的理论派别 新保派的鼻祖是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施特劳斯（Leo Straus），活跃在当今美国政学界的很多要人都是他的弟子或思想传人。1973年去世的施特劳斯一生强调把道德力量融入美国的对外政策，极力反对20世纪流行的道德相对主义，强调善恶分明，主张用正义的力量击败邪恶。施特劳斯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世界，而不是西方左派们模糊是非、混淆善恶的所谓相对主义。 现在被称为新保派“教父”的是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他是研究对外政策的美国重要刊物《国家利益》的创始人，著有新保派经典著作《新保守主义：思想的自传》；他的儿子小克里斯托尔是被《纽约时报》称为白宫必读物的保守派旗舰杂志《标准周刊》的主编，并是被视为布什政府智囊团的研究机构“新美国世纪”的发起人。这对父子，是新保守主义风潮的领衔人物。 新保派发源於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成员都曾是左翼自由派（liberal），很多还是知名左派，他们反对斯大林，但信奉托洛斯基的共产主义；後来觉醒反戈，成为一支强烈反共的保守主义理论派别，被称为“觉醒的自由派知识份子”。 ●建立民主帝国，强势传播自由价值 在经济政策上，新保派和传统保守主义没有太大差别，也是主张减税，小政府，限制福利，充分的市场经济，支持全球化，认为经济发展“对那种呼吁平等的幻想、对那些政治宣传煽情，有更多的敏感和拒绝能力”。但新保派不认为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描绘的那种计划经济的警告是急迫的，也不认同哈耶克所结论的那种计划经济是自然本性的、不可避免的。 新保派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它主要强调：其一，“不管世人欢迎还是拒绝，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美国要利用这种特殊地位，推行实力外交，担任“国际警察”，建立美式民主帝国，向全球传播自由价值； 其二，对专制势力进行遏阻，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解决，美国应敢於使用其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军事能力的总和，占全球50％。“如果你有这麽强大的军事力量，那麽不是你去发现机会使用它，就是世界将为你发现这种机会”； 其三，在全球强势打击恐怖主义，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只是开始，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对付伊朗、北韩、叙利亚等流氓政权； 其四，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体现在石油等经济层面，更应体现在道德层面。美国有道德责任，来帮助民主国家抵御专制势力的侵犯和攻击，这是美国更大的“国家利益”； 其五，反对国际大政府的思路，倾向美国联合志同道合、理念一致的国家，来解决世界争端，而不是通过腐败、无能、纸上谈兵的联合国；“建立世界性政府是个糟糕的主意，因为它将导致世界性的专制。对於那些起到世界性政府角色的国际机构，应该保持深深的怀疑态度”； 其六，强调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对於美国来说是一种自然、健康的情感；尤其美国是移民国家，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力量的美国式情感”。 ●五年内新保派主导美国外交 新保派不仅进入美国政界，其思潮更活跃在当今美国知识界，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曾写出知名著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已逝的阿兰．布卢姆（Allan Bloom），曾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知名学界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是布卢姆的学生），保守派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他曾以布卢姆为原型，写出传播保守派价值的知名传记小说《Revelstein》），在美英澳都拥有报刊电视的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美国福克斯电视和《纽约邮报》等媒体的发行人），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多产的保守派政论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登上美英法德畅销榜的《权力和天堂：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作者卡根（Robert Kagan），美国保守派重要杂志《评论》主编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以及前述的克里斯托尔父子。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唯一黑人大法官托马斯，《诽谤》（批评左派媒体）和《叛变》（为麦卡锡翻案）两书的作者、知名保守派女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福克斯电视的主播奥莱利，汉尼悌等，还有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企业基金会”，“传统基金会”中的很多学者，都被视为“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主要力量。 这些保守派研究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教授、作家等，已形成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越来越走向强势的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走向正起著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新保派的特点是：充满信心和希望，不悲观；著眼未来，不怀旧；基调是快乐的，而不是左派知识份子那种灰暗、沮丧和永远抱怨的态度。 美国大选已揭开序幕，如果布什赢得年底的总统大选，那麽意味著，在下届总统任期的四年之中，美国的对外政策，可能基本仍会继续沿著新保守主义的理念轨道前行，它对打击恐怖主义、遏阻共产专制，制约流氓政权，向全球传播民主自由价值，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原载《开放》2004年2月号） 2004-0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抵抗邪恶的美国英雄
自二战以来的美国将军中，我最欣赏与敬佩的是麦克阿瑟和巴顿。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仅都是著名战将，更是著名的儒将。他俩是美国有史以来藏书最多的将军，当然都非常喜欢读书，研究并撰写军事理论。巴顿有句名言：「人读多少书，就有多大胆」，我觉得这简直是洞悉「勇敢来自智慧」的真谛，所以特意把这句话贴在书桌前，提醒和激励自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特别感激麦克阿瑟将军，正是他领导美军，一路征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使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亚洲获得了解放。他领导美军占领日本期间进行的多项改革，使日本从一个军国，成功地转型成一个民主国家；包括他决定不改变「天皇」制度，甚至不拆除「靖国神社」，保留日本神道传统等措施，今天看来，都有利日本当时的平稳转型，并促使惨败的日本恢复国家和民族自尊。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最近，美军在伊拉克仍不断遭到伊斯兰武装份子的自杀性攻击，因而西方左派反对伊战的声音也不断。哈佛大学退休教授、研究苏联问题的知名学者派普斯（Richard Pipes）最近在《评论》杂�易�文说，今天的伊拉克局面，和当年美军占领日本时差不多，那时日本周边也都是专制国家，各种敌对势力，用尽手段，试图阻止日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日本当年能如此平稳转型，与麦克阿瑟将军的智慧和勇气有直接关系。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民主的南韩，也和麦克阿瑟有直接关系。正是麦帅指挥的著名「仁川登陆」开始，把侵入南韩的共产军队拦腰切断而全歼，使金日成败退到鸭绿江边。如果当时完全按麦帅自己的打法，金日成和他的嫡子嫡孙们早就在这个世界不存在了，今天也不会有什麽北韩发展核武的後遗症，但当时主掌白宫的民主党籍总统杜鲁门，临阵软弱，怕惹怒红色中国和苏联，同时也嫉妒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望，不仅拒绝麦帅的战略计划，甚至把他撤职，迫使这位世界名将闲赋家中。美国舆论哗然，国会更是愤怒，特意邀请麦帅到国会演讲。一名军人到国会演讲，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独一无二。麦克阿瑟将军演讲中那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成为千古绝唱。想到这句名言，就想到那些永不会凋零的，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英雄形象！ ●精心设计的脏话、粗话 天才总是遭人妒。巴顿将军虽然在欧洲战场上打胜仗最多、他的军团推进速度最快、歼灭纳粹最多，但他打赢了欧洲战役後，当时的美国总统却不允许他到亚洲战场和麦帅并肩战斗。很多人从《巴顿将军》这部好莱坞影片中了解这位常胜将军，似乎他有些粗野，常说些粗话，但读过巴顿传记的人会告诉你，这恰恰是巴顿的超人之处。他出身百万富翁之家，从小就受到非常良好的文明教育。他的那些「粗话」「脏话」完全不是随口胡说，而是精心思考之後的「刻意之作」，用来稀释和消减那些在基督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美国士兵的斯文劲儿，增加在战场上所必需的那种血性和爆发力。巴顿认为，在战场上，只有激发其军人的原始野气，才能使军队更有士气和战斗力。因而他故意用一些粗话，做战前动员。好像共产党也自悟出这个道理，当年国共交手时，共军在发起攻击前，往往先让战士看《白毛女》等穷人受富人欺压的话剧，刺激士兵的激昂、愤怒情绪，然後就去打国民党。巴顿将军是美军在二战欧洲战场所向披靡的象征。 ●「我们要的是，和平的同时有自由」 和二战以来两位伟大的美军将领相对应的，是美国有两位出色的文职国防部长。一位是刚刚过世的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里根政府时任职），另一位是现任的拉姆斯菲尔德。 温伯格像麦克阿瑟一样，也曾在亚洲抗击日本皇军，作为美军41步兵师的上尉，他参加了和日军的殊死战斗。复员後，他致力传播自由经济理论，在中国天安门屠杀那年，他加盟《富比士》杂�遥�成为该刊第四任发行人，後来担任富比士公司主席。 在尼克松政府时，他出任了预算署长，大刀阔斧削减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那些所谓「伟大社会」的福利项目，精简预算，严控政府开支，因而获绰号「刀斧手」。 里根当选总统後，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次又是大手笔，但不是削减，而是巨幅增加美军预算。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韦布（James Webb）撰文回忆说，温伯格接手五角大楼时，美军战舰、飞机和武器系统都已陈旧；再加上越战失利，卡特政府营救伊朗人质失败，苏军占领阿富汗等，导致美国处於道德消沉状态。而温伯格任国防部长七年之後，把美军打造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温伯格全面更新美军的预算超过二千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开支。正是由於他坚定贯彻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不仅遏阻了共产苏联扩张，并通过军备拖垮了苏联经济，导致共产主义全球崩溃。韦布感叹说，「从没有第二个主掌五角大楼的人，像温伯格这样有效率，有才能，这麽理解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前国务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则称赞说，「温伯格是个不知疲倦的、用实力去谋和平的战士。」 在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由於发生「伊朗军售事件」，虽是下属所为，温伯格不知情，但他承担责任而辞职，後来还被追究法律责任。但老布什当选总统後，对他们都予赦免。 温伯格离开五角大楼後，基本不再公开讲话。只是在1996年中共导弹演习威胁台湾时，他公开批评了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指责佩里没有公开申明如中共对台发射导弹，美国将保卫台湾。他认为佩里的沉默等於给北京信号，他们威胁台湾将不会遇到美国抵抗。三年後，他接受采访说，「即使我们赢得了冷战和海湾战争，但世界威胁仍在。仅有和平是不够的，因和平下可能有奴役，我们要的是，和平的同时有自由。」 ●两场战争，五千万人获得自由 在温伯格离开五角大楼12年之後，小布什当选总统。这位被称为「里根传人」的共和党籍总统，立即启用了和温伯格同样气质的鹰派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有两项无人打破的记录，一是当年被福特总统任命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防部长，仅43岁。事隔四分之一世纪，他再次当国防部长，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国防部长，今年已74岁。这种经历，不要说在美国，即使全球军事史也罕见。 拉姆斯菲尔德在福特内阁时，和当时的中情局长老布什关系不睦，因两人对苏联的判断不同。冷战结束後的秘密档案证明，当年拉姆斯菲尔德的判断是正确的，而老布什错估了苏联的野心。小布什启用拉姆斯菲尔德，可能就是看中了他这种远见卓识和坚持原则，称赞他是「有主见的有力领导者」。重用父亲的政治对手，也展示了小布什的胸怀和水平。 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项记录是，他领导美军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使五千万人获得自由，并指挥全球军事反恐。他虽然年事已高，但精力充沛，报导说，那些随他到阿富汗采访的记者，在飞机上酣然大睡，而他则在工作。仅从拉姆斯菲尔德保持那样好的身材，就可想见他是一个自制和训练有素的人。香港富豪李家诚曾说，一个男人管不住自己的肚子，就做不成大事。 虽然因伊战左派媒体不断找茬攻击他，但在记者会上，他总是谈笑风生，颇俱幽默感，使那些刁难的记者无可奈何。布什连任後，以《纽约时报》为首的左派媒体起哄，想把他赶下台；但布什赶走的是带绥靖色彩的国务卿鲍威尔，而坚持留任强势鹰派拉姆斯菲尔德。 ●热爱自由者铭记美国英雄 不久前，有七名退役美军将领公开批评他，说他不听下属意见，作风独断。一时左派媒体又起哄要他下台，但布什总统鼎力挺他，同时军方也大力支持。有五名退休美军将领联名撰文说，美国之所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和军方不干政、不公开批评文职国防部长的惯例有关；因而他们认为七名将领公开谴责拉姆斯菲尔德，不仅有违惯例，且由於美国处於反恐战争期间，将给敌人和美军前线官兵传递错误信号。 而且那七个将军的指控也失实：据五角大楼记录，自去年初，即过去15个月以来，拉姆斯菲尔德和伊拉克前线美军指挥官举行过208次会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举行过190次，两项加起来，差不多每天都有和下属会晤交谈。七人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拉姆斯菲尔德上任後大力改革美军：把依赖坦克的陆军军团大幅削减，改为更重视飞机导弹和海军，打造一支机动灵活，以高科技和精尖武器装备的新型军队，结果导致那些将军「下岗」而不满。连《纽约时报》也说，美国现役和退休将军总共有八千名。这七名反对者，还不到千分之一。 温伯格今年三月底去世时，前国防部长助理、「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珀尔（Richard Perle）撰文深情地说，「温伯格热爱自由，并为自由而战，美国将铭记和感激他。」他这句评语，传递了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者的心声，温伯格、麦克阿瑟、巴顿，以及拉姆斯菲尔德等，所有抗击邪恶、捍卫自由价值的美国英雄，都将被世人铭记和感激。 （原载《争鸣》2006年6月号） 2006-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面对新冷战：中国方向、决心、手段三缺一
何清涟 自从6月下旬以来，面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司法部长威廉·巴尔、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务卿蓬佩奥从各个侧面对中国的强烈批评，北京从各个方面开始做应对美中新冷战的准备，甚至放弃了“外交即开骂”的战狼式外交，换了一个温和不骂人的外交部发言人，务求在11月3日大选结果出来之前，不再为中美矛盾添火加薪。本人认真仔细地研究了相关信息，认为应付新冷战，中共掌门人习近平至少从方向与决心两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大方向：经济内循环，准备自力更生 7月2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企业家座谈会。这种会议从来不是清谈会，而是向企业界传递一种政治信号，比如2018年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那是针对中国舆论场上“民营经济退场论”，为安抚民营企业家而举办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美国接连施压，世界都担心新冷战即将发生的时段，中共最高领导人认为非常有必要向世界公开明示中国应对中美脱钩的战略大方向：经济内循环，习近平版自力更生。 在这场中国两岸三地以及海外企业云集的会议上，先后有7位企业家被挑选发言。从7位企业家身份来看，主要从业于安防、跨国贸易、红外热成像等行业，这些行业将是中国未来自力更生的担纲者。 海康威视连续8年蝉联视频监控行业全球第一，为中国政府建立遍布全国的监控网络立下汗马功劳，也因此在2019年10月被美国商务部以新疆穆斯林人权问题为由，将其与其它7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实体清单。这次中共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安排海康威视做首位发言者，既代表高层对海康威视的政治支持，也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对美国实体清单的不满，更是展现了中国将继续在监控行业保持No.1地位的决心。 中国中化集团被选中，则因其承担为国分忧的政治与经济双重任务：能源安全、税收、就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子信息类企业，现是全球第二大声学器件供应商，其客户群遍布三星、苹果、思科、中国联通、西门子、伟创力等中外科企，让歌尔股份出席座谈并有份发言表明了中共高层虽然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但仍然想保持科技行业在世界已有的地位。据美方透露，中国偷去的技术够多了，还可以好好消化一阵，至少管上几年甚至十年，在这个期限内，保持领先地位不用愁。 上海品海饭店的发言人作为中国个体工商户的代表被选中做发言人，高层领导鼓励它们在非关键的竞争性行业发展——结合肖建华终局来看，中国政府显然不希望民营企业今后涉足金融行业，既容易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还会导致涉足者财散人不安——民营企业应该好好体察党中央这番爱护民营企业之心，今后就谨守本份，回到改革开放初期党对私企的定位：拾遗补阙。所谓个体工商户与民营企业，就所有制性质来看，其实无甚实质差别，民营企业可不要认为自家的政治地位比个体工商户高。 国内宣传机器为这次座谈会总结了多条意义，其实核心就是一条：面临美国的压力，求借偷的技术自主创新不再可能，国外市场正在变小，从此，中国经济得“内循环”，咱们要自力更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时此刻，企业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习近平四平之行宣示决心 中国国内洪水滔天，国外则面临美国的强大压力。过去几十年，中国依赖美国的科技、市场，将自己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美国不让依赖了，面对困境，仅仅与各界企业家开个会远远不够，习总书记不惮劳烦，于7月22日亲赴吉林考察，此行任务有二： 一是全党思想动员。借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发表一番讲话，重心落在这两句“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是向外界宣示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红色政权的决心。官媒称：“在这个昔日兵家必争之地，总书记的战略考量意味深长”，这句话引发猜想联翩，比如选“四平”，除了借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四战四平”在东北立稳根基这一“开国”吉战之外，还取“四平”一词之古意。《诗经·大雅》有云：四方既平，王国庶定（四方既已平服，王国之内幸应安定）。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十几个省洪水滔天，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既不效法当年朱镕基亲至抗洪前线，也不学习温家宝亲至地震现场，而是到根本没有洪水的吉林四平考察的原因。 二是向美国宣示不进口美国家产品，咱中国粮食足够安全。 7月22日习近平赴吉林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有着“关东门户”和“东北粮仓”之称的梨树县，该县因良好的地理条件，是中国的“黄金玉米带”——中国对外粮食依存度高达13%，多年来从美国进口三大主粮：大豆、玉米与小麦。中美贸易战打了28个月，中国虽然多次表示拒买美国农产品，但对大豆等农产品与猪肉的购买从未断过。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接踵而来，中国得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以保障粮食安全——这玉米带存在了好些年，中国还得进口大量玉米，是否因总书记考察之后粮食产量倍增，那是另一回事。 两套预案齐备，内循环起始点正在寻找 从美方宣布关闭休斯顿领馆以来，中共官方表达愤怒，但没让民间“爱国力量”参与。从宣布美国驻成都领馆闭馆以后，该领馆外时有自发爱国者抗议，但都被警察带离现场。因为北京心中很清楚：离开美国，中国的发展之路将大大受阻。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密切关注着美国的舆论导向并调动本国的研究机构分析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对美国民调进行专业分析。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中国官员的看法代表中国官方的看法：不再对两国恢复过去良好关系抱有幻想，但是一名新的总统至少可为重启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契机。但是，由于有了2016年的经验，北京也深知，对美国有严重政党倾向的民调与《纽约时报》、CNN的分析不可全信，还得自己研究一番。比如中共这个刚成立的美国大选舆情研究小组一定会对《华盛顿邮报》7月19日那篇《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竞选向川普迈进》有兴趣，也会参考《国会山报》（The Hill）7月27日那篇《民调：川普的支持者比拜登的更有热情》（Trump supporters more enthusiastic than Biden’s: poll），全面了解并上报，以备习办参酌。 基于以上考虑，北京在11月3日来临之前，仍然不会放弃中美对奕棋局中，美国换棋手的期盼，甚至也会暗中鼓励在美华人做些事情，以促进这一结果的出现。但是基于历史经验，宝也绝不会全押在拜登当选这上面，两套预案都准备好，进退自如，中共从来不缺这种政治智慧。 中国由大进大出的全球化中心一变而为内循环经济，发展方向、决心与实施手段（实现目标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如今方向已经由党中央最高领导给定，自力更生；被动员的企业也都群情激昂，与党中央一样决心很大；只是实现内循环的手段一时还未找到，详细分析请见拙文《经济内循环说来易，以何为起点难上难》（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7月23日）。不过，按照中共的社会管控能力与宣传能力，这事不急，离美国大选落幕还有将近一百天。这一百天内，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更何况，信心很重要，关键时刻，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齐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7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27202011273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剖析中国房产税试点的选点意图
程晓农 十月下旬，中共突然宣布，开始全面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中共突然推动房产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挤压房地产泡沫，避免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绑架的困局；二是为地方财政提供替代卖地收入的稳定新税源。然而，这次中共当局挑选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试点城市，不是为了帮助最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政府脱困，而是选择当地政府最不怕征收房产税的地点。因此，房产税试点五年期限内，试点城市的压力并不大；而那些处于五年缓冲期当中、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地方政府，才是压力最大的。 1、房产税突然落地 从2013年开始，中国一直有一个话题，那就是快要征收房产税了。有房子的人，没人不讨厌这个坏消息。但是，大家听多了“狼来了”，渐渐也麻痹了，因为8年来房产税的事几乎年年提，年年不动。民众心里想的是，经济那么好，政府不至于动房产税这点钱的脑筋吧？何况，老百姓对房产税肯定不乐意，收房产税一定会冲击房价，政府当然会担心，所以，大概政府研究一番以后会把这主意给搁下的。民众的瞎琢磨好像还有点谱，因为政府并没动真格的，只是放放风而已。随着房价不断上涨，房子似乎就从固定资产变成了金融资产；拥有多套房的人，看着房子就象看聚宝盆，让很多城市家庭的下一代对自己将来可以继承的财产信心满满。 去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财政部部长刘昆的文章，他提到，要培育地方税源，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今年1月4日，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房产税脚步渐近》，认为中共早晚会征收房产税；而征收房产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但整体经济的消费将因此减少，从而导致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加萧条。 今年十月，习近平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提到，“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这话的意思就是，高层已经决定要开始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了。消息一传出来，社会上还没反应过来，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宣布，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周期为5年；根据试点实施情况，五年后全国人大或制定全国性房地产税法并在中国全面铺开。 于是，延续多年的“该不该收房产税”的议论在中国消声觅迹了，各种分析猜测纷纷出笼。因为谁都想知道，在哪些地方试点，谁需要交房产税，税率是多少；然后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看想什么办法少交税、不交税。其实，要在房产税的细节公布以前多明白一些细节，就得先知道中共突然推动房产税的目的。 2、房地产泡沫突然破裂 房地产业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它本身加上带动的上下游产业，大约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其作用举足轻重。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多半倚靠卖地收入，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绩也依赖房地产业。更重要的是，整个金融行业已经通过给房地产业的贷款和给买房者的按揭贷款，与房地产紧紧地绑在一起了。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不敢在房产税上轻举妄动。 但是，恒大风暴很快延烧到整个房地产业，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让中共措手不及。一开始，中共希望恒大调动资金，把在建住宅项目尽快完工，好卖了房子还债；后来发现，恒大公司的资金已经不行了，所以高层10月下旬给恒大老板许家印下令，要他拿出个人资产来启动处于停工状态的在建项目。据《南方都市报》10月26日报道，许家印私人掏腰包“大出血”之后，恒大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40个在建项目已经复工复产，预计年底会有32个项目达到合同规定的交楼时间。既然恒大这个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企业都不行了，其他企业的情况大概也好不了太多。 国家统计局10月20日发布的今年9月70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有36个城市的新房房价下跌；同时，52座城市的二手房房价下跌。《证券日报》10月21日报道，9月北京二手房市场全面“冰冻”，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比8月下降21%；全国许多开发商9月的住宅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超过20%到30%。 3、中共开征房产税的两大目的 恒大风暴的冲击，刺破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给中共带来了一个开始征收房产税的机会。中共之所以八年来不敢开征房产税，就是怕冲击房地产市场。而现在房地产泡沫自己破了，房地产交易急剧萎缩、房价下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减这些后果，既挡不住，也捂不住了。 房地产泡沫自己破裂，去除了中共过去不敢开征房地产税的顾虑。房地产泡沫本来是对中共的威胁，过去中共担心这个泡沫破灭，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开征房产税，否则就会骂声一片；现在，恒大风暴刺破了房地产泡沫，中共既然护不住，也就顺水推舟，趁机摆脱房地产泡沫对自己的威胁，顺便推出房产税。对中共来说，它看到的是其中宣传上的好处：推出房产税所带来的对房地产业的冲击，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本身的后果混在一起，就可以减轻推出房地产税的责任。 中共外宣官媒已经明确表示，要达到“不再让中国经济被房地产泡沫绑架”这个目标，这次房地产泡沫自己破裂，反而成了中共走向这个目标的时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赶在这个时刻开征房产税的原因之一。至于中共开征房产税的另一个目标，用外宣官媒的说法就是，逐步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通过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稳定的税源，充实地方财政，免得地方财政因为卖地收入萎缩而陷入困境。 4、从哪些城市开征房产税？ 中共全面开征房产税，计划先在若干城市试点五年，然后完成相关法律的立法，做好在全国征收房产税的行政方面的准备，五年后便全国推开。对房地产公司和持有多套房的房主来说，当前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会在哪些城市开始五年试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南海全面推行房产税的意向遭到很大阻力，最初提出在三十个城市试点，然后缩减到十个城市。而10月25日公布的中信证券研究报告则认为，这次房产税试点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到四个城市，即上海、重庆、深圳、海南，试点城市名单将于今年年底公布。如果中信证券研究报告的说法被证实，那么，实际上明年房产税试点城市当中只有两个是新增的，而另外两个是早已试点多年的地方。 2011年，上海和重庆就开始了房产税试点，但各自侧重点不一样。上海是针对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或多套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购住房，税率很低，一年征收房产税两百多亿元基本未引起什么反弹。重庆则针对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新购的高档住房以及在重庆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住房。也就是说，上海是对拥有多套房的居民征收房产税，而重庆则主要是对高端豪宅征收房产税。这次沪、渝再次被列入新的房产税试点城市，不过是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税率而已。而深圳和海南才是真正的新试点地区。 中国各地经济繁荣程度不一，各城市房地产供求不同，土地财政对当地的影响差别非常大。征收房产税，如果是为了填补地方财政窟窿为主，就会从地方财政情况最危险的地方入手开始征收。然而，中信证券研究报告披露的房产税试点城市似乎说明，实际上这次中共却是从相反的方向入手，也就是，从最不差钱的城市开始征收。为什么如此？要找出答案，就需要分析地方财政的土地收入。 5、地方财政和卖地收入 地方财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税收、中央财政拨款和卖地收入，其中卖地收入可归地方政府自己支配。中央财政根据各种财政税收政策，对地方政府会有数额不同的拨款。地方政府本身的税收加上中央财政拨款，财政部门称之为“一般公共预算”。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收入多于本地的财政开支，就需要向中央财政净上缴地方税收收入。2020年，31个省市当中，只有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福建对中央财政净上缴税收；与此同时，23个省市政府本身的税收有限，财政开支相当程度上依靠中央财政的拨款。 房地产业的膨胀，不只是满足城市本地居民的购买，还吸引了城市周围和辐射范围里的外地人进城买房。只有大中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大力发展房地产，而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县城以下地区的房地产无法繁荣兴盛，也收不到多少房产税，这些地方的财政永远依靠中央财政的补助。因此，房产税主要是在房地产业兴盛的城市征收。 网上有一个44个房地产兴盛的城市土地财政状况的分析，这44个城市不仅包括北上广深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还包括一些经济繁荣的地级市、县级市。这个分析用城市的卖地收入作分子，地方税收和中央财政拨款（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分母，来计算卖地收入与地方财政常规收入的比例。我把这个比例称为“卖地支撑比”，如果卖地收入高于常规收入，比如超过百分之百，就说明这个城市的财政主要靠卖地收入来支撑。 这44个城市当中，20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超过100%，其中佛山是180%、长春和南京都是153%、武汉和广州都是150%；另外，有19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在50%到100%之间；只有5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低于50%，其中大连是47%、烟台45%、上海42%、北京36%、深圳27%。按照中信证券研究报告透露的信息，这5个“卖地支撑比”低于50%的城市当中，有2个城市被选为这次全面征收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即上海和深圳。 6、为何不选“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试点房产税？ 这次开始房产税试点的地方，之所以可能选在“卖地支撑点”低的城市，应该是因为：选在这些城市试点5年，房产税高低不太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这些城市政府会比较没有抵触情绪；其次，这些城市中，上海、重庆已经部分征收房产税十年了，操作起来轻车熟路，只需要扩大征收范围即可。深圳、海南虽属新试点地区，但深圳的财政充裕，可以把房产税率定得比较低，而当地中产阶层的人均收入高，对房产税的社会抵触会比较小；只有海南的海口、三亚可能“卖地支撑点”稍高，许多房主都是冬季“候鸟”，主要居住点在北京甚至东北各地，对这些外地房主试点新征房产税，可以发现征收时的难易度。 早在恒大风暴爆发以前，各地的卖地收入就已经开始萎缩了。国家统计局公布3季度经济数据时披露，全国房地产公司1-9月为建住宅所购置的土地面积下降8.5%，这是房地产业相对萎缩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卖地收入下降。路透社对中国财政部10月22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后发现，9月全国的土地竞拍收入为5,703亿元，下降了11.15%，而8月下降17.5%。 卖地收入下降，对那些“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财政冲击大得多。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火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这些城市过高的房价就下跌很快；若同时在这样的城市开征房产税，对地方财政的打击会格外狠，地卖不动了，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会突然垮下来。 这些城市政府将面临艰难选择，要转向不靠房地产开发的经济发展肯定不容易。而已经卖出去的地，如果不继续盖房卖房，当地会出现“恒大”现象，拖累金融系统，中南海必定要追究；如果继续玩房地产泡沫，且不说民众是否愿意继续买房，就算盖了房卖得出去，五年后全国实行房产税，岂不是挖坑让买房户往里跳吗？那时候开征房产税的社会反弹必定比其他城市更大，房产税收不上来，地方官照样吃不了兜着走。 从这个角度去看，被选为五年试点房产税的城市，可能是当地政府最不怕征收房产税的地方；而五年缓冲期对那些“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五年解决自己的难题谈何容易，搞得不好，就变成了地方官前途的五年“死缓”。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焦点究竟何在？
何清涟 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主要成果就是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抓住机会成为“世界工厂”。这一进程中，美欧等国从全球化中有得有失，只有中国却成了全球化的净得利者。时至今天，却演变成“全球化要去中国化”，这究竟是政治制度异质引发的不相容，还是经济竞争加剧导致的利益冲突？时至2024年，答案已经浮出水面。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起于何时？ 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5月1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是谓“001号”合资企业）。这40多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西方社会对中国持欢迎开放态度，中国得以加入WTO。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5.8万亿美元，赶超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一年开始，欧美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取消了对华援助，希望中国开始坐到前排（发达国家的行列），履行大国责任。而中国这时的表现是：要求权利时，要坐在前排；要履行责任时，则退居到后排（发展中国家）。 这段时期中国与西方产生的摩擦，人们只关注到政治因素：西方希望经济发展促进中国民主化落空，中国在国际社会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从表示要融入国际体系变成要成为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中国外交官在2009年夏威夷SPEC峰会上表态称“如果不是中国制订的规则，中国没必要遵守”，就是对西方的公开叫板。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却被忽视，那就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严重的贸易失衡，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只是在2000年代，由于中国的GDP规模还不是太大，相比所得，这种失衡还可以忍受。但随着中国的贸易顺差逐渐加大，2019年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公开将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当作重要目标之一；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挑明的问题。 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内容逐渐明确化 前30年，世界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持欢迎态度，因为西方各国都认为按照国际分工理论构建的全球化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技术水平极低，土地、人力都极便宜，正好承接西方早已视如鸡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一个处于产业链技术末端的世界工厂、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商品市场，足够容纳西方的资金与各种商品，对美国充当第一推手的全球化极为有利。尤其是西方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之中时，中国政府投入五万亿+数十万地方资金配套，发展房地产业，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铁矿石进口国，这种身兼资源需求国与庞大市场的国家，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不二之选。 但中国绝对不满足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想要生产高端产品，与西方工业大国一争雄长。2015年，中国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宣称要加快机械、航空、船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行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这个计划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核心理由，认为中国用从美国偷去的技术发展上述产业，让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是对美国利益的严重伤害。他好几次引用美国知识产权被盗问题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一份报告中国数据：中国仿冒、盗版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等与侵犯知识产权相关的行动，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 中国希望成为什么都能提供的“亚马逊” 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逼迫北京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但中国很快不事声张地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进行投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加中国的出口产品库，电动汽车只是其中一项。这个早在五年前就开始启动的再实业化过程，我概括为“中国经济脱虚向实”，曾写过两篇文章《中国行业整顿的即期目标：脱虚向实》（大纪元， 2021-08-13）、《中美先后想明白：实体经济不能丢》（RFA，2023.07.11）。这个过程，西方人大概到了2023年末才算看明白。 现阶段，中国经济再平衡处于调整的阵痛时期，政府不允许银行再注资房地产，被要求大规模地支持工业生产。就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美国主流媒体还在乐此不疲地批评习近平放弃拯救房地产经济之时，一些敏锐的记者已经看到危险正在逼近，随着房地产投资的崩溃削弱经济增长，执政的中共更加倚重制造业（尽管这些制造业企业已经不盈利），多篇分析都谈到中国将与世界在制造业产品方面发生激烈竞争： 1月8日，彭博社发表《中国力争成为世界“亚马逊经济”》，其中提到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美国智库马可波罗（Macropolo）的联合创办人达米恩·马（Damien Ma）去年在北京与一位中国高级别的政策制定者会面，后者表示：“中国希望成为各国的亚马逊——亚马逊是万能商店，中国希望成为‘万能制造’国家” ，“我们的愿景是将完整的供应链引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去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总结了新方法：“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并称“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转型。” 持这种看法的并不只有美国。法广2024年1月23日的文章《中国加速工业投资：全球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大风险》引述法国《世界报》评论员斯蒂芬·劳尔(Stéphane Lauer)一篇专栏文章的观点，其实就是关于中国加速工业投资是全球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大风险。他表示，由于中国未能转向更注重国内消费的经济模式，北京将赌注押在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上。生产过剩危机可能会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西方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中美冲突的焦点并非意识形态，美国也多次表明，不再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经济利益的冲突却日益尖锐，并被美国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中国无法改变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属性。以前中国发展房地产业，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能源进口国与奢侈品最大消费国，西方是这一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但现在中国房地产业已经陷入不可逆的衰落之中，中国改变投资模式，资本投资占GDP的42%以上，是美国的两倍，而中国的消费只占GDP的37%左右，是美国的一半。中国国内专家推算，未来十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的增长速度将是其GDP在全球占比增速的两倍，是其消费在全球占比增速的三到四倍。据彭博社文章分析，中国制成品几乎一半需要出口，其顺差占世界GDP的2%，历史上只有美国在二战结束时达到过这样的水平。 中国想成为世界的“亚马逊”，就意味着必然挤占西方国家现有市场份额，由于中国人力成本远低于西方，面对中国相对低廉的产品竞争，西方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厂商与市场，正在高筑贸易壁垒。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在接受《华尔街日报》（2月9日）采访时表示，“2024年将是产能过剩之年。……在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领域，所有企业都在亏钱。在汽车领域，一家公司赚钱，其他100家公司赔钱。”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年相比，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各大工业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中国产品如同潮水般地涌入，挤垮本国企业，实于国家利益有关。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2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27202409300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
作者说明：本文是作者为“中国人权”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中国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研究》的第二至第四章，经“中国人权”授权本刊首发。作者发表前根据研究报告原稿作了一些篇幅调整。 近20年多年来，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并逐渐兴盛，得益于它们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 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不少政府官员（工商、税收等部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这些官员们在政府内部也因为共同利害关系而互相支持保护。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黑社会产生的沃土？研究者通常所持的解释主要是两点，其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有秘密会社（即黑社会）的传统； 其二是因为中国底层社会成员过于庞大。这两点能够解释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兴盛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背景，却未能解释中国黑社会渴慕政治权力的特点，以及黑社会 势力为何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大力庇护。与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官员结盟所涉及的领域要宽广得多，而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并不满足于依靠官 员的庇护获得金钱，它们更喜欢在民间使用权力并炫耀权力，一些黑社会头目除了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性政治衔头之外，还为自己谋求官职，以至不少黑 社会组织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政府”。 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者未曾触及两个原因：其一，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近20年来突然兴盛起来，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有直接关 系。中国社会在现代以前是个“倒T字型”结构。经历过20多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历程之后，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这一社会结构并未改变，在城市社会中则出 现了“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及少量中产阶级。从城乡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一种“倒T字形”结构，非常容易产生“结构性紧张” （Structural Strain）。中国之所以易于成为黑社会组织滋生的沃土，可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中得到解释。其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有助于黑社会组织 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结合。这种非制度化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既存在于政府的科层组织之中，也存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从实际情形来看，在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正式的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这种盘根错节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 一、黑社会组织产生的温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1. 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反社会行为滋生的一种解释 2005年初，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强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分析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后，发现目前的中国社 会结构呈“倒丁字型”，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李强，2005）。李强发现的这个现实不仅否定了许多试图把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理想化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引进了西方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紧张”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大量异常现象的原因。可惜的是，这 篇文章的重要内涵并未引起国内和西方社会学界中国研究圈应有的重视。本文中，笔者用“倒T字形”来代替他的“倒丁字型”，可能更接近他所描绘的图形。 “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学解释社会运动生成和集体行为的一种理论。1938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Merton）在分析社会的 反常状态（Anomie）时提出了“结构性紧张”的概念（Merton，1938）。他认为，社会上出现沉沦或个人颓废等反常状态，是源于“社会结构性紧张”（strains in social structure）。这种结构性紧张的产生与两个因素有关：社会上多数成员普遍存在着一种渴求致富的欲望，但现行体制许可的获得成功的手段却非常有限， 且许多社会群体无法利用这些手段。默顿的这一分析恰巧与中国改革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特征十分近似。一方面，随着中共灌输多年的革命价 值观的解体，“发财致富”成了社会上下普遍通行的主流价值观，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在暴富阶层行为的激励示范之下加倍膨胀；另一方面，致富的机会绝大多数被权 贵集团所掌握与垄断，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连维持生计都十分艰难。正是这种普遍受到激励的“渴望”和现行体制只为权贵集团提供致富机会的现实， 产生了“社会结构的紧张”，由此挤压或诱发出一系列反社会行为，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就是其中的典型现象。这是社会底层成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上层社会 后所选择的另一种反常的谋生之道。 2. 庞大的底层社会以及黑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溯源中国历史，秘密会社最为兴盛的明清两代的社会结构就呈现为“倒T字型”。一位美国学者研究明清历史后发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 缺少中产阶层的社会，除了庞大的社会底层之外，社会上层按等级构成一根“立柱”，社会阶层的流动只能通过一条异常狭窄的通道──科举制。这位学者关于明清 时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状况。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考诸史实，升官与发财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做官与发 财往往联系在一起，而商人虽能致富，但在有抑商传统的中国其法律地位却比较低下。直至清代，当时朝廷为了缓解财政困难，特开捐官一途，让有钱人能出资买官 做。由于这条向上流通的通道异常狭窄，许多人根本挤不过去，只能无望地留在社会底层。到了清代乾隆初年，中国人口超过一亿，乾隆中后期就迅速突破三亿大 关，人口严重过剩，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阶层。由于人口过多与工作机会稀缺，许多社会底层成员迫于生存压力就结成秘密会社（又称江湖帮会，类于现代的黑社会组 织），依靠江湖帮会维持生存并藉此获得社会尊重。清代执掌大运河运输的“漕帮”就是这类组织。\[1\] 这种社会结构历经几百年至今，即使是社会改造实施得最彻底的中共政府，也都未能改变这一“倒T字形”社会结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是这种“倒T字形”社会结构，同样存在数量相当庞大的社会底层，为何在毛时代当局能消灭原有的黑社会组 织，而且遏止了新的黑社会组织的产生？其原因在于，“倒T字型”社会结构虽然是黑社会组织产生的一个充分条件，但黑社会组织的大量产生还需要一个必要条 件，即政府统治无法达到社会边缘与社会夹缝。中国历代王朝虽然也属于专制统治，但政府统治均无法控制社会夹缝，也无法延伸到社会边缘，俗谓“天高皇帝远” 即指这种情况。然而，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共建立了控制一切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与此同时，居民外出住宿旅馆必须持有所 属单位的介绍信（城市居民出示工作单位介绍信、农民出示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城乡各地餐饮零售业实行凭粮票才能购买食物的制度（农村居民很难获得粮票，城 市居民如未获准兑换全国粮票，则无法用本省粮票到外省购买食品或粮食）。当局通过这些手段实现了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95％以上的社会成员往往从出生到 死亡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不能迁往其它地区。再加上那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城市的居委会制度将当局对民众的监控延伸到社会的所有神经末梢，当局又极力鼓 励人民（包括亲人）互相监督、检举揭发，时刻留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人们即便外出投奔亲友，都无法定居。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任何外来人进入城市或农村社 区，不可能不受注意与监督。在这种严密的监督之下，社会夹缝几乎完全消灭，任何黑社会势力都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当时只在中国的云南及边境地区存在着极小部 分游离于社会边缘之人。这些人当中，有由于政治原因不见容于原居住地社会的人士；也有因经济原因被迫逃离原居住地的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到边境从事“走 私”，包括倒卖当时购买粮食布匹所需要的票证（布票、粮票）等地下经济活动，被官方称为“投机倒把”。他们一旦被抓住，往往被栽上“社会渣滓”（好听一点 则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一名称，并判刑拘押。在这种异常严密的极权统治下，黑社会组织自然丧失了一切生存条件──这就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然也呈 “倒T字型”结构却无黑社会组织存在的原因。 3．社会向上流通管道的梗阻和“结构性紧张”的形成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官方宣传鼓励的政策性口号很快 就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到以追求财富为人生最高目标的道路上来。其二是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城市居民的流动始于居委会功能的弱化。90年代中国政府曾 一度想恢复居委会的功能，但却因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就业制度的松动，使居委会控制辖区内人口的功能大大减弱，因此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而农村人口的流动始于农民的“离土不离乡”和外出务工。从1982年开始，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在中国每个大中城市的边缘区域都生活着大批既不属于城市 社会，也不再属于农村社会的边缘化人口。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总量上来说，底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但未减少，反而迅速增加。从 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向上流通管道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畅通期。在此期间，因“文革”造成专业人才奇缺，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又急切需要各 种专业人才，底层社会成员只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就可以得到向上流动与升迁的机会。可惜这一生机勃勃的时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到了90年代末期，中国过 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逐年增加，底层社会通过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机会日见稀少。\[2\]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社会结构逐渐成形。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人口中出现了中产阶层，其主体包括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 人，还有为数不少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私营企业主。不少研究者曾把这个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视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在看来，他们似乎高估了中国中产阶层 扩大的可能性。从20世纪末开始，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渠道变得比毛泽东时代更为狭窄──毛时代提供了参军与上大学两条向上升迁的管道，而从80年代中期开 始，向上流通的管道只剩下升大学这一条了，何况这条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大学毕业后就业困难而发生梗阻。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增加、耕地减 少，以及受教育机会的稀缺，底层人口仍然非常庞大。 1994年笔者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文里使用了“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一词，此文经修改后成为《现 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五章。当时，我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层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数量庞大的社会结构。 到了2000年，笔者再次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使用这个词，将中国城乡人口合计统计，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口高达社 会总人口的83％，中产阶层11％多一点，中上层占4％多，而上层只有1％左右。\[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将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即城市底层占55%，中层共占27%，高地位群体组占 18%（他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分析未包括庞大的失业下岗人口，如果将这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则城市底层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而中层、上层的比例会相应缩小）； 他认为，农村呈“倒丁字形”（倒T字型）社会结构，因为农村社会成员的97%处于底层，即倒T字的那一横。\[4\] 社会底层人口如此庞大的现状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大量希望向上流动而苦无出路的人存在，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严 重不足的社会底层成员的生存之路极其艰难，他们依靠个人正当努力几乎无法获得往上流动的机会。与此同时，主流文化鼓吹的机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许多“成功 人士”那来路不明的“第一桶金”的示范效应，也构成了产生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动因。对许多急于摆脱生存困境的底层社会成员来说，拉帮结派、互相扶持，通 过“走黑道”摆脱生存困境，就成为一种生存选择。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放松，以及大量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就使得中国的黑社会 组织滋生成为可能，而庞大的底层人口则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黑社会（有组织犯罪）迅速上升，自1983年开始“严打”，每年全国都要摧毁各种犯罪组织数 万个，甚至十多万个。\[5\] 但是，有组织犯罪并未因此减少，旧的还未消失，新的犯罪组织又滋生并发展起来。从已有案例分析，许多黑社会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在该组织中从事的都是危险性极 大、生命风险很高但报酬偏低的活动。从其动机来说，这些普通成员参与加黑社会组织，更多地带有就业目的。与正常就业不同的是，这种“就业”要求成员付出 “血酬”。如吉林省著名的黑帮头子梁旭东（梁本人是警察），其帮内骨干成员均被安排在他属下的各公司任职，每月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资。与当时 劳动力的平均报酬相比，这些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薪酬并不算高，然而他们取得薪酬的附加条件却极为严苛，如其成员违反了该帮会的严厉“家规”──即组织的一切 活动均需向梁旭东请示汇报豆即剁掉手指或打断双腿。1996年6月，一名成员因违反帮规，被砍掉左手无名指。1997年，一名成员又因违反“家规”被打断 双腿。\[6\] 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与黑社会兴起的关系 上面分析了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滋生的社会背景，本节将专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社会现象──“保护主义政治”。本文 涉及的“保护主义”（clientelism）主要是指中国的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之间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利益交换关系网内将公共权力私人化，即将 权力用于牟取私利。由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已经深入渗透经济领域，这种公共权力私人化往往能够帮助黑社会组织控制当地的主要经济领域。而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 公司与正常企业不同，其经济活动凭借权力与暴力的双重保护，往往带有掠夺与强迫性质，对当地的经济不仅未起促进作用，反而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1. “保护主义政治”与国家资源分配 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保护主义”这一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 指在地位、财富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这一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 的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作为回报。\[7\]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直与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存，二者功能的互补充分体现出华夏大地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 （无论是极权制度还是威权主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美国的社会学者沃德 （Andrew Walder）在他1986年出版的著名的《共产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曾分析过改革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内上下级之间的“保护主义”关系（Walder 1986）。其实，沃德对国有企业内“保护主义”社会关系网络的剖析完全可以应用到对官场以及改革以来官商关系的分析。 中国的现状表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不仅仅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关，而且与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关。（谢岳，2005）它奠 基于党政部门及其官员掌握权力、而本属于“天赋人权”范围的公民的许多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被压制的制度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众不仅无法通过制度化管道 得到与资源分配相关的机会，而且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遭到官员权力的侵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与发展，许多人不得建立和发展“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从 而通过正常制度外的管道得到别人无法获得的机会与资源。 自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不仅服务于“红色 贵族”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包括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商界人士）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红色贵族”通过官商 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 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沿着这两个方向伸展的保护主义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响。尤其是在近年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过程中，这种互相影响非 常明显：在邓小平时代，官商（包括官黑）勾结的利益集团还刚开始成形；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盘根 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这种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情况可以被概括为利益集团“俘获国家”（Capture State）。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一切国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金融、重要战略物质、投资某些行业的审批权，具体掌管这些权力的官员们便 成了国家资源的施舍者。于是，在代表国家管理这些资源的政府部门和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商界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受制度保障的特殊供需关系。拥有分配资源权力 的官员不仅是资源的“供方”，还掌握着分配资源和为这些资源定价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定价是由市场决定的）。商界作为“需方”，对国家资源的再分 配权力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其业务能否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就成了商人们最佳的经营 策略。在这种环境里，企业的赢利主要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需方”和“供方”之间的寻租活动就形成了官员与企业界的“施惠─受惠”的利益关系网 络。 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市场准入等制度性障碍是政府官员从事“寻租”活动的便利条件。在中国，许多有稳定赢 利的行业至今仍由国家垄断，只有市场竞争极强的行业才对私人经济开放；在可以竞争的行业里，只要有赢利机会，立刻就会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过度竞争 现象。这种过度竞争使得商人之间不得不为获得机会而贿赂官员，而掌握某些行业准入资格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便有了寻租的机会与空间。对于官员们来说，许多资源 （比如审批某行业的市场准入资格）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表现，而是需要通过经营才能变成金钱。例如，煤矿等各种矿产的开采权、土地的开发权、娱乐行业的准入 资格等资源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方可获得，而经营者拥有特许的经营权之后方能拥有“下金蛋的母鸡”。这就使官员与商人的结合有了基础条件。 在如此这般的“市场化”过程中，商界人士的致富往往不是通过真正的市场竞争，而是依赖政府（官员）的“施惠”。一旦官员与商 界人士建立了比较稳定长远的“施惠─受惠”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就开始具有“保护主义”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从官场向社会内部的延伸，这种延伸链条的一部分就是“官─黑”勾结的“保护主义”关系网。 2. “政治保护”：中国黑社会组织公司化经营的必要条件 按照犯罪社会学的概念，“黑社会”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Organized Crime）”具有几个特点：其一，涉及非法的服务业或商业活动；其二，为保护自己的活动而收买执法官员；其三，在其活动中采用暴力手段或以暴力手段为掩 护。（McCaghy 1976）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也不例外，它们以获得金钱与权力为目标，不少高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目前已经公司化，运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生意，甚至垄断一地区 的某些行业。在黑社会组织迅速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各地腐败的官员作为黑社会势力的政治“保护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黑社会组织当中，低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大多存续时间短，缺少扎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 起政治保护关系，其生命力比较脆弱，往往在政府开展“严厉打击犯罪活动”运动时归于覆亡。但还有一些黑社会组织成功地利用各种非法活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 累，并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了政治保护关系，它们往往凭藉权力与暴力二者兼用的手法，控制与垄断某地某行业的经济活动。就在私人企业寻找权力的庇护与施舍， 而官员寻找攫取财富的代理人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且能力较强又能控制局面的企业实体的头目──这些”企业”往往就是黑社会组织，中国官方将其称为 “带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成为一些大胆的政府官员选中的目标。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一般都依靠一张相当庞大的关系网的保护。例如，福建陈凯的关系网共有113名包括市长、市委书记在内的政府 官员，即使并不太出名的哈尔滨宋永佳黑社会集团，也织就一张牵涉近百名干部的政治保护网，其中处级干部20余名，科级干部30余名。\[8\]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保护”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黑社会组织通过公司化规模经营，完成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转化这一过程。黑社会组织开 办的企业联合体在其发迹之地，俨然有如一个个享有垄断之利的经济王国。 福建厦门的赖昌星走私集团就是一种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赖昌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的企业（“远华公司”）经营非法的走私生意，走 私的物品包括汽车、电器、原油以及枪支弹药等，走私金额高达30亿人民币（也有人说达数百亿），涉案人员159人。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保护关系 群，从中央到省、地、市，各级官员都与赖有利益交往；从部门来看，党、政、军、警、海关、银行均囊括于内。据中共中央“420专案组”（于1999年4月 20日成立，故得此名）声称，经过该专案组9个多月的努力才揭开该案黑幕之一角。“远华公司”走私多年，背后有官方势力的大力支持，此集团的运作是私人企 业、政府、军方及海关相互配合的结果，北京军方高层的某些人更是充当了“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由此可见，赖昌星寄身其中的政治保护关系网本身异 常错综复杂，正是在政治保护关系的庇护下，厦门才沦为一座“官僚黑帮控制的城市”。\[9\] 由于黑社会组织普遍在政府内部寻求“保护伞”，每一个稍大规模的涉黑案件后面都会牵涉出官场黑幕。 在官员的庇护下，企业主与商人几乎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比如，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矿难最严重的国家，这与煤矿经营中普遍的“官 黑结合”密切相关。从2001年到2005年10月底，全国煤矿总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88起，平均7.4天一起；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 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有28起，平均50天一起。\[10\] 漠视矿工生命的煤矿之所以未被查禁，就是因为严重的“官煤勾结”\[11\]；不少煤窑老板为了逼迫矿工卖命，借助黑社会势力撑腰。这种“官煤结合”构成的保 护屏障使来自中央政府的清查流于形式：2006年9月份，中国国家安全监督局与中纪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消息，宣称清查“官煤”勾结已初见成效。但事实表 明，中国仍然处在矿难高发状态，该年10月至11月份全国共发生矿难22起，总计322人死亡。\[12\] 与西方黑社会组织的类似手法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有一个特点，即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还在党政机关及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建立了有力的靠山，这些机构的干部们则因共同利害关系而互相支持保护。 只有理解了上述几点，才可能理解中国当前“官黑”结合、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社会背景。在各地政府官员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黑社会组织得以在中国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三、政治保护下黑社会组织的经济活动 1. 黑社会公司：非法业务和暴力经营 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主要从事非法经营和垄断经营。这两类公司在经营中往往违反法律、商业规则与社会公德，对外只能依靠与政府 官员建立的政治保护关系使公司免于压力，对内则根据黑道规矩来“摆平”。仅从公司组织机构的名称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开办的公司其职能系统与正规合法的公 司没什么区别，也照设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业务员、会计、出纳等职位。但与正规公司相比，这些黑社会背景的公司在以下两方面与正规公司有 很大区别。 首先，正规公司因事设职，而这类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往往因人定岗，公司内职位的职权与该成员在黑社会组织中的身份地位相对 应，一般由“老大”掌握绝对权力，决定下属的生死荣辱。这些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利润”分配也与正规公司有很大差别。比如，云南省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 站派出所警察杨天勇的黑社会组织将杀人、抢车等统统称为“经营活动”，每次“活动”所得扣出20％作为“活动成本”，其余数额按两个档次分配。\[13\] 其次，这类公司尽管有企业组织的的合法外衣，但却不象正规企业那样通过市场竞争、依靠产品或服务质量获得市场份额而赢利。这类黑社会企业即使涉足合法行 业，往往也依赖有组织暴力作后盾获取市场份额或垄断该地区的某些行业。河南省郑州市的“黑道教父”宋留根在鼎盛时期曾垄断号称“中原商都”的郑州大大小小 数百个商品批发市场，他的主要手段不是正当竞争，而是制造无数血腥暴力事件，将竞争对手杀死或重伤致残。\[14\] 正当商家因无法与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竞争，最终往往只能在暴力胁迫下退出市场。 尽管具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有各种合法经营作掩护，但利润来源主要依赖非法经营，涉足娱乐业几乎是黑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更 兼中国是个穷人远多于富人的社会，市场需求疲软，销售竞争极为激烈，商家仅靠正常经营极难获利，使用黑社会手段获利便成为这种经济环境下的捷径。黑社会只 畏惧政府权力，因此它们寻求政治权力来庇护其“生意”就成为运作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某些特殊行业如赌博业、陪侍服务等，按中国的现行法律本身即属违法，若 没有地方警察部门与文化缉查部门做后台，一天都难以生存。所以中国的黄色产业有个特点，即由“黑”“白”两道共同控制，所谓“白道”即政府官员。政府官员 为经营黄色产业的黑社会组织提供保护，政治权力即他们入股的资本；而他们对黄色产业的控制与分利，则基本上是通过“黑道”实现。2000年，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公布的专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陪侍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在海南还是在甘肃，无论是在省会 城市还是在穷困县，只要有歌舞娱乐场所，就会看到“陪侍小姐”（即妓女）。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都有公安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 伞”，被称为“白道”。该报告还透露了一些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细节：“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经营者和陪侍人员都曾表示，‘我们这里绝对安全，如果有检查 的，有人会先通知我们’；当询问到是否知道当晚有检查时，大部分‘陪侍小姐’都可以讲出检查组的派出单位。”\[15\] 由此可见娱乐行业的对官场的政治保护依赖之深。 2. 操纵经营合法产业 如果说经营娱乐业（含黄色产业与赌博业）的黑社会组织主要依靠与警察建立政治保护关系，那么在其他领域从事经济活动的黑社会组织 则必须与政府部门建立更广泛的政治保护关系。尽管中国各地黑社会涉入的合法行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一个地方的什么行业、产业获利相对丰 厚，黑社会组织就会成立相应的公司把持垄断这些行业与产业。这些名为企业、实为黑社会组织的公司，其成立与发展壮大，完全依赖所在地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们 之扶持。 广西省岑溪市有三大“支柱产业”：石材、木材、液化气，90年代初期这三大行业由县委书记女婿欧杰雄的“共发实业有限公司” 把持，这位县委书记退位后，该产业便由黑社会组织头目程学满、程学德两兄弟把持垄断。\[16\] “二程”兄弟之所以能垄断这三大产业，完全依赖县长程柱德、市委副书记莫以海等13名政府官员的保护。\[17\] 在福州“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的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中，涉案的政府官员共有113名，福州市委、公安局、法院、省安全厅、反贪局、税务局、银行，以及主管 娱乐行业审批的文化局等党务官、政务官以及事务官全在其关系网内，成为陈凯得力的政治保护伞\[18\]；其中，主管文化娱乐行业审批与管辖的福建省文化厅社 会文化处（该处专管公众娱乐场所，如游戏机厅、夜总会、歌厅等）副处长钱香进、福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文化局长吕赣明等人对陈凯的发迹起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而公安局副局长、治安巡警总队政委及文化局的文化稽查队队长则扮演着陈凯“自己人”的角色。\[19\] 许多黑社会组织都使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产业。2003年初，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文黑社会组织的宇龙公司在招标竞争中未能获胜，张执文遂动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和威胁招标中获胜公司的销售人员，迫使对方让出代理权。\[20\] 3. 零资本起家 从已经公布的案例看，公司化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多出身寒微，并无起家资本。许多这样的公司之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在银行违规借贷，如福 州的陈凯即是如此。陈凯之所以能从银行屡屡借得巨款，是因为其关系网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银行官员──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原行长陈秀竹。正是陈秀竹从资金上帮 助陈凯，才使得陈凯的娱乐王国迅速扩张。陈凯案发后，在清理中国银行福州分行不良债务时发现，陈凯从陈秀竹手上获得的借贷资金多达两亿元，几乎都属于违规 借贷，或没有具经济实力的企业担保，或根本没有抵押物。这些贷款不仅逾期不还，仅利息拖欠就超过3千多万元。\[21\] 浙江温岭黑社会组织头目张畏的13家企业多是“皮包公司”，他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从银行骗贷，至案发时尚有8,420多万元贷款、56万多元利息无法 归还。配合张畏从银行骗取贷款的是10位在金融系统工作的银行内部人员。\[22\] 除了从银行骗贷之外，黑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联手吞并其它公司数亿巨额资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2004年3月香港美邦集团老 板、黑社会头目国洪起被江苏省公安厅逮捕后，他与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官员联手侵吞香港嘉利来数亿资金的案件（即中国传媒习称的“北京门事件”）曝光。国洪起 还是涉及北京、山东、江苏、广东等地、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系列金融诈骗大案的主谋。据已披露的有限信息，国洪起长期在证券和投融资领域活动，并且编 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被捕前在香港和内地拥有数十家公司，所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其中不少资产是他与一些政府官员联手，巧取豪夺而来。\[23\] 随着中国证券业的发展，黑社会的触角已延伸到证券市场。2001年披露的兰州黑帮操纵证券黑市、洗劫股民数亿元的事件就是一个 典型。据调查，几个证券黑市幕后操纵者掠夺了股民的钱财后，将资金投入合法行业（主要是房地产）。他们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地伸展到政界各个角落。案发后工商 局以涉嫌诈骗罪将此案移交公安局，而当地公安局却以证据不足为由拖着不办，任其继续诈骗。直到全国舆论群起指责，作案人才遭到惩处。\[24\] 四、警界：黑社会组织保护伞集中之地 2006年5月下旬，中国公安部宣布了从3月以来3个月内“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绩单：正在侦办的涉黑涉恶案件逾1千起，移送 起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达28个。全国“打黑办”副主任杜航伟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出现了“企业化”、“公司化”的新趋势， 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国内渗透；今后要将打黑恶势力的重点放在摧毁其经济依托，铲除其“保护伞”方面。\[25\] 这段讲话提供的其实是“迟到”的信息，因为黑社会组织的“公司化”、“企业化”趋势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经出现；只是中国的官方文件至今只肯使用“黑社会性质 组织”与“黑恶势力”，不肯承认中国存在着“黑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位“打黑办”负责人没有言明一个事实：黑社会的大部分“保护伞”其实就在公安系统内。 1. 警界为黑社会组织撑开“保护伞” 已曝光的许多案例表明，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快速扩张与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部门的警察之扶持有直接关系。任何一个地区，只要一个黑 社会组织长期存在，其背后就一定存在“保护伞”；黑社会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的“保护网路”就编织得越严密，公、检、法系统则是黑社会组织渗透的重点 \[26\]。从已有案例看，黑社会组织在初起时期往往需要所在地警察的庇护；一旦警察与黑社会结成互惠关系，黑社会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就迅速膨胀。2004 年审判的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组织在当地活动数年，通过走私、盗窃、赌博、强迫交易等手段疯狂掠夺财富，从1993年至2000年聚敛财富3,894万元 人民币，他之所以如此猖狂并无人敢于管束，就因为他背后有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晓明等三名警察做其保护伞。\[27\] 近年来到底有多少警察沦为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中国政府从未系统地公布过这类数据，只在列举其“打黑”或“廉政”成就时 偶而透露一些。据中国最高法院每年3月发布的工作报告，法院干警（干指干部，即官员）违纪违法犯罪数量逐年上升，从1994年以来，每年都在上千名左右， 1998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达221名，受其他处分的高达2,291人。\[28\] 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名。\[29\] 而来自公安部的另一组数据则称，自1997年公安部推行警务督察机制至2006年，全国共有10,034名违纪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5,856名民警被关 禁闭。\[30\] 这些违法警察与法官中许多人均与黑社会组织有关系。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1月公布的资料，从2001年4月以来，检察机关查办557名黑恶势力 “保护伞”，其中包括江西省萍乡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其豪、周新耕等充当陈述国为首的24人黑社会组织“保护伞”等一批案件。\[31\] 与其它省份相比，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黑社会组织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崇拜权力，畏惧暴力，而1949年以前遍地 土匪的东北更是养成一种对力量的崇拜与惧怕。而所谓“力量”，既可以是权力，也可以是任何类型的暴力。一些熟悉东北地域文化的人士总结说，“东北人对权力 的崇拜是难以想像的，无论多么蛮横霸道的人，在权力面前，都异常乖顺”，而对权力的服从也表现为对暴力的服从。权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稀缺之物，但暴力只需要 大胆妄为即可。所以，东北地区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如果一家有几兄弟且均为亡命之徒，即可成为地方一霸；而要想长久维持地方一霸的地位，就必须与当地政府官 员尤其是警察勾结。在全国的黑社会组织中，东北地区的黑社会组织与权力的结合最早。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行政不力，便动用黑帮成员介入收费、征粮、拆迁等棘手 事务，替代正常的行政执法。时间一长，不仅黑社会组织坐大，更为特殊的是，一些应该由基层政权所掌握的社会管理职能为黑社会组织所取代。在东北地区，民间 盛传“找政府不如找黑社会管用”之说，许多黑社会组织因为用暴力介入公共事务，往往被称为“第二政府”。近十多年来，东北地区涉及黑社会组织的大要案层出 不穷，轰动全国。一些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本身就在政府部门任职。比如2000年长春梁旭东案，梁本人是警察；2001年沈阳刘涌案的主角刘涌是沈阳市人大代 表。2003年哈尔滨“姜氏家族”、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组织、吉林“三于”家族式黑社会组织案、吉林通化田波黑社会组织，2004年齐齐哈尔“张氏兄 弟”黑社会组织以及号称“中国黑社会第一女老大”的李淑珍，其头目都与当地政府官员结成了盘根错节的“保护主义”关系。\[32\] 中国官方曾公布一份“2003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员职务犯罪一览表”，该表显示，辽宁省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高达8,486宗，涉及金额至少4.8亿元，在各 省市中位列第一；黑龙江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则高达2,327件，位列第二，涉及金额1.7亿元。\[33\]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黑社会组织的兴盛与官场腐败有直接关系。辽宁省近几年破获的涉黑案件中，有民警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还有民警出借枪支。该省前两年侦办 辽阳等地系列涉黑大案时，涉案的64名党政机关人员中有32名公安干警，其中有市公安局局长、刑警、巡警、派出所民警、看守所民警等。\[34\] 2006年6月，沈阳市又曝出惊天新闻：上百警察涉入黑社会组织贩毒案，被指涉案的有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前任局长曲月福、现任局长张保华 等。\[35\] 四川省黑社会组织为祸甚烈。该省共有181个市、州、县，2006年3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公开表示，全省目前仅2个 市、州和很少几个县没有黑社会组织。\[36\] 该省黑社会组织之猖獗与警界人士暗中充当“保护伞”有直接关系。从2001年到2003年6月，四川省共查处33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涉案 35人，其中有绵阳市中级法院刑事一庭庭长李林富、绵阳市看守所副所长刘松荣，江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黄正明、特管中队队长杨仁君、副队长何欣，井研 县公安局治安科科长童加林，双流县公安局治安科科长李正行等人。\[37\] 山西省的警察败类也时常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2001年该省高平市宋魁详黑社会组织除拉拢市委书记张喜来之外，还有高平 市公安局副政委兼城镇中心派出所所长靳某等警官充当保护伞。\[38\] 2005年被称为“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黑社会组织案，牵涉到政府官员与警官多人，不仅有山西省委常务副书记侯伍杰，还有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太 原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范栋升、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副局长牛藩等多人。正是在他们的庇护下，李满林黑帮才在太原市横行十余年。\[39\] 海南省三亚市林洲黑社会组织2001年被列为“公安部督办”大案，但奉命审理此案的该市公安局“严打”工作组长吴仁超却正好是林洲的“保护伞”。在其保护下，此案尽管罪证确凿，但在长达一年半的“公安部督办”期内未取得任何进展。\[40\] 这类现象可以开列一张长长的清单。 黑社会组织成员入狱后可能照样得到狱警的管照，这类犯人不仅在监狱里呼风唤雨，还常常在狱内宴客召妓。这相当于在看守所或监狱内 形成了一套与法律完全相悖的价值和秩序，从而使监狱在司法系内臭名昭著，国家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得不下文件，声称要“打掉狱中黑社会”。\[41\] 2. 警察自组黑社会组织 有的警察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从黑社会组织手中分得一杯羹，于是干脆自己出马组织黑社会组织。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刑警队侦查员梁旭东掌控着当时长春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他扬言自己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42\] 河北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韩洪润与其三位弟弟韩洪生等，从1998年开始先后办起了11家企业，并以此为依托，大肆盗窃石油原油，并从事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等犯罪活动。为其提供保护的有沧县公安局局长王世兰、沧县公安局政委袁永兴等9位警察。\[43\] 2004年2月25日，广东四会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察龙杰锋当街被杀，经调查发现，龙杰锋是一个在当地横行5年的黑社会组织“龙兴 社”的“老大”，其叔叔则是广东省肇庆市一名区委书记。死时年为28岁的龙杰锋1997年进入广东省警校就读，1999年毕业后到公安系统工作后，迅速组 织起以他为首的“龙兴社”，暗中招募150多人，制定了行动纲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内部有明确分工。自2000年起，“龙兴社”在四会的市区和乡镇开办 赌庄、放高利贷，称霸鱼市，向四会市区多家娱乐场所、酒吧收取保护费。该黑社会组织横行四会的五年当中，犯下累累血案，致5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人对其 非常惧怕。2004年2月24日晚龙杰锋被人刺杀身死，警方部署缉拿凶手却隐瞒龙的警察身份；与此同时，警察龙杰锋被刺身死的消息在四会不胫而走，“大街 小巷顿时鞭炮齐鸣，红透了半边天”，那一夜，四会几乎彻夜狂欢，许多酒吧全免或半免对外开放。\[44\] 由此可见，这些由警察充当头目的黑社会组织害民残民之深。 湖南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王石宾本人就是当地一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后台，该组织专门聚赌、放高 利贷，私藏枪枝、贩卖毒品，并经常挟持人赌博。当地人评价说，“通过王石宾的整合，永州的黑、白两道真正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只不过黑、白两道都是为他自己 牟利罢了。”\[45\] 3. “劣币驱逐良币”：警界的逆淘汰现象 中国的警察当中当然也有一些良知未泯者，但他们若坚持良知，往往会遭遇许多坎坷，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公安局副政委董留民就是一个 例子。董留民2002年2月接手查办一起由河南省公安厅督办的涉黑案件。案件涉及的黑势力头目叫刘明理，发迹前是平舆县金由村农民，靠经营伪劣产品、敲诈 勒索等手段巧取豪夺而致富，并拥有平舆县工商联副主席、县政协常委、驻马店市政协委员等一系列头衔，在当地是个惹不起的人物。接办案件后董留民遭到黑社会 组织及其“保护伞”的疯狂报复，从最初的诬陷一直到人身威胁，当面临牢狱之灾的威胁时，董被迫离乡背井，将家人转移外地，以逃避打击。在外流浪两年后，董 留民通过上访获得上级政府官员的支持，另派员重新查办此案，董留民的冤情才得以洗清，但因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并未全部查办，董遭受的迫害还在延续。 \[46\] 相比之下，董留民似乎还算幸运的，因为还有人连命都丢掉，死后沉冤莫白。 4. 一位公安局长的总结：“黑社会是警察养大的”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个过程相当迅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养大了中国的黑社会？其实，湖北省松滋 市公安局长邓年炯早就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邓在2001年曾亲手查办过一个黑社会组织，尽管近百件罪行证据确凿，罪犯本人也供认不讳，但由于案件涉及一位 副县长的儿子及几位派出所所长，办案过程相当困难。邓总结了办案过程中遇到的三类阻力：一是各种权势者为之说情；二是办案人员及其家属遇到各种威胁；三是 造谣，比如说办案者与黑社会本来是一夥的，有大量贪污受贿情形。有记者问邓年炯，“是谁将黑社会养大的”，邓年炯明确回答，“应该说是社会和一些警察把他 们养大的”，如果没有警察庇护放纵，这些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均是不可能的。\[47\] 五、黑社会势力渗透政府部门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呼风唤雨，除了“政治保护关系”之外，还因为黑社会头目们以各种方式渗透政府权 力部门。这样的渗透主要采用以下方式：首先是在政权机关内寻找“保护伞”；其次是黑社会组织成员进入政府部门，直接获取政治权力；再次是通过捐助社会福利 与教育事业来建立社会声誉，求取社会信任等。第一种形式最为普遍，而教育与慈善捐助则往往是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已。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2003年修 订版（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中已多处提到这一问题，此节只撮要述之。 这种渗透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黑老大”往往通过金钱开路，谋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政府官员职位，从而戴上“红帽子”、将自己的身份“漂白”，在中 国，这类政治荣衔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保护作用，有如投资营造“政治避风港”。辽宁省的刘涌\[48\]、浙江温岭的张畏\[49\]、齐齐哈尔市黑社会组织头目张 执文\[50\]、辽宁省抚顺市曲全国\[51\]、深圳市的陈毅锋等\[52\]，就是典型事例。 其二，黑社会组织在政府部门安插政治代理人，指黑社会势力渗入县、市级政府，在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甚至直接干预政府内 部的人事任命，或参与安排地方政府、人大与政协的负责人。例如，陕西省潼关为中国第三产金大县，矿管局长是掌握黄金开采资源的重要位置。2001年4月， 该县调整县直部门班子，当地黑社会组织“老大”李文军要求县委书记李纪计让赵某当矿管局局长，李纪计临时在县委常委会上动议，改变预定人选，将赵某列入干 部人选名单并提交县委常委会任命。在该黑社会组织的干预下，从1997至2001年，潼关县判决的90起刑事案件中28％成为“错案”。在黑社会支持下， 29名警察竟然动用3辆警车围堵县委机关，向县委讨要官衔待遇。\[53\] 类似的例证还有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的辽宁省辽阳市黑社会头目张宏东等。\[54\] 而山西中阳县的“燕子帮”政治渗透的方式最为深谋远虑，除了与公安局及法院官员勾结外，该组织还有计划地鼓励其帮内成员报考警察学校，俟其毕业后到公安、 检察院与法院工作，为本组织提供政治庇护。在帮主冯晓春鼓励下，“燕子帮”成员中先后有15人考取了警校，并在就学期间得到该黑社会组织的经济资助。 \[55\] 其三，政府公务员自组黑社会组织，不少在政府部门或者其它权力部门任职者发现“以官护黑、以黑养官”这种方式最容易发财致 富，于是利用自己在“白道”的身份作为保护身份与凝聚力，成立黑社会组织，成为独霸一方的垄断势力，黑白通吃。例如，辽宁省辽阳市佟二堡经济特区管委会副 主任曹杰身兼特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集省、市、县、镇四级人大代表于一身，他掌管了该特区的工商、税务等政治、经济大权，又组织了全国罕见的带有黑社会性质 的“第二政府”。通过这样的策略，他在短短几年里狂敛了2亿元资产，使佟二堡这个“中国第一皮装市场”陷入绝境。\[56\] 类似的例证还有吉林省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违法稽查分局局长展文波\[57\]、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生米镇原副镇长李本红\[58\]、湖南省涟源市农村信用 联社副主任谭和平等\[59\]。 其四，政府部门雇佣黑社会组织成员执法，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行政能力弱化，与此同时，黑社会势力却迅速发展，于是政 府官员便依赖黑恶势力处理政务，而黑社会组织也借机插手、帮助政府“摆平”种种“难题”。东北农村有的乡镇雇请黑社会组织成员到农户家落实“退耕还林”政 策，或收取卫生费、电费。在城市里，黑社会组织“帮助”政府部门执法，“协助”工商局、税务局公务员执法等情形亦属常见。90年代后期至今，在城市拆迁与 农村征地中，地方政府更是大量借助黑社会组织力量出面，欺压凌辱民众。在有些地区，黑社会组织成员甚至身穿政府部门的制服，拿上政府的“红头文件”直接执 法。如陕西长安县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为了垄断当地的土方工程，与县土地局达成协议，每年缴纳3万元管理费，取得了长安县韦曲境内的土地开挖、销售的独 家经营权和用地取土的土地监察权，并经土地局批准购买了数套土地监察部门的制服。该公司成员可以身穿土地监察的制服，随意拦挡、检查运土车辆，或到基建工 地及取土点阻拦和检查，还与土地局一同上街宣传《土地法》。郑卫国的私人轿车甚至挂有“中国土地监察”的牌子，在该县招摇过市。他们打出“土地监察”的旗 号，目的是收取管理费、工程款，敲诈其他工程队，强迫交易。\[60\] 其五，黑社会手法在官场蔓延，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借助黑社会势力介入权力之争，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发生的。比较有名的案件有，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程震于1994年10月21日雇凶杀害王家斌夫妇（案情真相到2002年才暴露）\[61\]；山西省洪洞县原城建局局长薛文勋买凶杀死其继任者朱其林（2000年）\[62\]；1995年江西安义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 \[63\]；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64\]；1999年6月28日河南省原舞 钢市委书记李长河买凶杀害该市八台镇镇长吕净一夫妻\[65\]；2000年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长李文忠\[66\]。这 些案件都是政府官员借助黑社会手段买凶杀人，凶手多是有犯罪前科者或黑社会组织成员。到了21世纪初，官场雇凶杀人的事情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覆盖面也更 广，从最基层的村委会选举到县市一级政府，时常发生为争夺官位或因其他争执而买凶杀人之事。例如，2003年8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廷坪乡黄埔村 原村委会主任肖书浙为了保住村委会主任职务，雇凶杀害另一个候选人肖书建\[67\]；2004年陕西延安黄龙县乡党委书记王某雇凶手杀死乡长魏某\[68\]。 乡镇是中国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所在地，而村委会主任不过是村民自治机构的负责人，根本不算国家干部，为了争夺这些微末权位而频频发生买凶杀人事件，除了证 明中国是个极端崇拜权力的国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说明黑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渗透是何等普遍。中国的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干部的德 行、能力、勤政、绩效，而是依靠其他手段，现在黑社会手段的引入造成了中国政治的进一步恶化。不仅如此，黑社会手法的滥用还扩散到其他公共生活领域，近年 来屡屡发生的基层政府唆使利用黑社会组织成员殴打维权人士之情形，就是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典型表现。 其六，中国目前“黑色经济活动”猖獗，与政府官员的暗中支持甚至直接参予有密切关系。那些以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为掠夺对象的 “黑色经济活动”基本上是腐败分子所为，而走私、黄色等经济活动也往往有政府官员支持。这种状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笔者曾在《现代化 的陷阱》一书中曾列举广东省走私与政府官员护私之间的关系，如湛江市遂溪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强辉、县打击走私办公室、工商局、公安局、农业银行遂溪支行负 责人等6人，不仅与走私犯罪者通谋，还为走私活动提供巨额资金（贷款）。\[69\] 自1998年中国开始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沿海地区海关关长的倒台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广东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海南三亚海关关长黄贵兴、浙江舟 山关长陈立钧、杭州海关关长耿永祥、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等人贪污受贿的案件接连曝光，表明许多海关官员早已成了走私活动的保驾者。\[70\] 仅仅在2001年这一年里，全国海关系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就达140起，303位官员因涉贪污腐败受到处分。\[71\] 发生于1999年的“湛江特大走私案”最生动地说明了政府官员在地下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时，湛江市委、市政府、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 理、商检、港务等政府管理部门均参与了这一大案，涉案官员竟多达259人。\[72\] 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被牵扯进去的官员职务更高，人数更多，包括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 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干部共达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连中共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触目惊心。”\[73\] 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的广东省汕头、普宁等地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此案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 下发生的。一些基层政府负责人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假企业虚报增值税；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在犯罪分子的笔记本上就记 录着向海关人员送出的巨额现金数目。中纪委“807”工作组前后检查的1,142户企业中，827户是假企业，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占98.33％。 \[74\]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黑色经济活动”在中国政府的打击中不断成长壮大，其原因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成了“黑色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庇护者。由于中国 政府的反腐败只是运动式的，寻租活动空间极大，而腐败官员受惩率不到六分之一，政府官员参与腐败活动支付的“机会成本”极低，因此发腐败行动收效甚微。这 再次证明了中国的高度“软政权化”：官员们为了获取利益而破坏法律与公务员的职业道德。 六、研究“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认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 本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均见诸于中国媒体的报导，是已经受到法律惩治的黑社会组织案例。这些黑社会组织受到惩罚，丝毫不意味着黑社 会就从中国土地上绝迹了。可以说，只要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继续下去，黑社会组织滋生的土壤就始终存在。只要研究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中叶以来秘密会 社的历史，就不会否认这一结论。当代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由于政治高度腐败，官员与黑社会之间存在的政治保护关系使得中国现阶段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2004年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观察到中国政治的一大嬗变：在对各种维权活动与维权人士的镇压当中，政府不仅使用政治暴力， 还大量借助黑社会组织并使用黑社会暴力手段。面对如此堕落的政府行为，国际社会除了表示抗议之外，还来不及做出更深刻的反应。 那么，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与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对这一点，至今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要理清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 政治嬗变的脉络，还得回到中国黑社会组织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上来：只有理解了黑社会组织对中国政治的日渐渗透，才能理解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富有中 国特色的政治现象，这也是笔者写作这个研究报告的目的。 有关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以及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所涉猎，《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出版）的第 10章就专门讨论黑社会组织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过去多年来中国出版了不少研究黑社会组织的专著，也有不少专门研究中国黑社会组织的专家，但由于中国并无 学术自由，这些有关黑社会的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演变，甚至远远落后于媒体报导。比如，媒体已经大量揭露黑社会组织对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严重 渗透，中国的学术界还在探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而学术界之所以不得不反复探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75\]，其实不过是因为中国政府至今只肯 承认中国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76\]，却不愿意承认中国有“黑社会组织”。 国际犯罪研究专家对现代黑社会组织的特点已有共识，以此来衡量中国的黑社会犯罪就可以得出结论。黑社会组织的五大特点是： 一，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二，集团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整个黑社会可视为一个亚文化群；三，集团的活动一般处 于秘密状态之中，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能公开；四，集团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五，集团行为与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以这个标 准来观照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即已出现黑社会组织，而90年代则是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时期。中国政府竭力限制民间 社会的发育，最后却因政治腐败而导致最恶劣的民间社会之“替代品”──黑社会组织大量出现。 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主要危险，本研究报告主要研究黑社会组织如何在官员的庇护下垄断经济行业、参与社会公共生 活，以及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在中国的主要表征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的合法化与普遍化（见笔 者“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夏季号）。这种政治嬗变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当“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神话破 产之后，依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只能借助暴力维持政权。 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主要限于警 察与司法部门，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限于黑社会组织从事的特殊经济活动；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几乎遍及党务、政务、金融、司法、土地管理、工 商、税务等许多要害部门，其经济活动范围也较其它国家宽广得多。而黑社会价值观念对官场文化的渗透，更成为中国政府统治手段非正当化的理念支撑──这是一 种潜价值观，即从来不公开宣扬，但私下里却支配着许多人行为的价值理念。 只有理解了以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为特征的统治手段非正当化，才能理解现阶段在非正义的制度压迫下，中国民众的人权状态处于何种 无望状态：政治上，中国老百姓处于彻底的无权状态，面对层层官吏的压迫而无力抗争；在社会生活中，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使得法律规定的社会秩序流于虚文，人 民面对黑社会的暴力肆虐唯有忍受。更重要的是，黑社会组织特具的掠夺性、寄生性与反社会性，在中国因得到权力的庇护而更加恶劣。如果任由这类组织占领民间 社会，中国清末民初的历史将会以另一种更恶劣的形式重现。 【参考文献】 Charles H. McCaghy, 1976, Deviant Behavior: Crime, Conflict, and Interest Groups. N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Robert K. Merton,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pp.672-682. For a revised discussion see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7), pp.131-194. Andrew G. Walder,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李强，2005，“‘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谢岳，2005，“中国乡村的‘保护主义政治’极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4至120页。 【注释】 \[1\]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吴雨、梁立成、王道智，《民国黑社会》，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2\] 何清涟，“中国的发展瓶颈──扭曲的教育资源配置”，《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4年6月9日。 \[3\] 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 \[4\]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 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2003年。 \[6\] “‘打黑除恶’特别报告”，人民网，2001年1月10日。 \[7\] 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保护主义”辞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1页。 \[8\] 近年来破获的高级黑社会组织均有庞大的政治关系网。比如，福建陈凯案涉案官员共113位，包括原福州市委副书记宋立诚，原福州市委秘书长、鼓楼区委书记、 区长方长明，原福清市委书记朱健，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副处长钱香进，原福州市文化局长吕赣明，福建省反贪局长王小青，公安局长徐聪荣（陈的义父，陈凯重要 生意合伙人徐力之父），公安局副局长吴玉霖，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原行长陈秀竹，原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智渡江，原省地税局副局长李康振，原省公安厅治安巡 警总队政委周刚，原鼓楼区副区长徐自才，原福州市公安局行动大队长冯怀明，原连江县公安局长陈伯炯，原福州鼓楼区法院院长刘瑞广，原福州中院副院长王余 汉，原省警察官学校政委葛坚，原福州台江公安分局副局长颜景秀，福州中院民庭庭长陈时堪，原福州纪委一室主任林尔铭，原福州鼓楼区地税局办公室主任陈旋， 原福州市文化局市场稽查队长梁晨光，原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于锋，原温泉派出所长王建国，后任温泉派出所长俞国平，原福州市城管执法局大队长邹义 勇等人，原三明市副市长刘用昭，原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峰，原鼓楼区法院副院长游礼杰，原鼓楼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游可为。资料摘自“福建黄赌毒王 朝覆灭记：黑社会团伙的35顶保护伞”（www.sina.com.cn，原载2005年10月17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和“福州首富陈凯案暴露官场 黑洞”（《周末》（南京），2004年8月1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文、张执新两兄弟黑社会组织的关系网共有13位，即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原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王瑞，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队长汲忠义，该市公安局经济侦察支队原队长沈俊杰，该市公安局铁锋分局原局长孙柏荣，该市公安局龙沙分局原副局 长侯建伟，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原副支队长戚兵，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案一大队原队长宋占江，该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原政治处主任吴绍华，该市公安局龙沙分 局刑警大队原民警石忠力，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原副庭长王金才，该市第一看守所原所长冯雷。见“黑龙江最大涉黑案开庭，黑老大曾经当上政协常 委”，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有关宋永佳集团的资料见“中国黑社会公司化全透视”，《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8月14日。 \[9\] 伊铭，“厦门远华走私案黑幕重重”（http://asiademo.org/gb/2000/01/20000123b.htm）。 \[10\] “中国4年间共发生死亡10人以上煤矿事故188起”，新华网（北京），2005年11月11日电。 \[11\] 2005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从今年8月22日开始的清查官员入股煤矿工作已有阶段性结果：全国共登记在煤矿投资入股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 4,578人，其中政府官员3,002人。登记入股金额6.53亿元，已经撤资4.73亿元。见“4500余名干部撤资4.73亿，四部门严查弄虚作 假”，《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2日，据新华社电。 \[12\] “2006年冬季矿难之怪与恨：官煤勾结依然存在”（http://news.tom.com，2006年12月04日05时30分。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13\] 甄信，“黑夜里的罪恶”，《南方周末》, 2000年10月26日。 \[14\] 刘志明，“黑道‘变脸’，走上公司化道路”，《中国新闻周刊》总144期，2003年8月21日。 \[15\] 冀文海，“非法娱乐场所背后有‘黑道’”，《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4月8日。 \[16\] 张周来、邓苏勇，“‘保护伞’下的‘第二政府’：广西岑溪二程黑社会组织”（www.qianlong.com，2004年4月9日）， 原载《南国早报》。 \[17\] 出处同上。 \[18\] “福州首富陈凯案暴露官场黑洞”，《周末》（南京），2004年8月18日。 \[19\] 陈凯案资料摘编，孟唤、石庆伟、曾华国，“福建黄赌毒王朝覆灭记：黑社会团伙的35顶保护伞”（www.sina.com.cn，2005年10月17 日），原载于《民主与法制时报》；“福州首富陈凯案暴露官场黑洞”，《周末》（南京），2004年8月18日。 \[20\] 亓树新，“黑龙江最大涉黑案开庭，黑老大曾经当上政协常委”，《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黑龙江打掉建国以来最大黑社会性质组织，黑恶‘保护伞’10余人落网”，《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7日。 \[21\] 出处同注\[19\]。 \[22\] “浙江温岭特大黑帮案开审 67名国家干部涉案”，中新网，2000年12月19日；“温岭黑社会：一个标准黑社会样本的方方面面”（http://edu.sina.com.cn，2001年1月20日），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23\] 玛雅，“北京门事件──嘉利来案显露地方官员挑战中央权威”，香港《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总第183期）。 \[24\] 赵民望，“兰州证券黑市为何猖獗”，《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2月16日；赵民望，“兰州证券黑市案将审，34名嫌疑人未逃法网”，《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12月17日。 \[25\] 中新社北京2006年5月25日电。 \[26\] “打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访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南方周末》2004年9月2日。 \[27\] “辽宁盘锦8·29涉黑案庭审直击”，《辽沈晚报》，2004年2月10日。 \[28\] 见1994年至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网上可下载。 \[29\] 《亚洲时报》，2005年9月2日。 \[30\] “9年内逾万违纪民警被处停职”，《新京报》2006年2月15日。 \[31\] 中国新闻网（以下简称“中新网”），2004年01月17日。 \[32\] 阿成、张立力，“黑社会第一女老大的覆灭”，《重庆晨报》，2004年6月6日。 \[33\] “2003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员职务犯罪一览”，新华网，2004年1月30日。 \[34\] 中新网，2006年1月21日。 \[35\] 中新网，2006年06月14日。 \[36\] 《天府早报》（成都）2006年3月3日。市县州数据来源于四川省政府网行政区划栏目（www.sc.gov.cn）。 \[37\] 中新四川网，2003年7月27日消息。 \[38\] “贪市委书记培植出山西最大黑社会团伙”，新华网，2001年7月22日。 \[39\] “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案中案，侯伍杰案的前世今生”，《财经》，2005年10月20日。 \[40\] “三亚开审琼南最大涉黑团伙，保护伞竟是‘严打’组长”，新华网，三亚2002年8月7日电。 \[41\] “首先要打掉狱中‘黑社会’”，《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24日。 \[42\] “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 \[43\] “担当黑团伙保护伞，原沧县公安局长等9民警获刑 ”，千龙网讯（www.qianlong.com/）。 \[44\] “广东一名警察组织黑社团横行5年被仇家枪杀”，金羊网-新快报，2005年9月1日。 \[45\] “湖南永州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成‘地下银行行长’”，原载东方网，2006年7月22日16时11分（http://news.163.com/06/0722/16/2ML9OG6G0001124J\2.html）。 \[46\] 搜狐网（2005年7月6日）转载，“河南平舆公安局副政委遭黑势力报复背井离乡”，原文来自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04年7月20日节目实录。 \[47\] “记者暗访湖北松滋市‘扫黑局长’”，《北京青年报》，2001年11月27日。 \[48\] “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 》，2001年3月9日；孟唤、石庆伟、曾华国，“沈阳刘涌犯罪集团背后的黑幕：‘保护伞’送‘黑道霸主’进人大” ，新华社北京2001年4月25日电。 \[49\] 朱海兵、曾祥生、甬仲，“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50\] 亓树新，“黑龙江最大涉黑案开庭，黑老大曾经当上政协常委”，《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 \[51\] 段宇宏，“明星企业家的涉黑之路”，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8月14日。 \[52\] 马中原，黄日飞，“内地人数最多、手段最恶劣的黑恶组织终于栽了”，《人民日报》，2004年4月26日。 \[53\] “渭南市纪委关于原潼关县委书记李纪计、原潼关县长王元安问题的通报”，《渭南日报》，2004年8月13日。 \[54\] “许文有：和黑帮较量的人”，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5年11月04日；“我国正处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中新网，2006年1月20日电。 \[55\] 帅政、刘轶芳，“山西破获‘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纪实”，新华网，2004年6月4日。 \[56\] “‘第二政府’血腥垄断，3年赚1亿，黑社会终遭灭顶”，《法制日报》，2004年4月19日。 \[57\] “工商局长竟是黑社会头目，敲诈勒索逼良为娼”，新华网，2004年7月19日。 \[58\] “林艳兴，“江西一在押‘黑老大’享受非常待遇，引起群众不安”，新华网南昌2003年7月15日电；林艳兴，“生米镇‘黑老大’案放倒三名县乡领导”，新华社，2003年9月29日。 \[59\] 曹陆军、陈澎，“湖南最大涉黑案一审宣判，57名被告受到严惩”，新华社，2003年4月2日。 \[60\] 江雪，“陕西长安县郑卫国黑恶团伙罪行录”，《华商报》，2001年7月21日。 \[61\] 郑燕峰，“山东破获8年悬案，已故省水产局长雇凶杀正厅高干”，《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30日。 \[62\] 帅政、阎天星，“山西一前任局长买凶炸死新局长，一家三口被枪决”，新华网太原2003年8月22日电。 \[63\] 唐席平，“县委书记导演两起惊天杀官案”，《家庭》，1999年12期（总第225期）。 \[64\] 邹高翔，“八小时庭审广东巨贪严文耀”，《北京青年报》，1999年8月11日。 \[65\] “平顶山市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今日伏法”，南方网，2001年12月5日。 \[66\] 尚剑、王中，“商丘雇凶谋杀案有新进展”，《检察日报》，2000年8月25日。 \[67\] “选举现场枪杀案（上）”，2003年9月15日，《新闻调查》节目，“央视国际”，2003年9月23日转载。 \[68\] 舒阳、楚河，“延安黄龙一乡政府大院发命案 党委书记杀死乡长”，《华商报》，2004年12月26日。 \[69\] “中新社”湛江1996年9月10日电，见《深星时报》1996年9月11日。 \[70\] “近两年海关关长落马一览”，《羊城晚报》，2000年7月9日。 \[71\] 张毅，“中国海关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产经新闻》（www.chinatradenews.com.cn/old/20020208/1.htm）。 \[72\] 杨菊英、徐振邦，“暴风雨过后的湛江海关”，《大地》（人民日报），2001年第15期。 \[73\] “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厦门特大走私案首批案件，有关涉案人员党纪政纪处理情况”，《人民日报》，2000年11月09日第1版。 \[74\] “虚开金额达323亿，共和国第一骗税案水落石出”，中新网北京2000年12月13日消息（http://news.china.com/zh\cn/domestic/945/20011213/10170293.html）。 \[75\] 邱格屏，“‘黑社会组织’的性质界定与辨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号；郭自力，“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出版。 \[76\]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 下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 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 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1期，总第96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APEC 期间的拜习会为何不被看好？
何清涟 由于美国邀请，11月15日至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将于11月15日APEC峰会间隙期间举行。此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谈到外界期待已久的这次会谈时称：“我们的目标是两位领导人11月在旧金山会谈时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但是王毅的回应则是说，“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美国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则认为“加沙的血腥战争为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争取支持的宝贵机会，使这两个专制威权国家得以利用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浪潮，并以人道主义价值观与和平的拥护者自居”，国际态势对美、中、俄三方竞争，有利于后两者。 双方菜单上将有什么？ 对美方来说，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沉寂已久的“全球南方”开始活跃，76+中国与金砖国家遥相呼应，中俄两国已经隐然成为“全球南方”的共主。乌克兰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以巴战争开始，以美联盟在军事上取得对哈马斯的绝对优势的同时，在第二战场（舆论战、政治战）却全都失利，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都明确反对以色列，在平民死亡人数越来越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已犯下战争罪。加沙的事件正促使‘全球南方”远离西方，远离美国，并可能使其对莫斯科的态度更加热情友好。” 鉴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明显的影响力，为了避免以巴冲突升级为区域性战争，以及赢得乌克兰战争的体面结束，美国拜登政府亟欲与中国缓和关系，可以预见，这次拜习会，美国是提出要求（解决问题）的一方，而中国则是就问题开出要价的一方，美方的菜单上将有以巴冲突、俄乌战争、台湾问题这些地缘冲突，经济上的将退居其次。但中国摆足了架势，要的价码不会太低。 预计两人会晤的议程将涵盖一系列问题，美国开出的菜单上包括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争端、台湾问题、人权，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进入美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题，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对于中国来说，上述问题有主有次，往积极方面预测，两人的会面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企稳止跌，华盛顿和北京有望以“做交易的方式”在个别议题上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例如人权问题（尤其是新疆维族问题）会针锋相对，气候变化会答应合作（中国毕竟是世界太阳能、风能设备的主要生产国），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美国与欧盟最近调整为以哈战争）、芬太尼则是可交易性议题，换取的将是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领域的制裁。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多半是危机风险管控共识。 与此同时，一个由美国11个农业团体代表组成的美国农业代表团11月2日抵达北京，他们将与中方人员就扩大双边农业合作进行洽谈。这是美国农业行业自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表示，“我们的关系既庞大又复杂，但农业是这种关系的压舱石。” 整个来说，美方在这次会晤中筹码不多，因为自身面临的问题太多。这点，中国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为什么亟需与北京缓和关系？ 美国拜登此刻正面临来自国际社会与国内两大方向的压力。 1、国际反以反犹反美浪潮方兴未艾，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正在退缩 在俄乌战争上，北约集团的立场一直比较一致，即使乌克兰反攻未成功，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等希望尽快结束，但并未就战争的性质发生原则性的分歧。但这次不同，随着强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与国内反以浪潮，美国拜登政府不得不向后退缩，软化立场。美国CNN在11月2日的报道中称，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警告以色列称，随着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制造的人类苦难不断加剧，全球对此的愤怒也在不断上升，而以色列受到的支持也因此逐渐削弱。因为欧盟各国在以巴战争上面临本国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态度有变化，在11月7日东京G7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不得呼吁盟国要“以同一个明确声音说话”。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发言表示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认为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不是正确的做法。拜登反对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 2、美国国内反以浪潮汹涌 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公民更有可能将以色列描述为盟友，但对其反应存在分歧。这项于11 月2日至6日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哈马斯对当前冲突负有重大责任。12% 的人表示美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但40%的人表示以色列的反应太过分了，只有36%的人希望美国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援助。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认为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对这场战争负有很大责任，而 35% 的成年人对以色列政府也有同样的看法。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伊朗政府对这场冲突负有很大的责任，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将当前的战争归咎于哈马斯。然而，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将很多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政府（43% vs. 25%）。 最苦恼的莫过于美国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等。这些大学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学生们日益高涨的反以援巴活动，二是犹太金主们纷纷关上支票本。 而美国的反以活动不局限于校园，全国各地都出现反以援巴大军，11月4日，数万抗议者齐聚华府，将愤怒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乔·拜登，指控他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抗议者高呼口号，“拜登，拜登，你无法隐藏；我们指控你犯有种族灭绝罪。” 11月7日，约80名抗议者前往密苏里州的工厂，不允许任何工人进入工厂，理由是这座工厂提供的武器正在拖累美国。这家工厂是波音公司旗下的，正在为以色列生产1000枚精确制导弹药，用于支持以军打击加沙地区的目标。抗议者指出，美国不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工厂也不能给以色列制造武器，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儿童杀手”。《纽约时报》是美国左派媒体旗帜，11月9日其总部被一群抗议者占领。以上列举的只是全美反以活动中的数例。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这一切不仅加剧了美国民主党内的分裂，还影响到拜登的连任计划，《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11月上旬的民调显示，在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中，拜登以 4 到 10 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了他最有可能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仅在威斯康星州领先两个百分点；该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迈进。 以上就是拜登亟欲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对即将举行的拜习会，美国智库人士普遍不看好，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接受VOA的采访时说，目前的氛围并不利于华盛顿与北京改善关系，“问题在于（美中）两国都存在着相互妖魔化的气氛，因此政治正把各自推向对抗的方向。”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1月1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86923）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中国的反精英情绪从何而来？
好几年以前，曾看到过有文章提到中国的中低层人士已经产生了反精英情绪，一看到精英阶层有人倒霉，网上一片叫好声音。我记住了这一观察，但反精英情绪强烈到什么程度，对此却并无切身感受。上个月末在推特上有关“精英”一词的争论，却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情绪。 此次争论的缘起很简单。4月下旬，我在“面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惶恐”一文中使用了一个分标题，“中国精英阶层的惶恐”。对精英这个词的使用，一些推友有意见，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中国没有所谓“精英”，就像它也没有贵族。 二、“精英”这词本身不妥，暗含只有这些人是社会精华的意思，宣传一种傲慢和不平等。 三、中国的精英没有道德，所以不能算是精英。更有比较极端的意见，认为拥护共产党就不能算是精英。 四、彻底颠覆“精英、草根”及原有的社会分层话语系统。一位推友干脆就说：“什么精英草根的，那是你们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匪区分五等，大土匪，中土匪，小土匪，屁民和冤民 ”。 尽管我向这些推友解释：任何研究都需要一套话语系统，研究者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时必须借用这套话语体系。“精英”其实只是与“草根”相对应的一个词汇，其定义很简单：受过良好教育，占有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并无道德含义。更何况，为“精英”一词赋予道德含义，会让人们在使用这词汇时产生困扰，比如一些上层精英一旦有了道德缺陷，比如包养多个情妇、贪污腐败等，难道就能因此将他们贬入“草根”阶层？如果弃用精英、草根、上层、中层这一社会分层的话语系统，研究写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就会变成这种范式：“开篇：界定中国各等土匪之内涵外延；第一章：中国大土匪的属性，第二章……”，这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可行的。 讨论者也意识到这种颠覆话语系统的事情说说也就罢了，真要行之于世也太困难。但是好几位推友仍然认为用“精英”一词是抬举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层，于是以张艺谋为例，认为他只能算“精”（精于算计），但未必是“英”（即“人之英华”之意）。 但是我对推友们否定中国精英存在的倾向很感兴趣，因为这是转型期社会情绪的一种折射。在我看来，这种情绪至少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未能肩负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任何社会都有本社会的精英阶层，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个异数。首先这是缘于毛泽东本人有严重的反精英情结与反智倾向，即使在他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之后，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从革命者到执政者的心理转变，那句“文革每隔七八年要来上一次”的名言就是这种反精英情结的反映。其次，毛领导的革命本身就是消灭社会精英的革命。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那套“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圣谕才被国家建设需要人才的现实完全推翻，“精英”一词也就慢慢地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及各种评论文章里了。 可以说，80年代直至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由草根上升为精英的通道是畅通的（许多省部级、厅局级贪官，包括学者型大法官黄松有都出身于农家或平民家庭是证明）。“精英”一词也被赋予中国式内涵：被衍伸为“在某个方面对社会、国家有突出贡献甚至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和国家前进方向的人士”，民间的俚俗解释就是“有本事、能耐大的人”。此时无论是精英还是非精英，都一致认定精英阶层理所当然地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精英一词的使用是正面的。 但随着90年代的改革堕入权力市场化这条不归路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就逐渐痞子化，精英阶层利用权力瓜分掠夺公共资源且越来越肆无忌惮。无数事例表明，政治精英与腐败密不可分；经济精英与权力勾结瓜分资源且毫无社会责任感；知识精英为政治经济精英代言而毫不知廉耻。精英阶层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拒绝承担责任，底层民众毫无权利还要被精英阶层掠夺轻视。其结果造成精英阶层公信力下降，草根在道德层面上对精英阶层持否定态度并产生反精英情结的主要原因。 二是精英产生的机制有严重问题。买官卖官成了官场升迁的不二法门（女干部则被讥为从床上培养）。随着就业机会日益稀缺，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现象使得中国的大学丧失了“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功能。就业的竞争成了就业者家世背景的竞争。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曾经畅通的社会上升管道已经变得非常狭窄。从精英产生的机制来看，中国正在向身份型社会复归（即精英选拔是以血缘为标准）。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两种阶级观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精英阶层）抱持否定态度，并崇尚以暴力为手段推翻有产阶级然后取而代之。在社会上升管道梗阻的社会，社会中低层上升无望，则容易产生对精英阶层的怀疑与仇视，这种极度的社会紧张状态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产生的温床。另一种是凡勃仑的观念，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认为底层对上层的羡慕，通常表现为希望自己通过努力也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在社会阶层流动管道畅通，底层通过努力能够获得上升机会的社会，社会低阶成员可以实践凡勃仑的阶级上升意愿。 综合以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使用“精英”“草根”这类名词，而是要改变精英阶层有特权无责任、平民草根无权利有义务的不平等状态，打通社会上升管道，消除社会紧张与阶层对立。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anti-elite-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